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争议人物：靖海侯施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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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backcolor=#66ccff][table=550][tr][td][align=center][backcolor=#ecffff][table=530][tr][td][align=left][size=3][b]一、人物简介[/b][/size][/align][/td][/tr][/table][/backcolor][/align][align=center][backcolor=#ecffff][table=530][tr][td][align=left][size=2] 琅，原名施郎，字尊侯，号琢公，明末清初泉州府晋江县衙口人。
泉州郡城有施琅故居，即今释雅山公园。清•道光《晋江县志•卷12•古迹志坊宅附•城中宅•国朝宅》：“靖海侯施琅宅：在妙华铺。”
墓在惠安县黄塘虎窟口。清•道光《晋江县志•卷68•冢墓志》：“靖海侯施琅墓：在四十一都天花山。”
《浔海施氏族谱》、《晋江县志》、《泉州府志》、《福建通志》、《清史稿》等均有施琅的记载。
施琅出生于农民家庭。“有识度，膂力绝人”，因家貧，幼時弃文习武，一边帮助父亲务农以补家计，一边从师“习距阵击刺诸技，于兵法无不兼精，遂智勇为万人敌”。史书上说他精习兵法，但为人偏狭。 [/size][/align][/td][/tr][/table][/backcolor][/align][/td][/tr][/table][/backcolor][/align]
[align=center][backcolor=#66ccff][table=550][tr][td][align=center][backcolor=#ecffff][table=530][tr][td][align=left][size=3][b]二、人物生平综述[/b][/size][/align][/td][/tr][/table][/backcolor][/align][backcolor=#ecffff][align=center][table=530][tr][td][align=left][size=2][b]1、抗清 [/b][/size][/align][align=left][size=2][b]
[/b] 崇祯十年（1637年），十七岁的施琅便加入郑芝龙的军伍，任千夫长。（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郑芝龙》）
《清史稿•列传47•施琅》曰：“（施琅）初为明•总兵郑芝龙部下左冲锋。”
后剿捕泉州山儆泄Γ魍⑻厥谟位鹘婊频乐艹龉乜骨濉/size][/align][/td][/tr][/table][/align]
[align=center][table=530][tr][td][align=left][size=2][b]2、从芝龙降清 [/b][/size][/align][align=left][size=2]
《清史稿•列传47•施琅》载曰：“顺治三年（1646年），师定福建（福建的南明王朝被清军打垮，郑芝龙降清），琅从芝龙降。从征广东，戡定顺德、东莞、三水、新宁诸县。”
顺治三年（1646年），郑芝龙降清。博洛回京之前，利用郑芝龙的声望招降其旧部，奉芝龙之命降清的有武毅伯施福、澄济伯郑芝豹和部下总兵十员，兵将十一万三千（《清世祖实录》卷三十四）。
郑芝龙被博洛挟持北上后，施琅与五百名随行者一起被留下来，强制分配到各军营（施伟青《施琅年谱考略》）。
当李成栋由吴淞总兵奉调由浙江、福建入广东时，清方不仅利用了郑芝龙“平国公”的牌劄招抚了白沙、甲子等广东东部沿海地带，而且原属郑芝龙部下的总兵施郎（施琅）、梁立、黄廷、成升、洪习山还由武毅伯施福带领率兵马五千名跟随佟养甲、李成栋进军广东，在扑灭顺德县“海寇”和镇压东莞、增城地区的张家玉抗清义师中起了不小的作用（《清世祖实录•卷34》）。
直到顺治五年（永历二年，1648年）三月，在李成栋指挥下一直攻入广西东部。鲁可藻《岭表纪年》载：“□（虏）镇抚施福、耿献忠大小船数百号上梧州。”[/size][/align][/td][/tr][/table][/align]
[/backcolor][backcolor=#ecffff][/backcolor][backcolor=#ecffff][align=center][table=530][tr][td][align=left][size=2][b]3、投入郑成功部下 [/b][/size][/align][align=left][size=2][b]
[/b] 由于提督总兵官李成栋对南方兵将存在歧视心理，李成栋系统的将领同随成栋入粤的福建将领之间存在很深的隔阂。他们对郑芝龙的旧部施福、施郎、洪习山、黄廷等人，既利用他们冲锋陷阵，又在给清廷的奏疏里把他们贬得一钱不值。如顺治四年（1647年）五月二十五日李成栋奏疏中说，从福建带来的施郎等官兵“脆弱不堪，无资战守”（《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甚至伺机剪灭和解散。
施福、施郎、黄廷、洪习山等人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忍气吞声，大有怀才不遇、有功不赏之感。施福曾给清廷上疏奏报“剿抚粤寇之绩”，自称“总督广东陆师原武毅伯施福”，兵部“查施福原系孛罗王（博洛）发与佟养甲、李成栋酌用。今据自称总督，且广东经制久行佟养甲议定未到，应令将施福并议于经制之内，报部覆可也。”（顺治五年闰四月兵部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八册》）。从这件奏疏里也可以看出施福等人对自己功绩、地位的评价和清廷的冷遇。
顺治五年（1648年），李成栋反清复明。李成栋反正以后，意气发舒，把广东看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奏请永历帝核准把施福等福建兵将遣送回籍。鲁可藻《岭表纪年•卷2》载，八月，永历朝廷“改封施福延平伯，杨（敕）仍回闽恢剿。”
闽系将领跟随李成栋反正，不仅没有像成栋嫡系那样因反正有功加官晋爵，反而在遣回福建途中遭到李部将领暗算，企图加以火并收编。施德馨《襄壮公传》（施琅《靖海纪事》）载，施郎所部“自南雄抵潮郡。适潮将郝尚久（李成栋部将，潮州总兵）者，粤师将也。阳犒师牛酒，而包藏祸心，召诸部阴为图公（施郎）。公侦知其事，急拔众走饶平，踞守阅月突围出，且战且行，连日夜间关险阻，从弟肇琏、肇序皆随殁军中”，勉强拖到粤闽交界的黄冈镇才得以脱身。
顺治六年（1649年），闽系将领收到郑成功从厦门鼓浪屿发来的邀请，决定摆脱郝尚久的控制，率部乘舟投奔郑成功。[/size][/align][/td][/tr][/table][/align]
[/backcolor][backcolor=#ecffff][align=center][table=530][tr][td][align=left][size=2][b]4、再次投清[/b][/size][/align][align=left][size=2][b]
[/b] 关于施琅投清公案，《清史稿•列传47•施琅》载曰：“芝龙归京师，其子成功窜踞海岛（以金门、厦门为根据地，到处招兵买马），招琅，不从。成功执琅，并絷其家属。琅以计得脱，父大宣、弟显及子侄皆为成功所杀。”
《清史稿》的记述并不准确。[/size][/align][align=left][size=2]
[/size][size=2] [b]郑成功礼遇甚渥[/b]
清•顺治六年（1649年），施琅与其弟施显应郑成功邀请，到安平（今安海）加入郑成功的队伍，受郑成功的器重，任左先锋职，为郑成功部下最为年少、知兵、善战的得力骁将。（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郑成功》）
郑成功待他甚好，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得力助手，礼遇甚渥，军储卒伍及机密大事悉与谋。
施琅也一心一意为郑成功效劳，郑军自楼舰、旗帜、伍阵相应之法，均是施琅传授的。施琅还率郑军攻漳浦、征揭阳，抗击清军，战绩辉煌。[/size][/align][align=left][size=2]
[b]郑、施关系恶化[/b]
据《先王实录》(亦称《从征实录》）、《赐姓始末》等书的记载，施琅甚有才干，但“行事微觉好胜”、“度量褊浅，恃功骄纵”（《康熙起居注•第二册》，中华书局，1984年），屡忤成功，引起郑成功的恼怒。郑成功不能任人器使，不能容忍下级对他的不尊重。因此，施琅在郑军中没有受到充分重视。
清•顺治七年（1650年）十月，清軍攻占广州，南明•永历政权危在旦夕，诏成功援广州。同时，由于兵员激增，粮饷的来源成了郑成功面临的首要问题。他的叔父定国公郑鸿逵在潮州地区筹集粮饷由于赋额太重，引起百姓反抗，又受到优势清军压力，也陷入困境。郑成功决定亲自带领主力前往潮州，留堂叔郑芝莞率领阮引、何德部水师、蓝登部陆师守御厦门。
清•顺治八年（南明•永历五年，1651年）正月，郑成功军到达广东南澳，郑鸿逵由揭阳引兵来会。两人商议后决定鸿逵回厦门，部众交成功统一指挥攻取潮、惠。施琅任左先锋。此时发生两件事，造成郑成功对施琅日益反感及不满。
一是郑軍严重缺饷，基本上依靠掳掠，其对象说是土豪，但实际上包括了广大老百姓。更为严重的是抢掠妇女，以鼓用兵。施琅強烈反对，拒不执行，还多次对郑成功正言劝阻。
二是当时清•定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藩下的军队已基本上控制广东局势，郑成功的舟师虽可以称雄海上，但陆战较弱，征取粮饷必需占领较大的地方，而且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实现。施琅认为，厦门初定，主力远征清方兵力较强的地方，有可能变生意外。他知道郑成功性格刚强，不敢直说郑军同闽、粤两省清军相比兵力处于劣势，更不便以疏间亲地说郑成功的叔父未必能保住厦门，于是，他面见成功时假托自己头天夜间做了一个梦，预示出师前景不利，请郑成功慎重考虑。郑成功并没有听出施琅弦外之音，认为他白日说梦，心存胆怯，阻碍自己的战略部署。
郑成功当即下令，把施琅的左先锋印和部下兵将移交副将苏茂掌管，让施琅随定国公郑鸿逵一道回厦门。[/size][/align][align=left][size=2]
[b]矛盾激化[/b]
顺治八年（南明•永历五年，1651年）闰二月二十七日，清•福建巡抚张学圣、巡道黄澍、福建右路总兵马得功获悉郑成功主力南下广东，厦门守兵单薄，调集军队乘坐小船渡海偷袭厦门。郑芝莞惊惶失措，乘船逃跑。
在清军登上厦门岛形势极为严峻的时候，施琅曾经率领部卒数十人奋力作战。施琅满以为郑成功班师归来将恢复自己的左先锋职务，但郑成功回到厦门，对施琅的傲慢跋扈却怀有戒心，尽管肯定施琅在厦门迎战清军的功绩，奖给白银二百两，并“未还其兵权”。左先锋仍由苏茂担任，且提升施琅的副将万礼为镇将（即总兵），施琅依旧落职闲住。
施琅大为不满，向成功报告自己心灰意懒，想去当和尚，借以探测成功对他的态度。成功不为所动，叫他另行募兵组建前锋镇。施琅见难以挽回，一气之下剃光头发，不再参见郑成功。这时，施琅的弟弟施显任援剿左镇，也对成功的处置不满，双方的矛盾日益激化。
施琅与郑成功的个性都是冲动、爆燥的，施琅与陈斌以及右先鋒黃廷发生过严重的冲突，令郑成功对施琅的印象更为恶劣，但因平时军事斗争紧张，郑成功无暇顾及解决私人矛盾问题，积怨日深，终有一天爆发了。 [/size][/align][align=left][size=2]
[b]曾德事件[/b]
导致郑、施公开决裂的是曾德事件。
曾德原先是郑彩部下将领，隆武年间随郑彩、张家玉入赣，兵败后改守仙霞岭（邵廷寀《东南纪事•卷1》）。隆武二年（顺治三年，1646年）六月，因巡按御史尹民兴劾奏他“淫纵多端”，一度解职回京（福京，即福州），以都督杨耿接替。不久，应郑芝龙的请求仍派曾德回守仙霞岭（《思文大纪•卷8》）。
郑芝龙降清后，曾德似乎不大得志，在郑成功军中受施琅节制。施琅既被削去兵权，曾德为求出头之日，利用过去在郑氏家族军队中的关系投入成功营中充当亲随，即所谓“恃郑氏亲昵，逃于郑所”（《靖海纪事•施德馨“襄壮公传”》）。
施琅听到消息后，大为愤慨，派人把曾德捉回斩首。郑成功“驰令勿杀”，施琅悍然不顾，“促令杀之”（江日升《台湾外纪》）。
许多史籍都说曾德是施琅的“亲丁”、“标兵”、“标弁”或“从将”、“逃将”，并且说他是犯了法逃往郑成功处，看来是不了解曾德原在郑军中地位较高。曾德虽一度隶属于施琅部下，无论犯法与否，也无论施琅是否已经解除兵权，施琅都无权擅自将他处斩。
剧变投清
明•永历五年(顺治八年，1651年)五月二十日，郑成功见施琅违令擅杀郑氏旧将，断定他反形已露，密令援剿右镇黄山以商量出军机宜为名逮捕施琅之弟施显，同时命右先锋黄廷带领兵丁包围施琅住宅，拘捕施琅和他的父亲施大宣。
施琅被捕后，交由忠定伯洪习山缚于一船中。在一些亲信部将和当地居民的掩护和帮助下，用计逃脱，匿藏于副将苏茂家中，郑成功下令搜查不可得，最后竟然奇迹般逃到大陆。施琅《都阃安侯施公行述》（庄为玑、王连茂编《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云：“亡何，余以旧将苏茂仗义相周旋，因集众扬飘宵遁，赖族父武毅伯（施福）潜驾舟接□（至）安平内地。”
施琅出逃后，“去安平投施天福（施福）依芝豹（郑成功的叔父），求为排解”(江日升《台湾外纪》)。郑成功获悉施琅已逃入安平（安海，时为清方管辖区）后，非但不接受调解，还派部下吴丰秘密去刺杀他。因施琅先已获得情报，吴丰刺杀失败。
郑成功怒不可遏，在七月间竟将施琅的父亲施大宣、弟弟施显处斩，致使施琅对郑成功恨之入骨，郑、施关系不可挽回。
至此，施琅既不能回归郑军，也不能久匿民间，被逼于順治八年（1651年）7月投清，与郑成功对抗。[/size][/align][/td][/tr][/table][/align]
[/backcolor][align=center][backcolor=#ecffff][table=530][tr][td][align=left][size=2][b]5、综述点评 [/b][/size][/align][align=left][size=2][b]
[/b] 施琅的一生，证明他不愧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将领，虽不能说他缺乏政治主见，但他忽明忽清表明他总是以个人的立功扬名置于一姓王朝利益之上，也许可以说“士为知己者用”是他信奉的行为准则。恃才傲物是他性格上的弱点，无论在明朝还是在清朝，他都表现出得意时踌躇满志，失意时口吐不满。然而，却从来没有看到他有非分之想的政治野心。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完全在于驾驭得当，用其所长，制其所短。后来康熙皇帝对施琅就是恩威并用，深得御将之道。
郑成功一直坚持抗清，这同施琅在政治上的反复无常有很大的区别。但他少年得志，性格刚毅，遇事容易冲动，往往凭一时的好恶不计后果地处理问题，缺乏作为统帅人物必需的全局观念。郑成功率军统属经大小战役百余次。在斗争中，虽然每多用表扬奖励来鼓舞斗志，但其“用法严峻，果于诛杀”，常以杀立威。被郑成功诛杀的部将，单在《先王实录》中记有姓名的多达七十余员，有的还杀及妻儿并全家的。被诛杀者，除了有几起定为贪污罪外，其他多是战场上“怕死不前”者，有的不杀会影响军心，可也有的则是不该杀的，冤案、错案绝非仅有。施琅叛逃之后，又株连到他的父亲和兄弟，很难说是明智之举，是郑成功一生中最大的错杀案。
郑氏家族靠的是海上活动起家，清军不习海战，这是郑军能够长期活跃于东南沿海的重要原因。郑成功处置失当，导致施琅这样一位杰出的海军将领投入清方怀抱，使清廷能够建立一支足以同郑军相抗衡的水师，这对后来局势的发展关系匪浅。
同安副将、同安总兵到福建水师提督
《清史稿•列传47•施琅》载：“（顺治）十三年（1656年），从定远大将军世子济度击败成功於福州（施琅随征，攻克闽安镇、罗星塔），授同安副将（统兵驻扎同安）。（顺治）十六年（1659年），成功据台湾，就擢琅同安总兵。”
清•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
《清史稿•列传47•施琅》载：“康熙元年（1662年，七月二十七日），迁（福建）水师提督。” [/size][/align][/td][/tr][/table][/backcolor][/align][/td][/tr][/table][/backcolor][/align]
[align=center][backcolor=#66ccff][table=550][tr][td][align=center][backcolor=#ecffff][table=530][tr][td][align=left][size=3][b]三、主要功绩[/b][/size][/align][/td][/tr][/table][/backcolor][/align][backcolor=#ecffff][align=center][table=530][tr][td][align=left][size=2][b]1、统一台湾[/b][/size][/align][align=left][b][size=2][/size][/b][/align][align=left][b][size=2][/size][/b][/align][align=left][size=2][b]1）首征失利
[/b] 《清史稿•列传47•施琅》载：“时成功已死，其子锦（郑经）率众欲犯海澄，琅遣守备汪明等率舟师御之海门，斩其将林维，获战船、军械。未几，靖南王耿继茂、总督李率泰等攻克厦门，敌惊溃，琅募荷兰国水兵，以夹板船要击，斩级千馀，乘胜取浯屿、金门二岛。叙功，加右都督。”（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郑经》）[/size][/align][align=left][size=2]
[b]和谈失败[/b]
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郑成功在台湾去逝，郑氏集团遂发生分裂。在台湾的郑军将领拥郑成功之五弟郑袭继位，而在厦门的将领却推郑成功之长子郑经继位，双方兵戎相见，内部陷于混乱，“每闻风声，慌乱不堪”。
清王朝认为有机可乘，曾多次派员到厦门招抚郑经。郑经为了减轻压力，以便集中力量解决内部问题，遂派人与清朝谈判，交出南明皇帝赐给的敕书、印玺，作出愿意归顺清朝的姿态，清庭则要求台湾人众迁回内地，剃发易服。
康熙二年(1663年)六月，郑氏集团内变平息，郑经谋求割据一方，回师金、厦，率众窥视福建，便以种种理由，拒绝履行和谈条件，和谈宣告失败。
在统一和分裂的大是大非面前，施琅最先疾呼：只要郑经不肯接受招抚，就应用武力平台，迅速实现国家统一。[/size][/align][align=left][size=2]
[b]寓剿于抚[/b]
康熙的政策是“寓剿于抚”。康熙二年(1663年)十月，清•靖南王耿继茂、福建总督李率泰发兵攻金、厦两岛。由马得功、郑鸣骏军队及荷兰船队出泉州港向金门进攻，施琅、黄梧率队出海澄港攻厦门。郑经部队寡不敌众，金、厦失守，退守铜山（今东山）。
清政府乘机展开了大规模的招降活动。在高官厚禄的引诱下，郑军人心浮动。康熙三年（1664年），郑军自承天府南北总督周全斌、前提督黄廷、水师统帅忠靖伯陈辉以下数十员镇将、总兵、都督共文武官员3985人降清。郑军损失兵力10余万人，大小战船900余艘，宿将精锐十去七八。面对全军即将瓦解的严重局面，郑经万般无奈，只得放弃沿海岛屿，退出厦门，率残部逃往台湾。
施琅建议，乘他率兵攻取金厦新胜，“进攻澎湖，直捣台湾”，使“四海归一，边民无患”。
《清史稿•列传47•施琅》载：“（康熙）三年（1664年，七月十日），加靖海将军。”以周全斌、杨富为副帅，率领原郑军水师部队进征台湾。
康熙三年（1664年）十一月间，施琅选择冬天偏北风的季节，首次率领舟师起航攻打台湾，不料船队航行到洋面上遇上飓风，无法行进，只得返回，连敌人的面也没有见到。
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施琅选择春季第二次发兵台湾，自铜山（东山）启航。史料记载：“乃于本月二十六日会同众伯、总兵官等，率领所有舟师开驾，驶入外洋。时因风轻浪平，驶行三昼夜，尚难于前行。二十八日，暂且依山泊船汲水。二十九日，再行开驾，又通东风迎面扑来，迫于无奈，返回菲罗。”
这次出航的前3天虽然没有碰到风浪，但是风力太小或无风，致使以风帆为动力的舰队行进速度缓慢，进展很不顺利，只得找地方抛锚休息与补充淡水，第4天船队开拔后，气象条件又发生变化，遇到了偏东迎面的逆风无法行进，只得折回。
此后的半个月里，天气一直不好，休整一周后，施琅率领船队又启程了。施琅在给皇帝的奏折中称：“本月十六日，天时晴究，臣又会同众伯、总兵官等，率领舟师开驾，进发台湾。十七日午时，臣等驶入澎湖口，骤遇狂风大作，暴雨倾注，波涛汹涌，白雾茫茫，眼前一片迷漫。”
这次出征后的天气更加糟糕，航行中突然遭遇到如此恶劣的风暴，致使“我舟师不及撤回，皆被巨浪凌空拍击，人仰船倾，悲号之声，犹如水中发出，情势十分危急。”风暴把清军船只的桅杆刮断裂，篷帆被风撕破，船桨折断，船舱漏水，船队只能随风飘荡。所幸飓风只是把船队吹散了，有少数小船被风浪掀翻，失踪人员不多，损失不是很大，连施琅自己的指挥船也被吹到了南边的广东省潮州地界，直到二十六日才返回厦门。 [/size][/align][size=2][align=left]
[b]郑氏拒抚[/b]
当时两岸虽武装对峙，但又都有一定的和平愿望。清王朝三藩未除，经济不稳，无力用兵海上。而台湾郑氏，土地初辟，人口甚少，生产落后，经济困难，急需大陆的粮食和物资供应。且郑部大多是福建人，离家日久，思恋乡土，私下渡海来归者络绎不绝。
康熙六年（1667年），清廷派总兵孔元章赴台湾议抚，答应郑经如归顺，可封“八闽王”，郑经犹豫不决，后以“和议之策不可久，先王之志不可坠”（《海纪辑要》），拒绝清朝的招抚。[/align]
[align=left][size=2][/size][/align][size=2][align=left][size=2][b]2）停议征台 [/b][/size][size=2][b]
[/b] [b]《边患宜靖疏》[/b]
康熙六年（1667年）孔元章议抚失败后，施琅亲赴京師面陳攻取台湾之計，上《边患宜靖疏》，指出：“堂堂天朝，万国宾服，岂容此余灰以滋蔓患日。” [/size][/align][size=2][align=left]
[b]《尽陈所见疏》[/b]
《清史稿•列传47•施琅》载：“（康熙）七年（1668年），琅密陈锦负嵎海上，宜急攻之。”
“密陈”一事，指康熙七年（1668年）施琅又上了《尽陈所见疏》（王铎全校注《靖海纪事•卷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
施琅《尽陈所见疏》指出：“伏思天下一统，胡为一郑经残蘖盘踞绝岛，而拆五省边海之地方，画为界外，以避其患？自古帝王致治，得一土则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复割弃？”“台湾平，则边疆宁靖。防兵可减，百姓得享升平，国家获增饷税，沿边文武将吏得安心供职，可无意外罪累。”
施琅认为，对郑氏“遣官前往招抚，未见实意归诚”，强调“从来顺抚逆剿，大关国体”，对台湾问题提出“因剿寓抚之法”，主张征台宜早不宜迟，以免“养痈为患”。如“折五省边海地方划为界外”，这些地方皆“东南膏腴田园，及所产鱼盐，最为财赋之薮，可资中国之润，不可以西北长城、塞外风土为比。”且五省沿海长期划为禁界，将“钱粮动费加倍，输外省有限之饷，年年协济兵食，何所底止。”最后将造成“赋税缺减、民困日蹙”。只有迅速讨平台湾，以裁防兵，益广地方，增加赋税，俾“民生得宁，边疆永安”。 [/align][align=left] 奏疏提醒康熙帝，倘若继续招抚，将拖延时日，让郑经有机会重整旗鼓，组织其众，“连结外岛，联络土番，羽翼复张，终为后患”。那时，清军“水师虽布设周密”，亦“仅能自守”而已。
施琅分析郑氏之兵力，认为有三大弱点：
一是兵力严重不足。“故明时原住澎湖百姓有五、六千人，原住台湾者有二、三万，俱系耕渔为生。至顺治十八年，郑成功亲带去水陆伪官兵并眷口，共计三万有奇，为伍操戈者不满二万。又康熙三年，郑经复带去伪官兵并眷口，约有六、七千，为伍操戈者不过四千。”而多年来“不服水土病故及伤亡者五、六千”，被清军俘虏者数千，投诚者数百人。郑氏在台湾“虽称三十余镇”，但“兵不满二万之众，船大小不上二百号”。
二是兵力严重分散。奏疏指出，郑军“散在南北二路，垦耕而食，上下相去千有余里……又且不相浃洽。……耕凿自给，失于操练”。
三是军心不稳。军中“无家口者十有五六，岂甘作一世鳏独，宁无故土之思？”且郑军“多系闽地之人，其间纵使有心投诚者，既无陆路可通，又乏舟楫可渡，故不得不相依为命”。
施琅总结指出，“郑经得驭数万之众，非有威德制服，实赖汪洋大海为之禁锢”。在此征台有利条件下，倘若仍然“差官往招，则操纵之权在乎郑经一人，恐无率众归诚之日”！反之，“若用大师压境，则去就之机在乎贼众，郑经安能自主？”
而当时福建清军“水师官兵共有一万有奇，经制陆师及投诚官兵为数不少”，只要从中挑选劲旅二万，“大师进剿，先取澎湖，以扼其吭，则形势可见，声息可通”，足平台湾。
《清史稿•列传47•施琅》载：“召诣京师，上询方略，琅言：‘贼兵不满数万，战船不过数百，锦智勇俱无。若先取澎湖以扼其吭，贼势立绌；倘复负固，则重师泊台湾港口，而别以奇兵分袭南路打狗港及北路文港海翁堀。贼分则力薄，合则势蹙，台湾计日可平。’事下部议，寝其奏。因裁水师提督，授琅内大臣，隶镶黄旗汉军。”
在朝野主抚派一片雀噪声中，康熙在看到施琅的奏疏之后，以“渡海进剿台湾逆贼，关系重大，不便遥定”为名，召施琅“从速来京，面行奏明所见，以使定夺”。
康熙七年（1668年）四月，施琅进京，归入镶黄旗汉军。王源《姚少保启圣传》记：施琅“初以为水师提督，疑其贰，召入京，罢水师提督。”（《清代碑传全集•卷15•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康熙撤掉施琅的福建水师提督职务，任他为内大臣，不再议武力征台之事。清王朝还怀疑这些郑氏降将暗通郑氏集团，下令裁撤福建水师，将所有投清的原郑成功、郑经的官兵，调至北京归旗或分散到各省屯垦，战船全部焚弃。
康熙这样做，主要是迫于形势。表面上看，停议征台，对施琅是贬，但实际上施琅从福建水师提督调任从一品的内大臣则贬中有褒。因为主抚派在当时占了上峰，以鳌拜为首的中央保守势力以“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驰驱制胜，计难万全”为借口，把他的建议压下来。而且部分朝臣对施琅不信任。
当时对施琅的不利因素比较多：他不仅是明郑的降将，而且在1664年前后两次率兵征台未果，损失兵丁，而当时清统治集团对明郑降将又多不信任，曾下令把这些降清士兵官员迁往内地各省安插，对施琅当然也不可能例外。这种不信任当然也包括康熙在内。当13年后李光地（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李光地》）向他推荐施琅为水师提督时，康熙还问李：“汝能保其无他乎？”而清政府当时又要集中力量解决其他国内大事，所以康熙也只好下令撤兵。 [/align][size=2][align=left]
[b]投闲十三年[/b]
康熙八年（1669年）十一月甲午，兵部议：“福建水师提督施琅自海上投诚，授为右都督，今已归入镶黄旗，应照例改为精奇尼哈番（满语jingkinihafan，汉译子爵）。但施琅投诚后，劳绩甚多，请加伯衔。”从之。（《清圣祖实录•31》）
施琅虽被任为内大臣并加“伯爵”衔，但“名为内大臣而困苦不堪”（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11》，中华书局，1995年）。
李光地《皇清诰封正一品夫人施母六十一龄懿庄张太夫人墓志铭》载，入旗之初的施琅，“宦橐素薄”，致副室张氏“鬻簪珥，亲女红，以佐家，使公无入室忧。”（康熙五十四年《浔海施氏族谱》元本，引自《施琅年谱考略》）
更难过的是，施琅受到朝廷上下的轻视和漠视。正如康熙皇帝在13年后决定派施琅征台时间所说的：“尔前为内大臣十有三年，当时因尔系闽人，尚并轻尔者。”（《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1785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当然，对比被编入旗下受到严密监视乃至罗织罪名被杀掉的河南地方武装领袖李际遇、原明东平侯刘泽清、投降之际讨价还价、不安其位的总兵高进忠，施琅的境遇还算是好的。闲置是降清明将的普遍境遇。
任内大臣的十三年中，施琅的苦心议谏被束之高阁，无所事事，但他仍然矢志复台。施琅认为平台是闽海第一要务，而且必须以剿逼和，是一个坚决的主剿派，不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
在京之日，他密切注视福建沿海动向，悉心研究风潮信候，认真总结两次进征台湾未果的教训，“日夜磨心熟筹”。
同时，施琅千方百计寻找同盟军，四处拜访在京任职的福建籍官员，阐述其主张，以俟起用。
《靖海纪事•曾炳（晋江人）“序”》记载，康熙十六年（1677年）“吾闽先生人士在都者，群诣”施琅家，向他请教“平海方略”。
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11》记载说：康熙十九年（1680年）七月李光地返至京城、始实授内阁学士之职时，“予初补官，渠（指施琅）时在京，……使人致意云，君来，上问将，千万为渠留意。”“〔予〕后回京，施将军时来说他的本事海上可平。”李光地通过与施琅接触、交谈，也终于改变以往认为施琅“骄狂，未必能成事”的看法，而知他“必非寻常”、“大服其智略。”（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李光地》）
他“尝于朝退休闲，翻阅历代二十一史，鉴古今成败及名臣言行可法者，一一具志诸胸中”，以致朝中同僚刮目相看，誉之“儒将”。[/align]
[align=left][size=2][b]3）复台谋略[/b] [/size][/align][align=left][size=2]
[b]谈判破裂[/b]
康熙亲政后，刑部尚书明珠奉旨入福建，主持和议，派知府慕天颜入台，宣示招抚之意。清廷做了重大让步，允许郑氏封藩，世守台湾。郑经则提出：“苟能照朝鲜事例，不薙发，称臣纳贡，尊事大之意，则可矣”（江日升《台湾外记》）。
康熙则认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不能与藩属朝鲜相提并论，答复：“若郑经留恋台湾，不思抛弃，亦可任从其便。至于比朝鲜不剃发，愿进贡投诚之说，不便允从。朝鲜系从未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康熙不愿台湾成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国家，故谈判破裂。[/size][/align][align=left][size=2]
[b]三藩叛乱[/b]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平西王吴三桂据云南叛清。十三年（1674年）三月，靖南王耿精忠反于福州，不久，定南王尚之信也在广东反清，史称“三藩叛乱”，中原战火弥漫。
远在台湾的郑经趁“三藩”乱起之机，与吴三桂、耿精忠勾结，从康熙十三年（1674年）起西渡入闽、粤作战，纵横于东南沿海达６年之久。郑军不断骚扰广东、福建沿海地区，占领厦门与漳州、泉州、潮州、惠州各地，此后即以海澄、金门、厦门为据点，与清军隔海对峙，清朝曾四次派员劝说郑经退回台湾，均未奏效。（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郑经》）
东南沿海百姓深受其害。
一是郑军的筹饷。康熙帝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二月十四日谕户部说：“闽地经海孽扰害，又遭逆贼暴征横敛，民困已极”（《清圣祖实录•卷65》）。
二是清军的索饷征役。清政府为进攻郑军，向福建等地派驻了大批的满汉官兵，他们索饷征役，“盘踞民房”，将弁和地方官吏趁机对百姓进行敲诈勒索，对此，康熙帝也是承认的。他在康熙十九年（1680年）谈到料理福建回京官兵船只事时即指出：“朕闻往来官兵，所用船只人夫，皆借端勒索，恣意骚扰，往往额外多派，折价入己，沿途生事，毒害地方。又辄将纤夫肆行鞭挞，小民深以为苦。各该篮将军不加禁制，任其妄行。地方官复行苛敛，希图分取，互相隐饰。种种私弊，甚为可恶。”（《康熙起居注•十九年七月十七日》）
三是再度迁界海禁。郑军卷土重来，迫使清政府再度实行迁界海禁政策。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月，清廷决定在广东“仍照原界严行禁止”通海（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福全等题复尚之信请申海禁事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五个月后，康熙帝又指示议政王大臣等：“海寇盘踞厦门诸处，勾连山贼，煽惑地方，皆由闽地濒海居民为之藉也。应如顺治十八年立界之例，将界外百姓迁移内地，仍申严海禁，绝其交通”（《清圣祖实录•卷72》），对郑军实行全面封锁。迁界使沿海人民流离失所，生活无着。对此，康熙帝同样是了解的，他指出：“贫苦之民，一旦迁徙，必弃田舍，难以为生，殊可悯恻”（《清圣祖实录•卷72》）。（参见泉州历史网、《清初迁界》、《海丝之路没落篇•清•迁界》
康熙深知平台不是一件易事。康熙十七年(1678年），他就要姚启圣等遴选福建水师提督，条件“非才略优长，谙练军事不可。”康熙十八年（1679年）七月间，姚启圣曾先后两次上疏，保举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靖海将军，但清廷都以“万正色效力茂著、特拣补福建水师提督”为由，驳回他的题请（《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议政王等题复姚启圣疏请施琅以将军总统水师事务本》）。万正色则加紧建造战船，编练水师，准备进攻金、厦。（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万正色》）
招降活动也从未停止，而且规模更大，条件更加优厚，如对投诚的官员保留原职或按原衔补官，士兵赏银20—50两不等。由于清朝的封锁和诱降，郑军土地日蹙，财源枯竭，士气低落，人心涣散，先后又有5陆镇、5水镇官兵共10余万人降清。[/size][/align][align=left][size=2]
[b]郑氏退守台湾[/b]
转战数年，吴三桂失败，郑经孤军难支。康熙十九年(1680年)，郑经在金门、厦门被闽浙总督姚启圣击败；二月，万正色率水师攻下海坛，并乘胜南下厦门；海澄、丙州守将相继投降。郑军水师著名将领朱天贵也率官员600余人，兵2万余名，舰船300余艘献铜山降清。郑经在大陆的最后一块地盘失守，仅领千人逃回台湾，沿海岛屿悉为清军占领。
从此，郑经沉湎于酒色，不问政事，令长子郑克臧为监国主政。 [/size][/align][size=2][align=left]
[b]清廷首议用兵台湾
[/b] 康熙十九年（1680年），三蕃之乱基本平定，西北噶尔丹叛乱也暂告平息，社会生产有了一定恢复和发展，沉默多年的主张以武力进取台湾的意见，又逐渐抬头。姚启圣在清军攻取厦、金等岛后，就奏请由他统兵进征澎、台。这是施琅入为内大臣后，在清政府内部首次提出的用兵台湾的意见。
清廷讨论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反对武力攻取台湾的人很多，如兵部侍郎温代、刑部尚书介山、户部尚书梁清标，水师提督万正色更是竭力反对进攻台湾，因而引起姚、万之间的争论。（参见泉州历史网[url]www.qzhnet.com[/url]《泉州人名录•万正色》）
《清代官书记明台湾郑氏亡事•卷2》载：
“及提督万正色等进兵克海坛、厦门、金门，启圣复奏请身往澎湖、台湾攻取。上命与巡抚、提督等详议具奏。
正色因奏言：‘澎湖远悬外洋，仅有三澳可泊，且港口迫狭，不能联舟而进。台湾及外国荒远之区，其隘口浅狭，仅可方舟，一人守险，万夫莫开。卒遇风涛，驻泊无所，粮运不继，将为大忧。今逆贼郑锦等窜处台湾，分遣伪镇，已扼澎湖之险。并力穷追，或成困斗，徐行招纳，必自归诚。况闽海残黎既遭饥馑，又苦借派，息兵休民，犹恐未靖，劳师动众，将何以安？臣愚，窃谓今日之计，宜沿海设戍，以固疆隅，不可轻议进兵，以滋劳扰。’
启圣又奏：‘郑锦不灭，则广东、浙江、福建山海之寇终难殄绝。臣愿亲督水师进取台湾。’
上谕：‘台湾应否进取，令侍郎温代会同尚书介山、侍郎吴努春、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杨捷、万正色等速行确议以闻。’
至是，温代等奏复：‘宜如正色言。’”
福建的封疆大吏对这个问题也存在不同的看法，时兵部侍郎温代、刑部尚书介山、礼部侍郎吴努春恰在福建，所以康熙帝即令他们和福建的督、抚、提一起讨论这个问题。从讨论的结果看，是万正色的主张占了上风，所谓“宜如正色言”。
姚启圣并不气馁，是年八月又上疏称：“台湾断须次第攻取，永使海波不扬。此款在臣必欲亲率舟师剿灭台湾，永除后患。”（《康熙统一台湾挡案史料选辑•姚启圣题为详议平海善后条款事本》）
当时大学士明珠也是反对马上用兵台湾的。他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八月初四日奏称：“闽疆新定，逋逃残寇姑徐俟其归命，再若梗化，进剿未晚。”（《康熙起居注•十九年八月初四日》）
最后，康熙帝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八月初五日谕兵部：“台湾、澎湖暂停进兵，令总督、巡抚等招抚贼寇。如有进取机宜，仍令明晰具奏”（《清圣祖实录•卷91》）。康熙帝的态度是做两手准备：先行招抚，若不能奏效，就遣师攻取，把“剿”摆到议事日程了。
这主要是因为：
一、清军刚刚夺取厦门、金门等岛屿，他希冀利用战胜的余威，以收招抚之效。
二、进攻台湾必须依靠福建水师，而水师提督万正色则坚决反对武力进取，他的意见还取得了兵部侍郎温代等人的支持。对大学士明珠的态度康熙帝也不能不予注意的。
三、康熙帝不熟悉海战，而进攻郑氏必须远渡台湾海峡，对此，他始终持谨慎态度。后来在施琅复任水师提督进取台湾前后，康熙帝还谈到“朕向于陆地用兵之处，筹算可以周悉，今海上情形难于遥度”（《康熙起居注•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海上风涛不测，涉险可虞，是以朕不强之使进”（《康熙起居注•二十二年闰六月二十六日》）。
四、清廷长期以来招抚郑成功、郑经均遭失败，不能寄托太大希望，所以康熙帝又必须谕命寻找战机，准备攻台。 [/align][align=left]
[b]以抚为善之方略
[/b] 《清史稿•列传47•施琅》载：“二十年，锦死，子克塽幼，诸将刘国轩、冯锡范用事。”
康熙二十年(1681年)正月，郑经病死，他的两个儿子为争夺权位而自相残杀。二月，郑克塽（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郑克塽》）的岳父、权臣冯锡范与郑经弟郑聪等共谋，杀死郑经长子郑克臧，拥立年仅12岁的郑经次子郑克塽嗣位。实际上，权力全掌握在冯锡范手中，形成“文武解体，主幼国疑”的混乱局面。郑氏集团已成为一个割据政权，丧失了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在军事上，为了防御清军进攻台湾，郑军加紧修理战船，增强防御部署。以中提督武平侯刘国轩为总督守澎湖，在澎湖修筑营垒炮台。以左武卫何祜为台湾北路总督，守鸡笼(今基隆市)、淡水，重修西班牙人遗留下来的城堡。由于兵力不足，只得征集乡兵分守要口，百姓怨声载道，变乱时有发生。
康熙帝得到姚启圣关于台湾内部情况的密报，觉得收复台湾的时机已到。康熙排除了众多反对意见，决定采取“剿抚并用”的方针，“底定海疆”。
康熙面对台湾海峡和郑军现状（约有四、五万军队）以及满清入关后连年征战，国力不强的情况，根据赖塔、施琅和姚启圣的意见，决定：“恤兵养民，与天下休息”，“以抚为善之方略”，“亦因剿寓抚之指针，可先抚后剿，先礼后兵”。
关于“以抚为善之方略”是指：“不登岸受制，不剃发易俗，不改换衣冠的优厚条件下称臣归来”。这是康熙历次招抚最优厚的政策。
当时，在郑氏政权中有主战和主合两种势力：主战派是侍卫大臣冯锡范为代表，他积极勾结日本对抗统一，企图成立台湾国；主合派是以谘参军陈永华和监国的郑克臧为代表，主张接受康熙提出台湾高度自治的“三不”方案。然而，郑氏政权却拒绝这个方案，把自己推向灭亡。 [/align][align=left]
[b]施琅受命
[/b] 《清史稿•列传47•施琅》载：“（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内阁学士李光地奏台湾可取状，因荐琅习海上事，上复授琅福建水师提督，加太
[align=center][backcolor=#66ccff][table=550][tr][td][align=center][backcolor=#ecffff][table=530][tr][td][align=left][size=3][b]一、人物简介[/b][/size][/align][/td][/tr][/table][/backcolor][/align][align=center][backcolor=#ecffff][table=530][tr][td][align=left][size=2] 琅，原名施郎，字尊侯，号琢公，明末清初泉州府晋江县衙口人。
泉州郡城有施琅故居，即今释雅山公园。清•道光《晋江县志•卷12•古迹志坊宅附•城中宅•国朝宅》：“靖海侯施琅宅：在妙华铺。”
墓在惠安县黄塘虎窟口。清•道光《晋江县志•卷68•冢墓志》：“靖海侯施琅墓：在四十一都天花山。”
《浔海施氏族谱》、《晋江县志》、《泉州府志》、《福建通志》、《清史稿》等均有施琅的记载。
施琅出生于农民家庭。“有识度，膂力绝人”，因家貧，幼時弃文习武，一边帮助父亲务农以补家计，一边从师“习距阵击刺诸技，于兵法无不兼精，遂智勇为万人敌”。史书上说他精习兵法，但为人偏狭。 [/size][/align][/td][/tr][/table][/backcolor][/align][/td][/tr][/table][/backcolor][/align]
[align=center][backcolor=#66ccff][table=550][tr][td][align=center][backcolor=#ecffff][table=530][tr][td][align=left][size=3][b]二、人物生平综述[/b][/size][/align][/td][/tr][/table][/backcolor][/align][backcolor=#ecffff][align=center][table=530][tr][td][align=left][size=2][b]1、抗清 [/b][/size][/align][align=left][size=2][b]
[/b] 崇祯十年（1637年），十七岁的施琅便加入郑芝龙的军伍，任千夫长。（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郑芝龙》）
《清史稿•列传47•施琅》曰：“（施琅）初为明•总兵郑芝龙部下左冲锋。”
后剿捕泉州山儆泄Γ魍⑻厥谟位鹘婊频乐艹龉乜骨濉/size][/align][/td][/tr][/table][/align]
[align=center][table=530][tr][td][align=left][size=2][b]2、从芝龙降清 [/b][/size][/align][align=left][size=2]
《清史稿•列传47•施琅》载曰：“顺治三年（1646年），师定福建（福建的南明王朝被清军打垮，郑芝龙降清），琅从芝龙降。从征广东，戡定顺德、东莞、三水、新宁诸县。”
顺治三年（1646年），郑芝龙降清。博洛回京之前，利用郑芝龙的声望招降其旧部，奉芝龙之命降清的有武毅伯施福、澄济伯郑芝豹和部下总兵十员，兵将十一万三千（《清世祖实录》卷三十四）。
郑芝龙被博洛挟持北上后，施琅与五百名随行者一起被留下来，强制分配到各军营（施伟青《施琅年谱考略》）。
当李成栋由吴淞总兵奉调由浙江、福建入广东时，清方不仅利用了郑芝龙“平国公”的牌劄招抚了白沙、甲子等广东东部沿海地带，而且原属郑芝龙部下的总兵施郎（施琅）、梁立、黄廷、成升、洪习山还由武毅伯施福带领率兵马五千名跟随佟养甲、李成栋进军广东，在扑灭顺德县“海寇”和镇压东莞、增城地区的张家玉抗清义师中起了不小的作用（《清世祖实录•卷34》）。
直到顺治五年（永历二年，1648年）三月，在李成栋指挥下一直攻入广西东部。鲁可藻《岭表纪年》载：“□（虏）镇抚施福、耿献忠大小船数百号上梧州。”[/size][/align][/td][/tr][/table][/align]
[/backcolor][backcolor=#ecffff][/backcolor][backcolor=#ecffff][align=center][table=530][tr][td][align=left][size=2][b]3、投入郑成功部下 [/b][/size][/align][align=left][size=2][b]
[/b] 由于提督总兵官李成栋对南方兵将存在歧视心理，李成栋系统的将领同随成栋入粤的福建将领之间存在很深的隔阂。他们对郑芝龙的旧部施福、施郎、洪习山、黄廷等人，既利用他们冲锋陷阵，又在给清廷的奏疏里把他们贬得一钱不值。如顺治四年（1647年）五月二十五日李成栋奏疏中说，从福建带来的施郎等官兵“脆弱不堪，无资战守”（《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甚至伺机剪灭和解散。
施福、施郎、黄廷、洪习山等人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忍气吞声，大有怀才不遇、有功不赏之感。施福曾给清廷上疏奏报“剿抚粤寇之绩”，自称“总督广东陆师原武毅伯施福”，兵部“查施福原系孛罗王（博洛）发与佟养甲、李成栋酌用。今据自称总督，且广东经制久行佟养甲议定未到，应令将施福并议于经制之内，报部覆可也。”（顺治五年闰四月兵部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八册》）。从这件奏疏里也可以看出施福等人对自己功绩、地位的评价和清廷的冷遇。
顺治五年（1648年），李成栋反清复明。李成栋反正以后，意气发舒，把广东看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奏请永历帝核准把施福等福建兵将遣送回籍。鲁可藻《岭表纪年•卷2》载，八月，永历朝廷“改封施福延平伯，杨（敕）仍回闽恢剿。”
闽系将领跟随李成栋反正，不仅没有像成栋嫡系那样因反正有功加官晋爵，反而在遣回福建途中遭到李部将领暗算，企图加以火并收编。施德馨《襄壮公传》（施琅《靖海纪事》）载，施郎所部“自南雄抵潮郡。适潮将郝尚久（李成栋部将，潮州总兵）者，粤师将也。阳犒师牛酒，而包藏祸心，召诸部阴为图公（施郎）。公侦知其事，急拔众走饶平，踞守阅月突围出，且战且行，连日夜间关险阻，从弟肇琏、肇序皆随殁军中”，勉强拖到粤闽交界的黄冈镇才得以脱身。
顺治六年（1649年），闽系将领收到郑成功从厦门鼓浪屿发来的邀请，决定摆脱郝尚久的控制，率部乘舟投奔郑成功。[/size][/align][/td][/tr][/table][/align]
[/backcolor][backcolor=#ecffff][align=center][table=530][tr][td][align=left][size=2][b]4、再次投清[/b][/size][/align][align=left][size=2][b]
[/b] 关于施琅投清公案，《清史稿•列传47•施琅》载曰：“芝龙归京师，其子成功窜踞海岛（以金门、厦门为根据地，到处招兵买马），招琅，不从。成功执琅，并絷其家属。琅以计得脱，父大宣、弟显及子侄皆为成功所杀。”
《清史稿》的记述并不准确。[/size][/align][align=left][size=2]
[/size][size=2] [b]郑成功礼遇甚渥[/b]
清•顺治六年（1649年），施琅与其弟施显应郑成功邀请，到安平（今安海）加入郑成功的队伍，受郑成功的器重，任左先锋职，为郑成功部下最为年少、知兵、善战的得力骁将。（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郑成功》）
郑成功待他甚好，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得力助手，礼遇甚渥，军储卒伍及机密大事悉与谋。
施琅也一心一意为郑成功效劳，郑军自楼舰、旗帜、伍阵相应之法，均是施琅传授的。施琅还率郑军攻漳浦、征揭阳，抗击清军，战绩辉煌。[/size][/align][align=left][size=2]
[b]郑、施关系恶化[/b]
据《先王实录》(亦称《从征实录》）、《赐姓始末》等书的记载，施琅甚有才干，但“行事微觉好胜”、“度量褊浅，恃功骄纵”（《康熙起居注•第二册》，中华书局，1984年），屡忤成功，引起郑成功的恼怒。郑成功不能任人器使，不能容忍下级对他的不尊重。因此，施琅在郑军中没有受到充分重视。
清•顺治七年（1650年）十月，清軍攻占广州，南明•永历政权危在旦夕，诏成功援广州。同时，由于兵员激增，粮饷的来源成了郑成功面临的首要问题。他的叔父定国公郑鸿逵在潮州地区筹集粮饷由于赋额太重，引起百姓反抗，又受到优势清军压力，也陷入困境。郑成功决定亲自带领主力前往潮州，留堂叔郑芝莞率领阮引、何德部水师、蓝登部陆师守御厦门。
清•顺治八年（南明•永历五年，1651年）正月，郑成功军到达广东南澳，郑鸿逵由揭阳引兵来会。两人商议后决定鸿逵回厦门，部众交成功统一指挥攻取潮、惠。施琅任左先锋。此时发生两件事，造成郑成功对施琅日益反感及不满。
一是郑軍严重缺饷，基本上依靠掳掠，其对象说是土豪，但实际上包括了广大老百姓。更为严重的是抢掠妇女，以鼓用兵。施琅強烈反对，拒不执行，还多次对郑成功正言劝阻。
二是当时清•定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藩下的军队已基本上控制广东局势，郑成功的舟师虽可以称雄海上，但陆战较弱，征取粮饷必需占领较大的地方，而且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实现。施琅认为，厦门初定，主力远征清方兵力较强的地方，有可能变生意外。他知道郑成功性格刚强，不敢直说郑军同闽、粤两省清军相比兵力处于劣势，更不便以疏间亲地说郑成功的叔父未必能保住厦门，于是，他面见成功时假托自己头天夜间做了一个梦，预示出师前景不利，请郑成功慎重考虑。郑成功并没有听出施琅弦外之音，认为他白日说梦，心存胆怯，阻碍自己的战略部署。
郑成功当即下令，把施琅的左先锋印和部下兵将移交副将苏茂掌管，让施琅随定国公郑鸿逵一道回厦门。[/size][/align][align=left][size=2]
[b]矛盾激化[/b]
顺治八年（南明•永历五年，1651年）闰二月二十七日，清•福建巡抚张学圣、巡道黄澍、福建右路总兵马得功获悉郑成功主力南下广东，厦门守兵单薄，调集军队乘坐小船渡海偷袭厦门。郑芝莞惊惶失措，乘船逃跑。
在清军登上厦门岛形势极为严峻的时候，施琅曾经率领部卒数十人奋力作战。施琅满以为郑成功班师归来将恢复自己的左先锋职务，但郑成功回到厦门，对施琅的傲慢跋扈却怀有戒心，尽管肯定施琅在厦门迎战清军的功绩，奖给白银二百两，并“未还其兵权”。左先锋仍由苏茂担任，且提升施琅的副将万礼为镇将（即总兵），施琅依旧落职闲住。
施琅大为不满，向成功报告自己心灰意懒，想去当和尚，借以探测成功对他的态度。成功不为所动，叫他另行募兵组建前锋镇。施琅见难以挽回，一气之下剃光头发，不再参见郑成功。这时，施琅的弟弟施显任援剿左镇，也对成功的处置不满，双方的矛盾日益激化。
施琅与郑成功的个性都是冲动、爆燥的，施琅与陈斌以及右先鋒黃廷发生过严重的冲突，令郑成功对施琅的印象更为恶劣，但因平时军事斗争紧张，郑成功无暇顾及解决私人矛盾问题，积怨日深，终有一天爆发了。 [/size][/align][align=left][size=2]
[b]曾德事件[/b]
导致郑、施公开决裂的是曾德事件。
曾德原先是郑彩部下将领，隆武年间随郑彩、张家玉入赣，兵败后改守仙霞岭（邵廷寀《东南纪事•卷1》）。隆武二年（顺治三年，1646年）六月，因巡按御史尹民兴劾奏他“淫纵多端”，一度解职回京（福京，即福州），以都督杨耿接替。不久，应郑芝龙的请求仍派曾德回守仙霞岭（《思文大纪•卷8》）。
郑芝龙降清后，曾德似乎不大得志，在郑成功军中受施琅节制。施琅既被削去兵权，曾德为求出头之日，利用过去在郑氏家族军队中的关系投入成功营中充当亲随，即所谓“恃郑氏亲昵，逃于郑所”（《靖海纪事•施德馨“襄壮公传”》）。
施琅听到消息后，大为愤慨，派人把曾德捉回斩首。郑成功“驰令勿杀”，施琅悍然不顾，“促令杀之”（江日升《台湾外纪》）。
许多史籍都说曾德是施琅的“亲丁”、“标兵”、“标弁”或“从将”、“逃将”，并且说他是犯了法逃往郑成功处，看来是不了解曾德原在郑军中地位较高。曾德虽一度隶属于施琅部下，无论犯法与否，也无论施琅是否已经解除兵权，施琅都无权擅自将他处斩。
剧变投清
明•永历五年(顺治八年，1651年)五月二十日，郑成功见施琅违令擅杀郑氏旧将，断定他反形已露，密令援剿右镇黄山以商量出军机宜为名逮捕施琅之弟施显，同时命右先锋黄廷带领兵丁包围施琅住宅，拘捕施琅和他的父亲施大宣。
施琅被捕后，交由忠定伯洪习山缚于一船中。在一些亲信部将和当地居民的掩护和帮助下，用计逃脱，匿藏于副将苏茂家中，郑成功下令搜查不可得，最后竟然奇迹般逃到大陆。施琅《都阃安侯施公行述》（庄为玑、王连茂编《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云：“亡何，余以旧将苏茂仗义相周旋，因集众扬飘宵遁，赖族父武毅伯（施福）潜驾舟接□（至）安平内地。”
施琅出逃后，“去安平投施天福（施福）依芝豹（郑成功的叔父），求为排解”(江日升《台湾外纪》)。郑成功获悉施琅已逃入安平（安海，时为清方管辖区）后，非但不接受调解，还派部下吴丰秘密去刺杀他。因施琅先已获得情报，吴丰刺杀失败。
郑成功怒不可遏，在七月间竟将施琅的父亲施大宣、弟弟施显处斩，致使施琅对郑成功恨之入骨，郑、施关系不可挽回。
至此，施琅既不能回归郑军，也不能久匿民间，被逼于順治八年（1651年）7月投清，与郑成功对抗。[/size][/align][/td][/tr][/table][/align]
[/backcolor][align=center][backcolor=#ecffff][table=530][tr][td][align=left][size=2][b]5、综述点评 [/b][/size][/align][align=left][size=2][b]
[/b] 施琅的一生，证明他不愧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将领，虽不能说他缺乏政治主见，但他忽明忽清表明他总是以个人的立功扬名置于一姓王朝利益之上，也许可以说“士为知己者用”是他信奉的行为准则。恃才傲物是他性格上的弱点，无论在明朝还是在清朝，他都表现出得意时踌躇满志，失意时口吐不满。然而，却从来没有看到他有非分之想的政治野心。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完全在于驾驭得当，用其所长，制其所短。后来康熙皇帝对施琅就是恩威并用，深得御将之道。
郑成功一直坚持抗清，这同施琅在政治上的反复无常有很大的区别。但他少年得志，性格刚毅，遇事容易冲动，往往凭一时的好恶不计后果地处理问题，缺乏作为统帅人物必需的全局观念。郑成功率军统属经大小战役百余次。在斗争中，虽然每多用表扬奖励来鼓舞斗志，但其“用法严峻，果于诛杀”，常以杀立威。被郑成功诛杀的部将，单在《先王实录》中记有姓名的多达七十余员，有的还杀及妻儿并全家的。被诛杀者，除了有几起定为贪污罪外，其他多是战场上“怕死不前”者，有的不杀会影响军心，可也有的则是不该杀的，冤案、错案绝非仅有。施琅叛逃之后，又株连到他的父亲和兄弟，很难说是明智之举，是郑成功一生中最大的错杀案。
郑氏家族靠的是海上活动起家，清军不习海战，这是郑军能够长期活跃于东南沿海的重要原因。郑成功处置失当，导致施琅这样一位杰出的海军将领投入清方怀抱，使清廷能够建立一支足以同郑军相抗衡的水师，这对后来局势的发展关系匪浅。
同安副将、同安总兵到福建水师提督
《清史稿•列传47•施琅》载：“（顺治）十三年（1656年），从定远大将军世子济度击败成功於福州（施琅随征，攻克闽安镇、罗星塔），授同安副将（统兵驻扎同安）。（顺治）十六年（1659年），成功据台湾，就擢琅同安总兵。”
清•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
《清史稿•列传47•施琅》载：“康熙元年（1662年，七月二十七日），迁（福建）水师提督。” [/size][/align][/td][/tr][/table][/backcolor][/align][/td][/tr][/table][/backcolor][/align]
[align=center][backcolor=#66ccff][table=550][tr][td][align=center][backcolor=#ecffff][table=530][tr][td][align=left][size=3][b]三、主要功绩[/b][/size][/align][/td][/tr][/table][/backcolor][/align][backcolor=#ecffff][align=center][table=530][tr][td][align=left][size=2][b]1、统一台湾[/b][/size][/align][align=left][b][size=2][/size][/b][/align][align=left][b][size=2][/size][/b][/align][align=left][size=2][b]1）首征失利
[/b] 《清史稿•列传47•施琅》载：“时成功已死，其子锦（郑经）率众欲犯海澄，琅遣守备汪明等率舟师御之海门，斩其将林维，获战船、军械。未几，靖南王耿继茂、总督李率泰等攻克厦门，敌惊溃，琅募荷兰国水兵，以夹板船要击，斩级千馀，乘胜取浯屿、金门二岛。叙功，加右都督。”（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郑经》）[/size][/align][align=left][size=2]
[b]和谈失败[/b]
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郑成功在台湾去逝，郑氏集团遂发生分裂。在台湾的郑军将领拥郑成功之五弟郑袭继位，而在厦门的将领却推郑成功之长子郑经继位，双方兵戎相见，内部陷于混乱，“每闻风声，慌乱不堪”。
清王朝认为有机可乘，曾多次派员到厦门招抚郑经。郑经为了减轻压力，以便集中力量解决内部问题，遂派人与清朝谈判，交出南明皇帝赐给的敕书、印玺，作出愿意归顺清朝的姿态，清庭则要求台湾人众迁回内地，剃发易服。
康熙二年(1663年)六月，郑氏集团内变平息，郑经谋求割据一方，回师金、厦，率众窥视福建，便以种种理由，拒绝履行和谈条件，和谈宣告失败。
在统一和分裂的大是大非面前，施琅最先疾呼：只要郑经不肯接受招抚，就应用武力平台，迅速实现国家统一。[/size][/align][align=left][size=2]
[b]寓剿于抚[/b]
康熙的政策是“寓剿于抚”。康熙二年(1663年)十月，清•靖南王耿继茂、福建总督李率泰发兵攻金、厦两岛。由马得功、郑鸣骏军队及荷兰船队出泉州港向金门进攻，施琅、黄梧率队出海澄港攻厦门。郑经部队寡不敌众，金、厦失守，退守铜山（今东山）。
清政府乘机展开了大规模的招降活动。在高官厚禄的引诱下，郑军人心浮动。康熙三年（1664年），郑军自承天府南北总督周全斌、前提督黄廷、水师统帅忠靖伯陈辉以下数十员镇将、总兵、都督共文武官员3985人降清。郑军损失兵力10余万人，大小战船900余艘，宿将精锐十去七八。面对全军即将瓦解的严重局面，郑经万般无奈，只得放弃沿海岛屿，退出厦门，率残部逃往台湾。
施琅建议，乘他率兵攻取金厦新胜，“进攻澎湖，直捣台湾”，使“四海归一，边民无患”。
《清史稿•列传47•施琅》载：“（康熙）三年（1664年，七月十日），加靖海将军。”以周全斌、杨富为副帅，率领原郑军水师部队进征台湾。
康熙三年（1664年）十一月间，施琅选择冬天偏北风的季节，首次率领舟师起航攻打台湾，不料船队航行到洋面上遇上飓风，无法行进，只得返回，连敌人的面也没有见到。
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施琅选择春季第二次发兵台湾，自铜山（东山）启航。史料记载：“乃于本月二十六日会同众伯、总兵官等，率领所有舟师开驾，驶入外洋。时因风轻浪平，驶行三昼夜，尚难于前行。二十八日，暂且依山泊船汲水。二十九日，再行开驾，又通东风迎面扑来，迫于无奈，返回菲罗。”
这次出航的前3天虽然没有碰到风浪，但是风力太小或无风，致使以风帆为动力的舰队行进速度缓慢，进展很不顺利，只得找地方抛锚休息与补充淡水，第4天船队开拔后，气象条件又发生变化，遇到了偏东迎面的逆风无法行进，只得折回。
此后的半个月里，天气一直不好，休整一周后，施琅率领船队又启程了。施琅在给皇帝的奏折中称：“本月十六日，天时晴究，臣又会同众伯、总兵官等，率领舟师开驾，进发台湾。十七日午时，臣等驶入澎湖口，骤遇狂风大作，暴雨倾注，波涛汹涌，白雾茫茫，眼前一片迷漫。”
这次出征后的天气更加糟糕，航行中突然遭遇到如此恶劣的风暴，致使“我舟师不及撤回，皆被巨浪凌空拍击，人仰船倾，悲号之声，犹如水中发出，情势十分危急。”风暴把清军船只的桅杆刮断裂，篷帆被风撕破，船桨折断，船舱漏水，船队只能随风飘荡。所幸飓风只是把船队吹散了，有少数小船被风浪掀翻，失踪人员不多，损失不是很大，连施琅自己的指挥船也被吹到了南边的广东省潮州地界，直到二十六日才返回厦门。 [/size][/align][size=2][align=left]
[b]郑氏拒抚[/b]
当时两岸虽武装对峙，但又都有一定的和平愿望。清王朝三藩未除，经济不稳，无力用兵海上。而台湾郑氏，土地初辟，人口甚少，生产落后，经济困难，急需大陆的粮食和物资供应。且郑部大多是福建人，离家日久，思恋乡土，私下渡海来归者络绎不绝。
康熙六年（1667年），清廷派总兵孔元章赴台湾议抚，答应郑经如归顺，可封“八闽王”，郑经犹豫不决，后以“和议之策不可久，先王之志不可坠”（《海纪辑要》），拒绝清朝的招抚。[/align]
[align=left][size=2][/size][/align][size=2][align=left][size=2][b]2）停议征台 [/b][/size][size=2][b]
[/b] [b]《边患宜靖疏》[/b]
康熙六年（1667年）孔元章议抚失败后，施琅亲赴京師面陳攻取台湾之計，上《边患宜靖疏》，指出：“堂堂天朝，万国宾服，岂容此余灰以滋蔓患日。” [/size][/align][size=2][align=left]
[b]《尽陈所见疏》[/b]
《清史稿•列传47•施琅》载：“（康熙）七年（1668年），琅密陈锦负嵎海上，宜急攻之。”
“密陈”一事，指康熙七年（1668年）施琅又上了《尽陈所见疏》（王铎全校注《靖海纪事•卷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
施琅《尽陈所见疏》指出：“伏思天下一统，胡为一郑经残蘖盘踞绝岛，而拆五省边海之地方，画为界外，以避其患？自古帝王致治，得一土则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复割弃？”“台湾平，则边疆宁靖。防兵可减，百姓得享升平，国家获增饷税，沿边文武将吏得安心供职，可无意外罪累。”
施琅认为，对郑氏“遣官前往招抚，未见实意归诚”，强调“从来顺抚逆剿，大关国体”，对台湾问题提出“因剿寓抚之法”，主张征台宜早不宜迟，以免“养痈为患”。如“折五省边海地方划为界外”，这些地方皆“东南膏腴田园，及所产鱼盐，最为财赋之薮，可资中国之润，不可以西北长城、塞外风土为比。”且五省沿海长期划为禁界，将“钱粮动费加倍，输外省有限之饷，年年协济兵食，何所底止。”最后将造成“赋税缺减、民困日蹙”。只有迅速讨平台湾，以裁防兵，益广地方，增加赋税，俾“民生得宁，边疆永安”。 [/align][align=left] 奏疏提醒康熙帝，倘若继续招抚，将拖延时日，让郑经有机会重整旗鼓，组织其众，“连结外岛，联络土番，羽翼复张，终为后患”。那时，清军“水师虽布设周密”，亦“仅能自守”而已。
施琅分析郑氏之兵力，认为有三大弱点：
一是兵力严重不足。“故明时原住澎湖百姓有五、六千人，原住台湾者有二、三万，俱系耕渔为生。至顺治十八年，郑成功亲带去水陆伪官兵并眷口，共计三万有奇，为伍操戈者不满二万。又康熙三年，郑经复带去伪官兵并眷口，约有六、七千，为伍操戈者不过四千。”而多年来“不服水土病故及伤亡者五、六千”，被清军俘虏者数千，投诚者数百人。郑氏在台湾“虽称三十余镇”，但“兵不满二万之众，船大小不上二百号”。
二是兵力严重分散。奏疏指出，郑军“散在南北二路，垦耕而食，上下相去千有余里……又且不相浃洽。……耕凿自给，失于操练”。
三是军心不稳。军中“无家口者十有五六，岂甘作一世鳏独，宁无故土之思？”且郑军“多系闽地之人，其间纵使有心投诚者，既无陆路可通，又乏舟楫可渡，故不得不相依为命”。
施琅总结指出，“郑经得驭数万之众，非有威德制服，实赖汪洋大海为之禁锢”。在此征台有利条件下，倘若仍然“差官往招，则操纵之权在乎郑经一人，恐无率众归诚之日”！反之，“若用大师压境，则去就之机在乎贼众，郑经安能自主？”
而当时福建清军“水师官兵共有一万有奇，经制陆师及投诚官兵为数不少”，只要从中挑选劲旅二万，“大师进剿，先取澎湖，以扼其吭，则形势可见，声息可通”，足平台湾。
《清史稿•列传47•施琅》载：“召诣京师，上询方略，琅言：‘贼兵不满数万，战船不过数百，锦智勇俱无。若先取澎湖以扼其吭，贼势立绌；倘复负固，则重师泊台湾港口，而别以奇兵分袭南路打狗港及北路文港海翁堀。贼分则力薄，合则势蹙，台湾计日可平。’事下部议，寝其奏。因裁水师提督，授琅内大臣，隶镶黄旗汉军。”
在朝野主抚派一片雀噪声中，康熙在看到施琅的奏疏之后，以“渡海进剿台湾逆贼，关系重大，不便遥定”为名，召施琅“从速来京，面行奏明所见，以使定夺”。
康熙七年（1668年）四月，施琅进京，归入镶黄旗汉军。王源《姚少保启圣传》记：施琅“初以为水师提督，疑其贰，召入京，罢水师提督。”（《清代碑传全集•卷15•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康熙撤掉施琅的福建水师提督职务，任他为内大臣，不再议武力征台之事。清王朝还怀疑这些郑氏降将暗通郑氏集团，下令裁撤福建水师，将所有投清的原郑成功、郑经的官兵，调至北京归旗或分散到各省屯垦，战船全部焚弃。
康熙这样做，主要是迫于形势。表面上看，停议征台，对施琅是贬，但实际上施琅从福建水师提督调任从一品的内大臣则贬中有褒。因为主抚派在当时占了上峰，以鳌拜为首的中央保守势力以“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驰驱制胜，计难万全”为借口，把他的建议压下来。而且部分朝臣对施琅不信任。
当时对施琅的不利因素比较多：他不仅是明郑的降将，而且在1664年前后两次率兵征台未果，损失兵丁，而当时清统治集团对明郑降将又多不信任，曾下令把这些降清士兵官员迁往内地各省安插，对施琅当然也不可能例外。这种不信任当然也包括康熙在内。当13年后李光地（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李光地》）向他推荐施琅为水师提督时，康熙还问李：“汝能保其无他乎？”而清政府当时又要集中力量解决其他国内大事，所以康熙也只好下令撤兵。 [/align][size=2][align=left]
[b]投闲十三年[/b]
康熙八年（1669年）十一月甲午，兵部议：“福建水师提督施琅自海上投诚，授为右都督，今已归入镶黄旗，应照例改为精奇尼哈番（满语jingkinihafan，汉译子爵）。但施琅投诚后，劳绩甚多，请加伯衔。”从之。（《清圣祖实录•31》）
施琅虽被任为内大臣并加“伯爵”衔，但“名为内大臣而困苦不堪”（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11》，中华书局，1995年）。
李光地《皇清诰封正一品夫人施母六十一龄懿庄张太夫人墓志铭》载，入旗之初的施琅，“宦橐素薄”，致副室张氏“鬻簪珥，亲女红，以佐家，使公无入室忧。”（康熙五十四年《浔海施氏族谱》元本，引自《施琅年谱考略》）
更难过的是，施琅受到朝廷上下的轻视和漠视。正如康熙皇帝在13年后决定派施琅征台时间所说的：“尔前为内大臣十有三年，当时因尔系闽人，尚并轻尔者。”（《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1785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当然，对比被编入旗下受到严密监视乃至罗织罪名被杀掉的河南地方武装领袖李际遇、原明东平侯刘泽清、投降之际讨价还价、不安其位的总兵高进忠，施琅的境遇还算是好的。闲置是降清明将的普遍境遇。
任内大臣的十三年中，施琅的苦心议谏被束之高阁，无所事事，但他仍然矢志复台。施琅认为平台是闽海第一要务，而且必须以剿逼和，是一个坚决的主剿派，不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
在京之日，他密切注视福建沿海动向，悉心研究风潮信候，认真总结两次进征台湾未果的教训，“日夜磨心熟筹”。
同时，施琅千方百计寻找同盟军，四处拜访在京任职的福建籍官员，阐述其主张，以俟起用。
《靖海纪事•曾炳（晋江人）“序”》记载，康熙十六年（1677年）“吾闽先生人士在都者，群诣”施琅家，向他请教“平海方略”。
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11》记载说：康熙十九年（1680年）七月李光地返至京城、始实授内阁学士之职时，“予初补官，渠（指施琅）时在京，……使人致意云，君来，上问将，千万为渠留意。”“〔予〕后回京，施将军时来说他的本事海上可平。”李光地通过与施琅接触、交谈，也终于改变以往认为施琅“骄狂，未必能成事”的看法，而知他“必非寻常”、“大服其智略。”（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李光地》）
他“尝于朝退休闲，翻阅历代二十一史，鉴古今成败及名臣言行可法者，一一具志诸胸中”，以致朝中同僚刮目相看，誉之“儒将”。[/align]
[align=left][size=2][b]3）复台谋略[/b] [/size][/align][align=left][size=2]
[b]谈判破裂[/b]
康熙亲政后，刑部尚书明珠奉旨入福建，主持和议，派知府慕天颜入台，宣示招抚之意。清廷做了重大让步，允许郑氏封藩，世守台湾。郑经则提出：“苟能照朝鲜事例，不薙发，称臣纳贡，尊事大之意，则可矣”（江日升《台湾外记》）。
康熙则认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不能与藩属朝鲜相提并论，答复：“若郑经留恋台湾，不思抛弃，亦可任从其便。至于比朝鲜不剃发，愿进贡投诚之说，不便允从。朝鲜系从未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康熙不愿台湾成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国家，故谈判破裂。[/size][/align][align=left][size=2]
[b]三藩叛乱[/b]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平西王吴三桂据云南叛清。十三年（1674年）三月，靖南王耿精忠反于福州，不久，定南王尚之信也在广东反清，史称“三藩叛乱”，中原战火弥漫。
远在台湾的郑经趁“三藩”乱起之机，与吴三桂、耿精忠勾结，从康熙十三年（1674年）起西渡入闽、粤作战，纵横于东南沿海达６年之久。郑军不断骚扰广东、福建沿海地区，占领厦门与漳州、泉州、潮州、惠州各地，此后即以海澄、金门、厦门为据点，与清军隔海对峙，清朝曾四次派员劝说郑经退回台湾，均未奏效。（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郑经》）
东南沿海百姓深受其害。
一是郑军的筹饷。康熙帝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二月十四日谕户部说：“闽地经海孽扰害，又遭逆贼暴征横敛，民困已极”（《清圣祖实录•卷65》）。
二是清军的索饷征役。清政府为进攻郑军，向福建等地派驻了大批的满汉官兵，他们索饷征役，“盘踞民房”，将弁和地方官吏趁机对百姓进行敲诈勒索，对此，康熙帝也是承认的。他在康熙十九年（1680年）谈到料理福建回京官兵船只事时即指出：“朕闻往来官兵，所用船只人夫，皆借端勒索，恣意骚扰，往往额外多派，折价入己，沿途生事，毒害地方。又辄将纤夫肆行鞭挞，小民深以为苦。各该篮将军不加禁制，任其妄行。地方官复行苛敛，希图分取，互相隐饰。种种私弊，甚为可恶。”（《康熙起居注•十九年七月十七日》）
三是再度迁界海禁。郑军卷土重来，迫使清政府再度实行迁界海禁政策。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月，清廷决定在广东“仍照原界严行禁止”通海（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福全等题复尚之信请申海禁事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五个月后，康熙帝又指示议政王大臣等：“海寇盘踞厦门诸处，勾连山贼，煽惑地方，皆由闽地濒海居民为之藉也。应如顺治十八年立界之例，将界外百姓迁移内地，仍申严海禁，绝其交通”（《清圣祖实录•卷72》），对郑军实行全面封锁。迁界使沿海人民流离失所，生活无着。对此，康熙帝同样是了解的，他指出：“贫苦之民，一旦迁徙，必弃田舍，难以为生，殊可悯恻”（《清圣祖实录•卷72》）。（参见泉州历史网、《清初迁界》、《海丝之路没落篇•清•迁界》
康熙深知平台不是一件易事。康熙十七年(1678年），他就要姚启圣等遴选福建水师提督，条件“非才略优长，谙练军事不可。”康熙十八年（1679年）七月间，姚启圣曾先后两次上疏，保举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靖海将军，但清廷都以“万正色效力茂著、特拣补福建水师提督”为由，驳回他的题请（《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议政王等题复姚启圣疏请施琅以将军总统水师事务本》）。万正色则加紧建造战船，编练水师，准备进攻金、厦。（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万正色》）
招降活动也从未停止，而且规模更大，条件更加优厚，如对投诚的官员保留原职或按原衔补官，士兵赏银20—50两不等。由于清朝的封锁和诱降，郑军土地日蹙，财源枯竭，士气低落，人心涣散，先后又有5陆镇、5水镇官兵共10余万人降清。[/size][/align][align=left][size=2]
[b]郑氏退守台湾[/b]
转战数年，吴三桂失败，郑经孤军难支。康熙十九年(1680年)，郑经在金门、厦门被闽浙总督姚启圣击败；二月，万正色率水师攻下海坛，并乘胜南下厦门；海澄、丙州守将相继投降。郑军水师著名将领朱天贵也率官员600余人，兵2万余名，舰船300余艘献铜山降清。郑经在大陆的最后一块地盘失守，仅领千人逃回台湾，沿海岛屿悉为清军占领。
从此，郑经沉湎于酒色，不问政事，令长子郑克臧为监国主政。 [/size][/align][size=2][align=left]
[b]清廷首议用兵台湾
[/b] 康熙十九年（1680年），三蕃之乱基本平定，西北噶尔丹叛乱也暂告平息，社会生产有了一定恢复和发展，沉默多年的主张以武力进取台湾的意见，又逐渐抬头。姚启圣在清军攻取厦、金等岛后，就奏请由他统兵进征澎、台。这是施琅入为内大臣后，在清政府内部首次提出的用兵台湾的意见。
清廷讨论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反对武力攻取台湾的人很多，如兵部侍郎温代、刑部尚书介山、户部尚书梁清标，水师提督万正色更是竭力反对进攻台湾，因而引起姚、万之间的争论。（参见泉州历史网[url]www.qzhnet.com[/url]《泉州人名录•万正色》）
《清代官书记明台湾郑氏亡事•卷2》载：
“及提督万正色等进兵克海坛、厦门、金门，启圣复奏请身往澎湖、台湾攻取。上命与巡抚、提督等详议具奏。
正色因奏言：‘澎湖远悬外洋，仅有三澳可泊，且港口迫狭，不能联舟而进。台湾及外国荒远之区，其隘口浅狭，仅可方舟，一人守险，万夫莫开。卒遇风涛，驻泊无所，粮运不继，将为大忧。今逆贼郑锦等窜处台湾，分遣伪镇，已扼澎湖之险。并力穷追，或成困斗，徐行招纳，必自归诚。况闽海残黎既遭饥馑，又苦借派，息兵休民，犹恐未靖，劳师动众，将何以安？臣愚，窃谓今日之计，宜沿海设戍，以固疆隅，不可轻议进兵，以滋劳扰。’
启圣又奏：‘郑锦不灭，则广东、浙江、福建山海之寇终难殄绝。臣愿亲督水师进取台湾。’
上谕：‘台湾应否进取，令侍郎温代会同尚书介山、侍郎吴努春、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杨捷、万正色等速行确议以闻。’
至是，温代等奏复：‘宜如正色言。’”
福建的封疆大吏对这个问题也存在不同的看法，时兵部侍郎温代、刑部尚书介山、礼部侍郎吴努春恰在福建，所以康熙帝即令他们和福建的督、抚、提一起讨论这个问题。从讨论的结果看，是万正色的主张占了上风，所谓“宜如正色言”。
姚启圣并不气馁，是年八月又上疏称：“台湾断须次第攻取，永使海波不扬。此款在臣必欲亲率舟师剿灭台湾，永除后患。”（《康熙统一台湾挡案史料选辑•姚启圣题为详议平海善后条款事本》）
当时大学士明珠也是反对马上用兵台湾的。他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八月初四日奏称：“闽疆新定，逋逃残寇姑徐俟其归命，再若梗化，进剿未晚。”（《康熙起居注•十九年八月初四日》）
最后，康熙帝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八月初五日谕兵部：“台湾、澎湖暂停进兵，令总督、巡抚等招抚贼寇。如有进取机宜，仍令明晰具奏”（《清圣祖实录•卷91》）。康熙帝的态度是做两手准备：先行招抚，若不能奏效，就遣师攻取，把“剿”摆到议事日程了。
这主要是因为：
一、清军刚刚夺取厦门、金门等岛屿，他希冀利用战胜的余威，以收招抚之效。
二、进攻台湾必须依靠福建水师，而水师提督万正色则坚决反对武力进取，他的意见还取得了兵部侍郎温代等人的支持。对大学士明珠的态度康熙帝也不能不予注意的。
三、康熙帝不熟悉海战，而进攻郑氏必须远渡台湾海峡，对此，他始终持谨慎态度。后来在施琅复任水师提督进取台湾前后，康熙帝还谈到“朕向于陆地用兵之处，筹算可以周悉，今海上情形难于遥度”（《康熙起居注•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海上风涛不测，涉险可虞，是以朕不强之使进”（《康熙起居注•二十二年闰六月二十六日》）。
四、清廷长期以来招抚郑成功、郑经均遭失败，不能寄托太大希望，所以康熙帝又必须谕命寻找战机，准备攻台。 [/align][align=left]
[b]以抚为善之方略
[/b] 《清史稿•列传47•施琅》载：“二十年，锦死，子克塽幼，诸将刘国轩、冯锡范用事。”
康熙二十年(1681年)正月，郑经病死，他的两个儿子为争夺权位而自相残杀。二月，郑克塽（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郑克塽》）的岳父、权臣冯锡范与郑经弟郑聪等共谋，杀死郑经长子郑克臧，拥立年仅12岁的郑经次子郑克塽嗣位。实际上，权力全掌握在冯锡范手中，形成“文武解体，主幼国疑”的混乱局面。郑氏集团已成为一个割据政权，丧失了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在军事上，为了防御清军进攻台湾，郑军加紧修理战船，增强防御部署。以中提督武平侯刘国轩为总督守澎湖，在澎湖修筑营垒炮台。以左武卫何祜为台湾北路总督，守鸡笼(今基隆市)、淡水，重修西班牙人遗留下来的城堡。由于兵力不足，只得征集乡兵分守要口，百姓怨声载道，变乱时有发生。
康熙帝得到姚启圣关于台湾内部情况的密报，觉得收复台湾的时机已到。康熙排除了众多反对意见，决定采取“剿抚并用”的方针，“底定海疆”。
康熙面对台湾海峡和郑军现状（约有四、五万军队）以及满清入关后连年征战，国力不强的情况，根据赖塔、施琅和姚启圣的意见，决定：“恤兵养民，与天下休息”，“以抚为善之方略”，“亦因剿寓抚之指针，可先抚后剿，先礼后兵”。
关于“以抚为善之方略”是指：“不登岸受制，不剃发易俗，不改换衣冠的优厚条件下称臣归来”。这是康熙历次招抚最优厚的政策。
当时，在郑氏政权中有主战和主合两种势力：主战派是侍卫大臣冯锡范为代表，他积极勾结日本对抗统一，企图成立台湾国；主合派是以谘参军陈永华和监国的郑克臧为代表，主张接受康熙提出台湾高度自治的“三不”方案。然而，郑氏政权却拒绝这个方案，把自己推向灭亡。 [/align][align=left]
[b]施琅受命
[/b] 《清史稿•列传47•施琅》载：“（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内阁学士李光地奏台湾可取状，因荐琅习海上事，上复授琅福建水师提督，加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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