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青楼的风月之疾
喜好风月的人，最担心的莫过于性病，这或许正应验了那句老话：“有得必有失”。当人们享受性赋予的快乐同时，也注定要被它带来的副作用所制约。
性病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很香艳的名字：花柳病，它出自唐代诗人李白的名句“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花柳病起源于何时，已不可考，但有文字记载的，始于东汉末年华陀的《华陀神医秘传》。1920年在安徽亳州藏书家姚氏墨海楼的故纸堆中发现了年代久远的《华陀神医秘传》手写本，经考证确非伪托之作，其中有１５种治花柳病的处方，而且记载了前阴溃烂、脱落、鼻柱将落这些可怕的症状，而华陀能治愈它，“即已脱落者，亦能重生”，如果所言不虚的话，则实在是医学上的一大奇迹。其后，隋代巢元方《病源候论二十四·花瘘候》云：“风湿容于皮肤，与血气相搏，其肉突出，如花开状。”唐孙思邈《千金要方》云：“交合事，蒸热得气，以菖蒲末白梁粉敷合，燥则湿痛不生。”又说：“治阴恶疮，以蜜煎甘草末涂之。”宋窦汉卿《疮伤经验全书》云：“霉疮由于与生疳疮之妇人交合熏其毒气而生。”这些疾病的症状颇似现代性病梅毒，但由于古人对性病的概念认识不清，容易将性病与风疠（麻风病）等混为一团。
明代以后，花柳病风行一时，尤以杨梅疮为重，汤显祖甚至写诗给朋友，嘲笑他染上花柳病。嘉靖二十三年（公元１５４５年）出版的俞辨《续医说》“萆薢土茯苓条”云：“弘治（明孝宗年号）末年民间患恶疮，自广东人始。吴人不识，呼为广疮，又以其形似，谓之杨梅疮。若病人血虚者，服轻粉重剂，致生结毒，鼻烂足穿，遂成痼疾，终身不愈云。”万历十八年（公元１５８８年）出版的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八“土茯苓下集解”云：“土茯苓，楚蜀山菁中甚多蔓生，昔人不知用此，近世弘治正德（明武宗年号）间因杨梅疮盛行，率用轻粉药取效。毒瘤筋骨，溃烂终身。至人用此，遂为要药。”又云：“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起于□表，传及四方。盖□表风土卑炎，岚瘴熏蒸，饮啖辛热，男女淫猥，湿热之邪，积蓄既深，发为毒疮，遂致互相传染，自南而北，遂及海宇云。”
但在探究该病产生的根源时，人们意见并不统一，主要分为三类：一类认为与气候环境有关，由于该病始于岭南之地，“卑湿而暖，霜雪不加。蛇虫不蛰，凡污秽蓄积于地，一阳来复，湿毒与瘴气相蒸，物感之则霉烂易毁，人感之则疮疡易侵。”二类认为与社会风气有关，岭南之地，“男女淫猥”，性关系紊乱，容易染疾。三类认为与外来影响有关，杨梅疮始于15世纪的广东，至明武宗正德年间蔓延发展，而此时葡萄牙人曾于在此期泊于澳门，是为现代欧洲国家与中国通商之始，故该病极有可能由欧洲传入。
既然是花柳病，自然与“寻花问柳”有关，因而 古代医师通常把经由嫖娼卖淫招致的性病，统称为“花柳病”。“花柳病”病名最早出现于中华医学杂志上是1921年，俞凤宾所著《花柳病之陷溺个人及危害群众》。花柳病英文缩写VD，取意于爱神维纳斯，这一名称倒颇合中文含义，因为花柳病与男女之间的性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花柳病，也成为对寻花问柳之人绝佳的讽刺。中国古代，花柳病多发生于宫庭、青楼之上，王孙公子与富贾豪绅之间，因而也被称为“富贵病”。但到了现代，随着性观念的开放与交往自由，花柳病也像那“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人们给它取了个中性化的名字：性病。此时的它，像一团驱之不去的阴影，笼罩于人们的生活。
人们向来不愿直面性病的危害，因而它太可怕太恐惧。事实也的确如此，人类文明几千年，性病始终是威胁人类生存的死亡杀手。毫不夸张地说，死于性病的人数丝毫不逊色于死于战争的人数。尤其当艾滋病出现后，这一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
性病的第一大杀手是损害身体健康，严重者甚至为此殒命。身染性病的人，轻者“损元精，破元气，伤元神”，身心疲惫，重者眉发自落，鼻梁崩倒，肌肤得疮如疥，以致危及性命。北齐时期，梁州薛河寺僧远为是个花和尚，性疏诞，不修细行，好逐流荡，以女色为任。后患性病，眼边生乌点，洗拭之，眉毛一时随手落尽。（《唐高僧传》）北宋诗人刘攽晚年得恶疾，须眉堕落，鼻梁断坏，怆感惭愧，后病情加重而亡。（《苕溪渔隐丛话》）而相传为苏东坡所作的《东坡志林》中，更是记载：“元丰六年十月十二夜，有得风疾者，口不能言，死生之争，有甚于刀锯木索者。知其不可救，默为祈死而已。”一旦身染此疾，其痛苦之处难以言表，惟有祈死而已，这该是多么悲壮却又无可奈何的事？
而对于群体来说，性病的杀伤力更是惊人。据说，古代巴比伦王国的灭亡，直接的原因便是因为城邦性病肆虐，军队战斗力下降的缘故。而1857年，驻港英海军司令詹士朱德陵发觉海员和军人患花柳病的人越来越多，性病传染十分严重，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因而不得不向港府提议颁布条例，控制性病流行。然而这样的做法并没有控制性病的蔓延。由此看来，性病不但损害自己的身体，更重要的是，危害了整个国民的身体素质，从而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由于有专节论及艾滋病，本节不作更多介绍）
性病的第二杀手是耗财。由于性病很难根治，一旦染上，即使通过治疗暂时控制病情，但复发的可能性极大，几乎没有特效的药方。青霉素发明之前，医生对淋病、梅毒的病因缺乏清楚的了解，治疗手段落后，能够真正有效的不多。青霉素发明之后，普通的性病可以治愈，但复发率非常高。正如《世界卫生》杂志所报导的：“尽管青霉素可以在几小时内治愈大多数淋病患者，在几天内治愈大多数梅毒患者，然而性病却不断增多。”而一旦染上了性病之王――艾滋病，几乎便宣告了死亡的来临。有的妓女终年“辛苦工作”，指望着靠这来攒足后半生的钱财，谁知染上性病，将辛苦赚来的钱又都送进了医院，实在是得不偿失。而对于男人来说，他们的代价更高，嫖妓要花钱，治疗性病也要花钱，好不容易积攒的一点体己钱，一会就送到了妓院与药铺。献县有一个姓王的讼棍，很会敛财，但是每次积累一笔之后，就遇到一件花钱的事，必定把积蓄花光。原来，他喜欢一个叫小翠云的妓女，为了泡上她，他不惜钱财，接着，他又染上花柳病，再一次破财，只到把积蓄消耗殆尽。这样的例子在喜好风月的男人那里比比皆是，很多人因此倾家荡产。
性病的第三杀手是绝育，殃及子孙后代。妓女在性病传播中扮演双重角色，既是传染源又是受害者。由于她们接客多，不洁性交频繁，性病患率最高，很多人因此终身不能生育，丧失了做母亲的权利。同样，她们又将性病传染给了嫖客，致使嫖客染病，而嫖客又传染给妻子，以至妻子丧失生育能力，断子绝孙，给家庭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与伤害。明代陈司成在阐述他著《霉疮秘录》的原由时，特别提到不忍看到他人断子绝孙的惨状：“余家世业医，自高祖用和公至不佞，已八世，方脉颇有秘授。独见霉疮一症，往往处治无法，遂令膏梁子弟，形损骨枯，口鼻俱废，甚则传染妻子，丧义绝育，深可怜惜”。上世纪20年代初，蒋介石在上海与第三任妻子陈洁如结婚，由于他曾患淋病，传染给了妻子，医生说他们俩终身不能生育，给陈洁如留下终身遗憾。而即使能够生育的，也会将病毒带给下一代，使他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便成了性病患者。
性病的第四杀手是造成人格精神堕落与恐慌。1982年，世界卫生组织曾在一份文件中公布：“性生活传播的疾病到处都在增多，并导致青少年发病较普遍，其并发症的发病率不断上升，使社会和经济付出很大代价。”从经济上说，性病的蔓延极大地消耗了国家的财富，摧残着公民的身体健康；从社会上说，它造成了人格精神堕落，败坏社会风气；从精神层面来说，它给人们带来极大的精神恐慌与心理负担。由于性病的难以治愈与容易复发，令所有染病的人生活在恐慌之中，精神高度紧张，哪还有心思工作？而近20年来艾滋病的出现，更像是悬挂在人类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人类提心吊担。这种精神的恐慌与心理的压力，比起经济上的损失更大，更严重。
性病的危害如此之大，人类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防止性病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绩。如青霉素的发明极大了杜绝了性病的蔓延，再譬如对从事色情业的妓女颁发营业执照，定期进行身体检查，或者是严厉打击卖淫嫖娼。但事实证明，这些只是治标不治本，性病发生率依然高涨，关键的因素是在社会上形成反对滥交的道德风气。国外性病专家曾对性病发生的因素作了如下的归纳：未婚者未经检查而同居，已婚者婚外性生活，已婚者配偶已染上性病，同性恋，临时性非婚姻性交，嫖娼，卖淫。由此看来，夫妻间正常的性生活根本不是滋生性病的温床，性滥交才是引发性病的罪魁祸首。从这个意义来说，如果不能制止性滥交，性病就会在人类生活中长期存在下去，人类在与性病的较量中将很难获胜，因为一种性病治愈后，必然会有新的性病来替代它，艾滋病便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例子。
但是，每一个人心里都明白，要彻底制止性滥交，该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首先，中国古代有句名言：“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看来美色的力量是无穷的，足以让人置性命于不顾。其次，从更深层次的意义来说，美色的诱惑足以让人们改变人生观与价值观，对死产生恐惧的人会因为美色变得毫不恐惧，疯狂占有富贵的人也会因为美色而一掷千金，正所谓“士大夫欲永保富贵，动有禁忌，尤讳言死，独溺于声色，一切无所顾避”。当性欲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时，它足以摧毁钢筋混凝土浇铸出来的信念与意志，让人类成为它忠实的奴隶。人类如果不能制止性滥交，便永远不能杜绝性病的泛滥。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中曾提到过这么一句话：“性欲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如果失去控制，它就可能成为社会的一种灾难。”确实，越是性观念开放，性病的蔓延便愈是迅猛，这一趋势，在繁华大街上的电线杆和公共厕所里贴满的治疗性病的小广告上一览无遗。
性病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很香艳的名字：花柳病，它出自唐代诗人李白的名句“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花柳病起源于何时，已不可考，但有文字记载的，始于东汉末年华陀的《华陀神医秘传》。1920年在安徽亳州藏书家姚氏墨海楼的故纸堆中发现了年代久远的《华陀神医秘传》手写本，经考证确非伪托之作，其中有１５种治花柳病的处方，而且记载了前阴溃烂、脱落、鼻柱将落这些可怕的症状，而华陀能治愈它，“即已脱落者，亦能重生”，如果所言不虚的话，则实在是医学上的一大奇迹。其后，隋代巢元方《病源候论二十四·花瘘候》云：“风湿容于皮肤，与血气相搏，其肉突出，如花开状。”唐孙思邈《千金要方》云：“交合事，蒸热得气，以菖蒲末白梁粉敷合，燥则湿痛不生。”又说：“治阴恶疮，以蜜煎甘草末涂之。”宋窦汉卿《疮伤经验全书》云：“霉疮由于与生疳疮之妇人交合熏其毒气而生。”这些疾病的症状颇似现代性病梅毒，但由于古人对性病的概念认识不清，容易将性病与风疠（麻风病）等混为一团。
明代以后，花柳病风行一时，尤以杨梅疮为重，汤显祖甚至写诗给朋友，嘲笑他染上花柳病。嘉靖二十三年（公元１５４５年）出版的俞辨《续医说》“萆薢土茯苓条”云：“弘治（明孝宗年号）末年民间患恶疮，自广东人始。吴人不识，呼为广疮，又以其形似，谓之杨梅疮。若病人血虚者，服轻粉重剂，致生结毒，鼻烂足穿，遂成痼疾，终身不愈云。”万历十八年（公元１５８８年）出版的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八“土茯苓下集解”云：“土茯苓，楚蜀山菁中甚多蔓生，昔人不知用此，近世弘治正德（明武宗年号）间因杨梅疮盛行，率用轻粉药取效。毒瘤筋骨，溃烂终身。至人用此，遂为要药。”又云：“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起于□表，传及四方。盖□表风土卑炎，岚瘴熏蒸，饮啖辛热，男女淫猥，湿热之邪，积蓄既深，发为毒疮，遂致互相传染，自南而北，遂及海宇云。”
但在探究该病产生的根源时，人们意见并不统一，主要分为三类：一类认为与气候环境有关，由于该病始于岭南之地，“卑湿而暖，霜雪不加。蛇虫不蛰，凡污秽蓄积于地，一阳来复，湿毒与瘴气相蒸，物感之则霉烂易毁，人感之则疮疡易侵。”二类认为与社会风气有关，岭南之地，“男女淫猥”，性关系紊乱，容易染疾。三类认为与外来影响有关，杨梅疮始于15世纪的广东，至明武宗正德年间蔓延发展，而此时葡萄牙人曾于在此期泊于澳门，是为现代欧洲国家与中国通商之始，故该病极有可能由欧洲传入。
既然是花柳病，自然与“寻花问柳”有关，因而 古代医师通常把经由嫖娼卖淫招致的性病，统称为“花柳病”。“花柳病”病名最早出现于中华医学杂志上是1921年，俞凤宾所著《花柳病之陷溺个人及危害群众》。花柳病英文缩写VD，取意于爱神维纳斯，这一名称倒颇合中文含义，因为花柳病与男女之间的性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花柳病，也成为对寻花问柳之人绝佳的讽刺。中国古代，花柳病多发生于宫庭、青楼之上，王孙公子与富贾豪绅之间，因而也被称为“富贵病”。但到了现代，随着性观念的开放与交往自由，花柳病也像那“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人们给它取了个中性化的名字：性病。此时的它，像一团驱之不去的阴影，笼罩于人们的生活。
人们向来不愿直面性病的危害，因而它太可怕太恐惧。事实也的确如此，人类文明几千年，性病始终是威胁人类生存的死亡杀手。毫不夸张地说，死于性病的人数丝毫不逊色于死于战争的人数。尤其当艾滋病出现后，这一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
性病的第一大杀手是损害身体健康，严重者甚至为此殒命。身染性病的人，轻者“损元精，破元气，伤元神”，身心疲惫，重者眉发自落，鼻梁崩倒，肌肤得疮如疥，以致危及性命。北齐时期，梁州薛河寺僧远为是个花和尚，性疏诞，不修细行，好逐流荡，以女色为任。后患性病，眼边生乌点，洗拭之，眉毛一时随手落尽。（《唐高僧传》）北宋诗人刘攽晚年得恶疾，须眉堕落，鼻梁断坏，怆感惭愧，后病情加重而亡。（《苕溪渔隐丛话》）而相传为苏东坡所作的《东坡志林》中，更是记载：“元丰六年十月十二夜，有得风疾者，口不能言，死生之争，有甚于刀锯木索者。知其不可救，默为祈死而已。”一旦身染此疾，其痛苦之处难以言表，惟有祈死而已，这该是多么悲壮却又无可奈何的事？
而对于群体来说，性病的杀伤力更是惊人。据说，古代巴比伦王国的灭亡，直接的原因便是因为城邦性病肆虐，军队战斗力下降的缘故。而1857年，驻港英海军司令詹士朱德陵发觉海员和军人患花柳病的人越来越多，性病传染十分严重，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因而不得不向港府提议颁布条例，控制性病流行。然而这样的做法并没有控制性病的蔓延。由此看来，性病不但损害自己的身体，更重要的是，危害了整个国民的身体素质，从而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由于有专节论及艾滋病，本节不作更多介绍）
性病的第二杀手是耗财。由于性病很难根治，一旦染上，即使通过治疗暂时控制病情，但复发的可能性极大，几乎没有特效的药方。青霉素发明之前，医生对淋病、梅毒的病因缺乏清楚的了解，治疗手段落后，能够真正有效的不多。青霉素发明之后，普通的性病可以治愈，但复发率非常高。正如《世界卫生》杂志所报导的：“尽管青霉素可以在几小时内治愈大多数淋病患者，在几天内治愈大多数梅毒患者，然而性病却不断增多。”而一旦染上了性病之王――艾滋病，几乎便宣告了死亡的来临。有的妓女终年“辛苦工作”，指望着靠这来攒足后半生的钱财，谁知染上性病，将辛苦赚来的钱又都送进了医院，实在是得不偿失。而对于男人来说，他们的代价更高，嫖妓要花钱，治疗性病也要花钱，好不容易积攒的一点体己钱，一会就送到了妓院与药铺。献县有一个姓王的讼棍，很会敛财，但是每次积累一笔之后，就遇到一件花钱的事，必定把积蓄花光。原来，他喜欢一个叫小翠云的妓女，为了泡上她，他不惜钱财，接着，他又染上花柳病，再一次破财，只到把积蓄消耗殆尽。这样的例子在喜好风月的男人那里比比皆是，很多人因此倾家荡产。
性病的第三杀手是绝育，殃及子孙后代。妓女在性病传播中扮演双重角色，既是传染源又是受害者。由于她们接客多，不洁性交频繁，性病患率最高，很多人因此终身不能生育，丧失了做母亲的权利。同样，她们又将性病传染给了嫖客，致使嫖客染病，而嫖客又传染给妻子，以至妻子丧失生育能力，断子绝孙，给家庭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与伤害。明代陈司成在阐述他著《霉疮秘录》的原由时，特别提到不忍看到他人断子绝孙的惨状：“余家世业医，自高祖用和公至不佞，已八世，方脉颇有秘授。独见霉疮一症，往往处治无法，遂令膏梁子弟，形损骨枯，口鼻俱废，甚则传染妻子，丧义绝育，深可怜惜”。上世纪20年代初，蒋介石在上海与第三任妻子陈洁如结婚，由于他曾患淋病，传染给了妻子，医生说他们俩终身不能生育，给陈洁如留下终身遗憾。而即使能够生育的，也会将病毒带给下一代，使他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便成了性病患者。
性病的第四杀手是造成人格精神堕落与恐慌。1982年，世界卫生组织曾在一份文件中公布：“性生活传播的疾病到处都在增多，并导致青少年发病较普遍，其并发症的发病率不断上升，使社会和经济付出很大代价。”从经济上说，性病的蔓延极大地消耗了国家的财富，摧残着公民的身体健康；从社会上说，它造成了人格精神堕落，败坏社会风气；从精神层面来说，它给人们带来极大的精神恐慌与心理负担。由于性病的难以治愈与容易复发，令所有染病的人生活在恐慌之中，精神高度紧张，哪还有心思工作？而近20年来艾滋病的出现，更像是悬挂在人类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人类提心吊担。这种精神的恐慌与心理的压力，比起经济上的损失更大，更严重。
性病的危害如此之大，人类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防止性病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绩。如青霉素的发明极大了杜绝了性病的蔓延，再譬如对从事色情业的妓女颁发营业执照，定期进行身体检查，或者是严厉打击卖淫嫖娼。但事实证明，这些只是治标不治本，性病发生率依然高涨，关键的因素是在社会上形成反对滥交的道德风气。国外性病专家曾对性病发生的因素作了如下的归纳：未婚者未经检查而同居，已婚者婚外性生活，已婚者配偶已染上性病，同性恋，临时性非婚姻性交，嫖娼，卖淫。由此看来，夫妻间正常的性生活根本不是滋生性病的温床，性滥交才是引发性病的罪魁祸首。从这个意义来说，如果不能制止性滥交，性病就会在人类生活中长期存在下去，人类在与性病的较量中将很难获胜，因为一种性病治愈后，必然会有新的性病来替代它，艾滋病便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例子。
但是，每一个人心里都明白，要彻底制止性滥交，该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首先，中国古代有句名言：“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看来美色的力量是无穷的，足以让人置性命于不顾。其次，从更深层次的意义来说，美色的诱惑足以让人们改变人生观与价值观，对死产生恐惧的人会因为美色变得毫不恐惧，疯狂占有富贵的人也会因为美色而一掷千金，正所谓“士大夫欲永保富贵，动有禁忌，尤讳言死，独溺于声色，一切无所顾避”。当性欲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时，它足以摧毁钢筋混凝土浇铸出来的信念与意志，让人类成为它忠实的奴隶。人类如果不能制止性滥交，便永远不能杜绝性病的泛滥。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中曾提到过这么一句话：“性欲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如果失去控制，它就可能成为社会的一种灾难。”确实，越是性观念开放，性病的蔓延便愈是迅猛，这一趋势，在繁华大街上的电线杆和公共厕所里贴满的治疗性病的小广告上一览无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