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古籍的装帧形式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唐末五代，书籍装帧形制处于转型期，各种形式层不出不穷，但又都不定型。只能大体上归纳，我国古籍前后大概有过简策、帛书卷子装、纸书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梵夹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毛装等10种形制。以下分别予以介绍。
1、简策 即编简成册。古时“策”、“册”相通。《说文文解字》中解释“册”字说：“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这是就篆字“册”字而言的。篆字“”楷化之后变成了“册”，虽无“二编之形”了，但“”仍不失竹木简的条片之形，而中间一横，亦不失绳穿、绳编简片的遗义。可见“简策”就是编简成册之义。《仪礼·聘礼》中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对于这句话中的“策”字，东汉郑玄解释说：“策，简也。”唐代孔颖达则解释说：“策是众简相连之称。”两个人的解释都对。郑玄说“策”就是竹木简；孔颖达则说“策”是编连起来的竹木简。一个粗解，一个确说，都不错。古人编简成册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每根竹简上端都钻个圆洞，然后以一绳逐次串连。汉代刘熙《释名》中说：“札，栉也，编之为栉齿相比。”意思是说在写好的竹木简上端钻孔，然后用绳依次串编，上边就好像梳子背，下边诸简垂挂，有如栉齿并列。另一种是用麻绳或丝线绳，像编竹帘子一样地编边竹简。编绳的道数多少取决于竹木简的长短。短简两道编绳即可，长简两道编不结实，就编三道或四道。至于先写后编或先编后写，两种情况都有。
2、帛书卷子装 帛书与竹木简虽然制作材料不同，成书之后的面貌也各异，但在装帧形制上彼此却有许多相似之处。缣帛轻软，可塑性强，表现在装帧形制上既可折叠，也可卷收。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有的写在整幅帛上，难以卷收，故折叠随葬在一个漆盒内。有的写在半幅宽的缣帛上，则以二三厘米宽的竹片粘于卷尾，并以此为轴心将帛书从尾向前卷成帛卷，这大概就是帛书卷子装的雏形了。帛书为什么一定也要做成卷子，这仍是对编简成册之后从尾向前卷起的竹木简的模仿。清代著名的史学家和目录学家在《文史通义》中曾说：“古人之于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于书，则有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还说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整理国家藏书“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后于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也证明帛书以卷子为型，所以才以卷为计量单位。
3、纸书卷轴装 用纸来写书西汉末年可能就开始了。纸书出现后的装帧形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盛行卷轴装，这无论从文献记载和实物流存都能得到充分的证实。生活在三国至西晋时的傅咸曾作有《纸赋》，说当时的纸书“揽之则舒，舍之则卷”。这当是最早对纸书卷轴装的形象描绘。纸张有一定的弹性，卷久了就有回收的惯性，所以用手揽之便舒展开来，一撒手就又收卷回去，这是卷轴装书籍固有的现象。可见三国两晋时期的纸制书籍已是卷轴装了。
4、经折装 顾名思义，它应该是折叠佛教经卷而成的一种装帧形制。我们在前边说过了，直到唐末五代，中国纸书仍普遍流行卷轴装。可是唐代的宗教，特别是佛教，十分发达。佛教发达，意味着善男信女诵经的普遍；而卷轴装的流行，则意味着僧尼们诵经的不便。那种“揽之则舒，舍之则卷”的麻烦，不难想象。于是由佛弟子们将本是长卷的佛经，从头至尾地依一定行数和宽度连续左右折叠，最后形成长方形的一叠，再在其前后名粘装一张与叠本大小一致的厚硬纸作为封皮，一种新型的装式就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经折装。所以元朝吾衍在《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复为簿帙。”清代高士奇在《天禄识余》中也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其后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乃分为簿帙，以便检阅。”这两段话实在是道出了由卷轴而经折，由经折而册叶这一装帧形制演变的真谛。
5、梵夹装 梵夹装不是中国典籍固有的装帧形制，而是古代中国代对从印度传进来的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佛教经典装式的一种称呼。隋朝杜宝在其《大业杂记》中说东都洛阳的“承福门即东城南门。门南洛水有翊津桥，通翻经道场。新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叶形似枇杷，叶面厚大，横作行书。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今呼为梵“筴”。“筴”即册意，后来演化为“夹”。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翻经场有新从外国传进来的佛经，经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文字横行。写好的贝叶，约磨厚薄多少，形成一摞，再做成两块与贝叶大小相同的木板，上一块下一块地将摞起来的贝叶夹住，然后在中间穿一孔，或在两端靠里的位置上各穿一孔，最后用绳穿孔，绕捆夹板贝叶，一个梵夹装式就算装帧完了。因其是梵文书写，又因其是夹板穿捆，所以当时的中国人就称其为梵夹。这跟中国的所谓的经折装，没有任何相通或相同之处。那末中国纸书到底有没有梵夹装呢？由于贝叶经梵夹装式的影响，中国纸书也有仿此装式的现象出现。不列颠图书馆东方部收藏的中国敦煌遗书中，有唐末或五代时书写的《禅门经》一件，纸为长条状，似仿加工好的贝叶，共１９叶３８面。其夹板穿绳虽早已失传，但两端靠里部位的穿孔犹存，说明它就是当时中国纸书的梵夹装。该馆还藏有两件中国的敦煌遗书，一件是《佛经疏释》，一件是《唯识三十论要释》，也都有当年梵夹装式的穿孔，证明它们也都是中国纸书的梵夹装。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有一件唐写本《思益梵天所问经》，麻纸，长条似贝叶。尚有一块夹板留存。夹板与经叶中间有一圆孔，圆孔中尚存一段穿绳。穿绳一端露在夹板外面，挽有一个较粗大的疙瘩；另一端虽然残断定少，但仍穿连着夹板和经叶。这是迄今所见到的中国古书中最典型的梵夹装实物，和经折装也没有什么相通或相同之处。可见长期以来，将经折装就视为梵夹装，或者又称为梵夹装，是没有根据的，完全是一种误解。
６、旋风装 经折装和旋风装大约都产生在公元９世纪后半叶的唐代。两者也都是针对卷轴装的不便而创意改革和改进的。但两者的出现所适应的社会文化需求则不同，因而形成的形制也截然不同。经折装是僧尼们针对卷轴装诵经的不便，而对卷轴装进行彻底的改造；旋风装则是为适应唐代诗歌创作而经常翻检类书、韵书而对卷轴装的改进。有关旋风装的解释，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刘国钧先生在《中国书史简编》和《中国书的故事》中的描述。刘先生说：“卷子有时长达几丈，展开卷起都非常费时费事……于是就有人把一幅长卷折叠起来，成为长方形的一叠……这就出现了一种新式书籍，称为经折装或梵夹装。……可是这样的书容易散开，仍然不大便利。于是就又有人用一张整纸把经折书的最前叶和最后叶粘连，而将书的右边包裹起来，这样就可以不至散开。这种形式称为‘旋风装’，是经折装的变形。经折装和旋风装大约在公元９世纪中叶以后就都出现了。”归纳起来，就是刘先生认为，只要绕过经折装右边在前后封面粘边一张整纸，于是经折装就又变成为旋风装。为什么这个就叫旋风装？刘先生后来在《中国书的故事》中又做过形象描绘。他说，这种装式“如果从第一叶翻起，直翻到最后，仍可接连翻到第一叶，回环往复，不会间断，因此就把它称为旋风装”。刘先生这两本书，一本是大学教材，一本是通俗读物，所以流通很广，于是这个说法也就随之深远了，深远到中国大百科全书仍采用这外说法。那末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呢？可以肯定地说，不是这么回事。但刘先生的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其根源大概是受日本人的某些说法而导出来的。且那时资料较少，实物难见，没什么好责怪的。倒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图书情报档案卷仍沿此书，就不太应该了。
７、蝴蝶装 入宋以后，中原、江浙、川蜀、八闽，雕版印书大兴。与北宋几乎同进并立的还有北方的辽、西北的西夏，以后还有金和蒙古。这些民族虽然分立国度，但都身居神州大地，亦都兴雕版印书。所以这一时期的中土各地也都流行蝴蝶装。《明史·艺文志序》说：“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迄流贼之乱，宋刻元飧胥归残缺。”这几句话是明朝人的说法，比较可信。因为“明太祖定元都，大将军收图籍至之南京，复诏求四方遗书，设秘书监丞，寻改翰林典籍以掌之”。且于永乐四年（１４０６）“命礼部尚书郑赐遣使访购，惟其所欲与之，忽较值”。所以至宣宗时，“秘阁贮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可见明初秘阁藏了不少前代典籍。这些典籍“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这就是对蝴蝶装的形象描绘。蝴蝶装也简称蝶装，其具体的装法是将每张印好的书叶以版心为中缝线，以印字的一面为准，上下两个半版字对字地折齐。然后集数叶为一叠，以折边居右戳齐成为脊，而后再在书脊处用浆糊或其他粘连剂逐叶彼此粘连。再预备一张比书叶略长的硬浆湖的书脊上，作为前后封面，也叫书衣。最后再把上下左三边余幅剪齐，一册蝴蝶装的书就算装帧完了。这种装帧形式，从外表看很很像现在的平装书，打开时版心好像蝴蝶身躯居中，书叶恰似蝴蝶的两翼向两边张开，看去仿佛蝴蝶展翅飞翔，故称蝴蝶装。蝴蝶装适应了一版一叶的特点，并且文字朝里，版心集于书脊，有利于保护版框以内的文字。上下左三边朝外，则均是框外余幅，磨损了也不致于伤害框内文字。这就是蝴蝶装广泛流行于宋、辽、西夏、金、元的根本原因。
８、包背装 蝴蝶装的长处已在上边说了，但同任何其他事物一样，在充分显示它的优点的同时，往往也不暴露了自身的弱点。蝴蝶装的书叶是反折的，上下两个半叶的文字均相向朝里，这对保护框内文字固然有好处，但这种装帧形式形成了所有的书叶都是单叶。不但每看一版使人首先看到的都是无字的反面，而且很容易造成上下两上半叶有文字的正面彼此吸连，翻阅极为不便。并且，蝶装书脊全用浆糊粘连，长期作为藏书可以，若是经常翻阅，便极易散乱。针对蝶装的这些弱点，一种便于翻阅而又更加牢固的新式装帧出现了，这就是包背装。包背装的特点，是一反蝴蝶装倒折书叶的方法，而将印好的书叶正折，使版心所在折边朝左向外，使文字向人。书叶左右两边的框外余幅，由于是正折书叶，故齐向右边而集成书脊。折好的数十叶书叶，依顺序摞好，而后戳齐左边书口，压稳。然后在右边框外余幅上打眼，用纸捻订起砸平。裁齐右边余幅的边沿，形成平齐书脊，也称书背。再用一张硬厚整纸比试书背的厚度，双痕对折，做为封皮，用浆糊粘裹书背（脊），再裁齐天头地脚及封面的左边，一册包前装的书籍就算装帧完了。这种装帧的特点主要是包裹书背，所以称为包背装。
９、线装 指用线来装订书籍。中国什么时候懂和用线来装订书籍，说法不一，但通常都说是出现在明代中叶以后。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绝不确切。现藏于不列颠图书馆东方部的中国敦煌遗书中颇有几件唐末五代和北宋初年的遗籍，其装订办法：有的在书脊上端用线横索书背；有的在书脊内侧上下端各打一透眼，然后用线绳横索书背，再引绳连穿下端透眼横索书背，最后在中间打结系扣；有的在书脊内侧上中下打三个透眼，然后逐一横索书脊，竖向连穿，最后在中间打结系扣。有的订线宛在，装帧完整；有的订线虽佚，但穿也犹存。如Ｓ５５３４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就是订绳已佚，但穿线的一排三孔犹存。Ｓ５５３６号《金刚般若蜜经》，则是穿绳宛在，装式完好。Ｓ５６４６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北宋乾德七年（实为开宝二年，９６９）书写。其装帧就是在书脊内侧打三个透眼，用两股拧在一起的线绳横索书脊，并沿书脊竖穿横索，最后在中间透眼处打起蝴蝶结系死。这些实物以无可辩驳的资格证明，唐末五代及北宋初期的确流行过线装书籍。但多系民间草创，穿孔不定，形式不定。１９７４年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四层主像胸腹部发现了辽代写、刻的僧俗典籍一批。该塔建于辽清宁二年（１０５６），因此这些典籍的写、刻当不晚于这一年，其中有一部写本《大方广佛花严经疏序》及《劝善文》的合订册，很能反映线装书籍的演变状况。当然前提是这件东西必须不是后世另放的。这件东西已是四眼装订，与现今流行的线装形制无甚不同。如果真切可靠，则可以肯定中国１０－１１世纪线装书籍已经定型。只不过是中间有几百年的断档，直到明代中叶以后才复兴起来。为什么已经兴起的装式又中断了呢？这个问题宋朝人有过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南宋初年的张邦基在其所著《墨庄漫录》卷四中说：“王洙原叔内翰常云：‘作书册粘叶为上，久脱烂，苟不逸去，寻其次第，足可抄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若缝缋，岁久断绝，即难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数册，错乱颠倒，伏读岁余，寻绎缀次，方稍完复，用缝缋之弊也。’”王洙字原叔，应天宋城（今属河南）人，是北宋嘉祐以前的人物。一生在朝为官，长期与编书写书打交道，所以对书的情况较熟悉，能道出书册缝缋与粘连的利弊得失。他的生活时代离开北宋开国仅半个世纪，也证明唐末五代及此宋初年确曾流行过线装装式。但由于实践比较缝缋不如粘连，所以线装形式逐渐被放弃，蝴蝶装逐渐盛行起来。
１０、毛装 现知毛装书通常在两种情况下出现。一种是官刻书，特别是清代内府武英殿的刻书，通常都要赠送给内府各宫、各王府、功臣、封疆大吏。这种书送去之后，不知人家怎么装潢，配什么质地的封面，所以就毛装发送。辽宁省图书馆珍藏沈阳故宫所得馈送之殿版书，其中不少还是当初清朝内府武英殿的毛装。宁波范氏天一阁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进书有功，乾隆皇帝为了嘉奖天一阁的献书赤诚，下令将雍正时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赠送给天一阁。天一阁得到此书后，专门做了几个大书橱，将此书庋藏在天一阁的宝书楼上。直到今天，若登楼阅书，还会发现那套《古今图书集成》，仍是２６０多年前清朝内府的毛装，为不使其散乱，也常常自己把它装订起来。有用线订的，也有用纸捻订的。毛毛草草，边缘参差，所以也称为毛装。在清代乃至民国，文人学士中的文稿，还常用此法装订。如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鲁迅、陈垣等人的稿本，也还常常采用这种毛装形式。所以虽然它算了不上是一种独立的装帧形制，但也不是稀见的现象，不能完全无视它。
1、简策 即编简成册。古时“策”、“册”相通。《说文文解字》中解释“册”字说：“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这是就篆字“册”字而言的。篆字“”楷化之后变成了“册”，虽无“二编之形”了，但“”仍不失竹木简的条片之形，而中间一横，亦不失绳穿、绳编简片的遗义。可见“简策”就是编简成册之义。《仪礼·聘礼》中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对于这句话中的“策”字，东汉郑玄解释说：“策，简也。”唐代孔颖达则解释说：“策是众简相连之称。”两个人的解释都对。郑玄说“策”就是竹木简；孔颖达则说“策”是编连起来的竹木简。一个粗解，一个确说，都不错。古人编简成册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每根竹简上端都钻个圆洞，然后以一绳逐次串连。汉代刘熙《释名》中说：“札，栉也，编之为栉齿相比。”意思是说在写好的竹木简上端钻孔，然后用绳依次串编，上边就好像梳子背，下边诸简垂挂，有如栉齿并列。另一种是用麻绳或丝线绳，像编竹帘子一样地编边竹简。编绳的道数多少取决于竹木简的长短。短简两道编绳即可，长简两道编不结实，就编三道或四道。至于先写后编或先编后写，两种情况都有。
2、帛书卷子装 帛书与竹木简虽然制作材料不同，成书之后的面貌也各异，但在装帧形制上彼此却有许多相似之处。缣帛轻软，可塑性强，表现在装帧形制上既可折叠，也可卷收。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有的写在整幅帛上，难以卷收，故折叠随葬在一个漆盒内。有的写在半幅宽的缣帛上，则以二三厘米宽的竹片粘于卷尾，并以此为轴心将帛书从尾向前卷成帛卷，这大概就是帛书卷子装的雏形了。帛书为什么一定也要做成卷子，这仍是对编简成册之后从尾向前卷起的竹木简的模仿。清代著名的史学家和目录学家在《文史通义》中曾说：“古人之于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于书，则有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还说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整理国家藏书“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后于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也证明帛书以卷子为型，所以才以卷为计量单位。
3、纸书卷轴装 用纸来写书西汉末年可能就开始了。纸书出现后的装帧形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盛行卷轴装，这无论从文献记载和实物流存都能得到充分的证实。生活在三国至西晋时的傅咸曾作有《纸赋》，说当时的纸书“揽之则舒，舍之则卷”。这当是最早对纸书卷轴装的形象描绘。纸张有一定的弹性，卷久了就有回收的惯性，所以用手揽之便舒展开来，一撒手就又收卷回去，这是卷轴装书籍固有的现象。可见三国两晋时期的纸制书籍已是卷轴装了。
4、经折装 顾名思义，它应该是折叠佛教经卷而成的一种装帧形制。我们在前边说过了，直到唐末五代，中国纸书仍普遍流行卷轴装。可是唐代的宗教，特别是佛教，十分发达。佛教发达，意味着善男信女诵经的普遍；而卷轴装的流行，则意味着僧尼们诵经的不便。那种“揽之则舒，舍之则卷”的麻烦，不难想象。于是由佛弟子们将本是长卷的佛经，从头至尾地依一定行数和宽度连续左右折叠，最后形成长方形的一叠，再在其前后名粘装一张与叠本大小一致的厚硬纸作为封皮，一种新型的装式就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经折装。所以元朝吾衍在《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复为簿帙。”清代高士奇在《天禄识余》中也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其后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乃分为簿帙，以便检阅。”这两段话实在是道出了由卷轴而经折，由经折而册叶这一装帧形制演变的真谛。
5、梵夹装 梵夹装不是中国典籍固有的装帧形制，而是古代中国代对从印度传进来的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佛教经典装式的一种称呼。隋朝杜宝在其《大业杂记》中说东都洛阳的“承福门即东城南门。门南洛水有翊津桥，通翻经道场。新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叶形似枇杷，叶面厚大，横作行书。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今呼为梵“筴”。“筴”即册意，后来演化为“夹”。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翻经场有新从外国传进来的佛经，经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文字横行。写好的贝叶，约磨厚薄多少，形成一摞，再做成两块与贝叶大小相同的木板，上一块下一块地将摞起来的贝叶夹住，然后在中间穿一孔，或在两端靠里的位置上各穿一孔，最后用绳穿孔，绕捆夹板贝叶，一个梵夹装式就算装帧完了。因其是梵文书写，又因其是夹板穿捆，所以当时的中国人就称其为梵夹。这跟中国的所谓的经折装，没有任何相通或相同之处。那末中国纸书到底有没有梵夹装呢？由于贝叶经梵夹装式的影响，中国纸书也有仿此装式的现象出现。不列颠图书馆东方部收藏的中国敦煌遗书中，有唐末或五代时书写的《禅门经》一件，纸为长条状，似仿加工好的贝叶，共１９叶３８面。其夹板穿绳虽早已失传，但两端靠里部位的穿孔犹存，说明它就是当时中国纸书的梵夹装。该馆还藏有两件中国的敦煌遗书，一件是《佛经疏释》，一件是《唯识三十论要释》，也都有当年梵夹装式的穿孔，证明它们也都是中国纸书的梵夹装。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有一件唐写本《思益梵天所问经》，麻纸，长条似贝叶。尚有一块夹板留存。夹板与经叶中间有一圆孔，圆孔中尚存一段穿绳。穿绳一端露在夹板外面，挽有一个较粗大的疙瘩；另一端虽然残断定少，但仍穿连着夹板和经叶。这是迄今所见到的中国古书中最典型的梵夹装实物，和经折装也没有什么相通或相同之处。可见长期以来，将经折装就视为梵夹装，或者又称为梵夹装，是没有根据的，完全是一种误解。
６、旋风装 经折装和旋风装大约都产生在公元９世纪后半叶的唐代。两者也都是针对卷轴装的不便而创意改革和改进的。但两者的出现所适应的社会文化需求则不同，因而形成的形制也截然不同。经折装是僧尼们针对卷轴装诵经的不便，而对卷轴装进行彻底的改造；旋风装则是为适应唐代诗歌创作而经常翻检类书、韵书而对卷轴装的改进。有关旋风装的解释，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刘国钧先生在《中国书史简编》和《中国书的故事》中的描述。刘先生说：“卷子有时长达几丈，展开卷起都非常费时费事……于是就有人把一幅长卷折叠起来，成为长方形的一叠……这就出现了一种新式书籍，称为经折装或梵夹装。……可是这样的书容易散开，仍然不大便利。于是就又有人用一张整纸把经折书的最前叶和最后叶粘连，而将书的右边包裹起来，这样就可以不至散开。这种形式称为‘旋风装’，是经折装的变形。经折装和旋风装大约在公元９世纪中叶以后就都出现了。”归纳起来，就是刘先生认为，只要绕过经折装右边在前后封面粘边一张整纸，于是经折装就又变成为旋风装。为什么这个就叫旋风装？刘先生后来在《中国书的故事》中又做过形象描绘。他说，这种装式“如果从第一叶翻起，直翻到最后，仍可接连翻到第一叶，回环往复，不会间断，因此就把它称为旋风装”。刘先生这两本书，一本是大学教材，一本是通俗读物，所以流通很广，于是这个说法也就随之深远了，深远到中国大百科全书仍采用这外说法。那末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呢？可以肯定地说，不是这么回事。但刘先生的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其根源大概是受日本人的某些说法而导出来的。且那时资料较少，实物难见，没什么好责怪的。倒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图书情报档案卷仍沿此书，就不太应该了。
７、蝴蝶装 入宋以后，中原、江浙、川蜀、八闽，雕版印书大兴。与北宋几乎同进并立的还有北方的辽、西北的西夏，以后还有金和蒙古。这些民族虽然分立国度，但都身居神州大地，亦都兴雕版印书。所以这一时期的中土各地也都流行蝴蝶装。《明史·艺文志序》说：“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迄流贼之乱，宋刻元飧胥归残缺。”这几句话是明朝人的说法，比较可信。因为“明太祖定元都，大将军收图籍至之南京，复诏求四方遗书，设秘书监丞，寻改翰林典籍以掌之”。且于永乐四年（１４０６）“命礼部尚书郑赐遣使访购，惟其所欲与之，忽较值”。所以至宣宗时，“秘阁贮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可见明初秘阁藏了不少前代典籍。这些典籍“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这就是对蝴蝶装的形象描绘。蝴蝶装也简称蝶装，其具体的装法是将每张印好的书叶以版心为中缝线，以印字的一面为准，上下两个半版字对字地折齐。然后集数叶为一叠，以折边居右戳齐成为脊，而后再在书脊处用浆糊或其他粘连剂逐叶彼此粘连。再预备一张比书叶略长的硬浆湖的书脊上，作为前后封面，也叫书衣。最后再把上下左三边余幅剪齐，一册蝴蝶装的书就算装帧完了。这种装帧形式，从外表看很很像现在的平装书，打开时版心好像蝴蝶身躯居中，书叶恰似蝴蝶的两翼向两边张开，看去仿佛蝴蝶展翅飞翔，故称蝴蝶装。蝴蝶装适应了一版一叶的特点，并且文字朝里，版心集于书脊，有利于保护版框以内的文字。上下左三边朝外，则均是框外余幅，磨损了也不致于伤害框内文字。这就是蝴蝶装广泛流行于宋、辽、西夏、金、元的根本原因。
８、包背装 蝴蝶装的长处已在上边说了，但同任何其他事物一样，在充分显示它的优点的同时，往往也不暴露了自身的弱点。蝴蝶装的书叶是反折的，上下两个半叶的文字均相向朝里，这对保护框内文字固然有好处，但这种装帧形式形成了所有的书叶都是单叶。不但每看一版使人首先看到的都是无字的反面，而且很容易造成上下两上半叶有文字的正面彼此吸连，翻阅极为不便。并且，蝶装书脊全用浆糊粘连，长期作为藏书可以，若是经常翻阅，便极易散乱。针对蝶装的这些弱点，一种便于翻阅而又更加牢固的新式装帧出现了，这就是包背装。包背装的特点，是一反蝴蝶装倒折书叶的方法，而将印好的书叶正折，使版心所在折边朝左向外，使文字向人。书叶左右两边的框外余幅，由于是正折书叶，故齐向右边而集成书脊。折好的数十叶书叶，依顺序摞好，而后戳齐左边书口，压稳。然后在右边框外余幅上打眼，用纸捻订起砸平。裁齐右边余幅的边沿，形成平齐书脊，也称书背。再用一张硬厚整纸比试书背的厚度，双痕对折，做为封皮，用浆糊粘裹书背（脊），再裁齐天头地脚及封面的左边，一册包前装的书籍就算装帧完了。这种装帧的特点主要是包裹书背，所以称为包背装。
９、线装 指用线来装订书籍。中国什么时候懂和用线来装订书籍，说法不一，但通常都说是出现在明代中叶以后。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绝不确切。现藏于不列颠图书馆东方部的中国敦煌遗书中颇有几件唐末五代和北宋初年的遗籍，其装订办法：有的在书脊上端用线横索书背；有的在书脊内侧上下端各打一透眼，然后用线绳横索书背，再引绳连穿下端透眼横索书背，最后在中间打结系扣；有的在书脊内侧上中下打三个透眼，然后逐一横索书脊，竖向连穿，最后在中间打结系扣。有的订线宛在，装帧完整；有的订线虽佚，但穿也犹存。如Ｓ５５３４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就是订绳已佚，但穿线的一排三孔犹存。Ｓ５５３６号《金刚般若蜜经》，则是穿绳宛在，装式完好。Ｓ５６４６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北宋乾德七年（实为开宝二年，９６９）书写。其装帧就是在书脊内侧打三个透眼，用两股拧在一起的线绳横索书脊，并沿书脊竖穿横索，最后在中间透眼处打起蝴蝶结系死。这些实物以无可辩驳的资格证明，唐末五代及北宋初期的确流行过线装书籍。但多系民间草创，穿孔不定，形式不定。１９７４年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四层主像胸腹部发现了辽代写、刻的僧俗典籍一批。该塔建于辽清宁二年（１０５６），因此这些典籍的写、刻当不晚于这一年，其中有一部写本《大方广佛花严经疏序》及《劝善文》的合订册，很能反映线装书籍的演变状况。当然前提是这件东西必须不是后世另放的。这件东西已是四眼装订，与现今流行的线装形制无甚不同。如果真切可靠，则可以肯定中国１０－１１世纪线装书籍已经定型。只不过是中间有几百年的断档，直到明代中叶以后才复兴起来。为什么已经兴起的装式又中断了呢？这个问题宋朝人有过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南宋初年的张邦基在其所著《墨庄漫录》卷四中说：“王洙原叔内翰常云：‘作书册粘叶为上，久脱烂，苟不逸去，寻其次第，足可抄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若缝缋，岁久断绝，即难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数册，错乱颠倒，伏读岁余，寻绎缀次，方稍完复，用缝缋之弊也。’”王洙字原叔，应天宋城（今属河南）人，是北宋嘉祐以前的人物。一生在朝为官，长期与编书写书打交道，所以对书的情况较熟悉，能道出书册缝缋与粘连的利弊得失。他的生活时代离开北宋开国仅半个世纪，也证明唐末五代及此宋初年确曾流行过线装装式。但由于实践比较缝缋不如粘连，所以线装形式逐渐被放弃，蝴蝶装逐渐盛行起来。
１０、毛装 现知毛装书通常在两种情况下出现。一种是官刻书，特别是清代内府武英殿的刻书，通常都要赠送给内府各宫、各王府、功臣、封疆大吏。这种书送去之后，不知人家怎么装潢，配什么质地的封面，所以就毛装发送。辽宁省图书馆珍藏沈阳故宫所得馈送之殿版书，其中不少还是当初清朝内府武英殿的毛装。宁波范氏天一阁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进书有功，乾隆皇帝为了嘉奖天一阁的献书赤诚，下令将雍正时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赠送给天一阁。天一阁得到此书后，专门做了几个大书橱，将此书庋藏在天一阁的宝书楼上。直到今天，若登楼阅书，还会发现那套《古今图书集成》，仍是２６０多年前清朝内府的毛装，为不使其散乱，也常常自己把它装订起来。有用线订的，也有用纸捻订的。毛毛草草，边缘参差，所以也称为毛装。在清代乃至民国，文人学士中的文稿，还常用此法装订。如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鲁迅、陈垣等人的稿本，也还常常采用这种毛装形式。所以虽然它算了不上是一种独立的装帧形制，但也不是稀见的现象，不能完全无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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