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一些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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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欧阳修[/b][/color]
北宋大文豪欧阳修：人格魅力超强 长相却不敢恭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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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范仲淹[/b][/color]
[color=#669900]概述[/color]
范仲淹（989年—1052年）男，（即太宗端拱二年——皇祐四年） 字希文，原名朱说。为北宋名臣，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谥号“文正”。汉族，祖籍陕西彬州(今陕西省咸阳市彬县)，生于苏州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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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00]简介[/color]
范仲淹少年时家贫但好学，当秀才时就常以天下为己任，有敢言之名。曾多次上书批评当时的宰相，因而三次被贬。宋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李元昊造反，以龙图阁直学士与夏竦经略陕西，号令严明，夏人不敢犯，羌人称为龙图老子，夏人称为小范老子。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对当时的朝政的弊病极为痛心，提出“十事疏”，主张建立严密的仕官制度，注意农桑，整顿武备，推行法制，减轻傜役。宋仁宗采纳他的建议，陆续推行，史称“庆历新政”。可惜不久因为保守派的反对而不能实现，因而被贬至陜西四路宣抚使，后来在赴颍州途中病死，有《范文正公集》传世。
他喜好弹琴，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曲，故时人称之为范履霜。他工于诗词散文，所作的文章富政治内容，文辞秀美，气度豁达。他的《岳阳楼岳阳楼记记》一文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两句，为千古佳句。也是他一生爱国的写照。
他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统帅，也是—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他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成为后来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他对某些军事制度和战略措施的改善，使西线边防稳固了相当长时期；经他荐拔的一大批学者，为宋代学术鼎盛奠定了基础；他倡导的先忧后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烁异彩的精神财富：朱熹称他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千载迄今，各地有关范仲淹的遗迹始终受到人们的保护和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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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楼记
[color=#669900]生平[/color]
[color=#6699CC] 1、自幼孤贫 勤学苦读[/color]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八月初二，范仲淹在河北正定。他的父亲范墉，当时做宁武军节度掌书记——徐州军事长官的秘书。范墉先娶陈氏，继娶谢氏．仲淹是他第三个儿子。范仲淹出生第二年．父亲便病逝了。谢氏贫困无依，只好抱着襁褓中的仲淹．改嫁山东淄州长山县(今山东邹平县附近)一户姓朱的人家。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在朱家长大成人。
范仲淹从小读书就十分刻苦，朱家是长山的富户，但他为了励志，常去附近长白山上的醴泉寺寄宿读书，晨夕之间．便就读讽诵。他片读不懈的精神，给僧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他的生活极其艰苦，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几根腌菜，调半盂醋汁，吃完继续读书。后世便有了断虀画粥的美誉,但他对这种清苦生活却毫不介意，而用全部精力在书中寻找着自己的乐趣。
这样过了差不多三年，长山乡的书籍已渐渐不能满足他的需要。 一个偶然的事件，暴露了范仲淹家世的隐秘。他惊谔地发现，自己原是苏州范家之子，这些年来，一直靠继父的关照度日。这件事使范仲淹深受刺激和震动，愧愤交集之下，他决心脱离朱家，自树门户，待将来卓然立业，再接母归养。于是他匆匆收拾了几样简单的衣物，佩上琴剑，不顾朱家和母亲的阻拦，流着眼泪，毅然辞别母亲，离开长山，徒步求学去了。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二十三岁的范仲淹来到睢阳应天府书院(今河南睢阳区)。应天府书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共有校舍一百五十间，藏书敷千卷。更主要的是这里聚集了许多志操才智俱佳的师生。到这样的学院读书，既有名师可以请教，又有许多同学互相切磋，还有大量的书籍可供阅览，况且学院免费就学，更是经济拮据的范仲淹求之不得的。应天府后来改名南京，应天府书院所以又叫南都学舍。
范仲淹十分珍惜崭新的学习环境，昼夜不息地攻读。范仲淹的一个同学、南京留守（南京的最高长官）的儿子看他终年吃粥，便送些美食给他。他竟一口不尝，听任佳肴发霉。直到人家怪罪起来，他才长揖致谢说：“我已安于过喝粥的生活，一旦享受美餐，日后怕吃不得苦。” 范仲淹艰涩的生活，有点像孔子的贤徒颜回；一碗饭、一瓢水，在陋巷，他人叫苦连天，颜回却不改其乐．
范仲淹的连岁苦读，也是从春至夏，经秋历冬；凌晨舞一通剑，夜半和衣而眠。别人看花赏月，他只在六经中寻乐．偶然兴起，也吟诗抒怀； “白云无颡帝乡遥，汉苑谁人奏洞萧？多难未应歌风鸟，薄才犹可赋鹪鹩．瓢思颜于心还乐，琴遇懂君恨即销．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 数年之后，范仲淹对儒家经典——诸如《诗经》、《尚书》、《易经》、《礼记》、《乐经》、《春秋》等书主旨，已然堪称大通：吟诗作文，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
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迷信道教的宋真宗率领百官到亳州（今安 徽亳县）去朝拜太清宫。浩浩荡荡的车马路过南京（今河南商丘，下同），整 个城市轰动了，人们争先恐后地看皇帝，惟独有一个学生闭门不出，仍然埋头读书。有个要好的同学特地跑来劝他：“快去看，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但这个学生只随口说了句：“将来再见也不晚”，便头也不抬 地继续读他的书了。果然，第二年他就得中进士，见到了皇帝。这位学生就是 日后的北宋伟大的改革思想家范仲淹。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秋和八年(1015年)春，他通过科举考试，中榜成为进士。在崇政殿参加御试时，他第一次看见年近五旬的真宗皇帝。后来还荣赴了御赐的宴席。 二月的汴京(今开封市)，春花满目．进士们坐跨骏马，在鼓乐声中游街：“长白一寒儒，名登二纪余”。他吟着这样的诗句，想到自己已经二十七岁。比起旁边的滕宗谅等人，年纪显得大了许多。
不久，他被任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广德军位置在今安徽广德县一带，司理参军是掌管讼狱、审理案件的官员，从九品）。接着，又调任为集庆军节度推官（集庆军辖境位置在今安徽亳州一带，节度推官是幕职官，从八品）。他把母亲接来赡养，并正式恢复了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从此开始了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
[color=#6699CC]2、为民治堰 热心执教[/color]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被调往泰州海陵西溪镇(今江苏省东台县附近)，做盐仓监官——负责监督淮盐贮运转销．西溪镇濒临黄海之滨，镇上虽也可偶见牡丹，其荒远情景毕竟与内地不同。乍听风浪的呼啸及野鹤的长唳，范仲淹不免略觉惆怅．而仓官既属于闲差，他便暂以疏懒饮宴采自我解嘲：“卑牺曾未托椅梧，敢议雄心万里途!蒙叟自当齐黑白，于牟何必怨江湖……一醉一吟疏懒甚，溪人能信解嘲无？”
然而，他很快发现，这里有许多事情需要去做。当地多年失修的海堤，已经坍圮不堪，不仅盐场亭灶失去屏障，而且广阔的农田民宅，也屡受海涛威胁。遇上大海潮汐，甚至水淹泰州城下，成千上万灾民流离失所。官府盐产与租赋，都蒙受损失。为此，他上书给江淮漕运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在通州、泰州、楚州、海州(今连云港至长江口北岸)沿海，重修一道坚固的捍海堤堰。
对于这项浩大的工程，张纶慨然表示赞同，并奏准朝廷，调范仲淹做兴化县令（今江苏省兴化市），全面负责治堰。
天圣二年(1024年)秋，兴化县令范仲淹率领来自四个州的数万民夫，奔赴海滨。但治堰工程开始不久，便遇上夹雪的暴风，接着又是一场大海潮，吞噬了一百多民工。一部分官员，认为这是天意，堤不可成，主张取缔原议，彻底停工。事情报到京师，朝臣也踌躇不定。而范仲淹则临危不惧，坚守护堰之役。
大风卷着浪涛冲到他腿上，兵民们纷纷惊避，官吏也张皇失措，范仲淹却没有动，他有意看看身旁的同年好友滕宗谅，宗谅正从容不迫地评论着一段屹立的堤堰。大家发现他两人泰然自若，情绪也安稳下来。 经过范仲淹等人的努力坚持，捍海治堰又全面复工。不久，绵延数百里的悠远长堤，便凝然横亘在黄海滩头。盐场和农田的生产，从此有了保障。往年受灾流亡的数干民户，又扶老携幼，返回家园。人们感激兴化县令范仲淹的功绩，都把海堰叫做“范公堤”。兴化县不少灾民，竟跟着他姓了范。 至今兴化仍有范公祠遗址，为父老怀念。
“有客狂且淳，少小爱功名”，“风尘三十六，未做万人英”。这是范仲淹三十六岁时写的诗句。他大约至三十四、五岁才结婚，这年得了一子，并被调回京师，做大理寺丞。从此，他跨入京官的行列。
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谢氏病故。范仲淹含泪服丧，回南京居住。当时南京留守官晏殊，已风闻仲淹通晓经学，尤长于《易》经。他邀请仲淹协助戚氏主持应天府学的教务。仲淹慨然领命，还把另一位青年朋友富弼，推荐给晏殊。
为了便于工作，范仲淹搬到学校去住。他制定了一套作息时刻表，按时训导诸生读书。夜晚，还经常深入宿舍，检查和责罚那些偷闲嗜睡的人。每当给诸生命题作赋，他必定先作一篇，以掌握试题难度和着笔重点，使诸生迅速提高写作水平。
应天府书院的学风，很快就焕然一新。四方前来就读和专意向范仲淹问业的人，络绎而至。范仲淹热诚接待这些迢迢而来的学者，不倦地捧书为他们讲授。有时，还用自己的微薄俸禄招待他们吃饭，以至自己家中窘迫不堪。 一次，有位游学乞讨的孙秀才，前来拜谒范公。范仲淹即刻送了他一千文钱。过了一年，孙秀才又来拜谒范公，范仲淹一边送钱给他，一边问他为何匆匆奔讨，不坐下来静心读书。孙秀才悲戚地说，“家有老母，难以赡养；若每天有一百文的固定收入，便足够使用。”
范仲淹对他说：“听语气，你不像乞客。待我帮你在本校找个职事，让你一月可得三千文，去供养老人。如此这般，你能安心治学不能?”孙秀才大喜拜命，从此，跟着范仲淹攻读《春秋》。第二年，范仲淹离开南京，孙秀才也辞去职事。
十年之后，朝野上下传诵着有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在泰山广聚生徒，教授《春秋》，姓孙名复．就连山东著名的徂铼先生石介，也师事于他。这位学者，便是当年那位孙秀才。范仲淹感慨地说：“贫困实在是一种可怕的灾难。倘若孙复一直乞讨到老，这杰出的人才岂不湮没沉沦。”
除了孙复之外，范仲淹还联络和帮助过许多著名的学者。如胡瑷、李觏、张载，石介等。或邀聘他们到自己的管界主持教务，或荐举他们出任朝廷的学官，或指点他们走上治学之路。从海陵到高邮，从苏州到分州(今陕西彬县)，范仲淹每到一处，总是首先兴学聘师，关心教育。后来做到宰相时，更下令所有的州县一律办学。而经他指教和影响过的很多人，往往都各有所成。
[color=#6699CC]3、几起几落 百折不挠[/color]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服丧结束．经过晏殊的推荐，他荣升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秘阁设在京师宫城的崇文殿中．秘阁校理之职，实际上属于皇上的文学侍从。在此，不但可以经常见到皇帝，而且能够耳闻不少朝廷机密。对一般宋代官僚采说，这乃是难得的腾达捷径。
范仲淹一旦了解到朝廷的某些内幕，便大胆介入险恶的政治斗争．他发现仁宗皇帝年巳二十，但朝中各种军政大事，却全凭六十岁开外的刘太后一手处置，而且，听说这年冬至那天，太后要让仁宗同百官一起，在前殿给她叩头庆寿，范仲淹认为，家礼与国礼，不能混淆，损害君主尊严的事，应予制止，他奏上章疏，批评这一计划。
范仲淹的奏疏，使晏殊大为恐慌。他匆匆把范仲淹叫去，责备他为何如此轻狂，难道不怕连累举主吗？范仲淹素采敬重晏殊，这次却寸步不让，沉脸抗言：“我正为受了您的荐举，才常怕不能尽职，让您替我难堪，不料今天因正直的议论而获罪于您。”一席话，说得晏殊无言答对。 回到家中，范仲淹又写信给晏殊，详细申辩，并索性再上一章，干脆请刘太后撤帘罢政，将大权交还仁宗。
朝廷对此默不作答，却降下诏令，贬范仲淹寓京，调赶河中府(今山西省西南部永济县一带)任副长官——通判．秘阁的僚友送他到城外，大家举酒饯别说；“范君此行，极为光耀呵！” 三年之后，刘太后死去了。仁宗把范仲掩召回京师，派做专门评议朝事的言官——右司谏．有了言官的身份，他上书言事更无所畏惧了。
明道二年（1033年），京东和江淮一带大旱，又闹蝗灾，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仁宗马上派人前去救灾，仁宗不予理会，他便质问仁宗：“如果宫廷之中半日停食，陛下该当如何?”仁宗惊然惭悟，就让范仲淹前去贩灾。他归来时，还带回几把灾民充饥的野草，送给了仁宗和后苑宫誊。
这时的宰相吕夷筒，当初是靠讨好刘太后起家的。太后一死，他又赶忙说太后的坏话．这种狡诈行径，一度被仁宗的郭皇后揭穿，宰相职务也被罢免．但夷简在宫廷中的因缘关系，依然根深蒂固．不久，他便通过内侍阎文应等重登相位，又与阎文应沆瀣一气，想借仁宗的家务纠纷，而废掉郭后。堕入杨美人、尚美人情网的年轻皇帝，终于决定降诏废后，并根据吕夷简的预谋，明令禁止百官参议此事。
范仲淹懂得，这宫廷家务纠纷背后，掩藏着深刻而复杂的政治角逐。他与负责纠察的御史台官孔道辅等，数人径趋垂拱殿，求见仁宗面谈。他们伏阁吁请多时，无人理睬：司门官又将殿门砰然掩闭。范仲淹等人手执铜环，叩击金扉，隔门高呼质问：“皇后被废，为何不听台谏入言！”看看无济于事，大家在钢虎畔议定一策，准备明日早朝之后，将百官统统留下，当众与吕相辩论。
次日凌晨，妻子李氏牵着范仲淹的衣服，再三劝戒他勿去招惹祸机。他却头也不回地出门而去。刚走到待漏院，等候上朝，忽听降诏传呼，贬他远窜江外，去做睦州(今浙江桐庐县附近)知州。接着，朝中又派人赶到他家，催促着要押他即刻离京。孔道辅等人，也或贬或罚，无一幸免。
这次至城郊送别的人，已不很多，但仍有人举酒赞许说：“范君此行，愈觉光耀！”在离开谏职去浙江的路上，范仲淹心中并无悔恨，只是略觉不平：“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有人笑他好似不幸的屈原，他却认为自己更象孟轲：“分符江外去，人笑似骚人”，“轲意正迂阔，悠然轻万锺”!
过了几年，他由睦州移知苏州，因为治水有功，又被调回京师，并获得天章阁待制的荣衔，做了开封知府。前时一同遭贬的孔道辅等人，也重归朝廷。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仅仅几个月，号称繁剧的开封府就“肃然称治”。
范仲淹看到宰相吕夷简广开后门，滥用私人，朝中腐败不堪。范仲淹根据调查，绘制了一张“百官图”，在景祐三年(1036年)呈给仁宗。他指着图中开列的众官调升情况，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的批评。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吕夷简更诬蔑范仲淹勾结朋党，离间君臣。
范、吕之争的是非曲直，不少人都看得分明．偏偏吕夷简老谋深算，善于利用君主之势而最终取胜．仁宗这年二十七岁，尚无子嗣。据说范仲淹曾关心过仁宗的继承人问题，或许谈论过立什么皇太弟侄之类的事。这事虽出于兴旺宋廷的至诚和忠直之心，却不免有损仁宗的自尊。加以吕夷简的从旁中伤，范仲淹便被递夺了待制职衔，贬为饶州知州。后来几乎又贬死岭南。
台官韩渎为迎合宰相意旨，请把范仲淹同党的人名，写成一榜，张挂于朝堂。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人，因为替范仲淹鸣不平，也纷纷被流窜边远僻地．从此，朝中正臣夺气，直士咋舌。
这次到都门外送范仲淹的亲朋，已寥寥无几。但正直的王质，却扶病载酒而来，并称许“范君此行，尤为光耀！”几起几落的范仲淹听罢大笑道：“仲淹前后巳是三光了，下次如再送我，请备一只整羊，作为祭吧!”第二天，有人警告王质说，他昨日送范仲淹的一言一动，都被监视者记录在案，他将作为范党被审查。王质听了，毫无畏色，反引以为荣。
饶州在都阳湖畔。从开封走水路到此，至少须经十几个州。除扬州外，一路之上竟无人出门接待范仲淹，范仲淹对此，也并不介意．他已经习惯于从京师被贬作地方官了。他捻着花白的髭缵，在饶州官舍吟起一诗；“三出青城鬓如丝，斋中萧洒过掸师”，“世间荣唇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
范仲淹自幼多病，近年又患了肺疾．不久，妻子李氏也病死在饶州。在附近做县令的诗友梅尧臣，寄了一首《灵乌赋》给他，并告诉他说，他在朝中屡次直言，都被当作乌鸦不祥的叫声，昔日愿他拴紧舌头，锁住嘴唇，除了吃喝之外，只管翱翔高。范仲淹立即回答了一首《灵乌赋》，禀复说，不管人们怎样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我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五十岁前后，范仲淹先后被调到润州(今江苏镇江一带)和越州(今浙江绍兴一带)作知州。这时，一桩重大事件震动了全国，也改变了他的命运。
[color=#6699CC] 4、西陲守土 边帅军功[/color]
原来住在在甘州和凉州（今甘肃张掖、武威）一带的党项族人，本来臣属于宋朝。从宝元元年(1038年)起，党项族首领元昊，突然另建西夏国，自称皇帝，并调集十万军马，侵袭宋朝延州(今陕西延安附近)等地。面对西夏的突然挑衅，宋朝措手不及，朝廷内有的主攻，有的主守，吵成一团，宋仁宗也举棋不定，莫衷一是。
边境上更是狼狈，由于三十多年无战事，宋朝边防不修，士卒未经战阵，加上宋将范雍无能，延州北部的数百里边寨，大多被西夏军洗劫或夺去。仁宗与吕夷简商议，派夏竦去做陕西前线主帅：又采纳当时副帅韩琦的意见，调范仲淹作另一员副帅——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后来又把尹洙也调至西线。
五十二岁的范仲淹，先被恢复了天章阁待制的职衔，转眼间又荣获龙图阁直学士的职衔。进京面辞仁宗之后，范仲淹便挂帅赶赴延州，仕途上的艰辛蹉跎使他早已霜染鬓发，但是忠心报国的热忱却不减当年。范仲淹亲临前线视察，他发现宋军官兵、战阵、后勤及防御工事等，各方面都颇多弊端；如不改革军阵体制，并采取严密的战略防御，实难扭转战局。韩琦的看法却不同；他低估了西夏军优势，并激于屡受侵扰的义愤，主张集中各路兵力，大举实行反击。
夏竦为请仁宗批准反攻计划，派韩琦和尹洙兼程回京，得获仁宗诏准后，尹洙又奉命谒见范仲淹，请他与韩帅同时发兵．范仲淹与韩、尹虽为至交，却认为反攻时机尚未成熟，坚持不从。尹洙慨叹道：“韩公说过，‘且兵须将胜负置之度外’。您今天区区过慎，看来真不如韩公!”范仲淹说：“大军一发，万命皆悬，置之度外的观念，我不知高在何处!”
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韩琦接到西夏军侵袭渭州(今甘肃平凉一带)的战报。他立即派大将任福率军出击。西夏军受挫撤退，任福下令急迫。直追至西夏境六盘山麓，却在好水川口遇伏被围。任福等十六名将领英勇阵亡，士卒惨死一万余人。韩琦大败而返，半路碰上数千名死者的家属。他们哭喊着亲人的姓名，祈祷亡魂能跟着韩帅归来。韩琦驻马掩泣，痛悔不迭。
范仲淹的战略防御，并非单纯或消极的防守措施。他初至延州，便全面检阅军旅，并实行了认真的裁汰和改编。他从士兵和低级军官中提拔了一批猛将，由当地居民间选录了不少民兵；又开展了严格的军事训练。按军阶低高先后出阵的机械临阵体制，也被他取缔，改为根据敌情选择战将的应变战术。在防御工事方面，他采纳种世衡的建议，先在延北筑城；后来又在宋夏交战地带，构筑堡寨。对沿边少数民族居民，则诚心团结，慷慨优惠，严立赏罚公约。这样，鹿延、环庆、泾原等路边防线上，渐渐屹立起一道坚固的屏障。
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的一天，范仲淹密令长子纯佑和蕃将赵明，率兵偷袭西夏军，夺回了庆州西北的马铺寨。他本人，又随后引军出发。诸将谁也不知道这次行动的目的。当部队快要深入西夏军防地时，他突然发令：就地动工筑城。建筑工具事先已经备好，只用了十天，便筑起一座新城。这便是锲入宋夏夹界间那座著名的孤城——大顺城。西夏不甘失利，派兵来攻，却发现宋军以大顺城为中心，已构成堡寨呼应的坚固战略体系。
从大顺城返回庆州的途中，范仲淹觉得如释重负。头年，在延州派种世衡筑青涧城，东北边防已趋稳定。西夏军中私相戒议的话，也传到他的耳朵里。他们说“不能轻易攻取延州了，如今小范老子胸中有数万甲兵，不似大范老子那般好对付”。现在庆州北部的边防，也大体接近巩固。只是他自己的身体，却感到十分疲乏。此刻正是暮春季节，山畔的野花刚刚开放。如果是在江南，早巳百花烂漫了。他随口吟起四句诗：“三月二十七，羌山始见花；将军了边事，春老未还家。”
转眼又是夏去秋来．范仲淹为了严密防务，不能不赴大顺城等处踏勘．他今年已逾五十四岁，满头白发，在朔风中摇曳，望望天空南飞的大雁，心中有无尽的感慨。深夜失眠，他便挑灯填起词来；一连数阕《渔家傲》，都以相同的四个字开头：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仲淹还采取了一些办法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宋朝皇帝的诏旨中曾规定了各级将领统率军队的数目，若遇敌侵犯，地位低的军官就带军队先行出阵抵御。范仲淹说：“战将不选择适当的人，只以官阶高低作为出阵先后的标准，这是自取失败的办法。”于是，他认真检阅了延州的军队，淘汰了一批怯懦无能的将校，选拔了一批经过战火考验的有才干的人代替他们，他又淘汰老弱，选择18000名合格士兵，把他们分成6部，让每个将领统率3千人，分别予以训练，改变了过去兵将不相识的状况，临战时根据敌军多寡，调遣他们轮流出阵抗敌。
范仲淹又积极召募士兵，因为原来守边的大都是从内地调来的已经腐化的禁军，这批人既不耐劳苦，又因久戌思乡，斗志不高，而从本地人民中召募士兵，熟悉山川道路，强悍敢战，又因保卫家乡，斗志较强。精练士卒，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此外，范仲淹能以身作则，将士没喝上水他从不说渴，将士没吃上饭他从不叫饿，朝廷赏赐给他的金帛都分发给将士。范仲淹赏罚分明，奖励勇猛杀敌的士兵，提拔重用立功的将领，对克扣军饷的贪污分子则当众斩首，毫不留情。这样，在范仲淹的率领下，西北军中涌现出许多像狄青、种世衡那样有勇有谋的将领，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
在范、韩等人苦心经营下，边境局势大为改观。这时，西夏国内出现了各种危机，西夏军将领中间，也矛盾重重．至庆历二年以后，边界自西夏向宋朝投诚的人，已陆续不断。宋夏两国的百姓，都希望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双方议和的使节，也开始秘密往返于兴庆府(今银川市)与汴梁之间。庆历四年（1044年）双方正式达成和议。宋夏重新恢复了和平，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
[color=#6699CC]5、庆历新政 改革图强[/color]
从元昊叛宋起，宋军的边防开支便突然膨胀起来。政府为了扩大收入，又不得不增加百姓负担。于是，包括京城附近在内，各地反抗朝廷的暴动与骚乱，纷然而起。
庆历三、四年间(1043—1044年)，急待稳定政局的仁宗皇帝，似乎显得格外开朗和进步。他将西线的三名统帅——夏辣、韩琦和范仲淹，一同调回京师，分别任命为最高军事机关的正副长官——枢密使、枢密副使：又扩大言官编制，亲自任命下三、四名谏官——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后来号称“四谏”。
“四谏”官一声奏言，撤掉了略无军功的夏竦，以杜衍和富弼为军事长官。“四谏”官又一声奏言，彻底罢免了吕夷简的军政大权。“四谏”们第三声奏论，则驱逐了副宰相王举正，以范仲淹取而代之。面对这前所未有的出色班底，石介喜出望外。他写诗赞颂说：举擢俊良，扫除娇魅！提升众贤，就象拔茅一样，大批群起，驱逐奸邪，就象切掉鸡爪一般，永难长续。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仁宗连日催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措施，改变局面。范仲淹、富弼和韩琦，连夜起草改革方案。特别是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它的主要内容是：
[color=#FF99CC]（一）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时，升降官员不问劳逸如何，不看政绩好坏，只以资历为准。故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
（二）抑侥幸，即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当时，大官每年都要自荐其子弟充京官，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经过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朝廷，不仅增加了国家开支，而且这些纨绔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结党营私。为了国家政治的清明和减少财政开支考虑，应该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
（三）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四）择长官。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官不称职者十居八九的状况，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北宋州以上的一级监察和财政区划）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五）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节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
（六）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穷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七）修武备，即整治军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京师的这种制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执行。
（八）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处处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九）重命令，即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范仲淹认为，法度是要示信于民，如今却颁行不久便随即更改，为此朝廷必须讨论哪些可以长久推行的条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法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十）减徭役。范仲淹认为如今户口已然减少，而民间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繁重。应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塥署，并为一院；职官厅差人干的杂役，可派级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担，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这样，民间便不再为繁重的困扰而忧愁了。 [/color]
《条陈十事》写成后，立即呈送给[color=#FF0000]宋仁宗[/color]。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 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以往凭家势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昔日单凭资历晋升的官僚，增加了调查业绩品德等手续，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全国普遍办起了学校。
范仲淹还主张，改变中央机关多元领导和虚职分权的体制，认真扩大宰臣的实权，以提高行政效率。为了撤换地方上不称职的长官，他又派出许多按察使，分赴各地。按察的汇报一到，贼官姓名就从班簿上勾掉。富弼看他一手举簿、一手执笔，俨若无情的阎罗判官，便从旁劝谕：“你这大笔一勾，可就有一家人要哭!”范仲淹回答说：“一家人哭，总该比几个州县的人哭好些!”
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往往和它遭到的反对成正比．大批守旧派的官僚们，开始窃窃私议。御史台的官员中，已有人抨击某些按察使——说什么“江东三虎”、“山东四伥”。范仲淹在边防线上的几员部将，也遭到秘密的调查，并遇到许多麻烦。欧阳修等“四谏”，企图撵走这些保守派的爪牙，另换几名台官。但他们很快发现，台官背后，掩藏着更有权势的人物。欧阳修本人，反被明升暗撤，离京出使河东。范仲淹预感到，事情绝不象石介颂扬的那么简单：改革路上，隐患重重；新政前程，也岌岌可危。
庆历四年(1044年)仲夏时节，台官们忽然声称破获了一起谋逆大案。该案直接涉及的，是石介和富弼。仁宗不信会有这等事情。石、富二位，更觉莫名其妙。但是，台官却有石介给富弼的亲笔信件作证；而信中又隐然有废黜仁宗之意。石介对此，矢口否认．富弼未及辩诬，先已惶恐不迭。其实，此事纯为夏竦一手制造。从他被撤去枢密使职、并被石介斥为“奸魅”时起，便秘密买通婢女临摹石介的手迹。该婢临写之功，已非一日。
此案一兴，蜚语四起；后来，甚至牵连到范仲淹改革的诚意，乃至扩大相权的居心之类。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这时，宋夏之间已正式议和：政治危机，也大略消弭。仁宗对于改革的兴致，已渐冷漠和淡释。富弼为了避嫌，请求出使边地。范仲淹也自知无趣，带职去视察河东与陕西。
宰相章得象和副相贾昌朝，当初曾附和过范仲淹的新政。但在实际执行中，他们却阳奉阴违。待到新政受挫，革新派遭诬，他们便立即转向。范、富离京之后，他们索性与保守势力联合，对范仲淹等人落井下石；并通过台官，制造新的冤案，将在京的革新人物一网打尽。
庆历五年(1045年)初，曾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范仲淹和富弼被撤去军政要职。实行仅一年有余的各项新政，也先后纷纷取缔。京师内外的达官贵人及其子弟，依旧歌舞喧天。范仲淹革除弊政的苦心孤诣，转瞬间付之流水。他被调作那州(今陕西彬县一带)知州，准备为这范氏祖先的发祥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
[color=#6699CC] 6、为国为民 先忧后乐[/color] 这年冬天，范仲淹已近五十八岁。边塞的严寒威胁着他的健康，他被允许移到稍暖的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做知州。此时，富弼已贬至青州(今山东省益都一带)，欧阳修贬去滁州(今安徽省滁县等地)，滕宗谅贬在岳州(今湖南省岳阳一带)，尹洙则流窜筠州(今江西省高安附近)，并备受凌辱。范仲淹经过申请。把尹洙接到邓州来养病，尹洙临终，极为贫困，他笑着告诉范仲淹：“死生乃是正常的规律。既无鬼神，也无恐惧。”
其勤奋，正直，为国为民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国人。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品格也成为中华民族品德的代表。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已经熔铸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影响了千千万万人，成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其“先忧后乐”精神已成为一座不朽的丰碑，树立在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目中。
[color=#6699CC]范仲淹故事一则[/color]
范仲淹担任邠州地方官时，有一天闲暇无事，带同僚属下登上高楼，设置酒宴，还没有举杯饮酒，看到有几个披麻戴孝的人在营造下葬的器具。范仲淹急忙派人去询问他们，原来是一个客居在邠州的读书人死了，准备埋葬在近郊，但是棺材、墓穴和其他送葬器物都还没有着落。范仲淹听后露出哀悼的神情，立即撤去酒席，并没有十分气愤，而是给丧家一笔可观的钱，让他们办完丧事。参加宴会的客人中间有的为此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color=#669900]著作[/color]
[color=#6699CC]《范文正公集》[/color]
[color=#FF3366]【作品选介】[/color]
[color=#FF99CC] 渔家傲（秋思）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御街行（秋日怀旧）
纷纷堕叶飘香砌。夜寂静、寒声碎。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
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尫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定风波（自前二府镇穰下营百花洲亲制）
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浦映□花花映浦。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
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蝶解舞。天赋与。争教我悲无欢绪。
江上渔者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岳阳楼记
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color]
[color=#6699CC]《岳阳楼记》的由来。[/color]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贬居邓州，此时他身体很不好。昔日好友[color=#FF0000]滕子京[/color]从湖南来信，要他为重新修竣的岳阳楼作记，并附上《洞庭晚秋图》。范仲淹一口答应。庆历六年六月（即1046年6月），他就在邓州的花洲书院里挥毫撰写了著名的《岳阳楼记》。表现作者虽身居江湖，心忧国事，虽遭迫害，仍不放弃理想的顽强意志，同时，也是对被贬战友的鼓励和安慰。
范仲淹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他意识到宋初数十年来文章柔靡、风俗巧伪的危害，强调继承历史上进步的文学传统，并推荐当代能坚持风雅比兴传统的好作品，自己的诗文也代表着文学创作中的进步方向。他的论说文旨在阐明民为邦本的重要性，议论风发，具有夺人的气势。《岳阳楼记》是其传颂千古的名作。文章提出正直的士大夫应立身行一的准则，认为个人的荣辱升迁应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全文记叙、写景、抒情、议论融为一体，动静相生，明暗相衬，文词简约，音节和谐，用排偶章法作景物对比，成为杂记中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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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CC]《岳阳楼记》赏析（袁行霈） [/color]
沿湘江顺流而下，经长沙再向前，一片烟波浩渺的大水映入眼帘，那就是“水天一色，风月无边”的洞庭湖了。唐代诗人孟浩然在一首题为《临洞庭》的诗里写道：“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生动地表现了洞庭湖浩瀚的气势，成为千古绝唱。诗中所说的岳阳，西临洞庭，北扼长江，自古以来就是南北交通的咽喉之地。从洞庭湖上向岳阳远眺，最引人注目的是屹立于湖畔的一座三层的城楼，被蓝天白云衬托得十分壮观。那就是著名的岳阳楼。
岳阳楼的前身，是三国时吴国都督鲁肃的阅兵台。唐玄宗开元四年，中书令张说谪守岳州，在阅兵台旧址建了一座楼阁，取名岳阳楼。李白、杜甫、白居易、张孝祥、陆游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这里留下脍炙人口的诗作。到北宋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的春天，滕子京被贬谪到岳州巴陵郡做知府，第二年春重修岳阳楼，六月写信给贬官在邓州的好朋友范仲淹，并附有《洞庭晚秋图》一幅，请他写一篇文章记述这件事。到庆历六年九月，范仲淹便写了这篇著名的《岳阳楼记》。《岳阳楼记》全文只有三百六十八字，分五段。
第一段，说明作记的缘由。
这番交代十分必要，因为范仲淹既非岳阳人，又不在岳阳做官，可能根本就没来过岳阳，一个和岳阳没有关系的人忽然为岳阳楼作记，这是必须说明缘由的。作者先提出自己的好朋友滕子京，说他被贬官到岳阳后，经过一年的时间，就做到了“政通人和，百废俱兴”。重修并扩建了岳阳楼，在楼上刻了唐代先贤和今人的诗赋，又嘱托我作一篇文章记述这件事。这段文字简明扼要，把必须交代的背景，在文章开头集中地加以交代，后面就可以驰骋想像自由挥洒笔墨了。
第二段，不对岳阳楼本身作描写，而是由岳阳楼的大观过渡到登楼览物的心情。
这段文字的内容是写景，口气却是议论。一上来就提出自己的看法：巴陵的美景集中在洞庭湖上，它衔远山、吞长江、汹涌着，流动着，无边无际。这几句是从空间上形容湖面的广阔和水势的浩淼。接下来两句“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则又从不同时间洞庭湖的不同景色，表现它气象万千的变化。早晨阳光灿烂，把洞庭湖照得如同明镜一般，正如唐朝人张碧的诗里所说的“漫漫万顷铺琉璃”。晚上云雾低垂，把洞庭湖笼罩在一片昏暗之中，正如宋朝人李祁在一首词里所写的：“雾雨沉云梦，烟波渺洞庭”。以上几句抓住不同时刻洞庭湖的不同景色，把它的万千气象很生动地渲染了出来，然后小结一句说：“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既然前人描述已经完备，而且有诗赋刻在岳阳楼上，范仲淹便不再重复。人详我略，人略我详，转而写登楼览物之情：“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迁客，指降职贬往外地的官吏。屈原曾作《离骚》，所以后世也称诗人为骚人。既然洞庭湖北通巫峡，南极潇湘，湖边的岳阳楼便为迁客、骚人常常会集的地方。当他们登楼观赏洞庭湖的景物时，心情能不有所差异吗？这几句是全文的枢纽，很自然地引出以下两段。上面对洞庭湖的描写是客观的，以下则是设想迁客骚人观洞庭时的主观感受；上面的文字很简约，以下则洋洋洒洒，淋漓尽致。
第三段写览物而悲者。
这一段的大意是说：假若是在阴雨连绵的季节，一连几个月不放晴；天空阴风怒号，湖上浊浪排空；太阳和星星隐藏了它们的光辉，山岳也隐蔽了它们的形体；商旅不敢出行，船只全被损坏；当黄昏时分一切都笼罩在昏暗之中，只有那虎啸猿啼之声不断传入耳来。这时登上岳阳楼，满目萧然，触景伤情，更会感到离开京城的哀伤和怀念家乡的忧愁，并且会忧心忡忡，畏惧小人的毁谤和讥刺，感伤到极点而悲恸不止了。
第四段写览物而喜者。
这两段采取对比的写法。一阴一晴，一悲一喜，两相对照。情随景生，情景交融，有诗一般的意境。由这两段描写，引出最后的第五段，点明了文章的主旨。在这一段里对前两段所写的两种览物之情一概加以否定，表现了一种更高的思想境界。
“嗟夫！”，是感叹词。作者十分感慨地说，我曾经探求过古代那些具有高尚道德的人的心，与上述两种心情有所不同。他们的悲喜不受客观环境和景物的影响，也不因个人得失而变化。当高居庙堂之上做官的时候，就为人民而忧虑，惟恐人民有饥寒；当退居江湖之间远离朝政的时候，就为国君而忧虑，惟恐国君有阙失。这么说来，他们无论进退都在忧虑了，那么什么时候才快乐呢？他们必定这样回答：在天下人还没有感到忧虑的时候就忧虑了，在天下人都已快乐之后才快乐呢；作者感慨万千地说：倘若没有这种人，我追随谁去呢!表示了对于这种人的向往与敬慕。文章最后一句“时六年九月十五日”，是交代写作这篇文章的时间。
《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生于公元989年，死于公元1052年。字希文，吴县人，吴县就是今天的苏州。他出身贫苦，两岁时死了父亲。青年时借住在一座寺庙里读书，常常吃不饱饭，仍然坚持昼夜苦读，五年间未曾脱衣睡觉。中进士以后多次向皇帝上书，提出许多革除弊政的建议，遭到保守势力的打击一再贬官。后来负责西北边防，防御西夏入侵很有成绩。一度调回朝廷担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的职务，可是在保守势力的攻击与排挤下，于宋仁宗庆历五年又被迫离开朝廷。写《岳阳楼记》时正在邓州做知州。
《岳阳楼记》的著名，首先是因为它的思想境界崇高。和它同时的另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在为他写的碑文中说，他从小就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见《岳阳楼记》末尾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一生行为的准则。孟子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已成为封建时代许多士大夫的信条。范仲淹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贬官在外，“处江湖之远”，本来可以采取独善其身的态度，落得清闲快乐。可是他不肯这样，仍然以天下为己任，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来勉励自己和朋友，这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这篇文章的语言也很有特色。它虽然是一篇散文，却穿插了许多四言的对偶句，如“日星隐曜，山岳潜形。”“沙鸥翔集，锦鳞游泳。”“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这些骈句为文章增添了色彩。作者锤炼字句的功夫也很深，如“衔远山，吞长江”这两句的“衔”字、“吞”字，恰切地表现了洞庭湖浩瀚的气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简洁的八个字，像格言那样富有启示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把丰富的意义熔铸到短短的两句话中，字字有千钧之力。
滕子京在请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那封信里说：“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确实是这样，岳阳楼已因这篇绝妙的记文，而成为人们向往的一个胜地；《岳阳楼记》也像洞庭的山水那样，永远给人以美好的记忆。
富弼从青州寄来诗歌，不免感慨万端。范仲淹的和作，却对他评价很高，并劝他不厌卑微，认真工作：“枢府当年日赞襄，隐然一柱在明堂；”“直道岂求安富贵，纯诚惟赖助清光！”昔日好友滕宗谅派人送来一幅岳阳楼图，告诉说他已将该楼重新修葺，并将历代有关的赞扬诗赋，也刻石附立，希望范仲淹写一篇岳阳楼记。
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十四日夜晚，秋风送爽，月光明媚。范仲淹把岳阳楼图张挂起来，开始凝神构思。他早年随继父在澧州安乡(今湖南省安乡县)读书，曾到过岳阳一带．如今怀想起来，岳阳景色之妙，全妙在那一望无涯的洞庭湖。你看她远衔青山，近吞长江，朝辉夕雾，气象万千。若在阴霍天气登楼远望，人们常会有去国怀乡之叹，忧谗畏讥之感，真是满月萧萧，无限悲凉。若遇阳春晴日登岳阳楼，便会觉得心旷神怡、荣辱皆忘，把酒临风，喜气洋洋。这些便是岳阳楼胜景之大观。
可是，仲淹不愿一般地触景抒情，而是想在勾勒洞庭秀色与前人情致之后，提出某些深邃的哲理见解，熔铸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借以激励自己和遭到贬黜的友人们，也启发和教育后代。于是，他乘兴挥毫撰写了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 古代仁人志士与俗子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情感不轻易地随景而迁。升官发财之日，他们不会得意忘形：遭厄受穷之时，他们也不致愁眉不展，假若身居高职，他们能为民解忧：一旦流离江湖，他们还惦着替君主分愁。简直是，在位也忧，离职也忧。如果有人要问：似这般无日不忧，几时才是一乐？那么，他得到的回答将是这样两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岳阳楼记》送到岳州，膝宗谅大为感动。他立即命人刻石。记中那两句格言——“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不胫而走，风也似的传诵开来。仁宗闻此，不禁慨然称颂。 全文如下：岳阳楼记 范仲淹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 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概括了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为人准则，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高度概括。从青年时代开始，范仲淹就立志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人。为官数十载，他在朝廷犯颜直谏，不怕因此获罪。他发动了庆历新政，这一政治改革，触及到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各个方面，虽然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改革失改，但范仲淹主持的这次新政却开创了北宋士大夫议政的风气，传播了改革思想，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他在地方上每到一地，兴修水利，培养人才，保土安民，政绩斐然，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在生活上，他治家严谨，十分俭朴，平时居家不吃两样荤菜，妻子儿女的衣食只求温饱，一直到晚年，都没建造一座像样的宅第，然而他喜欢将自己的钱财送给别人，待人亲热敦厚，乐于义助他人，当时的贤士，很多是在他的指导和荐拔下成长起来的。即使是乡野和街巷的平民百姓，也都能叫出他的名字。在他离任时，百姓常常拦住传旨使臣的路，要求朝廷让范仲淹继续留任。
皇祐三年(1051年)，范仲淹又移任青州。这里的冬寒，加重了他的疾病。第二年(1052年)调往颍州，他坚持扶疾上任。但只赶到徐州，便在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四岁。是年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东南万安山，谥文正，封楚国公、魏国公，有《范文正公集》传世。这时，范仲淹积蓄已尽。一家人贫病交困，仅借官屋暂栖，略避风雨。 范仲淹死讯传开，朝野上下一致哀痛。包括西夏甘、凉等地的各少数民族人民，都成百成千地聚众举哀，连日斋戒。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老百姓纷纷为他建祠画像，数百族人来到祠堂，像死去父亲一样痛泣哀悼，根据他的遗愿，遗体没有运回原籍苏州，而是葬在他母亲长眠的那块地旁——洛阳南郊万安山下。 范仲淹的行动和思想，赢得生前身后几代人的敬仰。历代仁人志士也纷纷以范仲淹这位北宋名臣为楷模，学习和效法。
[color=#669900]范仲淹墓[/color]
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洛阳城东南15公里处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万安山南侧。分前后两域，前为范仲淹及其母秦国太夫人、长子监溥公范纯佑墓，中央祭庙一所，内有殿房，殿中悬光绪皇帝御笔"以道自任"匾额；宋仁宗篆额的"褒贤之碑"，高4.08米，宽1.41米，厚0.48米，碑文字迹大体清晰，另有翁仲、石羊、石狮等。后域为次子范纯仁、三子范纯礼、四子范纯粹及后代之墓。
范仲淹死后葬于洛阳，即今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北万安山南侧，墓分前后两个部分，前部乃范公及其母秦国太夫人、长子监薄公范纯佑墓，内有祭祠，有光绪皇帝御笔“以道自任”匾额，有欧阳修撰文石碑。后部是范氏次子、三子、四子及其后代之墓，墓围古柏参差，绿树成荫。
2006年05月25日，范仲淹墓作为宋代古墓葬，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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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滕子京[/b][/color]
[color=#669900]1.史书中的滕子京[/color]
滕子京,名宗谅，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的朋友，两人同于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中进士。滕子京在中国历史上本无什么地位，亦无显赫的名声，得亏了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才使他的名字得以流传后世，而且还蒙上的一个“勤政为民”的美名。因为《岳阳楼记》一文中说他在贬官一级后，“不以己悲”，仅用一年左右的时间，便把偌大的一个岳州治理“政通人和、百废俱兴”。
然而历史上的滕子京并非如《岳阳楼记》中的所溢美的那样，据《宋史》记载，滕子京被贬岳州的缘由是因为他在泾州任职期间，“费公钱16万贯”，除去分给“诸部属羌”及“馈遗游士故人”外，仍有数万下落不明。此事被监察御史揭露后，当时的宋仁宗派员前往查勘，然而滕子京竟以销毁收支的卑劣手段拒绝查勘。最后得亏了范仲淹的“力救”，才得以降官一级，谪贬岳州。
他在岳州任上，也未使岳州出现太平兴盛的景象，在老百姓穷困潦倒，饿殍遍地的情景下，滕子京并未做到“勤政为民”，相反，四处搜刮钱财，重修岳阳楼，为自己树碑立传，邀功请赏。更为可恶的是，滕子京故伎重施，征敛赋税，“所得近万缗（一千文），置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司马光·涑水纪闻》）[color=#FF0000]可见滕子京是在借修岳阳楼之机，中饱私囊。[/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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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99CC]2.追思滕子京
作者 王和声
滕子京在西北的甘肃泾州当他的知州。那是个边关阻隔，动乱无常的荒凉之地。西夏大举攻宋，宁夏定川寨一仗，打得昏天黑地，血肉横飞。滕子京镇守城池，手中兵卒无几，“乃集农民数千戎服乘城”，又“会范仲淹引番汉兵来援”。之后，他动用公款犒劳边关将士，祭奠英烈，抚恤遗属。事隔一年，便有人弹劾（弹劾，担任监察职务的官员检举官吏的罪状）滕子京滥用公款，“其间数万贯不明”。于是，“泾州过用公款案”闹得沸沸扬扬。幸得欧阳修、范仲淹从中解释，方未处刑，仅贬官而已。于是就有了“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滕子京是背着沉重的十字架来到巴陵岳阳的。
岳阳这地方怎么就成了贬官们的钟爱之地？上自屈原数起，涉足岳阳的各朝名家大都是仕途坎坷，累有贬迹。无论“去国怀乡，忧谗畏讥”也好；“心旷神怡，宠辱偕忘”也好，只要贬官们踏上岳阳这块土地，总是文思泉涌，佳作叠出。
是洞庭山水抚慰了落魄的人生，还是人生的苦难打磨了岳阳的灵魂？这一拨拨朝廷的弃儿，将热泪抛洒在岳阳楼头的时候，巴陵的山捧着它，洞庭的波含着它，分明就铸成了岳阳城头一块块苦涩的砖石，从屈夫子一直垒砌到今天。
那么，滕子京为岳阳留下了什么呢？
那古楼上写着“不以物喜”。他是不以物喜的。他在岳阳的3年，承前制，重修岳阳楼；崇教化，兴建岳州学宫；治水患，拟筑偃虹堤。三年治政，成就三件大事，此君足矣！同朝史学家司马光赞其在岳州“治为天下第一”。滕子京是完全有资本以物喜的，他却不能喜，“负大才，为众所嫉”，他如何喜得！
古楼上还写着“不以己悲”。他又何尝以己悲之？一个负罪的贬官，仕途的失意，人生的坎坷，要消沉当可消沉，论哀怨亦可悲之，而这位滕公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是不喜不悲，不艾不怨，上任一年便“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于治政是如此的投入，于黎民是如此的体恤！此种襟怀，问谁领会得来！当岳阳楼重修落成之日，滕子京也只是“痛饮一场，凭栏大恸（恸，大哭）十数声而已”，可见其忍辱负重仍然勤于政绩的惨淡心境。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凭栏大恸十数声”是何等的悲怆，何等的壮烈！
岳阳楼是重新耸立起来了。设若没有滕子京重修岳阳楼，何来此大观？没有滕子京修书求记范仲淹，又何来“先忧后乐”的《岳阳楼记》传诸后世？范仲淹是“先忧后乐”精神的宣扬者，滕子京何以不是这精神的践行者？
滕子京谪守岳州3年，于庆历七年初调任苏州，离开岳阳3个多月之后不幸病逝于苏州任所，时年56岁。《宋史》对他有这样的评价：“宗谅（滕子京，名宗谅，字子京）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
无余财呀！这便是一个受诬贬官的结局。可悲的是，当年弹劾滕子京的那个人，受命“审讯”此案，他的调查结果却是“滕子京所用钱数分明，并无侵欺入己”。可怜滕子京们已是遍体鳞伤，欲哭无泪，小人却在一旁暗自窃笑。范相滕公今安在？于是，让我想起了刻在岳阳楼上的那半副楹联：“范秀才，亦多事，数十年光景，甚么先甚么后，万家忧乐独关心 [/color]
[color=#669900]3.滕子京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color]
字宗谅，北宋淳化元年(990)出生于河南洛阳。大中祥符八年(1015)与范仲淹同举进士，两人一见如故，说身世，谈抱负，十分投机。范仲淹举进士后，偕滕子京来青阳长山和九华山游玩。滕子京爱青阳、九华山山水秀美，恋契友范仲淹情深，曾有言“爱彼九华书契”终归于青阳。死后，其诸子遵其志，葬子京于青阳，这是滕子京葬于青阳的原因之一。
滕子京中进士后，曾任大理寺趁丞、左司谏、天章阁待制、礼部员外郎等京官。在任礼部员外郎时曾以审计监察官员身份来池州府督察政事，并游览了池州的山水名胜，写了不少诗文。庆历年间，宋仁宗赵祯任命他为繁华的大州泾州知府，任职期间，由于他“用公使钱无度”，被谪贬到偏僻的小郡巴陵。前后不到两年，因范仲淹的一篇为他歌功颂德的《岳阳楼记》，获得宋仁宗好感，庆历六年秋调他到有小汴京之称的徽州任知府。其时，滕氏家族陆续迁来青阳，父亲年迈在青阳养老。他曾几次来青阳拜望父老乡亲，并在九华山麓建造一座读书堂。庆历七年(1047)又调任苏州知府，上任不久便卒于苏州，时年58岁。定居青阳的滕氏族人，将其遗体运回青阳安葬，这是滕子京归葬于青阳的原因之二，可能是滕子京归葬青阳的真正原因。
自宋至清朝中叶的数百年间，滕氏后裔，瓜瓞绵绵，在滕公墓东北几里处形成为名门望族--滕家冲。不知何故，嘉庆以后，滕氏族人陆续外迁，今日滕家冲，只有其名，已无滕姓。
滕子京墓位于青阳县东5里的金龟源，即今新河乡光荣村陇岗村民小组。金龟源得名于一座酷似金龟的小山岗。滕公墓取金龟朝北斗之向。墓东的山岗上有块巨石，状如“金鸡登高”，也称“金鸡岭”;墓西北有一葱翠欲滴的孤山，形同绿色宝珠，名曰：“抱珠墩”。滕公基地周围，山峦起伏，林术蔽岗，景物清丽，是块难寻的风水宝地。滕公墓后半里处，曾耸立巨碑一块，上刻12个径尺阴文：“宋名臣天章阁待制滕公神道”。碑在“文革”中被推到、砸碎。1981年青阳县政府定滕子京墓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家因紧靠318国道，近年国道拓宽，无法避让，迁葬于国道北侧抱珠墩，重建了墓碑。
[color=#669900]4.滕子京生平[/color]([color=#FF99CC]部分重复，也可略过[/color])
宋人滕子京在池州、尤其青阳县的名声和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可谓至高无上。史志上有其传略，大地上有其坟墓。近年池州人编著的出版物上，凡言及池州人文历史必有对滕子京的颂扬。只可惜所述其生平语焉不详且传说成份较多；评介其功绩事实不准。笔者近年翻阅古人和今人前后撰写的《宋史》和大量野史、杂史、稗史，仅在此对滕子京的生平事迹作一脉络性地叙述，帮读者以鸟瞰其一生的概貌。
滕子京（990—1047）名宗谅，河南洛阳人，祥符八年（1015）与范仲淹、刘越举同科进士。初授泰州军事判官，范仲淹任西溪（今江苏东台）盐官时建议泰州知州张纶修筑捍海堤堰，荐举滕子京给张纶当助手。在筑捍海堤堰中滕子京吃苦耐劳，也显示出其才干，备受张纶称赞。后迁当涂（今安徽当涂县）、邵武（今福建邵武市）知县。范仲淹升任京官后，赏其有才干，将其召入试学院；天圣中又改任专管审核刑狱案件的大理寺丞。天圣七年（1029）六月，京都开封天大雷雨，电光乱掣，规模空前的玉清昭应宫内，竟射入一大火团，四处爆裂，霎时间烈焰腾飞，穿透屋顶，大火烈烈轰轰的烧了一夜，竟将三千六百一十间房屋的一座琳宫玉宇，变成了一片瓦砾荒场，只剩得长生、崇寿两座小殿。执掌朝纲的刘太后闻报，传旨将守宫官吏全部系狱抵罪。枢密副使范雍、中丞王曙、司谏范讽均上谏言，说大火“是天意，与人无关，不当置狱穷治”。刘太后无奈，便借机将多次劝阻她想得皇权礼遇的首相王曾以“兼领玉清昭应宫使管理不严，因而发生大火”为名，罢免了王曾首相，贬为青州（今山东潍坊市境）知州。灾后，范仲淹、滕子京等诸多高中低级官员分别奏请刘太后放弃垂帘听政，将军国事大权交还给仁宗赵祯（近年，池州有出版物，将劝刘太后“还政”解释成劝太后，不能只垂帘听政，而应以皇帝礼遇，临朝执政。意思全反了，真叫人啼笑皆非），刘太后大怒，将范仲淹等高级官员逐出朝廷任地方官，将中低级官员一一贬逐边远州县。滕子京也于天圣九年（1031）由大理寺丞贬至闽北邵武县。这是他二次来邵武，在一年多任职时间内他为民办好事，建学堂，访贪问苦，与当地百姓亲密无间。《闽书》称他“复知邵武军州事，自任好施予，喜建学，为人尚气倜傥，清廉无余财。”
明道元年（1032）滕子京奉调入京，任掌管皇帝衣食行等事的殿中丞。然而时运不济，命途多舛。这年八月，内宫再次发生火灾，连烧八殿。“火始作，小黄门王守规独先觉，自寝殿至后苑门，皆击其锁”，带着仁宗逃至延福宫。仁宗恼怒，对执政大臣们说“非王守规引朕至此，几与卿等不相见。”诏令追查起火原因。滕子京当是首当其冲的被迫查者。他与秘书丞刘越分别上疏谏，认为宫中屡屡失火原因是规章制度不严，未能防患于未然。但根本原因是太后垂帘，妇人柔弱，朝纲不整，政失其本。“祥符中宫中失火后，先帝（真宗）常索其类实之法矣，若防患以刑而止，岂有今日之虞哉。”“诚愿修政以禳之，思患以防之。”“倘能如此，需请太后还政”，“庶灾变可销，而福祥来格也。”仁宗听其言，罢诏狱。明道二年三月由垂帘听政到皇帝礼遇，至军国事权一手独揽，专政达十一年之久的刘太后终于一命呜呼。刘太后死去，常劝太后“还政”的人，都有提升，滕子京迁左司谏，秘书丞刘越病故，也赠右司谏衔。未久，有人告滕子京所奏宫中失火原因不实，其本人有不可推脱之责。景佑元年（1034）滕子京又被降为尚书祠部员外郎，知信州（今江西上饶市）。后又因与司谏范讽君子之交，心心相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范讽次年因事被贬，株连滕子京，子京被降为监管酒业专卖的池州监酒（近年，池州有出版物，将滕子京“与范讽雅相善，及讽贬”解释成与范仲淹“讽雅相善”，范仲淹被贬，滕子京遭殃。张冠李戴，真是不可思议。）这次贬逐池州，前后数年（有出版物说他在池州隐居九年。九年之说无据，隐居之说也不准确。）可能（无确凿史据）就在监池州酒任上，邀请范仲淹来池州游玩，两人同登九华山，同游秋浦山水，饱赏贵池、青阳秀丽风光，滕子京流露百年后安卧青阳之心愿。不然滕子京死后，范仲淹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怎会有“君昔有言，爱彼九华书契。”
宝元元年（1038）滕子京调江宁（今江苏南京）府通判，不久徙湖州（今浙江吴兴）知州。康定元年（1040）九月西夏国王嵬名元昊大举兴兵侵宋。滕子京升官刑部员外郎、职直集贤院、任泾州（今甘肃州泾川北）知州（宋朝官吏大都是三个头衔即官、职、差遣）。开始长达四年防御西夏东侵的艰难生涯。庆历二年（1042）闰九月，嵬名元昊举兵进犯泾原，谓州（今甘肃平凉市）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王沿命副都部署葛怀敏率军抗击，葛不听都监赵询的建议，命诸军分四路向定川寨（今宁夏固原北）进攻，结果在定川寨被西夏军包围，水源也被切断，葛怀敏等遂战死，近万人被西夏军俘虏。葛怀敏兵败，沿边郡县十分惊忧。西夏军打到渭州时，距滕子京守军泾州只120里。他沉着应战，动员数千百姓共同守城；又招募勇敢之士，侦探敌军之远近及兵力之多少，檄报邻郡使之做好防备。后环庆路马步军都部署、泾略安抚招讨使范仲淹率一万五千人解泾州之危。滕子京张罗供应柴粮，确保了战争所需一切物资，终于将西夏军击退。在保卫泾州的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战争结束后，滕子京大设牛酒宴，犒劳羌族首领和士兵，又按当时边疆风俗，在佛寺里为在定川战争中死亡的士卒祭神祈祷，并安抚死者亲属，其良苦用心是笼络少数民族民心，借以求得边民心安神定和边疆的安稳。
在范仲淹举荐下，滕子京提为管理宫廷中藏书的高级文官天章阁待制、任环庆路都部署，接任范仲淹庆州知州职位。庆历三年（1043）他调京不久，驻扎在泾州的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泾略安抚招讨使郑戬告发滕子京在泾州滥用官府钱财，监察御史梁坚对其进行弹劾，指控他在泾州费公使钱十六万贯，随即遣中使检视。滕子京恐株连诸多无辜者，将被宴请、安抚者的姓名、职务等材料全部烧光。其实，所谓十六万贯公使钱是诸军月供给费，用在犒劳羌族首领及士官的费用只有三千贯。时任参加政事的范仲淹及监官欧阳修等都为其辩白，极力救之。后只被官降一级；贬知凤翔府（今陕西宝鸡市境），后又贬虢州（今河南灵宝市境）。御史中丞王拱辰上奏不放，认为滕子京“盗用公使钱止削一官，所坐太轻”。因而在庆历四年春又贬到岳州巴陵郡（今湖南岳阳一带）。
[color=#6699CC]滕子京到巴陵后，不计个人荣辱得失，以国事为重，勤政为民，办了几件好事，如扩建学校、修筑防洪长堤和重修岳阳楼等[/color]。这些事受到百姓称赞，结果两年时间就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治为天下第一”。在重修岳阳楼之后，他写信给好友范仲淹，请他作记，共襄这“一时盛事”。随信还送了一幅《洞庭秋晚图》，供仲淹参考，说是“涉毫之际，或有所助。”范仲淹是苏州吴县人，小时去太湖玩过，后母亲改嫁，又随继父到洞庭湖畔的澧县和安乡县读书，所以对太湖、洞庭湖的风雨晴晦种种风情非常熟悉。其时，范仲淹因“庆历新政”遭当朝保守派大臣贾昌朝、陈执中、王拱辰等的攻击而失败，已于庆历五年由参知政事贬谪为邓州（今河南南阳市）知州。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范仲淹，借楼写湖，凭湖抒怀，真正的意图是对挚友的婉转规劝，惟恐招来祸患。在《岳阳楼记》中规劝他应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可谓苦心孤诣，深知重修岳阳楼要花很多钱，耽心有些人再次借此攻击滕子京，所以在文章一开头就用“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既是对他的政绩的肯定和颂扬，又是为他被贬谪再次辩白；同时告诉他人，他是在干出大成绩后才重修名胜古迹岳阳楼的，又堵塞了攻击者之口。
庆历七年（1047）滕子京由于治巴陵郡有功，调任江南重镇苏州知州，上任后不幸卒于任所，终年五十八岁。始葬于苏州，后其子孙（是子还是孙无史据可考）按其生前“君昔有言，爱彼九华书契”意愿，迁葬于青阳县城南金龟源。明清两朝敬仰滕子京的青阳人，在九华山云外峰下建造了“滕子京书堂”，供后代子孙瞻仰凭吊，只可惜书堂遗址今已无处寻觅。
滕子京一生仕途坎坷，屡贬屡谪，历经磨难，最高官职只是宫廷中“图书馆长”（天章阁待制），与范仲淹不是同一官位层次上人，也称不上文学家，但其为人豪迈自负，是位有才干，有抱负的政治家。北宋诗人苏舜钦称他“忠义平生事，声名夷翟闻。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宋人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称“庆历史，滕子京谪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color=#FF99CC]宋史》滕子京传曰：“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予，及卒，无余财。所莅州喜建学，而湖州最盛，学者倾江、淮间。”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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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狄青[/b][/color]
[color=#669900]面涅将军——狄青[/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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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青（1008年－1057年），字汉臣。汉族，北宋汾州西河（即今山西汾阳）人。面有刺字，善骑射。出身贫寒，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为延州指挥使，勇而善谋，在宋夏战争中，他每战披头散发，戴铜面具，冲锋陷阵，立下了累累战功。朝廷中尹洙、韩琦、范仲淹等重臣都与他的关系不俗。范仲淹授以《左氏春秋》，狄青因此折节读书，精通兵法。以功升枢密副使。平生前后25战，以皇佑四年（1052年）正月十五夜袭昆仑关最著名。
狄青生于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卒干嘉祐二年（1057年）葬于永安县（今河南巩义）陪宋英宗，字汉臣，身长7尺，浓眉大眼，姿态雄伟，胸襟广阔。汾州西河（山西汾阳）人，北宋大将。
狄青出身贫寒，从小就胸怀大志，16岁时，因其兄与乡人斗殴，狄青代兄受过，被“逮罪人京，窜名赤籍”，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在西北称帝，建立西夏。宋廷择京师卫士从边，狄青入其选，任延州指挥使，当了一名低级军官。在战争中，他骁勇善战，多次充当先锋，率领士兵夺关斩将，先后攻克金汤城，宥州等地，烧毁西夏粮草数万，“收其帐二千三百，牲口五千七百”，并指挥士兵在战略要地桥子谷修城，筑招安、丰林、新寨、大郎诸堡，“皆扼贼要害”。
他每战披头散发，戴铜面具，一马当先，所向披靡，在4年时间里，参加了大小25次战役，身中8箭，但从不畏怯。在一次攻打安远的战斗中，狄青身负重伤，但“闻寇至，即挺起驰赴”，冲锋陷阵，在宋夏战争中，立下了累累战功，声名也随之大振。
康定元年（1040年），经尹洙的推荐，狄青得到了陕西经略使韩琦、范仲淹的赏识。范仲淹授之以《左氏春秋》，并对他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狄青遂发愤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法，由是益知名。”由于狄青勇猛善战，屡建奇功，所以升迁很快，几年之间，历官泰州刺史、惠州团练使、马军副部指挥使等，皇祐四年（1052年）六月，推枢密副使。
狄青受命于宋王朝的多事之秋，就在这一年，广西少数民族首领侬智高起兵反宋，自称仁惠皇帝，招兵买马，攻城略地，一直打到广东。宋朝统治者十分恐慌，几次派兵征讨，均损兵折将，大败而归。就在举国骚动，满朝文武惶然无措之际，仅作了不到3个月枢密副使的狄青，自告奋勇，上表请行。宋仁宗十分高兴，任命他为宣徽南院使，宣抚荆湖南北路，经制广南盗贼事，并亲自在垂拱殿为狄青设宴饯行。
当时，宋军连吃败阵，军心动摇，更有个别将领如陈曙等，心怀私利，不以国事为重，竟因害怕狄青抢功而擅自出击，结果大败而归，死伤惨重。狄青受命之后，鉴于历朝借外兵平叛后患无穷的教训，首先向皇帝建议停止借交趾兵马助战的行动。他大刀阔斧整肃军纪，处死了陈曙等不听号分之人，使军威大振，接着命令部队按兵不动，从各地调拨、屯集了大批的粮草。依智高的军队看到后，以为宋军在近期内不会进攻，放松了警惕。而狄青却乘敌不备，突然把军队分为先、中、后三军，自己亲率先军火速出击，一举夺得昆仑关，占取了有利地形，接着命令一部分军队从正面进攻。他执掌战旗率领骑兵，分左右两翼，绕道其后，前后夹攻，一战而胜。
班师还朝以后，论功行赏，狄青被任命为枢密使，作了最高军事长官。然而种种祸患也就由此而生。
宋惩唐末五代武人专政，兵变频仍之弊，自开国以来，极力压低武将地位，以绝其觊觎之心，把右文抑武作为基本国策。从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分割禁军统帅权力，到实行“更戍法”，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直至发展到凡将帅出征，要由朝廷授以阵图，训令，将帅只能按图作战的荒唐地步。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随着狄青官职的升迁，朝廷对他的猜忌，疑虑也在逐步加深。
早在皇祐四年（1052年）狄青任枢密副使时，御史中丞王举正就认为，狄青出身行伍而位至执政，“本朝所无，恐四方轻朝廷”。右司谏贾黯上书皇帝，论奏狄青升官有四不可，御史韩贽等人亦皆附和。在依智高纵横岭南，满朝文武惊慌失措，狄青受命于危难，率兵出征之际，朝廷在欣喜之余，也仍然不忘“狄青武人，不可独任”，要以宦官任守忠监军，监视狄青。
后因谏官李兑力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观军容，致主将掣肘，是不足法。”朝廷也迫于形势紧急才作罢。到狄青凯旋还朝作了枢密使时，这种疑忌和不安达到了顶点。臣僚百官纷纷进言，不仅始终反对狄青作官者如王举正竟以罢官威胁，就连原来屡屡称颂狄青战功，誉之为良将的庞籍、欧阳修等人也极力反对任命狄青。难道是狄青居功自傲，怀有异心而招致众议吗？恰恰相反，狄青始终对朝廷忠心耿耿。在他作了枢密副使之后，脸上仍保留着宋代军士低贱的标记——制字。宋仁宗曾劝他用药抹去，狄青回答说：“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尔，臣愿留以劝军中。”首先想到的是鼓舞士气，而不是自己作官的尊严。
狄青出身贫贱，曾有谄谀附阿之徒附会说他是唐朝名臣狄仁杰之后，狄青并不为改换门庭而冒认祖宗，他说：“一时遭际，安敢自比梁公。”在依智高败逃之后，有人曾主张报依智商已死，以此邀功，狄青却以为“不敢诬朝廷以贪功”。
史称他“为人缜密寡言，其计事必审中机会而后发。行师先正队伍，明赏罚，与士卒同饥寒劳苦……尤喜推功与将佐。”狄青的品行和武功在当时朝野广为传颂，京师的百姓相与谁说：“诵咏其材武。青每出入，辄聚观之，至壅路不得行。”就连力主罢免他的文彦博也称他“忠谨有素”。
欧阳修在嘉祐元年（1056）七月上书请罢狄青，洋洋数千言，举不出一条得力罪证，反而称赞他：“青之事艺，实过于人”，“其心不恶”，“为军士所喜”，任枢密使以来，“未见过失”。那么罪名是什么呢？不得不假托虚妄的阴阳五行说，把当年的水灾归罪于狄青，说：“水者阳也，兵亦阴也，武将亦阴也”，今年的大水就是老天爷因为狄青任官而显示的征兆。简直是无中生有，罗织罪名。为什么朝廷如此急于除掉狄青呢？文彦博说得明白，就是因为“朝廷疑耳”。在文彦博请罢狄青时，宋仁宗说“狄青是忠臣”，文彦博立即反驳“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
嘉祐元年（1056年）正月，仁宗生了一场病，后来慢慢康复，如制诰刘敞上书说：“天下有大忧者，又有大可疑者，今上体平复，大优者去矣，而大疑者尚存”，竟把狄青树为朝廷最大的威胁。在这种猜忌，疑虑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谣言纷起，有人说狄青家的狗头正长角，有人说狄青的住宅夜有光怪，就连京师发水，狄青避家相国寺，也被认为是要夺取王位的行动。
嘉祐元年（1056年）八月，仅作了4年枢密使的狄青终于被罢官,但因无过，被加宰相衔{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民间称“从士兵到元帅、从布衣到宰相”，出知陈州，离开了京师。
到陈州之后，朝廷仍不放心，每半个月就遣中使，名曰抚问，实则监视。这时的狄青已被谣言中伤搞得惶惶不安，每次使者到来他都要“惊疑终日”，惟恐再生祸乱，不到半年，发病郁郁而死。这位年仅49岁，曾驰骋沙场，浴血奋战，为宋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代名将，没有在兵刃飞矢之中倒下，血染疆场，马革裹尸，却死在猜忌、排斥的打击迫害之中。
狄青生前，被视为朝廷的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他含冤而死，却受到了礼遇和推崇，“帝发哀，赠中令，谥武襄”。
北宋重文轻武的国策，终自食其果，在后来的民族战争中，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到宋神宗登基，希图重振国威，但又苦于朝中没有能征善战之人，这才又思念起了狄青，他亲自为文，派使者到狄青家祭奠之灵，并将狄青的画像挂在禁中，但已于事无补，只能是叹息国势日颓，发思古之幽情而已。
[color=#669900]中国冷兵器时代十大勇将面涅将军--狄青[/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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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汉臣，山西汾阳人。非常有传奇色彩的北宋名将，演义里经常出现，就是《杨家将》《呼家将》里的平西王。
狄青16岁代兄受过充军，开始行伍生涯。仁宗在位时，李元昊西北称帝，建立西夏。狄青被派去援边，成为一个下层军官，狄青的辉煌从这里开始了。打仗时狄青向来都是身先士卒，骁勇强悍，由于狄青相貌俊秀文弱，所以他仿效兰陵王，每次上战场他都是披头散发，戴着一副青面獠牙的面具，一马当先的冲入敌阵所向披靡，西夏人都以为是天兵下凡，想想这样的场景，确实够令人神往。在4年时间里，参加了大小25次战役，身中8箭，但从不畏怯。在一次攻打安远的战斗中，狄青身负重伤，但“闻寇至，即挺起驰赴”，仍旧冲锋陷阵，在宋夏战争中，立下了累累战功，声名也随之大振。后来狄青受得范仲淹赏识,逐渐高升。范仲淹授之以《左氏春秋》，并对他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 狄青发奋读书，成长为一个智勇双全的高级将领，后来仁宗劝他洗去充军时脸上刺的字，但是狄青答仁宗“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尔，臣愿留以劝军中”，因此被称为“面涅将军”。
广西侬智高反宋，连败宋朝多次征讨，当时已经是枢密副使的自告奋勇，仁宗金銮殿亲自为他饯行，狄青到了广西整治军纪，鼓舞军心大胜侬智高，班师后官至枢密使，相当与全国总司令。
宋朝是文人治国，包括高级军事将领都是书生。从普通士卒到枢密使狄青是第一人，完全靠的是狄青的勇武拼出来的。狄青不仅战功累累，长于用兵，并且为人谨慎，人品也是非常好的，武将里很难得。最终还是受满朝猜忌最后被贬郁闷而终，可惜！[color=#FF99CC]这里说下欧阳修，简直是莫名其妙，找不到狄青的罪名，居然把发大水归到狄青武夫做官。 [/color]
武勇：7 影响：8 功绩：8
[color=#669900]名臣之悲：范仲淹与狄青：[/color]
仁宗登基以来，宋王朝内忧外患日渐严重。至庆历年间，北宋和西夏开始了全面的边境战争，北宋军队三战皆败，而国内又出现诸多起义、兵变和叛乱。这种情势迫使仁宗设法解决这些危机，以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要巩固统治，必须要有人才。仁宗找到了贤臣范仲淹。
范仲淹以推行新政而名满天下，他与仁宗的相识可追溯到天圣年间。当时，范仲淹初到京城任秘阁校理，就大胆上书给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以为皇帝以九五之尊不应率百官行跪拜之礼为太后祝寿，而应由宰相代之。当时朝中大臣虽均知皇帝上寿行礼之事不妥，但无人敢言。同年，范仲淹又上书太后，请求还政于仁宗。太后未予理睬。范仲淹便愤然请求出外担任地方官。这给20岁的仁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第一次真正深切地感受到了臣僚的拥戴。
[color=#FF0000]范仲淹[/color]字希文，苏州吴县人，端拱二年（989）生，两岁时父亲便死了，其母改嫁。少年范仲淹虽身世不幸，但却胸怀大志。他曾经在一座神庙里询问神灵：“我将来能当宰相吗？”神说不能。仲淹便道：“不能当宰相，做个良医如何？”虽说这一记载不甚可信，但这正是范仲淹济世救人理想的自然流露。正因如此，早年学习条件艰苦，人所不堪，他却能刻苦攻读，力学不懈，甘之如饴。范仲淹后来回忆道：“年少时我和一位姓刘的同学在长白山读书，每天煮两升粟米粥，等它冷了切成四块，早晚吃两块。把蔬菜切碎，加半杯醋，少许盐，烧熟当菜，就这样过了三年。”
大中祥符四年（1011），23岁的范仲淹告别母亲，来到了号称北宋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书院。他在书院读书异常勤奋，寒冬腊月，读书困倦了，就用冷水浇浇脸，昼夜不停，整整5年就寝时未曾解衣。艰苦的求学生涯不仅使他掌握了丰富的学识，更重要的是磨练了他的意志品质。
由于仁宗对范仲淹的人品已经有所了解，亲政后便将范仲淹召回京城，升任右司谏。此时，朝野上下直接或间接地攻击太后垂帘时政事的人越来越多。范仲淹此前虽然强烈要求太后还政，甚至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却并未借机报复，反而劝仁宗说，太后受先帝遗命，保护您10多年，一些小小的过失，当遮掩的要遮掩，要保全太后的声名。仁宗听了很是感动，由此愈发敬重范仲淹，下令不许议论太后垂帘时的事情。也从那时起，范仲淹便成为仁宗心目中能进行全面改革的最佳人选。
庆历三年（1043），北宋与西夏之间初步达成和议，仁宗迫不及待地将55岁的范仲淹从西北前线召回到中央任枢密副使。同年八月，升任参知政事。在仁宗的支持下，范仲淹开始了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新政，力图使有才能和德行的人得到提拔和重用，这是范仲淹的理想，也正是仁宗孜孜以求的目标。但是，改革从根本上触及了许多官员的既得利益，赞成改革的人实际上并不多，施行不久就受到多方面的攻击。很多人指责范仲淹等人拉帮结派，是“朋党”。
仁宗便召范仲淹询问：“从来都是小人好结朋党，难道君子也结党吗？”范仲淹答道：“臣在边疆时，看见勇于作战的人自结为党，朝廷也是这样，邪正各有其党。唯圣上明察。一心向善的人结为朋党，对国家有什么坏处呢？”就在此时，欧阳修也进呈著名的《朋党论》，表达了对范仲淹的支持。然仁宗对此极为不满，而朝野上下对此更是一片反对之声，甚至连同样得到仁宗信任的宰相章得象也在仁宗面前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党。更有夏竦之辈诬称，当时的名儒石介已为富弼起草了废旧立新的诏书，即要废掉仁宗，诬陷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石介等人犯下大逆不道之罪。仁宗此时虽表示不信流言，但却进一步加深了他对范仲淹等人相互标榜为君子的反感。
随着改革的进行，仁宗不单单听到了太多反对的声音，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对朋党也有着极度的敏感。自太祖立国以来，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就下大力气防范臣僚结党，恪守祖宗家法的仁宗，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自己身边有一个结党的政治集团。最后，他不得不做出了痛苦而又无奈的决定。庆历五年正月，辽、西夏对宋的威胁相继解除，犹疑不定的仁宗在矛盾和权衡中，先后罢去范仲淹、富弼和认同新政的宰相杜衍，让他们去担任地方官，短暂的“庆历新政”遂告失败。
11年前，因上书极谏而谪守睦州的范仲淹为东汉名士严子陵建造了祠堂并写下了“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绝词妙句。此时，罢相的范仲淹又访问了一位山间隐士魏疏，直白地吐露了自己的心迹：“我亦宠辱流，所幸无愠喜。进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意思就是宠辱不惊，进退顺其自然。此后不久的庆历六年，范仲淹应好友滕子京之约为岳阳楼作记，留下了争光日月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对中国士人情怀的完美阐释，也是范仲淹一生的真实写照。
仁宗和范仲淹的改革是向宋王朝内部的积弊开战，目的是解决内忧的困扰。要最终实现这些愿望，或许尚可假以时日，而外部边患的压力却是实实在在而又迫在眉睫的。仁宗亲政以来，接连出现了西夏元昊的叛宋和南蛮侬智高的入侵，严重威胁到北宋王朝的统治，此时无良将可用的仁宗急需杰出的军事将领。这样，普通士兵出身的狄青就逐渐进入了求贤若渴的仁宗的视野。
[color=#FF0000]狄青[/color]是仁宗最为欣赏和信任的一员武将。后世小说把他塑造成一个战神的形象，说他从王禅老祖那里得到兵法和仙术，是受命于天，专门来解除宋朝边患的“武曲星”，他与当世的“文曲星”包拯，被人们一同视为救宋室于危难之中的一代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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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青世代为农，宝元年间，元昊叛宋，便应招入伍，投入抗击西夏军队的战斗。当时宋军经常打败仗，士兵普遍产生了畏惧西夏军队的情绪，士气低落，而狄青每次作战都身先士卒，披散头发，戴着铜面具，手持利刃冲入敌阵，往往所向披靡，从而大大鼓舞了士气。在对西夏战争的4年中，狄青经历大小25战，身上留下了8处伤痕。因作战英勇，狄青得到了当时主持西北战事的韩琦和范仲淹的赏识。二人对狄青礼遇有加，范仲淹还送给他一部《春秋左传》，并告诫他说：“将领若不知天下古今之事，顶多只是匹夫之勇。”狄青潜心苦读，研习历代将帅兵法，自身修养不断得以提高。
仁宗得知他的威名和事迹后，打算召他进京询问御边方略，后因战事紧迫，狄青难以离开前线，就让他画出作战地图送至京师。狄青士兵出身，当时脸上仍然留着从军时的刺字。仁宗曾专门下诏让他将脸上的刺字印记用药除去，狄青却这样回答仁宗：“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第，臣所以有今日，是因为有这印记，臣愿意留着印记，用以激励军心，所以不敢奉诏。”仁宗由此更加器重和信任这名爱将。宋夏议和后，仁宗便立刻将狄青升为马军都指挥使，后又授以枢密副使。
皇祐年间，广源蛮侬智高入侵，先后攻陷宋朝数州之地，并围困广州达两月之久，朝廷派遣的增援部队屡战屡败，仁宗感到极度失望，又一次想到了狄青。狄青也在仁宗最需要他的时候主动请战，并向仁宗保证，有能力平定叛乱，慨然说道：“我起自行伍，要报效国家，唯有上阵杀敌，愿亲率大军，前往平叛，誓将贼首捕获，押至殿门之下。”仁宗听罢狄青的陈述，非常感动，似乎看到了宋军胜利的希望，便让狄青统一指挥岭南诸军。
狄青到前线后，最初按兵不动，令大军休整10天。侬智高得到情报，放松了警惕。不料狄青在侬智高防守松懈的第二天，一昼夜急行军，率大军越过了昆仑关，在归仁铺摆好了阵形。侬智高失去了昆仑关天险，只得拼死力战，其兵势很盛，宋军前锋孙节力战而死，前阵眼看抵挡不住，诸将大惊失色。这时，狄青从容站起，手持一面白旗向上一挥，他从西北带过来的蕃落骑兵从左右两侧同时杀出，直插敌阵。至此，侬智高军全线溃败，狄青挥军掩杀50里，直下邕州城。有关狄青与侬智高归仁铺之战，宋人笔记的记载很是丰富，战况非常精彩，其中尤其强调了狄青善于用智，如在大战前，狄青为了鼓舞士气，暗地里准备好一枚两面均相同的铜钱，誓师时，便用这枚铜钱当众占卜道，若得正面，我军必胜。结果连掷数次，尽得钱的正面，使军士以为必有神助而信心大增；又如连续三夜大设宴会，命军士夜里尽情歌舞，自己则假借醉酒的名义，退席而暗夺昆仑关。其事虽不一定全是事实，但至少表明狄青是一位有勇有谋的战将。
狄青能顺利讨平侬智高，除了自身善于用兵，另一方面则离不开仁宗的信任。时人曾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评论：“为将之道有三：曰‘智’、曰‘威’、曰‘权’。观狄青讨伐侬智高，狄青可谓是能施其智而奋其威，在当世都是绝无仅有的。然而狄青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好的发挥，是由于仁宗将指挥大权授予了他。这就是得君之权的典型。假使狄青没有得到君主的专任之权以方便他行事，他何以会创下如此辉煌的战功。”按宋朝惯例，武将领兵出征，一般要遣文臣为副，以宦官监军。仁宗却毅然破例行事，独任狄青全权负责岭南军事。至捷报传来，仁宗大喜道：“朕常观魏太祖曹操雄才大略，然而多是谲诈的手段；唐庄宗李存勖也算是豪杰，行军打仗，基本上没有失败的，但即位后，沉迷于游猎而没有节度，对臣子的赏罚也不讲规则。这两个皇帝，只具备将帅之才，而无人君之量，可惜啊！”显然仁宗对自己知人善任很是得意，在狄青征南凯旋而归不到一个月，更是力排众议，升其为枢密使。
仁宗欲拜狄青为枢密使时，朝野舆论大哗。宰相庞籍援引了祖宗先例，劝说仁宗道，曹彬战功卓著，但太祖当时也只是赏赐给他大量金帛，而未予枢密使职位。然而，仁宗居然在大臣们极力反对的情况下，仍将没有什么过失的枢密使高若讷罢免，以狄青补枢密使。狄青被拜为枢密使，何以会有如此的轰动？其原因之一是升迁的速度过快，二则是以武人的身份擢升为枢密使。这两条均与赵宋的祖宗家法相左，完全违背了太祖立国以来防制武人的国策。枢密院为掌控军政的最高权力机构，在重文轻武的宋代，自太祖、太宗以来，武臣出掌枢密院渐成忌讳，最后形成专以文臣为枢密使的惯例。仁宗这一有悖常理的任命为狄青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狄青由于仁宗的鼎力支持，得到这一不寻常的升迁。这一现象既未被朝中大臣所接纳，也引起朝野上下对狄青举止的瞩目和揣测。一次，狄青家夜间焚烧纸钱祭奠祖先，事先偶然忘记了通知负责消防的厢吏，结果厢吏连夜报告开封府。虽然府吏迅速赶到时，“火”已灭了许久，但第二天，城中便盛传狄枢密家夜有怪光冲天。显然，狄青家中的任何异动都会成为控制社会舆论的文人们的谈资和口实。家中夜有怪光冲天，这在中国古代涉及到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常被看作臣子有图谋不轨之心的自然表象，甚至更被视为改朝换代的征兆。在这种情况下，狄青已然成为功高震主的人物，因而这些谣传对他具有极强的杀伤力。除此以外，各种类似的传闻也相继而起，有人说狄青家里养的狗也长出了奇怪的角；更有甚者，还有人在京师发大水时，见到狄青身穿黄衣坐在相国寺的大殿上，这无异于给狄青穿上了帝王象征仁宗像的“皇袍”。这些谣传除了因为至和、嘉祐年间盛行谶纬巫术外，主要还是基于政治上的不安，朝中大臣甚至包括当年相当赏识狄青的名臣韩琦，普遍担忧狄青有可能功高震主，篡夺皇位。这种担忧正是宋代重文轻武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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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种种关于狄青的传言，仁宗虽然并非全信，群臣对狄青的攻击和猜测，仁宗也一直有所保留，但他毕竟不能无动于衷，因为这些终究都直接关系到自己的皇位和性命。终于，至和三年（1056），性情文弱的仁宗又一次在极度的矛盾中，在朝野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做出了无奈的决定，罢狄青枢密使，出外知陈州。据说，狄青将行时，对旁人说：“我此行必死无疑，陈州有一种梨，叫青沙烂，今去此州狄青必烂死。”这表明，狄青似已预感到了不祥之兆，也意识到陈州之行定然不会给自己带来平安。第二年，狄青因承受不了因朝廷疑忌而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暴病死于陈州，年仅50岁。仁宗得知，悲痛万分，赠官中书令，并亲自题其碑曰“旌忠元勋”。狄青死后得到如此高的荣誉和礼遇，这是仁宗对一代名将的最后交待，更是他内心无限愧疚的流露。
范仲淹、狄青是仁宗时代众多历史人物的典型代表，他们的命运与仁宗时期的内忧外患紧密相连。作为文官、武将之杰出者，他们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他们都为挽救大宋王朝做出过巨大努力，结局却都带有浓浓的悲剧色彩，这大概与仁宗的性格和他们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作为一个守成之君，仁宗坚守祖宗法度，千方百计地防范朋党，以致他不得不在最后关头放弃了范仲淹的改革。[color=#6699CC]作为一位性情文弱的帝王，在宋朝防范武人的基本国策下，对自己甚为器重的狄青，他似乎也无法改变狄青的悲剧命运。[/color]
[color=#669900]文学形象：[/color]
[color=#FF99CC]Ⅰ. 北方传统评书中，涉及到“杨文广时代”，先前旧本都把北宋名将狄青写成反面人物。在杨金花夺帅印时，由于误伤狄青之子，引起狄、杨结仇[/color]。狄家处处害杨家，杨家时时反狄家。这种“狄杨不合”之说是违背历史的，也有损狄青的形象。评书虽属野史，对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还应尽力求真。为此，近年整理本都注意了这个问题。在“杨文广征南”的故事中把狄、杨两家说成一体，共同为国平叛。虽说有些误会，内部化解了。由于外部不知内情，才引出杨怀玉征西的故事。北宋历史上，太祖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已经平灭了南唐。真正平灭南唐的是大将曹彬和同平章事潘洪，杨家将并未参战。
[color=#FF99CC] Ⅱ . 在《杨家将》中狄青是与潘仁美一样的奸臣，设计刺杀杨宗保。[/color]
[color=#FF99CC] Ⅲ. 在中国历史上，爱国英雄代不乏人；在中国民间，英雄传奇小说洛阳纸贵。狄青五虎将的故事，就和杨家将、呼家将、岳家将的故事一样，长期以来传诵不衰。[/color]本书收录了《万花楼》（《狄青初传》）、《五虎征西》（《狄青前传》）、《五虎平南》（《狄青后传》）三个讲述狄青五虎将故事的传统本子，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完整的狄青五虎将的故事。
《万花楼》（全称《万花楼杨包狄演义》，又名《大宋杨家将文武曲星包公狄青初传》）演过英雄传奇人物杨宗保、包拯、狄青等忠臣良将抗击外侮、斥佞除奸、忠君报国的故事。包公断狸猫换太子案，杨、包、狄与奸相庞洪的斗争都写得有声有色，扣人心弦，杨宗保的老成持重，狄青的血气方刚，包拯的足智多谋，都会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五虎征西》（又名《五虎平西珍珠旗演义狄青全传》）的故事承接《万花楼》，叙述狄青、张忠、刘庆。李义、石玉五虎将出征西夏的过程，以及狄青和单单国八宝公主的爱情故事。其间还贯串了包拯和狄青等与奸相庞洪的忠奸斗争。
《五虎平南》（又名《五虎平南狄青后传》）承续《征西》故事，叙述以狄青为首的五虎将率兵南征，平定广源州依智高叛乱的经过，以及狄青的两个孪生子狄龙、狄虎在出征中与敌方女将段红玉、王兰英之间的爱情纠葛，同时也穿插了包拯、狄青与朝中奸佞斗争的线索。
[color=#669900]传说：[/color]
北宋皇祐年间，名将狄青到广西征讨“大南国”“惠仁皇帝”的侬智高。由于前将领几次征讨失败，士气低落，如何振奋士气便成了个问题。狄青看到南方有崇拜鬼神的风俗，便心生一计：他率官兵刚出桂林之南，就拜神祈佑。只见他拿出一百个制钱，口中念念有词：“此次用兵胜负难以预料，若能制敌，请神灵使钱面全都朝上！”左右官员对此感到茫然，担心弄不好反会影响士气，都劝狄青不必这么做。而狄青却不加理睬，在全军众目睽睽之下，一挥手，一百个制钱全撒到地面。大家凑近一看，一百个钱面全部朝上。官兵见神灵保佑，雀跃欢呼，声震林野，士气大振。狄青当即命左右侍从，拿来一百根铁钉，把制钱原地不动地钉在地上，盖上青布，还亲手把它封好，说：“待胜利归来，再收回制钱。”于是率官兵南进，越过昆仑关，设计在归仁铺与侬智高决战。结果大败侬军，“追赶五十里，斩首数千级”，俘侬智高主将57人。侬智高遁往云南大理，后死在那里。狄青平定了邕州，带领胜利之师北还，如约到掷钱处取制钱。僚属们将钱起出一看，原来这一百个制钱两面都是钱面，大家才恍然大悟，对狄青的“静不露机”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狄青巧计激士的典故，后来被《三十六计》一书的作者收入卷中，作为第二十七计“假痴不癫”的注脚战例。
[color=#669900]有一对联提到过他：[/color]
二船并行，橹速（鲁肃）难比帆快（樊哙）;
八音齐奏，笛清（狄青）不敌箫合（萧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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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范雍[/b][/color]
范雍（九八一～一○四六），字伯纯（清康熙《建宁府志》卷五作伯淳），世家太原（今属山西），祖葬河南（今河南洛阳），遂为河南人。真宗咸平初进士。三年（一○○○），补洛阳主簿。后迁殿中丞，知端州。仁宗即位，历兵部员外郎、户部副使、度支副使、工部郎中、笼图阁待制、陕西转运使。天圣四年（一○二六）拜右谏议大夫、权三司使。六年，为枢密副使。七年，加给事中。明道二年（一○三三）罢知陕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卷一○六、卷一○八、卷一一二）。宝元二年（一○三九），以资政殿学士、吏部侍郎为振武军节度使，知延州（同上书卷一二二）。后知河南府。庆历六年卒，年六十六。谥忠献。著有《明道集》三十卷、后集十卷，《弥纶集》十卷，不传。事见《范文正公集》卷一三《范公墓志铭》，《宋史》卷二八八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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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99CC]下面我是照着宋仁宗关系谱图找的资料[/color]
[color=#000000]宰相[/color]
[color=#FF0000][b]丁谓[/b][/color]（966年－1037年），字谓之，后更字公言，北宋时期长洲县（今江苏苏州）人。
善言谈，喜欢作诗，于图书、博奕、音律无一不精。出自寇准门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进士，授饶州通判。真宗咸平初除三司户部判官，大中祥符初，权三司使。咸平五年（1012年）任户部侍郎。官至参政知事。
丁谓机敏有智谋，然有才无德，寇准喝汤时弄污胡须，丁谓给他擦胡子，寇准笑说：“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耶！”。丁谓拜相后却一再排挤寇准，“凡与准善者，尽逐之。”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再贬寇准为雷州司户参军。
丁谓同党雷允恭因先帝陵寝工程事故，坐“擅移皇堂”罪，丁谓受牵连，贬为太子太保。后以“丁谓前后欺罔”罪，被贬崖州（今海南省琼山县）司户参军。丁谓路过雷州时，寇准派人送一蒸羊在路迎他。丁谓想见寇准，但寇准拒绝[1]。以秘书监致仕归里。景祐四年（1037年）病卒。著有《丁谓集》8卷、《虎丘集》50卷、《刀笔集》2卷、《青衿集》3卷、《知命集》1卷[2]，皆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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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寇准掾雷康，丁谓谪朱崖，将假路于雷康，准闻之，以蒸羊逆诸境上，曰：“某之窜遂，诚冤于谓。今谓穷来，而吾仆有刚者，必将致仇，当为防之。”于是聚令博易，亦阅之。诘旦，闻夜三更谓往矣，乃令散。（《国老谈苑》卷二）
2， 《宋史·艺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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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冯拯[/b][/color]字道济，公元1023年逝世。北宋大臣，天圣年间的第一位首相。
曾起草对另一位宋朝宰相 丁谓贬去崖州的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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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王曾[/b][/color]（977年～1038年），字孝先。青州益都（今山东益都）人。
八岁早孤，由叔父王宗元养大。咸平五年（1002年）乡试、省试、殿试皆第一，“连中三元”，授翰林学士、知审刑院等。仁宗时，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景佑元年（1034年），为枢密使。拜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封沂国公。因不容吕夷简，罢相，以左仆射，资政殿大学士判郓州，宝元元年（1038年）卒于任上。赠侍中，谥文正。著有《九域图》3卷、《契丹志》1卷、《笔录》1卷、《王文正公笔录》。王曾无子，以弟王皋之子王绎，为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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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王钦若[/b][/color]
王钦若（962年－1025年）是中国北宋初期的政治家。字定国，谥文穆，临江军新喻（今江西省新余县东门王家）人。王钦若是真宗时期的宰相，属于当时主和派的势力，主张把国都南迁，与当时主战的寇准对立。另一方面，他亦因为主导编纂[color=#FF99CC]《册府元龟》[/color]而知名。
[color=#6699CC]生平[/color]
王钦若十八岁作《平晋赋论》献给宋太宗，又有屏联曰：“龙带晚烟归洞府，雁拖秋色过衡阳。”，太宗淳化三年（992年）登淳化进士甲科。历任亳州（现安徽省亳州市）的防御推官[1]、秘书省秘书部、西川安抚使、翰林学士，1001年（咸平四年）任参知政事（执政副宰相）。
钦若身材短小，脖子上有肉瘤，时人称“瘿相”。王旦生前不重用钦若，直到王旦死后，王钦若始大用，王钦若发牢骚说：“为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王钦若是北宋开国以来第一位江南宰相。[2]
景德元年（1004年）辽圣宗亲征南下攻宋。宋真宗畏敌，听从王钦若、陈尧叟等大臣之计，欲迁都往金陵（今南京市）南逃。同平章事（宰相）寇准（961年—1023年）力排众议，劝宋真宗至澶州（今河南濮阳）督战，结果士气大振，订下“澶渊之盟”。景德三年（1006年）王钦若挑拨宋真宗：“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后来寇准罢相。1008年（大中祥符元年）伪造“天书”，封禅泰山，王曾对仁宗曰：“钦若与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圭，时谓之‘五鬼’。奸邪险伪，诚如圣谕”。同年，与杨亿、陈彭年等奉命编纂《册府元龟》，全书一千卷，1013年（大中祥符六年）完成。册府，是古代皇帝藏书册之府库，元龟即龟鉴的意思。
1017年（天禧元年），官至同平章事。1019年（天禧三年）任皇太子（即其后的宋仁宗）之师，但失势于丁谓。1023年（天圣元年）再任宰相，1025年（天圣三年）冬十月，兼译经使，病逝于前往传法院途中，赠太师、中书令，谥文穆，亲事及所亲信共二十余人恩荫作官，“国朝以来宰相荣恩，未有钦若比者”。
[color=#6699CC]评价[/color]
仁宗时，钦若路过杭州，拜访隐居西湖的林逋。林逋有诗送之：“虎牙熊轼隐铃斋，棠树阴阴长碧苔；丞相望崇宾谒少，清谈应喜道人来。”后世人评价王钦若时，一般把他与寇准作比较，对于他对寇准谗言及为封禅而花费大量财货而批判。然而，现代亦有历史学家指出，二人的相争其实很可能是因为二人的背景不同使然：因为王钦若出身于富庶的江南，而寇准是华北人，所以寇准较著意于光复被侵占的故土，而王钦若却放眼于改善国家的经济，使国家变得更强盛。而事实上，在王钦若执政期间，是北宋开国以来经济力最强的时候，而且更为南人参政开创了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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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张知白[/b][/color]（？－1028年），字用晦。北宋沧州清池（今河北沧州东南）人。
端拱二年进士，历任龙图阁待制、御史中丞、参知政事等。后知剑、邓、青三州等职务。又官河阳（今河南省洛阳市）节度判官。咸平年间上疏，真宗召试舍人院，权授右正言。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以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性节俭，“自奉养如为河阳掌书记时”[1]。天圣六年（1028年），卒于任上。赠太傅中书令，谥文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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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吕夷简[/color][b][/b]（979年—1044年），字坦夫。北宋大臣。北宋寿州（今安徽寿县）人，进士出身。为吕蒙正族侄。
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夷简做宰相，主持中书省达二十年，是宋朝开国以来最长久的宰辅，政治上偏于保守，操守颇有争议。对西夏用兵，增加岁币，支出大增。当时北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要求改革之声浪不绝于耳，吕夷简指责宋祁、范仲淹这些不满统治现状的人是“朋党”，对他们加以打击排斥。欧阳修批评吕夷简 “二十年间坏了天下。其在位之日，专夺国权，胁制中外，人皆畏之”。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决意改革，罢去了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职事，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推行“庆历新政”。夷简在西溪任官时，算是爱民好官，当时西溪人家都种植牡丹花，吕夷简也爱好此道，远近传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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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陈尧佐[/b][/color]（963年－1044年），字希元，自号知余子。其先河朔人，徙居阆州阆中（今属四川）。
陈省华次子，其兄弟陈尧叟、陈尧咨皆状元。生于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年）进士，历官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工书法，喜欢写特大的隶书字，《宋史》说他：“善古隶八分，为方丈字，笔力端劲，志犹不衰。”咸平初，任潮州通判，咸平二年（999年）建韩吏部祠于金山麓夫子庙正室东厢。宋仁宗时官至宰相，景祐四年（1037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陈尧佐又是水利专家。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卒。赠司空兼侍中，谥文惠。著有《潮阳编》、《野庐编》、《遣兴集》、《愚邱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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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晏殊[/b][/color]（991年－1055年），字同叔，北宋前期婉约派的词人之一。抚州临川文港乡（今南昌进贤县）人。
七岁能文，十四岁时就因才华洋溢而被朝廷赐为进士。之后到秘书省做正字，北宋仁宗即位之后，升官做了集贤殿学士，仁宗至和二年，六十五岁时过世。性刚简，自奉清俭。能荐拔人才，如范仲淹、欧阳修均出其门下。他生平著作相当丰富，计有文集一百四十卷，及删次梁陈以下名臣述作为《集选》一百卷，一说删并《世说新语》[1]。
晏殊的词在北宋时期被认为有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其词工于造语，多是会友宴游之作，多以男欢女悦、别绪离情为内容，风格闲雅清婉，词风和婉明丽，风流蕴藉。他的主要词集“珠玉词”共有120多首词。
晏殊的作品中有不少脍炙人口的名句，如“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鸿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寄”“劝君莫作独醒人，烂醉花间应有数”“凭高目断，鸿雁来时，无限思量”等等，不可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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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杜衍[/b][/color]（978年－1057年）字世昌，北宋越州山阴（今浙江省绍兴）人。
杜衍年幼时母亲改嫁钱氏，15岁时两个哥哥虐待他，用剑砍他。后来他到母亲那里，继父不肯收留，只好在孟洛等地流浪。一富户相里氏看他仪表不凡，将女儿嫁给他。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进士。在平遥县、乾州、凤翔府担任地方官，很得民心，离任时，百姓夹道送至境边说：“何夺我贤太守也！”章献太后对他很赏识，封“祁国公”。工书法，苏轼说他：“正献公晚乃学草书，遂乃一代之绝，清闲妙丽，得晋人风气。” 谥“正献”。《涑水旧闻》卷九记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诏令御史中丞杜衍裁汰三司冗员，有官员到杜衍住所叫骂，“乱掷瓦砾”，遂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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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陈执中[/b][/color]（990年－1059年），字昭誉，北宋洪州南昌人。
出生于官宦世家，其父陈恕官至副相的“盐铁使”，真宗时以父荫入仕秘书省正字，累迁卫尉寺丞，后任梧州知县。真宗时，上《复古要道》三篇。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同知枢密院事[1]。庆历元年（1041年）以同治枢院事出知青州，转运使沈邈很轻视他，常批评他扰民，改永兴军。庆历四年（1044年）召拜参知政事，庆历五年入相。皇佑元年（1049年）以足疾辞职，出知陈州。皇佑五年再入相。至和二年（1055年）充镇海军节度使判亳州[2]。以司徒致仕。
执中在官场颇有作为，以为官清廉、不徇私闻名，有一次他的女婿求差遣，执中说：“官职是国家的，非卧房笼箧中物，婿安得有之？”，最后没给官。深得仁宗皇帝的垂青。陈执中家中的小妾张氏暴戾，三次杀婢[3]，被言官弹劾。执中之子陈世儒因参与毒杀生母，被斩首。嘉佑四年（1059年）卒[4]。谥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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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文彦博[/b][/color]（1006年-1097年），字宽夫，号伊叟，汾州介休城关文家庄（今山西省介休市城区文家庄）人，北宋著名宰相。
[color=#669900]生平[/color]
天圣五年（1027年），文彦博进士及第，先后任翼城知县、绛州通判、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河东转运副使等职。庆历七年（1047年），文彦博任枢密副使。十一月，贝州王则起义，八年春正月，朝廷任命文彦博宣抚河北，去平息王则起义。文彦博至贝州城下，一面让官军猛攻北城，另一方面在南城挖地道，直通城里。闰正月，官军攻入城中，王则被捕，起义被平息。文彦博以功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院大学士。
皇祐元年（1049年）八月，文彦博为昭文馆大学士，三年，因御史弹劾被罢官。至和二年（1055年）六月，文彦博再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以后，又去河南府、大名府、太原府等地做地方官。英宗时，文彦博任枢密使。神宗即位，王安石开始变法，文彦博与王安石所持论有异，对其中市易、青苗诸法伤民弊端多所论及，因反对变法，文彦博被改任地方官，后以太师致仕。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经司马光推荐，文彦博出任平章军国重事，五年，以太师充护国军、山南西道节度等使复致仕。绍圣四年（1097年），章惇秉政，云文彦博与司马光曾反对王安石变法，降为太子太保，也就在这一年，文彦博去世，时年92岁。狄青曾问文彦博外放原因，文答：“无他，朝廷疑尔。”[1]。宋徽宗崇宁（1102——1106年）间，蔡京为右相，将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等人称为“元祐党人”，刻元祐党人碑，禁止元祐学术。至北宋末南宋初，文彦博才又被追复太师，谥忠烈。
文彦博著有《大飨明堂纪要》二卷、《药准》一卷，已佚，今存《文潞公集》40卷，收入《山右丛书》中。文彦博也爱写诗、词，但所留甚少，且多与政治有关，如《双泉》云：“长剑并弹霜气豪，白虹半折秋云高。濯缨洗耳更何处，世人回看轻鸿毛。”又如《题榆次县鼓楼》：“置向谯楼一任挝，挝多挝少不知他。如今幸有黄䌷被，努出头来放早衙。”文彦博工书法，黄庭坚云“潞公书极似苏灵芝公”“今观《到洛为儿子赴许昌》帖，笔执清劲，真不愧古人！”
文彦博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期，出将入相，有五十年之久。任职期间，秉公执法，世人尊称为贤相。曾成功地抵御了西夏军团的入侵。宰相期间，大胆提出裁军八万之主张，为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color=#FF99CC]晚年皈依佛法[/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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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宋庠[/b][/color]（996年－1066年），字公序，原名宋郊，后改名庠。安州安陆（今湖北安陆）人。
宋祁之兄，人称“二宋”。生于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原居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后徙安州安陆（今属湖北）。天圣二年（1024年）进士，宋庠在乡试，会试、殿试都是第一，连中三元。原取宋庠弟宋祁为第一，因“长幼有序”而改取宋庠。仁宗命改“郊”为“庠”。初仕襄州通判、大理评事。累迁右谏议大夫，参政知事。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治平三年（1066年）卒。著有《校定国语补音》三卷、《通谱丛志》十二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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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庞籍[/b][/color]（988年－1063年）字醇之，单州武城（今山东省成武县伯乐镇庞楼村）人。
其父庞格是国子监博士。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任黄州司理参军，后任开封府兵曹参军，知州夏竦甚器重之。迁大理寺丞、知襄邑县。景祐三年（1036年）为侍御史，被誉为“天子御史”，累进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封颍国公，以太子太保退休。嘉佑八年（1063年）三月去世，是年六月葬于雍邱县（今河南杞县），赠司空，加侍中，谥号“庄敏”。庞籍于司马光知遇之恩，司马光曾作《奉和始平公忆东平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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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富弼[/b][/color]（1004年－1082年），字彦国，中国宋朝政治家，河南（今河南洛阳东）人。
为官清正，颇有廉声。与范仲淹等共同推行庆历新政。庆历五年（1045年）被排挤，出知郓州、青州（今山东益都）。时河北大水，难民四处流亡。富弼动员救灾，以地为食，募数万饥民为兵。至和二年（1055年）与文彦博同为宰相，后因母丧罢相。宋英宗即位，召为枢密使，又因足疾解职，进封“郑国公”。
富弼在政治上属于保守派，熙宁元年（1068年）入朝，宋神宗赵顼问他如何处理边事，富弼说：“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熙宁二年，再度复相，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又求退，出判亳州（今安徽亳县）。拒不执行新政青苗法。后退居洛阳，仍继续请求废止“新法”。元丰六年（1083年）病死。卒谥“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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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韩琦[/b][/color]（1008年－1075年），字稚圭，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北宋大臣。
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一甲第二名。康定元年（1040年）官陕西帅臣，主张进攻西夏，然而败于六盘山（宁夏隆德）下好水川（甜水河），损失一万余人，时边区民有歌唱：“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1]。隔年（1042年）与范仲淹一起抗御西夏，时称“韩范”，再度出战，宋军再度大败，九千四百余人全军覆没。两人于宋夏战争均无建树。
庆历三年（1043年），官枢密副使。赞成范仲淹、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
嘉祐二年（1057年），苏辙进士及第，不久就给枢密使韩琦写信，希望得到他的提携，这封信也就是后来著名的《上枢密韩太尉书》。
嘉祐三年（1058年），出任宰相。英宗即位后，封为魏国公。神宗赵顼即位以后，出判相州。作为元老重臣，他一直反对王安石变法，宋神宗一度有所感悟：“琦真忠臣，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与之。”[2]。
熙宁八年（1075年），病死，终年67岁。后遗作编为《安阳集》。
[color=#669900]评价[/color]
王夫之称“三代以还，能此者，唯韩魏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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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曾公亮[/b][/color]（998年－1078年），字明仲，号乐正，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市）人。
[color=#669900]生平[/color]
出身于名宦世家，父曾会是刑部郎中。公亮是天圣二年（1024年）进士，当过会稽县令（今浙江绍兴），引鉴湖水入曹娥江，解除民边水患。嘉佑六年（1061年），拜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集贤殿大学士，与韩琦共事。
曾公亮为人“方厚庄重，沈深周密”。支持过王安石变法，引起了杨绘、滕甫等保守派的不满。宋神宗问曾公亮，王安石闻名先朝，屡召不至，是真有病吗，还是有所要托呢？曾公亮回答：“王安石确是辅相之才，必不欺罔！”宋神宗下诏任王安石为翰林学士。熙宁四年（1071年），起判永兴军。
元丰元年（1078年），曾公亮去世。神宗辍朝三日，赠太师、中书令，谥“宣靖”。曾公亮墓位于河南省新郑市八千乡亲店村，墓碑为宋神宗亲笔：“两朝顾命定策亚勋之碑”。
[color=#FF99CC]曾公亮的父亲当过刑部郎中，曾公亮自己的儿子曾孝宽又当上右丞相[1]，到了南宋又有曾怀、曾从龙等人位极人臣，一家子共出了四位宰相一位状元，人称“曾半朝”或“一门四相”。曾公亮的历史巨著《武经总要》是一部国防军事的百科全书，里面记载了世界上第一支“火药火箭”。[/color]========----------=========
[color=#FF0000][b]鲁宗道[/b][/color]（966年～1029年），字贯之，谯（今安徽省亳县）人。
少时双亲亡故，寄养于外祖父家。为人刚正直爽。举进士，初授濠州定远尉，继任海盐县令，该县的东南处有旧河入海，由于河道淤塞，宗道组织民力加以疏浚，后人称“鲁公浦”。后改任歙州军事判官，迁秘书丞。住家离酒店很近，常一个人跑去喝酒。真宗问他“卿为清望官，奈何饮于酒肆？”宗道说“臣家贫无杯盘，故就酒家饮。”宋真宗称他“鲁直”，天禧元年（1017年），擢为右正言，历官户部员外郎兼右谕德、左谕德，直龙图阁。仁宗时，拜为参知政事，人称鱼头参政。卒赠兵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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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CC]名将[/color]
范仲淹
韩琦
狄青
[color=#FF0000][b]杨文广[/b][/color]（？─1074年），字仲容，中国北宋将领。他是杨家将第三代人物，正史上他是杨延昭的次子。其父杨延昭是北宋前期名将杨业的长子。
《宋史》记载，宋辽“澶渊之盟”后，两国边境保持了约三十年的和平状态，但是到了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李元昊在今天的宁夏、甘肃一带建立西夏，秦中以西从此多事。
1034年，李元昊称帝，建都于兴庆。1040年，夏国入侵宋朝，至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由于长期交战未果，和议。宋封李元昊为夏王。宋神宗时代（1068至1085年），宋夏曾有两次征战，至宋哲宗元符二年，宋夏再次协议，自此两国未再交兵。而杨文广就是在西夏崛起的时代扬名的。
《宋史》上杨文广的首件战功是宋仁宗庆历年间参与讨平张海之乱，因功授殿直。庆历四年，“范仲淹宣抚陕西，与语奇之，置麾下。”也就是说范仲淹到陕西以后，召见了杨文广，与他相谈之下，觉得文广颇有创见，因此将他召请到自己的幕府任职。
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岭南广源州的土豪侬智高造反。皇祐四年，智高陷邕州、围广州，杨文广随狄青征讨侬智高。皇祐五年，智高被平定，杨文广因功被授予统领“德顺军”的军职，署理宜、邕二州，然后再晋升为“左藏库使、带御器械”。
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年），皇帝与群臣谈论到在地方负责守卫的边将时，认为“文广，名将后，且有功”，就提拔他为成州团练、龙神卫四厢指挥使，升迁为兴州防御使。
韩琦曾命杨文广在筚篥和擦珠谷筑城。其间西夏曾经来犯，被杨文广击退。建城后两城分别称为甘谷城、通渭堡。
宋神宗熙宁七年，彼时宋朝在山西与契丹的边境修筑工事，契丹借故对宋朝的将领挑衅，又派人到宋廷施压，逼迫皇帝改变命令拆除工事，并且要修订疆界。当时屯军在河北定州（今河北定县）的文广知道这件事后，新仇旧恨再次涌上心怀，因为晋北一带是他的祖父杨业与契丹奋战三十余年而未果之地。所以他就开始准备向朝廷进献与辽作战的兵阵图和收复幽燕的军略，结果方略还未即上报，已约75岁的文广就病死在屯所（河北定县）。至今该方略已佚。
杨文广的妻子，姓慕容。慕容，属鲜卑族。据《保德州志》载，“杨文广娶慕容氏，善战。”据北宋杨棋墓志铭，与文广同辈的杨棋，亦娶慕容氏为妻。至于杨文广所娶的这位善战的慕容氏，其实就是杨家将故事中的穆桂英（惟穆氏的夫婿成了传说人物杨宗保，而原本的夫婿杨文广则成了她的儿子）。穆为慕容之误。
[color=#6699CC]在民间小说中，杨文广是杨家将第四代人物，父母是正史上不存在的杨宗保、穆桂英。[/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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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99CC]个人读后感- -
即使史书记载了，也不能判定历史的真假呀[/color]
[color=#FF0000][b]宋仁宗 [/b][/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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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pai有三贴：
富有人情味的偶像皇帝—宋仁宗 ~~~
[url]http://m.paipai.fm/r5885190_u9741308/[/url]
宋仁宗成人之美:宫中佳人赐才子
[url]http://m.paipai.fm/r5884888_u9741308/[/url]
试看武则天与宋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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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欧阳修[/b][/color]
北宋大文豪欧阳修：人格魅力超强 长相却不敢恭维
[url]http://m.paipai.fm/r5885188_u9741308/[/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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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范仲淹[/b][/color]
[color=#669900]概述[/color]
范仲淹（989年—1052年）男，（即太宗端拱二年——皇祐四年） 字希文，原名朱说。为北宋名臣，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谥号“文正”。汉族，祖籍陕西彬州(今陕西省咸阳市彬县)，生于苏州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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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00]简介[/color]
范仲淹少年时家贫但好学，当秀才时就常以天下为己任，有敢言之名。曾多次上书批评当时的宰相，因而三次被贬。宋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李元昊造反，以龙图阁直学士与夏竦经略陕西，号令严明，夏人不敢犯，羌人称为龙图老子，夏人称为小范老子。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对当时的朝政的弊病极为痛心，提出“十事疏”，主张建立严密的仕官制度，注意农桑，整顿武备，推行法制，减轻傜役。宋仁宗采纳他的建议，陆续推行，史称“庆历新政”。可惜不久因为保守派的反对而不能实现，因而被贬至陜西四路宣抚使，后来在赴颍州途中病死，有《范文正公集》传世。
他喜好弹琴，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曲，故时人称之为范履霜。他工于诗词散文，所作的文章富政治内容，文辞秀美，气度豁达。他的《岳阳楼岳阳楼记记》一文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两句，为千古佳句。也是他一生爱国的写照。
他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统帅，也是—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他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成为后来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他对某些军事制度和战略措施的改善，使西线边防稳固了相当长时期；经他荐拔的一大批学者，为宋代学术鼎盛奠定了基础；他倡导的先忧后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烁异彩的精神财富：朱熹称他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千载迄今，各地有关范仲淹的遗迹始终受到人们的保护和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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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楼记
[color=#669900]生平[/color]
[color=#6699CC] 1、自幼孤贫 勤学苦读[/color]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八月初二，范仲淹在河北正定。他的父亲范墉，当时做宁武军节度掌书记——徐州军事长官的秘书。范墉先娶陈氏，继娶谢氏．仲淹是他第三个儿子。范仲淹出生第二年．父亲便病逝了。谢氏贫困无依，只好抱着襁褓中的仲淹．改嫁山东淄州长山县(今山东邹平县附近)一户姓朱的人家。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在朱家长大成人。
范仲淹从小读书就十分刻苦，朱家是长山的富户，但他为了励志，常去附近长白山上的醴泉寺寄宿读书，晨夕之间．便就读讽诵。他片读不懈的精神，给僧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他的生活极其艰苦，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几根腌菜，调半盂醋汁，吃完继续读书。后世便有了断虀画粥的美誉,但他对这种清苦生活却毫不介意，而用全部精力在书中寻找着自己的乐趣。
这样过了差不多三年，长山乡的书籍已渐渐不能满足他的需要。 一个偶然的事件，暴露了范仲淹家世的隐秘。他惊谔地发现，自己原是苏州范家之子，这些年来，一直靠继父的关照度日。这件事使范仲淹深受刺激和震动，愧愤交集之下，他决心脱离朱家，自树门户，待将来卓然立业，再接母归养。于是他匆匆收拾了几样简单的衣物，佩上琴剑，不顾朱家和母亲的阻拦，流着眼泪，毅然辞别母亲，离开长山，徒步求学去了。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二十三岁的范仲淹来到睢阳应天府书院(今河南睢阳区)。应天府书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共有校舍一百五十间，藏书敷千卷。更主要的是这里聚集了许多志操才智俱佳的师生。到这样的学院读书，既有名师可以请教，又有许多同学互相切磋，还有大量的书籍可供阅览，况且学院免费就学，更是经济拮据的范仲淹求之不得的。应天府后来改名南京，应天府书院所以又叫南都学舍。
范仲淹十分珍惜崭新的学习环境，昼夜不息地攻读。范仲淹的一个同学、南京留守（南京的最高长官）的儿子看他终年吃粥，便送些美食给他。他竟一口不尝，听任佳肴发霉。直到人家怪罪起来，他才长揖致谢说：“我已安于过喝粥的生活，一旦享受美餐，日后怕吃不得苦。” 范仲淹艰涩的生活，有点像孔子的贤徒颜回；一碗饭、一瓢水，在陋巷，他人叫苦连天，颜回却不改其乐．
范仲淹的连岁苦读，也是从春至夏，经秋历冬；凌晨舞一通剑，夜半和衣而眠。别人看花赏月，他只在六经中寻乐．偶然兴起，也吟诗抒怀； “白云无颡帝乡遥，汉苑谁人奏洞萧？多难未应歌风鸟，薄才犹可赋鹪鹩．瓢思颜于心还乐，琴遇懂君恨即销．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 数年之后，范仲淹对儒家经典——诸如《诗经》、《尚书》、《易经》、《礼记》、《乐经》、《春秋》等书主旨，已然堪称大通：吟诗作文，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
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迷信道教的宋真宗率领百官到亳州（今安 徽亳县）去朝拜太清宫。浩浩荡荡的车马路过南京（今河南商丘，下同），整 个城市轰动了，人们争先恐后地看皇帝，惟独有一个学生闭门不出，仍然埋头读书。有个要好的同学特地跑来劝他：“快去看，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但这个学生只随口说了句：“将来再见也不晚”，便头也不抬 地继续读他的书了。果然，第二年他就得中进士，见到了皇帝。这位学生就是 日后的北宋伟大的改革思想家范仲淹。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秋和八年(1015年)春，他通过科举考试，中榜成为进士。在崇政殿参加御试时，他第一次看见年近五旬的真宗皇帝。后来还荣赴了御赐的宴席。 二月的汴京(今开封市)，春花满目．进士们坐跨骏马，在鼓乐声中游街：“长白一寒儒，名登二纪余”。他吟着这样的诗句，想到自己已经二十七岁。比起旁边的滕宗谅等人，年纪显得大了许多。
不久，他被任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广德军位置在今安徽广德县一带，司理参军是掌管讼狱、审理案件的官员，从九品）。接着，又调任为集庆军节度推官（集庆军辖境位置在今安徽亳州一带，节度推官是幕职官，从八品）。他把母亲接来赡养，并正式恢复了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从此开始了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
[color=#6699CC]2、为民治堰 热心执教[/color]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被调往泰州海陵西溪镇(今江苏省东台县附近)，做盐仓监官——负责监督淮盐贮运转销．西溪镇濒临黄海之滨，镇上虽也可偶见牡丹，其荒远情景毕竟与内地不同。乍听风浪的呼啸及野鹤的长唳，范仲淹不免略觉惆怅．而仓官既属于闲差，他便暂以疏懒饮宴采自我解嘲：“卑牺曾未托椅梧，敢议雄心万里途!蒙叟自当齐黑白，于牟何必怨江湖……一醉一吟疏懒甚，溪人能信解嘲无？”
然而，他很快发现，这里有许多事情需要去做。当地多年失修的海堤，已经坍圮不堪，不仅盐场亭灶失去屏障，而且广阔的农田民宅，也屡受海涛威胁。遇上大海潮汐，甚至水淹泰州城下，成千上万灾民流离失所。官府盐产与租赋，都蒙受损失。为此，他上书给江淮漕运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在通州、泰州、楚州、海州(今连云港至长江口北岸)沿海，重修一道坚固的捍海堤堰。
对于这项浩大的工程，张纶慨然表示赞同，并奏准朝廷，调范仲淹做兴化县令（今江苏省兴化市），全面负责治堰。
天圣二年(1024年)秋，兴化县令范仲淹率领来自四个州的数万民夫，奔赴海滨。但治堰工程开始不久，便遇上夹雪的暴风，接着又是一场大海潮，吞噬了一百多民工。一部分官员，认为这是天意，堤不可成，主张取缔原议，彻底停工。事情报到京师，朝臣也踌躇不定。而范仲淹则临危不惧，坚守护堰之役。
大风卷着浪涛冲到他腿上，兵民们纷纷惊避，官吏也张皇失措，范仲淹却没有动，他有意看看身旁的同年好友滕宗谅，宗谅正从容不迫地评论着一段屹立的堤堰。大家发现他两人泰然自若，情绪也安稳下来。 经过范仲淹等人的努力坚持，捍海治堰又全面复工。不久，绵延数百里的悠远长堤，便凝然横亘在黄海滩头。盐场和农田的生产，从此有了保障。往年受灾流亡的数干民户，又扶老携幼，返回家园。人们感激兴化县令范仲淹的功绩，都把海堰叫做“范公堤”。兴化县不少灾民，竟跟着他姓了范。 至今兴化仍有范公祠遗址，为父老怀念。
“有客狂且淳，少小爱功名”，“风尘三十六，未做万人英”。这是范仲淹三十六岁时写的诗句。他大约至三十四、五岁才结婚，这年得了一子，并被调回京师，做大理寺丞。从此，他跨入京官的行列。
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谢氏病故。范仲淹含泪服丧，回南京居住。当时南京留守官晏殊，已风闻仲淹通晓经学，尤长于《易》经。他邀请仲淹协助戚氏主持应天府学的教务。仲淹慨然领命，还把另一位青年朋友富弼，推荐给晏殊。
为了便于工作，范仲淹搬到学校去住。他制定了一套作息时刻表，按时训导诸生读书。夜晚，还经常深入宿舍，检查和责罚那些偷闲嗜睡的人。每当给诸生命题作赋，他必定先作一篇，以掌握试题难度和着笔重点，使诸生迅速提高写作水平。
应天府书院的学风，很快就焕然一新。四方前来就读和专意向范仲淹问业的人，络绎而至。范仲淹热诚接待这些迢迢而来的学者，不倦地捧书为他们讲授。有时，还用自己的微薄俸禄招待他们吃饭，以至自己家中窘迫不堪。 一次，有位游学乞讨的孙秀才，前来拜谒范公。范仲淹即刻送了他一千文钱。过了一年，孙秀才又来拜谒范公，范仲淹一边送钱给他，一边问他为何匆匆奔讨，不坐下来静心读书。孙秀才悲戚地说，“家有老母，难以赡养；若每天有一百文的固定收入，便足够使用。”
范仲淹对他说：“听语气，你不像乞客。待我帮你在本校找个职事，让你一月可得三千文，去供养老人。如此这般，你能安心治学不能?”孙秀才大喜拜命，从此，跟着范仲淹攻读《春秋》。第二年，范仲淹离开南京，孙秀才也辞去职事。
十年之后，朝野上下传诵着有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在泰山广聚生徒，教授《春秋》，姓孙名复．就连山东著名的徂铼先生石介，也师事于他。这位学者，便是当年那位孙秀才。范仲淹感慨地说：“贫困实在是一种可怕的灾难。倘若孙复一直乞讨到老，这杰出的人才岂不湮没沉沦。”
除了孙复之外，范仲淹还联络和帮助过许多著名的学者。如胡瑷、李觏、张载，石介等。或邀聘他们到自己的管界主持教务，或荐举他们出任朝廷的学官，或指点他们走上治学之路。从海陵到高邮，从苏州到分州(今陕西彬县)，范仲淹每到一处，总是首先兴学聘师，关心教育。后来做到宰相时，更下令所有的州县一律办学。而经他指教和影响过的很多人，往往都各有所成。
[color=#6699CC]3、几起几落 百折不挠[/color]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服丧结束．经过晏殊的推荐，他荣升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秘阁设在京师宫城的崇文殿中．秘阁校理之职，实际上属于皇上的文学侍从。在此，不但可以经常见到皇帝，而且能够耳闻不少朝廷机密。对一般宋代官僚采说，这乃是难得的腾达捷径。
范仲淹一旦了解到朝廷的某些内幕，便大胆介入险恶的政治斗争．他发现仁宗皇帝年巳二十，但朝中各种军政大事，却全凭六十岁开外的刘太后一手处置，而且，听说这年冬至那天，太后要让仁宗同百官一起，在前殿给她叩头庆寿，范仲淹认为，家礼与国礼，不能混淆，损害君主尊严的事，应予制止，他奏上章疏，批评这一计划。
范仲淹的奏疏，使晏殊大为恐慌。他匆匆把范仲淹叫去，责备他为何如此轻狂，难道不怕连累举主吗？范仲淹素采敬重晏殊，这次却寸步不让，沉脸抗言：“我正为受了您的荐举，才常怕不能尽职，让您替我难堪，不料今天因正直的议论而获罪于您。”一席话，说得晏殊无言答对。 回到家中，范仲淹又写信给晏殊，详细申辩，并索性再上一章，干脆请刘太后撤帘罢政，将大权交还仁宗。
朝廷对此默不作答，却降下诏令，贬范仲淹寓京，调赶河中府(今山西省西南部永济县一带)任副长官——通判．秘阁的僚友送他到城外，大家举酒饯别说；“范君此行，极为光耀呵！” 三年之后，刘太后死去了。仁宗把范仲掩召回京师，派做专门评议朝事的言官——右司谏．有了言官的身份，他上书言事更无所畏惧了。
明道二年（1033年），京东和江淮一带大旱，又闹蝗灾，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仁宗马上派人前去救灾，仁宗不予理会，他便质问仁宗：“如果宫廷之中半日停食，陛下该当如何?”仁宗惊然惭悟，就让范仲淹前去贩灾。他归来时，还带回几把灾民充饥的野草，送给了仁宗和后苑宫誊。
这时的宰相吕夷筒，当初是靠讨好刘太后起家的。太后一死，他又赶忙说太后的坏话．这种狡诈行径，一度被仁宗的郭皇后揭穿，宰相职务也被罢免．但夷简在宫廷中的因缘关系，依然根深蒂固．不久，他便通过内侍阎文应等重登相位，又与阎文应沆瀣一气，想借仁宗的家务纠纷，而废掉郭后。堕入杨美人、尚美人情网的年轻皇帝，终于决定降诏废后，并根据吕夷简的预谋，明令禁止百官参议此事。
范仲淹懂得，这宫廷家务纠纷背后，掩藏着深刻而复杂的政治角逐。他与负责纠察的御史台官孔道辅等，数人径趋垂拱殿，求见仁宗面谈。他们伏阁吁请多时，无人理睬：司门官又将殿门砰然掩闭。范仲淹等人手执铜环，叩击金扉，隔门高呼质问：“皇后被废，为何不听台谏入言！”看看无济于事，大家在钢虎畔议定一策，准备明日早朝之后，将百官统统留下，当众与吕相辩论。
次日凌晨，妻子李氏牵着范仲淹的衣服，再三劝戒他勿去招惹祸机。他却头也不回地出门而去。刚走到待漏院，等候上朝，忽听降诏传呼，贬他远窜江外，去做睦州(今浙江桐庐县附近)知州。接着，朝中又派人赶到他家，催促着要押他即刻离京。孔道辅等人，也或贬或罚，无一幸免。
这次至城郊送别的人，已不很多，但仍有人举酒赞许说：“范君此行，愈觉光耀！”在离开谏职去浙江的路上，范仲淹心中并无悔恨，只是略觉不平：“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有人笑他好似不幸的屈原，他却认为自己更象孟轲：“分符江外去，人笑似骚人”，“轲意正迂阔，悠然轻万锺”!
过了几年，他由睦州移知苏州，因为治水有功，又被调回京师，并获得天章阁待制的荣衔，做了开封知府。前时一同遭贬的孔道辅等人，也重归朝廷。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仅仅几个月，号称繁剧的开封府就“肃然称治”。
范仲淹看到宰相吕夷简广开后门，滥用私人，朝中腐败不堪。范仲淹根据调查，绘制了一张“百官图”，在景祐三年(1036年)呈给仁宗。他指着图中开列的众官调升情况，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的批评。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吕夷简更诬蔑范仲淹勾结朋党，离间君臣。
范、吕之争的是非曲直，不少人都看得分明．偏偏吕夷简老谋深算，善于利用君主之势而最终取胜．仁宗这年二十七岁，尚无子嗣。据说范仲淹曾关心过仁宗的继承人问题，或许谈论过立什么皇太弟侄之类的事。这事虽出于兴旺宋廷的至诚和忠直之心，却不免有损仁宗的自尊。加以吕夷简的从旁中伤，范仲淹便被递夺了待制职衔，贬为饶州知州。后来几乎又贬死岭南。
台官韩渎为迎合宰相意旨，请把范仲淹同党的人名，写成一榜，张挂于朝堂。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人，因为替范仲淹鸣不平，也纷纷被流窜边远僻地．从此，朝中正臣夺气，直士咋舌。
这次到都门外送范仲淹的亲朋，已寥寥无几。但正直的王质，却扶病载酒而来，并称许“范君此行，尤为光耀！”几起几落的范仲淹听罢大笑道：“仲淹前后巳是三光了，下次如再送我，请备一只整羊，作为祭吧!”第二天，有人警告王质说，他昨日送范仲淹的一言一动，都被监视者记录在案，他将作为范党被审查。王质听了，毫无畏色，反引以为荣。
饶州在都阳湖畔。从开封走水路到此，至少须经十几个州。除扬州外，一路之上竟无人出门接待范仲淹，范仲淹对此，也并不介意．他已经习惯于从京师被贬作地方官了。他捻着花白的髭缵，在饶州官舍吟起一诗；“三出青城鬓如丝，斋中萧洒过掸师”，“世间荣唇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
范仲淹自幼多病，近年又患了肺疾．不久，妻子李氏也病死在饶州。在附近做县令的诗友梅尧臣，寄了一首《灵乌赋》给他，并告诉他说，他在朝中屡次直言，都被当作乌鸦不祥的叫声，昔日愿他拴紧舌头，锁住嘴唇，除了吃喝之外，只管翱翔高。范仲淹立即回答了一首《灵乌赋》，禀复说，不管人们怎样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我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五十岁前后，范仲淹先后被调到润州(今江苏镇江一带)和越州(今浙江绍兴一带)作知州。这时，一桩重大事件震动了全国，也改变了他的命运。
[color=#6699CC] 4、西陲守土 边帅军功[/color]
原来住在在甘州和凉州（今甘肃张掖、武威）一带的党项族人，本来臣属于宋朝。从宝元元年(1038年)起，党项族首领元昊，突然另建西夏国，自称皇帝，并调集十万军马，侵袭宋朝延州(今陕西延安附近)等地。面对西夏的突然挑衅，宋朝措手不及，朝廷内有的主攻，有的主守，吵成一团，宋仁宗也举棋不定，莫衷一是。
边境上更是狼狈，由于三十多年无战事，宋朝边防不修，士卒未经战阵，加上宋将范雍无能，延州北部的数百里边寨，大多被西夏军洗劫或夺去。仁宗与吕夷简商议，派夏竦去做陕西前线主帅：又采纳当时副帅韩琦的意见，调范仲淹作另一员副帅——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后来又把尹洙也调至西线。
五十二岁的范仲淹，先被恢复了天章阁待制的职衔，转眼间又荣获龙图阁直学士的职衔。进京面辞仁宗之后，范仲淹便挂帅赶赴延州，仕途上的艰辛蹉跎使他早已霜染鬓发，但是忠心报国的热忱却不减当年。范仲淹亲临前线视察，他发现宋军官兵、战阵、后勤及防御工事等，各方面都颇多弊端；如不改革军阵体制，并采取严密的战略防御，实难扭转战局。韩琦的看法却不同；他低估了西夏军优势，并激于屡受侵扰的义愤，主张集中各路兵力，大举实行反击。
夏竦为请仁宗批准反攻计划，派韩琦和尹洙兼程回京，得获仁宗诏准后，尹洙又奉命谒见范仲淹，请他与韩帅同时发兵．范仲淹与韩、尹虽为至交，却认为反攻时机尚未成熟，坚持不从。尹洙慨叹道：“韩公说过，‘且兵须将胜负置之度外’。您今天区区过慎，看来真不如韩公!”范仲淹说：“大军一发，万命皆悬，置之度外的观念，我不知高在何处!”
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韩琦接到西夏军侵袭渭州(今甘肃平凉一带)的战报。他立即派大将任福率军出击。西夏军受挫撤退，任福下令急迫。直追至西夏境六盘山麓，却在好水川口遇伏被围。任福等十六名将领英勇阵亡，士卒惨死一万余人。韩琦大败而返，半路碰上数千名死者的家属。他们哭喊着亲人的姓名，祈祷亡魂能跟着韩帅归来。韩琦驻马掩泣，痛悔不迭。
范仲淹的战略防御，并非单纯或消极的防守措施。他初至延州，便全面检阅军旅，并实行了认真的裁汰和改编。他从士兵和低级军官中提拔了一批猛将，由当地居民间选录了不少民兵；又开展了严格的军事训练。按军阶低高先后出阵的机械临阵体制，也被他取缔，改为根据敌情选择战将的应变战术。在防御工事方面，他采纳种世衡的建议，先在延北筑城；后来又在宋夏交战地带，构筑堡寨。对沿边少数民族居民，则诚心团结，慷慨优惠，严立赏罚公约。这样，鹿延、环庆、泾原等路边防线上，渐渐屹立起一道坚固的屏障。
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的一天，范仲淹密令长子纯佑和蕃将赵明，率兵偷袭西夏军，夺回了庆州西北的马铺寨。他本人，又随后引军出发。诸将谁也不知道这次行动的目的。当部队快要深入西夏军防地时，他突然发令：就地动工筑城。建筑工具事先已经备好，只用了十天，便筑起一座新城。这便是锲入宋夏夹界间那座著名的孤城——大顺城。西夏不甘失利，派兵来攻，却发现宋军以大顺城为中心，已构成堡寨呼应的坚固战略体系。
从大顺城返回庆州的途中，范仲淹觉得如释重负。头年，在延州派种世衡筑青涧城，东北边防已趋稳定。西夏军中私相戒议的话，也传到他的耳朵里。他们说“不能轻易攻取延州了，如今小范老子胸中有数万甲兵，不似大范老子那般好对付”。现在庆州北部的边防，也大体接近巩固。只是他自己的身体，却感到十分疲乏。此刻正是暮春季节，山畔的野花刚刚开放。如果是在江南，早巳百花烂漫了。他随口吟起四句诗：“三月二十七，羌山始见花；将军了边事，春老未还家。”
转眼又是夏去秋来．范仲淹为了严密防务，不能不赴大顺城等处踏勘．他今年已逾五十四岁，满头白发，在朔风中摇曳，望望天空南飞的大雁，心中有无尽的感慨。深夜失眠，他便挑灯填起词来；一连数阕《渔家傲》，都以相同的四个字开头：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仲淹还采取了一些办法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宋朝皇帝的诏旨中曾规定了各级将领统率军队的数目，若遇敌侵犯，地位低的军官就带军队先行出阵抵御。范仲淹说：“战将不选择适当的人，只以官阶高低作为出阵先后的标准，这是自取失败的办法。”于是，他认真检阅了延州的军队，淘汰了一批怯懦无能的将校，选拔了一批经过战火考验的有才干的人代替他们，他又淘汰老弱，选择18000名合格士兵，把他们分成6部，让每个将领统率3千人，分别予以训练，改变了过去兵将不相识的状况，临战时根据敌军多寡，调遣他们轮流出阵抗敌。
范仲淹又积极召募士兵，因为原来守边的大都是从内地调来的已经腐化的禁军，这批人既不耐劳苦，又因久戌思乡，斗志不高，而从本地人民中召募士兵，熟悉山川道路，强悍敢战，又因保卫家乡，斗志较强。精练士卒，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此外，范仲淹能以身作则，将士没喝上水他从不说渴，将士没吃上饭他从不叫饿，朝廷赏赐给他的金帛都分发给将士。范仲淹赏罚分明，奖励勇猛杀敌的士兵，提拔重用立功的将领，对克扣军饷的贪污分子则当众斩首，毫不留情。这样，在范仲淹的率领下，西北军中涌现出许多像狄青、种世衡那样有勇有谋的将领，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
在范、韩等人苦心经营下，边境局势大为改观。这时，西夏国内出现了各种危机，西夏军将领中间，也矛盾重重．至庆历二年以后，边界自西夏向宋朝投诚的人，已陆续不断。宋夏两国的百姓，都希望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双方议和的使节，也开始秘密往返于兴庆府(今银川市)与汴梁之间。庆历四年（1044年）双方正式达成和议。宋夏重新恢复了和平，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
[color=#6699CC]5、庆历新政 改革图强[/color]
从元昊叛宋起，宋军的边防开支便突然膨胀起来。政府为了扩大收入，又不得不增加百姓负担。于是，包括京城附近在内，各地反抗朝廷的暴动与骚乱，纷然而起。
庆历三、四年间(1043—1044年)，急待稳定政局的仁宗皇帝，似乎显得格外开朗和进步。他将西线的三名统帅——夏辣、韩琦和范仲淹，一同调回京师，分别任命为最高军事机关的正副长官——枢密使、枢密副使：又扩大言官编制，亲自任命下三、四名谏官——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后来号称“四谏”。
“四谏”官一声奏言，撤掉了略无军功的夏竦，以杜衍和富弼为军事长官。“四谏”官又一声奏言，彻底罢免了吕夷简的军政大权。“四谏”们第三声奏论，则驱逐了副宰相王举正，以范仲淹取而代之。面对这前所未有的出色班底，石介喜出望外。他写诗赞颂说：举擢俊良，扫除娇魅！提升众贤，就象拔茅一样，大批群起，驱逐奸邪，就象切掉鸡爪一般，永难长续。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仁宗连日催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措施，改变局面。范仲淹、富弼和韩琦，连夜起草改革方案。特别是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它的主要内容是：
[color=#FF99CC]（一）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时，升降官员不问劳逸如何，不看政绩好坏，只以资历为准。故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
（二）抑侥幸，即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当时，大官每年都要自荐其子弟充京官，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经过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朝廷，不仅增加了国家开支，而且这些纨绔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结党营私。为了国家政治的清明和减少财政开支考虑，应该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
（三）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四）择长官。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官不称职者十居八九的状况，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北宋州以上的一级监察和财政区划）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五）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节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
（六）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穷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七）修武备，即整治军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京师的这种制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执行。
（八）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处处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九）重命令，即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范仲淹认为，法度是要示信于民，如今却颁行不久便随即更改，为此朝廷必须讨论哪些可以长久推行的条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法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十）减徭役。范仲淹认为如今户口已然减少，而民间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繁重。应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塥署，并为一院；职官厅差人干的杂役，可派级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担，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这样，民间便不再为繁重的困扰而忧愁了。 [/color]
《条陈十事》写成后，立即呈送给[color=#FF0000]宋仁宗[/color]。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 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以往凭家势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昔日单凭资历晋升的官僚，增加了调查业绩品德等手续，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全国普遍办起了学校。
范仲淹还主张，改变中央机关多元领导和虚职分权的体制，认真扩大宰臣的实权，以提高行政效率。为了撤换地方上不称职的长官，他又派出许多按察使，分赴各地。按察的汇报一到，贼官姓名就从班簿上勾掉。富弼看他一手举簿、一手执笔，俨若无情的阎罗判官，便从旁劝谕：“你这大笔一勾，可就有一家人要哭!”范仲淹回答说：“一家人哭，总该比几个州县的人哭好些!”
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往往和它遭到的反对成正比．大批守旧派的官僚们，开始窃窃私议。御史台的官员中，已有人抨击某些按察使——说什么“江东三虎”、“山东四伥”。范仲淹在边防线上的几员部将，也遭到秘密的调查，并遇到许多麻烦。欧阳修等“四谏”，企图撵走这些保守派的爪牙，另换几名台官。但他们很快发现，台官背后，掩藏着更有权势的人物。欧阳修本人，反被明升暗撤，离京出使河东。范仲淹预感到，事情绝不象石介颂扬的那么简单：改革路上，隐患重重；新政前程，也岌岌可危。
庆历四年(1044年)仲夏时节，台官们忽然声称破获了一起谋逆大案。该案直接涉及的，是石介和富弼。仁宗不信会有这等事情。石、富二位，更觉莫名其妙。但是，台官却有石介给富弼的亲笔信件作证；而信中又隐然有废黜仁宗之意。石介对此，矢口否认．富弼未及辩诬，先已惶恐不迭。其实，此事纯为夏竦一手制造。从他被撤去枢密使职、并被石介斥为“奸魅”时起，便秘密买通婢女临摹石介的手迹。该婢临写之功，已非一日。
此案一兴，蜚语四起；后来，甚至牵连到范仲淹改革的诚意，乃至扩大相权的居心之类。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这时，宋夏之间已正式议和：政治危机，也大略消弭。仁宗对于改革的兴致，已渐冷漠和淡释。富弼为了避嫌，请求出使边地。范仲淹也自知无趣，带职去视察河东与陕西。
宰相章得象和副相贾昌朝，当初曾附和过范仲淹的新政。但在实际执行中，他们却阳奉阴违。待到新政受挫，革新派遭诬，他们便立即转向。范、富离京之后，他们索性与保守势力联合，对范仲淹等人落井下石；并通过台官，制造新的冤案，将在京的革新人物一网打尽。
庆历五年(1045年)初，曾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范仲淹和富弼被撤去军政要职。实行仅一年有余的各项新政，也先后纷纷取缔。京师内外的达官贵人及其子弟，依旧歌舞喧天。范仲淹革除弊政的苦心孤诣，转瞬间付之流水。他被调作那州(今陕西彬县一带)知州，准备为这范氏祖先的发祥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
[color=#6699CC] 6、为国为民 先忧后乐[/color] 这年冬天，范仲淹已近五十八岁。边塞的严寒威胁着他的健康，他被允许移到稍暖的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做知州。此时，富弼已贬至青州(今山东省益都一带)，欧阳修贬去滁州(今安徽省滁县等地)，滕宗谅贬在岳州(今湖南省岳阳一带)，尹洙则流窜筠州(今江西省高安附近)，并备受凌辱。范仲淹经过申请。把尹洙接到邓州来养病，尹洙临终，极为贫困，他笑着告诉范仲淹：“死生乃是正常的规律。既无鬼神，也无恐惧。”
其勤奋，正直，为国为民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国人。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品格也成为中华民族品德的代表。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已经熔铸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影响了千千万万人，成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其“先忧后乐”精神已成为一座不朽的丰碑，树立在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目中。
[color=#6699CC]范仲淹故事一则[/color]
范仲淹担任邠州地方官时，有一天闲暇无事，带同僚属下登上高楼，设置酒宴，还没有举杯饮酒，看到有几个披麻戴孝的人在营造下葬的器具。范仲淹急忙派人去询问他们，原来是一个客居在邠州的读书人死了，准备埋葬在近郊，但是棺材、墓穴和其他送葬器物都还没有着落。范仲淹听后露出哀悼的神情，立即撤去酒席，并没有十分气愤，而是给丧家一笔可观的钱，让他们办完丧事。参加宴会的客人中间有的为此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color=#669900]著作[/color]
[color=#6699CC]《范文正公集》[/color]
[color=#FF3366]【作品选介】[/color]
[color=#FF99CC] 渔家傲（秋思）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御街行（秋日怀旧）
纷纷堕叶飘香砌。夜寂静、寒声碎。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
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尫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定风波（自前二府镇穰下营百花洲亲制）
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浦映□花花映浦。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
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蝶解舞。天赋与。争教我悲无欢绪。
江上渔者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岳阳楼记
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color]
[color=#6699CC]《岳阳楼记》的由来。[/color]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贬居邓州，此时他身体很不好。昔日好友[color=#FF0000]滕子京[/color]从湖南来信，要他为重新修竣的岳阳楼作记，并附上《洞庭晚秋图》。范仲淹一口答应。庆历六年六月（即1046年6月），他就在邓州的花洲书院里挥毫撰写了著名的《岳阳楼记》。表现作者虽身居江湖，心忧国事，虽遭迫害，仍不放弃理想的顽强意志，同时，也是对被贬战友的鼓励和安慰。
范仲淹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他意识到宋初数十年来文章柔靡、风俗巧伪的危害，强调继承历史上进步的文学传统，并推荐当代能坚持风雅比兴传统的好作品，自己的诗文也代表着文学创作中的进步方向。他的论说文旨在阐明民为邦本的重要性，议论风发，具有夺人的气势。《岳阳楼记》是其传颂千古的名作。文章提出正直的士大夫应立身行一的准则，认为个人的荣辱升迁应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全文记叙、写景、抒情、议论融为一体，动静相生，明暗相衬，文词简约，音节和谐，用排偶章法作景物对比，成为杂记中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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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CC]《岳阳楼记》赏析（袁行霈） [/color]
沿湘江顺流而下，经长沙再向前，一片烟波浩渺的大水映入眼帘，那就是“水天一色，风月无边”的洞庭湖了。唐代诗人孟浩然在一首题为《临洞庭》的诗里写道：“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生动地表现了洞庭湖浩瀚的气势，成为千古绝唱。诗中所说的岳阳，西临洞庭，北扼长江，自古以来就是南北交通的咽喉之地。从洞庭湖上向岳阳远眺，最引人注目的是屹立于湖畔的一座三层的城楼，被蓝天白云衬托得十分壮观。那就是著名的岳阳楼。
岳阳楼的前身，是三国时吴国都督鲁肃的阅兵台。唐玄宗开元四年，中书令张说谪守岳州，在阅兵台旧址建了一座楼阁，取名岳阳楼。李白、杜甫、白居易、张孝祥、陆游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这里留下脍炙人口的诗作。到北宋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的春天，滕子京被贬谪到岳州巴陵郡做知府，第二年春重修岳阳楼，六月写信给贬官在邓州的好朋友范仲淹，并附有《洞庭晚秋图》一幅，请他写一篇文章记述这件事。到庆历六年九月，范仲淹便写了这篇著名的《岳阳楼记》。《岳阳楼记》全文只有三百六十八字，分五段。
第一段，说明作记的缘由。
这番交代十分必要，因为范仲淹既非岳阳人，又不在岳阳做官，可能根本就没来过岳阳，一个和岳阳没有关系的人忽然为岳阳楼作记，这是必须说明缘由的。作者先提出自己的好朋友滕子京，说他被贬官到岳阳后，经过一年的时间，就做到了“政通人和，百废俱兴”。重修并扩建了岳阳楼，在楼上刻了唐代先贤和今人的诗赋，又嘱托我作一篇文章记述这件事。这段文字简明扼要，把必须交代的背景，在文章开头集中地加以交代，后面就可以驰骋想像自由挥洒笔墨了。
第二段，不对岳阳楼本身作描写，而是由岳阳楼的大观过渡到登楼览物的心情。
这段文字的内容是写景，口气却是议论。一上来就提出自己的看法：巴陵的美景集中在洞庭湖上，它衔远山、吞长江、汹涌着，流动着，无边无际。这几句是从空间上形容湖面的广阔和水势的浩淼。接下来两句“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则又从不同时间洞庭湖的不同景色，表现它气象万千的变化。早晨阳光灿烂，把洞庭湖照得如同明镜一般，正如唐朝人张碧的诗里所说的“漫漫万顷铺琉璃”。晚上云雾低垂，把洞庭湖笼罩在一片昏暗之中，正如宋朝人李祁在一首词里所写的：“雾雨沉云梦，烟波渺洞庭”。以上几句抓住不同时刻洞庭湖的不同景色，把它的万千气象很生动地渲染了出来，然后小结一句说：“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既然前人描述已经完备，而且有诗赋刻在岳阳楼上，范仲淹便不再重复。人详我略，人略我详，转而写登楼览物之情：“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迁客，指降职贬往外地的官吏。屈原曾作《离骚》，所以后世也称诗人为骚人。既然洞庭湖北通巫峡，南极潇湘，湖边的岳阳楼便为迁客、骚人常常会集的地方。当他们登楼观赏洞庭湖的景物时，心情能不有所差异吗？这几句是全文的枢纽，很自然地引出以下两段。上面对洞庭湖的描写是客观的，以下则是设想迁客骚人观洞庭时的主观感受；上面的文字很简约，以下则洋洋洒洒，淋漓尽致。
第三段写览物而悲者。
这一段的大意是说：假若是在阴雨连绵的季节，一连几个月不放晴；天空阴风怒号，湖上浊浪排空；太阳和星星隐藏了它们的光辉，山岳也隐蔽了它们的形体；商旅不敢出行，船只全被损坏；当黄昏时分一切都笼罩在昏暗之中，只有那虎啸猿啼之声不断传入耳来。这时登上岳阳楼，满目萧然，触景伤情，更会感到离开京城的哀伤和怀念家乡的忧愁，并且会忧心忡忡，畏惧小人的毁谤和讥刺，感伤到极点而悲恸不止了。
第四段写览物而喜者。
这两段采取对比的写法。一阴一晴，一悲一喜，两相对照。情随景生，情景交融，有诗一般的意境。由这两段描写，引出最后的第五段，点明了文章的主旨。在这一段里对前两段所写的两种览物之情一概加以否定，表现了一种更高的思想境界。
“嗟夫！”，是感叹词。作者十分感慨地说，我曾经探求过古代那些具有高尚道德的人的心，与上述两种心情有所不同。他们的悲喜不受客观环境和景物的影响，也不因个人得失而变化。当高居庙堂之上做官的时候，就为人民而忧虑，惟恐人民有饥寒；当退居江湖之间远离朝政的时候，就为国君而忧虑，惟恐国君有阙失。这么说来，他们无论进退都在忧虑了，那么什么时候才快乐呢？他们必定这样回答：在天下人还没有感到忧虑的时候就忧虑了，在天下人都已快乐之后才快乐呢；作者感慨万千地说：倘若没有这种人，我追随谁去呢!表示了对于这种人的向往与敬慕。文章最后一句“时六年九月十五日”，是交代写作这篇文章的时间。
《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生于公元989年，死于公元1052年。字希文，吴县人，吴县就是今天的苏州。他出身贫苦，两岁时死了父亲。青年时借住在一座寺庙里读书，常常吃不饱饭，仍然坚持昼夜苦读，五年间未曾脱衣睡觉。中进士以后多次向皇帝上书，提出许多革除弊政的建议，遭到保守势力的打击一再贬官。后来负责西北边防，防御西夏入侵很有成绩。一度调回朝廷担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的职务，可是在保守势力的攻击与排挤下，于宋仁宗庆历五年又被迫离开朝廷。写《岳阳楼记》时正在邓州做知州。
《岳阳楼记》的著名，首先是因为它的思想境界崇高。和它同时的另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在为他写的碑文中说，他从小就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见《岳阳楼记》末尾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一生行为的准则。孟子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已成为封建时代许多士大夫的信条。范仲淹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贬官在外，“处江湖之远”，本来可以采取独善其身的态度，落得清闲快乐。可是他不肯这样，仍然以天下为己任，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来勉励自己和朋友，这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这篇文章的语言也很有特色。它虽然是一篇散文，却穿插了许多四言的对偶句，如“日星隐曜，山岳潜形。”“沙鸥翔集，锦鳞游泳。”“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这些骈句为文章增添了色彩。作者锤炼字句的功夫也很深，如“衔远山，吞长江”这两句的“衔”字、“吞”字，恰切地表现了洞庭湖浩瀚的气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简洁的八个字，像格言那样富有启示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把丰富的意义熔铸到短短的两句话中，字字有千钧之力。
滕子京在请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那封信里说：“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确实是这样，岳阳楼已因这篇绝妙的记文，而成为人们向往的一个胜地；《岳阳楼记》也像洞庭的山水那样，永远给人以美好的记忆。
富弼从青州寄来诗歌，不免感慨万端。范仲淹的和作，却对他评价很高，并劝他不厌卑微，认真工作：“枢府当年日赞襄，隐然一柱在明堂；”“直道岂求安富贵，纯诚惟赖助清光！”昔日好友滕宗谅派人送来一幅岳阳楼图，告诉说他已将该楼重新修葺，并将历代有关的赞扬诗赋，也刻石附立，希望范仲淹写一篇岳阳楼记。
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十四日夜晚，秋风送爽，月光明媚。范仲淹把岳阳楼图张挂起来，开始凝神构思。他早年随继父在澧州安乡(今湖南省安乡县)读书，曾到过岳阳一带．如今怀想起来，岳阳景色之妙，全妙在那一望无涯的洞庭湖。你看她远衔青山，近吞长江，朝辉夕雾，气象万千。若在阴霍天气登楼远望，人们常会有去国怀乡之叹，忧谗畏讥之感，真是满月萧萧，无限悲凉。若遇阳春晴日登岳阳楼，便会觉得心旷神怡、荣辱皆忘，把酒临风，喜气洋洋。这些便是岳阳楼胜景之大观。
可是，仲淹不愿一般地触景抒情，而是想在勾勒洞庭秀色与前人情致之后，提出某些深邃的哲理见解，熔铸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借以激励自己和遭到贬黜的友人们，也启发和教育后代。于是，他乘兴挥毫撰写了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 古代仁人志士与俗子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情感不轻易地随景而迁。升官发财之日，他们不会得意忘形：遭厄受穷之时，他们也不致愁眉不展，假若身居高职，他们能为民解忧：一旦流离江湖，他们还惦着替君主分愁。简直是，在位也忧，离职也忧。如果有人要问：似这般无日不忧，几时才是一乐？那么，他得到的回答将是这样两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岳阳楼记》送到岳州，膝宗谅大为感动。他立即命人刻石。记中那两句格言——“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不胫而走，风也似的传诵开来。仁宗闻此，不禁慨然称颂。 全文如下：岳阳楼记 范仲淹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 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概括了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为人准则，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高度概括。从青年时代开始，范仲淹就立志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人。为官数十载，他在朝廷犯颜直谏，不怕因此获罪。他发动了庆历新政，这一政治改革，触及到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各个方面，虽然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改革失改，但范仲淹主持的这次新政却开创了北宋士大夫议政的风气，传播了改革思想，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他在地方上每到一地，兴修水利，培养人才，保土安民，政绩斐然，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在生活上，他治家严谨，十分俭朴，平时居家不吃两样荤菜，妻子儿女的衣食只求温饱，一直到晚年，都没建造一座像样的宅第，然而他喜欢将自己的钱财送给别人，待人亲热敦厚，乐于义助他人，当时的贤士，很多是在他的指导和荐拔下成长起来的。即使是乡野和街巷的平民百姓，也都能叫出他的名字。在他离任时，百姓常常拦住传旨使臣的路，要求朝廷让范仲淹继续留任。
皇祐三年(1051年)，范仲淹又移任青州。这里的冬寒，加重了他的疾病。第二年(1052年)调往颍州，他坚持扶疾上任。但只赶到徐州，便在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四岁。是年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东南万安山，谥文正，封楚国公、魏国公，有《范文正公集》传世。这时，范仲淹积蓄已尽。一家人贫病交困，仅借官屋暂栖，略避风雨。 范仲淹死讯传开，朝野上下一致哀痛。包括西夏甘、凉等地的各少数民族人民，都成百成千地聚众举哀，连日斋戒。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老百姓纷纷为他建祠画像，数百族人来到祠堂，像死去父亲一样痛泣哀悼，根据他的遗愿，遗体没有运回原籍苏州，而是葬在他母亲长眠的那块地旁——洛阳南郊万安山下。 范仲淹的行动和思想，赢得生前身后几代人的敬仰。历代仁人志士也纷纷以范仲淹这位北宋名臣为楷模，学习和效法。
[color=#669900]范仲淹墓[/color]
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洛阳城东南15公里处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万安山南侧。分前后两域，前为范仲淹及其母秦国太夫人、长子监溥公范纯佑墓，中央祭庙一所，内有殿房，殿中悬光绪皇帝御笔"以道自任"匾额；宋仁宗篆额的"褒贤之碑"，高4.08米，宽1.41米，厚0.48米，碑文字迹大体清晰，另有翁仲、石羊、石狮等。后域为次子范纯仁、三子范纯礼、四子范纯粹及后代之墓。
范仲淹死后葬于洛阳，即今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北万安山南侧，墓分前后两个部分，前部乃范公及其母秦国太夫人、长子监薄公范纯佑墓，内有祭祠，有光绪皇帝御笔“以道自任”匾额，有欧阳修撰文石碑。后部是范氏次子、三子、四子及其后代之墓，墓围古柏参差，绿树成荫。
2006年05月25日，范仲淹墓作为宋代古墓葬，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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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滕子京[/b][/color]
[color=#669900]1.史书中的滕子京[/color]
滕子京,名宗谅，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的朋友，两人同于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中进士。滕子京在中国历史上本无什么地位，亦无显赫的名声，得亏了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才使他的名字得以流传后世，而且还蒙上的一个“勤政为民”的美名。因为《岳阳楼记》一文中说他在贬官一级后，“不以己悲”，仅用一年左右的时间，便把偌大的一个岳州治理“政通人和、百废俱兴”。
然而历史上的滕子京并非如《岳阳楼记》中的所溢美的那样，据《宋史》记载，滕子京被贬岳州的缘由是因为他在泾州任职期间，“费公钱16万贯”，除去分给“诸部属羌”及“馈遗游士故人”外，仍有数万下落不明。此事被监察御史揭露后，当时的宋仁宗派员前往查勘，然而滕子京竟以销毁收支的卑劣手段拒绝查勘。最后得亏了范仲淹的“力救”，才得以降官一级，谪贬岳州。
他在岳州任上，也未使岳州出现太平兴盛的景象，在老百姓穷困潦倒，饿殍遍地的情景下，滕子京并未做到“勤政为民”，相反，四处搜刮钱财，重修岳阳楼，为自己树碑立传，邀功请赏。更为可恶的是，滕子京故伎重施，征敛赋税，“所得近万缗（一千文），置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司马光·涑水纪闻》）[color=#FF0000]可见滕子京是在借修岳阳楼之机，中饱私囊。[/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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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99CC]2.追思滕子京
作者 王和声
滕子京在西北的甘肃泾州当他的知州。那是个边关阻隔，动乱无常的荒凉之地。西夏大举攻宋，宁夏定川寨一仗，打得昏天黑地，血肉横飞。滕子京镇守城池，手中兵卒无几，“乃集农民数千戎服乘城”，又“会范仲淹引番汉兵来援”。之后，他动用公款犒劳边关将士，祭奠英烈，抚恤遗属。事隔一年，便有人弹劾（弹劾，担任监察职务的官员检举官吏的罪状）滕子京滥用公款，“其间数万贯不明”。于是，“泾州过用公款案”闹得沸沸扬扬。幸得欧阳修、范仲淹从中解释，方未处刑，仅贬官而已。于是就有了“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滕子京是背着沉重的十字架来到巴陵岳阳的。
岳阳这地方怎么就成了贬官们的钟爱之地？上自屈原数起，涉足岳阳的各朝名家大都是仕途坎坷，累有贬迹。无论“去国怀乡，忧谗畏讥”也好；“心旷神怡，宠辱偕忘”也好，只要贬官们踏上岳阳这块土地，总是文思泉涌，佳作叠出。
是洞庭山水抚慰了落魄的人生，还是人生的苦难打磨了岳阳的灵魂？这一拨拨朝廷的弃儿，将热泪抛洒在岳阳楼头的时候，巴陵的山捧着它，洞庭的波含着它，分明就铸成了岳阳城头一块块苦涩的砖石，从屈夫子一直垒砌到今天。
那么，滕子京为岳阳留下了什么呢？
那古楼上写着“不以物喜”。他是不以物喜的。他在岳阳的3年，承前制，重修岳阳楼；崇教化，兴建岳州学宫；治水患，拟筑偃虹堤。三年治政，成就三件大事，此君足矣！同朝史学家司马光赞其在岳州“治为天下第一”。滕子京是完全有资本以物喜的，他却不能喜，“负大才，为众所嫉”，他如何喜得！
古楼上还写着“不以己悲”。他又何尝以己悲之？一个负罪的贬官，仕途的失意，人生的坎坷，要消沉当可消沉，论哀怨亦可悲之，而这位滕公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是不喜不悲，不艾不怨，上任一年便“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于治政是如此的投入，于黎民是如此的体恤！此种襟怀，问谁领会得来！当岳阳楼重修落成之日，滕子京也只是“痛饮一场，凭栏大恸（恸，大哭）十数声而已”，可见其忍辱负重仍然勤于政绩的惨淡心境。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凭栏大恸十数声”是何等的悲怆，何等的壮烈！
岳阳楼是重新耸立起来了。设若没有滕子京重修岳阳楼，何来此大观？没有滕子京修书求记范仲淹，又何来“先忧后乐”的《岳阳楼记》传诸后世？范仲淹是“先忧后乐”精神的宣扬者，滕子京何以不是这精神的践行者？
滕子京谪守岳州3年，于庆历七年初调任苏州，离开岳阳3个多月之后不幸病逝于苏州任所，时年56岁。《宋史》对他有这样的评价：“宗谅（滕子京，名宗谅，字子京）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
无余财呀！这便是一个受诬贬官的结局。可悲的是，当年弹劾滕子京的那个人，受命“审讯”此案，他的调查结果却是“滕子京所用钱数分明，并无侵欺入己”。可怜滕子京们已是遍体鳞伤，欲哭无泪，小人却在一旁暗自窃笑。范相滕公今安在？于是，让我想起了刻在岳阳楼上的那半副楹联：“范秀才，亦多事，数十年光景，甚么先甚么后，万家忧乐独关心 [/color]
[color=#669900]3.滕子京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color]
字宗谅，北宋淳化元年(990)出生于河南洛阳。大中祥符八年(1015)与范仲淹同举进士，两人一见如故，说身世，谈抱负，十分投机。范仲淹举进士后，偕滕子京来青阳长山和九华山游玩。滕子京爱青阳、九华山山水秀美，恋契友范仲淹情深，曾有言“爱彼九华书契”终归于青阳。死后，其诸子遵其志，葬子京于青阳，这是滕子京葬于青阳的原因之一。
滕子京中进士后，曾任大理寺趁丞、左司谏、天章阁待制、礼部员外郎等京官。在任礼部员外郎时曾以审计监察官员身份来池州府督察政事，并游览了池州的山水名胜，写了不少诗文。庆历年间，宋仁宗赵祯任命他为繁华的大州泾州知府，任职期间，由于他“用公使钱无度”，被谪贬到偏僻的小郡巴陵。前后不到两年，因范仲淹的一篇为他歌功颂德的《岳阳楼记》，获得宋仁宗好感，庆历六年秋调他到有小汴京之称的徽州任知府。其时，滕氏家族陆续迁来青阳，父亲年迈在青阳养老。他曾几次来青阳拜望父老乡亲，并在九华山麓建造一座读书堂。庆历七年(1047)又调任苏州知府，上任不久便卒于苏州，时年58岁。定居青阳的滕氏族人，将其遗体运回青阳安葬，这是滕子京归葬于青阳的原因之二，可能是滕子京归葬青阳的真正原因。
自宋至清朝中叶的数百年间，滕氏后裔，瓜瓞绵绵，在滕公墓东北几里处形成为名门望族--滕家冲。不知何故，嘉庆以后，滕氏族人陆续外迁，今日滕家冲，只有其名，已无滕姓。
滕子京墓位于青阳县东5里的金龟源，即今新河乡光荣村陇岗村民小组。金龟源得名于一座酷似金龟的小山岗。滕公墓取金龟朝北斗之向。墓东的山岗上有块巨石，状如“金鸡登高”，也称“金鸡岭”;墓西北有一葱翠欲滴的孤山，形同绿色宝珠，名曰：“抱珠墩”。滕公基地周围，山峦起伏，林术蔽岗，景物清丽，是块难寻的风水宝地。滕公墓后半里处，曾耸立巨碑一块，上刻12个径尺阴文：“宋名臣天章阁待制滕公神道”。碑在“文革”中被推到、砸碎。1981年青阳县政府定滕子京墓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家因紧靠318国道，近年国道拓宽，无法避让，迁葬于国道北侧抱珠墩，重建了墓碑。
[color=#669900]4.滕子京生平[/color]([color=#FF99CC]部分重复，也可略过[/color])
宋人滕子京在池州、尤其青阳县的名声和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可谓至高无上。史志上有其传略，大地上有其坟墓。近年池州人编著的出版物上，凡言及池州人文历史必有对滕子京的颂扬。只可惜所述其生平语焉不详且传说成份较多；评介其功绩事实不准。笔者近年翻阅古人和今人前后撰写的《宋史》和大量野史、杂史、稗史，仅在此对滕子京的生平事迹作一脉络性地叙述，帮读者以鸟瞰其一生的概貌。
滕子京（990—1047）名宗谅，河南洛阳人，祥符八年（1015）与范仲淹、刘越举同科进士。初授泰州军事判官，范仲淹任西溪（今江苏东台）盐官时建议泰州知州张纶修筑捍海堤堰，荐举滕子京给张纶当助手。在筑捍海堤堰中滕子京吃苦耐劳，也显示出其才干，备受张纶称赞。后迁当涂（今安徽当涂县）、邵武（今福建邵武市）知县。范仲淹升任京官后，赏其有才干，将其召入试学院；天圣中又改任专管审核刑狱案件的大理寺丞。天圣七年（1029）六月，京都开封天大雷雨，电光乱掣，规模空前的玉清昭应宫内，竟射入一大火团，四处爆裂，霎时间烈焰腾飞，穿透屋顶，大火烈烈轰轰的烧了一夜，竟将三千六百一十间房屋的一座琳宫玉宇，变成了一片瓦砾荒场，只剩得长生、崇寿两座小殿。执掌朝纲的刘太后闻报，传旨将守宫官吏全部系狱抵罪。枢密副使范雍、中丞王曙、司谏范讽均上谏言，说大火“是天意，与人无关，不当置狱穷治”。刘太后无奈，便借机将多次劝阻她想得皇权礼遇的首相王曾以“兼领玉清昭应宫使管理不严，因而发生大火”为名，罢免了王曾首相，贬为青州（今山东潍坊市境）知州。灾后，范仲淹、滕子京等诸多高中低级官员分别奏请刘太后放弃垂帘听政，将军国事大权交还给仁宗赵祯（近年，池州有出版物，将劝刘太后“还政”解释成劝太后，不能只垂帘听政，而应以皇帝礼遇，临朝执政。意思全反了，真叫人啼笑皆非），刘太后大怒，将范仲淹等高级官员逐出朝廷任地方官，将中低级官员一一贬逐边远州县。滕子京也于天圣九年（1031）由大理寺丞贬至闽北邵武县。这是他二次来邵武，在一年多任职时间内他为民办好事，建学堂，访贪问苦，与当地百姓亲密无间。《闽书》称他“复知邵武军州事，自任好施予，喜建学，为人尚气倜傥，清廉无余财。”
明道元年（1032）滕子京奉调入京，任掌管皇帝衣食行等事的殿中丞。然而时运不济，命途多舛。这年八月，内宫再次发生火灾，连烧八殿。“火始作，小黄门王守规独先觉，自寝殿至后苑门，皆击其锁”，带着仁宗逃至延福宫。仁宗恼怒，对执政大臣们说“非王守规引朕至此，几与卿等不相见。”诏令追查起火原因。滕子京当是首当其冲的被迫查者。他与秘书丞刘越分别上疏谏，认为宫中屡屡失火原因是规章制度不严，未能防患于未然。但根本原因是太后垂帘，妇人柔弱，朝纲不整，政失其本。“祥符中宫中失火后，先帝（真宗）常索其类实之法矣，若防患以刑而止，岂有今日之虞哉。”“诚愿修政以禳之，思患以防之。”“倘能如此，需请太后还政”，“庶灾变可销，而福祥来格也。”仁宗听其言，罢诏狱。明道二年三月由垂帘听政到皇帝礼遇，至军国事权一手独揽，专政达十一年之久的刘太后终于一命呜呼。刘太后死去，常劝太后“还政”的人，都有提升，滕子京迁左司谏，秘书丞刘越病故，也赠右司谏衔。未久，有人告滕子京所奏宫中失火原因不实，其本人有不可推脱之责。景佑元年（1034）滕子京又被降为尚书祠部员外郎，知信州（今江西上饶市）。后又因与司谏范讽君子之交，心心相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范讽次年因事被贬，株连滕子京，子京被降为监管酒业专卖的池州监酒（近年，池州有出版物，将滕子京“与范讽雅相善，及讽贬”解释成与范仲淹“讽雅相善”，范仲淹被贬，滕子京遭殃。张冠李戴，真是不可思议。）这次贬逐池州，前后数年（有出版物说他在池州隐居九年。九年之说无据，隐居之说也不准确。）可能（无确凿史据）就在监池州酒任上，邀请范仲淹来池州游玩，两人同登九华山，同游秋浦山水，饱赏贵池、青阳秀丽风光，滕子京流露百年后安卧青阳之心愿。不然滕子京死后，范仲淹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怎会有“君昔有言，爱彼九华书契。”
宝元元年（1038）滕子京调江宁（今江苏南京）府通判，不久徙湖州（今浙江吴兴）知州。康定元年（1040）九月西夏国王嵬名元昊大举兴兵侵宋。滕子京升官刑部员外郎、职直集贤院、任泾州（今甘肃州泾川北）知州（宋朝官吏大都是三个头衔即官、职、差遣）。开始长达四年防御西夏东侵的艰难生涯。庆历二年（1042）闰九月，嵬名元昊举兵进犯泾原，谓州（今甘肃平凉市）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王沿命副都部署葛怀敏率军抗击，葛不听都监赵询的建议，命诸军分四路向定川寨（今宁夏固原北）进攻，结果在定川寨被西夏军包围，水源也被切断，葛怀敏等遂战死，近万人被西夏军俘虏。葛怀敏兵败，沿边郡县十分惊忧。西夏军打到渭州时，距滕子京守军泾州只120里。他沉着应战，动员数千百姓共同守城；又招募勇敢之士，侦探敌军之远近及兵力之多少，檄报邻郡使之做好防备。后环庆路马步军都部署、泾略安抚招讨使范仲淹率一万五千人解泾州之危。滕子京张罗供应柴粮，确保了战争所需一切物资，终于将西夏军击退。在保卫泾州的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战争结束后，滕子京大设牛酒宴，犒劳羌族首领和士兵，又按当时边疆风俗，在佛寺里为在定川战争中死亡的士卒祭神祈祷，并安抚死者亲属，其良苦用心是笼络少数民族民心，借以求得边民心安神定和边疆的安稳。
在范仲淹举荐下，滕子京提为管理宫廷中藏书的高级文官天章阁待制、任环庆路都部署，接任范仲淹庆州知州职位。庆历三年（1043）他调京不久，驻扎在泾州的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泾略安抚招讨使郑戬告发滕子京在泾州滥用官府钱财，监察御史梁坚对其进行弹劾，指控他在泾州费公使钱十六万贯，随即遣中使检视。滕子京恐株连诸多无辜者，将被宴请、安抚者的姓名、职务等材料全部烧光。其实，所谓十六万贯公使钱是诸军月供给费，用在犒劳羌族首领及士官的费用只有三千贯。时任参加政事的范仲淹及监官欧阳修等都为其辩白，极力救之。后只被官降一级；贬知凤翔府（今陕西宝鸡市境），后又贬虢州（今河南灵宝市境）。御史中丞王拱辰上奏不放，认为滕子京“盗用公使钱止削一官，所坐太轻”。因而在庆历四年春又贬到岳州巴陵郡（今湖南岳阳一带）。
[color=#6699CC]滕子京到巴陵后，不计个人荣辱得失，以国事为重，勤政为民，办了几件好事，如扩建学校、修筑防洪长堤和重修岳阳楼等[/color]。这些事受到百姓称赞，结果两年时间就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治为天下第一”。在重修岳阳楼之后，他写信给好友范仲淹，请他作记，共襄这“一时盛事”。随信还送了一幅《洞庭秋晚图》，供仲淹参考，说是“涉毫之际，或有所助。”范仲淹是苏州吴县人，小时去太湖玩过，后母亲改嫁，又随继父到洞庭湖畔的澧县和安乡县读书，所以对太湖、洞庭湖的风雨晴晦种种风情非常熟悉。其时，范仲淹因“庆历新政”遭当朝保守派大臣贾昌朝、陈执中、王拱辰等的攻击而失败，已于庆历五年由参知政事贬谪为邓州（今河南南阳市）知州。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范仲淹，借楼写湖，凭湖抒怀，真正的意图是对挚友的婉转规劝，惟恐招来祸患。在《岳阳楼记》中规劝他应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可谓苦心孤诣，深知重修岳阳楼要花很多钱，耽心有些人再次借此攻击滕子京，所以在文章一开头就用“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既是对他的政绩的肯定和颂扬，又是为他被贬谪再次辩白；同时告诉他人，他是在干出大成绩后才重修名胜古迹岳阳楼的，又堵塞了攻击者之口。
庆历七年（1047）滕子京由于治巴陵郡有功，调任江南重镇苏州知州，上任后不幸卒于任所，终年五十八岁。始葬于苏州，后其子孙（是子还是孙无史据可考）按其生前“君昔有言，爱彼九华书契”意愿，迁葬于青阳县城南金龟源。明清两朝敬仰滕子京的青阳人，在九华山云外峰下建造了“滕子京书堂”，供后代子孙瞻仰凭吊，只可惜书堂遗址今已无处寻觅。
滕子京一生仕途坎坷，屡贬屡谪，历经磨难，最高官职只是宫廷中“图书馆长”（天章阁待制），与范仲淹不是同一官位层次上人，也称不上文学家，但其为人豪迈自负，是位有才干，有抱负的政治家。北宋诗人苏舜钦称他“忠义平生事，声名夷翟闻。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宋人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称“庆历史，滕子京谪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color=#FF99CC]宋史》滕子京传曰：“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予，及卒，无余财。所莅州喜建学，而湖州最盛，学者倾江、淮间。”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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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狄青[/b][/color]
[color=#669900]面涅将军——狄青[/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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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青（1008年－1057年），字汉臣。汉族，北宋汾州西河（即今山西汾阳）人。面有刺字，善骑射。出身贫寒，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为延州指挥使，勇而善谋，在宋夏战争中，他每战披头散发，戴铜面具，冲锋陷阵，立下了累累战功。朝廷中尹洙、韩琦、范仲淹等重臣都与他的关系不俗。范仲淹授以《左氏春秋》，狄青因此折节读书，精通兵法。以功升枢密副使。平生前后25战，以皇佑四年（1052年）正月十五夜袭昆仑关最著名。
狄青生于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卒干嘉祐二年（1057年）葬于永安县（今河南巩义）陪宋英宗，字汉臣，身长7尺，浓眉大眼，姿态雄伟，胸襟广阔。汾州西河（山西汾阳）人，北宋大将。
狄青出身贫寒，从小就胸怀大志，16岁时，因其兄与乡人斗殴，狄青代兄受过，被“逮罪人京，窜名赤籍”，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在西北称帝，建立西夏。宋廷择京师卫士从边，狄青入其选，任延州指挥使，当了一名低级军官。在战争中，他骁勇善战，多次充当先锋，率领士兵夺关斩将，先后攻克金汤城，宥州等地，烧毁西夏粮草数万，“收其帐二千三百，牲口五千七百”，并指挥士兵在战略要地桥子谷修城，筑招安、丰林、新寨、大郎诸堡，“皆扼贼要害”。
他每战披头散发，戴铜面具，一马当先，所向披靡，在4年时间里，参加了大小25次战役，身中8箭，但从不畏怯。在一次攻打安远的战斗中，狄青身负重伤，但“闻寇至，即挺起驰赴”，冲锋陷阵，在宋夏战争中，立下了累累战功，声名也随之大振。
康定元年（1040年），经尹洙的推荐，狄青得到了陕西经略使韩琦、范仲淹的赏识。范仲淹授之以《左氏春秋》，并对他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狄青遂发愤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法，由是益知名。”由于狄青勇猛善战，屡建奇功，所以升迁很快，几年之间，历官泰州刺史、惠州团练使、马军副部指挥使等，皇祐四年（1052年）六月，推枢密副使。
狄青受命于宋王朝的多事之秋，就在这一年，广西少数民族首领侬智高起兵反宋，自称仁惠皇帝，招兵买马，攻城略地，一直打到广东。宋朝统治者十分恐慌，几次派兵征讨，均损兵折将，大败而归。就在举国骚动，满朝文武惶然无措之际，仅作了不到3个月枢密副使的狄青，自告奋勇，上表请行。宋仁宗十分高兴，任命他为宣徽南院使，宣抚荆湖南北路，经制广南盗贼事，并亲自在垂拱殿为狄青设宴饯行。
当时，宋军连吃败阵，军心动摇，更有个别将领如陈曙等，心怀私利，不以国事为重，竟因害怕狄青抢功而擅自出击，结果大败而归，死伤惨重。狄青受命之后，鉴于历朝借外兵平叛后患无穷的教训，首先向皇帝建议停止借交趾兵马助战的行动。他大刀阔斧整肃军纪，处死了陈曙等不听号分之人，使军威大振，接着命令部队按兵不动，从各地调拨、屯集了大批的粮草。依智高的军队看到后，以为宋军在近期内不会进攻，放松了警惕。而狄青却乘敌不备，突然把军队分为先、中、后三军，自己亲率先军火速出击，一举夺得昆仑关，占取了有利地形，接着命令一部分军队从正面进攻。他执掌战旗率领骑兵，分左右两翼，绕道其后，前后夹攻，一战而胜。
班师还朝以后，论功行赏，狄青被任命为枢密使，作了最高军事长官。然而种种祸患也就由此而生。
宋惩唐末五代武人专政，兵变频仍之弊，自开国以来，极力压低武将地位，以绝其觊觎之心，把右文抑武作为基本国策。从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分割禁军统帅权力，到实行“更戍法”，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直至发展到凡将帅出征，要由朝廷授以阵图，训令，将帅只能按图作战的荒唐地步。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随着狄青官职的升迁，朝廷对他的猜忌，疑虑也在逐步加深。
早在皇祐四年（1052年）狄青任枢密副使时，御史中丞王举正就认为，狄青出身行伍而位至执政，“本朝所无，恐四方轻朝廷”。右司谏贾黯上书皇帝，论奏狄青升官有四不可，御史韩贽等人亦皆附和。在依智高纵横岭南，满朝文武惊慌失措，狄青受命于危难，率兵出征之际，朝廷在欣喜之余，也仍然不忘“狄青武人，不可独任”，要以宦官任守忠监军，监视狄青。
后因谏官李兑力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观军容，致主将掣肘，是不足法。”朝廷也迫于形势紧急才作罢。到狄青凯旋还朝作了枢密使时，这种疑忌和不安达到了顶点。臣僚百官纷纷进言，不仅始终反对狄青作官者如王举正竟以罢官威胁，就连原来屡屡称颂狄青战功，誉之为良将的庞籍、欧阳修等人也极力反对任命狄青。难道是狄青居功自傲，怀有异心而招致众议吗？恰恰相反，狄青始终对朝廷忠心耿耿。在他作了枢密副使之后，脸上仍保留着宋代军士低贱的标记——制字。宋仁宗曾劝他用药抹去，狄青回答说：“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尔，臣愿留以劝军中。”首先想到的是鼓舞士气，而不是自己作官的尊严。
狄青出身贫贱，曾有谄谀附阿之徒附会说他是唐朝名臣狄仁杰之后，狄青并不为改换门庭而冒认祖宗，他说：“一时遭际，安敢自比梁公。”在依智高败逃之后，有人曾主张报依智商已死，以此邀功，狄青却以为“不敢诬朝廷以贪功”。
史称他“为人缜密寡言，其计事必审中机会而后发。行师先正队伍，明赏罚，与士卒同饥寒劳苦……尤喜推功与将佐。”狄青的品行和武功在当时朝野广为传颂，京师的百姓相与谁说：“诵咏其材武。青每出入，辄聚观之，至壅路不得行。”就连力主罢免他的文彦博也称他“忠谨有素”。
欧阳修在嘉祐元年（1056）七月上书请罢狄青，洋洋数千言，举不出一条得力罪证，反而称赞他：“青之事艺，实过于人”，“其心不恶”，“为军士所喜”，任枢密使以来，“未见过失”。那么罪名是什么呢？不得不假托虚妄的阴阳五行说，把当年的水灾归罪于狄青，说：“水者阳也，兵亦阴也，武将亦阴也”，今年的大水就是老天爷因为狄青任官而显示的征兆。简直是无中生有，罗织罪名。为什么朝廷如此急于除掉狄青呢？文彦博说得明白，就是因为“朝廷疑耳”。在文彦博请罢狄青时，宋仁宗说“狄青是忠臣”，文彦博立即反驳“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
嘉祐元年（1056年）正月，仁宗生了一场病，后来慢慢康复，如制诰刘敞上书说：“天下有大忧者，又有大可疑者，今上体平复，大优者去矣，而大疑者尚存”，竟把狄青树为朝廷最大的威胁。在这种猜忌，疑虑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谣言纷起，有人说狄青家的狗头正长角，有人说狄青的住宅夜有光怪，就连京师发水，狄青避家相国寺，也被认为是要夺取王位的行动。
嘉祐元年（1056年）八月，仅作了4年枢密使的狄青终于被罢官,但因无过，被加宰相衔{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民间称“从士兵到元帅、从布衣到宰相”，出知陈州，离开了京师。
到陈州之后，朝廷仍不放心，每半个月就遣中使，名曰抚问，实则监视。这时的狄青已被谣言中伤搞得惶惶不安，每次使者到来他都要“惊疑终日”，惟恐再生祸乱，不到半年，发病郁郁而死。这位年仅49岁，曾驰骋沙场，浴血奋战，为宋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代名将，没有在兵刃飞矢之中倒下，血染疆场，马革裹尸，却死在猜忌、排斥的打击迫害之中。
狄青生前，被视为朝廷的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他含冤而死，却受到了礼遇和推崇，“帝发哀，赠中令，谥武襄”。
北宋重文轻武的国策，终自食其果，在后来的民族战争中，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到宋神宗登基，希图重振国威，但又苦于朝中没有能征善战之人，这才又思念起了狄青，他亲自为文，派使者到狄青家祭奠之灵，并将狄青的画像挂在禁中，但已于事无补，只能是叹息国势日颓，发思古之幽情而已。
[color=#669900]中国冷兵器时代十大勇将面涅将军--狄青[/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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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汉臣，山西汾阳人。非常有传奇色彩的北宋名将，演义里经常出现，就是《杨家将》《呼家将》里的平西王。
狄青16岁代兄受过充军，开始行伍生涯。仁宗在位时，李元昊西北称帝，建立西夏。狄青被派去援边，成为一个下层军官，狄青的辉煌从这里开始了。打仗时狄青向来都是身先士卒，骁勇强悍，由于狄青相貌俊秀文弱，所以他仿效兰陵王，每次上战场他都是披头散发，戴着一副青面獠牙的面具，一马当先的冲入敌阵所向披靡，西夏人都以为是天兵下凡，想想这样的场景，确实够令人神往。在4年时间里，参加了大小25次战役，身中8箭，但从不畏怯。在一次攻打安远的战斗中，狄青身负重伤，但“闻寇至，即挺起驰赴”，仍旧冲锋陷阵，在宋夏战争中，立下了累累战功，声名也随之大振。后来狄青受得范仲淹赏识,逐渐高升。范仲淹授之以《左氏春秋》，并对他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 狄青发奋读书，成长为一个智勇双全的高级将领，后来仁宗劝他洗去充军时脸上刺的字，但是狄青答仁宗“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尔，臣愿留以劝军中”，因此被称为“面涅将军”。
广西侬智高反宋，连败宋朝多次征讨，当时已经是枢密副使的自告奋勇，仁宗金銮殿亲自为他饯行，狄青到了广西整治军纪，鼓舞军心大胜侬智高，班师后官至枢密使，相当与全国总司令。
宋朝是文人治国，包括高级军事将领都是书生。从普通士卒到枢密使狄青是第一人，完全靠的是狄青的勇武拼出来的。狄青不仅战功累累，长于用兵，并且为人谨慎，人品也是非常好的，武将里很难得。最终还是受满朝猜忌最后被贬郁闷而终，可惜！[color=#FF99CC]这里说下欧阳修，简直是莫名其妙，找不到狄青的罪名，居然把发大水归到狄青武夫做官。 [/color]
武勇：7 影响：8 功绩：8
[color=#669900]名臣之悲：范仲淹与狄青：[/color]
仁宗登基以来，宋王朝内忧外患日渐严重。至庆历年间，北宋和西夏开始了全面的边境战争，北宋军队三战皆败，而国内又出现诸多起义、兵变和叛乱。这种情势迫使仁宗设法解决这些危机，以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要巩固统治，必须要有人才。仁宗找到了贤臣范仲淹。
范仲淹以推行新政而名满天下，他与仁宗的相识可追溯到天圣年间。当时，范仲淹初到京城任秘阁校理，就大胆上书给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以为皇帝以九五之尊不应率百官行跪拜之礼为太后祝寿，而应由宰相代之。当时朝中大臣虽均知皇帝上寿行礼之事不妥，但无人敢言。同年，范仲淹又上书太后，请求还政于仁宗。太后未予理睬。范仲淹便愤然请求出外担任地方官。这给20岁的仁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第一次真正深切地感受到了臣僚的拥戴。
[color=#FF0000]范仲淹[/color]字希文，苏州吴县人，端拱二年（989）生，两岁时父亲便死了，其母改嫁。少年范仲淹虽身世不幸，但却胸怀大志。他曾经在一座神庙里询问神灵：“我将来能当宰相吗？”神说不能。仲淹便道：“不能当宰相，做个良医如何？”虽说这一记载不甚可信，但这正是范仲淹济世救人理想的自然流露。正因如此，早年学习条件艰苦，人所不堪，他却能刻苦攻读，力学不懈，甘之如饴。范仲淹后来回忆道：“年少时我和一位姓刘的同学在长白山读书，每天煮两升粟米粥，等它冷了切成四块，早晚吃两块。把蔬菜切碎，加半杯醋，少许盐，烧熟当菜，就这样过了三年。”
大中祥符四年（1011），23岁的范仲淹告别母亲，来到了号称北宋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书院。他在书院读书异常勤奋，寒冬腊月，读书困倦了，就用冷水浇浇脸，昼夜不停，整整5年就寝时未曾解衣。艰苦的求学生涯不仅使他掌握了丰富的学识，更重要的是磨练了他的意志品质。
由于仁宗对范仲淹的人品已经有所了解，亲政后便将范仲淹召回京城，升任右司谏。此时，朝野上下直接或间接地攻击太后垂帘时政事的人越来越多。范仲淹此前虽然强烈要求太后还政，甚至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却并未借机报复，反而劝仁宗说，太后受先帝遗命，保护您10多年，一些小小的过失，当遮掩的要遮掩，要保全太后的声名。仁宗听了很是感动，由此愈发敬重范仲淹，下令不许议论太后垂帘时的事情。也从那时起，范仲淹便成为仁宗心目中能进行全面改革的最佳人选。
庆历三年（1043），北宋与西夏之间初步达成和议，仁宗迫不及待地将55岁的范仲淹从西北前线召回到中央任枢密副使。同年八月，升任参知政事。在仁宗的支持下，范仲淹开始了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新政，力图使有才能和德行的人得到提拔和重用，这是范仲淹的理想，也正是仁宗孜孜以求的目标。但是，改革从根本上触及了许多官员的既得利益，赞成改革的人实际上并不多，施行不久就受到多方面的攻击。很多人指责范仲淹等人拉帮结派，是“朋党”。
仁宗便召范仲淹询问：“从来都是小人好结朋党，难道君子也结党吗？”范仲淹答道：“臣在边疆时，看见勇于作战的人自结为党，朝廷也是这样，邪正各有其党。唯圣上明察。一心向善的人结为朋党，对国家有什么坏处呢？”就在此时，欧阳修也进呈著名的《朋党论》，表达了对范仲淹的支持。然仁宗对此极为不满，而朝野上下对此更是一片反对之声，甚至连同样得到仁宗信任的宰相章得象也在仁宗面前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党。更有夏竦之辈诬称，当时的名儒石介已为富弼起草了废旧立新的诏书，即要废掉仁宗，诬陷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石介等人犯下大逆不道之罪。仁宗此时虽表示不信流言，但却进一步加深了他对范仲淹等人相互标榜为君子的反感。
随着改革的进行，仁宗不单单听到了太多反对的声音，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对朋党也有着极度的敏感。自太祖立国以来，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就下大力气防范臣僚结党，恪守祖宗家法的仁宗，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自己身边有一个结党的政治集团。最后，他不得不做出了痛苦而又无奈的决定。庆历五年正月，辽、西夏对宋的威胁相继解除，犹疑不定的仁宗在矛盾和权衡中，先后罢去范仲淹、富弼和认同新政的宰相杜衍，让他们去担任地方官，短暂的“庆历新政”遂告失败。
11年前，因上书极谏而谪守睦州的范仲淹为东汉名士严子陵建造了祠堂并写下了“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绝词妙句。此时，罢相的范仲淹又访问了一位山间隐士魏疏，直白地吐露了自己的心迹：“我亦宠辱流，所幸无愠喜。进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意思就是宠辱不惊，进退顺其自然。此后不久的庆历六年，范仲淹应好友滕子京之约为岳阳楼作记，留下了争光日月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对中国士人情怀的完美阐释，也是范仲淹一生的真实写照。
仁宗和范仲淹的改革是向宋王朝内部的积弊开战，目的是解决内忧的困扰。要最终实现这些愿望，或许尚可假以时日，而外部边患的压力却是实实在在而又迫在眉睫的。仁宗亲政以来，接连出现了西夏元昊的叛宋和南蛮侬智高的入侵，严重威胁到北宋王朝的统治，此时无良将可用的仁宗急需杰出的军事将领。这样，普通士兵出身的狄青就逐渐进入了求贤若渴的仁宗的视野。
[color=#FF0000]狄青[/color]是仁宗最为欣赏和信任的一员武将。后世小说把他塑造成一个战神的形象，说他从王禅老祖那里得到兵法和仙术，是受命于天，专门来解除宋朝边患的“武曲星”，他与当世的“文曲星”包拯，被人们一同视为救宋室于危难之中的一代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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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青世代为农，宝元年间，元昊叛宋，便应招入伍，投入抗击西夏军队的战斗。当时宋军经常打败仗，士兵普遍产生了畏惧西夏军队的情绪，士气低落，而狄青每次作战都身先士卒，披散头发，戴着铜面具，手持利刃冲入敌阵，往往所向披靡，从而大大鼓舞了士气。在对西夏战争的4年中，狄青经历大小25战，身上留下了8处伤痕。因作战英勇，狄青得到了当时主持西北战事的韩琦和范仲淹的赏识。二人对狄青礼遇有加，范仲淹还送给他一部《春秋左传》，并告诫他说：“将领若不知天下古今之事，顶多只是匹夫之勇。”狄青潜心苦读，研习历代将帅兵法，自身修养不断得以提高。
仁宗得知他的威名和事迹后，打算召他进京询问御边方略，后因战事紧迫，狄青难以离开前线，就让他画出作战地图送至京师。狄青士兵出身，当时脸上仍然留着从军时的刺字。仁宗曾专门下诏让他将脸上的刺字印记用药除去，狄青却这样回答仁宗：“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第，臣所以有今日，是因为有这印记，臣愿意留着印记，用以激励军心，所以不敢奉诏。”仁宗由此更加器重和信任这名爱将。宋夏议和后，仁宗便立刻将狄青升为马军都指挥使，后又授以枢密副使。
皇祐年间，广源蛮侬智高入侵，先后攻陷宋朝数州之地，并围困广州达两月之久，朝廷派遣的增援部队屡战屡败，仁宗感到极度失望，又一次想到了狄青。狄青也在仁宗最需要他的时候主动请战，并向仁宗保证，有能力平定叛乱，慨然说道：“我起自行伍，要报效国家，唯有上阵杀敌，愿亲率大军，前往平叛，誓将贼首捕获，押至殿门之下。”仁宗听罢狄青的陈述，非常感动，似乎看到了宋军胜利的希望，便让狄青统一指挥岭南诸军。
狄青到前线后，最初按兵不动，令大军休整10天。侬智高得到情报，放松了警惕。不料狄青在侬智高防守松懈的第二天，一昼夜急行军，率大军越过了昆仑关，在归仁铺摆好了阵形。侬智高失去了昆仑关天险，只得拼死力战，其兵势很盛，宋军前锋孙节力战而死，前阵眼看抵挡不住，诸将大惊失色。这时，狄青从容站起，手持一面白旗向上一挥，他从西北带过来的蕃落骑兵从左右两侧同时杀出，直插敌阵。至此，侬智高军全线溃败，狄青挥军掩杀50里，直下邕州城。有关狄青与侬智高归仁铺之战，宋人笔记的记载很是丰富，战况非常精彩，其中尤其强调了狄青善于用智，如在大战前，狄青为了鼓舞士气，暗地里准备好一枚两面均相同的铜钱，誓师时，便用这枚铜钱当众占卜道，若得正面，我军必胜。结果连掷数次，尽得钱的正面，使军士以为必有神助而信心大增；又如连续三夜大设宴会，命军士夜里尽情歌舞，自己则假借醉酒的名义，退席而暗夺昆仑关。其事虽不一定全是事实，但至少表明狄青是一位有勇有谋的战将。
狄青能顺利讨平侬智高，除了自身善于用兵，另一方面则离不开仁宗的信任。时人曾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评论：“为将之道有三：曰‘智’、曰‘威’、曰‘权’。观狄青讨伐侬智高，狄青可谓是能施其智而奋其威，在当世都是绝无仅有的。然而狄青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好的发挥，是由于仁宗将指挥大权授予了他。这就是得君之权的典型。假使狄青没有得到君主的专任之权以方便他行事，他何以会创下如此辉煌的战功。”按宋朝惯例，武将领兵出征，一般要遣文臣为副，以宦官监军。仁宗却毅然破例行事，独任狄青全权负责岭南军事。至捷报传来，仁宗大喜道：“朕常观魏太祖曹操雄才大略，然而多是谲诈的手段；唐庄宗李存勖也算是豪杰，行军打仗，基本上没有失败的，但即位后，沉迷于游猎而没有节度，对臣子的赏罚也不讲规则。这两个皇帝，只具备将帅之才，而无人君之量，可惜啊！”显然仁宗对自己知人善任很是得意，在狄青征南凯旋而归不到一个月，更是力排众议，升其为枢密使。
仁宗欲拜狄青为枢密使时，朝野舆论大哗。宰相庞籍援引了祖宗先例，劝说仁宗道，曹彬战功卓著，但太祖当时也只是赏赐给他大量金帛，而未予枢密使职位。然而，仁宗居然在大臣们极力反对的情况下，仍将没有什么过失的枢密使高若讷罢免，以狄青补枢密使。狄青被拜为枢密使，何以会有如此的轰动？其原因之一是升迁的速度过快，二则是以武人的身份擢升为枢密使。这两条均与赵宋的祖宗家法相左，完全违背了太祖立国以来防制武人的国策。枢密院为掌控军政的最高权力机构，在重文轻武的宋代，自太祖、太宗以来，武臣出掌枢密院渐成忌讳，最后形成专以文臣为枢密使的惯例。仁宗这一有悖常理的任命为狄青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狄青由于仁宗的鼎力支持，得到这一不寻常的升迁。这一现象既未被朝中大臣所接纳，也引起朝野上下对狄青举止的瞩目和揣测。一次，狄青家夜间焚烧纸钱祭奠祖先，事先偶然忘记了通知负责消防的厢吏，结果厢吏连夜报告开封府。虽然府吏迅速赶到时，“火”已灭了许久，但第二天，城中便盛传狄枢密家夜有怪光冲天。显然，狄青家中的任何异动都会成为控制社会舆论的文人们的谈资和口实。家中夜有怪光冲天，这在中国古代涉及到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常被看作臣子有图谋不轨之心的自然表象，甚至更被视为改朝换代的征兆。在这种情况下，狄青已然成为功高震主的人物，因而这些谣传对他具有极强的杀伤力。除此以外，各种类似的传闻也相继而起，有人说狄青家里养的狗也长出了奇怪的角；更有甚者，还有人在京师发大水时，见到狄青身穿黄衣坐在相国寺的大殿上，这无异于给狄青穿上了帝王象征仁宗像的“皇袍”。这些谣传除了因为至和、嘉祐年间盛行谶纬巫术外，主要还是基于政治上的不安，朝中大臣甚至包括当年相当赏识狄青的名臣韩琦，普遍担忧狄青有可能功高震主，篡夺皇位。这种担忧正是宋代重文轻武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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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种种关于狄青的传言，仁宗虽然并非全信，群臣对狄青的攻击和猜测，仁宗也一直有所保留，但他毕竟不能无动于衷，因为这些终究都直接关系到自己的皇位和性命。终于，至和三年（1056），性情文弱的仁宗又一次在极度的矛盾中，在朝野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做出了无奈的决定，罢狄青枢密使，出外知陈州。据说，狄青将行时，对旁人说：“我此行必死无疑，陈州有一种梨，叫青沙烂，今去此州狄青必烂死。”这表明，狄青似已预感到了不祥之兆，也意识到陈州之行定然不会给自己带来平安。第二年，狄青因承受不了因朝廷疑忌而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暴病死于陈州，年仅50岁。仁宗得知，悲痛万分，赠官中书令，并亲自题其碑曰“旌忠元勋”。狄青死后得到如此高的荣誉和礼遇，这是仁宗对一代名将的最后交待，更是他内心无限愧疚的流露。
范仲淹、狄青是仁宗时代众多历史人物的典型代表，他们的命运与仁宗时期的内忧外患紧密相连。作为文官、武将之杰出者，他们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他们都为挽救大宋王朝做出过巨大努力，结局却都带有浓浓的悲剧色彩，这大概与仁宗的性格和他们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作为一个守成之君，仁宗坚守祖宗法度，千方百计地防范朋党，以致他不得不在最后关头放弃了范仲淹的改革。[color=#6699CC]作为一位性情文弱的帝王，在宋朝防范武人的基本国策下，对自己甚为器重的狄青，他似乎也无法改变狄青的悲剧命运。[/color]
[color=#669900]文学形象：[/color]
[color=#FF99CC]Ⅰ. 北方传统评书中，涉及到“杨文广时代”，先前旧本都把北宋名将狄青写成反面人物。在杨金花夺帅印时，由于误伤狄青之子，引起狄、杨结仇[/color]。狄家处处害杨家，杨家时时反狄家。这种“狄杨不合”之说是违背历史的，也有损狄青的形象。评书虽属野史，对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还应尽力求真。为此，近年整理本都注意了这个问题。在“杨文广征南”的故事中把狄、杨两家说成一体，共同为国平叛。虽说有些误会，内部化解了。由于外部不知内情，才引出杨怀玉征西的故事。北宋历史上，太祖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已经平灭了南唐。真正平灭南唐的是大将曹彬和同平章事潘洪，杨家将并未参战。
[color=#FF99CC] Ⅱ . 在《杨家将》中狄青是与潘仁美一样的奸臣，设计刺杀杨宗保。[/color]
[color=#FF99CC] Ⅲ. 在中国历史上，爱国英雄代不乏人；在中国民间，英雄传奇小说洛阳纸贵。狄青五虎将的故事，就和杨家将、呼家将、岳家将的故事一样，长期以来传诵不衰。[/color]本书收录了《万花楼》（《狄青初传》）、《五虎征西》（《狄青前传》）、《五虎平南》（《狄青后传》）三个讲述狄青五虎将故事的传统本子，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完整的狄青五虎将的故事。
《万花楼》（全称《万花楼杨包狄演义》，又名《大宋杨家将文武曲星包公狄青初传》）演过英雄传奇人物杨宗保、包拯、狄青等忠臣良将抗击外侮、斥佞除奸、忠君报国的故事。包公断狸猫换太子案，杨、包、狄与奸相庞洪的斗争都写得有声有色，扣人心弦，杨宗保的老成持重，狄青的血气方刚，包拯的足智多谋，都会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五虎征西》（又名《五虎平西珍珠旗演义狄青全传》）的故事承接《万花楼》，叙述狄青、张忠、刘庆。李义、石玉五虎将出征西夏的过程，以及狄青和单单国八宝公主的爱情故事。其间还贯串了包拯和狄青等与奸相庞洪的忠奸斗争。
《五虎平南》（又名《五虎平南狄青后传》）承续《征西》故事，叙述以狄青为首的五虎将率兵南征，平定广源州依智高叛乱的经过，以及狄青的两个孪生子狄龙、狄虎在出征中与敌方女将段红玉、王兰英之间的爱情纠葛，同时也穿插了包拯、狄青与朝中奸佞斗争的线索。
[color=#669900]传说：[/color]
北宋皇祐年间，名将狄青到广西征讨“大南国”“惠仁皇帝”的侬智高。由于前将领几次征讨失败，士气低落，如何振奋士气便成了个问题。狄青看到南方有崇拜鬼神的风俗，便心生一计：他率官兵刚出桂林之南，就拜神祈佑。只见他拿出一百个制钱，口中念念有词：“此次用兵胜负难以预料，若能制敌，请神灵使钱面全都朝上！”左右官员对此感到茫然，担心弄不好反会影响士气，都劝狄青不必这么做。而狄青却不加理睬，在全军众目睽睽之下，一挥手，一百个制钱全撒到地面。大家凑近一看，一百个钱面全部朝上。官兵见神灵保佑，雀跃欢呼，声震林野，士气大振。狄青当即命左右侍从，拿来一百根铁钉，把制钱原地不动地钉在地上，盖上青布，还亲手把它封好，说：“待胜利归来，再收回制钱。”于是率官兵南进，越过昆仑关，设计在归仁铺与侬智高决战。结果大败侬军，“追赶五十里，斩首数千级”，俘侬智高主将57人。侬智高遁往云南大理，后死在那里。狄青平定了邕州，带领胜利之师北还，如约到掷钱处取制钱。僚属们将钱起出一看，原来这一百个制钱两面都是钱面，大家才恍然大悟，对狄青的“静不露机”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狄青巧计激士的典故，后来被《三十六计》一书的作者收入卷中，作为第二十七计“假痴不癫”的注脚战例。
[color=#669900]有一对联提到过他：[/color]
二船并行，橹速（鲁肃）难比帆快（樊哙）;
八音齐奏，笛清（狄青）不敌箫合（萧何）。
[attachment=11325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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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范雍[/b][/color]
范雍（九八一～一○四六），字伯纯（清康熙《建宁府志》卷五作伯淳），世家太原（今属山西），祖葬河南（今河南洛阳），遂为河南人。真宗咸平初进士。三年（一○○○），补洛阳主簿。后迁殿中丞，知端州。仁宗即位，历兵部员外郎、户部副使、度支副使、工部郎中、笼图阁待制、陕西转运使。天圣四年（一○二六）拜右谏议大夫、权三司使。六年，为枢密副使。七年，加给事中。明道二年（一○三三）罢知陕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卷一○六、卷一○八、卷一一二）。宝元二年（一○三九），以资政殿学士、吏部侍郎为振武军节度使，知延州（同上书卷一二二）。后知河南府。庆历六年卒，年六十六。谥忠献。著有《明道集》三十卷、后集十卷，《弥纶集》十卷，不传。事见《范文正公集》卷一三《范公墓志铭》，《宋史》卷二八八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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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99CC]下面我是照着宋仁宗关系谱图找的资料[/color]
[color=#000000]宰相[/color]
[color=#FF0000][b]丁谓[/b][/color]（966年－1037年），字谓之，后更字公言，北宋时期长洲县（今江苏苏州）人。
善言谈，喜欢作诗，于图书、博奕、音律无一不精。出自寇准门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进士，授饶州通判。真宗咸平初除三司户部判官，大中祥符初，权三司使。咸平五年（1012年）任户部侍郎。官至参政知事。
丁谓机敏有智谋，然有才无德，寇准喝汤时弄污胡须，丁谓给他擦胡子，寇准笑说：“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耶！”。丁谓拜相后却一再排挤寇准，“凡与准善者，尽逐之。”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再贬寇准为雷州司户参军。
丁谓同党雷允恭因先帝陵寝工程事故，坐“擅移皇堂”罪，丁谓受牵连，贬为太子太保。后以“丁谓前后欺罔”罪，被贬崖州（今海南省琼山县）司户参军。丁谓路过雷州时，寇准派人送一蒸羊在路迎他。丁谓想见寇准，但寇准拒绝[1]。以秘书监致仕归里。景祐四年（1037年）病卒。著有《丁谓集》8卷、《虎丘集》50卷、《刀笔集》2卷、《青衿集》3卷、《知命集》1卷[2]，皆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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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寇准掾雷康，丁谓谪朱崖，将假路于雷康，准闻之，以蒸羊逆诸境上，曰：“某之窜遂，诚冤于谓。今谓穷来，而吾仆有刚者，必将致仇，当为防之。”于是聚令博易，亦阅之。诘旦，闻夜三更谓往矣，乃令散。（《国老谈苑》卷二）
2， 《宋史·艺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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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冯拯[/b][/color]字道济，公元1023年逝世。北宋大臣，天圣年间的第一位首相。
曾起草对另一位宋朝宰相 丁谓贬去崖州的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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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王曾[/b][/color]（977年～1038年），字孝先。青州益都（今山东益都）人。
八岁早孤，由叔父王宗元养大。咸平五年（1002年）乡试、省试、殿试皆第一，“连中三元”，授翰林学士、知审刑院等。仁宗时，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景佑元年（1034年），为枢密使。拜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封沂国公。因不容吕夷简，罢相，以左仆射，资政殿大学士判郓州，宝元元年（1038年）卒于任上。赠侍中，谥文正。著有《九域图》3卷、《契丹志》1卷、《笔录》1卷、《王文正公笔录》。王曾无子，以弟王皋之子王绎，为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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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王钦若[/b][/color]
王钦若（962年－1025年）是中国北宋初期的政治家。字定国，谥文穆，临江军新喻（今江西省新余县东门王家）人。王钦若是真宗时期的宰相，属于当时主和派的势力，主张把国都南迁，与当时主战的寇准对立。另一方面，他亦因为主导编纂[color=#FF99CC]《册府元龟》[/color]而知名。
[color=#6699CC]生平[/color]
王钦若十八岁作《平晋赋论》献给宋太宗，又有屏联曰：“龙带晚烟归洞府，雁拖秋色过衡阳。”，太宗淳化三年（992年）登淳化进士甲科。历任亳州（现安徽省亳州市）的防御推官[1]、秘书省秘书部、西川安抚使、翰林学士，1001年（咸平四年）任参知政事（执政副宰相）。
钦若身材短小，脖子上有肉瘤，时人称“瘿相”。王旦生前不重用钦若，直到王旦死后，王钦若始大用，王钦若发牢骚说：“为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王钦若是北宋开国以来第一位江南宰相。[2]
景德元年（1004年）辽圣宗亲征南下攻宋。宋真宗畏敌，听从王钦若、陈尧叟等大臣之计，欲迁都往金陵（今南京市）南逃。同平章事（宰相）寇准（961年—1023年）力排众议，劝宋真宗至澶州（今河南濮阳）督战，结果士气大振，订下“澶渊之盟”。景德三年（1006年）王钦若挑拨宋真宗：“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后来寇准罢相。1008年（大中祥符元年）伪造“天书”，封禅泰山，王曾对仁宗曰：“钦若与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圭，时谓之‘五鬼’。奸邪险伪，诚如圣谕”。同年，与杨亿、陈彭年等奉命编纂《册府元龟》，全书一千卷，1013年（大中祥符六年）完成。册府，是古代皇帝藏书册之府库，元龟即龟鉴的意思。
1017年（天禧元年），官至同平章事。1019年（天禧三年）任皇太子（即其后的宋仁宗）之师，但失势于丁谓。1023年（天圣元年）再任宰相，1025年（天圣三年）冬十月，兼译经使，病逝于前往传法院途中，赠太师、中书令，谥文穆，亲事及所亲信共二十余人恩荫作官，“国朝以来宰相荣恩，未有钦若比者”。
[color=#6699CC]评价[/color]
仁宗时，钦若路过杭州，拜访隐居西湖的林逋。林逋有诗送之：“虎牙熊轼隐铃斋，棠树阴阴长碧苔；丞相望崇宾谒少，清谈应喜道人来。”后世人评价王钦若时，一般把他与寇准作比较，对于他对寇准谗言及为封禅而花费大量财货而批判。然而，现代亦有历史学家指出，二人的相争其实很可能是因为二人的背景不同使然：因为王钦若出身于富庶的江南，而寇准是华北人，所以寇准较著意于光复被侵占的故土，而王钦若却放眼于改善国家的经济，使国家变得更强盛。而事实上，在王钦若执政期间，是北宋开国以来经济力最强的时候，而且更为南人参政开创了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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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张知白[/b][/color]（？－1028年），字用晦。北宋沧州清池（今河北沧州东南）人。
端拱二年进士，历任龙图阁待制、御史中丞、参知政事等。后知剑、邓、青三州等职务。又官河阳（今河南省洛阳市）节度判官。咸平年间上疏，真宗召试舍人院，权授右正言。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以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性节俭，“自奉养如为河阳掌书记时”[1]。天圣六年（1028年），卒于任上。赠太傅中书令，谥文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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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吕夷简[/color][b][/b]（979年—1044年），字坦夫。北宋大臣。北宋寿州（今安徽寿县）人，进士出身。为吕蒙正族侄。
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夷简做宰相，主持中书省达二十年，是宋朝开国以来最长久的宰辅，政治上偏于保守，操守颇有争议。对西夏用兵，增加岁币，支出大增。当时北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要求改革之声浪不绝于耳，吕夷简指责宋祁、范仲淹这些不满统治现状的人是“朋党”，对他们加以打击排斥。欧阳修批评吕夷简 “二十年间坏了天下。其在位之日，专夺国权，胁制中外，人皆畏之”。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决意改革，罢去了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职事，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推行“庆历新政”。夷简在西溪任官时，算是爱民好官，当时西溪人家都种植牡丹花，吕夷简也爱好此道，远近传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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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陈尧佐[/b][/color]（963年－1044年），字希元，自号知余子。其先河朔人，徙居阆州阆中（今属四川）。
陈省华次子，其兄弟陈尧叟、陈尧咨皆状元。生于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年）进士，历官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工书法，喜欢写特大的隶书字，《宋史》说他：“善古隶八分，为方丈字，笔力端劲，志犹不衰。”咸平初，任潮州通判，咸平二年（999年）建韩吏部祠于金山麓夫子庙正室东厢。宋仁宗时官至宰相，景祐四年（1037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陈尧佐又是水利专家。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卒。赠司空兼侍中，谥文惠。著有《潮阳编》、《野庐编》、《遣兴集》、《愚邱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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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晏殊[/b][/color]（991年－1055年），字同叔，北宋前期婉约派的词人之一。抚州临川文港乡（今南昌进贤县）人。
七岁能文，十四岁时就因才华洋溢而被朝廷赐为进士。之后到秘书省做正字，北宋仁宗即位之后，升官做了集贤殿学士，仁宗至和二年，六十五岁时过世。性刚简，自奉清俭。能荐拔人才，如范仲淹、欧阳修均出其门下。他生平著作相当丰富，计有文集一百四十卷，及删次梁陈以下名臣述作为《集选》一百卷，一说删并《世说新语》[1]。
晏殊的词在北宋时期被认为有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其词工于造语，多是会友宴游之作，多以男欢女悦、别绪离情为内容，风格闲雅清婉，词风和婉明丽，风流蕴藉。他的主要词集“珠玉词”共有120多首词。
晏殊的作品中有不少脍炙人口的名句，如“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鸿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寄”“劝君莫作独醒人，烂醉花间应有数”“凭高目断，鸿雁来时，无限思量”等等，不可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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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杜衍[/b][/color]（978年－1057年）字世昌，北宋越州山阴（今浙江省绍兴）人。
杜衍年幼时母亲改嫁钱氏，15岁时两个哥哥虐待他，用剑砍他。后来他到母亲那里，继父不肯收留，只好在孟洛等地流浪。一富户相里氏看他仪表不凡，将女儿嫁给他。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进士。在平遥县、乾州、凤翔府担任地方官，很得民心，离任时，百姓夹道送至境边说：“何夺我贤太守也！”章献太后对他很赏识，封“祁国公”。工书法，苏轼说他：“正献公晚乃学草书，遂乃一代之绝，清闲妙丽，得晋人风气。” 谥“正献”。《涑水旧闻》卷九记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诏令御史中丞杜衍裁汰三司冗员，有官员到杜衍住所叫骂，“乱掷瓦砾”，遂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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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陈执中[/b][/color]（990年－1059年），字昭誉，北宋洪州南昌人。
出生于官宦世家，其父陈恕官至副相的“盐铁使”，真宗时以父荫入仕秘书省正字，累迁卫尉寺丞，后任梧州知县。真宗时，上《复古要道》三篇。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同知枢密院事[1]。庆历元年（1041年）以同治枢院事出知青州，转运使沈邈很轻视他，常批评他扰民，改永兴军。庆历四年（1044年）召拜参知政事，庆历五年入相。皇佑元年（1049年）以足疾辞职，出知陈州。皇佑五年再入相。至和二年（1055年）充镇海军节度使判亳州[2]。以司徒致仕。
执中在官场颇有作为，以为官清廉、不徇私闻名，有一次他的女婿求差遣，执中说：“官职是国家的，非卧房笼箧中物，婿安得有之？”，最后没给官。深得仁宗皇帝的垂青。陈执中家中的小妾张氏暴戾，三次杀婢[3]，被言官弹劾。执中之子陈世儒因参与毒杀生母，被斩首。嘉佑四年（1059年）卒[4]。谥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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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文彦博[/b][/color]（1006年-1097年），字宽夫，号伊叟，汾州介休城关文家庄（今山西省介休市城区文家庄）人，北宋著名宰相。
[color=#669900]生平[/color]
天圣五年（1027年），文彦博进士及第，先后任翼城知县、绛州通判、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河东转运副使等职。庆历七年（1047年），文彦博任枢密副使。十一月，贝州王则起义，八年春正月，朝廷任命文彦博宣抚河北，去平息王则起义。文彦博至贝州城下，一面让官军猛攻北城，另一方面在南城挖地道，直通城里。闰正月，官军攻入城中，王则被捕，起义被平息。文彦博以功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院大学士。
皇祐元年（1049年）八月，文彦博为昭文馆大学士，三年，因御史弹劾被罢官。至和二年（1055年）六月，文彦博再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以后，又去河南府、大名府、太原府等地做地方官。英宗时，文彦博任枢密使。神宗即位，王安石开始变法，文彦博与王安石所持论有异，对其中市易、青苗诸法伤民弊端多所论及，因反对变法，文彦博被改任地方官，后以太师致仕。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经司马光推荐，文彦博出任平章军国重事，五年，以太师充护国军、山南西道节度等使复致仕。绍圣四年（1097年），章惇秉政，云文彦博与司马光曾反对王安石变法，降为太子太保，也就在这一年，文彦博去世，时年92岁。狄青曾问文彦博外放原因，文答：“无他，朝廷疑尔。”[1]。宋徽宗崇宁（1102——1106年）间，蔡京为右相，将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等人称为“元祐党人”，刻元祐党人碑，禁止元祐学术。至北宋末南宋初，文彦博才又被追复太师，谥忠烈。
文彦博著有《大飨明堂纪要》二卷、《药准》一卷，已佚，今存《文潞公集》40卷，收入《山右丛书》中。文彦博也爱写诗、词，但所留甚少，且多与政治有关，如《双泉》云：“长剑并弹霜气豪，白虹半折秋云高。濯缨洗耳更何处，世人回看轻鸿毛。”又如《题榆次县鼓楼》：“置向谯楼一任挝，挝多挝少不知他。如今幸有黄䌷被，努出头来放早衙。”文彦博工书法，黄庭坚云“潞公书极似苏灵芝公”“今观《到洛为儿子赴许昌》帖，笔执清劲，真不愧古人！”
文彦博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期，出将入相，有五十年之久。任职期间，秉公执法，世人尊称为贤相。曾成功地抵御了西夏军团的入侵。宰相期间，大胆提出裁军八万之主张，为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color=#FF99CC]晚年皈依佛法[/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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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宋庠[/b][/color]（996年－1066年），字公序，原名宋郊，后改名庠。安州安陆（今湖北安陆）人。
宋祁之兄，人称“二宋”。生于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原居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后徙安州安陆（今属湖北）。天圣二年（1024年）进士，宋庠在乡试，会试、殿试都是第一，连中三元。原取宋庠弟宋祁为第一，因“长幼有序”而改取宋庠。仁宗命改“郊”为“庠”。初仕襄州通判、大理评事。累迁右谏议大夫，参政知事。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治平三年（1066年）卒。著有《校定国语补音》三卷、《通谱丛志》十二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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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庞籍[/b][/color]（988年－1063年）字醇之，单州武城（今山东省成武县伯乐镇庞楼村）人。
其父庞格是国子监博士。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任黄州司理参军，后任开封府兵曹参军，知州夏竦甚器重之。迁大理寺丞、知襄邑县。景祐三年（1036年）为侍御史，被誉为“天子御史”，累进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封颍国公，以太子太保退休。嘉佑八年（1063年）三月去世，是年六月葬于雍邱县（今河南杞县），赠司空，加侍中，谥号“庄敏”。庞籍于司马光知遇之恩，司马光曾作《奉和始平公忆东平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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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富弼[/b][/color]（1004年－1082年），字彦国，中国宋朝政治家，河南（今河南洛阳东）人。
为官清正，颇有廉声。与范仲淹等共同推行庆历新政。庆历五年（1045年）被排挤，出知郓州、青州（今山东益都）。时河北大水，难民四处流亡。富弼动员救灾，以地为食，募数万饥民为兵。至和二年（1055年）与文彦博同为宰相，后因母丧罢相。宋英宗即位，召为枢密使，又因足疾解职，进封“郑国公”。
富弼在政治上属于保守派，熙宁元年（1068年）入朝，宋神宗赵顼问他如何处理边事，富弼说：“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熙宁二年，再度复相，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又求退，出判亳州（今安徽亳县）。拒不执行新政青苗法。后退居洛阳，仍继续请求废止“新法”。元丰六年（1083年）病死。卒谥“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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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韩琦[/b][/color]（1008年－1075年），字稚圭，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北宋大臣。
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一甲第二名。康定元年（1040年）官陕西帅臣，主张进攻西夏，然而败于六盘山（宁夏隆德）下好水川（甜水河），损失一万余人，时边区民有歌唱：“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1]。隔年（1042年）与范仲淹一起抗御西夏，时称“韩范”，再度出战，宋军再度大败，九千四百余人全军覆没。两人于宋夏战争均无建树。
庆历三年（1043年），官枢密副使。赞成范仲淹、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
嘉祐二年（1057年），苏辙进士及第，不久就给枢密使韩琦写信，希望得到他的提携，这封信也就是后来著名的《上枢密韩太尉书》。
嘉祐三年（1058年），出任宰相。英宗即位后，封为魏国公。神宗赵顼即位以后，出判相州。作为元老重臣，他一直反对王安石变法，宋神宗一度有所感悟：“琦真忠臣，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与之。”[2]。
熙宁八年（1075年），病死，终年67岁。后遗作编为《安阳集》。
[color=#669900]评价[/color]
王夫之称“三代以还，能此者，唯韩魏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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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曾公亮[/b][/color]（998年－1078年），字明仲，号乐正，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市）人。
[color=#669900]生平[/color]
出身于名宦世家，父曾会是刑部郎中。公亮是天圣二年（1024年）进士，当过会稽县令（今浙江绍兴），引鉴湖水入曹娥江，解除民边水患。嘉佑六年（1061年），拜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集贤殿大学士，与韩琦共事。
曾公亮为人“方厚庄重，沈深周密”。支持过王安石变法，引起了杨绘、滕甫等保守派的不满。宋神宗问曾公亮，王安石闻名先朝，屡召不至，是真有病吗，还是有所要托呢？曾公亮回答：“王安石确是辅相之才，必不欺罔！”宋神宗下诏任王安石为翰林学士。熙宁四年（1071年），起判永兴军。
元丰元年（1078年），曾公亮去世。神宗辍朝三日，赠太师、中书令，谥“宣靖”。曾公亮墓位于河南省新郑市八千乡亲店村，墓碑为宋神宗亲笔：“两朝顾命定策亚勋之碑”。
[color=#FF99CC]曾公亮的父亲当过刑部郎中，曾公亮自己的儿子曾孝宽又当上右丞相[1]，到了南宋又有曾怀、曾从龙等人位极人臣，一家子共出了四位宰相一位状元，人称“曾半朝”或“一门四相”。曾公亮的历史巨著《武经总要》是一部国防军事的百科全书，里面记载了世界上第一支“火药火箭”。[/color]========----------=========
[color=#FF0000][b]鲁宗道[/b][/color]（966年～1029年），字贯之，谯（今安徽省亳县）人。
少时双亲亡故，寄养于外祖父家。为人刚正直爽。举进士，初授濠州定远尉，继任海盐县令，该县的东南处有旧河入海，由于河道淤塞，宗道组织民力加以疏浚，后人称“鲁公浦”。后改任歙州军事判官，迁秘书丞。住家离酒店很近，常一个人跑去喝酒。真宗问他“卿为清望官，奈何饮于酒肆？”宗道说“臣家贫无杯盘，故就酒家饮。”宋真宗称他“鲁直”，天禧元年（1017年），擢为右正言，历官户部员外郎兼右谕德、左谕德，直龙图阁。仁宗时，拜为参知政事，人称鱼头参政。卒赠兵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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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CC]名将[/color]
范仲淹
韩琦
狄青
[color=#FF0000][b]杨文广[/b][/color]（？─1074年），字仲容，中国北宋将领。他是杨家将第三代人物，正史上他是杨延昭的次子。其父杨延昭是北宋前期名将杨业的长子。
《宋史》记载，宋辽“澶渊之盟”后，两国边境保持了约三十年的和平状态，但是到了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李元昊在今天的宁夏、甘肃一带建立西夏，秦中以西从此多事。
1034年，李元昊称帝，建都于兴庆。1040年，夏国入侵宋朝，至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由于长期交战未果，和议。宋封李元昊为夏王。宋神宗时代（1068至1085年），宋夏曾有两次征战，至宋哲宗元符二年，宋夏再次协议，自此两国未再交兵。而杨文广就是在西夏崛起的时代扬名的。
《宋史》上杨文广的首件战功是宋仁宗庆历年间参与讨平张海之乱，因功授殿直。庆历四年，“范仲淹宣抚陕西，与语奇之，置麾下。”也就是说范仲淹到陕西以后，召见了杨文广，与他相谈之下，觉得文广颇有创见，因此将他召请到自己的幕府任职。
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岭南广源州的土豪侬智高造反。皇祐四年，智高陷邕州、围广州，杨文广随狄青征讨侬智高。皇祐五年，智高被平定，杨文广因功被授予统领“德顺军”的军职，署理宜、邕二州，然后再晋升为“左藏库使、带御器械”。
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年），皇帝与群臣谈论到在地方负责守卫的边将时，认为“文广，名将后，且有功”，就提拔他为成州团练、龙神卫四厢指挥使，升迁为兴州防御使。
韩琦曾命杨文广在筚篥和擦珠谷筑城。其间西夏曾经来犯，被杨文广击退。建城后两城分别称为甘谷城、通渭堡。
宋神宗熙宁七年，彼时宋朝在山西与契丹的边境修筑工事，契丹借故对宋朝的将领挑衅，又派人到宋廷施压，逼迫皇帝改变命令拆除工事，并且要修订疆界。当时屯军在河北定州（今河北定县）的文广知道这件事后，新仇旧恨再次涌上心怀，因为晋北一带是他的祖父杨业与契丹奋战三十余年而未果之地。所以他就开始准备向朝廷进献与辽作战的兵阵图和收复幽燕的军略，结果方略还未即上报，已约75岁的文广就病死在屯所（河北定县）。至今该方略已佚。
杨文广的妻子，姓慕容。慕容，属鲜卑族。据《保德州志》载，“杨文广娶慕容氏，善战。”据北宋杨棋墓志铭，与文广同辈的杨棋，亦娶慕容氏为妻。至于杨文广所娶的这位善战的慕容氏，其实就是杨家将故事中的穆桂英（惟穆氏的夫婿成了传说人物杨宗保，而原本的夫婿杨文广则成了她的儿子）。穆为慕容之误。
[color=#6699CC]在民间小说中，杨文广是杨家将第四代人物，父母是正史上不存在的杨宗保、穆桂英。[/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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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99CC]个人读后感- -
即使史书记载了，也不能判定历史的真假呀[/color]
[ 此贴被oo71在2009-12-24 11:12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