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著名画家——魏晋南北朝篇_写作素材

楼主 2010-07-26

我国古代绘画史上，第一批有确实的历史记载，以绘画的才能享有声誉的画家，出现在魏晋之际。他们不复是传说故事中的画家，也不再是文人而兼有画名。他们是东吴的曹不兴，西晋的张墨和卫协。这一批画家的出现标志着绘画艺术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这一时期留下的善画者的名字，除最为著名的顾恺之外，还有东晋明帝司马绍、荀勗、史道硕、王廙、谢赫等。

　　他们作品的题材，一部分明显地是因袭汉代美术的，如荆轲、西王母、穆天子、诗经、列女等。一部分是汉代题材的扩大，如：洛神赋图、金谷园图、三都赋图等。大多是历史传说和风俗的题材。但也有一部分是名士像和神仙像，这反映了当时道教思想的流行。

曹不兴

个人简介
　　曹不兴，亦名弗兴，生卒年不详，吴兴（今属浙江湖州）人。孙吴画家。善画龙、虎、马及人物。在当时，严武的棋、皇象的字、曹不兴的画被称为「三绝」。在吴地与皇象善书、严武善弈等号称“八绝”。

所谓八绝，是指当时书、画、算、相、棋、占梦、星象、候风气等领域的八名高手，其中善书的黄象、善星象的刘敦、善算的赵达等，都是历史上的知名人物。善画被列为“八绝”，正说明画已经成为了但是较重要的文化标志之一。它不但受到上层文化圈的特殊重视，而且已渐渐成为独立的门类影响社会文化。

　　但曹不兴没有画迹流传，也未留下有关言论和著述。但却是中国绘画发展关键时期的重要人物。从历史东鳞西爪的记载来分析，他并不是朝廷的御用匠人，而是一个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相当有名望、有影响的自由的职业画家。从中外艺术发展规律来看，这类较有主动权的职业画家，往往是绘画从“匠作”上升到更高文化层次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人物。

　　曹不兴曾事于孙权手下，画艺高超，具有超群的写实能力，画面生动欲活，有落墨为蝇等传说。绘事兼善马、虎、龙之属。尤以画佛为妙。谢赫《古画品录》将之列为上品，居顾恺之上。他的绘画样式对后世影响很大，有不少弟子成为当时及后世的著名画家，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卫协。

　　三国时，康僧会等人携印度佛像范本远游至吴，曹摹写不已。曹不兴学会佛像后，或绘卷轴以供礼拜，或图寺壁以助庄严，所作大佛像有的高达5丈，气魄恢宏，庄严妙相，仰之弥高，令人肃然。于是被誉为“佛像之祖”，对佛教东渐起到一定的推动。虽未有其画作传世，但其开创的中国佛像绘画在后来的发展中可见一斑。后人把他与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合称为“六朝四大家”。

　　
艺术特色
　　曹不兴擅长画马和虎，尤其画龙生动，但影响最大的还是其佛像绘画。曹不兴曹不兴最擅长的是人物画，他曾把五十尺绢连在一起，画一人像，心明手快，运笔而成。人物头、脸、手、足、胸腹、肩背，无一毫失误。曹不兴是文献记载中知名最早的佛像画家。

　　佛教在东汉时候传入中国，但主要在中原地区。到三国时，佛教由僧人支谦和康僧会先后传入江南。相传康僧会携佛像远游至吴，孙权为之建造建初寺，并令之设像行道。曹不兴看到西方佛像，便据以绘之，由此，佛像便盛传天下。这是中国佛像绘画最早的作品，曹不兴也成为我国最早的佛像画家。他的作品影响深远，其弟子也有很大成就，这说明他偏重于工匠中重技艺而师授相承的一面。但他又有较为自由的创作条件，也更重视作品的艺术追求，使得他的绘画能在较高的文化层次上产生一定影响而颇具特色。

　　曹不兴的艺术，据历史记载，基本属于亦步亦趋模仿西域佛教造像的阶段，这一阶段非常重要，它的功能，使佛教造像渐渐深入到中土的欣赏范围，并且伴随着佛教教义的传播而被接纳，后来的画家进一步丰富、变化甚至改造都是在此基础上的一种创造。

　　三国时期的绘画，因政治动荡、社会混乱而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就。绘画内容在此时亦是由礼教宣传过渡到宗教宣传的时期。画家也由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转移到长江流域。曹不兴之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画家渐渐多了起来。

　　总之曹不兴是将形制规范、笔法简略、题材同一的“古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改造的画家。他的笔法精细，肖形技巧高超，他善于创造各种生动逼真的形象，这些造型样式被作为样范而长期广泛的流传，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审美风气。在绘画发展至“存形”的阶段，他的状物手法与细微的描绘，正适应了人们对这一发展的要求。因而相对来讲处于依附地位或装饰地位的”古画“，在他手上开始全面走向了自身的独立发展进程。

奇闻异事
　　传说曹不兴曾在为孙权画屏风时，画到一篮杨梅，曹不兴因为周围观看的人啧啧称赞非常兴奋，不小心误落笔墨，于是他便顺手将墨点绘成一只苍蝇。孙权来看画好的屏风时以为真有一只苍蝇飞到了画上，便举起手想要把苍蝇轰走，可是没有想到苍蝇竟然是画上去的。

从此可以想象，曹不兴善于写生的艺术，已达到了极为纯熟的程度，甚至能够骗过人的眼睛。这就是著名的落墨为蝇的故事。曹不兴的动物画，栩栩如生。特别是他画的龙，仿若腾云驾雾一般。

孙皓赤乌元年(228年）冬十月，孙皓游青溪，看到一条赤龙由天而降，凌波而行。因此，他便让曹不兴把龙的形状画下来。曹不兴画的非常成功于是得到了孙皓的赞赏，珍藏于秘府。
后来据说，宋文帝时，曾逢久旱，一连几个月滴雨未下，田地干曹不兴裂，庄稼焦枯。人们天天跪在地上，虔诚地向苍天祈祷，也不管用。后来，不知谁的主意，取来曹不兴画的龙放在水旁，不一会儿，果然雷声隆隆，大雨倾盆。

虽然只是一个巧合，但却说明了曹不兴画的龙形象生动，以至于人们信若神明。龙本是一种人心营构之象，能令人们以象为真的作品，其构思、技巧自然与当时的审美要求相吻合。

　　南齐的画家兼理论家谢赫曾经称见到曹不兴画的龙头，有一次他悄悄走进藏有曹不兴画的秘室中，看到曹不兴画的一只龙头，栩栩若生，以为自己看到的是一只真龙头。谢赫叹服不已，曰：“观其风骨，名企虚哉！”并在《画品》中将曹列为第一品第二人。这透露出曹氏画风的基本面貌，这则故事确有其事，谢赫是一位“点刷妍精，意在切似”的画家，他的赞赏正表明他推崇曹氏那精细的笔法与生动的写真技巧。
作品

一幅据说是曹不兴的画，可是当时的山水画……

卫协和张墨

　　卫协，西晋著名画家，师法三国吴曹不兴，擅绘神仙、佛像和人物故事，曾作大小《列女》，以及《上林苑》、《北风诗》等图。描法细如蛛丝，尤工人物点睛，顾恺之受其影响，赞卫协的作品“伟而有情势”，“巧密于情思”。南朝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评云：“古画皆略，至协始精。”“六法之中，跆为兼善。虽不该备形似，颇得壮气。”和曹不兴比较，卫协有显著提高。由此可知。曹不兴的画和汉壁画接近，线条粗扩，气魄雄健，注意人物的大体动态，不重视细部描写，而卫协改变了这种风格，比较精工细密。所以顾恺之评其《北风诗》卷画“巧密而精思”。这正是由民间的豪迈风格向士大夫画家的精思巧密风格的过度。

　　南朝齐谢赫《古画品录》评其画云：“古画皆略，至协始精。‘六法’之中，迨为兼善。虽不该备形似，颇得壮气。”

　　张墨，西晋画家，与荀朂同为卫协弟子。谢赫评其画曰："风范气候，极妙参神，但取精灵，遗其旨法。若拘以体物，则未见精奥；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并把他与荀朂并列第一品。

　　画迹有隋朝官本《维摩变相图》，著录于《贞观公私画史》；《捣练图》，著录于《历代名画记》。

戴逵

个人简介
　　戴逵（?326－396），东晋琴家、艺术家，哲学家，字安道。谯郡（今安徽濉溪临涣人），居会稽剡县（今浙江绍兴附近今浙江嵊县）。戴逵终生不仕,初就学于名儒范宣，博学多才，善鼓琴，著《戴逵集》9卷，已散佚。

　戴逵是史上著名的雕塑家兼画家，少负才名，能文工书画善琴，其余巧艺靡不毕综。《晋书》列于隐逸传中，称其：“性高洁，常以礼度自处，深以放达为非道。”

戴逵巧思，善铸佛像及雕刻，他曾以古制造丈六无量寿佛木像及菩萨像，“至于开敬，不足动心。”所以隐于帷中，密听大众的议论，不论褒贬，自会于心，以至于“精思三年，刻像乃成。”有关他的记载见于《世说新语·巧艺》、《历代名画记》，时人称他“词美书精，器度巧绝” “善图圣贤，百工所范”，由于他的文化内涵与技艺，不但能书善画，并能雕塑铸作，唐代张彦远认为汉魏以来的佛像，皆由于“形制古朴，未足瞻敬”，直到戴逵的出现才有进一步的发展，开启了后来曹仲达、张僧繇的造像人物的画风。戴逵是创造性的艺术家，对于古制造形的改革，使佛教造像有了审美的感动力，所以追求“动心”的艺术特质。

　　据《晋书》记载：“逵能鼓琴，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综。”

　　《晋书·隐逸传》载有戴逵“碎琴不为王门伶”的故事，说的是武陵王司马晞听说戴逵擅鼓琴，一次，请他到王府演奏，戴逵素来厌恶司马晞的为人，不愿前往，司马晞就派了戴逵的一个朋友再次请他，并附上厚礼，戴逵深觉受侮，取出心爱的琴，当着朋友的面摔得粉碎，并大声说道：“我戴安道非王门艺人，休得再来纠缠。”朋友当下震住，面带惭色，带着礼品灰溜溜地走了。

　　戴逵擅画，一次，他给一家寺院画佛像，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但又担心别人不会当面提意见，于是，他把画好的佛像放在寺院里供人参观，后面挂以帷帐，自己躲在帷帐后面，用心记下大家的评论、意见，然后参照它们进行修改，这样反复多次，直到人人称好。

　　戴逵的儿子戴勃、戴颙都以琴名世。

　　《世说新语》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王子猷雪夜访戴，原文如下：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文中所提的戴就是戴逵。

史籍记载
　　晋书隐逸列传

　　戴逵，字安道，谯国人也。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综。总角时，以鸡卵汁溲白瓦屑作《郑玄碑》，又为文而自镌之，词丽器妙，时人莫不惊叹。性不乐当世，常以琴书自娱。师事术士范宣于豫章，宣异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王晞闻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对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闻命欣然，拥琴而往。

　　逵后徙居会稽之剡县。性高洁，常以礼度自处，深以放达为非道，乃著论曰：夫亲没而采药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屡出近关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彼害名教之体者何？达其旨故也。达其旨，故不惑其迹。若元康之人，可谓好遁迹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实逐声之行，是犹美西施而学其颦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为慕者，非其所以为美，徒贵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乱朱，以其似朱也。故乡原似中和，所以乱德；放者似达，所以乱道。然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可无察乎！

　　且儒家尚誉者，本以兴贤也，既失其本，则有色取之行。怀情丧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于末伪。道家去名者，欲以笃实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检之行。情礼俱亏，则仰咏兼忘，其弊必至于本薄。夫伪薄者，非二本之失，而为弊者必托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经而弊无常情，是以六经有失，王政有弊，苟乖其本，固圣贤所无奈何也。

　　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体备、暗蹈而当者，亦曷能不栖情古烈，拟规前修。苟迷拟之然后动，议之然后言，固当先辩其趣舍之极，求其用心之本，识其枉尺直寻之旨，采其被褐怀玉之由。若斯，途虽殊，而其归可观也；迹虽乱，而其契不乖也。不然，则流遁忘反，为风波之行，自驱以物，自诳以伪，外眩嚣华，内丧道实，以矜尚夺其真主，以尘垢翳其天正，贻笑千载，可不慎欤！

　　孝武帝时，以散骑常侍、国子博士累征，辞父疾不就。郡县敦逼不已，乃逃于吴。吴国内史王珣有别馆在武丘山，逵潜诣之，与珣游处积旬。会稽内史谢玄虑逵远遁不反，乃上疏曰：「伏见谯国戴逵希心俗表，不婴世务，栖迟衡门，与琴书为友。虽策命屡加，幽操不回，超然绝迹，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顺，常抱羸疾，时或失适，转至委笃。今王命未回，将离风霜之患。陛下既已爱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并存，请绝其召命。」疏奏，帝许之，逵复还剡。

　　后王珣为尚书仆射，上疏复请征为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征之，复不至。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东宫，太子太传会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又上疏曰：「逵执操贞厉，含味独游，年在耆老，清风弥劭。东宫虚德，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参僚侍。逵既重幽居之操，必以难进为美，宜下所在备礼发遣。」会病卒。

　　长子勃，有父风。义熙初，以散骑侍郎征，不起，寻卒

顾恺之

个人概述
　　顾恺之（约345-406）东晋画家，绘画理论家，诗人。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曾为醒温及殷仲堪参军，义熙（405-418）初任通直散骑常侍。刘裕北伐南燕，恺之为作《祭牙（旗）文》。多才艺，工诗赋、书法，尤精绘画，多作人物肖像及神仙、佛像、禽兽、山水等。画人注重点睛，自云传神写照，正在阿堵（即这个，指眼珠）中。尝为裴楷画像，颊上添三毛，而益觉有神。在建康瓦棺寺绘《维摩诘像》壁画，光彩耀目，轰动一时。画谢鲲像于岩壑中，突出了人物的性格志趣。其画人物衣纹用高古游丝描，线条紧劲连绵，如春蚕吐丝，春云浮空，流水行地，自然流畅。

顾恺之的作品无真迹传世。流传至今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仁智图》等均为唐宋摹本。其他画迹有《秋江晴嶂图》、《庐山图》、《雪霁望五老峰图》等名作，其中《雪霁望五老峰图》被推崇为山水画开创之作。

顾恺之在绘画理论上也有突出成就，今存有《魏晋胜流画赞》、《论画》、《画云台山记》3篇画论。提出了传神论、以形守神、迁想妙得等观点，主张绘画要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征，重视对所绘对象的体验、观察，通过形象思维即迁想妙得，来把握对象的内在本质，在形似的基础上进而表现人物的情态神思，即以形写神。顾恺之的绘画及其理论上的成就，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顾恺之著有《启蒙记》3卷，另有文集20卷，均已佚。但仍有一些诗句流传下来，如“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茏，若云兴霞蔚”等，细致生动地描写了江南的秀丽景色，充满诗情画意。

后人论述他作画，意存笔先，画尽意在；笔迹周密，紧劲连绵如春蚕吐丝。把他和师法他的地朝宋际探微并称顾陆，号为密体，以区别于南朝梁张僧繇、唐吴道子的疏体。

作品欣赏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原《洛神赋图》卷，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绘制(宋摹)，绢本，设色，纵27.1cm，横572.8cm。

这幅画根据曹植著名的《洛神赋》而作，为顾恺之传世精品。这卷宋摹本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顾恺之艺术的若干特点，千载之下，亦可遥窥其笔墨神情。全卷分为三个部分，曲折细致而又层次分明地描绘着曹植与洛神真挚纯洁的爱情故事。人物安排疏密得宜，在不同的时空中自然地交替、重叠、交换，而在山川景物描绘上，无不展现一种空间美。此《洛神赋图》宋代摹本，保留着魏晋六朝的画风，最接近原作。此画是以魏国的杰出诗人曹植的名篇《洛神赋》为蓝本创作的。《洛神赋》以浪漫主义手法，描写曹植与洛水女神之间的爱情故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发挥了高度的艺术想象力，富有诗意地表达了原作的意境。此长卷采用连环画的形式，随着环境的变化让曹植和洛神重复出现。原赋中对洛神的描写，如“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皎若太阳升朝霞”等，以及对人物关系的描写，在画中都有生动入神的体现。此画用色凝重古朴，具有工笔重彩画的特色。作为衬托的山水树石均用线勾勒，而无皴擦，与画史所记载的“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时代风格相吻合。

　原作描述的是诗人情场受挫，未能与所爱的人结合，而通过神话寓言，在想象的空间中让自己与洛水边美丽的仙女洛水神相遇，以释放自己对失去情人的伤怀和思念。此卷很好地传达了原赋的思想境界，在画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找到原作所传达的思想。它是书画境中的另一种毫不逊色的《洛神赋》。展开画卷，只见站在岸边的曹植表情凝滞，一双秋水望着远方水波上的洛神，痴情向往。梳着高高的云髻，被风而起的衣带，给了水波上的洛神一股飘飘欲仙的来自天界之感。她欲去还留，顾盼之间，流露出倾慕之情。初见之后，整个画卷中画家安排洛神一再与曹植碰面，日久情深，最终不奈缠绵悱恻的洛神，驾着六龙云车，在云端中渐去，留下此情难尽的曹植在岸边，终日思之，最后依依不忍地离去。这其中泣笑不能，欲前还止的深情，最是动人。

　　全画用笔细劲古朴，恰如“春蚕吐丝”。山川树石画法幼稚古朴，所谓“人大于山，水不容泛”，体现了早期山水画的特点。

　此图卷无论从内容、艺术结构、人物造形、环境描绘和笔墨表现的形式来看，都不愧为中国古典绘画中的瑰宝之一。

中国东晋绘画作品。作者顾恺之。原作已佚，现存有唐代摹本，原有12段，因年代久远，现存《女史箴图》仅剩9段，绢本，设色，纵24.8厘米、横348.2厘米。

此图依据西晋张华《女史箴》一文而作，原文十二节，所画亦为十二段，现存自“冯媛挡熊”至“女史司箴敢告庶姬”共9段。作品注重人物神态的表现，用笔细劲联绵，色彩典丽、秀润。1860年“火烧圆明园”后被掠夺并流失海外，现收藏于大英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另藏有宋代摹本，水平稍逊，而多出樊姬、卫女2段，亦有研究价值。

“女史”指宫廷妇女，“箴”则为规劝之意。晋初惠帝时，贾后专权，极妒忌，多权诈，荒淫放恣。文人张华便以历代贤记事迹撰文《女史箴》以为鉴戒，被当时奉为“苦口陈箴、庄言警世”的名篇。才华横溢的画家顾恺之便将此名篇分段，一段一段画成画，并将相在箴文题于画侧，中国历史上的旷世名作《女史箴图》由此问世。

绢本，墨笔淡着色，纵25.8cm，横417.8cm 。

仁智卷共收集15个列女故事。此卷为残本，其中“楚武邓曼”、“许穆夫人”、“曹僖氏妻”、“孙叔敖母”、“晋伯宗妻”、“灵公夫人”、“晋羊叔姬”7个故事保存完整。“齐灵仲子”、“晋范氏母”、“鲁漆室女”3个故事只存一半，其余5个故事则全丢失，又错将“鲁漆室女”之右半与“晋范氏母”之左半拼接在一起，使人误以为是一个故事。

　此卷多处保存了汉代的衣冠制度，如男子头戴进贤冠，身着曲线大袖袍，腰结绶带并配挂长剑；女子梳着垂髾髻，身着深衣，特别是眉毛涂以朱色，是模仿赵昭仪的新妆，这些都表现了特定时期的风俗和时尚。又蘧伯玉所乘坐的马车称“轺车”，亦为汉代形制，描绘得非常细致而无错误，这些都可以从大量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砖和壁画中找到与之相应的图象。

《斫琴图》描绘古代文人学士正在制作音色优美、颇具魅力的古琴的场景。画中有14人, 或断板、或制弦、或试琴、或旁观指挥, 还有几位侍者(或学徒)执扇或捧场。因画中表现的多是文人, 所以都长眉修目、面容方整、表情肃穆、气宇轩昂、风度文雅。人物衣纹的线条细劲挺秀,颇具艺术表现力。此画与顾恺之的其他作品一样, 画面中如春蚕吐丝般的线条既能传神地勾勒出人物的形象特征, 也能恰到好处地把握人物的内在性情。

　　此图虽不及《洛神赋图》有名，也不及《洛神赋图》更具代表性，但在风格特征上仍凸现出顾恺之的千古一绝。这幅图描绘的是古代文人学士制琴的场景。由于没有具体的历史故事背景，也没有相关的文字说明，因此很可能是脱离文字的故事性而强调人物的各自特征。从画面上看，也确实难以找到故事发生的连贯性和时间的迁移性特点，只是呈现一个制作场面。各人制作的工艺虽有个同，但从画面的空间布局上看，工艺流程的先后次序不明显，而且人物之间的关系也缺乏确定性与连续性。在古代的长卷人物画中，通常都注重故事的敷演，表达一定的伦理道德观念。此画恰在这一点上忽略不计。此画在人物的神态表现上是颇为传神的。如右上角的一文土独坐于一长方席上，右手食指尖在木架丝线的中部轻轻地拨动，其目光下注却又不驻于何物，整个脸部呈全神贯注倾听状，这正是调定音律时所特有的表情神态，此态可谓传神矣。

艺术成就
顾恺之著作有《启蒙记》3卷，文集20卷，皆已失传。《洛神赋图卷》其画论由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记录而保存了3篇，即《魏晋胜流画赞》、《论画》、《画云台山记》。其中心组成部分有：传神论、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等。“传神”即重视精神状态的表达。他认为“手挥五弦”尽管是很细致和难于掌握，但比之“目送飞鸿”的精神状态和内心活动的表达却要容易。在画论中明确提出“以形写神”的概念，其目的是达到形神兼备。“迁想”是画家观察对象体验生活中的揣摩、体会，以至构思，即想象思维的过程。“妙得”就是巧妙地把握对象内在的本质。“迁想妙得”要做到主客观的统一和作者与表现对象及读者相互间思想的交融。这些论点实为谢赫六法论的先驱。对后来的中国画创作和绘画美学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魏晋胜流画赞》，画评，东晋顾恺之，一卷。成书于约380年，有《津逮》本、《画苑》本、《学津讨原》本、《书画谱》本、《历代名画记》记载。
　　论魏晋两代名画家卫协、戴逵等所作的二十一幅作品，即：《小列女》、《周本记》、《伏羲》、《神农》、《汉本记》、《孙武》、《醉客》、《穰苴》、《壮士》、《列士》、《三马》、《东五公》、《七佛》、《嵇轻车诗》、《陈太丘二方》、《大列女》、《北风诗》、《清游池》、《七贤》、《嵇兴》、《监深履薄》等等，内容有神话传说、历史和宗教人物画，以及山水画和走兽动物画。指出作画的难易与批评的标准，提出“生气”、“自然”、“骨法”、“神气”、“天骨”、“骨趣”、“置陈布势”、“情势”、“迁想妙得”、“巧密精思”、“天趣”等一系列绘画的主张。强调“以形写神”，达到“形神兼备”的绘画境界。为中国画论的绘画作品的评论树立了典范，对后来谢赫的“六法”论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此以巧歴不能差其品也。
　　《小列女》：面如银，刻削为容仪，不画生气。又插置丈夫支体，不似自然。然服章与众物既甚奇，作女子尤丽衣髻，俯仰中，一点一画皆相与成其艳姿。且尊卑贵贱之形，觉然易了，难可逺过之也。
　　《周本记》：重叠弥纶有骨法，然人形不如《小列女》也。
　　《汉本记》：李王首也，有天骨而少细美。至於龙颜一像，超豁髙雄，览之若面也。、
　《孙武》：大荀首也，骨趣甚奇。二婕以怜美之体，有惊据之则。著以临见妙绝，寻其置陈布势，是达画之变也。
　　《醉容》：作人形，骨成而制衣服幔之，亦以助神醉耳。多有骨俱，然蔺生变趣，佳作者矣。
　　《穰苴》：类《孙武》而不如。
　《壮士》：有奔腾大势，恨不尽激扬之态。
　《列士》：有骨俱，然蔺生恨意列，不似英贤之槩，以求古人，未之见也。然秦王之对荆卿，及覆大兰，凡此类，虽美而不尽善也。
　　《三马》：隽骨天奇，其腾罩如蹑虚，空於马势尽善也。
　　《东王公》：如小呉神灵，居然为神灵之器，不似世中生人也。
　　《七佛》及《夏殷与大列女》：二皆卫恊手传而有情势。
　　《北风诗》：亦卫手，恐宻於精思名作，然未离南中。南中像兴，即形布施之像，转不可同年而语矣。美丽之形，尺寸之制，阴阳之数，纤妙之迹，世所并贵。神仪在心面手称其目者，玄赏则不待喻。不然，真绝夫人心之达，不可惑以众论。执偏见以拟过者，亦必贵观於明识。末学详此，思过半矣。
　《清游池》：不见京镐，作山形势者，见龙虎杂兽。虽不极体，以为举势，变动多方。
　《七贤》：唯嵇生一像欲佳，其馀虽不妙合，以比前诸竹林之画，莫能及者。
　《嵇轻车诗》：作啸人似人啸，然容悴不似中散。处置意事既佳，又林木雍容调畅，亦有天趣。　《陈太丘二方》：太丘夷素似古贤，二方为尔耳。
　　《嵇兴》：如其人。
　　《临深履薄》：兢战之形，异佳有裁。自《七贤》以来，并戴手也。

《论画》
凡将摹者，皆当先寻此要，而后次以其事。凡吾所造诸画，素幅皆广二尺三寸。其素丝邪者不可用，久而还正则仪容失。以素摹素，当正掩二素，任其自正而下镇，使莫动其正。笔在前运而眼向前视者，则新画近我矣。可常使眼临笔。止隔纸素一重，则所摹之本远我耳。则一摹蹉，积蹉弥小矣。可令新迹掩本迹而防其近内。防内，若轻物宜利其笔，重宜陈其迹，各以全其想。譬如画山，迹利则想动，伤其所以嶷。用笔或好婉，则于折楞不隽；或多曲取，则于婉者增折。不兼之累，难以言悉，轮扁而已矣。

　　写自颈以上要，宁迟而不隽，不使远（应为“速”）而有失。其于诸像，则像各异迹，皆令新迹弥旧本。若长短、刚软、深浅、广狭与点睛之节，上下、大小、醲薄，有一豪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变矣。竹木土，可令墨彩色轻；而松竹叶，醲也。凡胶清及彩色，不可进素之上下也。若艮画黄满素者，宁当开际耳。犹于幅之两边，各不至三分。

　　人有长短，今既定远近以瞩其对，则不可改易阔促，错置高下也。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也。一像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

《画云台山记》
画论。东晋顾恺之。一篇。约308年。有《津逮》本、《画苑》本、《学津讨原》本、《书画谱》本、《历代名画记》记载。为一幅具有宗教色彩的山水画的创作而撰写的文字设计稿。文章记述了所画云台山的山川布局与人物的安插，具体地勾出整个画面的轮廓特点，对内容复杂、组织繁综的这幅创作的构思、构图予以严密面完整的考虑，具有浑然优美的整体感觉。提出了人物画创作的“神话”说，在背景安排、色彩施用等方面，周密而恰当的将人物思想感情和精神状态的刻画典型而深刻。为中国古代画论中有关画理的一篇极为重要的著作。对了解当时山水画发展状况，提供了宝贵的文字资料和印证。

人物故事 “痴绝”顾恺之二三事

　　顾恺之的生平经历，我们知道很少，只知道他最初曾在雄踞长江上流的将军桓温和殷仲堪的幕下任过官职，他和桓温的儿子桓玄颇有来往。很受桓温和谢安的赏识。晚年任散骑常侍，六十二岁去世。关于他的生平，保留下来一些小故事。他对一些世俗事物的率真、单纯、乐观、充满真性情的生活态度，就曾经在若干传说故事中被形容为“痴”。但也有一些是形容他的聪明的，所以曾有人说他身上“痴黠各半”。他不只是在绘画艺术方面表现了卓绝的才能，也是一个擅长文学的人。他遗留下来的残章断句中，保存着形容浙东会稽山川之美的“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茏，若云兴霞蔚”的名句。

　　他曾被当时人称为“才绝、画绝、痴绝”。顾恺之的绘画在当时享有极高的声誉。谢安曾惊叹他的艺术是“苍生以来未之有也！”

　　相传，有一年春天，他要出远门，于是就把自己满意的画作集中起来，放在一个柜子里，又用纸封好，题上字，交给一位叫桓玄的人代为保管。桓玄收到柜子后，竟偷偷地把柜子打开，一看里边都是精彩的画作，就把画全部取出，又把空柜子封好。两个月后，恺之回来了，桓玄把柜子还给恺之，并说，柜子还给你，我可未动。等把柜子拿回家，打开一看，一张画也没有了。恺之惊叹道：妙画有灵，变化而去，犹如人之羽化登仙，太妙了!太妙了!（《晋书.文苑。顾恺之传》）

　又有一次，还是他的那位“好”朋友桓玄，非常郑重地对他说：你看，我手中拿的这片树叶，是一片神叶，是蝉用来藏身的，人拿了它，贴在自己的额上，别人就立刻看不见你了。恺之听了特别高兴，而且特别相信。随即把那片叶拿过来，贴在自己额头上。略过了一会儿，桓玄竟然在他面前撒起尿来，恺之不以为怪，反而相信桓玄看不见他了，所以才有如此动作。

　　义熙三年(407)，恺之做了散骑常侍，心里很高兴。一天晚上，在自家院子里，看着明月当空，诗兴大发，于是便高声吟起诗来，他的邻居谢瞻，与他同朝为官，听到他的吟咏，就隔着墙称赞了他几句。好，这一称赞不要紧，恺之一时兴奋，忘了疲倦，一首接一首，一句接一句，没完没了地吟起来。谢瞻隔着墙陪着折腾了一会儿感到累了，就想回屋睡觉，于是就找了一个下人代替他和隔墙的那一位继续折腾。人换了，调变了，恺之不知有变，就这样，一直吟咏到天亮才罢休。

“顾恺之吃甘蔗的理论” 顾恺之爱吃甘蔗。他每次吃甘蔗，都是先从甘蔗尾吃起，慢慢才吃到甘蔗头。这正好和一般人的吃法相反。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吃，顾恺之回答说：“这样吃才能渐至佳境呀！”。

陆探微

陆探微(?—约485)，南朝宋代画家，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一带）人。与东晋顾桤之、南朝梁代张僧繇，被称为“六朝三大家”，加上唐代吴道子，合称“画家四祖”。在中国画史上，据传他是正式以书法入画的创始人。他把东汉张芝的草书体运用到绘画上，可惜今已难再见到他的画迹。

　　陆探微师法顾桤之，擅长人物肖像，以及佛教画，兼工蝉、雀、马等。明帝时任侍从，成为宫廷画家，多为帝王、权贵、功臣、宠姬等写照，有《宋孝武像》、《宋明帝像》、《孝武功臣竹林像》等，无不栩栩如生，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人称所画人物“极其妙绝”，“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凛凛若对神明”，当时推为最工。

　　他画的《文殊降灵图》，共绘人物80个，飞天4个，“神采动人，真稀世之宝”。今天，我们虽然已无法看到陆探微的真迹，但是从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的造像以及敦煌莫高窟北魏时期的某些供像，仍然可以看封他那种秀神情酌艺术形象。浙西甘露寺大殿后尚有陆探微画的菩萨。

　　其作画笔迹周密，号称“密体”，以区别于张僧繇、吴道子的“疏体”。他还吸取前人长处，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独特风格。他绘画线条锐利挺拔、刚劲有力，被后人誉为“笔迹劲利，如锥刀焉”。

　　他吸收王献之书法用笔法，使用一种连绵不断的线条，创造了一种“包前孕后、古今独立”的“一笔画”法，笔势连绵不断，整幅画一气呵成，令人赞不绝口。擅画肖像人物，据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载，他的68幅作品中，肖像画占总数的六分之五，其中又分历史人物肖像和实现人物肖像。

　　南齐高帝萧道成很喜欢他的画，收藏的384卷名画中，把陆探微放在第一位。陆探微所造型的人物形象，被张怀瓘评为“秀骨清象。似觉生动，今人凛凛（1in，畏惧。）若对神明。”这说明艺术感染力是很强的。它概括了当时江南人的那种削瘦型的形象。在敦煌壁画280窟、432窟中的佛和菩萨，均广额、小颐、秀颈，眉宇开朗、清秀俊丽、神情恬淡，可以看出这种风格。他的儿子绥及弘肃，亦善画人物，很有成就，也被誉为“体韵遒举，风彩飘然”。其弟子甚多，较著名的有江僧远，他也是“用笔骨梗”；毛惠远则达到了“纵横逸笔，力道韵雅，超迈绝伦”的程度，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陆探微的生平
　　搜寻史籍，发现有关陆探微的生平活动资料非常少。《历代名画记》中载：“陆探微，上品上，吴人也。宋明帝时，常在侍从，丹青之妙，最推工者。”这是有关陆探微生平正面书写的唯一记载。从中大体可知，陆探微是吴人，即今苏州地区人，南朝宋明帝时的宫廷画家，常在皇帝左右侍奉，在当时画技最高，最谙丹青妙法。

　　但是，有关陆探微在社会生活中体现个人品格的行为举止、言谈风貌则语焉不详。

《南史》中记录他人的两段文字涉及陆探微，如宗炳之孙宗测传载：“鱼复侯子响为江州，厚遣赠送，测曰：‘少有狂疾，寻山采药远来至此，量腹而进松术，度形而衣薜萝，淡然己足，岂容当此横施。’子响命驾造之。测不见。后子响不告而来，奄至所往，测不得已，中褐对之，竟不交言。子响不悦而退。侍中王秀之弥所钦慕，乃令陆探微画其形与己相对，又贻书曰：‘昔人有图画侨、扎，轻以自方耳。’王俭亦雅重之，赠以蒲褥笋席。”

又如晋名士伏玄度之曾孙伏曼容传载：“曼容早孤，与母兄客居南海。……宋明帝好《周易》，尝集朝臣于清暑殿讲，诏曼容执经。曼容索美风采，明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吴人陆探微画叔夜像以赐之。”

这些也仅是说明陆探微是一个画工，既无官职封号，也非出生世家的名士。按照中国史传的著述惯例，只要陆探微有一官半职，在记载中是不会疏漏的。又假设陆探微是位名士，那必定是擅长清谈，交际广泛，在同时代集录此类逸事的刘义庆《世说新语》中怎么会不着一字呢？

与陆探微齐名的另一位大画家东晋顾恺之却不乏记载。顾恺之是一位集才子名士、官衔贵宠于一身的画家。他博学多才，画艺高超，又擅长清谈玄学，故流传典故很多，像《晋书》、《文选》、《世说新语·文学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都有关于顾恺之事迹或其诗文的收录。顾恺之志在诗文书画，虽在军政上无所作为，但从某种意义上看他却是一个成功的政客，终日周旋于上流社会的权臣贵族间，游山玩水，声色犬马，无所不事。他与当时的权贵桓温、殷仲堪、桓玄俱交往甚多，宫闲政事沉浮不定，侍奉的权贵交替灭亡，而顾在官场的地位却始终巍然不动，甚至在桓玄被杀后，还被提升为散骑常侍。

根据对顾恺之这些经历的描述，可以从反面来推断陆探微在那个时代和社会中的基本生存状态。陆探微与顾恺之的最大差别在于顾恺之始终处于社会与文化的中心，而陆探微则在边缘，无论是官场，还是士人占主导的文化圈，对陆探微都没有认同，也许他们根本就没关注他。陆探微只不过是一个技艺高妙的画工，地位卑微，是不可与他们平起平坐的一分子。但一位真正的艺术家终究是以其艺术本身来展现价值与意义的。陆探微在后来的画史中享有盛誉即为明证。

据史料记载观陆探微画风
　　我们对陆探微绘画风格的了解可以说全部是凭借后人的著述。陆探微没有一幅绘画真迹留存至今，所幸是陆的画风对后世影响极大。有幸睹其真容的后人无不怀景仰虔敬之心，并以文字细加描述。从而使我们仍可窥见陆画面貌的基本特征。

　　南齐理论家谢赫首先给予陆探微绘画至高的赞誉，称其画：“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包前孕后，古今独立，非复激扬所能称赞。但价重之，极乎上上品之外，无他寄言，故屈标第一等。”“虽画有‘六法’，罕能尽该。而自古及今，各善一节……惟陆探微、卫协备该之矣。”

显然，在谢赫看来，陆画已远远超越了作品外在形式的完美，直接把握到艺术的内在本体。所谓“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即指能穷尽对象的内在精神气质，达到上乘的理想境界，而非限于表面的描摹刻画，故谢赫将其置于上上品之外，第一品第一人。

同时，谢赫又在总体上认为陆画“六法尽该（赅）”，即因“穷理尽性”而使画面收到“气韵生动”的效果。谢赫这些赞辞具有浓厚的形而上色彩，阅读这段文字也只能让人大致把握陆探微绘画的精神取向，及其达到的理想境界。而其画面的感性形象特征依然模糊。

张怀瓘对陆画的评介，却使人对其绘画风格有了较为清晰的轮廓。张云：“陆公参灵酌妙，动与神会，笔迹劲利，如锥刀矣。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懔懔若对神明，虽妙极象中，而思不融乎墨外。夫像人风骨，张亚于顾、陆也，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

“参灵酌妙，动与神会”依然是形而上的赞誉，“笔迹劲利，如锥刀矣”则为形而下的具体描述，说明陆探微用笔如锥刀入木般刚劲有力度。张怀瓘在这里三次提到“骨”字，对这一概念的阐释可增进我们对陆画画风的理解。

例如文学史上讲“建安风骨”，那是指三曹和建安七子体现在他们作品中的慷慨磊落之气和刚健有力的风格。《世说新语》中对人物品评也常用“风骨”“骨气”“正骨”等词语，如王右军（羲之）谓：“道祖：士少，风领毛骨，恐后世不复见此人。”又注引：“《晋帝纪》曰，羲之风骨清举也。”“王右军目陈玄伯垒块有正骨”，“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

这类“骨”字都是形容一个人清刚而有力感的形象之美：而当“骨”的观念被转用到绘画艺术中来时，表现为骨法用笔方面则是指线条紧密劲利而给人以力度感，以及在此基础上经过作者精神的升华，形成画面总体的“气”。“秀骨清像”一词具有递进式的双层审美内涵，一指人物外在形象上的清秀瘦削之美，一指通过对这一形象刻画所体现的人物内在的清刚、峭拔、智慧超脱的品质。我们认为陆探微绘画的两个主要特征是：一、人物外在形象的清秀瘦削和绘画用笔追求如刀刻般的刚劲有力；二、超越于对外在形式的关注直达理想人格本体的精神层面，所以当人们面对画面时会产生“令人悼慎若对神明”的感觉。

　　陆探微又为塑造合乎理想的典范，在绘画技巧上进行了新的探索。他通过对草书连贯一气的行笔运势特点的敏锐把握和巧思妙琢。将它引人绘画领域，创作出前所未有的“一笔画”法。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论顾陆张吴用笔》中记载：“昔张芝学崔援、杜度草书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书之体势，一笔而成，气脉相通，隔行不断，惟王子敬明其深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其前行，世上谓之一笔书。其后陆探微亦作一笔画，连绵不断，故知书画用笔同法。陆探微精利润媚，新奇妙绝，名高宋代，时无等论。”

到魏晋时期，书法出现重要转折，完成了从注重单一线条、蚕头雁尾式的波折运动的隶书到注重线条的连贯运动的草书的转变，标志了书法艺术本体自律的独立成熟和自由发展。连绵不断、运转灵活自如的线条，不仅开拓了文字多维的空间架构，展现了线条在时间中的延续，而且由于这种自由、灵活、连贯，事实上呈示出书写者主体的审美倾向与精神追求。

所以，张芝的“一笔书”不仅是形态上的，更表现了内在的人格完善因素。陆探微当亦深明其旨，他创作的“一笔画”与张芝的“一笔书”可谓异曲同工。张彦远也由此得出“故知书画用笔同法”的结论。

　　在绘画的题材上，陆画以人物画为主。《唐朝名画录·序》有载：“……陆探微画人物极其妙绝，至于山水草木，疏成而已。且《萧史》、《木雁》、《风俗》、《洛神》等图画尚在人间，可见之矣。”

同时，从《历代名画记》所记录的陆探微的七十余件画迹也可以看出，所画以当时的帝王、功臣、名士肖像为多，也有古圣贤、历史人物、佛教图像以及禽鸟等。

据相关作品观陆探微画风
　　陆探微迄今己无真迹传世，但由于陆氏画风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备受推崇（不仅在南朝，而且直接影响到北朝各种各样的人物造像活动），因此，从现存的那个时代的相关艺术作品中，亦可窥见其画风之端倪。

　　现存作品中，与陆探微关系最大的恐怕要算在江苏南京及丹阳地区发现的墓葬镶拼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共四幅，风格类似，系据同一母本制作。据专家考证，这些墓室墓主均为南齐人。南京西善桥大墓墓主为南齐显贵：丹阳胡桥鹤仙坳陵墓墓主为齐景帝萧道生；丹阳胡桥吴家村的陵墓墓主可能是齐宣帝萧承或齐高帝萧道成：丹阳建山金家村陵墓主可能是齐东昏候萧宝卷或齐和帝萧宝融。画中八人均取坐势，气质神情各不相同，但都具备形象清瘦、削肩细腰、宽衣博带的外型特征，且行笔流利，线条绵密紧劲，与陆氏画风十分相似。

　　据《南史·齐本纪·废帝东昏侯》载：南齐宫廷中即有“七贤”的壁画，陵墓中的“七贤”壁画正是宫廷“七贤”壁画的挪置，反映了当时对于清谈玄学的崇尚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荣启期是春秋时代人，其思想与以嵇康为首的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等“竹林七贤”有相同之处，所以也被一起加以推崇。

　　陵墓年代虽为南齐，但自宋人齐的陆探微曾侍从宋明帝刘彧，刘彧之死距萧道成建齐不过八年，陆探微在南齐影响是极大的，这从南齐谢赫对陆“包前孕后，古今独立”的高度品评中可以知晓。因此，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的粉本来自陆探微的可能性极大，至少亦具有陆氏画风的一些特点。同时，《历代名画记》记录陆探微画过《孝武功臣竹林像》、《荣启期、孔颜图》，对八士都曾实有描绘。

　　观察同期北方的现存实物，从一些人物造像的风格上可以看出与风靡南朝的清秀人物风格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北方当时为少数民族统治，北朝政权与南朝政权隔江对峙，但在文化上却视南方为正宗，尤其在北魏孝文帝拓跋珪进行改革，施行汉化政策，并迁都洛阳后。北朝贵族彻底接受汉化。流行南方的审美风尚自然直接影响北方正在大规模进行的佛教造像及整个画面给人有临风行进之感。其他造像活动。龙门北魏石窟与河南邓县雕刻是呈现这一特征的典范，出现了显著的“秀骨清像”风格的作品。龙门北魏石窟是迁都洛阳后营造，为云冈石窟的继续。它是一切艺术手法汉化以后的杰作。总体造像风格已完全不同于云冈石窟所体现的北方民族勃兴期的豪迈刚健与淳厚庄严的精神气质，而表现为宽衣博带、秀骨清像的风流名士形象和纯净、精巧、纤丽的风格特征。河南邓县雕刻的两幅代表作《出游画像砖》和《战马画像砖》，也是这一风格的典范，人物、马匹都显得瘦削洒脱，雕刻线条劲挺而飘逸，神形兼备。

“形而上学”的审美风尚与陆探微画风
　　晋宋之际，以老庄学说为主的玄学盛行，它以追求理想的人格本体和强调超越尘世的精神永恒性、绝对性为终极目标。以陆探微为代表的具有清瘦倾向的人物画风格，正是与同时代受玄风影响的审美观有直接关联。主要流行在晋宋以清秀、瘦削为美的“秀骨清像”艺术风格，无论从其外在形态还是内在意蕴考察，都具有与这一审美时尚不可分割的情节。“秀骨清像”风格人物造像给人一种远距离、仰观的审美感受，似乎离世俗生活的层面很遥远，让人断绝欲念，产生不了感官刺激和表层愉悦。其人物都为超凡脱俗的冰清玉洁之人，是“大幽之玉女”、“上王之美人”，颇具仙风道骨风范。显然，它给予人的只是一种超越形骸之上的审美感。

　　谢赫《古画品录》云：陆探微绘画“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张怀瓘云：“陆公参灵酌妙，动与神会。”都是一种形而上的审美经验描述。而这种审美经验描述更为广泛地反映在时尚的人物风貌品评中。《世说新语》中有关人物品藻的描述比比皆是，略举数例：

　　“时人目夏候太初明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

　　“稽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官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

　　（以上均引自《容止十四》）

　　这样的描述，确实能让人感受到美，但是却无法让人对所述人物有一个现实感性的形象把握。玄虚优美的语汇，生动形象的比喻，既表达了脱俗的风采，更体现出高妙的智慧和品格，体现出当时人所追求的内在的、本质的形而上审美理想。

　　然而，这一超绝尘寰的审美理想落实到现实的行为，成为竞相仿效的时尚时，却沦为肤浅的、仅仅追求瘦削、苍白、摇摇欲坠的病态美。唐冯贽《云仙杂记》卷四、卷五载：沈约身体很不好，每人只能吃一箸饭，六月天还要戴棉帽，温火炉，不然就会病倒。在《与徐勉书》中，沈约自己也承认：“外观傍览，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综摄。常须过自束持，方可僶俛。解衣一卧，支体不复相关。……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然世人皆以为‘沈腰’。”“一时以风流见称，而肌腰清癯，时语沈郎腰瘦。”又，有“玉人”之誉的美男于卫玠，《世说新语·容止》云：“卫玠从豫章至下都，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玠先有赢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这是审美时尚造成的悲剧。

　　前述《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壁画，画中人物个个形象瘦削，体质赢弱，宽衣博带，姿态潇洒，无疑是反映这一审美时尚的典型作品。

　　陆氏画风在艺术表现上，笔迹劲利，讲求骨气、刚性之美，亦与当时的审美风尚相关。前文所引“顾得其神”、“陆得其骨”，正是指陆探微绘画既得线条的力度之美，又得表征内在生命的“气”的刚性之美。

维摩诘的影响
　　维摩诘是汉末传入中国的佛经《维摩诘经》中的主人公，维摩诘是梵文的音译，意译“净名”或“无垢”。他是毗耶离城中一位现身说法、辩才无碍的在家居上，不仅佛理精深搏大，“智度无极”，且神通广大，与佛不相上下。《维摩诘经》大约在东汉末年传入中国，汉灵帝中平二年（185）严佛调首先译出《古维摩诘经卷》，从汉末到东晋百余年间出现了四十个译本，可见此经风靡一时。鲁迅在研究六朝文化时曾指出，南北朝时期，十人都有三件小玩意，其中之一就是《维摩诘经》。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就都画过维摩洁像。

　　维摩洁对士人影响主要表现在外在仪容和智慧风采方面。《维摩诘经》中说维摩诘为方便度众而现出疾病之容，释迎牟尼派遣大弟子舍利佛、弥勒菩萨等前往问疾。竟然都因害怕维摩诘的辩才而不敢前往。后来，维摩诘与释迪牟尼派来的文殊师利以疾病为题，论说佛法，“天花乱坠，妙趣横生”。其中以维摩诘与文殊师利论说“人不二法门”境界的对话为最精彩、最具代表性。文殊说：“如我意者，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示无识，离诸问答，是为人不二法门。”又问维摩诘：“我等各自说完，仁者当说，何等是菩萨人不二法门。”时维摩诘默默无语，文殊师利叹曰：“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人不二法门。”“说是人不二法门品时，于此众中五千菩萨，皆人不二法门得无生法忍。”

　　在这段对话中，维摩诺用“默默无言”来显示理极义远的“人不二法门”佛理，也只有大智如文殊菩萨才能够领会。由此，“默默无言”的姿态成为维摩居士智慧的象征。晋宋推崇维摩诘之士人自然纷纷仿效，刻意追模。《世说新语·文学篇》有典型记载：“支道林造《即色论》、论成，示王中郎，中郎都无言。支曰：‘默而识之乎？’王曰：‘既无文殊，谁能见赏？’”显然，王中郎是以维摩诘自诩。

　　正因为《维摩诘经》中体现的维摩居士所具的“清羸示病”的容仪，辩才无碍的智慧，潇洒脱俗的风度，与当时士大夫逃避现实、清谈玄学的个性相符合，从而使他们大为倾倒，奉之为美的理想典范。

　　同时，需指出维摩之所以成为士人理想的参照性人物，还在于生活世俗化方面与士大夫具有一致性。维摩诘居士，身居闹市，资产无量，有妻子儿女，结交权贵，生活奢侈放荡。这与居高官、享厚禄、蔑礼法、乐逍遥的门阀士族生活极为贴切，为他们在物欲享受与精神超越两方面共同拥有，找到了一个理由充足的借口，使他们在心与物之间能运转自如，两不耽误。

　　首次在艺术上表现“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的维摩诘形象的顾恺之，就是一位“维摩诘式”的人物。一方面他博学多才，擅长清谈玄学，兼善丹青；另一方面，顾恺之也是混迹官场、追求声色犬马之徒。所以，顾恺之首创清羸、瘦削的维摩形象亦为其品性之必然。

　　至于陆探微，从现存史料推断，在行为举止、文学才能上不大可能如顾恺之那样超群瞩目，但在艺术表现上，却具有天才的资质禀赋。《历代名画记》卷二《论传授南北时代》说他“师于顾恺之”，而达到了极高的艺术造诣，此书卷六记录的陆探微画作中有《阿难维摩图》这一事实，至少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维摩诘是一个在当时社会中备受关注的形象，既然如此，维摩诘这一士人心目中的偶像所代表的审美理想、精神品格、仪容风范也自然地对艺术家的创作发生影响。

集评:
　　齐　谢赫：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包前孕后，古今独立。非复激扬所能称赞，但价重之极乎上上品之外，无他寄言，故屈标第一等。（《古画品录》）
　　唐　李嗣真：“亡地寄言，故居标第一。”此言过当。但顾长康之迹，可使陆君失步，荀勗绝倒。然则称万代蓍龟衡镜者，顾陆同居上品第一。（《续画品录》）
　　唐　张怀瓘：顾陆及张僧繇，评者各重其一，皆为当矣。陆公参灵酌玅，动与神会。笔迹劲利，如锥刀焉，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懔懔若对神明。虽玅极象中，而思不融乎墨外。夫象人风骨，张亚于顾陆也。（《画断》）
　　唐　朱景玄：前朝陆探微屋木居第一，皆以人物禽兽，移生动质，变态不穷，凝神定照，固为难也。故陆探微画人物极其妙绝，至于山水草木，粗成而已。且萧史、木鴈、风俗、洛神等图画，尚在人间，可见之矣。近代画者，但工一物，以擅其名，斯即幸矣。惟吴道子天纵其能，独步当世，可齐纵于顾陆，又周昉次焉。（《唐朝名画录》）
　　唐　张彦远：昔张芝学崔瑗杜度草书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之体势，一笔而成，气脈通连，隔行不断。惟王子敬明其深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其前行，世上谓之一笔书。其后陆探微亦作一笔画，连绵不断，故知书画用笔同法。陆探微精利润媚，新奇妙绝，名高宋代，时无等伦。（《历代名画记》）
　　元　汤垕：陆探微与恺之齐名，余平生只见其《文殊降灵》真迹，部从人物，共八十人，飞仙四，皆各有妙处。内亦有番僧，手持髑髅盂者，盖西域俗然。此卷行笔紧细，无纤毫遗恨，望之神彩动人，真希世之宝也。张彦远谓风神遒举，笔力顿挫，一点一拂，动觉新奇。非虚言也。（《画鉴》）
　　清　方薰：衣褶纹当以画石钩勒笔意参之，多笔不觉其繁，少笔不觉其简。皴石贵乎似乱非乱，衣纹亦以此意为妙。曾见海昌陈氏陆探微天王褶如草篆，一袖六七折，却是一笔出之，气势不断，后世无此手笔。（《山静居画论》）

谢赫

谢赫（公元479—502年），中国南朝齐梁间画家，绘画理论家。事迹不可考。善作风俗画、人物画.著有《古画品录》，为我国最古的绘画论著。评价了3世纪至4世纪的重要画家。提出中国绘画上的“六法”，成为后世画家、批评家、鉴赏家们所遵循的原则。

　　《古画品录》首先提出绘画的目的是：“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这就是指出了：通过真实的描写收到教育的效果。这一理论认识的出现是进步的现象。

　　他提出绘画的“六法”是：一、气韵生动，二、骨法用笔，三、应物象形，四、随类赋彩，五、经营位置，六、传移模写（或作“传模移写”）。“

“六法”是古代绘画实践经，提高为理论的。关于“六法”，过去存在着若干混乱的看法。或有意的加以神秘化，例如说：五法可以学，而气韵只能先天的。或者用气韵生动否定其余诸法的必要性，而流为形式主义的掩护。或者把“六法”当作创作实践的技法，用以证明古人的写实技法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诸如此类混乱的看法，都有待用历史观点加以澄清。

　　谢赫的“六法论”之重要，乃在于他作了这一整理集中的工作。虽然“六法”之间的正确的科学的逻辑的关系没有完全明确起来，然而由于反映了绘画艺术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完整的认识，而此认识既肯定了根据对象造型的必要性，也提出了理解对象内在性质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笔墨是表现对象的手段。

《古画品录》的大部分文字是谢赫评论曹不兴以及他同时代的二十七个画家的作品。他在评论中，把画家分成六品，即六个等级。这一方面也是当时对人品评所采用的方法。对人的评论以精神气质、风度为标准。所以这一分别等第的方法，和“气韵生动”的概念，都和当时评论人的风气有关系的。除画品以外，当时还有《诗品》、《棋品》等，都是借用了评论人物分别等第的方法。谢赫《古画品录》中对于画家的评论的重要意义也在于保留了可贵的史料。在他之后有陈朝姚最的《续画品》，唐朝李嗣真的《后画品》，僧彦悰的《后画录》，这就开始了中国绘画史的最早的著述，至唐代，由张彦远汇集成《历代名画记》。

　　谢赫的《古画品录》是中国绘画史上举足轻重的传世之作。他在书中品评了前代27位画家的作品，几乎是中国画创作历史上的第一次系统性总结。其中他提出的“六法”论尤为精彩，对中国古代绘画创作的影响极为深远。

　　
六法论为中国古代美术品评作品的标准和重要美学原则。“六法”最早出现在南齐谢赫的著作《画品》中。六法论提出了一个初步完备的绘画理论体系框架——从表现对象的内在精神、表达画家对客体的情感和评价，到用笔刻画对象的外形、结构和色彩，以及构图和摹写作品等，总之创作和流传各方面，都概括进去了。自六法论提出后，中国古代绘画进入了理论自觉的时期。后代画家始终把六法作为衡量绘画成败高下的标准。宋代美术史家郭若虚说：“六法精论，万古不移”（《图画见闻志》）。从南朝到现代，六法被运用着、充实着、发展着，从而成为中国古代美术理论最具稳定性、最有涵括力的原则之一。

　　谢赫的六法论是怎样论述的，历代又是怎样理解与发展的，这需要对原文进行必要的释义。谢赫原文和古代的辗转传抄是不标点断句的，后人点句不同，六法的意思也就有了一些区别。但不论哪种点句法，所包涵的基本内容却是大体一致的。

　　对六法原文的标点断句，一般是“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这种标法主要是根据唐代美术理论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记述：“昔谢赫云：画有六法：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象形，四曰随类赋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移模写。”今人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论及这段文字，认为应作如下读法，方才符合谢赫原意与古文法：“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

气韵生动
　　“气韵生动”或“气韵，生动是也”，是指作品和作品中刻画的形象具有一种生动的气度韵致，显得富有生命力。气韵，原是魏、晋品藻人物的用词，如“风气韵度”、“风韵遒迈”等，指的是人物从姿态、表情中显示出的精神气质、情味和韵致。画论中出现类似的概念，首先是用以衡量画中人物形象的，后来渐渐扩大到品评人物画之外的作品，乃至某一绘画形式因素，如说“气韵有发于墨者，有发于笔者”（张庚《浦山论画》）、“气关笔力，韵关墨彩”（黄宾虹《论画书简》）。这已不是谢赫原意，而是后代艺术家、理论家根据自己的体验、认识对气韵的具体运用和新的发展。气韵与传神在说明人物形象的精神特质这一根本点上是一致的，但传神一词在顾恺之乃至后人多指人物的面部尤其是眼睛所传达的内在情性，而气韵则更多的指人物的全体尤其姿质谈吐所传达的内在情性，或者说内在情性的外在化。在谢赫时代，气韵作为品评标准和创作标准，主要是看作品对客体的风度韵致描绘再现得如何，而后渐渐涵容进更多主体表现的因素，气韵就指的是作为主客体融一的形象形式的总的内在特质了。能够表现出物我为一的生动的气韵，至今也是绘画和整个造型艺术的最高目标之一。

骨法用笔
　　“骨法用笔”或“骨法，用笔是也”，是说所谓骨法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笔法。“骨法”最早大约是相学的概念，后来成为人们观察人物身份和特征的语言，在汉、魏很流行。魏、晋的人物品藻，除了“风韵”一类词外，常用的就是“骨”、“风骨”一类评语。“骨”字是一个比喻性的概念，“骨”、“骨力”乃借助于比喻来说明人内在性格的刚直、果断及其外在表现等。书论上用“骨”字，如“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笔阵图》）等，指的是力量、笔力。绘画评论中出现“骨”始于顾恺之，如评《周本纪》：“重叠弥纶有骨法”；评《汉本纪》：“有天骨而少细美”等。这里的“骨法”、“天骨”诸词，还和人物品藻、相学有较多的联系，指所画人物形象的骨相所体现出的身份气质。谢赫使用“骨法”则已转向骨力、力量美即用笔的艺术表现了。当时的绘画全以勾勒线条造型，对象的结构、体态、表情，只能靠线的准确性、力量感和变化来表出。因此他借用“骨法”来说明用笔的艺术性，包涵着笔力、力感（与书论“善笔力者多骨”相似）、结构表现等意思在内。这可以由“用笔骨梗”、“动笔新奇”、“笔迹困弱”、“笔迹超越”诸论述中看出。谢赫之后，骨法成为历代评画的重要标准，这是传统绘画所特有的材料工具和民族风格所必然产生的相应的美学原则，而它反过来又促进了绘画民族风格的完美发展。

应物象形
　　“应物象形”或“应物，象形是也”，是指画家的描绘要与所反映的对象形似。东晋僧肇说“法身无象，应物以形”，是说佛无具体形象，但可以化作任何形象，化作任何相应的身躯。对于画家来说，应物就是刻画出对象的形态外观。这一点，早于谢赫的画家宗炳就以“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画山水序》）”加以说明了。在六法中，象形问题摆在第三位，表明在南北朝时代，绘画美学对待形似、描绘对象的真实性很重视。但又把它置于气韵与骨法之后，这表明那时的艺术家已经相当深刻地把握了艺术与现实、外在表现与内在表现的关系。后代的论者有的贬低形似的意义，有的抬高它的地位，那是后人不同的艺术观念在起作用，在六法论始创时代，它的位置应当说是恰当的。

随类赋彩
　　“随类赋彩”或“随类，赋彩是也”，是说着色。赋通敷、授、布。赋彩即施色。随类，解作“随物”。《文心雕龙·物色》：“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这里的“类”作“品类”即“物”讲。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随色象类，曲得其情”。随色象类，可以解作彩色与所画的物象相似。随类即随色象类之意，因此同于赋彩。

经营位置
　　“经营位置”或“经营，位置是也”，是说绘画的构图。经营原意是营造，建筑。谢赫借来比喻画家作画之初的布置构图。“位置”作名词讲，指人或物所处的地位；作动词，指安排或布置。谢赫说毛惠远“位置经略，尤难比俦”，是安置的意思。唐代张彦远把“经营位置”连起来读，“位置”就渐被理解为动宾结构中的名词了。他说“至于经营位置，则画之总要”，把安排构图看作绘画的提纲统领。位置须经之营之，或者说构图须费思安排，实际把构图和运思、构思看作一体，这是深刻的见解。对此，历代画论都有许多精辟的论述。

传移模写
　　“传移模写”或“传移，模写是也”，指的是临摹作品。传，移也；或解为传授、流布、递送。模，法也；通摹、摹仿。写亦解作摹。　　绘画上的传移流布，靠的是模写。谢赫亦称之为“传写”：“善于传写，不闲其思”——其实早在《汉书·师丹传》中就有了“传写”二字：“令吏民传写，流传四方。”把模写作绘画美学名词肯定下来，并作为“六法”之一，表明古人对这一技巧与事情的重视。顾恺之就留下了《摹拓妙法》一文。模写的功能，一是可学习基本功，二是可作为流传作品的手段，谢赫并不将它等同于创作，因此放于六法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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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月紫痕(热心会员)

沙发 2010-07-26

张僧繇

个人概述
　　张僧繇(yóu )，梁武帝（萧衍）时期的名画家，吴中（今江苏苏州）人，一说为吴兴（今浙江湖州）人，生卒年不详。梁武帝天监（502年 - 519年）中为武陵王国侍郎、直秘阁知画事，历任右军将军、吴兴太守。擅写真、顼道人物，亦善画龙、鹰、花卉、山水等。擅作人物故事画及宗教画，时人称为超越前人的画家。梁武帝好佛，凡装饰佛寺，多命他画壁。所绘佛像，自成样式，被称为“张家样”，为雕塑者所楷模。

张僧繇是南朝梁时代时绘画成就最大的人。他与顾恺之、陆探微以及唐代的吴道子并称为「画家四祖」。张僧繇擅长描写人物面貌，梁武帝因为思念出外担任各州的诸皇子们，便命令张僧繇为各个皇子们画人物像，画得样子维妙维肖，见图就好像见诸皇子们。

张僧繇吸收了天竺等外来艺术之长处，在中国画中首先采用凹凸晕染法，画出的人物像和佛像栩栩如生，传神逼真。张僧繇的绘画真迹，目前已无从得知，唐代梁令瓒临摹他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倒还流传在世。从影印本看，作者是以细画见长。这虽不能使张僧繇的艺术特徵完全再现，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原作的某些特点，对研究张僧繇的技法风格，仍不失为现在所能有的唯一资料。

　张僧繇一生苦学，“手不释笔，俾夜作昼，未栾倦怠，数纪之内，无须臾之闲。” 张僧繇的作品有《二十八宿神形图》、《梠武帝像》、《汉武射蛟图》、《吴王栠武图》、《行道天王图》、《清溪宫氠怪图》、《摩纳仙人图》、《醉僧图》等，分别著录于《宣和画谱》、《历代名画记》、《贞观公私画史》。已无真迹流传，仅有唐代梁令瓒临摹他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还流传在世（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不过从画面上看。张僧繇的画貌并不明显，张氏绘画的很多精妙技艺，像点曳斫拂、简笔、凹凸法都无从辨识。只是画神人之体态、面目、衣饰倒还有僧繇‘诡状殊形’、‘奇形异貌、殊方夷夏，皆参其妙’的特色。”

画风
　　顾、陆及以前的中国人物画表现都是通过线条来完成，线条的完美是画面成功的《五星二十八宿神行图》唯一保障，这种状况到张僧繇时逐渐发生了变化，线条是画面完成的重要因素，但不起决定作用。画家已不满足于仅仅通过“连绵不断”的周密线条所达到的“精利润媚”效果，而是要创造性地采用新的方法。

《历代名画记》卷二载张僧繇潜心揣摩卫夫人书法，“点曳斫拂”依卫夫人《笔阵图》，“一点一画，别是一巧，钩戟利剑森森然”。张僧繇引书法用笔中的“点、曳、斫、拂”等方法入画，这大大丰富了中国画的技法，同时也给画面带来了新的形式。“张、吴（道子）之妙，笔才一二，象已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为与顾、陆紧劲绵密的一笔画相区分，张僧繇的这种画法被称作“疏体”。从此，一种新的双向论画规范建立了，它是对以前绘画原则的丰富与拓展：“若知画有疏密二体，方可议乎画”，这种新原则、新规范的确立，张僧繇功不可没。

　张僧繇对绘画的另一大贡献是吸收天竺（今印度）佛画中的“凹凸花”技法。“（大同三年）置一乘寺，西北去县六里……寺门遍画凹凸花，代称张僧繇手迹，其花乃天竺遗法，朱及青绿所成，远望眼晕如凹凸，就视极平，世咸异之，乃名凹凸寺”。所谓凹凸画法，就是现在所说的明暗法、透视法，这在中国本土绘画中是没有的，这种方法对于形体的空间塑造有很大帮助，能使画面具有立体感，收到逼真的效果。

　大竺的凹凸画法传入，与印度佛教在汉末进入中国，至梁佛法大兴有关。佛教兴盛，同时输入的佛经图像被大量转释、翻摹。张僧繇作为一个高超的佛画家很快便注意到了天竺绘画这一神妙之处，而加以吸收，从而为中国人物画的发展增添了奇光异彩。《宣和画谱》卷《张僧繇调》：“僧繇画，释氏为多，盖武帝时崇尚释氏，故僧繇之画，往往从一时之好。”

　张僧繇所画佛像“面短而艳”的“张家样”式，是与其他人物画大家进行区分的明显标志。在此以前张怀瓘就认为：“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得其肉”即指僧繇之画，人物形体丰腴美艳，这种形象的出现与整个社会的审美风尚转变密切相关。“张家样”对后世影响很大，梁以后，张的风格成为二百多年间的主流画风。据《历代名画记》卷二《论师资传授南北时代》记载，隋唐很多著名画家都追随张僧繇，被称为百代画圣的吴道子，也一直被公认为师自张僧繇。《宣和画谱》卷《道释一》载，唐阎立本也是远师张僧繇，“立本尝至荆州，视僧繇画，曰：‘定虚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犹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无虚士。’坐卧观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是犹欧阳询之见索靖碑也。”

　　张僧繇的绘画真迹，目前已无从探知。唐代梁令瓒临摹他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倒还流传在世（现在日本）。不过从画面上看。张僧繇的画貌并不明显，张氏绘画的很多精妙技艺画龙点睛的张僧繇，像点曳斫拂、简笔、凹凸法都无从辨识，或许是因为临摹者未能得其真迹拓写所致。只是画神人之体态、面目、衣饰倒还有僧繇“诡状殊形”、“奇形异貌、殊方夷夏，皆参其妙”的特色　　以张僧繇为代表的“面短而艳”人物造像风格，在齐梁间逐渐取代以顾、陆为代表的“秀骨清像”风格，到南朝后期已盛行于大江南北。但从美术史的角度考察，这仍是一个形成的基础期，真正的繁荣昌盛，在艺术上达到顶峰当在唐代。丰满艳丽、雍容华贵的泱泱大唐风范才是这一风格的成熟形态。是否可以说，没有张僧繇“面短而艳”的人物造像风格的奠定，就不可能达到唐朝雍容大度、丰满健康、蓬勃向上的人物造像顶峰。顾陆相去已远，张僧繇是对隋唐影响最大的画家。

艺术成就
　张僧繇最主要的艺术成就，就在于他创造了独具风格的疏体画法，突破了从顾恺之、陆探微以来密体画法为惟一技法的局面。

张僧繇不仅是人物画大家，同时也是多能的，涉猎题材广泛。张僧繇所创作的人物绘画风貌，对南北朝后期和隋唐两代的绘画艺术，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他在我国人物绘画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作用，他与顾恺之、陆探微、吴道子被后世并称为古代的四大画家或画家四祖。

张僧繇的绘画艺术，是在继承传统艺术和借鉴外来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善于吸收传统艺术的优点，融合成为自己的东西，这是张僧繇成功的发挥艺术才能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他还善于向其他艺术门类借鉴，如他的“点、曳、斫、拂”四个基本技法，是从卫夫人的《笔阵图》中得到的启发，是书法艺术在绘画艺术上创造性的运用。

张僧繇接受外来艺术形式，伴随宗教思想而来的，也输入了外来的绘画艺术。张僧繇在艺术形式上受到这些外来影响，也是很自然的，从张僧繇作品的画题里可以看到有描写胡僧、番奴形象的《扫象图》，也有属于肖像画的《二胡僧图》。这不但表明他与外域使者的往来频繁而且意味着张僧繇还通过他们来丰富佛教画艺术形象的创造。

张僧繇在艺术修养上是有坚实的基础的，张僧繇最主要的艺术成就，就在于他创造了独具风格的疏体画法，突破了从顾恺之、陆探微以来密体画法为惟一技法的局面。疏体的形成，为我国绘画艺术奠定了疏与密的两种表现手法的基石。疏体画的特点，张彦远指出：“张僧繇点、曳、斫、拂，依卫夫人《笔阵图》，一点一画，别是一巧。钩戟利剑森森然。”又说：“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这与密体的“紧劲联绵，循环超忽”，“笔意俱周”有很大不同。这是张僧繇与顾恺之、陆探微在处理“意”与“笔”的关系上的不同造诣，因而得出不同的风格。唐人《画断》中说张僧繇“笔才一二，而像已应焉”。道出了他运用疏体在艺术上取得的高度成就。

张僧繇绘画艺术上的成就，历来画史上一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的作品也为收藏家极端重视。在唐代，衡量一个收藏家的标准，甚至有“凡人见藏蓄，必当有顾、陆、张、吴著名卷轴，方可言有图画”的提法。张僧繇在历史上的地位，是顾恺之、陆探微以后的第一人，后来一致公认顾、陆、张、吴为“四大画家”。他们确认张僧繇具有“思若涌泉”的艺术创造力和“万类皆妙”多方面的艺术才能。

审美世俗
　　张僧繇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绘画体系完善的时代，也是印度佛教艺术在中国广为流传的时代，人们要以民族本土的艺术精神去接受和改造外来的艺术样式，要进一步发展民族绘画，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任何一个有成就的大艺术家，都不可能不完成这一时代所赋与的艺术创作使命。张僧繇正是在这两方而都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代表，他继承了顾悄之所提出的“传神论”，他把“阿堵传神”的具体理论用在了一切绘画形象的创造中。

　　如果说顾恺之在强调“阿堵传神”时还主要局限于人物神态的表达上，而张僧繇则把这一特定的理论发展到了对艺术形象的创造上，对于一种民族文化中“人心营构之象”的龙，他也能通过生动而高超的描绘，使之产生了生命，使之能在“画龙点睛”之后“破壁而飞”。

　　另一方面，张僧繇在吸收外来佛画或改造外来佛画上也作出了较大的成就。根据画《五星二十八宿神行图》史记载，张僧繇是一个极其勤奋的画家，他对待绘画创作达到了昼夜不息、手不释笔的地步。他又有高超的绘画技巧与状物传神的能力，梁武帝曾派遣他为请王子画像，其画能使梁武帝“览之若面”而慰其思子之心。著名美术史家张彦远也说他“笔才一二，而像已应焉”。因此，他在接受改造外来佛画时能大胆落笔一采用新法。他曾在南京一乘寺，用外来佛画的画法绘出有立体效果的所谓“凹凸花”，使观看的人能从远处看有凹凸起伏的感觉，而“近视即平”，让当时的善男信女们感到惊异新奇。他还敢将孔子像与佛像并列着画到天皇寺内，让中国圣贤进人佛门圣地，满足了民族心理对外来文化认同的平衡。同时，他在形象的创造中广为接受佛画题材，古今人物、山川草木、神灵怪异、外方风物等等，他都能绘声绘色，创造出各种新奇画面。在用笔上，张僧繇坚持中国画的传统，将中国书法中的各种用笔借用到绘画创作之中。如果说顾消之在创造“描”法时有意识地摈弃了书法中的笔法，那么，张僧繇在发展“描”法的同时则有意识地吸取了书法中的笔法。

　　西晋时期，中国出了个有名的书法家卫夫人，她是书圣王羲之的老师，曾写过一篇著名的书法理论著作《笔阵图》，其中分析了书法中不同的笔法。张僧繇在绘画创作中仔细研究了这部著作，点、曳、斫、拂等笔法，均依卫夫人《笔阵图》的要求，一点一画，别是一巧。这样，又使得新奇的形象能在有民族特色的技巧之中获得更广泛的认同。由于他有了这些成就，故而他的画受到了上下一致的赞赏。张僧繇所处之世，正是佛教广为流传并逐渐完成中国化历程的关键时期，官导民倡，使得佛教宗派林立，梁武帝又崇佛成癖，他修饰佛寺，多命张僧繇主持。

　　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张僧繇的画能最广泛地受到各方面、各阶层的赞赏，使他的画成为一种时代文化的表率得到广泛的认可，这是不足为奇的。由于时代远久，可确指为张僧繇所作的传世作品已不复存在了，目前流传于日本的一幅宋代人摹本《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图》，有不少学者认为其原本可能取自于张僧繇的佛画范本。实际上，在中国许多古代石窟壁画中，那些来自南北朝时期的各类典型形象，都隐藏着张僧溢的绘画影子，受到了他的影响，他所绘制的佛画中，宫女面短而艳，为天人相，武士须发如神，这类典型形象在许多唐代壁画中仍是最主要的形象之一。后人把张僧繇也尊为“画家四祖”之一，所谓画家四祖，是指东晋时期的著名画家顾恺之与他的学生陆探微，南朝画家张僧繇及唐代画家吴道子。在四祖中，张僧繇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历代文献中，著录了他所画的23处寺庙壁画遗迹，也记载了他那日稀的传世画著及与日俱增的深远影响。唐代最著名的雕塑家杨惠之与画圣吴道子，《五星二十八宿神行图》都直接继承了他的风格。唐代有歌谣；“道子画，惠之塑，传得僧砾神笔路”中肯地道出了这一点。张僧繇以他那画龙点睛的神笔，永远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册中占据着光荣的一席。

集评
　　陈　姚最：张僧繇善图塔庙，超越群工。朝衣野服，今古不失。奇形异貌，殊方夷夏，实参其玅。俾昼作夜，未尝厌怠；惟公及私，手不停笔。但数纪之内，无须臾之闲。然圣贤矖瞩，小乏神气，岂可求备于一人。虽云晩出，殆亚前品。（《续画品》）
　唐　李嗣真：顾陆已往，郁为冠冕，盛称后叶，独有僧繇。今之学者，望其尘躅，如周孔焉，何寺塔之云乎？且顾陆人物衣冠，信称绝作，未睹其余。至张公骨气奇伟，师模宏远，岂唯六法精备，实亦万类皆妙。千变万化，诡状殊形，经诸目，运诸掌，得之心，应之手。意者天降圣人，为后生则。何以制作之妙，拟于阴阳者乎？请与顾陆同居上品。（《续画品录》）
　　唐　张怀瓘：姚最称：“虽云后生，殆亚前品。”未为知音之言。且张公思若涌泉，取资天造。笔才一二，而像已应焉。周材取之，今古独立。（《画断》）
　唐　张彦远：张僧繇点曳斫拂，依卫夫人笔阵图，一点一画别是一巧，钩戟利剑，董其昌《仿张僧繇山水卷》森森然，又知书画用笔同矣。（《历代名画记》）
　　宋　陈师道：阎立本观张僧繇江陵画壁曰：“虚得名尔。”再往曰：“犹近代名手也。”三往于是寝食其下，数日而后去。夫阎以画名一代，其于张，高下间耳，而不足以知之。世之人强其不能而论能者之得失，不亦疏乎？（《后山谈丛》）　　明　徐沁：龙之为物，灵奇变化，张僧繇画成点睛，会当飞去，固不可杂于凡类。（《明画录》）

历史记载
　　1、江陵天皇寺，明帝置，内有柏堂，僧繇画卢舍那佛像及仲尼十哲。帝怪问，释门内如何画孔圣。僧繇曰：“后当赖此耳”，及后因灭佛法，焚天下寺塔，独以此殿有宣尼像乃不曾毁拆。（《历代名画记》卷七）
　　2、金陵安乐寺四白龙，不点眼睛，每云：“点睛即飞去。”人以为妄诞，固请点之，须臾雷电破壁，两龙乘云腾去上天，两龙未点眼者现在。（《历代名画记》卷七）唐代梁令瓒《五星二十八宿神行图》
　　3、润州兴国寺苦鸠鸽栖梁上污尊容，僧繇乃东壁上画一鹰，西壁上画一鹞，皆侧首向檐外看，自是鸠鸽等不复敢来。（唐人张旌鷟《朝野佥载》）
　　4、又画天竺二胡僧，因候景乱，散拆为二。后一僧为唐右常侍陆坚所宝。坚疾笃，梦一胡僧告云：“我有同侣，离诉多时，今在洛阳李家，若求合之，当以法力助君。”陆以钱帛果于其处购得，病乃愈。刘长卿为记述此事。（《历代名画记》卷七）

画龙点睛的传说

　　有一年，张僧繇在金陵安乐寺的墙壁上，画了四条龙。这些龙画得维妙维肖，栩栩如生，好像活的一样。游人纷纷前来观看，赞不绝口。但是，大家觉得美中不足的是，这四条龙都没画上眼睛。於是，大家请求张僧繇把龙眼睛点上。张僧繇说：「如果画上眼睛，龙就会飞走的！」他这话人们认为很荒唐，根本不可相信，就一再要求他给龙点睛。大家一再要求，他推辞不下只好挥舞画笔，把其中两条龙的眼睛画上。刚刚画完，只见雷鸣电闪，风雨交加，两条巨龙撞毁墙壁，腾云驾雾，凌空画龙点睛而起，飞向天空去了。没有画上眼睛的那两条龙，依然留在墙壁上。于是后来“画龙点睛”这个成语用来比喻讲话或写文章画画时，一两句关键的话（画）会使它们立刻生动起来

萧绎

梁元帝萧绎，萧衍第七子，初封湘东郡王，后任侍中、丹阳尹。普通七年 (526)出任荆州刺史,都督荆、梁元帝湘、郢、益、宁、南梁六州诸军事,控制长江中上游。曾做过将军、太守、刺史等官职，公元552年登基做了皇帝，称梁元帝。梁元帝不但治国有方，而且还完成了大量学术著作，如《孝德传》、《忠臣传》、《注汉书》、《周易讲疏》、《老子讲疏》、《全德志》、《江州记》、《贡职图》等。《梁书·元帝本记》称赞他：“博览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思敏捷，无人能和他相比。”

萧绎其人，也算列位亡国皇帝的一个，他本应该在历代亡国之君中享有更高地位，至少比起他一生的所作所为，其在历史上的人气还是略显单薄了些，比起隋炀帝、南唐后主这些大名鼎鼎之辈，他简直处于被历史遗忘的角落，至今甚少为人所知。

　　萧绎是个极其复杂的人物，“才子皇帝，表里不一”，也许是对他不太准确的一句总评。他的一生算不上太曲折，人生前四十年作为皇子养尊处优，呆在华屋高墙之内除了读书著作，写诗作画，没有在史书上留下太多痕迹。但在人生的最末期，他借助“侯景之乱”的机遇走上历史前台，登极为帝，却做出很多被后人所诟病的举动。

　　在侯景之乱中，他拥具实力却坐观国祸不理，暗藏私心，首先残忍地将对他登基为帝构成威胁的兄弟子侄逐个消灭，等到老父亲梁武帝被外贼活活饿死之后才发兵勤王。他一生勤奋读书，并辛苦聚书四十余载，收集起古代罕见的十四万卷之多的图书，在自己登上皇位之后，却再度与北方的西魏产生矛盾，招来强敌寇境。失败之余，他命人将这十四万卷的图书焚烧个一干二净，说“读书太多，以致有今日之祸”，引发中国历史上续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最大的文化破坏事件，可以说是中华文明遭受巨大破坏的千古罪人。

　　生活中他是一个相当失败的人，作为普通人的他，因从小一只眼睛瞎掉，生理上的缺陷令他背负沉重的心理负担，屡屡因为独眼猜忌别人，与人发生不快。

　　作为人子，他躬行孝道，不但身体力行执行，而且著书阐明自己的孝道观念，极力向后世的人们摆明自己孝顺的嘴脸，他本人死后也被赠与“孝元”皇帝的谥号。但他在父亲晚年做出种种“大逆不道”之举。

　　作为人夫的他，夫妻生活极不美满，他的妻子徐妃是为历史上著名的“徐娘半老”典故里面的那个徐娘。徐娘做事大胆出格，屡屡用化“半面妆”的方式来讽刺他的一只眼，并且与人私通，将绿帽戴到了身为皇帝的萧绎头上，这真可谓是中国历史最高“级别”的一顶绿帽。

　　作为人父，他将对结发妻子的怒气迁到儿子身上，伦常紊乱随之而来的自然是家庭悲剧。到了晚年他先后丧失五个儿子，白发人送黑发人，令其悲痛欲绝。

　　作为别人的亲兄弟亲骨肉，他以文人彬彬之外表，做出极端残忍之举动，将对他登极皇位可能构成威胁的兄弟子侄一一诛杀。古往今来为了皇位争夺而骨肉相残者或许并不鲜见，但像他这般身份与手段之不般配，言语与做法之不一致者，绝对是空前绝后的一人。“父子兄弟之恩”，到他这边，“可谓绝矣”（大儒王夫之语）！

　　作为皇帝的他，登基时间前后不超过三年，比起将好好一个强盛的国家活活折腾到灭亡的隋炀帝，似乎不必对亡国负有全责。但由于其所犯下的错误，不是亡国之君也变成了亡国之君。他在平定侯景之乱中虽显梁元帝示了一定的政治手腕和军事能力，但很快又与强大的邻国西魏发生不快，在处理外交关系时犯下极端愚蠢的错误，让对手找到借口出兵。在抵抗过程中，敌人大兵压境，数万军队正团团围困住城池之际，萧绎为了显示其文人本色，卖弄儒雅，不忙于组织抵抗，居然还有闲情与臣下一起讲解《老子》。

　　这种伪装的镇定很快被残酷的战争彻底击得粉碎。不久之后，南梁帝国的国都告破，萧绎身死国灭，江陵数十万百姓或成萧绎的陪葬品，或被掠入关中从此一生为奴，曾经繁盛一时的萧梁王朝也被南朝最后一个朝代陈所取代。

　　萧绎在登皇位之前作为皇子，在太平盛世时代，不贪慕醉生梦死的贵族生活，十分勤奋辛苦地读书、著书，即便因一只眼瞎不能亲自捧书观阅也要令书僮读给他听，彻夜不停，著书以“成一家之言”的抱负始终是他奋斗的理想。他出生在文学世家，文才十分了得，在历代取得文学地位的帝王之中，“四萧”（梁武帝萧衍与三个儿子萧统、萧纲、萧绎）堪比“三曹”（曹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萧绎又是“四萧”之中的佼佼者，文学成就堪称翘楚，在五千年中国历史出现的数百个帝王之中留下的著作为第一丰富，远比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博学多才，并且唯一留下作为诸子百家学说“子”部著作的《金楼子》，在中华文化历史上镌刻下自己的名字。

　　他虽没有宋徽宗那样直到今日仍未被超越的“瘦金体”书法水准，但若论及绘画水平，漫漫五千年历史百来个帝王之中，无人可出其右。他所画的《职贡图》，记录了前来南梁朝贡的当时各个小国的人物形象，上面有金发碧眼的波斯胡人，也有浑身只披一块白布的黑人，因此，这不但是艺术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件珍品，更是研究中国古代朝贡史极为珍贵的一份资料。

　　而且他博学多才，从《隋书·经籍传》留下的资料来看，他研究的花样可谓五花八门，包容万象。除去作为文学家、诗人、学者、皇帝、画家、书法家的身份之外，他还是一名音乐理论家，对中医的研究放到今天可拿博士头衔；他的围棋水平至少是九段高手，因为他也写了好几本棋谱研究；他是姓氏学家，也是玄学研究高手，在众多研究周易专家之中仍可占据显赫的地位。生在重文轻武的南朝的他甚至还写了一本兵书《玉韬》。更叫人吃惊的是，南朝士大夫们对骑马十分反感，认为那是野蛮人才做的事情，萧绎却不辞辛苦花费大量时间在养马的研究上面，并且写了一部研究马的专著，叫做《相马经》，里面的研究成果据说超出了相马专家伯乐的水准。他对一些为正直之士所不齿的旁门左道学问也十分感兴趣，甚至能够自己给自己算命，也能通过观察星相知道天下大势。他的才华以及学问简直无人能及无所不包。

　　但他的艺术水准以及文学成就又与他的人格形成鲜明的对比。

曹仲达

　　曹仲达是南北朝时期北齐的著名少数民族画家。原籍西域曹国（在撒马尔罕一带），官至朝散大夫。《历代名画记》引国朝宣律师撰《三宝感应痛记》称“北齐最称工，能画梵像”。僧彦悰《后画录》对曹氏所下评语为“师依周研，竹树山水，外国佛像，无竞于时”。语意有所费解，故《历代名画记》转录为“曹师于袁，冰寒于水。外国佛像，亡竞于时。”这一改动，就比较讲得通了。由此推之第一句为曹氏以袁倩父子为师，第二句用古成语，意思是冰出于水，而寒于水，就是说弟子学自老师，本事反而超过老师。至于作天竺佛画，是他的看家本事，别人无法与之竞争而超过他的。

　　曹氏既擅长佛画，又擅长泥塑。他自辟蹊径，独树一帜，所做佛画，到唐代有“曹家样”之美称。同时与张僧繇的“张家样”都是唐人总结出来的。此外还有吴道子的“吴家样”和周昉的“周家样”，在唐代风靡一时，唐代壁画中往往可窥见其影响，研究者可以从中探索。唐人把曹家样的特点概括为“曹衣出水”，颇得其形象。如以之与“吴带当风”的吴家样相对照，两者的面貌相当明白易晓。由此而去理解“曹之笔，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和“吴之笔，其势圆转，而衣服飘举”，二者风貌判然有别。我们从历代的人物、宗教画和雕塑中，都能看到这两种技法。

风格探究
　　曹仲达的艺术风格被后来的学者概括为“曹家样”或“曹衣出水”。此种风格用笔的效果在衣纹表现上可能是较为稠密, “ 衣服紧窄”正说明衣服是紧身贴体式, 状若出水

　唐张彦远说：“曹仲达本曹国人也。北齐最称工，能画梵像。官至朝散大夫。”“曹家样”究竟是一种什么风格的画呢?我们从他的师承关系可略知一二，张彦远说曹仲达师袁昂，并说“袁尤得绮罗之妙”。也就是说曹仲达继承了中原魏晋以来的汉族文化传统，掌握了绣罗人物的技巧，即一种工笔重彩所应用的粗细一致、细劲有力的线条，把这种线条应用来画菩萨与佛像的衣饰，又带着明显的外来文化的色彩。

文献记载
　　1. 唐彦悰《后画录》：“曹师于袁，冰寒于水。外国佛像，无竞于时。”

　　2. 唐彦悰《后画录》：“（南齐）周昙研。沙门彦悰云，师塞北勤，授曹仲达，比曹不足，方塞有余。塞北勤未详。”

　　3. 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齐武林轩对武骑图》二卷，《慕容绍宗像》一卷，《弋猎图》一卷，《斛律明月像》一卷，《卢思道像》一卷，《名马样》一卷。右七卷，曹仲达画，六卷是隋朝官本……” 　（《历代名画记》）

　　4.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八“曹仲达”条：“曹仲达，本曹国人也，北齐最称工，能画梵像，官至朝散大夫，国朝宣律师撰《三宝感应通录》，具载仲达画佛之妙，颇有灵感。僧《历代名画记》悰云：‘曹师于袁，冰寒于水，外国佛像，无竞于时。’卢世道、斛律明月、慕容绍宗等弋猎图、齐武林轩对武骑、名马图，传于代。”

5. 《历代名画记》卷二“叙师资传授南北时代”条：“周昙研师于曹仲达。……曹仲达师于袁（昂）……”

　6. 《历代名画记》卷三“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画”条：“兴善寺……西南舍利塔内，曹画……开业寺。裴录云，有曹仲达、李雅、杨契丹、郑法士画。”

　　7. 《历代名画记》卷五《叙历代能画人名》：“其后北齐曹仲达……至今刻画之家，列其模范……”

　　8. 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论曹吴体法”条：“曹之笔，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古后背称之曰：……曹衣出水……雕塑铸像，亦本曹吴。”

　　9. 唐释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中《隋释明宪五十菩萨像缘》：“时有北齐画工曹仲达者，本曹国人，善于丹青，妙尽梵迹，传摩西瑞，京邑所推，故今寺壁正阳皆其真范。”

杨子华

　　生卒年不详。是北齐世祖高湛的爱臣，北齐世祖时(561年～565年)任直阁将军、员外散骑常侍。善画贵族人物、宫苑、车马，所画马尤其生动逼真，据传他在壁上所画马甚至引起观者夜间听到马索水草而嘶鸣的幻觉。时有“画圣”之称。北齐世祖使其供职宫廷，非有诏不得与外人画，成为专门的御用画家。他所画人物形象丰满圆润，有别于顾恺之的“秀滑清丽”，他的画风影响到唐代，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杨子华也向被认为是牡丹圣手，苏轼面对牡丹曾发出浩叹：“丹青欲写倾城色，世上今无杨子华。”

　　杨子华在长安等地画了很多的壁画，但到今天都已经了无踪迹。只有一卷传为宋临的《北齐校书图》（现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是我们今天唯一能见到的杨氏的卷轴画。

　　《北齐校书图》宋代摹本，纵29.3厘米，横122.7厘米，这图卷所画的是北齐天保七年（556年）文宣帝高洋命樊逊和文士高干和等11人负责刊定国家收藏的《五经》诸史的情景。据宋人题跋，原为杨子华作，水墨着色，横卷，卷首画一少年侧立，捧经书阅读;一学者坐椅上执笔书写，侍从二人托纸砚;一人执书卷，身后女侍二人。中段榻上二人书写，一使侍转身与抚琴人对话，榻后女侍二人，榻侧三女侍各手持几、琴、壶而立。卷尾画二马，一人拱手执鞭，二人牵马，一位牵马人似西域人。

特点
　　《北齐校书图》画中人物其神情均极生动。此图用笔细劲流动，细节描写神情精微。设色简易标美。画中人物的特征，已不同于顾、张等人的"秀骨清象"，人物面孔都呈鹅蛋形，与出土的娄叡墓壁画相吻合。因为他善于画壁画，所以有人把1979年出土的北齐娄叡墓的壁画推测为他的手笔。唐代阎立本评其画曰：“自像人以来，曲尽其妙，简易标美，多不可减，少不可逾，其唯子华乎！”

赞诗
　　《杨子华画三首》元稹（唐）
　　杨画远于展，何言今在兹。依然古妆服，但感时节移。念君一朝意，遗我千载思。子亦几时客，安能长苦悲。皓腕卷红袖，锦鞲臂苍鹗。故人断弦心，稚齿从禽乐。当年惜贵游，遗形寄丹雘。骨象或依稀，铅华已寥落。似对古人民，无复昔城郭。子亦观病身，色空俱寂寞。颠倒世人心，纷纷乏公是。真赏画不成，画赏真相似。丹青各所尚，工拙何足恃。求此妄中精，嗟哉子华子。

相关作品研究
　　另外，还有一些墓室壁画也体现了杨子华的绘画风格，甚至有的壁画被学者认为正是杨子华亲笔所作。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山西省太原市南郊王郭村北齐娄睿墓壁画中的出行图与陕西省三原县唐李寿墓壁画中的出行图。它们所处的时代相近，绘制风格相似，内容相同，形式相仿，酷似出于一人之手（杨子华），或者是有着师承关系的作品，至少也是北齐绘画对初唐影响所致。

　　娄睿，鲜卑望族，北齐外戚，戎马生涯４０年（５３１－５７０），封南青州东安郡王。《北齐书•娄睿传》称他“在任贪纵”、“聚敛无厌”、“专行非法”、“纵情财色，为时论所鄙”。因为贪婪无度曾被削官免职，但很快又加官晋爵，步步高升。以后又授大将军、大司马而统领全军。又以太傅、太师兼尚书事、尚书令而成为总领帝机的重臣，是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

娄叡墓《出行图》北齐，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发展、厚葬之风盛行。娄睿地位高，墓的建造等级也高。墓道和墓室总长达２６米多，全部绘制壁画。这些作品至今大部分清晰可辨，保存完好。出行图绘制在墓道东西两壁，以组画的形式构成全图，场面宏大，气势显赫，是描写墓主生前经历的重要部分。出行图中，以西壁中层比较完整。行进中的马鞍鞯齐备，呈奔腾状、昂首扬尾、神形俱佳。马首多变化，或俯视、或仰望、或傍睨，均呈现出那种膘壮矫健，生姿勃勃的神态。这与严肃的骑士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其动者愈动，静者愈静。从而更显示出强烈的艺术效果。从鞍马奔跑的动势中，似乎可听到马蹄的嗒嗒声，似乎可以看到荡起的微尘。骑士均戴黑色弁帽、黑靴、红色或白色圆领紧袖长袍，腰挎剑，手执弓背。神态炯炯，气势飞扬，呼之欲出，是北齐时期有代表性的壁画杰作。

　李寿（５７７－６３０），字神通，是唐高祖李渊的从弟。隋末起兵户县，授光禄大夫。武德元年拜右诩卫大将军，封永康王，以后改封淮安王。李寿与隋将宇文化及数战未果，退依许懋功，以后又为窦建德所陷。破建德后，又跟随太宗破起义军刘黑闼官爵屡迁。《旧唐书•淮安王神通传》：“及建德败，复授河北道行台尚书左仆射，从太宗破刘黑闼，迁左武卫大将军。”贞观四年薨，赠司空，谥靖。

李寿墓壁画规模宏大，对初唐社会作了比较全面地反映。在４０多米的墓道两壁，体现了内容丰富的社会生活和高超的绘画艺术水平。作者的娴熟技艺，融合了对生活的深刻认识，铸就了初唐时期少见的壁画佳作。壁画的内容和题材包括社会的各个方面。从战争到升平歌舞；从狩猎到农耕牧放；从仪仗到男女侍从，以及内务杂役等，对初唐社会生活现实作了直接或间接展示。

壁画中最突出是代表墓主生平事迹的军阵图。这是时代的产物，也是艺术造诣最高的部分。隋唐交替之际，战争频繁，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兵革不休。墓道两旁旌旗林立。从战马嘶鸣的气氛，可以想象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杀场；那铁骑欲出的气势，可以想象到伏尸百万，流血漂橹的悲壮场面。历史告诉我们，这位将军，为创立大唐江山而立下汗马功劳。他与农民军交战，与隋将周旋，驰骋秦川，挥戈中原，鏖战黄河南北，战果累累，官居左武卫大将军。所以墓道两壁着重渲染了他生前的军戎之威和显赫一世的征战场面。这是李寿墓壁画中最突出的内容。

娄睿和李寿都是当代将军，朝廷重臣，死后也都享受殊勋。墓的建造，墓内壁画的绘制均为上乘，尤为突出者，皆有庞大的军阵出行图。这是墓主生前军戎生涯的真实写照。这两座墓的出行图十分相似，从章法到人物造型；从鞍马神态到画中道具；从色彩到线条，都酷似出于一人之手。这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所出现的壁画中是罕见的。这两幅规模庞大的出行图，内容和画法极为相似。比较其图中的细节，可以发现不少类同之处。鞍马的造型膘壮矫健，鞍鞯齐备，款式相同，散披的鬃毛，飘动的马尾，如出一辙。马的前胸后臀，饱满丰盈，完全相仿。细部画得也很认真而且很清晰。马的鼻孔、牙齿、舌头都很逼真，骒马、儿马的分辨也显而易见。人物的面部造型均为长圆脸孔，五官相像。骑士的服装，均为圆领紧袖长袍，蹬黑靴。唯不同者，娄睿墓出行图的骑士头戴弁帽，手执弓背。而李寿墓中的骑士戴幞头，手执四旒锦旗。这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对戎装的款式和器械、标识的使用而应变的。马的神气和勾勒技法，两者也尽相似。中锋用笔，圆润刚劲、自然飘逸，起笔落笔、铿锵有力，所表现出的质感和造型并臻完美。着色皆以黑、红、白、黄、赭施之。诸色参差使用，互相衬托，统一而和谐。

　　两座墓的出行图的另一共同点也很显著，前排的鞍马跃然壁上，而后排只出现骑士，没有鞍马出现，仅以前排的马代之。这种表现方法是以少胜多，而且并无欠缺之感，同时也增强了画面的整体感。这两幅出行图，如果合并组合，也很难分辨它是娄睿墓出行图还是李寿墓出行图。这种共同之点，并非偶合，它至少有三种因素可以推测。一、出于一人之手；二、作者弟子的忠实继承；三、由于北齐绘画对后人的深刻影响，而使初唐画家刻意模习其技法和章法。否则，很难达到如此统一。　

　　这两座墓的出行图如果是一人所作，按照年代的推移，绘制两图者的年龄必然有差别。北齐政权仅维持２８年。娄睿结束戎马生涯是在北齐末年，即公元５７０年，而李寿终年为公元６３０年。所以由北齐末年到唐朝初年，仅６０年，因为初唐时期的李寿墓，并非李寿死后才着手建造。如果按照作者２０多岁绘制娄睿墓壁画，那么绘制李寿墓壁画的年龄应不足７０岁。２０多岁是发挥天资的盛期，也是精力充沛之时。所以娄睿墓里的出行图显得更活泼，动势也比较大，细节描写得更加充分。而６０多岁正是艺术上的成熟时期。所以李寿墓出行图相对显得比较沉稳和凝重，这也是很自然的。

　　　综上所述，可以推测，这两座墓的出行图，有可能出于一人之手。但并不排除师承关系和后世人继承其技法和刻意模仿的可能性。无论哪一种因素，出行图，都直观地告诉我们，北齐的绘画风格和艺术造诣，都直接传入隋唐，并在此基础上向前发展。北齐国祚虽短，但绘画却颇有建树。著名画家就有杨子华、曹仲达、展子虔等１０人之多，在北朝画家中也据优势。其中善画鞍马者，也当首推杨子华。《历代名画记》记载，北齐画家１０人，而北周仅１人。北齐画家杨子华“天下号为画圣”。初唐画家阎立德、阎立本也曾师承北齐画家杨子华展子虔等。阎立本曾赞誉：“自象人以来，曲尽其妙，简易标美，多不可减，少不可逾，其唯子华乎。”由此可见北齐绘画，尤其杨子华的技法，对隋唐影响之大。

　　　娄睿和李寿都是皇家重臣，墓中壁画的作者也绝非等闲之辈，它必然是宫廷画师所为。所以图中鞍马和人物的绘制非比一般。马的神态和动势描写得惟妙惟肖。它完全可与传世的名作《洛神赋》图中的马和《照夜白》图中的马相媲美。北齐时代虽短，但绘画，尤其壁画，在艺术史上举足轻重。北齐画家杨子华犹以“鞍马人物为胜”。从北齐到初唐，以至后代数载，赞誉不绝，世称“画圣”。而娄睿地位显要，其墓室壁画绝非当时一般画工所为。似乎可以推测，其作者很有可能就是杨子华。由此可以推知，李寿墓壁画中的出行图，也有可能是杨子华或者是弟子的承袭，或者是后人的继承。“杨子华，世祖（高湛）时任直阖将军员外散骑常侍。尝画马于壁，夜听啼啮长鸣，如索水草；图龙子素，舒卷辄云气萦集。世祖重之，使居禁中，天下号为画圣，非有诏不得与外人画。”所以，对娄睿这样的当朝重臣显贵，也必然是授诏后才得以绘制的。　唐《贞观公私画史》记载，邺都北宣寺、长安永福寺，皆有杨子华所绘壁画。可见唐代仍有杨子华的笔迹。所以，杨子华６０岁以后还有作品是有依据的。这就不难理解李寿墓中的出行图与娄睿墓中的出行图与杨子华的渊源关系。再者，杨子华入隋与唐初，已是暮年，而阎立本兄弟生于隋，又曾师从杨子华，也极为推崇杨子华的画，据此也可推知李寿墓的出行图也有可能是阎氏所为。由于北齐绘画的影响延及后世，唐时期墓葬中的很多鞍马形象，均可追寻北齐的画迹，尤其娄睿墓中的鞍马人物形象。中国北齐墓室壁画。娄睿墓位于今山西省太原市晋祠王郭村，1980～1982年发掘。该墓是由封土、墓道、甬道和墓室4部分组成的砖构单室墓。墓主鲜卑人,北齐世祖高欢妻娄太后兄壮之子，武平元年(570)入葬。

　　壁画共71幅，无榜题，总面积200.55平方米。内容分为：①墓道、天井、甬道及墓室四壁下层，绘墓主人生前奢华的生活场景。②甬道、墓门及墓室中、上栏，表现其死后升仙的虚幻境界。壁画分若干小段，每段均前有导骑2人，后有群像1组，各段又相互呼应，以长卷式构图组成一幅人间生活、古代神话传说与儒道释合流一体的宏伟壮丽的画面，其手法写实，洋溢着生活气息(见彩图[娄睿墓壁画《出行图》(北齐)山西太原])。壁画继承顾恺之“以形写神”的艺术传统，沿袭汉魏壁画单纯、粗犷的风格,线条洗练遒劲,注重表现仪卫人物的神采和动态；晕染法运用得相当纯熟,以淡红晕染,突出凹凸明暗的立体效果，具有实体和空间感。此外壁画融合了外来艺术成分,丰富了民族传统绘画的表现技法,突出体现了单线勾勒、重彩填染的中国传统绘画特点。同时延续了汉代墓室壁画、汉代帛画所流行的天上、人间、地下的表现程式，布局和内容又受当时盛行的寺观壁画的影响，包含着南北朝晚期佛教思想因素。

　　娄睿壁画技艺的精湛和涉猎事物的浩繁，是衡量北齐绘画发展水准，研究北齐音乐、服饰、内廷、丧葬等礼仪制度的重要例证；亦是北朝中原地区壁画艺术的卓越代表。据史籍记载，北齐绘画成就颇高,名家辈出,曾影响隋及初唐。而从娄睿家族的显贵地位估计，壁画当出自熟悉北方戎马生活的宫廷画师之手。故有的研究者推测它可能是当时宫廷画家杨子华的

董伯仁

　　董伯仁，北周末隋初画家。汝南(今属河南)人。生于西魏，历经北周、陈，隋初尚在。多才艺，乡里称为『智海』。官至光禄大夫殿内将军。

　　工画佛像、人物、楼台、车马，虽无祖述，不愧前贤，动笔肖似，笔外有情。与北齐展子虔同时入隋室，并称『董展」。先後在汝州白雀寺、固州海觉寺、江陵终圣寺、洛阳光发寺等处作壁画。

　　界画:中国绘画很特色的一个门类。在作画时使用界尺引线,故名:界画。起源很早,晋代已有。董伯仁的界画“楼生人物,旷绝古今”。唐代张彦远评董、展之画云：「董有展之车马，展无董之台阁。」窦蒙也誽：『伯仁楼台人物，旷绝古今，杂画巧瞻，变化万殊。」画迹有隋朝官本《周明帝畋游图》、《弥勒变相图》、《隋文帝上马厩图》、《农家田舍图》等五卷，著录於《贞观公私画史》。《宣和画谱》仅载《道经变相图》一件，以董展作伯仁之名，《图绘宝鉴》沿袭之，实误。《贞观公私画史》、《宣和画谱》等著录其作品6件，今画迹已无存于世。

[ 此贴被残月紫痕在2010-07-26 22:14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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灬千ヽ(文坛鼻祖)

板凳 2010-07-27

已审。真的是非常不错的帖子，内容很详细，还有图文解说~~小痕好努力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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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屏襄夏(热心会员)

地板 2010-08-07

HOHO~
最爱魏晋~魏晋~魏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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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屏襄夏(热心会员)

4楼 2010-08-07

话说里面我就只对顾恺之熟一点= =
知识面不广啊……

[人文通史] 中国古代著名画家——魏晋南北朝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