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经济概说
[b][size=4][color=#660000]基本结构和特点[/color][/size][/b]
[b]1．古代的农业经济[/b]：
农业发展的表现，一般要从农具改进与农作物推广、水利工程的兴修、耕作技术的进步、垦田面积的增加、粮食产量的提高、政府收入增多、国家人口增殖等方面来考察。发展的原因主要是看历代政府对农业发展的重视程度、农业政策、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等。
[color=#ff0000][b] 认识：[/b][/color]我国古代农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color=#ff0000]①[/color]农产品化程度逐渐提高。唐代以前，农产品商品化趋势并不明显。唐朝时期茶叶已成为普遍的饮料，茶叶成为生活的必需品，唐朝中期，政府开始征收茶税，这是农产品商品化之典型。元朝时，棉花种植遍及南方，明代已推向江北。明清时期，棉花、蚕桑、茶叶、烟草、花卉、油料、药材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都扩大了，还形成了一些专业生产区域。农业商品化直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color=#ff0000]②[/color]耕地面积和粮食总产量不断增长。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重视农业，自秦汉至明清，耕地面积呈不断扩大趋势。西汉时，江南、西域和西南的土地都得到一定的开发。隋唐时，江南的土地资源进一步被利用，适于种植高产稻的圩田很普遍，开垦山地的现象也很多。明清时，连不适宜生长稻、麦的贫瘠沙洼地也被利用起来。耕地面积的不断扩展，使粮食总产量大幅增加。
[color=#ff0000] ③[/color]农作物品种不断增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前期发展，后期停滞。“五谷”在商周时期已经种植。明代引进了玉米和番薯。清代前期种植经济作物已很普遍。从秦汉到隋唐，农业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不断发展。钢刃铁农具在隋唐时期已普遍使用。隋唐出现筒车和曲辕犁。农业生产工具在宋代以后无大改进，加之农业生产商品化趋势不断加强，这预示着封建生产力已经走到尽头，商品经济的发展必将促进新的生产关系出现。
[color=#ff0000]④[/color]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农业，“农本”和“以农立国”思想是历代统治者一贯的指导思想。从战国的商鞅变法到清朝统治者，都在推行“重农抑商”政策，这种做法，是中国古代封建自然经济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的产物。它的实行，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国家安定、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起过一定积极作用，应该给予肯定；但该政策把工商业和农业对立起来，进行压制，其结果必然是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农业长期停止在自然经济的低水平上。其弊端在明清时期更加严重，它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是中国落后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color=#ff0000]⑤[/color]赋税制度与土地制度相适应，随土地制度的变化而变化。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变化呈现出两种趋势：一是以人丁为主逐渐变为以土地为主，说明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逐渐松弛；一是纳税物品由实物和力役为主逐渐变为货币地租，说明我国商品经济在不断的发展。
[b] ２．古代的手工业经济：[/b]
中国古代手工业的重要部门主要有纺织业、冶金业、陶瓷业、造船业、造纸业等。每一部门的发展包括产地、规模、技术水平、产品数量与质量、产品销路等方面。
[b][color=#ff0000] 认识：[/color][/b]我国古代手工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color=#ff0000]①[/color]工业部门不断增加。奴隶社会就有了冶铜工业（即青铜工业），封建社会增加了冶铁、制糖、棉纺织业等部门。工业部门的不断增加，有的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新行业，有的则是由某个行业演变分化成的新的部门。
例如在纺织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先有丝织业，后有棉纺织业；其后棉纺织业日益发展，又分为轧花、纺纱、织布、印染等部门。同样，在矿冶铸造工业方面，也日益分化成为采矿、冶炼、铸造等工业部门。另外，某个工业部门的创立或发展，往往会带动其他有关部门的创立或发展。例如中国冶铁工业的兴起，使农具制造和兵器制造成为独立的工业部门。
[color=#ff0000]②[/color]工业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劳动分工的不断发展。任何一个工业部门，不论其创立的早晚，一旦创立以后，它的生产技术都是在不断进步的。以冶铸技术的发展为例：商朝时有了青铜铸造技术，春秋战国时期发明了铸铁柔化处理技术，唐朝的铸造业已普遍采用切削、抛光、焊接等工艺。
[color=#ff0000]③[/color]手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与工场手工业的出现。从经营的方式来说，其发展的一般趋势是由家庭手工业到作坊工业，再到工场手工业。到了封建社会，工业生产的规模有所扩大，劳动分工也渐趋细致。尤其在明代中叶以后，城市工业生产中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了工场手工业的经营方式。在这种手工业工场中，一般雇佣较多的工匠，在细致的劳动分工下从事生产，使产品的制造进一步的发展。如在江南地区的矿冶工业、纺织工业、制瓷工业等部门的工业生产中，某些手工业工场具有比较复杂的生产设备，拥有大量的雇佣劳动者。他们生产出来的商品数量很大。
[color=#ff0000]④[/color]经济重心南移与工业分布的相应变化。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起初在北方，以后逐步移至南方。大约到南宋时期，我国的经济重心完成了从北方到南方的变迁。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有不少工业生产部门、工业制品的主要产地，也从北方逐渐移到南方。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丝织业地区分布的变化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中国古代的手工业很发达，在世界上曾经居于领先地位，但由于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手工业始终为农业文明经济的发展服务而处于从属地位，虽然在明清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产生并有了缓慢发展，但又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阻碍，始终没有进入手工工场时代。
[b] ３．古代的商业经济：[/b]
商业贸易作为社会经济现象的一个方面，与工农业生产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是工农业生产发展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进步。历史上的商业贸易现象包括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的发展、城市的发展、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发展等方面。
[b][color=#ff0000]认识：[/color][/b]我国古代商业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color=#ff0000] ①[/color]城市逐步增多，商业性和工业性逐步加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城市不多，一般以都城为主。隋唐两朝，长安和洛阳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国的商业大都会；在长江流域还出现了以扬州和成都为中心的商业都市。明朝时全国出现了数十座较大的商贸城市，江浙地区以工商业著称的市镇蓬勃兴起。
[color=#ff0000]②[/color]从北宋起，我国的小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朝时，商品经济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大量农产品、手工业品投入市场，品种达到两百多种。区域间长途贩运贸易发展很快。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刺激了农业、手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一方面又对自然经济起了破坏作用，同时也是对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的挑战。在商品经济繁荣的明朝中后期的江南一些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的生活和观念也逐渐发生变化。
[color=#ff0000]③[/color]明前期以前对外贸易兴盛，此后衰落。对外贸易是在农业、手工业、城市商业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受到交通运输状况的制约，同时与统治阶级的对外政策有关。
汉朝以丝绸之路为主要路线的陆路贸易开始发展起来。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丝和丝织品运到中亚，再转运到西亚和欧洲，开辟了中西贸易的新纪元。
唐朝陆路边境贸易和水路贸易都得到发展。唐朝和亚洲各国都有直接贸易往来，同朝鲜、日本、印度等国水路贸易相当频繁，中西贸易继续发展，中国的丝绸、瓷器、纸张等远销中亚、非洲和欧洲国家。宋元时期海外贸易兴盛。
明朝前期郑和七次下西洋，与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友好贸易，最远到达东非海岸和红海沿岸地区，扩大了我国和亚非各国的经济交流和友好关系。
从明朝中后期起，由于倭寇入侵，我国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多次下令禁止海外贸易，只开放广州一地同外国通商，阻碍了对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妨碍了对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吸收，拉大了我国经济、科技与西方科技、经济的差距。
[b][color=#000000] 4．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缓慢发展：[/color][/b]
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明朝中后期，清朝有了缓慢发展。
[b][color=#ff0000]认识：[/color][/b]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是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的产生说明，在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是中国封建社会衰落的重要表现，对明清政府政治经济的发展，对反封建的民主思想的产生都有重要的意义。但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着它的成长、发展，说明封建生产关系不能容纳新的生产关系。
[b] ５．古代中国的赋税制度和有关经济政策：[/b]
主要包括两汉时期的编户齐民制度、隋唐时期的租庸调制、唐朝中期的两税法、北宋中期的方田均税法、明朝的一条鞭法和清朝的摊丁入亩制度等内容。自战国时期我国就开始实施重农抑商政策，直至清朝末年；自明朝中期我国开始实施海禁政策，直至鸦片战争。
[b][color=#ff0000]认识：[/color][/b]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呈现的趋势是，由以人丁为主的征税标准到以土地财产为主的征税标准，直至取消人头税（分别以两税法和摊丁入亩为标志）；由赋役分征到赋役合征，名目和手续的简化，由实物、劳役地租到货币地租（以一条鞭法为标志）。这种演变的趋势说明，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松弛；用银两收税则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活跃及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反映。
[b]重农抑商政策的评价：[/b]
封建社会初期，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巩固新兴地主政权，起了积极的作用。明清时期，重农抑商政策的消极作用成了主要方面。明朝中后期，生产力提高，商品经济空前活跃，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在这样的形势下，统治者把商业和农业对立起来，采取各种措施，极力压抑和束缚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这种做法，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了萌芽的国家的贫穷落后。
[b] 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的影响：[/b]
海禁政策逐渐发展为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了以后中国航海事业的衰落，沿海地区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受到阻碍，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中断，是近代中国科技文化落后，社会思想意识封建、保守、落后的主要根源。
[b][color=#660000][size=4]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缺陷[/size][/color][/b]
[b] 一、同时代中西经济思想比较[/b]
与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学者大约同时代的中国古代学者，提出了一系列在学术史上应该与上述古希腊学者形成的经济思想相齐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在也公元前三世纪虽然发现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存在和作用，并且初步论证了社会分工，但他们却鄙视手工业和商业。然而，在他们之前的约公元前645年，管子就提出一个职业划分理论，将人们按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民．这一划分，比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的职业划分理论早300多年。管子充分肯定手工业和商业的作用，认为手工业可以提供生产工具、作战武器和生活用品，商业则可以沟通有无，沟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联系，打破生产和消费的界限。
色诺芬在《经济论》中认为从事农业是一切职业中最重要、最高尚的职业。柏拉图把农业看作他的“理想国”的经济基础，《理想国》一书中和很大篇幅是论述农业的。与色诺芬约同时代的中国古代学者李悝提出了一切财富根源于农业的重农主义思想。其鲜明程度却接近于后来法国的重农学派。他还提出了劳动生产率的概念。
亚里士多德认为，生财之道有两种：一种是属于家务管理的一部分，一种是“货殖”，即无限制地追求货币增殖。前者是把大自然提供的生活资料安排好，积累对家庭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取得这些财富是为满足消费，这种财富是有限并合乎自然的。后者的目的是增加货币，因而这种财富是无限的，也是违反自然的。他还在《政治论》中把奴隶制下的社会分工当作自然分工，用天生的人的差别（性别、种族和生理等）来论证奴隶制度的自然与合理。然而大约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孟子提出恒产论，主张维护私有产财产制度。孟子还提出轻视体力劳动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亦是不谋而合。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从分工出发看到了分工、交换、货币和商人之间的关系，认为货币是为交换服务的，意识到了货币可以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然而，远在柏拉图之前的公元前524年，单旗就周景王“将铸大钱”，针锋相对提出子母相权论，意识到货币有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个职能。
以上通过对古典经济学形成之前这一段时期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可以看出古典经济学正式产生之前， 中国学者形成的经济观点与古希腊学者是大体类似，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超前性。
[b] 二、中西 “自由主义” 经济思想比较[/b]
早在公元前时期，中国古代学者就提出了诸多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近代经济理论极为类似的观点。这些观点是构成近代经济学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石。
司马迁的《史记》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虽然恪守“述而不作”的原则，但在对先秦历代帝王经济实践的总结与批评中，明显地表露了他的诸多经济主张。这些主张在近代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或成为重要理论基石，或成为重大学术流派的基本观点。 《史记•货殖列传》仅5000字，但是通篇极力推崇和讴歌“货殖”这一经济活动，围绕这一核心，司马迁提出了诸多堪与亚当•斯密理论相齐的思想。
[color=#660000]（1）肯定人的物质和经济欲望，与“经济人”假设有异曲同工之妙。
[/color]近代经济学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肯定人类的谋利动机，肯定人的“经济人”特征。经济学即研究人类经济欲望与稀缺性的关系的学问。离开对人的经济欲望和“经济人”特征的肯定，经济学难以确立。
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内在的动力的，不需要谁去命令，召唤，自己就会不停地运转。这种动力是人的求富的欲望。司马迁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从批评老子的所谓“小国寡民论”开始的。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老子的理想社会是人们安于现状，没有什么追求。而司马迁认为如果以此作为治国的标准，那就是把百姓的耳目全部遮塞起来，是万万做不到的。
司马迁认为，要把这作为现实政策付诸实施，就必须限制和压抑人民的经济欲望，到头来只能是无法实现的空想。他肯定人的经济欲望本能。他认为，现实社会是普通人的群集。要讨论现实社会的经济，就要勇于承认普通人所共有的欲望，应把人的物质欲望当作已知条件来讨论经济．他写道：“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沦，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就是说，人的经济欲望是自然的东西，它作为原动力，产生想要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求，从而经济活动也就活跃起来了。经济政策顺应人的经济欲求，使经济活动自由扩张，是最上者；运用权力予以压抑和限制，继而与民争利，则是最下者。
相对于先秦思想家而言，司马迁的这一思想在思想方法上具有明显的现实性。在先秦儒家看来，人的经济欲望应被限制在不至于给精神生活带来障碍的程度。道家则从贬斥人为而提倡无为的立场出发，把满足欲望也看作是人为而加以否定，主张去欲、绝欲，宣扬“知足”。墨家则较为重视经济，尊富，也认识到形成财富的财货生产的重要性。墨子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利”作为哲学指导原则的学者。《墨子•经上》说：“义，利也”。在他看来，义以利为依归。“利”被看作是社会伦理的基础，而分辨义与不义的标准是以其行为之利人与否。利人为义，不利于人为不义。可见，墨子所谓的“利”是广义的，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非物质利益。法家也重视财富生产，但他们主要是从富国强兵角度提出这一主张的，而且强调的重点是农业生产。司马迁的思想则明显比儒家、道家的思想要务实和实际一些，继承了墨家和法家重视增加社会财富的思想，同时将增加社会财富的动机最终追溯到人类基本的经济欲望这一根源上。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其现实性与积极意义更为明显一些．
[color=#660000]（2）提出社会分工自然形成和自然调节学说，近似于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
[/color] 司马迁认为社会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是受到自然调节的。他认为整个社会经济是自动地有秩序地发展和运行的。人们“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史记•货殖列卷》）这种社会经济的自动运行是符合自然和人的本性的，用司马迁的原话说，就是“道之所符”和“自然之验”
司马迁的社会分工理论也是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思想家有关思想的。《管子》最早将人按职业进行划分，即划为士、农、工、商四民。士即奴隶主阶层的下层，农主要是指从事农业的平民和奴隶，工即官府控制下的手工业奴隶。商包括商人和商人、官府控制下的奴隶。管仲第一次肯定了工、商的作用。司马迁的农、虞、工、商之分与管仲的士、农、工、商之分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而且在社会分工的形成原因与协调机制以及社会分工的意义等方面有所发展。
翻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我们发现，亚当•斯密也是从这个角度阐述国民财富之源。他写道：“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可见，亚当•斯密的国富源泉论与司马迁如出一辙。
[color=#660000]（3）主张经济自由化，可以与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相媲美[/color]
司马迁的经济运行思想继承了管仲轻重思想中强调经济依其规律运行的一面，批判了孟子过分强调国家干预和计划经济的思想。 理论上，他肯定人的谋利动机与行为是自然的，商品生产与流通也如“水之趋下”，是自然规律作用使然。因此，经济的运作听其自然为上策，凭借权力的干预和统制是下策。他的这种观点还体现在他对汉初经济自由化政策及结果的充分肯定上。汉朝兴起，秦末四分五裂的局面一经统一，就废除了秦朝各种统制政策，试图实行经济自由化，即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等，采取了刺激经济活动的积极政策。其结果是，“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平准书》叙述了汉兴以来70余年间的繁荣，其中写道：“国家无事，非遇水早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自由放任思想是贯穿亚当•斯密所有经济观点的主线。斯密主张不需要计划，不需要国家元首的统治，因为市场会解决一切。与自由放任思想相适应，斯密认为政府应该仅仅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而不应直接干预经济生活。可以发现，斯密主张的“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与司马迁所说的“若水之趋下”，“道之所符”是何等相似，斯密所设想的政府的“守夜人”角色与司马迁所说的“善者固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之，最下与之争”如出一辙。
[b]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缺陷[/b]
以上通过两个维度的比较不难看出，尽管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先进、发达，完全可以与同时代的西方相媲美。然而历史的发展，以前西方并不系统的经济思想后来发展成为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古典经济学以及后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等。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为什么没有最终产生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呢? 本人认为主要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具有“先天不足”的缺陷：
首先，经济学范式的缺乏。如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缺乏构建古典经济学所必须的理论抽象和一系列基本范畴，如商品、价值、价格、货币等。司马迁没有达到构建类似于古典政治经济学那样的完整经济理论体系的理论抽象高度。之所以如此，又是因为：一方面，当时中国的商品经济并不发达，更谈不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和发展，而古典政治经济学首先是商品市场经济的理论抽象。是资产阶级要求在经济思想上的反映；另一方面，先秦思想家和司马迁都没有在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即价值上作多的研究，没有形成系统的价值理论。而且，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概念是模糊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理论范畴和经济概念的非确定性，无论外延、内涵都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比如本末、奢俭、兴利、除弊、富民、长技、商战、轻重、子母等，都没有明确的公认的定义，谁也说不准它究竟指什么，也不顾前人、旁人的用法，用意会的办法去理解并运用各个经济概念。
与之相反，西方早期经济思想家所建立的经济学范式是其后来以至现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不断发展升华、推陈出新的坚实基础。因为范式是一门学科内被人们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共同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按照美国科学哲学家汤姆斯•库恩的说法，任何一门科学知识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过程都是一个演化与革命、积累与创新、连续与间断交替发生的过程，典型的形态是受某个既定的哲学范式支配的积累性常规研究与突破旧范式的创新性非常规研究交替出现的历史进程。西方古典经济思想提供了一系列经过理论抽象的基本范畴，如商品、价值、价格、货币等。它们共同构成了经济学理论的范式。在这个既定的范式的支配下，古典经济思想研究最终形成了一个对经济学问题进行系统解答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有了这个共同的范式，一方面，同时代的经济学家能够有一个以自己的信念或基本观念为背景的概念和文字表达系统，这样相信这个范式的从业人员就有了共同的学术语言，彼此用这种语言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另一方面，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就可以“交流”了，特别是后代的经济学家就能够继承前人，不断地修正或发展前人研究成果，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将经济学理论愈来愈深化，愈来愈科学化。
这一点几乎是导致中西经济思想发展不同结局的根本原因之一。经济学范式的缺乏应该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致命伤”：那里不同的概念体系、学术语言成为学术交流的严重障碍，也是理论难以形成共识，进行代际交流从而不断走向深入的“鸿沟”。
其次，中国经济思想缺少形成系统的经济理论体系所需的一切重要的理论品格。司马迁以后，中国的经济理论走向衰落，理性色彩褪化，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窒息经济思想理性的特性，中国经济思想逐渐丧失了形成系统的经济理论体系所需的一切重要的理论品格。这些特性包括：
[color=#660000]（1）浓厚的道德伦理色彩[/color]。西欧中世纪经济思想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文艺复兴运动及人文主义将经济学从神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经济学因此跨上了理性的轨道。
然而, 中国古代在“道德哲学家”孔于思想支配下的中国经济意识形态领域里，具有的不是宗教色彩，而是道德伦理色彩。中国人的道德心理特别强烈，2000多年都在克制那种“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这种强烈的道德心理存在，不仅大大地妨碍了经济思想的成就，成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贫乏的重要原因，而且迫使历代思想家披上道德外衣，像中世纪西欧思想家披着宗教外衣一样，研究经济问题。在他们的思想中夹杂道德伦理意识。例如，安插流民，募民屯耕。薄赋敛。抑兼并，体恤民众生计，爱民如子……是因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仁者爱人；抑末；困辱商人，禁止穿戴“奇装怪服”，严禁奢侈品生产和流通，反对进口“奇巧淫技”……是因为担心破坏纯朴、敦厚的社会风气，扰乱了愚钝、麻木的民性，消费标准上的僭越、财富分配上的凌夺，商品交换上的欺诈。农业生产领域中主佃关系的紧张……是因为世风不正，人心偏邪．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自然也离不开道德方面的整顿。直到晚清，开近代风气的社会激进批评家龚自珍还著书坚持“统之以至淡之心”，来调剂贫富悬殊、维持财富占有上“小不相齐”的局面，以达到王朝久安长治。这种道德伦理对经济思想的制约力较之宗教要更为强大。道德伦理具有巨大的历史张力，阻碍经济思想肯定人的谋利动机和谋利行为，反对围绕“利”思考社会经济生活，反对基于此组织社会经济生活。
[color=#660000]（2）疏于理性思维[/color]。司马迁以降，先秦典籍如《管子》中许多优良传统，例如，重视用数字、重量、尺度统计方法研究经济问题，重视理论探讨和充分说理的学风等，都没有被继承下来。中国历代经济思想家从来没有想到通过深入研究、仔细观察建立真正“以不变应万变”的理论体系。征赋纳税的办法、修正方案倒是很多，就是没有赋税原理；铸钱、行钞议论纷然，就是没有货币理论；土地问题时常出现，土地改革方案(名田制、井田制、占田制……)汗牛充栋，就是没有国土经济原理；抑商喊了2000多年，商人照旧衣锦食肉，就是没有人对商业资本进行过认真研究．两汉以后，经济思想的实用更加明显，他们在理论上很少突破先秦经济思想基本框架。著名学者甘乃光说：“我国经济思想除了先秦以外，汉以后的思想家实不能越先秦思想家的雷池一步；汉后的经济思想不过是延先秦的余绪罢了……汉后什么王莽、李觏、王安石，以至最近谭嗣同等实在无特别研究价值。”这个说法虽然过激、绝对、片面，但从理论成就上说，决不是毫无道理的。经济思想的实用性，大大妨碍了它本身的一般性指导意义。
[color=#660000] （3）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封闭性的，是在这块生养不息的“神州”大地独立产生的[/color]。谁能找到它受过外来经济思想的影响痕迹? 谁能说在佛教输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西域商人来华贸易以及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等几次较大的来自外部文化的冲击运动中，经济思想受过什么冲击? 因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经济思想大致分为两个极端：一是纯中国的，以整个古代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出现以前的经济思想为代表；一是纯西方的，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出现以后的经济思想为代表。西方经济思想，即便是在早期、中世纪，也是开放型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几乎成了西方所有国家的人类的精神童年偶像；托马斯．阿奎那一个人几乎代表了西欧中世纪的思想，亚当。斯密的理论影响遍及欧美各国。西方各国的、历代的思想家几乎是超时空的。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辉煌的经济思想并没有像西方古代经济思想那样，自然演化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古典经济学和后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等系统经济学理论。通过以上中西对比，分析出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天生缺陷，不难得出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落后仍然是社会经济演进的合理结果。这也正好印证了经济学本身的历史属性：经济学理论自身的发展过程，没有任何超越历史性质的要素产生，因为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只能产生于历史发生过的经济问题与经济现象之中。
[b][color=#660000][size=4]古代经济重心的变迁[/size][/color][/b]
[color=#660000][color=#000000] 我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曾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中国辽阔的疆域导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地区之间呈现出巨大的不平衡性。[/color][/size][/color]
[color=#660000][color=#000000][/color][/color]
[color=#ff0000]就整个中国古代经济的历史发展轨迹来看，经济发展的重心是由北向南逐步转移的。我国在封建社会初期及鼎盛时期，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居于先进地位，后来长灌流域的经济逐步发展，并赶上和超过了黄河流域，这一转变的完成时期大致在五代和北宋时期。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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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color=#000000]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由于普遍使用了换器、牛耕，再加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的发明和推广，水利工程的兴修等，使北方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水平都占绝对优势。三国时期，黄河流域大批农民为逃避战乱，南迁长江流域，并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同江南人民一道劳动，使江南地区得到了初步的开发。西晋末年，北方又有大批农民为逃避民族压迫和战乱，流亡到江南。到东晋、南朝时，由于南方社会秩序较为安定，长江中下游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南方的生产力水平又有了很大提高。隋唐时期，南方经济继续得到发展。大运河的开凿，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江南经济的重要。唐朝中后期，封建经济继续向闽江、珠江流域扩展，广州是当时南方的大都会，对外贸易发达，由此可见当时南方经济的繁荣。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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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000000]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南方战祸较少，相对安定，而北方又有在批劳动力为避战乱逃亡江南，使南方经济又获得更大程度的发展。大约在这一时期，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已开始超过北方。经济重心已由北方转移到南方，此后这一趋势不断加剧，到南宋时，南方经济已占绝对优势，当时太湖周围地区已成为全国农业产量较高的区域。“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状况。宋元时期对外贸易的出口，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元朝开通漕运和海运路线，其目的就是实现南粮北调。可以说，元大都的繁华，有赖于南方经济的强大支撑。明清时期，江南经济继续发展，在农业、手工业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商品经济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明朝时，全国出现了30多个城市，且大多数处在江南地区。到明朝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并在清朝前期得到缓慢发展。 [/color]
[color=#000000] 我国古代经济重心之所以由原来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转移到江南，这是当地所在自然环境与整个社会生产力之间辩证发展的必然结果。黄河流域地处温带，四季分明，而平原广阔，土质疏松；江南地区则气候湿润，雨量充沛，而地多丘陵，土质坚实。我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古代经济以农业为主。当上古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农业种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不仅来得早，且发展得更为容易。因此，黄河中下游地区首先成为我国古代经济的重心。但秦汉以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再加上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频繁战争，使这一地区的经济遭到破坏，而江南地区相对处于比较安定的环境，这吸引了大批逃避战乱的北方人口，这为江南地区的开发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自唐代中叶以后，江南水稻的产量在全国粮食生产中的比重日益增加，从而有了“天下江淮为国命”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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