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楚七国叛乱，国内政治局势动荡。李广为骁骑都尉，冲锋陷阵，勇冠三军，在昌邑城夺取叛军的军旗，威名显赫。三个月后，“七国之乱”被平定，李广却没有得到爵位的赏赐，被任命为上谷太守(在今河北的中北部)，抗击匈奴。
人们替他惋惜，说他不应该身为汉将，却私自接受梁王赠予的将军印，犯了政治错误。李广从此成了边将，转战边关，一直在太守职位上徘徊，从来没有任何提拔，直到最后在一次追击匈奴的战斗中迷失道路，引咎自杀。
他一生做了二千担的官四十余年，从来没能得到封候，太史公只得感叹“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李广曾任卫尉和郎中令(即光禄勳)，光禄勳位列九卿，是中央政府九个高级官职之一。尽管当时爵位可以买卖，李广也想花钱买个爵位，但一来，他想要的“列侯”并不在售货单上，二来，李广每次得到的赏赐，基本都分与部下的将领士兵，他本人并无余财。
中国的卖官鬻爵始于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那年蝗灾大疫,皇府准许百姓交纳粟米千石者,进爵位一级。《史记·秦始皇纪》载:“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
在秦代爵重于官和“官、爵合一”。拥有许多权益，包括益田宅、给庶子、赐邑赐税、免除徭役、豢养家客、减刑抵罪、赎取奴隶等等，这明显比居官俸禄要优厚得多了。更重要的是“爵”依然被视为地位之根本。
汉初承秦制，汉代军功爵拥有的特权和优待虽不及秦代，但仍具有实际价值。汉代的卖官鬻爵始于惠帝六年(前189)：“令民得卖爵，”《汉书·惠帝本纪》载:“令民得卖爵”。
到了公元前180年，汉文帝刘恒即位，边塞粮食运输困难，他便采纳晁错的建议，以爵换粟，使天下入粟于边。《汉书·食货志上》载：“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于边，六百石，爵上造；(爵二级为上造，乘兵车也)；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 (九级官爵，与县令平起平坐，无须叩礼)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十八级高等官爵)各以多少级数有差。”
作为重农的国家，汉的卖官鬻爵其实最根本的还是刺激农业生产。臣民们可以用粮食买爵，向朝廷缴纳的粮食越多，买的爵位就越高。汉文帝展开了全面的卖爵工作，卖爵多多并不心疼，只求刺激全国的粮食生产。汉文帝认为，爵位由他的口而出，而粮食则是由农民经过一年四季劳作后从地里长出来的，“劳作”要比“口出”辛苦一万倍。国民们还可以用粮食赎罪。若人们犯了一般罪行，缴些粮食就可以豁免，用不着受刑或坐牢。老百姓还可以用粮食顶差役、顶赋税。文帝把粮食作为进入统治阶级的入伍券，作为国家的奖惩手段，大大刺激和推进了全国务农重农的积极性。
应该看到卖官鬻爵在当时恢复农业生产上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为国家积累了财富。然而，这样以来，赐爵制度也日趋轻滥。朝廷有所谓“大事”之时，一般都要赐民爵一级，吏爵则更多。除大规模赐爵外，又正式实行卖爵制度，出钱可以买爵，入粟可以买爵，用奴婢也可以买爵。入粟买爵的办法。爵位的泛滥成灾，军功爵制也失去了原来奖励军功的作用。
到汉武帝时期，与匈奴战争，朝廷需要一些鼓励政策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但因旧有爵制已滥，不为人们所重，故于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又置武功爵，以宠战士。武功爵分十一等：一级造士，二级闲舆卫，三级良士，四级元戎士，五级官首，六级秉铎，七级千夫，八级乐卿，九级执戎，十级政戾庶长，十一级军卫。规定立功受爵的将士可以补吏，可以赎罪，功劳超等者，大者封侯，小者补郎，使受爵者得到实际利益。
卫青的部属因战功而封侯者九人，立将者十四人。霍去病因战功，四次加封，直至食邑一万五千一百户。他的部属封侯六人，为将两人。
可怜的是李广六十多岁跟着卫青对匈奴打一场稳操胜券的战，捞军功的大好时机，被调派去带领偏师还迷了路，等到其于卫青汇合时，战斗已经结束了，也未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卫青“使长史持糒醪遗广，因问广、食其失道状，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广未对，大将军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面对着这样的结果，李广自己认为自己年老却还未能封侯，又羞于面对刀笔吏，就自杀了。实际上，匈奴已败，加上对可能受到的处罚的担忧，李广还能靠什么赢得封侯的机会呢，不如自杀，一了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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