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通史] 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附TXT）

一引言

      　　1历史上的中国的含义
      　　本书要讲的，是历史上中国的疆域的变迁过程，因此首先必须讲清“历史上的中国”的含义。“历史上的中国”是不是就是现在的中国呢？当然不是。因为如果这两者没有什么区别的话，它们的疆域也就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只讲现状就行了。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中国”这个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到春秋时已经用得很普遍了。“国”（繁体字作“國”）与“或”字相通，指的是城、邑。春秋以前，大大小小的国数以千百计，于是天子所居的“国”（京师）就被称为“中国”，即处于中枢地位的国或各国中心的国。以后又将地理上处于中心区的国泛称为“中国”，即处于中心区的国。这一中心区开始只限于今天的黄河中下游，即周天子的直属区和诸侯中的晋、郑、宋、鲁、卫等国，而周围地区或其他诸侯国就不能算中国。到了秦汉时代，原来的诸侯国都已包括在统一国家之内，这些地区就都可以称为“中国”了。显然，随着统一国家的形成、疆域的扩大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的概念是在不断地变化和扩大的。一般说来，一个中原王朝建立了，它的主要统治区就可以被称为中国，而它所统治的边远地区以及统治范围之外就是戎、狄、蛮、夷，就不是中国。

      　　正因为中国的概念是变化的，范围是不固定的，所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模糊的、不确切的。即使在中原王朝内部，人们也可以把其中比较边远偏僻的地区看作非中国。由于没有明确的标准，人们往往只是根据习惯，所以不仅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说法，就是在同一时代说法也不一样。有些地区已经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经济文化有了一定的提高，自认为可以跻身中国了，可是在老牌的中国看来，它们还没有称中国的资格。以后它们被承认为中国了，又有相对落后的地区被当作非中国。例如在西汉时代，四川盆地的汉人聚居区对周围的少数民族早已以中国自居了，可是在关中盆地和黄河下游人们的眼中，四川或许还没有称中国的资格。今天的江西、湖南，那时已经正式设置了郡县，是汉朝疆域的一部分，却还没有被当作中国。到了明朝，湖南、江西当然能称中国了，可是今天的云南、贵州一带还被当成非中国。

      　　中国也是一个文化概念，一般即指汉族（华夏）文化区。在特殊情况下，中国就成了王朝法统的同义词。例如在西晋以后，东晋和南朝政权虽然已经离开了传统的中心地区，但都以西晋的合法继承人自居，自认为是真正的中国，而把北方的政权称为“索虏”（扎着头发的下贱人）。但北方的政权却认为自己灭了西晋，夺取了这块传统的中国地区，当然就成了中国，而东晋和南朝只不过是偏于一隅的“岛夷”（海岛上的野蛮人）。这场中国之争到隋朝统一才解决。隋朝继承了北朝的法统，自然承认北朝是中国；但它又不能否定南朝的中国传统，更何况南朝也已归入自己的版图。所以隋朝给了双方以平等的地位，都承认为中国，到唐朝初年编前朝历史时就南、北双方并列，因而有了南北朝的名称。

      　　从明朝后期开始，来华的西方人一般都用中国或中华、中华帝国来称中国，而不是用明朝或清朝。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被作为国家或清朝的代名词，尤其是在国际交往中。但是人们的概念还是相当模糊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像魏源（公元1794—1857年）这样一位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也是如此。在他的著作中，中国一词有时是指整个清朝的领土，和今天的概念一致，有时却只指传统的范围，即内地18省，而不包括蒙古、西藏、新疆、东北和台湾在内。

      　　到了晚清，中国作为国家的概念已经明确了，但清朝的正式名称还是清、大清或大清国。清朝在对外交往或者正式条约中也使用中国，往往还包含着一种传统的心态，即着眼于中国二字的字面含义——中心、中央、天下之中的国家。同样一个名词，西方人的理解只是一个国家，即China，并无特别尊崇的意思；清朝却理解为Central

      　　Empire，当作一种尊称而乐于接受。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才成为它的正式简称，成了国家的代名词。中国也有了明确的地理范围——中华民国的全部领土。
      　　所以，今天我们研究历史，论述历史问题中提到的中国，应该有我们的特定含义，而不是运用当时人那些模糊不清、前后不一的概念。我们所说的中国，既不应该等同于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这些中原王朝，也不应该等同于汉族或中原地区，而必须包括我们所明确规定的地理范围内的一切政权和民族。

      　　那么，能不能就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为范围呢？显然也不妥当。因为由于100多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中国已有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攫取，外蒙古（今蒙古国）的独立也使中国的领土减少了156万平方公里。今天的中国领土已经不能包括18、19世纪清朝的最大疆域，无法反映当时的实际。所以我们讲历史上的中国，应该以中国历史演变成一个统一的、也是最后的封建帝国——清朝所达到的稳定的最大疆域为范围。具体地说，就是今天的中国加上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以东，蒙古高原和外兴安岭以南的地区。这一范围内的地区，大多在历代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有的曾先后归属中原王朝管辖；有的曾由当地民族或非汉族建立过政权，而这些民族已经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应该指出，我们选择这一范围并不是因为它的广大，而是由于它能比较全面地反映中国疆域发展的结果。事实上，这一范围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大疆域，例如唐朝的西界一度到过咸海之滨，元朝的北界远达北冰洋，朝鲜的北部曾是汉朝的郡县，越南北部曾是明朝初期的一个布政使司（省）。

      　　我们所要论述的疆域变迁，就是以这样一个历史中国为基本范围的。
      　　2疆域何所指
      　　本书所说的疆域，基本上就等于现代的领土。但由于历史条件不同，它具体的含义也不完全相同。所谓疆域，就是一个国家或政治实体的境界所达到的范围，而领土则是指在一国主权之下的区域，包括一国的陆地、河流、湖泊、内海、领海以及它们的底床、底土和上空（领空）。

      　　两者的主要差别在于：
      　　领土是以明确的主权为根据的，但疆域所指的境界就不一定有非常完全的主权归属。例如历史上的中原王朝除了拥有主权很明确的正式行政区以外，往往还有不少属国、藩国、羁縻［jímí机迷］单位等各种附属的、接受监护的或自治的区域。王朝在这些区域之间的地位和作用千差万别，有的能拥有完全的主权，与正式政区相同；有的只能部分控制，或者不能稳定地控制；还有的只是名义上的归属，与外国并无二致；要根据完全的主权标准来确定疆域的范围就很不容易。

      　　疆域一般只指表层的陆地和水面，不像领土这样延伸到它们的底床、底土和上空。这是由于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这样的延伸还缺乏实际意义，所以人们不可能对这些延伸部分产生主权意识。例如在没有任何飞行器的条件下，就既不可能进入别国的领空，也不必担心本国的领空受到别国的侵犯。在地下矿藏还没有充分利用、开采技术相当落后的条件下，也不会存在本国的底土受到别国算计的可能性，当然就没有明确底土归属的必要。

      　　领土一般有明确的界线，即使是一些未定的和有争议的地区，争议双方总有各自的界线。而疆域的界线却往往很不明确，即使当时也是如此。由于人口稀少，交通不便，生产手段落后，或者处于游牧、迁徙状态等原因，一个政权往往并不清楚自己的境界究竟在哪里，相邻的政权之间也没有意识到有划分界线的必要。还有些政权的边境是高山、丛林、荒漠、冻土等无人区，与其他政权完全隔绝，这些边境的界线在哪里就很难判断。

      　　领土的拥有者一般都有明确的领土意识，疆域的拥有者却未必有这样一种主权意识，而往往根据各自的标准来决定哪里属于自己的疆域。在相当长的年代里，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和信奉儒家学说的学者都认为：中国是天下之中、文明的中心，中国的皇帝就是君临天下、拥有一切的最高主宰；“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小雅·北山》）因此王朝的疆域范围不在于实际上应该到哪里，而是皇帝接受到哪里，或者是哪里的人有资格作皇帝的臣民。被称为“夷”、“狄”、“戎”、“蛮”的人是所谓“天子不臣”的对象，是没有资格作皇帝臣民的，所以不能算“中国人”，他们居住的地方也就不能算“中国”的疆域，只能是“化外”。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明明当时的朝廷已经控制了这些政权，或者管辖了这些地区，统治者却偏要说它们“不通中国”、“非我朝所有”，在列举自己疆域范围时不把它们算在内。

      　　还有的人用文化标准来判断疆域的范围，认为只有接受了汉族文化或儒家文化的地区才能算是中原王朝的疆域，否则就不能算。这就完全混淆了概念。历史上的朝鲜、越南由于长期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与汉文化区有很多相似之处，而西藏却由于本地民族一直聚居，外来文化不易传入，与汉文化区差异很大。因此在封建时代，的确有一些人念念不忘朝鲜、越南曾经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的历史，却把西藏当作外国。但事实是，朝鲜、越南早已成为独立国家，而西藏从13世纪以来，始终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对当时人的言论也要作具体分析，不能简单照搬，更不能认为连当时人们都不承认的地方就肯定不是这个政权的疆域。

      　　领土或国土是对国家而言的，它的前提是国家的存在，在还没有国家存在的时间和地区自然也就不存在领土或国土。疆域则并不一定指一个国家，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一些地区性的、民族性的政权实体，甚至一些部落或部落集团，它们实际占有的、控制的地域范围都可以称为疆域。

      　　正因为有这些区别，我们在本书还是沿用了传统的名词“疆域”，而不是用今天通行的“领土”。
      　　3疆域种种
      　　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政权形式、行政制度、管辖办法的具体情况非常复杂，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间的差别也很大，疆域的定义很难确定，也很难一概而论。但对疆域的主要类型还是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1）正式行政区
      　　无论是中原王朝，还是地区性、边疆的政权，这都是它们疆域的主要的、基本的部分。一般设置于农业区或半农半牧区，有正式的、分级的行政机构加以管理。这些机构都有固定的或经常性的驻地和明确的管辖区，对区内人民登记户籍，征集赋役和税收，执行法律。最高统治者拥有对内对外的全部权力。从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以来历代设置郡、县（侯国），或州、道、路、府、行省（省、布政使司）、厅的地区，除少数例外，一般都是正式行政区。

      　　（2）特殊行政区
      　　在边远地区、新控制或占领的地区、非汉族（或非本民族）聚居区所设置的行政区，统治者给予一定的优待，实行比较松散的管理，如减免部分或全部赋税，不进行经常性的户籍登记。这些单位的名称与正式行政区相同，长官也由中央或上一级政府任命。这种单位往往是一种过渡形式，等条件成熟后就会改为正式行政区。如西汉时在西南和南方新占领区设置的“初郡”，历代在边远地区新设置的行政单位等。

      　　（3）军事驻防、屯垦区
      　　在边疆地区设置的军事机构，以控制、监护、管理当地的政权或一部分行政事务的区域，如汉以后的西域都护府、西域长史府，唐代的大部分都护府，明代缘边的卫、所，清代的将军。这些单位都固定或经常性地驻扎军队，实行屯垦，有明确的防区或辖区，长官由中央政府任命，但对辖境内的行政和民事部分行使权力的方式就很不同：有的还保留当地的自治政权，而不干预它们的内部事务；有的完全不负行政责任，而由中央政府委派的另一套行政系统来管理；有的同时兼管民政，因而与上述特殊行政区并没有什么区别。

      　　（4）民族或地方自治地区
      　　在少数民族、非汉族聚居区或新控制的地方政权范围内设置的行政区域，有的就保持了原有的机构和名称，有的作了一些改变。这些区域的共同点是：长官实行世袭，或者按照当地原有习惯产生，但必须得到中央或上级政府的批准或确认；长官可以保留原来的称号，但必须承认臣属的地位；可以有自己的军队，但对外的军事行动必须得到上级政府的批准，或者接受上级政府的调遣。它们对内部有自治权，但自治的程度各不相同，有的完全保持原有的民政系统，实行原来的行政制度，对中央不承担赋税和劳役，中央不派驻官员，或者只派起顾问和监督作用的官员；有的就必须接受上级政府的派员担任副职，并承担一定的赋税和劳役；有的只能管辖境内的本民族人口，或者只能保持本民族的习惯治理，而对非本族人口和新实施的法令就不能干预。至于那些只保留了原来的首领名义和经济特权，而不再给予任何行政权力的单位，或者仅仅接受了中央政府的名义，而实际完全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单位，就不属于这一类型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类区域的情况相当复杂，又经常发生变化，同一个区域的不同地方、不同时期都可能属于不同的类型，因此必须作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也不可一成不变。

      　　（5）实际统治区
      　　一个政权或政治实体实际上控制的、得到相邻政权实际承认或没有受到干预的区域。由于特殊的生产方式、经济落后或范围有限，这类区域内部一般没有行政区划或机构，治理的手段也很原始、简单。有的还有很大的流动性，没有固定的界限，如北方的游牧民族政权，南方的部族统治区，边远地区的民族政权等。

      　　确定一个地方是不是属于某一政权的疆域，不能只看名义，而应该看实质。不能从封建的正统观念和狭隘的民族观念出发，而应该站在今天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用唯物辩证的观点作实事求是的分析。

      　　对历史上的“称臣纳贡”，一般不能作为归属的根据。
      　　所谓“称臣纳贡”大致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小国与大国的关系，如明、清时的朝鲜，多数年代都是向中国称臣纳贡的，在形式上连新君登位也要向中国报告以便得到认可。但实际上朝鲜有自己完整的国家机构，它的内政不受中国的干涉。它对中国称臣主要是出于对大国的敬畏和文化上的传统习惯，是为了获得安全的保证和合法的延续性。在经济上也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进贡与赏赐往往是后者的价值高于前者，至少也是相等的。的确有的政权在向中原王朝称臣后完全服从朝廷的旨意，自愿处于从属地位。但中原王朝由于国防安全、经济利益或文化差异的考虑，宁可保持大国与小国的关系，而不愿接纳为自己的疆域，如西汉后期汉朝与匈奴的关系。至于有的政权在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后完全失去了主权，成了王朝统治下的自治地区，那就是另一种性质了。

      　　第二种是以称臣纳贡为手段的通商贸易。历史上不少游牧民族和外国商人，为了获得必需的物资或增加贸易量，往往会以进贡为手段，换取中原王朝的赏赐、免税特权或进出口的特许。这是由于正常的贸易经常被禁止，或者得不到合法的保护，而以进贡的形式不仅迎合了统治者的自大心理，而且有厚利可图。并不是这些“进贡”都代表了进贡者所在的国家，更不说明这些国家都成了中原王朝的属国。

      　　第三种纯粹是中国统治者的一厢情愿：对方完全是以平等身份派来的外交使节或贸易代表，中原王朝却非要称之为朝贡。这只能证明封建统治者的妄自尊大和愚昧无知。鸦片战争前来中国的西方使节几乎没有不被称为“进贡”、“朝贡”、“请封”的，我们自然不能因此就认为当时的葡萄牙、英国、意大利等都是中国疆域的一部分。

      　　中国历史上还有一种羁縻政区，情况也比较复杂，需要具体分析。所谓“羁縻”，就是一方面“羁”，用军事和政治的压力加以控制；另一方面要“縻”，以经济和物质的利益给予抚慰。这是中原王朝在新征服区和非汉族聚居区设置的特殊政区，虽然也用正式政区一样的名称，但一般不派遣行政官员，而由当地民族的首领世袭，也不征收赋税徭役。由于羁縻程度、时间长短、周围形势和历史背景等都不相同，所以有些羁縻政区实际上已成为民族自治地区或特殊行政区，有的则仅仅处于称臣纳贡的阶段，有的甚至只是偶然发生过联系，不能作为疆域的一部分。

      　　4为什么要了解中国疆域变迁的历史
      　　中国疆域变迁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了解中国疆域变迁的历史，就不可能正确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任何历史事实都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之内，历史时期的中国疆域就是中国历史发展特定的空间范围。因此，了解这个范围有多大，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变化，对于我们掌握历史的基本事实和概念是必不可少的。

      　　例如我们要区分历史时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关系，就必须知道当时中国的疆域范围。公元9世纪以前的越南北部是中原王朝或中国地方政权的一部分，越南这一地区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关系当然是国内关系。但9世纪以后越南独立建国，它与中国的中原王朝或地方政权的关系就变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了。如果不了解当时疆域的事实，仅仅根据现状来判断，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疆域的变化也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反映了历史进程。在现代国际关系没有建立起来以前，疆域的大小、巩固程度就集中体现了一个政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达的水平和国力的盛衰。像清朝前期，由于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又执行了现实的民族政策，在18世纪中叶实现了空前的统一，中国的疆域达到了极盛。但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次次丧失了领土。这当然是外部帝国主义入侵的结果，但也是中国国力衰弱、政权腐败的具体表现。

      　　了解中国疆域变迁的历史，能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祖先的光辉业绩。世界上多少文明古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多少曾经威震四方的国家只留下了一堆堆废墟，多少曾经繁荣发达的土地早已无数次地变换了主人。只有中国，从秦朝建立起统一王朝以来，尽管经历了无数次战争动乱、改朝换代、民族冲突、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疆域也时有盈缩，却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且在18世纪终于发展成了拥有上千万平方公里领土、几十个民族、几亿人口的大国。

      　　中国疆域变迁的历史充分显示了汉族的主体作用。从秦朝到清朝，中国的基本疆域——以汉族人口为主的农业区始终是稳定的、巩固的。这就为统一国家和民族大家庭的建立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中国疆域变迁的历史也体现了兄弟民族的伟大贡献。今天中国边疆地区的开发，以及这些地区最终成为中国的一部分，都离不开当地民族的努力奋斗。了解了这些，无疑会激发起我们的爱国热情，使我们努力维护祖国的统一，珍视各民族间的团结，为完成祖国统一和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而贡献力量。

三、中原王朝疆域的扩大和稳定：秦汉时期

      　　1第一个统一的中原王朝的建立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消灭了其他六国，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在灭六国的过程中，他并不满足于获得这些国家的土地，而是进一步向周围地区扩张。

      　　大约在公元前222年至前221年之间，也就是在秦国的大将王翦等平定楚国的江南地区和越国旧地以后，秦国就越过崎岖的山岭和茂密的森林，进入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征服了当地的越人政权。秦朝在这一地区设置了闽中郡，以冶县（今福州市）为郡治。

      　　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派蒙恬率30万大军赶走了河套一带的匈奴人，收复了战国时赵国的旧地。第二年，在阴山以南、黄河以东设置了九原郡（治所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管辖新设立的44个县（一说34县）。为了巩固北边的防线，又将原来秦国和赵国、燕国的长城连接起来，加以修缮和补建，筑成了一条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沿黄河，傍阴山，东至辽东（今朝鲜平壤西北海滨）的万里长城。

      　　大约在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秦朝的尉屠睢率50万大军分五路越过南岭。但用兵五年尚未获得征服越人的胜利，尉屠睢却遭夜袭被杀。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史禄开凿了连接湘江和漓江的运河——灵渠，开辟了通向岭南的水路。秦军再次南下，夺取了今广东、广西和越南东北一带，设置了南海、桂林和象郡三个郡。接着又把一批戍卒和罪犯安置到岭南，并让他们与当地的越人杂居，以加速民族同化，扩大统治基础。

      　　在西南，秦朝以成都平原为基地，向西、向北两方面扩张到了今大渡河以北和岷江的上游，占据了邛（今四川荥经县东一带）、笮（今四川峨边县东一带）、冉（今四川松潘县一带）、駹〔máng忙〕（今四川茂汶县北一带）等部族的地区，向南又开通了一条“五尺道”（一说宽五尺，一说“五尺”是当地部族名），从今天四川宜宾延伸到云南曲靖，并在沿线控制了不少据点，设置了一些行政机构。

      　　这样，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去世时，秦朝已经拥有北起河套、阴山山脉和辽河下游流域，南至今越南东北部和广东大陆，西起陇山、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东至朝鲜半岛北部的辽阔疆域。而且秦朝在全国普遍实行郡县制，中央政府通过郡的行政长官郡守管辖所属各县的县令（或县长）。公元前221年在全国设立了36个郡，以后随着疆域的扩大和局部的调整，到秦朝末年全国约有48个郡，下辖近千个县。能在这样大的范围里建立起一个统一国家，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当然，在这一范围内，特别是在南方新占领地区，秦朝还没有取得完全的控制，在今天的浙江南部、福建、云南和贵州往往只控制了交通线和沿线的据点，当地部族，如云贵高原上的邛、笮、夜郎、昆明、滇等的一些“君长”（部族首领）依然保持着。但由于这些部族人口稀少、生产方式落后，也没有结成强大的政治实体，无法再与秦朝对抗。更重要的是，秦朝开拓的疆域构成了以后历代中原王朝疆域的主体，成为中国统一的地理基础。

      　　在秦朝的疆域之外，匈奴已在阴山以北的蒙古高原崛起，开始向东、西扩展，并随时准备南下。河西走廊聚居着乌孙（后迁至今新疆伊犁河流域）和月氏（原在今甘肃敦煌、祁连间地，后迁至今新疆伊犁河流域及迤西一带，汉文帝时，遭乌孙攻击，又西迁至大夏，即今中亚阿姆河上游）两个民族。今天新疆及其以西地区（西汉以后称为西域，狭义的西域仅指帕米尔高原以东，广义的则包括帕米尔高原以西各地）已经存在着以绿洲上的城郭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数十个小国。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西部分布着一些羌人部族。

      　　2西汉初的困境
      　　秦朝的天下并没有像秦始皇所期望的那样维持“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就在他死后的第二年（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州市东南）揭竿而起，势如燎原的农民大起义敲响了秦朝的丧钟。公元前206年，刘邦、项羽的军队先后进入咸阳，秦朝灭亡。项羽成为天下霸主，将秦朝国土分封给各路诸侯，刘邦被封为汉王，辖境在今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不久刘邦就起兵攻下关中，与项羽争夺天下。经过三年多的苦战，刘邦在公元前202年（汉五年）初发动垓〔gāi该〕下（今安徽灵璧县东南）之战。西楚霸王项羽面临四面楚歌的绝境，突围至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自杀。刘邦在汜水北岸（今山东定陶县南）即皇帝位，国号汉（后世称为西汉），定都洛阳，但不久即迁都关中。由于咸阳已成废墟，只能在今西安市西北一个叫长安的聚落一带另建新都。朝廷暂驻秦国故都栎阳（今陕西临潼县东北），长安建成后才迁入。

      　　刘邦虽然最终取得胜利，却面临着国内外的重重威胁，西汉初年的疆域与秦朝时相比大大缩小了：
      　　北方的匈奴在冒顿单〔mòdúchán漠独蝉〕于的统率下，往东并吞了东胡，向西占据了黄河以西地区，进而赶走了月氏和乌孙，使西域大部分国家不得不服从它的统治。向南不仅夺回了“河南地”（河套及其以南地区），而且一度推进到今陕西、山西的北部。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出击，结果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以东的白登山被冒顿围困了七天，派人向冒顿的妻子送了厚礼才趁机突围。汉朝缺乏对付匈奴的军事实力，只得采取“和亲”政策，将皇族女子或选来的民女冒充公主嫁给单于。但匈奴的侵扰并没有停止，它的一些部族驻地离汉朝的首都长安只有700里，轻骑兵一昼夜即可到达。

      　　东南原闽中郡境内的越人君长在秦末恢复自立，并起兵助汉。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闽越首领无诸被立为闽越王，在今福建以闽江下游为中心建立了闽越国，都东冶（今福州市）。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封勾践后人摇为东海王，以东瓯（今浙江温州市）为国都，所以又被称为东瓯王。这两个政权表面上服从汉朝，实际上并不受约束。汉朝廷面临内外敌对势力，无暇旁顾，只能容忍。

      　　岭南原来担任秦朝龙川县（治所在今广东龙川县东）令的中原人赵佗，在秦末代理南海郡的尉（军事长官）。秦亡后，赵佗起兵并吞了南海、桂林、象郡，在公元前206年自立为南越王。大约在公元前181年前后，南越灭安阳王，又扩展到今越南北部和中部，直到北纬13°今巴江一带。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派陆贾出使南越，封赵佗为南越王。赵佗虽然接受了汉朝的封号，不再自称皇帝，但依然保持着独立地位。在西南，随着秦朝的解体，已经在云贵高原设置的行政机构也撤到了四川盆地，西汉初期一直没有恢复。

      　　3汉武帝的开疆拓土
      　　到了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时代，经过近70年的恢复和发展，汉朝的经济实力已有很大的增强，粮食和物资的储备相当充足。特别是在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

      　　154年）平息了以吴王刘濞〔bì必〕为首的七个同姓诸侯国的叛乱以后，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基本消除了内部分裂的威胁。恢复秦朝的疆域，进一步向外开拓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围攻东瓯，东瓯向朝廷求救。武帝立即派严助率会稽（今长江三角洲和浙江北部）的军队渡海前往救援，迫使闽越解围撤回。据说东瓯怕汉军撤退后闽越会卷土重来，要求内迁，于是大部分东瓯的越人被安置在长江和淮河之间地区。

      　　三年后，闽越王郢进攻南越，武帝在接到南越报告后，命王恢和韩安国出兵。闽越王的弟弟馀善杀了郢，向汉军投降。由于汉军无法久驻，武帝还是保留了闽越国，立馀善为王。但馀善依然反复无常，因此到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朝灭南越后，武帝即派杨仆等乘胜进军。次年汉军攻占闽越，馀善被部下所杀，闽越人大部分被迁往江淮之间，当地几乎成了无人区，直到西汉后期，遗留下来的越人逐渐增加，才重新在今天的福州恢复了冶县，以今天浙江台州市椒江区一带设立了回浦县，隶属于会稽郡（治所在吴县，今江苏苏州市）。

      　　武帝初年，匈奴仍然常常侵扰汉朝北部边疆。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30万汉军埋伏在马邑（今山西朔州市）一带，企图引诱单于入侵，一举歼灭。但计谋被单于识破，未等汉军合围就撤走了。从此匈奴更加剧了侵扰，汉朝北部从今陕西北部至辽宁西部一线无不受到骚扰掳掠。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开始，汉军连续发动进攻，在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驱逐了匈奴的白羊、楼烦王，收复了“河南地”。汉朝在这里设置了朔方郡（治所在今内蒙古杭锦旗北）和五原郡（治所在今包头市西北），并修缮了蒙恬所筑的城塞，使边界又恢复到了阴山山脉一线。第二年，又暂时停止了在西南的经营，集中力量筑朔方城，进一步巩固边防。

      　　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年），汉军主力从西路出击，俘获了匈奴浑邪王的儿子。不久，浑邪王杀了不肯投降的休屠王，率众降汉。这样，汉朝的疆域扩大到了整个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即今青海湖以东、祁连山东北地区，先后设置了酒泉（治所在今甘肃酒泉市）、武威（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市）、张掖（治所在今甘肃张掖市西北）、敦煌（治所在今甘肃敦煌市西）和金城（治所在今甘肃永靖县西北）五个郡。原来聚居在湟水流域的羌人被驱赶到更西的地区，他们与匈奴的联系被隔断了。由于汉朝控制了河西走廊，通向西域的大门已经打开。

      　　早在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武帝为了招引大月氏回敦煌、祁连山旧地，以便共同打击匈奴，曾经派张骞出使西域。由于往返时都被匈奴扣留，13年后张骞才回国复命。尽管没有达到联络大月氏的目的，但张骞亲历了大宛（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康居（在今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大月氏和大夏（在今阿富汗北部）等中亚国家，使汉朝了解了这一地区的具体情况。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军又一次大败匈奴以后，武帝派张骞再次出使乌孙。到乌孙后，张骞派副使出使大宛、康居、大夏、安息（今伊朗一带）、身毒（今印度）等国。到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回国，汉朝与西域和中亚、西亚的交通从此开通。

      　　但是汉朝与匈奴在西域的争夺并没有结束，汉武帝对西域发动了几次军事行动，最大的一次出动了十几万兵力、十几万头牲口和十几万民工，征服了大宛。由于交通线太长，补给困难，汉朝虽然控制了天山南路，但对天山以北还不能经常控制，那里的国家还受到匈奴的威胁，不敢完全服从汉朝。又经过多次战争，到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朝终于取得决定性胜利，完全控制了天山北路，设置了西域都护府。

      　　西域都护府的辖境包括自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天山南北，直到今巴尔喀什湖、费尔干纳盆地和帕米尔高原以内的范围，初期有36国，以后增加到50国，治所设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东野云沟附近）。西域都护府既是汉朝的军事驻防区，也是一个特殊的行政区。一方面它与内地的正式政区不同，不设置郡、县，依然保留原来的国，汉朝一般不干预它们的内部事务，但掌握它们的兵力和人口等基本状况；另一方面，都护代表朝廷掌管这些国家的外交和军事权，可以调动它们的军队，决定它们的对外态度，必要时还可直接废立他们的君主，甚至取消某一个国。正因为如此，西域都护府也是汉朝疆域的一部分。

      　　为了向西南开拓，大约在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武帝就征发巴、蜀二郡（约相当今四川东、中部）的士兵从僰道（今四川宜宾市西南安边场）向牂〔zāng赃〕柯江（今北盘江和红水河）筑路，并新设了一个犍为郡，治所就设在僰道。在这种情况下，“西夷”的邛（今四川西昌市一带）、笮（今四川盐源县一带）的君长请求归属，汉朝在那一带新设了十几个县。但由于筑路工程非常艰巨，加上汉朝正忙于对付匈奴，一度曾取消了部分新设的县。到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汉朝恢复了对“西南夷”的开拓。经过几年的经营，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上的部族如邛都、笮都、冉駹、白马、且兰、夜郎等都已纳入汉朝的统治，在这些部族的地区新置了越巂〔Xī希〕（治所在今四川西昌市东）、沈黎（治所在今四川汉源县东北）、汶山（治所在今四川茂汶县北）、武都（治所在今甘肃武都县东北）和牂柯（治所在今贵州黄平县西南）五郡。两年以后的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又在滇和昆明这两个部族的地区建立了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晋宁县东），汉朝的西南边界扩展到今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线。

      　　对岭南的统一已是大势所趋。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武帝召南越王来长安朝见。第二年，反对并入汉朝的南越丞相吕嘉杀了国王和汉使，发动叛乱。汉军分五路进攻，未等其他三路会师，主攻的两路已在元鼎六年进占南越的都城番〔pān潘〕禺（今广州市），俘获吕嘉。汉朝在南越属地设置了九个郡，其中的交趾、九真和日南三郡都在今天越南的中、北部，珠崖和儋耳二郡在今海南岛上。

      　　两汉初年，中原人卫满率领数千人进入朝鲜半岛，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这时朝鲜的疆域大致包括今辽宁东部、吉林西南和朝鲜半岛的西北部。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用兵朝鲜，次年朝鲜投降，汉朝设置了玄菟〔tù兔〕、乐浪、临屯、真番四郡，辖境南至今汉江流域。

      　　西汉的疆域在武帝后期达到极盛。但由于扩展太快，建置过多，兵力和财力不能适应，加上有些地方官的苛政引起当地民族的反抗，所以以后局部地区不得不有所收缩。武帝末年撤销了沈黎郡，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

      　　67年）又撤销了汶山郡。这两郡的辖境大多并入了相邻的蜀郡，所以疆域并没有怎么减少，但对当地部族的统治相对放松了。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撤销了朝鲜半岛的临屯和真番二郡，它们的辖境放弃了一部分，另一部分并入了乐浪郡。到了元凤五年（公元前76年），又将玄菟郡的东部放弃，治所也从朝鲜半岛上迁到了今辽宁新宾县以西。同年还将海南岛上的儋耳郡并入了珠崖郡，但当地民族的反抗依然相当激烈，汉朝屡次镇压都不能奏效，因此在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又不得不撤销珠崖郡，将行政机构全部内迁。虽然大陆政权在海南岛上的行政机构要到隋朝才恢复，但岛上与大陆民间的来往并没有停止。大陆人民还不断地迁往岛上，使人口逐渐增加，耕地逐渐扩大，汉族与当地民族的关系日益加深。

      　　除了这些局部的收缩以外，西汉的疆域基本上是稳定的，一直保持到了西汉末年。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曾将青海湖东岸羌人聚居区置为西海郡，但存在时间很短。

      　　4匈奴和其他边疆政权
      　　从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冒顿单于即位，匈奴就不断扩张，向北控制了丁零，向南夺取了河套，并驱逐月氏，占了河西走廊；向西控制了西域，成为一个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强大游牧国家。但经过与西汉的连年战争，匈奴的实力已遭受很大损失。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开始，匈奴内部发生分裂，演变为五个单于并存，相互争夺，不久形成南单于呼韩邪和北单于郅〔zhì至〕支对峙的局面。严重的自然灾害更加速了匈奴的衰落。公元前51年（汉宣帝甘露三年），南单于降汉。公元前49年（汉宣帝黄龙元年），北单于率部西迁，以后在中亚的康居国东部（今哈萨克斯坦塔拉斯河一带）被杀。南单于降汉后，汉朝仍维持了匈奴的国家地位。汉匈之间基本以长城为界，在人烟稀少的地段则没有严格的界线，边境的和平保持了60年。在匈奴地区，还有呼揭、坚昆、丁零等族，处于被匈奴统治的地位。

      　　在匈奴以东，今大兴安岭东西是鲜卑人的聚居区，西辽河沙拉木伦河流域分布着乌桓人，他们都是东胡的一支，在匈奴的打击下由西部迁来，西汉时还基本服从于匈奴。黑龙江流域和松花江流域直到日本海沿岸居住着夫余、肃慎和沃沮等部族，都有了初期的政治实体。

      　　今青海湖沿岸分布着先零羌，因汉平帝设置西海郡的时间很短，他们的聚居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西南今澜沧江流域和缅甸东北部是哀牢人的部族政权，随着汉朝在云贵高原的开拓，哀牢与汉朝的交往也日益密切。
      　　5东汉的疆域
      　　西汉末年，外戚王莽执政，至公元8年，王莽废除傀儡皇帝，自己称帝，国号新。新朝建立不久就爆发了农民起义、汉朝宗室和旧臣的反抗，公元23年，绿林军诸将拥立刘玄为帝，恢复汉朝，同年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新朝灭亡，但各地割据势力纷纷自立，互相争夺。公元25年，刘秀（光武帝）即帝位，同年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刘秀陆续击败各地的割据政权和敌对势力，至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恢复了内地的统一。

      　　由于王莽对匈奴等非汉族实行歧视侮辱的措施，不断挑起边疆地区的战争，引起了匈奴的对抗和入侵、东北高句〔gōu勾〕丽人的逃亡。到天凤三年（公元16年）后，连与西域的交通也断绝了，西域都护府废，中原对西域的控制中止。因此在东汉初年，光武帝不得不放弃了河套至今山西、河北北部的疆域。到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匈奴又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降汉，第二年汉朝才将内迁的八个郡迁回旧地，汉匈的边界恢复到西汉后期的态势，但以后从幽州的辽西至并州的雁门郡（约相当今辽宁西部至山西北部和相邻的内蒙古南部）的北界部分向南收缩。而南单于也因受到北匈奴的打击，无法再在蒙古高原立足，南迁至西河郡的美稷县（今内蒙古准噶尔旗西北）一带，接受汉朝的保护。

      　　东北方面，由于受到当地■貊〔wèi mò畏陌〕人和马韩人的压力，光武帝时放弃了乐浪郡在单单大岭（今朝鲜北大峰山脉）以东的七个县。随着高句丽的兴起和扩张，玄菟郡的辖境也完全放弃，郡治迁到了今辽宁省沈阳市西，辖有从原辽东郡辖境中划出的数县之地。

      　　但在西南，汉朝的疆域却有所扩大，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西南境外的哀牢王接受内属，汉朝设置了两个县，又从益州郡划出六个县，合并设置了永昌郡。这样，汉朝的疆域不仅已包括今天云贵高原的全部，而且辖有今缅甸东部。

      　　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汉军进攻北匈奴，打通了与西域的交通线，又派班超控制了鄯善（今新疆若羌县一带）、于阗（今新疆和田市、和田县一带）等国，于是在次年重新设立西域都护府，恢复了这一大片疆域。由于北匈奴的势力仍很强大，汉军并没有稳定的优势，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决定将汉军从西域撤回，撤销了西域都护府。但当地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一带）、于阗等国的国王坚决挽留班超，班超也不愿无功而返，就返回疏勒，凭借汉朝的余威和自己的胆略孤军奋战，使西域的大部分仍在汉朝控制之下，依附匈奴的国家越来越少。到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汉军大败北匈奴，北匈奴从此西迁，西域都护府再次恢复，班超出任都护。但由于后继者措施失当，激化了与当地国家的矛盾，至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西域都护府又不得不撤销。汉朝的撤退使西域各国再次受到匈奴的威胁，一些国家重新寻求汉朝的庇护，促使汉朝在延光二年（公元123年）置西域长史府，继续行使对西域的管辖。但乌孙已成为独立政权，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地区也脱离了汉朝的统治，汉朝的西北界退到了今天山山脉西段以南。

      　　随着境外林邑国的扩张，东汉疆域的南端也从今越南富安省南界退至承天省南界。
      　　6边疆诸族的内迁和扩张
      　　当时在东汉的疆域之外，东北有高句丽、夫余、挹〔yì义〕娄、沃沮等国家或部族政权。高句丽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后期建国，开始在鸭绿江流域，以后逐渐扩张到浑河上游，占了西汉玄菟郡的旧地。约公元3年，高句丽建都于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市东），以后又不断向朝鲜半岛中部发展。

      　　东汉初年，随着南匈奴的投降，原来依附于南匈奴的乌桓和鲜卑也投降了汉朝。乌桓迁到了汉朝境内的北方边区，脱离了蒙古高原。鲜卑却没有内迁，而是夺取了乌桓的旧地。公元91年，北匈奴被汉军大败后西迁，鲜卑立即占领了蒙古高原。到2世纪中叶，鲜卑结成了部落联盟，控制了自今阿尔泰山、阴山以北、大兴安岭以西，北至贝加尔湖的辽阔地域，并由西向东从阴山到辽东逐渐蚕食汉朝的边境。匈取的残余留在阿尔泰山西南的额尔齐斯河流域。

      　　西北的乌孙脱离了西域长史府的控制，成为一个独立政权，据有今天山山脉与巴尔喀什湖之间的地区。
      　　青藏高原上有唐旄〔máo毛〕、发羌等部族，当时与中原的来往还不多，因而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记载。但在高原东部靠近湟水流域、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的羌人与汉人接触较多，并用各种方式进入汉地。

      　　台湾岛被称为夷洲，岛上的人民与大陆已有来往。海南岛被称为朱崖洲，与大陆的来往依然相当频繁。

四、长期的分裂和短期的统一：三国至南北朝

      　　1三国鼎立的形成
      　　黄巾起义刚被镇压下去，东汉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夺就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死后，董卓率部进入洛阳，立刘协（汉献帝）为帝，自任相国，掌握了朝廷大权。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逼献帝迁都长安，洛阳及周围200里内被彻底破坏。初平三年（公元192年）王允杀董卓，但不久董卓的部将攻入长安杀了王允。到兴平二年（公元195年）董卓部将自相冲突，长安城内成为战场，加上饥荒，关中百姓或死或逃，二三年内不见人迹。献帝好不容易逃出长安，但洛阳已成废墟，无法安身。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出兵将献帝迎至许县（今河南许昌县东），许县（公元221年魏改名许昌）成为东汉最后20几年间的首都。但朝廷大权已在曹操掌握之中，而从建安十年（公元205年）起曹操以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为据点，被封为魏王后又以邺为王都，所以邺是实际上的政治中心。经过多年的激烈争战，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三个政权鼎立的形势逐渐明朗。

      　　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曹操病死，其子曹丕废汉献帝，建国号魏，定都洛阳。第二年，刘备在成都即帝位，继续称汉朝，后世称为蜀汉或蜀。孙权接受魏的封号称吴王，以武昌（今湖北鄂州市）为都，实际并不受魏的控制，到公元229年也即皇帝位，迁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市）。三国之间虽不时发生战争，但疆域大致稳定：魏与吴、蜀间的界线是长江与淮河之间、今大别山、湖北汉川至兴山一线、大巴山、秦岭，而吴、蜀之间以今湖北的西界、贵州务川至台江一线、广西西界和中越边界为界。在曹操平定乌桓以后，东北的疆域基本已恢复到东汉中期的范围，但鲜卑人已大量进入缘边地区，魏国的实际控制范围缩小了。

      　　公元263年（魏景元四年、蜀炎兴元年），魏灭蜀，两年后司马炎代魏，建晋朝，史称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灭吴，暂时结束了分裂局面。
      　　2乱世群雄的角逐：十六国的兴衰
      　　从东汉开始陆续迁入黄河流域的匈奴、鲜卑、羌、氐、羯、卢水胡、丁零等族，到西晋时已经有了不小的数量。在长期与汉族和各族的杂居中，经济文化水平都有了一定的提高，尤其是各族的统治者和上层人士，大多已具有相当强的政治、军事才干，适应了中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些民族的首领既要摆脱汉族统治者对他们的歧视和压迫，也要乘机夺取权力和财富，成为地区以至全国的主宰。西晋皇族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火并给他们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于是十几个政权先后在黄河流域、辽河流域和四川盆地建立起来，又匆匆地在其他政权的吞并中消失。

      　　成汉
      　　298年（晋惠帝元康八年），关中连年饥荒，巴氐（原在巴地的一支氐人，东汉末年迁至陇东和关中）首领李特率流民入蜀。到了301年（晋永宁元年），益州刺史罗尚限流民在七月返乡，流民要求秋收后出发也未准许。十月，流民推李特等为首，起兵于绵竹（今四川德阳市北），进攻成都。304年（晋永安元年），李雄称成都王。306年（晋光熙元年）称帝，国号大成。因以后李寿在338年改国号为汉，史称成汉。成汉的疆域大致是今四川省除川西高原部分和汉中盆地的西部。东晋永和二年（公元346年）桓温伐成汉，李势降，成汉亡。

      　　汉、前赵
      　　304年（晋永安元年）匈奴左贤王刘渊以助成都王司马颖为名，在离石（今山西离石县）起兵，不久就迁至左国城（今离石县北），称汉王。308年（晋永嘉二年）攻占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迁都蒲子（今山西隰县）。同年十月刘渊称帝，国号汉，次年迁都平阳。311年，汉军攻入洛阳，晋怀帝被俘。316年（晋建兴四年）兵临长安，晋愍帝出降，西晋灭亡。汉将刘曜攻占关中，石勒攻占了关东，317年前后，汉的疆域北至阴山、今桑干河、燕山，南至淮河、秦岭，西至黄河、陇东。318年（晋大兴元年），汉主刘粲被权臣靳准所杀，刘曜在长安称帝，与石勒起兵讨伐。次年刘曜改国号为赵，建都长安，史称前赵。石勒也自称赵王，与前赵分裂，史称后赵。前赵初建时的疆域东起洛阳，西至陇西黄河，北至渭北高原和今山西西南。以后受石勒打击，退至关中。328年（晋咸和三年）石勒大破前赵军，刘曜被俘。329年，后赵将石生攻下关中，前赵亡。

      　　后赵、冉魏
      　　319年石勒（羯人）称赵王后，建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市）；330年（晋咸和五年）即帝位。在灭前赵后，后赵已拥有汉、前赵的最大疆域，并一度越过淮河和南阳盆地，威胁东晋的北部。石虎即位后迁都于邺。后赵末年发生内乱。349年（晋永和五年）石虎死后，他的养孙石闵（汉人）杀赵主，并在邺和境内屠杀一切羯人和胡人。

      　　350年，石闵恢复本姓冉，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魏。后赵的石闵也在襄国称帝，次年被杀，后赵亡。当时后赵境内大乱，各地纷纷自立，冉魏实际控制的区域有限。352年，冉闵在廉台（今河北无极县境）被前燕击败俘获，不久被杀，冉魏亡。

      　　前凉
      　　早在晋永康二年（公元301年），张轨眼看天下将乱，求得凉州刺史一职，据有河西。西晋亡后，张氏仍世代据有凉州，317年起史称前凉。前凉都姑臧（今甘肃武威市），其疆域以河西走廊为主，东起黄河，西至玉门关（今甘肃西界），南起祁连山，北至居延泽（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前凉后期还控制了西域，设置了西域长史。376年（东晋太元元年）灭于前秦。

      　　前燕
      　　西晋末年，鲜卑慕容部首领慕容廆〔wěi萎〕据有今大凌河流域。其子慕容皝〔huàng晃〕继续扩张，占有辽东半岛，向西推进到滦河流域。337年（东晋咸康三年），慕容皝称燕王，都于昌黎郡（今辽宁义县），后迁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市），史称前燕。石虎死后，前燕进军黄河流域，灭冉魏，迁都蓟城（今北京市），不久又迁至邺。前燕的最大疆域东至辽东半岛，北至今桑干河、燕山、内蒙古赤峰市一带，南至淮河，西至今山西北部和沁水流域以东。370年（晋太和五年）灭于前秦。

      　　前秦
      　　石虎死后，原被强制迁至关东的氏人在苻洪率领下起兵攻回关中。350年（晋永和六年），其子苻健进入关中，占据长安。次年自称天王，国号大秦，史称前秦。前秦初期范围很小，晋桓温北伐一度逼近长安。357年（晋升平元年）苻坚即位后平定关中，又先后灭前凉、前燕和代，并在373年（晋宁康元年）夺取了晋梁、益二州，占领了四川盆地。

      　　382年（晋太元七年），苻坚遣吕光进军西域，两年后，吕光控制了东汉西域都护府的全部辖境，在龟兹〔qiūcí丘磁〕（今新疆库车）设置了西域校尉。到383年淝水之战前，前秦完全统一了北方，南至淮河、今四川万县以西长江一线，北至蒙古高原，西至今新疆吐鲁番盆地东部、祁连山、湟水流域、岷山、川西高原东部，东至辽东半岛，是十六国中疆域最广的一个。淝水之战败后前秦瓦解，后燕、后秦、西燕、西秦、后凉等政权纷纷自立，385年，苻坚撤离长安后被后秦俘杀。前秦残余势力在关中西部和陇东一带维持到394年，灭于后秦。

      　　后秦
      　　384年（晋太元九年），羌人首领姚苌在渭北牧地起兵，自称万年秦王，史称后秦。386年姚苌进入长安后称帝，国号大秦。在灭前秦后，后秦的疆域大致有河套以南、今陕西秦岭以北、山西西南部、宁夏大部和甘肃天水以东部分。403年，南凉和北凉进攻后凉，后凉主投降后秦，但后凉的疆域不久即被诸凉瓜分，后秦仅夺取了西秦的部分领土。407年后，渭北高原以北被夏赫连勃勃所占，但后秦从后燕和东晋夺取了黄河以南今河南的大部。417年（晋义熙十三年），东晋兵临长安，后秦主姚泓出城投降，后秦亡。

      　　后燕
      　　慕容垂本是前燕宗室，前燕末因受猜疑降前秦，为苻坚所重用。苻坚败后，慕容垂于384年自立为燕王，史称后燕。两年后称帝，定都中山（今河北定州市）。后燕收复了辽东旧地，又在394年（晋太元十九年）消灭了西燕，同年占有今山东。到第二年，后燕疆域的东、西、北三方面大致恢复了前燕的旧界，南面则只到达今山东南界、河南洛阳至商丘一带。397年（晋隆安元年）魏军攻克中山，后燕主迁于邺。次年慕容德建南燕，今山东境内已非后燕所有。后燕的都城迁回龙城，疆域缩小到前燕初期的范围，但东部已被高句丽夺取，只有辽河以西至滦河下游地区。407年（晋义熙三年）为北燕所取代。

      　　西燕
      　　384年，前燕原宗室慕容泓据有华阴，称济北王，不久被杀，其弟慕容冲称皇太弟，率其部众进攻长安，史称西燕。次年攻入长安，据有关中一部分。但到386年就发生内乱，最后慕容永获胜，迁至闻喜（今山西闻喜县），长安和关中为后秦所占。慕容永又攻占长子（今山西长子县西南），即以长子为都，称帝。西燕的疆域仅今山西南部，而且很不稳定，其西部不久就被后秦占有。394年灭于后燕。

      　　南燕
      　　398年，后燕的大部分疆域被北魏攻占，宗室慕容德从邺迁至滑台（今河南滑县东旧县），称燕王，史称南燕。不久就向东南发展，占有今山东大部，次年就以广固（今山东青州市西北）为都。409年晋刘裕北伐，次年初攻占广固，南燕亡。

      　　北燕
      　　407年，后燕将军冯跋（汉人）等拥慕容云为主，杀后燕主慕容熙。慕容云复本姓高（高句丽人），称天王，史称北燕。409年高云被杀，冯跋继位。北燕只拥有后燕后期的疆域。436年（北魏太延二年，宋元嘉十三年）灭于北魏。

      　　西秦
      　　385年（晋太元十年），陇西鲜卑首领乞伏国仁自称大单于，筑勇士城（今甘肃榆中县东北）为都，史称西秦。388年国仁死，弟乾归立，迁都金城（今甘肃兰州市西北）。西秦疆域狭小，虽置有十二郡，实际仅今甘肃兰州至陇西间地。以后曾击败氐族首领杨定，据有今甘南武都、成县一带。后又迁都苑川（今甘肃榆中县东北）。400年（晋隆安四年）被后秦所破，成为附庸。409年（晋义熙五年）乘后秦势衰，乾归在枹罕（今甘肃临夏县西南）复称秦王，后又迁回苑川。414年，西秦灭南凉，占有今青海青海湖以东一带。430年（宋元嘉七年）西秦主乞伏暮末被北凉所逼，东迁投北魏，被夏兵阻于南安（今甘肃陇西县东南），故地全被吐谷〔yù玉〕浑占据。次年正月降于夏，西秦亡。

      　　后凉
      　　384年前秦将吕光（氐人）征服西域后回师凉州，386年在姑臧称凉州牧、酒泉公，史称后凉。后凉的疆域包括前秦自河西走廊以西至整个西域地区。自397年开始，南凉、北凉和西凉先后在境内建立，后凉的控制区越来越小。403年（晋元兴二年），受南凉和北凉攻击，后凉主无法自存，降于后秦，后凉亡。

      　　南凉
      　　秃发乌孤是河西鲜卑一支的首领，一度归附后凉。397年（晋隆安元年），乌孤自称大单于、西平王，攻占金城等地，史称南凉。399年迁都乐都（今青海乐都县），据有今青海东部。同年又迁至西平（今青海西宁市），402年（晋元兴元年）迁回乐都。406年（晋义熙二年）从北凉夺得姑臧，疆域扩大至河西走廊东段。410年败于北凉，退出河西走廊。414年灭于西秦。

      　　北凉
      　　397年，河西卢水胡首领沮渠蒙逊起兵，拥后凉建康（治今甘肃高台县南）太守段业为建康公，史称北凉。401年，蒙逊杀段业，自称张掖公，建都张掖，据有河西走廊中部张掖一带。410年占有河西走廊东段，412年迁都姑臧。420年（宋永初元年）击败西凉，进占酒泉；次年攻占敦煌，灭西凉。至此，疆域达到极盛，与后凉盛时相当。439年（宋元嘉十六年，北魏太延五年）灭于北魏，但北凉残余势力继续在酒泉抵抗，战败后又占有鄯善、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东部一带），直到460年（北魏和平元年）才被柔然吞并。

      　　西凉
      　　400年（晋隆安四年），段业以李敦为敦煌太守，不久李敦称凉公，建都敦煌（今甘肃敦煌市西），史称西凉。西凉据有河西走廊酒泉以西及西域，405年（晋义熙元年）迁都酒泉。420年，西凉主李歆东伐北凉，兵败后死，酒泉失守。421年，北凉破敦煌，西凉亡。

      　　夏
      　　匈奴铁弗部首领刘勃勃曾为后秦姚兴部将，驻守河套。407年（晋义熙三年）据有大城（今内蒙古杭锦旗东南），自称大夏天王，史称夏。勃勃后改姓赫连。夏占有河套至陇东和陕北，并不断进攻渭北，威胁后秦。413年建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县北白城子）为都。418年，赫连勃勃进攻关中，晋军败退，夏以长安为南台（陪都）。至此，夏的疆域扩大到关中。426年（宋元嘉三年，北魏始光三年），北魏围统万，夺取长安；次年攻下统万。夏的残余势力在关中和陇东与北魏争夺，431年还乘机灭了西秦，但终于无力对抗，夏主赫连定西迁河西，途中被吐谷浑袭俘，夏亡。

      　　在此期间的割据政权并不止这16个，例如氐族首领杨氏曾占有仇池一带（今甘肃西和、徽县、文县间地），丁零首领翟氏曾以滑台、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为据点称魏王，北魏的前身代政权也早在西晋末就已存在，但传统上都未列入十六国。

      　　3对峙中的稳定：北方的统一和再分裂
      　　拓跋鲜卑于258年（魏甘露三年）从五原迁至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形成部落联盟。传至禄官（公元295—308年在位）时，分部众为三部：一部在上谷以北、濡源西（今河北丰宁县西），一部在代郡参合陂（今山西大同市西）之北，一部居盛乐，控制的范围向南扩大到今山西境内桑干河一线。当时另有白部鲜卑居于并州北部（今山西北部），晋永嘉四年（公元310年），拓跋首领猗卢协助晋并州刺史刘琨击败白部鲜卑和铁弗匈奴刘虎部，作为酬谢被封为代公，并获得五县之地，疆域又扩展到今山西代县、朔州和繁峙一带。315年（晋建兴三年）建代国，以平城（今大同市）为南都。代建国三十九年（公元376年）为前秦所灭。

      　　386年（晋太元十一年）拓跋珪收集旧部复国，同年迁都盛乐，称魏国，史称北魏。皇始三年（公元398年）迁都平城。北魏从后燕、夏夺取了大部分疆域，又先后灭北燕、北凉，到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时（公元424—451年）基本上统一了北方。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迁都洛阳。

      　　北魏刚统一北方时的疆域大致北至今中蒙边界稍北，蒙古高原和今叶尼塞河上游、贝加尔湖一带有柔然、高车（敕勒）、契骨等部族，其中柔然与北魏为邻，最为强大，在今蒙古杭爱山脉的东段车车尔勒格一带建有可汗庭。北魏的东界已退至辽河以西，控制今大凌河下游，辽东成为高句丽的范围。北魏的西戎校尉府驻在扜泥（今新疆若羌县），控制着焉耆（今新疆焉耆县）和鄯善一带，但未能扩展到西域其他地区。南界在今黄河以南，占有今河南中部及山东西北局部。

      　　南朝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北伐失败，魏军反击，一度到达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对岸长江边，从此疆域扩展至淮河一线，南朝仅保住今江苏北部。但北魏在西部已失去对西域的控制，退至伊吾（今新疆哈密市）。

      　　北魏永熙三年（公元534年，梁中大通六年），孝武帝讨伐权臣高欢未成。出奔关中，依靠宇文泰在长安建都，史称西魏。高欢另立元善见为帝，迁都邺，史称东魏。东、西魏的界线大致在黄河、今山西西南、河南西部、湖北北部。

      　　东魏武定五年（公元547年，梁中大同二年），侯景以河南地降梁，使梁的疆域扩大到淮河以北。这时，吐谷浑首领夸吕（公元529—591年在位）称汗建国，540（西魏大统六年）以伏俟城（在今青海湖西岸布哈河河口附近）为都。西魏的西域部分为吐谷浑所占，伊吾被柔然占有，西界退至敦煌。

      　　东魏武定八年（公元550年，西魏大统十六年，梁大宝元年），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国号齐，史称北齐。
      　　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梁承圣二年），攻取梁的益州，次年攻下梁元帝所在的江陵，其疆域增加了今湖北西部、四川。今贵州和云南名义上也随益州的归属而成为西魏的一部分，实际上已为当地民族所占。西魏又划出江陵附近数县立萧詧为梁帝，作为附庸，史称后梁。

      　　557年（北齐天保八年，梁太平二年），北周取代西魏。与此同时，北齐夺取了南朝江淮间土地，所以陈的北界已退至长江。
      　　4北方的局部扩展和南方的退缩
      　　公元2世纪后期，由于西北羌人的不断反抗，汉朝对西北地区的控制越来越弱，不少政区不得不撤销或者撤到内地。北方的鲜卑逐渐南侵，移居入塞的南匈奴人也在扩大活动的范围。到了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东汉再也无暇顾及边疆，朔方、上郡、北地、定襄、云中、五原六郡完全放弃，上谷、代、雁门、西河、安定等郡也都放弃了一部分，大致退到了今桑干河、吕梁山、黄河和六盘山一线。这一线以北被称为“羌胡”所有，实际上是由匈奴、鲜卑、羌等多种民族聚居或杂居，留在那里的汉人也有一定的数量，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西晋末年。

      　　在整个十六国和北朝期间，尽管北方经常处于战乱之中，疆域很不稳定，但由于原来居住在边疆的非汉族先后占有黄河流域的全部或一部分，它们把中原王朝的疆域和自己的根据地连成一片，有的还并吞了其他北方民族，因此中原政权管辖的范围比东汉后期、三国和西晋时反而有所扩大。例如前燕并吞了鲜卑的宇文部，北部边境增加了今老哈河流域，基本恢复了西汉的旧地。在北魏统一了北方以后，到523年六镇起义以前，它的北界不仅大体与秦汉时相同，阴山一带还达到了更北，控制了阴山北麓。

      　　东汉后期对西域的控制一度中止，此后西域长史府也时置时废。但由于中原与西域长期的交往，中原人民在西域的长期经营，西域与中原的联系并没有断绝。不仅如此，西北的地方政权还第一次在西域设置了正式行政区。

      　　327年，张氏前凉设置高昌郡，辖有今新疆吐鲁番盆地东部哈拉和卓以东一带。此后历经前秦、后凉、西凉，直到439年北凉为北魏所灭。西域的第一个郡建在吐鲁番盆地，这绝不是偶然的。这里是通向西域的孔道，一直是中原王朝经营的要地，西汉以来的戊已校尉都常驻于此，大批汉人迁来开垦，农业已有相当良好的基础。因而在北凉被灭后，高昌郡地还有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高昌国长期存在，直到640年才灭于唐。

      　　东汉在朝鲜半岛上的乐浪郡，到后期只控制了北部，南部的几个县已由当地民族占据。但到建安年间（公元196—219年），地方割据势力公孙氏政权恢复了对南部的统治，并新设置了一个带方郡。公孙氏与以后的魏、西晋还基本上控制了今朝鲜北部北大峰山脉以东的地区。

      　　高句丽于209年迁都丸都城（今吉林集安市境内）后，日益强大，逐渐向南扩张，终于在西晋末（公元313年）完全占领了乐浪郡。差不多与此同时，带方郡也被南方的马韩吞并。中原王朝在朝鲜半岛设置正式行政机构400多年的历史就此结束了。高句丽继续向西侵夺先后属于前燕、后燕的辽东、玄菟二郡，经过多次争夺，在404年取得了辽河以东之地。427年，高句丽迁都今朝鲜平壤，这标志着高句丽已经成为中国之外的独立国家了。

      　　十六国时期，聚居于湟水流域和黄河上游的吐谷浑兴起，向南扩张到今四川松潘县一带。以后吐谷浑受挫退出，羌人进入今甘南、川北。到北周时又驱逐了这里的羌人，设置了宕昌郡。这也是中原政权在当地首次设立正式行政区。

      　　东晋以后，南方先后建立宋、齐、梁、陈四个政权。这些政权的都城都设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即原建业，因避晋愍帝讳而改），仅梁元帝时（公元552—555年）有不到三年的时间迁都于江陵。与北方中原政权的局部扩张相反，南方汉族政权的疆域始终是在收缩的。

      　　西南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虽然在汉武帝时已设置郡县，但中央政权的行政控制往往只限于政区治所周围和交通线沿线。三国时蜀国的诸葛亮曾大力开发，实际控制区有所扩大，但到西晋时一些政区已经名存实亡。由于东晋和南朝一直忙于防御北方和对付内部的权力之争，顾不上西南边区的经营和开发；加上地方官治理不当，甚至残酷压迫当地民族，规模不等的反抗时有发生。不过直到南朝中期为止，设在今云南和贵州西部的宁州名义上始终存在，并由朝廷派遣官员。太清二年（公元548年）侯景之乱爆发，宁州刺史奉命救援京师，离开治所。当地爨〔cuàn窜〕蛮的豪族乘机而起，在

      　　550年脱离了梁朝。在宁州爨蛮影响下，周围的部族纷纷自立，因此在今四川长江和大渡河以南、湖南西部、广西西部已经不再有南朝的郡县存在。
      　　汉朝疆域最南端的是日南郡象林县。在公元192年（一说在公元137年），当地人区逵建立了林邑国，脱离了汉朝，因而汉朝的南疆从北纬13°退到了北纬16°一线。三国时期（公元220—265年），林邑又向北扩张，并吞了西卷县，推进到北纬17°。大约在南朝后期，林邑又占了原日南郡剩下的三个县，南朝疆域的南界退到了北纬18°一线。


五、从大统一到大分裂：隋、唐、五代时期


      　　1隋朝行政区域的扩大
      　　隋朝存在的时间尽管很短，却在前所未有的范围内建立了正式行政区。
      　　在北方，隋朝从突厥人手中夺回了河套地区，把边界扩展到阴山以北，五原、定襄二郡的北界已接近今中蒙边界。
      　　在西北，隋朝从突厥取得了今新疆哈密地区，于大业四年（公元608年）设置了伊吾郡。隋炀帝又趁吐谷浑被铁勒打败之机，灭了吐谷浑，取得了它的故地，于大业五年设置了鄯善（治所在今新疆若羌县）、且末（治所在今新疆且末县南）、西海（治所在今青海湖西古伏俟城）和河源（治所在今青海兴海县东南）四郡，辖境南起昆仑山脉，北至库鲁克塔格山脉，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基本上都是以前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域的地方。

      　　隋初在云贵高原有所扩展，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设南宁州总管府于味（今云南曲靖市），辖境东至今贵州西部，西至云南大理州。但数年后因爨蛮反抗而放弃。

      　　在南方，隋炀帝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灭了林邑国，一度设置了三个新郡——比景、象浦、海阴，其中海阴已在西汉日南郡旧地之南。但在隋军撤退后数月，林邑即收复故地，隋朝的南界大致还在北纬18°即横山一带。

      　　不过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在海南岛重新设立行政区，这不能不归功于当地俚族首领冼〔xiǎn显〕夫人。俚族分布在今广东西江流域，以后逐步发展到海南岛上。冼夫人不仅在俚人中有很高的威望，海南岛上的儋耳人也服从她，“归附者千余洞”。南朝的梁、陈虽然已在海南岛设置了崖州，但实际上并不能有效地控制，而冼夫人对隋朝的效忠，使隋朝顺利地行使对海南岛的管辖，因而在她去世以后就能在岛上设置了珠崖、儋耳、临振三郡。以后，大陆政权对海南岛的行政管辖再也没有中断过。

      　　只有在东北，隋朝对高句丽的战争以失败而告终，边界仍在辽河一线。
      　　2空前的开拓：唐朝前期的疆域
      　　在隋末农民起义的高潮中，隋太原留守李渊于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起兵入长安，立代王杨侑〔yòu右〕为帝。618年，李渊逼杨侑禅位，建立唐朝。至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隋末以来的割据势力已全部被消灭，唐朝完成了统一。

      　　随着隋朝的覆灭，除了海南岛以外，扩大的疆域不仅全部丧失，而且东突厥大肆南侵，连唐朝的首都长安也受到威胁。但不久以后，唐朝就转入了攻势，恢复并开拓了疆域。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大将李靖灭了东突厥，唐朝的实际控制区达到了贝加尔湖以北，设置行政区的范围也扩大到了阴山以北600里，超出了今国界。贞观十四年，唐军灭高昌，在今天的新疆也先后设置了伊州（今哈密地区）、西州（今吐鲁番一带）和庭州（今乌鲁木齐一带）三个正式行政区，并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市西北）设置安西都护府。贞观二十年，唐军击败薛延陀，进至郁督军山（今蒙古国杭爱山脉东支），可汗（首领）咄摩支降。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突厥车鼻可汗被擒，至显庆二年（公元657年）西突厥被击败投降。显庆五年，唐军由山东半岛东端渡海进攻朝鲜半岛中部的百济，百济降。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唐军在天山击破铁勒。总章元年（公元686年）灭高句丽，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

      　　另外唐朝还一度取得了黄河上游的河曲之地和大渡河上游一带，设置了州县；在西南今贵州东北部、云南一部和广西建立了正式行政区。
      　　唐朝的疆域并不限于它的正式行政区。随着军事行动的一次次胜利和当地少数民族的服从，唐朝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置了六个都护府和若干边州都督府，用以行使对这些地区的管辖权。

      　　这六个都护府是：
      　　单于都护府
      　　开始称为云中都护府，龙朔三年（公元663年）置，麟德元年（公元664年）改置。治所在云中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辖境相当今内蒙古阴山、河套一带。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并入安北都护府。

      　　安北都护府
      　　开始称为瀚海都护府，龙朔三年（公元663年）移燕然都护府于回纥本部（蒙古国今杭爱山东端），总章二年（公元669年）改名。辖境约相当今蒙古国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一带。垂拱二年（公元686年）移置今内蒙古。

      　　安西都护府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置。治所在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市东高昌故城），统辖安西四镇（龟兹、疏勒、于阗、碎叶），辖境相当今新疆及中亚楚河流域。显庆、龙朔中（公元656—663年）移治龟兹（今新疆库车县），辖境扩大至自今阿尔泰山西至咸海间所有游牧部族和葱岭东西直至阿姆河两岸城郭诸国。后逐渐缩小，安史之乱后退至葱岭以东。

      　　北庭都护府
      　　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分安西都护府置。治所在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破城子）。统辖包括天山北路东起今阿尔泰山、巴里坤湖，西至咸海的西突厥各部族。安史之乱后辖境丧失。

      　　安东都护府
      　　总章元年底（公元669年）置。治所在平壤（今朝鲜平壤市）。辖境西起辽河，南至今朝鲜北部，东、北至海，包括今乌苏里江以东和黑龙江下游两岸直至海口之地。咸亨元年（公元670年）治所即内迁于辽东，后又迁至辽西。

      　　安南都护府
      　　调露元年（公元679年）改交州都督府置。治所在宋平（今越南河内市）。辖境北有今云南红河、文山两自治州，南至越南河静、广平省界，东有广西缘边一带。安史之乱后，西北今云南地渐为南诏所有。

      　　另外，唐朝在正式政区范围外的部族地区设置了边州都督府，如东北设于室韦部落的室韦都督府、设于黑水靺鞨〔mò
      　　hé末和〕部落的黑水都督府及勃利州，设于靺鞨粟末部的忽汗州都督府（渤海），虽然并没有实际统治这些地区，但确立的臣属关系维持了较长时间。
      　　因此唐朝拥有的疆域最西曾经到达咸海，最北曾经到达西伯利亚，最东曾经到达萨哈林岛（库页岛），最南至北纬18°，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唐朝的疆域有这样大，因为它从来没有同时达到这样的范围，而且达到最远点的时间是非常短的。例如，唐朝控制咸海以东是在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后，但到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就撤到了葱岭，实际只维持了三年时间。而那时还没有灭高句丽，东部的边界仍在辽河一线。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唐朝又扩展到葱岭以西，但东部的安东都护府已退至辽西。天宝十年（公元751年）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一仗败于大食（阿拉伯帝国），唐朝的疆域又退至葱岭一线。北方自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灭薛延陀，唐朝的疆域达到贝加尔湖以北，到仪凤四年（公元679年）突厥再起，又撤至阴山以南，也只维持了32年。所以尽管开元、天宝年间是唐朝的黄金时期，但它的疆域的极盛阶段已经成为过去，六都护府的控制力大为削弱，范围也大大缩小，有的已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3强盛后的衰落：唐朝中期以后的疆域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倾全力对付，西部疆域被吐蕃〔bō玻〕夺取。到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叛乱平息时，今陇山、六盘山和黄河以西以及四川盆地以西已为吐番所有。开始时河西走廊有些政区还是由唐朝的地方官据守着，不久就完全陷于吐蕃。西南今云南全省、四川南部和贵州西部都已为南诏所有，大渡河成了双方的界河，而且西南的少数民族纷纷摆脱唐朝的统治，到唐末，今贵州、湖北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广西西部都已不在唐朝管辖之下了。随着渤海国的兴起和扩张，东北的疆域也已收缩到今辽宁中部。

      　　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沙州（治所在今甘肃敦煌市西南）人张议潮驱逐吐蕃守将，收复了沙州。以后又收复了瓜州（治所在今甘肃安西县东南）、肃州（治所在今甘肃酒泉市）和甘州（治所在今甘肃张掖市）。到大中五年，张议潮率领沙、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11州归入唐朝。在这以前的大中三年，唐朝已经收复了秦、原、安乐三州。这样，唐朝的西部疆域恢复到了今新疆吐鲁番地区，河西走廊和陇东、关中又连成了一片。

      　　但由于唐朝国力衰退，对边疆已鞭长莫及。到乾符二年（公元875年）黄巢起义爆发后，就更加无法控制河西。当地汉人实力有限，陇右、河西的土地又陆续被吐蕃和回纥夺去，只有瓜、沙二州始终为汉人所据，孤悬于唐朝疆域之外。以后曹氏政权取代了张氏政权，直到北宋时才灭于西夏。

      　　五代期间，中原王朝的疆域继续缩小，北方契丹（以后的辽）向南扩展。后唐（公元923—936年）时，契丹占有营州（今辽宁朝阳市、锦州市一带）和平州（今河北滦河下游地区）。后晋天福元年（公元936年），石敬瑭又将以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市）、云州（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市）为中心的16个州（史称“燕云十六州”或“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其中最南的瀛、莫二州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被后周收回，因而双方就以白沟（今拒马河）一线为界了。

      　　在唐末的天祐三年（公元906年），交州（今越南河内一带）土豪曲承美驱逐了唐朝的地方官，自称静海军节度使。五代初期，占有岭南的南汉政权曾两次出兵取消了静海军节度使，恢复交州，但很快就又被当地人赶走。939年（后晋天福四年，南汉大有十二年）交州人再次驱逐南汉的官员，由吴权称王，越南从此脱离了中国。尽管以后还接受中国王朝的封号，但实际上已逐渐成为独立国家。

      　　4边疆政权的消长
      　　在隋、唐、五代时期，中国境内还有好几个与中原王朝并存的政权，主要有：
      　　突厥
      　　突厥起源于今俄罗斯叶尼塞河上游，后迁到今新疆天山北麓。公元5世纪被柔然征服，又被迁于阿尔泰山。但在6世纪中叶迅速强大起来，灭了柔然，建立起一个疆域广阔的汗国，其范围包括今内蒙古中西部、蒙古高原、贝加尔湖东西的西伯利亚南部、今新疆大部和中亚咸海、巴尔喀什湖以东的阿姆河、锡尔河、楚河流域，牙帐（首领驻地）建于今蒙古国杭爱山脉东段。

      　　582年（隋开皇二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大致以阿尔泰山为界。东突厥建牙帐于今蒙古国哈尔和林西北鄂尔浑河西岸，西突厥建王庭（王的驻地）于三弥山（今新疆库车北天山南麓）。

      　　东突厥于630年（唐贞观四年）灭于唐。682年（唐永淳元年）重新建国，史称后突厥，疆域与被灭前大致相同，但其内部部族众多，各有领地，如叶尼塞河间上游有黠戛斯，贝加尔湖一带有骨利干，色楞格河流域有回纥〔hé和〕等，统治不稳定。44年（唐天宝三年）灭于回纥。

      　　西突厥于659年（唐显庆四年）为唐朝所灭。
      　　回纥（回鹘）
      　　回纥原为铁勒十五部之一，臣属于突厥。天宝初灭突厥后，基本上继承了它的疆域，牙帐仍建于今杭爱山和鄂尔浑河之间。因助唐平定安史之乱有功，与唐朝关系进一步密切。

      　　788年（唐贞元四年）改称回鹘。以后又越过阿尔泰山向西扩展，驱逐吐蕃，取得了天山以北地区，并一度进入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但曾与回鹘〔hú胡〕结盟反对突厥的葛逻禄由今额尔齐斯河上游西迁，设首府于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马克附近），所以西部中亚地区为葛逻禄所有。回鹘的后期重蹈了突厥覆辙，在内乱和天灾中，于840年（唐开成五年）灭于黠戛斯。

      　　回鹘人大部西迁，其中主要的两支以后又有了比较稳定的疆域。
      　　西州回鹘，在天山东段今新疆乌鲁木齐至哈密一带，以西州高昌故城为都，又称高昌回鹘、高昌。到12世纪初，疆域扩展至塔里木河流域今库车一带。后成西辽属国，13世纪初归附蒙古，中叶后成为元朝直辖地。

      　　河西回鹘，在河西走廊中段，而以甘州（治所在今甘肃张掖）为中心。11世纪前期灭于西夏。
      　　另外有一支迁至葱岭以西的楚河流域，投奔葛逻禄，称为葱岭西回鹘，在10世纪初与葛逻禄等族共同建立黑汗（喀喇汗国）。
      　　吐蕃
      　　隋朝时青藏高原的各部族互不统一，中部有宝髻、孙波等，东部为党项、嘉良、附国，西部为女国、象雄，到7世纪初形成了三大势力——吐谷浑、苏毗（孙波、孙波如）和吐蕃。吐谷浑灭于隋朝，唐初复国，但635年（唐贞观九年）再次被灭，成为唐朝的一部分。而吐蕃在其赞普（首领）松赞干布时期崛起，由山南匹播城（今西藏琼结县）迁都逻些（一作逻娑，今西藏拉萨市），兼并了苏毗、羊同等部，又破党项、白兰，击败吐谷浑，取得其旧地，向西征服了在今克什米尔地区的大、小勃律，向南取得了泥婆罗（今尼泊尔）等地，不仅统一了青藏、康藏高原，而且占有今四川西部、滇西北等地。安史之乱后，吐蕃向东、向南扩展，取得了唐朝大片土地。8世纪后期至9世纪初，吐蕃的疆域达到极盛，西起葱岭，东至陇山、四川盆地西缘，北起天山山脉、居延海，南至喜马拉雅山南麓。9世纪中叶，吐蕃发生内乱，国势衰落，以后内部分裂。10世纪时，河陇地区只剩下一小部分，祁连山南麓的阿柴是原臣属于吐蕃的吐谷浑部落，在今青海地区的吐蕃族称为脱思麻，在原吐蕃中心地区的称为乌思，其东为波窝、敢，其西为藏，今阿里地区、克什米尔地区分为纳里、古格、布让、日托、麻域等部。

      　　南诏
      　　云贵高原上部族众多，唐初曾在今四川宜宾和云南姚安分别设置戎州、姚州加以控制。649年（贞观二十三年），乌蛮六诏之一的蒙舍诏在今云南巍山县建立大蒙政权。因其在六诏中地位最南，故称为南诏。8世纪初，吐蕃侵入云贵高原。为了对抗吐蕃，唐朝支持蒙舍诏首领皮罗阁统一六诏，封为云南王，南诏迁都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市太和村）。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南诏并吞了东诏、西诏，并向东扩张，占领爨族地区。750年（唐天宝九年），皮罗阁反唐，攻陷姚州，次年起又依附吐蕃，连兵大败前往征讨的唐军，将唐军逐出云南，从此脱离唐朝。安史之乱后又向北扩张，并夺取周围地区，并在今昆明市境筑拓东城以控制东南部。794年（唐贞元十年），又转而联合唐朝反吐蕃，夺取了神川都督地（今云南剑川、鹤庆、丽江、中甸一带）和昆明城（今四川盐源县），又南征茫蛮、黑齿等部族。

      　　南诏于779年（唐大历十四年）迁都羊苴咩〔miē
      　　乜〕城（今云南大理市），其极盛疆域包括今云南全部、四川大渡河以南大部、贵州西部，以及缅甸北部那加山脉和萨尔温江以东地，老挝北部等地。
      　　902年（唐天复二年），贵族郑买嗣夺取政权，次年建大长和国。928年（后唐天成三年）赵氏夺取政权，改国号为天兴。929年杨氏夺权，改国号为义宁。937年（后晋天福二年）段思平又取代杨氏，建大理国，定都大理（故羊苴咩城），以鄯阐（故拓东城）为东京。在此期间，该国疆域除东北略有缩小外，变化不大。

      　　渤海
      　　唐初灭高句丽后，高句丽故将大祚荣被安置在辽西的营州。后契丹叛乱占了营州，大祚荣率部进入靺鞨地区，成为靺鞨人的首领，在698年（唐圣历元年）建振（一作震）国，以显州（今吉林敦化市）为都。713年（唐先天二年）受唐朝封为渤海郡王，改称渤海。8世纪中叶，迁都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县西南东京城）。极盛时境内设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疆域西到今吉林农安、梨树，辽宁昌图、宽甸，东至于海，北至黑龙江鹤岗、同江、抚远及以东，南至辽宁丹东市，东北至朝鲜龙兴江一线。

      　　926年（契丹天显元年）为契丹所灭，改为东丹国，成为契丹附庸。928年，迁至辽东，982年并入辽朝。
      　　5大分裂时期：五代十国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再也没有真正统一过，外族入侵、藩镇割据、武将叛乱、农民起义不断发生，皇帝逃出京城的事就出现了好几次。但名义上唐朝依然存在，而且在某些阶段，藩镇势力受到打击，朝廷的权力一度恢复，如宪宗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平定淮西后，河南、河北的藩镇曾被迫献地服从。到907年（唐天祐四年）朱温废唐哀帝自立，就连表面的统一也不复存在，进入了“五代十国”的大分裂时期。

      　　这一阶段与东晋十六国时期有不少相似之处：前后出现十几个政权，有时在中国范围内同时存在的政权就超过十个；南方与北方基本上都处于分裂状态；每个政权的疆域范围都不大，有的政权只拥有弹丸之地；北方的“五代”中就有三代是由非汉族的沙陀人建立，同时还有契丹（辽）、大理等非汉族政权。与东晋十六国时期不同的是：分裂的时间短得多，各个政权的寿命一般更短；南方也处于分裂之中，而黄河流域虽然政权更迭频繁，疆域却比较稳定。

      　　五代十国的疆域范围大致如下。
      　　（后）梁
      　　唐朝末年，朝廷大权已落入朱温手中。904年（天复四年），朱温迫唐昭宗东迁洛阳，长安宫殿民居都被拆毁，从此成为废墟。907年，朱温废傀儡皇帝唐哀帝，即帝位，国号梁，以汴州（今河南开封市）为东都开封府，是实际首都，以原东都洛阳为西都。由于南北都已存在不少独立政权，梁的疆域只有今河南和山东、安徽的淮北、江苏西北角、湖北长江以北大部、陕西东部、山西南部和河北南部。923年（梁龙德三年）为（后）唐所灭。

      　　（后）唐
      　　沙陀首领李克用借出兵助唐镇压黄巢起义之机，据有今山西中、北部和河套地区，唐末被封为晋王。梁时其子李存勖〔xù序〕继位，始终与梁对抗，于923年称帝，国号唐，史称后唐。同年灭梁，迁都洛阳。由于原来割据关中西部和陇东的岐王李茂贞称臣，卢龙等镇取消，后唐基本统一了北方，其北界推进到今渤海湾北、燕山、山西、陕西和宁夏北界一线，西界扩大到贺兰山、陇东一线。仅在今陕北和宁夏东北的定难镇保持着相对独立。同光三年（公元925年）灭前蜀，疆域增加了今四川邛崃山以东地、湖北西北部、陕西南部和甘肃东南部。但到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孟知祥就占有前蜀旧地。清泰三年（公元936年）灭于后晋与契丹。

      　　（后）晋
      　　沙陀人石敬瑭原是后唐的河东节度使，驻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936年反晋。为击败唐军，石敬瑭向契丹称臣，许下割让卢龙一道和雁门关以北土地的诺言，乞求援兵。契丹主率军救晋阳，大破唐军。契丹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石敬瑭将十六州割让契丹，并保证每年献帛30万匹。这十六州是：幽（治今北京市）、蓟（治今天津蓟县）、瀛（治今河北河间县）、莫（治今河北任丘市）、涿（治今河北涿州市）、檀（治今北京密云县）、顺（治今北京顺义县）、新（治今河北涿鹿县）、妫（治今河北怀来县）、儒（治今北京延庆县）、武（治今河北宣化县）、云（治今山西大同市）、应（治今山西应县）、寰（治今山西朔州市东北）、朔（治今山西朔州市）、蔚（治今河北蔚县），史称燕云十六州，或称幽云十六州。45岁的石敬瑭欣然认34岁的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自称儿皇帝；当年就在契丹的扶植下攻下洛阳。天福三年（公元938年），以洛阳为西京，大梁（今河南开封市）为东京开封府，是实际首都。后晋的北界已退至今河北、山西的中部，其余疆界与后唐大致相同。开运三年（公元946年）契丹军攻入开封，后晋亡。

      　　（后）汉
      　　947年，原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沙陀人）不服从辽（契丹改名），在太原称帝。同年，辽军被迫退回，刘知远至大梁，改国号为汉，史称后汉。乾祐二年（公元949年）平定了境内的叛乱，疆域大致恢复到后晋时状况。次年底，大将郭威称帝，后汉亡。

      　　（后）周
      　　951年，郭威改国号为周，史称后周。显德四年（公元957年），夺取南唐江淮间地，南界推进到洞庭湖以东长江一线。显德六年，又收复燕云十六州中最南的瀛、莫二州，与辽以白沟（拒马河）为界。但山西中部已由北汉割据。显德七年初，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称帝，后周亡。

      　　吴
      　　唐天复二年（公元902年），杨行密被封为吴王，占有江淮一带，以扬州（今市）为都，改称江都府。吴后期的疆域大致相当今江西，安徽淮河以南，江苏江淮间地和江南无锡以西、苏北东北部，湖北东部，河南淮河、大别山间地。937年为南唐取代。

      　　南唐
      　　吴天祚三年（公元937年），吴主传位于徐知诰，改国号为齐。次年徐知诰复姓李，改名昪〔biàn弁〕，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以江都为东都，改金陵府（今江苏南京市）为江宁府，为西都，是实际都城。保大三年（公元945年）灭闽，次年留从效据泉州，福州一带为吴越所占，南唐扩大至今福建西部。保大九年灭楚，疆域增加今湖南和贵州东部，但次年为楚旧部驱逐。保大十五年失去长江以北。宋开宝八年（公元975年）降于宋。

      　　吴越
      　　唐末，钱镠〔liú流〕据有吴越，开平元年（公元907年）接受后梁封为吴越王，以后也大多接受中原王朝的封号和年号，但实际是独立政权。建都杭州（今市），称西府；以越州（今浙江绍兴市）为东府。吴越国有今浙江省和江苏南部苏州以东地。947年，出兵援助据有福州对抗南唐的李达，疆域扩大到闽江下游今福州一带。宋建立后，一直服从，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吴越主举族迁于开封，国除。

      　　楚
      　　唐末，马殷据有今湖南。907年，接受后梁封为楚王。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封为楚国王，建都长沙。拥有今湖南、贵州东部、广西红水河和浔江以北地。951年灭于南唐。

      　　952年楚旧将刘言驱逐南唐军，投后周。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周行逢据湖南，受后周封为武平军节度使，迁治武陵（朗州，今湖南常德市）。宋建隆四年（公元963年）被灭。

      　　闽
      　　唐末，王审知据有今福建省境。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受封为闽王，以福州（今市）为都。闽名义上一直归属中原王朝，用后梁、后唐年号，实际上是独立政权。933年，王璘〔lín邻〕称帝，改福州为长乐府。后期内乱，945年灭于南唐。

      　　闽亡后，泉州守将留从效于946年驱逐南唐军自立，后受南唐封为晋江王，据有泉州、漳州一带，至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归入宋朝。闽旧将李（仁）达据有福州，降于吴越。

      　　南汉
      　　唐末刘隐为广州节度使，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封为南平王，实际已成独立政权。至其子刘岩（后改名�煛瞴ǎ演〕）继位时、已占有今广东、海南和广西红水河及浔江以南地。贞明三年（公元917年），刘岩在广州（今市）称帝，国号大越，次年改为汉，史称南汉。以广州为都，改名兴王府。951年，楚灭于南唐，乘机夺取其南部，疆域扩大至今广西全境及湖南郴州一带。开宝四年（公元971年）灭于宋。

      　　前蜀
      　　唐末，王建已据有东、西川，受封为蜀王。907年，后梁代唐，王建称蜀帝，以成都（今市）为都，史称前蜀。其疆域包括今四川邛崃山以东、湖北西北部、陕西南部和甘肃东南部。同光三年（公元925年）灭于后唐。

      　　后蜀
      　　前蜀灭后不久，后唐孟知祥即据有西川，至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已完全控制了前蜀旧地。934年，孟知祥称帝，建都成都，史称后蜀。其疆域与前蜀相同。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兵入成都，孟昶降，后蜀亡。

      　　荆南（南平）
      　　后梁开平元年（907年），高季兴任荆南节度使，辖十州，约相当今湖北石首、沙市、荆门以西一带，治江陵（今县）。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封为南平王，史称南平。宋建隆四年（公元公元963年），宋军以讨湖南叛将为由假道，高继冲降。

      　　北汉
      　　后周代汉后，汉河东节度使刘崇（旻）在太原称帝，史称北汉。仅有今山西离石、沁源、阳泉、代县间地，依附于辽。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围太原，
      　　北汉主刘继元降。
      　　在此期间实际存在的独立、半独立政权还不止以上所列，但范围有限，存在时间也不长。

六、分裂的延续和结束：宋、辽、金、元时期

      　　1北宋和南宋的疆域
      　　960年，赵匡胤通过兵变取代了后周，建立宋朝，首都仍在东京开封府，史称北宋。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北宋消灭了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基本上恢复了唐朝后期的疆域。但是它的北界已经退至今山西的河曲、岢岚、原平、代县、繁峙和河北的阜平、满城、容城、霸州市及天津市区一线。在宋辽间的战争中，辽军曾多次南下，最远到达澶〔chán蝉〕州（治所在今河南濮阳市）；宋军也曾推进到此线以北；但在双方稳定时这样的形势并没有改变。

      　　西北的党项族首领李继捧虽一度向宋朝投降，并献出了银（治所在今陕西榆林市东南）、夏（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县北白城子）、绥（治所在今陕西绥德县）、宥（今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南城川古城）四州之地，但他的族弟李继迁在三年后就占据了银州，以后又不断进攻夏、灵、麟等州，一直没有真正服从过宋朝的统治。到1034年（宋景祐元年），李继迁之孙元昊（因曾被宋朝“赐”姓为赵，一度称赵元昊）正式建夏国，史称西夏。此后，宋朝的西北界大致稳定在今甘肃兰州、靖远，宁夏同心及陕西北部的白干山一线。

      　　对西南在唐朝后期脱离了统治的少数民族地区，宋朝也还没有恢复控制。
      　　北宋主要的一次开疆拓土是在神宗熙宁年间及徽宗大观年间这30多年中进行的。
      　　在西北，是从吐蕃所属的部族手中夺取了唐朝后期以来的失地。熙宁四年（公元1071
      　　年），任命王韶为新置的洮河安抚使，开始对河湟一带用兵。次年击败羌族的木征，收复熙州，置熙河路。路是宋朝的一级政区，一般下辖数州至一二十州。宋朝在此置路，既说明了对这次战役的重视，也显示了其开拓的规划。熙宁六年，王韶又取得了河（治所在今甘肃临夏市西南）、洮（治所在今甘肃临潭县）、岷（治所在今甘肃岷县）、宕（治所在今甘肃宕昌县）、亹〔mé门〕（治所在今青海门源县境）等州地。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吐蕃邈川首领内部冲突，宋朝乘机取得邈川和青唐，分别设置了湟州（治所在今青海乐都县）和鄯州（治所同）。但不久因羌人反抗而弃守，其他州也有丧失。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宋军收复湟州，次年收复鄯州和廓州（治所在今青海化隆县西南）。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又收复了洮州和积石军（治所在今青海贵德县西）。这样，宋朝的疆域扩大到今乌峭岭以南的湟水流域、大夏河流域、洮河流域。

      　　在西南，宋朝的进展是恢复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控制。经过多次的军事征伐和“招抚”，今四川南部、湖北西南、湖南西部、贵州东北和广西西部重新归入版图，设置了正式州县或羁縻州。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派章享开“梅山蛮”。梅山即今湖南中部兴化、安化一带，是瑶族聚居地区，从此设县建城，编户籍，定赋税，与汉族地区同样设置了正式行政区。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军攻占开封，次年宋徽宗和钦宗二帝被掳北迁，北宋覆灭。1127年，赵构（宋高宗）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市南）即位，史称南宋。在金兵的进逼下，高宗不断南迁，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升杭州为临安府，建为行在所（临时首都）。

      　　与北宋相比，南宋的南部和西南边界并没有什么变化，但北界却因金人的入侵而大大南移了。南宋初，金兵一度进到今湖南、江西和浙江三省的中部。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金天眷二年），宋金第一次和议成立，双方确定以当时的黄河为界。但次年金人毁约，出兵取河南、陕西。绍兴十一年（金皇统元年），宋金议定以淮河为界。第二年又将西部界线调整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及今秦岭以南。以后虽有局部变动，基本稳定在这条界线。

      　　据赵汝■〔kuò括〕于宝庆二年（公元1226年）所写的《诸蕃志》一书记载，当时澎湖列岛已隶属于福建路的晋江县。这标志着大陆政权对海上岛屿行使管辖的加强。

      　　2辽、金和其他政权的疆域
      　　辽
      　　建立辽朝的契丹人发祥于潢河（今西拉木伦河和西辽河）流域，五代初崛起。907年（后梁开平元年），耶律阿保机代遥辇氏为契丹主，并八部为一国，916年（后梁贞明二年）称帝。契丹相继征服周围的奚、霫〔Xí习〕、黑车子室韦、女真、乌古、室韦、吐谷浑、党项、鞑靼、沙陀等部，攻取营州、平州、辽东（今滦河、辽河流域），并于天赞五年（公元926年，后唐同光四年）正月灭渤海国，于天显十一年（公元936年，后晋天福元年）取得了燕云十六州，成为中国北方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辽朝的稳定疆域，西起金山（今阿尔泰山），北至今蒙古高原北缘和外兴安岭，东抵库页岛（今萨哈林岛），其南界的西段大致按今中蒙边界分别与西州回鹘、西夏相接，东段在今内蒙古、山西、河北境内与北宋为界。辽灭渤海后，还一直拥有朝鲜半岛东北部原属渤海国的一块土地，因此辽与高丽的边界大致在今朝鲜咸兴至鸭绿江口南岸一线。

      　　与大多中原王朝一样，辽朝的疆域内也有不同的管辖方式。它的主要部分，即以汉人为主的农业地区设置了州县，与唐宋的统治并无二致。而在西北的游牧民族地区筑了边防城，实施军事控制，类似汉唐的都护府。对东北松花江流域的女真人的统治与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相似，又因其开发程度不同而有所区别：对江以西的“熟女真”课以赋税，对江以东的“生女真”一般只收受“进贡”。

      　　太祖耶律阿保机在狼河（今乌里吉林伦河）之滨选定都城地点，神册三年（公元918年）建成，称为皇都（故址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天显十三年（公元938年）改为上京临潢府。统和二十五年（公元1007年）增建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大明城）。辽的正式首都始终在上京，但后期的实际首都已迁至中京。

      　　西州回鹘
      　　在天山东段今新疆乌鲁木齐一带，以西州高昌故城（今吐鲁番市东）为都，又称高昌回鹘、高昌。12世纪初，疆域扩展至塔里木河流域今新疆库车一带。后成为西辽属国，13世纪初归附蒙古，中叶成为元朝直辖地。

      　　于阗
      　　于阗〔tián填〕是西域古国，自西汉归属于西域都护府以后，一方面接受中原王朝的管辖，另一方面继续保持国家的形式和对内的统治。因此，在中原王朝强盛并能够控制西域时，于阗是中原王朝范围内的自治政权，是王朝疆域的一部分。例如唐朝在于阗置毗沙都督府，属安西都护府；又在它的都城置于阗镇，是安西四镇之一，直到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后才废弃。但在中原王朝国力衰弱，无法控制西域时，它就成为一个独立政权，唐后期以来于阗就维持着这样的状态。

      　　于阗的都城一直在于阗（今新疆和田市西南）。11世纪初的辖境约有今新疆且末、麦盖提、莎车以南地和帕米尔高原。北宋时灭于回鹘黑汗王朝。
      　　黑汗（黑韩，喀喇汗）
      　　10世纪末，楚河流域的葛逻禄（割禄）联合西迁后的一部分回鹘人趁中亚萨曼王朝瓦解之际，取得了河间（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带，建立黑汗（喀喇汗）王朝，汗廷（首领驻地）建于八刺沙衮（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马克以东楚河南岸），副汗驻怛逻斯和疏勒。11世纪时疆域包括今新疆西部的伊宁市、塔城市一带和喀什市一带，阿姆河中游达尔甘阿塔以东、锡尔河中段以东、巴尔喀什湖以南地。大约自1041年起，黑汗分裂为东西二汗，东汗于1004年后不久灭于阗。1140年归入西辽。

      　　西夏
      　　宋雍熙二年（公元985年）李继迁袭据银州，从此开始了与宋朝的对抗。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攻陷灵州，改为西平府，次年建都。其子李德明继立后，于宋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在怀远镇（今宁夏银川市）筑城为都，称兴州。宋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李德明死，子元昊继立，仍以兴州为都，称兴庆府。1038年（宋宝元元年）元昊称大夏皇帝，宋称为西夏。

      　　西夏的中心区是今宁夏大部，宋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西夏广运二年、辽重熙四年）灭沙州曹氏政权后，占有河西走廊。以后经过与宋、辽的反复交战，西夏的疆域大致稳定在北起今中蒙边界，南至祁连山脉，今甘肃兰州市、靖远、宁夏同心、陕西靖边、佳县西南一线，西起今甘肃西界，东至内蒙古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乌梁素海、包头市西、东胜市、陕西神木、佳县西一线这样的范围内。金灭辽和北宋后，西夏的东界与金为邻，北部与蒙古为界，大致与辽时相同。在南宋初，西夏取得了河湟地区（今青海东部）。至西夏后期，它的边界未发生大的变化。

      　　宋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西夏天庆十二年），在遭受蒙古军首次侵掠后修复城堡，改都城兴庆府为中兴府。此后连续受蒙古攻击，宋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西夏宝义二年）被灭。

      　　金
      　　1114年（宋政和四年，辽天庆四年），辽的属部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以鸭子河（今松花江哈尔滨以西一段）一带为基地，起兵反辽。次年称帝，建国号金，定都于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市南）。至天会三年（公元1125年，辽保大五年，宋宣和七年）灭辽，天会五年（宋靖康二年）灭北宋。金灭辽后，取得了它的大部分疆域，但始终没有能征服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因此即使在金全盛时，它的西界只达到今兴安岭北段、蒙古国乔巴山、内蒙古二连浩特市一线。而且随着蒙古的日益强大，金的边界不断后撤，泰和八年（公元1208年）已退至大兴安岭山脉、今内蒙古达来诺尔、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一线。为防御蒙古而筑的“界壕”更在这一线之后。

      　　金与西夏、南宋的边界已见前述。金与高丽的边界大致与辽时相同，但失去了保、定二州，所以西端已以鸭绿江为界，而不再在江南占有一席之地了。
      　　金太宗时（公元1123—1134年）以会宁都城所在，升为府。天眷元年（公元1138年）称上京。贞元元年（公元
      　　1153年）迁都燕京（今北京市），改称中都大兴府。贞祐二年（公元1214年），在蒙古军队进攻的压力下迁都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市）。末年金哀宗逃至蔡州（今河南汝南），天兴三年（公元1234年）灭于蒙古和宋军的联合进攻。

      　　西辽
      　　在辽覆灭的前夜，宗室耶律大石于1124年（辽保大四年）自立为王，率部西迁。在先后占据了西州回鹘和黑汗国旧地后，又向西扩展到阿姆河流域。1132年（一说1131年），耶律大石在起儿漫（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西北）称帝，国号仍称辽，史称西辽。1134年建都于八剌沙衮，号虎思斡耳朵。西辽的最大疆域大致包括今新疆的全部，帕米尔高原以西至咸海南的阿姆河西岸，巴尔喀什湖以东北至今蒙古国的西部。蒙古兴起后，西辽的东北部日渐为蒙古所占。1211年乃蛮王屈出律夺取政权，但仍沿用辽的国号，至1218年（蒙古成吉思汗十三年）被蒙古所灭。

      　　大理
      　　937年段氏大理建立时，完全继承了南诏的疆域。进入宋代后，由于宋朝一直受到北方的军事威胁，无力经营西南，大理也一度接受宋朝的封号，双方相安无事，边界长期稳定。大理的辖境包括今云南全省，四川西南部，贵州晴隆以西数县，缅甸北部那加山脉以东地和萨尔温江以东地，老挝西北部、泰国北部。建都大理（今大理市），全境分为8府、4郡、4镇、37部。至1253年（蒙古蒙哥汗三年），被忽必烈所灭，后置为云南行省。

      　　吐蕃
      　　在这一时期内，吐蕃诸部仍处于分裂状态，因而除了与宋、西夏接壤地带的一些部族与之有军事冲突外，没有向外扩张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军事实力和自然条件的制约，周围的政权也没有进入吐蕃地区的可能，仅北宋取得了东北边缘的熙河路。吐蕃诸部占地范围包括青藏高原、川西高原，今克什米尔地区大部和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今不丹、锡金和尼泊尔一部。

      　　蒙古
      　　蒙古高原诸族都曾为辽所臣属，但金在灭辽后，没有能继续控制蒙古高原。当地主要有克烈、萌古斯等突厥、鞑靼部族，处于分裂状态。1206年，蒙古部首领铁木真统一蒙古高原诸部，建大蒙古国，称成吉思汗，在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上建大斡耳朵（第一宫帐）。蒙古国的疆域东至金山（今大兴安岭），南至金界壕，西至阿勒泰山（今阿尔泰山）两侧，北至谦河（今叶尼塞河）流域和大泽（今贝加尔湖）一带，统治着弘吉剌、汪古、乃蛮、吉利吉思、不里牙惕、八剌忽等部。

      　　3牧业民族一统天下：元帝国的建立
      　　在元朝以前，尽管也有边疆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并建立自己的政权，却从来没有能够统治整个中国。但蒙古人崛起以后，经过了70多年的军事征伐，终于把中国的绝大部分统一起来，形成了疆域空前的辽阔的元帝国。

      　　公元13世纪初，在中国范围内存在着七个分裂的政权或区域：
      　　（1）蒙古地区以蒙古高原为主的今大兴安岭以西，居延海、阴山山脉以北至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分布着蒙古语系、突厥语系的游牧民族，内部也不统一。
      　　（2）西辽今新疆及其西至巴尔喀什湖、阿姆河之间地。
      　　（3）金淮河、秦岭以北的黄河流域及大兴安岭以东地区。
      　　（4）西夏北起河套，南至陇山、河湟地区，西至河西走廊西端。
      　　（5）南宋淮河、秦岭以南（除云贵高原以外）地。
      　　（6）大理云贵高原及周围部分地区。
      　　（7）吐蕃地区青藏高原及周围部分地区。当时已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政权，分散为很多部落。
      　　这七个区域中，有五个内部有统一的政权，其中又以宋、金统一程度最高。吐蕃和蒙古地区内部是分裂的，但将这七个区域统一起来的历史任务却由蒙古完成了。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就率领蒙古铁骑不间断地东征西讨。成吉思汗四年（公元1209年）蒙古进攻西夏，围其都城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市），迫使西夏求和而去。又攻西辽属国畏兀尔，取得了今新疆乌鲁木齐、吐鲁番和哈密一带。成吉思汗六年（公元1121年），蒙古攻取西辽另一属国哈剌鲁，将疆域扩展到今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同年秋蒙古进攻金国，不久就攻入居庸关，威胁金的首都中都（今北京市），并攻陷了今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大批州县。成吉思汗九年（公元1214年，金贞祐二年）初，蒙古军进抵中都，金宣宗求和，成吉思汗退兵。五月，金宣宗迁都南京。蒙古军再次南下，并在次年二月破中都。成吉思汗十三年（公元1218年），蒙古军杀乃蛮王屈出律，原西辽的疆域全部由蒙古占领。蒙古军又先后攻下河东（今山西西南部）、河北和山东。至成吉思汗十六年（公元1221年，金兴定五年），金的黄河以北土地基本上已落入蒙古之手。成吉思汗二十一年（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亲自率军攻西夏，夺取甘、肃等州。次年六月蒙古灭西夏，七月，成吉思汗病死在清水（今甘肃清水县）行营。

      　　他的儿子窝阔台汗（元太宗）继位后，继续对金进攻，并与南宋议定南北夹击。窝阔台汗六年（公元1234年，金天兴三年，宋端平元年）正月，蒙、宋军破蔡州（今河南汝南县），金哀宗自杀，末帝死于乱军，金亡。同年窝阔台就与臣下议定攻宋，蒙古军袭败北上宋军。此后，灭宋的军事行动持续了40多年，在长江上游的四川、中游的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和淮河中游，战争进行得尤其激烈。蒙哥汗（元宪宗）二年（公元1252年），命忽必烈自忒列（今四川宜宾市西）进军，至十二月攻破大理城。四年，大理国王段兴智被擒，大理国亡。

      　　大约在此前的乃马真后三年（公元1244年），吐蕃宗教领袖八思巴的叔父萨思迦班智达曾会见过蒙古的大将阔端，表示接受蒙古大汗的管辖，但一部分吐蕃贵族不愿服从蒙古。因此在灭大理后，蒙古军进入吐蕃，镇压了不服从的贵族，完全控制了吐蕃地区。

      　　在攻占襄阳和夺取了四川大部以后，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宋咸淳十年）下诏伐宋，发动全面进攻。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宋德祐二年）正月，元兵逼近南宋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市），宋廷奉表投降。尽管文天祥、张世杰等在南方继续抵抗，但终于回天无力，到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宋祥兴二年）厓山（今广东新会市南海上）战败，宋朝的残余势力也覆灭了。

      　　成吉思汗时，蒙古还没有固定的首都。窝阔台汗七年（公元1235年），在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后杭爱省厄尔得尼召北哈尔和林建都，称喀拉和林，简称和林。蒙哥汗六年（公元1256年）忽必烈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营建宫室城郭，忽必烈汗中统元年（公元

      　　1260年）在此即位，称开平府，中统四年升为上都。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在金中都城（今北京）东北另筑新城，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改称大都，成为元朝的首都。

      　　蒙古先后征服了这七大区域，但并不是这七个区域都成了元朝的疆域，因为在这期间，有的地区已经成为其他汗国的领土。从成吉思汗十五年（公元1219年）进行第一次西征开始，蒙古帝国的疆域迅速扩张，从中亚、西亚直到欧洲。成吉思汗晚年实行分封，将今天山、阿尔泰山、额尔齐斯河以西的土地都封给了三个儿子。由于大家服从成吉思汗，帝国还是统一的。在窝阔台当大汗时，也还可以指挥其他各部，但到蒙哥（宪宗）和忽必烈（世祖）时，各部已经不相统属。互相争夺大汗的位置，蒙古帝国分裂成元帝国和四大汗国。

      　　今新疆的天山以北地区大部分已经封给了窝阔台国，因此始终不在元帝国的管辖之下。阿母（姆）河南岸被成吉思汗征服以后，没有分封，所以一直由大汗统治。蒙哥汗时在那里设置了阿母河行省，但因离大汗统治区太远，因此蒙哥汗末年将它并入了伊利汗国。蒙哥汗元年（公元1251年）在今新疆乌鲁木齐一带设置了别失八里行省，治所在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破城子）。察合台汗国一度据为己有，后期才重新成为元朝的辖区。今伊犁河流域也未分封，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设置了阿里麻里（一作阿力麻里、阿力马力）行省，以阿里麻里（今新疆霍城县水定镇西北）为治所。但该行省存在的时间更短，两年后就废了，以后并入察合台汗国。因此在大部分时期，元朝的疆域还没有包括今新疆的全部。

      　　从元朝开始，整个青藏高原成了中原王朝的一部分，与中国的其他部分结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根据吐蕃地区普遍信奉喇嘛教的实际，元朝将它划归掌管全国佛教事务的机构——宣政院（至元初设置时称总制院，至元二十五年改名）管辖，并根据当地需要设分院驻理。在境内设立吐蕃等处（脱思麻），吐蕃等路（朵甘思），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三个宣慰司，脱思麻司辖有今青海黄南州至四川阿坝州一带，朵甘思司辖有今青海果洛州、玉树州至四川甘孜州、西藏昌都地区，乌思藏司辖有今西藏大部分和克什米尔之地。宣慰司下分辖元帅府、总管府、万户府、千户府、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万户、千户等机构。这些机构有的管理军事，有的办理民事，有的兼管军民。因此尽管元朝为了更有效地统治吐蕃，充分利用了宗教因素，对吐蕃地区实行不同于汉族地区的政策，但同样建立了一整套行政和军事机构，行使着完全的主权。

      　　除了今新疆地区的较大变动外，元朝的疆域是稳定的：在北方，西起今额尔齐斯河，东至鄂霍次克海。在东部，拥有朝鲜半岛东北部。在西南，包括今克什米尔地区以及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锡金等地，今缅甸东北部和泰国北部。

      　　与汉、唐极盛时期的疆域相比，元朝不仅在面积上大大超过了它们，而且在控制程度上也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吐蕃地区和今新疆东部三个直属于朝廷的单位（别失八里、哈剌火州、哈密力）以外，元朝在全国都设置了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其中包括汉唐时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蒙古高原以北和辽河下游以北地区。

      　　对周围的邻国，元朝都曾进行过军事征服，有的还设置过行政机构。但元朝的统治能维持的时间都不长，而且这些国家仍然是独立的，所以还不属于元朝的疆域。如元朝对安南（今越南）用兵三次，一度占领了安南，并派了达鲁花赤（地方行政长官）去监督行政，但在安南的激烈反抗下，最后不得不撤出。元朝在缅甸设置过缅中行省，存在的时间也很短。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在高丽设征东行省，但该省的长官（丞相）就是高丽国王，而且对高丽国内仍称国王，所以高丽实际上只是元朝的属国。

七、退缩中的中原王朝：明朝时期

      　　1奴尔干都司的设置和撤销
      　　在东北方面，明初是以恢复元朝的疆域为目标的。特别是由于在朝鲜半岛的王氏高丽是亲元的，所以明太祖朱元璋曾坚持要以铁岭为界，准备在朝鲜半岛的西北部设置屯驻军队的卫、所，为此与高丽发生过争执。但到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高丽李氏取代王氏自立，改而奉行亲明政策，因此明朝不再坚持以铁岭为界，从此鸭绿江成为明朝与朝鲜的界河。

      　　在东北女真等部族地区，明朝陆续设置了一批羁縻卫、所，用以统治或控制当地民族。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设置的奴尔干都司，管辖约300个羁縻卫、所。都司驻于黑龙江下游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塔赫塔，下距江口150公里，辖境包括今黑龙江、精奇里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北至外兴安岭以北。永乐九年又征服了苦兀，辖境扩大到库页岛，在岛上设置了囊哈尔卫。奴尔干都司的主要官员如都指挥使、同知、佥事等职都用流官，即由朝迁派遣，而各卫、所的指挥、千户等职任用土官，即由当地部族的首领担任。奴尔干都司的性质与汉唐时的都护府相似，各卫、所内部的部族也享有自治权。但都司的管辖比都护府更严密，因为下属单位不再有西域那样的国，各卫、所必须完全服从都司。当然，由于属于羁縻性质，所以都司对下属单位的控制程度差异很大，不可一概而论。

      　　都司的设立和存在不仅有可靠的文献记载，而且有确凿的物证。奴尔干都司设立后，内官亦失哈等多次奉命去对当地部族宣谕抚慰。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亦失哈第三次到奴尔干都司时，在都司城西南、黑龙江恒滚河口对岸山上建永宁寺，并在寺前立碑。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他第十次到该地时，发现寺已被毁，次年就委官重建，又立碑纪事。这两块碑详细地记载了设置奴尔干都司的经过与亦失哈屡次宣谕镇抚其地的情况。永宁寺虽久已堙圯〔yīn

      　　yí音夷〕，但两碑一直屹立原地。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曹廷杰奉清迁之命对被沙俄侵占地区进行调查，将碑文拓下携回，披露于世。原碑至今还保存在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的博物馆中。

      　　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奴尔干都司撤销，下属的卫所则继续存在。不过由于上一级建置取消了，明朝对这些卫所的控制也减弱了，尤其是在明朝国力衰弱以后。为了防止羁縻地区的部族和西部的鞑靼进入它的直接统治区——辽东都司，从永乐、宣德开始陆续建起了边墙。边墙东起今辽宁丹东市东北鸭绿江边，向北经宽甸东、本溪西，折东至本溪北，又北经抚顺东、铁岭东、开原东、昌图东，东折至昌图北，南折至昌图西、开原西，以后大致沿辽河而西南至三岔口（今辽宁海城市西北），又自三盆口向西北，经台安、黑山，折东经阜新南，折西南经义县西、锦州西、锦西西、绥中西，折南至山海关止。这道边墙并不是明朝的边界，甚至也不是直接统治区的界线，因为边墙的东北是奴尔干都司辖境，即使在都司撤销后，也还是明朝疆域的一部分。而且由于军事防卫的需要，边墙也没有完全筑在辽东都司的边缘，它的一部分辖境就在边墙之外。由于辽东边墙通过山海关连接着明朝的另一道边墙（长城），所以它的起点——丹东市东北鸭绿江边，也就是万里长城的起点。

      　　2北方和西北诸卫所的内迁
      　　在北方，为了打击和消灭元朝的残余势力，明军不止一次发动进攻，如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明成祖朱棣亲自率步骑50万击瓦剌马哈木，追至土剌河（今蒙古国土拉河）；永乐二十二年成祖又亲征，至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东北的达兰纳穆尔河而还。但由于明军长途进军，离后方很远，对手又是游牧民族，流动性很大，所以既难以久驻，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虽然明朝无法占领每次军事行动到达的地方，但因实力强大，洪武时的北界还是推进了很多，先后设置了大宁卫（驻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开平卫（驻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东胜卫（驻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和兴和所（驻今河北张北县）等军事驻屯机构。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设大宁都司，次年改称北平行都司，治所在大宁卫，辖境北至今西辽河、西拉木伦河、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查干诺尔一线。其西的明朝北界则在阴山山脉和贺兰山一线。

      　　在西拉木伦河以北是兀良哈部族，明朝在那里设了三个羁縻卫，称为兀良哈三卫。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燕王朱棣举兵推翻建文帝夺取皇位时，曾联络兀良哈三卫支援，到朱棣登位后，就将北平行都司改名大宁都司，移治保定府（今河北保定市），原来的辖地都作为报酬让给了兀良哈。东胜左右卫也分别迁到了今河北的卢龙和遵化。这样一来，开平卫和兴和所成了孤悬的据点，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兴和所被蒙古阿鲁台袭陷，迁治宣府（今河北宣化县）。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开平卫也移治独石堡（今河北赤城县北独石口）。至此，在今北京、河北、山西境内的明朝北界已经退到了以后的长城一线。河套地区本来是明朝的辖地，但在东胜卫后撤后失去了支援，而蒙古却不断入侵，到天顺（公元1457—1464年）后就完全成了蒙古的势力范围。嘉靖时曾一度准备收复河套，但没有成功。所以在今陕西、宁夏和甘肃境内的明朝疆域也是以长城一线为北界了。当然，以长城为界并不是绝对的，与辽东边墙一样，山海关以西的长城（明代也称为边墙）也不一定完全按照当时的疆域范围建筑。而且由于鞑靼、瓦剌以游牧为主，实力也有盛有衰，有时逼近长城，有时又退却很远，明朝的实际控制区常常越出长城，在长城以北还存在一些双方势力交错或者都不加控制的地区。

      　　洪武初年，明朝曾取得了元朝在西北的全部疆域，即亦集乃路（治所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沙州路（治所在今甘肃敦煌市）、肃州路（治所在今甘肃酒泉市）和甘州路（治所在今甘肃张掖市），占有今甘肃和内蒙古的西部。但不久就放弃了西部，撤到了嘉峪关。当时在关外还设有七个羁縻卫所，自成化（公元1465—1487年）以后，其西的土鲁番势力日益强大，吞并了这些羁縻卫所，明朝的疆域就限于嘉峪关以东长城以内了。

      　　3南方和西南的退却
      　　明朝初年，安南（今越南）发生内乱，黎苍篡夺了陈氏的王位，又欺骗明朝为陈氏绝后，获得了明朝的册封。不久，老挝将故安南国王之弟陈天平送到，明朝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护送陈天平回国，被黎氏所杀。于是明朝派兵攻入安南，俘获黎苍。在没有找到陈氏子孙的情况下，于永乐五年在安南设置了交趾布政使司，下辖17府、47州、157县；同时设都指挥使司，下辖11卫、3所。但是明朝的统治受到当地人民的反抗，加上一些官员处置失当，更使冲突激化。尽管明朝不断采用军事镇压，还是无法支持下去，终于在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撤销交趾布政使司和都指挥使司，人员全部撤回，重新承认了安南的属国地位。

      　　明朝初年，在云南布政使司下除了正式府州，还设有南甸、干崖两个宣抚司和麓川平缅、木邦、孟养、缅甸、八百、车里、老挝、大古喇、底马撒和底兀剌十个宣慰司。但以后，大古喇、底马撒和底兀剌三个宣慰司因路途遥远，明朝控制不了，脱离了与明朝的关系。麓川平缅宣慰司的故地在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改置为陇川宣抚司，这样就形成了“三宣（宣抚司）六慰（宣慰司）”及其下辖的司（长官司等）。“三宣六慰”都是土司，即其长官都由当地部族或政权的首领世袭，内部自治，但经济上要承担朝廷的“征役差发”和“贡赋”，土兵（地方军队）要接受朝廷或上级的调遣。因地理位置的不同，这些土司又分为沿边和外地两种，明朝对它们的统治方式和控制程度虽不相同，但它们都是明朝疆域的一部分。“三宣六慰”的范围除了今国内部分外，大致还包括今缅甸那加山脉、亲敦江和伊洛瓦底江以东地，泰国和老挝的北部。

      　　1531年（明嘉靖十年）缅甸东吁王朝建立，逐步统一缅甸，并不断进攻明朝所属的土司。至嘉靖末（公元1566年），缅甸吞并了八百、老挝和车里三个宣慰司。万历（公元1573—1620年）初，又攻占了木邦、蛮莫、陇川、孟养等司，“三宣六慰”全部落入缅甸手中。明朝出兵反击，收复了部分失地，并加强了边区的防守。但“六慰”中除车里外都已为缅甸所有，明朝仅保住了“三宣”。至此，明朝在今国界外的疆域主要还有：伊洛瓦底江上游的迈立开江以东、今云南盈江县以北地，萨尔温江以东、缅泰边界以北地以及老挝、越南北部的一些地方，其中包括当时的里麻司所在的江心坡（迈立开江和伊洛瓦底江另一条支流恩梅开江之间地）和茶山司所在片马（恩梅开江至高黎贡山间地）。

      　　4对西藏主权的延续
      　　明朝初建，西藏的政教领袖乌思藏摄帝师喃加巴藏卜在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遣使纳贡，第二年就亲自入朝，受封为炽盛佛宝国师。明朝曾多次派使者去西藏地区，并在今西藏大部设置了乌思藏都指挥使司，在今西藏的昌都地区东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青海西南部设置了朵甘都指挥使司，在今克什米尔地区东北部和西藏西部设置了俄力思军民元帅府；以下分别设有主管或兼管宗教、军事、民政的机构，授予当地僧俗首领以国师、法王、都指挥、宣慰使、招讨使、元帅、万户等官员，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实行治理。乌思藏、朵甘二司由阐化、赞善、护教、阐教、辅教五王和大宝、大乘、大慈三法王分治，在今四川西部的甘孜、阿坝州还设有董卜韩胡、长河西鱼通宁远二宣慰司。宣德后护教王因无继承人而断绝，而黄教首领锁南坚措的威望越来越高，被奉为活佛，并获得鞑靼俺答汗所赠达赖喇嘛的尊号，成为三世达赖喇嘛，大宝等三法王和阐化等四王都俯首称弟子。从此，三法王、四王等都徒有虚名，不再能发号施令，达赖喇嘛成为藏族地区政教合一的最高首领。尽管在明朝中期后因国力衰退，朝廷与西藏的联系不如前期密切，但始终掌握着西藏的主权，西藏一直是明朝疆域的一部分。

      　　5其他政权的疆域
      　　今新疆、内蒙古、青海和甘肃的一部分在明朝的大部分时间内都处于它的疆域之外。在这些地区建立的政权主要有：
      　　别失八里
      　　14世纪40年代，察合台汗国陷于分裂，至60年代西察合台汗国演变为帖木儿汗国。1370年（明洪武三年）东察合台汗居别失八里，1418年（永乐十六年）西迁亦力把里（一作亦力巴力，今新疆伊宁市），明朝史籍即以城名称其国名。辖境包括今新疆除哈密地区和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以东北地区以外，境外巴尔喀什湖、塔什干以东和帕米尔高原。16世纪后期，天山以北地区的东部已为瓦剌所占，其余也分裂为几部：吉利吉斯，在今巴尔喀什湖以东南一带：哈萨克，在今伊犁河流域；叶尔羌，在今塔里木河流域和帕米尔高原；土鲁番，在今天山以南东部地区和甘肃西部。

      　　鞑靼、瓦剌
      　　鞑靼始见于唐代中叶，是突厥统治下的部族，以后兴起的蒙古是其中一支。元亡后，明朝又将蒙古高原东部蒙古成吉思汗后裔各部都称为鞑靼。
      　　瓦剌，清以后称卫拉特、额鲁特、厄鲁特，本在叶尼塞河上游，被成吉思汗征服后成为蒙古一部。明朝泛指蒙古高原西部和阿尔泰山一带的部族。
      　　1368年（明洪武元年）元帝退出大都，北迁上都。次年明军攻上都，元帝再次北逃。第二年明军又攻克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达来诺尔附近），元帝逃至和林，仍用元朝称号，史称北元。传至1402年（明建文四年）取消帝号称可汗，去国号称鞑靼，恢复了部族，但内部并不统一。明永乐初，瓦剌分为马哈木、太平、把秃孛思三部，明朝封为顺宁、贤义、安乐三王。鞑靼和瓦剌的范围大致有今内蒙古中部和西部、蒙古高原、阿尔泰山南麓和西伯利亚南部。

      　　1436年（明正统元年），瓦剌顺宁王脱懽〔huān欢〕并吞贤义、安乐二王部落，统一瓦剌，两年后又控制了鞑靼。其子继立后，东取兀良哈三卫及建州女真各部，西掠沙州、赤斤蒙古、哈密等卫，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南下攻明，俘获明英宗。1453年（明景泰四年），也先自立为大元田盛大可汗，但两年后在内乱中被杀，蒙古又分裂。1480年（明成化十六年）鞑靼的达延汗（明朝称为小王子）继承汗位，出兵迫瓦剌西迁，又统一了蒙古各部。16世纪前期达延汗死后，又出现了割据局面。至16世纪后期，达延汗之孙土默特首领控制蒙古右翼，称阿勒坦（俺答）汗。阿勒坦汗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筑大板升城（明朝赐名归化），成为漠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八、统一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清朝时期


      　　1东北地区的统一
      　　建立清朝的爱新觉罗家族是东北女真人部落的一支，属于明朝建州卫的一部。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明朝在今黑龙江依兰县一带设置建州卫，永乐十年又设建州左卫，以猛哥帖木儿（努尔哈赤六世祖）为指挥使，后升为都督佥事和右都督。建州卫和建州左卫几经迁徙，最后移置于今辽宁浑河支流苏子河流域。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明朝又增设建州右卫，与建州卫、建州左卫合称建州三卫。

      　　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和十一年，明朝两次讨伐建州右卫指挥使王杲〔gǎo搞〕及其子阿台，努尔哈赤的祖父、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叫场（觉昌安）和父亲、建州左卫指挥塔失（塔克世）均充当明总兵李成梁军的向导，在后一次战役中在古埒城（今沈阳市鼓楼村东北）遭明军误杀。为表示抚慰，努尔哈赤被任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同年，努尔哈赤起兵攻打曾协助明军的苏克素护部首领尼堪外兰，报父祖之仇。在此后的11年间，努尔哈赤先后攻取或招抚了浑河流域和佟家江流域的栋鄂部、浑河上游的哲陈部、哈达河上游的完颜部、鸭绿江部、长白山北麓的珠舍里部和讷殷部。到1593年（明万历二十一年），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接着，努尔哈赤开始进攻海西女真的扈伦四部，1598年（明万历二十六年）征服安楚拉库路，开始经营东海诸部。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东）称汗，建金国，史称后金。不久又征服了叶赫河流域的叶赫部，于是扈伦四部全部归属后金。后金天命三年（公元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兴兵反明，接连大败明军。以后后金不仅不断攻占明朝在山海关外的据点，还多次越过长城，威胁北京，最南曾攻至徐州附近。天命九年，蒙古科尔沁部投降后金。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明崇祯八年），后金出兵灭蒙古察哈尔余部。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皇太极登位，改国号为清。接着又征服了索伦诸部，并完全吞并了东海诸部。到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清朝的疆域已经扩大到明长城以北，包括今内蒙古、东北三省和俄罗斯北至外兴安岭以北、西起贝加尔湖、东至萨哈林岛（库页岛）间的地区。

      　　2从入关到平定台湾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清顺治元年）三月，李自成军进入北京，崇祯皇帝自杀，明亡。明驻守山海关的宁远总兵吴三桂引清军入关，与清军一起，击败李自成军。五月，李自成军撤退，清军占领北京。九月，福临（清世祖）到达北京，十月即皇帝位，北京成为清朝的首都。清军分路进攻明朝残余政权和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政权：清军南下后，于顺治二年攻克扬州，渡长江，南京降，明福王（弘光帝）被俘。同年正月清军攻破潼关，入西安，李自成军节节败退，经商州、襄阳、武昌，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被杀。顺治三年，清军攻入浙东，明鲁王逃亡入海。清军入闽，明唐王（隆武帝）被俘。十二月破广州，明绍武帝自杀。清兵入四川，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中箭身亡。此后，明桂王（永历帝）与张献忠旧部、李自成余部在南方和西南抗清，张煌言、郑成功在东南沿海抗清，但抵不住清军的攻势，到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清军占领云南，明永历帝逃往缅甸。至此，除福建厦门、金门等地还在忠于明朝的郑成功手中外，清朝已经拥有明朝的全部疆域。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清军攻入台湾，郑成功之孙郑克塽〔shuǎng爽〕投降。次年，清朝在台湾设府、县、总兵等官，隶属于福建省。从此，长期由当地人民自治的台湾岛由大陆政权设置了正式政区。

      　　早在元朝，已在台湾附近的澎湖岛设置了巡检司，负责这一带的海防和治安。但明朝初年将澎湖列岛的居民撤往大陆，并撤销了行政机构，所以澎湖逐渐成了以日本人为主的倭寇的根据地，福建、广东沿海的“海寇”也在澎湖、台湾一带活动。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明朝一度收复了澎湖，并重新设置行政机构，但不久又撤销了。尽管如此，明朝对澎湖列岛的管辖一直没有放弃。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荷兰人占领澎湖岛，明朝立即派兵将侵略者赶走。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荷兰人第二次占领澎湖，到天启四年明军又将他们赶走，并长期驻守，直到明末。

      　　台湾岛与大陆的联系一向非常密切，在明代已有不少大陆人移居台湾，从嘉靖开始，大陆的“海寇”林道乾、颜思齐、郑芝龙（郑成功之父）等先后在台湾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明朝虽然没有在岛上设立行政区，但明军在追剿“海寇”时不止一次进入台湾，并一直将台湾及附近海面列为军事防区。荷兰人第二次被从澎湖驱逐后，就转入台湾，侵占了台南一带。1626年（明天启六年），西班牙人侵占了台北一带。当时，郑芝龙在台湾中部的北港一带建有政权，本地的部族大多由自己的首领治理。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趁郑芝龙的活动转向大陆之机，荷兰侵略者独占了台湾。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郑成功在大陆抗清不利，决定改以台湾为基地，因此从厦门出兵，驱逐荷兰侵略者。次年初，荷兰侵略者投降后退出，郑成功与子郑经在台湾和澎湖设置了三个安抚司和下属的府、州，建立了继续忠于明朝的地方政权，直到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

      　　3击败噶尔丹，蒙古归一统
      　　在公元17世纪初，漠北的喀尔喀蒙古（大致分布在今蒙古国境内）分为三部：土谢图汗、车臣汗和札萨克图汗。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三部发生内乱，准噶尔王噶尔丹乘机入侵。三部联合抵抗，但领土仍被噶尔丹侵占，只得南迁漠南（今内蒙古），投入清朝求援。康熙二十九年噶尔丹进扰漠南，康熙帝下令亲征，开始了对噶尔丹的全面反击。清朝对噶尔丹的反击不仅是为了保卫漠南，收复漠北，而且关系到自己的生存。因为当时准噶尔的势力已经非常强大，成为清朝最大的威胁。

      　　准噶尔是瓦剌的一部。瓦剌到清朝被称为卫拉特，亦作额鲁特、厄鲁特，在17世纪初分为杜尔伯特、准噶尔、土尔扈特、和硕特四部，先后并吞了亦力把里、吉利吉思、哈萨克、叶尔羌、土鲁番诸部。其中和硕特部的固始汗一支，自今新疆乌鲁木齐一带迁至今青海和套西（河套以西，今内蒙古蹬口以西地），于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率军进入西藏，灭了藏巴汗，与五世达赖喇嘛共治西藏。准噶尔部兴起后，强占了和硕特部原有的自今伊犁至乌鲁木齐的牧地，迫使土尔扈特部从塔尔巴哈台附近的雅尔（今哈萨克斯坦塔尔巴哈山以南、阿拉湖以北一带）西迁到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下游，胁迫杜尔伯特部（原在额尔齐斯河上游）中的辉特部迁往塔尔巴哈台。到17世纪70年代以后，准噶尔部实际上控制了其他三部（土尔扈特部西迁后为辉特部），占有的地域包括今新疆、西藏、青海、四川西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和北部以及境外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蒙古高原的广大范围。

      　　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清军在乌兰布通（今内蒙古赤峰市西北）大败噶尔丹。次年，康熙帝到多伦抚慰喀尔喀各部，并正式任命各部首领，编审成旗，建立了与内蒙古一致的行政区划。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帝再次亲征，大破噶尔丹军，收复了蒙古高原，喀尔喀三部回到漠北。至此，内外蒙古完全统一于清朝。

      　　当时，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占有阿尔泰山以西各地，受到噶尔丹压迫的和硕特部青海各部乘机脱离噶尔丹。康熙三十六年，清军继续深入，噶尔丹自杀。康熙三十七年，和硕特部固始汗第十子达什巴图尔降清，青海和套西归入清朝版图。

      　　4对西藏主权的确立
      　　在清朝统一蒙古以前，蒙古和西藏的关系已经相当密切了，这是由于从公元16世纪后期开始喇嘛教已流行于今青海地区，所以在蒙古的阿勒坦汗（公元1507—1582年）占领青海以后，喇嘛教就传到蒙古人中间。阿勒坦汗迎来宗喀巴的三传弟子索南嘉措（锁南坚错），尊为达赖喇嘛（三世），又将他迎至归化传教。从此，喇嘛教格鲁派（黄教）就在东西蒙古广泛传播。三世达赖死后，阿勒坦汗的曾孙被认定为转世灵童，立为四世达赖。以后四世达赖派了一位大喇嘛去蒙古主持教务，成为蒙古活佛。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率军进入西藏，配合五世达赖灭藏巴汗，驱逐了后藏的红教。1645年（清顺治二年），固始汗尊黄教领袖罗桑却吉坚赞为四世班禅（前三世出于追认），驻后藏扎什伦布寺。至此在宗教上，黄教统一了蒙古和西藏；在政治上，蒙古统一了青藏地区。

      　　由于漠南蒙古早已归属清朝，西藏与清朝的联系也开始于清朝入关之前。固始汗入藏后，就与达赖、班禅共同遣使朝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清朝派官员到达西藏，册封班禅为金刚上师。顺治九年，达赖到北京朝见清世祖，次年受清朝册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清朝派侍郎赫寿入藏协助拉藏汗管理地方事务。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五世班禅被封为“班禅额尔德尼”。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体制得到了清朝的正式承认，清朝在西藏的统治也得到确立。

      　　噶尔丹死后，清朝让策妄阿喇布坦领其余众，停止了军事行动。策妄阿喇布坦乘机扩张，据有杜尔伯特、和硕特和辉特部等各部的统治权，自立为准噶尔汗。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准噶尔的策零敦多布率6000军队从伊犁经阿里偷袭拉萨，杀拉藏汗，囚禁了拉藏汗所立的达赖。康熙五十七年，清军自青海入藏，但在那曲遭准噶尔军围攻，全军覆没。康熙五十九年，清军从青海和四川分两路入藏，原拉藏汗政权的官员也起兵响应，同年八月消灭了准噶尔军，西藏平定。

      　　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清朝在西藏设置了驻藏办事大臣衙门，统率驻藏官兵，督导地方行政。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设立西藏地方政府——噶厦，规定凡重大行政事务及藏官的任免、藏军的调动等均应由噶厦请示达赖和驻藏大臣办理。在乾隆五十七年击退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军后，又在次年制定了《藏内善后章程》，确定了驻藏大臣的地位及其全面督导藏内事务和统一处理涉外事宜的职权，规定达赖、班禅及各地格鲁派大活佛转世时用金瓶掣签（将最后的候选人名字放在一个金瓶中抽签决定）的办法，并必须受大臣监督，自噶伦（噶厦的最高长官）以下的僧俗官员必须由大臣任免。《藏内善后章程》对西藏的官制、军制、司法、财政、边防、差役及对外事宜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5天山南北路归入版图，极盛疆域最终形成
      　　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策妄阿喇布坦死，子噶尔丹策零继位，又不断侵扰哈密、喀尔喀蒙古等地。清军虽多次取得胜利，但一直没有能彻底平定。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噶尔丹策零死后，准噶尔发生内乱，势力逐渐衰落。乾隆十八年，准噶尔的阿睦尔撒纳袭杀剌麻达尔札，推达瓦齐为汗，车凌乌巴什率部降清。乾隆十九年，乾隆帝决定趁机出兵，以结束数十年未了的战争。阿睦尔撒纳又与达瓦齐相攻，失败后率部降清。次年，清军分两路进兵，不久就进占伊犁，准噶尔部基本平定。但阿睦尔撒纳又发动叛乱，而清军因天寒撤退，阿睦尔撒纳重新控制了准噶尔。乾隆二十二年，清军再次进入伊犁，天山北路从此纳入清朝疆域。阿睦尔撒纳逃往俄国，不久病死。

      　　原来在准噶尔统治下的回（维吾尔）部首领大小和卓木企图割据，清朝出兵，在乾隆二十四年攻入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市）和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县），大小和卓木逃往巴达克山部被杀。天山南路也告平定，清朝统一中国的大业至此完成。

      　　在这以前的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清朝与俄国订立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俄东段的边界是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因为当时清朝还没有平定外蒙古，所以中段的界线无法划定。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清朝与俄国签订《中俄布连斯奇界约》和《恰克图条约》，规定了东起额尔古纳河及其支流开拉哩河（今海拉尔河）相交处的阿巴该图，经恰克图（今俄罗斯境内的恰克图及蒙古境内的阿尔丹布拉克），西至沙必乃达巴汉（一作沙宾达巴哈，今俄罗斯西萨彦岭）的边界走向。

      　　从秦始皇灭六国，开疆拓土，建立秦帝国开始，经过了近2000年，中国终于形成了一个北起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拥有100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的空前统一的国家。

      　　清朝全盛时的疆域分为25个一级政区和内蒙古盟旗：内地十八省，下辖府、州、县、厅，西南几省还保留一些土司土官；盛京、吉林、黑龙江、伊犁、乌里雅苏台（外蒙古）五个将军辖区，或以驻防机构兼理民政，或同时设有民政机构，或保留一些类似土司的当地世袭首领；内蒙古六盟、西套蒙古和察哈尔，下设盟旗，与外蒙古相同，但由中央的理藩院直辖；西宁办事大臣，下辖厄鲁特二十九旗和玉树等四十族土司，前者用蒙古盟旗制，后者用西南土司制；西藏办事大臣，统辖卫、藏、喀木和阿里四地区的营、城、呼图克图领地、部族及寺院。尽管在有些政区或地区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治，如驻西藏的办事大臣一般不干预其内部政教合一的制度和事务，土司的土官实行世袭，但涉及国家主权和中央权威的重大问题已经完全由朝廷掌握，如西藏与邻国的关系、军队驻防、宗教领袖的继承、内部叛乱的镇压等必须由大臣处理或者上报朝廷决定。这样的统一范围和程度是以往任何朝代从来没有达到过的。

      　　6帝国主义入侵后部分领土的丧失
      　　明朝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葡萄牙人贿通地方官，在壕镜澳（今澳门）登岸建立居留地。至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葡萄牙人变贿赂为地租，澳门成为西方国家在中国的第一个租住地。入清后沿用了明朝旧例，但到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后葡方拒交地租，并逐走清朝驻澳门的官员。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中葡签订《中葡天津条约》，允许葡萄牙人“永居管理”澳门。

      　　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用武力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中国的大片领土，甚至连条约都不签订，凭借实力造成既成事实。
      　　鸦片战争中，英国占领了广东广州府新安县的香港岛。道光二十二年（公元
      　　1842年），中英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中英订《中英天津条约》，又以香港对岸的九龙司地方一区割归英属。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中英订立《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次年勘定以深圳河及深圳、大鹏二湾以南及附近海面（九龙新界）租予英国，期限99年。

      　　侵夺中国领土最多的是沙皇俄国。
      　　《中俄尼布楚条约》中将两国边界最东段乌第河以南一块列为“待议地区”，没有划定归属，但在俄国势力扩张到远东后，不经过任何谈判就占据了这一地区。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乘机迫使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强行割去黑龙江北岸大片中国领土，仅规定瑷珲（今黑龙江黑河市）对岸精奇里江以南“江东六十四屯”仍由原住中国人永远居住，归中国政府管理。乌苏里江以东至海则划为中俄共管。清朝政府当时拒绝批准，但在两年后的《中俄北京条约》中被迫确认此条约。《中俄北京条约》还进一步将乌苏里、松阿察二江直到兴凯湖至图们江口一线以东原中国领土划归俄国。第二年勘定边界，绘图立碑。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重勘，增立、改立界碑多处，中国方面又作了不少退让。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俄国占领东北，用烧杀手段驱赶中国居民，强占了江东六十四屯。

      　　鞑靼海峡东岸的库页岛，本来是吉林三姓副都统辖境，但清朝只接受“纳贡”，从来不加经营，以至在俄国和日本都侵入该岛后还一无所知。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俄国单方面宣布库页岛是俄国领土，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时清廷竟置此岛于不顾，还同意规定岛上的“土人”不能再过海向清朝纳贡，实际上承认了俄国对该岛的占领。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库页岛完全归入俄国，1905年日俄战争后以北纬50°以南划归日本。

      　　《中俄北京条约》确定中国外蒙古与俄国的西界“自沙宾达巴哈起至斋桑淖尔”，虽然尚未经过勘定，却已经将在此线以西北的定边左将军所属乌梁海十佐领及科布多所属阿勒泰淖尔乌梁海二旗划到了中国界外。至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中俄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即《塔城条约》），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订立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两个界约。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又勘改科布多边界，按《中俄北京条约》划定了两国边界。

      　　《中俄北京条约》规定的新疆境内的中俄西界，在斋桑淖尔以下为“又西南至特穆尔图淖尔，又南至浩罕为界”，已将原来属于中国的自巴勒喀什（巴尔喀什）湖东南至特穆尔图淖尔之间的土地划归俄国。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订立《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后，俄国又利用具体查勘的过程驱逐中国的卡伦（哨所），抢占沿边土地。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俄国官员将他们单方面确定的边界强加给中国，清朝官员只能在俄方界碑的左侧另立中方的界碑。但边界刚划定，俄国就开始了新的侵略步骤。当时，俄国已经在中亚吞并了浩罕和布哈拉汗国，就趁阿古柏在新疆叛乱之机于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占据了中国的伊犁。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清朝派左宗棠出兵新疆，平定了叛乱，要求俄国退出伊犁。俄国以改订《中俄北京条约》的有关条款作为撤军的条件，逼清朝于光绪七年签订了《伊犁改订条约》，根据这两个条约而进行的勘界产生了几个具体的界约，至光绪十年划定了从沙宾达巴哈至乌孜别里山口的中俄边界，20多年间中国西部共失地50多万平方公里。

      　　在平定阿古柏之乱时，刘锦棠进军帕米尔高原，光绪初年曾设置了乌满等八个卡伦。《伊犁改订条约》规定，在乌孜别里山口以南，“中国界线向正南，俄国界线向西南”，明确帕米尔高原属于中国。但从1884年（光绪十年）以后，俄国继续向南扩张，以武力强占了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帕米尔地区。英国也通过其保护国阿富汗侵入帕米尔。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英俄两国趁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之机，私自在伦敦订约，瓜分了帕米尔的大部分，中国只剩下令塔什库尔干县。

      　　英国、法国、日本也在它们维持殖民统治的印度、缅甸、越南、朝鲜等国与中国的边界用各种手段侵占中国的领土：
      　　图们江源处的中朝边界，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至十三年（公元1887年）曾经双方交涉勘查，未得结论。甲午战争后日本取得韩国的外交权，双方于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确定以石乙水为图们江源，两国以此为界。

      　　拉达克本来是西藏阿里的一部分，大约在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为克什米尔所占。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英国吞并克什米尔，拉达克随即被并入英属克什米尔。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英国通过藏印条约规定哲孟雄受英国保护，并划定了哲孟雄与西藏间的边界，夺取了西藏春丕以南地区。

      　　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法国吞并了越南，光绪十二年英国吞并缅甸，此后英法两国与中国多次交涉，划定缅甸、越南与中国的边界，结果云南西部的茶山、麻栗坝等地，铁壁、虎踞、天马、汉龙等关划归英属缅甸，南部的乌得、孟乌二土司划入法属交趾＊＊＊（越南）。

      　　此外，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台湾和澎湖于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被割让给日本，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才由中国收回。

      　　1921年，外蒙古宣布独立，于1924年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九、统一的中国疆域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


      　　1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并不是最古老的国家；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国也不是领土最大的国家；但是中国的疆域却在世界史上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翻开世界史，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之前，也就是相当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时期，埃及人在公元前4241年就有了历法，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500年有了楔形文字的雏形，埃及人在公元前3500—前3200年形成城邦，第一乌尔王朝于公元前3000年在幼发拉底河入海处出现，基什王于公元前2870年裁定两河流域两邦间的疆界争执并树立界石，埃及的第三王朝（公元前2780—前2680年）开始建造金字塔。而中国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一般认为存在于公元前2550年的前后。我们平时所说的“五千年文明史”，也是指从黄帝时代以来这一历史时期的一个约数，并不是正好有5000年。

      　　但是在今天的世界地图上，早已找不到苏美尔人、腓尼基人、基什人的国家，也不会发现第一乌尔王朝的踪影。埃及作为国家的名字虽然还存在，但早已不是当年的主人了。从公元前1680年开始，喜克索人、利比亚人、库施人、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先后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原来的埃及人早已消失在众多的外来人中，就连从公元前3000年起就长期使用的埃及语也早成了消亡的语言。不仅埃及，就是其他文明古国，如巴比伦、印度、罗马等无不如此。而中国至迟在商代（商代以前的夏代因史料有限，姑且不论）已经建立了奴隶制国家，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起一个疆域辽阔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从此，尽管也出现过内乱、分裂、民族战争和改朝换代，但是以汉族（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政权实体不仅始终存在，而且统一的疆域范围越来越广，最终凝聚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并在18世纪中叶形成了中国的极盛疆域。

      　　前苏联的领土是2240万平方公里，超过今天中国领土的两倍，但是如果拿这个国家疆域变化的历史与中国相比，那就与面积数字的比较完全不同了。10世纪后半期，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北宋初年，东斯拉夫人中的一支基辅罗斯兴起，罗斯王公斯维亚托斯拉夫及其子弗拉基米尔扩大了领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但到12世纪中叶，罗斯就分裂为许多小公国，1223年又被蒙古军队占有，成为金帐汗国的一部分，汗国通过俄罗斯王公进行统治。14世纪以后，相当中国元末明初时，莫斯科大公国逐渐强大起来，伊凡三世（公元1462—1505年在位）吞并了所有东斯拉夫人的土地，并摆脱了金帐汗国的统治，建立俄罗斯帝国。16世纪后半期，俄罗斯的疆域才扩大到伏尔加河地区，吞并东乌克兰和基辅的事实到1667年才为波兰所承认，1775年取得黑海北岸地区，1783年夺取克里米亚，17世纪扩张到亚洲，18世纪进入了远东和中亚，19世纪从中国夺取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至于前苏联的领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最终形成，但不到半个世纪又重新分裂。

      　　领土面积略超过中国的加拿大和仅次于中国的美国，它们的历史都只有200多年，而它们的领土定形的时间就更短了。
      　　因此，在今天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几个国家中，中国是唯一拥有历史悠久的稳定疆域的国家。
      　　中国能够在2000多年前就形成了广阔的疆域，中国的疆域能够稳定地延续下来，统一的中国疆域最终出现在18世纪中叶并且由清朝实现，这些都不是偶然的，需要各方面的很多条件。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各族人民为祖国的统一而进行了长期的共同努力；中国人民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大力开发经济，发展生产；历代统治者、尤其是清朝统治者顺应历史潮流，实行了正确的政策。同样，近代中国大片国土的沦丧，固然有其外部原因，但国力的衰落和政府腐败是决定因素。

      　　在中国疆域的形成过程中，汉族作出了主要的贡献。这不仅是因为汉族人口众多，文化和科学技术先进，而且在于汉族最早建立了统一政权，为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基础。

      　　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原王朝——秦朝，就是以汉族的前身华夏诸族为主建立的。尽管秦朝存在的时间很短，但经过汉朝近400年的巩固，中原王朝的疆域已经基本定型。从秦朝至清朝这2000余年间，虽然中原王朝的疆域时有盈缩，但它们的主体部分——北起阴山、燕山、辽河下游，南至两广，西起陇东、四川盆地，东至于海——是相当稳定的。即使这一部分分裂成几个政权，它们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也没有什么差异，因此不久又会归于统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一范围内的人口中，汉族占了绝大多数。汉族在长期共同的生产和生活中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和民族心态，经过儒家学说的总结提高，升华为一种统一的观念。由于汉族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汉族人民的辛勤劳动，这一主体部分从秦汉以来一直是东亚大陆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对其他政权和民族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固然也导致了其他民族的入侵，但更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由于这一部分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巨大优势，尽管它不止一次成为非汉族的统治区，但军事上的征服者一次次成为经济和文化上的被征服者，甚至征服者的整个民族也被融合在汉族之中了。要是没有这一主体部分的存在，或者这一部分的经济和文化力量不足以影响并融合其他民族，那么，在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辽宋、宋金那样的分裂以后就不可能再恢复统一的局面。而历史事实是，这样的统一不仅恢复了，而且统一的范围越来越大，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

      　　另一方面，非汉民族同样为中国的统一疆域的形成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首先，中国的边疆最早是由非汉民族开发经营的，在这些地区归属于中原王朝或者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之前，一般都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文化基础和一定数量的人口，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或者结成了政治实体。百越民族对于岭南、东南沿海和山区的开发，巴、蜀、“西南夷”、蛮、僚、俚、僰等民族对西南的开发，肃慎、东胡、夫余、挹娄、鲜卑、乌桓、高丽、靺鞨、奚、契丹、女真、满等民族对东北的开发，匈奴、鲜卑、丁零、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等民族对北方的开发，西域各族、羌、突厥、回鹘、党项、蒙古、回、维吾尔等民族对西北的开发，羌、吐谷浑、吐蕃（藏）等民族对青藏高原的开发，台湾的当地民族对台湾岛的开发，都是这些地区最终成为中国疆域一部分的前提和基础。由于边疆地区自然条件不如中原，一般都有地势高寒，地形崎岖，气候炎热或寒冷，潮湿或干旱，土地贫瘠，植被过于茂密，疾病流行，交通运输不便等不易克服的困难，所以在开发过程中尤其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这些民族还在创造适应当地具体条件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产生了适应当地条件的制度和精神文明。

      　　其次，儒家的大一统学说虽然有其积极作用，但也有其消极的一面，那就是只注重汉族农业区，忽视周围牧业区和未开发地区，把统一的范围局限于中原王朝和汉族人口。所以历史上一些武功赫赫的汉族政权，尽管多次进入了蒙古高原，却满足于凭借“天之所以限胡汉”（老天爷用来隔离胡人与汉人，见《汉书·匈奴传》）的长城为界。对于边疆地区的得失往往并不在意，甚或麻木不仁。汉、唐、明这几个曾经有很强国力的汉族政权都没有能将别的农业区和牧业区统一起来，相反，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统一都是由来自北方的非汉族直接或间接完成的。东汉开始的北方民族的南下虽然引起了几百年的分裂，但正是以非汉族的统治为基础的北方政权最终实现了南北统一。崛起于蒙古高原的元朝和发祥于长白山下的清朝都是以北方民族为基础，进而统一南方汉族地区的。

      　　所以，如果没有非汉民族对边疆的开发，不是由他们来打破传统的统一观的局限的话，统一的中国疆域也同样不可能出现。
      　　2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统一
      　　任何一个政权或部族对疆域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因此，在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后，无不以各自的生产需要为选择取舍的标准。汉族很早就成为单一的农业民族，汉族建立的中原政权无不以农为本，以农立国，也就是以能否适应农业生产作为开疆拓土的前提。前面提到的中原王朝的主要部分，就是一个最适宜的农业区。而在这一区域之外，在生产水平比较落后的条件下，一般还难以开发。例如这一区域的北界并没有明显的地理障碍，但寒冷和干旱的气候却限制了农业的发展，所以即使在北方的游牧民族退却的时候，中原王朝的正式政区也很少越过这一界限。汉族移民的主要流向是南方，直到南方人口相对饱和以后，才不得不转向东北、台湾等地和海外。

      　　牧业民族对自然环境的要求较低，往往满足于游牧生活，只要能从中原获得茶叶、纺织品和金属工具等必需品就会年复一年地“逐水草而居”（顺着有水源和牧草的地方迁居）。即使进入了农业区，牧业民族也不会自觉改变生产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元朝初年会有人向皇帝建议将汉人统统赶走，将他们的耕地全部辟为牧地。

      　　人口数量也是对疆域范围的一项重要制约因素。人口太少，就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扩大疆域。即使一时扩大了，也无法维持下去。西汉时的人口大约是6000万，在其正式行政区（不含西域都护府辖区）内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不足14人。在自己的疆域内还有大片处女地的情况下，扩大农业生产或获得经济利益就不能成为对外用兵的正常理由。非汉族政权在进入中原地区以后，都避免不了本民族人口太少的矛盾。清朝入关以后，举族内迁，东北几乎成为无人区。本族既无起码的人口加以经营，又不许汉人开垦，就只能采取划为禁区的愚蠢政策，结果使俄国侵略者轻而易举地攫取了大片土地。但是人口的增长必须以生产的发展为前提，在历史上的中国这样一个自给自足的地域范围内，如果不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人口数量就无法维持，更不会增加。19世纪中叶中国的四亿多人口就是完全由本国疆域内生产的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供养的。

      　　随着生产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传统的农业区已经无法满足开垦的需要了。另一方面，由于技术的进步，宜农的范围也越来越大，由平原、河谷扩展到丘陵山区，由温带推进到寒温带、热带。对于解决了温饱的人们来说，产于边疆地区的皮毛、药材、土特产等有了更大的需求。近代工业兴起以后，内地对边疆的木材、燃料、矿产和其他资源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牧区和边疆的人民也意识到自身的局限，逐步开发适宜本地的农业和副业。他们对内地的需求不再仅仅是茶叶、布匹，而是更广泛的生产和生活用品，技术、知识和文化。总之，逐渐形成了内地离不开边疆，边疆离不开内地，汉族与少数民族互相支持、互相依靠的关系。如果说在古代，农牧界线和内地边疆的畛域只能靠武力才能暂时打破的话，那么在近代，生产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已经足以取代并且超过武力的作用了。

      　　生产的发展提高了人们克服地理障碍的能力，使原来视为畏途的江河、山脉、丛林、沙漠、海洋不再能限制人们的往来，更不能成为划分疆域的天堑；也使原来无法开发利用的土地成为人们的家园。灵渠的开凿便利了岭南的开拓，丝绸之路的出现促进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航海技术使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能在海南岛设置行政区，使公元3世纪的孙吴政权能远航台湾，甘薯、玉米、花生、土豆等新作物的引进和推广，使山区和边疆大大提高了对移民的吸引力。19世纪中叶的清朝能够建立起疆域如此辽阔的统一国家，正是在这范围内的地理障碍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的结果。

      　　3顺应历史潮流的政策巩固了中国疆域
      　　在清朝以前，中原王朝也曾经拥有过包括农业区、牧业区在内的地域，统治过由汉族和其他民族共同组成的国民。但是它们的疆域往往不能持久，更难以巩固。由汉族统治者建立的中原王朝大多无法有效地控制边疆地区，像唐朝这样强大的帝国，极盛疆域也维持不了几年。而非汉族以武力进入中原又会对农业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像元朝征服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过程就是一场大屠杀和大破坏的悲剧，以至整个元代都难以偿付统一的惨重代价。

      　　但是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一些顺应历史潮流的政策，大大减少了统一过程的负面效应，也使统一的疆域得到了巩固。
      　　首先，清朝及时调整了对汉族的政策，使自己成功地统治了发达的农业地区，也使中国疆域的主要部分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成为扩大统一范围的基础。清朝取消了明朝后期的苛捐杂税，改革了赋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采取了一系列争取汉族士人效忠的措施，使它被大多数知识分子接受为明朝的合法继承人。在清朝的政权确立以后，除了满族的地位大大提高，满族文化的影响有所扩大以外，中国的传统制度和文化几乎原封不动地延续下来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使清朝在与准噶尔的长期战争中有了可靠的后方和强大的实力。

      　　其次，清朝对少数民族实行了符合实际的切实可行的政策。这当然与清朝统治者本身出自少数民族，因而对以往汉族统治者的歧视政策有切身体会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他们吸取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的结果。清以前各朝对边疆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统治的方式，一是扩大正式行政区域的范围，即与内地汉人地区一样设置郡县府州，一是设立都护、都司等军事机构控制下的羁縻单位。但前者不适应游牧民族和人口稀疏地区，强行设置既会招致当地人民的不满，也使朝廷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难以长期维持；后者过多地依赖军事力量，行政系统大多形同虚设，一旦军队撤退或优势丧失，控制权也就随之取消。前面已经提到，清朝在东北、内蒙古、青海、新疆和西藏设置了不同形式的政区，比较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以蒙古为例，清朝建立的盟旗制度就是一项有代表性的创举。它既适合蒙古族以游牧为主，流动性大，人口稀少的特点，又加强了朝廷对盟、旗各级的控制。从蒙古归入清朝的版图以后，蒙古地区一直保持着稳定，还为清朝提供了精锐的军队，这项制度的实施是一个重要原因。尽管从根本上说，清朝的统治无法摆脱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但清朝对少数民族的优待，特别是对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优待，对疆域的巩固与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

      　　清朝统一的过程中，虽然也免不了军事征伐和武力镇压，但并不是以军事作为唯一的手段，而往往采用更有效的其他措施。如在西藏，清朝就充分发挥了宗教的力量。继续扶持黄教，建立政教合一的体制。通过册封达赖、班禅，监督和确认他们的继承过程，清朝实际上取得了西藏的最高主权。在平定各边疆地区的过程中，尽量采取“招抚”的办法，避免双方生命财产的损失，为统一后的稳定和治理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边界的确定上，并非一味追求领土的扩张，而是根据历史和现状寻求合理的解决。在清朝的军队平定天山南路以后，中亚的巴达克山、霍罕（浩罕）、布鲁特等纷纷要求归附，但清朝未予接受，并且在边境立碑规定了边界线。康熙年间与俄国谈判北部边界时，并不因为军事上的胜利而提出领土要求，而是作适当退让，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将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及石勒喀河、额尔古纳河之间地划入俄国。雍正时划定外蒙古与俄国边界时也同样如此。

      　　4落后腐败导致国土沦丧
      　　19世纪后期，面对着完成了产业革命，急于向外扩张的帝国主义列强，中国依然停留在没落的封建社会，依靠小农经济供养着四亿多人口。在侵略者面前，尽管中国人民英勇顽强，不惜牺性，但血肉之驱和原始的武器毕竟敌不了洋熗洋炮。落后使中国蒙受了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也丧失了大片领土。

      　　但落后并不是失地的唯一或最主要的原因。很多领土的丧失只能归结于清朝政府的腐败。
      　　在清朝的前期和中期，统治者不乏明智的领土政策，但他们始终以天朝大国自居，陶醉于接受“四裔”的称臣纳贡，根本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世界，更不了解帝国主义国家的真实意图。儒家的统一观本来就有其局限，更无法适应近代世界的形势。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还死抱着“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幻想和“华夷之辨”（汉族与其他民族、中国人与外国人有本质的区别，前者优于后者，不能混淆）的教条，其结果当然只能是一次次地失败。例如，乾隆年间，俄国和日本就已经侵入库页岛，开矿、捕鱼、建教堂，争夺了多年。作为主人的清朝却一无所知，因为岛上的土人照旧每年过海到三姓衙门（在今黑龙江依兰县）纳贡。到1850年（道光三十年）俄国竟单方面宣布库页岛是俄国领土，清朝还是不闻不问，原因之一是土人的贡品并没有断绝。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俄国势力不断向东扩张，大批移民进入远东，19世纪前期已经越过外兴安岭，到达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但就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清朝却重申并加强了在东北“封禁”的命令，使黑龙江和吉林两个将军辖区内长期人烟烯少，兵力不足，很多地方还是无人区。因而在《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以前，中国领土被俄国侵占已是既成事实。至于因为君主和大臣的卖国求荣、愚昧无知造成中国领土损失的事例就更难一一列举了。

      　　5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今蒙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通过平等友好的谈判与大多数邻国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同时也以强大的国防粉碎了敌对势力的入侵和挑衅，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和领土的完整。根据我国政府与英国和葡萄牙政府达成的协议，香港和澳门将分别在1997年和1999年回归祖国。我国政府多次声明：南海诸岛、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岛屿都是中国领土，绝不容许他人侵犯。中国人民为维护包括宝岛台湾省在内的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共同奋斗，一定能完成这一神圣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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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问题的提出及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

　　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在西方至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发展，并取得了不少成绩。然而在我国，政治地理学长期以来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尤其是作为其分支的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几乎是鲜有人涉猎。近年来，情况有所改观。在理论方面，周振鹤先生率先著文，对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理论与学科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不过对具体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的断代研究，则尚未出现。
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征战频仍，其各自之间疆域变动之剧烈，在中国历史的其它时期，很少有能与其匹敌者。这段历史时期所发生的政治、军事、外交等诸多方面的变化，无疑给我们探讨历史政治地理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案例。而欲进行战国时期政治地理的研究，理清其时各诸侯国的疆域变动的轨迹，应是首要进行的基础性工作。

　　关于战国时期诸侯国的疆域，迄今为止仅有钟凤年 、顾颉刚与史念海 、杨宽 、雁侠 、陈伟 、徐少华 等不多的几位学者做了一定的研究。在上述这些研究中，除去陈伟、徐少华先生对战国时期楚国北疆的变迁考证较为详实之外，其余的研究都是比较初步的，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重新审视。本文拟在此即对战国时期三晋之一的魏国疆域变迁做一全面的考证 ，以期对这一方面的研究有所推动。

　　现存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可作为疆域研究的资料极其有限，且已被以往的学者几乎利用殆尽，因此想要对前人的研究有所突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依靠地下新的出土资料。前些年出土的一些先秦时期文字资料，其中主要有秦简《编年记》、曾侯乙墓中的简册、《包山楚简》及大量的秦封泥等，恰好都为考订这一时期的诸侯国疆域变化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在进行战国诸侯国疆域变动的考证中，首先遇到的最大问题即是战国史料的编年的问题，它直接影响到整个考证的结论，因为依据不同的年代，就会复原出不同的历史面貌。以往从事这段历史研究的学者，在运用这些材料时都会感到一个很大的不便，即很多事件发生的年代，由于文献记载的矛盾，很难判断确切的时间。仅有的可作为年代参考依据的《史记·六国年表》，又包含有大量无法理顺的问题。现在这一问题终于有了一个较为圆满的解答。日本学者平势隆郎经过潜心的研究考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编纂了一部《新編史記東周年表--中國古代紀年の硏究序章》 ，该书将纷繁矛盾的先秦史料做了梳理，可谓目前最为完善的一部先秦历史纪年表。这一年表不仅将战国时期的事件做了统一的排序，而且也相应地澄清了一些史实 。不过，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该书的编纂是将《史记》所载之事完全做为信史而进行的，而对《史记》所记之事的真伪并未做进一步的考订，这是此书略显不足之处。

　　在此书出版之后，又有一位日本学者藤田勝久刊布了其研究成果--《史記戦国史料の研究》 。此书主要对《史记》的《本纪》及主要《世家》中所涉及的战国史料的编年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其大部分结论与《新編史記東周年表》相同。因此本文在下面所从事的具体疆域考证的系年，基本上即以《新編史記東周年表》(后文简称平势《表》)为准。

　　另外，缪文远又有《战国史系年辑证》 问世，但因此书仍主要是以《史记·六国年表》及《资治通鉴》的《周纪》与《秦纪》为线索，并未跳出传统的战国纪年的窠臼，故本文不采缪氏之说。

　　魏，本为西周封国，公元前661年为晋国所灭，封大夫毕万于此地。《左传·闵公元年》载："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大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还，为大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魏世家》所载略同："献公之十六年(前661)，赵夙为御，毕万为右，以伐霍、耿、魏，灭之。以耿封赵夙，以魏封毕万，为大夫。"魏城在今山西芮城县北。后来毕万的势力越来越大，于是从其国名而称为魏氏。战国时期的魏国即是在此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

　　晋文公即位，令毕万子魏武子袭魏氏之后封，列为大夫，治于魏。据《魏世家》，魏武子之子悼子时，又徙治霍（今山西霍州西南）。晋悼公之十二年(前562)，魏绛又由霍徙治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

　　公元前451年，魏桓子与韩康子、赵襄子伐灭知伯，分其地。随后，魏又与韩、赵两国三分晋国 ，正式确定了魏国的领土范围。由于战国前中期韩国北疆与赵国南境接壤，这种形势便将魏国河东与河内地区隔断，使魏国疆域分为东、西两个地理区域，因此本文拟分别考证这两个区域四至的变动情况。

　　二、魏国西部区域边界的变化

　　战国时期，魏国西部区域主要指魏河西、河东地区。在这一区域魏主要与秦国、赵、韩三国接壤。下面我们就具体来讨论一下魏这一部分疆域的变化情况。

　　（一） 西境

　　魏西境的变化是魏、秦两国相互争夺土地的结果。魏、秦之间的领土争夺先从西河地区展开。

　　魏文侯执政后，任用李悝，实行了一系列的变法改革措施，使魏国的实力大为增强。二十一年(前422)，魏为防范秦国的侵袭，在少梁（今陕西韩城市西南）筑城 。少梁在西河以西，加之《秦本纪》说在魏筑少梁后，"秦击之"，所以可推知该地其时与秦地相接，为魏西境上地。魏国此时西境已有西河的部分土地。

　　二十二年，魏国再次向位于自己领土西境外的秦国发动进攻，一直打到渭水南岸的郑（今陕西华县）地才收兵，并在雒（洛）阴（今陕西大荔县西南洛河南岸）、合阳（今陕西合阳县东南）筑城 。

　　二十三年，魏复城少梁 。此年复城少梁，当是此地邻秦，地理位置极其重要之故。

　　二十八年，魏派太子击围攻秦之庞（今陕西韩城市东南），"出其民"，将庞地占为己有 。

　　三十一年，魏将吴起率军伐秦，夺取了秦临晋（今陕西大荔县东）与元里（今陕西澄城南）等地，并在该二地筑城 。临晋、元里亦在西 河地区，加上前此魏所据有的少梁、洛阴、合阳、庞等地，魏将河西地区大部分土地控制在自己手中。春秋时期，河西之地本为晋地，公元前645年，晋将河西地献给了秦国 。现在魏又占领了该地。于是魏置西河郡，以吴起为郡守，以抵御秦、韩等国的进攻 。

　　四十六年，秦又侵位于渭水之南的魏之阴晋（今陕西华阴市东） 。魏、秦两国在渭南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四十八年，秦伐魏，再败魏于渭南的武下（今陕西华县东），并俘虏了守将识 。魏国渭水以南领土缩减了不少。

　　惠成王五年(前366)，魏为了巩固其在渭南的疆土，于是在武堵（都）（今陕西华县东） 筑城，但仍被秦国所败。因此时秦为献公执政，通过一些改革，秦国力已由弱转强。同年，秦又败韩、魏联军于洛阴，该地也当为秦所得 。自此，秦开始了逐步重新夺取魏河西之地的行动。

　　八年，秦又向北攻打魏河西的少梁，赵再次出兵相救 ，才得以抵挡秦军的攻势。

　　九年，魏继续与秦在少梁作战，结果被秦庶长国所率的军队击败，魏将公孙痤等被俘，位于少梁东北的庞为秦所取。庞原本属秦，故此次秦当是收回之。

　　十七年，魏与秦战于元里，秦攻占了魏的少梁。

　　十九年，魏在河西筑长城，南起于渭水南岸的阴晋，向北越过渭水、洛水，经大荔、澄城、合阳诸县，最后止于少梁。

　　三十年，魏在西境与卫鞅所率的秦军交战，结果魏军败北。

　　至迟三十三年，合阳属秦 。三十三年，秦攻魏，败魏于岸门（今山西河津县南），俘虏了守将魏错 。

　　惠成王更元三年(前332)，魏将阴晋（今陕西华阴市东）献给了秦国，以求和好。秦得该地后，更名为宁秦。

　　更元五年，秦在雕阴（今陕西甘泉南）大败魏将龙贾所率之军，斩首四万五千。与此同时，迫于秦的压力，魏将河西之地献给了秦国 。这样，魏与秦当以黄河为界。

　　更元六年，秦攻取了魏的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皮氏（今山西河津东）、焦。

　　至迟于哀王十二年(前307)，皮氏复由秦归魏。

　　十三年，魏又在皮氏筑城。

　　昭王六年(前290)，魏又将河东四百里之地送给了秦国 。同年，皮氏又为秦攻取。

　　（二） 北境

　　武侯九年(前387)，翟败魏于浍水。

　　二十五年，魏败赵于蔺（今山西离石县西）。

　　惠成王十年（前361），赵与魏又易地。魏将榆次（今山西榆次）、阳邑（今山西太谷东北）二地给了赵国。

　　惠成王更元七年(前328)，秦夺得魏蒲阳（今山西隰县），同时魏将上郡全境十五县之地献给了秦国 。魏至迟在魏文侯卒位的公元前395年已置有上郡。上郡之领域，杨宽以为有今陕西省洛河以东，黄梁河以北，东北到子长、延安一带 。在魏上郡属秦之时，原为魏十五县的肤施、漆垣、广衍等地亦当同时属秦。

　　更元十三年，秦攻取了魏的平周（今山西介休县西）。

　　（三）东境

　　武侯十四年(前382)，魏城王垣（今山西省垣曲县东南）。

　　惠成王九年(前362)，魏与韩、赵发生利害冲突，魏相公孙痤大败韩、赵联军于浍水。擒赵将乐祚，伐取了赵的皮牢（今山西翼城东北）。

　　惠成王更元十三年(前322)，秦攻取了魏的曲沃（山西闻喜县东北）。

　　昭王四年(前292)，秦大良造白起率军攻魏，夺取了魏之垣邑，旋秦又将该地归还给魏国。

　　六年，垣又为秦攻取。

　　至迟九年，魏绛（今山西省侯马市西）地属秦。绛本春秋晋国之都，战国时期，绛入于魏。

　　（四）南境

　　文侯三十九年时，秦对魏发动攻击，一直打到魏国的阳狐(今山西垣曲县东南古城)，此时两国当以此地为界。

　　武侯十四年(前382)，魏城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

　　惠成王二年(前369)，魏与韩、赵联军战于浊泽。结果，魏军大败 。其地应在今山西运城市解州西。

　　七年，秦向东进军，越过黄河，攻打魏的河东之地。在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秦军大败魏军，斩首六万。赵派兵急救魏，方解秦之围。

　　十九年，秦大良造卫鞅率军围攻魏旧都安邑，迫使安邑降秦 。后安邑又还属魏（见下文）。

　　更元五年(前330)，围魏在黄河南岸的焦（今河南三门峡以西）、曲沃（今河南三门峡西南）二地。

　　更元八年，秦复将焦、曲沃归还魏国。

　　哀王五年(前314)，秦将樗里子攻取魏的曲沃、岸门（今山西河津县南）、焦。

　　十六年，秦攻取魏蒲阪（反）（今山西永济西）、阳晋（山西永济县虞乡西）、封陵（今山西芮城县西南）三地 。此三地都位于魏河东地区。

　　十七年，魏秦又将蒲阪（反）归还魏国。

　　二十三年，魏、韩、齐三国联合攻秦，攻入函谷关，迫使秦求和。秦复将河外之地与封陵还给魏国，以示和好。

　　昭王六年(前290)，蒲阪又为秦攻取。

　　九年，秦将司马错攻打魏之河内，魏将安邑献给属秦。

　　安釐王二十三年(前254)，秦取魏之吴城（今山西平陆县北）。至此，魏在河东之地尽失于秦。

　　三、魏国东部区域疆界的变动

　　魏国疆域的东部区域是指魏河内及黄河以南的地区。

　　（一） 西境

　　魏国河内及中原地区西侧为韩国疆土，魏这一段疆界的变化，涉及到战国前期的魏与韩和后期的魏与秦之间的领土变化与争夺。

　　魏文侯四十二年(前401)，魏在酸枣（今河南省延津县西南）筑城。

　　惠成王十三年(前358)，魏将龙贾率军在魏大梁西侧修筑了一条长城。这条长城北起黄河南岸的卷（今河南原阳西），东南经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再折向西南，最后至密（今河南密县东北）。魏筑此长城主要为了防备秦国越过崤关向东的侵袭。

　　十四年，魏又从韩国手中取得了穿越太行山的要道轵道，并将鹿（今河南浚县东南）给了韩国。
　　昭王七年，秦攻取魏河内六十一城。

　　九年(前287)，秦取得魏新垣、曲阳（河南济源市西）二城。

　　十三年(前283)，秦得魏安城（今河南原阳县西南，一说在今河南汝南县东南）。

　　安釐王元年(前276)，秦将白起伐魏，又攻取魏二城 。依据当时的形势推断，此二城应在魏大梁附近。

　　二年，秦再攻取魏二城，并兵临魏都大梁城下，韩派暴鸢率兵前来救魏，结果被秦击败，暴鸢退走启封（今河南开封西南），秦军追至该地 。魏最终将温（今河南温县西南）割给了秦国，才求得议和局面。

　　三年，秦客卿胡阳攻魏，又得魏卷、蔡（阳）（今河南上蔡西南）、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及中阳（今河南郑州东）四城。

　　四年，秦将白起攻华阳（今河南新郑县北），败三晋军，斩首十五万，魏将芒卯被迫逃走，魏献南阳以求和。

　　九年，秦夺取了魏的怀地（今河南武陟县西南）。

　　至迟十一年，韩邢丘（今河南温县东平皋东北隅）属魏，十一年该地又属秦。

　　二十九年，秦拔魏高都（今山西晋城市）及汲（今河南汲县西南）。《秦本纪》："（庄襄王）二年（据平势《表》，当三年 (前248)），蒙骜攻魏高都、汲，拔之。"

　　三十二年，秦麃公将军攻卷，斩首三万，复取魏卷 。卷本在安釐王三年已属秦，此年秦又攻之，当是得而复失，故再次攻取之。

　　景湣王十二年(前231)，魏献地于秦 。从当时的形势来推测，魏所献之地当在魏都大梁附近。

　　王假三年(前225)，秦将王贲率军攻魏，将魏都大梁包围，引河水及大沟水灌大梁，结果大梁城坏，魏王假被俘，于是魏亡于秦。

　　（二）北境

　　魏文侯三十五年(前408)，魏越赵界伐中山，至三十七年(前406)而拔中山 。因魏与中山之间有赵国相隔，所以魏对中山当是遥领之。魏文侯为守中山，将太子击封于中山，乐羊封于灵寿（《乐毅列传》），并任命李克为中山相。

　　四十年(前403)，魏文侯令西门豹守邺（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至迟此时魏已有邺地 。以该地所处位置来看，当在魏、赵两国交界处。

　　武侯六年 (前390)，赵进攻魏的河北地区，攻取魏的棘蒲（今河北魏县南）。

　　二年之后（八年），赵复取魏黄城（河南内黄县西北）。

　　至迟十年，因魏不能越过赵国而对中山实行强有力的管辖，因此中山趁机复国，魏不再控有中山。

　　惠成王元年(前370)，魏在怀（今河南武陟县西南）大败赵军，怀当属魏。

　　九年，魏伐赵，攻取了赵列人（今河北肥乡县东北）与肥（今河北肥乡西）二地 。列人、肥两邑地近赵都邯郸，魏占据之后，对赵十分不利。

　　十年，魏攻取了赵的泫氏（今山西省高平市）。亦在此年，赵与魏又易地。赵将其旧都中牟县送给了魏国。而此时魏亦将繁阳（今河南内黄西北）、浮水一带给了赵国 。两国易地，使魏北界与赵南界发生了变化，因此《水经·渠水注》曰："自魏徙大梁，赵以中牟易魏，故赵之南界，极于浮水，匪直专漳也。"

　　十八年，魏伐赵，攻占了赵国都城邯郸 。赵于是向齐求救，齐便派田忌、孙膑率兵求赵。齐军大败魏军于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赵世家》、《魏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孙膑列传》）。《孙膑兵法》中所记载的智擒庞涓的"围魏救赵"著名战例，即指的此次战役。

　　二年之后（二十年），魏又将邯郸归还赵国。

　　三十年，魏与赵在魏之北境交战。

　　至迟惠王更元元年（前334年），黄城复由赵属魏。

　　昭王八年（前288），魏河阳之地为赵所得 。此河阳，即河雍，在今河南孟县西。

　　十四年，乐毅率领赵国的军队攻取魏伯阳（今河南安阳县西北）。

　　十六年，赵与魏伯阳。

　　安釐王元年（前276），赵国大将廉颇又领兵攻取了魏国东北境的几（今河北大名东南）。

　　二年，赵攻取魏的防陵、安阳 。防陵与安阳都在今河南安阳西南。

　　二十年，魏宁新中（今河南安阳市西）属秦。

　　景湣王元年(前242)，秦拔魏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燕（今河南延津东北）、虚（今河南延津东）、长平（今河南西华东北）、雍丘（今河南杞县）、山阳（今河南焦作东南）等二十城，随后即建立了东郡。

　　景湣王二年(前241)，魏朝歌（今河南淇县）为秦所取。

　　三年，魏汲被秦国所攻取。安釐王二十九年(前248)，秦已从魏国手中夺取了汲，此时又复取，当是汲在公元前248年后又复属魏之故。

　　四年，魏将邺给了赵国 。

　　五年，秦将杨端和攻魏，夺取了魏的三城：垣（今河南省长垣县东北）、蒲阳（今河南长垣西）、衍（今河南郑州北）。随后，秦军又先后攻占据了魏的仁（当近平丘）、平丘（今河南长垣西南）、小黄（今河南开封东北）、济阳（今河南兰考东北）、甄城（今山东甄城北）等地。

　　（三）东境

　　魏文侯四十五年(前398)，襄陵（今河南睢县）为齐所攻取 。襄陵地处魏东南境上，其时当与齐为邻。而由《汉志》陈留郡襄邑下颜师古注引圈称所云"襄邑，宋地，本承匡襄陵乡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秦始皇以承匡卑湿，故徙县于襄陵，谓之襄邑，县西三十里有承匡城"之文又知襄陵为承匡之襄陵乡，是至迟此时魏已有宋之承匡地。承匡，亦作承筐，本春秋宋邑，其地在今河南省睢县西南匡城。战国初期承匡属魏，《齐策二》载"犀首以梁为齐战于承匡而不胜"可证。

　　武侯九年(前387)，魏又使吴起伐齐，至灵丘（今山东高唐县南，一说在今山东滕州市东） 。
十四年，魏再次伐齐，至齐桑丘（今山东平原县西）。

　　惠成王三年(前367)，齐败魏于观（今河南清丰县南） ，观当属齐。观位于河水东岸，于此说明其时魏与齐在此处以河水为界。

　　十四年，韩派使者许息至魏，将韩伸入到魏国境内的平丘（今河南封丘东）、户牖（今河南兰考北）、首垣（今河南长垣东北）等地送给魏国。

　　至迟十九年，襄陵由齐还属魏国，该年诸侯围魏襄陵。

　　二十九年，魏攻韩，韩求救于齐。齐派田忌、田朌为将，孙膑为军师，出兵救韩。结果在马陵（今山东范县西南），齐军设下埋伏，大败魏军。魏太子申被俘，魏将庞涓自杀。

　　三十年，齐国大将田朌与宋人一起联合攻魏东境，围魏平阳（今河南滑县南）。

　　三十一年，魏在济阳（今河南省兰考县东北）筑城。

　　更元十二年(前323)，楚伐魏，魏襄陵属楚。

　　哀王二年(前316)，魏与齐战，齐败魏于观津（今河北武邑县东南）。
　
　　八年，魏攻卫，得卫二城。

　　安釐王十二年(前265)，魏据单父（今山东省单县）。

　　至迟三十四年，秦陶郡之地为魏所取。陶春秋时期为宋国属地，战国时期齐灭宋后，为齐所据。后来燕等五国联合破齐，秦又占有该地，秦昭襄王三十三年(前 274)，又益封穰侯魏冄于此。魏冄死后，方又设郡。陶郡乃因陶邑而得名，陶邑即定陶，该郡当有今山东省宁阳至定陶县一带。三十四年，秦将蒙骜率兵夺取魏畼、有诡二地。

　　（四）南

　　魏文侯四十二年(前401)，魏向南进攻郑国。

　　武侯二十年(前376)，魏伐楚，得楚之鲁阳（今河南省鲁山县） 。魏得鲁阳后，使魏在黄河以南有了较为广阔的领土。

　　惠成王元年(前370)，魏在马陵（今河南新郑东南）大败韩军，马陵当属魏。

　　六年，魏伐宋，取仪台（今河南虞城县西南）。

　　十年，魏为了使地处河东的国都安邑免遭秦国的侵扰，决定将都城由安邑徙都中原地带的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 。魏国的政治中心也因此由西部转到了东部。

　　十六年，魏侵宋黄池（今河南封丘县西南），不久，宋复取之。

　　至迟在惠成王更元六年(前329)，楚上蔡属魏。

　　哀王二十三年(前296)，魏趁楚怀王新立，政权不稳，出兵伐楚，攻取了楚陉山。

　　昭王元年(前295)，秦取魏南部的襄城(今河南省襄城县)。

　　四、小结

　　以上我们对战国时期魏国的疆域变动情况，按地理方位分别进行了考察。为了使魏国疆域的整体变化更易了解，下面再按时间顺序选取一些主要时段做一综述。

　　在安釐王二十三年(前254)之前，魏国的疆域主要分为以安邑为中心的西部区域及以大梁为中心的东部区域。前一区域主要包括魏河西与河东地区。后一区域主要是魏河内及黄河南岸的中原地区。在这两大区域之间是韩国的疆土。

　　文侯三十七年（前406）时，魏国疆域的大致范围是：1）西部区域：西境在渭水以南有武都、武下、阴晋，渭水北岸洛水及黄河以西有洛阴、临晋、元里、合阳、少梁、庞、皮氏、雕阴、肤施、漆垣、广衍等地与秦为界，北境有榆次、阳邑、平周、蒲阳与赵相接。东境有绛、曲沃、垣等地与韩接壤。南境大体以黄河为界，有黄河北岸的阳晋、封陵、焦、阳狐等地。2）东部区域：西境有曲阳、温、怀、卷、酸枣、衍、密、华阳等地与韩为界。北境有棘浦、黄城、宁新中、朝歌、汲、山阳等地与赵为邻。另外，魏向越过赵界还控制有中山国领土。东境有观津、观、平阳、济阳等地。东南境有襄城等地。

　　武侯二十年（前376）：1）西部区域：西境无武下。2）东部区域：北境无棘浦、黄城，但增加了邺，且中山国地亦不再控制。东境又增灵丘、桑丘二地，但东南已有襄陵。南境拓展至鲁阳。

　　惠成王十四年（前357）：1）西部区域：西境无武都、洛阴、庞。北境无榆次、阳邑。东境增皮牢、安邑。2）东部区域：西境增轵道，无鹿。北境无繁阳，增列人、肥、泫氏、中牟。东境无观、增平丘、户牖、首垣。南境增马陵、仪台。且此时魏都已由河东的安邑迁到黄河以南的大梁。

　　哀王二十三年（前296）：1）西部区域：西境无少梁、合阳、阴晋、雕阴、肤施、漆垣、广衍等河西及上郡之地，亦无汾阴。魏、秦接壤处已从河西东移至河东。北境无蒲阳、平周。东境无曲沃（山西闻喜县东北），南境无曲沃（今河南三门峡西南）、岸门、焦。2）东部区域：东境无观津，得卫二城。南境增陉山，北境增黄城，无河阳。

　　昭王十三年（前283）：1）西部区域：无垣、蒲阪、皮氏、绛、安邑。2）东部区域：西境失河内六十一城、新垣、曲阳、安城。南境无襄城，北境无几、防陵、安阳。

　　安釐王二十三年（前254），魏西部区域尽为秦所得，魏疆与其时的东部区域重合。西境无温、怀、高都、汲、卷、蔡阳、长社、中阳、华阳，北境无宁新中，东境增单父。

　　景湣王五年（前238），北境无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朝歌、邺、垣、蒲阳、衍、仁、平丘、小黄、济阳、甄，东境增陶。

　　王假三年（前225），秦破魏都大梁，魏亡。

　　战国时期魏国疆域的沿革主要情况，已如上述。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战国时期的疆域还不具备后世那样的封闭性，在没有修筑长城的地方，往往会有城邑交错。在有象太行山险的地方，韩、魏二国城邑的错综复杂更是可以想见。本文在此所勾画的魏国疆域只是一个理想的疆界，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可能会有一定的出入。

　　另外，在此尚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即魏国东、西两大区域是通过哪条路线保持彼此之间的联系的？对此问题已有学者做过一定的探讨。钟凤年推测其时魏可能是通过借道于韩来保持两区域间的往来的 。史念海先生则指出："在魏国更为重要的却是新旧两都间的道路，也就是由河东经过河内通向河外的道路。尤其是河东和河内间的道路在较早的时期就更为重要。梁惠王就曾经说过：“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这条河东河内间的道路当是由安邑，经过晋国旧都绛，再东南行达到河内。由河内东南行，前往大梁，是要渡过黄河的。渡河之处当在卷。" 其论可备一说。另外，在《淮南子·说林篇》所载"秦通崤塞而魏筑城也"及高诱所注"魏徙都大梁，闻秦通治崤关，知欲来东兼之，故筑城设守备也"之文中，似亦可窥出一些消息。这段文字虽然是讲述魏所筑的中原长城之事，然从中可推知，秦从崤关攻魏当是沿黄河进兵的。如此，则不知是否魏还可通过黄河沿岸的道路来沟通魏河内与河东地区？至于《中国历史地图集》及杨宽先生所认为的魏通过上党山区一线来联系河东与河内的结论 ，则是不可靠的。这不仅因为魏当时绕行赵、韩上党地区于理不合，更因为这一区域在战国时期始终为赵、韩的领地，魏从未有过据有赵、韩上党之地的记载 。总之，在魏国的东西两大区域之间一定存有沟通的道路，只是由于史料的不足，目前尚很难做出明确的判断。要准确复原这种情形，还有赖于新的相关文献的发现及对太行通道以及南阳诸邑归属的详尽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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