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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民族 华夏格局的形成
大约从公元前21世纪到前8世纪中叶，在黄河中下游，夏人、商人、周人相继兴起，建立国家，并通过三代，融为一体，以夏为族称，又称中国。复经春秋战国的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夏又称华，或合称华夏，已发展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中原地区夏、商、周最早立国，华夏民族最先形成，这是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的结果。另一方面在夏、商、周时期，四周地区也先后出现了东夷、氏羌、西戎、肃慎、蛮、濮、巴、蜀等族称，在各自分布的地区之内建国称王，并与诸夏发展着多层次的交往联系，到春秋战国时又逐渐形成了华夏居中，称为中国，夷蛮戎狄配以东南西北，五方之民，共称“天下”，号为“四海”的格局，为后世中国发展形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华夏起源与形成的各支来源看，华夏分别与“四夷”各族都有共同的渊源关系；对“四夷”而言，又都有一部分分化出来，融合于华夏之中。同时，融合与分化都不是单向的，华夏也分别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都不断有一部分迁徙到边疆，与当地各族融合，成为边疆各族的一部分。这种互相吸收与融合，使中国各民族的构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这一特点在先秦已表现得相当明显，并对后世中国民族史的发展，有着极深刻的影响。
第一章 华夏的三支主要来源：夏人、商人、周人
黄河中下游两大新石器文化区系文化上的统一及炎黄两昊诸部落集团的融合，形成了夏人、商人、周人三族。他们发源与兴起的地区虽然不同，祖先传说各异，而三族文化特征大体相同；他们祖继兴起与建国，三代交递，到西周已融为一体，他们是华夏族的三支主要来源。
第一节 夏商周三族的起源与兴起
一、夏人的起源与兴起
夏，姒姓，禹为得姓宗神。禹父为鲧，先秦各种记载相同，鲧的世次与来源，则有不同的记载。《世本》、《大戴礼记》等，或记述鲧是颛项的五世孙。或为颛顼之子。《史记》说：“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然而，《山海经·海内经》又说：“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
鲧居崇山，称为崇伯鲧，分布在以河南嵩山为中心的地区。相传在治水失败以后，被上帝殛死于羽渊，化为黄熊或黄龙。他的后继者，迁到了汾水下游以夏为地名的地方，因治水有功，皇天赐以姒姓，国号也改称为夏了。
龙山文化晋南陶寺类型，证明在公元前2500年以后，已达到前王朝期古国文明相当高的发展水平，而夏以前的古国唐、虞及夏墟见于记载者，如唐（今山西翼城县）、平阳（今临汾县西）、安邑（今夏具境）、晋阳（今虞乡附近）、鄂（今乡宁境），都在汾水下游由汾、涑、浍诸水所构成的晋南平原。夏人在这个地区兴起，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王朝——夏朝，于是夏由地名而族名；夏朝建立以后，又薀旺名了。
夏代历年，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自禹至桀，17王，417年，其它文献记载略有不同，总不出400余年，约为公元前21世纪到前17世纪。在夏人与夏朝的中心区域，发现了二里头文化，以河南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命名，其地正处在嵩山稍西北。这是一种继河南与晋南龙山文化发展而早于商文化的青铜文化。年代与夏代柑当，主要分布在河南中部与西部的郑州附近和伊、洛、颍、汝诸水流域以及晋南汾水下游地区。从文化内涵与面貌看，二里头文化又可分为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两个类型。东下冯类型因山西夏县东下冯村所发现属二里头文化的又一典型遗址而得名。二里头类型分布在以嵩山为中心的地区，东下冯类型分布在汾水下游晋甫平原。两个类型分布之区，正好与夏人与夏代都城分布范围相吻合。
夏人初兴与建国在晋南，后来由于与东夷的斗争，又迁回到其祖居以嵩山为中心的地区和伊洛平原。《国语·周语》上说：“昔伊洛竭而夏亡”，可见伊洛平原对夏代后期多么重要。夏代都城屡迁，除禹都主要在晋南，相传禹还在阳翟立过都，其地在今河南禹县境；太康居斟鄩，在今河南巩县境；帝杼居原，在今河南济源县境。这些地方距嵩山都不远。
追溯夏人渊源：在文化方面，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黄河中游文化区和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海岱文化区这两大文化区系交汇融合所形成的河南、晋南龙山文化是夏文化的前驱；在部落集团方面，夏人是从黄河中下游炎帝集团中分化出来，又融合了黄帝、少昊集团许多氏族部落而发展到最早建立国家的一支。他们能率先打破部落与地域的局限而向国家与民族过渡，是东西两大区系文化与部落融合的结果。同时，夏人的兴起与构成，无论考古文化与远古传说，又都与长江中下游及下游地区的文化与部落有渊源关系。
二、商人的起源与兴起
商，子姓，得姓始祖名契，契母简狄，属于有娀氏部落。从契母的名称及其部落名称推断，商的起源与北方戎狄有渊源关系。《诗·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颂·长发》又说：“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玄鸟就是燕子，神化即为凤。商人的感生神话，认为上帝派遣玄鸟为使，有娀氏女子简狄因吞食了玄鸟子（蛋）而生契，所以契成为子姓的始祖。
殷墟甲骨文所记录，商人最高的祖神是高祖夔，此即东方各部落最高的上帝俊，又是“五帝”系统中的帝尝与帝舜。从感生神话观察，商人具有东方海岱部落集团，即东夷先民太昊少昊集团的文化特征；而商人以鸟为图腾的神话，在甲骨文字中已得到证实。商人是起源于北方而受东方海岱文化熏陶逐渐成长的一支。
从始祖契至汤，商人经历了起源与初兴及兴起建国商大阶段，前者可称之为商先阶段，后者可称之为先商阶段。以甲骨卜辞世系与《史记》等文献记载的世系相对照，自契至汤经历了15位首领，凡八迁。以往曾有人依据商人的祖先屡迁其居，认为他们是游牧部落，目前史学界对商人起源的地区考定虽有分歧，但各家所考定的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与青铜器时代早期，都是农耕文化，家畜牧养占有相当大比重，也只是农业的附属，可证商人自起源阶段，即与夏人一样是以农耕为主。汤以前屡迁的原因尚待进一步探索。
（一）商的起源与初兴
自契至王亥、王恒，经历了8位首领。除王亥与王恒，《天问》说他们都是季的儿子，他们是商先公中最早有王号的，此外世次，大概都是各个时期的商先公代表，未必是父子相传。
契，又写作卨。《世本·居篇》“契居蕃”，而商人所奉祀的上帝与祖神帝喾相传也居毫，帝舜都蒲坂。蕃古音与毫、蒲同，同名异写，这是商人起源的地方，以后商人所迁之地，政治中心多以毫、番、蕃、蒲、博、薄等命名，都是从其祖居地名衍化出来的地名契在《商颂·长发》中称作“玄王”，玄为黑色，代表北方，原生的蕃（毫）在北方。
继契的商先公称作昭明。《荀子·成相篇》说：“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世本·居篇》也说：“昭明居砒石。”按《淮南子·地形训》、《山海经·海内东经》及《水经》大辽水与郦《注》的记载，砥石即今西辽河发源的地方，在燕秦右北平郡，即今赤峰市与辽西老哈河滦河发源的地区，这就表明商的祖先起源于幽燕地区。这一地区的红山文化，特别是红山文化所发现的祭坛，可以推断为商人的祖先举行“高禖”祭天遗迹，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祭天遗址。
大概从相土时起已越燕山南下，环渤海湾发展，其所迁的商当在燕山以南。历昌若、粮圉，冥至王亥时已发展至易水流域并且和当地的部落发生斗争。王亥在卜辞中是与高租夔、大乙汤一样重要的商先公，卜辞在王亥的头上冠以鸟，《天问》与《山海经·大荒东经》都说王亥是一位“两手操鸟”的神人。他是死于与易水地区部落争斗的商先公，他与弟弟王恒又都是首先服牛（役使牛）的代表。到王亥、王恒时期，商人的先公已在易水流域活动，其后进而南下漳水流域，即进入先商阶段。
（二）先商的兴起与建国
从契至汤，历史记载凡八迁。大抵在王亥以前是自燕山以北到易水流域，至上甲微已南下漳水。上甲微以后至大乙汤又累迁，总不离古河济之间，即今河北南部，河南东部与北部及山东西部与北部。
商的先公，自上甲微开始以日为名，次乙、次丙、次丁而终于壬、癸，与十日之次全同，可能是汤建立商朝后定祀典时，对先公列祖的名字已不能追忆，即以十日之次序以追名之。
上甲微的父王亥被有易部落所杀，微得到河伯的帮助，败有易杀其君绵臣。河，在先秦是黄河的专名，甲骨卜辞记载，商人对河的祭祀很隆重，当时黄河下游流经河北平原在今天津市附近入渤海，可见商先公自上甲微已在太行山以东古黄河下游立足与发展。汤兴起时有三毫的说法：北毫，为汉山阳郡薄县，即今山东省曹县，南亳距此不远，西毫为河南省偃师县。但这些地方在汤灭夏以前都不可能是商先公立都的地方。甲骨文中有滴水，即今漳河，商与漳古音相同，甲骨文中有毫，是汤兴灭夏以前真正的都城所在，在今河南省濮阳县附近。所以自上甲微至汤兴的活动范围总不出古河济之间。
从考古文化观察，先商文化可分为漳河型、卫辉型、郑州南关外型，年代顺序与分布地区都是自北而南。其中漳河型年代最早，分布大体包括河北省唐材以南，河南省淇河以北、卫河以西，山西省沿太行山西麓一线，南北长约五六百里，东西宽约二三百的范围，其中心分布地区在河北省的滹沱河与漳河之间的沿太行山东麓一线，而以漳河中游（指清、浊漳二水合流以后）的邯郸，磁县地区的先商遗址为代表，而先商文化漳河型来源于河北龙山文化。可见先商阶段活动范围是以漳河流域为中心的古黄河下游与河济之间，而汤兴起与灭夏以前大概是以今河南省濮阳地区为中心。
商朝灭夏以后自汤至帝辛实传17代30王，《史记·殷本纪》《集解》引谯周说，认为有600余年，而《古本竹书纪年》认为商朝共496年。商的统治范围较夏扩大，其文化影响远达长江流域。
三、周人的起源与兴起
周，姬姓，奉后稷为始祖。姬姓出于黄帝集团，周人自称：“我姬氏（姓）出自天鼋”，认为其始祖后稷，是舜禹时农官，“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祖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周人的感生神话：后稷之母为姜姓有邰氏的女子，名姜嫄，因为踏了上帝的大脚印，感而有孕，生了后稷。
先秦记载自后稷至文王传15世，实际上自传说中唐虞到古公直父立足于周原已经历千余年，而古公以前周人先公的事迹只显示了各时期的特点，所以古公直父以前世次，仅为各时期周先公的代表，并非真的父子相传。
周朝建立以前，周人的历史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周人的起源与初兴及周人的兴起与建国。
（一）周人的起源与初兴
周始祖后稷之母出自姜姓有邰氏部落，当时的“姜”即“羌”，已成为定说；姜姓出自炎帝集团，与黄帝集团姬姓周人世为婚姻。这种原始的族外婚，不仅表现在由母系转向父系时，只知后稷的母名为姜原；延及周人开始在歧山地区兴起的古公亶父，也是娶的姜女，后被追谥为太姜；周朝开国之君武王发以大公望女为妃，即邑姜；甚至周朝建立以后，姬姓诸侯，仍以与申、吕、齐、许等姜姓诸侯通婚为常制。在一定程度上说，周朝是姬、姜两姓族联盟建立起来的王朝。
姜原的有邰氏部落及后稷所居之邰，历来注释在陕西武功县境，这里薀拓中平原西部，在古公亶父开发的周原境内，周人起源当别有所在。考古发现，陕西龙山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主要分布在泾渭流域，与先周文化的分布重合，而且有承袭发展的关系。先周文化目前已知的分布：北界达甘肃省庆阳地区；南界止于秦岭山脉北侧；西界在陇山及其主峰六盘山东侧；东界的北端在子午岭西侧，南端以泾河下游及今西安市东郊的沪水和灞水一带为界。全区南北长约300多公里，东西宽约200多公里。大致相当于今陕西省宝鸡地区和咸阳地区，以及甘肃省的庆阳地区和平凉地区东半部。这些先周文化若按年代早晚，第一期稍早于古公亶父时期，以泾水上游陕西武长县碾子坡先周文化为代表；第二期以碾子坡先周晚期墓葬、岐邑刘家村先周墓葬及长武县下孟村先周遗址为代表，年代大致相当于古公亶父、季历时期；第三期以丰邑先周文化遗存及这一地区先周墓葬为代表，其年代约略相当周文王、武王准备灭商时期。上述三期不同年代的先周文化，其中第一期遗存迄今仅在泾水上游地区发现，由此可以推断，古公亶父以前活动范围集中于径水上游。这一地区正是黄帝集团发源之区，而距此不远泾水以南，渭水上游以北今陕西陇县的吴山，又称岳山，据考定即姜姓四岳集团发源之区。
后稷之后，周先公在不窋及鞠的时期，处戎狄之间，从其俗，到公刘时期，虽仍处戎狄间，却大力发展农耕，并沿漆、沮二水南下，渡渭水获取木材及其它物资，积累财富，四周各氏族贵族多来归附，“周道之兴自此始”。公刘奠下基础，到庆节时正式立都于豳，已具有王朝前古国的规模。豳的地理位置，一说在今陕西省彬县，一说在今陕西省旬邑县。两地都在泾水上游南部，实包括今长武、彬县、甸邑一带。按《括地志》的记载，“不窋城”在今甘肃省庆阳县境，豳在今彬县境，则公刘，庆节时期，是从泾水上游北部迁徒到泾水上游南部的。
在豳原经营了大约三个世纪，于是周先公进入了向周原发展而兴起立国的阶段。
（二）周人的兴起与建国
大约在公元前12世纪，周先公古公直父受到了游牧人戎狄熏育的攻击，在豳原不得宁居安业，于是率私属渡漆、沮两水，来到渭水中游，止于岐下，开发周原地区。不仅豳人举国迁徒，其它部落也有不少随古公迁到周原，作了他的属民。于薀团公大刀阔斧，革除戎狄习俗，发展农业，营筑碂往室屋，按地缘编定社会组织，设立五官，实际上奠定了立国与翦商的根基。
周原位于关中平原西部，距今西安市约100公里，北倚岐山，南临渭河，西侧有汧河，东侧有漆水。广义讲，周原包括今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四县的大部分及宝鸡市、眉县、乾县等县的小部分，东西长约70公里，南北宽约20余公里。这里在先周不仅有渭水下游诸支流水系的丰富水源，便于航行与渔业，地下泉水也很丰沛，土地肥沃，灌溉方便，是一个对发展农业十分有利的地区。狭义讲，周原即指周人当时的中心，今岐山县京当与扶风县黄堆、法门之间。周人自泾水上游南下，越过梁山不往东南来到渭水中下游今西安市附近而往西南来到渭水中上游周原，除了周原自然条件如《诗·大雅·绵》歌颂的那样“周原既既”，最重要的是商朝的方国已达到渭水中下游，比如周兴时敌国崇，在今西安市西南户县。在渭水中下游已发现商文化遗址，证明商朝的统治范围已达渭水中下游地区。周人在周原站住脚以后，初具立国规模，国号为周，盖以族名为国名，并且很快引起了商朝的注意，甲骨文出现了“伐周”等记录。
古公直父或许已称大王，或后被追谥为太王，死后由最小的儿子季历继承。他是周文王的父亲，在商王武乙三十四年朝商，成了商朝的方国。商朝以任姓女子嫁季历，这就是文王的母亲太任。
季历一方面臣附于商，同时积极展开对周围戎狄部落的兼并与征伐。商王武乙三十五年，周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王。这一胜利也许引起了武乙的注意，“武乙猎于河谓之间，暴雷，武乙震死”。太丁（文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燕京，山名，为汾水发源处，如此长途征代，周师大败。太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太丁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不久，季历被太丁所杀。
太丁死后，其子帝乙立，“殷益衰”，而周文王昌继王季而立，成为商朝西伯，即西方诸侯之长，并且与九侯、鄂侯同为商朝的三公。商纣继位后，囚周文王于麦里，周以美女名马献于纣，纣释文王，而文王以德政与纣的暴虐形成对照，影响日大，解决虞（今山西省平陆县）、芮（今陕西省大荔县）两国争端，两国附周。又伐犬戎，灭密须（今甘肃省灵台县西南）、黎（蓍，今山西省长治县西南）、邘（今河南省泌阳县西北）、崇（今陕西省户县）等国，建都丰邑（今西安市郊沣水西岸）。周的实际统治已深入商朝境内，达到了山西省南部、河南省西部以至中部。周文王又招贤纳士，姜姓吕尚、楚人鬻熊、孤竹（今河北省卢龙地区商的时姓封国）君二子伯夷、叔齐及商臣辛甲等归周。
文王在位50年未及灭商而死，子武王发以吕尚为师尚父，弟周公旦等为辅，即位后九年（一说十一年）大会诸侯于盟津（今河南省孟县西南、孟津东北），相传诸侯800来会。武王十一年（一说十三年）以戎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万人并会集西土各族庸（今湖北省竹山县）、蜀（今川西、陕南）、羌（周以西陇山两侧）、髳（今山西省平陆县）、微（今陕西省眉县）、卢（今湖北省襄樊市西南）、彭（今湖北省房县）、濮（今川东、鄂西）伐纣，战于牧野，灭商，建立周朝。
自周武王灭商至幽王，历11王，大约为公元前11世纪初至公元前771年。
第二节 夏商周三族的融合与民族雏形的出现
由部落联盟向国家过渡的过程，就是民族开始形成的过程。夏、商、周三个王朝相继兴替，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早的国家，也促成夏人、商人、周人的融合，三族到西周时已融为一体，具备了民族的基本特征。
一、三代国家制度的因革与发展
夏启打破共主由各部落首领推举的制度，建立夏朝，标志着国家的诞生。
这一根本性变革，并非一帆风顺。
儒、墨两家所描述的尧、舜、禹禅让，反映了从黄帝建立号令黄河中下游各部落与部落集团的大联盟，到公元前2500—前2100年间，所实行的王朝前古国军事民族制度，更加向国家的形成跨出了一大步。当时各部落的世袭大酋长在大联盟中享有很大的议事权与决定权，而在战争中或重大公共事务（如治水）中涌现的英雄，由于建立殊勋而扩大了自己的权力，积累了财富，往往被推举为共主（“天子”）。这就是被儒、墨两家理想化了的禅让制度。《荀子·正论篇》说世俗所谓的“擅[掸]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韩非子·说疑》也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武放桀，武王伐纣。此四人者，人臣弑君也，而天下誉之。”荀、韩这种说法，与古本《竹书纪年》所叙吻合。《纪年》叙述：“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又叙：“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子相见也。”可见在禹以前，尧、舜虽维持着原始公社制度民主推选的形式，而斗争是十分剧烈的。
禹因治水有大功，又战胜了来自南方的三苗，于是“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名为受舜禅让，实际上不仅逼舜，而且为避舜子商均，回到祖居崇山地区阳城三年才确立自己的共主地位。
夏启建国，更经过剧烈的斗争。
当禹治水和为共主时，东夷少昊集团仍在大部落联盟中拥有巨大的影响。相传禹治水及对三苗的战争，不仅得到了来自炎黄集团的四岳、伯夷、后稷等的支持，来自少昊集团的皋陶、益等也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皋陶和益都曾成为鲧、禹的有力竞争对手。
禹成为诸侯共主（“天子”）之后，先举皋陶，“且授政焉”，皋陶死后，又举益，“任之政”，禹死后，“以天下授益”，称为后益。但禹在位时，大力培植其子启的党羽，禹虽表面上遵循传统禅让于益，实际上已造成了启杀益取而代之建立夏朝的基础。
夏朝建立以后，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部落贵族的斗争仍没有结束。夏后启的晚年，沉湎于歌舞，其子太康继位后，更加无道，传至仲康失国。于是来自东夷有穷部落的首领羿“因夏民以代夏政”，称为后羿。弄恃其善射，“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终于被亲信——来自东夷寒部落的首领浞所杀。寒浞代益，杀夏后相。如此反复经过40年左右，才由仲康之孙，得到有虞、有仍等部的支持，收复夏后旧时民众和联合各诸侯、部落首领攻杀寒浞，“复禹之绩”，恢复夏后的诸侯共主地位，史称“少康中兴”。
除了和东方各部落的斗争，启杀益自立，也受到了同姓有扈氏的反对。于是启与有扈氏“大战于甘”，《尚书·甘誓》即这一战争中夏后启的誓师辞。结果有扈氏灭亡。《淮南子·齐俗训》评论说：“昔有扈氏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也。”是说有扈氏首领为维护传统而亡，虽号为“知义”，却违背了历史潮流，实不“知宜”。
国家的诞生以代替部落联盟，是历史的必然，但夏朝建立以代替王朝前古国的部落联盟军事民主制度，还是经过了长期的反复斗争。以后，商灭夏，周灭商，虽为易姓换代，也薀旺家政权的嬗递，无不经历过激烈的战争和反复。
在三代兴替中，国家制度也越来越摆脱以前遗留的部落联盟的若干特点，逐步发展定型。
当夏商时，黄河与长江中下游还存在许多部落与方国，传说夏禹时万国，至商汤时有三千，周武伐纣八百诸侯会于盟津，当时有千数百国。这些数字显然夸大了，但三代有许多诸侯与部落则无可怀疑。仅见于赵诚编著的《甲骨文简明字典》的商后期方国就有118个，见于《左传》记载的也有二百余诸侯及附庸国。实际上，当时存在的诸侯、部落当然多于记载的数字。《尔雅·释估》：“林、悉、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这些是起源于不同部落母权制与父权制时代酋长的称号，三代国君越来越比驭固足以王为专称，但也称后、称帝或称后帝。王与诸侯间礼制等级的约束越来越严格，但诸侯称王、称后也见于文献记载和甲骨金文的卜辞与铭文。夏朝国君多称后，或称帝。其国家机构，据《甘誓》所载有六卿。夏后启誓辞说：“有扈氏咸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罚！”他命令“六事之人”遵命各尽其职，并宣告：“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弩戮汝！”可见有了官僚机构，军队和刑罚，尽管六卿可能是由王室贵族或诸侯担任的，军队也可能是由各诸侯率领的军队，刑罚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夏后启可以行使其国君的权威，以天帝化身和国君的身份统帅六卿，亲自执行“天罚”。夏朝设官多少，已难说清，《礼记·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实际情况未必如此整齐，却表明了国家机构越来越严密，设官越来越复杂定型。
打破部落界限按地缘组成社会的过程，在王朝前古国时期已经开始。“颛顼以来，以地为号”，反映了这种变革。相传“禹别九州，随山濬川，任土作贡”，划定“九州”。这个传说也反映了大禹在治水过程中，可能已有了某种地域的划分和依据各地出产向共主纳贡的制度。可惜夏代文献不足征，很难具体说清这种制度的具体情形。
商朝的地理已划分为王畿和四土。畿是商王直接管辖之区，甲骨文称为中商、大邑商或天邑商；四土，即商朝的诸侯，是商人向四方移民和扩张的区域。四土以外是多方，是其它各族分布的地区，他们对商王朝叛服不常，其中有些已被商王朝征服成为商朝诸侯；有些则与商朝发生多种交往联系，也受到商文化影响，然而经常与商朝处于和平交往与战争掠夺交替的状态。
商朝的设官分为王廷官员，周文献中称之为“内服”官，各机构有具体官名，甲骨文统称之为“多君”、“多子”，由王室贵胄和有影响的诸侯组成。“外服”官即四土诸侯，甲骨文统称之为“多方”，为后世地方官的雏形。商朝崇信上帝、鬼神，国政由商王、多君、多子及沟通上帝、鬼神的大巫与卜官议定。军队有王师和诸侯之师。诸侯来源大致是由王室裂土分封子弟及功臣，有些则薀烷顺或被征服而臣属的旧国与它族的首领，由商王赐爵成为商朝诸侯。国王称王，诸侯也有称王的记录，最常见的爵号为侯，伯则是诸侯之强宗方伯的称号，公为尊称，子、男也可称侯。商王对诸侯称“令”、“命”、“召”、“呼”，顺则封赏，叛则征伐，可任其为内服官员，可征其军队，取其土田、奴隶；诸侯对商王的义务：军事上为王戍边、从征，经济上向王贡纳，其中包括奴隶、女子和战时军需。在文化方面，商的甲骨文也通行于诸侯。其中也包括一些原处于敌对状态的诸侯，如周原出土的甲骨文证明周不仅使用商的甲骨文字，还很可能要祭祀已故的商王。
周人最高的主宰神圣为天，周王宣告自己是“天之元子”，天命其元子统治中国的土地和人民，认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廷设官：西周初期由周、召二公分领两寮各机构，中后期设官越来越多，《周礼》六官，虽是战国时完成的著作，但金文资料证明，确保存了西周，特别是西周中晚期官制的珍贵资料，可以说是以西周中后期官制为蓝本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战国著作。
周在王畿和四土都实行宗法制等级分封。周天子为天下之大宗，诸侯之天王。王畿内由天子直接统治，将土地分封给官员、子弟为采邑；四土诸侯基本的爵号为侯，而公、侯、伯、子、男等爵号也都已见于记录。诸侯地位有等级差别，但不会像儒家经典所说五等爵那么整齐。
王位继承是王朝国家制度的一个至关重要方面。夏以父死子继为主，间以兄终弟及；商早中期以兄终弟及为主，至晚叶，自庚丁以下，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已稳定地实行嫡子继承；周无论天子、诸侯、卿大夫都以嫡长子继承为常制。诸侯受封由天子赐土授民，封疆及都城大小、军队数量、宗庙、仪仗、设官、衣冠以至葬式，都有等级礼制约束。卿大夫实行世卿世禄，官位世袭。对庶人和奴隶，则有残酷的刑法。相传三苗不遵中原的宗教，已“制以五虐之刑曰法”，“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其内容记载不详，刑网越来越密，以保障奴隶主贵族对庶人与奴隶的残酷剥削与统治则是肯定的。对奴隶主统治阶级相互关系的“礼”与对庶人、奴隶的“刑”，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原则，充分体现了奴隶制国家的本质。
夏、商、周三代国家制度的发展与定型，说明由部落联盟向国家的过渡已基本完成，同时，部落联盟向民族过渡的过程也已基本完成。
二、夏商周三族的认同与融合
夏、商、周三族起源与兴起的地区不同，祖先来源各异，但商、周两族，都认为其祖先起源与兴起的地域是大禹所开拓的“禹绩”，即在大禹奠定的疆域之中。
《诗·商颂·长发》说：“濬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商人歌颂其先公之德已久发祯详，在大禹战胜洪水布土下方以奠定疆域时，就已有了王天下的萌兆。《商颂·玄鸟》说：“古帝命武汤，正域被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歌颂有神武之德的大乙汤，受天帝之命奄有九州，遍告诸侯，为政于天下。《商颂·殷武》又说：“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岁事来辟，勿予祸适，稼穑匪解。”是追叙成汤征服四方以后，对四方诸侯宣告：天命众多诸侯（多辟），设都于禹绩，你们要按岁来朝觐（来辟），不要以为勤民稼穑就可以解脱不来朝觐的惩罚。可见商人是承认其祖先起源与统治区域都属于禹绩的。周人在建立周朝以前，也已认定周所处的西土是“禹绩”。《诗·大雅·文王有声》说文王作丰邑，“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大雅·韩奕》、《小雅·信南山》也歌颂梁山、南山都是“维禹甸之”。《逸周书·商誓》追叙：“昔在后稷，惟上帝之言，克播百谷，登禹之绩。”
周人又称其兴起的西土为“区夏”。《尚书·康诰》说：“惟乃丕显文王，克明德慎罚……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是说文工以修德爱民，团结了周围一二邦，开拓了西土“区夏”。这区夏，薀团今语法词序的倒置，即为夏区。又可称为“有夏”或“时夏”。“有”为语助词，“时”即“是”，即“这个”。这些地域称谓都是指保持夏文化的地方。周人以夏文化继承者自居，并以此为号召以区别于东土之商。
在周朝建立以后，周人即肯定天下都是禹绩和夏区了。《尚书·立政》记述周公诰诫文王子孙：“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海表，罔有不服。”
按照三代的封疆，禹绩和夏区是不断扩大的。吴起曾说，“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北不至今山西省太原市，南至以嵩山为中心的河南中部，酉有扈氏已达关中，东有莘氏、有仍氏、有穷氏、有鬲氏等处古河济之间。商朝建立以后，都城屡迁，大体是前期以今郑州市商域遗址为中心，后期以今安阳殷墟为中心。以王畿与四土而言，比较稳定的商朝疆域北至易水、燕山，南至淮河，东至泰山以西及鲁北，其晋南、豫西原夏朝中心仍在商疆域范围之内，最西已达关中平原，渭水中下游。燕山地区有孤竹国（今河北省卢龙县南），大概是商人在起源地区的残存；长江沿岸今湖北黄陂盘龙城的商前期城邑遗址，赣江沿岸江西清江县吴城村商聚落遗址，可能都是不同时期商朝在长江流域的军事据点，目的在于攫取南方的铜和龟甲等类商既需要而又紧缺的物资。
周朝王畿以镐京（今长安县西北丰镐村附近）和雒邑（今洛阳市东北郊）为中心的地区。诸侯四方，在武王克商之后，封兄弟之国15人，姬姓之国40人；周公东征以后，立国71年，姬姓独居53。周之宗室贵族分封为周初分封的主体。周朝在灭了许多旧国之后，将姬姓诸侯分东、北、南三个方面布局，主要为了镇抚商遗民，同时也兼制东夷和未服的戎族。其东向沿黄河两岸伸展，黄河北岸有虢（今山西省芮县城北）、虞（今山西省平陆县东北）、单（今河南省孟县西南）、邘（今河南省沁阳县北）、原（今河南省济源县东南）、雍（今河南省焦作市南）、凡（今河南省辉县西南）、共（今辉县）、卫（今河南省淇县）；河南岸有焦（今河南省陕县）、北虢（今陕县东南）、东虢（今河南省荥阳县北）、祭（今河南省荥阳县西北）、胙（今河南省延津县北）；再往东有曹（今山东省定陶县西北）、茅（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北）、郜（今山东省城武县东南）、极（今山东省金乡县东南）、郕（今山东省宁阳县东北）、鲁（今山东省曲阜市）等。往北沿汾水两岸有耿、韩、郇、贾等国，而虞叔封于唐（今山西省翼县城西）；太行山以东，卫之北有邢（今河北省邢台市）、燕（今北京市）已深入商人起源与初兴之区。在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有应（今河南省鲁山县东）、蔡（今河南省上蔡县西南）、息（今河南省息县西南）蒋（今河南省淮滨县东南）。息、蒋跨淮水为封城。更有“汉阳诸姬”及随（今湖北省随州市）、唐（随州市西北）、曾（南阳盆地南部）。长江下游也有了宜国（今江苏省镇江市一带）。
除了姬姓诸侯，周也封了一些异姓诸侯，主要是姻亲和功臣，其中最显赫的是姜姓。姜出于炎帝集团，世与姬姓通婚，由于文王的祖母太姜的缘故，封了申、吕、齐、许等国。尤其是吕尚，不仅是周的开国元勋，又是武王妃邑姜之父，封于齐，都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东北），版图很大，权力也很大，“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隶”，即今山东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北部的东夷各国及商遗旧国都由齐国监督，与周公的封国鲁国在东方诸侯中处于同等重要地位。其它姜姓诸国：许（今河南省许昌市）、申（初封大概在今河南省信阳市，周宣王时又移封申伯于谢邑，在今河南省南阳市东谢营）、吕（今河南省南阳市西），纪（今山东省寿光县东南）、州（今山东省安丘市东北）。向（今山东省宫南市东北）。舅姓诸侯还由于文王的母亲太任的缘故封了任姓挚（今河南省汝南县）、畴（今河南省鲁山县东南）。任姓薛国（今山东省滕县东南）原是夏、商古国，西周继续受封，此外还有铸（今山东省肥城县甫）、鄣（一说姜姓，今山东省东平县东）等。又追踪周以前先王之后，封黄帝之后于蓟（今北京市境），帝尧之后于祝（今山东省肥城县境），舜后虞胡公封于陈（今河南省淮阳市），周武王还以长女大姬嫁虞胡公。又因文王妃、武王母大姒的缘故封了夏禹之后姒姓杞国（今河南省杞县）。对于商，周武王克商之初，封纣嫡子武庚以继商后，周公东征，武庚被杀，又立武庚庶兄微子于宋（今商丘市），亦可称之为商。
以上西周所封同姓与异姓诸侯，同称为夏，号为诸夏，并以原商朝统治中心地区称为东夏，诸夏又号为中国，以与夷狄相对称。这样，便构成了民族的雏形。
东系太昊、少昊集团的部落与文化，都薀凸成夏、商、周三代居民与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但夏、商两昊集团各部落已分化出许多当时称为东夷的部落与方国，到西周时，仍承认自己是太昊、少昊后裔并继承固有文化传统的风姓与偃姓诸候，尽管在周公东征以后大都已臣服于周并得到了周的承认，又与东方齐、鲁、蒋等诸夏交错分布，但自称和他称仍然都是东夷，详情将有专节叙述。其余各方大体与东方相似，各有专节，此不复赘。
“中国”的称谓，最早见于周初武王、成王时，不仅见于《尚书》，又有出土《何尊》铭文的实证。其义初与商朝称都城为“中商”同，以与四土相对，是指京师；扩而大之指诸夏分布之区。《说文》云，“夏，中国之人也”，是指认同为夏人和继承夏文化的人，以与边疆各族相对而言，称为“夏夷”、“中国与夷狄”。这样，“夏”由地名而为部落名、朝代名，到西周已发展为民族名称。诸夏各支来源与祖先传说实际上是不尽相同的，但到西周已认同为夏，生活在禹绩与夏区，都是黄帝和炎帝的裔胄。《国语·鲁语》上记述：“有虞氏褅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褅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褅喾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褅喾而祖稷，郊文王而宗武王。”《礼记·祭法》与此有基本相同的记载。褅、郊、祖、宗都是重大的祀典，其中尤其是褅祭，以祖配天，是祭祀其祖宗所自出的特别祭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三代是把祭祀上帝、祖宗看作与征伐一样重要的大事。在西周，原属不同来源不同部落集团的祖神，已纳入同出黄帝的谱系中，是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商灭夏以后如何处理与涵化夏人，历史文献语焉不详。周武王克商之初，对涵化商人也未找到成功的政策。商人在文化方面高于周人，政治、经济方面仍有很大的势力，周初文告往往自称“小邦周”。武庚与三监叛乱，显示了商遗民和响应商遗民的东夷拥有很大的力量。周公东征，经过三年，征服了商朝遗留下来的“顽民”和东夷，把商朝的贵族官员与诸侯迁徒到雒邑成周，成王还对前商朝官员（多士）和诸侯（多方）发布《多士》与《多方》两个重要文告，宣布周虽小邦，天命归之，殷违天当灭。现在周革殷命，正如当初成汤革夏命一样。如果“多士”、“多方”顺从天命，即仍能保留贵族地位，否则必遭天罚。此外，还将一些商的贵族分封给姬姓最重要的诸侯，如将“殷民六族”分给周公，封于鲁；“殷民七族”分给康叔，封于卫；“怀姓九宗”分给虞叔，封于唐。这些殷民并不是奴隶，他们只是成为姬姓诸侯政治上的臣属，“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即仍保持其宗族，还统领着过去的奴隶（“类丑”）。这些殷民与住在成周的商“顽民”一样，分住在诸侯都邑，薀凸成当时“国人”的重要来源之一。其中有些人在王廷和诸侯国任职为官，有些还保持其世职，如卜、史等一些在当时属专门知识的官员。周王与诸侯，都编制了以殷民按族编成的军队，如“成周八师”，就是由成周城中的“殷顽民”所组成的军队，参加周王的征战。同时，周人在祖宗来源方面也把商人的祖神帝喾宣告为黄帝的后裔，并说姜嫄是帝喾的“元妃”，生了后稷；简狄是帝喾的“次妃”，生了契，稷契同父异母，分别是周人与商人的始祖。商、周两族的始祖感生神话，仍保留在《诗》中，他们区别于商、周两族都是很清楚的。但处于统治地位的周人主动与商人在祖先来源方面认同，促进了商、周两族的融合。
在经济、文化方面，夏、商、周本来比较接近。他们都以农业为主，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其先民都以种植粟（稷）、黍为主要农作物。青铜技术在夏代已开始发达，商和西周达于鼎盛，是当时生产力水平提高的主要表现。但在农业生产方面，除商、周遗址发现少量青铜工具外，主要是使用石器、木器，还有一些骨器与蚌器（收割器）。农业生产工具与龙山文化时期无明显发展和变化。生产的主要负担者是奴隶大众和庶人，他们住在“都”、“邑”之外的“郊”与“野”。“国人”与“野人”的对立；主要是奴隶主贵族与奴隶大众及庶人的对立。奴隶的命运不言而喻，商代往往把掳掠来的羌人等大量杀了祭祀，商代遗址发现了大量奴隶殉葬的墓葬，西周人殉葬现象逐渐消失，说明当时的生产力提高了，大量殉葬是奴隶主的损失。
以青铜技术与甲骨、钟鼎文字为代表的经济、文化进步，基本上被奴隶主贵族所享用。夏代的青铜冶铸技术趋于成熟，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仍是一些爵及锛、凿等类小工具。商代铜器主要是铜锡合金与铜铅合金，各个时期所含比例有所不同。其用途大致可分为礼器、食器、兵器、马车器、手工业工具（包括小量农具）和乐器等。以鼎为例，既是常用食具，又是重要的札器。目前所知最大的鼎为司母戊鼎，高1.33米，重875公斤。铜器花纹趋于繁缛，普遍以雷纹为底，主体花纹的式样除饕餮纹外，有夔纹、龙纹、蝉纹、蚕纹及各种几何形纹饰。周代青铜器较商代有多方面继承也有发展，最明显的进步是铭文发达。晚商铜器虽已有了铭文，但比较少见，且仅是几个字，商末有长达二三十字的。西周铜器铭文字体改进，文体完整，成为研究中国文字进步和西周历史的重要实证。文化方面最富特色的除铜器纹饰艺术之外，还有占卜和卜辞。玉器艺术发达虽不能和上述两项相提并论，但也是三代文明最富特色的重要内容。玉器既为重要札器，又薀腕族常见的佩饰。玉器起源于北起燕山南达杭州湾的东部沿海诸新石器文化。其中礼器如璧、琮为礼天地重器，钺为王权与兵权的象征，都起源于良渚文化，铜器上的主体花纹饕餮文，一般都认为起源于良渚文化中玉器上的兽面纹和人兽合体的纹饰。商人日常佩带玉器的种类，与燕山以北红山文化遗址发现的种类接近，一般认为有共同的渊源关系。占卜起源大体也是以东系诸新石器文化所发现的为主，尤其薀完灵崇拜，起源于长江与淮河中下游各部落。三代的文化是以融合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文化为核心的，同时也汇聚融合了燕山以北及长江流域的优秀文化。文字起源可以追溯到仰韶、大汶口、龙山、良渚等许多到新石器文化中的一些反复出现的刻划符号，殷墟甲骨文字与周原甲骨文字及商、周铸在铜器上的铭文，属同一文字体系，都是汉字构字六种方法齐备的成熟文字。商周文字体系相同，也是属同一民族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特征。
夏、商、周三族到西周时已有了共同的族称（夏、中国），共同的地域观念（禹绩、夏区），共同的祖先观念（黄帝为共同始祖），共同的经济特征和文化特征，已具备了属于同一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当时天子虽为诸侯共主，天下大宗，而诸侯在其封域内仍自为大宗；周所制定与推行的礼乐文化，虽为诸侯所共同遵守，但各国，包括一些姬姓国，还有不同的政令、礼俗，如“商政”、“夏政”、“周政”、“周索”、“戎索”（“索”即法），宋仍行“商礼”，杞仍行“夏礼”等等；夏夷区别已经是民族的区别，但夏夷限域不严，有些诸侯，包括夏禹后裔杞国及一些姬姓诸夏，与夷狄杂处，从其习俗，转而被同化成为夷狄。所以，西周所形成的民族共同体，仍为夏民族的雏形，到春秋时便形成了稳定的华夏民族。
第二章 华夏民族的形成与发展
在中原地区青铜器时代已经是繁荣发达的高峰时期，边疆地区也先后进入了青铜器时代；在夏、商、周三代国家制度逐步定型，夏、商、周三族融为一体的过程中，边疆各部落也开始了向国家和民族过渡，出现了王权和许多族称。它们在四方发展，生产与生活方式不同，语言和习俗也各具特点，但都与中原发生了越来越多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并进入了各族竞争的中国历史舞台。边疆各族向中原内迁，一方面激发了华夏民族意识的强烈高涨，同时也从各民族内迁中，吸收了许多新鲜的成分，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使华夏民族得到发展并加速了社会的进步。
第一节 民族矛盾激化与诸夏攘夷争霸
一、“四夷交侵，中国背叛”，西周灭亡
西周对边疆各族称为远人，实行与王畿及诸夏地区不同的政策。有所谓：“蛮夷要服，戎翟荒服”、“要服者贡，荒服者王”、“岁贡”、“终王”。就是说，对距王畿较近的各族，要进行约束，要求他们岁岁来贡；距离较远者，称为荒服，则只需一世一次来朝，“王事天子”，不扰边鄙就行。对不贡不王者，周天子先是“修德”，以争取远人臣服，“修德”达不到目的就“修刑”，当时的“刑”与兵是同义词，即进行征伐，据记载，周朝的这种政策，造成了“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四十年不用刑伐的局面。康王死后，昭王南征荆楚，死于江上，其子穆王继位，西征犬戎，“获其五王……王遂迁戎于太原”，
华夏民族 华夏格局的形成
大约从公元前21世纪到前8世纪中叶，在黄河中下游，夏人、商人、周人相继兴起，建立国家，并通过三代，融为一体，以夏为族称，又称中国。复经春秋战国的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夏又称华，或合称华夏，已发展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中原地区夏、商、周最早立国，华夏民族最先形成，这是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的结果。另一方面在夏、商、周时期，四周地区也先后出现了东夷、氏羌、西戎、肃慎、蛮、濮、巴、蜀等族称，在各自分布的地区之内建国称王，并与诸夏发展着多层次的交往联系，到春秋战国时又逐渐形成了华夏居中，称为中国，夷蛮戎狄配以东南西北，五方之民，共称“天下”，号为“四海”的格局，为后世中国发展形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华夏起源与形成的各支来源看，华夏分别与“四夷”各族都有共同的渊源关系；对“四夷”而言，又都有一部分分化出来，融合于华夏之中。同时，融合与分化都不是单向的，华夏也分别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都不断有一部分迁徙到边疆，与当地各族融合，成为边疆各族的一部分。这种互相吸收与融合，使中国各民族的构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这一特点在先秦已表现得相当明显，并对后世中国民族史的发展，有着极深刻的影响。
第一章 华夏的三支主要来源：夏人、商人、周人
黄河中下游两大新石器文化区系文化上的统一及炎黄两昊诸部落集团的融合，形成了夏人、商人、周人三族。他们发源与兴起的地区虽然不同，祖先传说各异，而三族文化特征大体相同；他们祖继兴起与建国，三代交递，到西周已融为一体，他们是华夏族的三支主要来源。
第一节 夏商周三族的起源与兴起
一、夏人的起源与兴起
夏，姒姓，禹为得姓宗神。禹父为鲧，先秦各种记载相同，鲧的世次与来源，则有不同的记载。《世本》、《大戴礼记》等，或记述鲧是颛项的五世孙。或为颛顼之子。《史记》说：“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然而，《山海经·海内经》又说：“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
鲧居崇山，称为崇伯鲧，分布在以河南嵩山为中心的地区。相传在治水失败以后，被上帝殛死于羽渊，化为黄熊或黄龙。他的后继者，迁到了汾水下游以夏为地名的地方，因治水有功，皇天赐以姒姓，国号也改称为夏了。
龙山文化晋南陶寺类型，证明在公元前2500年以后，已达到前王朝期古国文明相当高的发展水平，而夏以前的古国唐、虞及夏墟见于记载者，如唐（今山西翼城县）、平阳（今临汾县西）、安邑（今夏具境）、晋阳（今虞乡附近）、鄂（今乡宁境），都在汾水下游由汾、涑、浍诸水所构成的晋南平原。夏人在这个地区兴起，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王朝——夏朝，于是夏由地名而族名；夏朝建立以后，又薀旺名了。
夏代历年，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自禹至桀，17王，417年，其它文献记载略有不同，总不出400余年，约为公元前21世纪到前17世纪。在夏人与夏朝的中心区域，发现了二里头文化，以河南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命名，其地正处在嵩山稍西北。这是一种继河南与晋南龙山文化发展而早于商文化的青铜文化。年代与夏代柑当，主要分布在河南中部与西部的郑州附近和伊、洛、颍、汝诸水流域以及晋南汾水下游地区。从文化内涵与面貌看，二里头文化又可分为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两个类型。东下冯类型因山西夏县东下冯村所发现属二里头文化的又一典型遗址而得名。二里头类型分布在以嵩山为中心的地区，东下冯类型分布在汾水下游晋甫平原。两个类型分布之区，正好与夏人与夏代都城分布范围相吻合。
夏人初兴与建国在晋南，后来由于与东夷的斗争，又迁回到其祖居以嵩山为中心的地区和伊洛平原。《国语·周语》上说：“昔伊洛竭而夏亡”，可见伊洛平原对夏代后期多么重要。夏代都城屡迁，除禹都主要在晋南，相传禹还在阳翟立过都，其地在今河南禹县境；太康居斟鄩，在今河南巩县境；帝杼居原，在今河南济源县境。这些地方距嵩山都不远。
追溯夏人渊源：在文化方面，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黄河中游文化区和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海岱文化区这两大文化区系交汇融合所形成的河南、晋南龙山文化是夏文化的前驱；在部落集团方面，夏人是从黄河中下游炎帝集团中分化出来，又融合了黄帝、少昊集团许多氏族部落而发展到最早建立国家的一支。他们能率先打破部落与地域的局限而向国家与民族过渡，是东西两大区系文化与部落融合的结果。同时，夏人的兴起与构成，无论考古文化与远古传说，又都与长江中下游及下游地区的文化与部落有渊源关系。
二、商人的起源与兴起
商，子姓，得姓始祖名契，契母简狄，属于有娀氏部落。从契母的名称及其部落名称推断，商的起源与北方戎狄有渊源关系。《诗·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颂·长发》又说：“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玄鸟就是燕子，神化即为凤。商人的感生神话，认为上帝派遣玄鸟为使，有娀氏女子简狄因吞食了玄鸟子（蛋）而生契，所以契成为子姓的始祖。
殷墟甲骨文所记录，商人最高的祖神是高祖夔，此即东方各部落最高的上帝俊，又是“五帝”系统中的帝尝与帝舜。从感生神话观察，商人具有东方海岱部落集团，即东夷先民太昊少昊集团的文化特征；而商人以鸟为图腾的神话，在甲骨文字中已得到证实。商人是起源于北方而受东方海岱文化熏陶逐渐成长的一支。
从始祖契至汤，商人经历了起源与初兴及兴起建国商大阶段，前者可称之为商先阶段，后者可称之为先商阶段。以甲骨卜辞世系与《史记》等文献记载的世系相对照，自契至汤经历了15位首领，凡八迁。以往曾有人依据商人的祖先屡迁其居，认为他们是游牧部落，目前史学界对商人起源的地区考定虽有分歧，但各家所考定的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与青铜器时代早期，都是农耕文化，家畜牧养占有相当大比重，也只是农业的附属，可证商人自起源阶段，即与夏人一样是以农耕为主。汤以前屡迁的原因尚待进一步探索。
（一）商的起源与初兴
自契至王亥、王恒，经历了8位首领。除王亥与王恒，《天问》说他们都是季的儿子，他们是商先公中最早有王号的，此外世次，大概都是各个时期的商先公代表，未必是父子相传。
契，又写作卨。《世本·居篇》“契居蕃”，而商人所奉祀的上帝与祖神帝喾相传也居毫，帝舜都蒲坂。蕃古音与毫、蒲同，同名异写，这是商人起源的地方，以后商人所迁之地，政治中心多以毫、番、蕃、蒲、博、薄等命名，都是从其祖居地名衍化出来的地名契在《商颂·长发》中称作“玄王”，玄为黑色，代表北方，原生的蕃（毫）在北方。
继契的商先公称作昭明。《荀子·成相篇》说：“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世本·居篇》也说：“昭明居砒石。”按《淮南子·地形训》、《山海经·海内东经》及《水经》大辽水与郦《注》的记载，砥石即今西辽河发源的地方，在燕秦右北平郡，即今赤峰市与辽西老哈河滦河发源的地区，这就表明商的祖先起源于幽燕地区。这一地区的红山文化，特别是红山文化所发现的祭坛，可以推断为商人的祖先举行“高禖”祭天遗迹，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祭天遗址。
大概从相土时起已越燕山南下，环渤海湾发展，其所迁的商当在燕山以南。历昌若、粮圉，冥至王亥时已发展至易水流域并且和当地的部落发生斗争。王亥在卜辞中是与高租夔、大乙汤一样重要的商先公，卜辞在王亥的头上冠以鸟，《天问》与《山海经·大荒东经》都说王亥是一位“两手操鸟”的神人。他是死于与易水地区部落争斗的商先公，他与弟弟王恒又都是首先服牛（役使牛）的代表。到王亥、王恒时期，商人的先公已在易水流域活动，其后进而南下漳水流域，即进入先商阶段。
（二）先商的兴起与建国
从契至汤，历史记载凡八迁。大抵在王亥以前是自燕山以北到易水流域，至上甲微已南下漳水。上甲微以后至大乙汤又累迁，总不离古河济之间，即今河北南部，河南东部与北部及山东西部与北部。
商的先公，自上甲微开始以日为名，次乙、次丙、次丁而终于壬、癸，与十日之次全同，可能是汤建立商朝后定祀典时，对先公列祖的名字已不能追忆，即以十日之次序以追名之。
上甲微的父王亥被有易部落所杀，微得到河伯的帮助，败有易杀其君绵臣。河，在先秦是黄河的专名，甲骨卜辞记载，商人对河的祭祀很隆重，当时黄河下游流经河北平原在今天津市附近入渤海，可见商先公自上甲微已在太行山以东古黄河下游立足与发展。汤兴起时有三毫的说法：北毫，为汉山阳郡薄县，即今山东省曹县，南亳距此不远，西毫为河南省偃师县。但这些地方在汤灭夏以前都不可能是商先公立都的地方。甲骨文中有滴水，即今漳河，商与漳古音相同，甲骨文中有毫，是汤兴灭夏以前真正的都城所在，在今河南省濮阳县附近。所以自上甲微至汤兴的活动范围总不出古河济之间。
从考古文化观察，先商文化可分为漳河型、卫辉型、郑州南关外型，年代顺序与分布地区都是自北而南。其中漳河型年代最早，分布大体包括河北省唐材以南，河南省淇河以北、卫河以西，山西省沿太行山西麓一线，南北长约五六百里，东西宽约二三百的范围，其中心分布地区在河北省的滹沱河与漳河之间的沿太行山东麓一线，而以漳河中游（指清、浊漳二水合流以后）的邯郸，磁县地区的先商遗址为代表，而先商文化漳河型来源于河北龙山文化。可见先商阶段活动范围是以漳河流域为中心的古黄河下游与河济之间，而汤兴起与灭夏以前大概是以今河南省濮阳地区为中心。
商朝灭夏以后自汤至帝辛实传17代30王，《史记·殷本纪》《集解》引谯周说，认为有600余年，而《古本竹书纪年》认为商朝共496年。商的统治范围较夏扩大，其文化影响远达长江流域。
三、周人的起源与兴起
周，姬姓，奉后稷为始祖。姬姓出于黄帝集团，周人自称：“我姬氏（姓）出自天鼋”，认为其始祖后稷，是舜禹时农官，“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祖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周人的感生神话：后稷之母为姜姓有邰氏的女子，名姜嫄，因为踏了上帝的大脚印，感而有孕，生了后稷。
先秦记载自后稷至文王传15世，实际上自传说中唐虞到古公直父立足于周原已经历千余年，而古公以前周人先公的事迹只显示了各时期的特点，所以古公直父以前世次，仅为各时期周先公的代表，并非真的父子相传。
周朝建立以前，周人的历史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周人的起源与初兴及周人的兴起与建国。
（一）周人的起源与初兴
周始祖后稷之母出自姜姓有邰氏部落，当时的“姜”即“羌”，已成为定说；姜姓出自炎帝集团，与黄帝集团姬姓周人世为婚姻。这种原始的族外婚，不仅表现在由母系转向父系时，只知后稷的母名为姜原；延及周人开始在歧山地区兴起的古公亶父，也是娶的姜女，后被追谥为太姜；周朝开国之君武王发以大公望女为妃，即邑姜；甚至周朝建立以后，姬姓诸侯，仍以与申、吕、齐、许等姜姓诸侯通婚为常制。在一定程度上说，周朝是姬、姜两姓族联盟建立起来的王朝。
姜原的有邰氏部落及后稷所居之邰，历来注释在陕西武功县境，这里薀拓中平原西部，在古公亶父开发的周原境内，周人起源当别有所在。考古发现，陕西龙山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主要分布在泾渭流域，与先周文化的分布重合，而且有承袭发展的关系。先周文化目前已知的分布：北界达甘肃省庆阳地区；南界止于秦岭山脉北侧；西界在陇山及其主峰六盘山东侧；东界的北端在子午岭西侧，南端以泾河下游及今西安市东郊的沪水和灞水一带为界。全区南北长约300多公里，东西宽约200多公里。大致相当于今陕西省宝鸡地区和咸阳地区，以及甘肃省的庆阳地区和平凉地区东半部。这些先周文化若按年代早晚，第一期稍早于古公亶父时期，以泾水上游陕西武长县碾子坡先周文化为代表；第二期以碾子坡先周晚期墓葬、岐邑刘家村先周墓葬及长武县下孟村先周遗址为代表，年代大致相当于古公亶父、季历时期；第三期以丰邑先周文化遗存及这一地区先周墓葬为代表，其年代约略相当周文王、武王准备灭商时期。上述三期不同年代的先周文化，其中第一期遗存迄今仅在泾水上游地区发现，由此可以推断，古公亶父以前活动范围集中于径水上游。这一地区正是黄帝集团发源之区，而距此不远泾水以南，渭水上游以北今陕西陇县的吴山，又称岳山，据考定即姜姓四岳集团发源之区。
后稷之后，周先公在不窋及鞠的时期，处戎狄之间，从其俗，到公刘时期，虽仍处戎狄间，却大力发展农耕，并沿漆、沮二水南下，渡渭水获取木材及其它物资，积累财富，四周各氏族贵族多来归附，“周道之兴自此始”。公刘奠下基础，到庆节时正式立都于豳，已具有王朝前古国的规模。豳的地理位置，一说在今陕西省彬县，一说在今陕西省旬邑县。两地都在泾水上游南部，实包括今长武、彬县、甸邑一带。按《括地志》的记载，“不窋城”在今甘肃省庆阳县境，豳在今彬县境，则公刘，庆节时期，是从泾水上游北部迁徒到泾水上游南部的。
在豳原经营了大约三个世纪，于是周先公进入了向周原发展而兴起立国的阶段。
（二）周人的兴起与建国
大约在公元前12世纪，周先公古公直父受到了游牧人戎狄熏育的攻击，在豳原不得宁居安业，于是率私属渡漆、沮两水，来到渭水中游，止于岐下，开发周原地区。不仅豳人举国迁徒，其它部落也有不少随古公迁到周原，作了他的属民。于薀团公大刀阔斧，革除戎狄习俗，发展农业，营筑碂往室屋，按地缘编定社会组织，设立五官，实际上奠定了立国与翦商的根基。
周原位于关中平原西部，距今西安市约100公里，北倚岐山，南临渭河，西侧有汧河，东侧有漆水。广义讲，周原包括今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四县的大部分及宝鸡市、眉县、乾县等县的小部分，东西长约70公里，南北宽约20余公里。这里在先周不仅有渭水下游诸支流水系的丰富水源，便于航行与渔业，地下泉水也很丰沛，土地肥沃，灌溉方便，是一个对发展农业十分有利的地区。狭义讲，周原即指周人当时的中心，今岐山县京当与扶风县黄堆、法门之间。周人自泾水上游南下，越过梁山不往东南来到渭水中下游今西安市附近而往西南来到渭水中上游周原，除了周原自然条件如《诗·大雅·绵》歌颂的那样“周原既既”，最重要的是商朝的方国已达到渭水中下游，比如周兴时敌国崇，在今西安市西南户县。在渭水中下游已发现商文化遗址，证明商朝的统治范围已达渭水中下游地区。周人在周原站住脚以后，初具立国规模，国号为周，盖以族名为国名，并且很快引起了商朝的注意，甲骨文出现了“伐周”等记录。
古公直父或许已称大王，或后被追谥为太王，死后由最小的儿子季历继承。他是周文王的父亲，在商王武乙三十四年朝商，成了商朝的方国。商朝以任姓女子嫁季历，这就是文王的母亲太任。
季历一方面臣附于商，同时积极展开对周围戎狄部落的兼并与征伐。商王武乙三十五年，周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王。这一胜利也许引起了武乙的注意，“武乙猎于河谓之间，暴雷，武乙震死”。太丁（文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燕京，山名，为汾水发源处，如此长途征代，周师大败。太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太丁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不久，季历被太丁所杀。
太丁死后，其子帝乙立，“殷益衰”，而周文王昌继王季而立，成为商朝西伯，即西方诸侯之长，并且与九侯、鄂侯同为商朝的三公。商纣继位后，囚周文王于麦里，周以美女名马献于纣，纣释文王，而文王以德政与纣的暴虐形成对照，影响日大，解决虞（今山西省平陆县）、芮（今陕西省大荔县）两国争端，两国附周。又伐犬戎，灭密须（今甘肃省灵台县西南）、黎（蓍，今山西省长治县西南）、邘（今河南省泌阳县西北）、崇（今陕西省户县）等国，建都丰邑（今西安市郊沣水西岸）。周的实际统治已深入商朝境内，达到了山西省南部、河南省西部以至中部。周文王又招贤纳士，姜姓吕尚、楚人鬻熊、孤竹（今河北省卢龙地区商的时姓封国）君二子伯夷、叔齐及商臣辛甲等归周。
文王在位50年未及灭商而死，子武王发以吕尚为师尚父，弟周公旦等为辅，即位后九年（一说十一年）大会诸侯于盟津（今河南省孟县西南、孟津东北），相传诸侯800来会。武王十一年（一说十三年）以戎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万人并会集西土各族庸（今湖北省竹山县）、蜀（今川西、陕南）、羌（周以西陇山两侧）、髳（今山西省平陆县）、微（今陕西省眉县）、卢（今湖北省襄樊市西南）、彭（今湖北省房县）、濮（今川东、鄂西）伐纣，战于牧野，灭商，建立周朝。
自周武王灭商至幽王，历11王，大约为公元前11世纪初至公元前771年。
第二节 夏商周三族的融合与民族雏形的出现
由部落联盟向国家过渡的过程，就是民族开始形成的过程。夏、商、周三个王朝相继兴替，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早的国家，也促成夏人、商人、周人的融合，三族到西周时已融为一体，具备了民族的基本特征。
一、三代国家制度的因革与发展
夏启打破共主由各部落首领推举的制度，建立夏朝，标志着国家的诞生。
这一根本性变革，并非一帆风顺。
儒、墨两家所描述的尧、舜、禹禅让，反映了从黄帝建立号令黄河中下游各部落与部落集团的大联盟，到公元前2500—前2100年间，所实行的王朝前古国军事民族制度，更加向国家的形成跨出了一大步。当时各部落的世袭大酋长在大联盟中享有很大的议事权与决定权，而在战争中或重大公共事务（如治水）中涌现的英雄，由于建立殊勋而扩大了自己的权力，积累了财富，往往被推举为共主（“天子”）。这就是被儒、墨两家理想化了的禅让制度。《荀子·正论篇》说世俗所谓的“擅[掸]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韩非子·说疑》也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武放桀，武王伐纣。此四人者，人臣弑君也，而天下誉之。”荀、韩这种说法，与古本《竹书纪年》所叙吻合。《纪年》叙述：“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又叙：“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子相见也。”可见在禹以前，尧、舜虽维持着原始公社制度民主推选的形式，而斗争是十分剧烈的。
禹因治水有大功，又战胜了来自南方的三苗，于是“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名为受舜禅让，实际上不仅逼舜，而且为避舜子商均，回到祖居崇山地区阳城三年才确立自己的共主地位。
夏启建国，更经过剧烈的斗争。
当禹治水和为共主时，东夷少昊集团仍在大部落联盟中拥有巨大的影响。相传禹治水及对三苗的战争，不仅得到了来自炎黄集团的四岳、伯夷、后稷等的支持，来自少昊集团的皋陶、益等也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皋陶和益都曾成为鲧、禹的有力竞争对手。
禹成为诸侯共主（“天子”）之后，先举皋陶，“且授政焉”，皋陶死后，又举益，“任之政”，禹死后，“以天下授益”，称为后益。但禹在位时，大力培植其子启的党羽，禹虽表面上遵循传统禅让于益，实际上已造成了启杀益取而代之建立夏朝的基础。
夏朝建立以后，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部落贵族的斗争仍没有结束。夏后启的晚年，沉湎于歌舞，其子太康继位后，更加无道，传至仲康失国。于是来自东夷有穷部落的首领羿“因夏民以代夏政”，称为后羿。弄恃其善射，“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终于被亲信——来自东夷寒部落的首领浞所杀。寒浞代益，杀夏后相。如此反复经过40年左右，才由仲康之孙，得到有虞、有仍等部的支持，收复夏后旧时民众和联合各诸侯、部落首领攻杀寒浞，“复禹之绩”，恢复夏后的诸侯共主地位，史称“少康中兴”。
除了和东方各部落的斗争，启杀益自立，也受到了同姓有扈氏的反对。于是启与有扈氏“大战于甘”，《尚书·甘誓》即这一战争中夏后启的誓师辞。结果有扈氏灭亡。《淮南子·齐俗训》评论说：“昔有扈氏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也。”是说有扈氏首领为维护传统而亡，虽号为“知义”，却违背了历史潮流，实不“知宜”。
国家的诞生以代替部落联盟，是历史的必然，但夏朝建立以代替王朝前古国的部落联盟军事民主制度，还是经过了长期的反复斗争。以后，商灭夏，周灭商，虽为易姓换代，也薀旺家政权的嬗递，无不经历过激烈的战争和反复。
在三代兴替中，国家制度也越来越摆脱以前遗留的部落联盟的若干特点，逐步发展定型。
当夏商时，黄河与长江中下游还存在许多部落与方国，传说夏禹时万国，至商汤时有三千，周武伐纣八百诸侯会于盟津，当时有千数百国。这些数字显然夸大了，但三代有许多诸侯与部落则无可怀疑。仅见于赵诚编著的《甲骨文简明字典》的商后期方国就有118个，见于《左传》记载的也有二百余诸侯及附庸国。实际上，当时存在的诸侯、部落当然多于记载的数字。《尔雅·释估》：“林、悉、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这些是起源于不同部落母权制与父权制时代酋长的称号，三代国君越来越比驭固足以王为专称，但也称后、称帝或称后帝。王与诸侯间礼制等级的约束越来越严格，但诸侯称王、称后也见于文献记载和甲骨金文的卜辞与铭文。夏朝国君多称后，或称帝。其国家机构，据《甘誓》所载有六卿。夏后启誓辞说：“有扈氏咸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罚！”他命令“六事之人”遵命各尽其职，并宣告：“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弩戮汝！”可见有了官僚机构，军队和刑罚，尽管六卿可能是由王室贵族或诸侯担任的，军队也可能是由各诸侯率领的军队，刑罚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夏后启可以行使其国君的权威，以天帝化身和国君的身份统帅六卿，亲自执行“天罚”。夏朝设官多少，已难说清，《礼记·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实际情况未必如此整齐，却表明了国家机构越来越严密，设官越来越复杂定型。
打破部落界限按地缘组成社会的过程，在王朝前古国时期已经开始。“颛顼以来，以地为号”，反映了这种变革。相传“禹别九州，随山濬川，任土作贡”，划定“九州”。这个传说也反映了大禹在治水过程中，可能已有了某种地域的划分和依据各地出产向共主纳贡的制度。可惜夏代文献不足征，很难具体说清这种制度的具体情形。
商朝的地理已划分为王畿和四土。畿是商王直接管辖之区，甲骨文称为中商、大邑商或天邑商；四土，即商朝的诸侯，是商人向四方移民和扩张的区域。四土以外是多方，是其它各族分布的地区，他们对商王朝叛服不常，其中有些已被商王朝征服成为商朝诸侯；有些则与商朝发生多种交往联系，也受到商文化影响，然而经常与商朝处于和平交往与战争掠夺交替的状态。
商朝的设官分为王廷官员，周文献中称之为“内服”官，各机构有具体官名，甲骨文统称之为“多君”、“多子”，由王室贵胄和有影响的诸侯组成。“外服”官即四土诸侯，甲骨文统称之为“多方”，为后世地方官的雏形。商朝崇信上帝、鬼神，国政由商王、多君、多子及沟通上帝、鬼神的大巫与卜官议定。军队有王师和诸侯之师。诸侯来源大致是由王室裂土分封子弟及功臣，有些则薀烷顺或被征服而臣属的旧国与它族的首领，由商王赐爵成为商朝诸侯。国王称王，诸侯也有称王的记录，最常见的爵号为侯，伯则是诸侯之强宗方伯的称号，公为尊称，子、男也可称侯。商王对诸侯称“令”、“命”、“召”、“呼”，顺则封赏，叛则征伐，可任其为内服官员，可征其军队，取其土田、奴隶；诸侯对商王的义务：军事上为王戍边、从征，经济上向王贡纳，其中包括奴隶、女子和战时军需。在文化方面，商的甲骨文也通行于诸侯。其中也包括一些原处于敌对状态的诸侯，如周原出土的甲骨文证明周不仅使用商的甲骨文字，还很可能要祭祀已故的商王。
周人最高的主宰神圣为天，周王宣告自己是“天之元子”，天命其元子统治中国的土地和人民，认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廷设官：西周初期由周、召二公分领两寮各机构，中后期设官越来越多，《周礼》六官，虽是战国时完成的著作，但金文资料证明，确保存了西周，特别是西周中晚期官制的珍贵资料，可以说是以西周中后期官制为蓝本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战国著作。
周在王畿和四土都实行宗法制等级分封。周天子为天下之大宗，诸侯之天王。王畿内由天子直接统治，将土地分封给官员、子弟为采邑；四土诸侯基本的爵号为侯，而公、侯、伯、子、男等爵号也都已见于记录。诸侯地位有等级差别，但不会像儒家经典所说五等爵那么整齐。
王位继承是王朝国家制度的一个至关重要方面。夏以父死子继为主，间以兄终弟及；商早中期以兄终弟及为主，至晚叶，自庚丁以下，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已稳定地实行嫡子继承；周无论天子、诸侯、卿大夫都以嫡长子继承为常制。诸侯受封由天子赐土授民，封疆及都城大小、军队数量、宗庙、仪仗、设官、衣冠以至葬式，都有等级礼制约束。卿大夫实行世卿世禄，官位世袭。对庶人和奴隶，则有残酷的刑法。相传三苗不遵中原的宗教，已“制以五虐之刑曰法”，“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其内容记载不详，刑网越来越密，以保障奴隶主贵族对庶人与奴隶的残酷剥削与统治则是肯定的。对奴隶主统治阶级相互关系的“礼”与对庶人、奴隶的“刑”，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原则，充分体现了奴隶制国家的本质。
夏、商、周三代国家制度的发展与定型，说明由部落联盟向国家的过渡已基本完成，同时，部落联盟向民族过渡的过程也已基本完成。
二、夏商周三族的认同与融合
夏、商、周三族起源与兴起的地区不同，祖先来源各异，但商、周两族，都认为其祖先起源与兴起的地域是大禹所开拓的“禹绩”，即在大禹奠定的疆域之中。
《诗·商颂·长发》说：“濬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商人歌颂其先公之德已久发祯详，在大禹战胜洪水布土下方以奠定疆域时，就已有了王天下的萌兆。《商颂·玄鸟》说：“古帝命武汤，正域被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歌颂有神武之德的大乙汤，受天帝之命奄有九州，遍告诸侯，为政于天下。《商颂·殷武》又说：“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岁事来辟，勿予祸适，稼穑匪解。”是追叙成汤征服四方以后，对四方诸侯宣告：天命众多诸侯（多辟），设都于禹绩，你们要按岁来朝觐（来辟），不要以为勤民稼穑就可以解脱不来朝觐的惩罚。可见商人是承认其祖先起源与统治区域都属于禹绩的。周人在建立周朝以前，也已认定周所处的西土是“禹绩”。《诗·大雅·文王有声》说文王作丰邑，“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大雅·韩奕》、《小雅·信南山》也歌颂梁山、南山都是“维禹甸之”。《逸周书·商誓》追叙：“昔在后稷，惟上帝之言，克播百谷，登禹之绩。”
周人又称其兴起的西土为“区夏”。《尚书·康诰》说：“惟乃丕显文王，克明德慎罚……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是说文工以修德爱民，团结了周围一二邦，开拓了西土“区夏”。这区夏，薀团今语法词序的倒置，即为夏区。又可称为“有夏”或“时夏”。“有”为语助词，“时”即“是”，即“这个”。这些地域称谓都是指保持夏文化的地方。周人以夏文化继承者自居，并以此为号召以区别于东土之商。
在周朝建立以后，周人即肯定天下都是禹绩和夏区了。《尚书·立政》记述周公诰诫文王子孙：“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海表，罔有不服。”
按照三代的封疆，禹绩和夏区是不断扩大的。吴起曾说，“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北不至今山西省太原市，南至以嵩山为中心的河南中部，酉有扈氏已达关中，东有莘氏、有仍氏、有穷氏、有鬲氏等处古河济之间。商朝建立以后，都城屡迁，大体是前期以今郑州市商域遗址为中心，后期以今安阳殷墟为中心。以王畿与四土而言，比较稳定的商朝疆域北至易水、燕山，南至淮河，东至泰山以西及鲁北，其晋南、豫西原夏朝中心仍在商疆域范围之内，最西已达关中平原，渭水中下游。燕山地区有孤竹国（今河北省卢龙县南），大概是商人在起源地区的残存；长江沿岸今湖北黄陂盘龙城的商前期城邑遗址，赣江沿岸江西清江县吴城村商聚落遗址，可能都是不同时期商朝在长江流域的军事据点，目的在于攫取南方的铜和龟甲等类商既需要而又紧缺的物资。
周朝王畿以镐京（今长安县西北丰镐村附近）和雒邑（今洛阳市东北郊）为中心的地区。诸侯四方，在武王克商之后，封兄弟之国15人，姬姓之国40人；周公东征以后，立国71年，姬姓独居53。周之宗室贵族分封为周初分封的主体。周朝在灭了许多旧国之后，将姬姓诸侯分东、北、南三个方面布局，主要为了镇抚商遗民，同时也兼制东夷和未服的戎族。其东向沿黄河两岸伸展，黄河北岸有虢（今山西省芮县城北）、虞（今山西省平陆县东北）、单（今河南省孟县西南）、邘（今河南省沁阳县北）、原（今河南省济源县东南）、雍（今河南省焦作市南）、凡（今河南省辉县西南）、共（今辉县）、卫（今河南省淇县）；河南岸有焦（今河南省陕县）、北虢（今陕县东南）、东虢（今河南省荥阳县北）、祭（今河南省荥阳县西北）、胙（今河南省延津县北）；再往东有曹（今山东省定陶县西北）、茅（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北）、郜（今山东省城武县东南）、极（今山东省金乡县东南）、郕（今山东省宁阳县东北）、鲁（今山东省曲阜市）等。往北沿汾水两岸有耿、韩、郇、贾等国，而虞叔封于唐（今山西省翼县城西）；太行山以东，卫之北有邢（今河北省邢台市）、燕（今北京市）已深入商人起源与初兴之区。在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有应（今河南省鲁山县东）、蔡（今河南省上蔡县西南）、息（今河南省息县西南）蒋（今河南省淮滨县东南）。息、蒋跨淮水为封城。更有“汉阳诸姬”及随（今湖北省随州市）、唐（随州市西北）、曾（南阳盆地南部）。长江下游也有了宜国（今江苏省镇江市一带）。
除了姬姓诸侯，周也封了一些异姓诸侯，主要是姻亲和功臣，其中最显赫的是姜姓。姜出于炎帝集团，世与姬姓通婚，由于文王的祖母太姜的缘故，封了申、吕、齐、许等国。尤其是吕尚，不仅是周的开国元勋，又是武王妃邑姜之父，封于齐，都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东北），版图很大，权力也很大，“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隶”，即今山东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北部的东夷各国及商遗旧国都由齐国监督，与周公的封国鲁国在东方诸侯中处于同等重要地位。其它姜姓诸国：许（今河南省许昌市）、申（初封大概在今河南省信阳市，周宣王时又移封申伯于谢邑，在今河南省南阳市东谢营）、吕（今河南省南阳市西），纪（今山东省寿光县东南）、州（今山东省安丘市东北）。向（今山东省宫南市东北）。舅姓诸侯还由于文王的母亲太任的缘故封了任姓挚（今河南省汝南县）、畴（今河南省鲁山县东南）。任姓薛国（今山东省滕县东南）原是夏、商古国，西周继续受封，此外还有铸（今山东省肥城县甫）、鄣（一说姜姓，今山东省东平县东）等。又追踪周以前先王之后，封黄帝之后于蓟（今北京市境），帝尧之后于祝（今山东省肥城县境），舜后虞胡公封于陈（今河南省淮阳市），周武王还以长女大姬嫁虞胡公。又因文王妃、武王母大姒的缘故封了夏禹之后姒姓杞国（今河南省杞县）。对于商，周武王克商之初，封纣嫡子武庚以继商后，周公东征，武庚被杀，又立武庚庶兄微子于宋（今商丘市），亦可称之为商。
以上西周所封同姓与异姓诸侯，同称为夏，号为诸夏，并以原商朝统治中心地区称为东夏，诸夏又号为中国，以与夷狄相对称。这样，便构成了民族的雏形。
东系太昊、少昊集团的部落与文化，都薀凸成夏、商、周三代居民与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但夏、商两昊集团各部落已分化出许多当时称为东夷的部落与方国，到西周时，仍承认自己是太昊、少昊后裔并继承固有文化传统的风姓与偃姓诸候，尽管在周公东征以后大都已臣服于周并得到了周的承认，又与东方齐、鲁、蒋等诸夏交错分布，但自称和他称仍然都是东夷，详情将有专节叙述。其余各方大体与东方相似，各有专节，此不复赘。
“中国”的称谓，最早见于周初武王、成王时，不仅见于《尚书》，又有出土《何尊》铭文的实证。其义初与商朝称都城为“中商”同，以与四土相对，是指京师；扩而大之指诸夏分布之区。《说文》云，“夏，中国之人也”，是指认同为夏人和继承夏文化的人，以与边疆各族相对而言，称为“夏夷”、“中国与夷狄”。这样，“夏”由地名而为部落名、朝代名，到西周已发展为民族名称。诸夏各支来源与祖先传说实际上是不尽相同的，但到西周已认同为夏，生活在禹绩与夏区，都是黄帝和炎帝的裔胄。《国语·鲁语》上记述：“有虞氏褅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褅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褅喾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褅喾而祖稷，郊文王而宗武王。”《礼记·祭法》与此有基本相同的记载。褅、郊、祖、宗都是重大的祀典，其中尤其是褅祭，以祖配天，是祭祀其祖宗所自出的特别祭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三代是把祭祀上帝、祖宗看作与征伐一样重要的大事。在西周，原属不同来源不同部落集团的祖神，已纳入同出黄帝的谱系中，是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商灭夏以后如何处理与涵化夏人，历史文献语焉不详。周武王克商之初，对涵化商人也未找到成功的政策。商人在文化方面高于周人，政治、经济方面仍有很大的势力，周初文告往往自称“小邦周”。武庚与三监叛乱，显示了商遗民和响应商遗民的东夷拥有很大的力量。周公东征，经过三年，征服了商朝遗留下来的“顽民”和东夷，把商朝的贵族官员与诸侯迁徒到雒邑成周，成王还对前商朝官员（多士）和诸侯（多方）发布《多士》与《多方》两个重要文告，宣布周虽小邦，天命归之，殷违天当灭。现在周革殷命，正如当初成汤革夏命一样。如果“多士”、“多方”顺从天命，即仍能保留贵族地位，否则必遭天罚。此外，还将一些商的贵族分封给姬姓最重要的诸侯，如将“殷民六族”分给周公，封于鲁；“殷民七族”分给康叔，封于卫；“怀姓九宗”分给虞叔，封于唐。这些殷民并不是奴隶，他们只是成为姬姓诸侯政治上的臣属，“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即仍保持其宗族，还统领着过去的奴隶（“类丑”）。这些殷民与住在成周的商“顽民”一样，分住在诸侯都邑，薀凸成当时“国人”的重要来源之一。其中有些人在王廷和诸侯国任职为官，有些还保持其世职，如卜、史等一些在当时属专门知识的官员。周王与诸侯，都编制了以殷民按族编成的军队，如“成周八师”，就是由成周城中的“殷顽民”所组成的军队，参加周王的征战。同时，周人在祖宗来源方面也把商人的祖神帝喾宣告为黄帝的后裔，并说姜嫄是帝喾的“元妃”，生了后稷；简狄是帝喾的“次妃”，生了契，稷契同父异母，分别是周人与商人的始祖。商、周两族的始祖感生神话，仍保留在《诗》中，他们区别于商、周两族都是很清楚的。但处于统治地位的周人主动与商人在祖先来源方面认同，促进了商、周两族的融合。
在经济、文化方面，夏、商、周本来比较接近。他们都以农业为主，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其先民都以种植粟（稷）、黍为主要农作物。青铜技术在夏代已开始发达，商和西周达于鼎盛，是当时生产力水平提高的主要表现。但在农业生产方面，除商、周遗址发现少量青铜工具外，主要是使用石器、木器，还有一些骨器与蚌器（收割器）。农业生产工具与龙山文化时期无明显发展和变化。生产的主要负担者是奴隶大众和庶人，他们住在“都”、“邑”之外的“郊”与“野”。“国人”与“野人”的对立；主要是奴隶主贵族与奴隶大众及庶人的对立。奴隶的命运不言而喻，商代往往把掳掠来的羌人等大量杀了祭祀，商代遗址发现了大量奴隶殉葬的墓葬，西周人殉葬现象逐渐消失，说明当时的生产力提高了，大量殉葬是奴隶主的损失。
以青铜技术与甲骨、钟鼎文字为代表的经济、文化进步，基本上被奴隶主贵族所享用。夏代的青铜冶铸技术趋于成熟，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仍是一些爵及锛、凿等类小工具。商代铜器主要是铜锡合金与铜铅合金，各个时期所含比例有所不同。其用途大致可分为礼器、食器、兵器、马车器、手工业工具（包括小量农具）和乐器等。以鼎为例，既是常用食具，又是重要的札器。目前所知最大的鼎为司母戊鼎，高1.33米，重875公斤。铜器花纹趋于繁缛，普遍以雷纹为底，主体花纹的式样除饕餮纹外，有夔纹、龙纹、蝉纹、蚕纹及各种几何形纹饰。周代青铜器较商代有多方面继承也有发展，最明显的进步是铭文发达。晚商铜器虽已有了铭文，但比较少见，且仅是几个字，商末有长达二三十字的。西周铜器铭文字体改进，文体完整，成为研究中国文字进步和西周历史的重要实证。文化方面最富特色的除铜器纹饰艺术之外，还有占卜和卜辞。玉器艺术发达虽不能和上述两项相提并论，但也是三代文明最富特色的重要内容。玉器既为重要札器，又薀腕族常见的佩饰。玉器起源于北起燕山南达杭州湾的东部沿海诸新石器文化。其中礼器如璧、琮为礼天地重器，钺为王权与兵权的象征，都起源于良渚文化，铜器上的主体花纹饕餮文，一般都认为起源于良渚文化中玉器上的兽面纹和人兽合体的纹饰。商人日常佩带玉器的种类，与燕山以北红山文化遗址发现的种类接近，一般认为有共同的渊源关系。占卜起源大体也是以东系诸新石器文化所发现的为主，尤其薀完灵崇拜，起源于长江与淮河中下游各部落。三代的文化是以融合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文化为核心的，同时也汇聚融合了燕山以北及长江流域的优秀文化。文字起源可以追溯到仰韶、大汶口、龙山、良渚等许多到新石器文化中的一些反复出现的刻划符号，殷墟甲骨文字与周原甲骨文字及商、周铸在铜器上的铭文，属同一文字体系，都是汉字构字六种方法齐备的成熟文字。商周文字体系相同，也是属同一民族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特征。
夏、商、周三族到西周时已有了共同的族称（夏、中国），共同的地域观念（禹绩、夏区），共同的祖先观念（黄帝为共同始祖），共同的经济特征和文化特征，已具备了属于同一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当时天子虽为诸侯共主，天下大宗，而诸侯在其封域内仍自为大宗；周所制定与推行的礼乐文化，虽为诸侯所共同遵守，但各国，包括一些姬姓国，还有不同的政令、礼俗，如“商政”、“夏政”、“周政”、“周索”、“戎索”（“索”即法），宋仍行“商礼”，杞仍行“夏礼”等等；夏夷区别已经是民族的区别，但夏夷限域不严，有些诸侯，包括夏禹后裔杞国及一些姬姓诸夏，与夷狄杂处，从其习俗，转而被同化成为夷狄。所以，西周所形成的民族共同体，仍为夏民族的雏形，到春秋时便形成了稳定的华夏民族。
第二章 华夏民族的形成与发展
在中原地区青铜器时代已经是繁荣发达的高峰时期，边疆地区也先后进入了青铜器时代；在夏、商、周三代国家制度逐步定型，夏、商、周三族融为一体的过程中，边疆各部落也开始了向国家和民族过渡，出现了王权和许多族称。它们在四方发展，生产与生活方式不同，语言和习俗也各具特点，但都与中原发生了越来越多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并进入了各族竞争的中国历史舞台。边疆各族向中原内迁，一方面激发了华夏民族意识的强烈高涨，同时也从各民族内迁中，吸收了许多新鲜的成分，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使华夏民族得到发展并加速了社会的进步。
第一节 民族矛盾激化与诸夏攘夷争霸
一、“四夷交侵，中国背叛”，西周灭亡
西周对边疆各族称为远人，实行与王畿及诸夏地区不同的政策。有所谓：“蛮夷要服，戎翟荒服”、“要服者贡，荒服者王”、“岁贡”、“终王”。就是说，对距王畿较近的各族，要进行约束，要求他们岁岁来贡；距离较远者，称为荒服，则只需一世一次来朝，“王事天子”，不扰边鄙就行。对不贡不王者，周天子先是“修德”，以争取远人臣服，“修德”达不到目的就“修刑”，当时的“刑”与兵是同义词，即进行征伐，据记载，周朝的这种政策，造成了“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四十年不用刑伐的局面。康王死后，昭王南征荆楚，死于江上，其子穆王继位，西征犬戎，“获其五王……王遂迁戎于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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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力啊
泪奔 字有点小啊 也太密了 看到南蛮 看不下去了 眼睛痛 楼主把字放大一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