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写作素材：旧上海的娼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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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被 天若舞 执行合并操作(201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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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0000FF]明清之际，上海因得水上交通之利，日渐形成一个繁荣的贸易港口，黄浦江上船舶往来，十六铺小东门外停靠着各帮商舟。凡是商贾云集的场所，也总是百业俱兴的地方。上海从一个滨海之邑，演变为繁盛之地，除了各业店铺林立之外，为商贾服务的行业如茶馆、酒店、戏园，直至娼业也渐次发展了起来。若要在上海找寻娼妓最早的踪迹，还得从“画舫”说起。所谓画舫，用最通俗的话来说也即是水上妓院。来沪操这营生的，多为苏扬籍的秦淮娼妓。未开埠前的上海，既无火车，也无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有的只是在上海境内与黄浦江相通的蜿蜒数十里的吴淞江，正是这条江，成了她们赖以谋生的天然场所。
道光初年(1821年)，上海的人口随着商业的进一步发展逐日增长。这时的娼妓业也从画舫时代的水上转而登岸来到陆上，上海县城里的虹桥左侧便是娼妓最初驻足的地方。在将近三四十年的时间里，各种名目的妓院鳞次栉比地开设起来。如唐家巷的在鱼行桥南的东和在水桥西的西巷，都是娼妓活动的居处。来此冶游的，主要是闽粤大贾。又如地处幽僻的梅家弄和鸳鸯厅侧，也是烟花女子深藏的地方。此外还有白栅、朱家弄、画锦坊、薛家浜、季家弄等处。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革命兴起后，随着租界的发展，上海的人口有了一次突破性的增长。
上海公共租界的人口从1855年的2万余人增加到1865年的9万余人，法租界也增加了4万余人。这些人来自四面八方，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获利后便寻欢作乐，这就促使城内的娼妓逐渐向城外迁移。另一方面，因战争的原因，来自江浙一带的贫家妇女，为谋生计，许多人沦为娼妓。于是，租界里的娼妓业也有了一次较大的发展，地点多在紧靠县城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临河一带。太平天国革命结束后，租界内的富商又纷纷转回内地，使上海的娼妓业受到很大的影响，几乎要濒于绝迹。1856年前后，大批欧美殖民者来到上海，他们在这里开设洋行、银行和其他各种企业，从而产生了依附于洋人致富的买办。
据统计，自旧上海开埠至1949年为止，上海的买办已达万人之数。这些买办除了薪金之外，还有佣金和分红的收入，有的年收入可达几万两白银，可算上海滩上除了洋商以外的最大的阔佬。当时上海的一些地主、恶霸、军阀、官僚等等阶层的人，以种种手段搜刮钱财进行投机事业，往往也会在顷刻之间变成腰缠万贯的富翁。这些家产以万计算的人们，挥霍作乐的方式与洋人的跑马、打高尔夫球和赛狗判然不同，而是以“金屋藏娇”、“纳妾嫖妓”为乐。他们月出数十金供美人开销，这就使上海的娼妓业再度兴盛。但是，这时的妓院并不设在租界内，而是又回到城内。
清同光年间(1874—1875年)，娼妓业最兴盛的是老北门沉香阁一带。因为当时这里环境幽致冷然，而公共租界大马路中，只有零星的低等居处，是不大会有人光顾的。至于原先临河一带因多系被视为低等的苏北妓女，她们的营生主要是接船上的水手和洋行里的西崽。被视为等级较高的苏州、南京、上海籍的妓女，则多迁回老北门沉香阁一带去接阔佬们了。
光绪初年(1875年)以后，上海租界日趋繁华，娼妓业随着十里洋场的繁荣而与日俱增。根据1915年上海《中华新报》的调查，当时明娼仅公共租界一隅便达9791人之多，而数倍于此数的暗娼还不在此列。当时的公共租界人口总共约68万余，其中青壮年妇女约10万余人，这就是说每十几个青壮年妇女中就有一个娼妓。如果再把法租界和华界中的娼妓人数作同样的统计的话，这个数字可使今人为之咋舌。
这数以万计的娼妓，由于来历、籍贯、身分的不同，又可分为许许多多的种类和等级。归纳起来，大致有书寓、长三、幺二，以及最下层的台基、野鸡、花烟间、钉棚、咸水妹、淌白、拆白党……等等十多种。上海娼妓中等级最高的是“书寓”。书寓出现于清代咸丰初年(1851年)，创始人名曰朱素兰。朱善说书，并会填词吟诗，她创设书场，挂上书寓的牌子，组织一些略有说唱技艺的女子从业。但这时期真正能与朱素兰相比的书寓女子寥若晨星，因此声势并不大。到了同治初年(1862年)，周瑞仙、严丽英在书寓中出了名，才使书寓名声大噪，在娼妓业中占居优势地位。
早期书寓有严格的规则，进书场的娼妓须得有名师指点过方可挂牌，至少也须能唱上几本传奇的方可。书寓的娼妓号称只卖艺而不卖身，除了说书弹唱，便是陪酒。陪酒时可与客人亲近些，但喝完酒便须与客人保持一尺以上的距离，以示尊严。书寓的收入除书场的包酬外，一场书得大洋一元。书寓有时也出门陪酒，名曰出堂拆或出堂差。早期的书寓不卖Y则已，一旦卖Y，其身价高昂，远非一般商人可以承担得了的。
这只要从她们的穿戴和饮食起居上看便可见一斑。有些名妓手中一枝鸦片熗，就价值千把元大洋。由于以上原因，当时书寓中的娼妓人数是很少的，主要是苏、常、吴、扬籍，前去问津的也只是一些达官显贵和他们的子弟而已。光绪初年(1875年)，书寓从城内向公共租界迁移，人数从100发展到300之多，大多分布在公共租界的东西画锦里、百花底、桂馨里、兆荣里、兆华里、兆富里、兆贵里、尚仁里、久安里、同庆里、日新里等弄堂中。她们为了保持书寓的地位，成立了书寓公所，规定入场唱说的须由公所批准承认资格。发展到后来，只需向公所纳三十元大洋即可挂上一块书寓的招牌了。
书寓中的娼妓多为苏州、常熟、吴江、扬州籍女子，随着人数的增多，她们往往互相倾轧。扬州帮最先被排斥，紧接着吴江帮也败下阵来，最后在苏常两帮对峙的局面下，终因苏帮人多势众而独霸一方。苏帮独霸书寓后，已无需竞争，书寓便渐渐放弃原先只卖艺不卖身的传统而公开卖Y，这是在光绪十年(1884年)时的事情。书寓身价既落，必定招徕更多的下层人物光顾。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时，从事该行业的已达400人。
虽然如此，由于传统习惯的根深蒂固，进书寓的妓女仍需找介绍人推荐，并得学会几句词书装装门面。这仍让人感觉手续繁，于是，一种身分与书寓相当，而无须履行这种繁杂手续的娼妓“长三”，便应运而生了。长三的出现，终于导致书寓在光绪末叶几告绝迹。清末名妓王月仙长三本来也是高等娼妓，只是自同治年间始，其取费规矩有了划一的市价，以陪酒银币三元，留客度夜再三元而被人们从骨牌中的长牌六点图案中演绎出来这一种称呼。[/color]
道光初年(1821年)，上海的人口随着商业的进一步发展逐日增长。这时的娼妓业也从画舫时代的水上转而登岸来到陆上，上海县城里的虹桥左侧便是娼妓最初驻足的地方。在将近三四十年的时间里，各种名目的妓院鳞次栉比地开设起来。如唐家巷的在鱼行桥南的东和在水桥西的西巷，都是娼妓活动的居处。来此冶游的，主要是闽粤大贾。又如地处幽僻的梅家弄和鸳鸯厅侧，也是烟花女子深藏的地方。此外还有白栅、朱家弄、画锦坊、薛家浜、季家弄等处。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革命兴起后，随着租界的发展，上海的人口有了一次突破性的增长。
上海公共租界的人口从1855年的2万余人增加到1865年的9万余人，法租界也增加了4万余人。这些人来自四面八方，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获利后便寻欢作乐，这就促使城内的娼妓逐渐向城外迁移。另一方面，因战争的原因，来自江浙一带的贫家妇女，为谋生计，许多人沦为娼妓。于是，租界里的娼妓业也有了一次较大的发展，地点多在紧靠县城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临河一带。太平天国革命结束后，租界内的富商又纷纷转回内地，使上海的娼妓业受到很大的影响，几乎要濒于绝迹。1856年前后，大批欧美殖民者来到上海，他们在这里开设洋行、银行和其他各种企业，从而产生了依附于洋人致富的买办。
据统计，自旧上海开埠至1949年为止，上海的买办已达万人之数。这些买办除了薪金之外，还有佣金和分红的收入，有的年收入可达几万两白银，可算上海滩上除了洋商以外的最大的阔佬。当时上海的一些地主、恶霸、军阀、官僚等等阶层的人，以种种手段搜刮钱财进行投机事业，往往也会在顷刻之间变成腰缠万贯的富翁。这些家产以万计算的人们，挥霍作乐的方式与洋人的跑马、打高尔夫球和赛狗判然不同，而是以“金屋藏娇”、“纳妾嫖妓”为乐。他们月出数十金供美人开销，这就使上海的娼妓业再度兴盛。但是，这时的妓院并不设在租界内，而是又回到城内。
清同光年间(1874—1875年)，娼妓业最兴盛的是老北门沉香阁一带。因为当时这里环境幽致冷然，而公共租界大马路中，只有零星的低等居处，是不大会有人光顾的。至于原先临河一带因多系被视为低等的苏北妓女，她们的营生主要是接船上的水手和洋行里的西崽。被视为等级较高的苏州、南京、上海籍的妓女，则多迁回老北门沉香阁一带去接阔佬们了。
光绪初年(1875年)以后，上海租界日趋繁华，娼妓业随着十里洋场的繁荣而与日俱增。根据1915年上海《中华新报》的调查，当时明娼仅公共租界一隅便达9791人之多，而数倍于此数的暗娼还不在此列。当时的公共租界人口总共约68万余，其中青壮年妇女约10万余人，这就是说每十几个青壮年妇女中就有一个娼妓。如果再把法租界和华界中的娼妓人数作同样的统计的话，这个数字可使今人为之咋舌。
这数以万计的娼妓，由于来历、籍贯、身分的不同，又可分为许许多多的种类和等级。归纳起来，大致有书寓、长三、幺二，以及最下层的台基、野鸡、花烟间、钉棚、咸水妹、淌白、拆白党……等等十多种。上海娼妓中等级最高的是“书寓”。书寓出现于清代咸丰初年(1851年)，创始人名曰朱素兰。朱善说书，并会填词吟诗，她创设书场，挂上书寓的牌子，组织一些略有说唱技艺的女子从业。但这时期真正能与朱素兰相比的书寓女子寥若晨星，因此声势并不大。到了同治初年(1862年)，周瑞仙、严丽英在书寓中出了名，才使书寓名声大噪，在娼妓业中占居优势地位。
早期书寓有严格的规则，进书场的娼妓须得有名师指点过方可挂牌，至少也须能唱上几本传奇的方可。书寓的娼妓号称只卖艺而不卖身，除了说书弹唱，便是陪酒。陪酒时可与客人亲近些，但喝完酒便须与客人保持一尺以上的距离，以示尊严。书寓的收入除书场的包酬外，一场书得大洋一元。书寓有时也出门陪酒，名曰出堂拆或出堂差。早期的书寓不卖Y则已，一旦卖Y，其身价高昂，远非一般商人可以承担得了的。
这只要从她们的穿戴和饮食起居上看便可见一斑。有些名妓手中一枝鸦片熗，就价值千把元大洋。由于以上原因，当时书寓中的娼妓人数是很少的，主要是苏、常、吴、扬籍，前去问津的也只是一些达官显贵和他们的子弟而已。光绪初年(1875年)，书寓从城内向公共租界迁移，人数从100发展到300之多，大多分布在公共租界的东西画锦里、百花底、桂馨里、兆荣里、兆华里、兆富里、兆贵里、尚仁里、久安里、同庆里、日新里等弄堂中。她们为了保持书寓的地位，成立了书寓公所，规定入场唱说的须由公所批准承认资格。发展到后来，只需向公所纳三十元大洋即可挂上一块书寓的招牌了。
书寓中的娼妓多为苏州、常熟、吴江、扬州籍女子，随着人数的增多，她们往往互相倾轧。扬州帮最先被排斥，紧接着吴江帮也败下阵来，最后在苏常两帮对峙的局面下，终因苏帮人多势众而独霸一方。苏帮独霸书寓后，已无需竞争，书寓便渐渐放弃原先只卖艺不卖身的传统而公开卖Y，这是在光绪十年(1884年)时的事情。书寓身价既落，必定招徕更多的下层人物光顾。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时，从事该行业的已达400人。
虽然如此，由于传统习惯的根深蒂固，进书寓的妓女仍需找介绍人推荐，并得学会几句词书装装门面。这仍让人感觉手续繁，于是，一种身分与书寓相当，而无须履行这种繁杂手续的娼妓“长三”，便应运而生了。长三的出现，终于导致书寓在光绪末叶几告绝迹。清末名妓王月仙长三本来也是高等娼妓，只是自同治年间始，其取费规矩有了划一的市价，以陪酒银币三元，留客度夜再三元而被人们从骨牌中的长牌六点图案中演绎出来这一种称呼。[/color]
旧上海的娼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