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什么盛行色情文学？
在中国的历史中，明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朝代。在那个朝代里，有好些本是相对立的东西，却都能平安地裹在一个叫做明朝的大袍子里相安共容。
明朝皇帝的龙椅安稳之后，便将宋朝时“格物”出来的新儒学——理学奉为独尊之位。明永乐年间饶州儒士朱季友给“周、程、张、朱之学”提了一点不同意见，算是学术上的商榷，明成祖知道后龙颜大怒，下旨“命有司声罪杖遣，悉焚其着书，曰:‘无误后人。’”朱棣的这一句话便开了明清两朝以程朱理学禁黜异端的先河，从此理学成了唯一的学问，其他都成为异端邪说而受到查禁（《禁书·文字狱》，王彬着，中国工人出版社）。而明朝的科举“考试大纲”规定得更是严格，必须从朱熹所编定的“四书”中出题，对其理解和运用也必须遵循程朱的注疏。
“考试大纲”看起来无关紧要，但那可是一根有力的指挥棒，它指挥和规范着儒生们的脑子，进而控制社会思想和观念。所以，在明朝时指导人们行动的思想就是以讲述“存天理，灭人欲”为主的理学。现在想来这种想法实在是有点儿荒唐，人欲岂是能灭的？虽然古圣贤说“无欲则刚”，但人要真的没有了欲望，什幺样的想法都没有了，那结果恐怕不是“刚”，相反则可能是软得不能再软，唾沫吐到脸上也一定会等它自己干掉的。当然，倘要深入地想一想，这个“一存、一灭”的理论，倒也充满了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人的欲望都灭掉了，只存一个“天理”在心中，那可真是一个大同世界呢！也许正因为如此，明朝的理论家们在不断地扩充和挖掘着“存天理、灭人欲”的深刻内涵，社会管理者们，也就是牧民的官员们，则是精心地把理论家们的研究成果转变成社会规则，牧养着万姓子民。
在这样的朝代里，讲的是理学，用的也是理学，那时的空气里可能也弥漫着理学的气息，文艺自然也不可能仅仅是“为艺术而艺术”，超然于世外的，也一定是理学思想指导下的文艺，是弘扬着理学精义的文艺。可是，事情奇怪得很，偏偏就是在这个“灭人欲”的明朝，却是一个色情文学大量出现并成为流行文学的时代，而且还出现了色情绘画，即春宫画。
具有中国第一“色情小说”之称的《金瓶梅》，现在已得到了艺术上的肯定，但其色情描写流传之广，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之大，是没有哪一部小说能与之相比的，在当代，贾平凹的《废都》中仍可看到它的影子。除此以外，现在还能看到，创作、刻印、流行于明朝的色情小说还有《剪灯新话》、《欢喜冤家》、《宜春香质》、《如意君传》、《情史》和《隋炀帝艳史》等十二三种。
这些作品中，不论创作的主旨如何，但都有大量的、露骨的“床上戏”。除此之外，那些较为隐晦但仍以描写男女之情为主的才子佳人小说，就更是多得难以计数。
除了文字上的东西，明朝春宫画的出现和流行，也并不亚于色情文学，据汉学家高罗佩考证，明朝时的春宫画在其鼎盛时，印刷时使用了五色套印，其水平之高，画面之美，至今令人叹为观止（《中国古代性文化》刘达临着）。这些色情文学，在四五百年之后的今天还能见到，足见当时的印数之多，流行之盛。
色情，自然是宣扬情欲的，而情欲则又实在是人之大欲也。明朝主流文化的台面上高唱着“存天理、灭人欲”的高调，而它的背后流行的却是宣扬欲望的色情文学。虽然也时有遭受焚书毁版的查禁，可一部又一部的色情小说还是不断出现和流行。在同一片天空下，有着与理论上如此相悖的事情，岂不是有点儿匪夷所思幺？
这大概要从儒士文人的生存状态和环境说起了。
我们知道，明朝是一个严刑酷法的时代，自从朱元璋坐上龙椅的那天起，皇上便将天下的大权紧紧地攥在手里，有着无上的权威。明朝开国时是设有宰相一职的，但设了几年，朱元璋觉得“一人之下”还有一个“万人之上”的人，心里有些放心不下，于是便设了一个“谋反”的罪名，把宰相一个个都杀掉了，并从此立下规矩，朱氏天下永不再设宰相一职，后来这话便成为家规国训，永远也没有人敢提议恢复。万历年间，张居正虽有宰相之实，却无宰相之名。所以，在整个明朝期间，虽不断有“太监弄权”、“阉人擅政”，把个朝代弄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可无人敢提议复设宰相，帮助皇帝管理一个偌大的帝国。明朝中叶出了一个过继皇帝，因为他要称自己的生身父母为太上皇和皇太后，廷臣们群起而反对，这位皇帝便一气之下再也不上朝与他的大臣们见面，时间达十二年之久，用柏杨的话说，大明王朝那时成了一个无头朝代。就是在那样的情形下，帝国的朝臣们也无人敢有非分之想，可见那时儒臣们的中规中矩。
明朝的儒臣文士们之所以如此，大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自小所受的教育就是“忠君保国”，哪怕是一个混账白痴坐在龙椅上，一肚子诗文的臣子们也要向他跪拜叩头的。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告诫信奉他的学说的人忠君固然重要，但假若弄得民不聊生，则可能无君可忠了，提醒他们多少要体恤一点民情，让百姓们活得下去。可惜，在明朝，书生们读到的《孟子》一书却是钦定的删节本，那些保民恤民的话都被删削掉了，剩下的只有忠主卖命。再一个原因便是屠刀下的威服。
明朝定国之后不久，朱元璋便大开杀戒，忌惮功臣们功高盖主，担心自己死后子孙们压服不住他们，便在他当政的二十余年间，把与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们大多杀掉了，且用的都是满门抄斩的法子，连门生故交都不放过。一面杀功臣，一面则是杀儒生。写诗作文章，凡是触犯了朱元璋忌讳的“光、贼、则”等字眼的，一律杀掉，其他就更不用说了。他的四儿子朱棣从侄子手中夺过天下后，又接着杀了一阵，其中仅“读书种子”方孝孺一案，就杀了八百余人。在开国之后的几十年间，父子们一路杀下来，砍掉的人头不可胜计，其中多数是儒生文士。面对这样的现实，谁还愿意拿自己的脑袋和皇帝开玩笑？结果是，血淋淋的人头，威服了二百余年的书生胆。
宋朝的时候，书生们挤不上入朝为官的独木桥，还可以做做学问，弄一弄什幺“道学”之类，有了自己的创见便可以发表出来的，但在明朝，“理学”已成为皇家钦定的“真理”，用不着书生们再去动脑子，搞什幺理论创新了，所以，在宋朝可以做的学问这时便做不下去了。虽然在明朝后期出现了李贽、黄宗羲、唐甄一类的学者，提出了“童心说”和“新民本”说，现在这些学说也已经成了显学，成了学者们研究的对象，但在当时却是地道的“隐学”，是“地下学者”，那些研究的成果都是偷偷地搞出来的，就是写的书也只好用《焚书》、《潜书》为名，不敢公开地印行。
公开地做学问不行，科举的路又窄得吓人，书生们还要吃饭，还要养家糊口，就是做风流才子也还要一些小钱的，所以，他们只好去寻别的活命的法子。
吸引读者除了“床上动作”，还寄托了书生们的梦想。
在明朝中后期的长江中下游一带，商业气息已是较浓的了，经济繁荣后便出现了一些有钱又识字的闲人，于是出版业便随之发达起来。书商们要赚钱，书生们要吃饭，有了闲钱的人们要惬意，通俗文学便出现并流行起来，流行得久了自然便流向了色情文学，因为“床笫文学”最能切中人性的欲望，最能成为畅销货。所以，色情文学一旦出现，很快就走上“畅销书”的排行榜，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这些色情文学中，除了吸引读者的“床上动作”是重头之外，还多多少少寄托了书生们的梦想。在大约成书于明末清初的色情小说《舞花吟》中，便可窥见一点书生们的心思。书中写了一位书生，一连搞了好几个女人。他一面周旋在几个女人中间，一面又去下科场，结果是考得功名，把那五个女人全都娶回家中，美女簇拥，升官发财，快乐成仙。书生的梦做得很美很圆，也很温柔，可惜多半是梦。
刘达临在《中国古代性文化》中谈及明朝色情文学兴盛的原因时说，其中之一是明朝的皇帝荒淫无度，官员们也大兴吃春药之风，起了带头作用。那意思里还有批评执政者们提倡“理学”自己却并不修行“理学”。这原因固然也是有的，“官德”的示范效应是很大的。但我却又想，看一看明朝之前的中国历史，又有哪一个朝代的皇帝不是三宫六院、嫔妃如云、荒淫无度呢？又有哪一个有官有钱者不是三妻四妾的？可在那时却并未带动出色情文学来。
在明清两季，文字狱是十分盛行的。然而，考证这些文案，就会发现这些案件中，没有一件是因为创作了色情文学而兴的，即使有这一方面的原因，也并不纯粹。这不能不说又是一个十分奇特的历史现象。我想，大约在政治家们看来，色情文学流行，虽然有伤风化，危及道德，不可不管，但也不必一概禁绝，像对付研究历史、揭皇家短处的历史学家，以及议论朝政的学者那样严酷，捉住后要把作者、书商杀头，着述烧掉，印版销毁。当然，对色情文学查也是要查的，但也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原因在于政治家们明白，把聪明人的心思引到女人身上去，一定比让其琢磨龙椅的构造和制作方法好得多。明朝后期，李贽因为公开了他的“童心说”，便死于诏狱了。但与其同时的“色情文学家”们便没有受到这样的待遇。所以，倘这一猜想成立，这可能也是明朝色情文学兴盛的客观原因。而看一看明朝之后的清朝，文网依然极其严密，但色情文学却尤进一步，便多少证明了这猜想的不差。
由此观之，明朝色情文学的兴起，一面是正常的学术消失，书生们的心思无处可用，只好向女人的身体上去发挥；一面则是文化市场的出现，给文学传播提供了外在条件，书生们可以由此讨一点生活而不至于饿死，书商们也就乐得借此发一点小财。而官方呢，则又睁眼闭眼地默许。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真理，到这时候只好成为唱唱的高调而已，因为人的第一要务毕竟是逞饮食男女之欲。
明朝皇帝的龙椅安稳之后，便将宋朝时“格物”出来的新儒学——理学奉为独尊之位。明永乐年间饶州儒士朱季友给“周、程、张、朱之学”提了一点不同意见，算是学术上的商榷，明成祖知道后龙颜大怒，下旨“命有司声罪杖遣，悉焚其着书，曰:‘无误后人。’”朱棣的这一句话便开了明清两朝以程朱理学禁黜异端的先河，从此理学成了唯一的学问，其他都成为异端邪说而受到查禁（《禁书·文字狱》，王彬着，中国工人出版社）。而明朝的科举“考试大纲”规定得更是严格，必须从朱熹所编定的“四书”中出题，对其理解和运用也必须遵循程朱的注疏。
“考试大纲”看起来无关紧要，但那可是一根有力的指挥棒，它指挥和规范着儒生们的脑子，进而控制社会思想和观念。所以，在明朝时指导人们行动的思想就是以讲述“存天理，灭人欲”为主的理学。现在想来这种想法实在是有点儿荒唐，人欲岂是能灭的？虽然古圣贤说“无欲则刚”，但人要真的没有了欲望，什幺样的想法都没有了，那结果恐怕不是“刚”，相反则可能是软得不能再软，唾沫吐到脸上也一定会等它自己干掉的。当然，倘要深入地想一想，这个“一存、一灭”的理论，倒也充满了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人的欲望都灭掉了，只存一个“天理”在心中，那可真是一个大同世界呢！也许正因为如此，明朝的理论家们在不断地扩充和挖掘着“存天理、灭人欲”的深刻内涵，社会管理者们，也就是牧民的官员们，则是精心地把理论家们的研究成果转变成社会规则，牧养着万姓子民。
在这样的朝代里，讲的是理学，用的也是理学，那时的空气里可能也弥漫着理学的气息，文艺自然也不可能仅仅是“为艺术而艺术”，超然于世外的，也一定是理学思想指导下的文艺，是弘扬着理学精义的文艺。可是，事情奇怪得很，偏偏就是在这个“灭人欲”的明朝，却是一个色情文学大量出现并成为流行文学的时代，而且还出现了色情绘画，即春宫画。
具有中国第一“色情小说”之称的《金瓶梅》，现在已得到了艺术上的肯定，但其色情描写流传之广，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之大，是没有哪一部小说能与之相比的，在当代，贾平凹的《废都》中仍可看到它的影子。除此以外，现在还能看到，创作、刻印、流行于明朝的色情小说还有《剪灯新话》、《欢喜冤家》、《宜春香质》、《如意君传》、《情史》和《隋炀帝艳史》等十二三种。
这些作品中，不论创作的主旨如何，但都有大量的、露骨的“床上戏”。除此之外，那些较为隐晦但仍以描写男女之情为主的才子佳人小说，就更是多得难以计数。
除了文字上的东西，明朝春宫画的出现和流行，也并不亚于色情文学，据汉学家高罗佩考证，明朝时的春宫画在其鼎盛时，印刷时使用了五色套印，其水平之高，画面之美，至今令人叹为观止（《中国古代性文化》刘达临着）。这些色情文学，在四五百年之后的今天还能见到，足见当时的印数之多，流行之盛。
色情，自然是宣扬情欲的，而情欲则又实在是人之大欲也。明朝主流文化的台面上高唱着“存天理、灭人欲”的高调，而它的背后流行的却是宣扬欲望的色情文学。虽然也时有遭受焚书毁版的查禁，可一部又一部的色情小说还是不断出现和流行。在同一片天空下，有着与理论上如此相悖的事情，岂不是有点儿匪夷所思幺？
这大概要从儒士文人的生存状态和环境说起了。
我们知道，明朝是一个严刑酷法的时代，自从朱元璋坐上龙椅的那天起，皇上便将天下的大权紧紧地攥在手里，有着无上的权威。明朝开国时是设有宰相一职的，但设了几年，朱元璋觉得“一人之下”还有一个“万人之上”的人，心里有些放心不下，于是便设了一个“谋反”的罪名，把宰相一个个都杀掉了，并从此立下规矩，朱氏天下永不再设宰相一职，后来这话便成为家规国训，永远也没有人敢提议恢复。万历年间，张居正虽有宰相之实，却无宰相之名。所以，在整个明朝期间，虽不断有“太监弄权”、“阉人擅政”，把个朝代弄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可无人敢提议复设宰相，帮助皇帝管理一个偌大的帝国。明朝中叶出了一个过继皇帝，因为他要称自己的生身父母为太上皇和皇太后，廷臣们群起而反对，这位皇帝便一气之下再也不上朝与他的大臣们见面，时间达十二年之久，用柏杨的话说，大明王朝那时成了一个无头朝代。就是在那样的情形下，帝国的朝臣们也无人敢有非分之想，可见那时儒臣们的中规中矩。
明朝的儒臣文士们之所以如此，大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自小所受的教育就是“忠君保国”，哪怕是一个混账白痴坐在龙椅上，一肚子诗文的臣子们也要向他跪拜叩头的。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告诫信奉他的学说的人忠君固然重要，但假若弄得民不聊生，则可能无君可忠了，提醒他们多少要体恤一点民情，让百姓们活得下去。可惜，在明朝，书生们读到的《孟子》一书却是钦定的删节本，那些保民恤民的话都被删削掉了，剩下的只有忠主卖命。再一个原因便是屠刀下的威服。
明朝定国之后不久，朱元璋便大开杀戒，忌惮功臣们功高盖主，担心自己死后子孙们压服不住他们，便在他当政的二十余年间，把与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们大多杀掉了，且用的都是满门抄斩的法子，连门生故交都不放过。一面杀功臣，一面则是杀儒生。写诗作文章，凡是触犯了朱元璋忌讳的“光、贼、则”等字眼的，一律杀掉，其他就更不用说了。他的四儿子朱棣从侄子手中夺过天下后，又接着杀了一阵，其中仅“读书种子”方孝孺一案，就杀了八百余人。在开国之后的几十年间，父子们一路杀下来，砍掉的人头不可胜计，其中多数是儒生文士。面对这样的现实，谁还愿意拿自己的脑袋和皇帝开玩笑？结果是，血淋淋的人头，威服了二百余年的书生胆。
宋朝的时候，书生们挤不上入朝为官的独木桥，还可以做做学问，弄一弄什幺“道学”之类，有了自己的创见便可以发表出来的，但在明朝，“理学”已成为皇家钦定的“真理”，用不着书生们再去动脑子，搞什幺理论创新了，所以，在宋朝可以做的学问这时便做不下去了。虽然在明朝后期出现了李贽、黄宗羲、唐甄一类的学者，提出了“童心说”和“新民本”说，现在这些学说也已经成了显学，成了学者们研究的对象，但在当时却是地道的“隐学”，是“地下学者”，那些研究的成果都是偷偷地搞出来的，就是写的书也只好用《焚书》、《潜书》为名，不敢公开地印行。
公开地做学问不行，科举的路又窄得吓人，书生们还要吃饭，还要养家糊口，就是做风流才子也还要一些小钱的，所以，他们只好去寻别的活命的法子。
吸引读者除了“床上动作”，还寄托了书生们的梦想。
在明朝中后期的长江中下游一带，商业气息已是较浓的了，经济繁荣后便出现了一些有钱又识字的闲人，于是出版业便随之发达起来。书商们要赚钱，书生们要吃饭，有了闲钱的人们要惬意，通俗文学便出现并流行起来，流行得久了自然便流向了色情文学，因为“床笫文学”最能切中人性的欲望，最能成为畅销货。所以，色情文学一旦出现，很快就走上“畅销书”的排行榜，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这些色情文学中，除了吸引读者的“床上动作”是重头之外，还多多少少寄托了书生们的梦想。在大约成书于明末清初的色情小说《舞花吟》中，便可窥见一点书生们的心思。书中写了一位书生，一连搞了好几个女人。他一面周旋在几个女人中间，一面又去下科场，结果是考得功名，把那五个女人全都娶回家中，美女簇拥，升官发财，快乐成仙。书生的梦做得很美很圆，也很温柔，可惜多半是梦。
刘达临在《中国古代性文化》中谈及明朝色情文学兴盛的原因时说，其中之一是明朝的皇帝荒淫无度，官员们也大兴吃春药之风，起了带头作用。那意思里还有批评执政者们提倡“理学”自己却并不修行“理学”。这原因固然也是有的，“官德”的示范效应是很大的。但我却又想，看一看明朝之前的中国历史，又有哪一个朝代的皇帝不是三宫六院、嫔妃如云、荒淫无度呢？又有哪一个有官有钱者不是三妻四妾的？可在那时却并未带动出色情文学来。
在明清两季，文字狱是十分盛行的。然而，考证这些文案，就会发现这些案件中，没有一件是因为创作了色情文学而兴的，即使有这一方面的原因，也并不纯粹。这不能不说又是一个十分奇特的历史现象。我想，大约在政治家们看来，色情文学流行，虽然有伤风化，危及道德，不可不管，但也不必一概禁绝，像对付研究历史、揭皇家短处的历史学家，以及议论朝政的学者那样严酷，捉住后要把作者、书商杀头，着述烧掉，印版销毁。当然，对色情文学查也是要查的，但也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原因在于政治家们明白，把聪明人的心思引到女人身上去，一定比让其琢磨龙椅的构造和制作方法好得多。明朝后期，李贽因为公开了他的“童心说”，便死于诏狱了。但与其同时的“色情文学家”们便没有受到这样的待遇。所以，倘这一猜想成立，这可能也是明朝色情文学兴盛的客观原因。而看一看明朝之后的清朝，文网依然极其严密，但色情文学却尤进一步，便多少证明了这猜想的不差。
由此观之，明朝色情文学的兴起，一面是正常的学术消失，书生们的心思无处可用，只好向女人的身体上去发挥；一面则是文化市场的出现，给文学传播提供了外在条件，书生们可以由此讨一点生活而不至于饿死，书商们也就乐得借此发一点小财。而官方呢，则又睁眼闭眼地默许。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真理，到这时候只好成为唱唱的高调而已，因为人的第一要务毕竟是逞饮食男女之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