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初唐四杰的资料
初唐四杰
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旧唐书•杨炯传》说：“杨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旧唐书•杨炯传》记张说与崔融对杨炯自说“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的评论,《旧唐书•裴行俭传》说他们“并以文章见称”等，所说皆指文。《朝野佥载》卷六记“世称王杨卢骆”后,即论杨炯、骆宾王之“文”为“点鬼簿”、“算博士”,所引例证为一文一诗,则四杰齐名亦兼指诗文。后遂主要用以评其诗。杜甫《戏为六绝句》有“王杨卢骆当时体”句，一般即认为指他们的诗歌而言；但也有认为指文，如清代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谓“此首论四六”；或认为兼指诗文，如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论此首时，举赋、檄、诗等为例。
四杰名次,亦记载不一。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说，唐开国后“复有王杨卢骆”，并以此次序论列诸人，为现所知最早的材料。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称：“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则以骆为首。杜甫诗句“王杨卢骆当时体”，一本作“杨王卢骆”；《旧唐书•裴行俭传》亦以杨王卢骆为序。
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王勃明确反对当时“上官体”，“思革其弊”，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杨炯《王勃集序》)。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陆时雍《诗镜总论》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
“王杨卢骆”,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为初唐四杰。
王勃（公元650—676），字子安，是“初唐四杰”之首）。他的诗风格清新，他的赋更使他是初唐一大名家。他与卢照邻等人都试图改变当时“争构纤维，竟为雕刻”的诗风。他在27岁时所写的《滕王阁诗序》是词赋中的名篇，序末所附的《滕王阁诗》则是唐诗中的精品，且诗中手法对后世诗人颇有影响。至于他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诗，更是公认的唐诗极品，其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两句是唐诗中最能渗透古今、撼动人心的千古名句。
杨炯(650～693?），唐代诗人。弘衣华阴（今属陕西）人。杨炯以边塞征战诗著名，所作如《从军行》、《出塞》、《战城南》、《紫骝马》等，表现了为国立功的战斗精神，气势轩昂,风格豪放。其他唱和、纪游的诗篇则无甚特色，且未尽脱绮艳之风。
卢照邻(约637～约689)，唐代诗人。字升之,自号幽忧子。幽州范阳（治今河北涿县）人。
骆宾王（约619～687）唐代诗人。字观光，婺州义乌人（今中国浙江义乌）人。唐朝初期的诗人，又与富嘉谟并称“富骆”。 在四杰中他的诗作最多。尤擅七言歌行，名作《帝京篇》为初唐罕有的长篇，当时以为绝唱。骆还曾久戍边城，写有不少边塞诗“晚凤迷朔气，新瓜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豪情壮志，见闻亲切。唐中宗复位后，诏求骆文，得数百篇。后人收集之骆宾王诗文集颇多，以清陈熙晋之《骆临海集笔注》最为完备
初唐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
代表作品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五律）名文《滕王阁序》著有《王子安集》
杨炯 《从军行》。
卢照邻《长安古意》。《卢升之集》。《幽忧子集》
骆宾王 《在狱咏蝉》另有著名的《讨武檄》作品集为《临海集》。
风格
他们都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
他们都是官小而名大，年少而才高的诗人，他们在初唐诗坛的地位很重要，上承梁陈，下启沈宋，其中卢、骆长于歌行，王、杨长于五律。后人所说的声律风骨兼备的唐诗，从他们才开始定型。
他们开始把诗歌从宫廷移到了市井，从台阁移到了江山和塞漠，题材扩大，思想严肃，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由他们开始了初步的定型。他们怀着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有一种十分明确的审美追求：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他们的诗尽管未能摆脱南朝风气，但其诗风的转变和题材的扩大，预示了唐诗未来的发展方向，并起了积极进步的作用，他们是真正的唐诗的揭幕人。
在唐诗史上，他们是勇于改革齐梁浮艳诗风的先驱。唐太宗喜欢宫体诗，写的诗也多为风花雪月之作，有很明显的齐梁宫体诗的痕迹。大臣上官仪也秉承陈隋的遗风，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相效法，世号“上官体”。
在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仍在诗坛占有统治地位的时候，“四杰”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来反对初唐诗坛出现的这种不正之风，接着其余三人也都起来响应，一起投入了反对“上官体”的创作活动之中。
他们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四杰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大致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作品题材与内容上，其中包括有咏史诗和咏物诗，还有山水诗，像王勃的《滕王阁》；或为抒发登临送别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以及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有歌唱征人赴边远戍的，描写征夫思妇的，与表达对不幸妇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所以常用诗歌对某些社会现象加以揭露。
四杰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改变齐梁时遗下的不正诗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其次，初唐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五言律在“四杰”之前已有出现，唐初诗人王绩（王勃系王绩侄孙）曾作过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杰”的时候，五律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被逐渐的固定下来。“四杰”以多数量、高质量的诗篇为稍后于他们的沈佺期、宋之问的律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言古诗在三国时期以后盛极一时，而七言古诗却是到了唐代才兴盛起来，四杰（杨炯无七言诗）又以大量的杰作把七言古诗推向了成熟阶段。所以初唐四杰在发展诗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杨以五律见长，卢、骆擅长七古（七言）。他们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对“四杰”十分敬佩。
王勃
字子安,绎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曾任虢州参军，他年幼时写的骈俪文《滕王阁序》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名篇，久为众口传诵。据说他写文章之前，把笔墨纸砚准备好，饮酒后蒙被而睡，醒后一挥而就，不改一字，时人成为“腹稿”，他的诗清新自然，一篇之中常有警句，有如奇花异草杂缀在幽谷之中，使人百读不厌。有名的“落霞与孤鹭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就是他文章中的名句。王勃的作品，明人辑有《王子安集》。
王勃的祖父王通是隋末著名学者，号文中子。父亲王福□历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等职。王勃才华早露，未成年即被司刑太常伯刘祥道赞为神童,向朝廷表荐,对策高第,授朝散郎。乾封初(666)为沛王李贤征为王府侍读，两年后因戏为《檄英王鸡》文,被高宗怒逐出府。随即出游巴蜀。咸亨三年(672)补虢州参军,因擅杀官奴当诛,遇赦除名。其父亦受累贬为交趾令。上元二年(675)或三年(676),王勃南下探父,渡海溺水，惊悸而死。
王勃.滕王阁诗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关于王勃的生卒年，至今尚有歧说。杨炯《王勃集序》说他于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卒，年28岁。据此，王勃应生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年）。而王勃《春思赋》载：“咸亨二年（671年），余春秋二十有二。”据此推算，则当生于高宗永徽元年（65O年）。此为王勃自述，当可信，所以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王勃生于永徽元年（650年），卒于上元三年（676年），生年27岁。王勃是初唐诗坛上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诗人，只活了27岁，确实令人痛惜。
杨炯
（650～693？），唐代诗人弘衣华阴（今属陕西）人。于显庆四年（659）举神童。上元三年（676）应制举及第。补校书郎，累迁詹事司直。武后垂拱元年（685）坐从祖弟杨神让参与徐敬业起兵，出为梓州司法参军。天授元年（690），任教于洛阳宫中习艺馆。如意元年（692）秋后迁盈川令，吏治以严酷著称，卒于官。世称杨盈川。
杨炯以边塞征战诗著名，所作如《从军行》、《出塞》、《战城南》、《紫骝马》等，表现了为国立功的战斗战斗精神，气势轩昂,风格豪放。其他唱和、纪游的诗篇则无甚特色，且未尽脱绮艳之风。另存赋、序、表、碑、铭、志、状等50篇。张说谓“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旧唐书》本传盛赞其《盂兰盆赋》“词甚雅丽”，《四库全书总目》则以为“炯之丽制，不止此篇”，并谓“其词章瑰丽，由于贯穿典籍,不止涉猎浮华”。所作《王勃集序》，对王勃改革当时淫靡文风的创作实践，评价很高，反映了“四杰”有意识地改革当时文风的要求。对海内所称“王、杨、卢、骆”，杨炯自谓“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议者亦以为然。今存诗33首，五律居多。明胡应麟谓“盈川近体，虽神俊输王，而整肃浑雄。究其体裁，实为正始”（《诗薮•内编》卷四）。王勃的文学主张崇尚实用，当时文坛盛行以上官仪为代表的诗风，“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王勃“思革其弊，用光志业”（杨炯《王勃集序》）。他创作“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的诗文，对转变风气起了很大作用。王勃的诗今存80多首，赋和序、表、碑、颂等文，今存90多篇。王勃的文集，较早的有20卷、30卷、27卷三种本子，皆不传。
现有明崇祯中张燮搜辑汇编的《王子安集》16卷；清同治甲戌蒋清翊著《王子安集笺注》，分为20卷。此外，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著录卷子本古钞《王子安文》1卷，并抄录其中逸文13篇（实为12篇，其中6篇残缺）。罗振玉《永丰乡人杂著续编》又辑有《王子安集佚文》 1册，共24篇，即增杨氏所无者12篇，且补足杨氏所录 6篇残缺之文。罗氏序文中还提及日本京都“富冈君（谦藏）别藏《王子安集》卷廿九及卷三十”，按日本京都帝国大学部影印唐钞本第 1集有《王勃集残》2卷，注云“存第二十九至三十”,当即富冈所藏本。清宣统三年(1911年)刊姚大荣《惜道味斋集》有《王子安年谱》
关于王勃的生卒年，至今尚有歧说。杨炯《王勃集序》说他于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卒，年28岁。据此，王勃应生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年）。而王勃《春思赋》载：“咸亨二年（671年），余春秋二十有二。”据此推算，则当生于高宗永徽元年（65O年）。此为王勃自述，当可信，所以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王勃生于永徽元年（650年），卒于上元三年（676年），生年27岁。王勃是初唐诗坛上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诗人，只活了27岁，确实令人痛惜。
卢照邻
(约６３７～约６８９)，唐代诗人。字升之,自号幽忧子。幽州范阳（治今河北涿县）人。年少时从曹宪、王义方受小学及经史，博学能文。高宗永徽五年（６５４）为邓王（李元裕）府典签。极受邓王爱重，比之为司马相如。高宗乾封三年（668)初，出为益州新都（今四川成都附近）尉。秩满，漫游蜀中。离蜀后，寓居洛阳。曾被横祸下狱,为友人救护得免。后染风疾,居长安附近太白山，因服丹药中毒，手足残废。徙居阳翟具茨山下，买园数十亩，疏凿颍水,环绕住宅,预筑坟墓，偃卧其中。他“自以当高宗时尚吏，己独儒；武后尚法，己独黄老；后封嵩山,屡聘贤士,己已废。著《五悲文》以自明”（《新唐书》本传）。由于政治上的坎坷失意和长期病痛的折磨,终于自投颍水而死。卢照邻的生卒年,史无明载。武则天登封于嵩岳，卢照邻说到“后封嵩山”及其高宗咸亨四年(673)所作《病梨树赋》序“余年垂强仕,则有幽忧之疾”推断其时已年近40，咸亨四年下距登封元年为22年，则其生年约在太宗贞观十年(636),去世时约60岁。《旧唐书》本传及《朝野佥载》都说卢有文集20卷。《崇文总目》等宋代书目均著录为10卷。今存其集有《卢升之集》和《幽忧子集》均为 7卷。《全唐诗》编录其诗2卷。徐明霞点校《卢照邻集》即据 7卷本《幽忧子集》，并作《补遗》。傅璇琮著有《卢照邻杨炯简谱》。
骆宾王
（约640～684）唐代诗人。字观光，婺州义乌（今中国浙江义乌）人。唐朝初期诗人，与富嘉谟并称“富骆”。
其父官青州博昌县令，死于任所。他7岁能诗,有“神童”之称。据说咏鹅诗就是此时所作：“鹅，鹅，鹅，曲颈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父死后,他流寓博山,后移居兖州瑕丘县，在贫困落拓的生活中度过了早年岁月。唐高宗永徽(650～655)年间，为道王李元庆府属，道王叫他陈述才能，他耻于自炫，辞不奉命。后拜奉礼郎，为东台详正学士。因事被谪，从军西域,久戍边疆。后入蜀,居姚州道大总管李义军幕，平定蛮族叛乱，文檄多出其手。在蜀时,与卢照邻往还唱酬。仪凤三年(678)，后调任武功主簿、长安主簿，又由长安主簿入朝为侍御史，武则天当政，骆多次上书讽刺，得罪入狱。骆在狱咏蝉，有云：“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以抒悲愤。次年，遇赦得释。调露二年(680),出任临海县丞，世称骆临海。弃官游广陵，作诗明志：“宝剑思存楚，金椎许报韩。”嗣圣元年（684），武则天废中宗自立，这年9月，徐敬业（即李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对。骆宾王为徐府属，被任为艺文令,掌管文书机要。他起草著名的《讨武氏檄》（即《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 斗平，暗鸣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慷慨激昂，气吞山河。武则天读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皇然问：“谁为之？”或以宾王对，武则天感叹曰：“宰相安得失此人？”11月徐敬业兵败被杀，骆宾王下落不明。《资治通鉴》说他与李同时被杀，《朝野佥载》说是投江而死，《新唐书》本传说他“亡命不知所之”，而孟綮《本事诗》则说：“当敬业之败，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戮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
【初唐的诗歌】
【创作取向】
初唐诗坛有两大创作取向：宫廷诗人诗歌的戏乐取向和初唐四杰、陈子昂等人儒家“诗言志”的创作取向，可以把初唐诗人分为二类：一类是围绕在唐太宗和唐高宗、武则天身边的宫廷诗人；另一类是与宫廷关系较为疏远、或者是飘游在山野之中的诗人。诗人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直接影响着他们诗歌创作的取向和诗歌风格的形成。
宫廷诗人诗歌的戏乐取向为内容上歌功颂德、应制唱和，形式上讲究声律对偶、雕琢辞藻。代表为“上官体”，特点主要有三：一是多写丽景艳情；二是善于缘情体物，抒写敏感细腻的心曲；三是属对精雅。宫廷诗人虽然对近体诗体式的定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在思想内容、诗歌风格上，他们的诗歌并不能将唐诗创作引上康庄的大道。
“四杰”的诗学主张集中体现在杨炯的《王勃集序》、王勃的《上吏部裴侍郎启》、卢照邻《南阳公集序》等文章中，综合起来，有如下几点：第一， 批评龙朔诗坛“绮错婉媚”的“上官体”诗风，提出诗歌创作应有“骨气”，走“刚健”一路。第二，继承言志缘情的诗学传统。第三，注意南北文风的取长补短，自鸣开一代风气的志向。第四，注意诗文的社会作用。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提出了自己的诗学主张，归纳起来有如下五点：一是倡导“汉魏风骨”和“正始之音”来反对齐梁以来“彩丽竞繁”的诗风；二是把“汉魏风骨”与“兴寄”相联系，明确诗歌抒情言志的本质特征，既抒写社会现实内容又抒发具有时代美学深度的思想感情；三是把“风雅”与“兴寄”相联系，注重诗歌风雅美刺的教化功能；四是强调诗歌应该“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这是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有机统一所呈现的美学风貌。五是主张诗歌能“洗心饰视，发挥幽郁”，具有发幽思、遣郁闷，泄导人情的功能。这五点相互联系和制约，相辅相成，构成了较为完整的诗歌理论体系。这也是对先唐诗学成果所进行的较为全面的理论总结。这样，陈子昂便给唐代诗人指出了一个正确的创作方向。
【初唐前期】
初唐受南朝文风影响较大，隋唐之际的王绩善写陶然自乐的田园生活诗，风格清新朴素，为盛唐田园诗的先驱人物，代表作为《野望》。唐太宗及其大臣们的文学主张比较务实，反对浮华，但在创作中绮丽之风与通脱朴实并存。
宫廷诗人上官仪，其诗即所谓“上官体”风格婉媚，但声律严整。《全唐诗》现存上官仪诗20首。其中12首为应制、宴游、酬答之作，这类诗多是逢场应景，点缀升平的寻乐轻歌；4首为挽歌；只有《春日》、《入朝洛堤步月》、《咏画障》和《王昭君》为有感而作之诗。另外据宋人魏庆之《诗人玉屑》所载，上官仪在总结齐梁时期沈约的“四声八病”之说和刘勰《文心雕龙•丽辞》的“言对、事对、正对、反对”之说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六对” 之说，（“八对”，其孙女上官婉儿）并把对偶的技巧运用于诗歌创作。如《酬薛舍人万年宫晚景寓直怀友》、《早春桂林殿应诏》用了多种对偶形式，对唐代近体诗格律形式的完善的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从声律上看，“对时行宫庭中应制、应诏诗的优劣衡定，和以后以诗取士的评定标准，定了一个具体的尺度”。
【初唐后期】
初唐四杰（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在唐诗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其作品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对初唐浮艳诗风或较单一的体制有所突破和革新。四杰仕宦不显而才华横溢，慷慨有志。他们反对绮靡文风，提倡抒发真情实感。其创作在形式上虽未完全摆脱齐梁遗风，但内容与气骨方面已大有突破。王、杨工于五言律诗，卢、骆擅长七言歌行，代表作有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杨炯的《从军行》；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在狱咏蝉》。
闻一多充分肯定了“四杰”在唐诗发展史上的作用：首先，他指出了“四杰”的诗歌创作把唐诗从宫庭、台阁引向市井、江山和塞漠，增加了新的题材，扩大了创作的范围。其次，他从诗歌形式的演变入手，把“四杰”分成王杨和卢骆两派，指出王杨的使命主要是建设五律，与沈、宋一脉相承（一在内容、一在形式）；卢骆的使命主要是用新式的宫体诗破坏旧式的宫体诗，对刘、张及后代长篇歌行有直接的影响。如果从诗歌的题材、范围和形式演变着眼，这大致上是符合“四杰”的创作实际的。
“沈宋”（即沈铨期、宋之问，皆为宫廷诗人）和杜审言对唐代近体诗的完成和定型作出了两方面的重要贡献：把“四声”二元化和将平仄粘对规律贯穿全篇。他们把齐梁“永明体”和初唐“上官体”的声韵技术和对偶技巧完善地结合起来，由词义的对偶扩大到字音和句法的对偶，既注意平仄的协调，有符合粘连对仗的规则，为唐代律诗创作提供了规范的形式。宋之问、杜审言的五律写得较好，沈佺期的七律写得较好。代表作有沈铨期的《古意呈乔补阙知之》；宋之问的《过大庾岭》、《渡汉江》。某些非应制诗成就较高。另外刘希夷《代白头吟》、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对七言歌行的成熟有积极意义。
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说：“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在诗体发展史上给以充分的肯定。王世贞《艺苑卮言》也说：“五言自沈、宋始可称律。律为音律法律，天下无严于是者。知虚实平仄不得任情，而法度明矣。”其实，不仅五律，七律、排律到了沈宋手里，皆有法度可寻。
陈子昂是初唐诗歌革新理论及实践都有重要贡献的最为杰出的诗人。他反对齐梁以来的浮艳诗风，倡导“汉魏风骨”，主张“兴寄”，推尊风雅，重视比兴，开一代新风。其诗作内容充实，风格沉着雄健，代表作为《登幽州台歌》、《感遇诗》三十八首等。其文章也有特色，对散文创作的革新也有开创之功。作为唐代诗文革新的先驱，杜甫、韩愈等都对他评价很高。
【初唐的散文】
初唐仍沿袭南朝文风，不脱绮丽骈俪风气，骈体文仍维持它文坛上的领导地位，著名的“初唐四杰”，即王勃、杨炯、卢照邻、 骆宾王，在内容上比前代作家有了新表现，但王勃的《秋日登滕王阁饯别序》（即《滕王阁序》）、杨炯的《遂州长江县先圣孔子庙碑》、卢照邻的《南阳公集序》、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都是华靡的骈文形式。这和南北朝末年徐陵，庾信的文章近似。武则天在位时，陈子昂倡言复古，要求恢复《诗经》的“风雅”和汉魏的风骨，其功绩固然是在革新诗歌方面，但也对文风转变起了一些作用。他的代表作有《上国军利害事》、《祭韦府君文》、《谏灵驾入京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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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旧唐书•杨炯传》说：“杨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旧唐书•杨炯传》记张说与崔融对杨炯自说“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的评论,《旧唐书•裴行俭传》说他们“并以文章见称”等，所说皆指文。《朝野佥载》卷六记“世称王杨卢骆”后,即论杨炯、骆宾王之“文”为“点鬼簿”、“算博士”,所引例证为一文一诗,则四杰齐名亦兼指诗文。后遂主要用以评其诗。杜甫《戏为六绝句》有“王杨卢骆当时体”句，一般即认为指他们的诗歌而言；但也有认为指文，如清代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谓“此首论四六”；或认为兼指诗文，如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论此首时，举赋、檄、诗等为例。
四杰名次,亦记载不一。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说，唐开国后“复有王杨卢骆”，并以此次序论列诸人，为现所知最早的材料。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称：“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则以骆为首。杜甫诗句“王杨卢骆当时体”，一本作“杨王卢骆”；《旧唐书•裴行俭传》亦以杨王卢骆为序。
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王勃明确反对当时“上官体”，“思革其弊”，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杨炯《王勃集序》)。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陆时雍《诗镜总论》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
“王杨卢骆”,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为初唐四杰。
王勃（公元650—676），字子安，是“初唐四杰”之首）。他的诗风格清新，他的赋更使他是初唐一大名家。他与卢照邻等人都试图改变当时“争构纤维，竟为雕刻”的诗风。他在27岁时所写的《滕王阁诗序》是词赋中的名篇，序末所附的《滕王阁诗》则是唐诗中的精品，且诗中手法对后世诗人颇有影响。至于他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诗，更是公认的唐诗极品，其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两句是唐诗中最能渗透古今、撼动人心的千古名句。
杨炯(650～693?），唐代诗人。弘衣华阴（今属陕西）人。杨炯以边塞征战诗著名，所作如《从军行》、《出塞》、《战城南》、《紫骝马》等，表现了为国立功的战斗精神，气势轩昂,风格豪放。其他唱和、纪游的诗篇则无甚特色，且未尽脱绮艳之风。
卢照邻(约637～约689)，唐代诗人。字升之,自号幽忧子。幽州范阳（治今河北涿县）人。
骆宾王（约619～687）唐代诗人。字观光，婺州义乌人（今中国浙江义乌）人。唐朝初期的诗人，又与富嘉谟并称“富骆”。 在四杰中他的诗作最多。尤擅七言歌行，名作《帝京篇》为初唐罕有的长篇，当时以为绝唱。骆还曾久戍边城，写有不少边塞诗“晚凤迷朔气，新瓜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豪情壮志，见闻亲切。唐中宗复位后，诏求骆文，得数百篇。后人收集之骆宾王诗文集颇多，以清陈熙晋之《骆临海集笔注》最为完备
初唐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
代表作品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五律）名文《滕王阁序》著有《王子安集》
杨炯 《从军行》。
卢照邻《长安古意》。《卢升之集》。《幽忧子集》
骆宾王 《在狱咏蝉》另有著名的《讨武檄》作品集为《临海集》。
风格
他们都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
他们都是官小而名大，年少而才高的诗人，他们在初唐诗坛的地位很重要，上承梁陈，下启沈宋，其中卢、骆长于歌行，王、杨长于五律。后人所说的声律风骨兼备的唐诗，从他们才开始定型。
他们开始把诗歌从宫廷移到了市井，从台阁移到了江山和塞漠，题材扩大，思想严肃，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由他们开始了初步的定型。他们怀着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有一种十分明确的审美追求：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他们的诗尽管未能摆脱南朝风气，但其诗风的转变和题材的扩大，预示了唐诗未来的发展方向，并起了积极进步的作用，他们是真正的唐诗的揭幕人。
在唐诗史上，他们是勇于改革齐梁浮艳诗风的先驱。唐太宗喜欢宫体诗，写的诗也多为风花雪月之作，有很明显的齐梁宫体诗的痕迹。大臣上官仪也秉承陈隋的遗风，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相效法，世号“上官体”。
在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仍在诗坛占有统治地位的时候，“四杰”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来反对初唐诗坛出现的这种不正之风，接着其余三人也都起来响应，一起投入了反对“上官体”的创作活动之中。
他们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四杰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大致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作品题材与内容上，其中包括有咏史诗和咏物诗，还有山水诗，像王勃的《滕王阁》；或为抒发登临送别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以及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有歌唱征人赴边远戍的，描写征夫思妇的，与表达对不幸妇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所以常用诗歌对某些社会现象加以揭露。
四杰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改变齐梁时遗下的不正诗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其次，初唐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五言律在“四杰”之前已有出现，唐初诗人王绩（王勃系王绩侄孙）曾作过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杰”的时候，五律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被逐渐的固定下来。“四杰”以多数量、高质量的诗篇为稍后于他们的沈佺期、宋之问的律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言古诗在三国时期以后盛极一时，而七言古诗却是到了唐代才兴盛起来，四杰（杨炯无七言诗）又以大量的杰作把七言古诗推向了成熟阶段。所以初唐四杰在发展诗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杨以五律见长，卢、骆擅长七古（七言）。他们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对“四杰”十分敬佩。
王勃
字子安,绎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曾任虢州参军，他年幼时写的骈俪文《滕王阁序》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名篇，久为众口传诵。据说他写文章之前，把笔墨纸砚准备好，饮酒后蒙被而睡，醒后一挥而就，不改一字，时人成为“腹稿”，他的诗清新自然，一篇之中常有警句，有如奇花异草杂缀在幽谷之中，使人百读不厌。有名的“落霞与孤鹭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就是他文章中的名句。王勃的作品，明人辑有《王子安集》。
王勃的祖父王通是隋末著名学者，号文中子。父亲王福□历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等职。王勃才华早露，未成年即被司刑太常伯刘祥道赞为神童,向朝廷表荐,对策高第,授朝散郎。乾封初(666)为沛王李贤征为王府侍读，两年后因戏为《檄英王鸡》文,被高宗怒逐出府。随即出游巴蜀。咸亨三年(672)补虢州参军,因擅杀官奴当诛,遇赦除名。其父亦受累贬为交趾令。上元二年(675)或三年(676),王勃南下探父,渡海溺水，惊悸而死。
王勃.滕王阁诗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关于王勃的生卒年，至今尚有歧说。杨炯《王勃集序》说他于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卒，年28岁。据此，王勃应生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年）。而王勃《春思赋》载：“咸亨二年（671年），余春秋二十有二。”据此推算，则当生于高宗永徽元年（65O年）。此为王勃自述，当可信，所以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王勃生于永徽元年（650年），卒于上元三年（676年），生年27岁。王勃是初唐诗坛上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诗人，只活了27岁，确实令人痛惜。
杨炯
（650～693？），唐代诗人弘衣华阴（今属陕西）人。于显庆四年（659）举神童。上元三年（676）应制举及第。补校书郎，累迁詹事司直。武后垂拱元年（685）坐从祖弟杨神让参与徐敬业起兵，出为梓州司法参军。天授元年（690），任教于洛阳宫中习艺馆。如意元年（692）秋后迁盈川令，吏治以严酷著称，卒于官。世称杨盈川。
杨炯以边塞征战诗著名，所作如《从军行》、《出塞》、《战城南》、《紫骝马》等，表现了为国立功的战斗战斗精神，气势轩昂,风格豪放。其他唱和、纪游的诗篇则无甚特色，且未尽脱绮艳之风。另存赋、序、表、碑、铭、志、状等50篇。张说谓“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旧唐书》本传盛赞其《盂兰盆赋》“词甚雅丽”，《四库全书总目》则以为“炯之丽制，不止此篇”，并谓“其词章瑰丽，由于贯穿典籍,不止涉猎浮华”。所作《王勃集序》，对王勃改革当时淫靡文风的创作实践，评价很高，反映了“四杰”有意识地改革当时文风的要求。对海内所称“王、杨、卢、骆”，杨炯自谓“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议者亦以为然。今存诗33首，五律居多。明胡应麟谓“盈川近体，虽神俊输王，而整肃浑雄。究其体裁，实为正始”（《诗薮•内编》卷四）。王勃的文学主张崇尚实用，当时文坛盛行以上官仪为代表的诗风，“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王勃“思革其弊，用光志业”（杨炯《王勃集序》）。他创作“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的诗文，对转变风气起了很大作用。王勃的诗今存80多首，赋和序、表、碑、颂等文，今存90多篇。王勃的文集，较早的有20卷、30卷、27卷三种本子，皆不传。
现有明崇祯中张燮搜辑汇编的《王子安集》16卷；清同治甲戌蒋清翊著《王子安集笺注》，分为20卷。此外，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著录卷子本古钞《王子安文》1卷，并抄录其中逸文13篇（实为12篇，其中6篇残缺）。罗振玉《永丰乡人杂著续编》又辑有《王子安集佚文》 1册，共24篇，即增杨氏所无者12篇，且补足杨氏所录 6篇残缺之文。罗氏序文中还提及日本京都“富冈君（谦藏）别藏《王子安集》卷廿九及卷三十”，按日本京都帝国大学部影印唐钞本第 1集有《王勃集残》2卷，注云“存第二十九至三十”,当即富冈所藏本。清宣统三年(1911年)刊姚大荣《惜道味斋集》有《王子安年谱》
关于王勃的生卒年，至今尚有歧说。杨炯《王勃集序》说他于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卒，年28岁。据此，王勃应生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年）。而王勃《春思赋》载：“咸亨二年（671年），余春秋二十有二。”据此推算，则当生于高宗永徽元年（65O年）。此为王勃自述，当可信，所以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王勃生于永徽元年（650年），卒于上元三年（676年），生年27岁。王勃是初唐诗坛上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诗人，只活了27岁，确实令人痛惜。
卢照邻
(约６３７～约６８９)，唐代诗人。字升之,自号幽忧子。幽州范阳（治今河北涿县）人。年少时从曹宪、王义方受小学及经史，博学能文。高宗永徽五年（６５４）为邓王（李元裕）府典签。极受邓王爱重，比之为司马相如。高宗乾封三年（668)初，出为益州新都（今四川成都附近）尉。秩满，漫游蜀中。离蜀后，寓居洛阳。曾被横祸下狱,为友人救护得免。后染风疾,居长安附近太白山，因服丹药中毒，手足残废。徙居阳翟具茨山下，买园数十亩，疏凿颍水,环绕住宅,预筑坟墓，偃卧其中。他“自以当高宗时尚吏，己独儒；武后尚法，己独黄老；后封嵩山,屡聘贤士,己已废。著《五悲文》以自明”（《新唐书》本传）。由于政治上的坎坷失意和长期病痛的折磨,终于自投颍水而死。卢照邻的生卒年,史无明载。武则天登封于嵩岳，卢照邻说到“后封嵩山”及其高宗咸亨四年(673)所作《病梨树赋》序“余年垂强仕,则有幽忧之疾”推断其时已年近40，咸亨四年下距登封元年为22年，则其生年约在太宗贞观十年(636),去世时约60岁。《旧唐书》本传及《朝野佥载》都说卢有文集20卷。《崇文总目》等宋代书目均著录为10卷。今存其集有《卢升之集》和《幽忧子集》均为 7卷。《全唐诗》编录其诗2卷。徐明霞点校《卢照邻集》即据 7卷本《幽忧子集》，并作《补遗》。傅璇琮著有《卢照邻杨炯简谱》。
骆宾王
（约640～684）唐代诗人。字观光，婺州义乌（今中国浙江义乌）人。唐朝初期诗人，与富嘉谟并称“富骆”。
其父官青州博昌县令，死于任所。他7岁能诗,有“神童”之称。据说咏鹅诗就是此时所作：“鹅，鹅，鹅，曲颈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父死后,他流寓博山,后移居兖州瑕丘县，在贫困落拓的生活中度过了早年岁月。唐高宗永徽(650～655)年间，为道王李元庆府属，道王叫他陈述才能，他耻于自炫，辞不奉命。后拜奉礼郎，为东台详正学士。因事被谪，从军西域,久戍边疆。后入蜀,居姚州道大总管李义军幕，平定蛮族叛乱，文檄多出其手。在蜀时,与卢照邻往还唱酬。仪凤三年(678)，后调任武功主簿、长安主簿，又由长安主簿入朝为侍御史，武则天当政，骆多次上书讽刺，得罪入狱。骆在狱咏蝉，有云：“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以抒悲愤。次年，遇赦得释。调露二年(680),出任临海县丞，世称骆临海。弃官游广陵，作诗明志：“宝剑思存楚，金椎许报韩。”嗣圣元年（684），武则天废中宗自立，这年9月，徐敬业（即李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对。骆宾王为徐府属，被任为艺文令,掌管文书机要。他起草著名的《讨武氏檄》（即《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 斗平，暗鸣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慷慨激昂，气吞山河。武则天读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皇然问：“谁为之？”或以宾王对，武则天感叹曰：“宰相安得失此人？”11月徐敬业兵败被杀，骆宾王下落不明。《资治通鉴》说他与李同时被杀，《朝野佥载》说是投江而死，《新唐书》本传说他“亡命不知所之”，而孟綮《本事诗》则说：“当敬业之败，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戮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
【初唐的诗歌】
【创作取向】
初唐诗坛有两大创作取向：宫廷诗人诗歌的戏乐取向和初唐四杰、陈子昂等人儒家“诗言志”的创作取向，可以把初唐诗人分为二类：一类是围绕在唐太宗和唐高宗、武则天身边的宫廷诗人；另一类是与宫廷关系较为疏远、或者是飘游在山野之中的诗人。诗人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直接影响着他们诗歌创作的取向和诗歌风格的形成。
宫廷诗人诗歌的戏乐取向为内容上歌功颂德、应制唱和，形式上讲究声律对偶、雕琢辞藻。代表为“上官体”，特点主要有三：一是多写丽景艳情；二是善于缘情体物，抒写敏感细腻的心曲；三是属对精雅。宫廷诗人虽然对近体诗体式的定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在思想内容、诗歌风格上，他们的诗歌并不能将唐诗创作引上康庄的大道。
“四杰”的诗学主张集中体现在杨炯的《王勃集序》、王勃的《上吏部裴侍郎启》、卢照邻《南阳公集序》等文章中，综合起来，有如下几点：第一， 批评龙朔诗坛“绮错婉媚”的“上官体”诗风，提出诗歌创作应有“骨气”，走“刚健”一路。第二，继承言志缘情的诗学传统。第三，注意南北文风的取长补短，自鸣开一代风气的志向。第四，注意诗文的社会作用。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提出了自己的诗学主张，归纳起来有如下五点：一是倡导“汉魏风骨”和“正始之音”来反对齐梁以来“彩丽竞繁”的诗风；二是把“汉魏风骨”与“兴寄”相联系，明确诗歌抒情言志的本质特征，既抒写社会现实内容又抒发具有时代美学深度的思想感情；三是把“风雅”与“兴寄”相联系，注重诗歌风雅美刺的教化功能；四是强调诗歌应该“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这是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有机统一所呈现的美学风貌。五是主张诗歌能“洗心饰视，发挥幽郁”，具有发幽思、遣郁闷，泄导人情的功能。这五点相互联系和制约，相辅相成，构成了较为完整的诗歌理论体系。这也是对先唐诗学成果所进行的较为全面的理论总结。这样，陈子昂便给唐代诗人指出了一个正确的创作方向。
【初唐前期】
初唐受南朝文风影响较大，隋唐之际的王绩善写陶然自乐的田园生活诗，风格清新朴素，为盛唐田园诗的先驱人物，代表作为《野望》。唐太宗及其大臣们的文学主张比较务实，反对浮华，但在创作中绮丽之风与通脱朴实并存。
宫廷诗人上官仪，其诗即所谓“上官体”风格婉媚，但声律严整。《全唐诗》现存上官仪诗20首。其中12首为应制、宴游、酬答之作，这类诗多是逢场应景，点缀升平的寻乐轻歌；4首为挽歌；只有《春日》、《入朝洛堤步月》、《咏画障》和《王昭君》为有感而作之诗。另外据宋人魏庆之《诗人玉屑》所载，上官仪在总结齐梁时期沈约的“四声八病”之说和刘勰《文心雕龙•丽辞》的“言对、事对、正对、反对”之说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六对” 之说，（“八对”，其孙女上官婉儿）并把对偶的技巧运用于诗歌创作。如《酬薛舍人万年宫晚景寓直怀友》、《早春桂林殿应诏》用了多种对偶形式，对唐代近体诗格律形式的完善的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从声律上看，“对时行宫庭中应制、应诏诗的优劣衡定，和以后以诗取士的评定标准，定了一个具体的尺度”。
【初唐后期】
初唐四杰（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在唐诗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其作品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对初唐浮艳诗风或较单一的体制有所突破和革新。四杰仕宦不显而才华横溢，慷慨有志。他们反对绮靡文风，提倡抒发真情实感。其创作在形式上虽未完全摆脱齐梁遗风，但内容与气骨方面已大有突破。王、杨工于五言律诗，卢、骆擅长七言歌行，代表作有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杨炯的《从军行》；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在狱咏蝉》。
闻一多充分肯定了“四杰”在唐诗发展史上的作用：首先，他指出了“四杰”的诗歌创作把唐诗从宫庭、台阁引向市井、江山和塞漠，增加了新的题材，扩大了创作的范围。其次，他从诗歌形式的演变入手，把“四杰”分成王杨和卢骆两派，指出王杨的使命主要是建设五律，与沈、宋一脉相承（一在内容、一在形式）；卢骆的使命主要是用新式的宫体诗破坏旧式的宫体诗，对刘、张及后代长篇歌行有直接的影响。如果从诗歌的题材、范围和形式演变着眼，这大致上是符合“四杰”的创作实际的。
“沈宋”（即沈铨期、宋之问，皆为宫廷诗人）和杜审言对唐代近体诗的完成和定型作出了两方面的重要贡献：把“四声”二元化和将平仄粘对规律贯穿全篇。他们把齐梁“永明体”和初唐“上官体”的声韵技术和对偶技巧完善地结合起来，由词义的对偶扩大到字音和句法的对偶，既注意平仄的协调，有符合粘连对仗的规则，为唐代律诗创作提供了规范的形式。宋之问、杜审言的五律写得较好，沈佺期的七律写得较好。代表作有沈铨期的《古意呈乔补阙知之》；宋之问的《过大庾岭》、《渡汉江》。某些非应制诗成就较高。另外刘希夷《代白头吟》、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对七言歌行的成熟有积极意义。
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说：“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在诗体发展史上给以充分的肯定。王世贞《艺苑卮言》也说：“五言自沈、宋始可称律。律为音律法律，天下无严于是者。知虚实平仄不得任情，而法度明矣。”其实，不仅五律，七律、排律到了沈宋手里，皆有法度可寻。
陈子昂是初唐诗歌革新理论及实践都有重要贡献的最为杰出的诗人。他反对齐梁以来的浮艳诗风，倡导“汉魏风骨”，主张“兴寄”，推尊风雅，重视比兴，开一代新风。其诗作内容充实，风格沉着雄健，代表作为《登幽州台歌》、《感遇诗》三十八首等。其文章也有特色，对散文创作的革新也有开创之功。作为唐代诗文革新的先驱，杜甫、韩愈等都对他评价很高。
【初唐的散文】
初唐仍沿袭南朝文风，不脱绮丽骈俪风气，骈体文仍维持它文坛上的领导地位，著名的“初唐四杰”，即王勃、杨炯、卢照邻、 骆宾王，在内容上比前代作家有了新表现，但王勃的《秋日登滕王阁饯别序》（即《滕王阁序》）、杨炯的《遂州长江县先圣孔子庙碑》、卢照邻的《南阳公集序》、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都是华靡的骈文形式。这和南北朝末年徐陵，庾信的文章近似。武则天在位时，陈子昂倡言复古，要求恢复《诗经》的“风雅”和汉魏的风骨，其功绩固然是在革新诗歌方面，但也对文风转变起了一些作用。他的代表作有《上国军利害事》、《祭韦府君文》、《谏灵驾入京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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