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第1楼天若舞于2010-04-29 12:39发表的 :
腐败问题很难解决。
南北朝：官职制度－考课和奖惩制度
封建统治者深深地懂得，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安危。因此，他们总是尽最大的可能来对全国官吏实行全面监控。除了建立单线垂直形的监察体系之外，还推行一套自上而下的严格的考课和奖惩制度。
考课也称考绩、考核、考查，是对在职官吏的官箴政绩和功过的考核。战国以来，这种考课制度已经初具规模，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则逐渐形成有定期、有内容、有奖惩、梯次分明、分工明确的较为完整的考课体系。
[b]
（一）考课期限 [/b]
秦汉实行一年一考，三年课殿最一次。年考从秋天开始进行，至年底各级官府将考课簿册集中到中央，于次年的正月初一群臣朝会时举行考课大典，然后按分工分别进行考课。魏晋基本因循此制，但是由于战乱频繁，往往不能正常实行，于是改由皇帝不定期地下诏考课百司。东晋南朝，考课与任期相结合，以三年为小满，六年为秩满。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实行三载考绩、三考黜陟的制度，并与官吏任用相结合。按年月久暂定任用先后，年资成为考课的重要依据之一。
[b]
（二）考课内容和标准[/b]
考课的内容和标准是根据官吏不同的职务和不同的职事分别制定的。
县一级的主要考课内容是“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盗贼多少”，“严课农桑，罔令游堕，揆景肆力，必穷地利，固修堤防”，以此作为衡量县级官吏是否称职的主要标准。
郡一级的主要考课内容是查其是否有侵渔百姓、接受贿赂、杀赏聚敛无度等现象。郡国向中央上计，主要汇报辖内户口、垦田、赋税的数目，米价的高低，治安情况，监狱在押人犯和死刑数目等等。以此评定治绩，并参照德行作为衡量郡级官吏是否称职的标准。
州一级的主要考课内容是“班宣旧条，务尽敦课”，“督察奸枉，分别黑白”。以州所辖各郡的治绩作为衡量州级官吏是否称职的主要标准。
中央政府各部门的主要考课内容是依其所掌的事务而制定的，并且以品行和能力作为衡量官吏是否称职的主要标准。
对于辅政官员的考课主要在于政绩的好坏，如果出现“阴阳不和，四时不节，星辰失度，灾变非常”，以及地震、河决、草木不生、君臣不正、民有怨声、兵乱流亡等天灾人祸和社会动乱，辅政官员要承担责任，这也是考课辅政官员的主要内容。
对于军官的考课，主要是在于武艺和统领指挥部队的能力。
“功令第卌五：士吏、候长、烽燧长以令秋试射以六，为程过六，赐劳矢十五日”。即一次发弯12支，中6射者为合格。对带兵的将领要考课其行营部伍、伤病逃亡和军功战绩。
除按职务分工制定考课内容和标准以外，对所有的官吏还有统一的标准，就是所谓清正、治行、勤谨、廉能等，这些被认为是对官员们的基本要求。
[b]（三）考课行政 [/b]
两汉时期，由皇帝考核丞相、三公，如果皇帝不亲政事，考核由尚书负责，交皇帝核准。东汉光武帝和明帝“躬奸吏事，亦以课覆三公”。此外，尚书考核列卿，御史中丞考核刺史，丞相、三公、刺史考核郡国守相，郡国守相考核县令长、丞、尉，县令长考核乡三老、啬夫，实行层层考核。对于各级官府的官吏，由本部门的功曹负责考核。除此之外，中央政府部门还按职能向全国实行单项考核，诸如民事、军事、农事、工程漕运、司法断狱、学校礼仪等方面均另制定有考课制度。推行这种纵横有序、层层考核的制度，其统治意图是使“抱功修职之吏无蔽伤之忧，比周邪伪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销，俊艾日隆”，以期振颓起衰，发挥积极的作用的而，考核的权力分散，执行又多流于形式，使考课仅及长官而不及吏，于是“郡国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郡国“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漫，以避其课”。每个考课单位都是一个群体，分别对本长官负责，主持人多不愿秉公执法，破除情面，正如东汉王符在《潜夫论》里所说的那样：“尚书不以责三公，三公不以责州郡，州郡不以讨县邑，是以凶恶狡猾易相冤也”，考课制度的陋弊几乎是与该制度本身同步发展起来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不断集中考课权，由尚书和侍中统一负责考课，五品以上官由皇帝和公卿评议。但对地方官的考课仍以上计和层层考核为主。由于战事频繁，士族们阀把持大权，考课之法时遭破坏，虽然帝王不断三令五申，并且增加考课课目，仅南朝梁的考课课目就有58种，然而“晋朝南渡，优借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摧为令仆以下，尚书郎、中书舍人以上，典掌机要。其余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纤微细过，又惜行捶楚，所以处于清名，盖护其短也”。可见，当时的考课制度已经与其本意背道而驰了。
[b]（四）奖惩制度 [/b]
在考课中，成绩特别优异的被称为“最”。对于那些被评定为“最”的，要给予重奖，其余再按优劣排列名次。对成绩优良者的奖励大体是按口头褒奖、行文褒奖、增加俸禄、赏赐黄金、提升职务、赐爵封侯的顺序由低到高进行的，有时也数奖并行。例如，西汉召信臣为南阳太守，“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被认为各项考课成绩皆优，因此赐黄金40斤，提升为河南太守，并诏行全国。又如，赵广汉为阳翟令，以治行优异，越级提拔为京辅都尉。在南朝时，还“著令：小县有能，迁为大县，大县有能，迁为二千石”。对官吏的提升称为“迁”，一般积功久任的为“平迁”，有特殊功绩和蒙受恩宠的拔擢，称“超迁”或“擢”。考课为“最”者，一般都“超迁”一等，因无官缺不能升迁的则以增秩、赐金、封爵作为补充。对于治行特别突出的，在死后还要受到奉祀悼念。如西汉的召信臣和文翁，经皇帝批准，在家乡立祠，在原治郡，“岁时郡二千石率官属行礼”，在他们的遗冢前举行祭奠之礼。这些措施无非是为提高官员工作的积极性，让他们尽忠职守。奖励是君主用来笼络官僚，平衡各种政治势力，巩固并加强君主专制的重要手段，当然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在考核中，成绩较差的被称为“殿”。对那些被评定为“殿”者要追究其责任，“吏有罪”为汉代“七科谪”之首处罚是相当严厉的。对不称职守或违反朝章法纪者，应视其情节轻重给予不同的处分。处分是按申诫、鞭杖、罚金、降秩、降职、罢官、判刑、抄家、处死、诛连家族等顺序由轻到重地进行，有时也数罚并行。对考课不称职和被监察人员指控的二千石以上官吏，先要由三公或尚书派遣掾史或郎吏进行核实，情况属实者，奏请皇帝加以黜免或交廷尉问罪；如情况不实，指控者也要受到处分。如东汉光武帝时，大司空宋弘“坐考上党太守无所据，免归第”，明帝时，太尉赵熹“坐考中山相薛修不实免”。二千石以下官吏由专管考课的掾史进行了解和责问，并可以进行一些调查，如认为确有犯法嫌疑，经核实后，报主管长官来绳之以法。主管长官对辟用的吏属有直接处死权。如南宋时，历阳太守刘湛，对“奸吏犯脏百钱以上，皆杀之”。但对朝廷任命或经朝廷核准任职的官，主管长官则不能擅自施刑，要上奏朝廷获准后再行处置。对下属的惩处，往往在一年一度的课吏大会时与奖励同时进行。西汉东海太守尹翁归，“收取人必于秋冬课吏大会中”，“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惧改行自新”。这样借课吏大会以行奖惩，是为了促进吏治。
“赏罚所以劝善禁恶，政之本也”。封建统治阶级深知，兼用刑罚旌赏手段是管理和约束官吏，强迫他们接受驱使和遵守朝章的有效办法。然而，在当时，任何制度都是围绕着君主专制而制定的，由于立法和执法中的偏差，以及君主和各级官吏的个人爱憎，奖惩往往又成为一些人谋取私利和陷害他人的手段。例如，汉代的霍光“赏赐前后黄金七千斤，钱六千万，东缯三万匹，奴婢百七十人，马二千匹，甲第一区”，这是由于霍氏已经执掌重权，皇帝对他又恨又惧，“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所以给予逾格的重赏，一方面是为了安抚他，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帝位。这是一种不得已的权宜迁就，是对实际专权威胁无可奈何的妥协手段。一旦皇帝恢复自己的权位，曾蒙受重赏的霍光便“身死而宗族竟诛”。又如，韩延寿在郡多次被考课为最，因案校御史大夫萧望之散放官钱事，反被萧望之案具以前旧事而坐弃市，虽然“百姓莫不流涕”，但最终仍难免于死。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史册中屡见不鲜。“阿旨曲从，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的现象，是伴随着赏罚不明、奖惩无信而出现的。
考课也称考绩、考核、考查，是对在职官吏的官箴政绩和功过的考核。战国以来，这种考课制度已经初具规模，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则逐渐形成有定期、有内容、有奖惩、梯次分明、分工明确的较为完整的考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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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课期限 [/b]
秦汉实行一年一考，三年课殿最一次。年考从秋天开始进行，至年底各级官府将考课簿册集中到中央，于次年的正月初一群臣朝会时举行考课大典，然后按分工分别进行考课。魏晋基本因循此制，但是由于战乱频繁，往往不能正常实行，于是改由皇帝不定期地下诏考课百司。东晋南朝，考课与任期相结合，以三年为小满，六年为秩满。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实行三载考绩、三考黜陟的制度，并与官吏任用相结合。按年月久暂定任用先后，年资成为考课的重要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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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课内容和标准[/b]
考课的内容和标准是根据官吏不同的职务和不同的职事分别制定的。
县一级的主要考课内容是“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盗贼多少”，“严课农桑，罔令游堕，揆景肆力，必穷地利，固修堤防”，以此作为衡量县级官吏是否称职的主要标准。
郡一级的主要考课内容是查其是否有侵渔百姓、接受贿赂、杀赏聚敛无度等现象。郡国向中央上计，主要汇报辖内户口、垦田、赋税的数目，米价的高低，治安情况，监狱在押人犯和死刑数目等等。以此评定治绩，并参照德行作为衡量郡级官吏是否称职的标准。
州一级的主要考课内容是“班宣旧条，务尽敦课”，“督察奸枉，分别黑白”。以州所辖各郡的治绩作为衡量州级官吏是否称职的主要标准。
中央政府各部门的主要考课内容是依其所掌的事务而制定的，并且以品行和能力作为衡量官吏是否称职的主要标准。
对于辅政官员的考课主要在于政绩的好坏，如果出现“阴阳不和，四时不节，星辰失度，灾变非常”，以及地震、河决、草木不生、君臣不正、民有怨声、兵乱流亡等天灾人祸和社会动乱，辅政官员要承担责任，这也是考课辅政官员的主要内容。
对于军官的考课，主要是在于武艺和统领指挥部队的能力。
“功令第卌五：士吏、候长、烽燧长以令秋试射以六，为程过六，赐劳矢十五日”。即一次发弯12支，中6射者为合格。对带兵的将领要考课其行营部伍、伤病逃亡和军功战绩。
除按职务分工制定考课内容和标准以外，对所有的官吏还有统一的标准，就是所谓清正、治行、勤谨、廉能等，这些被认为是对官员们的基本要求。
[b]（三）考课行政 [/b]
两汉时期，由皇帝考核丞相、三公，如果皇帝不亲政事，考核由尚书负责，交皇帝核准。东汉光武帝和明帝“躬奸吏事，亦以课覆三公”。此外，尚书考核列卿，御史中丞考核刺史，丞相、三公、刺史考核郡国守相，郡国守相考核县令长、丞、尉，县令长考核乡三老、啬夫，实行层层考核。对于各级官府的官吏，由本部门的功曹负责考核。除此之外，中央政府部门还按职能向全国实行单项考核，诸如民事、军事、农事、工程漕运、司法断狱、学校礼仪等方面均另制定有考课制度。推行这种纵横有序、层层考核的制度，其统治意图是使“抱功修职之吏无蔽伤之忧，比周邪伪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销，俊艾日隆”，以期振颓起衰，发挥积极的作用的而，考核的权力分散，执行又多流于形式，使考课仅及长官而不及吏，于是“郡国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郡国“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漫，以避其课”。每个考课单位都是一个群体，分别对本长官负责，主持人多不愿秉公执法，破除情面，正如东汉王符在《潜夫论》里所说的那样：“尚书不以责三公，三公不以责州郡，州郡不以讨县邑，是以凶恶狡猾易相冤也”，考课制度的陋弊几乎是与该制度本身同步发展起来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不断集中考课权，由尚书和侍中统一负责考课，五品以上官由皇帝和公卿评议。但对地方官的考课仍以上计和层层考核为主。由于战事频繁，士族们阀把持大权，考课之法时遭破坏，虽然帝王不断三令五申，并且增加考课课目，仅南朝梁的考课课目就有58种，然而“晋朝南渡，优借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摧为令仆以下，尚书郎、中书舍人以上，典掌机要。其余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纤微细过，又惜行捶楚，所以处于清名，盖护其短也”。可见，当时的考课制度已经与其本意背道而驰了。
[b]（四）奖惩制度 [/b]
在考课中，成绩特别优异的被称为“最”。对于那些被评定为“最”的，要给予重奖，其余再按优劣排列名次。对成绩优良者的奖励大体是按口头褒奖、行文褒奖、增加俸禄、赏赐黄金、提升职务、赐爵封侯的顺序由低到高进行的，有时也数奖并行。例如，西汉召信臣为南阳太守，“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被认为各项考课成绩皆优，因此赐黄金40斤，提升为河南太守，并诏行全国。又如，赵广汉为阳翟令，以治行优异，越级提拔为京辅都尉。在南朝时，还“著令：小县有能，迁为大县，大县有能，迁为二千石”。对官吏的提升称为“迁”，一般积功久任的为“平迁”，有特殊功绩和蒙受恩宠的拔擢，称“超迁”或“擢”。考课为“最”者，一般都“超迁”一等，因无官缺不能升迁的则以增秩、赐金、封爵作为补充。对于治行特别突出的，在死后还要受到奉祀悼念。如西汉的召信臣和文翁，经皇帝批准，在家乡立祠，在原治郡，“岁时郡二千石率官属行礼”，在他们的遗冢前举行祭奠之礼。这些措施无非是为提高官员工作的积极性，让他们尽忠职守。奖励是君主用来笼络官僚，平衡各种政治势力，巩固并加强君主专制的重要手段，当然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在考核中，成绩较差的被称为“殿”。对那些被评定为“殿”者要追究其责任，“吏有罪”为汉代“七科谪”之首处罚是相当严厉的。对不称职守或违反朝章法纪者，应视其情节轻重给予不同的处分。处分是按申诫、鞭杖、罚金、降秩、降职、罢官、判刑、抄家、处死、诛连家族等顺序由轻到重地进行，有时也数罚并行。对考课不称职和被监察人员指控的二千石以上官吏，先要由三公或尚书派遣掾史或郎吏进行核实，情况属实者，奏请皇帝加以黜免或交廷尉问罪；如情况不实，指控者也要受到处分。如东汉光武帝时，大司空宋弘“坐考上党太守无所据，免归第”，明帝时，太尉赵熹“坐考中山相薛修不实免”。二千石以下官吏由专管考课的掾史进行了解和责问，并可以进行一些调查，如认为确有犯法嫌疑，经核实后，报主管长官来绳之以法。主管长官对辟用的吏属有直接处死权。如南宋时，历阳太守刘湛，对“奸吏犯脏百钱以上，皆杀之”。但对朝廷任命或经朝廷核准任职的官，主管长官则不能擅自施刑，要上奏朝廷获准后再行处置。对下属的惩处，往往在一年一度的课吏大会时与奖励同时进行。西汉东海太守尹翁归，“收取人必于秋冬课吏大会中”，“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惧改行自新”。这样借课吏大会以行奖惩，是为了促进吏治。
“赏罚所以劝善禁恶，政之本也”。封建统治阶级深知，兼用刑罚旌赏手段是管理和约束官吏，强迫他们接受驱使和遵守朝章的有效办法。然而，在当时，任何制度都是围绕着君主专制而制定的，由于立法和执法中的偏差，以及君主和各级官吏的个人爱憎，奖惩往往又成为一些人谋取私利和陷害他人的手段。例如，汉代的霍光“赏赐前后黄金七千斤，钱六千万，东缯三万匹，奴婢百七十人，马二千匹，甲第一区”，这是由于霍氏已经执掌重权，皇帝对他又恨又惧，“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所以给予逾格的重赏，一方面是为了安抚他，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帝位。这是一种不得已的权宜迁就，是对实际专权威胁无可奈何的妥协手段。一旦皇帝恢复自己的权位，曾蒙受重赏的霍光便“身死而宗族竟诛”。又如，韩延寿在郡多次被考课为最，因案校御史大夫萧望之散放官钱事，反被萧望之案具以前旧事而坐弃市，虽然“百姓莫不流涕”，但最终仍难免于死。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史册中屡见不鲜。“阿旨曲从，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的现象，是伴随着赏罚不明、奖惩无信而出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