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称谓的源流
属于社交称谓语的“同志”一词，曾经是老少皆宜、男女通用的泛尊称，也曾经是区分敌我的标志。现在它又有了区别于以往的新义项，即“同性恋”的代名词。“同志”在现代汉语中从无到有及其兴衰变化，是历史变革的产物、社会变化的缩影以及文化因素的反映。
在古汉语中，“同”和“志”都是常用字，但很少连用，即使连用，也没有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名词。据《辞海》，“同志”连用最早见于二千七百年前的《国语·晋语》：“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后又见《后汉书·刘陶传》：“所与交友，必也同志。”《说文》中指出：“同，和会也。”“志，意也。”可见，古汉语中的“同志”实际上是两个单音词连用，用以表达“志向相同，志同道合”。著名学者胡范畴曾经说过，在汉语史上“同志”最初并不是一个泛尊称，甚至也不是一个称谓语。
在《辞源》中，“同志”的第一个义项是“志同道合”，第二个义项是“同一志向的人称同志”。那么，“同志”作为称谓语始于何时呢?对于这一问题有多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同志”作为称谓语大概在汉代就已出现。东汉大学者、经学家郑玄在注解《周礼·大司徒》时即说过：“同志日友。”虽然此处还是可以看出原有的意义，即具有共同的志向，但是，此处已经用来代称他人。也有人说作为称谓语的“同志”成形于晚清，是由外来语发展而来的。在西方，英文comrade源于拉丁文的camarada，其原意为同伴、伙伴，而现代意义的comrade一词有两重含义，其狭义是特指同一政党的成员，广义则指具有共同政治理想或为共同事业而奋斗的人。后来日本人最先用“同志”来翻译comrade的意思，中国现代汉语中的“同志”一词就如许多特定名词一样，是从近代学习西方最有成效的日本转口引进来的。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许多革命团体内部成员之间互称“同志”。孙中山先生在1918年曾经发表《告海内外同志书》和《致南洋同志书》。后来在其著名的《总理遗嘱》中也呼吁：“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1920年，毛泽东、罗学瓒等人在通信时也开始引用“同志”一词。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中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受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词，并赋予其新的含义，表明党员之间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大目标下的一种新型关系。革命战争年代，唤一声“同志”，表达无上的尊重、敬爱与信任，给人以神圣的革命归宿感。这一称呼的流行是伴随着革命思想主张而来的。称呼虽然只不过两个字，而其中所传达的革命情谊却胜过千言万语。
在20世纪上半叶，“同志”称呼仍局限于政治社团内部。“同志”成为泛尊称还是1949年以后的事。所谓泛尊称，就是指在广泛的场合下使用的带有一定敬意的称呼语。解放以后，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整合运动使得国家的全民文化以“统治阶级意识”的同性质为前提，又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组织化为基础。这样，在短促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一方面削弱了全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迅速建立起全社会范围内普遍的“同志”关系，另一方面又运用政治手段肃清思想文化领域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影响，使全社会的主体文化成为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主义文化。“同志”就是这种文化背景下最权威、最普通的称谓，在新中国的大江南北盛行一时，成为当时社会上的一个社交统称。
然而，到196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开始，“同志”称谓开始衰落。“同志”这一称谓在这场政治风波中动荡起伏，其政治色彩得到强化，走向极端。“同志”是人民内部的一种称谓，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划分敌我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同志”称呼的使用格外小心，生怕用错了被说成“敌我不分”。
改革开放以后，“同志”作为称谓语失去了以往独步天下的泛尊称角色，并且作为称谓语的使用范围已经很小，往往出现在一些比较正式的会议或者某些特定机构中，而“经理”、“老板”、“先生”、“小姐”、“老师”、“师傅”等丰富的称谓重返舞台，成为人们口头称呼的宠儿。
正当“同志”作为泛尊称淡出大众语汇这个大舞台时，它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成为同性恋的代名词。这一语义20世纪80年代末产生于香港，90年代中后期经广东传入中国内地。1989年，香港人林奕华将自己筹划的首届同性恋电影节命名为“香港同志电影节”，是这层意义的开端。从此，在中国内地之外的中文地区，如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同志”一词逐渐演变成对同性恋者的另一个称呼。用的时候并不是如“某某同志”这样做称谓用，而是“某某是一个同志”、“某某参加了一个同志团体”。这种用法开始时在同性恋群体中使用，后来影响逐渐扩大，上述地区的社会各界都采纳了这个用法，例如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就在《认识同志手册2001年版》中写道：“市长爱同志。”林奕华本人曾表示：自己希望用来取代同性恋的“同志”一词是由孙中山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联想而来，一方面希望指出仍然需要努力，另一方面则希望将讨论的焦点从性取向转移到性别议题。此后许多关注各种不同性别议题的人士都希望能用“同志”一词联结、包含、代表更多人。目前“同志”一词不仅限于同性恋者，已扩大到国际上通用的GLBT四大族群，也就是男同性恋者(Gay)、女同性恋者(Lesbian)、双性恋者(Bisexual)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由于大陆绝大多数年轻人已经不再使用“同志”这个称谓，这使得同性恋这层含义反而后来居上。尽管这一层新的含义在大陆地区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并使用，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媒体和文件对这一外延含义基本不予采纳。
称谓语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演变经历着漫长的变迁，除了语言词汇本身的自然更替以外，时代的烙印清晰可见：封建社会君臣之间须“名正”才能“言顺”，君主自称“朕”，臣子称君主“陛下”，自称“臣”、“卑职”甚至“奴才”。进入到现代汉语时期，依然可以看出称谓的时代变迁。例如：20世纪70年代，如果一位青年男士向一位青年女售货员说“小姐，我要件40号衬衫”，女售货员肯定不高兴，甚至会把他当作调戏妇女的流氓。在当时的意识形态环境里，称呼语“小姐”、“女士”、“太太”甚至“先生”都被认为具有资产阶级情调。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与西方世界的交往增多，思想观念发生变化，这些称呼语逐渐失去了贬义，为人民所接受。
从政治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全体党员以在全世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共同理想，“同志”称谓迅速在党内普遍使用。正是由于产生时字面带有“志同道合”的界定意义以及最初在政治团体内部兴起的使用背景，“同志”称谓逐渐成为具有革命归宿感的神圣称呼。可以说，“同志”一词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在党内提倡互称“同志”，不称职衔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早在1959年就提出：大家互称同志，改变以职务相称的旧习惯。为此，党中央于1965年2月专门就这个问题发出了通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再一次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主张，要求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称职衔。因为党内所有党员都是党的普通一员，党员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同志关系。党内只有上下级组织，没有上下级党员。在党内互称同志，有利于增强党内民主观念，促进党内团结，有利于克服封建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改善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保持党的优良传统。所以，时至今日，在国内主流媒体、正式会议中，仍然使用“同志”一词。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称谓使用是一种交际行为，是文化内涵的渗透，是一种文化的选择。汉民族的人际关系中等级观念极强，情感色彩浓厚。“同志”称谓鲜明地体现了平等、亲和的内涵。人们在相同的理想和目标的感召下聚集到一起，无等级门第、尊卑长幼之分，“同志”这一称谓契合当时革命政党推翻封建帝制、实现民主平等的要求。但是，在“文革”之后，这一称谓所包含的情感色彩发生了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受港台以及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趋于多样化，人际间的称呼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政治色彩淡化、人情色彩加重。正当“同志”称谓不断被取代的时候，该词又发生了语义降格，增加了新的义项。王均熙在《当代汉语新词词典》中将“同志”解释为“同性恋”。在中国内地以外的华语地区，如港、台、新、马，都已接受这一称呼时，中国内地，尤其是那些经历过那个特殊时期的中老年人对“同志”有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情谊，还不能接受这样的语义降格。在信息传播如此发达的今天，这一新义也已开始走进人们的生活。尤其是那些关注流行文化、追赶潮流，对“同志”所表达的那种深刻内涵没有切身体验的青年人提及“同志”很容易联想到同性恋之意。在称谓的使用上，为避免误解，年轻人多用其他人称。
尽管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同志”称谓一度在较长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然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表明，在称代系统中，不同的称谓形式都应有各自相应的位置，不可能某个单一的称谓形式永远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伴随着社会的变化，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流行及使用之后，“同志”淡出，而其他称谓复苏的现象成为必然。另外，“文革”中的唯政治论使国家和人民饱受创伤，人们希望疏离政治生活，淡化政治色彩的想法使得“同志”称谓几乎在普通人生活中销声匿迹。再则，“同志”称谓的变化与新时期多元化的人际关系有关。改革开放冲退了以往“政治统帅”的极“左”思潮，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这样，人际间的称呼也发生了变化。正如姚汉铭先生在《新词语·社会·文化》中所说：“人际间的称呼继续向着淡化政治色彩、加重人情色彩的方向发展。”作为称谓语的“同志”也确有其自身的不足。如与“先生”、“小姐”及亲属称谓相比，“同志”既无性别标示也无相对年龄标示，因而显得过于笼统，在某些非正式场合甚至显得有些冷漠和疏远。比如，称呼老人时根据自己的年龄选择“爷爷”、“奶奶”等往往要比称“同志”显得更加亲切。
随着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的深入、香港的回归，两地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加，源自香港的“同志”一词的语义降格，渐入中国内地。而且，随着中国内地互联网的逐渐普及，互联网用户不断增加，尤其是年轻用户的比例较大，使用频率较高。年轻人本身就更乐于接受新生事物，而且他们大多较为崇尚港台文化，这使得他们成为接受“同志”新义的主体人群。相比其他称谓，如“老师”、“先生”等，“同志”称谓似乎与社会生活结合得更为紧密，几乎与历史事件有着同步或者稍稍滞后的演变，这不仅反映了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同时也以语言的力量影响着经过社会生活积淀的社会文化内涵。
“同志”称谓的语义降格也符合Brow和Gilman关于语言称代系统语义变化的发现，即“始于尊贵，终于轻贱”的语义降格趋势。其次，Mc Connell-Ginet认为，词汇原本是相对“空泛”(empty form)的形式，使用者可根据其特定的历史通过某种新奇的用法赋予其特定的新义。一般说来，社会的发展促使新生事物出现，从而产生新的语言行为。这种语言行为可以是新的语言形式，也可以是被赋予新义的旧的语言形式。最后，作为一种通性(epicene)称谓形式，“同志”的语义降格也可通过社会语言学性别歧视研究得到解释，即称谓形式上的语义降格不是发生在女性所指之上，就是表现在通性形式之上。
总之，汉语中“同志”称谓的变化反映了社交称谓鲜明的时代特征，体现出交际称谓所负载的文化信息。这种变化是历史变革的结果，也是社会语言的需求。
在古汉语中，“同”和“志”都是常用字，但很少连用，即使连用，也没有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名词。据《辞海》，“同志”连用最早见于二千七百年前的《国语·晋语》：“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后又见《后汉书·刘陶传》：“所与交友，必也同志。”《说文》中指出：“同，和会也。”“志，意也。”可见，古汉语中的“同志”实际上是两个单音词连用，用以表达“志向相同，志同道合”。著名学者胡范畴曾经说过，在汉语史上“同志”最初并不是一个泛尊称，甚至也不是一个称谓语。
在《辞源》中，“同志”的第一个义项是“志同道合”，第二个义项是“同一志向的人称同志”。那么，“同志”作为称谓语始于何时呢?对于这一问题有多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同志”作为称谓语大概在汉代就已出现。东汉大学者、经学家郑玄在注解《周礼·大司徒》时即说过：“同志日友。”虽然此处还是可以看出原有的意义，即具有共同的志向，但是，此处已经用来代称他人。也有人说作为称谓语的“同志”成形于晚清，是由外来语发展而来的。在西方，英文comrade源于拉丁文的camarada，其原意为同伴、伙伴，而现代意义的comrade一词有两重含义，其狭义是特指同一政党的成员，广义则指具有共同政治理想或为共同事业而奋斗的人。后来日本人最先用“同志”来翻译comrade的意思，中国现代汉语中的“同志”一词就如许多特定名词一样，是从近代学习西方最有成效的日本转口引进来的。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许多革命团体内部成员之间互称“同志”。孙中山先生在1918年曾经发表《告海内外同志书》和《致南洋同志书》。后来在其著名的《总理遗嘱》中也呼吁：“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1920年，毛泽东、罗学瓒等人在通信时也开始引用“同志”一词。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中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受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词，并赋予其新的含义，表明党员之间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大目标下的一种新型关系。革命战争年代，唤一声“同志”，表达无上的尊重、敬爱与信任，给人以神圣的革命归宿感。这一称呼的流行是伴随着革命思想主张而来的。称呼虽然只不过两个字，而其中所传达的革命情谊却胜过千言万语。
在20世纪上半叶，“同志”称呼仍局限于政治社团内部。“同志”成为泛尊称还是1949年以后的事。所谓泛尊称，就是指在广泛的场合下使用的带有一定敬意的称呼语。解放以后，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整合运动使得国家的全民文化以“统治阶级意识”的同性质为前提，又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组织化为基础。这样，在短促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一方面削弱了全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迅速建立起全社会范围内普遍的“同志”关系，另一方面又运用政治手段肃清思想文化领域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影响，使全社会的主体文化成为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主义文化。“同志”就是这种文化背景下最权威、最普通的称谓，在新中国的大江南北盛行一时，成为当时社会上的一个社交统称。
然而，到196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开始，“同志”称谓开始衰落。“同志”这一称谓在这场政治风波中动荡起伏，其政治色彩得到强化，走向极端。“同志”是人民内部的一种称谓，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划分敌我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同志”称呼的使用格外小心，生怕用错了被说成“敌我不分”。
改革开放以后，“同志”作为称谓语失去了以往独步天下的泛尊称角色，并且作为称谓语的使用范围已经很小，往往出现在一些比较正式的会议或者某些特定机构中，而“经理”、“老板”、“先生”、“小姐”、“老师”、“师傅”等丰富的称谓重返舞台，成为人们口头称呼的宠儿。
正当“同志”作为泛尊称淡出大众语汇这个大舞台时，它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成为同性恋的代名词。这一语义20世纪80年代末产生于香港，90年代中后期经广东传入中国内地。1989年，香港人林奕华将自己筹划的首届同性恋电影节命名为“香港同志电影节”，是这层意义的开端。从此，在中国内地之外的中文地区，如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同志”一词逐渐演变成对同性恋者的另一个称呼。用的时候并不是如“某某同志”这样做称谓用，而是“某某是一个同志”、“某某参加了一个同志团体”。这种用法开始时在同性恋群体中使用，后来影响逐渐扩大，上述地区的社会各界都采纳了这个用法，例如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就在《认识同志手册2001年版》中写道：“市长爱同志。”林奕华本人曾表示：自己希望用来取代同性恋的“同志”一词是由孙中山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联想而来，一方面希望指出仍然需要努力，另一方面则希望将讨论的焦点从性取向转移到性别议题。此后许多关注各种不同性别议题的人士都希望能用“同志”一词联结、包含、代表更多人。目前“同志”一词不仅限于同性恋者，已扩大到国际上通用的GLBT四大族群，也就是男同性恋者(Gay)、女同性恋者(Lesbian)、双性恋者(Bisexual)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由于大陆绝大多数年轻人已经不再使用“同志”这个称谓，这使得同性恋这层含义反而后来居上。尽管这一层新的含义在大陆地区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并使用，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媒体和文件对这一外延含义基本不予采纳。
称谓语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演变经历着漫长的变迁，除了语言词汇本身的自然更替以外，时代的烙印清晰可见：封建社会君臣之间须“名正”才能“言顺”，君主自称“朕”，臣子称君主“陛下”，自称“臣”、“卑职”甚至“奴才”。进入到现代汉语时期，依然可以看出称谓的时代变迁。例如：20世纪70年代，如果一位青年男士向一位青年女售货员说“小姐，我要件40号衬衫”，女售货员肯定不高兴，甚至会把他当作调戏妇女的流氓。在当时的意识形态环境里，称呼语“小姐”、“女士”、“太太”甚至“先生”都被认为具有资产阶级情调。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与西方世界的交往增多，思想观念发生变化，这些称呼语逐渐失去了贬义，为人民所接受。
从政治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全体党员以在全世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共同理想，“同志”称谓迅速在党内普遍使用。正是由于产生时字面带有“志同道合”的界定意义以及最初在政治团体内部兴起的使用背景，“同志”称谓逐渐成为具有革命归宿感的神圣称呼。可以说，“同志”一词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在党内提倡互称“同志”，不称职衔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早在1959年就提出：大家互称同志，改变以职务相称的旧习惯。为此，党中央于1965年2月专门就这个问题发出了通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再一次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主张，要求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称职衔。因为党内所有党员都是党的普通一员，党员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同志关系。党内只有上下级组织，没有上下级党员。在党内互称同志，有利于增强党内民主观念，促进党内团结，有利于克服封建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改善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保持党的优良传统。所以，时至今日，在国内主流媒体、正式会议中，仍然使用“同志”一词。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称谓使用是一种交际行为，是文化内涵的渗透，是一种文化的选择。汉民族的人际关系中等级观念极强，情感色彩浓厚。“同志”称谓鲜明地体现了平等、亲和的内涵。人们在相同的理想和目标的感召下聚集到一起，无等级门第、尊卑长幼之分，“同志”这一称谓契合当时革命政党推翻封建帝制、实现民主平等的要求。但是，在“文革”之后，这一称谓所包含的情感色彩发生了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受港台以及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趋于多样化，人际间的称呼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政治色彩淡化、人情色彩加重。正当“同志”称谓不断被取代的时候，该词又发生了语义降格，增加了新的义项。王均熙在《当代汉语新词词典》中将“同志”解释为“同性恋”。在中国内地以外的华语地区，如港、台、新、马，都已接受这一称呼时，中国内地，尤其是那些经历过那个特殊时期的中老年人对“同志”有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情谊，还不能接受这样的语义降格。在信息传播如此发达的今天，这一新义也已开始走进人们的生活。尤其是那些关注流行文化、追赶潮流，对“同志”所表达的那种深刻内涵没有切身体验的青年人提及“同志”很容易联想到同性恋之意。在称谓的使用上，为避免误解，年轻人多用其他人称。
尽管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同志”称谓一度在较长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然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表明，在称代系统中，不同的称谓形式都应有各自相应的位置，不可能某个单一的称谓形式永远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伴随着社会的变化，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流行及使用之后，“同志”淡出，而其他称谓复苏的现象成为必然。另外，“文革”中的唯政治论使国家和人民饱受创伤，人们希望疏离政治生活，淡化政治色彩的想法使得“同志”称谓几乎在普通人生活中销声匿迹。再则，“同志”称谓的变化与新时期多元化的人际关系有关。改革开放冲退了以往“政治统帅”的极“左”思潮，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这样，人际间的称呼也发生了变化。正如姚汉铭先生在《新词语·社会·文化》中所说：“人际间的称呼继续向着淡化政治色彩、加重人情色彩的方向发展。”作为称谓语的“同志”也确有其自身的不足。如与“先生”、“小姐”及亲属称谓相比，“同志”既无性别标示也无相对年龄标示，因而显得过于笼统，在某些非正式场合甚至显得有些冷漠和疏远。比如，称呼老人时根据自己的年龄选择“爷爷”、“奶奶”等往往要比称“同志”显得更加亲切。
随着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的深入、香港的回归，两地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加，源自香港的“同志”一词的语义降格，渐入中国内地。而且，随着中国内地互联网的逐渐普及，互联网用户不断增加，尤其是年轻用户的比例较大，使用频率较高。年轻人本身就更乐于接受新生事物，而且他们大多较为崇尚港台文化，这使得他们成为接受“同志”新义的主体人群。相比其他称谓，如“老师”、“先生”等，“同志”称谓似乎与社会生活结合得更为紧密，几乎与历史事件有着同步或者稍稍滞后的演变，这不仅反映了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同时也以语言的力量影响着经过社会生活积淀的社会文化内涵。
“同志”称谓的语义降格也符合Brow和Gilman关于语言称代系统语义变化的发现，即“始于尊贵，终于轻贱”的语义降格趋势。其次，Mc Connell-Ginet认为，词汇原本是相对“空泛”(empty form)的形式，使用者可根据其特定的历史通过某种新奇的用法赋予其特定的新义。一般说来，社会的发展促使新生事物出现，从而产生新的语言行为。这种语言行为可以是新的语言形式，也可以是被赋予新义的旧的语言形式。最后，作为一种通性(epicene)称谓形式，“同志”的语义降格也可通过社会语言学性别歧视研究得到解释，即称谓形式上的语义降格不是发生在女性所指之上，就是表现在通性形式之上。
总之，汉语中“同志”称谓的变化反映了社交称谓鲜明的时代特征，体现出交际称谓所负载的文化信息。这种变化是历史变革的结果，也是社会语言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