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时的惊人计划：奇袭日本本土（附宋育仁小传）
[color=#FF6600]【本文摘要】 甲午战争期间，外交官宋育仁曾提出一个奇袭日本本土的计划，如果他的奇袭计划能得到清政府的支持，甲午中日战争的结局或许会是另一个样子……[/color]
1894年，宋育仁随公使龚照瑗出使欧洲。在欧期间，宋育仁锐意考察和研究外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接纳社会名流，还经常出入英国议院、学校、工商各界，写成《采风录》4卷，介绍西方的政教、风俗，进一步阐释和丰富了他的维新变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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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宋育仁正在伦敦，任中国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因公使龚照瑗回国述职，宋育仁暂时代其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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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育仁上书清廷，指出“倭兵少财乏，持久足以困之”。在获悉清军平壤溃败，黄海海战失利后，宋育仁情急之下产生了一个大胆设想，希望能出奇兵反败为胜。当下，他立即与使馆参议杨宜治、翻译王丰镐等密谋，购买英国卖与阿根廷、智利两国的兵舰五艘，鱼雷快艇十艘，招募澳大利亚水兵两千人，组成水师一旅，托名澳大利亚商团，以保护商队为名，自菲律宾北上直攻日本长崎和东京。此打算看似异想天开，可也具有相当程度的可行性。[/color]
因为“澳大利亚为英国的属地，西例商会本有自募水师保护商旅之权，中倭战起，澳洲距南洋最近，颇为震动，商会发议，举办属地水师一旅，以资保护，（英国候补议绅）庵洁华特暗联议院同党主行其议，而以此谋所购一旅驾名（假名）于澳洲商会所为，仍挂英旗出口，则局外无嫌，而踪迹不露”（引自《借筹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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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既定，宋育仁等一面报请朝廷批准，一面又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联系，以取得这些封疆大吏的支持。同时，宋育仁与美国退役海军少将夹甫士、英国康敌克特银行经理格林密尔等商定：由中国与康敌克特银行立约借款二百万英镑、另战款一百万英镑，以支付兵船购买费用。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其所购舰只，备齐了熗弹武器，各级战斗人员，也已经募集妥善，组成了一支有力的海军，准备交由前北洋水师提督琅威里率领。
[color=#FF9900]这事眼看就要成功了，当时已是“炮械毕集”，整装待发了。因时间紧，清廷还未通过正式渠道获得他在欧洲的活动，而此时，公使龚照瑗已经返职。龚照瑗查知此事，遂以妄为生事电告清廷。因为清廷已打定和日本媾和的主意，李鸿章坚决反对宋育仁等人的做法，而慈禧也认为宋育仁“妄生事端”，立即下旨将购船募兵等事，一概作废，同时电召宋育仁速速回国。1895年3月，清廷与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海外募集水师奇袭日本的计划胎死腹中。宋育仁因“潜师谋废”，败局已定，只能“抚赝私泣，望洋而叹”，着实伤心了很久。在回国途中，他写成了《借筹记》，详详细细地记了这事的经过，以表壮志未酬之情[/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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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清廷本打算对宋育仁作进一步的处理，但这一惊人壮举，牵连、涉及的人物确实太多，有朝廷重臣，还涉及到外国人士。知晓此事的人们对他的遭遇更是深表同情，所以，朝廷处理这事也有所顾虑，没再深究，只是收缴了他出使时所赏赐的二品顶戴，仍降回四品原职，回翰林院供职。
[color=#6633CC]此事已过去一百多年，关于甲午战争的史书于此事又大都没有记载，所以差不多已被遗忘。在宋育仁先生诞辰150年到来之际，希望有更多的人知晓其借筹之事，并使其得到告慰。[/color]
[b][color=#FF0000]宋育仁生平、贡献及思想[/color][/b]
１８９８年，曾是尊经书院首批学生的宋育仁来到成都，成为书院山长（院长），他在教授学生的同时，办起了成都第一份近代报刊《蜀学报》，延续了他在重庆办《渝报》的辉煌。《蜀学报》是成都第一份近代报刊，也是维新派的重要阵地，影响很大，但这也为宋育仁埋下了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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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9900]宋育仁是四川富顺人，１８５７年出生在大岩乡（今仙市镇）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他的幼年颇为悲苦，他年仅五岁时母亲就去世，短短六年后父亲也撒手人寰。宋育仁的叔父见他孤苦伶仃，十分可怜，就带他去广汉读书。本就聪慧的宋育仁从此发奋读书，十八岁就考取了秀才。１８７５年，张之洞督学四川，在成都创办尊经书院，想要选拔一批有潜力的学生入学，宋育仁是首批入学者之一。[/color]
[color=#FF3300] 因《时务论》名动京城[/color]
[color=#6600CC] 入读尊经书院时，宋育仁和绵竹才子杨锐成绩最优秀，尊经书院山长王?]运很赏识两人，称他们为“宋玉，扬雄”。作为四川最高学府的尊经书院，完全没有迂腐的旧式教育之风，并不为科举培养人材，而是致力于新学，这里成为宋育仁学习新学、了解西方文化的宝地，但是，他仍然无法避开仕途的诱惑。[/color]
１８８２年，二十五岁的宋育仁乡试得中举人，次年受聘于资州艺风书院任主讲，名声渐渐大了起来，甚至受到了翁同和等人的赏识。此外，他的著作《周礼十种》和《说文部首笺正》也传入社会，影响了不少学者。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书里，都有《周礼十种》的影子，康有为的政治主张，有不少源于宋育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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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６年，宋育仁进京会试，中了进士，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的官职，留在了京城。虽然当京官是件很荣幸的事，但此时的宋育仁却过着郁郁不得志的生活。当时掌管翰林院的徐桐是慈禧太后的党羽，思想极为保守，权势也很盛，对于宋育仁这种有革新思想的人，他是相当厌恶，他曾斥宋育仁为“狂才”，并处处刁难。
[color=#6600CC] 而此时宋育仁本人的革新思想，也开始发生微妙的改变。中法战争之后，标榜“求强求富”思想的洋务派“新政”破产，宋育仁的态度，由前期的怀疑变为后期猛烈的批判，一年后，他写成《时务论》，效仿欧洲君主立宪政体，提出“君民共治”的主张，并提倡以发展民族工业来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宋育仁如此大胆的言论顿时震惊朝野，也使他成为众官员中很惹眼的人物。[/color]
１８８９年宋育仁任翰林院检讨时，光绪举行亲政、如冠、大婚三个大型典礼，宋育仁献上了一共两万多字的《三大礼赋》，光绪对他的文采称赞不已，官员们都在惊叹：“二百年安有此才？”后来，本就很欣赏宋育仁的翁同和把他引荐给光绪，此后宋育仁就成为了“帝党”成员，也是维新派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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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５年，３８岁的宋育仁从国外归来，仍供职于翰林院。此时第一个改良主义政治团体“强学会”在京城成立，宋育仁兵事未成，只得寄情于言论。他在“强学会”任都讲，大讲“中国自强之学”和君主立宪的主张。后来，强学会在守旧官员的大力反对下，被迫解散。
[color=#FF3300] 回四川兴办矿业[/color]
１８９６年，和宋育仁同在翰林院供职的张百熙发现，外国人已经开始垂涎四川松潘、峨边、冕宁、荥经等地丰富的金、银、锡、铜矿，很有可能去开厂挖掘，因为洋人已和清政府达成协议，有了开矿的权力。张百熙很是焦急，于是奏请开办矿务商务，并推荐了宋育仁去四川管理此事，朝廷很快便批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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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宋育仁到四川后，就在重庆设了商务局，兴办了一大批公司，小到蜡烛、玻璃公司，大到烟草、药材公司，他都给予支持。宋育仁曾说，办公司的目的是：保地产，占码头，抵制洋货，挽回利权。办企业的原则是：不招洋股，不借洋款，不动官僚；官归官本，商归商本，分设官厂商厂，彼此各不相涉；官商股分开，各公司自立，商务局不过问。因为他知道，外商资金非常雄厚，老百姓很难抗衡，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民间资本聚集起来，把大矿好矿统统揽下，并不让外商入股。在当时的时局下，这种办法无疑能最大限度地保护民族资本。
[color=#6633CC]宋育仁到职后马上拟定官绅合办矿务章程，以官绅合力之资办矿，对于那些商务局顾不过来的小矿，允许老百姓投资，商务局核准之后就任其自由开采，宋育仁的措施一出，那些外国商人气得跳脚，但一时间又奈何不得，只得吃个哑巴亏。四川的矿业顿时兴盛起来。[/color]
不久后，宋育仁又施行了一项更惊人的举措，他请上海商人成立公司，投资开采泸州、叙州等地的矿山。这种举措无疑便是一种招商引资，在一百多年后的今日仍在施行。宋育仁极富远见的经营理念由此可见一斑。
[color=#FF33CC] 当宋育仁兴办矿业成功之后，他又萌生了办报的念头。在他看来，外国人之所以敢欺负我们，政治腐败是根源，但民心散乱也是原因之一。要唤起民心，只得维新图强，并用舆论引导。[/color]
[color=#FF3366] 成都创办《蜀学报》[/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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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７年时的四川，还没有一张报纸，宋育仁和几个朋友在重庆创办了四川近代最早的报纸《渝报》，介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宣传改良主义政治主张。《渝报》诞生之时，正是变法学说最盛之期，一时间反响甚大，好评如潮。
[color=#6633CC]１８９８年初，宋育仁受聘出任成都尊经书院院长，他非常希望《渝报》的原班人马和他一起开赴成都，创办出新的报纸。他这样一说，自然很多人响应。不久后，宋育仁一行来到成都，组织了“蜀学会”，又将《渝报》报名改为《蜀学报》，报馆则设在成都尊经书局内。１８９８年３月，《蜀学报》在成都正式出版，这是成都第一份近代报刊。[/color]
做报纸，宋育仁已是轻车熟路，发行全依照《渝报》的老路子，在各大城市和本省州级城市设立代派处，宣传自己的报纸吸引读者订阅。不久后，《蜀学报》就开始大卖，巅峰时期发行量甚至突破了两千份，这在当时是非常惊人的销量。
[color=#FF9900] 宋育仁聘请的主笔吴之英和总纂廖季平，都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什么类型的文章都能信手拈来。宋育仁很欣赏吴之英，这不仅是因为吴之英在诗词歌赋、经史文章、声韵声律各方面均有很高造诣，还因为吴之英和宋育仁的主张以及对时事的判断颇为相合。[/color]
吴之英担任《蜀学报》主笔后，发表了《蜀学报初开述议》、《蜀学讲义》、《政要论》、《矿议》、《救弱当用法家论》、《法家善复古说》等一批直接针对清廷政治、经济时弊的文章，宋育仁赞赏不已，他还推荐了吴之英到尊经书院任都讲。
[color=#0000FF]而宋育仁本人也没有闲着，他也常奋笔疾书，评议时弊，维新立场也相当鲜明。此时的《蜀学报》，完全是维新派的一个重要阵地。京城里发生了什么事、维新派人物有什么动向等，报纸上都有报道，尤其是有关强学会、保国会的事情，《蜀学报》常常连篇累牍地报道。《康有为呈请代奏及时发愤革旧图新摺》和《拟保国会章程》都曾全文登载。[/color]
直指时弊的文风，很快使《蜀学报》的影响越来越大，供不应求，宋育仁非常高兴。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为他埋下了日后的祸端。
[color=#FF0000]革职赋闲的满清遗老[/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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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不少人，好心提醒宋育仁，说《蜀学报》言论很激烈，言多必有失，说不定什么时候祸事就来了。宋育仁却不以为然地说，中国之所以积弱如此，就是因为时时处处明哲保身莫谈国事的人多了，而有勇气置身事中的人少了。此后依然我行我素，大力宣传维新思想。
《蜀学报》依旧在红红火火地办着，当出到第１３期报纸时，遥远的京城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变故，宋育仁和他苦心经营的报纸，也有了祸事。
[color=#0000FF]１８９８年９月２１日，慈禧发动了戊戌政变，一心想要变法的光绪被软禁，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个维新志士被杀，此外，受牵连的官员数不胜数。当慈禧下旨废止一切新政后，《蜀学报》和蜀学会自然在被禁之列，宋育仁虽远在成都，但他是《蜀学报》的创办者，又是大有名气的维新派，所以也没能避免这次祸事。幸运的是，他被揭掉了乌纱帽，赋闲在京城，还没有掉脑袋或被流放。后来宋育仁写诗凭吊谭嗣同：赫赫谭君故，湖湘七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color]
此后在京城赋闲的宋育仁每天百无聊赖，无所事事，只能写写文章熬日子。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１９０８年。这年宋育仁入湖广总督府当了个小小的幕僚，但却丝毫没有改变喜欢直言的脾气，很快，就得罪了权贵，被炒了鱿鱼，再次赋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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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灭亡，本想着“君主立宪”制的宋育仁看着大清覆灭，变了国体，一时很难接受，暗中为大清垂泪。１９１４年，迫于生计的宋育仁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当了北京国史馆的代馆长。作为满清遗老的他甚至还想着有一天回到过去，恢复大清的传统，他大着胆子上书袁世凯，要求“还政于清”，结果得了个“危害民国”的罪名，被押解回了四川，成为“五老七贤”之一。
[color=#FF9900] 仕途已无望，宋育仁心灰意懒，他在用最后的精力主修了《富顺县志》后，终在病痛中了却余生，１９３１年在成都去世，终年７４岁。[/color]
[b][color=#FF0000]历史的评论[/color][/b]
[color=#6600CC]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的有识之士和爱国知识分子，秉承“经世致用”的爱国传统，“睁眼看世界”，在“师夷长技以制夷”号召下，向西方学习，艰辛地探索着救亡图存之道。宋育仁就是其中的一分子，他是四川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就是19世纪里我们不应忘记的人[/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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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6600]宋育仁（1858—1931），字芸子，号芸岩，晚号复庵、道复，四川自贡市仙市镇人（原属富顺县）。是清末“新学巨子”，维新思想家，其思想涉及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教育、出版、军事外交等诸多领域。1885年，当在书院学习的廖平写出《今古学考》，主张尊今抑古、托古改制时，宋育仁也写出《周礼十种》。其中的《周官图谱》，为托古改制提供了蓝图，这比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早了10年。[/color]
[color=#FF33CC] 宋育仁是近代最早以“托古改制”为幌子，以“复古即维新”为号召，主张系统学习西方的维新思想家，被时人称为“谈新政最早”者之一。出使欧洲的经历及其深厚的国学功底，使宋育仁的思想具有同时代的一般思想家所不能企及的深邃。[/color]
[color=#FF0000]宋育仁因在川举办商务，创办了《渝报》、《蜀学报》，创建了蜀学会，主讲资州艺风书院，掌尊经书院，总纂《四川通志》和《富顺县志》，并留下《时务论》、《采风记》、《经世财政学》等大量的著述，是清末民初四川著名的思想家、学者，被誉为四川“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四川工商业创始人和报业鼻祖。[/color]
1894年，宋育仁随公使龚照瑗出使欧洲。在欧期间，宋育仁锐意考察和研究外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接纳社会名流，还经常出入英国议院、学校、工商各界，写成《采风录》4卷，介绍西方的政教、风俗，进一步阐释和丰富了他的维新变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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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宋育仁正在伦敦，任中国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因公使龚照瑗回国述职，宋育仁暂时代其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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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育仁上书清廷，指出“倭兵少财乏，持久足以困之”。在获悉清军平壤溃败，黄海海战失利后，宋育仁情急之下产生了一个大胆设想，希望能出奇兵反败为胜。当下，他立即与使馆参议杨宜治、翻译王丰镐等密谋，购买英国卖与阿根廷、智利两国的兵舰五艘，鱼雷快艇十艘，招募澳大利亚水兵两千人，组成水师一旅，托名澳大利亚商团，以保护商队为名，自菲律宾北上直攻日本长崎和东京。此打算看似异想天开，可也具有相当程度的可行性。[/color]
因为“澳大利亚为英国的属地，西例商会本有自募水师保护商旅之权，中倭战起，澳洲距南洋最近，颇为震动，商会发议，举办属地水师一旅，以资保护，（英国候补议绅）庵洁华特暗联议院同党主行其议，而以此谋所购一旅驾名（假名）于澳洲商会所为，仍挂英旗出口，则局外无嫌，而踪迹不露”（引自《借筹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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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既定，宋育仁等一面报请朝廷批准，一面又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联系，以取得这些封疆大吏的支持。同时，宋育仁与美国退役海军少将夹甫士、英国康敌克特银行经理格林密尔等商定：由中国与康敌克特银行立约借款二百万英镑、另战款一百万英镑，以支付兵船购买费用。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其所购舰只，备齐了熗弹武器，各级战斗人员，也已经募集妥善，组成了一支有力的海军，准备交由前北洋水师提督琅威里率领。
[color=#FF9900]这事眼看就要成功了，当时已是“炮械毕集”，整装待发了。因时间紧，清廷还未通过正式渠道获得他在欧洲的活动，而此时，公使龚照瑗已经返职。龚照瑗查知此事，遂以妄为生事电告清廷。因为清廷已打定和日本媾和的主意，李鸿章坚决反对宋育仁等人的做法，而慈禧也认为宋育仁“妄生事端”，立即下旨将购船募兵等事，一概作废，同时电召宋育仁速速回国。1895年3月，清廷与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海外募集水师奇袭日本的计划胎死腹中。宋育仁因“潜师谋废”，败局已定，只能“抚赝私泣，望洋而叹”，着实伤心了很久。在回国途中，他写成了《借筹记》，详详细细地记了这事的经过，以表壮志未酬之情[/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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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清廷本打算对宋育仁作进一步的处理，但这一惊人壮举，牵连、涉及的人物确实太多，有朝廷重臣，还涉及到外国人士。知晓此事的人们对他的遭遇更是深表同情，所以，朝廷处理这事也有所顾虑，没再深究，只是收缴了他出使时所赏赐的二品顶戴，仍降回四品原职，回翰林院供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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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８年，曾是尊经书院首批学生的宋育仁来到成都，成为书院山长（院长），他在教授学生的同时，办起了成都第一份近代报刊《蜀学报》，延续了他在重庆办《渝报》的辉煌。《蜀学报》是成都第一份近代报刊，也是维新派的重要阵地，影响很大，但这也为宋育仁埋下了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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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9900]宋育仁是四川富顺人，１８５７年出生在大岩乡（今仙市镇）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他的幼年颇为悲苦，他年仅五岁时母亲就去世，短短六年后父亲也撒手人寰。宋育仁的叔父见他孤苦伶仃，十分可怜，就带他去广汉读书。本就聪慧的宋育仁从此发奋读书，十八岁就考取了秀才。１８７５年，张之洞督学四川，在成都创办尊经书院，想要选拔一批有潜力的学生入学，宋育仁是首批入学者之一。[/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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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00CC] 入读尊经书院时，宋育仁和绵竹才子杨锐成绩最优秀，尊经书院山长王?]运很赏识两人，称他们为“宋玉，扬雄”。作为四川最高学府的尊经书院，完全没有迂腐的旧式教育之风，并不为科举培养人材，而是致力于新学，这里成为宋育仁学习新学、了解西方文化的宝地，但是，他仍然无法避开仕途的诱惑。[/color]
１８８２年，二十五岁的宋育仁乡试得中举人，次年受聘于资州艺风书院任主讲，名声渐渐大了起来，甚至受到了翁同和等人的赏识。此外，他的著作《周礼十种》和《说文部首笺正》也传入社会，影响了不少学者。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书里，都有《周礼十种》的影子，康有为的政治主张，有不少源于宋育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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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６年，宋育仁进京会试，中了进士，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的官职，留在了京城。虽然当京官是件很荣幸的事，但此时的宋育仁却过着郁郁不得志的生活。当时掌管翰林院的徐桐是慈禧太后的党羽，思想极为保守，权势也很盛，对于宋育仁这种有革新思想的人，他是相当厌恶，他曾斥宋育仁为“狂才”，并处处刁难。
[color=#6600CC] 而此时宋育仁本人的革新思想，也开始发生微妙的改变。中法战争之后，标榜“求强求富”思想的洋务派“新政”破产，宋育仁的态度，由前期的怀疑变为后期猛烈的批判，一年后，他写成《时务论》，效仿欧洲君主立宪政体，提出“君民共治”的主张，并提倡以发展民族工业来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宋育仁如此大胆的言论顿时震惊朝野，也使他成为众官员中很惹眼的人物。[/color]
１８８９年宋育仁任翰林院检讨时，光绪举行亲政、如冠、大婚三个大型典礼，宋育仁献上了一共两万多字的《三大礼赋》，光绪对他的文采称赞不已，官员们都在惊叹：“二百年安有此才？”后来，本就很欣赏宋育仁的翁同和把他引荐给光绪，此后宋育仁就成为了“帝党”成员，也是维新派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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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５年，３８岁的宋育仁从国外归来，仍供职于翰林院。此时第一个改良主义政治团体“强学会”在京城成立，宋育仁兵事未成，只得寄情于言论。他在“强学会”任都讲，大讲“中国自强之学”和君主立宪的主张。后来，强学会在守旧官员的大力反对下，被迫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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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６年，和宋育仁同在翰林院供职的张百熙发现，外国人已经开始垂涎四川松潘、峨边、冕宁、荥经等地丰富的金、银、锡、铜矿，很有可能去开厂挖掘，因为洋人已和清政府达成协议，有了开矿的权力。张百熙很是焦急，于是奏请开办矿务商务，并推荐了宋育仁去四川管理此事，朝廷很快便批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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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宋育仁到四川后，就在重庆设了商务局，兴办了一大批公司，小到蜡烛、玻璃公司，大到烟草、药材公司，他都给予支持。宋育仁曾说，办公司的目的是：保地产，占码头，抵制洋货，挽回利权。办企业的原则是：不招洋股，不借洋款，不动官僚；官归官本，商归商本，分设官厂商厂，彼此各不相涉；官商股分开，各公司自立，商务局不过问。因为他知道，外商资金非常雄厚，老百姓很难抗衡，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民间资本聚集起来，把大矿好矿统统揽下，并不让外商入股。在当时的时局下，这种办法无疑能最大限度地保护民族资本。
[color=#6633CC]宋育仁到职后马上拟定官绅合办矿务章程，以官绅合力之资办矿，对于那些商务局顾不过来的小矿，允许老百姓投资，商务局核准之后就任其自由开采，宋育仁的措施一出，那些外国商人气得跳脚，但一时间又奈何不得，只得吃个哑巴亏。四川的矿业顿时兴盛起来。[/color]
不久后，宋育仁又施行了一项更惊人的举措，他请上海商人成立公司，投资开采泸州、叙州等地的矿山。这种举措无疑便是一种招商引资，在一百多年后的今日仍在施行。宋育仁极富远见的经营理念由此可见一斑。
[color=#FF33CC] 当宋育仁兴办矿业成功之后，他又萌生了办报的念头。在他看来，外国人之所以敢欺负我们，政治腐败是根源，但民心散乱也是原因之一。要唤起民心，只得维新图强，并用舆论引导。[/color]
[color=#FF3366] 成都创办《蜀学报》[/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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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７年时的四川，还没有一张报纸，宋育仁和几个朋友在重庆创办了四川近代最早的报纸《渝报》，介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宣传改良主义政治主张。《渝报》诞生之时，正是变法学说最盛之期，一时间反响甚大，好评如潮。
[color=#6633CC]１８９８年初，宋育仁受聘出任成都尊经书院院长，他非常希望《渝报》的原班人马和他一起开赴成都，创办出新的报纸。他这样一说，自然很多人响应。不久后，宋育仁一行来到成都，组织了“蜀学会”，又将《渝报》报名改为《蜀学报》，报馆则设在成都尊经书局内。１８９８年３月，《蜀学报》在成都正式出版，这是成都第一份近代报刊。[/color]
做报纸，宋育仁已是轻车熟路，发行全依照《渝报》的老路子，在各大城市和本省州级城市设立代派处，宣传自己的报纸吸引读者订阅。不久后，《蜀学报》就开始大卖，巅峰时期发行量甚至突破了两千份，这在当时是非常惊人的销量。
[color=#FF9900] 宋育仁聘请的主笔吴之英和总纂廖季平，都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什么类型的文章都能信手拈来。宋育仁很欣赏吴之英，这不仅是因为吴之英在诗词歌赋、经史文章、声韵声律各方面均有很高造诣，还因为吴之英和宋育仁的主张以及对时事的判断颇为相合。[/color]
吴之英担任《蜀学报》主笔后，发表了《蜀学报初开述议》、《蜀学讲义》、《政要论》、《矿议》、《救弱当用法家论》、《法家善复古说》等一批直接针对清廷政治、经济时弊的文章，宋育仁赞赏不已，他还推荐了吴之英到尊经书院任都讲。
[color=#0000FF]而宋育仁本人也没有闲着，他也常奋笔疾书，评议时弊，维新立场也相当鲜明。此时的《蜀学报》，完全是维新派的一个重要阵地。京城里发生了什么事、维新派人物有什么动向等，报纸上都有报道，尤其是有关强学会、保国会的事情，《蜀学报》常常连篇累牍地报道。《康有为呈请代奏及时发愤革旧图新摺》和《拟保国会章程》都曾全文登载。[/color]
直指时弊的文风，很快使《蜀学报》的影响越来越大，供不应求，宋育仁非常高兴。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为他埋下了日后的祸端。
[color=#FF0000]革职赋闲的满清遗老[/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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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不少人，好心提醒宋育仁，说《蜀学报》言论很激烈，言多必有失，说不定什么时候祸事就来了。宋育仁却不以为然地说，中国之所以积弱如此，就是因为时时处处明哲保身莫谈国事的人多了，而有勇气置身事中的人少了。此后依然我行我素，大力宣传维新思想。
《蜀学报》依旧在红红火火地办着，当出到第１３期报纸时，遥远的京城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变故，宋育仁和他苦心经营的报纸，也有了祸事。
[color=#0000FF]１８９８年９月２１日，慈禧发动了戊戌政变，一心想要变法的光绪被软禁，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个维新志士被杀，此外，受牵连的官员数不胜数。当慈禧下旨废止一切新政后，《蜀学报》和蜀学会自然在被禁之列，宋育仁虽远在成都，但他是《蜀学报》的创办者，又是大有名气的维新派，所以也没能避免这次祸事。幸运的是，他被揭掉了乌纱帽，赋闲在京城，还没有掉脑袋或被流放。后来宋育仁写诗凭吊谭嗣同：赫赫谭君故，湖湘七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color]
此后在京城赋闲的宋育仁每天百无聊赖，无所事事，只能写写文章熬日子。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１９０８年。这年宋育仁入湖广总督府当了个小小的幕僚，但却丝毫没有改变喜欢直言的脾气，很快，就得罪了权贵，被炒了鱿鱼，再次赋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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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灭亡，本想着“君主立宪”制的宋育仁看着大清覆灭，变了国体，一时很难接受，暗中为大清垂泪。１９１４年，迫于生计的宋育仁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当了北京国史馆的代馆长。作为满清遗老的他甚至还想着有一天回到过去，恢复大清的传统，他大着胆子上书袁世凯，要求“还政于清”，结果得了个“危害民国”的罪名，被押解回了四川，成为“五老七贤”之一。
[color=#FF9900] 仕途已无望，宋育仁心灰意懒，他在用最后的精力主修了《富顺县志》后，终在病痛中了却余生，１９３１年在成都去世，终年７４岁。[/color]
[b][color=#FF0000]历史的评论[/color][/b]
[color=#6600CC]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的有识之士和爱国知识分子，秉承“经世致用”的爱国传统，“睁眼看世界”，在“师夷长技以制夷”号召下，向西方学习，艰辛地探索着救亡图存之道。宋育仁就是其中的一分子，他是四川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就是19世纪里我们不应忘记的人[/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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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6600]宋育仁（1858—1931），字芸子，号芸岩，晚号复庵、道复，四川自贡市仙市镇人（原属富顺县）。是清末“新学巨子”，维新思想家，其思想涉及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教育、出版、军事外交等诸多领域。1885年，当在书院学习的廖平写出《今古学考》，主张尊今抑古、托古改制时，宋育仁也写出《周礼十种》。其中的《周官图谱》，为托古改制提供了蓝图，这比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早了10年。[/color]
[color=#FF33CC] 宋育仁是近代最早以“托古改制”为幌子，以“复古即维新”为号召，主张系统学习西方的维新思想家，被时人称为“谈新政最早”者之一。出使欧洲的经历及其深厚的国学功底，使宋育仁的思想具有同时代的一般思想家所不能企及的深邃。[/color]
[color=#FF0000]宋育仁因在川举办商务，创办了《渝报》、《蜀学报》，创建了蜀学会，主讲资州艺风书院，掌尊经书院，总纂《四川通志》和《富顺县志》，并留下《时务论》、《采风记》、《经世财政学》等大量的著述，是清末民初四川著名的思想家、学者，被誉为四川“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四川工商业创始人和报业鼻祖。[/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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