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十大个性巨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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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被 灬千ヽ 从 素材组工作区 移动到本区(2011-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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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6600][b]一、陶朱公：坚毅与博大的个性[/b][/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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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被尊为中华商祖，首先是因为他有坚毅与博大的个性。他出身贫寒，为越国称霸中原立下汗马功劳，越灭吴后被授为上将军。但他却急流勇退，弃官从商。他和美人西施一同划船太湖，来到商业发达的齐国。范蠡化名邸夷子皮经商，齐王听说其贤能，派使臣亲授相印再次为官，但他的个性又使他第二次罢官。二次罢官后来到山东定陶，把邸夷之姓改为“陶朱公”，他以治国之策治家，终于成为巨富而名闻天下。
文财神范蠡，是春秋末期越国的大政治家，辅助勾践灭吴复国的第一谋臣。范蠡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纪录的典范。他曾经“三致千金”——三次散尽家财，又三次重新发家。在秦汉时代，人们就把那些巨富们称为“陶朱公”，其名字成了财富的代名词。
[b][color=#66cc66]最牛的裸捐史：19年裸捐三次[/color][/b]
第一次裸捐：公元前468年，越王勾践灭吴，庆功宴的酒还没冷，谋士范蠡就决定转型了，从政界转入商界，他将家产全部充公，偷偷搞了艘游艇，逃到烟波浩渺的湖泊上，还换个ID叫鸱夷子皮，然后转去沿海地区齐国。
第二次裸捐： 范蠡在海边垦荒耕作，发展农牧业。一不小心就先富起来了，家产积累高达几千万。齐王听说有个大能人在此地，慌忙请他出来做国相，范蠡推辞不过，又暂时回到政界。干了三年，成绩斐然，却辞职走人。走之前，他把家产全部散发给亲友族人。捐完家产之后，范蠡举家迁到山东定陶，遵循他的经济学导师计然的市场原则，在这个居天下之中的地方经商，挡都挡不住地又成了首富，继续换了个ID叫陶朱公。
第三次裸捐：此次慈善行为没有具体记录。《史记•货值列传》上说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从19年三次来推理，他从创业到成熟到巅峰期，平均6年多时间，这个创富频率现在恐怕复制不了。
[color=#66cc66][b]财神理财心得：财币欲其行如流水[/b][/color]
在建设越国经济的过程中，范蠡学到了导师计然经济理论的精髓，离开政界后，他将这一“财币流通理论”用于自己的创业实践，几年就取得千金之产，这让范蠡产生了极强的信心：只要遵循流动的原则，财富什么时候都可以流回来，只不过此时散尽，彼时又回来。将财富全部捐出去，也是一种将它们放回流通过程的方式，我范蠡也只不过是暂时离开这个流程。等我回到这个流程时，又可以将千金赚回来。
所以说，千万别让钱币睡觉休息，一睡就贬值了，钱是好动不好静的。范蠡裸捐，不只是为慈善，也是出于自己对“流动理论”的坚强信心。裸捐也是一种大智慧。而且，流动理论不只是在市场上流动，也在家系上流动，从上一辈流动到下一辈。《史记》记载范蠡老昏头的时候，就任由子孙去经营，结果又是财产达“巨万”。
[color=#66cc66][b]生财有道，淡定以对[/b][/color]
某年，范家次子在楚犯法，当判死刑。范家决定带钱去捞人，委派谁？范蠡决定派三儿子，范蠡老婆却主张派长子去。最后由长子带着千金，去求楚国名士庄生。庄生心善，决定替他办好事就退钱。他找到楚王，说了一通星象，劝说楚王以德服人，特赦囚犯。
事情本来似乎完美解决了，长子却割舍不得千金货币，听说有特赦，觉得钱白送了，于是眼巴巴地来要讨回钱。此举严重打击了名士庄生的自尊心，于是转而劝楚王杀了范蠡次子再特赦。听闻次子死讯，范蠡却异常淡定：早在预料当中。
范蠡分析了两个儿子的成长环境对财富态度的影响。长子虽说是富二代，却也是和父亲一起创业打拼的，知道钱来得不容易，故而难于舍弃财富，反倒耽误弟弟性命。幼子在富贵环境中，不知赚钱的艰辛，所以容易舍弃财富，反倒可救哥哥性命。
陶朱公很有经商的头脑。他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判断价格的涨落，即”论其（商品）有余和不足，则知（价格）贵贱。”他发现价格涨落有个极限，即贵到极点后就会下落；贱到极点后就会上涨，出现”一贵一贱，极而复反”的规律。这就很符合现代市场规律的。因为一种商品价格上涨，人们就会更多地生产，供应市场，这就为价格下跌创造了条件。相反，如果价格太低，就打击了积极性，人们就不愿生产，市场的货物也就少了，又为价格上涨创造了条件。故他提出一套”积贮之理”。这就是在物价便宜时，要大量收进。他说”贱取如珠玉”，即像重视珠玉那样重视降价的物品，尽量卖进存贮起来。等到涨价之后，就尽量卖出。”贵出如粪土”，即像抛弃粪土那样毫不可惜地尽是抛出。
[color=#66cc66][b]但是价格涨落的原因在哪里呢？[/b][/color]
陶朱公生长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产品是市场的最大宗、最主要的商品。农业有很强的季节性，每年气候不同，产量了就不同，对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所以满足农业需要、为农业服务，就成为他经商的主要方向。他根据季节规律，提早储备物资，即所谓”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就是说，像作战之前要做好准备一样，根据季节的需要（时用）就可以预知市场所需要的商品（知物）。
季节和气候变化是有规律的。他引用我国早已有的一条关于气候变化的规律性的古语，作为预知农业丰歉的依据。这条古语说：”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年一大饥。”这是说，每六年有一年风调雨顺的上好年景，也有一个旱年，每十二年有个大旱年，也有一个水年。
根据这个规律，他丰年就大胆收进。因为不会年年丰收，收进的货物不愁没有机会售出。同样，在大旱年物价上涨时，他就尽量抛售，不愁以后没有进货的机会。就这样，他不但自己致富，也为平抑物价、避免丰收年谷贱伤农与饥荒年民不聊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陶朱公的故事告诉我们，气候资源的变化会造成丰收与歉收两种状况，对人们都有不利影响，并且通过商品交流这种不利影响会扩展到全国、全社会，但是，只要人们掌握了这个规律性，采用商业手段，通过贱买贵卖，是可以协调的。陶朱公也许是世界上第一个在认识上和实践上都注意到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农业对市场的影响，以及在该领域的对策研究上取得重大成就的人。
[b][color=#66cc66]经商秘诀[/color][/b]
生意要勤紧——切忌懒惰 懒惰则百事费
货物要修整——切忌散慢 散慢则查点难
用度要节俭——切忌奢侈 奢侈则钱财竭
用人要方正——切忌滥用 滥用则付托难
接纳要谦和——切忌躁暴 躁暴则交易少
出入要谨慎——切忌潦草 潦草则错误多
买卖要机警——切忌拖延 拖延则机宜失
货物要面验——切忌滥入 滥入则售价减
议价要订明——切忌含糊 含糊则争执多
期货要约定——切忌讹延 讹延则枝节生
期限要约定——切忌马虎 马虎则失信用
赊借要识人——切忌滥出 滥出则血本亏
钱财要明慎——切忌糊涂 糊涂则弊买生
帐目要稽查——切忌懈怠 懈怠则资本滞
临事要尽责——切忌放弃 放弃则权力损
优劣要分明——切忌糊浑 糊浑则判断繁
说话要规矩——切忌浮躁 浮躁则失事多
立心要诚正——切忌粗糙 粗糙则出品劣
主心要安静——切忌惊惶 惊惶则忘决断
相处要诚实——切忌虚假 虚假则害己终
[b][color=#ff6600]二、吕不韦：冒险与投机的个性[/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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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不韦敢于冒险又善于投机的个性，使他一夜之间，由一个与政治毫无干系，与秦国毫无亲缘的纯商人一变而成为秦的相国。他想：“若能立国定君，把一个国家的君主买到手，不仅一生吃穿不愁，而且荣华富贵可泽及后世。”这就是他想做的生意。吕不韦在这次政治投机中，他的确成功做成了一笔又一笔的大买卖。但他的主观动机不只是为了追求巨额赢利，还要求得传之后世的宠幸。
[color=#66cc66][b]经商成功[/b][/color]
陶朱公范蠡虽然经商有道，被看作是富人的象征，一直被后人视为是商人的老祖宗，但范蠡在经商之前，是越王勾践的大将军，隐退后一定会有相当可观的金银作为经商的资本，因此，范蠡经商的成功，是有客观条件的。反观吕不韦，却是白手起家，小小的年纪，就成了赵国首都邯郸的首富，相比而言，把吕不韦作为商人的鼻祖窃以为更加合适。
白手起家的吕不韦，第一桶金是如何挖到的，至今尚无法考证，但在尚未婚取的年龄就成为一国首富，绝对不是靠贩卖青菜，卖几个肉包子就能实现的。结合历史及当时赵国的地理位置，分析吕不韦的生财之道，就是对当代的人也很有启示，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经商的天才，也不愧商人之鼻祖的称号。
[b][color=#66cc66]奇货可居理论[/color][/b]
吕不韦擅长贱进贵出，这是商业上的最起码理论，单纯靠这一点是难以发家的。他的奇货可居理论，才是他发家的关键。他能把一个人（安国君的儿子，即后来的秦庄襄王。当时作为人质被送往赵国，被称为质子异人。）作为货物囤积，还什么样的事情干不出来？这里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吕不韦的原始资本积累，一定是靠见不得人的买卖来积累的。是否有过非法融资尚待考证，但相信那些贩卖私盐、走私珠宝的买卖少不了他，因为在当时的赵国，这都是奇货。
[b][color=#66cc66]国际贸易第一人 [/color][/b]
吕不韦是战国末期的卫国人，但卫国是小国，经济不发达，于是他把商品贸易发展到了赵国，并且把公司总部也建在赵国。当时赵国是各诸侯国的交通要道，各国的名人云集，经济比较发达；走出国门的吕不韦选择赵国作为自己的出口贸易国家，不但使吕不韦成为了历史上开拓国际贸易的第一人，也足以看出他独到的经济眼光。
[color=#66cc66][b]官商勾结的开创者[/b][/color]
善于包装自己的吕不韦，为了把自己的商业达到顶峰，与达官贵族联系密切，吕府迎来送往的大多数是赵国的高官贵人，各国的外交使节也是吕府的常客，这就使他的商业与官场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扩大了自己的知名度的同时，也使自己的商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良机。他开创的商人与官场合作的经商之道，至今仍然被很多成功商人视为成功的首选之道。
从以上三点，我们不难看出，吕不韦的确应该是商人的鼻祖。
[color=#66cc66][b]开创了商人从政的历史先河[/b][/color]
大家都知道，在古代，商人的地位是比较低的。无论商人有多少金银财宝，那些高官贵族、文人学者也对他不屑一顾，是难登大雅之堂的。为了改变自己的地位，吕不韦决定弃商从政，以达到成为贵族的目的。在当时的环境下，作为一个商人，想达到这一步是很难的，但对于吕不韦来说，却很容易取得了成功，开创了商人从政的先河。
作为一个商人的吕不韦，如果想在从政上取得成功，单纯靠拉关系，贿赂官员是很难取得重大成功的。因此，他决定把奇货可居的经商理论应用与政治权谋，直接从高层入手，孤注一掷，把秦国的质子异人作为自己进入上层的阶梯。在花费巨资包装质子的同时，还大演美人计，把自己心爱的女人送质子异人为妻，以博得质子异人的欢心。这种直接走上层路线，大搞金钱美女攻势的攻关手段，至今仍然被众人效仿。
把秦国质子异人拉入怀抱后，吕不韦凭借其巨大的财力，来到秦国都城咸阳，四处结交上层关系，大力宣传炒作质子异人的能力；而且深知枕头风的重要性，大笔的金银财宝贿赂秦王宠爱的华阳夫人，成功的使质子异人登上了秦王的宝座，当年幼的秦始皇登位后，吕不韦也达到了混入上层社会的目的，成为了权倾朝野的宰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作为一个商人，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代那些在商业上成功人士，都有从政的嗜好，也不能否定吕不韦对他们的影响。
[color=#66cc66][b]最成功的文化传播经纪人[/b][/color]
做了宰相的吕不韦，要权有权，要金银有金银，但他仍然不满足，因为自己的学问太浅，虽然身为宰相，仍然怕被以后的文人学者瞧不起，毁掉自己的一世英名，这可是他最不愿看到的事。对于墨水不深的吕不韦，想靠自己著书立说成为文化人很不容易，但这难不到吕不韦。为了进入文化圈，成为文人学士，吕不韦高薪聘请了上千个满腹经纶的文人学者，成立了吕氏文学院，专门撰写以自己的姓氏命名的《吕氏春秋》，这本以后流芳百世、千金难改一字的经典之作，也使吕不韦的事业达到了顶峰。
[b][color=#66cc66]广告业的老祖宗[/color][/b]
商人出身的吕不韦，不但明白宣传作用的重要性，而且深知炒作造势的巨大作用，就是当代的广告大师，也一定会佩服吕不韦在广告业上的超前意识。且不说他如何包装质子异人，使窝窝囊囊的质子异人成为了一国之主，单是他在《吕氏春秋》成书后的炒作宣传，真让后人自惭不如。
吕不韦千金悬赏改动《吕氏春秋》一字的举动，几千年来一直被人误解，以为他是为了表明此书的精湛，其实这种看法是大错而特错。从现代人的眼光看，吕不韦此举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吕氏春秋》这本书的炒作宣传行为。几千年前的吕不韦就有如此的超前意识，被尊为广告业的老祖宗名副其实。
总之，作为一个生活在几千年前的人，纵观吕不韦的一生，他的很多观点，做事的方法，就是到了现代，仍然是比较超前的，甚至当代一些所谓成功人士，他们成功的路子上，仍然留有吕不韦的影子。从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吕不韦的确是一千古奇人。但成功一世的吕不韦，由于利欲心太重，没有像范蠡那样，事业达到顶峰后激流勇退，最后落了个自杀身亡的悲惨结局，这也是吕不韦给我们那些成功人士留下的最大教训，也最值得那些成功人士三思。
小商在于民
中商在于政
大商在于国
[b][color=#ff6600]三、沈万三：豪爽与逞强的个性[/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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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有豪侠个性，其生意必然兴隆。江南巨商沈万三，他身居江南小镇，做尽天下生意。他敢于和苏北的义士走私盐，敢于和海上的侠客大做海上贸易，后又在义士占领的苏州成了一城之巨。然而豪侠难免会逞强，沈万三未能免为其俗，终因财大气粗，要犒养朱元璋的八百万大军，无端引火烧身。朱元璋站起来对沈万三说“好，我有福，你有财!”
[b][color=#66cc66]定居周庄[/color][/b]
元代末年，吴兴（今浙江湖州）南浔镇沈家漾，有一户姓沈的殷实人家，谁知突然遭水灾，妻子染瘟疫而死。沈祐用一条渔船载起四个儿子，连夜逃到距南浔百里外的周庄镇。老大老二不幸夭折，只留下沈富和沈贵。有一次，老三沈富竟不辞而别，几天毫无音讯。当大家找不到他，他却兴冲冲回来了。说是到苏州城里去玩了，阊门那里做生意的人既能赚钱，又能到处玩，太有意思了。
[b][color=#66cc66]躬耕起家[/color][/b]
起初沈家在周庄耕种的是一片低洼地，只出产芦苇和茅草。但他们勤于耕作，使之成了产量颇高的熟地。
周庄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灌溉方便，历来是种植粮食和油菜，种桑养蚕的好地方。沈万三随父亲来到这里，主要也是依靠发展农业生产，“躬耕起家”，随即“好广辟田宅，富累金玉”，以致“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周庄八景之一“东庄积雪”，描绘的正是沈氏庄园当年的景色。东庄有着许多巨大的粮仓，每年都储藏着无以计数的粮食。
[b][color=#66cc66]陆氏赠财[/color][/b]
元代苏州富室陆德源富甲江左，很欣赏沈万三的聪明才智和经商信用，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也看破了红尘。手里的巨额财产假如不传给别人，一旦时局动荡，反而会酿成祸害。于是全部赠送给沈万三，自己去澄湖边的开云馆当了道士，直到寿终。
沈万三得到了陆德源的这笔巨资，如虎添翼。
[b][color=#66cc66]出海通番[/color][/b]
沈万三一方面继续开辟田宅，另一方面把“东走沪渎，南通浙境”，水路交通发达的周庄，作为商品贸易和流通的基地，把内地的丝绸、瓷器、粮食和手工艺品等运往海外，又将海外的珠宝、象牙、犀角、香料和药材运到中国，开始了“竞以求富为务”的对外贸易活动，很快使自己成为江南第一豪富，创造了令世人难以想象的奇迹。
[b][color=#66cc66]神盆聚宝[/color][/b]
民间传说，沈万三有一只聚宝盆，放进一支金钗，能取出一大把金钗；放进一只银元宝，就能取出一盆银元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才能富甲天下。在南京，他为朱元璋修筑城墙以及有关设施，还修筑了廊庑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四座，所耗费的钱财不计其数。今天南京的玄武湖公园，便是他当年的后花园旧址。奢侈的宴饮和富丽的服饰，更是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他的一把玛瑙酒壶质地通明，类似水晶。中间有葡萄一株如墨点，称为月下葡萄，据说可以换取“嘉兴一郡盐钞”。
[b][color=#66cc66]女乐宴饮[/color][/b]
沈万三发迹后，也很懂得风雅。他常常在自己豪华的家里宴请达官贵人，除了山珍海味和醇酒美人外，还拥有三班女乐。杯觥交错之余，女乐们尽情表演音乐歌舞以欢娱嘉宾。她们既是歌妓，也是乐师，演奏的大都是沈万三与他的朋友们最爱听的昆曲音乐。观看的人们济济一堂。仅为华屋担任守卫、打更巡逻的更夫等，就多达六十几人，每晚还供应点心酒肴，一个晚上要吃掉十瓮酒和三十盘红烧蹄膀。
[b][color=#66cc66]设馆尊师[/color][/b]
沈万三专门延请王行为塾师，来到周庄，设馆于银子浜。王行教书教得好，文章也写得好，沈万三给他的报酬是黄金一镒（在当时为二十两或二十四两），这样的酬劳很可观。沈万三十分懂得知识的作用，更希望子女们肚子里都有很高的学问，能够与外国商人周旋，以继承自己开拓的家业，使沈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b][color=#66cc66]观前修街[/color][/b]
沈万三在海外赚够了钱，一度居住在苏州，发觉城中心的玄妙观四周，每天香客和游客络绎不绝，杂耍艺伶和小摊小贩四处云集，但由于道路狭窄，行人车马经常阻塞。他想，如果在观前营建街市，将道路拓宽，一定是一件好事，既能方便行人车马，又能把建成的店铺租赁给客商，招徕交易。庙宇旁的乐坊，还可以供四面八方的客人前来娱乐。于是他采用了茅山石铺平观前街，与古城小桥流水的风貌十分吻合，相得益彰。建成后，深得百姓们的赞誉。
[b][color=#66cc66]南京筑城[/color][/b]
朱元璋准备在南京建都，并决定扩建应天城，把它建得非常有气派。但由于战事频繁，开支浩大，根本没钱修城墙。豪富沈万三答应负责修筑聚宝门至水西门一段，还有廓房、街道、桥梁、水关和署邸等相关工程。他不仅延请一流的营造匠师，还整天在工地上督促进度，检查质量。尽管一些“检校”常去工地制造事端，捞取油水，沈万三却依然比皇家修筑的城墙提前三天完成。可这样做，恰恰大驳了皇帝的面子。
随之，他竟又向朱元璋提出，打算以自己的百万两黄金，代替皇帝犒赏三军。这终于让明太祖龙颜大怒。于是他被籍没家产，发配充军云南边陲。
[b][color=#66cc66]云南充军[/color][/b]
当年沈万三被充军时，身边带着金、银、铜、铁、锡五个儿子。人们远远看去，总觉得一路上他们的身边金光闪闪。于是有人奏报皇帝，说沈万三去云南时，把江南的财气也带走了。皇帝连忙下了一道圣旨，不准他们继续前行，要将沈万三的五个儿子就地赐死。小儿子阿锡正好在个旧那儿，接到圣旨后在高山上跳崖自杀，很快化成锡矿。其他四个兄弟的鲜血流进云南的土地，都化为铜矿。
[color=#66cc66][b]舍生告状[/b][/color]
沈万三充军后，朱元璋不放过周庄的百姓，要把全镇人都杀掉。有一个名叫徐民望的读书人挺身而出，勇敢地来到南京告御状，要求皇帝赦免百姓。看到徐民望舍生忘死，敢于直言，朱元璋再也不说杀他，御书了“尔是好百姓”五个大字，客客气气将他送回周庄。
得到赦免的老百姓们敲锣打鼓，欢天喜地，把徐民望高高地抬起来在街上游行。
[b][color=#66cc66]茶马古道[/color][/b]
沈万三遭受不测以后，不少朋友纷纷从江浙一带到云南大理来看望他。他们发现走茶马古道将江浙的丝绸、陶瓷和手工业品运往滇西北，乃至进藏，不失为一条求富的新路。虽然那儿天气高寒，路途坎坷，充满艰难困苦，却很有开发的余地。具有丰富经验的沈万三，发挥自己的特长，利用茶马古道，将江南一带的丝绸等特产运到云南，甚至进入西藏和缅甸、印度……
在茶马古道重操旧业，继续经商，是沈万三无可选择的选择。谁也没有想到，这使他重又获得生机。
[color=#66cc66][b]归葬故里[/b][/color]
沈万三在云南边陲度过了一生中最后的岁月，终老异乡。身边的亲人将他的遗骨运回发迹地古镇周庄，葬于银子浜下。民间传说，银子浜的尽头有水一泓，下通泉源，旱岁不枯。水下有一个古墓，非常坚固，里面埋葬着沈万三的灵柩。它使今天的人们引发很多思索和启迪。沈万三出生前父辈已经拥有千亩良田，并经营有米店，酒庄等作坊，在当时当地也算得上是一个大富人家。沈万三出生后取名号为沈仲荣，小名（乳名）沈富，在为其摆满月酒时，其父命人取来文房四宝和金银珠宝让其抓取，沈万三抓起一把翡翠雕刻的小算盘。沈氏的管家即断定此子将来经济成就远远超出父辈。但沈父并不高兴，沈父作为外乡人在与人交往中的人情际遇使其更希望其子将来勤读诗书，求取功名以光宗耀祖。
沈万三在学堂调皮捣蛋无心向学，先生也常常被其作弄，小万三特别亲近其乳娘和管家。管家特别喜欢逗他玩，也在玩的时候教他算术知识，管家并从酒庄取来一空酒坛（陶瓷质），让小万三将零钱放入其中，并建立账本凡存取均需记账，此事小万三做的特别认真，沈万三的理财意识由此形成。管家笑将酒坛取名为聚宝盆，此后沈家人都叫它为聚宝盆。谁也想不到“聚宝盆”这三个字竟影响了沈万三的一生。无论日后沈万三发迹迁居苏州城还是应朱元璋诏令搬迁南京城，此聚宝盆都一直跟随沈万三，虽不像民间传说那样神奇，但据传沈万三对着聚宝盆就有用不完的生意点子，或叫灵感。后来朱元璋要征用聚宝盆来建南京城，沈万三只好以需要择吉日并斋戒七七四十九天后呈献皇上此盆才灵为由，暗里召集能工巧匠用黄金钻石打造一个聚宝盆，上面采用各种吉祥的图案，总算过了这一关。事后沈万三感言，世间原本就没有聚宝盆，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
财神沈万三尸骨埋在广东省德庆县永丰镇古蓬村委会境内的百册山顶上。埋葬沈万三之前，风水大师赖布衣将该宝地命名为“七星伴月”。埋葬沈万三后，风水大师曾福扬命名该宝地为“百足护珠”。山脚下的村民流传叫“百足含珠”。沈万三的后人称先人坟山为“百足吐珠”。沈万三后人居住德庆县武垄镇，因避朱洪武追杀而大部分改姓为潘，改其他姓的则不详。注：（百足即蜈蚣之虫）
[b][color=#ff6600]四、胡雪岩：精细与阴柔的个性[/color][/b]
[img]http://images.xooob.com/20090914/1254708659058.jpg[/img]
胡雪岩一生中体味到了正二品“红顶商人”与家财亿贯的极盛极荣。他凭借精细与阴柔个性在生逢乱世中借助权贵、政要之势，营造了万贯家财。借助于职衔、封典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增强自己在商业中的竞争能力，是他运作商场的典型一招。就这样一个钱庄的小伙计终于暴发成为富甲天下、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
幼时家境贫寒。为了养家糊口，作为长子的他经亲戚推荐，进钱庄学徒，从扫地、倒尿壶等杂役干起，三年师满后，就因勤劳、踏实成了钱庄正式的伙计。正是在这一时期，胡雪岩靠患难知交王有龄的帮助，一跃而成为杭州一富。
王有龄，宇雪轩，福建侯宫人。在道光年间，王有龄就己捐了浙江盐运使，但无钱进京。后胡雪岩慧眼识珠，认定其前途不凡，便资助了王五百两银子，叫王有龄速速进京混个官职。后王有龄在天津遇到故交侍郎何桂清，经其推荐到浙江巡抚门下，当了粮台总办。王有龄发迹后并未忘记当年胡雪岩知遇之恩，于是资助胡雪岩自开钱庄，号为"阜康"。之后，随着王有龄的不断高升，胡雪岩的生意也越做越大，除钱庄外，还开起了许多的店铺。
庚申之变成为胡雪岩大发展的起点。在庚申之变中，胡雪岩处变不惊，暗中与军界搭上了钓，大量的募兵经费存于胡的钱庄中，后又被王有龄委以"办粮械"、"综理槽运"等重任，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胡雪岩之所以可以迅速崛起，除了得益于王有龄之外，另一个人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个人就是左宗棠。
1862年，王有龄因丧失城池而自缢身亡。经曾国藩保荐，左宗棠继任浙江巡抚一职。左宗棠所部在安徽时 "晌项已欠近五个月，饿死及战死者众多。此番进兵浙江，粮饷短缺等问题依然困扰着左宗棠，令他苦恼无比。急于寻找到新靠山的胡雪岩又紧紧地抓住了这次机会:他雪中送炭，在战争环境下，出色地完成了在三天之内筹齐十万石粮食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左宗棠面前一展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左的赏识并被委以重任。在深得左宗棠信任后，胡雪岩常以亦官亦商的身份往来于宁波、上海等洋人聚集的通商口岸间。他在经办粮台转运、接济军需物资之余，还紧紧抓住与外国人交往的机会，勾结外国军官，为左宗棠训练了约千余人、全部用洋熗洋炮装备的"常捷军"。这支军队曾经与清军联合进攻过宁波、奉代、绍兴等地。
胡雪岩是一位商人，商人自然把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左宗棠任职期间，胡雪岩管理赈抚局事务。他设立粥厂、善堂、义垫，修复名寺古刹，收硷了数十万具暴骸;恢复了因战乱而一度终止的牛车，方便了百姓;向官绅大户"劝捐"，以解决战后财政危机等事务。胡雪岩因此名声大振，信誉度也大大提高。这样，财源滚滚来也就不在话下了。自清军攻取浙江后，大小将官将所掠之物不论大小，全数存在胡雪岩的钱庄中。胡以此为资本，从事贸易活动，在各市镇设立商号，利润颇丰，短短几年，家产己超过千万。
晚清时期著名的洋务运动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发起。此三人在同太平天国战争中，认识到了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的重要性，迫切地要求向西方学习、自强御侮，但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不便与外国人打交道。这样，与左宗棠联系极为密切，诸通华洋事务的胡雪岩在洋务运动中又找到了用武之地。他协助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甘肃织呢总局;帮助左宗棠引进机器，用西洋新机器开凿径河。毫不夸张地说，左宗棠晚年的成功中有着胡雪岩极大的功劳。
胡庆馀堂在1880年时，资本发展到二百八十万两银子，与北京的百年老字号同仁堂南北相辉映，有 "北有同仁堂，南有庆馀堂"之称。而胡雪岩，胡庆馀堂的创办者，也因其不耻下问、勇于探索，以一个钱庄出身、不熟悉药业的人在中国药业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笔，使胡雪岩的声名不至被时间所冲淡。这也算是善有善报吧!
除了创办胡庆馀堂以悬壶济世的义举之外，胡雪岩还为左宗棠的西征举借洋款，为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结束阿古柏在新疆十多年的野蛮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又书写了他人生中精彩的一笔。
1866年，左宗棠由闽浙总督调任陕甘总督，奉命出关西征。正所谓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西征军经费虽然由各省共同筹集，但为数不多，且经常拖欠。为解决经费问题，左宗棠只好奏请惜洋款救急。
自然，具体经办借洋款事务这一重任落在了胡雪岩肩上。胡雪岩通过在上海汇丰银行的任帮办一职的朋友古应春的安排，打算向英国渣打银行借款。胡与该银行经理首次面谈便因在利息、借款期限等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不欢而散。后在胡雪岩的精心策划下，自称中国通的渣打银行驻中国地区总经理被收拾得服服贴贴，双方很快就利息、期限、偿还方式等细节达成一致。胡雪岩为西征筹得第一笔借款。
此后，为助左宗棠西征，胡雪岩先后六次向洋人借款，累汁金额为一千八百七十万两白银，而利息至少占总数的一半，可以说是非常惊人的高利贷。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一借款举动是值得的。
当然，图利是商人的本性，胡雪岩也无法脱俗，他利用借贷款实付利息与应艾利息之间的差额，吃了“回扣”。但总的来说，在当时西征大军欠缺粮晌，各方相互推委的艰难时刻，胡雪岩能够挺身而出，不辞劳苦担负起筹借洋款的重任，协助左宗裳西征保住新疆，还是表现了他的爱国之情。虽然，我们常常把 "奸"字与 "商"宇连在一起，甚至更有"无奸不商"一说，但就事实而论，生意场中也有性情中人，胡雪岩算得上其中之一。在功成名就之后，他并未忘记他的发迹之地——杭 州，为杭州百姓做了许多义举。他开设钱塘江义渡。方便了"上八府"与 "下三府"的联系，并设船，为候渡乘客提供方便，并因此博得了“胡大善人的美名”。他还极其热心于慈善事业，乐善好施，多次向直隶、陕西、河南、山西等涝旱地区捐款赈灾。到1878年，除了胡雪岩捐运给西征军的药材外，他向各地捐赠的赈灾款估计己达二十万两白银。更鲜为人知的是，在轰动朝野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他利用自己的声誉活动京官，赞助钱财，为此案最终昭雪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借此案使他的义声善名更加深入人心。此外，他还两度赴日本，高价购回流失在日本的中国文物。从这一切举动中可见他行侠仗义的仁厚之心和一颗拳拳爱国之心。
古语有云:"福兮，祸所伏也。"胡雪岩在商场驰骋多年，靠官府后台，一步步走向事业的顶峰，风光无限，但其最终的失败，却也是由官场后台的坍倒和官场的倾轧所致。胡雪岩虽为商人，但他的发迹以及鼎盛与政界要人的庇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胡雪岩紧紧把握住了"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精髓，他先借助王有龄开钱庄，又以左宗棠为靠山创办胡庆馀堂，为西征筹借洋款，恢复因战事而终止的牛车，为百姓、为国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从而一步步走向事业的巅峰。作为一名商人，他被御赐一品顶戴，被赏黄马褂，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但就是这样一位己名利双收、事业有成的人，却在几天之内垮掉了，他的事业也随之走到了尽头。表面上胡雪岩生意的失败是由于他野心过大，急于扩充，出现决策性失误，使钱庄因缺乏流动资金而被挤兑，致使其经营的生丝铺、公济典当、胡庆馀堂等纷纷关闭。但导致胡生意失败的为深入的原因是政治敌人的打击。胡雪岩虽聪明一世，与官场人物交往甚密，但最却因为不谙官理、刚愎自用、不懂变通而成为左宗棠与李鸿章政治斗争的 "牺牲品"，成为李鸿章 "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策略的牺牲者，实在令人为之扼腕叹惜。胡雪岩破产后，先前那些为其钱财嫁人胡家的美妾们，一改往日争先恐后巴结胡氏的嘴脸，温情顿失，纷纷要求携带自己的私房钱离开;留在胡氏身边的，只有罗四太太。在罗四太太的陪伴下，靠着胡庆馀堂的微薄收入，胡雪岩凄凉地度过了他的晚年，于光绪十一年 (公元1885年)，黯然离世。
胡雪岩的一生，极具戏剧性。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他由一个钱庄的伙计摇身一变，成为闻名于清朝朝野的红顶商人。他以"仁"、"义"二宇作为经商的核心，善于随机应变，而决不投机取巧，使其生意蒸蒸日上;他富而不忘本，深谙钱财的真正价值，大行义举，在赢得美名的同时，也得到了心灵的满足;他经商不忘忧国，协助左宗棠西征，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在救亡图强的洋务运动中，他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当然，他也未能摆脱商人以利益为第一位的俗套，且在生活方面极尽奢靡，但毕竟人无完人、瑕不掩瑜，胡雪岩这位了不起的商人身上有许多值得今人学习的东西。
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
[color=#66cc66][b]胡雪岩商训[/b][/color]
是“天”、“地”、“人”，内容即为：天为先天之智，经商之本；地为后天修为，靠诚信立身；人为仁义，懂取舍，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b][color=#ff6600]五、李鸿章：大度与谨慎的个性[/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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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官商李鸿章的大度与谨慎个性，使他能在晚清时代，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当他苦心经营建立起来的“天下第一舰队”，在中日甲午海战中一败涂地时，他一生的勋业也就宣告结束了。但做为当时最大的官商，他的大度与谨慎性格，使他闯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鸦片战争用暴力打开了中国紧闭的大门，中国被动地进入“近代”。林则徐、魏源等开始意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为中国所不及，因此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当时震世骇俗的主张。二十余年后，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中的“经世派”认识到“洋熗洋炮”的厉害，于是从19世纪60年代起开始了引进近代大机器生产、仿造洋熗洋炮的“洋务运动”。由于当时朝野封建顽固势力十分强大，外国的大机器生产被视为有害人心的“奇技淫巧”，洋务派被攻击为“以夷变夏”、“丧心病狂”的“寡廉鲜耻”之辈。以“求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在巨大的阻力中缓慢发展。
随着近代军工企业数量越来越多，洋务派面临的财政困难越来越严重，财政问题亟待解决；同时洋务派认识到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背后是以雄厚的“财富”为基础的。于是从19世纪70年代起，洋务派开始创办近代民用企业，洋务运动从“求强”阶段进展到“求富”阶段。“轮船招商局”便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是洋务运动从“求强”转为“求富”的主要标志。
[color=#66cc66][b]回应顽固派挑战[/b][/color]
创办轮船招商局最直接的原因是回应顽固派的挑战。
“船坚炮利”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明最早也最为直观的认识，所以中国“向西方学习”也是从仿造轮船熗炮开始的。中国近代正式有造船工业，是从李鸿章1865年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开始的。紧接李鸿章之后，洋务派的另一重臣左宗棠于1866年底创办了近代中国最早、规模最大的专业造船企业“福州船政局”。
正当造船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候，顽固派官僚、内阁学士宋晋于1872年1月23日上奏，要求停止造船。他的理由是现在国家财政困难，而仅福州船政局由于连年造船，听说经费已拨用致四五百万两，“糜费太重”。因此不必在传统水师木船外再造轮船，增加巨额费用。总之，在财政如此紧张之时还“殚竭脂膏以争此未必果胜之事，殊为无益”。他同时提出江南制造总局的情况与福州船政局相同，所以请旨敕令闽浙、两江总督停止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两处继续造船。
对宋晋的建议，朝廷认为不无道理，但此事毕竟事关重大，且与位高权重的曾、左、李都有关系，因此将他的奏折交两江、闽浙等省督抚阅看，酌情议奏。对宋晋的意见，曾国藩表示坚决反对，但福州将军兼署闽浙总督的文煜则表示支持。这使清廷依然举棋不定，便于1872年4月初再发上谕，要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三人通盘筹划，悉心筹议。
左宗棠、沈葆桢于5月初先后复奏，坚决反对停止造船，而李鸿章则迟至6月下旬才复奏，上《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在此折中，他首先指出中国面临的形势是“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方列强之所以能横行中土、中国之所以受制于西方各国，就在于中国传统的弓矛、小熗、土炮不敌彼之后膛熗炮；中国传统的舟楫、艇船、炮划不敌彼轮机兵船。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攘夷”，就是维持现在的局面也要学习、制造西方的船炮。谋求自强之道在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耶？”。日本是一小国，为自保而学习西方，结果近年来反而“逼视我中国”，“中国可不自为计乎？”他进而指出：“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钜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这正是要求停止造船论的由来。因此“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熗炮、制造兵轮之费尤不可省。求省费则必摒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
由于反对造船者以财政、经费紧张为理由，因此李鸿章在陈述了中国面临的不得不造轮船的历史环境后便具体分析财政问题。他指出，办厂造船是“为国家筹久远之计，岂不知费钜而效迟哉”，但仍应坚持下去，否则前功尽弃，“不独贻笑外人，亦且浸长寇志。由是言之，其不应裁撤也明矣”。接着他提出了解决经费问题的具体建议，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由财政紧张顺理成章地提出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是要“求富”，提出不仅要建造兵船，更应建造商船，设立经营民用商业运输企业，要建立用大机器生产的煤矿、钢铁企业，创办民用企业营利赚钱。
清廷将左、沈、李等三人奏折又交总理衙门议奏，总理衙门上折完全支持他们的意见，这场洋务派与顽固派对是否要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进行的又一场重要争论才告结束。李鸿章此折借顽固派提出的“财政紧张”，反而提出更为顽固派反对的“求富”主张，使洋务运动从“求强”阶段深化为“求富”阶段，其重要意义自不待言，而李鸿章“借力打力”的技巧端的是老谋深算。
[b][color=#66cc66]官督商办[/color][/b]
在《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李鸿章即指出创办民用轮船公司是“求富”的重要方法，但他承认现在的情况是“各口岸轮船生意已被洋商占尽，华商领官船另树一帜，洋人势必挟重资以倾夺”，所以“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要由“熟悉商情、公廉明干、为众商所深信”的人出面主持。当奏折被批准后，他就开始了创办轮船招商局的准备，于1872年底向朝廷呈上《试办轮船招商局折》，同日致函总理衙门，将此事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创办轮船招商局，首先要打破外国轮船公司垄断中国沿海和长江的航运。由于利益巨大，所以许多洋行经营航运业务，但最主要的是美商旗昌、英商太古和怡和这三家轮船公司，它们资金雄厚，中国的航运业务事实上被它们垄断。在它们的扩张下，中国旧式船运业遭到了致命打击，以前曾经盛极一时的沙船业濒临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创办轮船招商局可说是符合中国航运和民族经济发展趋势的明智之举。李鸿章在给同僚的信中写道：“我既不能禁华商之勿搭洋船，又何必禁华商之自购轮船？”“以中国内洋任人横行，独不令华商展足耶？”不过，由于中国素有的“抑商”传统，再加上朝野反对新式机器生产的保守力量十分强大，所以中国商人还根本不可能办新式工商企业。一些商人为了赚钱，只能依附在洋商名下，有些还在洋行中投入巨额资金。这样的后果是政府税收减少，而且华商依附在洋商名下还容易受到洋商的盘剥。因此，李鸿章提出了由官方出面创立轮船招商局的主张。
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指明当前的形势是：“中国长江外海生意，全被洋人轮船夹板占尽。近年华商殷实狡黠者多附洋商名下，如旗昌、金利源等行，华人股分居其大半。闻本利不肯结算，暗受洋人盘折之亏，官司不能过问。”如果设立轮船招商局，则华商可以名正言顺入股，“使华商不至皆变为洋商，实足尊国体而弭隐患，尤为计之得者”。创办近代民用企业，需要大量资金和懂得新式经营的人才。当时清政府国库空虚，财政几近干涸，不可能拿出大量资金筹建企业，更无人才。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瞄准了买办阶层。在为外商服务的过程中，一些买办积累了一定的近代工商经营管理的实际经验和能力，同时也积累了大量财富。把他们连人带资本从洋商中“挖过来”，确是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法。
考虑到当时的情形，他提出招商局应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即“由官总其大纲，查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冀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将来若有洋人嫉忌，设法出头阻挠”，官方可出面交涉，“以为华商保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官督商办”成为中国近代化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在给同僚的信中他写道：“倡办华商轮船，为目前海运尚小，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我辈若不破群议而为之，并世而生，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
[b][color=#66cc66]回收利权[/color][/b]
当时长江的航运业为外国公司垄断，但这些公司却有很大比重的华人资本。有关资料表明，当时上海轮船业实际是“华洋合资，华资为主，洋商主持”，不少洋行的许多轮船实际为华商所有。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洋商将相当一部分赚取的利润运回本国，无意在中国境内迅速扩大规模；二是因为在洋行工作的华人，俗称买办，积攒了大量财富，想投资新式企业而得不到清政府的许可。而且，中国官员对“商”一直采取压抑政策，任意勒索刁难，一位中国商人写道：“夫商之不愿者，畏官之威，与畏官之无信而已”，只有依附洋商、挂外国旗，才能避免官员的敲榨。不过，洋商庇护是以丧失许多利润为代价的，所以不少买办希望能独立出来成为真正的“华商”。李鸿章的“官督商办”设想，客观上适应了华商的需要。
一开始，李鸿章仍习惯地任命官员经办此事，饬令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轮船招商局。但朱是官员，根本不善于经营新式航运业，并且官僚习气浓重，商人避之唯恐不急，根本招募不到商股。不得已，李鸿章于1873年3月撤掉朱其昂，任命原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为轮船招商局总办，重订局规和章程。同时，原宝顺洋行买办徐润被任命为会办。买办出身的唐、徐二人有长期经营近代航运业的经验，在他们的领导下，轮船招商局开始迅速发展。
唐、徐二位商人主事后，上海商人信心大增，招募商股进展顺利。他们按照商业模式、规则办事，规定每百股举一商董，由诸商董中推举一商总，总局和各分局分别由商总和商董主持，使投资人对局务有一定发言权，大股东享有经营管理权。
创办之初，招商局一方面面临洋商的竞争，另一方面面临国内守旧势力要将其改归官办的压力，形势不容乐观。但李鸿章仍坚持“商为承办，官为维持”的原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提供大力支援。当时沿海和长江航运已为外商垄断，新成立的招商局简直没有“立足”之地，于是李鸿章为招商局奏准了运送漕粮和一些官府物资的专权。此举是轮船招商局可以建立、维持的关键。在与洋商的激烈竞争中，中外双方大打“价格战”，因此招商局资金一直紧张，李鸿章多次指示拨借官款，有时还规定可以缓息。这些措施使招商局摆脱了困境，不到10年时间，货轮即由初期的4艘发展到30余艘，总装载量近24000吨。经过激烈竞争，轮船招商局在1877年收购了美商旗昌公司的全部产业，包括16艘轮船和长江各埠及上海、天津、宁波各处的码头、栈房，从而超过英商怡和、太古两家轮船公司。以后它的业务不断发展，先后在烟台、汉口、天津、汕头、福州、广州、香港及日本、新加坡等国的重港口增设了分局。
有关数据表明，轮船招商局的建立确实达到了“分洋商利权”的目的。仅1873年到1876年间，外国航运公司收入总共损失4923000两白银，这其间中国商人少付给外国商人的费用当在136000两白银以上。因此，李鸿章后来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曾得意地说道：“创设招商局十余年来，中国商民得减价之益，而水脚少入洋商之手者，奚止数千成，此收回利权之大端。”
[b][color=#66cc66]惨淡结局[/color][/b]
在1885年以前，轮船招商局发展迅速，但以后就陷入停滞状态，直到李鸿章去世都没有大的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官”的色彩越来越浓。
1883年迫在眉睫的中法战争，在上海引发一场巨大的金融危机，许多企业陷入困境，招商局也不例外。要求将其收归官办的呼声一直存在，这时陡然强烈起来。在经济和政治双重压力下，李鸿章不得不于1885年重组招商局，札委官员盛宣怀为督办。盛是官员出身，在任督办期间一直保有官职，因此在他主事期间“官督”大为加强，“商办”大为削弱。在挑选高层管理人员时，盛宣怀按“官场”规则，挑选自己的亲信担任各种职务，而不是以“商场”规则以股份多少或才能高低任用人员。这样，大多数高层管理人员都有深深的官方背景，但却缺乏经营近代企业的经验。这种状况使商人望而却步，不愿参股。由于管理者其实是“官员”，多有“捞一把就走”的心态，所以在后二十余年中招商局的利润很少用来进行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而是想方设法“分红”。另外，招商局开始被官方视为“摇钱树”，户部不断要求“核查”（实为要钱）招商局账目，同时明确要求招商局总办应由高官会商遴派。从1891年后，谙熟官场规则的盛宣怀还每年向官方“报效”10万两。
招商局已然成为一个“衙门”，既丧失了自主经营权，又不断被官方索财，终只能惨淡经营。在70年代末，它的船只数目和吨位远远超过英商怡和、太古公司，但到1894年它落到与怡和不相上下、远远不如太古的境地。
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从“军工”转向“民用”、从“求强”深化为“求富”、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企业，揭开了近代中国收回利权的序幕，因此意义非同寻常，它的成败确引人深思。
外资确实挤压中资，但在历史上，外资却又是“中资”产生的温床，华商在此进行初步的资本积累，学习到近代企业管理经验。在新式大机器生产和民间资本面对国内的重重阻力和外面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官督商办”模式对当时新式民用企业的建立、对民间工商资本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过，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发展，这种模式的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其成败的关键之处在于“官方色彩”是渐渐淡化还是不断强化，“官”方对企业是支持、扶持还是将其作为一个下属“衙门”对待。
这就是不容忽视的历史经验。
[b][color=#ff6600]六、盛宣怀：圆滑与急切的个性[/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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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成功者的个性都有其独特的地方，晚清巨商盛宣怀的个性尤其显明，他主张“办大事，做高官。”“非常之人，非常之世，必得走非常之路。”盛宣怀造就了自己圆滑与急切的个性，使他官道商道都亨通。他一生的“杰作”很多，20世纪初，他手上除控制全国的电报事业外，“且又独揽轮船、银行、邮政、铁路、煤矿、纺织诸大权，所谓一手捞16颗明珠”。
盛宣怀（1844年11月4日—1916年4月27日，汉族，出生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龙溪，逝世于上海），
盛宣怀字杏荪，又字幼勖、荇生、杏生、号次沂、又号补楼、别署愚斋、晚年自号止叟，还有思惠斋，东海，孤山居士，紫杏，愚卿等号。清末政治家、企业家和福利事业家，官僚买办。1879年，署天津河间兵备道。1884年，赴粤办理沙面事件；同年，署天津海关道。1885年，任招商局督办。1886年，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道台兼东海关监督。次年，在烟台独资经营客货海运，航运范围不仅扩大到山东整个沿海，而且还开辟了烟台至旅顺的航线。1891年春，在烟台设立胶东第一广仁堂慈善机构。次年，任直隶津海关道兼直隶津海关监督。1896年，任铁路公司督办，接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奏设南洋公学于上海。1902年，任正二品工部左侍郎。其一生创造了中国的诸多第一，被后人誉为“中国商父”。他不仅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和洋务运动的开拓者与奠基人，更是中国近代工业史和洋务运动史的缩影。
[b][color=#66cc66]十一个第一 ：[/color][/b]
1. 1872年拟定中国第一个集商资商办的《轮船招商章程》；
2. 1880年创建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天津电报局；
3. 1886年创办中国第一个山东内河小火轮公司；
4. 19世纪70年代在湖北“勘矿”；
5. 1896年接办汉阳铁厂逐渐发展为真正称得上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6. 90年代后期修筑中国第一条铁路干线卢汉铁路；
7. 1897年建成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8. 1895年创办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北洋大学堂，1897年在南洋公学首开师范班，这是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师范学堂；
9. 1902年创办中国勘矿总公司；
10. 1904年在上海创办红十字会并于1907年被清政府任命为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
11. 1910年办成私人的上海图书馆
[b][color=#ff6600]七、张謇：反判与狂逸的个性[/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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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成为旷古以来，第一位官居翰林弃官从商的知识分子，这种震动朝野的惊人之举，对于视“工商”为“末业”的中国传统社会来说，简直不可思议，这无疑是对传统礼教原有社会群体的背离。这一惊人之举与他的反判与狂逸个性有关，就是这种个性，使他热血沸腾成为“中国第一个实业大王”。他，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影响于全国。毛泽东说，讲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
[color=#66cc66][b]民间称他为“四先生”[/b][/color]
张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故海门民间称他为“四先生”。张家世代务农，到张謇父亲时，已置田二十余亩，并兼营糖坊。清咸丰六年（1856年）张謇4岁时，由父开始教识《千字文》。5岁时因背诵《千字文》无讹，父令随伯、仲、叔三兄入邻塾，从海门邱大璋先生读书。12岁时，謇父自辟家塾，延请老家西亭宋效祁先生授读其三子。14岁时，因效祁先生病故，父命謇负笈往西亭，从效祁先生的从子宋琳先生读书，膳宿其家。15岁起，间亦从效祁子、江南乡试举人宋琛先生问业。同治七年（1868年）16岁时，由于祖上是三代没有功名的冷籍，为了走上科举正道，经宋琛安排，謇冒用如皋县人张铨儿子张育才的名义报名注籍，经县、州、院三试胜出，得隶名如皋县学为生员。同治八年（1869年）张謇考中秀才。其后如皋张氏贪得无厌、索酬无已，后竟控诉于如皋官府，意在借官勒索，于是“冒籍案”发。自此连年缠讼，使张謇吃足了苦头，家道也转入困顿。幸赖孙云锦、江苏学政彭久余怜士惜才、曲为援护，屡费周折，才得以销如皋控案。
[b][color=#66cc66]前往南京投奔孙云锦[/color][/b]
同治十三年（1874），张謇前往南京投奔孙云锦。光绪二年（1876年）夏，应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邀请，前往浦口入其庆军幕任文书，后袁世凯也投奔而来，两人构成吴长庆的文武两大幕僚，参与了庆军机要、重要决策和军事行动。光绪六年（1880）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同前往。同年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庆军移驻登州黄县。
随庆军从海上奔赴汉城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吴长庆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平定叛乱，以阻止日本借机发动侵略战争。张謇随庆军从海上奔赴汉城，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反抗侵略，对外持强硬政策，由此受到南派“清流”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等的赏识。光绪十年（1884年）吴长庆奉调回国，驻防金州，袁世凯则留朝鲜接统“庆字营”。不久吴长庆病故，张謇离开庆军回归故里，继续攻读应试。
[b][color=#66cc66]取中第二名举人[/color][/b]
张謇从16岁录取生员起，中经18岁、21岁、23岁、24岁、27岁前后5次赴江宁府应江南乡试（俗称南闱）均未中试。直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33岁，因孙云锦官江宁府尹，子弟依例回避，转赴顺天府乡试（俗称北闱），才取中第二名举人，俗称“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声名渐著，成为“清流”着重延揽的对象，但此后张謇四次参加会试均遭失败。
从1885年起，翁同龢、潘祖荫等对张謇就有了提携之意，特别是“期许甚至”、“荐而不中”，几次误把他人卷子认作张謇而取中会元，更说明了提携心情之迫切，因而才有甲午恩科试时翁同龢的志在必得。（张謇34岁应礼部会试不中；37岁赴会试，试卷为无锡孙叔和所冒，孙中而张落；38岁应会试，场中误以陶世凤卷为张謇卷，陶中“会元”而张落第；40岁赴会试，试卷又被武进刘可毅所冒，刘中会元而张又落第。）
[b][color=#66cc66]随孙云锦赴开封府任[/color][/b]
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謇随孙云锦赴开封府任，协助治河救灾，并拟订《疏塞大纲》。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又应聘主持赣榆选青书院、崇明瀛州书院、江宁文正书院、安庆经古书院等。
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辰设恩科会试，张謇奉父命再次进京参加礼部恩科会试。二月，礼部会试，取中第六十名贡士；三月，礼部复试时中一等第十名，“初定十一，常熟师改第十”；四月二十四日殿试时翁同龢命收卷官坐候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后，竭力加以拔擢。翁同龢不但做了其他阅卷大臣的工作，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还在光绪帝引见时，特地介绍说： “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张謇得中一甲一名状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
[b][color=#66cc66]“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color][/b]
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机促使帝后两党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拥戴光绪帝，好发主战议论，其主要抨击目标为畏日如虎的李鸿章，实际上都是借以冲击主和的后党，企图为虚有“亲政”其名的皇帝争取若干实权。名噪一时的新科状元张謇，由于历史渊源和政见相近，很快就成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然而正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之际，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以防御日本海军随时可能对长江下游的侵犯，由于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落败并签订了《马关条约》，通海团练半途而废。同年底，加入康有为组织的上海强学会。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陆润庠、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张謇与陆润庠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
大生纱厂最初确定是商办，张謇试图通过官招商办、官商合办来集股筹款，但收效甚微，筹集资金十分有限。张謇无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寻求援助，1896年11月，张謇通过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商务大臣的刘坤一，将光绪十九年（1893）张之洞搞“洋务”时用官款向美国买来办湖北织造局搁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经锈蚀的官机40800锭，作价50万两入股，作为官股，恰在此时，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形式垄断洋务企业的盛宣怀也正要买机器，便把这批机器与张謇对分，各得20400锭，作价25万两官股，另集25万两商股。官股不计盈亏，只按年取官利，因而变成“绅领商办”性质。
[b][color=#66cc66]在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color][/b]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纱厂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闸陶朱坝破土动工，次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经过数年的惨淡经营，大生纱厂逐渐壮大，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该厂增加资本63万两，纱锭2万余枚。光绪三十三年（1907）又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市）创办大生二厂，资本100万两，纱锭2.6万枚。到宣统三年（1911年）为止，大生一、二两厂已经共获净利约370余万两。1901年起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在吕泗、海门交界处围垦沿海荒滩，建成了纱厂的原棉基地－－拥有10 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张謇又在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逐渐形成唐闸镇工业区，同时，为了便于器材，机器和货物的运输，在唐闸西面沿江兴建了港口──天生港，以后，天生港又兴建了发电厂，在城镇之间，镇镇之间开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为当时南通的主要长江港口。19世纪末近代经纺工业的出现，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换为主转为生产为主，南通成为我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
发展民族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去努力兴办学堂，并首先致力于师范教育。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张謇应两江总督刘坤一电邀赴江宁讨论兴学之事，刘坤一赞成，而藩司吴、巡道徐、盐道胡阻挠。张謇叹息不已，乃与罗叔韫、汤寿潜等同人筹划在通州自立师范，计以张謇从任办通州纱厂五年以来应得未支的公费连本带息2万元，另加劝集资助可成。同年7月9日通州师范择定南通城东南千佛寺为校址开工建设，翌年正式开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它的建设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专设机关的开端。
张謇还是晚清时期立宪运动的领袖，曾主持发动了三次国会请愿运动。
在民国任工商部长时，他指出过去的措施，在“无导民兴业之心”，卒之糜费而乏效果。今后部办企业，概行停罢，悉听民办。
在母亲故里兴办教育、实业
他生前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举办了不少工厂企业和教育文化事业。他的“实业救国”虽不能挽救旧中国危亡，但却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他的母亲金氏，原籍东台。清末明初他在母亲的故里东台也举办过不少企事业，对东台的地方经济和文化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如于民国8年（1919年），在东台独资创办一所师范学校，取名“母里师范”。校址在台城东郊王家舍，建有校舍百余间。其创办的东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旧址至今保留在东台市玉带桥边。
张謇除在通海、盐阜等地区围垦大片土地、开办盐垦公司外，在东台县境曾和他的哥哥张謇 （号退庵）共同办过大赉（民国6年设于角斜）、大丰（民国7年设于西团）、通遂（民国8年设于沈灶）、中孚（又称通济，民国8年设于潘家 ）等5所公司。这些公司投资多的超过百万元，少的数十万元，垦地数十万亩。
废灶兴垦，发展棉植，解决了办纱厂所需要的原料。民国3年（1914年）张謇还以他任两淮盐政使的俸金，在台城南门口河南创办了泰属贫民工场一所，建房80余间，占地30亩，雇工进行毛巾、藤器、缝纫等项工艺的生产。民国8年张謇还将上海人招股筹建的东台荣泰电气公司承购下来，改名为东明电气公司，并增加股金，添置机件，于当年秋开始发电，解决了大街与一些用户照明的困难。光绪30年(1904年），张謇创办了南通大达轮步（步即局），先开辟了外江航线，以后又组成了大达轮船公司，在苏北内河开辟航线。开泰-东-盐班，每日对开一次，循运盐河由泰州至东台，再由东台循串场河至盐城。后来在东台设有分公司，沿线集镇均设有轮船站，代办货运、客运，发展了东台与各邻县的水上交通运输。
[b][color=#66cc66]创办吴淞商船专科学校[/color][/b]
1905年，张謇与马相伯在吴淞创办了复旦公学，这就是复旦大学的前身。1907年创办了农业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1909年倡建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即今南通中学）。1912年创办了医学专门学校和纺织专门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大学前身），并陆续兴办一批小学和中学。1909年，张謇创办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因地处吴淞，曾一度称“吴淞商船专科学校”。解放后，学校改组为上海航务学院。 1958年，交通部决定在上海恢复上海航务学院建制，随委托上海海运局负责教室校舍等基础设施筹建工作。1959年9月5日，学校正式开学，并命名为上海海运学院，2004年，经教育部批准，上海海运学院更名为上海海事大学。1912年，张謇在老西门创办江苏省立水产学校，1913年全校迁往吴淞，故称’ 吴淞水产专科学校”， 今天上海海洋大学的前身。 1917年，张謇支持下，同济医工学堂（同济大学的前身）在吴淞复校。 1921年，上海商科大学在上海成立。上海商科大学前身是南京师范高等学校，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扩展为国立东南大学，张謇是国立东南大学主要创建人之一。视职业教育，师范学校的测绘、蚕桑等科发展成为十几所职业学校，其中以纺织、农业、医学三校成绩显著，以后各自扩充为专科学校，1924年合并为南通大学。 与近代南通大学有着同源血脉关系的高校还有：东华大学、江苏农学院（后并入扬州大学）、苏州医学院（后并入苏州大学）等。中国的第一所师范学校——南通师范学校（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一部分系科迁入扬州成立扬州师范学院）及中国第一所特殊教育学校——聋哑学校。
[b][color=#66cc66]创建了国内第一所博物馆[/color][/b]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在通州建立了国内第一所博物馆——南通博物苑。1915年建立了军山气象台。此外还陆续创办了图书馆、盲哑学校等。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会长，江苏两淮盐总理。1912年南京政府成立，任实业总长，1912年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后因目睹列强入侵，国事日非，毅然弃官，全力投入实业教育救国之路。1918年10月23日与熊希龄、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和平期成会”。
张謇乃科甲出身，状元及第，书法自有根底，楷、隶、行、草兼擅，沉稳深秀，传世以行楷为多，隶书绝少见，然此副一则为隶，另则长言龙门，笔法瘦硬，纵横飞动，妙得《礼器碑》，《石门颂》精髓，偶参篆书体势，古雅清新，更是绝品中之精品。1922年，商业精神领袖、“状元企业家”破产。1926年7月17日，一代“状元企业家”在无限的寂寥和落寞中黯然离世。他的陪葬品是：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还有一对金属的小盒子，分别装着一粒牙齿，一束胎发。（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8月24日，张謇墓被红卫兵当做“四旧”砸毁，张謇的孙女张柔武目睹墓中葬物。）
[b][color=#ff6600]八、乔贵发：豪爽与精明的个性[/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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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孤儿，一个穷光棍，一个拉骆驼的，一个做豆腐的……最终竟成为称雄包头的巨商!他靠的是什么?豪爽与精明的个性。苦难的童年生活磨励了他的个性，这种个性使他创建了广盛公字号，使广盛公长盛不衰，维系了买卖二百年。他建造了山西乔家大院，被后人称为“晋商之冠”。他的亿万家财，是从他的个性中淘来的，他在买卖上能铸成大功，也得益于做每件事情上的豪爽与精明。
祁县乔家堡“乔在中堂”，是清乾隆年间由乔贵发开始发富的。乔贵发原系一贫苦农民，因生活所迫，与盟兄弟徐沟县大常村秦某相偕于1736年（乾隆元年）离乡背井，到了内蒙古萨拉齐厅老官营村，在一家吴姓的当铺当了伙计。十余年后，多少有点积蓄，便转到包头西脑包开了一个草料输，并经营豆腐、豆芽、烧饼、切面以及零星杂货，并无商号牌子。1755年（乾隆二十年）农业丰收，粮价低落，便大量买进黄豆，准备做豆腐，恰该年豆价骤涨，他们卖豆盈利更多，便挂出了“广盛公”的牌子，以后改“复盛公”。随着包头的发展，复盛公营业旺盛，派生出了复盛西、复盛全、复盛油房、复盛菜园、复盛西店（客栈）、复盛西面店等等。其经营项目包括粮食、布匹、绸缎、烟酒、蔬菜、皮毛、铁水、洗染、旅馆、当铺、钱店、票号等等，并且还发行了纸币。以后又在归化城设立通和店、大德店、德兴店、德兴长等经营粮食；设大广顺恒、晋泉源、德中庸经营钱庄；设立通顺店经营皮毛、百货；设立大德通，经营票号。乔家商业最盛时广设于北京、太原、太谷、祁县、西安、兰州、南京、上海、杭州、汉口、广州、沈阳、哈尔滨、张家口等地，全部资产约在白银一千万两以上。
[b][color=#ff6600]九、郑和：顽强与忠勇的个性[/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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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茫的大海上，船队劈波斩浪浩浩荡荡奋勇前进，几米高的大浪无情地拍打在船上发出轰轰巨响，船头上站立一人，身高七尺开外，身穿盔甲，威风凛凛，凝神远眺，他就是名扬四海的明朝初年的三保太监——一郑和，一位海外贸易的大官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创下了“海上丝瓷之路”。正是他的这种顽强与忠勇个性格才使他流芳百世。
[b][color=#ff6600]十、荣氏家族：太极与刚正的个性[/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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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的魅力是怎样使一个家族繁荣昌盛?被毛泽东称为“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的荣氏家族，他们第一代创业者荣宗敬、荣德生拥有中国人最理想的太极与刚正个性。正因为他们具有这种个性，使他们能历尽千辛万苦创下大业，赢得清末“棉纱大王”美誉。
关于他的家族，评论很多。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说：“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高德步评价说：“从近代开始，荣家三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创办的企业是中国民族企业的前驱；解放后，荣毅仁支持中国政府的三大改造，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荣家第三代荣智健等人对中国市场经济、新兴民族企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荣家是爱国资本家的典型代表，解放后，获得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对于这样家族重视有加也是理所当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在接受《时代人物周报》采访时说。
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红色资本家、中国首富。百年来，荣氏家族从来都不缺乏这样的王牌称号，他们在商场上的纵横驰骋，独领风骚，也逐步为他们在政治上赢得了较高的话语权。这一点尤其在第二代掌门人荣毅仁身上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从1957出任上海市副市长到1993出任国家副主席，荣氏家族在政坛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b][color=#66CC66]哥哥离开学堂[/color][/b]
由于家境贫寒，荣熙泰的长子荣宗敬在14岁时就不得不离开学堂，到上海南市区一家铁锚厂当起了学徒。当时是1886年。比荣宗敬小两岁的荣德生在私塾学校读书，因为父亲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认为他将来一定可以考科举当大官。
[color=#66CC66][b]弟弟以哥哥为榜样[/b][/color]
荣德生却并不这么想，他一直以哥哥为学习的榜样，想早日为家庭分忧，三年后，15岁的荣德生乘着小木船从闭塞的无锡郊区摇进了喧闹的大上海。
在兄长的引荐下，荣德生进入上海通顺钱庄做学徒，此时的荣宗敬则在另一家钱庄做学徒。这为几年后他们和父亲一起在上海鸿升码头开一个名叫广生的钱庄打下了业务基础。经营上的稳妥再加上从不投机倒把，两年不到，荣氏兄弟便掘得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桶金。
[b][color=#66CC66]大受启发[/color][/b]
就在生意蒸蒸日上之时，荣德生南下广东，留下荣宗敬一人打理钱庄。在那里他呆了整整一年，广东人思想活跃，敢于开拓，善于经营，这些都使荣德生大受启发。他发现，从外国进口物资中，面粉的量是最大的，尤其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销路非常好，而国内面粉厂却只有天津贻来牟、芜湖益新、上海阜丰以及英商在上海经营的增裕四家。
[b][color=#66CC66]迈出决定性一步[/color][/b]
荣德生看出了面粉行业的商机，当他把这一想法告诉荣宗敬时，兄弟俩一拍即合。20世纪的第一个年头，荣氏家族事业迈出了其决定性的一步。
农历二月初八，荣德生挑了这一良辰吉日破土动工，地点是在无锡西门外的太保墩，取名保兴，有保证兴旺的意思，这是无锡历史上第二家近代企业。17亩地皮，四部法国石磨，三道麦筛，两道粉筛，这是面粉厂的所有家当。
[b][color=#66CC66]发展速度[/color][/b]
从1914年至1922年8年间，荣家的面粉产业发展迅速，其产量占到当时全国面粉总产量的29%。这种高速度不仅在中国绝无仅有，在世界产业史上也非常罕见。到抗战前，荣家的面粉厂已飙升到14家，另外还衍生出了9家纺织厂。
[color=#66CC66][b]红色资本家[/b][/color]
“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这是荣熙泰留给两个儿子的遗训。兄弟俩一直以这句话来警戒自己，并因此在商场上建立了良好的信誉，每当资金紧缺之时，沪上一些银行老板甚至会主动上门争相要求帮忙。
“孔家、宋家都是当时上海滩数一数二的金融资本家，由于跟他们关系密切，银根紧缩的时候，别人借不到，荣家却可以借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克锋说。
荣氏兄弟性格迥异，荣德生处事慎重，考虑周密，而荣宗敬则敢于冒险，做起事来很有魄力，在兄弟俩默契配合下，荣家企业扩张步伐在不断加快，渐渐地厂房就从华东铺向了全国各地。
1949年，国民党政权倒台前夕，荣氏家族内部出现了大震荡，这一年也是个分水岭，荣家由此走向低潮。国民政府在前一年推行币值改革和限价政策，不久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引起抢购狂潮，上海经济渐趋瘫痪。
上海产业界人士纷纷迁资海外，寻求新的出路。1948年11月，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因套购外汇被国民党政府判处缓刑，后交了一百万美元才算了结，情绪一度陷入低潮，不久就将鸿丰二厂纱机及设备售与大安纱厂，他则去香港另设大元纱厂，最后远走巴西，1990年客死他乡。其弟荣鸿三、荣鸿庆和荣德生之子荣尔仁、荣研仁等也先后离开上海。
资金的外流，致使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这让荣德生气愤不已，“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在最后关头，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经再三斟酌决定留在大陆。
上海解放后，荣氏企业面临困难，不仅资金紧张，原料也供应不足，国家通过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方法，对荣氏企业予以大力扶持，实现了新的复苏。荣德生父子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信任感。荣毅仁在1954年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将他的产业实行公私合营，这一举动为上海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起了积极带头作用，“红色资本家”的称呼由此得来。
“荣家之所以能一直这么富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很善于处理跟政府之间的关系。”一位对荣家颇有研究但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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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6600][b]一、陶朱公：坚毅与博大的个性[/b][/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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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被尊为中华商祖，首先是因为他有坚毅与博大的个性。他出身贫寒，为越国称霸中原立下汗马功劳，越灭吴后被授为上将军。但他却急流勇退，弃官从商。他和美人西施一同划船太湖，来到商业发达的齐国。范蠡化名邸夷子皮经商，齐王听说其贤能，派使臣亲授相印再次为官，但他的个性又使他第二次罢官。二次罢官后来到山东定陶，把邸夷之姓改为“陶朱公”，他以治国之策治家，终于成为巨富而名闻天下。
文财神范蠡，是春秋末期越国的大政治家，辅助勾践灭吴复国的第一谋臣。范蠡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纪录的典范。他曾经“三致千金”——三次散尽家财，又三次重新发家。在秦汉时代，人们就把那些巨富们称为“陶朱公”，其名字成了财富的代名词。
[b][color=#66cc66]最牛的裸捐史：19年裸捐三次[/color][/b]
第一次裸捐：公元前468年，越王勾践灭吴，庆功宴的酒还没冷，谋士范蠡就决定转型了，从政界转入商界，他将家产全部充公，偷偷搞了艘游艇，逃到烟波浩渺的湖泊上，还换个ID叫鸱夷子皮，然后转去沿海地区齐国。
第二次裸捐： 范蠡在海边垦荒耕作，发展农牧业。一不小心就先富起来了，家产积累高达几千万。齐王听说有个大能人在此地，慌忙请他出来做国相，范蠡推辞不过，又暂时回到政界。干了三年，成绩斐然，却辞职走人。走之前，他把家产全部散发给亲友族人。捐完家产之后，范蠡举家迁到山东定陶，遵循他的经济学导师计然的市场原则，在这个居天下之中的地方经商，挡都挡不住地又成了首富，继续换了个ID叫陶朱公。
第三次裸捐：此次慈善行为没有具体记录。《史记•货值列传》上说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从19年三次来推理，他从创业到成熟到巅峰期，平均6年多时间，这个创富频率现在恐怕复制不了。
[color=#66cc66][b]财神理财心得：财币欲其行如流水[/b][/color]
在建设越国经济的过程中，范蠡学到了导师计然经济理论的精髓，离开政界后，他将这一“财币流通理论”用于自己的创业实践，几年就取得千金之产，这让范蠡产生了极强的信心：只要遵循流动的原则，财富什么时候都可以流回来，只不过此时散尽，彼时又回来。将财富全部捐出去，也是一种将它们放回流通过程的方式，我范蠡也只不过是暂时离开这个流程。等我回到这个流程时，又可以将千金赚回来。
所以说，千万别让钱币睡觉休息，一睡就贬值了，钱是好动不好静的。范蠡裸捐，不只是为慈善，也是出于自己对“流动理论”的坚强信心。裸捐也是一种大智慧。而且，流动理论不只是在市场上流动，也在家系上流动，从上一辈流动到下一辈。《史记》记载范蠡老昏头的时候，就任由子孙去经营，结果又是财产达“巨万”。
[color=#66cc66][b]生财有道，淡定以对[/b][/color]
某年，范家次子在楚犯法，当判死刑。范家决定带钱去捞人，委派谁？范蠡决定派三儿子，范蠡老婆却主张派长子去。最后由长子带着千金，去求楚国名士庄生。庄生心善，决定替他办好事就退钱。他找到楚王，说了一通星象，劝说楚王以德服人，特赦囚犯。
事情本来似乎完美解决了，长子却割舍不得千金货币，听说有特赦，觉得钱白送了，于是眼巴巴地来要讨回钱。此举严重打击了名士庄生的自尊心，于是转而劝楚王杀了范蠡次子再特赦。听闻次子死讯，范蠡却异常淡定：早在预料当中。
范蠡分析了两个儿子的成长环境对财富态度的影响。长子虽说是富二代，却也是和父亲一起创业打拼的，知道钱来得不容易，故而难于舍弃财富，反倒耽误弟弟性命。幼子在富贵环境中，不知赚钱的艰辛，所以容易舍弃财富，反倒可救哥哥性命。
陶朱公很有经商的头脑。他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判断价格的涨落，即”论其（商品）有余和不足，则知（价格）贵贱。”他发现价格涨落有个极限，即贵到极点后就会下落；贱到极点后就会上涨，出现”一贵一贱，极而复反”的规律。这就很符合现代市场规律的。因为一种商品价格上涨，人们就会更多地生产，供应市场，这就为价格下跌创造了条件。相反，如果价格太低，就打击了积极性，人们就不愿生产，市场的货物也就少了，又为价格上涨创造了条件。故他提出一套”积贮之理”。这就是在物价便宜时，要大量收进。他说”贱取如珠玉”，即像重视珠玉那样重视降价的物品，尽量卖进存贮起来。等到涨价之后，就尽量卖出。”贵出如粪土”，即像抛弃粪土那样毫不可惜地尽是抛出。
[color=#66cc66][b]但是价格涨落的原因在哪里呢？[/b][/color]
陶朱公生长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产品是市场的最大宗、最主要的商品。农业有很强的季节性，每年气候不同，产量了就不同，对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所以满足农业需要、为农业服务，就成为他经商的主要方向。他根据季节规律，提早储备物资，即所谓”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就是说，像作战之前要做好准备一样，根据季节的需要（时用）就可以预知市场所需要的商品（知物）。
季节和气候变化是有规律的。他引用我国早已有的一条关于气候变化的规律性的古语，作为预知农业丰歉的依据。这条古语说：”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年一大饥。”这是说，每六年有一年风调雨顺的上好年景，也有一个旱年，每十二年有个大旱年，也有一个水年。
根据这个规律，他丰年就大胆收进。因为不会年年丰收，收进的货物不愁没有机会售出。同样，在大旱年物价上涨时，他就尽量抛售，不愁以后没有进货的机会。就这样，他不但自己致富，也为平抑物价、避免丰收年谷贱伤农与饥荒年民不聊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陶朱公的故事告诉我们，气候资源的变化会造成丰收与歉收两种状况，对人们都有不利影响，并且通过商品交流这种不利影响会扩展到全国、全社会，但是，只要人们掌握了这个规律性，采用商业手段，通过贱买贵卖，是可以协调的。陶朱公也许是世界上第一个在认识上和实践上都注意到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农业对市场的影响，以及在该领域的对策研究上取得重大成就的人。
[b][color=#66cc66]经商秘诀[/color][/b]
生意要勤紧——切忌懒惰 懒惰则百事费
货物要修整——切忌散慢 散慢则查点难
用度要节俭——切忌奢侈 奢侈则钱财竭
用人要方正——切忌滥用 滥用则付托难
接纳要谦和——切忌躁暴 躁暴则交易少
出入要谨慎——切忌潦草 潦草则错误多
买卖要机警——切忌拖延 拖延则机宜失
货物要面验——切忌滥入 滥入则售价减
议价要订明——切忌含糊 含糊则争执多
期货要约定——切忌讹延 讹延则枝节生
期限要约定——切忌马虎 马虎则失信用
赊借要识人——切忌滥出 滥出则血本亏
钱财要明慎——切忌糊涂 糊涂则弊买生
帐目要稽查——切忌懈怠 懈怠则资本滞
临事要尽责——切忌放弃 放弃则权力损
优劣要分明——切忌糊浑 糊浑则判断繁
说话要规矩——切忌浮躁 浮躁则失事多
立心要诚正——切忌粗糙 粗糙则出品劣
主心要安静——切忌惊惶 惊惶则忘决断
相处要诚实——切忌虚假 虚假则害己终
[b][color=#ff6600]二、吕不韦：冒险与投机的个性[/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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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不韦敢于冒险又善于投机的个性，使他一夜之间，由一个与政治毫无干系，与秦国毫无亲缘的纯商人一变而成为秦的相国。他想：“若能立国定君，把一个国家的君主买到手，不仅一生吃穿不愁，而且荣华富贵可泽及后世。”这就是他想做的生意。吕不韦在这次政治投机中，他的确成功做成了一笔又一笔的大买卖。但他的主观动机不只是为了追求巨额赢利，还要求得传之后世的宠幸。
[color=#66cc66][b]经商成功[/b][/color]
陶朱公范蠡虽然经商有道，被看作是富人的象征，一直被后人视为是商人的老祖宗，但范蠡在经商之前，是越王勾践的大将军，隐退后一定会有相当可观的金银作为经商的资本，因此，范蠡经商的成功，是有客观条件的。反观吕不韦，却是白手起家，小小的年纪，就成了赵国首都邯郸的首富，相比而言，把吕不韦作为商人的鼻祖窃以为更加合适。
白手起家的吕不韦，第一桶金是如何挖到的，至今尚无法考证，但在尚未婚取的年龄就成为一国首富，绝对不是靠贩卖青菜，卖几个肉包子就能实现的。结合历史及当时赵国的地理位置，分析吕不韦的生财之道，就是对当代的人也很有启示，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经商的天才，也不愧商人之鼻祖的称号。
[b][color=#66cc66]奇货可居理论[/color][/b]
吕不韦擅长贱进贵出，这是商业上的最起码理论，单纯靠这一点是难以发家的。他的奇货可居理论，才是他发家的关键。他能把一个人（安国君的儿子，即后来的秦庄襄王。当时作为人质被送往赵国，被称为质子异人。）作为货物囤积，还什么样的事情干不出来？这里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吕不韦的原始资本积累，一定是靠见不得人的买卖来积累的。是否有过非法融资尚待考证，但相信那些贩卖私盐、走私珠宝的买卖少不了他，因为在当时的赵国，这都是奇货。
[b][color=#66cc66]国际贸易第一人 [/color][/b]
吕不韦是战国末期的卫国人，但卫国是小国，经济不发达，于是他把商品贸易发展到了赵国，并且把公司总部也建在赵国。当时赵国是各诸侯国的交通要道，各国的名人云集，经济比较发达；走出国门的吕不韦选择赵国作为自己的出口贸易国家，不但使吕不韦成为了历史上开拓国际贸易的第一人，也足以看出他独到的经济眼光。
[color=#66cc66][b]官商勾结的开创者[/b][/color]
善于包装自己的吕不韦，为了把自己的商业达到顶峰，与达官贵族联系密切，吕府迎来送往的大多数是赵国的高官贵人，各国的外交使节也是吕府的常客，这就使他的商业与官场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扩大了自己的知名度的同时，也使自己的商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良机。他开创的商人与官场合作的经商之道，至今仍然被很多成功商人视为成功的首选之道。
从以上三点，我们不难看出，吕不韦的确应该是商人的鼻祖。
[color=#66cc66][b]开创了商人从政的历史先河[/b][/color]
大家都知道，在古代，商人的地位是比较低的。无论商人有多少金银财宝，那些高官贵族、文人学者也对他不屑一顾，是难登大雅之堂的。为了改变自己的地位，吕不韦决定弃商从政，以达到成为贵族的目的。在当时的环境下，作为一个商人，想达到这一步是很难的，但对于吕不韦来说，却很容易取得了成功，开创了商人从政的先河。
作为一个商人的吕不韦，如果想在从政上取得成功，单纯靠拉关系，贿赂官员是很难取得重大成功的。因此，他决定把奇货可居的经商理论应用与政治权谋，直接从高层入手，孤注一掷，把秦国的质子异人作为自己进入上层的阶梯。在花费巨资包装质子的同时，还大演美人计，把自己心爱的女人送质子异人为妻，以博得质子异人的欢心。这种直接走上层路线，大搞金钱美女攻势的攻关手段，至今仍然被众人效仿。
把秦国质子异人拉入怀抱后，吕不韦凭借其巨大的财力，来到秦国都城咸阳，四处结交上层关系，大力宣传炒作质子异人的能力；而且深知枕头风的重要性，大笔的金银财宝贿赂秦王宠爱的华阳夫人，成功的使质子异人登上了秦王的宝座，当年幼的秦始皇登位后，吕不韦也达到了混入上层社会的目的，成为了权倾朝野的宰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作为一个商人，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代那些在商业上成功人士，都有从政的嗜好，也不能否定吕不韦对他们的影响。
[color=#66cc66][b]最成功的文化传播经纪人[/b][/color]
做了宰相的吕不韦，要权有权，要金银有金银，但他仍然不满足，因为自己的学问太浅，虽然身为宰相，仍然怕被以后的文人学者瞧不起，毁掉自己的一世英名，这可是他最不愿看到的事。对于墨水不深的吕不韦，想靠自己著书立说成为文化人很不容易，但这难不到吕不韦。为了进入文化圈，成为文人学士，吕不韦高薪聘请了上千个满腹经纶的文人学者，成立了吕氏文学院，专门撰写以自己的姓氏命名的《吕氏春秋》，这本以后流芳百世、千金难改一字的经典之作，也使吕不韦的事业达到了顶峰。
[b][color=#66cc66]广告业的老祖宗[/color][/b]
商人出身的吕不韦，不但明白宣传作用的重要性，而且深知炒作造势的巨大作用，就是当代的广告大师，也一定会佩服吕不韦在广告业上的超前意识。且不说他如何包装质子异人，使窝窝囊囊的质子异人成为了一国之主，单是他在《吕氏春秋》成书后的炒作宣传，真让后人自惭不如。
吕不韦千金悬赏改动《吕氏春秋》一字的举动，几千年来一直被人误解，以为他是为了表明此书的精湛，其实这种看法是大错而特错。从现代人的眼光看，吕不韦此举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吕氏春秋》这本书的炒作宣传行为。几千年前的吕不韦就有如此的超前意识，被尊为广告业的老祖宗名副其实。
总之，作为一个生活在几千年前的人，纵观吕不韦的一生，他的很多观点，做事的方法，就是到了现代，仍然是比较超前的，甚至当代一些所谓成功人士，他们成功的路子上，仍然留有吕不韦的影子。从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吕不韦的确是一千古奇人。但成功一世的吕不韦，由于利欲心太重，没有像范蠡那样，事业达到顶峰后激流勇退，最后落了个自杀身亡的悲惨结局，这也是吕不韦给我们那些成功人士留下的最大教训，也最值得那些成功人士三思。
小商在于民
中商在于政
大商在于国
[b][color=#ff6600]三、沈万三：豪爽与逞强的个性[/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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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有豪侠个性，其生意必然兴隆。江南巨商沈万三，他身居江南小镇，做尽天下生意。他敢于和苏北的义士走私盐，敢于和海上的侠客大做海上贸易，后又在义士占领的苏州成了一城之巨。然而豪侠难免会逞强，沈万三未能免为其俗，终因财大气粗，要犒养朱元璋的八百万大军，无端引火烧身。朱元璋站起来对沈万三说“好，我有福，你有财!”
[b][color=#66cc66]定居周庄[/color][/b]
元代末年，吴兴（今浙江湖州）南浔镇沈家漾，有一户姓沈的殷实人家，谁知突然遭水灾，妻子染瘟疫而死。沈祐用一条渔船载起四个儿子，连夜逃到距南浔百里外的周庄镇。老大老二不幸夭折，只留下沈富和沈贵。有一次，老三沈富竟不辞而别，几天毫无音讯。当大家找不到他，他却兴冲冲回来了。说是到苏州城里去玩了，阊门那里做生意的人既能赚钱，又能到处玩，太有意思了。
[b][color=#66cc66]躬耕起家[/color][/b]
起初沈家在周庄耕种的是一片低洼地，只出产芦苇和茅草。但他们勤于耕作，使之成了产量颇高的熟地。
周庄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灌溉方便，历来是种植粮食和油菜，种桑养蚕的好地方。沈万三随父亲来到这里，主要也是依靠发展农业生产，“躬耕起家”，随即“好广辟田宅，富累金玉”，以致“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周庄八景之一“东庄积雪”，描绘的正是沈氏庄园当年的景色。东庄有着许多巨大的粮仓，每年都储藏着无以计数的粮食。
[b][color=#66cc66]陆氏赠财[/color][/b]
元代苏州富室陆德源富甲江左，很欣赏沈万三的聪明才智和经商信用，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也看破了红尘。手里的巨额财产假如不传给别人，一旦时局动荡，反而会酿成祸害。于是全部赠送给沈万三，自己去澄湖边的开云馆当了道士，直到寿终。
沈万三得到了陆德源的这笔巨资，如虎添翼。
[b][color=#66cc66]出海通番[/color][/b]
沈万三一方面继续开辟田宅，另一方面把“东走沪渎，南通浙境”，水路交通发达的周庄，作为商品贸易和流通的基地，把内地的丝绸、瓷器、粮食和手工艺品等运往海外，又将海外的珠宝、象牙、犀角、香料和药材运到中国，开始了“竞以求富为务”的对外贸易活动，很快使自己成为江南第一豪富，创造了令世人难以想象的奇迹。
[b][color=#66cc66]神盆聚宝[/color][/b]
民间传说，沈万三有一只聚宝盆，放进一支金钗，能取出一大把金钗；放进一只银元宝，就能取出一盆银元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才能富甲天下。在南京，他为朱元璋修筑城墙以及有关设施，还修筑了廊庑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四座，所耗费的钱财不计其数。今天南京的玄武湖公园，便是他当年的后花园旧址。奢侈的宴饮和富丽的服饰，更是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他的一把玛瑙酒壶质地通明，类似水晶。中间有葡萄一株如墨点，称为月下葡萄，据说可以换取“嘉兴一郡盐钞”。
[b][color=#66cc66]女乐宴饮[/color][/b]
沈万三发迹后，也很懂得风雅。他常常在自己豪华的家里宴请达官贵人，除了山珍海味和醇酒美人外，还拥有三班女乐。杯觥交错之余，女乐们尽情表演音乐歌舞以欢娱嘉宾。她们既是歌妓，也是乐师，演奏的大都是沈万三与他的朋友们最爱听的昆曲音乐。观看的人们济济一堂。仅为华屋担任守卫、打更巡逻的更夫等，就多达六十几人，每晚还供应点心酒肴，一个晚上要吃掉十瓮酒和三十盘红烧蹄膀。
[b][color=#66cc66]设馆尊师[/color][/b]
沈万三专门延请王行为塾师，来到周庄，设馆于银子浜。王行教书教得好，文章也写得好，沈万三给他的报酬是黄金一镒（在当时为二十两或二十四两），这样的酬劳很可观。沈万三十分懂得知识的作用，更希望子女们肚子里都有很高的学问，能够与外国商人周旋，以继承自己开拓的家业，使沈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b][color=#66cc66]观前修街[/color][/b]
沈万三在海外赚够了钱，一度居住在苏州，发觉城中心的玄妙观四周，每天香客和游客络绎不绝，杂耍艺伶和小摊小贩四处云集，但由于道路狭窄，行人车马经常阻塞。他想，如果在观前营建街市，将道路拓宽，一定是一件好事，既能方便行人车马，又能把建成的店铺租赁给客商，招徕交易。庙宇旁的乐坊，还可以供四面八方的客人前来娱乐。于是他采用了茅山石铺平观前街，与古城小桥流水的风貌十分吻合，相得益彰。建成后，深得百姓们的赞誉。
[b][color=#66cc66]南京筑城[/color][/b]
朱元璋准备在南京建都，并决定扩建应天城，把它建得非常有气派。但由于战事频繁，开支浩大，根本没钱修城墙。豪富沈万三答应负责修筑聚宝门至水西门一段，还有廓房、街道、桥梁、水关和署邸等相关工程。他不仅延请一流的营造匠师，还整天在工地上督促进度，检查质量。尽管一些“检校”常去工地制造事端，捞取油水，沈万三却依然比皇家修筑的城墙提前三天完成。可这样做，恰恰大驳了皇帝的面子。
随之，他竟又向朱元璋提出，打算以自己的百万两黄金，代替皇帝犒赏三军。这终于让明太祖龙颜大怒。于是他被籍没家产，发配充军云南边陲。
[b][color=#66cc66]云南充军[/color][/b]
当年沈万三被充军时，身边带着金、银、铜、铁、锡五个儿子。人们远远看去，总觉得一路上他们的身边金光闪闪。于是有人奏报皇帝，说沈万三去云南时，把江南的财气也带走了。皇帝连忙下了一道圣旨，不准他们继续前行，要将沈万三的五个儿子就地赐死。小儿子阿锡正好在个旧那儿，接到圣旨后在高山上跳崖自杀，很快化成锡矿。其他四个兄弟的鲜血流进云南的土地，都化为铜矿。
[color=#66cc66][b]舍生告状[/b][/color]
沈万三充军后，朱元璋不放过周庄的百姓，要把全镇人都杀掉。有一个名叫徐民望的读书人挺身而出，勇敢地来到南京告御状，要求皇帝赦免百姓。看到徐民望舍生忘死，敢于直言，朱元璋再也不说杀他，御书了“尔是好百姓”五个大字，客客气气将他送回周庄。
得到赦免的老百姓们敲锣打鼓，欢天喜地，把徐民望高高地抬起来在街上游行。
[b][color=#66cc66]茶马古道[/color][/b]
沈万三遭受不测以后，不少朋友纷纷从江浙一带到云南大理来看望他。他们发现走茶马古道将江浙的丝绸、陶瓷和手工业品运往滇西北，乃至进藏，不失为一条求富的新路。虽然那儿天气高寒，路途坎坷，充满艰难困苦，却很有开发的余地。具有丰富经验的沈万三，发挥自己的特长，利用茶马古道，将江南一带的丝绸等特产运到云南，甚至进入西藏和缅甸、印度……
在茶马古道重操旧业，继续经商，是沈万三无可选择的选择。谁也没有想到，这使他重又获得生机。
[color=#66cc66][b]归葬故里[/b][/color]
沈万三在云南边陲度过了一生中最后的岁月，终老异乡。身边的亲人将他的遗骨运回发迹地古镇周庄，葬于银子浜下。民间传说，银子浜的尽头有水一泓，下通泉源，旱岁不枯。水下有一个古墓，非常坚固，里面埋葬着沈万三的灵柩。它使今天的人们引发很多思索和启迪。沈万三出生前父辈已经拥有千亩良田，并经营有米店，酒庄等作坊，在当时当地也算得上是一个大富人家。沈万三出生后取名号为沈仲荣，小名（乳名）沈富，在为其摆满月酒时，其父命人取来文房四宝和金银珠宝让其抓取，沈万三抓起一把翡翠雕刻的小算盘。沈氏的管家即断定此子将来经济成就远远超出父辈。但沈父并不高兴，沈父作为外乡人在与人交往中的人情际遇使其更希望其子将来勤读诗书，求取功名以光宗耀祖。
沈万三在学堂调皮捣蛋无心向学，先生也常常被其作弄，小万三特别亲近其乳娘和管家。管家特别喜欢逗他玩，也在玩的时候教他算术知识，管家并从酒庄取来一空酒坛（陶瓷质），让小万三将零钱放入其中，并建立账本凡存取均需记账，此事小万三做的特别认真，沈万三的理财意识由此形成。管家笑将酒坛取名为聚宝盆，此后沈家人都叫它为聚宝盆。谁也想不到“聚宝盆”这三个字竟影响了沈万三的一生。无论日后沈万三发迹迁居苏州城还是应朱元璋诏令搬迁南京城，此聚宝盆都一直跟随沈万三，虽不像民间传说那样神奇，但据传沈万三对着聚宝盆就有用不完的生意点子，或叫灵感。后来朱元璋要征用聚宝盆来建南京城，沈万三只好以需要择吉日并斋戒七七四十九天后呈献皇上此盆才灵为由，暗里召集能工巧匠用黄金钻石打造一个聚宝盆，上面采用各种吉祥的图案，总算过了这一关。事后沈万三感言，世间原本就没有聚宝盆，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
财神沈万三尸骨埋在广东省德庆县永丰镇古蓬村委会境内的百册山顶上。埋葬沈万三之前，风水大师赖布衣将该宝地命名为“七星伴月”。埋葬沈万三后，风水大师曾福扬命名该宝地为“百足护珠”。山脚下的村民流传叫“百足含珠”。沈万三的后人称先人坟山为“百足吐珠”。沈万三后人居住德庆县武垄镇，因避朱洪武追杀而大部分改姓为潘，改其他姓的则不详。注：（百足即蜈蚣之虫）
[b][color=#ff6600]四、胡雪岩：精细与阴柔的个性[/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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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一生中体味到了正二品“红顶商人”与家财亿贯的极盛极荣。他凭借精细与阴柔个性在生逢乱世中借助权贵、政要之势，营造了万贯家财。借助于职衔、封典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增强自己在商业中的竞争能力，是他运作商场的典型一招。就这样一个钱庄的小伙计终于暴发成为富甲天下、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
幼时家境贫寒。为了养家糊口，作为长子的他经亲戚推荐，进钱庄学徒，从扫地、倒尿壶等杂役干起，三年师满后，就因勤劳、踏实成了钱庄正式的伙计。正是在这一时期，胡雪岩靠患难知交王有龄的帮助，一跃而成为杭州一富。
王有龄，宇雪轩，福建侯宫人。在道光年间，王有龄就己捐了浙江盐运使，但无钱进京。后胡雪岩慧眼识珠，认定其前途不凡，便资助了王五百两银子，叫王有龄速速进京混个官职。后王有龄在天津遇到故交侍郎何桂清，经其推荐到浙江巡抚门下，当了粮台总办。王有龄发迹后并未忘记当年胡雪岩知遇之恩，于是资助胡雪岩自开钱庄，号为"阜康"。之后，随着王有龄的不断高升，胡雪岩的生意也越做越大，除钱庄外，还开起了许多的店铺。
庚申之变成为胡雪岩大发展的起点。在庚申之变中，胡雪岩处变不惊，暗中与军界搭上了钓，大量的募兵经费存于胡的钱庄中，后又被王有龄委以"办粮械"、"综理槽运"等重任，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胡雪岩之所以可以迅速崛起，除了得益于王有龄之外，另一个人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个人就是左宗棠。
1862年，王有龄因丧失城池而自缢身亡。经曾国藩保荐，左宗棠继任浙江巡抚一职。左宗棠所部在安徽时 "晌项已欠近五个月，饿死及战死者众多。此番进兵浙江，粮饷短缺等问题依然困扰着左宗棠，令他苦恼无比。急于寻找到新靠山的胡雪岩又紧紧地抓住了这次机会:他雪中送炭，在战争环境下，出色地完成了在三天之内筹齐十万石粮食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左宗棠面前一展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左的赏识并被委以重任。在深得左宗棠信任后，胡雪岩常以亦官亦商的身份往来于宁波、上海等洋人聚集的通商口岸间。他在经办粮台转运、接济军需物资之余，还紧紧抓住与外国人交往的机会，勾结外国军官，为左宗棠训练了约千余人、全部用洋熗洋炮装备的"常捷军"。这支军队曾经与清军联合进攻过宁波、奉代、绍兴等地。
胡雪岩是一位商人，商人自然把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左宗棠任职期间，胡雪岩管理赈抚局事务。他设立粥厂、善堂、义垫，修复名寺古刹，收硷了数十万具暴骸;恢复了因战乱而一度终止的牛车，方便了百姓;向官绅大户"劝捐"，以解决战后财政危机等事务。胡雪岩因此名声大振，信誉度也大大提高。这样，财源滚滚来也就不在话下了。自清军攻取浙江后，大小将官将所掠之物不论大小，全数存在胡雪岩的钱庄中。胡以此为资本，从事贸易活动，在各市镇设立商号，利润颇丰，短短几年，家产己超过千万。
晚清时期著名的洋务运动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发起。此三人在同太平天国战争中，认识到了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的重要性，迫切地要求向西方学习、自强御侮，但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不便与外国人打交道。这样，与左宗棠联系极为密切，诸通华洋事务的胡雪岩在洋务运动中又找到了用武之地。他协助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甘肃织呢总局;帮助左宗棠引进机器，用西洋新机器开凿径河。毫不夸张地说，左宗棠晚年的成功中有着胡雪岩极大的功劳。
胡庆馀堂在1880年时，资本发展到二百八十万两银子，与北京的百年老字号同仁堂南北相辉映，有 "北有同仁堂，南有庆馀堂"之称。而胡雪岩，胡庆馀堂的创办者，也因其不耻下问、勇于探索，以一个钱庄出身、不熟悉药业的人在中国药业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笔，使胡雪岩的声名不至被时间所冲淡。这也算是善有善报吧!
除了创办胡庆馀堂以悬壶济世的义举之外，胡雪岩还为左宗棠的西征举借洋款，为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结束阿古柏在新疆十多年的野蛮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又书写了他人生中精彩的一笔。
1866年，左宗棠由闽浙总督调任陕甘总督，奉命出关西征。正所谓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西征军经费虽然由各省共同筹集，但为数不多，且经常拖欠。为解决经费问题，左宗棠只好奏请惜洋款救急。
自然，具体经办借洋款事务这一重任落在了胡雪岩肩上。胡雪岩通过在上海汇丰银行的任帮办一职的朋友古应春的安排，打算向英国渣打银行借款。胡与该银行经理首次面谈便因在利息、借款期限等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不欢而散。后在胡雪岩的精心策划下，自称中国通的渣打银行驻中国地区总经理被收拾得服服贴贴，双方很快就利息、期限、偿还方式等细节达成一致。胡雪岩为西征筹得第一笔借款。
此后，为助左宗棠西征，胡雪岩先后六次向洋人借款，累汁金额为一千八百七十万两白银，而利息至少占总数的一半，可以说是非常惊人的高利贷。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一借款举动是值得的。
当然，图利是商人的本性，胡雪岩也无法脱俗，他利用借贷款实付利息与应艾利息之间的差额，吃了“回扣”。但总的来说，在当时西征大军欠缺粮晌，各方相互推委的艰难时刻，胡雪岩能够挺身而出，不辞劳苦担负起筹借洋款的重任，协助左宗裳西征保住新疆，还是表现了他的爱国之情。虽然，我们常常把 "奸"字与 "商"宇连在一起，甚至更有"无奸不商"一说，但就事实而论，生意场中也有性情中人，胡雪岩算得上其中之一。在功成名就之后，他并未忘记他的发迹之地——杭 州，为杭州百姓做了许多义举。他开设钱塘江义渡。方便了"上八府"与 "下三府"的联系，并设船，为候渡乘客提供方便，并因此博得了“胡大善人的美名”。他还极其热心于慈善事业，乐善好施，多次向直隶、陕西、河南、山西等涝旱地区捐款赈灾。到1878年，除了胡雪岩捐运给西征军的药材外，他向各地捐赠的赈灾款估计己达二十万两白银。更鲜为人知的是，在轰动朝野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他利用自己的声誉活动京官，赞助钱财，为此案最终昭雪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借此案使他的义声善名更加深入人心。此外，他还两度赴日本，高价购回流失在日本的中国文物。从这一切举动中可见他行侠仗义的仁厚之心和一颗拳拳爱国之心。
古语有云:"福兮，祸所伏也。"胡雪岩在商场驰骋多年，靠官府后台，一步步走向事业的顶峰，风光无限，但其最终的失败，却也是由官场后台的坍倒和官场的倾轧所致。胡雪岩虽为商人，但他的发迹以及鼎盛与政界要人的庇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胡雪岩紧紧把握住了"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精髓，他先借助王有龄开钱庄，又以左宗棠为靠山创办胡庆馀堂，为西征筹借洋款，恢复因战事而终止的牛车，为百姓、为国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从而一步步走向事业的巅峰。作为一名商人，他被御赐一品顶戴，被赏黄马褂，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但就是这样一位己名利双收、事业有成的人，却在几天之内垮掉了，他的事业也随之走到了尽头。表面上胡雪岩生意的失败是由于他野心过大，急于扩充，出现决策性失误，使钱庄因缺乏流动资金而被挤兑，致使其经营的生丝铺、公济典当、胡庆馀堂等纷纷关闭。但导致胡生意失败的为深入的原因是政治敌人的打击。胡雪岩虽聪明一世，与官场人物交往甚密，但最却因为不谙官理、刚愎自用、不懂变通而成为左宗棠与李鸿章政治斗争的 "牺牲品"，成为李鸿章 "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策略的牺牲者，实在令人为之扼腕叹惜。胡雪岩破产后，先前那些为其钱财嫁人胡家的美妾们，一改往日争先恐后巴结胡氏的嘴脸，温情顿失，纷纷要求携带自己的私房钱离开;留在胡氏身边的，只有罗四太太。在罗四太太的陪伴下，靠着胡庆馀堂的微薄收入，胡雪岩凄凉地度过了他的晚年，于光绪十一年 (公元1885年)，黯然离世。
胡雪岩的一生，极具戏剧性。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他由一个钱庄的伙计摇身一变，成为闻名于清朝朝野的红顶商人。他以"仁"、"义"二宇作为经商的核心，善于随机应变，而决不投机取巧，使其生意蒸蒸日上;他富而不忘本，深谙钱财的真正价值，大行义举，在赢得美名的同时，也得到了心灵的满足;他经商不忘忧国，协助左宗棠西征，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在救亡图强的洋务运动中，他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当然，他也未能摆脱商人以利益为第一位的俗套，且在生活方面极尽奢靡，但毕竟人无完人、瑕不掩瑜，胡雪岩这位了不起的商人身上有许多值得今人学习的东西。
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
[color=#66cc66][b]胡雪岩商训[/b][/color]
是“天”、“地”、“人”，内容即为：天为先天之智，经商之本；地为后天修为，靠诚信立身；人为仁义，懂取舍，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b][color=#ff6600]五、李鸿章：大度与谨慎的个性[/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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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官商李鸿章的大度与谨慎个性，使他能在晚清时代，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当他苦心经营建立起来的“天下第一舰队”，在中日甲午海战中一败涂地时，他一生的勋业也就宣告结束了。但做为当时最大的官商，他的大度与谨慎性格，使他闯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鸦片战争用暴力打开了中国紧闭的大门，中国被动地进入“近代”。林则徐、魏源等开始意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为中国所不及，因此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当时震世骇俗的主张。二十余年后，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中的“经世派”认识到“洋熗洋炮”的厉害，于是从19世纪60年代起开始了引进近代大机器生产、仿造洋熗洋炮的“洋务运动”。由于当时朝野封建顽固势力十分强大，外国的大机器生产被视为有害人心的“奇技淫巧”，洋务派被攻击为“以夷变夏”、“丧心病狂”的“寡廉鲜耻”之辈。以“求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在巨大的阻力中缓慢发展。
随着近代军工企业数量越来越多，洋务派面临的财政困难越来越严重，财政问题亟待解决；同时洋务派认识到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背后是以雄厚的“财富”为基础的。于是从19世纪70年代起，洋务派开始创办近代民用企业，洋务运动从“求强”阶段进展到“求富”阶段。“轮船招商局”便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是洋务运动从“求强”转为“求富”的主要标志。
[color=#66cc66][b]回应顽固派挑战[/b][/color]
创办轮船招商局最直接的原因是回应顽固派的挑战。
“船坚炮利”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明最早也最为直观的认识，所以中国“向西方学习”也是从仿造轮船熗炮开始的。中国近代正式有造船工业，是从李鸿章1865年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开始的。紧接李鸿章之后，洋务派的另一重臣左宗棠于1866年底创办了近代中国最早、规模最大的专业造船企业“福州船政局”。
正当造船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候，顽固派官僚、内阁学士宋晋于1872年1月23日上奏，要求停止造船。他的理由是现在国家财政困难，而仅福州船政局由于连年造船，听说经费已拨用致四五百万两，“糜费太重”。因此不必在传统水师木船外再造轮船，增加巨额费用。总之，在财政如此紧张之时还“殚竭脂膏以争此未必果胜之事，殊为无益”。他同时提出江南制造总局的情况与福州船政局相同，所以请旨敕令闽浙、两江总督停止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两处继续造船。
对宋晋的建议，朝廷认为不无道理，但此事毕竟事关重大，且与位高权重的曾、左、李都有关系，因此将他的奏折交两江、闽浙等省督抚阅看，酌情议奏。对宋晋的意见，曾国藩表示坚决反对，但福州将军兼署闽浙总督的文煜则表示支持。这使清廷依然举棋不定，便于1872年4月初再发上谕，要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三人通盘筹划，悉心筹议。
左宗棠、沈葆桢于5月初先后复奏，坚决反对停止造船，而李鸿章则迟至6月下旬才复奏，上《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在此折中，他首先指出中国面临的形势是“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方列强之所以能横行中土、中国之所以受制于西方各国，就在于中国传统的弓矛、小熗、土炮不敌彼之后膛熗炮；中国传统的舟楫、艇船、炮划不敌彼轮机兵船。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攘夷”，就是维持现在的局面也要学习、制造西方的船炮。谋求自强之道在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耶？”。日本是一小国，为自保而学习西方，结果近年来反而“逼视我中国”，“中国可不自为计乎？”他进而指出：“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钜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这正是要求停止造船论的由来。因此“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熗炮、制造兵轮之费尤不可省。求省费则必摒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
由于反对造船者以财政、经费紧张为理由，因此李鸿章在陈述了中国面临的不得不造轮船的历史环境后便具体分析财政问题。他指出，办厂造船是“为国家筹久远之计，岂不知费钜而效迟哉”，但仍应坚持下去，否则前功尽弃，“不独贻笑外人，亦且浸长寇志。由是言之，其不应裁撤也明矣”。接着他提出了解决经费问题的具体建议，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由财政紧张顺理成章地提出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是要“求富”，提出不仅要建造兵船，更应建造商船，设立经营民用商业运输企业，要建立用大机器生产的煤矿、钢铁企业，创办民用企业营利赚钱。
清廷将左、沈、李等三人奏折又交总理衙门议奏，总理衙门上折完全支持他们的意见，这场洋务派与顽固派对是否要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进行的又一场重要争论才告结束。李鸿章此折借顽固派提出的“财政紧张”，反而提出更为顽固派反对的“求富”主张，使洋务运动从“求强”阶段深化为“求富”阶段，其重要意义自不待言，而李鸿章“借力打力”的技巧端的是老谋深算。
[b][color=#66cc66]官督商办[/color][/b]
在《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李鸿章即指出创办民用轮船公司是“求富”的重要方法，但他承认现在的情况是“各口岸轮船生意已被洋商占尽，华商领官船另树一帜，洋人势必挟重资以倾夺”，所以“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要由“熟悉商情、公廉明干、为众商所深信”的人出面主持。当奏折被批准后，他就开始了创办轮船招商局的准备，于1872年底向朝廷呈上《试办轮船招商局折》，同日致函总理衙门，将此事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创办轮船招商局，首先要打破外国轮船公司垄断中国沿海和长江的航运。由于利益巨大，所以许多洋行经营航运业务，但最主要的是美商旗昌、英商太古和怡和这三家轮船公司，它们资金雄厚，中国的航运业务事实上被它们垄断。在它们的扩张下，中国旧式船运业遭到了致命打击，以前曾经盛极一时的沙船业濒临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创办轮船招商局可说是符合中国航运和民族经济发展趋势的明智之举。李鸿章在给同僚的信中写道：“我既不能禁华商之勿搭洋船，又何必禁华商之自购轮船？”“以中国内洋任人横行，独不令华商展足耶？”不过，由于中国素有的“抑商”传统，再加上朝野反对新式机器生产的保守力量十分强大，所以中国商人还根本不可能办新式工商企业。一些商人为了赚钱，只能依附在洋商名下，有些还在洋行中投入巨额资金。这样的后果是政府税收减少，而且华商依附在洋商名下还容易受到洋商的盘剥。因此，李鸿章提出了由官方出面创立轮船招商局的主张。
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指明当前的形势是：“中国长江外海生意，全被洋人轮船夹板占尽。近年华商殷实狡黠者多附洋商名下，如旗昌、金利源等行，华人股分居其大半。闻本利不肯结算，暗受洋人盘折之亏，官司不能过问。”如果设立轮船招商局，则华商可以名正言顺入股，“使华商不至皆变为洋商，实足尊国体而弭隐患，尤为计之得者”。创办近代民用企业，需要大量资金和懂得新式经营的人才。当时清政府国库空虚，财政几近干涸，不可能拿出大量资金筹建企业，更无人才。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瞄准了买办阶层。在为外商服务的过程中，一些买办积累了一定的近代工商经营管理的实际经验和能力，同时也积累了大量财富。把他们连人带资本从洋商中“挖过来”，确是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法。
考虑到当时的情形，他提出招商局应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即“由官总其大纲，查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冀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将来若有洋人嫉忌，设法出头阻挠”，官方可出面交涉，“以为华商保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官督商办”成为中国近代化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在给同僚的信中他写道：“倡办华商轮船，为目前海运尚小，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我辈若不破群议而为之，并世而生，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
[b][color=#66cc66]回收利权[/color][/b]
当时长江的航运业为外国公司垄断，但这些公司却有很大比重的华人资本。有关资料表明，当时上海轮船业实际是“华洋合资，华资为主，洋商主持”，不少洋行的许多轮船实际为华商所有。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洋商将相当一部分赚取的利润运回本国，无意在中国境内迅速扩大规模；二是因为在洋行工作的华人，俗称买办，积攒了大量财富，想投资新式企业而得不到清政府的许可。而且，中国官员对“商”一直采取压抑政策，任意勒索刁难，一位中国商人写道：“夫商之不愿者，畏官之威，与畏官之无信而已”，只有依附洋商、挂外国旗，才能避免官员的敲榨。不过，洋商庇护是以丧失许多利润为代价的，所以不少买办希望能独立出来成为真正的“华商”。李鸿章的“官督商办”设想，客观上适应了华商的需要。
一开始，李鸿章仍习惯地任命官员经办此事，饬令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轮船招商局。但朱是官员，根本不善于经营新式航运业，并且官僚习气浓重，商人避之唯恐不急，根本招募不到商股。不得已，李鸿章于1873年3月撤掉朱其昂，任命原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为轮船招商局总办，重订局规和章程。同时，原宝顺洋行买办徐润被任命为会办。买办出身的唐、徐二人有长期经营近代航运业的经验，在他们的领导下，轮船招商局开始迅速发展。
唐、徐二位商人主事后，上海商人信心大增，招募商股进展顺利。他们按照商业模式、规则办事，规定每百股举一商董，由诸商董中推举一商总，总局和各分局分别由商总和商董主持，使投资人对局务有一定发言权，大股东享有经营管理权。
创办之初，招商局一方面面临洋商的竞争，另一方面面临国内守旧势力要将其改归官办的压力，形势不容乐观。但李鸿章仍坚持“商为承办，官为维持”的原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提供大力支援。当时沿海和长江航运已为外商垄断，新成立的招商局简直没有“立足”之地，于是李鸿章为招商局奏准了运送漕粮和一些官府物资的专权。此举是轮船招商局可以建立、维持的关键。在与洋商的激烈竞争中，中外双方大打“价格战”，因此招商局资金一直紧张，李鸿章多次指示拨借官款，有时还规定可以缓息。这些措施使招商局摆脱了困境，不到10年时间，货轮即由初期的4艘发展到30余艘，总装载量近24000吨。经过激烈竞争，轮船招商局在1877年收购了美商旗昌公司的全部产业，包括16艘轮船和长江各埠及上海、天津、宁波各处的码头、栈房，从而超过英商怡和、太古两家轮船公司。以后它的业务不断发展，先后在烟台、汉口、天津、汕头、福州、广州、香港及日本、新加坡等国的重港口增设了分局。
有关数据表明，轮船招商局的建立确实达到了“分洋商利权”的目的。仅1873年到1876年间，外国航运公司收入总共损失4923000两白银，这其间中国商人少付给外国商人的费用当在136000两白银以上。因此，李鸿章后来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曾得意地说道：“创设招商局十余年来，中国商民得减价之益，而水脚少入洋商之手者，奚止数千成，此收回利权之大端。”
[b][color=#66cc66]惨淡结局[/color][/b]
在1885年以前，轮船招商局发展迅速，但以后就陷入停滞状态，直到李鸿章去世都没有大的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官”的色彩越来越浓。
1883年迫在眉睫的中法战争，在上海引发一场巨大的金融危机，许多企业陷入困境，招商局也不例外。要求将其收归官办的呼声一直存在，这时陡然强烈起来。在经济和政治双重压力下，李鸿章不得不于1885年重组招商局，札委官员盛宣怀为督办。盛是官员出身，在任督办期间一直保有官职，因此在他主事期间“官督”大为加强，“商办”大为削弱。在挑选高层管理人员时，盛宣怀按“官场”规则，挑选自己的亲信担任各种职务，而不是以“商场”规则以股份多少或才能高低任用人员。这样，大多数高层管理人员都有深深的官方背景，但却缺乏经营近代企业的经验。这种状况使商人望而却步，不愿参股。由于管理者其实是“官员”，多有“捞一把就走”的心态，所以在后二十余年中招商局的利润很少用来进行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而是想方设法“分红”。另外，招商局开始被官方视为“摇钱树”，户部不断要求“核查”（实为要钱）招商局账目，同时明确要求招商局总办应由高官会商遴派。从1891年后，谙熟官场规则的盛宣怀还每年向官方“报效”10万两。
招商局已然成为一个“衙门”，既丧失了自主经营权，又不断被官方索财，终只能惨淡经营。在70年代末，它的船只数目和吨位远远超过英商怡和、太古公司，但到1894年它落到与怡和不相上下、远远不如太古的境地。
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从“军工”转向“民用”、从“求强”深化为“求富”、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企业，揭开了近代中国收回利权的序幕，因此意义非同寻常，它的成败确引人深思。
外资确实挤压中资，但在历史上，外资却又是“中资”产生的温床，华商在此进行初步的资本积累，学习到近代企业管理经验。在新式大机器生产和民间资本面对国内的重重阻力和外面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官督商办”模式对当时新式民用企业的建立、对民间工商资本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过，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发展，这种模式的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其成败的关键之处在于“官方色彩”是渐渐淡化还是不断强化，“官”方对企业是支持、扶持还是将其作为一个下属“衙门”对待。
这就是不容忽视的历史经验。
[b][color=#ff6600]六、盛宣怀：圆滑与急切的个性[/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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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成功者的个性都有其独特的地方，晚清巨商盛宣怀的个性尤其显明，他主张“办大事，做高官。”“非常之人，非常之世，必得走非常之路。”盛宣怀造就了自己圆滑与急切的个性，使他官道商道都亨通。他一生的“杰作”很多，20世纪初，他手上除控制全国的电报事业外，“且又独揽轮船、银行、邮政、铁路、煤矿、纺织诸大权，所谓一手捞16颗明珠”。
盛宣怀（1844年11月4日—1916年4月27日，汉族，出生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龙溪，逝世于上海），
盛宣怀字杏荪，又字幼勖、荇生、杏生、号次沂、又号补楼、别署愚斋、晚年自号止叟，还有思惠斋，东海，孤山居士，紫杏，愚卿等号。清末政治家、企业家和福利事业家，官僚买办。1879年，署天津河间兵备道。1884年，赴粤办理沙面事件；同年，署天津海关道。1885年，任招商局督办。1886年，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道台兼东海关监督。次年，在烟台独资经营客货海运，航运范围不仅扩大到山东整个沿海，而且还开辟了烟台至旅顺的航线。1891年春，在烟台设立胶东第一广仁堂慈善机构。次年，任直隶津海关道兼直隶津海关监督。1896年，任铁路公司督办，接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奏设南洋公学于上海。1902年，任正二品工部左侍郎。其一生创造了中国的诸多第一，被后人誉为“中国商父”。他不仅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和洋务运动的开拓者与奠基人，更是中国近代工业史和洋务运动史的缩影。
[b][color=#66cc66]十一个第一 ：[/color][/b]
1. 1872年拟定中国第一个集商资商办的《轮船招商章程》；
2. 1880年创建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天津电报局；
3. 1886年创办中国第一个山东内河小火轮公司；
4. 19世纪70年代在湖北“勘矿”；
5. 1896年接办汉阳铁厂逐渐发展为真正称得上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6. 90年代后期修筑中国第一条铁路干线卢汉铁路；
7. 1897年建成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8. 1895年创办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北洋大学堂，1897年在南洋公学首开师范班，这是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师范学堂；
9. 1902年创办中国勘矿总公司；
10. 1904年在上海创办红十字会并于1907年被清政府任命为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
11. 1910年办成私人的上海图书馆
[b][color=#ff6600]七、张謇：反判与狂逸的个性[/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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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成为旷古以来，第一位官居翰林弃官从商的知识分子，这种震动朝野的惊人之举，对于视“工商”为“末业”的中国传统社会来说，简直不可思议，这无疑是对传统礼教原有社会群体的背离。这一惊人之举与他的反判与狂逸个性有关，就是这种个性，使他热血沸腾成为“中国第一个实业大王”。他，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影响于全国。毛泽东说，讲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
[color=#66cc66][b]民间称他为“四先生”[/b][/color]
张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故海门民间称他为“四先生”。张家世代务农，到张謇父亲时，已置田二十余亩，并兼营糖坊。清咸丰六年（1856年）张謇4岁时，由父开始教识《千字文》。5岁时因背诵《千字文》无讹，父令随伯、仲、叔三兄入邻塾，从海门邱大璋先生读书。12岁时，謇父自辟家塾，延请老家西亭宋效祁先生授读其三子。14岁时，因效祁先生病故，父命謇负笈往西亭，从效祁先生的从子宋琳先生读书，膳宿其家。15岁起，间亦从效祁子、江南乡试举人宋琛先生问业。同治七年（1868年）16岁时，由于祖上是三代没有功名的冷籍，为了走上科举正道，经宋琛安排，謇冒用如皋县人张铨儿子张育才的名义报名注籍，经县、州、院三试胜出，得隶名如皋县学为生员。同治八年（1869年）张謇考中秀才。其后如皋张氏贪得无厌、索酬无已，后竟控诉于如皋官府，意在借官勒索，于是“冒籍案”发。自此连年缠讼，使张謇吃足了苦头，家道也转入困顿。幸赖孙云锦、江苏学政彭久余怜士惜才、曲为援护，屡费周折，才得以销如皋控案。
[b][color=#66cc66]前往南京投奔孙云锦[/color][/b]
同治十三年（1874），张謇前往南京投奔孙云锦。光绪二年（1876年）夏，应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邀请，前往浦口入其庆军幕任文书，后袁世凯也投奔而来，两人构成吴长庆的文武两大幕僚，参与了庆军机要、重要决策和军事行动。光绪六年（1880）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同前往。同年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庆军移驻登州黄县。
随庆军从海上奔赴汉城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吴长庆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平定叛乱，以阻止日本借机发动侵略战争。张謇随庆军从海上奔赴汉城，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反抗侵略，对外持强硬政策，由此受到南派“清流”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等的赏识。光绪十年（1884年）吴长庆奉调回国，驻防金州，袁世凯则留朝鲜接统“庆字营”。不久吴长庆病故，张謇离开庆军回归故里，继续攻读应试。
[b][color=#66cc66]取中第二名举人[/color][/b]
张謇从16岁录取生员起，中经18岁、21岁、23岁、24岁、27岁前后5次赴江宁府应江南乡试（俗称南闱）均未中试。直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33岁，因孙云锦官江宁府尹，子弟依例回避，转赴顺天府乡试（俗称北闱），才取中第二名举人，俗称“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声名渐著，成为“清流”着重延揽的对象，但此后张謇四次参加会试均遭失败。
从1885年起，翁同龢、潘祖荫等对张謇就有了提携之意，特别是“期许甚至”、“荐而不中”，几次误把他人卷子认作张謇而取中会元，更说明了提携心情之迫切，因而才有甲午恩科试时翁同龢的志在必得。（张謇34岁应礼部会试不中；37岁赴会试，试卷为无锡孙叔和所冒，孙中而张落；38岁应会试，场中误以陶世凤卷为张謇卷，陶中“会元”而张落第；40岁赴会试，试卷又被武进刘可毅所冒，刘中会元而张又落第。）
[b][color=#66cc66]随孙云锦赴开封府任[/color][/b]
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謇随孙云锦赴开封府任，协助治河救灾，并拟订《疏塞大纲》。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又应聘主持赣榆选青书院、崇明瀛州书院、江宁文正书院、安庆经古书院等。
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辰设恩科会试，张謇奉父命再次进京参加礼部恩科会试。二月，礼部会试，取中第六十名贡士；三月，礼部复试时中一等第十名，“初定十一，常熟师改第十”；四月二十四日殿试时翁同龢命收卷官坐候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后，竭力加以拔擢。翁同龢不但做了其他阅卷大臣的工作，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还在光绪帝引见时，特地介绍说： “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张謇得中一甲一名状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
[b][color=#66cc66]“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color][/b]
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机促使帝后两党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拥戴光绪帝，好发主战议论，其主要抨击目标为畏日如虎的李鸿章，实际上都是借以冲击主和的后党，企图为虚有“亲政”其名的皇帝争取若干实权。名噪一时的新科状元张謇，由于历史渊源和政见相近，很快就成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然而正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之际，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以防御日本海军随时可能对长江下游的侵犯，由于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落败并签订了《马关条约》，通海团练半途而废。同年底，加入康有为组织的上海强学会。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陆润庠、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张謇与陆润庠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
大生纱厂最初确定是商办，张謇试图通过官招商办、官商合办来集股筹款，但收效甚微，筹集资金十分有限。张謇无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寻求援助，1896年11月，张謇通过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商务大臣的刘坤一，将光绪十九年（1893）张之洞搞“洋务”时用官款向美国买来办湖北织造局搁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经锈蚀的官机40800锭，作价50万两入股，作为官股，恰在此时，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形式垄断洋务企业的盛宣怀也正要买机器，便把这批机器与张謇对分，各得20400锭，作价25万两官股，另集25万两商股。官股不计盈亏，只按年取官利，因而变成“绅领商办”性质。
[b][color=#66cc66]在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color][/b]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纱厂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闸陶朱坝破土动工，次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经过数年的惨淡经营，大生纱厂逐渐壮大，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该厂增加资本63万两，纱锭2万余枚。光绪三十三年（1907）又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市）创办大生二厂，资本100万两，纱锭2.6万枚。到宣统三年（1911年）为止，大生一、二两厂已经共获净利约370余万两。1901年起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在吕泗、海门交界处围垦沿海荒滩，建成了纱厂的原棉基地－－拥有10 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张謇又在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逐渐形成唐闸镇工业区，同时，为了便于器材，机器和货物的运输，在唐闸西面沿江兴建了港口──天生港，以后，天生港又兴建了发电厂，在城镇之间，镇镇之间开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为当时南通的主要长江港口。19世纪末近代经纺工业的出现，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换为主转为生产为主，南通成为我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
发展民族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去努力兴办学堂，并首先致力于师范教育。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张謇应两江总督刘坤一电邀赴江宁讨论兴学之事，刘坤一赞成，而藩司吴、巡道徐、盐道胡阻挠。张謇叹息不已，乃与罗叔韫、汤寿潜等同人筹划在通州自立师范，计以张謇从任办通州纱厂五年以来应得未支的公费连本带息2万元，另加劝集资助可成。同年7月9日通州师范择定南通城东南千佛寺为校址开工建设，翌年正式开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它的建设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专设机关的开端。
张謇还是晚清时期立宪运动的领袖，曾主持发动了三次国会请愿运动。
在民国任工商部长时，他指出过去的措施，在“无导民兴业之心”，卒之糜费而乏效果。今后部办企业，概行停罢，悉听民办。
在母亲故里兴办教育、实业
他生前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举办了不少工厂企业和教育文化事业。他的“实业救国”虽不能挽救旧中国危亡，但却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他的母亲金氏，原籍东台。清末明初他在母亲的故里东台也举办过不少企事业，对东台的地方经济和文化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如于民国8年（1919年），在东台独资创办一所师范学校，取名“母里师范”。校址在台城东郊王家舍，建有校舍百余间。其创办的东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旧址至今保留在东台市玉带桥边。
张謇除在通海、盐阜等地区围垦大片土地、开办盐垦公司外，在东台县境曾和他的哥哥张謇 （号退庵）共同办过大赉（民国6年设于角斜）、大丰（民国7年设于西团）、通遂（民国8年设于沈灶）、中孚（又称通济，民国8年设于潘家 ）等5所公司。这些公司投资多的超过百万元，少的数十万元，垦地数十万亩。
废灶兴垦，发展棉植，解决了办纱厂所需要的原料。民国3年（1914年）张謇还以他任两淮盐政使的俸金，在台城南门口河南创办了泰属贫民工场一所，建房80余间，占地30亩，雇工进行毛巾、藤器、缝纫等项工艺的生产。民国8年张謇还将上海人招股筹建的东台荣泰电气公司承购下来，改名为东明电气公司，并增加股金，添置机件，于当年秋开始发电，解决了大街与一些用户照明的困难。光绪30年(1904年），张謇创办了南通大达轮步（步即局），先开辟了外江航线，以后又组成了大达轮船公司，在苏北内河开辟航线。开泰-东-盐班，每日对开一次，循运盐河由泰州至东台，再由东台循串场河至盐城。后来在东台设有分公司，沿线集镇均设有轮船站，代办货运、客运，发展了东台与各邻县的水上交通运输。
[b][color=#66cc66]创办吴淞商船专科学校[/color][/b]
1905年，张謇与马相伯在吴淞创办了复旦公学，这就是复旦大学的前身。1907年创办了农业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1909年倡建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即今南通中学）。1912年创办了医学专门学校和纺织专门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大学前身），并陆续兴办一批小学和中学。1909年，张謇创办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因地处吴淞，曾一度称“吴淞商船专科学校”。解放后，学校改组为上海航务学院。 1958年，交通部决定在上海恢复上海航务学院建制，随委托上海海运局负责教室校舍等基础设施筹建工作。1959年9月5日，学校正式开学，并命名为上海海运学院，2004年，经教育部批准，上海海运学院更名为上海海事大学。1912年，张謇在老西门创办江苏省立水产学校，1913年全校迁往吴淞，故称’ 吴淞水产专科学校”， 今天上海海洋大学的前身。 1917年，张謇支持下，同济医工学堂（同济大学的前身）在吴淞复校。 1921年，上海商科大学在上海成立。上海商科大学前身是南京师范高等学校，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扩展为国立东南大学，张謇是国立东南大学主要创建人之一。视职业教育，师范学校的测绘、蚕桑等科发展成为十几所职业学校，其中以纺织、农业、医学三校成绩显著，以后各自扩充为专科学校，1924年合并为南通大学。 与近代南通大学有着同源血脉关系的高校还有：东华大学、江苏农学院（后并入扬州大学）、苏州医学院（后并入苏州大学）等。中国的第一所师范学校——南通师范学校（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一部分系科迁入扬州成立扬州师范学院）及中国第一所特殊教育学校——聋哑学校。
[b][color=#66cc66]创建了国内第一所博物馆[/color][/b]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在通州建立了国内第一所博物馆——南通博物苑。1915年建立了军山气象台。此外还陆续创办了图书馆、盲哑学校等。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会长，江苏两淮盐总理。1912年南京政府成立，任实业总长，1912年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后因目睹列强入侵，国事日非，毅然弃官，全力投入实业教育救国之路。1918年10月23日与熊希龄、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和平期成会”。
张謇乃科甲出身，状元及第，书法自有根底，楷、隶、行、草兼擅，沉稳深秀，传世以行楷为多，隶书绝少见，然此副一则为隶，另则长言龙门，笔法瘦硬，纵横飞动，妙得《礼器碑》，《石门颂》精髓，偶参篆书体势，古雅清新，更是绝品中之精品。1922年，商业精神领袖、“状元企业家”破产。1926年7月17日，一代“状元企业家”在无限的寂寥和落寞中黯然离世。他的陪葬品是：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还有一对金属的小盒子，分别装着一粒牙齿，一束胎发。（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8月24日，张謇墓被红卫兵当做“四旧”砸毁，张謇的孙女张柔武目睹墓中葬物。）
[b][color=#ff6600]八、乔贵发：豪爽与精明的个性[/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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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孤儿，一个穷光棍，一个拉骆驼的，一个做豆腐的……最终竟成为称雄包头的巨商!他靠的是什么?豪爽与精明的个性。苦难的童年生活磨励了他的个性，这种个性使他创建了广盛公字号，使广盛公长盛不衰，维系了买卖二百年。他建造了山西乔家大院，被后人称为“晋商之冠”。他的亿万家财，是从他的个性中淘来的，他在买卖上能铸成大功，也得益于做每件事情上的豪爽与精明。
祁县乔家堡“乔在中堂”，是清乾隆年间由乔贵发开始发富的。乔贵发原系一贫苦农民，因生活所迫，与盟兄弟徐沟县大常村秦某相偕于1736年（乾隆元年）离乡背井，到了内蒙古萨拉齐厅老官营村，在一家吴姓的当铺当了伙计。十余年后，多少有点积蓄，便转到包头西脑包开了一个草料输，并经营豆腐、豆芽、烧饼、切面以及零星杂货，并无商号牌子。1755年（乾隆二十年）农业丰收，粮价低落，便大量买进黄豆，准备做豆腐，恰该年豆价骤涨，他们卖豆盈利更多，便挂出了“广盛公”的牌子，以后改“复盛公”。随着包头的发展，复盛公营业旺盛，派生出了复盛西、复盛全、复盛油房、复盛菜园、复盛西店（客栈）、复盛西面店等等。其经营项目包括粮食、布匹、绸缎、烟酒、蔬菜、皮毛、铁水、洗染、旅馆、当铺、钱店、票号等等，并且还发行了纸币。以后又在归化城设立通和店、大德店、德兴店、德兴长等经营粮食；设大广顺恒、晋泉源、德中庸经营钱庄；设立通顺店经营皮毛、百货；设立大德通，经营票号。乔家商业最盛时广设于北京、太原、太谷、祁县、西安、兰州、南京、上海、杭州、汉口、广州、沈阳、哈尔滨、张家口等地，全部资产约在白银一千万两以上。
[b][color=#ff6600]九、郑和：顽强与忠勇的个性[/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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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茫的大海上，船队劈波斩浪浩浩荡荡奋勇前进，几米高的大浪无情地拍打在船上发出轰轰巨响，船头上站立一人，身高七尺开外，身穿盔甲，威风凛凛，凝神远眺，他就是名扬四海的明朝初年的三保太监——一郑和，一位海外贸易的大官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创下了“海上丝瓷之路”。正是他的这种顽强与忠勇个性格才使他流芳百世。
[b][color=#ff6600]十、荣氏家族：太极与刚正的个性[/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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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的魅力是怎样使一个家族繁荣昌盛?被毛泽东称为“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的荣氏家族，他们第一代创业者荣宗敬、荣德生拥有中国人最理想的太极与刚正个性。正因为他们具有这种个性，使他们能历尽千辛万苦创下大业，赢得清末“棉纱大王”美誉。
关于他的家族，评论很多。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说：“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高德步评价说：“从近代开始，荣家三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创办的企业是中国民族企业的前驱；解放后，荣毅仁支持中国政府的三大改造，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荣家第三代荣智健等人对中国市场经济、新兴民族企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荣家是爱国资本家的典型代表，解放后，获得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对于这样家族重视有加也是理所当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在接受《时代人物周报》采访时说。
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红色资本家、中国首富。百年来，荣氏家族从来都不缺乏这样的王牌称号，他们在商场上的纵横驰骋，独领风骚，也逐步为他们在政治上赢得了较高的话语权。这一点尤其在第二代掌门人荣毅仁身上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从1957出任上海市副市长到1993出任国家副主席，荣氏家族在政坛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b][color=#66CC66]哥哥离开学堂[/color][/b]
由于家境贫寒，荣熙泰的长子荣宗敬在14岁时就不得不离开学堂，到上海南市区一家铁锚厂当起了学徒。当时是1886年。比荣宗敬小两岁的荣德生在私塾学校读书，因为父亲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认为他将来一定可以考科举当大官。
[color=#66CC66][b]弟弟以哥哥为榜样[/b][/color]
荣德生却并不这么想，他一直以哥哥为学习的榜样，想早日为家庭分忧，三年后，15岁的荣德生乘着小木船从闭塞的无锡郊区摇进了喧闹的大上海。
在兄长的引荐下，荣德生进入上海通顺钱庄做学徒，此时的荣宗敬则在另一家钱庄做学徒。这为几年后他们和父亲一起在上海鸿升码头开一个名叫广生的钱庄打下了业务基础。经营上的稳妥再加上从不投机倒把，两年不到，荣氏兄弟便掘得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桶金。
[b][color=#66CC66]大受启发[/color][/b]
就在生意蒸蒸日上之时，荣德生南下广东，留下荣宗敬一人打理钱庄。在那里他呆了整整一年，广东人思想活跃，敢于开拓，善于经营，这些都使荣德生大受启发。他发现，从外国进口物资中，面粉的量是最大的，尤其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销路非常好，而国内面粉厂却只有天津贻来牟、芜湖益新、上海阜丰以及英商在上海经营的增裕四家。
[b][color=#66CC66]迈出决定性一步[/color][/b]
荣德生看出了面粉行业的商机，当他把这一想法告诉荣宗敬时，兄弟俩一拍即合。20世纪的第一个年头，荣氏家族事业迈出了其决定性的一步。
农历二月初八，荣德生挑了这一良辰吉日破土动工，地点是在无锡西门外的太保墩，取名保兴，有保证兴旺的意思，这是无锡历史上第二家近代企业。17亩地皮，四部法国石磨，三道麦筛，两道粉筛，这是面粉厂的所有家当。
[b][color=#66CC66]发展速度[/color][/b]
从1914年至1922年8年间，荣家的面粉产业发展迅速，其产量占到当时全国面粉总产量的29%。这种高速度不仅在中国绝无仅有，在世界产业史上也非常罕见。到抗战前，荣家的面粉厂已飙升到14家，另外还衍生出了9家纺织厂。
[color=#66CC66][b]红色资本家[/b][/color]
“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这是荣熙泰留给两个儿子的遗训。兄弟俩一直以这句话来警戒自己，并因此在商场上建立了良好的信誉，每当资金紧缺之时，沪上一些银行老板甚至会主动上门争相要求帮忙。
“孔家、宋家都是当时上海滩数一数二的金融资本家，由于跟他们关系密切，银根紧缩的时候，别人借不到，荣家却可以借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克锋说。
荣氏兄弟性格迥异，荣德生处事慎重，考虑周密，而荣宗敬则敢于冒险，做起事来很有魄力，在兄弟俩默契配合下，荣家企业扩张步伐在不断加快，渐渐地厂房就从华东铺向了全国各地。
1949年，国民党政权倒台前夕，荣氏家族内部出现了大震荡，这一年也是个分水岭，荣家由此走向低潮。国民政府在前一年推行币值改革和限价政策，不久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引起抢购狂潮，上海经济渐趋瘫痪。
上海产业界人士纷纷迁资海外，寻求新的出路。1948年11月，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因套购外汇被国民党政府判处缓刑，后交了一百万美元才算了结，情绪一度陷入低潮，不久就将鸿丰二厂纱机及设备售与大安纱厂，他则去香港另设大元纱厂，最后远走巴西，1990年客死他乡。其弟荣鸿三、荣鸿庆和荣德生之子荣尔仁、荣研仁等也先后离开上海。
资金的外流，致使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这让荣德生气愤不已，“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在最后关头，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经再三斟酌决定留在大陆。
上海解放后，荣氏企业面临困难，不仅资金紧张，原料也供应不足，国家通过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方法，对荣氏企业予以大力扶持，实现了新的复苏。荣德生父子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信任感。荣毅仁在1954年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将他的产业实行公私合营，这一举动为上海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起了积极带头作用，“红色资本家”的称呼由此得来。
“荣家之所以能一直这么富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很善于处理跟政府之间的关系。”一位对荣家颇有研究但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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