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文化名人守节的贞女们---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之原配
为文化名人守节的贞女们
20世纪初，是我国旧式文人向现代文化人过渡、士大夫阶层向现代知识分子过渡、封建道德观念向新道德观念过渡的空前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在婚恋模式上，就是由家族包办婚姻向自由恋爱过渡。以往论者多着重阐述宣扬个性解放、男女平权的时代精神。他们往往忽略了那些未能尝到恋爱禁果、个性依旧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包办婚姻受害者的命运。例如，论者大事赞扬鲁迅与许广平的南下私奔、郭沫若与左藤富子的异国恋情、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浪漫姻缘、徐志摩与林徽音陆小曼的暧昧缠绵……却忽视了那些被遗弃者们的命运。
朱安、张琼华、孙荃、张幼仪，并非四大美人，而是“四大弃妇”，乃为本文着重描述的女主角。她们的共同点，都是为文化名人守节的贞女！多少年来默默无闻、暗淡无色，而本文试图要拭去蒙蔽在她们身上的积年尘土，如同出土文物一样，擦亮人性受难的忍辱负重的奇特光辉！
（一）朱安：我也是鲁迅的遗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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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好好保存我？！
凡是上过学读过书的，谁不知鲁迅？但是又有几个知道“朱安”呢？朱安是鲁迅的结发原配妻子（又尊称为“发妻”）。典型的旧社会包办婚姻的牺牲品。朱安活了将近70周岁，却承受了40多年的有名无实的婚姻。但至死她还反复对人们说，大先生（指鲁迅）待我很好，彼此之间没有争吵。临终前鲁迅的学生前去看望她，她还泪流满面地说：“希望死后葬到大先生之旁！”她一如既往地想念许广平（她认为是妾）和周家独苗——海婴。她面对自己的情敌和情敌的孩子竟然不生丝毫怨尤之意。有谁解读过这位温顺纯净的灵魂、终日忍泪的善良慈爱的心呢?
朱安1878年6月生于浙江绍兴，比丈夫年长3岁。祖上做过知县，是书香门第，与周家门当户对。家教严正、虽非大家闺秀但属小家碧玉的朱安，虽然识字不多，但守信知礼，温良恭俭让。因为鲁迅（周树人）是长子，父亲去世以后，母亲鲁瑞就为他的婚事操心了。老太太喜欢朱安听话顺从的品性，决定娶来给大儿子做贤妻。1901年4月3日，鲁母并未（也无须）征得儿子同意，就去朱家“请庚”问生辰八字。由双方家长作主，定下了决定朱安一生命运、并给鲁迅带来终生痛苦的婚姻大事。作为原配夫人，她为鲁迅空守了41年，直到1936年鲁迅去世，也没能实现朱安有个亲生骨肉的渴望。
1906年7月6日（光绪三十二年农历丙午六月初六）周树人从日本被母亲骗回老家完婚。就在娶亲轿子刚一落地时，从轿子里面伸出了一只中等大小的女鞋，这只脚试探着踩向地面，然而由于轿子高，一时没有踩到地面，可绣花鞋却掉了下来，鞋里面露出一只裹得很小的小脚。这新娘就是朱安，听说新郎喜欢大脚，因此穿了双大鞋，里面塞了很多棉花，想讨新郎喜欢。可当场就露馅了！这预示了此后终生的不幸。
一阵忙乱之后，绣花鞋又重新穿好了。新娘终于从轿子里被捧扶了出来。她很瘦小，一套新装显得不合身。在族人的簇拥下和司仪的叫喊声中，红色头盖被揭去了。周树人静静地看了一眼新娘，此前从未见过她。新娘的面色黄白，尖下颏，薄薄的嘴唇使嘴显得略大，宽宽的前额显得微秃。（周树人当然大失所望！）
在完婚的第二天，周树人没有按老规矩去祠堂，晚上他独自睡进了书房。他说，与朱安结婚是母亲送给他的一个意外的礼物，是母亲在娶儿媳妇，“我只能好好地保养她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第三天，他就上路回日本去。朱安虽然疑惑却是遵从了，好像她生来就注定是只为了伺候鲁迅的老母亲。
24岁的朱安从鲁迅离开那日起就陪伴婆婆生活了一辈子——这是她没有预料到的。朱安天天做针线、料理家务、侍候婆婆，她终日盼着大先生回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她50岁时，等来的却是大先生与许广平在上海的结婚照。
朱安绝望地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点往上爬，总有一天会爬到顶的。可现在我没有力气了，我待他再好，也没有用。”
朱安坚忍了堕地的创伤，可她没有过分的嫉妒之心，她还为鲁迅和许广平有了儿子而高兴。她对人说，“先生的儿子也是我的儿子”。直到晚年，她还说“我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
朱安毕竟是个单纯善良的女性，她恭敬丈夫，忠实于丈夫，一切寄托在丈夫身上。朱安缺文化，没理想。但她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所恭敬的丈夫为什么不喜欢她？殊不知自己是一件礼品，是鲁母送给长子终生受用的，当然，受礼品的人可以不收，甚至可将礼品退还。但鲁迅没有不近情理到那种地步。他怕朱安被“休妻”后走上自尽的绝路！鲁迅多次与友人说：“朱安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
1936年10月19日，年仅55岁的鲁迅病逝于上海。在北平老家，可怜的朱安得知丈夫去世的消息后，她身披重孝，在住处的南屋陶元庆画的鲁迅像下设置了祭奠的灵位，又供上文房用具，和丈夫生前喜欢的烟卷、清茶和点心。朱安就用这种旧时代的方式，无言地表达了对陌生丈夫的哀悼。
鲁迅逝世後，朱安和老太太的生活主要由许广平从上海汇款来；周作人也按月给一些钱，但老太太病逝後，朱安拒绝周作人的钱，因为她知道大先生与二先生合不来。虽然许广平千方百计克服困难给朱安寄生活费，但社会动荡，物价飞涨，朱安的生活十分清苦，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面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很多时候，就连这样的基本生活也不能保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只好“卖书还债，维持生命”。
周作人怂恿朱安登报，要把鲁迅的藏书卖掉。许广平得知消息後，委托朋友去向朱安面谈：不能把书卖掉，要好好保存鲁迅的遗物。朱安反问：你们总说要好好保存鲁迅的遗物，我也是鲁迅的遗物呀，为什么不好好保存我？！但当来人向她讲到了许广平在上海被监禁、并受到酷刑折磨的事情後，朱安态度改变了，从此她再未提出过卖书，而且还明确表示，愿把鲁迅的遗物继承权全部交给周海婴。
朱安生活困难的消息传到社会上後，各界进步人士纷纷捐资，但朱安始终一分钱也没有拿。许广平对这一点十分赞赏。朱安到底还是个明白人，还是有骨气的女子。
1947年6月29日，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她活了69个春秋，寂寞地熬过了40多个漫长岁月。
假如朱安是花容月貌的才女，且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思想，是鲁迅可靠助手，那么她的命运还会如此吗？
人们会解释说：朱安的悲惨婚姻，是吃人的封建礼教造成的，怪不得别人。
鲁迅在1918年所作《我之节烈观》一文中说：“节烈苦么？答道：很苦。……节妇还要活着，精神上的惨苦，也姑且弗论。单是生活一层，已是大宗的痛苦。”我们后人，如今怎样来读这篇反封建礼教的控诉状呢？
（二） [attachment=11327043]
张琼华：说好是白的，
带回来打开一看，却是黑的！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有三次。第一次原配夫人张琼华（1890—1980）是郭沫若在四川乐山沙湾镇老家，明媒正娶的结发妻子，她比郭沫若大两岁。1912年结婚，旋即被抛弃但未离异，在郭家空守68年，无子女。
1912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元宵佳节，郭家举行娶亲庆典。花轿将22岁的新娘抬到一栋三间四进木结构的平房前。身着长袍马褂的新郎、少年才子郭沫若，向轿门拜三下，张琼华由人搀着缓缓下轿，成为郭沫若的发妻。对这桩婚事郭沫若先是抱有“才子佳人”的幻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使他毫无办法。风华正茂的郭沫若对张琼华平凡的外貌不满意，觉得如同“一只猩猩！”洞房之夜又发现她三寸金莲，被戏弄之感，愤然而生，怨气冲天、走出洞房……婚后第五天，郭沫若便远走他乡了。后来，写了自叙传《黑猫》以讽刺挖苦的口吻记述这场失望的初婚，好比“隔着口袋买猫，说好是白的，带回来打开一看，却是黑的！”
然而，旧时代的婚约罗网却死死扣住这“黑猫”张琼华，使她从入门第一天起，就尝到了“无夫即无主”的苦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在无望的等待中消耗着青春，恪守妇道、孝敬公婆、思念丈夫……但她没有料想到，她的夫君在异国他乡已娶妻生子，在国内事业有成，生活中又添新欢。那么，郭沫若在日本与左藤富子结合、并生了子女以后，为什么不宣布跟发妻张琼华办理正式离婚手续呢？此后各自婚嫁，岂不两全其美？这原因，跟先前鲁迅一样，郭沫若怕张琼华被“休妻”后走上自尽的绝路！按照封建道德，不叫“离婚”而叫“休妻”，女子被“休”是奇耻大辱，再无面目见人，更哪里谈得上重新改嫁？！只有投井、上吊，死路一条！……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从日本“别妇抛雏”回国从政，随同抗战政府由上海撤退到武汉、最后到陪都重庆，离开老家不远了。终于不忍再回避故旧，只有面对现实，妥善处理家务。
1939年3月，郭沫若衣锦还乡，回四川老家探亲。整整26个春秋，张琼华没有和结发的夫君见过一面，独守空闺。在无限的等待中忍受着漫长寂寞时光的煎熬。家乡人围绕着郭沫若，热情交谈、握手。唯独张琼华站在人群后面，默默地注视着，而郭沫若似乎也故意没有看到“发妻”的存在。他们早已不认识了！
但当时，郭沫若的老父已86岁高龄，卧病在床，他老泪横流，向儿子诉说多年来贤良的媳妇张琼华对郭家的奉献，却毫无半句怨言。郭沫若顿时对张琼华肃然起敬。他虽然从来不爱她，但觉得却应该感谢和尊敬她！于是当着众人的面鞠躬致谢，骇得张琼华不知如何是好。多年来压在心头的苦闷与辛酸一扫而光，她满足了，更因为于立群 —— 郭沫若的新婚妻子（老家认为是小妾）就站在身边。张琼华的身份，毕竟还是明媒正娶的发妻——俗称“大老婆”呀！郭沫若给发妻留下“书付琼华”四个字，潇洒地离去 —— 一走了之。从此再也没有回过乐山老家。
又熬过了24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63年，张琼华曾受邀请（据说是周恩来总理的巧妙安排，待考）专程去过北京，受到郭沫若的盛情接待。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惊异兴奋之中，感激着老公郭沫若终于没有忘记她！
1978年郭沫若病逝之后，一些学术研究者曾看望过张琼华，在四川乐山，她依然是农妇装束，过着简朴的晚年生活。1980年，这位对郭沫若忠贞不二的老妇人，在孤寂中辞世，享年90岁。
（三） [attachment=11327044]
孙荃遥寄夫君诗：
怜尔杨花逐水流
郁达夫第一次成家是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婚姻。1917年夏，郁达夫从日本留学回国省亲，奉母命与同乡富阳宵井女子孙荃订婚。他在1917年8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薄暮陈某来，交予密信一封，孙潜娣（孙荃小字潜娣）氏手书也，文字清简，已能压倒前清老秀才矣！”
小夫妻俩同乡，孙荃是一位出身大户人家的才女！她自幼熟读《女四书》《烈女传》，能吟诗作文，且她的诗能让郁达夫称道。孙荃虽然缠过小脚，但对缠足深恶痛绝，她曾写过《戒缠足文》。从郁达夫当时的诗词来看，他虽然对这包办婚姻并不满意，但还是有些依恋孙荃这位“裙布衣钗，貌颇不扬，然吐属风流，亦有可取处”的女子。在《郁达夫诗词》里面，有多首“寄和荃君”的诗。这“荃君”就是郁达夫的原配妻子孙荃。
在郁达夫留学日本期间，她在富阳老家，与郁达夫通信，并与郁达夫诗词唱和。
孙荃是一个少见的多才多艺的奇女子。民国初年，如他们一样夫唱妇和的夫妻，能留下诗坛佳话者并不多见。
在郁达夫日记中1919年8月5日写道：“接兰坡（孙荃原名兰坡）书，附有诗四首。”第二天，他给未婚妻孙荃复信：“来诗大有进境，无端一夜空阶雨……佳句也，已欲与文诗相抗矣！”（郁达夫名文，达夫是他的字。）
孙荃的诗文能与郁达夫相抗衡，可见其艺术造诣。但可惜多才而乏色，其貌不扬，这就无法满足风流成性的郁达夫了！
1920年郁达夫遵父母之命，与孙荃结婚。由于郁达夫的坚持，没有举行仪式，也没有证婚人和媒人到场，更没有点一对蜡烛，放几声鞭炮；孙荃只是在夜色降临时乘一顶小轿到了郁家，简单的晚饭后即独自摸到楼上同床就寝。1921年以后，孙荃随郁达夫到他所供职的安庆、上海、北平等地居住，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孙荃虽有诗才，但她希望的却是过相夫教子的生活，对自己的作品并不珍惜，诗文是写给自己看的，至多是抄给丈夫一阅。惜才的郁达夫曾劝孙荃“应该保存”，“异日年老，亦可发表。”他为孙荃的诗集起名曰《夕阳楼诗稿》，甚至还对以后印诗集的纸张、样式提出看法。可惜的是“夕阳”未至，他们于1927年就劳燕分飞。直到孙荃逝世，《夕阳楼诗稿》也没有出版。孙荃的诗，只是在郁达夫的日记、书信中抄录存有20余首。1918年孙荃寄给郁达夫两首诗：
“独在异乡为异客，凤霜牢落有谁亲。
纵然欲试心中事，其奈阳关少故人。”
“年光九十去难留，怜尔杨花逐水流。
海上仙槎消息断，雪花满眼不胜愁。”
郁达夫和了四首，其中两首云：
“谙尽天涯飘泊趣，寒灯永夜独相亲。
看来要在他乡老，落落中原几故人。”
“何堪岁晏更羁留，塞上河冰水不流。
一曲阳关多少恨，梅花馆阁动清愁。”
唱和之诗都写得深情、凄婉，诉尽夫妻两地的离恨别愁。
1919年和1920年，郁达夫还两次把孙荃的诗夹在他自己的两组绝句诗内发表，竟可以乱真，外人难识此为闺阁中人所作。
然而这位甘心替郁达夫养儿育女、服侍婆婆、体贴丈夫的贤妻良母，竟然遭到郁达夫的遗弃。郁达夫从日本回国后，在大学教书，办创造社，后遇名门之女王映霞，在爱河中挣扎的郁达夫处于极度矛盾之中，他在日记中写道：
“可怜我的荃君，可怜我的龙儿、熊儿，这一个月来，竟没有上过我的心。啊阿到头来，终究只好回到自家破烂的老巢里去。这时候荃君若在上海，我想跑过去寻她出来，紧紧地抱着痛哭一阵。我要求她饶赦……”
旧人和新欢之间，郁达夫还是选择了后者，不顾重婚之讥，与王映霞结合。（不料十几年后，在新加坡，他又跟王映霞正式离异了。）
郁达夫初遇王映霞时，正是身穿了孙荃从北平寄来的羊皮袍子；而孙荃，此时也正在北平呻吟于产褥之上。1927年6月5日，郁达夫与王映霞订婚，孙荃遂告与郁达夫分居。但是在老派的名分上面，孙荃仍然是“正妻”（大老婆），而王映霞却被认作“小妾”！此后，孙荃携子女回富阳郁家与郁母同居，与儿女们相依为命，守斋吃素、诵佛念经，直到去世。
郁达夫再娶王映霞，给饱受传统妇道和美德教育的孙荃带来严重的打击。但是，她从来没有表示过对郁达夫的责怪。她一直认为郁达夫是个有情有义的人。郁达夫虽然接受新思想，但传统道德在他头脑里仍然很深。就是在离开孙荃和三个儿女、与王映霞共同生活后，郁达夫仍按月给孙荃寄信，寄生活费，托亲友、同乡带给妻儿们需要的东西，如奶粉、绒线、围巾、衣料等等，尽到为夫、为父的责任。即使是抗战期间，郁达夫在福建（国统区）供职时，仍托在福建邮电局工作的孙荃弟媳徐天真的兄弟带来钱与物。儿子上高小时启用的第一支黑色钢笔，也是郁达夫托二哥郁养吾带来的。那支钢笔如今仍放在父子两代作为书房的西楼书桌抽斗里。
郁达夫1936年1月16日所作的散文《记风雨茅庐》中，说到有人劝他再造一间门楼时写道：“他的这一句话，又恰巧打中了我下意识里的一个痛处，在这空角上，我实在也在打算盖起一座塔样的楼来，楼名是十五六年前就想好的，叫做‘夕阳楼’”。孙荃一直没有忘记，这个“夕阳楼”不但是郁达夫取的楼名，也是为孙荃取的诗稿题名。是郁达夫婚前作为书房、结婚时作为新房的面朝富春江，西窗照夕阳的那间故居西楼。
孙荃回忆1931年3月郁达夫回家的情况，总带着追悔莫及的遗憾。那最后的团聚也使孙荃心目中郁达夫的形象，更加丰满和完整。那年三月中旬的一天，郁达夫突然回到了富阳。见到久别的妻子儿女非常激动，尤其是对三个儿女，抱的抱，搀的搀，特别是对熊儿（郁天民的小名）看了又看，脸上的表情立刻起了变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向孙荃说：“龙儿那时也这样大，浓眉大眼，惹人喜欢，可惜留不住。”接着又说：“熊儿好，熊儿好，大头大脑的，又健又壮，这双手就像两个粉团。”脸上的表情似乎喜从悲来的又转了弯。他还对孩子们说：“爸爸这次回家要多住些日子了。”孙荃追忆这段往事说，看到郁达夫那种轻松喜乐的样子，似乎想回复到1927年以前的关系。当时，敏感的孙荃抽空上楼，先在自己和孩子们同住的卧房门上贴上“卧室重地，闲人莫入”的告示。再下楼下西厢房为郁达夫铺床摺被准备他的卧房。第二天一早，郁达夫带了熊儿去到宵井，把孙荃母亲请了出来，希望在老岳母的帮助下得到孙荃的原谅，而孙荃固执己见。但夫妻毕竟是夫妻，在生活上孙荃加倍注意相敬如宾的礼貌，格外按照郁达夫过去的爱好和口味招待他。富春江的白鱼，东坞山的豆腐皮是每餐必备。那时清明未到，孙荃派人去宵井，在娘家竹园挖掘未露尖的早笋，采摘刚吐新芽的绿茶，亲手炒制，让郁达夫尝尝新鲜。下意识里在提醒郁达夫不要忘记富阳，不能忘记正妻和儿女，面子上却又不肯容忍让步！这种思想矛盾，时起时伏，始终得不到解脱。郁达夫与孩子们经过半个多月的朝夕相依，原来的陌生感已被天然的亲情所替代。月底郁达夫将返上海，孙荃和熊儿送郁达夫上轮船时的惜别之情，比起四年前郁达夫在上海火车站送别由北京南归的孙荃和儿女回富阳老家的情景，显然不同。那时孙荃是不无伤感的回到家的。当她走回西厢房时，只见书桌上留有郁达夫写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钱牧斋受人之劝，应死而不死，我受人之害不应死而死，使我逢得杨爱则忠节两全矣！”孙荃立刻记起，郁达夫这次回来不止一次的与她谈到钱牧斋的一生。郁达夫谈论时的那副神态就在眼前。那杨爱不就是钱牧斋的爱妾，色艺超群的吴江名妓柳如是的本名吗？孙荃恍然大悟，不觉泪如雨下，她说不清溶化在泪水中的是爱，是恨还是悔。
在孙荃看来，郁达夫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既具中国文人的传统道德又能接受西方思想的爱国主义作家，也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充满温情的丈夫和父亲。可见，她对郁达夫的感情自始至终坚贞不渝，数十年如一日，就不难理解了。
郁达夫与孙荃的婚姻8年，与王映霞的婚姻12年，在海外与何丽有的婚姻3年，因为抗日，他被日寇杀害于苏门达腊。后被追认为烈士。
（四） [attachment=11327045]
张幼仪：在他一生遇到的女人里面，
说不定我最爱他。
徐志摩高中毕业后正准备进大学时, 父母已将他的婚姻大事定了下来。 女方张幼仪, 1900年生于江苏，是张润之之女, 是张家璈、张君劢之幼妹。张家璈是金融界巨子, 张君劢是政界的显赫人物。父母能攀附这门贵亲, 当然喜出望外, 而志摩却执意反对。父子俩因为这件事吵了好几次嘴。
当时徐志摩对张幼仪一点都不了解, 更不用说爱情。对于视爱情如生命的徐志摩,确实怎么也无法接受。父母劝说无效, 只得请来祖母。志摩挨不过祖母的哀求, 最终忍痛接受这门婚事。1915年10月29日, 志摩与幼仪结婚。
两个人没有一丝感情, 生活没有一点乐趣。他们见面时都是冷冰冰的。婚后不久, 徐志摩便收拾行李到天津进入北洋大学。此后两人很少联系。
人们以为徐志摩的浪漫、热诚、痴心和执著，非比寻常，另一方面，他对原配夫人张幼仪却是无情而残酷的。包办婚姻的婚前到婚后，徐志摩是那样鄙弃张幼仪。第一次见到张的照片时，便嘴角往下一撇，用嫌弃的口吻说：“乡下土包子！”婚后徐志摩更从没有正看张幼仪一眼。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义务之外，对她不理不睬。就连履行婚姻义务这种事，他也只是遵从父母抱孙子的愿望罢了。
1918年张幼仪生下长子徐积锴（阿欢），同年徐志摩前往美国读书； 1919年徐志摩则转往英国伦敦；1920年，张幼仪前往欧洲与丈夫团聚。当时志摩一心爱着林徽音, 又苦于幼仪从中阻隔, 于是提出与幼仪离婚。 幼仪见志摩并无爱她之心, 也无法忍受这种若即若离的夫妇生活, 无奈被迫答应了。1922年3月, 志摩与幼仪在柏林正式离婚。同年张幼仪生下次子彼得。产后，张幼仪很快从悲痛中振作起来，就在柏林留学。入裴斯塔洛齐学院，专攻幼儿教育。
1925年志摩欧游时经过柏林, 再一次见到张幼仪。此时幼仪已经是一位相当成熟的现代女性。志摩原本带了件礼物来给次子彼得, 却不幸得知彼得去世的噩耗。此时志摩与幼仪都发觉彼此之间的友谊加深了。
1925年张幼仪痛失爱子彼得后，随即归国。1926年开展她上海的事业，在东吴大学教德文、接办上海女子商业银行、经营云裳服装公司。张幼仪终于从缠足的阴影里走出，成为一个穿西服的、令人瞩目的新女性。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回国后仍照样服侍徐志摩的双亲（徐家认作寄女），精心抚育她和徐志摩的儿子。实际上，这种待遇和地位，跟孙荃携子女在富阳郁家生活是同一模式，也就是：在老派的名分上面，张幼仪仍然是“正妻”（大老婆），而陆小曼却被认作“小妾”！
徐志摩受西方教育和现代思潮影响，对于张幼仪这样一个传统女性很难认同。徐志摩对她的漠视，源于对封建礼教的厌恶。张幼仪深受旧式中国礼教的束缚，个性沉默坚毅，举止端庄，料理家务、养育孩子、照顾公婆，打理财务都甚为得力。但是这些优点，在张扬独立自我的诗人眼里就是没见识、呆板乏味。
在男权社会，女人仅仅是一个点缀，一个装饰品。那些活跃在社交场上风情万种的女子，才能给予他们纵欲的幻想空间。而张幼仪是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秀外慧中，她追求的是现实生活，江山有信，良人有靠。不会有春花秋月的浪漫，不会有死去活来的激情。她不似林徽音高雅不俗、灵气逼人，也不像陆小曼灿烂艳丽，令人迷醉。她就是个平凡实干的女人，平凡得让人心酸。
徐志摩死后, 张幼仪抚养儿子成人, 在经营方面颇有成就。
台湾版的《徐志摩全集》也是在她的策划下编印的，为的是让后人传诵老公徐志摩的著作。
每当有人问起“你到底爱不爱徐志摩？”张幼仪想了又想，最后回答说：
“你总是问我，爱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作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遇到的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张幼仪于1988年逝世。
20世纪初，是我国旧式文人向现代文化人过渡、士大夫阶层向现代知识分子过渡、封建道德观念向新道德观念过渡的空前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在婚恋模式上，就是由家族包办婚姻向自由恋爱过渡。以往论者多着重阐述宣扬个性解放、男女平权的时代精神。他们往往忽略了那些未能尝到恋爱禁果、个性依旧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包办婚姻受害者的命运。例如，论者大事赞扬鲁迅与许广平的南下私奔、郭沫若与左藤富子的异国恋情、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浪漫姻缘、徐志摩与林徽音陆小曼的暧昧缠绵……却忽视了那些被遗弃者们的命运。
朱安、张琼华、孙荃、张幼仪，并非四大美人，而是“四大弃妇”，乃为本文着重描述的女主角。她们的共同点，都是为文化名人守节的贞女！多少年来默默无闻、暗淡无色，而本文试图要拭去蒙蔽在她们身上的积年尘土，如同出土文物一样，擦亮人性受难的忍辱负重的奇特光辉！
（一）朱安：我也是鲁迅的遗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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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好好保存我？！
凡是上过学读过书的，谁不知鲁迅？但是又有几个知道“朱安”呢？朱安是鲁迅的结发原配妻子（又尊称为“发妻”）。典型的旧社会包办婚姻的牺牲品。朱安活了将近70周岁，却承受了40多年的有名无实的婚姻。但至死她还反复对人们说，大先生（指鲁迅）待我很好，彼此之间没有争吵。临终前鲁迅的学生前去看望她，她还泪流满面地说：“希望死后葬到大先生之旁！”她一如既往地想念许广平（她认为是妾）和周家独苗——海婴。她面对自己的情敌和情敌的孩子竟然不生丝毫怨尤之意。有谁解读过这位温顺纯净的灵魂、终日忍泪的善良慈爱的心呢?
朱安1878年6月生于浙江绍兴，比丈夫年长3岁。祖上做过知县，是书香门第，与周家门当户对。家教严正、虽非大家闺秀但属小家碧玉的朱安，虽然识字不多，但守信知礼，温良恭俭让。因为鲁迅（周树人）是长子，父亲去世以后，母亲鲁瑞就为他的婚事操心了。老太太喜欢朱安听话顺从的品性，决定娶来给大儿子做贤妻。1901年4月3日，鲁母并未（也无须）征得儿子同意，就去朱家“请庚”问生辰八字。由双方家长作主，定下了决定朱安一生命运、并给鲁迅带来终生痛苦的婚姻大事。作为原配夫人，她为鲁迅空守了41年，直到1936年鲁迅去世，也没能实现朱安有个亲生骨肉的渴望。
1906年7月6日（光绪三十二年农历丙午六月初六）周树人从日本被母亲骗回老家完婚。就在娶亲轿子刚一落地时，从轿子里面伸出了一只中等大小的女鞋，这只脚试探着踩向地面，然而由于轿子高，一时没有踩到地面，可绣花鞋却掉了下来，鞋里面露出一只裹得很小的小脚。这新娘就是朱安，听说新郎喜欢大脚，因此穿了双大鞋，里面塞了很多棉花，想讨新郎喜欢。可当场就露馅了！这预示了此后终生的不幸。
一阵忙乱之后，绣花鞋又重新穿好了。新娘终于从轿子里被捧扶了出来。她很瘦小，一套新装显得不合身。在族人的簇拥下和司仪的叫喊声中，红色头盖被揭去了。周树人静静地看了一眼新娘，此前从未见过她。新娘的面色黄白，尖下颏，薄薄的嘴唇使嘴显得略大，宽宽的前额显得微秃。（周树人当然大失所望！）
在完婚的第二天，周树人没有按老规矩去祠堂，晚上他独自睡进了书房。他说，与朱安结婚是母亲送给他的一个意外的礼物，是母亲在娶儿媳妇，“我只能好好地保养她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第三天，他就上路回日本去。朱安虽然疑惑却是遵从了，好像她生来就注定是只为了伺候鲁迅的老母亲。
24岁的朱安从鲁迅离开那日起就陪伴婆婆生活了一辈子——这是她没有预料到的。朱安天天做针线、料理家务、侍候婆婆，她终日盼着大先生回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她50岁时，等来的却是大先生与许广平在上海的结婚照。
朱安绝望地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点往上爬，总有一天会爬到顶的。可现在我没有力气了，我待他再好，也没有用。”
朱安坚忍了堕地的创伤，可她没有过分的嫉妒之心，她还为鲁迅和许广平有了儿子而高兴。她对人说，“先生的儿子也是我的儿子”。直到晚年，她还说“我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
朱安毕竟是个单纯善良的女性，她恭敬丈夫，忠实于丈夫，一切寄托在丈夫身上。朱安缺文化，没理想。但她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所恭敬的丈夫为什么不喜欢她？殊不知自己是一件礼品，是鲁母送给长子终生受用的，当然，受礼品的人可以不收，甚至可将礼品退还。但鲁迅没有不近情理到那种地步。他怕朱安被“休妻”后走上自尽的绝路！鲁迅多次与友人说：“朱安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
1936年10月19日，年仅55岁的鲁迅病逝于上海。在北平老家，可怜的朱安得知丈夫去世的消息后，她身披重孝，在住处的南屋陶元庆画的鲁迅像下设置了祭奠的灵位，又供上文房用具，和丈夫生前喜欢的烟卷、清茶和点心。朱安就用这种旧时代的方式，无言地表达了对陌生丈夫的哀悼。
鲁迅逝世後，朱安和老太太的生活主要由许广平从上海汇款来；周作人也按月给一些钱，但老太太病逝後，朱安拒绝周作人的钱，因为她知道大先生与二先生合不来。虽然许广平千方百计克服困难给朱安寄生活费，但社会动荡，物价飞涨，朱安的生活十分清苦，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面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很多时候，就连这样的基本生活也不能保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只好“卖书还债，维持生命”。
周作人怂恿朱安登报，要把鲁迅的藏书卖掉。许广平得知消息後，委托朋友去向朱安面谈：不能把书卖掉，要好好保存鲁迅的遗物。朱安反问：你们总说要好好保存鲁迅的遗物，我也是鲁迅的遗物呀，为什么不好好保存我？！但当来人向她讲到了许广平在上海被监禁、并受到酷刑折磨的事情後，朱安态度改变了，从此她再未提出过卖书，而且还明确表示，愿把鲁迅的遗物继承权全部交给周海婴。
朱安生活困难的消息传到社会上後，各界进步人士纷纷捐资，但朱安始终一分钱也没有拿。许广平对这一点十分赞赏。朱安到底还是个明白人，还是有骨气的女子。
1947年6月29日，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她活了69个春秋，寂寞地熬过了40多个漫长岁月。
假如朱安是花容月貌的才女，且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思想，是鲁迅可靠助手，那么她的命运还会如此吗？
人们会解释说：朱安的悲惨婚姻，是吃人的封建礼教造成的，怪不得别人。
鲁迅在1918年所作《我之节烈观》一文中说：“节烈苦么？答道：很苦。……节妇还要活着，精神上的惨苦，也姑且弗论。单是生活一层，已是大宗的痛苦。”我们后人，如今怎样来读这篇反封建礼教的控诉状呢？
（二） [attachment=11327043]
张琼华：说好是白的，
带回来打开一看，却是黑的！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有三次。第一次原配夫人张琼华（1890—1980）是郭沫若在四川乐山沙湾镇老家，明媒正娶的结发妻子，她比郭沫若大两岁。1912年结婚，旋即被抛弃但未离异，在郭家空守68年，无子女。
1912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元宵佳节，郭家举行娶亲庆典。花轿将22岁的新娘抬到一栋三间四进木结构的平房前。身着长袍马褂的新郎、少年才子郭沫若，向轿门拜三下，张琼华由人搀着缓缓下轿，成为郭沫若的发妻。对这桩婚事郭沫若先是抱有“才子佳人”的幻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使他毫无办法。风华正茂的郭沫若对张琼华平凡的外貌不满意，觉得如同“一只猩猩！”洞房之夜又发现她三寸金莲，被戏弄之感，愤然而生，怨气冲天、走出洞房……婚后第五天，郭沫若便远走他乡了。后来，写了自叙传《黑猫》以讽刺挖苦的口吻记述这场失望的初婚，好比“隔着口袋买猫，说好是白的，带回来打开一看，却是黑的！”
然而，旧时代的婚约罗网却死死扣住这“黑猫”张琼华，使她从入门第一天起，就尝到了“无夫即无主”的苦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在无望的等待中消耗着青春，恪守妇道、孝敬公婆、思念丈夫……但她没有料想到，她的夫君在异国他乡已娶妻生子，在国内事业有成，生活中又添新欢。那么，郭沫若在日本与左藤富子结合、并生了子女以后，为什么不宣布跟发妻张琼华办理正式离婚手续呢？此后各自婚嫁，岂不两全其美？这原因，跟先前鲁迅一样，郭沫若怕张琼华被“休妻”后走上自尽的绝路！按照封建道德，不叫“离婚”而叫“休妻”，女子被“休”是奇耻大辱，再无面目见人，更哪里谈得上重新改嫁？！只有投井、上吊，死路一条！……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从日本“别妇抛雏”回国从政，随同抗战政府由上海撤退到武汉、最后到陪都重庆，离开老家不远了。终于不忍再回避故旧，只有面对现实，妥善处理家务。
1939年3月，郭沫若衣锦还乡，回四川老家探亲。整整26个春秋，张琼华没有和结发的夫君见过一面，独守空闺。在无限的等待中忍受着漫长寂寞时光的煎熬。家乡人围绕着郭沫若，热情交谈、握手。唯独张琼华站在人群后面，默默地注视着，而郭沫若似乎也故意没有看到“发妻”的存在。他们早已不认识了！
但当时，郭沫若的老父已86岁高龄，卧病在床，他老泪横流，向儿子诉说多年来贤良的媳妇张琼华对郭家的奉献，却毫无半句怨言。郭沫若顿时对张琼华肃然起敬。他虽然从来不爱她，但觉得却应该感谢和尊敬她！于是当着众人的面鞠躬致谢，骇得张琼华不知如何是好。多年来压在心头的苦闷与辛酸一扫而光，她满足了，更因为于立群 —— 郭沫若的新婚妻子（老家认为是小妾）就站在身边。张琼华的身份，毕竟还是明媒正娶的发妻——俗称“大老婆”呀！郭沫若给发妻留下“书付琼华”四个字，潇洒地离去 —— 一走了之。从此再也没有回过乐山老家。
又熬过了24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63年，张琼华曾受邀请（据说是周恩来总理的巧妙安排，待考）专程去过北京，受到郭沫若的盛情接待。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惊异兴奋之中，感激着老公郭沫若终于没有忘记她！
1978年郭沫若病逝之后，一些学术研究者曾看望过张琼华，在四川乐山，她依然是农妇装束，过着简朴的晚年生活。1980年，这位对郭沫若忠贞不二的老妇人，在孤寂中辞世，享年90岁。
（三） [attachment=11327044]
孙荃遥寄夫君诗：
怜尔杨花逐水流
郁达夫第一次成家是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婚姻。1917年夏，郁达夫从日本留学回国省亲，奉母命与同乡富阳宵井女子孙荃订婚。他在1917年8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薄暮陈某来，交予密信一封，孙潜娣（孙荃小字潜娣）氏手书也，文字清简，已能压倒前清老秀才矣！”
小夫妻俩同乡，孙荃是一位出身大户人家的才女！她自幼熟读《女四书》《烈女传》，能吟诗作文，且她的诗能让郁达夫称道。孙荃虽然缠过小脚，但对缠足深恶痛绝，她曾写过《戒缠足文》。从郁达夫当时的诗词来看，他虽然对这包办婚姻并不满意，但还是有些依恋孙荃这位“裙布衣钗，貌颇不扬，然吐属风流，亦有可取处”的女子。在《郁达夫诗词》里面，有多首“寄和荃君”的诗。这“荃君”就是郁达夫的原配妻子孙荃。
在郁达夫留学日本期间，她在富阳老家，与郁达夫通信，并与郁达夫诗词唱和。
孙荃是一个少见的多才多艺的奇女子。民国初年，如他们一样夫唱妇和的夫妻，能留下诗坛佳话者并不多见。
在郁达夫日记中1919年8月5日写道：“接兰坡（孙荃原名兰坡）书，附有诗四首。”第二天，他给未婚妻孙荃复信：“来诗大有进境，无端一夜空阶雨……佳句也，已欲与文诗相抗矣！”（郁达夫名文，达夫是他的字。）
孙荃的诗文能与郁达夫相抗衡，可见其艺术造诣。但可惜多才而乏色，其貌不扬，这就无法满足风流成性的郁达夫了！
1920年郁达夫遵父母之命，与孙荃结婚。由于郁达夫的坚持，没有举行仪式，也没有证婚人和媒人到场，更没有点一对蜡烛，放几声鞭炮；孙荃只是在夜色降临时乘一顶小轿到了郁家，简单的晚饭后即独自摸到楼上同床就寝。1921年以后，孙荃随郁达夫到他所供职的安庆、上海、北平等地居住，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孙荃虽有诗才，但她希望的却是过相夫教子的生活，对自己的作品并不珍惜，诗文是写给自己看的，至多是抄给丈夫一阅。惜才的郁达夫曾劝孙荃“应该保存”，“异日年老，亦可发表。”他为孙荃的诗集起名曰《夕阳楼诗稿》，甚至还对以后印诗集的纸张、样式提出看法。可惜的是“夕阳”未至，他们于1927年就劳燕分飞。直到孙荃逝世，《夕阳楼诗稿》也没有出版。孙荃的诗，只是在郁达夫的日记、书信中抄录存有20余首。1918年孙荃寄给郁达夫两首诗：
“独在异乡为异客，凤霜牢落有谁亲。
纵然欲试心中事，其奈阳关少故人。”
“年光九十去难留，怜尔杨花逐水流。
海上仙槎消息断，雪花满眼不胜愁。”
郁达夫和了四首，其中两首云：
“谙尽天涯飘泊趣，寒灯永夜独相亲。
看来要在他乡老，落落中原几故人。”
“何堪岁晏更羁留，塞上河冰水不流。
一曲阳关多少恨，梅花馆阁动清愁。”
唱和之诗都写得深情、凄婉，诉尽夫妻两地的离恨别愁。
1919年和1920年，郁达夫还两次把孙荃的诗夹在他自己的两组绝句诗内发表，竟可以乱真，外人难识此为闺阁中人所作。
然而这位甘心替郁达夫养儿育女、服侍婆婆、体贴丈夫的贤妻良母，竟然遭到郁达夫的遗弃。郁达夫从日本回国后，在大学教书，办创造社，后遇名门之女王映霞，在爱河中挣扎的郁达夫处于极度矛盾之中，他在日记中写道：
“可怜我的荃君，可怜我的龙儿、熊儿，这一个月来，竟没有上过我的心。啊阿到头来，终究只好回到自家破烂的老巢里去。这时候荃君若在上海，我想跑过去寻她出来，紧紧地抱着痛哭一阵。我要求她饶赦……”
旧人和新欢之间，郁达夫还是选择了后者，不顾重婚之讥，与王映霞结合。（不料十几年后，在新加坡，他又跟王映霞正式离异了。）
郁达夫初遇王映霞时，正是身穿了孙荃从北平寄来的羊皮袍子；而孙荃，此时也正在北平呻吟于产褥之上。1927年6月5日，郁达夫与王映霞订婚，孙荃遂告与郁达夫分居。但是在老派的名分上面，孙荃仍然是“正妻”（大老婆），而王映霞却被认作“小妾”！此后，孙荃携子女回富阳郁家与郁母同居，与儿女们相依为命，守斋吃素、诵佛念经，直到去世。
郁达夫再娶王映霞，给饱受传统妇道和美德教育的孙荃带来严重的打击。但是，她从来没有表示过对郁达夫的责怪。她一直认为郁达夫是个有情有义的人。郁达夫虽然接受新思想，但传统道德在他头脑里仍然很深。就是在离开孙荃和三个儿女、与王映霞共同生活后，郁达夫仍按月给孙荃寄信，寄生活费，托亲友、同乡带给妻儿们需要的东西，如奶粉、绒线、围巾、衣料等等，尽到为夫、为父的责任。即使是抗战期间，郁达夫在福建（国统区）供职时，仍托在福建邮电局工作的孙荃弟媳徐天真的兄弟带来钱与物。儿子上高小时启用的第一支黑色钢笔，也是郁达夫托二哥郁养吾带来的。那支钢笔如今仍放在父子两代作为书房的西楼书桌抽斗里。
郁达夫1936年1月16日所作的散文《记风雨茅庐》中，说到有人劝他再造一间门楼时写道：“他的这一句话，又恰巧打中了我下意识里的一个痛处，在这空角上，我实在也在打算盖起一座塔样的楼来，楼名是十五六年前就想好的，叫做‘夕阳楼’”。孙荃一直没有忘记，这个“夕阳楼”不但是郁达夫取的楼名，也是为孙荃取的诗稿题名。是郁达夫婚前作为书房、结婚时作为新房的面朝富春江，西窗照夕阳的那间故居西楼。
孙荃回忆1931年3月郁达夫回家的情况，总带着追悔莫及的遗憾。那最后的团聚也使孙荃心目中郁达夫的形象，更加丰满和完整。那年三月中旬的一天，郁达夫突然回到了富阳。见到久别的妻子儿女非常激动，尤其是对三个儿女，抱的抱，搀的搀，特别是对熊儿（郁天民的小名）看了又看，脸上的表情立刻起了变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向孙荃说：“龙儿那时也这样大，浓眉大眼，惹人喜欢，可惜留不住。”接着又说：“熊儿好，熊儿好，大头大脑的，又健又壮，这双手就像两个粉团。”脸上的表情似乎喜从悲来的又转了弯。他还对孩子们说：“爸爸这次回家要多住些日子了。”孙荃追忆这段往事说，看到郁达夫那种轻松喜乐的样子，似乎想回复到1927年以前的关系。当时，敏感的孙荃抽空上楼，先在自己和孩子们同住的卧房门上贴上“卧室重地，闲人莫入”的告示。再下楼下西厢房为郁达夫铺床摺被准备他的卧房。第二天一早，郁达夫带了熊儿去到宵井，把孙荃母亲请了出来，希望在老岳母的帮助下得到孙荃的原谅，而孙荃固执己见。但夫妻毕竟是夫妻，在生活上孙荃加倍注意相敬如宾的礼貌，格外按照郁达夫过去的爱好和口味招待他。富春江的白鱼，东坞山的豆腐皮是每餐必备。那时清明未到，孙荃派人去宵井，在娘家竹园挖掘未露尖的早笋，采摘刚吐新芽的绿茶，亲手炒制，让郁达夫尝尝新鲜。下意识里在提醒郁达夫不要忘记富阳，不能忘记正妻和儿女，面子上却又不肯容忍让步！这种思想矛盾，时起时伏，始终得不到解脱。郁达夫与孩子们经过半个多月的朝夕相依，原来的陌生感已被天然的亲情所替代。月底郁达夫将返上海，孙荃和熊儿送郁达夫上轮船时的惜别之情，比起四年前郁达夫在上海火车站送别由北京南归的孙荃和儿女回富阳老家的情景，显然不同。那时孙荃是不无伤感的回到家的。当她走回西厢房时，只见书桌上留有郁达夫写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钱牧斋受人之劝，应死而不死，我受人之害不应死而死，使我逢得杨爱则忠节两全矣！”孙荃立刻记起，郁达夫这次回来不止一次的与她谈到钱牧斋的一生。郁达夫谈论时的那副神态就在眼前。那杨爱不就是钱牧斋的爱妾，色艺超群的吴江名妓柳如是的本名吗？孙荃恍然大悟，不觉泪如雨下，她说不清溶化在泪水中的是爱，是恨还是悔。
在孙荃看来，郁达夫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既具中国文人的传统道德又能接受西方思想的爱国主义作家，也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充满温情的丈夫和父亲。可见，她对郁达夫的感情自始至终坚贞不渝，数十年如一日，就不难理解了。
郁达夫与孙荃的婚姻8年，与王映霞的婚姻12年，在海外与何丽有的婚姻3年，因为抗日，他被日寇杀害于苏门达腊。后被追认为烈士。
（四） [attachment=11327045]
张幼仪：在他一生遇到的女人里面，
说不定我最爱他。
徐志摩高中毕业后正准备进大学时, 父母已将他的婚姻大事定了下来。 女方张幼仪, 1900年生于江苏，是张润之之女, 是张家璈、张君劢之幼妹。张家璈是金融界巨子, 张君劢是政界的显赫人物。父母能攀附这门贵亲, 当然喜出望外, 而志摩却执意反对。父子俩因为这件事吵了好几次嘴。
当时徐志摩对张幼仪一点都不了解, 更不用说爱情。对于视爱情如生命的徐志摩,确实怎么也无法接受。父母劝说无效, 只得请来祖母。志摩挨不过祖母的哀求, 最终忍痛接受这门婚事。1915年10月29日, 志摩与幼仪结婚。
两个人没有一丝感情, 生活没有一点乐趣。他们见面时都是冷冰冰的。婚后不久, 徐志摩便收拾行李到天津进入北洋大学。此后两人很少联系。
人们以为徐志摩的浪漫、热诚、痴心和执著，非比寻常，另一方面，他对原配夫人张幼仪却是无情而残酷的。包办婚姻的婚前到婚后，徐志摩是那样鄙弃张幼仪。第一次见到张的照片时，便嘴角往下一撇，用嫌弃的口吻说：“乡下土包子！”婚后徐志摩更从没有正看张幼仪一眼。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义务之外，对她不理不睬。就连履行婚姻义务这种事，他也只是遵从父母抱孙子的愿望罢了。
1918年张幼仪生下长子徐积锴（阿欢），同年徐志摩前往美国读书； 1919年徐志摩则转往英国伦敦；1920年，张幼仪前往欧洲与丈夫团聚。当时志摩一心爱着林徽音, 又苦于幼仪从中阻隔, 于是提出与幼仪离婚。 幼仪见志摩并无爱她之心, 也无法忍受这种若即若离的夫妇生活, 无奈被迫答应了。1922年3月, 志摩与幼仪在柏林正式离婚。同年张幼仪生下次子彼得。产后，张幼仪很快从悲痛中振作起来，就在柏林留学。入裴斯塔洛齐学院，专攻幼儿教育。
1925年志摩欧游时经过柏林, 再一次见到张幼仪。此时幼仪已经是一位相当成熟的现代女性。志摩原本带了件礼物来给次子彼得, 却不幸得知彼得去世的噩耗。此时志摩与幼仪都发觉彼此之间的友谊加深了。
1925年张幼仪痛失爱子彼得后，随即归国。1926年开展她上海的事业，在东吴大学教德文、接办上海女子商业银行、经营云裳服装公司。张幼仪终于从缠足的阴影里走出，成为一个穿西服的、令人瞩目的新女性。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回国后仍照样服侍徐志摩的双亲（徐家认作寄女），精心抚育她和徐志摩的儿子。实际上，这种待遇和地位，跟孙荃携子女在富阳郁家生活是同一模式，也就是：在老派的名分上面，张幼仪仍然是“正妻”（大老婆），而陆小曼却被认作“小妾”！
徐志摩受西方教育和现代思潮影响，对于张幼仪这样一个传统女性很难认同。徐志摩对她的漠视，源于对封建礼教的厌恶。张幼仪深受旧式中国礼教的束缚，个性沉默坚毅，举止端庄，料理家务、养育孩子、照顾公婆，打理财务都甚为得力。但是这些优点，在张扬独立自我的诗人眼里就是没见识、呆板乏味。
在男权社会，女人仅仅是一个点缀，一个装饰品。那些活跃在社交场上风情万种的女子，才能给予他们纵欲的幻想空间。而张幼仪是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秀外慧中，她追求的是现实生活，江山有信，良人有靠。不会有春花秋月的浪漫，不会有死去活来的激情。她不似林徽音高雅不俗、灵气逼人，也不像陆小曼灿烂艳丽，令人迷醉。她就是个平凡实干的女人，平凡得让人心酸。
徐志摩死后, 张幼仪抚养儿子成人, 在经营方面颇有成就。
台湾版的《徐志摩全集》也是在她的策划下编印的，为的是让后人传诵老公徐志摩的著作。
每当有人问起“你到底爱不爱徐志摩？”张幼仪想了又想，最后回答说：
“你总是问我，爱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作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遇到的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张幼仪于1988年逝世。
[ 此贴被墨墨七在2010-05-02 12:03重新编辑 ]
LSD最犀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