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件之——贞观之治
[backcolor=#ffcccc][table=517][tr][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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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之治是指唐朝初期出现的太平盛世。由于唐太宗能任人为贤，知人善用；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宁的局面。当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盛世,同时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size][/colo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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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新宋体][color=#ff00cc][size=2]贞观之治 - 时间[/size][/colo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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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font=新宋体][color=#000000]发生时间：公元627～649年
所属朝代：唐朝[/color][/font][/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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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新宋体][color=#ff00cc][size=2]贞观之治 - 历史内容[/size][/colo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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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唐太宗李世民亲历隋末的社会大动荡，他以隋炀帝杨广的破家亡国为戒，接受隋末农民起义 的教训，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在政治上励精图治，实行了一系列的开明政策和措施，政绩卓著。他曾说：“水可以载船，也可以覆船，民众好比水，人君好比船。”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就不能过苛地对待民众。因此，他很注意倾听不同意见，鼓励群臣犯颜直谏，并留心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当官，不计身份，不别亲疏，推行“任人唯贤”的政策。 [/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首先，他罢免了裴寂等保守官僚，起用了庶族地主的代表人物魏征、戴胄、刘洎、马周、李勣、张亮等，这些人大都是知识分子，熟悉历代兴亡的史实和封建思想家治国的道理，特别是许多人参加过农民军，对农民革命的伟大力量有所了解，处理政务比较接近实际。李世民还能通过选拔大批庶族地主的政治家进入最高统治集团，通过修《氏族志》和发展科举制度，抑制了士族地主势力，适应了庶族地主发展的历史趋势。李世民又以隋炀帝拒谏饰非为鉴，虚怀博纳，从谏如流；魏徵、刘洎、岑文本及马周等谏臣盈廷，多能面折廷争，提出了不少的中肯意见和批评，因此皇帝能够较好地实行“君道”，避免和纠正了许多错误。太宗善辨君子、小人，根据举贤任能的原则，用贤良，退奸佞，因而忠贤满朝，人才济济。如房玄龄、杜如晦是贞观王朝的著名贤相，虞世南是一人兼数职的名臣。太宗举贤任能不避仇，以诚信待下，信赏必罚，调动臣下的积极性，政治生活十分正常。他又进一步严密了三省六部制，规定三省长官，尚书省的尚书仆射，中书省的中书令和门下省的侍中共掌宰相的职权。另外，又任命一些官员加以“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头衔为宰相，参加政事堂议事。宰相人数增多，可以集中多数意见，避免一两个宰相专权。而且宰相品位不高，进退较易，使唐太宗可以破格提拔庶族地主做宰相，造成中央机构中庶族地主占优势。 [/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其次，以变重为轻，务行宽简的精神立法，选择执法官吏，尽量避免枉滥；国君率先遵守法制，执法不避亲贵。重视地方政治，慎择刺史，吏治比较清明。释放宫女，纵放鹰犬，提倡节俭，避免不必要的战争，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发展生产，以缓和阶级矛盾。他坚持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休养生息，奖励农耕，使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太宗贯彻“重今朝冠冕”的原则，令高士廉等修成《贞观氏族志》，并禁止山东大族卖婚求财，抑制了旧士族的势力。由于执行上述政策和措施，也由于劳动人民的辛勤努力，贞观时期出现了牛马布野，谷价低廉，社会升平的景象。 [/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李世民还注意各民族的关系，促进了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可与汉代“文景之治”相媲美的盛世。 [/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唐太宗实行的政策和措施虽然具有进步性，但都是服务于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贞观时期劳动人民仍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贞观后期，唐太宗逐渐走向奢靡，有时浪掷民财，纳谏、用人、执法等方面也不如以往；东征高丽的战争则给中朝人民带来了苦难。这说明“贞观之治”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ff00cc][size=2]贞观之治 - 历史原因[/size][/color][/font]
[align=center][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img]http://a3.att.hudong.com/82/88/01300000200280121696884544856.jpg[/img][/size][/color][/font][/align][align=center][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唐太宗李世民[/size][/color][/font][/align][align=center][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size][/color][/font][/align][size=2][font=新宋体][color=#000000]1。隋唐更替，其间的战争是人口减少约2000万以上，战争结束，人少地多，人心思安，这是贞观之治产生的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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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font=新宋体][color=#000000]2。隋开创了大运河以及科举，大运河的劳民导致隋灭亡，但这些却促成了贞观之治的产生。开创大运河，弊在当时，功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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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font=新宋体][color=#000000]3。前期的李世民汲取隋失败的教训，正如汉朝初期汲取秦灭亡的教训一样，让百姓休养生息，李世民自己也基本能虚怀从谏。但是，晚期的李世民变了，不再那么虚怀从谏，不在让百姓休养生息，而是好大喜功，征服高丽失败。这些是贞观之治不能持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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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新宋体][color=#ff00cc][size=2]贞观之治 - 盛世景象[/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一、社会秩序空前安定。[/size][/color][/font]
[size=2][font=新宋体][color=#000000] 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史书记载:
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color][/font][/size]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二、开放的国界。[/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就象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唐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自己的国家在他们心中和没有开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于是就不想回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中国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中国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中国人为荣（这使人想起今日美国的绿卡）。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仅这一点就说明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强的土地，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贞观王朝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外国人在中国就象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力，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来自阿拉伯帝国和日本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一千年。[/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一千二百年后，日本帝国进行了第二次现代化运动，全方位地接受西洋文化，使自己再度平空跃进几百年，并把昔日的老师踩在脚下，在老师的“庭院”里制造了两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日本民族并不高明，它只是善于学习而已。这个步子比别人慢半拍的民族有一个最大的优点――落后但不固执。当外来文明入侵时，它总是虚怀若谷地主动接受比本民族先进的文化，用最快最便捷的方式接受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使自己快速跃进到先进民族的行列。[/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一个民族落后并不可怕，固执才是最可怕的！[/size][/colo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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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三、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中国官场的贪污病菌是无孔不入的，以至占绝大多数的国人都认定贪污是人类社会的不治之症，只要是有“官”的地方就避免不了贪污。当从英美等国归来的留学生向他们的亲朋好友陈述这些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时，没有几个人不认为他是在胡说八道。其实，贪污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地球上就有不少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不仅是美利坚和英吉利等现代化强国，就连主要由中国人组成的新加坡也基本上消灭了贪污。[/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这里所说的基本上消灭了贪污并不是说完全杜绝了贪污现象，而是指贪污行为在整个官场中属极个别的现象，且贪污的数额不大（一年的贪污额一般不会超过此人一年的薪水），持续的时间也不会很长（连续作案三年以上的少之又少），都会很快败露且受到毫不留情的严惩。克林顿事件是美国政治上的最大丑闻，可一位中国人说：我国的一个村长也比克林顿要风流好多倍，美国总统真是当得太窝囊了……[/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最值得称导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尢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明王朝的朱元璋对贪污的处罚最为严酷，贪官一律处以剥皮的惨刑，可明王朝的贪官之多在历史上仍属罕见。可见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size][/colo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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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四、分权制度的初步尝试。[/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中国封建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地方服从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马首是瞻。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说明了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作出有损他清誉的不慎重决定。中国历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个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拥有如此杰出智慧和胸襟（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有点象他的学生）。[/size][/colo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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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五、高度发达的商业。[/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中国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封建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杨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可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达到她的最高使用价值。 [/size][/color][/font]
[align=left][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绸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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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创新”是“贞观之治”的活力之源[/size][/colo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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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政治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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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渊源于锐意开拓，不断创新。“贞观之治”从本质上说就是创新的过程，创新的成就。“创新”精神是“贞观之治”之所以能够超越其他历史时期、独领风骚的根本标志。[/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贞观之治的“创新”特点体现在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思维创新等多个层次、多个方面。如三省六部制度，并不首创于“贞观”时期，然而，唐太宗对它有改革，有发展，因而使三省六部制的运作机制得到重大改善，效率得到明显提高。它最大限度地贯彻了在封建政体条件下的分权原则，发挥了中央决策、审议、执行机构之间互为弥补、互为制约的功能：由中书省发布政令，由门下省审核政令，由尚书省执行政令。这一体制“创新”，使得决策、审核、执行诸环节有机衔接，既提高了行政效率，又把政治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失误降低到较低的程度。毫无疑义，正是这种制度创新，为贞观时期各项政策的全面推广和普遍落实提供了重要保证。又如，编纂《氏族志》虽然不是“贞观之治”中特别亮丽的节目，但它同样蕴涵着深厚的“创新”魂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决定“贞观之治”成败的一个重要环节。道理很简单，唐太宗组织编纂《氏族志》，中间尽管有趁机提高李姓皇族地位的私曲，但在客观上却强有力地抑制了士族地主势力，为科举制的健全发展扫清了道路，顺应了庶族地主势力迅速崛起的历史大势，从而确保了大批既有办事能力、又愿效忠朝廷的庶族地主政治家进入权力中枢，扩大了统治基础。这种顺应时势、强本固基的做法，当然属于政治文化建设上的重大创新。再如，贞观时期进步民族政策的制定与推行，也植根于唐太宗在民族观念上的“创新”。长期以来，中原正统的观念都是讲“夷夏之辨”，严“夷夏之防”。这种思想在意识深处有一种民族隔阂、民族撕裂的情绪，对秦汉魏晋以来的民族融合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而贞观时期，唐太宗明确宣布：“自古皆贵中华而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在这样的理念引导下，唐太宗禀执“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从而在民族观念上实现了创新与突破，在实践中极大地缓和了民族矛盾，为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注入了活力。很显然，没有民族观念上的“创新”，就不可能有唐太宗被北方各族尊奉为“天可汗”的历史一幕，更不会出现“九重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场景。[/size][/color][/font]
[size=2][font=新宋体][color=#000000] “和谐”是“贞观之治”的理想境界 [/color][/font][/size]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社会政治生活的理想状态是和谐。而所谓“和谐”，体现为三个方面，即包容性、互补性、平衡性。考察“贞观之治”的历史，不难发现这一时期之所以达到封建社会“治世”的极致，就是因为它上下弥漫着“和谐”的气度，内外渗透着“和谐”的血液。[/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就包容性而言，唐太宗治国，能够做到海涵一切，虚怀若谷，宽容包纳。不以一人之智为智，而以众人之智为智。由于能包容，故唐太宗勇于求谏，善于纳谏，容忍和接受魏徵等大臣的犯颜直谏，闻过则喜，虚心听取各种意见，择善而从，将决策建立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之上；由于能包容，故唐太宗在人才任用上，能做到不别亲疏，唯才是举，甚至包容魏徵、王珪、薛万彻等原先身为敌对营垒的贤能之士，让其拥有广阔的政治舞台发挥文韬武略，贡献聪明才智。总之，由于能包容，使得贞观一朝的社会政治生活呈现出祥和安定的氛围，造就了政通人和、人才辈出、上下同心的“和谐”局面。[/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就互补性而言，“贞观之治”体现了文武并用、宽猛相济的治国安邦精神。“和谐”的前提是承认差异，手段是控制差异，这就要求在治国思维的选择和管理艺术的运用上，具备政治大智慧，做到刚柔相济、恩威并施、双管齐下、相反相成。这一点，在唐太宗的治国实践中表现得很充分。换言之，以互补的方式实现“和谐”，乃是“贞观之治”的鲜明特色。如在用人上，唐太宗深谙“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多能根据属僚群臣的不同特点，作出准确的定位，加以合适的任用，从而使不同类型的人才皆得其用，脍炙人口的“房谋杜断”，正是这种人才任用上互补性成功的形象写照。又如，在学术文化上，既推崇和确立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儒学之盛，古者未之有也”；同时又承认和鼓励佛教的传播和道教的发展，李唐皇室奉老子为先祖和资助玄奘翻译佛经就是这方面的明显例子。[/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就平衡性而言，“贞观之治”也有独到之处。唐太宗君臣在维护封建统治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对社会的公平与公正也有所重视，并尽力将社会冲突的危险控制在最低的程度。首先，唐太宗一生践行“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从”的为君之道，带头提倡节俭，释放宫女，让利于民，“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奖励农耕，将儒家一贯倡导的“取于民有制”原则变成行动的纲领。其次，唐太宗对皇亲国戚多有约束，防止他们为非作歹，平添社会的对立。同时，根据“明主治吏不治民”的原则，慎重选择地方官吏，整肃贪黩腐败。其三，唐太宗对科举取士制度作了重要改进，让有才能的寒素之士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变身份，进入官吏队伍，这样便扩大了统治基础，在此基础上，达成相对的动态平衡。[/size][/color][/font]
[size=2][font=新宋体][color=#000000] “有节”是“贞观之治”的成功环节 [/color][/font][/size]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有理，有利，有节”，是政治运作上的大智慧。政治的高明，在某种程度上就体现为对“度”的巧妙掌控。真正杰出的政治家，对战略目标的设定总是非常理智的，既不会在困难面前踌躇犹豫,也不会在胜利面前头脑发热，而是能做到掌握分寸，留有余地，适可而止，见好就收。这种遇事“有节”、运作“有度”的特色，在贞观时期的政治实践中同样不乏具体表现。唐太宗作为一代明主，在治国经武方面反映出的沉稳与节制，正是其政治智慧超人一等的生动写照。[/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对武德旧臣的安排处置，就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唐太宗遇事“有节”，运作“有度”的政治大智慧。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完全掌控了整个国家机器，生杀予夺，专一于己。然而，他在用人上，并没有让感情蒙蔽自己的理智，没有来一次彻底的大换班，没有将武德旧臣一脚统统踢出朝廷。恰恰相反，他基于士族势力依然强大的现实，考虑到平稳政局的客观需要，对充当既得利益代表的主要武德旧臣，诸如裴寂、宇文士及，封德彝、萧瑀等人依旧予以任用，然而，他又通过赋于自己亲信和新锐之士真正实权的方式使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渐渐边缘化。这样，既保证了贞观一朝的正确政治路线得到切实的贯彻，又避免了因官吏队伍变动过于急剧而可能导致的政局动荡，在平稳中巧妙地完成了权力格局的调整。这种高明驾驭政治运作的艺术，称得上是“釜底抽薪”，它远远胜过表面光鲜而实质笨拙的“扬汤止沸”。其他像生擒颉利可汗后未加诛戮、在新占边陲之地设置羁縻府州而不推行郡县制、钟爱魏王李泰而最终放弃传位于他的念头等等，也都反映了唐太宗分寸度把握上的恰到好处。[/size][/colo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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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之治是指唐朝初期出现的太平盛世。由于唐太宗能任人为贤，知人善用；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宁的局面。当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盛世,同时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size][/colo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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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朝代：唐朝[/color][/font][/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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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新宋体][color=#ff00cc][size=2]贞观之治 - 历史内容[/size][/colo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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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唐太宗李世民亲历隋末的社会大动荡，他以隋炀帝杨广的破家亡国为戒，接受隋末农民起义 的教训，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在政治上励精图治，实行了一系列的开明政策和措施，政绩卓著。他曾说：“水可以载船，也可以覆船，民众好比水，人君好比船。”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就不能过苛地对待民众。因此，他很注意倾听不同意见，鼓励群臣犯颜直谏，并留心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当官，不计身份，不别亲疏，推行“任人唯贤”的政策。 [/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首先，他罢免了裴寂等保守官僚，起用了庶族地主的代表人物魏征、戴胄、刘洎、马周、李勣、张亮等，这些人大都是知识分子，熟悉历代兴亡的史实和封建思想家治国的道理，特别是许多人参加过农民军，对农民革命的伟大力量有所了解，处理政务比较接近实际。李世民还能通过选拔大批庶族地主的政治家进入最高统治集团，通过修《氏族志》和发展科举制度，抑制了士族地主势力，适应了庶族地主发展的历史趋势。李世民又以隋炀帝拒谏饰非为鉴，虚怀博纳，从谏如流；魏徵、刘洎、岑文本及马周等谏臣盈廷，多能面折廷争，提出了不少的中肯意见和批评，因此皇帝能够较好地实行“君道”，避免和纠正了许多错误。太宗善辨君子、小人，根据举贤任能的原则，用贤良，退奸佞，因而忠贤满朝，人才济济。如房玄龄、杜如晦是贞观王朝的著名贤相，虞世南是一人兼数职的名臣。太宗举贤任能不避仇，以诚信待下，信赏必罚，调动臣下的积极性，政治生活十分正常。他又进一步严密了三省六部制，规定三省长官，尚书省的尚书仆射，中书省的中书令和门下省的侍中共掌宰相的职权。另外，又任命一些官员加以“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头衔为宰相，参加政事堂议事。宰相人数增多，可以集中多数意见，避免一两个宰相专权。而且宰相品位不高，进退较易，使唐太宗可以破格提拔庶族地主做宰相，造成中央机构中庶族地主占优势。 [/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其次，以变重为轻，务行宽简的精神立法，选择执法官吏，尽量避免枉滥；国君率先遵守法制，执法不避亲贵。重视地方政治，慎择刺史，吏治比较清明。释放宫女，纵放鹰犬，提倡节俭，避免不必要的战争，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发展生产，以缓和阶级矛盾。他坚持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休养生息，奖励农耕，使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太宗贯彻“重今朝冠冕”的原则，令高士廉等修成《贞观氏族志》，并禁止山东大族卖婚求财，抑制了旧士族的势力。由于执行上述政策和措施，也由于劳动人民的辛勤努力，贞观时期出现了牛马布野，谷价低廉，社会升平的景象。 [/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李世民还注意各民族的关系，促进了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可与汉代“文景之治”相媲美的盛世。 [/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唐太宗实行的政策和措施虽然具有进步性，但都是服务于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贞观时期劳动人民仍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贞观后期，唐太宗逐渐走向奢靡，有时浪掷民财，纳谏、用人、执法等方面也不如以往；东征高丽的战争则给中朝人民带来了苦难。这说明“贞观之治”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ff00cc][size=2]贞观之治 - 历史原因[/size][/color][/font]
[align=center][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img]http://a3.att.hudong.com/82/88/01300000200280121696884544856.jpg[/img][/size][/color][/font][/align][align=center][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唐太宗李世民[/size][/color][/font][/align][align=center][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size][/color][/font][/align][size=2][font=新宋体][color=#000000]1。隋唐更替，其间的战争是人口减少约2000万以上，战争结束，人少地多，人心思安，这是贞观之治产生的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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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font=新宋体][color=#000000]2。隋开创了大运河以及科举，大运河的劳民导致隋灭亡，但这些却促成了贞观之治的产生。开创大运河，弊在当时，功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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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font=新宋体][color=#000000]3。前期的李世民汲取隋失败的教训，正如汉朝初期汲取秦灭亡的教训一样，让百姓休养生息，李世民自己也基本能虚怀从谏。但是，晚期的李世民变了，不再那么虚怀从谏，不在让百姓休养生息，而是好大喜功，征服高丽失败。这些是贞观之治不能持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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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新宋体][color=#ff00cc][size=2]贞观之治 - 盛世景象[/size][/colo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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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一、社会秩序空前安定。[/size][/color][/font]
[size=2][font=新宋体][color=#000000] 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史书记载:
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color][/font][/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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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二、开放的国界。[/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就象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唐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自己的国家在他们心中和没有开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于是就不想回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中国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中国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中国人为荣（这使人想起今日美国的绿卡）。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仅这一点就说明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强的土地，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贞观王朝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外国人在中国就象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力，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来自阿拉伯帝国和日本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一千年。[/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一千二百年后，日本帝国进行了第二次现代化运动，全方位地接受西洋文化，使自己再度平空跃进几百年，并把昔日的老师踩在脚下，在老师的“庭院”里制造了两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日本民族并不高明，它只是善于学习而已。这个步子比别人慢半拍的民族有一个最大的优点――落后但不固执。当外来文明入侵时，它总是虚怀若谷地主动接受比本民族先进的文化，用最快最便捷的方式接受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使自己快速跃进到先进民族的行列。[/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一个民族落后并不可怕，固执才是最可怕的！[/size][/colo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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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三、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中国官场的贪污病菌是无孔不入的，以至占绝大多数的国人都认定贪污是人类社会的不治之症，只要是有“官”的地方就避免不了贪污。当从英美等国归来的留学生向他们的亲朋好友陈述这些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时，没有几个人不认为他是在胡说八道。其实，贪污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地球上就有不少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不仅是美利坚和英吉利等现代化强国，就连主要由中国人组成的新加坡也基本上消灭了贪污。[/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这里所说的基本上消灭了贪污并不是说完全杜绝了贪污现象，而是指贪污行为在整个官场中属极个别的现象，且贪污的数额不大（一年的贪污额一般不会超过此人一年的薪水），持续的时间也不会很长（连续作案三年以上的少之又少），都会很快败露且受到毫不留情的严惩。克林顿事件是美国政治上的最大丑闻，可一位中国人说：我国的一个村长也比克林顿要风流好多倍，美国总统真是当得太窝囊了……[/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最值得称导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尢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明王朝的朱元璋对贪污的处罚最为严酷，贪官一律处以剥皮的惨刑，可明王朝的贪官之多在历史上仍属罕见。可见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size][/colo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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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四、分权制度的初步尝试。[/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中国封建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地方服从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马首是瞻。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说明了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作出有损他清誉的不慎重决定。中国历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个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拥有如此杰出智慧和胸襟（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有点象他的学生）。[/size][/colo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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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五、高度发达的商业。[/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中国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封建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杨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可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达到她的最高使用价值。 [/size][/color][/font]
[align=left][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绸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size][/color][/font][/align][align=center][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attachment=11330598] [/size][/color][/font][/align][align=center][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丝绸之路[/size][/color][/font][/align][align=center][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size][/color][/font][/align][align=left][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size][/color][/font][/align][align=left][font=新宋体][color=#ff00cc][size=2]贞观之治 - 三大特征[/size][/color][/font][/align][align=left][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size][/color][/font][/align][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贞观之治”的显著特色就是“创新”、“和谐”、“有节”。[/size][/colo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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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创新”是“贞观之治”的活力之源[/size][/colo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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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政治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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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渊源于锐意开拓，不断创新。“贞观之治”从本质上说就是创新的过程，创新的成就。“创新”精神是“贞观之治”之所以能够超越其他历史时期、独领风骚的根本标志。[/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贞观之治的“创新”特点体现在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思维创新等多个层次、多个方面。如三省六部制度，并不首创于“贞观”时期，然而，唐太宗对它有改革，有发展，因而使三省六部制的运作机制得到重大改善，效率得到明显提高。它最大限度地贯彻了在封建政体条件下的分权原则，发挥了中央决策、审议、执行机构之间互为弥补、互为制约的功能：由中书省发布政令，由门下省审核政令，由尚书省执行政令。这一体制“创新”，使得决策、审核、执行诸环节有机衔接，既提高了行政效率，又把政治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失误降低到较低的程度。毫无疑义，正是这种制度创新，为贞观时期各项政策的全面推广和普遍落实提供了重要保证。又如，编纂《氏族志》虽然不是“贞观之治”中特别亮丽的节目，但它同样蕴涵着深厚的“创新”魂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决定“贞观之治”成败的一个重要环节。道理很简单，唐太宗组织编纂《氏族志》，中间尽管有趁机提高李姓皇族地位的私曲，但在客观上却强有力地抑制了士族地主势力，为科举制的健全发展扫清了道路，顺应了庶族地主势力迅速崛起的历史大势，从而确保了大批既有办事能力、又愿效忠朝廷的庶族地主政治家进入权力中枢，扩大了统治基础。这种顺应时势、强本固基的做法，当然属于政治文化建设上的重大创新。再如，贞观时期进步民族政策的制定与推行，也植根于唐太宗在民族观念上的“创新”。长期以来，中原正统的观念都是讲“夷夏之辨”，严“夷夏之防”。这种思想在意识深处有一种民族隔阂、民族撕裂的情绪，对秦汉魏晋以来的民族融合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而贞观时期，唐太宗明确宣布：“自古皆贵中华而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在这样的理念引导下，唐太宗禀执“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从而在民族观念上实现了创新与突破，在实践中极大地缓和了民族矛盾，为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注入了活力。很显然，没有民族观念上的“创新”，就不可能有唐太宗被北方各族尊奉为“天可汗”的历史一幕，更不会出现“九重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场景。[/size][/color][/font]
[size=2][font=新宋体][color=#000000] “和谐”是“贞观之治”的理想境界 [/color][/font][/size]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社会政治生活的理想状态是和谐。而所谓“和谐”，体现为三个方面，即包容性、互补性、平衡性。考察“贞观之治”的历史，不难发现这一时期之所以达到封建社会“治世”的极致，就是因为它上下弥漫着“和谐”的气度，内外渗透着“和谐”的血液。[/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就包容性而言，唐太宗治国，能够做到海涵一切，虚怀若谷，宽容包纳。不以一人之智为智，而以众人之智为智。由于能包容，故唐太宗勇于求谏，善于纳谏，容忍和接受魏徵等大臣的犯颜直谏，闻过则喜，虚心听取各种意见，择善而从，将决策建立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之上；由于能包容，故唐太宗在人才任用上，能做到不别亲疏，唯才是举，甚至包容魏徵、王珪、薛万彻等原先身为敌对营垒的贤能之士，让其拥有广阔的政治舞台发挥文韬武略，贡献聪明才智。总之，由于能包容，使得贞观一朝的社会政治生活呈现出祥和安定的氛围，造就了政通人和、人才辈出、上下同心的“和谐”局面。[/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就互补性而言，“贞观之治”体现了文武并用、宽猛相济的治国安邦精神。“和谐”的前提是承认差异，手段是控制差异，这就要求在治国思维的选择和管理艺术的运用上，具备政治大智慧，做到刚柔相济、恩威并施、双管齐下、相反相成。这一点，在唐太宗的治国实践中表现得很充分。换言之，以互补的方式实现“和谐”，乃是“贞观之治”的鲜明特色。如在用人上，唐太宗深谙“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多能根据属僚群臣的不同特点，作出准确的定位，加以合适的任用，从而使不同类型的人才皆得其用，脍炙人口的“房谋杜断”，正是这种人才任用上互补性成功的形象写照。又如，在学术文化上，既推崇和确立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儒学之盛，古者未之有也”；同时又承认和鼓励佛教的传播和道教的发展，李唐皇室奉老子为先祖和资助玄奘翻译佛经就是这方面的明显例子。[/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就平衡性而言，“贞观之治”也有独到之处。唐太宗君臣在维护封建统治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对社会的公平与公正也有所重视，并尽力将社会冲突的危险控制在最低的程度。首先，唐太宗一生践行“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从”的为君之道，带头提倡节俭，释放宫女，让利于民，“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奖励农耕，将儒家一贯倡导的“取于民有制”原则变成行动的纲领。其次，唐太宗对皇亲国戚多有约束，防止他们为非作歹，平添社会的对立。同时，根据“明主治吏不治民”的原则，慎重选择地方官吏，整肃贪黩腐败。其三，唐太宗对科举取士制度作了重要改进，让有才能的寒素之士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变身份，进入官吏队伍，这样便扩大了统治基础，在此基础上，达成相对的动态平衡。[/size][/color][/font]
[size=2][font=新宋体][color=#000000] “有节”是“贞观之治”的成功环节 [/color][/font][/size]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有理，有利，有节”，是政治运作上的大智慧。政治的高明，在某种程度上就体现为对“度”的巧妙掌控。真正杰出的政治家，对战略目标的设定总是非常理智的，既不会在困难面前踌躇犹豫,也不会在胜利面前头脑发热，而是能做到掌握分寸，留有余地，适可而止，见好就收。这种遇事“有节”、运作“有度”的特色，在贞观时期的政治实践中同样不乏具体表现。唐太宗作为一代明主，在治国经武方面反映出的沉稳与节制，正是其政治智慧超人一等的生动写照。[/size][/color][/font]
[font=新宋体][color=#000000][size=2] 对武德旧臣的安排处置，就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唐太宗遇事“有节”，运作“有度”的政治大智慧。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完全掌控了整个国家机器，生杀予夺，专一于己。然而，他在用人上，并没有让感情蒙蔽自己的理智，没有来一次彻底的大换班，没有将武德旧臣一脚统统踢出朝廷。恰恰相反，他基于士族势力依然强大的现实，考虑到平稳政局的客观需要，对充当既得利益代表的主要武德旧臣，诸如裴寂、宇文士及，封德彝、萧瑀等人依旧予以任用，然而，他又通过赋于自己亲信和新锐之士真正实权的方式使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渐渐边缘化。这样，既保证了贞观一朝的正确政治路线得到切实的贯彻，又避免了因官吏队伍变动过于急剧而可能导致的政局动荡，在平稳中巧妙地完成了权力格局的调整。这种高明驾驭政治运作的艺术，称得上是“釜底抽薪”，它远远胜过表面光鲜而实质笨拙的“扬汤止沸”。其他像生擒颉利可汗后未加诛戮、在新占边陲之地设置羁縻府州而不推行郡县制、钟爱魏王李泰而最终放弃传位于他的念头等等，也都反映了唐太宗分寸度把握上的恰到好处。[/size][/colo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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