汉唐时期春节饮食习俗
汉唐是由立春节庆向现代的春节大年节的过渡时期。它表现为两个演进过程：其一为节庆日期由以立春为中心，逐渐过渡到以正月初一为中心，如《荆楚岁时记》所云：“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 即岁之元、时之元、月之元，所以汉唐人称之为元旦；其二为单一型态的立春农事节庆逐渐过渡到复合型态的新年节庆。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以除疫、延寿为目的的饮食习俗，其主要表现就是饮椒柏酒、屠苏酒、桃汤，吃五辛盘、胶牙饧等。
早在汉代，元旦便与饮椒柏酒的习俗结合在一起了。椒酒在先秦时曾是楚人享神的酒醴。到了汉代，“椒”又与寿神之一的北斗星神挂上了钩。据东汉崔《四民月令》说：“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人身轻能（耐）老，柏是仙药。”可见，当时人们已相信元旦饮用椒花柏叶浸泡的酒，能使人在新年里身体健康，百疾皆除，延年益寿。
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在元旦除了饮椒柏酒外，还兴起了饮屠苏酒的习俗。《荆楚岁时记》中说：元旦“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进敷淤散，服却鬼丸；各进一鸡子。”屠苏是一种药剂，南朝梁人沈约《俗说》云： “屠苏，草庵之名。昔有人居草庵之中，每岁除夜遣闾里药一剂，令井中浸之，至元旦取水置于酒尊，合家饮之，不病瘟疫。今人有得其方者，亦不知其人姓名，但名屠苏而已。”显然，最早的屠苏酒是预防时疫的一种中药配剂，在元旦取浸过屠苏药剂的井水饮用，含有新水崇拜的意味。后来，晋人葛洪曾用细辛、干姜等泡制屠苏酒，逐步演化为用一些中药来泡制酒，以起治病防病的作用。
吃五辛盘也是为了健身。魏晋时将大蒜、小蒜、韭莱、芸苔、胡荽称为五辛，在元旦时，人们将这五种辛香之物拼在一起吃，意在散发五脏之气。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在《食忌》中说：“正月之节，食五辛以辟疠气。”他在《养生诀》中亦云：“元旦取五辛食之，令人开五脏，去伏热。”按照现代科学观点，元旦之际，寒尽春来，正是易患感冒的时候。用五辛来疏通脏气，发散表汗，对于预防时疫流感，无疑具有一定的作用。吃五辛盘反映了汉唐人们把新年健康的追求寄托在元旦这一天。
五辛盘是后世春盘，春饼的雏形。唐代时，人们对五辛盘作了改进，增加了一些时令蔬菜，汇为一盘，号为春盘，取其生发迎春之义，在元旦至立春期间食之。如唐代《四时宝镜》中言：“立春日春饼生菜，号春盘。”《关中记》也说：“唐人于立春日作春饼，以春蒿、黄韭、蓼芽包之。”随着时间的推移，春盘、春饼，春卷的名称相继更新，其制作也越来越精美了。
元旦中的其它一些食物，也多寓吉祥之意，表达人们对新年美好生活的向往。如元旦吃“胶牙饧”，这是一种饴糖，古汉语中“胶” 与“固”相通，胶牙即固牙，俗传吃了这种糖之后可以使牙齿牢固，不脱落。
大约自汉代起，元旦期间大吃大喝已成风气。据《汉官仪》和《后汉书•礼仪志》等书记载，汉制规定，每年元旦，群臣都要给皇帝朝贺，称为“正朝”，皇帝便大摆筵席款待群臣，君臣饮宴欢度佳节。此后，在魏晋至唐，元旦朝贺，皇帝大宴群臣成为定制，如曹植《元会》诗中描写三国魏时元旦贺宴会云：“初岁元祚，吉日惟良。乃为嘉会，宴此高堂。”晋时元旦朝贺皇帝时，皇帝要给百官增禄，每人赐醪酒二升。宴会上，“冠盖云集，樽俎星陈。肴蒸多品，八珍代变。羽爵无算，穷乐极宴。”唐代宫廷元旦朝会不仅沿袭汉晋旧俗，而且由于天下一统，经济文化繁荣昌盛，元旦宫廷宴会自然成为旷代之举。元旦之日，唐朝皇帝不仅要受汉族百官朝贺，而且来自远方少数民族和附属国的首领和使臣也来奉礼恭贺。因此，朝堂大殿筵席纷陈，钟鼓喧天，丝竹震耳，歌舞升平，预祝新年国运亨通。
正月十五元宵节，又称上元节，是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
元宵节起源于汉代，但对元宵节的起源，自古以来即有几种说法，其中一个主要的说法是，汉武帝采纳方士谬忌的奏请，在甘泉宫中设立“太一神祀”，从正月十五黄昏开始，通宵达旦地在灯火中祭祀 “太一”天神，从此形成了这天夜里张灯结彩的习俗。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佛教中聚集观灯的习俗又与之结合起来。这样，正月十五灯火辉煌的活动，既有祭太一神的旧俗，又有燃灯礼佛的虔诚，成了一个独具风采的传统节日。
汉唐时，元宵节并不是吃汤元，汤元始于宋代。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在这一天主要是喝豆粥，《荆楚岁时记》说：“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正月半宜作白粥泛糕。”
唐代时，人们在晚上观灯之时，喜食一种粉果和焦(饣追)，焦(饣追)是一种油炸的带馅圆面点，焦(饣追)与汤圆的外形和内馅完全一样，所以有人认为，焦(饣追)实为炸元宵，不过它是用面制作的。
上述汉唐时的元宵节食俗，主要为一些小点心，宋代以后，元宵节的饮食就日益丰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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