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食物
[table=600,#ffffff,#0c0c0c,3][tr][td][font=宋体][size=2]【一】宋朝：创造美食的朝代
宋朝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宋朝打破了唐朝城市的政治区域与平民区域的划分严格的格局，将平民的工商业的经营扩大到全城各个角落，北宋首都汴梁和南宋首都临安都是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宋朝人口超过二十万的有六个城市，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几个增加到四十六个。“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由于市民阶级的发展壮大，宋朝的世俗文化各发面都突飞猛进长足的发展，小市民发展了富裕了那就自然追求精品生活了，这里只说说宋朝的美食，只要你打开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看看“州桥夜市”、“饮食果子”等章节你就会被眼前的各种特色小吃美食菜单看得眼花缭乱不觉得口水暗流，你会为宋朝有那么多的美食而叹服钦佩。下面我就说说几种我所知道的在宋朝发明制作出来的美食……
火腿
火腿发明于宋朝，最早出现火腿二字的是北宋，苏东坡在他写的《格物粗谈·饮食》明确记载火腿做法，“火腿用猪胰二个同煮，油尽去。藏火腿于谷内，数十年不油，一云谷糠。”
另，据传北宋代抗金名将宗泽回家乡后，回京时带回了几块老家浙江义乌的咸肉，给宋高宗赵构品尝，赵构切开见到肉色鲜红如火，尝后味道鲜美，大喜便给它赐名为“火腿”。火腿的制作需要多个工艺流程，火腿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及蛋白质不仅是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而且还是强身的补品。至今中国浙江地区的金华火腿不仅畅销国内，而切远销欧美。它依然散发着它千百年特有的巨大的诱人魅力……
火锅
中国历史上真正有记载的火锅出现在宋代。宋人林洪在《山家清供》中记到，“师云：山间只用薄批，酒酱、椒料活之。以风炉安桌上，用水半铫，候汤响一杯后，各分以箸，令自夹入汤摆熟，啖之，乃随意各以汁供。”
由此可见这种吃法不再是炖和煮而是“涮”。林洪还根据当时“浪涌晴江雪，风翻晚照霞”的美景。为这种吃法取了一个浪漫的名字叫“拨霞供”。后来“拨霞供”的吃法传开，人们争先效仿。不久人们已用各种肉类和蔬菜等，都用此种方法涮食。宋代的火锅和现代的火锅在造型与结构上毫无二致，不禁使人不得不钦佩叹服……
东坡肉
苏东坡可谓一位美食大家，他有关美食的诗歌及文章极多，现在以“东坡”命名的名菜就有：东坡肘子、东坡鱼、东坡豆腐、东坡饼、东坡羹、东坡酥、东坡玉掺、东坡芽脍、东坡豆花等等。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东坡肉，东坡肉是苏东坡在黄州亲手创制出来的，他被贬黄州后生活拮据，见当地猪肉价便宜而很少有人买，于是便亲自烹调猪肉，创制出名誉千古的“东坡肉”来。有诗《猪肉颂》为证：“洗净铛，少着水，柴头罨烟馅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食，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东坡肉”味美香醇，脍灸人口，肥而不腻。人们争相模仿这种做法，“东坡肉”的美名自然传开，还有人以“东坡肉”命名开店。至今都是中国很多地区的一道名菜。另，传说东坡肉发明于苏东坡整治杭州西湖之时。
“慢著火，少著水”是制作东坡肉的主旨，他的另一首《雨后行菜》：“谁能视火候，小灶当自理。”说明火候的关键。慢火煮使汤质稠浓肉烂而味美香气扑鼻，诱人食欲大开。经研究发现，猪肉经过慢火煮1—2小时，饱和脂肪酸锐减30%—50%，而对人体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则成倍增加，由此可见，“东坡肉”不仅不肥腻降人，而且有利于人。真乃合乎养生之道的美味佳品……
豆芽菜
豆芽作为蔬菜食用始于宋朝，宋人林洪《山家清供》：“以水浸黑豆，曝之及芽，以糠秕置盆中，铺沙植豆，用板压。及长，则复以桶，晓则晒之，……越三日出之，洗，焯以油、盐、苦酒、香料可为茹，卷以麻饼尤佳。色浅黄，名鹅黄豆生。”这里不仅明确记载了豆芽菜的制作方法还有食用方法，“卷以麻饼”正是北京的薄饼卷豆芽这吃法的鼻祖。宋人苏颂《图经本草》：“绿豆，生白芽为蔬中佳品。”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也屡次提到豆芽菜，如：“以绿豆、小豆、小麦，于磁器内，以水浸之，生芽数寸，以红篮彩缕束之，谓之“种生”。”南宋诗人方岳还写有一首名为《豆苗》的诗，对发豆芽的过程记述得详细具体。据宋朝的书籍记载，宋代就最起码有五种豆芽，黄豆芽、绿豆芽、豌豆芽、芽蚕豆、赤豆芽。
豆芽菜物美价廉，雅俗共爱。即可登上大雅之堂奢华的宴席，也可是平民的家常之菜。豆芽菜的营养价值极高，近来西方的研究发现豆芽菜可以抗疲劳、抑癌、治癫痫，西方营养学家认为豆芽菜不仅有极高的营养还有极高的治病价值，他们一致认为豆芽菜是理想得近乎完美的食品。没想到千百年前中国祖先发明的豆芽菜竟是如此的神奇了不起……
爆米花
爆米花也是发明于宋代，范成大在《吴郡志·风俗》中记载：“上元，……爆糯谷于釜中，名孛娄，亦曰米花。每人自爆，以卜一年之休咎。”在新春来临之际宋人用爆米花来卜知一年的吉凶，姑娘们则以此卜问自己的终身大事。宋人把饮食加入文化使之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爆米花松脆易消化，可作为日常的可口零食。爆米花的发明更折射出中国饮食的丰富多彩，它有更深的含义，就是开创了一种食物的加工方式澎化食品。说明中国古代的食品加工不止仅仅是食品简单的加热作熟，而是通过的物理的高温高压作用原理来改变食物的状态口感，这种加工方式就是现代新兴的澎化食品。这种加工方式使普通不和口的食品变为可口有特色的食品小吃，可以说千百年前的爆米花是近现代各种五花八门澎化食品零食小吃的祖先……
宋朝发明创造的小吃很多很多如“角子”（饺子）、“索饼”（面条）、“焦碱水锥”（炸元宵）、“浮团子”（汤圆）等等，连调味品酱油也是发明于宋代。据传还有“油条”、“蛋炒饭”等，宋朝真是美食的天堂。
【二】
第一章饮食上－宋代饮食
汉人的饮食文明经历千百年的发展，饮食的水平不断提高，饮食的品种也愈益丰富。但是，限於古代的生产水平，饮食文明的成果往往被社会上层享用，而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差距却不断地扩大。
一、饮食品种
（一）五谷：汉人作为农业民族，五谷一直在饮食中占有主要地位。宋代尚无玉米、白薯之类作物，因地制宜，北方人的粮食以粟麦为主，南方人的粮食以稻米为主。
面食的品种最为繁多，“火烧而食者呼为烧饼，水瀹而食者呼为汤饼，笼蒸而食者呼为蒸饼”。宋仁宗名赵祯，为了避皇帝名讳，人们又将蒸饼读成炊饼，亦名笼饼，类似於今天的馒头。汤饼就是面片汤，并处在向索面，即面条的演变过程中，又名。开封食店出售的软羊面、桐皮面、插肉面、桐皮熟脍面等，临安面食店出售的猪羊庵生面、丝鸡面、三鲜面、笋泼肉面等，都属汤饼。南宋晚期，出现了“药棋面”的挂面，“细仅一分，其薄如纸”。烧饼又称胡饼，开封的胡饼店出售的烧饼有门油、菊花、宽焦、侧厚、髓饼、满麻等品种，有的烧饼无疑沾带芝麻，油饼店则出售蒸饼、糖饼、装合、引盘等品种，食店和夜市还出售白肉胡饼、猪胰胡饼、和菜饼之类。馓子又名环饼，苏轼诗称“碧油煎出嫩黄深”，无疑是油炸面食。临安市内出售各种面点，统称“蒸作从食”。另有“酥蜜裹食，天下无比，入口便化”，估计也应用米粉或面粉制成。
宋人面食中还有带馅的包子、馄饨之类，如有王楼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饼、笋蕨馄饨、灌浆馒头、薄皮春茧包子、虾肉包子、肉油饼、糖肉馒头、太学馒头等名目。岳珂《馒头》诗说：“公子彭生红缕肉，将军铁杖白莲肤。”就是指那种带馅的包子。宋仁宗出生後，其父宋真宗“喜甚”，“宫中出包子以赐臣下，其中皆金珠也”，这是以“包子”一词寓吉祥之意。蔡京“集僚属会议”，“命作蟹黄馒头”，竟“为钱一千三百馀缗”，其府第专设“包子厨”，其中“缕葱丝者”竟不能“作包子”。这是统治者穷奢极侈的一个侧面。一作毕罗，外包面皮，内装水果或肉类及佐料，然後烤熟。大约类似锅贴和饺子。
稻和粟主要用於煮饭和熬粥。临安一带的粥品有七宝素粥、五味肉粥、粟米粥、糖豆粥、糖粥、糕粥等。宋时南北方都有喝腊八粥的习俗。开封称七宝五味粥，临安称五味粥。腊月二十五，“士庶家煮赤豆粥祀食神，名曰人口粥”。范成大诗叙述苏州一带的风俗，“家家腊月二十五，淅米如珠和豆煮”，“姜屑桂浇蔗糖，滑甘无比胜黄粱”。北方食用的豌豆大麦粥、豌豆大枣粥之类，後者应是小米粥。糯米食品还有栗粽、糍糕、豆团、麻团、汤团、水团、糖糕、蜜糕、栗糕、乳糕等。蓬糕是“采白蓬嫩者，熟煮，细捣，和米粉，加以白糖（饴），蒸熟”而成。水团是“秫粉包糖，香汤浴之”，粉糍是“粉米蒸成，加糖曰饴”。宋代还有米面，时称米缆或米线，谢枋得诗描写“米线”说，“翕张化瑶线，弦直又可弯。汤镬海沸腾”，“有味胜汤饼”。粽子“一名角黍”，宋时“市俗置米於新竹筒中，蒸食之”，称“装筒”或“筒粽”，其中或加枣、栗、胡桃等类，用於端午节。这种风俗流传至今。
限於古代的生产水平，广大的社会下层要维持温饱，也十分不易。正如司马光所说：“农夫蚕妇所食者糠而不足。”北方穷人平时常喝小米稀粥，或“杂蔬为糜”。粥还常用於灾年救济，如“湖州孔目官朱氏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贫”。欧阳修《食糟民》诗说，“田家种糯官酿酒”，“釜无糜粥度冬春，还来就官买糟食”。糟糠不厌，这就是社会下层的生活写照。
宋代南北主食的差别相当明显。但由於北宋每年漕运六、七百万石稻米至开封等地，故部分北方人，特别是官吏和军人也以稻米作主食。宋徽宗宠臣“王黼宅与一寺为邻”，“每日在黼宅沟中流出雪色饭颗”，一名僧人“漉出洗净晒乾，不知几年，积成一囤”。蔡京“诸孙生长膏粱，不知稼穑”，蔡京曾问他们：“米从何处出？”一人说：“从臼子里出。”另一人说：“不是，我见在席子里出。”这是因为宋时用席袋运米。南方人“罕作面饵”，宋时有
戏语说：“孩儿先自睡不稳，更将捍面杖拄门。何如买个胡饼药杀著。”宋高宗绍兴末年，金军攻宋失败後北撤，“遗弃粟米山积”，而宋军“多福建、江、浙人，不能食粟，因此日有死者”。这可算是南人不吃北食的极端事例。
在北宋和南宋之交，随着大批北方人的南迁，长江流域一带的稻麦两熟制更加普遍。不少地方的农民四月间“便饱吃麦饭”，但有的地区，如江西抚州“出米多”，“厌贱麦饭，以为粗粝，既不肯吃，遂不肯种”。信州玉山县“谢七妻不孝於姑，每饭以麦，又不得饱，而自食白粳饭”。此外，如饶州“民种荞麦，可充一两月粮。异时饥馑，得萝卜、杂菜，和米作糜，亦可度日”。“沅、湘间多山，农家惟植粟”，他们的主食与北方人相同。在海南岛，“所产粳不足於食，乃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南方瑶人“耕山为生，以粟、豆、芋魁充粮”。上述事例说明南方人也并不单纯食稻。
（二）蔬菜：蔬菜在宋人饮食中占有重要地位，人称“蔬亚于谷”。宋时的蔬菜品种已十分丰富。在两浙路的临安府，蔬菜品种有苔心、矮黄、大白头、小白头、黄芽、芥、生菜、波棱（菠菜）、莴苣、苦、姜、葱、薤、韭、大蒜、小蒜、茄、梢瓜、黄瓜、冬瓜、葫芦、瓠、芋、山药、牛蒡、萝卜、甘露子、茭白、蕨、芹、菌等。在江南东路的徽州，蔬菜品种有芥、芹（包括竹芹、水芹）、蒜、葱、姜、韭、胡荽、芸台、苜蓿、颇棱（菠菜）、芦菔、百合、芋、牛蒡、茭首（茭白）、菌、笋、苏、枸杞、蒿、苦、苦薏、马兰、荠、苋、藜、蕨、瓠等。在福建路的福州，蔬菜品种有菘、芥、莱菔、乌葵、白豆、莴苣、芸台、雍菜、水靳、菠、苦、、东风菜、茄、苋、胡荽、同蒿、蕨、姜、葱、韭、薤、葫、冬瓜、瓠、白菱荷、紫苏、香芹子、茵、陈紫菜、鹿角菜、芋、枸杞等。很多蔬菜也有不同品种，按《菌谱》记载，菌类就有合蕈、稠膏蕈、栗壳蕈、松蕈、竹蕈、麦蕈、玉蕈、黄蕈、紫蕈、四季蕈、鹅膏蕈等名品。
看来各地的蔬菜品种也有差别，而南方和北方的差别尤其突出。苏轼是四川人，曾写诗赞美故乡的元修菜，“点酒下盐豉，缕橙姜葱。那知鸡与豚，但恐放箸空”，自称“去乡十有五年，思而不可得”。他的另一首《春菜》诗说，“蔓菁宿根已生叶，韭牙戴土拳如蕨，烂丞香荠白鱼肥，碎点青蒿凉饼滑”。“北方苦寒今未已，雪底波棱如铁甲。岂如吾蜀富冬蔬，霜叶露芽寒更茁。久抛菘葛犹细事，苦笋江豚那忍说”。南方因气候关系，冬菜比北方丰富。宋时荤素调配的菜肴也相当普遍。
宋人沿用和发展了前代的腌渍等加工技术。如开封夜市中出售者有辣脚子姜，辣萝卜，咸菜，梅子姜、莴苣、笋、辣瓜儿等。临安市中出售者有姜油多、薤花茄儿、辣瓜儿、倭菜、藕、冬瓜、笋、茭白、糟琼枝、莼菜笋、糟黄芽、糟瓜齑、淡盐齑、菜、醋姜、脂麻辣菜、拌生菜、诸般糟淹、盐芥等。
素食的发达当然与佛教有关，不少“士人多就禅刹素食”。有一仲殊长老，“所食皆蜜也，豆腐、面筋、牛乳之类，皆渍蜜食之。客多不能下箸”，唯有苏轼“性亦酷嗜蜜，能与之共饱”。
宋时已出现了素菜用荤腥命名的情况。如素蒸鸭是“蒸葫芦一枚”。玉灌肺是用“真粉、油饼、芝麻、松子、核桃、莳萝”六种作料，加“白糖（饴）、红曲少许为末，拌和蒸熟，切作肺样”。假煎肉是用“瓠与麸薄切，各和以料煎，麸以油浸煎，瓠以肉脂煎，加葱、椒、油、酒共炒”。
（三）肉类和水产：宋人的肉食中，北方比较突出的是羊。北宋时，皇宫“御厨止用羊肉”，原则上“不登彘肉”。陕西冯翊县出产的羊肉，时称“膏嫩第一”。宋真宗时，“御厨岁费羊数万口”，即“市於陕西”。大致在宋仁宗、宋英宗时，宋朝又从“河北榷场买契丹羊数万”。宋神宗时，一年御厨支出为“羊肉四十三万四千四百六十三斤四两，常支羊羔儿一十九口，猪肉四千一百三十一斤”，可见猪肉的比例很小。宋哲宗时，高太后听政，“御厨进羊低俗作品请删除及羔儿肉，下旨不得以羊羔为膳”。看来羊羔肉尤为珍贵。即使到南宋孝宗时，皇后“中宫内膳，日供一羊”。南宋时，产羊显然不多，“吴中羊价绝高，肉一斤为钱九百”。有人写打油诗说：“平江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买尝。只把鱼虾充两膳，肚皮今作小池塘。”
随着南北经济交往的日益密切，京都开封的肉食结构也逐渐发生变化。欧阳修诗说，在宋统一中原以前，“於时北州人，饮食陋莫加，鸡豚为异味，贵贱无等差”。自“天下为一家”後，“南产错交广，西珍富邛巴，水载每连轴，陆输动盈车。溪潜细毛，海怪雄牙。岂惟贵公侯，闾巷饱虾鱼”。尽管如此，苏轼诗中仍有“十年京国厌肥”之句，说明在社会上层中，肉食仍以羊肉为主。
仅次於羊肉者，当然是猪肉。开封城外“民间所宰猪”，往往从南薰门入城，“每日至晚，每群万数，止数十人驱逐”。当地“杀猪羊作坊，每人担猪羊及车子上市，动即百数”。临安“城内外，肉铺不知其几”，“悬挂成边猪”，“各铺日卖数十边”。另有“修义坊，名曰肉市，巷内两街，皆是屠宰之家，每日不下宰数百口”，以供应饮食店和摊贩。可见这两大城市的猪肉消费量之大。
在宋代农业社会中，牛是重要的生产力。官府屡次下令，禁止宰杀耕牛。宋真宗时，西北“渭州、镇戎军向来收获蕃牛，以备犒设”，皇帝特诏“自今并转送内地，以给农耕，宴犒则用羊豕”。官府的禁令，又使牛肉成为肉中之珍。如“浙民以牛肉为上味，不逞之辈竞於屠杀”。“秀州青龙镇盛肇，凡百筵会，必杀牛取肉，巧为庖馔，恣啖为乐”。
鸡、鸭、鹅等家禽，还有兔肉、野味之类，也在宋代的肉食中占有一定比例。在当时的经济技术条件下，江河湖海中的水产品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开封市场中出售盘免、野鸭肉、鹑、鸠、鸽、螃蟹、蛤蜊之类。饮食店出售的菜肴有新法鹌子羹、虾蕈羹、鹅鸭签、鸡签、炒兔、葱泼兔、煎鹌子、炒蛤蜊、炒蟹、洗手蟹、姜虾、酒蟹等。开封的新郑门、西水门和万胜门，每天“生鱼有数千担入门。冬月即黄河诸远处客鱼来，谓之车鱼，每斤不上一百文”。据说，淮南“虾米用席裹入京，色皆枯黑无味，以便溺浸一宿，水洗去则红润如新”。
苏轼描写海南岛的饮食诗说，“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荐以熏鼠烧蝙蝠”。鼠和蝙蝠肉也成为当地的重要肉食。其诗又称“粤女市无常，所至辄成区，一日三四迁，处处售鱼虾”。南方的水产无疑比北方更加丰富和便宜。《宝庆四明志》卷４《鱼类》和《淳熙三山志》卷４２《水族》分别记录了明州（治今浙江宁波）和福州的好几十种鱼类和水产。地区性的肉食，如“闽浙人食蛙，湖湘人食蛤蚧”，即“大蛙”，而“广南食蛇，市中鬻蛇羹”。广东人吃蛇肉的习俗是古已有之。
宋代对肉类和水产的各种腌、腊、糟等加工也有相当发展。梅尧臣的《糟淮》诗说：“空潭多鱼，网登肥且美，糟渍奉庖厨。”临安有不少“下饭鱼肉鲞腊等铺”，如石榴园倪家铺。市上出售的“”有胡羊、兔、糟猪头、腊肉、鹅、玉板、黄雀、银鱼、鲞鱼等。大将张俊赋闲後，宋高宗亲至张府，张俊进奉的御筵中专有“脯腊一行”，包括虾腊、肉腊、奶房、酒醋肉等十一品。在广南一带，“以鱼为，有十年不坏者。其法以及盐、面杂渍，盛之以瓮。瓮口周为水池，覆之以碗，封之以水，水耗则续，如是故不透风”。这确是一种科学的腌渍方法。
（四）果品：宋时果品的数量、质量和品种都相当丰富。北宋西京洛阳的桃有冬桃、蟠桃、胭脂桃等三十种，杏有金杏、银杏、水杏等十六种，梨有水梨、红梨、雨梨等二十七种，李有御李、操李、麝香李等二十七种，樱桃有紫樱桃、腊樱桃等十一种，石榴有千叶石榴、粉红石榴等九种，林檎有蜜林檎、花红林檎等六种。在南方沿海的台州，其水果品种包括梅、李、杏、梨、莲、安石榴、枇杷、桔、金柑、橙、朱栾、柚、杨梅、樱桃、林檎、葡萄、栗、榛、椎、银杏、枣、柿、杨桃、瓜、木瓜、榧、菱、芡、荸荠、藕、甘蔗、葛、茨菰等。福州出产的果品有荔枝、龙眼、橄榄、柑桔、橙子、香橼子、杨梅、枇杷、甘蔗、蕉、枣、栗、葡萄、莲、鸡头、芰、樱、木瓜、瓜、柿、杏、石榴、梨、桃、李、林檎、胡桃、柰、杨桃、王坛子、茨菰、菩提果、新罗葛等。宋人的果品概念与今人略有不同，如藕、菱、莲之类，今人已不作为水果。此外，宋时称为“果子”者，是指桔红膏、荔枝膏、二色灌香藕、糖豌豆、蜜儿、乌梅糖、薄荷蜜一类食品。
宋代果品的地区差别比蔬菜更为显著。梨以北方为上，名品有语儿梨、凤栖梨、金凤梨等，“最佳者鹅梨，江南所产大不及”。葡萄传入中原後，为宋代珍果，以太原所产“名重天下”。荔枝是宋代最负盛名的水果，宋人认为，唐朝杨贵妃所嗜的四川荔枝，实际上是荔枝中的次品。荔枝中的极品是福建兴化军的陈紫。蔡襄的《荔枝谱》例举了陈紫、红绿、方家红、游家紫等三十二个著名品种，都是福建沿海四郡所产。福州一地就有江家绿、绿核、圆丁香、虎皮、牛心等二十八个品种。荔枝“佳者莫如兴化，海南荔枝可比闽中，不及兴化矣”。“然广西诸郡富产圆眼”，圆眼即是龙眼，“大且多肉，远胜闽中”。在四川，“绿荔枝为戎州第一”，而王公权家的“绿荔枝酒亦为戎州第一”。一般说来，南方的果品自然比北方丰富。据宋人介绍，在广南出产的水果，尚有石栗、龙荔、木竹子、冬桃、罗望子、人面子、乌榄、方榄、椰子、蕉子、芽蕉子、红盐草果、波萝蜜等。
宋时的果品也有各种加工技术。如有荔枝、圆眼、香莲、梨肉、枣圈、林檎旋之类乾果，蜜冬瓜鱼儿、雕花金桔、雕花枨子之类“雕花蜜煎”，香药木瓜、砌香樱桃、砌香葡萄之类“砌香咸酸”，荔枝甘露饼、珑缠桃条、酥胡桃、缠梨肉之类“珑缠果子”。《荔枝谱》介绍荔枝的三种加工技术。一是红盐，“以盐梅卤浸佛桑花为红浆，投荔枝渍之。曝乾，色红而甘酸，三四年不虫”，“然绝无正味”。二是白晒，用“烈日乾之，以核坚为止，畜之瓮中，密封百日，谓之出汗”。三是蜜煎，“剥生荔枝，榨出其浆，然後蜜煮之”。
（五）饮料：茶和酒是宋时最重要的饮料。由於赢利丰厚，一直归官府专卖。
宋人的制茶和饮茶方式与今人不同。制茶分散茶和片茶两种。按宋人的说法：“唐造茶与今不同。今采茶者得芽，即蒸熟焙乾，唐则旋摘旋炒。”焙乾後，即成散茶。片茶又称饼茶或团茶。其方法是将蒸熟的茶叶榨去茶汁，然後将茶碾磨成粉末，放入茶模内，压制成形。後一种方法不免破坏茶的真味，降低茶的养分，逐渐被後世所淘汰。然而在宋时，片茶却是茶之上品。有的片茶“以珍膏油其面”，又称腊茶或腊面茶。还须指出，“唐未有碾磨，止用臼”，宋时方大量推广碾磨制茶的技术。
片茶中品位最高是福建路的建州和南剑州所产，“既蒸而研，编竹为格，置焙室中，最为精洁，他处不能造。有龙、凤、石乳、白乳之类十二等，以充岁贡及邦国之用”。在江南西路和荆湖南、北路的一些府、州、军，出产的片茶“有仙芝、玉津、先春、绿芽之类二十六等”，两浙路和宣州、江州、鼎州“又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为号”。散茶出产於淮南、江南、荆湖等路，有龙溪、雨前、雨後等名品。四川茶的产量高於东南，但“蜀茶之细者，其品视南方已下，惟广汉之赵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牙、雅安之蒙顶，土人亦珍之”。
蔡襄《茶录》说：“茶有真香，而入贡者微以龙脑和膏，欲助其香。建安民间试茶皆不入香，恐夺其真。若烹点之际，又杂珍果香草，其夺益甚。”这反映北宋时已出现花茶。南宋赵希鹄说：“木樨、茉莉、玫瑰、蔷薇、兰蕙、桔花、栀子、木香、梅花皆可作茶。”估计南宋时的花茶更加普遍。
宋人饮茶，仍沿用唐人煎煮的方式，北宋刘挚诗说，“双龙碾圆饼，一熗磨新芽。石鼎沸蟹眼，玉瓯浮乳花”。“欢然展北焙，小鼎亲煎烹”。描写了煎煮御茶的情景。陆游诗称“汲水自煎茗”，“雪液清甘涨井泉，自携茶灶就烹煎”。也是用水煎茶。或说“南人未知煮茶”，但陆游就是南方人。但後来的饮茶“鲜以鼎镬”，多为“用瓶煮水”，以沸水冲泡，冲泡前用少许水调成茶膏，称为点茶。南宋罗大经认为，“瀹茶之法，汤欲嫩而不欲老，盖汤嫩则茶味甘，老则过苦矣”，“惟移瓶去火，少待其沸止而瀹之，然後汤适中而茶味甘”。
此外，据苏轼说：“唐人煎茶用姜”，“又有用盐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辄大笑之”。看来，唐人在茶中加姜和盐的习惯逐渐被宋人抛弃。
自唐迄宋，饮茶的习俗愈益普遍，“茶之为民用，等於米盐，不可一日以无”。即使在社会底层，茶也成为重要的交际手段。如“东村定昏来送茶”，而田舍女的“翁媪”却“吃茶不肯嫁”。“田客论主，而责其不请吃茶”。农民为了春耕，“裹茶买饼去租牛”。但是，由於官府实行榷茶，即专卖，平民的食茶有相当大的比例不免质量低劣。
自社会上层至下层，酒也是宋时消费量很大的饮料。按今人的研究，当时的酒可分黄酒、果酒、配制酒和白酒四大类。黄酒以谷类为原料，“凡酝用粳、糯、粟、黍、麦等及曲法酒式，皆从水土所宜”。由于宋代南方经济的发展，糯米取代黍秫等，成为主要的造酒原料。宋代果酒包括葡萄酒、蜜酒、黄柑酒、椰子酒、梨酒、荔枝酒、枣酒等，其中以葡萄酒的产量较多，《五总志》说：“葡萄酒自古称奇，本朝平河东，其酿法始入中都。”河东盛产葡萄，也是葡萄酒的主要产区。但宋代的果酒制作技术还比较原始，在酒类消费中的比例不大。宋时的配制酒多属品味的滋补性药酒，如有酴酒、菊花酒、海桐皮酒、蝮蛇酒、地黄酒、枸杞酒、麝香酒等，今人统计约近百种。白酒是中国独有的一种蒸馏酒。关于白酒的起源，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说法认为，白酒起源於唐宋时期，是中国人独立完成，而非外域传入。但宋人所谓的“白酒”，并不具有蒸馏酒的性质，当时的称呼是蒸酒、烧酒、酒露等。
宋酒的一大特点，是相当普遍地使用瓶装。直到唐代，估酒往往行用升斗之类，宋时则大量使用酒瓶。瓶装酒大致自一升至三升不等。宋太宗时，因酒质低劣，皇帝下诏将两浙“湖州万三千三百四十九瓶，衢州万七千二百八十三瓶”，“并许弃之”。宋真宗末，“杭州酒务每岁卖酒一百万瓶，每瓶官价六十八文”。宋神宗时，“每年宫观道场设醮”，使用大量皇室“法酒”，要“勾收空瓶”。南宋时，“临安岁供祠祭酒一千六百馀瓶、坛，又供天章阁、景灵宫及取赐酒一万四千二百馀瓶、坛”。
宋时出现了一批名酒。《曲洧旧闻》卷７和《说郛》 ９４《酒名记》所记录的，是北宋晚年的名酒。如有宋英宗高后家的香泉、宋神宗向后家的天醇、宋徽宗郑后家的坤仪、宋徽宗钟爱的儿子郓王赵楷府的琼腴、宠臣蔡京家的庆会、宦官童贯家的褒功、梁师成和杨戬家的美诚之类，都是达官贵人家酿造的。另有如开封丰乐楼的眉寿、白矾楼的和旨、忻乐楼的仙醪等，都是大酒楼之类酿造的。还有各地的名酒，如北京大名府的香桂和法酒，南京应天府的桂香和北库，西京河南府的玉液和酴香，相州的银光和碎玉，定州的中山堂和九酝等。宋孝宗时，“禁中供御酒，名蔷薇露，赐大臣酒，谓之流香酒”。到南宋晚期，名酒还有如军队殿前司的凤泉、浙东提举常平司的爰咨堂、浙西提举常平司的皇华堂、江东转运司的筹思堂、苏州的双瑞、越州的蓬莱春等，都由官府生产。又如秀王府的庆远堂、宋高宗吴后家的蓝桥风（蟹）月、宋宁宗杨后家的清白堂等，属达官贵人家酿造。临安“人物浩繁，饮之者众”，而“诸司、邸第及诸州供送之酒”，尚不在名酒之列。①上述名酒仅有一部分是商品，但无疑是宋时酒文化发达的标志。
宋时另有其他饮料，如在临安的“诸般水名”，有漉梨浆、椰子酒、木瓜汁、皂儿水、绿豆水、卤梅水、富家散暑药冰水等。
（六）调味品：宋人说：“盖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酱、醋、茶。”另一说作“早辰起来七般事，油、盐、酱、豉、姜、椒、茶”。此处大部分涉及了食物的调味品。盐在调味品中居於首位，宋代的盐由官府专卖，是重要的财政收入。“酱，八珍主人也，醋，食总管也”。方回说，“单稻酱则麦、豆和面蒸煮，和成酱黄，调水下盐，曝以赫日，凡羹味煎熬，无不用之”。当时的词义与古时不同，“酱自是酱，醯自是醋”。除盐之外，油、酱和醋无疑是宋时最重要的调味品。北宋沈括说：“今之北方，人喜用麻油煎物，不问何物，皆用油煎。”
今人普遍使用的酱油，起源於何时，尚无定论。《山家清供》卷下介绍“忘忧齑”的制作，“以酱油滴醋，作为齑”，但《说郛》卷２２的同段文字作“以醯酱作为齑”。“酱油”也可理解为“酱、油”，未必就是现代的酱油。《山家清供》卷下的《豆黄签》，《说郛》卷２２作“豆黄羹”，其中提及使用“酱汁”，可能就是酱油。但从宋代的记载看，当时使用酱无疑比酱汁普遍。
宋代的甜味有白糖、沙糖和蜂蜜。程大昌说：“凡饴谓之饧，自关而东通语也，今人名为白糖者是也，以其杂米蘖为之也。饴即饧之融液，而可以入之食饮中者也。”沙糖“以甘蔗汁煎”成。宋代甘蔗种植面积有所扩大，蔗糖的名贵产品是糖霜，即糖冰，以至有《糖霜谱》传世。甜味用於制作糕点，浸渍食品以及某些菜肴的调味。但限於产量，其普及的程度尚不能与油盐酱醋相比。宋时已出现所谓“戏剧糖果”，有行娇惜、糖宜娘、打秋千等名目。在临安“沿街叫卖小儿诸般食件”有麻糖、锤子糖、鼓儿饧等名目。
宋代的调味品品类繁多，甚至包括一些药物。除酱油和味精外，已与今人差别不大。如江南、福建一带，“食红糟，蔬菜鱼肉，率以拌和，更不食醋”，与今福建菜的风味相同。
对穷乡僻壤的农民而言，调味品也是十分难得的。有的“荷薪刍入城市”，换得几十文钱，“买葱茹盐醯，老稚以为甘美”，有的甚至“经年不食盐者”。
二、饮食业的兴旺
宋代的饮食业是与商品经济，特别是大城市同步发展的。在北宋後期的开封城中，“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於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夜市中出售各种糕饼、果品、肉食、羹汤等，还有“提瓶卖茶者”。“每日交五更”，瓠羹店“间有灌肺及炒肺，酒店多点烛沽卖，每分不过二十文，并粥饭、点心，亦间或有卖洗面水，煎点汤茶药者”。开封的饮食业大致包括酒楼、食店、饼店和茶肆。食店的饮食风格和菜系可分为北食、南食和川饭三类。“都人侈纵，百端呼索，或热，或冷，或温，或整，或绝冷，精浇、膘浇之类”。开封有很多著名的酒楼食店，如白矾楼後改名丰乐楼，在宋徽宗宣和时“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用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寺院的素斋也成为饮食业的一种。著名的相国寺内，“每遇斋会，凡饮食茶果，动使器皿，虽三五百分，莫不咄嗟而辨”。
南宋临安的饮食业包括茶肆、酒肆、分茶酒店、面食店、荤素从食店等。其名店如有杂货场前甘豆汤、戈家蜜枣儿、官巷口光家羹、钱塘门外宋五嫂鱼羹、涌金门灌肺、五间楼前周五郎蜜煎铺、太平坊大街东南角虾蟆眼酒店、朝天门里朱家元子糖蜜糕铺、和乐楼、熙春楼等。临安饮食业往往仿效北宋开封风尚，也有早市和夜市，而水产品菜肴尤为丰富。酒楼中各种山珍海味，“凡下酒羹汤，任意索唤，虽十客各欲一味，亦自不妨。过卖铛头记忆数十百品，不劳再四，传喝如流，便即制造供应，不许小有违误。酒未至，则先设看菜数碟，及举杯则又换细菜，如此屡易，愈出愈奇”。当地“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於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
宋代饮食业当然也呈现阶级差别。如临安城中“有卖菜羹饭店，兼卖煎豆腐、煎鱼、煎鲞、烧菜、煎茄子，此等店肆乃下等人求食粗饱，往而市之矣”。另有生产团子、馒头、灌肺之类的“作坊”，“或有贫而愿者，凡货物盘架之类，一切取办於作坊，至晚始以所直偿之。虽无分文之储，亦可糊口”。城市中沿街叫卖吃食的小贩甚多。开封的“後街或闲空处团转盖屋，向背聚居，谓之院子，皆小民居止，每日卖蒸梨枣、黄糕糜、宿蒸饼、发牙豆之类”。“番阳城中，民张二以卖粥为业”。“福州城西居民游氏家素贫，仅能启小茶肆，食常不足”。“饶州市贩细民鲁四公煮猪羊血为羹，售人，以养妻、子，日所得不能过二百钱”。
在小市镇和交通要冲也有饮食业。如“韩洙者，州人，流离南来，寓家信州弋阳县大郴村”，“地名荆山，开酒肆及客邸。乾道七年季冬，南方举人赴省试，来往甚盛”。当时村市市邸店往往兼营饮食，“浦城永丰境上村民作旅店，有严州客人赍丝绢一担来，僦房安泊”。夫妇“即醉以酒”，图财害命。“德兴南市乡民汪一启酒肆於村中”，这又是单一的乡村酒店。陆游诗有“三更投小市，买酒慰羁旅”，“牛饮桥头小市东，店门系马一樽同”，“陌上歌呼簪稻穗，桥边灯火买官醅”，“草市沽寒酒”，“饥从野店烹葵饭”，“小市疏灯有酒垆”等句，都是描写草市和小市的饮食业。此类饮食店自然不能与大城市的高级食店酒肆相比，陆游的另一首诗叙述他投宿四川一个十八里草市的情形：“月黑叩店门，灯青坐床箦。饭粗杂沙土，菜瘦等草棘。泰然均一饱，未觉异玉食。”宋时官办的驿站也往往安排过往官员士人的饮食，如陆游在四川弥牟镇驿舍的诗说：“邮亭草草置盘盂，买果煎蔬便有馀。”
三、饮食习俗和烹饪技艺
众所周知，各个民族和时代的饮食习俗和烹饪技艺有很大差别。宋人较普遍的是一日三餐，陈淳说，乡村贫苦客户“不能营三餐之饱，有镇日只一饭，或达暮不粒食者”，穷人还不可能保证一日三餐。方回说，“诸寺观不耕而食”，“披剃之馀，二粥一饭”，这大致上是指东南一带的僧道饮食习俗。他又说：“近世东南省斗学粮养士，一餐破七合半，上等白米也。人家常食百合斗，一餐人五合可也。多止两餐，日午别有点心。”虽然同是一日三餐，但正餐又各不相同。僧道的正餐是在一饭，而学生的正餐应是早晚两顿。按宋时沿用唐代的饮食习俗，“例以早晨小食为点心”，这又与学生“日午别有点心”不同。点心相当於今人点饥之意。
今人食用果品，往往是在饭後，而宋人却是在饭前。《武林旧事》卷９记载宋高宗亲幸大将张俊府中的御筵“节次”，最初是“进奉”乾果，“雕花蜜煎”和“砌香咸酸”瓜果、“脯腊”，“切时果”，“时新果子”等，然後再进菜“下酒”。这种习俗在《水浒》中也有所反映，设酒筵待客，都要铺陈果品。
此外，宋代的饮食习俗也有很多地区、民族等差别。如时称“南食多盐，北食多酸，四夷及村落人食甘，中州及城市人食淡”。古时寒食节不用热食，而“寒食火禁”，尤“盛於河东”，“太原本寒食一月，遂谓寒食为一月节”，“而陕右亦不举爨者三日”，开封却不严格。古时席地饮食的习俗，到宋时已完全改变。但至少部分僧人仍保留了古俗，史绳祖“曾观成都华严阁下饭万僧”，“席地而坐，不设椅桌，即古之设筵敷席也”，“终食之间，寂然无声”。北宋时，开封“相国寺饭僧”，也是类似情形。至於僧人吃素，自不待言。
广南“桂州妇人产男者，取其胞衣，净濯细切，五味煎调之。召至亲者合宴，置酒而啖。若不与者，必致怒争”。广州人“不以贫富、长幼、男女，自朝至暮，宁不食饭，唯嗜槟榔”。钦州人“亲死，不食鱼肉，而食螃蟹、车螯、蚝、螺之属，谓之斋素，以其无血也。海南黎人亲死，不食粥饭，唯饮酒，食生牛肉，以为至孝在是”。广南汉人和一些少数民族，“不问鸟兽蛇虫，无不食之”，他们的食品包括鼠、蝗虫、蜂房等。有些少数民族还有“鼻饮”，即用“小管”插入鼻中饮水的习惯。南方的人则“以舟楫为家，采海物为生，且生食之”。瑶族“种禾、黍、粟、豆、山芋，杂以为粮，截竹筒而炊，暇则猎食山兽以续食”。他们“岁首祭盘瓠”时，“杂揉鱼肉酒饭於木槽，扣槽群号为礼”。壮族人喜欢“抟饭掬水以食”。凡此种种，都成为宋代丰富多采的饮食文明的组成部分。
中华的烹饪技艺源远流长。宋代实际上按照色、香、味、形、名五者兼全的原则，烹制了很多美馔佳肴。但限於当时的生产水平和社会条件，烹饪技艺只能归社会上层的很少数人享用。
前述《武林旧事》卷９记录宋高宗亲幸大将张俊府的御筵，提供了中国今存最早的御筵清单。其中光是“下酒十五盏”，就有三十道菜，如“第一盏”是“花炊鹌子、荔枝白腰子”，“第二盏”是“奶房签、三脆羹”，“第三盏”是“羊舌签、萌芽肚”。此外，还有炒白腰子、炙鹌子脯、润鸡、润兔等“插食”，“砌香果子”、“雕花蜜煎”等“劝酒果子库十番”，煨牡蛎、蝤蛑签等“厨劝酒十味”，莲花鸭签、三珍脍、南炒鳝等“对食十盏二十分”，真可谓是山珍海味，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有宋人得皇帝“每日赐太子玉食批数纸”，由“司膳内人所书”，如有酒醋白腰子、三鲜笋炒鹌子、烙润鸠子、湖鱼糊、炒田鸡等，共计约二十种。
宋代豪华宴会的排场，有所谓“四司六局”。帐设司掌管各种陈设，茶酒司掌管茶汤、热酒，安排座次，迎送等，厨司掌管烹饪，台盘司掌管杯盏碗碟的传送之类。果子局、蜜煎局、和菜蔬局负责三种食品的供送，油烛局、香药局和排办局负责灯烛、香料以及打扫等事。
南宋後期某知府雇一“京都厨娘”，须以“回轿接取”。她置办“羊头签五分，合用羊头十个”，只“剔留脸肉，馀悉掷之地”，说：“此皆非贵人之所食矣。”五斤葱则仅“取条心之似韭黄者，以淡酒、醯浸喷，馀弃置了不惜”。其他仆人捡起剩下的羊头，则被她讥笑说：“若辈真狗子也！”宋代的“签”即是羹，厨娘做出的羊头签等菜肴固然“馨香脆美，济楚细腻，难以尽其形容，食者举箸无赢馀，相顾称好”。但厨娘却要按惯例索取重金“支赐”，这个官员不得不感到“事力单薄”，认为“此等厨娘不宜常用，不两月，托以他事，善遣以还”。临安“最为下色”的厨娘，连一个知府也无力雇佣，足见统治者的豪侈，高级烹饪的昂贵。
从今存宋代史料，包括《山家清供》所提供的食谱看，宋人使用水、油以及各种作料的烹饪，如煮、蒸、炒、煎、炸、脍、炙等，大体已与今人相似。宋时喜欢对各种食肴取以美名，在前已引证不少，如《山家清供》中有黄金鸡、玉灌肺、神仙富贵饼、脆琅、东坡豆腐等，豆腐以文豪苏轼的号命名，也独具特色。相沿至今，对食肴取以美名，已成为中华饮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宋代饮食:于雅俗间变化
宫廷饮食流风之下，让羊肉成为宋时矜贵而美味的象征，也让看盘在民间公私宴会上得以流传。但真正细论之下，真正影响宋代饮食却并非宫廷，而是民间。
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个朝代上承千年饮食之美，下启中华八大菜系之端，却能在刻板的礼仪，不仅留下市井饮食广告的谐趣，更有着一本菜谱洛阳纸贵的传奇，这就是两宋的饮食文化。它犹如宋代流行的斗茶游戏，时而端庄于庙堂，时而传递在贩夫走卒手中，在亦雅亦俗间变换间回味无穷。
不吃猪肉的皇宫
历朝历代作为时代饮食旗帜，莫过于宫廷的饮食。宋代宫廷一改唐代宫廷饮食“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这种夸张杜撰大于现实的作风，不仅留下了确切的御宴宫廷菜品明细，甚至还有着流传至今的原料及做法。从那些充满浓浓生活气息的记录上，流传着一个有趣的习俗，两宋皇宫“御厨止用羊肉”，原则上“不登彘（猪）肉”。据记载，宋太祖宴请吴越国君主钱俶的第一道菜是“旋鮓”，即用羊肉制成；而仁宗禁止宫廷为半夜饥饿时进贡上“烧羊”，所以羊肉是宋代的宫廷食材用量上的至尊。当时陕西冯翊县出产的羊肉，时称“膏嫩第一”。宋真宗时，“御厨岁费羊数万口”，就是买于陕西。而随着王朝的传续，宋代宫廷这种嗜吃羊肉为主要肉类的习俗，有增无减。大致在宋仁宗、英宗时，朝廷从“河北榷场买契丹羊数万”。而神宗时代御厨帐本上更“吓煞人”般记录一年中“羊肉四十三万四千四百六十三斤四两，常支羊羔儿一十九口，猪肉四千一百三十一”，这里尽管记载着有少量的猪肉支出，但绝大部分的猪肉是上了“看碟”和配菜之列。
北宋皇宫这一饮食习惯甚至立都杭州的南宋都得以传承，宋高宗都傲气地表示宫中主用羊肉，不用猪肉乃祖宗习俗。即使到南宋孝宗时，皇后“中宫内膳，日供一羊”。纵是因为地处南方，产羊不多，剩下的食料也是用南方特长的鱼虾水产来替补，而绝非猪肉。
百飨珍味前的看菜
在宋代笔记的御宴记载中，不难发现有着“绣花高饤八果垒”，“乐仙干果子叉袋儿”“缕金香药”之类的菜名。这令人遐想的菜品可并非用来品尝的，它们仅仅属于宴席上的“看菜”，比如 “绣花高饤八果垒”就是以着各式珍贵的器皿分别堆垒着香圆、真柑、石榴、橙子、鹅梨、乳梨、花木瓜。而“缕金香药”则是脑子花儿、甘草花儿、朱砂圆子、木香丁香、水龙脑、史君子、缩砂花儿、官桂花儿、白术人参、橄榄花儿十盒香料。这些堆叠的水果和香料的名菜，仅仅是用餐前以其美丽的色泽、精巧的摆设用以观看来刺激食欲或清新一下空气。在宋代它们名为“看菜”、“看果子”、看食。看菜的具体起源不可考证，但是在唐代的御宴“烧尾宴”已经出现，而富庶繁华的宋朝则把这种习俗发扬光大，正式成为宴席和日常饮食中的定制。唐代的御宴中“素蒸音声部”的看菜，是用素菜和蒸面做成一群蓬莱仙子般的歌女舞女，共有70件，可谓庞大而壮观。而宋的看菜却在精细上更见工夫。具体的御宴看碟做法已经不可考，但是从民间和王公府第的看果子，我们可以窥豹一斑其精细。如汴梁东京市民喜欢的雕花蜜煎。其中的雕花，就是在东京饮食市场上用瓜雕刻成的花样食品，即“药瓜”。不仅是东京，各城市饮食市场也推出自己的杰作，如浦城的冬瓜—就是安置在寿架台上的一条三尺长冬瓜，刻上了假山、龟、鹤、寿星、仙女，异常精妙。
当然水平较高者还是王公府第的厨师，他们用杨梅、冬瓜、金桔、鲜姜、嫩笋等，雕成甜酸的花梅球儿、清甜的蜜冬瓜鱼、微辣带甜的花姜，而且还在金桔、橙子、木瓜上雕出花及大段花、方花，又在青梅上雕出荷叶儿。
值得一题是这些御宴中看食并非约定俗成就是果品、香料。在《东京梦华录》中就曾记载，御宴时各国使节和群臣面前都“分列环饼、油饼、枣塔为看盘，次列果子”，而辽国使节面前加“独羊鸡鹅连骨熟肉为看盘，皆以小绳束之，又生葱韭蒜醋各一碟”，这是因为辽国饮食风俗粗劣、最尊贵的食礼就是熟肉上摆放生葱蒜韭。而在南宋又因口味偏甜，看盘上的蜜雕果子、雕花蜜饯也逐渐多了。这种看菜的盛行流传至今日就是工艺菜的始祖。
市坊之间广告声
宋代饮食风尚虽然以宫廷的好恶为旗帜，但一如历代引领时尚潮流的却永远不会是宫廷的，是民间的饮食文化。两宋时代城市饮食休闲行业异常发达，令皇城之间的君王在夜半都望着城中漫天灯火为之向往。这首先归功于宋代经济的繁荣，除了酒肆之间不再如唐代被约束在市坊中间，两宋百姓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正式开始三餐制的。在此之前，按礼仪天子一日四餐,诸侯一日三餐，平民两餐。西汉时，给叛变被流放的淮南王的圣旨上，就专门点出，“减一日三餐为两餐”。而至这个普通平民日常饮食能从两餐到三餐为习俗，除了证明宫廷刻板的饮食礼仪规定对民间约束的失效，更折射出了两宋不必史官曲笔礼赞的繁华。
三餐制直接带动的餐饮业的繁华，也带来了市坊餐饮间的竞争，除了在各种菜品、餐具上的争奇斗艳，当时招幌广告、节日促销外加环境促销已经成为饮食商铺三大促销手段。饮食广告业在宋代初具雏形。一般著名的酒楼如樊楼、白矾楼会不惜千金请人赋写诗词以增加自家酒楼的名气。而一些不知名的小店也会打出“孙羊肉”、“李家酒”等特色招牌广告。在《鸡肋编》中甚至记载了一游走街边卖环饼的小贩，为别出心裁，挖空心思想出的叫卖词：“吃亏的便是我呀”。结果当在他在哲宗被废的孟皇后居处瑶华宫前也这样叫卖时，引起开封府衙役的注目，疑他借此讽刺皇帝废后不当，所以将其抓捕审讯。审后才得知他只是为了推销自己的饼，便责打100后放出。此后，此小贩便改口喊“待我放下歇一歇吧”。这则传为一时笑谈的故事，无一不生动描述酒楼旗肆飞扬，叫卖喧嚷不息的宋代饮食风俗。
名士风流和饮食
当然任何民间的饮食风俗，最直接的记录者就是当代的文人。宋代的文人为当时的饮风食俗的推广、流传是不余遗力的。宋代的饮食著作大致可分为食经类、茶学类和酒学类等三类，其中不仅数量和种类大大增加，更通过文人的编写让饮食著作在书籍中的地位有了很大地提高。 比如宋代时期，仅仅食经的郑樵《通志·艺文略》将食经单独作为一个门类列出，共收录了41部360卷著作目录。
而把饮食描写融入吟咏的诗词文赋，在宋更是比比皆是，象一代文豪苏轼就写有大量的这方面的诗文，《东坡羹颂》、《猪肉颂》、《老饕赋》、《试院煎茶》、《和蒋夔寄茶》等。当然他为买饼老妇人写的广告诗 “纤手搓来玉色匀，碧油煎出嫩黄深。 夜来春睡知轻重，压匾佳人缠臂金。”更是流传千古的佳话 。
同样这些风流名士了除了在保存、撰写饮食类书籍诗文，不少墨客干脆身体力行参与饮食发明制作，象书法与诗文都颇负盛名北宋的郑文宝，他创制的云英面，就极受人欢迎 。据记载其法是将藕、莲、菱、芋、鸡头、荸荠、慈菇与百合混在一起，再配以瘦肉烂蒸，然后用风吹凉，在石臼中捣细，再加上四川的糖和蜜蒸熟，然后再入臼中捣，使糖、蜜和各种原料拌均匀，随后取出作一团，等冷了变硬，再用刀切着吃。这道美味后来甚至还被专门收入宋代食谱。
最为有名的还是苏轼与“东坡肉”。苏轼在在黄州作团练副使时，曾将当时流行的猪肉烧制法揣摩一番后得以创造出一道新菜。苏东坡还专门写成打油诗一首来记载做法：“黄州好猪肉，价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如前所提及，羊肉是当时公认的贵重佳肴，流风所在，所以便宜的猪肉令当时富贵人家瞧不上眼。反经大文豪的一番创制推荐后，很快便在宋代市民中广为传播，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东坡肉”。
同时两宋在物产极大丰盛之际，加之没有任何宗教饮食的禁忌，所以一些珍奇的食物就纳入文人尝新追逐之列，例如在宋代的士人中，吃河豚成为一种时尚。名士梅圣俞，喜欢邀朋呼友来家里吃河豚，他在《河豚鱼》写到，“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扬花。河豚于此时，贵不数鱼虾”。而河豚有剧毒，需要祛毒后才能烹调，苏东坡拼死吃河豚的诙谐掌故也正是出于此时。因为河豚的价格的昂贵，美食家竟然发明了假河豚的做法。类似此在《山家清供》还所记着有“假煎肉”的制作：葫芦和面筋都切成薄片，分别加料后用油煎，然后加葱、花椒油、酒，放一起炒，葫芦和面筋不但炒得像肉，而且它的味道也和肉味相同。后来类似这样制法的假河豚、炸油河豚、油炸假河豚，已作为名菜，纷纷出现在食店里。可以想象正是因为文人美食家对各类饮食的总结、撰写、身体力行的传播，让两宋市民得以认识这些新奇的食物，而且，饮食商家能够闻风而上，也能将模仿海鲜制作出，从而形成民间饮食流风。这些逸事已不足一一漫谈。
而时至今日，两宋的繁华虽早已经化成书页间记载的辉煌，不过细致处象漫步在河南街头，早餐皆是羊肉汤一统的局面；粗略处时时可见的饮茶风尚，却让人无形似乎窥见两宋的饮食风俗早已走入民间，虽经千年，不曾失落！
【四】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有人甚至认为宋代经济已超过了明清。经济的发展，使宋代食品业有了很大的进步。宋代饮食颇具特色，与前代相比，宋代百姓的饮食结构有了较大的变化，素食成分增多，素食的艺术成分更加明显，式样也更多。在宋代的大中城市，食品行业的竞争已经很激烈，市民食谱日益多样化。
在宋代，饼作为一种主食，是百姓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宋代的饼并不像现在仅指经过烧烤加工而成的一种圆形食品。凡是用面粉做成的食品，都可叫饼。烤制而成的叫烧饼，与我们今天的无二。水瀹而成的称为汤饼，在笼中蒸成的馒头叫笼饼。《水浒传》中的武大郎在街头叫卖时所喊的“炊饼”，指的就是馒头。
宋代饼业兴盛，竞争自然也激烈。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卖饼者想出了各种方法。东京的卖饼者，就在街头使用五花八门的叫卖声，以招徕顾客。一位卖环饼的小贩，为别出心裁，在街头兜售时竟喊出“吃亏的便是我呀”。后来这位小贩在皇后居住的瑶华宫前这样叫卖，引起开封府衙役的怀疑，将其抓捕审讯。审后才得知他只是为了推销自己的环饼，便将他打了100棍放了出来。此后，这位小贩便改口喊“待我放下歇一歇吧”。他的故事成为当时东京的一桩笑料，但生意反而较以前好了。
宋代面食兴旺。北宋的郑文宝，书法与诗文皆在当时颇负盛名，他创制的云英面，极受时人欢迎。制作方法是将藕、莲、菱、芋、鸡头、荸荠、慈菇与百合混在一起，再配以瘦肉烂蒸，然后用风吹凉，在石臼中捣细，再加上四川的糖和蜜蒸熟，然后再入臼中捣，使糖、蜜和各种原料拌均匀，随后取出作一团，等冷了变硬，再用刀切着吃。云英面颇受士人青睐，后被收入宋代食谱。
士人与美食的掌故，最为有名的还是苏轼与“东坡肉”。苏轼在在黄冈作团练副使时，曾将当时城市流行的一道猪肉菜，写成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当时富贵人家瞧不上眼，而只有中下层人士才乐此不疲，故有“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之说。这道菜比较便宜，经苏轼推荐后，很快便在宋代市民中广为传播，被称为“东坡肉”。
在宋代的士人中，吃河豚成为一种时尚。名士梅圣俞，喜欢邀朋呼友来家里吃河豚。他的《河豚鱼》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扬花。河豚于此时，贵不数鱼虾”。河豚有剧毒，需要祛毒后才能烹调，亦有人因食河豚而丧命。
除了河豚之外，类食品和“洗手蟹”也在宋代市民中风靡一时。东京名商号东华门何吴二家的鱼，是从外地运的活鱼加工而成的。由于是切成十数小片为一把出售，故又称“把”。由于它是风化干后才入的料，所以味道鲜美，成为当时一道名菜，以至时人有“谁人不识把”的说法，类食品易于保存，所以很受大众的喜爱。贵族之家制作的黄雀，是一种市面上不易见到的食品。蔡京家里有三栋房屋，堆积着直至房梁的黄雀。有位官员，一次就可献出千余罐鹅。在东京的市面上，洗手蟹非常受欢迎。将蟹拆开，调以盐梅、椒橙，然后洗手再吃，所以叫洗手蟹。
就像我们今天早晨喝牛奶豆浆一样，宋代市民早晨习惯喝的是一种叫煎点汤茶药的茶。煎点汤茶药是茶叶和绿豆、麝香等原料加工而成，好似煎药。在五更的早市上，煎点汤茶药的叫卖声此起彼伏，蔚为壮观。元代画家赵孟的《斗浆图》，画的就是市井贩卖煎点汤茶药的情形。宋人认为，茶即药也，煎服则可去滞而代食；煎茶时间越长，味道就越好。宋代流行点茶，就是在炭火将茶叶水烧得快沸腾时，加些许冷水，待茶叶水再次沸腾时再用冷水点住。如此点三次，方可收到色味俱佳的效果。宋代时，茶坊在市镇开始普及，点茶也就在城市中盛行起来。
汤药在宋代很普及。汤药种类很多，见于史籍的主要有二陈汤、枣汤、生姜汤、荔枝圆眼汤、薄荷汤、木星汤、无尘汤、木香汤、香苏汤、盐豉汤、干木瓜汤、缩砂汤、湿木瓜汤、白梅汤、乌梅汤、桂花汤、豆蔻汤、破气汤、玉真汤、益智汤、檀汤、杏霜汤、胡椒汤、紫苏汤、洞庭汤等等。其中二陈汤是流行于当时大街小巷的最常见的一种。二陈汤主治头眩心悸、寒热、呕吐恶心，因食生冷引起的脾胃不和等症状。每日早上起来喝上一盏二陈汤，会产生提神养身的效果，欧阳修的“论功可以疗百疾，轻身久服胜胡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宋代，皇帝常常将汤药与茶作为一种礼物，赐给功臣将士。宋真宗召见大臣晏殊，赐座后便喝茶。末了，起身便点汤。由于皇帝的示范，贵族权臣们纷纷碾制汤沫、丸药、茶饼，随身携带。王安石罢相后返乡，途中痰火病发，他便吩咐随从取来沸汤，将丸药茶饼调配倒沸汤中服了才痊愈。就连一般的市民，也受到影响。有的市民家里来了客人，主人便将汤端出，招待客人。先茶后汤，还是先汤后茶，不同的人家有不同的习惯。
宋代市民对水果的需求量非常大，食店里果子与饮食是平分秋色。市民就餐时，一般是先上正食，然后再上水果，就像我们今天的拼盘。水果既包括新鲜的水果，也包括晒制的干果子、香药果子等。水果的种类五花八门，水果贩子也很多。东京的夜市非常发达，在子夜时分，还能够听到水果贩子的叫卖声。作为京城，东京的市民比其他小城市者有口福，可以吃到许多新的品种。如江西的金橘，本为南方水果，由于距离遥远、运输不便的原因，东京的市民一般很难见到。后来由于温成皇后的钟爱，江西金橘便在东京流行起来，走入了寻常百姓家。
在宋代的食品市场上，清凉饮料也很受市民的欢迎，主要有甘豆汤、豆儿水、鹿梨浆、卤梅水、姜蜜水、木瓜汁、沈香水、荔枝膏水、苦水、金橘团、雪泡缩皮饮、梅花酒、五苓大顺散、紫苏饮、椰子酒等等。这些饮料可以说是一种保健饮料，有些还具有药物的成分，如雪泡缩皮饮就有解伏热、烦渴、消暑毒、止吐利的功效，对于霍乱之后服热药致烦躁者，服雪泡缩皮饮的效果尤佳。冷饮可解烦，亦可热或温饮。这些清凉饮料多兼具治病防病功效，夏季上市时非常受欢迎。
美不胜收的宋代美食
在东京，凡是卖熟食者，都用诡异言语吟叫，这样食品售出才快。曾经有一位卖“环饼”的小贩，常常不言所卖的是什么食品，只是一个劲长叹：吃亏的便是我呀!当时正巧昭慈皇后被废黜，在瑶华宫居住，而这位小贩每次到瑶华宫前，依旧搁下挑担叹息着说这句话。开封府衙役听其言观其行，好生怀疑，捕他入狱。经审讯，方知他是为了早点卖出环饼，故意使用这样奇特的言言，并无他意，但语关重大，打了100棍才放出来。有了这惨痛教训，此后，这位小贩挑担卖环饼时改口道：待我放下歇一歇吧。他的遭遇，他的变化，他的与众不同而又有些诙谐的叫卖语言，成为一桩引人发笑的故事，去买他的环饼的市民由此增多了。记述这件事的文人，是有感于这位小贩为了卖饼，在吆喝上标新立异，招来了皮肉之苦的传奇故事。然而客观的记述也从另一面反映出了东京食品行业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否则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竞争现象?这位卖环饼的小贩，只不过是庞大的食品行业中的一名散兵，他是从属于宋代城市遍布在大街小巷的饼店的，当然也可能他是自做环饼自卖的，像清河县镇上自做炊饼自卖的武大郎那样。
在宋代城市里这种现象还是很多的。苏东坡在海南儋耳做官时，就曾与一做环饼为生的老太太为邻。老太太多次请苏东坡为她作首诗，苏东坡欣然写来：纤手搓来玉色匀，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知轻重，压匾佳人缠臂金。
此诗以饼入诗，饶有风趣，也反映了制饼业的普遍和兴盛。的确，在宋代，饼的意义是很宽泛的，凡是用面做的食品，都叫饼。像火烧而食的，叫烧饼；水瀹而食的，叫汤饼；笼蒸而食的，叫蒸饼；馒头叫笼饼……饼的花样可谓繁多。饼的兴盛，根源是在市民阶层中兴起的一种图简便适口的食风。苏东坡在黄冈时，曾作过一首《食猪肉》诗，和城市中的食猪肉的风气，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黄州好猪肉，价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诗话家周紫芝认为这是苏东坡作的滑稽文字游戏，后来他读《云仙散录》上黄升从早晨到黄昏煮二斤鹿肉，才知苏东坡的“火候足”是有充分来历的。
苏东坡固然是官场中人，但他的才子气质，又使他不同于一般官吏对除公务以外的诸如饮食之类缺乏审美情趣，在相当多的场合，苏东坡常常是才子的禀赋占据上风，这就使他能发现美，写出具有真性情的作品来，《食猪肉》就是这样一首非常典型的诗作。苏东坡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这一点，精确总结了煮猪肉的诀窍，从而为宋代城市中的知识分子阶层提供了一种可口的佳肴。由于这道美食价钱不贵，很快在城市中下市民中传扬开来，这就是后代美食家津津乐道的“东坡肉”的源流。以苏东坡这样的品位，可见知识型美食家对城市食风是有很大影响力的，这也是因为美食家有钱也有闲，他们能够研究出既有营养又有文化意蕴的食物来。
苏东坡就曾开过一个单子，向人推荐理想的“食次”：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南都拨心面，作槐芽温淘糁。以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稻，荐以蒸子鹅。吴兴庖人斫松江鲈脍，即饱，以庐山康王谷水，烹曾坑斗品茶。
以宋代城市生活标准来看这些食物，用不着花很多钱，而且极易做到。如单子上所说的“槐芽温淘”，即“冷淘”，是一种去火清热的面与菜制素食，价廉而物美，故很快在城市食店里流行起来了。苏东坡归纳“槐芽温淘”为美食，揭示了饮食历史发展的一条规律，那就是有相当多的美食，最初起自民间，但又需经美食家研究整理，再流传开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像北宋初期善篆书、有诗名的郑文宝，就创制出一种“云英面”。这种面的制作颇像江南人好做的鲊脯鲙炙无不有、埋在饭中杂烹的“盘游饭”的风味。其方法是：将藕、莲、菱、芋、鸡头、荸荠、慈菇、百合，混在一起，选择净肉，烂蒸。用风吹晾一会儿，在石臼中捣得非常细，再加上四川产的糖和蜜，蒸熟，然后再入臼中捣，使糖、蜜和各种原料拌均匀，再取出来，作一团，等冷了变硬，再用干净的刀随便切着吃。
身为大臣的郑文宝不可能是“云英面”的始作俑者，他肯定是巧取民间厨人制面之精华，综合出“云英面”的制作方法来，然后他又将“云英面”方子赠给其他好吃之人，这使“云英面”的影响更加扩大，以至收入宋代食谱。再以讲究吃海鲜而闻名的梅圣俞为例，他家经常吸引一些习气相投的有知识的食客，一时间，鲤鲂之脍，飞刀徽整，梅家几乎成为研究海鲜的中心。这在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中有着记录。梅圣俞就是在这样的宴席上，赋《河豚鱼》诗一首：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于此时，贵不数鱼虾。
这首诗告诉我们至少在宋代城市中的知识阶层，吃河豚已成风气了。
这是由于河豚吃鱼虾而颇肥腯，故引诱士子纷纷来吃。苏东坡居常州时，里中士大夫家有妙于烹河豚的，请东坡来共享，女人和孩子都跑到屏风间，希望能得到苏东坡的品题。只见苏东坡下箸大嚼，寂如喑者，家人大失所望，这时苏东坡忽下箸说：也值一死!于是全家大乐。
这一段文字，将苏东坡知味贪吃的形象刻画得维妙维肖，足见河豚确是无比的美味。但河豚确有剧毒，食之夺命并非胡言。宋代的费衮就主张：河豚之目并其子凡血皆有毒，食者每剔去之，其肉则洗涤数十遍，待色白如雪，再烹。苏东坡也提出：煮河豚用荆芥，煮三四次，换水则无毒。
看来河豚有毒，可是并非人人会烹制，但市民们又想吃，于是，美食家研究出了行之有效的烹制河豚的方法。而且，为了解决口腹之欲，美食家还创造了“假河鲀”的吃法——杨次翕在丹阳时，做羹招待米芾，说：今天为你做河豚。米芾疑虑不敢吃，杨笑着对他道：这是用别的鱼做的，假河豚。所谓假，乃象形也。如《山家清供》所记“假煎肉”的制作：葫芦和面筋都切成薄片，分别加料后用油煎，然后加葱、花椒油、酒，放一起炒，葫芦和面筋不但炒得像肉，而且它的味道也和肉味相同。类似这样制法的假河鲀、炸油河鲀、油炸假河鲀，已作为名菜，纷纷出现在食店里。
可见，美食家的提倡，对市民认识河豚和吃河豚，还是起到不小的催化作用，而且，饮食商家能够闻风而上，也的确能将海鲜制作出美味来——像东京东华门何吴二家造的鱼鲊，是从澶滑河上打鱼斫造，贮入荆笼，一路上用水浸泡运入京城的。它是切成十数小片为一把出售，号“把鲊”。因控干入物料，肉益紧而味道甚美，名闻天下，以至有“谁人不识把鲊”之语。
蟹本是南方水产，可是在东京的食店里却也风行一时。市民往往将生蟹拆开，调以盐梅、椒橙，然后洗手再吃，故这种蟹叫“洗手蟹”。甚至停泊在汴河边的船家的妇女也能够做这种洗手蟹吃，它的绝妙使人赋诗道：
紫髯霜蟹壳如纸，薄萄作肉琥珀髓。主人揎腕斫两螯，点醋揉橙荐新醴。
痴祥受生无此味，一箸菜根饱欲死。唤渠试与釜底，换取舌头别参起。
美味洗手蟹，对市民阶层的饮食品位提高是有潜移默化作用的，它促使美食家和市民不断钻研新的饮食方法，从而使宋代城市饮食市场上新、奇、特诸类食物品种不断涌现。市民吃的水平已从一般的味道美转向意境美的境地了。
如橙酿蟹，也就是市民经常所说的蟹酿橙：将黄熟带枝的大橙子，截顶，去瓤，只留下少许汁液，再将蟹黄、蟹油、蟹肉放在橙子里，仍用截去的带枝的橙顶盖住原截处，放入小甑内，用酒、醋、水蒸熟后，用醋和盐拌着吃。这种橙酿蟹，不仅香，而且鲜，更主要的是它使人领略到了新酒、菊花、香橙、螃蟹色味交融的艺术氛围……
这种形质兼美的食品在宋代城市中已经很多，市民们已不仅仅满足于口腹之欲，而是将一般的食物也都赋予一种意境的追求。像名字煞是好听的“酥琼叶”，其实是将宿蒸饼薄薄切就，涂上蜜或油，就火上炙，地上铺上纸散火气，炙好后，非常松脆，有止疗化食功效，而且嚼起来还可如杨万里所说：作雪花声……
市民还将对食物的审美情趣，扩大到视觉上，于是，雕花蜜煎应运而生。所谓雕花，较早出现的是在东京饮食市场上用瓜雕刻成的花样食品，即“药瓜”，还有用油面糖蜜制成的“笑靥儿”果食。
这是一种赏心悦目的工艺性食品，极受市民欢迎，各城市饮食市场也推出自己的杰作，如浦城的冬瓜——安置在寿架台上的一条三尺长冬瓜，刻上了假山、龟、鹤、寿星、仙女，异常精妙。
雕花蜜煎成就最高者为王公府第的厨师，他们用杨梅、冬瓜、金桔、鲜姜、嫩笋等，雕成甜酸的花梅球儿、清甜的蜜冬瓜鱼、微辣带甜的花姜，而且还在金桔、橙子、木瓜上雕出花及大段花、方花，又在青梅上雕出荷叶儿……
这些食品真是美煞，使人羡煞。但是这类雕花蜜煎，费时费力，轻易不摆设，王公只有在款待皇帝时才端出。不过这种追求艺术性的倾向，已扩展到食品制作的各个方面，如那一个又一个冠以“假”字的象形菜，也千姿百态，令人耳目一新——腰子假炒肺、假团圆燥子、江鱼假、虾蒸假奶、小鸡假炙鸭、五色假料头肚尖、假炙江瑶肚尖、假熬鸭、野味假炙、假炙鲎橙、假熬蛤蜊肉、假淳菜腰、假炒肺羊熬、下饭假牛冻、假驴事件、假蛤蜊、假熬鸭……
可以说，无论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中游的，都可加以模仿，这些象形菜，是用面筋、豆腐、山药和菇类等全素食物为原料，其制法和前面所说的“假煎肉”大同小异。如此巧制出来的“假荤菜”，色形味香俱全，使一般“工薪阶层”的市民都可以品尝得到。
它表明了宋代市民阶层的饮食结构有了重大的变化，素食成份增多。这种增多，是相对而言的，因宋代之前的城市居民素食也占饮食结构中重要成份。宋代市民素食成份增多与前代不同的是，素食的艺术成份更明显，样式也更多，这就如同市民阶层饮食结构中日益增多的水果成份一样。
宋代城市市民对水果的需求量非常之大，在食店里，果子与饮食是平分秋色，一半对一半的，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专门标明《饮食果子》就是一证。从饮食节次来看，一般是正食上后，必上水果。
这类水果，也包括晒制的干果子、香药果子等等，种类很多，出售水果的商贩也很多，子夜时分的东京街头还可看到他们叫卖的身影。这也是由于水果商贩背后有一庞大的“果子行”支撑着，我们可从苏象先记述他祖父行状的文字中窥见一斑——苏颂曾雇一婢女，此女一家十口住在曹门外，无其他职业，专为果子行锤取石莲肉度日，她说像她家这样专供果子行的就有数十家之多，夏天要锤莲百十车……以此推算，水果在城市饮食行业中可谓供销两旺。这种局面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是贵族对水果的喜好和推重，使之成为一代较新的食风。如产于江西的金橘——因为远，东京市民很难见到。后运至东京，由于温成皇后爱吃，金橘遂在东京饮食市场上红火起来了。而且，很快，在绿豆中可以保藏金橘多时不坏的方法推广开来了。
这个事例说明：贵族口味的好恶，对城市食风影响还是不小的。这也是符合饮食历史规律的，因为贵族富甲天下，最有条件品尝海陆奇珍。我们可以南宋皇帝的“玉食”为例，其名目有：酒醋白腰子、三鲜笋炒鹌子、烙润鸠子、石首鱼、土步辣羹、海盐蛇鲊、煎三色鲜、煎卧鸟、湖鱼、糊炒田鸡、鸡人字焙腰子、糊燠鲇鱼、蝤蛑签、麂膊及浮助河蟹、江、青虾辣羹、燕鱼、干鲻鱼、酒醋蹄酥片生豆腐、百宜羹、燥子、炸白腰子、酒煎羊二牲醋脑子、汁清杂胡鱼、肚儿辣羹、酒炊淮白鱼之类。
这仅仅是皇帝每日赐太子的一部分“玉食”，其制作极其精良，如羊头签，只取两翼；土步鱼，只取两腮；以蝤蛑为签、为馄饨、为橙瓮，只取两螯，剩余全都扔在地上作废。
这种食不厌精的风气，达官贵人无不模仿，竞相奢侈，以至出现了韩玉汝丞相那样的每食必殚极精侈之辈，甚至有人养成了一种吃鸽子的特殊才能：吃白鸽后再给他别的颜色的鸽子吃，则能辨出不是白鸽……
一旦有一种品味优良的饮食问世，引领这风头的无不是贵族中人。像宋代城市盛行的易于保存的“鲊”，有一官吏一次就可献出千余罐“鹅掌鲊”。这表明，鲊制作最精的、保存最多的也是贵族。以“黄雀鲊”为例——
黄雀收拾干净后，用汤洗，拭干，再用麦黄、红曲、盐椒、葱丝调和，在扁罐内铺一层黄雀，上一层料，装实。用篾片将笋叶盖固定住，等到罐中腌出卤，便倒掉，再加酒浸泡，密封好，可久用。
这道名食，在北宋时还不易在饮食市场上看到，但那时的贵族为随时都能吃到这道美味，便在家中储备了许多“黄雀鲊”。以蔡京为甚，他家有三栋房屋，装满了从地下积起来直顶到正梁上的“黄雀鲊”。从一鲊可见当时的整体食风。临安城内之所以出现了“效御厨体式，贵官家品件”的超高级食店，正是为了迎合这种奢侈食风而设立的。这种皇家王府的饮食风格，能够代表这个时代饮食的最高成就，但它较难普及。所以，我们在研究宋代城市食风时，要关注那些最能反映主流的饮食活动。如宋代城市的公众饮食制度已有条不紊地建设起来，十分周到，像在什么样的季节吃什么样的食物，已约定俗成——
元日的元阳茧，上元的油画明珠，人日的六上菜，二月十五的涅兜，上巳的手里行厨，寒食的冬凌，四月八日的指天馂馅，重五的如意圆，伏日的绿荷包子，二社的辣鸡鸾，七夕的罗糇罗饭，中秋的玩月羹，中元的盂兰饼馅，重九的米锦，冬至的宜盘，腊月的萱草面，腊八的法玉科斗……
这些“节食”，上自皇帝下至普通市民，无一例外，都予遵循，只不过在质量上和排场上有所区别。较为普遍的是一些有益于健康卫生的饮食已为各阶层所共同关注，这一焦点是新的保健饮品——清凉饮料，主要品种为：甘豆汤、豆儿水、鹿梨浆、卤梅水、姜蜜水、木瓜汁、沉香水、荔枝膏水、苦水金橘团雪泡缩皮饮、椰子酒、梅花酒、五苓大顺散
香薷饮紫苏饮
实际上，这些清凉饮料，兼具药的成份，如“雪泡缩皮饮”具有解伏热、除烦渴、消暑毒、止吐利的功效。特别是霍乱之后服热药致烦躁者，极宜服这雪泡缩皮饮。它的成份是：缩砂仁乌梅肉、苹果煨，去皮甘草炙，各四两、干葛白扁豆去皮，炒，各二两，饮雪泡缩皮饮的时候可每服四钱，水一大碗，煎八分，去滓，沉服。水冷时饮解烦。也可热也可温，随意饮服，以它代替饮热水是最好的。
像香薷饮，其药用价值就更大了，如宽中和气，治饮食不节，饥饱失时，或冷物过多，或硬物壅驻，或食毕便睡，或惊忧恚怒，或劳役动气，脾胃不和，三脘痞滞，内感风冷，外受寒邪，憎寒壮热，遍体疼痛，胸膈满闷，霍乱呕吐，脾疼翻胃……统统都在香薷饮的治疗之列。尤其是中酒不醒，四时伤寒头痛，只要饮上三服，发了汗就可痊愈。常饮香薷饮，还可益脾温胃，散宿痰停饮，能进食，辟风、寒、暑、湿、雾露之气。
以上列举的这些清凉饮料，多在闷热夏日上市，由于它兼具治病防病功效，所以很受广大市民欢迎。即使一些标有酒字的饮料也是这样，实际与那种粮食烧酒无涉。如梅花酒起源于绍兴年间的临安茶肆：以鼓乐吹《梅花引》曲卖这种清凉饮料，用的是银盂杓盏，好像酒肆卖酒时论一角二角似的，因此名为“梅花酒”。饮这样的“凉水”，已成为宋代城市市民暑天中的一种时尚，这就如同每天早晨市民们所饮的“煎点汤茶药”一样——
在宋代城市中，无论早晚还是白天，都可看见出售“煎点汤茶药”的，尤其是在时交五更的早市上，街头巷尾传来的“煎点汤茶药”的叫卖声响作一片，已成为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
“煎点汤茶药”，茶为主要，以宋代常见的“煎香茶”来看，它的制作方法是：每百钱上春嫩芽，合一升去壳蒸熟的绿豆，再细磨十两山药，掺入脑、麝各半钱，重新放入盒中一同研磨约20杵下，再放入罐中密封好，窨三天后，再把这种香茶放在水里煮，使所含的成份进入水中，好似煎药。
无怪乎宋代美食家林洪有这样的认识：“茶即药也，煎服则去滞而代食。”煎茶时间愈长，味道也就愈好。而“点茶”，就是在炭火将茶叶水烧得滚沸起时，用冷水点住，茶叶水再滚沸起，再用冷水点住，如此点三次，才能收到色味皆佳的效果，这是一般的“点茶”规律。
由于茶叶的丰收，茶坊遂在城市普及，“点茶”也就在城市中流行起来，各式点茶竞争相长，出现了“点茶不一”的局面。如当时茶叶多产自南方，北方人特别难得到它，一旦得到茶叶，又以为茶叶味不好，所以在茶叶里放入许多杂物煎点，正如葛立方《韵语阳秋》所说：“北方俚人茗饮无不有，盐酪椒姜夸满口。”这就好像北宋话本《快嘴李翠莲记》中所描绘的李翠莲“煎点茶”相同。她是这样说的：
此茶唤作阿婆茶，名实虽村趣味佳。两个初煨黄栗子，半抄新炒白芝麻。
江南橄榄连皮核，塞北胡桃去壳。二位大人慢慢吃，休得坏了你们牙!
类似这样的“煎点茶”，是属于低层次的。高层次的点茶是能将茶点得“极匀”，有的能点得水脉成禽兽虫鱼花草之物象，纤巧如画。还有的如徽宗《大观茶论》所言：将茶点得上下透彻，如酵蘖之起面，疏星皎月，灿然而生。达到这种意境是很不容易的。
“点茶”在城市，特别是上流社会中，已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人们无不把点茶当成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标志。如曾布、吕惠卿同为内相时，与客人一起吃茶，他们频繁注汤于茶水中，客人见状说：身为翰林司，为什么不了解点茶呢？这话固然有取笑的意思，但有道理，因为点茶是有一套程序和讲究的，不是任何人都点得了的。这就如同丁谓《煎茶》写的：“轻微缘入麝，猛沸却如蝉。罗细烹还好，铛新味更全。”
点茶需有各种条件配合，而且最好“点茶须是吃茶人”，还要以一味好水配合，若杂以他水，则亟败。像苏才翁与蔡君谟的煎茶相斗，蔡君谟就专用惠山泉，苏才翁茶不精，便取天台竹沥水煎点，才能取胜。
在点茶时，还要点得适度。多点，则使人生厌；少点，则又有余。全靠精神集中，恰到好处。这样煎点出来的茶才好喝，像苏轼所说的：“试烹一盏精神爽，好物元来不须多。”可这并不等于只有茶才能使人精神爽，从某种观点上说，汤比茶更具有止渴快气益精髓之作用。《水浒传》第二十一回描写：山东郓城县镇上，五更时分就出现了赶早市卖汤药的王公。他在县衙前碰见了老主顾宋江，宋江向他解释自己起早是“夜来酒醉，错听更鼓”，王公便得出结论“必然伤酒”，他便向宋江“浓浓地奉上盏二陈汤”。读者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小说家言，“二陈汤”是流行于北宋大小城市中最普通的一种“汤药”。
从医学角度看，二陈汤主治：疾饮为患，或呕吐恶心，或头眩心悸，或中脘不快，或发为寒热，或因食生冷，脾胃不和。其成份是：半夏汤洗七次，橘红各五两，白茯苓三两，甘草炙一两半。煎点时，每服四钱，用水一盏，生姜七片，乌梅一个，同煎六分，去滓，热服，不拘时候。它对“伤酒”无疑是能起化解作用的，即使不伤酒，倘每早起来喝上一盏二陈汤，也会提神养身的，正像欧阳修吟咏的那样：“论功可以疗百疾，轻身久服胜胡麻。”
“汤药”有如此优越之功效，自然可以堂而皇之载入典籍了。粗略翻检宋代的一些典籍，就会发现汤药阵容颇为壮观：盐豉汤、荔枝圆眼汤、缩砂汤、无尘汤、木星汤、木香汤、香苏汤、紫苏汤、干木瓜汤、湿木瓜汤、白梅汤、乌梅汤、桂花汤、豆蔻汤、破气汤、玉真汤、薄荷汤、枣汤、快汤、厚朴汤、益智汤、仙术汤、杏霜汤、生姜汤、胡椒汤、洞庭汤、檀汤、挝脾汤……
汤品纷呈局面的形成，也和贵族的提倡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皇帝就将“汤药”与“茶”赏赐给自己欣赏的人物、远征的将士，以示宠爱。北宋政府还有一条规定：宋选人、使臣等无职田或职田不足者，于俸禄外另给“茶汤钱”。
所以，拥有“茶汤药”简直成了一种荣誉，这更引起了王公臣僚起而效仿，最为常见的是他们碾制汤末、丸药、茶饼，随身携带，须臾不离。像人们所熟悉的《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中的王安石，在罢相返乡途中，痰火病发，他就吩咐手下人只取一瓯沸汤来，将沸汤调“丸药茶饼”服了，这才确保痰火病未发起来。
这又反映出了有身份的贵宦还随身携带煎点汤茶的器皿，而且这种器皿绝非一般。开宝年间，有一身着布衣的美须髯者，引着一须眉皓白担布囊的仆人，叩开了洛阳甘露寺院门，高大丰肥的院主与他相礼攀谈，时间长了，布衣者便命老仆取茯苓汤末和两只金盂、一只小金汤瓶，然后向僧人索火点金瓶，借寺院的托子点汤。
这种金汤瓶当是上品，以此类推，稍差的汤瓶是银质的，次之则是铁的或者瓷石的。汤瓶分为金银瓷三种，就是因为社会各个不同层次都需要煎点汤茶。在宋代城市中，已把点汤茶当成了一种礼节。如宋真宗与晏殊谈话，坐下便“赐茶”；谈话完毕，起来便“点汤”。“讲读官”在上朝时，也是“赐坐饮茶”；讲读完毕，饮汤乃退。看来，“客至则设茶，欲去则设汤”，已在城市里成为规矩。可是也有不设茶，只设汤的，如范纯夫每次日当“进讲”，这天夜里在家先讲，众弟子全部来听讲，他不设茶，只点汤而退。这多半是在一种比较随和的环境中。也有反其道而行之的：客人一来则设汤。武臣杨应诚来了个标新立异，家里有客来时，他经常用蜜渍橙、木瓜之类的水果，作为茶汤款待客人。于是，去他家的客人予以仿效，但有人认为：客人来了久坐，说话多了伤气，故在他走时则将汤端上，前人的意思一定是出于此点，宋代人不应为嫌。然而由于文化素质的不同，宋代的许多市民是很难掌握这一尺度的。有客人来，便将茶与汤一起点上端上，以至使客、主都喝空了盏，这就使人好笑。而公厅之上，主人的汤，不能准备很多，许多客人因此也就盏杯里空空的，这就是本想行礼反而失掉了礼节，更可笑了。
可是，习俗一经形成，便有其相对独立性。无论先茶后汤，还是先汤后茶，它们总是一枝树干的两朵花，并蒂生放，相得益彰。施耐庵这样的小说大家也用笔忠实记录了“煎点茶汤药”这一情形。其余的小说家们也在其作品中，不止一回地勾勒出了一个又一个侍候顾客吃茶、吃汤茶博士形象。元代杂剧中也出现了许多类似“则我这汤浇玉蕊，茶点金橙”的景象，这自然是北宋城市“煎点汤茶药”之余韵……
画家也运笔描绘出了宋代城市这一最为常见的食风景象，如南宋佚名画家所作的，现藏于黑龙江省博物馆的一幅图——
六位着宋代城市下层市民服饰的商贩，围成一圈，右侧二商贩端盏吸饮，一手捧盖碗的商贩凝神观望，左侧一笑呵呵的商贩从一长颈容器中往一盏内倒饮料，他身后一商贩，躬身俯首，一手用夹子在炉灶内拨弄，一手握一长颈汤瓶，左侧第一位商贩，一手握盏，一手提装长颈饮料容器的移动炉灶，似等右侧端盏吸饮者的品评意见……
此画构图紧凑，气韵恬静，但并无题名，有专家认为它描述的是南宋城市卖浆情况，故名为“卖浆图”。笔者认为不妥，根据宋代城市煎点汤茶药成风这一史实，似冠以“煎点汤茶药图”较为合适。
无论从杯盏、容器，还是可移动的炉灶、夹子、炭条等等，都可见出这是六位活跃于南宋城市中的煎点汤茶药商贩，或可称之为煎点汤茶药艺家，他们聚拢一处，正在比较着煎点汤茶药的优劣。这种描画市井贩卖煎点汤茶药的图画，是宋代以前从来也没有过的。元明清三代均出现了紧步这幅《煎点汤茶药图》后尘的绘画，如明万历年间《历代名公画谱》中的《煎点汤茶药图》，元代赵孟所绘的《斗浆图》，图中人物、物品与宋代这幅《煎点汤茶药图》几乎同出一辙，亦步亦趋。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宋代城市食风的影响长久!从图中似可闻到那煎点汤茶药浓烈的馨香，熏得人心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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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宋朝打破了唐朝城市的政治区域与平民区域的划分严格的格局，将平民的工商业的经营扩大到全城各个角落，北宋首都汴梁和南宋首都临安都是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宋朝人口超过二十万的有六个城市，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几个增加到四十六个。“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由于市民阶级的发展壮大，宋朝的世俗文化各发面都突飞猛进长足的发展，小市民发展了富裕了那就自然追求精品生活了，这里只说说宋朝的美食，只要你打开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看看“州桥夜市”、“饮食果子”等章节你就会被眼前的各种特色小吃美食菜单看得眼花缭乱不觉得口水暗流，你会为宋朝有那么多的美食而叹服钦佩。下面我就说说几种我所知道的在宋朝发明制作出来的美食……
火腿
火腿发明于宋朝，最早出现火腿二字的是北宋，苏东坡在他写的《格物粗谈·饮食》明确记载火腿做法，“火腿用猪胰二个同煮，油尽去。藏火腿于谷内，数十年不油，一云谷糠。”
另，据传北宋代抗金名将宗泽回家乡后，回京时带回了几块老家浙江义乌的咸肉，给宋高宗赵构品尝，赵构切开见到肉色鲜红如火，尝后味道鲜美，大喜便给它赐名为“火腿”。火腿的制作需要多个工艺流程，火腿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及蛋白质不仅是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而且还是强身的补品。至今中国浙江地区的金华火腿不仅畅销国内，而切远销欧美。它依然散发着它千百年特有的巨大的诱人魅力……
火锅
中国历史上真正有记载的火锅出现在宋代。宋人林洪在《山家清供》中记到，“师云：山间只用薄批，酒酱、椒料活之。以风炉安桌上，用水半铫，候汤响一杯后，各分以箸，令自夹入汤摆熟，啖之，乃随意各以汁供。”
由此可见这种吃法不再是炖和煮而是“涮”。林洪还根据当时“浪涌晴江雪，风翻晚照霞”的美景。为这种吃法取了一个浪漫的名字叫“拨霞供”。后来“拨霞供”的吃法传开，人们争先效仿。不久人们已用各种肉类和蔬菜等，都用此种方法涮食。宋代的火锅和现代的火锅在造型与结构上毫无二致，不禁使人不得不钦佩叹服……
东坡肉
苏东坡可谓一位美食大家，他有关美食的诗歌及文章极多，现在以“东坡”命名的名菜就有：东坡肘子、东坡鱼、东坡豆腐、东坡饼、东坡羹、东坡酥、东坡玉掺、东坡芽脍、东坡豆花等等。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东坡肉，东坡肉是苏东坡在黄州亲手创制出来的，他被贬黄州后生活拮据，见当地猪肉价便宜而很少有人买，于是便亲自烹调猪肉，创制出名誉千古的“东坡肉”来。有诗《猪肉颂》为证：“洗净铛，少着水，柴头罨烟馅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食，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东坡肉”味美香醇，脍灸人口，肥而不腻。人们争相模仿这种做法，“东坡肉”的美名自然传开，还有人以“东坡肉”命名开店。至今都是中国很多地区的一道名菜。另，传说东坡肉发明于苏东坡整治杭州西湖之时。
“慢著火，少著水”是制作东坡肉的主旨，他的另一首《雨后行菜》：“谁能视火候，小灶当自理。”说明火候的关键。慢火煮使汤质稠浓肉烂而味美香气扑鼻，诱人食欲大开。经研究发现，猪肉经过慢火煮1—2小时，饱和脂肪酸锐减30%—50%，而对人体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则成倍增加，由此可见，“东坡肉”不仅不肥腻降人，而且有利于人。真乃合乎养生之道的美味佳品……
豆芽菜
豆芽作为蔬菜食用始于宋朝，宋人林洪《山家清供》：“以水浸黑豆，曝之及芽，以糠秕置盆中，铺沙植豆，用板压。及长，则复以桶，晓则晒之，……越三日出之，洗，焯以油、盐、苦酒、香料可为茹，卷以麻饼尤佳。色浅黄，名鹅黄豆生。”这里不仅明确记载了豆芽菜的制作方法还有食用方法，“卷以麻饼”正是北京的薄饼卷豆芽这吃法的鼻祖。宋人苏颂《图经本草》：“绿豆，生白芽为蔬中佳品。”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也屡次提到豆芽菜，如：“以绿豆、小豆、小麦，于磁器内，以水浸之，生芽数寸，以红篮彩缕束之，谓之“种生”。”南宋诗人方岳还写有一首名为《豆苗》的诗，对发豆芽的过程记述得详细具体。据宋朝的书籍记载，宋代就最起码有五种豆芽，黄豆芽、绿豆芽、豌豆芽、芽蚕豆、赤豆芽。
豆芽菜物美价廉，雅俗共爱。即可登上大雅之堂奢华的宴席，也可是平民的家常之菜。豆芽菜的营养价值极高，近来西方的研究发现豆芽菜可以抗疲劳、抑癌、治癫痫，西方营养学家认为豆芽菜不仅有极高的营养还有极高的治病价值，他们一致认为豆芽菜是理想得近乎完美的食品。没想到千百年前中国祖先发明的豆芽菜竟是如此的神奇了不起……
爆米花
爆米花也是发明于宋代，范成大在《吴郡志·风俗》中记载：“上元，……爆糯谷于釜中，名孛娄，亦曰米花。每人自爆，以卜一年之休咎。”在新春来临之际宋人用爆米花来卜知一年的吉凶，姑娘们则以此卜问自己的终身大事。宋人把饮食加入文化使之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爆米花松脆易消化，可作为日常的可口零食。爆米花的发明更折射出中国饮食的丰富多彩，它有更深的含义，就是开创了一种食物的加工方式澎化食品。说明中国古代的食品加工不止仅仅是食品简单的加热作熟，而是通过的物理的高温高压作用原理来改变食物的状态口感，这种加工方式就是现代新兴的澎化食品。这种加工方式使普通不和口的食品变为可口有特色的食品小吃，可以说千百年前的爆米花是近现代各种五花八门澎化食品零食小吃的祖先……
宋朝发明创造的小吃很多很多如“角子”（饺子）、“索饼”（面条）、“焦碱水锥”（炸元宵）、“浮团子”（汤圆）等等，连调味品酱油也是发明于宋代。据传还有“油条”、“蛋炒饭”等，宋朝真是美食的天堂。
【二】
第一章饮食上－宋代饮食
汉人的饮食文明经历千百年的发展，饮食的水平不断提高，饮食的品种也愈益丰富。但是，限於古代的生产水平，饮食文明的成果往往被社会上层享用，而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差距却不断地扩大。
一、饮食品种
（一）五谷：汉人作为农业民族，五谷一直在饮食中占有主要地位。宋代尚无玉米、白薯之类作物，因地制宜，北方人的粮食以粟麦为主，南方人的粮食以稻米为主。
面食的品种最为繁多，“火烧而食者呼为烧饼，水瀹而食者呼为汤饼，笼蒸而食者呼为蒸饼”。宋仁宗名赵祯，为了避皇帝名讳，人们又将蒸饼读成炊饼，亦名笼饼，类似於今天的馒头。汤饼就是面片汤，并处在向索面，即面条的演变过程中，又名。开封食店出售的软羊面、桐皮面、插肉面、桐皮熟脍面等，临安面食店出售的猪羊庵生面、丝鸡面、三鲜面、笋泼肉面等，都属汤饼。南宋晚期，出现了“药棋面”的挂面，“细仅一分，其薄如纸”。烧饼又称胡饼，开封的胡饼店出售的烧饼有门油、菊花、宽焦、侧厚、髓饼、满麻等品种，有的烧饼无疑沾带芝麻，油饼店则出售蒸饼、糖饼、装合、引盘等品种，食店和夜市还出售白肉胡饼、猪胰胡饼、和菜饼之类。馓子又名环饼，苏轼诗称“碧油煎出嫩黄深”，无疑是油炸面食。临安市内出售各种面点，统称“蒸作从食”。另有“酥蜜裹食，天下无比，入口便化”，估计也应用米粉或面粉制成。
宋人面食中还有带馅的包子、馄饨之类，如有王楼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饼、笋蕨馄饨、灌浆馒头、薄皮春茧包子、虾肉包子、肉油饼、糖肉馒头、太学馒头等名目。岳珂《馒头》诗说：“公子彭生红缕肉，将军铁杖白莲肤。”就是指那种带馅的包子。宋仁宗出生後，其父宋真宗“喜甚”，“宫中出包子以赐臣下，其中皆金珠也”，这是以“包子”一词寓吉祥之意。蔡京“集僚属会议”，“命作蟹黄馒头”，竟“为钱一千三百馀缗”，其府第专设“包子厨”，其中“缕葱丝者”竟不能“作包子”。这是统治者穷奢极侈的一个侧面。一作毕罗，外包面皮，内装水果或肉类及佐料，然後烤熟。大约类似锅贴和饺子。
稻和粟主要用於煮饭和熬粥。临安一带的粥品有七宝素粥、五味肉粥、粟米粥、糖豆粥、糖粥、糕粥等。宋时南北方都有喝腊八粥的习俗。开封称七宝五味粥，临安称五味粥。腊月二十五，“士庶家煮赤豆粥祀食神，名曰人口粥”。范成大诗叙述苏州一带的风俗，“家家腊月二十五，淅米如珠和豆煮”，“姜屑桂浇蔗糖，滑甘无比胜黄粱”。北方食用的豌豆大麦粥、豌豆大枣粥之类，後者应是小米粥。糯米食品还有栗粽、糍糕、豆团、麻团、汤团、水团、糖糕、蜜糕、栗糕、乳糕等。蓬糕是“采白蓬嫩者，熟煮，细捣，和米粉，加以白糖（饴），蒸熟”而成。水团是“秫粉包糖，香汤浴之”，粉糍是“粉米蒸成，加糖曰饴”。宋代还有米面，时称米缆或米线，谢枋得诗描写“米线”说，“翕张化瑶线，弦直又可弯。汤镬海沸腾”，“有味胜汤饼”。粽子“一名角黍”，宋时“市俗置米於新竹筒中，蒸食之”，称“装筒”或“筒粽”，其中或加枣、栗、胡桃等类，用於端午节。这种风俗流传至今。
限於古代的生产水平，广大的社会下层要维持温饱，也十分不易。正如司马光所说：“农夫蚕妇所食者糠而不足。”北方穷人平时常喝小米稀粥，或“杂蔬为糜”。粥还常用於灾年救济，如“湖州孔目官朱氏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贫”。欧阳修《食糟民》诗说，“田家种糯官酿酒”，“釜无糜粥度冬春，还来就官买糟食”。糟糠不厌，这就是社会下层的生活写照。
宋代南北主食的差别相当明显。但由於北宋每年漕运六、七百万石稻米至开封等地，故部分北方人，特别是官吏和军人也以稻米作主食。宋徽宗宠臣“王黼宅与一寺为邻”，“每日在黼宅沟中流出雪色饭颗”，一名僧人“漉出洗净晒乾，不知几年，积成一囤”。蔡京“诸孙生长膏粱，不知稼穑”，蔡京曾问他们：“米从何处出？”一人说：“从臼子里出。”另一人说：“不是，我见在席子里出。”这是因为宋时用席袋运米。南方人“罕作面饵”，宋时有
戏语说：“孩儿先自睡不稳，更将捍面杖拄门。何如买个胡饼药杀著。”宋高宗绍兴末年，金军攻宋失败後北撤，“遗弃粟米山积”，而宋军“多福建、江、浙人，不能食粟，因此日有死者”。这可算是南人不吃北食的极端事例。
在北宋和南宋之交，随着大批北方人的南迁，长江流域一带的稻麦两熟制更加普遍。不少地方的农民四月间“便饱吃麦饭”，但有的地区，如江西抚州“出米多”，“厌贱麦饭，以为粗粝，既不肯吃，遂不肯种”。信州玉山县“谢七妻不孝於姑，每饭以麦，又不得饱，而自食白粳饭”。此外，如饶州“民种荞麦，可充一两月粮。异时饥馑，得萝卜、杂菜，和米作糜，亦可度日”。“沅、湘间多山，农家惟植粟”，他们的主食与北方人相同。在海南岛，“所产粳不足於食，乃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南方瑶人“耕山为生，以粟、豆、芋魁充粮”。上述事例说明南方人也并不单纯食稻。
（二）蔬菜：蔬菜在宋人饮食中占有重要地位，人称“蔬亚于谷”。宋时的蔬菜品种已十分丰富。在两浙路的临安府，蔬菜品种有苔心、矮黄、大白头、小白头、黄芽、芥、生菜、波棱（菠菜）、莴苣、苦、姜、葱、薤、韭、大蒜、小蒜、茄、梢瓜、黄瓜、冬瓜、葫芦、瓠、芋、山药、牛蒡、萝卜、甘露子、茭白、蕨、芹、菌等。在江南东路的徽州，蔬菜品种有芥、芹（包括竹芹、水芹）、蒜、葱、姜、韭、胡荽、芸台、苜蓿、颇棱（菠菜）、芦菔、百合、芋、牛蒡、茭首（茭白）、菌、笋、苏、枸杞、蒿、苦、苦薏、马兰、荠、苋、藜、蕨、瓠等。在福建路的福州，蔬菜品种有菘、芥、莱菔、乌葵、白豆、莴苣、芸台、雍菜、水靳、菠、苦、、东风菜、茄、苋、胡荽、同蒿、蕨、姜、葱、韭、薤、葫、冬瓜、瓠、白菱荷、紫苏、香芹子、茵、陈紫菜、鹿角菜、芋、枸杞等。很多蔬菜也有不同品种，按《菌谱》记载，菌类就有合蕈、稠膏蕈、栗壳蕈、松蕈、竹蕈、麦蕈、玉蕈、黄蕈、紫蕈、四季蕈、鹅膏蕈等名品。
看来各地的蔬菜品种也有差别，而南方和北方的差别尤其突出。苏轼是四川人，曾写诗赞美故乡的元修菜，“点酒下盐豉，缕橙姜葱。那知鸡与豚，但恐放箸空”，自称“去乡十有五年，思而不可得”。他的另一首《春菜》诗说，“蔓菁宿根已生叶，韭牙戴土拳如蕨，烂丞香荠白鱼肥，碎点青蒿凉饼滑”。“北方苦寒今未已，雪底波棱如铁甲。岂如吾蜀富冬蔬，霜叶露芽寒更茁。久抛菘葛犹细事，苦笋江豚那忍说”。南方因气候关系，冬菜比北方丰富。宋时荤素调配的菜肴也相当普遍。
宋人沿用和发展了前代的腌渍等加工技术。如开封夜市中出售者有辣脚子姜，辣萝卜，咸菜，梅子姜、莴苣、笋、辣瓜儿等。临安市中出售者有姜油多、薤花茄儿、辣瓜儿、倭菜、藕、冬瓜、笋、茭白、糟琼枝、莼菜笋、糟黄芽、糟瓜齑、淡盐齑、菜、醋姜、脂麻辣菜、拌生菜、诸般糟淹、盐芥等。
素食的发达当然与佛教有关，不少“士人多就禅刹素食”。有一仲殊长老，“所食皆蜜也，豆腐、面筋、牛乳之类，皆渍蜜食之。客多不能下箸”，唯有苏轼“性亦酷嗜蜜，能与之共饱”。
宋时已出现了素菜用荤腥命名的情况。如素蒸鸭是“蒸葫芦一枚”。玉灌肺是用“真粉、油饼、芝麻、松子、核桃、莳萝”六种作料，加“白糖（饴）、红曲少许为末，拌和蒸熟，切作肺样”。假煎肉是用“瓠与麸薄切，各和以料煎，麸以油浸煎，瓠以肉脂煎，加葱、椒、油、酒共炒”。
（三）肉类和水产：宋人的肉食中，北方比较突出的是羊。北宋时，皇宫“御厨止用羊肉”，原则上“不登彘肉”。陕西冯翊县出产的羊肉，时称“膏嫩第一”。宋真宗时，“御厨岁费羊数万口”，即“市於陕西”。大致在宋仁宗、宋英宗时，宋朝又从“河北榷场买契丹羊数万”。宋神宗时，一年御厨支出为“羊肉四十三万四千四百六十三斤四两，常支羊羔儿一十九口，猪肉四千一百三十一斤”，可见猪肉的比例很小。宋哲宗时，高太后听政，“御厨进羊低俗作品请删除及羔儿肉，下旨不得以羊羔为膳”。看来羊羔肉尤为珍贵。即使到南宋孝宗时，皇后“中宫内膳，日供一羊”。南宋时，产羊显然不多，“吴中羊价绝高，肉一斤为钱九百”。有人写打油诗说：“平江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买尝。只把鱼虾充两膳，肚皮今作小池塘。”
随着南北经济交往的日益密切，京都开封的肉食结构也逐渐发生变化。欧阳修诗说，在宋统一中原以前，“於时北州人，饮食陋莫加，鸡豚为异味，贵贱无等差”。自“天下为一家”後，“南产错交广，西珍富邛巴，水载每连轴，陆输动盈车。溪潜细毛，海怪雄牙。岂惟贵公侯，闾巷饱虾鱼”。尽管如此，苏轼诗中仍有“十年京国厌肥”之句，说明在社会上层中，肉食仍以羊肉为主。
仅次於羊肉者，当然是猪肉。开封城外“民间所宰猪”，往往从南薰门入城，“每日至晚，每群万数，止数十人驱逐”。当地“杀猪羊作坊，每人担猪羊及车子上市，动即百数”。临安“城内外，肉铺不知其几”，“悬挂成边猪”，“各铺日卖数十边”。另有“修义坊，名曰肉市，巷内两街，皆是屠宰之家，每日不下宰数百口”，以供应饮食店和摊贩。可见这两大城市的猪肉消费量之大。
在宋代农业社会中，牛是重要的生产力。官府屡次下令，禁止宰杀耕牛。宋真宗时，西北“渭州、镇戎军向来收获蕃牛，以备犒设”，皇帝特诏“自今并转送内地，以给农耕，宴犒则用羊豕”。官府的禁令，又使牛肉成为肉中之珍。如“浙民以牛肉为上味，不逞之辈竞於屠杀”。“秀州青龙镇盛肇，凡百筵会，必杀牛取肉，巧为庖馔，恣啖为乐”。
鸡、鸭、鹅等家禽，还有兔肉、野味之类，也在宋代的肉食中占有一定比例。在当时的经济技术条件下，江河湖海中的水产品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开封市场中出售盘免、野鸭肉、鹑、鸠、鸽、螃蟹、蛤蜊之类。饮食店出售的菜肴有新法鹌子羹、虾蕈羹、鹅鸭签、鸡签、炒兔、葱泼兔、煎鹌子、炒蛤蜊、炒蟹、洗手蟹、姜虾、酒蟹等。开封的新郑门、西水门和万胜门，每天“生鱼有数千担入门。冬月即黄河诸远处客鱼来，谓之车鱼，每斤不上一百文”。据说，淮南“虾米用席裹入京，色皆枯黑无味，以便溺浸一宿，水洗去则红润如新”。
苏轼描写海南岛的饮食诗说，“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荐以熏鼠烧蝙蝠”。鼠和蝙蝠肉也成为当地的重要肉食。其诗又称“粤女市无常，所至辄成区，一日三四迁，处处售鱼虾”。南方的水产无疑比北方更加丰富和便宜。《宝庆四明志》卷４《鱼类》和《淳熙三山志》卷４２《水族》分别记录了明州（治今浙江宁波）和福州的好几十种鱼类和水产。地区性的肉食，如“闽浙人食蛙，湖湘人食蛤蚧”，即“大蛙”，而“广南食蛇，市中鬻蛇羹”。广东人吃蛇肉的习俗是古已有之。
宋代对肉类和水产的各种腌、腊、糟等加工也有相当发展。梅尧臣的《糟淮》诗说：“空潭多鱼，网登肥且美，糟渍奉庖厨。”临安有不少“下饭鱼肉鲞腊等铺”，如石榴园倪家铺。市上出售的“”有胡羊、兔、糟猪头、腊肉、鹅、玉板、黄雀、银鱼、鲞鱼等。大将张俊赋闲後，宋高宗亲至张府，张俊进奉的御筵中专有“脯腊一行”，包括虾腊、肉腊、奶房、酒醋肉等十一品。在广南一带，“以鱼为，有十年不坏者。其法以及盐、面杂渍，盛之以瓮。瓮口周为水池，覆之以碗，封之以水，水耗则续，如是故不透风”。这确是一种科学的腌渍方法。
（四）果品：宋时果品的数量、质量和品种都相当丰富。北宋西京洛阳的桃有冬桃、蟠桃、胭脂桃等三十种，杏有金杏、银杏、水杏等十六种，梨有水梨、红梨、雨梨等二十七种，李有御李、操李、麝香李等二十七种，樱桃有紫樱桃、腊樱桃等十一种，石榴有千叶石榴、粉红石榴等九种，林檎有蜜林檎、花红林檎等六种。在南方沿海的台州，其水果品种包括梅、李、杏、梨、莲、安石榴、枇杷、桔、金柑、橙、朱栾、柚、杨梅、樱桃、林檎、葡萄、栗、榛、椎、银杏、枣、柿、杨桃、瓜、木瓜、榧、菱、芡、荸荠、藕、甘蔗、葛、茨菰等。福州出产的果品有荔枝、龙眼、橄榄、柑桔、橙子、香橼子、杨梅、枇杷、甘蔗、蕉、枣、栗、葡萄、莲、鸡头、芰、樱、木瓜、瓜、柿、杏、石榴、梨、桃、李、林檎、胡桃、柰、杨桃、王坛子、茨菰、菩提果、新罗葛等。宋人的果品概念与今人略有不同，如藕、菱、莲之类，今人已不作为水果。此外，宋时称为“果子”者，是指桔红膏、荔枝膏、二色灌香藕、糖豌豆、蜜儿、乌梅糖、薄荷蜜一类食品。
宋代果品的地区差别比蔬菜更为显著。梨以北方为上，名品有语儿梨、凤栖梨、金凤梨等，“最佳者鹅梨，江南所产大不及”。葡萄传入中原後，为宋代珍果，以太原所产“名重天下”。荔枝是宋代最负盛名的水果，宋人认为，唐朝杨贵妃所嗜的四川荔枝，实际上是荔枝中的次品。荔枝中的极品是福建兴化军的陈紫。蔡襄的《荔枝谱》例举了陈紫、红绿、方家红、游家紫等三十二个著名品种，都是福建沿海四郡所产。福州一地就有江家绿、绿核、圆丁香、虎皮、牛心等二十八个品种。荔枝“佳者莫如兴化，海南荔枝可比闽中，不及兴化矣”。“然广西诸郡富产圆眼”，圆眼即是龙眼，“大且多肉，远胜闽中”。在四川，“绿荔枝为戎州第一”，而王公权家的“绿荔枝酒亦为戎州第一”。一般说来，南方的果品自然比北方丰富。据宋人介绍，在广南出产的水果，尚有石栗、龙荔、木竹子、冬桃、罗望子、人面子、乌榄、方榄、椰子、蕉子、芽蕉子、红盐草果、波萝蜜等。
宋时的果品也有各种加工技术。如有荔枝、圆眼、香莲、梨肉、枣圈、林檎旋之类乾果，蜜冬瓜鱼儿、雕花金桔、雕花枨子之类“雕花蜜煎”，香药木瓜、砌香樱桃、砌香葡萄之类“砌香咸酸”，荔枝甘露饼、珑缠桃条、酥胡桃、缠梨肉之类“珑缠果子”。《荔枝谱》介绍荔枝的三种加工技术。一是红盐，“以盐梅卤浸佛桑花为红浆，投荔枝渍之。曝乾，色红而甘酸，三四年不虫”，“然绝无正味”。二是白晒，用“烈日乾之，以核坚为止，畜之瓮中，密封百日，谓之出汗”。三是蜜煎，“剥生荔枝，榨出其浆，然後蜜煮之”。
（五）饮料：茶和酒是宋时最重要的饮料。由於赢利丰厚，一直归官府专卖。
宋人的制茶和饮茶方式与今人不同。制茶分散茶和片茶两种。按宋人的说法：“唐造茶与今不同。今采茶者得芽，即蒸熟焙乾，唐则旋摘旋炒。”焙乾後，即成散茶。片茶又称饼茶或团茶。其方法是将蒸熟的茶叶榨去茶汁，然後将茶碾磨成粉末，放入茶模内，压制成形。後一种方法不免破坏茶的真味，降低茶的养分，逐渐被後世所淘汰。然而在宋时，片茶却是茶之上品。有的片茶“以珍膏油其面”，又称腊茶或腊面茶。还须指出，“唐未有碾磨，止用臼”，宋时方大量推广碾磨制茶的技术。
片茶中品位最高是福建路的建州和南剑州所产，“既蒸而研，编竹为格，置焙室中，最为精洁，他处不能造。有龙、凤、石乳、白乳之类十二等，以充岁贡及邦国之用”。在江南西路和荆湖南、北路的一些府、州、军，出产的片茶“有仙芝、玉津、先春、绿芽之类二十六等”，两浙路和宣州、江州、鼎州“又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为号”。散茶出产於淮南、江南、荆湖等路，有龙溪、雨前、雨後等名品。四川茶的产量高於东南，但“蜀茶之细者，其品视南方已下，惟广汉之赵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牙、雅安之蒙顶，土人亦珍之”。
蔡襄《茶录》说：“茶有真香，而入贡者微以龙脑和膏，欲助其香。建安民间试茶皆不入香，恐夺其真。若烹点之际，又杂珍果香草，其夺益甚。”这反映北宋时已出现花茶。南宋赵希鹄说：“木樨、茉莉、玫瑰、蔷薇、兰蕙、桔花、栀子、木香、梅花皆可作茶。”估计南宋时的花茶更加普遍。
宋人饮茶，仍沿用唐人煎煮的方式，北宋刘挚诗说，“双龙碾圆饼，一熗磨新芽。石鼎沸蟹眼，玉瓯浮乳花”。“欢然展北焙，小鼎亲煎烹”。描写了煎煮御茶的情景。陆游诗称“汲水自煎茗”，“雪液清甘涨井泉，自携茶灶就烹煎”。也是用水煎茶。或说“南人未知煮茶”，但陆游就是南方人。但後来的饮茶“鲜以鼎镬”，多为“用瓶煮水”，以沸水冲泡，冲泡前用少许水调成茶膏，称为点茶。南宋罗大经认为，“瀹茶之法，汤欲嫩而不欲老，盖汤嫩则茶味甘，老则过苦矣”，“惟移瓶去火，少待其沸止而瀹之，然後汤适中而茶味甘”。
此外，据苏轼说：“唐人煎茶用姜”，“又有用盐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辄大笑之”。看来，唐人在茶中加姜和盐的习惯逐渐被宋人抛弃。
自唐迄宋，饮茶的习俗愈益普遍，“茶之为民用，等於米盐，不可一日以无”。即使在社会底层，茶也成为重要的交际手段。如“东村定昏来送茶”，而田舍女的“翁媪”却“吃茶不肯嫁”。“田客论主，而责其不请吃茶”。农民为了春耕，“裹茶买饼去租牛”。但是，由於官府实行榷茶，即专卖，平民的食茶有相当大的比例不免质量低劣。
自社会上层至下层，酒也是宋时消费量很大的饮料。按今人的研究，当时的酒可分黄酒、果酒、配制酒和白酒四大类。黄酒以谷类为原料，“凡酝用粳、糯、粟、黍、麦等及曲法酒式，皆从水土所宜”。由于宋代南方经济的发展，糯米取代黍秫等，成为主要的造酒原料。宋代果酒包括葡萄酒、蜜酒、黄柑酒、椰子酒、梨酒、荔枝酒、枣酒等，其中以葡萄酒的产量较多，《五总志》说：“葡萄酒自古称奇，本朝平河东，其酿法始入中都。”河东盛产葡萄，也是葡萄酒的主要产区。但宋代的果酒制作技术还比较原始，在酒类消费中的比例不大。宋时的配制酒多属品味的滋补性药酒，如有酴酒、菊花酒、海桐皮酒、蝮蛇酒、地黄酒、枸杞酒、麝香酒等，今人统计约近百种。白酒是中国独有的一种蒸馏酒。关于白酒的起源，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说法认为，白酒起源於唐宋时期，是中国人独立完成，而非外域传入。但宋人所谓的“白酒”，并不具有蒸馏酒的性质，当时的称呼是蒸酒、烧酒、酒露等。
宋酒的一大特点，是相当普遍地使用瓶装。直到唐代，估酒往往行用升斗之类，宋时则大量使用酒瓶。瓶装酒大致自一升至三升不等。宋太宗时，因酒质低劣，皇帝下诏将两浙“湖州万三千三百四十九瓶，衢州万七千二百八十三瓶”，“并许弃之”。宋真宗末，“杭州酒务每岁卖酒一百万瓶，每瓶官价六十八文”。宋神宗时，“每年宫观道场设醮”，使用大量皇室“法酒”，要“勾收空瓶”。南宋时，“临安岁供祠祭酒一千六百馀瓶、坛，又供天章阁、景灵宫及取赐酒一万四千二百馀瓶、坛”。
宋时出现了一批名酒。《曲洧旧闻》卷７和《说郛》 ９４《酒名记》所记录的，是北宋晚年的名酒。如有宋英宗高后家的香泉、宋神宗向后家的天醇、宋徽宗郑后家的坤仪、宋徽宗钟爱的儿子郓王赵楷府的琼腴、宠臣蔡京家的庆会、宦官童贯家的褒功、梁师成和杨戬家的美诚之类，都是达官贵人家酿造的。另有如开封丰乐楼的眉寿、白矾楼的和旨、忻乐楼的仙醪等，都是大酒楼之类酿造的。还有各地的名酒，如北京大名府的香桂和法酒，南京应天府的桂香和北库，西京河南府的玉液和酴香，相州的银光和碎玉，定州的中山堂和九酝等。宋孝宗时，“禁中供御酒，名蔷薇露，赐大臣酒，谓之流香酒”。到南宋晚期，名酒还有如军队殿前司的凤泉、浙东提举常平司的爰咨堂、浙西提举常平司的皇华堂、江东转运司的筹思堂、苏州的双瑞、越州的蓬莱春等，都由官府生产。又如秀王府的庆远堂、宋高宗吴后家的蓝桥风（蟹）月、宋宁宗杨后家的清白堂等，属达官贵人家酿造。临安“人物浩繁，饮之者众”，而“诸司、邸第及诸州供送之酒”，尚不在名酒之列。①上述名酒仅有一部分是商品，但无疑是宋时酒文化发达的标志。
宋时另有其他饮料，如在临安的“诸般水名”，有漉梨浆、椰子酒、木瓜汁、皂儿水、绿豆水、卤梅水、富家散暑药冰水等。
（六）调味品：宋人说：“盖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酱、醋、茶。”另一说作“早辰起来七般事，油、盐、酱、豉、姜、椒、茶”。此处大部分涉及了食物的调味品。盐在调味品中居於首位，宋代的盐由官府专卖，是重要的财政收入。“酱，八珍主人也，醋，食总管也”。方回说，“单稻酱则麦、豆和面蒸煮，和成酱黄，调水下盐，曝以赫日，凡羹味煎熬，无不用之”。当时的词义与古时不同，“酱自是酱，醯自是醋”。除盐之外，油、酱和醋无疑是宋时最重要的调味品。北宋沈括说：“今之北方，人喜用麻油煎物，不问何物，皆用油煎。”
今人普遍使用的酱油，起源於何时，尚无定论。《山家清供》卷下介绍“忘忧齑”的制作，“以酱油滴醋，作为齑”，但《说郛》卷２２的同段文字作“以醯酱作为齑”。“酱油”也可理解为“酱、油”，未必就是现代的酱油。《山家清供》卷下的《豆黄签》，《说郛》卷２２作“豆黄羹”，其中提及使用“酱汁”，可能就是酱油。但从宋代的记载看，当时使用酱无疑比酱汁普遍。
宋代的甜味有白糖、沙糖和蜂蜜。程大昌说：“凡饴谓之饧，自关而东通语也，今人名为白糖者是也，以其杂米蘖为之也。饴即饧之融液，而可以入之食饮中者也。”沙糖“以甘蔗汁煎”成。宋代甘蔗种植面积有所扩大，蔗糖的名贵产品是糖霜，即糖冰，以至有《糖霜谱》传世。甜味用於制作糕点，浸渍食品以及某些菜肴的调味。但限於产量，其普及的程度尚不能与油盐酱醋相比。宋时已出现所谓“戏剧糖果”，有行娇惜、糖宜娘、打秋千等名目。在临安“沿街叫卖小儿诸般食件”有麻糖、锤子糖、鼓儿饧等名目。
宋代的调味品品类繁多，甚至包括一些药物。除酱油和味精外，已与今人差别不大。如江南、福建一带，“食红糟，蔬菜鱼肉，率以拌和，更不食醋”，与今福建菜的风味相同。
对穷乡僻壤的农民而言，调味品也是十分难得的。有的“荷薪刍入城市”，换得几十文钱，“买葱茹盐醯，老稚以为甘美”，有的甚至“经年不食盐者”。
二、饮食业的兴旺
宋代的饮食业是与商品经济，特别是大城市同步发展的。在北宋後期的开封城中，“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於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夜市中出售各种糕饼、果品、肉食、羹汤等，还有“提瓶卖茶者”。“每日交五更”，瓠羹店“间有灌肺及炒肺，酒店多点烛沽卖，每分不过二十文，并粥饭、点心，亦间或有卖洗面水，煎点汤茶药者”。开封的饮食业大致包括酒楼、食店、饼店和茶肆。食店的饮食风格和菜系可分为北食、南食和川饭三类。“都人侈纵，百端呼索，或热，或冷，或温，或整，或绝冷，精浇、膘浇之类”。开封有很多著名的酒楼食店，如白矾楼後改名丰乐楼，在宋徽宗宣和时“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用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寺院的素斋也成为饮食业的一种。著名的相国寺内，“每遇斋会，凡饮食茶果，动使器皿，虽三五百分，莫不咄嗟而辨”。
南宋临安的饮食业包括茶肆、酒肆、分茶酒店、面食店、荤素从食店等。其名店如有杂货场前甘豆汤、戈家蜜枣儿、官巷口光家羹、钱塘门外宋五嫂鱼羹、涌金门灌肺、五间楼前周五郎蜜煎铺、太平坊大街东南角虾蟆眼酒店、朝天门里朱家元子糖蜜糕铺、和乐楼、熙春楼等。临安饮食业往往仿效北宋开封风尚，也有早市和夜市，而水产品菜肴尤为丰富。酒楼中各种山珍海味，“凡下酒羹汤，任意索唤，虽十客各欲一味，亦自不妨。过卖铛头记忆数十百品，不劳再四，传喝如流，便即制造供应，不许小有违误。酒未至，则先设看菜数碟，及举杯则又换细菜，如此屡易，愈出愈奇”。当地“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於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
宋代饮食业当然也呈现阶级差别。如临安城中“有卖菜羹饭店，兼卖煎豆腐、煎鱼、煎鲞、烧菜、煎茄子，此等店肆乃下等人求食粗饱，往而市之矣”。另有生产团子、馒头、灌肺之类的“作坊”，“或有贫而愿者，凡货物盘架之类，一切取办於作坊，至晚始以所直偿之。虽无分文之储，亦可糊口”。城市中沿街叫卖吃食的小贩甚多。开封的“後街或闲空处团转盖屋，向背聚居，谓之院子，皆小民居止，每日卖蒸梨枣、黄糕糜、宿蒸饼、发牙豆之类”。“番阳城中，民张二以卖粥为业”。“福州城西居民游氏家素贫，仅能启小茶肆，食常不足”。“饶州市贩细民鲁四公煮猪羊血为羹，售人，以养妻、子，日所得不能过二百钱”。
在小市镇和交通要冲也有饮食业。如“韩洙者，州人，流离南来，寓家信州弋阳县大郴村”，“地名荆山，开酒肆及客邸。乾道七年季冬，南方举人赴省试，来往甚盛”。当时村市市邸店往往兼营饮食，“浦城永丰境上村民作旅店，有严州客人赍丝绢一担来，僦房安泊”。夫妇“即醉以酒”，图财害命。“德兴南市乡民汪一启酒肆於村中”，这又是单一的乡村酒店。陆游诗有“三更投小市，买酒慰羁旅”，“牛饮桥头小市东，店门系马一樽同”，“陌上歌呼簪稻穗，桥边灯火买官醅”，“草市沽寒酒”，“饥从野店烹葵饭”，“小市疏灯有酒垆”等句，都是描写草市和小市的饮食业。此类饮食店自然不能与大城市的高级食店酒肆相比，陆游的另一首诗叙述他投宿四川一个十八里草市的情形：“月黑叩店门，灯青坐床箦。饭粗杂沙土，菜瘦等草棘。泰然均一饱，未觉异玉食。”宋时官办的驿站也往往安排过往官员士人的饮食，如陆游在四川弥牟镇驿舍的诗说：“邮亭草草置盘盂，买果煎蔬便有馀。”
三、饮食习俗和烹饪技艺
众所周知，各个民族和时代的饮食习俗和烹饪技艺有很大差别。宋人较普遍的是一日三餐，陈淳说，乡村贫苦客户“不能营三餐之饱，有镇日只一饭，或达暮不粒食者”，穷人还不可能保证一日三餐。方回说，“诸寺观不耕而食”，“披剃之馀，二粥一饭”，这大致上是指东南一带的僧道饮食习俗。他又说：“近世东南省斗学粮养士，一餐破七合半，上等白米也。人家常食百合斗，一餐人五合可也。多止两餐，日午别有点心。”虽然同是一日三餐，但正餐又各不相同。僧道的正餐是在一饭，而学生的正餐应是早晚两顿。按宋时沿用唐代的饮食习俗，“例以早晨小食为点心”，这又与学生“日午别有点心”不同。点心相当於今人点饥之意。
今人食用果品，往往是在饭後，而宋人却是在饭前。《武林旧事》卷９记载宋高宗亲幸大将张俊府中的御筵“节次”，最初是“进奉”乾果，“雕花蜜煎”和“砌香咸酸”瓜果、“脯腊”，“切时果”，“时新果子”等，然後再进菜“下酒”。这种习俗在《水浒》中也有所反映，设酒筵待客，都要铺陈果品。
此外，宋代的饮食习俗也有很多地区、民族等差别。如时称“南食多盐，北食多酸，四夷及村落人食甘，中州及城市人食淡”。古时寒食节不用热食，而“寒食火禁”，尤“盛於河东”，“太原本寒食一月，遂谓寒食为一月节”，“而陕右亦不举爨者三日”，开封却不严格。古时席地饮食的习俗，到宋时已完全改变。但至少部分僧人仍保留了古俗，史绳祖“曾观成都华严阁下饭万僧”，“席地而坐，不设椅桌，即古之设筵敷席也”，“终食之间，寂然无声”。北宋时，开封“相国寺饭僧”，也是类似情形。至於僧人吃素，自不待言。
广南“桂州妇人产男者，取其胞衣，净濯细切，五味煎调之。召至亲者合宴，置酒而啖。若不与者，必致怒争”。广州人“不以贫富、长幼、男女，自朝至暮，宁不食饭，唯嗜槟榔”。钦州人“亲死，不食鱼肉，而食螃蟹、车螯、蚝、螺之属，谓之斋素，以其无血也。海南黎人亲死，不食粥饭，唯饮酒，食生牛肉，以为至孝在是”。广南汉人和一些少数民族，“不问鸟兽蛇虫，无不食之”，他们的食品包括鼠、蝗虫、蜂房等。有些少数民族还有“鼻饮”，即用“小管”插入鼻中饮水的习惯。南方的人则“以舟楫为家，采海物为生，且生食之”。瑶族“种禾、黍、粟、豆、山芋，杂以为粮，截竹筒而炊，暇则猎食山兽以续食”。他们“岁首祭盘瓠”时，“杂揉鱼肉酒饭於木槽，扣槽群号为礼”。壮族人喜欢“抟饭掬水以食”。凡此种种，都成为宋代丰富多采的饮食文明的组成部分。
中华的烹饪技艺源远流长。宋代实际上按照色、香、味、形、名五者兼全的原则，烹制了很多美馔佳肴。但限於当时的生产水平和社会条件，烹饪技艺只能归社会上层的很少数人享用。
前述《武林旧事》卷９记录宋高宗亲幸大将张俊府的御筵，提供了中国今存最早的御筵清单。其中光是“下酒十五盏”，就有三十道菜，如“第一盏”是“花炊鹌子、荔枝白腰子”，“第二盏”是“奶房签、三脆羹”，“第三盏”是“羊舌签、萌芽肚”。此外，还有炒白腰子、炙鹌子脯、润鸡、润兔等“插食”，“砌香果子”、“雕花蜜煎”等“劝酒果子库十番”，煨牡蛎、蝤蛑签等“厨劝酒十味”，莲花鸭签、三珍脍、南炒鳝等“对食十盏二十分”，真可谓是山珍海味，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有宋人得皇帝“每日赐太子玉食批数纸”，由“司膳内人所书”，如有酒醋白腰子、三鲜笋炒鹌子、烙润鸠子、湖鱼糊、炒田鸡等，共计约二十种。
宋代豪华宴会的排场，有所谓“四司六局”。帐设司掌管各种陈设，茶酒司掌管茶汤、热酒，安排座次，迎送等，厨司掌管烹饪，台盘司掌管杯盏碗碟的传送之类。果子局、蜜煎局、和菜蔬局负责三种食品的供送，油烛局、香药局和排办局负责灯烛、香料以及打扫等事。
南宋後期某知府雇一“京都厨娘”，须以“回轿接取”。她置办“羊头签五分，合用羊头十个”，只“剔留脸肉，馀悉掷之地”，说：“此皆非贵人之所食矣。”五斤葱则仅“取条心之似韭黄者，以淡酒、醯浸喷，馀弃置了不惜”。其他仆人捡起剩下的羊头，则被她讥笑说：“若辈真狗子也！”宋代的“签”即是羹，厨娘做出的羊头签等菜肴固然“馨香脆美，济楚细腻，难以尽其形容，食者举箸无赢馀，相顾称好”。但厨娘却要按惯例索取重金“支赐”，这个官员不得不感到“事力单薄”，认为“此等厨娘不宜常用，不两月，托以他事，善遣以还”。临安“最为下色”的厨娘，连一个知府也无力雇佣，足见统治者的豪侈，高级烹饪的昂贵。
从今存宋代史料，包括《山家清供》所提供的食谱看，宋人使用水、油以及各种作料的烹饪，如煮、蒸、炒、煎、炸、脍、炙等，大体已与今人相似。宋时喜欢对各种食肴取以美名，在前已引证不少，如《山家清供》中有黄金鸡、玉灌肺、神仙富贵饼、脆琅、东坡豆腐等，豆腐以文豪苏轼的号命名，也独具特色。相沿至今，对食肴取以美名，已成为中华饮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宋代饮食:于雅俗间变化
宫廷饮食流风之下，让羊肉成为宋时矜贵而美味的象征，也让看盘在民间公私宴会上得以流传。但真正细论之下，真正影响宋代饮食却并非宫廷，而是民间。
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个朝代上承千年饮食之美，下启中华八大菜系之端，却能在刻板的礼仪，不仅留下市井饮食广告的谐趣，更有着一本菜谱洛阳纸贵的传奇，这就是两宋的饮食文化。它犹如宋代流行的斗茶游戏，时而端庄于庙堂，时而传递在贩夫走卒手中，在亦雅亦俗间变换间回味无穷。
不吃猪肉的皇宫
历朝历代作为时代饮食旗帜，莫过于宫廷的饮食。宋代宫廷一改唐代宫廷饮食“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这种夸张杜撰大于现实的作风，不仅留下了确切的御宴宫廷菜品明细，甚至还有着流传至今的原料及做法。从那些充满浓浓生活气息的记录上，流传着一个有趣的习俗，两宋皇宫“御厨止用羊肉”，原则上“不登彘（猪）肉”。据记载，宋太祖宴请吴越国君主钱俶的第一道菜是“旋鮓”，即用羊肉制成；而仁宗禁止宫廷为半夜饥饿时进贡上“烧羊”，所以羊肉是宋代的宫廷食材用量上的至尊。当时陕西冯翊县出产的羊肉，时称“膏嫩第一”。宋真宗时，“御厨岁费羊数万口”，就是买于陕西。而随着王朝的传续，宋代宫廷这种嗜吃羊肉为主要肉类的习俗，有增无减。大致在宋仁宗、英宗时，朝廷从“河北榷场买契丹羊数万”。而神宗时代御厨帐本上更“吓煞人”般记录一年中“羊肉四十三万四千四百六十三斤四两，常支羊羔儿一十九口，猪肉四千一百三十一”，这里尽管记载着有少量的猪肉支出，但绝大部分的猪肉是上了“看碟”和配菜之列。
北宋皇宫这一饮食习惯甚至立都杭州的南宋都得以传承，宋高宗都傲气地表示宫中主用羊肉，不用猪肉乃祖宗习俗。即使到南宋孝宗时，皇后“中宫内膳，日供一羊”。纵是因为地处南方，产羊不多，剩下的食料也是用南方特长的鱼虾水产来替补，而绝非猪肉。
百飨珍味前的看菜
在宋代笔记的御宴记载中，不难发现有着“绣花高饤八果垒”，“乐仙干果子叉袋儿”“缕金香药”之类的菜名。这令人遐想的菜品可并非用来品尝的，它们仅仅属于宴席上的“看菜”，比如 “绣花高饤八果垒”就是以着各式珍贵的器皿分别堆垒着香圆、真柑、石榴、橙子、鹅梨、乳梨、花木瓜。而“缕金香药”则是脑子花儿、甘草花儿、朱砂圆子、木香丁香、水龙脑、史君子、缩砂花儿、官桂花儿、白术人参、橄榄花儿十盒香料。这些堆叠的水果和香料的名菜，仅仅是用餐前以其美丽的色泽、精巧的摆设用以观看来刺激食欲或清新一下空气。在宋代它们名为“看菜”、“看果子”、看食。看菜的具体起源不可考证，但是在唐代的御宴“烧尾宴”已经出现，而富庶繁华的宋朝则把这种习俗发扬光大，正式成为宴席和日常饮食中的定制。唐代的御宴中“素蒸音声部”的看菜，是用素菜和蒸面做成一群蓬莱仙子般的歌女舞女，共有70件，可谓庞大而壮观。而宋的看菜却在精细上更见工夫。具体的御宴看碟做法已经不可考，但是从民间和王公府第的看果子，我们可以窥豹一斑其精细。如汴梁东京市民喜欢的雕花蜜煎。其中的雕花，就是在东京饮食市场上用瓜雕刻成的花样食品，即“药瓜”。不仅是东京，各城市饮食市场也推出自己的杰作，如浦城的冬瓜—就是安置在寿架台上的一条三尺长冬瓜，刻上了假山、龟、鹤、寿星、仙女，异常精妙。
当然水平较高者还是王公府第的厨师，他们用杨梅、冬瓜、金桔、鲜姜、嫩笋等，雕成甜酸的花梅球儿、清甜的蜜冬瓜鱼、微辣带甜的花姜，而且还在金桔、橙子、木瓜上雕出花及大段花、方花，又在青梅上雕出荷叶儿。
值得一题是这些御宴中看食并非约定俗成就是果品、香料。在《东京梦华录》中就曾记载，御宴时各国使节和群臣面前都“分列环饼、油饼、枣塔为看盘，次列果子”，而辽国使节面前加“独羊鸡鹅连骨熟肉为看盘，皆以小绳束之，又生葱韭蒜醋各一碟”，这是因为辽国饮食风俗粗劣、最尊贵的食礼就是熟肉上摆放生葱蒜韭。而在南宋又因口味偏甜，看盘上的蜜雕果子、雕花蜜饯也逐渐多了。这种看菜的盛行流传至今日就是工艺菜的始祖。
市坊之间广告声
宋代饮食风尚虽然以宫廷的好恶为旗帜，但一如历代引领时尚潮流的却永远不会是宫廷的，是民间的饮食文化。两宋时代城市饮食休闲行业异常发达，令皇城之间的君王在夜半都望着城中漫天灯火为之向往。这首先归功于宋代经济的繁荣，除了酒肆之间不再如唐代被约束在市坊中间，两宋百姓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正式开始三餐制的。在此之前，按礼仪天子一日四餐,诸侯一日三餐，平民两餐。西汉时，给叛变被流放的淮南王的圣旨上，就专门点出，“减一日三餐为两餐”。而至这个普通平民日常饮食能从两餐到三餐为习俗，除了证明宫廷刻板的饮食礼仪规定对民间约束的失效，更折射出了两宋不必史官曲笔礼赞的繁华。
三餐制直接带动的餐饮业的繁华，也带来了市坊餐饮间的竞争，除了在各种菜品、餐具上的争奇斗艳，当时招幌广告、节日促销外加环境促销已经成为饮食商铺三大促销手段。饮食广告业在宋代初具雏形。一般著名的酒楼如樊楼、白矾楼会不惜千金请人赋写诗词以增加自家酒楼的名气。而一些不知名的小店也会打出“孙羊肉”、“李家酒”等特色招牌广告。在《鸡肋编》中甚至记载了一游走街边卖环饼的小贩，为别出心裁，挖空心思想出的叫卖词：“吃亏的便是我呀”。结果当在他在哲宗被废的孟皇后居处瑶华宫前也这样叫卖时，引起开封府衙役的注目，疑他借此讽刺皇帝废后不当，所以将其抓捕审讯。审后才得知他只是为了推销自己的饼，便责打100后放出。此后，此小贩便改口喊“待我放下歇一歇吧”。这则传为一时笑谈的故事，无一不生动描述酒楼旗肆飞扬，叫卖喧嚷不息的宋代饮食风俗。
名士风流和饮食
当然任何民间的饮食风俗，最直接的记录者就是当代的文人。宋代的文人为当时的饮风食俗的推广、流传是不余遗力的。宋代的饮食著作大致可分为食经类、茶学类和酒学类等三类，其中不仅数量和种类大大增加，更通过文人的编写让饮食著作在书籍中的地位有了很大地提高。 比如宋代时期，仅仅食经的郑樵《通志·艺文略》将食经单独作为一个门类列出，共收录了41部360卷著作目录。
而把饮食描写融入吟咏的诗词文赋，在宋更是比比皆是，象一代文豪苏轼就写有大量的这方面的诗文，《东坡羹颂》、《猪肉颂》、《老饕赋》、《试院煎茶》、《和蒋夔寄茶》等。当然他为买饼老妇人写的广告诗 “纤手搓来玉色匀，碧油煎出嫩黄深。 夜来春睡知轻重，压匾佳人缠臂金。”更是流传千古的佳话 。
同样这些风流名士了除了在保存、撰写饮食类书籍诗文，不少墨客干脆身体力行参与饮食发明制作，象书法与诗文都颇负盛名北宋的郑文宝，他创制的云英面，就极受人欢迎 。据记载其法是将藕、莲、菱、芋、鸡头、荸荠、慈菇与百合混在一起，再配以瘦肉烂蒸，然后用风吹凉，在石臼中捣细，再加上四川的糖和蜜蒸熟，然后再入臼中捣，使糖、蜜和各种原料拌均匀，随后取出作一团，等冷了变硬，再用刀切着吃。这道美味后来甚至还被专门收入宋代食谱。
最为有名的还是苏轼与“东坡肉”。苏轼在在黄州作团练副使时，曾将当时流行的猪肉烧制法揣摩一番后得以创造出一道新菜。苏东坡还专门写成打油诗一首来记载做法：“黄州好猪肉，价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如前所提及，羊肉是当时公认的贵重佳肴，流风所在，所以便宜的猪肉令当时富贵人家瞧不上眼。反经大文豪的一番创制推荐后，很快便在宋代市民中广为传播，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东坡肉”。
同时两宋在物产极大丰盛之际，加之没有任何宗教饮食的禁忌，所以一些珍奇的食物就纳入文人尝新追逐之列，例如在宋代的士人中，吃河豚成为一种时尚。名士梅圣俞，喜欢邀朋呼友来家里吃河豚，他在《河豚鱼》写到，“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扬花。河豚于此时，贵不数鱼虾”。而河豚有剧毒，需要祛毒后才能烹调，苏东坡拼死吃河豚的诙谐掌故也正是出于此时。因为河豚的价格的昂贵，美食家竟然发明了假河豚的做法。类似此在《山家清供》还所记着有“假煎肉”的制作：葫芦和面筋都切成薄片，分别加料后用油煎，然后加葱、花椒油、酒，放一起炒，葫芦和面筋不但炒得像肉，而且它的味道也和肉味相同。后来类似这样制法的假河豚、炸油河豚、油炸假河豚，已作为名菜，纷纷出现在食店里。可以想象正是因为文人美食家对各类饮食的总结、撰写、身体力行的传播，让两宋市民得以认识这些新奇的食物，而且，饮食商家能够闻风而上，也能将模仿海鲜制作出，从而形成民间饮食流风。这些逸事已不足一一漫谈。
而时至今日，两宋的繁华虽早已经化成书页间记载的辉煌，不过细致处象漫步在河南街头，早餐皆是羊肉汤一统的局面；粗略处时时可见的饮茶风尚，却让人无形似乎窥见两宋的饮食风俗早已走入民间，虽经千年，不曾失落！
【四】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有人甚至认为宋代经济已超过了明清。经济的发展，使宋代食品业有了很大的进步。宋代饮食颇具特色，与前代相比，宋代百姓的饮食结构有了较大的变化，素食成分增多，素食的艺术成分更加明显，式样也更多。在宋代的大中城市，食品行业的竞争已经很激烈，市民食谱日益多样化。
在宋代，饼作为一种主食，是百姓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宋代的饼并不像现在仅指经过烧烤加工而成的一种圆形食品。凡是用面粉做成的食品，都可叫饼。烤制而成的叫烧饼，与我们今天的无二。水瀹而成的称为汤饼，在笼中蒸成的馒头叫笼饼。《水浒传》中的武大郎在街头叫卖时所喊的“炊饼”，指的就是馒头。
宋代饼业兴盛，竞争自然也激烈。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卖饼者想出了各种方法。东京的卖饼者，就在街头使用五花八门的叫卖声，以招徕顾客。一位卖环饼的小贩，为别出心裁，在街头兜售时竟喊出“吃亏的便是我呀”。后来这位小贩在皇后居住的瑶华宫前这样叫卖，引起开封府衙役的怀疑，将其抓捕审讯。审后才得知他只是为了推销自己的环饼，便将他打了100棍放了出来。此后，这位小贩便改口喊“待我放下歇一歇吧”。他的故事成为当时东京的一桩笑料，但生意反而较以前好了。
宋代面食兴旺。北宋的郑文宝，书法与诗文皆在当时颇负盛名，他创制的云英面，极受时人欢迎。制作方法是将藕、莲、菱、芋、鸡头、荸荠、慈菇与百合混在一起，再配以瘦肉烂蒸，然后用风吹凉，在石臼中捣细，再加上四川的糖和蜜蒸熟，然后再入臼中捣，使糖、蜜和各种原料拌均匀，随后取出作一团，等冷了变硬，再用刀切着吃。云英面颇受士人青睐，后被收入宋代食谱。
士人与美食的掌故，最为有名的还是苏轼与“东坡肉”。苏轼在在黄冈作团练副使时，曾将当时城市流行的一道猪肉菜，写成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当时富贵人家瞧不上眼，而只有中下层人士才乐此不疲，故有“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之说。这道菜比较便宜，经苏轼推荐后，很快便在宋代市民中广为传播，被称为“东坡肉”。
在宋代的士人中，吃河豚成为一种时尚。名士梅圣俞，喜欢邀朋呼友来家里吃河豚。他的《河豚鱼》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扬花。河豚于此时，贵不数鱼虾”。河豚有剧毒，需要祛毒后才能烹调，亦有人因食河豚而丧命。
除了河豚之外，类食品和“洗手蟹”也在宋代市民中风靡一时。东京名商号东华门何吴二家的鱼，是从外地运的活鱼加工而成的。由于是切成十数小片为一把出售，故又称“把”。由于它是风化干后才入的料，所以味道鲜美，成为当时一道名菜，以至时人有“谁人不识把”的说法，类食品易于保存，所以很受大众的喜爱。贵族之家制作的黄雀，是一种市面上不易见到的食品。蔡京家里有三栋房屋，堆积着直至房梁的黄雀。有位官员，一次就可献出千余罐鹅。在东京的市面上，洗手蟹非常受欢迎。将蟹拆开，调以盐梅、椒橙，然后洗手再吃，所以叫洗手蟹。
就像我们今天早晨喝牛奶豆浆一样，宋代市民早晨习惯喝的是一种叫煎点汤茶药的茶。煎点汤茶药是茶叶和绿豆、麝香等原料加工而成，好似煎药。在五更的早市上，煎点汤茶药的叫卖声此起彼伏，蔚为壮观。元代画家赵孟的《斗浆图》，画的就是市井贩卖煎点汤茶药的情形。宋人认为，茶即药也，煎服则可去滞而代食；煎茶时间越长，味道就越好。宋代流行点茶，就是在炭火将茶叶水烧得快沸腾时，加些许冷水，待茶叶水再次沸腾时再用冷水点住。如此点三次，方可收到色味俱佳的效果。宋代时，茶坊在市镇开始普及，点茶也就在城市中盛行起来。
汤药在宋代很普及。汤药种类很多，见于史籍的主要有二陈汤、枣汤、生姜汤、荔枝圆眼汤、薄荷汤、木星汤、无尘汤、木香汤、香苏汤、盐豉汤、干木瓜汤、缩砂汤、湿木瓜汤、白梅汤、乌梅汤、桂花汤、豆蔻汤、破气汤、玉真汤、益智汤、檀汤、杏霜汤、胡椒汤、紫苏汤、洞庭汤等等。其中二陈汤是流行于当时大街小巷的最常见的一种。二陈汤主治头眩心悸、寒热、呕吐恶心，因食生冷引起的脾胃不和等症状。每日早上起来喝上一盏二陈汤，会产生提神养身的效果，欧阳修的“论功可以疗百疾，轻身久服胜胡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宋代，皇帝常常将汤药与茶作为一种礼物，赐给功臣将士。宋真宗召见大臣晏殊，赐座后便喝茶。末了，起身便点汤。由于皇帝的示范，贵族权臣们纷纷碾制汤沫、丸药、茶饼，随身携带。王安石罢相后返乡，途中痰火病发，他便吩咐随从取来沸汤，将丸药茶饼调配倒沸汤中服了才痊愈。就连一般的市民，也受到影响。有的市民家里来了客人，主人便将汤端出，招待客人。先茶后汤，还是先汤后茶，不同的人家有不同的习惯。
宋代市民对水果的需求量非常大，食店里果子与饮食是平分秋色。市民就餐时，一般是先上正食，然后再上水果，就像我们今天的拼盘。水果既包括新鲜的水果，也包括晒制的干果子、香药果子等。水果的种类五花八门，水果贩子也很多。东京的夜市非常发达，在子夜时分，还能够听到水果贩子的叫卖声。作为京城，东京的市民比其他小城市者有口福，可以吃到许多新的品种。如江西的金橘，本为南方水果，由于距离遥远、运输不便的原因，东京的市民一般很难见到。后来由于温成皇后的钟爱，江西金橘便在东京流行起来，走入了寻常百姓家。
在宋代的食品市场上，清凉饮料也很受市民的欢迎，主要有甘豆汤、豆儿水、鹿梨浆、卤梅水、姜蜜水、木瓜汁、沈香水、荔枝膏水、苦水、金橘团、雪泡缩皮饮、梅花酒、五苓大顺散、紫苏饮、椰子酒等等。这些饮料可以说是一种保健饮料，有些还具有药物的成分，如雪泡缩皮饮就有解伏热、烦渴、消暑毒、止吐利的功效，对于霍乱之后服热药致烦躁者，服雪泡缩皮饮的效果尤佳。冷饮可解烦，亦可热或温饮。这些清凉饮料多兼具治病防病功效，夏季上市时非常受欢迎。
美不胜收的宋代美食
在东京，凡是卖熟食者，都用诡异言语吟叫，这样食品售出才快。曾经有一位卖“环饼”的小贩，常常不言所卖的是什么食品，只是一个劲长叹：吃亏的便是我呀!当时正巧昭慈皇后被废黜，在瑶华宫居住，而这位小贩每次到瑶华宫前，依旧搁下挑担叹息着说这句话。开封府衙役听其言观其行，好生怀疑，捕他入狱。经审讯，方知他是为了早点卖出环饼，故意使用这样奇特的言言，并无他意，但语关重大，打了100棍才放出来。有了这惨痛教训，此后，这位小贩挑担卖环饼时改口道：待我放下歇一歇吧。他的遭遇，他的变化，他的与众不同而又有些诙谐的叫卖语言，成为一桩引人发笑的故事，去买他的环饼的市民由此增多了。记述这件事的文人，是有感于这位小贩为了卖饼，在吆喝上标新立异，招来了皮肉之苦的传奇故事。然而客观的记述也从另一面反映出了东京食品行业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否则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竞争现象?这位卖环饼的小贩，只不过是庞大的食品行业中的一名散兵，他是从属于宋代城市遍布在大街小巷的饼店的，当然也可能他是自做环饼自卖的，像清河县镇上自做炊饼自卖的武大郎那样。
在宋代城市里这种现象还是很多的。苏东坡在海南儋耳做官时，就曾与一做环饼为生的老太太为邻。老太太多次请苏东坡为她作首诗，苏东坡欣然写来：纤手搓来玉色匀，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知轻重，压匾佳人缠臂金。
此诗以饼入诗，饶有风趣，也反映了制饼业的普遍和兴盛。的确，在宋代，饼的意义是很宽泛的，凡是用面做的食品，都叫饼。像火烧而食的，叫烧饼；水瀹而食的，叫汤饼；笼蒸而食的，叫蒸饼；馒头叫笼饼……饼的花样可谓繁多。饼的兴盛，根源是在市民阶层中兴起的一种图简便适口的食风。苏东坡在黄冈时，曾作过一首《食猪肉》诗，和城市中的食猪肉的风气，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黄州好猪肉，价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诗话家周紫芝认为这是苏东坡作的滑稽文字游戏，后来他读《云仙散录》上黄升从早晨到黄昏煮二斤鹿肉，才知苏东坡的“火候足”是有充分来历的。
苏东坡固然是官场中人，但他的才子气质，又使他不同于一般官吏对除公务以外的诸如饮食之类缺乏审美情趣，在相当多的场合，苏东坡常常是才子的禀赋占据上风，这就使他能发现美，写出具有真性情的作品来，《食猪肉》就是这样一首非常典型的诗作。苏东坡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这一点，精确总结了煮猪肉的诀窍，从而为宋代城市中的知识分子阶层提供了一种可口的佳肴。由于这道美食价钱不贵，很快在城市中下市民中传扬开来，这就是后代美食家津津乐道的“东坡肉”的源流。以苏东坡这样的品位，可见知识型美食家对城市食风是有很大影响力的，这也是因为美食家有钱也有闲，他们能够研究出既有营养又有文化意蕴的食物来。
苏东坡就曾开过一个单子，向人推荐理想的“食次”：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南都拨心面，作槐芽温淘糁。以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稻，荐以蒸子鹅。吴兴庖人斫松江鲈脍，即饱，以庐山康王谷水，烹曾坑斗品茶。
以宋代城市生活标准来看这些食物，用不着花很多钱，而且极易做到。如单子上所说的“槐芽温淘”，即“冷淘”，是一种去火清热的面与菜制素食，价廉而物美，故很快在城市食店里流行起来了。苏东坡归纳“槐芽温淘”为美食，揭示了饮食历史发展的一条规律，那就是有相当多的美食，最初起自民间，但又需经美食家研究整理，再流传开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像北宋初期善篆书、有诗名的郑文宝，就创制出一种“云英面”。这种面的制作颇像江南人好做的鲊脯鲙炙无不有、埋在饭中杂烹的“盘游饭”的风味。其方法是：将藕、莲、菱、芋、鸡头、荸荠、慈菇、百合，混在一起，选择净肉，烂蒸。用风吹晾一会儿，在石臼中捣得非常细，再加上四川产的糖和蜜，蒸熟，然后再入臼中捣，使糖、蜜和各种原料拌均匀，再取出来，作一团，等冷了变硬，再用干净的刀随便切着吃。
身为大臣的郑文宝不可能是“云英面”的始作俑者，他肯定是巧取民间厨人制面之精华，综合出“云英面”的制作方法来，然后他又将“云英面”方子赠给其他好吃之人，这使“云英面”的影响更加扩大，以至收入宋代食谱。再以讲究吃海鲜而闻名的梅圣俞为例，他家经常吸引一些习气相投的有知识的食客，一时间，鲤鲂之脍，飞刀徽整，梅家几乎成为研究海鲜的中心。这在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中有着记录。梅圣俞就是在这样的宴席上，赋《河豚鱼》诗一首：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于此时，贵不数鱼虾。
这首诗告诉我们至少在宋代城市中的知识阶层，吃河豚已成风气了。
这是由于河豚吃鱼虾而颇肥腯，故引诱士子纷纷来吃。苏东坡居常州时，里中士大夫家有妙于烹河豚的，请东坡来共享，女人和孩子都跑到屏风间，希望能得到苏东坡的品题。只见苏东坡下箸大嚼，寂如喑者，家人大失所望，这时苏东坡忽下箸说：也值一死!于是全家大乐。
这一段文字，将苏东坡知味贪吃的形象刻画得维妙维肖，足见河豚确是无比的美味。但河豚确有剧毒，食之夺命并非胡言。宋代的费衮就主张：河豚之目并其子凡血皆有毒，食者每剔去之，其肉则洗涤数十遍，待色白如雪，再烹。苏东坡也提出：煮河豚用荆芥，煮三四次，换水则无毒。
看来河豚有毒，可是并非人人会烹制，但市民们又想吃，于是，美食家研究出了行之有效的烹制河豚的方法。而且，为了解决口腹之欲，美食家还创造了“假河鲀”的吃法——杨次翕在丹阳时，做羹招待米芾，说：今天为你做河豚。米芾疑虑不敢吃，杨笑着对他道：这是用别的鱼做的，假河豚。所谓假，乃象形也。如《山家清供》所记“假煎肉”的制作：葫芦和面筋都切成薄片，分别加料后用油煎，然后加葱、花椒油、酒，放一起炒，葫芦和面筋不但炒得像肉，而且它的味道也和肉味相同。类似这样制法的假河鲀、炸油河鲀、油炸假河鲀，已作为名菜，纷纷出现在食店里。
可见，美食家的提倡，对市民认识河豚和吃河豚，还是起到不小的催化作用，而且，饮食商家能够闻风而上，也的确能将海鲜制作出美味来——像东京东华门何吴二家造的鱼鲊，是从澶滑河上打鱼斫造，贮入荆笼，一路上用水浸泡运入京城的。它是切成十数小片为一把出售，号“把鲊”。因控干入物料，肉益紧而味道甚美，名闻天下，以至有“谁人不识把鲊”之语。
蟹本是南方水产，可是在东京的食店里却也风行一时。市民往往将生蟹拆开，调以盐梅、椒橙，然后洗手再吃，故这种蟹叫“洗手蟹”。甚至停泊在汴河边的船家的妇女也能够做这种洗手蟹吃，它的绝妙使人赋诗道：
紫髯霜蟹壳如纸，薄萄作肉琥珀髓。主人揎腕斫两螯，点醋揉橙荐新醴。
痴祥受生无此味，一箸菜根饱欲死。唤渠试与釜底，换取舌头别参起。
美味洗手蟹，对市民阶层的饮食品位提高是有潜移默化作用的，它促使美食家和市民不断钻研新的饮食方法，从而使宋代城市饮食市场上新、奇、特诸类食物品种不断涌现。市民吃的水平已从一般的味道美转向意境美的境地了。
如橙酿蟹，也就是市民经常所说的蟹酿橙：将黄熟带枝的大橙子，截顶，去瓤，只留下少许汁液，再将蟹黄、蟹油、蟹肉放在橙子里，仍用截去的带枝的橙顶盖住原截处，放入小甑内，用酒、醋、水蒸熟后，用醋和盐拌着吃。这种橙酿蟹，不仅香，而且鲜，更主要的是它使人领略到了新酒、菊花、香橙、螃蟹色味交融的艺术氛围……
这种形质兼美的食品在宋代城市中已经很多，市民们已不仅仅满足于口腹之欲，而是将一般的食物也都赋予一种意境的追求。像名字煞是好听的“酥琼叶”，其实是将宿蒸饼薄薄切就，涂上蜜或油，就火上炙，地上铺上纸散火气，炙好后，非常松脆，有止疗化食功效，而且嚼起来还可如杨万里所说：作雪花声……
市民还将对食物的审美情趣，扩大到视觉上，于是，雕花蜜煎应运而生。所谓雕花，较早出现的是在东京饮食市场上用瓜雕刻成的花样食品，即“药瓜”，还有用油面糖蜜制成的“笑靥儿”果食。
这是一种赏心悦目的工艺性食品，极受市民欢迎，各城市饮食市场也推出自己的杰作，如浦城的冬瓜——安置在寿架台上的一条三尺长冬瓜，刻上了假山、龟、鹤、寿星、仙女，异常精妙。
雕花蜜煎成就最高者为王公府第的厨师，他们用杨梅、冬瓜、金桔、鲜姜、嫩笋等，雕成甜酸的花梅球儿、清甜的蜜冬瓜鱼、微辣带甜的花姜，而且还在金桔、橙子、木瓜上雕出花及大段花、方花，又在青梅上雕出荷叶儿……
这些食品真是美煞，使人羡煞。但是这类雕花蜜煎，费时费力，轻易不摆设，王公只有在款待皇帝时才端出。不过这种追求艺术性的倾向，已扩展到食品制作的各个方面，如那一个又一个冠以“假”字的象形菜，也千姿百态，令人耳目一新——腰子假炒肺、假团圆燥子、江鱼假、虾蒸假奶、小鸡假炙鸭、五色假料头肚尖、假炙江瑶肚尖、假熬鸭、野味假炙、假炙鲎橙、假熬蛤蜊肉、假淳菜腰、假炒肺羊熬、下饭假牛冻、假驴事件、假蛤蜊、假熬鸭……
可以说，无论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中游的，都可加以模仿，这些象形菜，是用面筋、豆腐、山药和菇类等全素食物为原料，其制法和前面所说的“假煎肉”大同小异。如此巧制出来的“假荤菜”，色形味香俱全，使一般“工薪阶层”的市民都可以品尝得到。
它表明了宋代市民阶层的饮食结构有了重大的变化，素食成份增多。这种增多，是相对而言的，因宋代之前的城市居民素食也占饮食结构中重要成份。宋代市民素食成份增多与前代不同的是，素食的艺术成份更明显，样式也更多，这就如同市民阶层饮食结构中日益增多的水果成份一样。
宋代城市市民对水果的需求量非常之大，在食店里，果子与饮食是平分秋色，一半对一半的，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专门标明《饮食果子》就是一证。从饮食节次来看，一般是正食上后，必上水果。
这类水果，也包括晒制的干果子、香药果子等等，种类很多，出售水果的商贩也很多，子夜时分的东京街头还可看到他们叫卖的身影。这也是由于水果商贩背后有一庞大的“果子行”支撑着，我们可从苏象先记述他祖父行状的文字中窥见一斑——苏颂曾雇一婢女，此女一家十口住在曹门外，无其他职业，专为果子行锤取石莲肉度日，她说像她家这样专供果子行的就有数十家之多，夏天要锤莲百十车……以此推算，水果在城市饮食行业中可谓供销两旺。这种局面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是贵族对水果的喜好和推重，使之成为一代较新的食风。如产于江西的金橘——因为远，东京市民很难见到。后运至东京，由于温成皇后爱吃，金橘遂在东京饮食市场上红火起来了。而且，很快，在绿豆中可以保藏金橘多时不坏的方法推广开来了。
这个事例说明：贵族口味的好恶，对城市食风影响还是不小的。这也是符合饮食历史规律的，因为贵族富甲天下，最有条件品尝海陆奇珍。我们可以南宋皇帝的“玉食”为例，其名目有：酒醋白腰子、三鲜笋炒鹌子、烙润鸠子、石首鱼、土步辣羹、海盐蛇鲊、煎三色鲜、煎卧鸟、湖鱼、糊炒田鸡、鸡人字焙腰子、糊燠鲇鱼、蝤蛑签、麂膊及浮助河蟹、江、青虾辣羹、燕鱼、干鲻鱼、酒醋蹄酥片生豆腐、百宜羹、燥子、炸白腰子、酒煎羊二牲醋脑子、汁清杂胡鱼、肚儿辣羹、酒炊淮白鱼之类。
这仅仅是皇帝每日赐太子的一部分“玉食”，其制作极其精良，如羊头签，只取两翼；土步鱼，只取两腮；以蝤蛑为签、为馄饨、为橙瓮，只取两螯，剩余全都扔在地上作废。
这种食不厌精的风气，达官贵人无不模仿，竞相奢侈，以至出现了韩玉汝丞相那样的每食必殚极精侈之辈，甚至有人养成了一种吃鸽子的特殊才能：吃白鸽后再给他别的颜色的鸽子吃，则能辨出不是白鸽……
一旦有一种品味优良的饮食问世，引领这风头的无不是贵族中人。像宋代城市盛行的易于保存的“鲊”，有一官吏一次就可献出千余罐“鹅掌鲊”。这表明，鲊制作最精的、保存最多的也是贵族。以“黄雀鲊”为例——
黄雀收拾干净后，用汤洗，拭干，再用麦黄、红曲、盐椒、葱丝调和，在扁罐内铺一层黄雀，上一层料，装实。用篾片将笋叶盖固定住，等到罐中腌出卤，便倒掉，再加酒浸泡，密封好，可久用。
这道名食，在北宋时还不易在饮食市场上看到，但那时的贵族为随时都能吃到这道美味，便在家中储备了许多“黄雀鲊”。以蔡京为甚，他家有三栋房屋，装满了从地下积起来直顶到正梁上的“黄雀鲊”。从一鲊可见当时的整体食风。临安城内之所以出现了“效御厨体式，贵官家品件”的超高级食店，正是为了迎合这种奢侈食风而设立的。这种皇家王府的饮食风格，能够代表这个时代饮食的最高成就，但它较难普及。所以，我们在研究宋代城市食风时，要关注那些最能反映主流的饮食活动。如宋代城市的公众饮食制度已有条不紊地建设起来，十分周到，像在什么样的季节吃什么样的食物，已约定俗成——
元日的元阳茧，上元的油画明珠，人日的六上菜，二月十五的涅兜，上巳的手里行厨，寒食的冬凌，四月八日的指天馂馅，重五的如意圆，伏日的绿荷包子，二社的辣鸡鸾，七夕的罗糇罗饭，中秋的玩月羹，中元的盂兰饼馅，重九的米锦，冬至的宜盘，腊月的萱草面，腊八的法玉科斗……
这些“节食”，上自皇帝下至普通市民，无一例外，都予遵循，只不过在质量上和排场上有所区别。较为普遍的是一些有益于健康卫生的饮食已为各阶层所共同关注，这一焦点是新的保健饮品——清凉饮料，主要品种为：甘豆汤、豆儿水、鹿梨浆、卤梅水、姜蜜水、木瓜汁、沉香水、荔枝膏水、苦水金橘团雪泡缩皮饮、椰子酒、梅花酒、五苓大顺散
香薷饮紫苏饮
实际上，这些清凉饮料，兼具药的成份，如“雪泡缩皮饮”具有解伏热、除烦渴、消暑毒、止吐利的功效。特别是霍乱之后服热药致烦躁者，极宜服这雪泡缩皮饮。它的成份是：缩砂仁乌梅肉、苹果煨，去皮甘草炙，各四两、干葛白扁豆去皮，炒，各二两，饮雪泡缩皮饮的时候可每服四钱，水一大碗，煎八分，去滓，沉服。水冷时饮解烦。也可热也可温，随意饮服，以它代替饮热水是最好的。
像香薷饮，其药用价值就更大了，如宽中和气，治饮食不节，饥饱失时，或冷物过多，或硬物壅驻，或食毕便睡，或惊忧恚怒，或劳役动气，脾胃不和，三脘痞滞，内感风冷，外受寒邪，憎寒壮热，遍体疼痛，胸膈满闷，霍乱呕吐，脾疼翻胃……统统都在香薷饮的治疗之列。尤其是中酒不醒，四时伤寒头痛，只要饮上三服，发了汗就可痊愈。常饮香薷饮，还可益脾温胃，散宿痰停饮，能进食，辟风、寒、暑、湿、雾露之气。
以上列举的这些清凉饮料，多在闷热夏日上市，由于它兼具治病防病功效，所以很受广大市民欢迎。即使一些标有酒字的饮料也是这样，实际与那种粮食烧酒无涉。如梅花酒起源于绍兴年间的临安茶肆：以鼓乐吹《梅花引》曲卖这种清凉饮料，用的是银盂杓盏，好像酒肆卖酒时论一角二角似的，因此名为“梅花酒”。饮这样的“凉水”，已成为宋代城市市民暑天中的一种时尚，这就如同每天早晨市民们所饮的“煎点汤茶药”一样——
在宋代城市中，无论早晚还是白天，都可看见出售“煎点汤茶药”的，尤其是在时交五更的早市上，街头巷尾传来的“煎点汤茶药”的叫卖声响作一片，已成为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
“煎点汤茶药”，茶为主要，以宋代常见的“煎香茶”来看，它的制作方法是：每百钱上春嫩芽，合一升去壳蒸熟的绿豆，再细磨十两山药，掺入脑、麝各半钱，重新放入盒中一同研磨约20杵下，再放入罐中密封好，窨三天后，再把这种香茶放在水里煮，使所含的成份进入水中，好似煎药。
无怪乎宋代美食家林洪有这样的认识：“茶即药也，煎服则去滞而代食。”煎茶时间愈长，味道也就愈好。而“点茶”，就是在炭火将茶叶水烧得滚沸起时，用冷水点住，茶叶水再滚沸起，再用冷水点住，如此点三次，才能收到色味皆佳的效果，这是一般的“点茶”规律。
由于茶叶的丰收，茶坊遂在城市普及，“点茶”也就在城市中流行起来，各式点茶竞争相长，出现了“点茶不一”的局面。如当时茶叶多产自南方，北方人特别难得到它，一旦得到茶叶，又以为茶叶味不好，所以在茶叶里放入许多杂物煎点，正如葛立方《韵语阳秋》所说：“北方俚人茗饮无不有，盐酪椒姜夸满口。”这就好像北宋话本《快嘴李翠莲记》中所描绘的李翠莲“煎点茶”相同。她是这样说的：
此茶唤作阿婆茶，名实虽村趣味佳。两个初煨黄栗子，半抄新炒白芝麻。
江南橄榄连皮核，塞北胡桃去壳。二位大人慢慢吃，休得坏了你们牙!
类似这样的“煎点茶”，是属于低层次的。高层次的点茶是能将茶点得“极匀”，有的能点得水脉成禽兽虫鱼花草之物象，纤巧如画。还有的如徽宗《大观茶论》所言：将茶点得上下透彻，如酵蘖之起面，疏星皎月，灿然而生。达到这种意境是很不容易的。
“点茶”在城市，特别是上流社会中，已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人们无不把点茶当成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标志。如曾布、吕惠卿同为内相时，与客人一起吃茶，他们频繁注汤于茶水中，客人见状说：身为翰林司，为什么不了解点茶呢？这话固然有取笑的意思，但有道理，因为点茶是有一套程序和讲究的，不是任何人都点得了的。这就如同丁谓《煎茶》写的：“轻微缘入麝，猛沸却如蝉。罗细烹还好，铛新味更全。”
点茶需有各种条件配合，而且最好“点茶须是吃茶人”，还要以一味好水配合，若杂以他水，则亟败。像苏才翁与蔡君谟的煎茶相斗，蔡君谟就专用惠山泉，苏才翁茶不精，便取天台竹沥水煎点，才能取胜。
在点茶时，还要点得适度。多点，则使人生厌；少点，则又有余。全靠精神集中，恰到好处。这样煎点出来的茶才好喝，像苏轼所说的：“试烹一盏精神爽，好物元来不须多。”可这并不等于只有茶才能使人精神爽，从某种观点上说，汤比茶更具有止渴快气益精髓之作用。《水浒传》第二十一回描写：山东郓城县镇上，五更时分就出现了赶早市卖汤药的王公。他在县衙前碰见了老主顾宋江，宋江向他解释自己起早是“夜来酒醉，错听更鼓”，王公便得出结论“必然伤酒”，他便向宋江“浓浓地奉上盏二陈汤”。读者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小说家言，“二陈汤”是流行于北宋大小城市中最普通的一种“汤药”。
从医学角度看，二陈汤主治：疾饮为患，或呕吐恶心，或头眩心悸，或中脘不快，或发为寒热，或因食生冷，脾胃不和。其成份是：半夏汤洗七次，橘红各五两，白茯苓三两，甘草炙一两半。煎点时，每服四钱，用水一盏，生姜七片，乌梅一个，同煎六分，去滓，热服，不拘时候。它对“伤酒”无疑是能起化解作用的，即使不伤酒，倘每早起来喝上一盏二陈汤，也会提神养身的，正像欧阳修吟咏的那样：“论功可以疗百疾，轻身久服胜胡麻。”
“汤药”有如此优越之功效，自然可以堂而皇之载入典籍了。粗略翻检宋代的一些典籍，就会发现汤药阵容颇为壮观：盐豉汤、荔枝圆眼汤、缩砂汤、无尘汤、木星汤、木香汤、香苏汤、紫苏汤、干木瓜汤、湿木瓜汤、白梅汤、乌梅汤、桂花汤、豆蔻汤、破气汤、玉真汤、薄荷汤、枣汤、快汤、厚朴汤、益智汤、仙术汤、杏霜汤、生姜汤、胡椒汤、洞庭汤、檀汤、挝脾汤……
汤品纷呈局面的形成，也和贵族的提倡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皇帝就将“汤药”与“茶”赏赐给自己欣赏的人物、远征的将士，以示宠爱。北宋政府还有一条规定：宋选人、使臣等无职田或职田不足者，于俸禄外另给“茶汤钱”。
所以，拥有“茶汤药”简直成了一种荣誉，这更引起了王公臣僚起而效仿，最为常见的是他们碾制汤末、丸药、茶饼，随身携带，须臾不离。像人们所熟悉的《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中的王安石，在罢相返乡途中，痰火病发，他就吩咐手下人只取一瓯沸汤来，将沸汤调“丸药茶饼”服了，这才确保痰火病未发起来。
这又反映出了有身份的贵宦还随身携带煎点汤茶的器皿，而且这种器皿绝非一般。开宝年间，有一身着布衣的美须髯者，引着一须眉皓白担布囊的仆人，叩开了洛阳甘露寺院门，高大丰肥的院主与他相礼攀谈，时间长了，布衣者便命老仆取茯苓汤末和两只金盂、一只小金汤瓶，然后向僧人索火点金瓶，借寺院的托子点汤。
这种金汤瓶当是上品，以此类推，稍差的汤瓶是银质的，次之则是铁的或者瓷石的。汤瓶分为金银瓷三种，就是因为社会各个不同层次都需要煎点汤茶。在宋代城市中，已把点汤茶当成了一种礼节。如宋真宗与晏殊谈话，坐下便“赐茶”；谈话完毕，起来便“点汤”。“讲读官”在上朝时，也是“赐坐饮茶”；讲读完毕，饮汤乃退。看来，“客至则设茶，欲去则设汤”，已在城市里成为规矩。可是也有不设茶，只设汤的，如范纯夫每次日当“进讲”，这天夜里在家先讲，众弟子全部来听讲，他不设茶，只点汤而退。这多半是在一种比较随和的环境中。也有反其道而行之的：客人一来则设汤。武臣杨应诚来了个标新立异，家里有客来时，他经常用蜜渍橙、木瓜之类的水果，作为茶汤款待客人。于是，去他家的客人予以仿效，但有人认为：客人来了久坐，说话多了伤气，故在他走时则将汤端上，前人的意思一定是出于此点，宋代人不应为嫌。然而由于文化素质的不同，宋代的许多市民是很难掌握这一尺度的。有客人来，便将茶与汤一起点上端上，以至使客、主都喝空了盏，这就使人好笑。而公厅之上，主人的汤，不能准备很多，许多客人因此也就盏杯里空空的，这就是本想行礼反而失掉了礼节，更可笑了。
可是，习俗一经形成，便有其相对独立性。无论先茶后汤，还是先汤后茶，它们总是一枝树干的两朵花，并蒂生放，相得益彰。施耐庵这样的小说大家也用笔忠实记录了“煎点茶汤药”这一情形。其余的小说家们也在其作品中，不止一回地勾勒出了一个又一个侍候顾客吃茶、吃汤茶博士形象。元代杂剧中也出现了许多类似“则我这汤浇玉蕊，茶点金橙”的景象，这自然是北宋城市“煎点汤茶药”之余韵……
画家也运笔描绘出了宋代城市这一最为常见的食风景象，如南宋佚名画家所作的，现藏于黑龙江省博物馆的一幅图——
六位着宋代城市下层市民服饰的商贩，围成一圈，右侧二商贩端盏吸饮，一手捧盖碗的商贩凝神观望，左侧一笑呵呵的商贩从一长颈容器中往一盏内倒饮料，他身后一商贩，躬身俯首，一手用夹子在炉灶内拨弄，一手握一长颈汤瓶，左侧第一位商贩，一手握盏，一手提装长颈饮料容器的移动炉灶，似等右侧端盏吸饮者的品评意见……
此画构图紧凑，气韵恬静，但并无题名，有专家认为它描述的是南宋城市卖浆情况，故名为“卖浆图”。笔者认为不妥，根据宋代城市煎点汤茶药成风这一史实，似冠以“煎点汤茶药图”较为合适。
无论从杯盏、容器，还是可移动的炉灶、夹子、炭条等等，都可见出这是六位活跃于南宋城市中的煎点汤茶药商贩，或可称之为煎点汤茶药艺家，他们聚拢一处，正在比较着煎点汤茶药的优劣。这种描画市井贩卖煎点汤茶药的图画，是宋代以前从来也没有过的。元明清三代均出现了紧步这幅《煎点汤茶药图》后尘的绘画，如明万历年间《历代名公画谱》中的《煎点汤茶药图》，元代赵孟所绘的《斗浆图》，图中人物、物品与宋代这幅《煎点汤茶药图》几乎同出一辙，亦步亦趋。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宋代城市食风的影响长久!从图中似可闻到那煎点汤茶药浓烈的馨香，熏得人心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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