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后期的政治联姻：混乱时代各方势力的结盟
从汉高祖刘邦时开始，为了缓和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矛盾和冲突，汉王朝采取了主动结婚他族的和亲政策。这在当时虽然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制夷方策，但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却被中原王朝的统治者数相仿效，成为华夏民族和兄弟民族和睦共处的一个途径。广义地来说，和亲也是一种政治婚，因为它肩负着协和双边的政治任务。至于狭义的政治婚，是指那些完全作为政治钓饵的超常婚姻。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作为一种特殊的外交手段，政治集团之间，一桩婚姻的成败往往能对政治家们竭智尽虑营构的合纵连横产生颇大的影响，使政治局势在俄顷间发生变化。在汉末群雄割据、军阀混战时期，婚姻作为特殊的武器也被动用了。
汉末桓灵之际，汉王朝天子作为政权的象征虽然存在，实际局势是：皇纲失御，中原大地，雄强蜂起，重行着胜则王败则寇的亘古规律。在兵戈交争、残酷的武力较量的同时，政治家们的胆识也经受了毫不留情的考验。在这场较智斗力的大角逐中，曹操、孙权、刘备最后赢得了胜利。汉末的几桩政治婚反映出了当时历史人物在政治识见和胆略上的差异，也具体表现了曹、孙、刘得以力挫群雄、崛起于乱世的政治家的素质。
汉末第一桩政治婚的联姻双方是袁术和吕布。《后汉书》卷二五《袁术传》云：
建安二年(197)，袁术僭号称帝，“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乃遣使以窃号告吕布，并为子聘布女。布执术使送许。术大怒，遣其将张勋、桥蕤攻布，大败而还。”这是缔婚的全过程，这样的结局破坏了袁、吕联合的可能。
袁术凭藉先祖四世三公的资望，依仗着他兵精粮足的武装力量，在战乱初期割据势力中，与其从兄袁绍都明显处于领袖群雄的位置，而勇武过人的吕布也是从不容忽视的一支武装，袁术初步策略是联合吕布以扫除异己势力。此时刘备为徐州牧，居下邳，与袁术相拒于淮上。袁术招引吕布使败走了刘备，之后却避而不谈事前所作的许诺。袁术的言而无信给这个本来就不牢固的联盟再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吕布怒而转迎刘备为豫州刺史屯小沛，并自号徐州牧。在袁术再攻刘备之际，又出面调解双方实救刘备脱险。袁术事后看到来自吕布的威胁，遂企图用婚姻加固盟好，于是“为子求婚。”建安二年，遣使韩胤迎布女。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外来因素起了作用。《后汉书》卷二五《吕布传》云：
“沛相陈硅恐术、布成姻，则徐扬合纵，为难未巳。于是往说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辅赞国政，将军宜与协同策谋，共存大计。今与袁术结姻，必受不义之名，将有累卵之危矣。'”
这番并不高明的说词却正击中了吕布在风云变幻之际茫然不知适从的心理，同时又触发了他对袁术的积怨，于是倏忽之间，风云突变，吕布翻脸相向，追女于途，垂成的婚姻就这样倾覆于一旦，吕布的“勇而无谋、轻于去就”最后埋葬了袁吕联盟。这桩婚姻的议构到最后绝婚的结局已经昭示了这两大枭雄并不具备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终将难免为他人驱除的命运。从此袁吕在互耗中消磨了彼此的锐气，迅速被曹操各个击破。政治角逐场中的主角转而为袁绍和曹操。
第二桩政治婚正是这一厉史的正常继续。在袁术与吕布从和合到交恶的同时，曹操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积极主动地逐步扩大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在袁术、吕布败亡后，成为唯一可与袁绍抗衡的武装集团。建安五年，官渡一役，曹胜袁败，奠定了曹操在北方群雄中的霸主地位，但扫平这些割据势力的任务并不轻松。南方荆州的刘表是曹操乘胜征战的目标，但在北方袁绍虽死，其二子袁谭、袁尚却各拥数量可观的兵力对南征计划构成了莫大的威胁。曹操洞察了当时形势，利用谭、尚间的矛盾，果断地策划了与袁谭的一桩婚姻。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日：
“(建安八年)八月，公征刘表，军西平。公之去邺而南也，谭、尚争冀州，谭为尚所败，走保平原。尚攻之急，谭遣辛毗乞降请救。”
袁谭、袁尚的兄弟内讧，给曹操去此后顾之忧提供了最好的机会。《武帝纪》注引《魏书》载录了曹操精采的形势分析：
“公云：'我攻吕布，表不为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绍，此自守贼也，宜为后图。谭、尚狡猾，当乘其乱。纵谭挟诈，不终束手，使我破尚，偏收其地，利自多矣。'”
遂许谭请回兵，“冬十月，到黎阳，为子整与谭结婚。”(同上)这桩仓促而成的婚姻实际是曹操歼灭二袁计划在实施过程中重要的一步。《三国志》卷六《袁谭传》日： “太祖知谭诈，与结婚以安之。”
谭、尚亲为兄弟，但又势同水火，袁谭企图假借曹操的力量消灭袁尚，由自己统领袁氏武装一曹操洞悉了袁谭的算盘，以联姻关系稳住袁谭。翌年正月即合力攻败了袁尚，谭才并尚众，曹操却不待其有喘息之机，袁谭在猝然无备的情况下成了曹操直接的攻击目标：“公遗谭书，责以负约，与之绝婚，女还，然后进军。”(《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次年初， 袁谭被诛斩，冀州不复姓袁。曹操与袁谭间的这桩婚姻是汉末最为出色的一桩政治婚，整个事态的发展与导演者的意图几乎丝丝入扣，不差毫厘。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曾在群雄蜂争时占尽政治上的便宜，但形势的发展不难令人明白攫夺汉家天下才是曹操的终极目标。曹操虽自度为周文王而终，但对曹氏基业的奠立仍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努力，其间他缔结了与汉献帝的婚媾，这一着的成功为曹氏日后通向至尊宝座铺平了最后一块阶石。
自迎献帝都许，曹操就开始了翦灭异己的活动：
“自帝都许，守位而已，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曹操恶而杀之。其余内6外，多见诛戮。”(《后汉纪》卷十下《献帝伏后纪》)
“董承女为贵人，操诛承而求贵人杀之。”(同上)
建安十九年，又逼献帝废杀伏后，诛灭伏氏宗族。
与之同时，“建安十八年，操进三女宪、节、华为夫人，聘以束帛玄缧五万匹，小者待年于国。十九年，并拜为贵人。乃伏皇后被弑，明年，立节为皇后。……后在位七年……。”(《后汉书》卷十下《献帝曹后纪》)
七年之后，曹丕由献帝“禅让”皇位轻而易举地升坛登极。
经过长期的天下太乱，逐渐形成了几大军事集团。主要有北方的曹操和南方长江中游的刘备和下游江东的孙权等。官渡战后不久，曹操挟扫平北方的余威率师南下，南方的孙权和刘备在大敌当前之时第一次精诚合作，在赤壁大败曹军。受挫后的曹操退保北方，南方遂由孙权和刘备分治，天下三分之势初成。曹、孙、刘虽成鼎足，但从实力上来说，孙、刘都难 以单独与曹操争锋。因此，整段三国历史都充满了孙吴和蜀汉两个政权既矛盾冲突又相互依赖的风风雨雨。产生于这个时期的政治婚是这个特殊时代的产物，也就必然带着这个时期政治斗争的特色。
约在建安十三年底到十四年初，孙权主动嫁妹于刘备，而刘备“至京见权，绸缪恩纪”，孙刘第一次政治婚缔成。这桩婚姻的缔结恰好是在赤壁大战结束之后，就当时形势言，外患已消，联盟双方在利益分割中极易内乱继起。但孙权和刘备却以政治家卓越的远见和宽广的胸襟使这一触即发的矛盾得到了缓解。
孙权提婚之后，刘备拟前往吴都应婚，诸葛亮则谏阻此行。事后刘备也曾心有余悸地回忆说：“孤时危急，当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谋之士，所见略同耳。时孔明谏孤莫行，其意独笃，亦虑此也。孤以仲谋所防在北，当赖孤为援，故决意不疑……。”(《三国志》卷三七《庞统传》注引《江表传》)
当时险象环生的事实证明这并不是诸葛亮的过虑。吴中智士周瑜就曾上疏陈利弊，力劝孙权就此留备，他说：“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令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同上卷五四《周瑜传》)
周瑜之于孙权和诸葛亮之于刘备，其影响均非一般智士可比，而当时的情势又是如此险峻：只要孙权稍生变故之心，刘备将即遭不测之祸。但周、葛并未劝住孙刘，并不是周公瑾的上疏不够说服力，而是孙权综览了全局，看到了联盟继续保持的必要：“权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揽英雄，又恐备难卒制，故不纳。”(同上)而刘备也以同样的政治眼光正确地度人度己。因此虽然“天下智谋所见略同”，孙权和刘备却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成功地结成了这次婚盟。可以说，这次政治婚的达成是这两位政治家英雄本色的显露。
对这次婚媾使孙刘联盟得以延续的意义，一直以来人们在评估中肯定不足。尤其对孙权，由于文学作品不明就里的渲染，这次意义非浅的政治活动竟被浓缩成一句满含贬义的俗语--“赔了夫人又折兵”，留传了千百年，一直被作为彻底失败的范例。其实这是对历史的歪曲认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这次成功的婚盟，而后三国的历史也许会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联盟的延续在当时使双方都腾出了时间和精力巩固了自己。在刘备一方，固然因为孙夫人的桀骜不驯，就婚姻本身来说实为有名无实，甚至成为变生肘腋的隐患，常令刘备“衷心凛凛”。但其时刘备初恃荆州，其地待扩，其势待张，如他自谓“当有所求”，联盟的积极意义在于起码在以后的短时期内避免了陷入腹背受敌的窘境，使他得以全力进图益州。建安十六年，刘备留诸葛亮、关羽居守荆州，自己率兵入益州。与原益州牧刘璋发生冲突后，诸葛亮又与张飞、赵云引兵入蜀增援，追降刘璋。益州遂成为刘备守望全局、建立蜀汉的中心地盘，在孙权方面，也利用了这个时间整治了内务，建安十六年，徙治秣陵，次年城石头，秣陵改为建业，夹濡须水口立坞，有备无患。十八年，曹操果南下攻濡须，孙权一边请刘备救援一边全力拒操，迫曹军相持月余之后退回。至此双方基业都已初定，联盟的使命基本完成。于是“权闻备西征，大遣舟船迎妹”(《三国志·赵云传》注引《云别传》)给这次政治婚画了句号。
孙刘第二次政治婚仍由孙权发起，媾婚对象是刘备亲信之将关羽。有关这次缔婚，史书只在描述关羽一生最后一役中作了追述：
“是岁(建安二十四年)，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汛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司马宣王、蒋济以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曹公从之。先是，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将军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轻己。自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俱不安。于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军退还。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
可见是关羽的品性使这次婚姻胎死腹中，并且关羽的态度恶化了双方的关系，从威震华夏转眼之间败亡临沮，这样的终局虽然是争夺政治利益的牺牲，但大概不能说与这一事件毫无联系。
汉末桓灵之际，汉王朝天子作为政权的象征虽然存在，实际局势是：皇纲失御，中原大地，雄强蜂起，重行着胜则王败则寇的亘古规律。在兵戈交争、残酷的武力较量的同时，政治家们的胆识也经受了毫不留情的考验。在这场较智斗力的大角逐中，曹操、孙权、刘备最后赢得了胜利。汉末的几桩政治婚反映出了当时历史人物在政治识见和胆略上的差异，也具体表现了曹、孙、刘得以力挫群雄、崛起于乱世的政治家的素质。
汉末第一桩政治婚的联姻双方是袁术和吕布。《后汉书》卷二五《袁术传》云：
建安二年(197)，袁术僭号称帝，“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乃遣使以窃号告吕布，并为子聘布女。布执术使送许。术大怒，遣其将张勋、桥蕤攻布，大败而还。”这是缔婚的全过程，这样的结局破坏了袁、吕联合的可能。
袁术凭藉先祖四世三公的资望，依仗着他兵精粮足的武装力量，在战乱初期割据势力中，与其从兄袁绍都明显处于领袖群雄的位置，而勇武过人的吕布也是从不容忽视的一支武装，袁术初步策略是联合吕布以扫除异己势力。此时刘备为徐州牧，居下邳，与袁术相拒于淮上。袁术招引吕布使败走了刘备，之后却避而不谈事前所作的许诺。袁术的言而无信给这个本来就不牢固的联盟再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吕布怒而转迎刘备为豫州刺史屯小沛，并自号徐州牧。在袁术再攻刘备之际，又出面调解双方实救刘备脱险。袁术事后看到来自吕布的威胁，遂企图用婚姻加固盟好，于是“为子求婚。”建安二年，遣使韩胤迎布女。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外来因素起了作用。《后汉书》卷二五《吕布传》云：
“沛相陈硅恐术、布成姻，则徐扬合纵，为难未巳。于是往说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辅赞国政，将军宜与协同策谋，共存大计。今与袁术结姻，必受不义之名，将有累卵之危矣。'”
这番并不高明的说词却正击中了吕布在风云变幻之际茫然不知适从的心理，同时又触发了他对袁术的积怨，于是倏忽之间，风云突变，吕布翻脸相向，追女于途，垂成的婚姻就这样倾覆于一旦，吕布的“勇而无谋、轻于去就”最后埋葬了袁吕联盟。这桩婚姻的议构到最后绝婚的结局已经昭示了这两大枭雄并不具备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终将难免为他人驱除的命运。从此袁吕在互耗中消磨了彼此的锐气，迅速被曹操各个击破。政治角逐场中的主角转而为袁绍和曹操。
第二桩政治婚正是这一厉史的正常继续。在袁术与吕布从和合到交恶的同时，曹操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积极主动地逐步扩大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在袁术、吕布败亡后，成为唯一可与袁绍抗衡的武装集团。建安五年，官渡一役，曹胜袁败，奠定了曹操在北方群雄中的霸主地位，但扫平这些割据势力的任务并不轻松。南方荆州的刘表是曹操乘胜征战的目标，但在北方袁绍虽死，其二子袁谭、袁尚却各拥数量可观的兵力对南征计划构成了莫大的威胁。曹操洞察了当时形势，利用谭、尚间的矛盾，果断地策划了与袁谭的一桩婚姻。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日：
“(建安八年)八月，公征刘表，军西平。公之去邺而南也，谭、尚争冀州，谭为尚所败，走保平原。尚攻之急，谭遣辛毗乞降请救。”
袁谭、袁尚的兄弟内讧，给曹操去此后顾之忧提供了最好的机会。《武帝纪》注引《魏书》载录了曹操精采的形势分析：
“公云：'我攻吕布，表不为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绍，此自守贼也，宜为后图。谭、尚狡猾，当乘其乱。纵谭挟诈，不终束手，使我破尚，偏收其地，利自多矣。'”
遂许谭请回兵，“冬十月，到黎阳，为子整与谭结婚。”(同上)这桩仓促而成的婚姻实际是曹操歼灭二袁计划在实施过程中重要的一步。《三国志》卷六《袁谭传》日： “太祖知谭诈，与结婚以安之。”
谭、尚亲为兄弟，但又势同水火，袁谭企图假借曹操的力量消灭袁尚，由自己统领袁氏武装一曹操洞悉了袁谭的算盘，以联姻关系稳住袁谭。翌年正月即合力攻败了袁尚，谭才并尚众，曹操却不待其有喘息之机，袁谭在猝然无备的情况下成了曹操直接的攻击目标：“公遗谭书，责以负约，与之绝婚，女还，然后进军。”(《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次年初， 袁谭被诛斩，冀州不复姓袁。曹操与袁谭间的这桩婚姻是汉末最为出色的一桩政治婚，整个事态的发展与导演者的意图几乎丝丝入扣，不差毫厘。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曾在群雄蜂争时占尽政治上的便宜，但形势的发展不难令人明白攫夺汉家天下才是曹操的终极目标。曹操虽自度为周文王而终，但对曹氏基业的奠立仍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努力，其间他缔结了与汉献帝的婚媾，这一着的成功为曹氏日后通向至尊宝座铺平了最后一块阶石。
自迎献帝都许，曹操就开始了翦灭异己的活动：
“自帝都许，守位而已，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曹操恶而杀之。其余内6外，多见诛戮。”(《后汉纪》卷十下《献帝伏后纪》)
“董承女为贵人，操诛承而求贵人杀之。”(同上)
建安十九年，又逼献帝废杀伏后，诛灭伏氏宗族。
与之同时，“建安十八年，操进三女宪、节、华为夫人，聘以束帛玄缧五万匹，小者待年于国。十九年，并拜为贵人。乃伏皇后被弑，明年，立节为皇后。……后在位七年……。”(《后汉书》卷十下《献帝曹后纪》)
七年之后，曹丕由献帝“禅让”皇位轻而易举地升坛登极。
经过长期的天下太乱，逐渐形成了几大军事集团。主要有北方的曹操和南方长江中游的刘备和下游江东的孙权等。官渡战后不久，曹操挟扫平北方的余威率师南下，南方的孙权和刘备在大敌当前之时第一次精诚合作，在赤壁大败曹军。受挫后的曹操退保北方，南方遂由孙权和刘备分治，天下三分之势初成。曹、孙、刘虽成鼎足，但从实力上来说，孙、刘都难 以单独与曹操争锋。因此，整段三国历史都充满了孙吴和蜀汉两个政权既矛盾冲突又相互依赖的风风雨雨。产生于这个时期的政治婚是这个特殊时代的产物，也就必然带着这个时期政治斗争的特色。
约在建安十三年底到十四年初，孙权主动嫁妹于刘备，而刘备“至京见权，绸缪恩纪”，孙刘第一次政治婚缔成。这桩婚姻的缔结恰好是在赤壁大战结束之后，就当时形势言，外患已消，联盟双方在利益分割中极易内乱继起。但孙权和刘备却以政治家卓越的远见和宽广的胸襟使这一触即发的矛盾得到了缓解。
孙权提婚之后，刘备拟前往吴都应婚，诸葛亮则谏阻此行。事后刘备也曾心有余悸地回忆说：“孤时危急，当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谋之士，所见略同耳。时孔明谏孤莫行，其意独笃，亦虑此也。孤以仲谋所防在北，当赖孤为援，故决意不疑……。”(《三国志》卷三七《庞统传》注引《江表传》)
当时险象环生的事实证明这并不是诸葛亮的过虑。吴中智士周瑜就曾上疏陈利弊，力劝孙权就此留备，他说：“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令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同上卷五四《周瑜传》)
周瑜之于孙权和诸葛亮之于刘备，其影响均非一般智士可比，而当时的情势又是如此险峻：只要孙权稍生变故之心，刘备将即遭不测之祸。但周、葛并未劝住孙刘，并不是周公瑾的上疏不够说服力，而是孙权综览了全局，看到了联盟继续保持的必要：“权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揽英雄，又恐备难卒制，故不纳。”(同上)而刘备也以同样的政治眼光正确地度人度己。因此虽然“天下智谋所见略同”，孙权和刘备却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成功地结成了这次婚盟。可以说，这次政治婚的达成是这两位政治家英雄本色的显露。
对这次婚媾使孙刘联盟得以延续的意义，一直以来人们在评估中肯定不足。尤其对孙权，由于文学作品不明就里的渲染，这次意义非浅的政治活动竟被浓缩成一句满含贬义的俗语--“赔了夫人又折兵”，留传了千百年，一直被作为彻底失败的范例。其实这是对历史的歪曲认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这次成功的婚盟，而后三国的历史也许会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联盟的延续在当时使双方都腾出了时间和精力巩固了自己。在刘备一方，固然因为孙夫人的桀骜不驯，就婚姻本身来说实为有名无实，甚至成为变生肘腋的隐患，常令刘备“衷心凛凛”。但其时刘备初恃荆州，其地待扩，其势待张，如他自谓“当有所求”，联盟的积极意义在于起码在以后的短时期内避免了陷入腹背受敌的窘境，使他得以全力进图益州。建安十六年，刘备留诸葛亮、关羽居守荆州，自己率兵入益州。与原益州牧刘璋发生冲突后，诸葛亮又与张飞、赵云引兵入蜀增援，追降刘璋。益州遂成为刘备守望全局、建立蜀汉的中心地盘，在孙权方面，也利用了这个时间整治了内务，建安十六年，徙治秣陵，次年城石头，秣陵改为建业，夹濡须水口立坞，有备无患。十八年，曹操果南下攻濡须，孙权一边请刘备救援一边全力拒操，迫曹军相持月余之后退回。至此双方基业都已初定，联盟的使命基本完成。于是“权闻备西征，大遣舟船迎妹”(《三国志·赵云传》注引《云别传》)给这次政治婚画了句号。
孙刘第二次政治婚仍由孙权发起，媾婚对象是刘备亲信之将关羽。有关这次缔婚，史书只在描述关羽一生最后一役中作了追述：
“是岁(建安二十四年)，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汛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司马宣王、蒋济以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曹公从之。先是，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将军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轻己。自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俱不安。于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军退还。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
可见是关羽的品性使这次婚姻胎死腹中，并且关羽的态度恶化了双方的关系，从威震华夏转眼之间败亡临沮，这样的终局虽然是争夺政治利益的牺牲，但大概不能说与这一事件毫无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