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如何申报财产?
[b][size=3]古代官员如何申报财产
[/size][/b][size=2] 古代没有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官员的财产状况，朝廷一般是掌握不了的。除非官员被抄家，或者身死之后，家属无力安葬，朝廷才得以知悉哪位官员贪浊，哪位官员清贫。因此之故，史书中有一些关于特大贪官如和珅等人抄家物资的记录，却很少有关于其他官员财产的记载。
几位宰相的财产清单
诸葛亮、魏征、司马光三人的财产状况，是能从有关史书上查到的。现简要介绍如下：
三国蜀汉宰相诸葛亮，有田15顷，较贫瘠。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在给后主刘禅的一份奏章中，申报了家庭财产：“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从这份申报材料看，诸葛亮的主要财产是薄田15顷（那栽种800棵桑树的地，应当包括在15顷田之内），是不能算多的。其他财产寥寥无几，身后内无余帛，外无赢财。
唐朝宰相魏征留给子孙的房产，价格不菲。据《新唐书·白居易传》，魏征的房屋到他孙子时，已增值至600万。孙子要用钱，将祖父遗下的房子卖了。有个叫李师道的官员，自己掏钱600万，打算为魏征之孙赎回房产。白居易得知后，上奏唐宪宗：魏征的后人不能守住魏征的房产，陛下应当从照顾这位贤相的子孙出发，赎回房屋，然后赐给他们。这种好事应当由朝廷来做，而不能让李师道个人去做，他做就是“掠美”了。白居易的意见为唐宪宗所采纳。
魏征的房产，来源正当而合法。魏征虽然身居宰相高位，但住房条件较差。一直到晚年，到病危时，他家都没有正厅。唐太宗吩咐有关部门，从建造宫殿的材料中，找一些小规格的运来，为魏征家建造正厅。只花了五天时间，一间正厅就建成了。直到魏征去世前几天，他才拥有正厅。魏征的房屋，最值钱的正厅部分相当于“福利房”，是朝廷为他建的。
北宋宰相司马光在洛阳有田三顷，还有房产。三顷地，对一个宰相来说，是很少的。唐朝有一个名叫杨志操的官员，他在从政之前的目标是：有田10顷，奴仆10人。三顷地，连这位尚是一介布衣的杨志操都看不上。据《宋史·司马光传》记载，司马光去世后，家无余钱，家人连丧葬费都付不起。“妻卖田以葬，恶衣菲食，以终其身。”司马光的夫人卖了田地，才安葬了司马光。作为昔日宰相夫人的她，这时过起了清苦的日子，吃粗劣的食物，穿低劣的衣服，直到去世。至于司马光在洛阳的房屋有多少，洛阳的市民都是清楚的。原来北宋洛阳有这样的风习，高官的私家园林，每到春天，都要向市民开放。按惯例，游客会自动付给或多或少的“茶水费”。“茶水费”相当于门票收入，一个春天，总数可观。仆人每次将这笔收入上交司马光时，司马光总是让仆人留下自用。开放私家园林，实际上起到了公开官员房产的作用。这不是朝廷下令要求做的，而是社会风气使然。
诸葛亮为何敢于主动如实申报家庭财产
在以上提到的三位宰相中，主动向朝廷申报家庭财产的，从我接触的史料看，仅有诸葛亮一人。我又一目数行地将晋代陈寿著《三国志》一书翻检了一遍，除了诸葛亮外，没有发现魏、蜀、吴三国任何一名官员申报家庭财产。我不敢据此断言诸葛亮这样的主动申报财产的典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绝无仅有，但起码可以说，这种典型是极其罕见的。
诸葛亮为何敢于主动申报财产？主要原因不外两个：一是他并非豪富，从家无余财这一点看，或许连“中产”也谈不上，公开家庭财产，不会让人吃惊；二是其财产来源合法，经得起问，经得起查。打个不很恰当的比方，现代的哪位男人，他如果堂堂正正，不养情妇，不包“二奶”，他就不怕向妻子公开通讯录以及短信内容，因为他没有做见不得人的事，心中无鬼。
15顷地，对于一个宰相来说，多不多呢？可以举同时代的例子。魏国将领满宠，晚年官封太尉，魏明帝一次赏赐他50顷田，还有谷500斛，钱20万。吴国将领蒋钦受命去打关羽，不幸在行军途中病亡，孙权为表彰他，也为抚慰他的妻、子，赐给他的妻、子200顷田，还有芜湖民200户。吴国国主孙皓于公元280年投降晋朝后，前往洛阳，晋武帝赏给他30顷田，每年谷5000斛、钱50万、绢500匹、绵500斤。比较而言，诸葛亮的田产，只能算是区区之数。他没有必要向朝廷隐匿这15顷地。他说出这15顷地，于他毫发无损。
诸葛亮在上述给后主刘禅的奏章中，特别说明了他及家人的收入来源。一共两块：15顷田和800棵桑树的收入；担任宰相职务的收入。前一项收入供家人使用，大致可保自给有余。后一项收入供诸葛亮本人使用，解决他“随身衣食”问题。除了这两项收入，诸葛亮再无别的进账。他所说“别无调度”，意为没有其他“安排”，没有“征调”，亦即没有授意或暗示别人给自己送钱送物，没有让官府为自己额外报销费用。他所说“不别治生，以长尽寸”，意为他本人不另外经营家业，包括从事商业活动，不靠经营活动增加个人和家庭收入。由此可见，诸葛亮的收入全部正当合法。他谢世以后，朝廷了解到，他生前果然做到了申报财产的奏章中说的“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诸葛亮的确是淡泊自守，自奉清俭。他既无灰色收入，更无黑色收入，心地坦荡，因而毋须隐匿任何事。
司马光和魏征的财产也不算多，来源都说得清楚。他们都是心底光明、心中无私、襟怀坦白的官员。就拿司马光来说，他奉行无事不可对人言的信条。《宋史·司马光传》说：“（司马光）自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他与人交谈，总是直言无所隐，而且一辈子都是如此。司马光和魏征，为何没有像诸葛亮那样主动申报财产呢？显然不是因为不敢把财产拿到阳光下晒。他们自律都很严，不贪钱财，不好声色，除了官俸以外，没有任何非法收入，显然是不用害怕公开家庭财产的。
清白做官如司马光、魏征者，根本就没有什么要向朝廷隐瞒的。或许是因为，朝廷没有订立官员申报财产的制度，他们也就不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了。须知在封建时代，在申报财产方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会招人忌恨的。
申报财产为何在封建时代得不到推广?
诸葛亮申报财产后，外界反应似乎很冷淡。一方面，蜀汉朝廷放着诸葛亮这么好的典型不予推广，另一方面，未见官员仿效诸葛亮申报财产。
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都是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极力推崇和推荐的人物，他们中竟无一人以诸葛亮为标榜，申报家庭财产。又如蜀汉大将军、后期主要支柱姜维，自身做到了清廉、俭朴。《三国志·姜维传》引郤正的话说：“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姜维称得上是诸葛亮之后蜀汉又一个清俭官员的典型，但他也没有学诸葛亮申报财产。
诸葛亮这类申报财产典型，不但三国时代推广不了，其他朝代也推广不了。实行官员申报财产制度，在封建时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阻力重重，不可逾越。历朝历代的最高统治者都不敢、不肯轻易一试。
封建社会，朝廷内、官府中的皇亲、权臣、赃官，人数不多，却攫取了全国财富的大部分。有的人富可敌国。这些权贵人物，是绝对不会赞成财产申报制度的，他们是财产申报的最大阻力。
这里可以举出两个例子。
东汉外戚、大将军梁冀，据《后汉书·梁冀传》，一门之内，前后出了三位皇后，两位大将军，被封侯者七人。“在位二十余年，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
梁冀败亡之后，没收的财物，拍卖所得“三十余万万”，上缴国库。朝廷有了这一大笔收入，财政状况顿时改善，于是宣布减免天下租税之半。当梁冀在台上时，势焰熏天，百官无不畏惧他，连皇帝也被架空。这样的皇亲国戚和权臣，你要求他申报财产，岂非梦呓？他不仅不会申报财产，还会把你掀翻。
又如清代乾隆时权臣和珅，曾任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议政大臣等，相当于明代以前的宰相，故人称相国。他是乾隆皇帝的亲家，执政20多年，“宠任冠朝列”，朝中没有哪一位官员能够像他这样受乾隆皇帝宠信。乾隆帝一死，继位的嘉庆帝就向他开刀，下诏宣布他罪状二十款，并责令自杀。罪状中有：“所抄家产，楠木房屋僭侈逾制，仿照宁寿宫制度，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大罪十三。蓟州坟茔设享殿，置隧道，居民称和陵，大罪十四。所藏珍珠手串二百余，多于大内数倍，大珠大于御用冠顶，大罪十五。宝石顶非所应用，乃有数十，大宝石不计其数，胜于大内，大罪十六。藏银衣服数逾千万，大罪十七。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埋银三百余万两，大罪十八。通州、蓟州当铺、钱店资本十余万，与民争利，大罪十九。家奴刘全家产至二十余万，并有大珍珠手串，大罪二十。”当和珅得势时，他怎肯申报财产？作为和珅的亲家，对和珅宠爱有加的乾隆帝，又怎么会要求和珅申报财产？和珅如果先乾隆帝而亡，当代的人及后世的人或许就不会知道他是大贪官。
唐太宗这样贤明的君主，也没有把申报财产作为预防、遏制和整治官员腐败的一种手段。他对付官员贪污腐败的办法，一是事先教育，二是事后惩处。其中事先教育就是劝导官员不要贪财，不要因小失大。他曾对身边的大臣说：我说过，贪官其实不懂爱财。五品官以上，俸禄优厚，一年所得，数目可观。“若受人财贿，不过数万，一朝彰露，禄秩削夺，此岂是解爱财物？规小得而大失者也。”要官员们懂得贪污受贿在经济上、政治上太不值得的道理。唐太宗知道有些官员数万数万地受贿，非法收入十分巨大，但他就是没有拿起申报财产这把杀手锏。他是没有想到这把杀手锏呢，还是想到了但不敢用？
唐太宗毕竟是封建时代的明君，毕竟是1300多年前的人，在反腐制度建设方面，我们不能苛求于他。这样看来，诸葛亮主动申报财产，倒是有“超前”意识的[/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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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宰相的财产清单
诸葛亮、魏征、司马光三人的财产状况，是能从有关史书上查到的。现简要介绍如下：
三国蜀汉宰相诸葛亮，有田15顷，较贫瘠。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在给后主刘禅的一份奏章中，申报了家庭财产：“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从这份申报材料看，诸葛亮的主要财产是薄田15顷（那栽种800棵桑树的地，应当包括在15顷田之内），是不能算多的。其他财产寥寥无几，身后内无余帛，外无赢财。
唐朝宰相魏征留给子孙的房产，价格不菲。据《新唐书·白居易传》，魏征的房屋到他孙子时，已增值至600万。孙子要用钱，将祖父遗下的房子卖了。有个叫李师道的官员，自己掏钱600万，打算为魏征之孙赎回房产。白居易得知后，上奏唐宪宗：魏征的后人不能守住魏征的房产，陛下应当从照顾这位贤相的子孙出发，赎回房屋，然后赐给他们。这种好事应当由朝廷来做，而不能让李师道个人去做，他做就是“掠美”了。白居易的意见为唐宪宗所采纳。
魏征的房产，来源正当而合法。魏征虽然身居宰相高位，但住房条件较差。一直到晚年，到病危时，他家都没有正厅。唐太宗吩咐有关部门，从建造宫殿的材料中，找一些小规格的运来，为魏征家建造正厅。只花了五天时间，一间正厅就建成了。直到魏征去世前几天，他才拥有正厅。魏征的房屋，最值钱的正厅部分相当于“福利房”，是朝廷为他建的。
北宋宰相司马光在洛阳有田三顷，还有房产。三顷地，对一个宰相来说，是很少的。唐朝有一个名叫杨志操的官员，他在从政之前的目标是：有田10顷，奴仆10人。三顷地，连这位尚是一介布衣的杨志操都看不上。据《宋史·司马光传》记载，司马光去世后，家无余钱，家人连丧葬费都付不起。“妻卖田以葬，恶衣菲食，以终其身。”司马光的夫人卖了田地，才安葬了司马光。作为昔日宰相夫人的她，这时过起了清苦的日子，吃粗劣的食物，穿低劣的衣服，直到去世。至于司马光在洛阳的房屋有多少，洛阳的市民都是清楚的。原来北宋洛阳有这样的风习，高官的私家园林，每到春天，都要向市民开放。按惯例，游客会自动付给或多或少的“茶水费”。“茶水费”相当于门票收入，一个春天，总数可观。仆人每次将这笔收入上交司马光时，司马光总是让仆人留下自用。开放私家园林，实际上起到了公开官员房产的作用。这不是朝廷下令要求做的，而是社会风气使然。
诸葛亮为何敢于主动如实申报家庭财产
在以上提到的三位宰相中，主动向朝廷申报家庭财产的，从我接触的史料看，仅有诸葛亮一人。我又一目数行地将晋代陈寿著《三国志》一书翻检了一遍，除了诸葛亮外，没有发现魏、蜀、吴三国任何一名官员申报家庭财产。我不敢据此断言诸葛亮这样的主动申报财产的典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绝无仅有，但起码可以说，这种典型是极其罕见的。
诸葛亮为何敢于主动申报财产？主要原因不外两个：一是他并非豪富，从家无余财这一点看，或许连“中产”也谈不上，公开家庭财产，不会让人吃惊；二是其财产来源合法，经得起问，经得起查。打个不很恰当的比方，现代的哪位男人，他如果堂堂正正，不养情妇，不包“二奶”，他就不怕向妻子公开通讯录以及短信内容，因为他没有做见不得人的事，心中无鬼。
15顷地，对于一个宰相来说，多不多呢？可以举同时代的例子。魏国将领满宠，晚年官封太尉，魏明帝一次赏赐他50顷田，还有谷500斛，钱20万。吴国将领蒋钦受命去打关羽，不幸在行军途中病亡，孙权为表彰他，也为抚慰他的妻、子，赐给他的妻、子200顷田，还有芜湖民200户。吴国国主孙皓于公元280年投降晋朝后，前往洛阳，晋武帝赏给他30顷田，每年谷5000斛、钱50万、绢500匹、绵500斤。比较而言，诸葛亮的田产，只能算是区区之数。他没有必要向朝廷隐匿这15顷地。他说出这15顷地，于他毫发无损。
诸葛亮在上述给后主刘禅的奏章中，特别说明了他及家人的收入来源。一共两块：15顷田和800棵桑树的收入；担任宰相职务的收入。前一项收入供家人使用，大致可保自给有余。后一项收入供诸葛亮本人使用，解决他“随身衣食”问题。除了这两项收入，诸葛亮再无别的进账。他所说“别无调度”，意为没有其他“安排”，没有“征调”，亦即没有授意或暗示别人给自己送钱送物，没有让官府为自己额外报销费用。他所说“不别治生，以长尽寸”，意为他本人不另外经营家业，包括从事商业活动，不靠经营活动增加个人和家庭收入。由此可见，诸葛亮的收入全部正当合法。他谢世以后，朝廷了解到，他生前果然做到了申报财产的奏章中说的“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诸葛亮的确是淡泊自守，自奉清俭。他既无灰色收入，更无黑色收入，心地坦荡，因而毋须隐匿任何事。
司马光和魏征的财产也不算多，来源都说得清楚。他们都是心底光明、心中无私、襟怀坦白的官员。就拿司马光来说，他奉行无事不可对人言的信条。《宋史·司马光传》说：“（司马光）自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他与人交谈，总是直言无所隐，而且一辈子都是如此。司马光和魏征，为何没有像诸葛亮那样主动申报财产呢？显然不是因为不敢把财产拿到阳光下晒。他们自律都很严，不贪钱财，不好声色，除了官俸以外，没有任何非法收入，显然是不用害怕公开家庭财产的。
清白做官如司马光、魏征者，根本就没有什么要向朝廷隐瞒的。或许是因为，朝廷没有订立官员申报财产的制度，他们也就不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了。须知在封建时代，在申报财产方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会招人忌恨的。
申报财产为何在封建时代得不到推广?
诸葛亮申报财产后，外界反应似乎很冷淡。一方面，蜀汉朝廷放着诸葛亮这么好的典型不予推广，另一方面，未见官员仿效诸葛亮申报财产。
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都是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极力推崇和推荐的人物，他们中竟无一人以诸葛亮为标榜，申报家庭财产。又如蜀汉大将军、后期主要支柱姜维，自身做到了清廉、俭朴。《三国志·姜维传》引郤正的话说：“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姜维称得上是诸葛亮之后蜀汉又一个清俭官员的典型，但他也没有学诸葛亮申报财产。
诸葛亮这类申报财产典型，不但三国时代推广不了，其他朝代也推广不了。实行官员申报财产制度，在封建时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阻力重重，不可逾越。历朝历代的最高统治者都不敢、不肯轻易一试。
封建社会，朝廷内、官府中的皇亲、权臣、赃官，人数不多，却攫取了全国财富的大部分。有的人富可敌国。这些权贵人物，是绝对不会赞成财产申报制度的，他们是财产申报的最大阻力。
这里可以举出两个例子。
东汉外戚、大将军梁冀，据《后汉书·梁冀传》，一门之内，前后出了三位皇后，两位大将军，被封侯者七人。“在位二十余年，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
梁冀败亡之后，没收的财物，拍卖所得“三十余万万”，上缴国库。朝廷有了这一大笔收入，财政状况顿时改善，于是宣布减免天下租税之半。当梁冀在台上时，势焰熏天，百官无不畏惧他，连皇帝也被架空。这样的皇亲国戚和权臣，你要求他申报财产，岂非梦呓？他不仅不会申报财产，还会把你掀翻。
又如清代乾隆时权臣和珅，曾任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议政大臣等，相当于明代以前的宰相，故人称相国。他是乾隆皇帝的亲家，执政20多年，“宠任冠朝列”，朝中没有哪一位官员能够像他这样受乾隆皇帝宠信。乾隆帝一死，继位的嘉庆帝就向他开刀，下诏宣布他罪状二十款，并责令自杀。罪状中有：“所抄家产，楠木房屋僭侈逾制，仿照宁寿宫制度，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大罪十三。蓟州坟茔设享殿，置隧道，居民称和陵，大罪十四。所藏珍珠手串二百余，多于大内数倍，大珠大于御用冠顶，大罪十五。宝石顶非所应用，乃有数十，大宝石不计其数，胜于大内，大罪十六。藏银衣服数逾千万，大罪十七。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埋银三百余万两，大罪十八。通州、蓟州当铺、钱店资本十余万，与民争利，大罪十九。家奴刘全家产至二十余万，并有大珍珠手串，大罪二十。”当和珅得势时，他怎肯申报财产？作为和珅的亲家，对和珅宠爱有加的乾隆帝，又怎么会要求和珅申报财产？和珅如果先乾隆帝而亡，当代的人及后世的人或许就不会知道他是大贪官。
唐太宗这样贤明的君主，也没有把申报财产作为预防、遏制和整治官员腐败的一种手段。他对付官员贪污腐败的办法，一是事先教育，二是事后惩处。其中事先教育就是劝导官员不要贪财，不要因小失大。他曾对身边的大臣说：我说过，贪官其实不懂爱财。五品官以上，俸禄优厚，一年所得，数目可观。“若受人财贿，不过数万，一朝彰露，禄秩削夺，此岂是解爱财物？规小得而大失者也。”要官员们懂得贪污受贿在经济上、政治上太不值得的道理。唐太宗知道有些官员数万数万地受贿，非法收入十分巨大，但他就是没有拿起申报财产这把杀手锏。他是没有想到这把杀手锏呢，还是想到了但不敢用？
唐太宗毕竟是封建时代的明君，毕竟是1300多年前的人，在反腐制度建设方面，我们不能苛求于他。这样看来，诸葛亮主动申报财产，倒是有“超前”意识的[/size]
诸葛亮啊，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