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天上人间的前世今生_写作素材

现在天上人间这个词已经成了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代名词。放眼古今中外，“天上人间”也是比比皆是，从浪漫之都巴黎的红磨坊到北京的八大胡同，拉斯维加斯的艳舞夜总会到日本艺伎的艺术表演地，这些都曾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印记，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其实这些场所并非只是人们想象中的风流地，吸金处，同时也成为了那个历史时代的缩影。下面就让我们透过历史的迷雾揭开“天上人间”的种种谜团。

·影响“天上人间”的历史瞬间

【谁将妓院推上了历史舞台？】

娼妓的祖师爷、保护神：管仲
关键词：官方妓院世界官妓之父国家经营合法化收税
　　管仲使妓女合法化，目的有四：一是为了增加国家收入；二是为了缓解及调和社会矛盾；三是招揽游士，网罗人才；四是供齐桓公淫乐。但管仲设立妓院，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从中收税以作军费。

私妓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但是，真正的国家经营娼妓业，却是由管仲开创的。

管仲在位时不但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还设置“女闾”。所谓“女闾”，就是妓院。也就是说，管仲是第一个设置官方妓院的人。管仲于公元前685年被封为“卿”，死于公元前645年，因此设“女闾”制应该是在公元前685年至公元前645年之间。这比梭伦创立雅典国家妓院(公元前594年)至少还要早50年以上。因此有人说管仲是“世界官妓之父”。

当时妓女数量还是比较多的，如管仲设女闾300，据《周礼》中说“五家为比”，“五比为闾”，一闾是25家，总数当为7500家，若设700，就有1.75万家之多。

“女闾”制开了国家经营娼妓业的先河。作为政治家管仲，其实行“女闾”制，目的有四：一是为了增加国家收入。清代褚人在《坚瓠续集》卷一记载：“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教坊花粉钱之始也。”二是为了缓解及调和社会矛盾。三是招揽游士，网罗人才。当时诸侯争雄，齐桓公为了能够称霸天下，借助美女来招引人才。四是供齐桓公淫乐。齐桓公是一个好色之徒，这在文献中有所记载：“好内，多内宠，如夫人者六人。”他好色无度，喜欢寻求刺激。但管仲设立妓院，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从中收税以作军费。

管仲设立市妓和妓院，对后世中国公共制度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他的影响下，春秋各国纷纷效仿，后世的封建统治者也从此让娼妓制度获得合法地位，这恐怕是作为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思想家的管仲始料未及的吧!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当时的妓院肯定不像日后那样畏首畏尾，而是在管仲丞相的庇护之下，光明正大地经营。所以娼妓们当然要奉管仲为“保护神”了，这一习惯也延续到了后世。

【旧时各国红灯区全纪录】

越南红灯区妓女，坐着的人叫阮氏，站着的人是她的朋友

朝鲜汉城附近红灯区的妓女

越南红灯区妓女

摩洛哥红灯区妓女

中国大连红灯区

法国军营妓院

法属北非的阿拉伯妓女

摩洛哥漫画：法属塞内加尔黑人士兵前往红灯区

希腊塞萨洛尼基（希腊城市）红灯区

荷兰阿姆斯特丹红灯区妓女

叙利亚宫廷妓女

玛格丽特小姐，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著名妓女

【中日韩十大倾城名妓世间各领风骚】

一、青楼头牌--李师师：绝代佳人才艺双绝
能够使一代才子周邦彦和宋徽宗双双败于裙下的佳人，古往今来只有一人--李师师是也。传言，李师师琴棋书画、歌舞技艺无一不绝。宋徽宗遇见李师师后，兰房恣意，春宵回暖，早朝归去晚回鸾，羡煞天下众人！
可惜，好景不长宋徽宗玩物丧志，很快就失了城池。李师师也难逃此劫，宋徽宗失势之后，她下落不明。而今再想寻得佳人音讯，可谓是华事可伤，芳踪难觅……

二、痴情青莲--董小宛：凌波仙子薄命红颜
古代的名妓之中，若要数脱俗第一：当属董小宛；若要数痴情第一：仍属董小宛！自小便有冰雪天姿和幽清气韵，堕入青楼实在让人感叹天地不仁，不过她遇见了毕生最爱之人--冒襄，甘心作妾，倾尽心力，为冒襄一家的安危，甚至可以弃性命于不顾，此等痴情就算是平常女子也无法比拟。
可惜，董小宛只活了29年，红颜薄命，在冒襄一家逃难途中病死。

三、倾国名姬--陈圆圆：秦淮绝艳色艺超群
能够与跟天下第一反贼--李自成、天下第一卖国贼--吴三桂和天下第一皇帝--崇祯先后有过瓜葛的名姬，古往今来，只有陈圆圆一位！
圆圆能歌善舞，色艺超绝，时称"江南八艳"之一。吴三桂对陈圆圆一见倾心，后纳为妾。李自成攻破北京，手下刘宗敏掳走陈圆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遂引清军入关，在一片石攻破李自成，陈圆圆复归吴三桂。后吴三桂为滇王，圆圆随往，成就了一段千古良缘！

四、钱塘诗妓--苏小小：玲珑秀美才富五车
钱塘诗妓与放荡文人阮籍的相恋，在后世传为佳话。传说苏小小在游玩之时碰到了一位俊美的公子--阮籍。两人一见倾心，阮籍到小小家拜访，受到美人礼遇，晚上便同榻而眠。苏小小从此与阮籍形影不离，每日游山玩水。但终因阮父阻拦，分道扬镳。
离开了阮籍的苏小小，一病不起，虽是车马盈门，却仍梅花傲骨，终是佳人薄命，年方十九便咳血而亡，葬于杭州西泠之坞，令无数文人雅客惋惜不已。

五、金陵佳人--柳如是：风骨不在侠义犹存
柳如是是明清易代之际的著名歌妓才女，她个性坚强，正直聪慧，魄力奇伟，在乱世风尘中往来于江浙金陵之间。由于她美艳绝代，才气过人，遂成秦淮名姬。她留下了不少值得传颂的轶事佳话和颇有文采的诗稿《湖上草》、《戊寅卓》与尺牍。
崇祯十四年她20余岁时，就嫁给了年过半百的东林领袖、文名颇著的大官僚钱谦益。钱氏娶柳后，为她在虞山盖了壮观华丽的"绛云楼"和"红豆馆"。后清军入京，柳如是不畏强权，留守金陵，体现了强烈的爱国民族气节。
柳如是的一生，书画俱名，精通音律，长袖善舞，以侠义刚烈而闻名于世。最终，当钱谦益过世，乡人来抢夺钱氏物业的时候，烈女柳如是自尽表示抗争，香消玉陨。

六、高丽美人--黄真伊：不拘一格为爱而生
黄真伊又名真娘，艺名明月，是中宗时代一个进士的庶女。熟读四书五经以音律跟诗书最有名。15岁进入妓界，跟文人硕儒交往以卓越的诗才和美貌魅惑众人。诱使修炼十年准备成为活佛的天马山知足庵知足禅师破戒，魅惑当代大学士徐敬德不成最后两人结成师徒关系。后来跟当代一流的名士碧溪守深厚的恋情让她开始诗作表现其独特的爱情观。
黄真伊是16世纪朝鲜时代的名妓，集名妓，诗人，歌客三重身份于一身，她与当时的学者，艺术家，士大夫等交往密切，为人不拘一格，做事特立独行，其风采令无数男人倾倒，又因文艺和音乐出色而被众多朝鲜诗词所记载。
在艺术中感受爱情，在爱情中滋润艺术。为爱而生--是黄真伊绝佳的诠释！9月25日起，《大长今》之后又一宏篇巨作韩国版《艺伎回忆录》--《黄真伊》将于星空卫视亚洲风剧场火热开播。实力明星河智苑、金英爱落力主演，配以绝妙剧本构思，绝对超出您的期待！

七、一代画魂--潘玉良：深谷幽兰艺坛奇葩
这一位"美"的富有者，她的人生道路是艰难而又曲折的：孤儿--雏妓--小妾--艺术追求者--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世界艺坛的著名艺术家！这就是她漫漫一生的经历。
与潘赞化的相遇相恋是原名张玉良一生的转折点，而与刘海粟的相识相知则是潘玉良事业的启明星。世事变迁，一代画魂潘玉良最终没有回到她的祖国，1977年，60岁未到的潘玉良在法国巴黎的医院中停止了呼吸，安眠于城外的一座墓地，在她宏伟的黑色墓碑上刻着一行用中文镌刻的碑文：世界艺术家潘玉良之墓！

八、传奇花魁--赛金花：乱世彩云命运多舛
作为世纪末20世纪初叶中国的最具传奇色彩的女子，赛金花的一生似乎很难用三言两语来简单概括，《孽海花》描述的就是关于她的故事，铁打的赛金花，流水般的男人。
年幼时被卖上花船为妓，后与"前科状元"洪钧相识，成为了可以出使欧洲四国的公使夫人。洪钧病故，赛金花再度沦落风尘，乱世之中，与军阀来往甚密，但终因风韵不再，遭致晚年穷困潦倒，在北京的旧胡同里凄苦死去。

九、一代名伶--小凤仙：侠骨柔情十年一梦
名动公卿的小凤仙，最为令人称道的是与蔡锷将军的一段情，开始蔡可能有"狎妓"以麻痹袁的意味，但人都有自身弱点，饮食男女在所难免。蔡锷当时33岁，小凤仙17岁，两情相悦，英雄美人悱恻缠绵成了千古美谈，民间亦多有传说。从蔡锷赠小凤仙两联中可看出俩人的一番真情：不信美人终薄命；由来侠女出风尘。其地之凤毛麟角；其人如仙露名珠。
当蔡锷病逝于日本福冈大学医院，消息传到北京，在中央公园公祭蔡锷时，小凤仙身披黑纱，送有挽联：九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怜他忧串余生，萍水相逢成一梦；十八载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真可谓侠骨柔情，情深意长！

十、东瀛佳丽--岩崎峰子：艺能达人魅力难挡
《艺伎回忆录》小百合的原型--岩崎峰子，可谓是日本艺伎界最为举足轻重的巨星。15岁正式出道，成为全日本的第64名舞伎，当年便成为收入最高者并保持"花魁"称号6年之久。21岁时完成"更领"仪式正式成为艺伎，每天晚上几乎要到10家或10家以上的茶楼和料理亭接待客人。
在岩崎峰子的嘉宾名单上，可谓"大牌"众多：美国总统福特，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查尔斯王子等都曾是她的座上宾。因为女王对宴会上的日式美食不感兴趣，峰子便利用与女王丈夫聊天的机会略施小计地做了几个小动作，没想到这居然使得伊丽莎白女王醋海掀波，着实让负责接待的日本官员惊出一身冷汗。
"国宝级"的岩崎峰子在音律、舞蹈、茶道、礼仪素养方面都是行内里手，在举手投足间的每一个细微之处表现日本传统文化的精髓，可惜在她鼎盛时29岁激流勇退，令无数人扼腕不已。

【影响中国三千年娼妓业进程的3个男人】

妓女，被称为一种妇女从事的“特种”行业，男人们蔑称为“鸡”，妓：左为女，右从支，在男人眼里，女人本来应该在家相夫教子的，但有一部分人出于不得已的理由青楼为妓，万人为夫，也算是妇女中的一个另类，一个分支吧。其实在母系氏族社会，女人都是万人为夫的，儿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就是证明。只是那时候妇女当家作主，性的主动权也取决于女人，男人倒成了女人性的工具。到了父系氏族社会，男女地位发生巨大变化，性的决定权转而取决于男人，女人就成了男人性发泄的工具，被蔑称为“妓”。据说三皇五帝时就有妓女，最早的妓女叫洪涯妓。但在男人为主流的阶级社会里，妓女的命运完全取决于男人，在中国历史上，对妓女业发展进程有重大影响的也是三个男人：

前面提到的管仲为首

他被称作妓女业的祖师爷、娼妓神、妓女的保护神、性产业化的鼻祖、中国设立“红灯区”第一人等，原因就在于他在齐国首次设立了“国家大妓院”，这是世界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次，在此之前，妓女一般以女奴的身份出现，在贵族地主家里陪吃，陪唱，陪睡，虽类似于现在起“三陪”作用的“二奶”、“三奶”、“N奶”，但身份地位卑下，称为“家妓”；君主的家里女奴更多，这是“官妓”，至于在街头营业的有组织的妓院则还没有。管仲的国家大妓院称为“女市”，里面的国家工作人员称为“女闾”，管仲在繁华的都城临淄试点开了7家官办的“女市”，其中每一市有“女闾”100人，共700人。管仲的国家大妓院起到了五方面的作用：一是增加了国家税收，管仲置女市收男子的钱入国库，即后世所谓“花粉税”、“花粉捐”，增加了国家收入；二是解决了大量女奴隶的就业问题；三是解决了许多男子无处发泄性欲的苦恼；四是吸引了爱金钱更爱美女的四方英雄来齐国发展；五是进一步规范了娱乐业的发展。齐国之所以能够富国强兵，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国家大妓院的建立功不可没。既然妓女正规化、合法化有这么多的好处，当时各国就纷纷效仿。妓女们第一次受法律保护，能够正当营业，也非常感谢管仲给她们提供的便利条件，所以称之为娼妓神也就不为之奇了，这个习惯一直影响了中国近三千年。

第二个男人是宋朝著名的大词人柳永。

他被妓女们称做“花间皇帝”，受妓女们的拥护和爱戴，上妓院不花钱也能寻欢作乐者，柳永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其原因就在于他的“词”好。妓女由纯卖“肉”到既卖“肉”又卖“艺”，柳永虽不是始做诵者，但一定是把妓女由纯操皮肉生涯的行尸走肉变成“高级妓女”、“艺术妓女”的导师，宋代自柳永以后，妓女业发展到了顶峰，以至于惊动了最高统治者皇帝：宋仁宗喜欢柳词，曾对柳永下旨：且去填词。于是柳永成为青楼专业的词作者，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宋徽宗后宫佳丽三千，却独被妓女李师师的风韵迷倒，原因并不在于李师师比后宫的佳丽更漂亮，而是她的“艺术”气质高于常人。柳永活着的时候，宋朝各大名城的歌女舞妓无一不是他的“粉丝”， “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传遍神州大地。以至于“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他每到一处都受到空前的欢迎，有人供他吃喝玩乐，填的词妓女乐师还会有“稿费”给他。柳永死的时候，卞京城的妓女们出钱为他大出殡，这是怎样的场面啊，全城的妓女停业为他送葬，花枝招展，哭声震天，数里可闻。就是皇帝驾崩，亲娘老子死了，也不会有这么宏大的场面。以后的每年清明节卞京城的妓女都要去给柳永扫墓，俗称“吊柳七”，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俗。所谓做一行精一行，行行出状元，做了妓女，在无奈中也是有追求的。那就是做全中国最出色的妓女，俗称“花魁”。“花魁”单靠脸蛋漂亮是不行的，需要的是内在的气质，是柳永给了妓女们“苦中的尊严”。

第三个男人是伟大领袖毛泽东。
这个一心把穷人从苦海中解救出来的活观音，对妓女的命运也是深表同情的。妓女中有因家庭条件贫困而自卖青楼的，有被土豪恶霸逼良为娼的，当然也有贪图享受不愿劳动而把卖淫当做致富手段的另类。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微服私访，曾亲眼看到一个老鸨追打妓女，他怒不可遏，当即命令卫士制止了老鸨的无耻行为，“谁家没有妻子姐妹，任尔等肆意胡为”，毛泽东决定消除这一社会毒瘤，下达了“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的命令。一夜之间，北京城224家妓院全部被封闭，随之展开全国性的解放妓女运动。不管妓女们愿意不愿意，不管嫖客们笑与哭，毛泽东用强硬的行政手段根除了风行中国五千多年历史的妓女现象。当有外国记者问时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总理“中国有没有妓女”时，周总理幽默地说：“有，在中国的台湾省”。
根据“有需要就是合理的”的这一理论，莫非妓女命不该绝？在台湾，妓女团体更是游行示威，呼吁让性工作合法，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她们的理由是“底层人民活不起、病不起、养不起、读不起、老不起，有很多底层妇女是靠着性工作勉强撑持家计的”。看来，是社会“不平等”造就了妓女，单单靠行政命令无法根除这一社会毒瘤，对妓女这一“洪水猛兽”，是大禹王的“疏”、还是禹王父的“堵”……社会期待着第“四”个影响妓女生存的男人！

· “天上人间”何以千年不败——古今中外旧时娱乐场所盛行的背后推力

【妓院是各朝代税收重头】

时下炙手可热、抢尽眼球的美女经济，其实古已有之。“漂亮的脸蛋出大米”，在中国，至少在2500年前就已经有人身体力行了。而始作俑者，是西施。

据说,当年越国选美，西施名列榜首。在进京途中，行人争相围观，结果造成交通堵塞，寸步难行。护送西施的越国相国范蠡，见此盛况，心生一计，索性叫西施住进路旁旅社的一幢华丽小楼，而后四处张榜：欲见美女者，付金钱1文。

告示贴出，四下轰动。西施登上朱楼，凭栏而立，飘飘然似仙女下凡。观赏者排成长龙，为一睹西施芳容，慷慨解囊，有的竟付两三次之多，真是百看不厌。3天下来，范相国所得金钱无数。进京后，他把这些钱都交到国库。西施因此仰慕范蠡的才智和品德，两人遂结为生死之交。范蠡的举措，不折不扣地为后代的“美女经济”开了先河。

从唐代起，文人士大夫聚会饮筵，时兴招妓女做席纠(或称酒纠)行令佐酒，或以歌舞侍宴。这就是现在的所谓“三陪”。曾经的中国古代社会，市民追花逐柳，商人豪爽使钱，纨绔子弟一掷千金，使妓院门庭若市，生意兴隆，养育了妓女；而妓女和以游冶为中心的都市生活，又反过来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经济的繁荣。中国社会如隋、唐、五代、辽、宋、夏、金、元、明、清等朝代，妓院的开张和利税，历来是各个朝代税收的“重头之戏”。

眼下红红火火的选美，应该说是“美女经济”链条中的“重中之重”。其实，这一“美丽赛事”也是古已有之。古代帝王选妃，实际上就是一种选美，不过那是百分之百的帝王意志，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选美。而据古籍记载，真正有组织、有章程、有参选者和参观者的选美活动，应是滥觞于宋代，只不过那时不叫“选美 ”，称为“品花”。品评的对象也不是广义上的美女，只针对妓女。此项赛事也名曰“花榜”。冯梦龙在其《卖油郎独占花魁》中，把南宋杭州名妓莘瑶琴称为“花魁娘子”。妓女“一经品题，声价十倍”(《清稗类钞》) 。

【宋代妓女走国营路线三陪体制化】

宋时代，官妓制度依然盛行，而私营妓女则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在一千年前，妓女们就已经开始承担商业促销的义务。宋代的酒楼，普遍以妓女的美色来促进业务——让妓女在酒楼陪客侑酒。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记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酒楼盛况云：
凡京师酒楼……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

又如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记南宋杭州城“和乐楼”等十一座官营酒楼用官妓陪客：

每库(那时酒楼常被称为“库”)设官妓数十人……饮客登楼，则以名牌点唤侑樽，谓之“点花牌”。……然名娼皆深藏邃阁，未易招呼。

而“熙春楼”等十八家“市楼之表表者”(私营酒家之有名者)则用私妓侑酒：

每处各有私名妓数十辈，皆时妆玄服，巧笑争妍。夏月茉莉盈头，春满绮陌，凭槛招邀，谓之“卖客”。

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亦记有这方面情况：

自景定以来，诸酒库设法卖酒，官妓及私名妓女数内，拣择上中甲者，委有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滴溜，歌喉婉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

接着是当时著名官妓11人和私妓22人的名单。这些妓女的名字，正是那个时代的性感名字，不妨抄录一些：官妓如金赛兰、范都宜、唐安安、倪都惜、潘称心、梅丑儿、康三娘、沈三如等；私妓如钱三姐、季惜惜、吕双双、胡怜怜、沈盼盼、普安安、徐双双等。

此外还有一些卖唱、卖艺的流动私妓，可能是较为下等的妓女。耐得翁《都城纪胜?酒肆》还记载有一种“庵酒店”，是“有娼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也”，这种可以和客人在酒阁内成就云雨之欢的陪酒女郎，应是较下等的私妓。

酒楼用妓女陪客侑酒，其实和今天夜总会之类场所中的光景差不多。都不外以色促销，或酒色兼营；惟一的区别，只是三陪售色的程度。

【明治维新，艺伎出了不少力】

艺伎木户松子曾救过维新派领袖的性命。

　　编者按：随着好莱坞大片《艺伎回忆录》的公映，日本艺伎迅速成了全球观众所津津乐道的话题。在大多数人的眼中，艺伎是一个神秘而又有些暧昧的职业，其实人们对艺伎有着很多的误解。300多年来，艺伎已经成为日本独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一些著名的艺伎甚至对日本历史的走向有过微妙的影响。

　　幕府禁私娼催生日本艺伎

　　17世纪末期，日本兴起了代表市民阶层的“町人文化”，艺伎也在这个日本文化大发展的时期悄然诞生。

　　艺伎的起源可追溯到德川幕府早期表演歌舞的流浪女艺人。当时的德川幕府为了增加政府税收，严厉禁止私娼，迫使民间妓女转而采用亦歌舞亦卖身的方式来钻官府规定的空子。后来，幕府官营妓院中的妓女为生计所迫，也吸收了民间艺伎通俗的表演形式，转变为既卖身又卖艺的艺伎。18世纪中叶，艺伎作为一种职业被合法化，其职业规范和习俗也随之确立，只卖艺不卖身的行规被广泛接受，表演的项目也逐渐增多。在日本的江户(今东京)新桥、柳桥和京都祗园等地相继出现了专门进行这种表演的艺伎馆。到了德川幕府中期，艺伎主要服务于作为统治阶层的武士，后来又把新兴的商人阶层作为主顾。

　　日本的艺伎多来源于喜欢这一充满浪漫情调行业的女子，许多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家庭也以女儿能进入艺伎这个行当为荣。艺伎未必年轻貌美，却风情万种；未必身材窈窕，却能长袖善舞。然而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艺伎绝非易事，有志于进入这一行业的女孩在10岁左右时就被送进艺伎馆，开始长达5年或更长时间的系统学习。

　　在此期间，女孩子要学习大到诗书、舞蹈、琴瑟、茶道、书法、插花、谈吐、装扮，小到如何优雅地打开推拉门、如何走路、如何鞠躬和斟酒等生活礼仪。经过十分艰辛的培训课程后，她们要做到优雅甜美、知书达理、服饰华丽、擅长歌舞，学会察言观色，对男人们能够应付自如。此后，女孩们还要经过一段时期的“见习艺伎”阶段，方可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艺伎。

　　由于培养艺伎要花费大量金钱，只有那些一掷千金的达官显贵、富商巨贾才是艺伎的真正主顾。在二战前的日本，拥有一个能够随叫随到的艺伎是个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很多有钱人也争风吃醋，竞相力捧自己喜欢的艺伎。

　　艺伎成为明治维新的“功臣”

　　在三百多年艺伎的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著名的艺伎，她们中的一些人更是对日本的历史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享有“勤王艺伎”美誉的中西君尾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君尾出身于武士家庭，因父亲被仇人所杀而家道中落，不得不进入艺伎界，她经常在一个叫做“鱼品”的茶屋表演。当时，幕府势力和维新派在日本京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两派人物经常以京都的声色场所作掩护，召开秘密会议。很多维新派的骨干人物都是“鱼品”的常客，后来在明治政府中历任外务、大藏大臣的井上馨就是其中之一。井上馨与君尾一见钟情，两人感情迅速发展，难舍难分。不久，在京都负责追捕维新志士的幕府高官岛田左近也看上了君尾。在一般艺伎眼中，岛田有权有势，能够成为岛田的妻妾真是求之不得，但君尾却不为所动，拒绝了岛田的求婚。

　　当井上馨听说了岛田向君尾求婚的消息后，派人找到君尾，要求君尾为维新大局考虑，接受岛田的求婚，借机刺探幕府的机密。君尾含泪答应了爱人的请求，嫁给了岛田，靠着岛田对她的宠爱，她套出了大量幕府情报。在她的帮助下，许多维新派志士得以逃脱幕府的追杀。后来，维新派武士根据她提供的情报，成功刺杀了岛田，除去了维新派的心腹大患，给幕府

　　势力以沉重打击。号称“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桂小五郎)也有一段和艺伎的生死恋情。木户的妻子松子也是一位艺伎。1864年，幕府势力大肆搜捕维新派人士，木户孝允被迫扮成乞丐隐藏在一座桥下。每天，松子都要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桥上，然后将包有饭团的包裹装作无意中失落于桥下，送到木户孝允的手中。后来，松子又多次利用艺伎馆掩护丈夫，终于使他逃过了幕府的追杀，并成为后来推翻幕府统治的领袖之一。可以说，艺伎为日本的明治维新确实出了不少力，以至于后来有人戏称，如果没有艺伎，日本的历史恐怕就要重写了。

　　日本艺伎让英国女王醋意大发

　　明治维新以后，艺伎与政界人物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那位宣称“醉卧美人膝，醒握天下权”的伊藤博文，他的原配伊藤梅子就是艺伎。伊藤博文当权后，还特意让人在横滨开设茶室“富贵楼”，作为和艺伎们幽会的场所。

　　20世纪最出名的日本艺伎莫过于中村喜春了。
　
中村喜春1913年出生在东京，父亲是当地很有名望的医生，家境很富裕。孩童时，中村喜春就对歌剧院台上那些穿着传统和服、浓妆艳抹的艺伎特别着迷。她常梦想自己有朝一日也能站在那个舞台上。15岁那年，她不顾父母反对，投身艺伎行列。凭借着自己的天赋和刻苦训练，几年后，中村喜春声名鹊起。不但红透日本，就连著名影星卓别林也曾慕名前来观看她的演出。

　　谈到二战后的名艺伎就不能不提岩崎峰子，风靡全球的小说《艺伎回忆录》就是以她为原型创作的。二战后，作为日本文化外交的一种手段，艺伎们经常要接待外国政要。面对这些世界政坛的重量级人物，以岩崎峰子为代表的艺伎们在想方设法讨客人欢心的同时，也表现出很强的自尊心。

　　1970年4月，岩崎峰子参加接待英国查尔斯王子的私人茶道会。表演结束后，查尔斯王子仍意犹未尽，向峰子提出要看看她用的那把扇子。当她把扇子递给查尔斯时，查尔斯没有征求她的同意就在扇子上签了名。这对一般人来说很值得荣耀的事却让峰子很不高兴，回家后就叫人把扇子扔了。

　　1975年5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一次晚宴上，岩崎峰子受邀作陪，但女王对艺伎们不理不睬并且根本不吃她们准备了许多天的食物，这让峰子很是不满。她借故与女王丈夫菲利普亲王攀谈并做出一些亲昵举动，女王果然很受刺激，据说当天晚上女王夫妇就分床而睡。

　　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西方文化和日本新文化的双重冲击下，艺伎行业逐渐走向衰落。在20世纪初，日本一度拥有超过8万名艺伎，现在从事这一行业的女性只有数百人，而且几乎集中于东京和京都等少数几个大城市，但艺伎文化仍在深刻地影响着日本。日本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家川端康成的成名作《伊豆的舞女》和《雪国》就是描写艺伎恋情的。被称作“艺伎道”的行为规范，也已经成为现代日本女性的一种生活和社交典范。从这个意义上说，艺伎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传承载体，艺伎文化已深深植根于现代日本文化之中，并没有衰落。

【晚清“天上人间”背后内幕——老北京八大胡同的前世今生】

八大胡同，不在正史中。

　　广义上，老北京的“八大胡同”指的是铁树斜街以南，珠市口西大街以北，南新华街以东，煤市街以西这一大片区域内的许多条胡同。起初，这里并不是“红灯区”，而是进京戏班所在地，后来成为清代男色的最大聚集地，清末民初才逐渐演变成名噪一时的烟花柳巷。

　　八大胡同是老北京的隐私和隐痛。然而，它毕竟是北京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酝酿、产生、发展、演变，以至消亡，无不带有岁月流转的痕迹。它不仅仅是娼妓业的代名词，实际上，也是老北京商业繁荣区的一个缩影。

　　今天的八大胡同早已老去，甚至破落。然而在文保人士眼中，八大胡同以及整个大栅栏地区仍是北京目前保留最系统、最完整的一座民间历史博物馆。保护八大胡同，就是在保护与八大胡同一样承载着深厚历史记忆的建筑与人文文化。

　　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把八大胡同推到了生死线上，八大胡同正在静候判决。

　　它曾是清朝男妓最大聚集地，慢慢演变出一种同性间的畸形关系，形成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成为一个特殊的功能区

　　从来没红过的地方

　　八大胡同已经老去，繁华难觅。

　　今天的八大胡同是北京平民生活的原生态区。这里斜街多、胡同拥挤、街道杂乱。许多院落都已破败不堪，房上长草。走进一扇敞开的、掉了朱漆的大门，眼里是私搭乱建的小棚子，横七竖八的晾衣绳，衣物、被单遮住了半个天，地面上除了一小块公用空地，其他地方被杂物塞得满满的。电线杆子、厕所、下水道，水果摊、杂货铺，自行车、人力车，膀爷、坐在门口小板凳上扇蒲扇的老大妈，以及从棋牌室传出的麻将声和收破烂的吆喝声……这些都是八大胡同的现实图景。

　　因为是老北京花街柳巷的代名词，八大胡同地区的保护与治理历来饱受争议，关于它的过去没有人愿意重提，但“抹，是抹不去的，”《八大胡同里的尘缘旧事》的作者张金起说，“八大胡同毕竟是北京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但我们可能没有勇气直面惨痛的历史与惨淡的人生，所以常常选择回避或遗忘来化解自己曾遭遇的尴尬与羞耻。”

　　前身与“相公”业

　　八大胡同一开始并不是“红灯区”，而是进京戏班的所在地。

　　清朝，实行“旗民分城居住”的政策，八旗都住在北京内城，汉人迁至前门以外。“内城就像是一个军事城堡，全是八旗兵，不许开商店，不许开旅馆，不许开戏园，所以，娱乐中心、商业中心全都迁到外城。”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袁熹说。外城则由这一政策发展起来，前门和崇文门一带逐渐形成当时北京最大的商业中心区，宣武门外则发展成为士人官宦的聚集区。从地理位置上看，后来形成的八大胡同就在大栅栏商业区和宣南士人居住区的交叉地带。

　　“八大胡同最初是为戏班子提供到京师的住处，是旅馆性质的。”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吴建雍说，“当时的戏园子集中在大栅栏，演员们进京要有住处，有吊嗓子的地方，还要离戏园子、剧场近，所以就选在了大栅栏以南、新华街以东的八大胡同一带。”当时徽班进京就下榻八大胡同的韩家潭、百顺胡同一带，此后四喜、春台等戏班相继来京，下榻八大胡同的百顺胡同、陕西巷和李铁拐斜街。所以老北京有句俗语：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唱戏的不离百顺、韩家潭。可见八大胡同与戏曲活动的深刻关联。

　　“‘相公’又是由戏曲活动发展起来的。”吴建雍说，“清朝的这个特点很特殊，禁宿娼而不禁狎优伶，梨园界男色大兴，找‘相公’成了上层社会的风气。宣南的士人也好，商人也好，看中了哪个‘相公’，演完戏就请他喝茶、吃饭，慢慢发展成同性间相互爱慕的关系。”

　　“相公”，就是男性娼妓，古时叫“兔子”、“小唱”，即“小娼”，也有称“小手”的，后来称“像姑”，即像姑娘的意思，再谐音为“相公”。《中国娼妓史》称，在清代男妓盛行之时，“士大夫所狎男色，半为优伶。”官居显赫者，也不例外，“有身为最高官吏而狎男娼的魏长生于和坤有断袖之宠，《燕兰小谱》所咏‘阿翁瞥见皆消魂’是也。”士大夫往往与之相狎的京师梨园中有色艺者，有的甚至有“状元夫人”的称号。
　　根据各类文本史料记载，八大胡同是这一时期男妓的最大聚集地。“大栅栏是商业娱乐的中心，又是汉族聚集的中心，而从外地进京赶考的士人、汉族官员，有的并不是拉家带口，在异地单身的情况下可能会产生一种需要。这种现象又迎合了女子不能演戏的禁令，当时出任旦角的一般是年轻男子，甚至年龄很小，有的刚十一二岁，一般的相公年龄也就到二十岁。而演员也需要有达官贵人给他捧场，有财富在背后支持。旦角不被叫好，在京师是混不下去的。这样慢慢演变出一种同性间的畸形关系，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吴建雍说。

　　清末以后，朝廷禁令渐渐松弛，妓院纷纷出现，男色风气渐转，伶人也开始狎女妓了。到了庚子之乱时，八大胡同内许多下处已是“兔去堂空”，代之以南方金粉与北地胭脂。民初，京梨园公会曾上书北京当局，要求取缔狎优伶之风。此后，“相公”一词成为历史。
　　
三六九等

　　八大胡同成名于清末民初。《京都胜迹》有打油诗云：八大胡同自古名，陕西百顺石头城(陕西巷、百顺胡同、石头胡同)。韩家潭畔弦歌杂，王广斜街灯火明(王广福斜街)。万佛寺前车辐辏(万佛寺系一小横巷)，二条营外路纵横(大外廊营、小外廊营)。貂裘豪客知多少，簇簇胭脂坡上行(胭脂胡同)。

　　“但‘八’字在这里是个虚数，只是表示其多，”《八大胡同里的尘缘旧事》的作者张金起说，“从广义上讲，八大胡同是指从铁树斜街以南，珠市口西大街以北，南新华街以东，煤市街以西这一大片区域内的三十多条胡同，这些胡同中有过明妓或暗娼，至少也住过‘八大胡同’中的从业人员。只是上面说的这八条胡同多为一二等妓院。”

　　清光绪庚子年后，京师巡警厅将内城妓院全部迁至城外，给照收捐，已准公开营业。当时经官方许可开设的妓院共有300多家，分一等、二等、三等、四等。一等妓院也叫‘清吟小班’，以喝茶、宴饮、填词弄曲为主，并非只有皮肉生意。一等小班居室内陈设华丽，有的还挂有社会名流的题字和书画挂屏，或者妓女本人的彩色大幅照片。小班的妓女，多有些小性子，也不轻易应人，嫖客必须与妓女相识一段时间后才能在妓院过夜。若是“清倌”，更是老板和鸨母捞钱的钓饵。嫖客除了得经常给清倌买衣料、皮货、珠宝、翡翠等物品外，还需花钱买通老板、领家、佣人、伙计，等到钱花到一定程度时，老板和领家才会开出很高的价钱，把清倌卖身与他。

　　二等妓院叫茶室，设施跟一等小班差不多，但没有红绿彩绸，也很少有点串灯的。妓女从年龄、姿色、身材、服饰等都比一等小班逊色得多。三等妓院称下处。比起二等茶室，就更为简陋，房子一般又矮又破，室内陈设粗糙，茶具桌椅都十分普通。四等妓院叫土娼或小下处。这些妓院房屋更加简陋、破旧，妓女们容颜衰老，衣着平常，只能靠涂敷脂粉招徕生意。
　　
昔日八大胡同中的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集中着一等妓院；石头胡同聚集着众多“茶室”，二等妓院；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多散布着三等妓院。在八大胡同里，很少有土娼或小下处，至于“暗门子”和“游娼”更是上不了八大胡同台面，那些生意主要集中在老天桥一带。

　　八大胡同的妓女有“南班”和“北班”之分。“北班”相当大一部分来自旗人，相貌姣好，但文化不高。据史料记载，一般王公大人，豪商巨贾，拜倒旗袍下的争先恐后，也算是北妓中很出风头的。“南班”妓女主要来自江南，有才有色，更解风情。著名南妓，首先北来者，为身后毁誉不一的赛金花。清季南妓北来的，除赛金花外，颇负盛名的当数谢珊珊和苏宝宝。至民国，“南班”中又出现了剑胆琴心的小凤仙，协助蔡锷逃离袁世凯的控制。

　　八大胡同里的名人

　　看老妓院则是很复杂的事儿。人们得在无数的房子中寻找当初妓院的线索：二层小楼，

　　门楣残字；圆门洞，圆窗洞。

　　赛金花住过的怡香院，现在是陕西巷宾馆。这栋小楼的外墙立面涂上了水泥，但圆窗洞仍在讲述着它过去的经历。这是一座二层小楼，内部红柱朱廊围成天井，整栋楼每个房间的门都面向中央，天井内还有一个带太湖石的水池，养着龟和鱼，旅馆环境别致，但人似乎不多。值班人员说，这里的结构从来没动过。

赛金花住过的怡香院，现在是陕西巷宾馆
　　小凤仙住过的云吉班也在陕西巷，现在是大杂院。二层小楼，前后两院，雕花房檐，但没有天井。一位老太太告诉我，她今年85岁，已在这里住了50多年。她说，小白玉霜、新凤霞都曾在这里住过，大家经常走动，她与她们原来是北京评剧院的同事。

　　最堂皇的是樱桃斜街11号长宫饭店，该楼与陕西巷宾馆格局基本相同，但面积要大得多。双层纯木结构，没一根钉子，红廊绿檐环绕，30多个房间户户面向天井。该楼始建于乾隆年间，最早是贵州会馆而并非妓院，但据说此地曾是蔡锷与小凤仙的双栖之所，更早纪晓岚也常来此饮乐。经营者把这段经历写在门口，然后5元一位，喝茶参观。

　　百顺胡同的一个二层小楼，完全是西洋风格，在杂乱的巷子中显得别有风味。

　　这些当初作为妓院的二层小楼，建造之前就定好了使用功能。一般底层都是阔大的天井，嫖客到来坐在这里，小二就把妓女吆喝过来，任由客人挑捡；顶层的小房间一般8－10平方米，勉强容得下一床一桌一梳妆台；每座楼这样的小房间大约有10到20间，各个房间面面相觑，有点可笑。

　　四合院形式的妓院不如小楼多。

　　现在百顺胡同居委会所在的院子过去叫莳花馆，是一家三进带跨院的大四合院，据考证，明朝妓女苏三（玉堂春）就曾住在这儿。棕树斜街的“小花园宾馆”，是两进的四合院，过去曾是烟馆加妓院。

　　由于过去就采用公共场所的建筑形式，所以这些原妓院现在大都改做旅馆或大杂院。楼和大杂院外观破旧，内部结构基本都已改动，看起来很有废都的感觉。不过即便当年它们风光之时，也难敌现在厦门远华红楼之万一。人们曾对“红楼”的开放显示出了极大的热情，争议也少，那里毕竟是人去楼空，不涉及到骚扰房主的问题。

　　八大胡同原生态圈

　　梁实秋在《北平年景》里说：“打麻将应该到八大胡同去，在那里有上好的骨牌，硬木的牌桌，还有佳丽环列。”可见，把当初的八大胡同简单定义为性交易场所就未免太小瞧它了。按现代商业定义，八大胡同可以叫做——以性交易为中心的，集娱乐、餐饮、住宿、会议于一体的综合物业，配套设施也相当齐全。

　　1923年版《中华全国风俗志》说，当时北京“无一人不入胡同上盘子（妓院）……”，此话明显偏颇，但旧时八大胡同生物链确实囊括了妓院老板、妓院服务人员、妓女、嫖客，黑社会、政府、周边服务行业等等诸多人士。妓女是生态核心，又是生物链的最底层。

　　颇符合生物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八大胡同的欢场头把交椅不是凭空得来的——先有妓娈之争，后有南北之争，它的江湖老大地位才得以奠定。

　　最初，八大胡同是伶人活跃之地。清朝禁止官员嫖娼，大臣们就另辟蹊径，玩同性恋。娈童大都出于梨园旦角，其寓所就集中在八大胡同韩家潭一带。庚子之乱以后，朝纲紊乱，官员嫖娼已是小事一桩，此时的妓院才从娈童手里夺取了这个最令人垂涎的客源，女风压倒男风。

　　《京华春梦录》记载，八大胡同中，南北两帮妓女曾“鸿沟俨然，凛不可犯”。“北班”相当大一部分来自旗人，相貌较好，但文化不高；“南班”妓女主要来自江南，有才有色，更解风情。赛金花之后，南国佳丽大举北伐，民国后“北班”甘拜下风。南班的胜利，使得八大胡同档次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花名冠京都。

　　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集中着一等妓院，也叫“清吟小班”，以喝茶、宴饮、填词弄曲为主营业务，并非只有皮肉生意，自然是达官显贵出没之地。石头胡同聚集着“茶室”，属于二等妓院，嫖客以富人商贾为多。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充塞着三等妓院，嫖客主要是小商人、小掌柜等“中产阶级”。“老妈堂”和“暗门子”是上不得八大胡同台面的，那是体力劳动者们消费的地方。

八大胡同今貌

　　妓女与妓院的关系，一是卖身给妓院，成为老板的私有财产；二是“自混”，与老板属于员工与经理的关系。

　　过去八大胡同老板们买到漂亮女孩子，会给她好吃好喝，教她识字念书，诗词歌赋、吹拉弹唱、书法绘画、女红厨艺……期望她们成为“高学历专业人士”。老板甚至还纵容这些妓女的小性子，有性格才好卖，才能加倍收回成本。

　　但绝大多数卖身给妓院的妓女，都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在第一次接客前，妓女要喝“败毒汤”，从此终生绝育。下等妓女，女孩常常不到10岁就开始接客，经期都不得偷懒。违反“管理规定”的，惩罚方式骇人听闻，妓女被逼自杀屡见不鲜。解放前，八大胡同三等妓院华清馆老板黄树卿、黄宛氏恶名昭彰：妓女杨翠兰怀孕4个月，被黄宛氏一棍子把胎打掉，还强迫她接客；妓女张义逃走，抓回后暴打一顿，人还没死就活埋了。

　　自混的妓女，挣的钱与老板对分后，还得打发伙计、跟妈、大师傅、更夫，还要付零食费、茶叶费、痰桶钱、香钱等给妓院。最终往往还是落得自卖自身。

　　在妓院内部的生态圈中，老板、领家、老鸨是妓院的主宰者；司账、跟妈、伙计、妓女是劳动者。营业项目细化得很，远远超过三陪”；计价方式也多种多样。嫖客是生态杠杆的另一端，他们有可能是任何有需求的男人，商人、学生、文人、政客、百姓。

　　顾颉刚回忆，1920年代初，北京高级的鱼翅席每桌才12元。而当时妓院花几十元就能买个终身幼女，买来开发利用。嫖娼费用从几角钱到一掷万金不等，开妓院一本万利。

　　前门外，白天是大栅栏的天下，晚上是八大胡同的天下。三教九流，鱼龙混杂，卖大力丸的、拉皮条的、卖香烟的、拉黄包车的、说书的、卖唱的、打把式卖艺的纷至沓来。在八大胡同讨生活艰难异常。《侯宝林自传》中说：“我还在妓院里说过相声，那简直跟要饭的一样……”

　　八大胡同是藏污纳垢之地，罪犯、小偷、毒贩、骗子、赌徒无不钟情于此。但对于妓女来说，最可怕的还是警察和黑社会，被这些人敲诈、欺凌是家常便饭。

　　梅毒、淋病等“花柳四疫”在传播，八大胡同的厕所和街面贴满了包治百病的小广告。野史说清同治皇帝到八大胡同嫖娼得了梅毒，19岁就驾崩了。皇帝尚且如此，歧女就更不用说了。

　　妓女们的结局大概有这么几种：混成老鸨，赎身从良，混一天算一天。大多数妓女的结局是悲惨的，一旦年老色衰，生存就成为问题。

　　这个生物圈生态平衡的最基本功力是——钱和性。

　　徘徊在青楼间的灵魂

　　过去的中国不是礼教社会吗？“存天理，灭人欲”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悲剧吗？八大胡同的所作所为能被社会接受吗？当事者能逃得过良心的自责吗？八大胡同的生灵们的内心世界很值得探讨一番。

　　清末《北京醒世画报》报社地址就在樱桃斜街，与八大胡同为邻。画报笔者的道德观念并不僵化，不乏正义感和同情心。但细节处见精神：两个良家女孩在街上打闹砸了油瓶子，被画报笔者评为不端庄；而一位妓女戴了眼镜，画报笔者就觉得有“鱼目混珠”之嫌，侵犯了良家妇女的端庄专利。

　　当时人们大多具有人格分裂的思维特征：对人礼教，对非人就不必拘泥；此时此地此事礼教，彼时彼地彼事就不必拘泥。

　　先看政客

　　妓女等级依照男性社会等级而定，对北京妓女“行业标准”影响力最大的人，是权力体系中的老爷们。他们爱好文艺，高级妓女就一定得善于附庸风雅。

　　曾国藩家书中曾经两次提到京官八大胡同嫖娼被抓的事；徐珂《清稗类钞》记录清末士大夫风尚：“除却早衙迟画到，闲来只是逛胡同”。清末京官如不饮宴取乐，会被同侪讥为“生长僻县，世为农民。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用也”。

　　民国共和，达官贵人反倒更加肆无忌惮，毫不掩饰。八大胡同的主要嫖客是“两院一堂（参议院、众议院和京师大学堂）”的“人杰”。八大胡同成了正常社交场所，寓社交于性交，先相互埋单，后勾心斗角，妓女们反倒成了配角。

　　北洋军阀张勋和张宗昌在天桥大森里开了妓院，主力嫖客就是军政要人和大财阀。不少前任御厨在“大森里”做掌勺，吃花酒需要提前半月预订。

　　袁世凯为了当上皇帝，曾自行策划组织了几个劝进请愿团，“六君子请愿团”与“娼妓请愿团”赫然同列。最初小凤仙之邂逅蔡锷，有人说是袁世凯安排的，看来并非无中生有。台湾作家高阳描写袁世凯与曹锟贿选，小说题目即是《八大胡同》。位高至民国大总统、“洪宪皇帝”的人都如此善于以妓女开创历史，能独善其身的官员还能有几人？段祺瑞不吸鸦片，不逛胡同，仅仅如此，就被许多人真心奉为出类拔萃的好人。

　　再看一部分“有志青年”

　　《冯玉祥自传》中记载，他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去八大胡同是出席答谢宴会，主人设席石头胡同。席间到处莺歌燕语，婉转娇啼，豪杰冯玉祥自言“简直待不住了”，离席而去。嗣后感慨：“历年以来，我所结识的有志气有血性的朋友，不知有多少，平常谈起话来，多是壮志凌云，激昂慷慨……你叫四个姑娘，我叫八个姑娘。要这样，才能显得感情特别好。造成了风气，大家见惯，不以为怪。”

　　冯玉祥对八大胡同深恶痛绝，为诸多迷失在胡同里的前血性青年痛心疾首。在另一章节中他提到了一位叫李六庚的老先生。这位先生每天早上提着一面锣，到八大胡同去打六更，嚷着说：“你们这些青年革命者还不醒醒吗，国家马上就要完了！”有时大白天里，他老先生打着灯笼，在大街上跑来跑去，眼泪汪汪地告诉别人：“我找人！我成天看不见人，这地方尽是鬼！”后来李老先生竟因此精神失常，忧愤而死。

晚清妓女图

　　相较政客、愤青，文人在此，就显得所得太薄，憨拙滑稽。《蔡元培文集》：“两院一堂、探艳团、某某公寓之赌窟、捧坤角、浮艳剧评花丛趣事策源地”。文人们嫖妓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博得名士风采，相互记录，引为逸事。学知识太苦太慢，锻炼魏晋风骨简便有趣——此时妓女又成了文化用品。

　　看看郁达夫吧。1920年代，他在《街灯》、《寒宵》、《祈愿》等多篇文字里提到“北京的银弟”。在《南行杂记》他写到：“若硬要找出一点好处来，只有她的娇小的年纪和她的尚不十分腐化的童心。”看起来郁达夫之嫖还是很有人情味的。1924年底，郁达夫发表小说《秋柳》，畸颓之气荡然。受到广泛批评后，他坦承自己失败了：“原来妓女和唱戏的伶人，是一种艺术品，愈会作假，愈会骗人，愈见得她们的妙处”。如此这般，玩“艺术品”才是真心，银弟如果为他动过真心，受到的该是何等伤害？

　　嫖客和妓女

　　妓女们的内心世界又是如何呢？老舍1935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月牙儿》可以参考一下：“因为接触的男子很多了，我根本已忘了什么是爱。我爱的是我自己，及至我已爱不了自己，我爱别人干什么呢？但是打算出嫁，我得假装说我爱，说我愿意跟他一辈子。我对好几个人都这样说了，还起了誓；没人接受。在钱的管领下，人都很精明。嫖不如偷，对，偷省钱。我要是不要钱，管保人人说爱我。”

　　尽管是文学作品，但《月牙儿》心理描写的真实性恐怕要超过某些妓女自我的描摹。好吃懒做，虚伪麻木，势利无情——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妓女，人性的扭曲是不可避免的。

　　从已有资料看，嫖娼的最大主力——商人的心灵描摹是缺席的。是没人记录他们，还是他们自己疏于表达，值得玩味。

　　以上的各种心灵搅拌在一起，就产生一系列或许该叫作“青楼文化”的东西。“青楼文化”的特征是：逻辑们相互矛盾，认真遵循任何一个逻辑，都会与另一个同样厉害的逻辑发生冲突。难得糊涂，逢场作戏，何必当真，又何必当假。只有规矩，没有是非。

　　嫖客与嫖客之间，并不引以为同类。《京华春梦录》称：“若茶室以次，则自郐以下，高人君子所不屑道。”

　　嫖客与妓女之间，时而赤裸裸地锱铢必较；时而又必须遵守“恩爱”仪式，只靠钱还不行。绝大多数时间是嫖客玩弄女性，但有时妓女似乎也玩弄嫖客。胡同有没有真爱情？据说一个叫谢蝶仙的八大胡同妓女曾为林琴南忧闷而死，不知是真是假。

　　如果你觉得所有妓女都是一样的，她们会觉得受到了极大侮辱。解放后的八大胡同妓女教养院里，高级妓女们抱怨道：让我们与这些贱货（下等妓女）住在一起，我们不服！大家人格分裂得都非常自然。同类人内部自我区别时，除了强调文化素养、社会地位，还能细分出道德层次的优胜与败坏。

　　然而八大胡同的妓女卖心、卖尊严的时间远远多于卖身时间，世外桃源中理想化的妓女才有可能逃脱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社会心理的摆布。

　　1930年代初，燕京大学学生费孝通在美国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创始人派克教授的带领下，到八大胡同考察中国社会；1947年费孝通先生又带着清华大学学生到八大胡同考察中国社会。

　　看来学者和社会学家认为，八大胡同曾是旧中国的最佳缩影，它的变化最能表现社会阴晴。

八大胡同彻底死了

　　作为红灯区的八大胡同，终结于北京和平解放之后，其终结方式有如足球赛里的突然死亡。

　　2000年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中国人权发展50年》的第一章高度肯定了这项成就：“1949年11月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率先作出禁娼决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这种在中国延续三千多年、严重摧残妇女身心健康和尊严的罪恶渊薮绝迹。”

　　清代诸人获在《坚瓠集》续集里考证：“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即中国标准意义上的妓女出现于春秋时期。此后，女乐、官妓、营妓、家妓、客妓……名目繁多，代代有娼。

　　元代大都，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这里营乐的妓女和漂亮的待招女郎达2万人”；明后期谢肇氵制在《五杂狙》中说北京“娼妓多于良家”。

　　民国初年，娼业犹胜前朝。最兴旺的1917年，北京注册妓院达391家，妓女3500人，私娼估计不下7000人。抗战时期，北京平均每250名妇女中，就有1人是妓女。

　　1949年2月，解放军进入北平。毛泽东表示，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

　　物质垃圾的清除工作，两次大扫除共清除明清以来沉积的垃圾60多万吨，人均半吨。娼妓现象这种文化垃圾当然更不能听之任之。

　　人民政府对于妓院，刚开始采用的手段较为平缓，以限制为主。有一段时间，警察抓到嫖客，会在他的证件上、甚至汗衫上打上“嫖客查讫”的戳儿。这样，明娼被抑制了，暗娼就开始兴风作浪，老板暗中操纵，活得好好的。想要根除卖淫嫖娼这种丑恶社会现象，必须快刀斩乱麻。公安部长兼北平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由此在八大胡同打了一场不流血的胜仗。

　　1949年11月21日下午，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封闭北京所有妓院的决议。当晚20时，罗瑞卿率2400余干警，出动37部汽车，开始执行任务。

　　行动前，妓院的老板和领家得到开会通知。会议宣读了封闭妓院的命令，会后他们全部被关押起来。

　　对于妓院和妓女，罗瑞卿采取的是层层包围的方式，先封锁各胡同路口，再分别封锁各妓院大门。进入妓院后，公安人员遣散伙计，驱逐嫖客，把所有妓女都送进了设在韩家潭和百顺胡同的8个妇女生产教养院。顷刻间，八大胡同生态圈土崩瓦解。1950年《新中国妇女》有文章描述那次行动：“一夜之间将224家妓院全部封闭，妓院老板、领家454人全部集中，1290个陷入火坑的姐妹们从此得到解放。”

　　1950年4月，454名妓院老板、领班全部依法处理完毕，其中罪大恶极的黄树卿、黄宛氏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政府共没收妓院房产168处，共182.5间。

　　在被收容的一千多妓女中，没有性病的只有44人，政府首先为她们治疗身体的创伤。然后开设文化课，引导她们认识过去，寻找自己在新中国社会中的位置；让她们从收拾房间、清洗厕所做起，逐渐改掉好吃懒做的恶习。到1950年6月底，妓女们全部走出教养院，或工作，或回家，或结婚——八大胡同红极一时的妓女巧云嫁给了郊区的一位菜农。

　　当时洪琛导演了以黄树卿、黄宛氏的罪行和旧社会妓女的悲惨命运为题材的话剧《千年冰河开了冻》，八大胡同教养院30多名妓女参加了演出，该话剧后来还被拍成电影。参加演出的一些昔日妓女，还有数人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西北艺术学院。

　　八大胡同的妓女们浴火重生，作为红灯区的八大胡同就彻底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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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通史] 古代天上人间的前世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