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贤妃的后宫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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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由于徐惠是唯二被列入后妃传的唐太宗后妃，所以往往被人夸张成是唐太宗在长孙皇后死后最喜欢的女人。不过历史上的徐惠在唐太宗的后宫中究竟拥有怎样一个地位，在唐太宗的感情世界里，徐惠又是怎样一个存在，而让徐氏一族飞黄腾达的究竟是唐太宗还是唐高宗？我们不妨一起去看看史实真相究竟如何。
根据史书的记载，徐惠因为才名远扬而被召进唐太宗的后宫，册为正五品的才人。又因“其所属文，挥翰立成，词华绮赡”，不久便升为了正三品的婕妤，其父徐孝德也因此升了一级官，由从六品下的将作监丞被升为从六品上的礼部员外郎。继婕妤之后，徐惠又被晋为正二品九嫔中的第八级充容，这便是她在贞观一朝的最高封号了。
不过充容虽然位列九嫔，但仅为九嫔中的倒数第二级，只比最末一位的充媛高一级，也就说仍只算是个下嫔。想想贞观二年的时候，唐太宗听闻郑仁基的女儿“容色绝姝”便要聘为充华（即充媛），而郑氏的出身比起徐惠并无特别之处，仅仅是因为容颜绝色便能一举成为九嫔之一，反观徐惠在后宫十二年，凭借自己的满腹才华才一步步坐到了下嫔之位，也无怪乎徐惠自己也要感慨“一朝歌舞荣，夙昔诗书贱”了。
至于徐惠和唐太宗之间的关系究竟能亲密到何种程度，从李治与晋阳公主的事情中便能略窥一二。
众所周知，李治与晋阳公主自幼是被唐太宗亲自抚养长大的，特别是李治，直到被立为太子，唐太宗仍舍不得让他搬出自己的寝殿住到东宫去。所以即便是贞观十八年刘洎上疏，恳求让太子搬回东宫居住，唐太宗也不过是令其与岑文本马周等人“递日往东宫，与皇太子谈论”，却绝口不谈让李治搬离自己寝宫的事。一直到贞观二十年褚遂良再次上疏，唐太宗这才让李治每个月一半的时间住到东宫去。若是徐惠到了能够常伴君王侧的程度，唐太宗又怎么会如此舍不得已经成年甚至都已当父亲的爱子离开自己的身边呢？更何况如果徐惠真的与唐太宗的关系亲密无间到了一定程度，那么能够在唐太宗发怒时为大臣们徐徐辩解的，能够让朝中大臣多蒙其惠的，就不会是晋阳公主而应当是徐充容了。
而徐惠出众的才华虽然颇得唐太宗的赏识，与唐太宗之间的互动也看似不少，但基本上都是奉诏应或是解围之作，比如《奉和御制小山赋》，便是徐惠与许敬宗等人在随同唐太宗游翠微宫时共同奉诏写下的作品。再比如徐惠在挥就《进太宗》一诗时，面对的是唐太宗久召不至下十分不耐烦的情绪，所以“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这句诗的本质不过是为了解围而作。
再看那篇让徐惠名垂青史的《谏太宗息兵罢役疏》，这篇文章的出现，标志着徐惠已经达到了其一生中最为巅峰的时刻，因为无论是从文章的立论还是辞藻的修饰来看，能够出自一后宫嫔妃之手实非易事，更何况这篇上疏也是继晋武帝的左贵嫔献诔赋颂、宋孝武帝时韩兰英献《中兴赋》、陈后主的沈皇后“数上书谏争”后有唐以来的后宫第一人。所以无论是《旧唐书》还是《新唐书》，都不厌其烦地在徐惠的列传中收录了这篇谏言，然而此文读罢之余又不禁令人为之叹息，这不仅仅是因为徐惠的谏言并未取得任何效果，更是因为从这篇谏疏中所得出的结论。
唐太宗的后宫中，能够大胆谏言的只有长孙皇后与徐惠二人，然而此时此刻看来，这二人又是有着极为明显的差距。长孙皇后的娓娓道来在徐惠这里变成了骈散相间的工整；长孙皇后的言简意赅演变成了徐惠的长篇大论。徐惠与长孙皇后同处后宫，明明可以像她和魏征一样直言进谏，却偏偏选择了同房玄龄那样上表谈论。房玄龄是因为病重无法面见皇帝才上表的，那么徐惠又是因为什么原因才选择了上表而不是直接面圣进言？
所以徐惠此举一出，除非她是意在表现自己的才华，否则这样的一篇谏表只会让人觉得除了展现文采外，更多的是中规中矩。而徐惠的劝谏也并不如长孙皇后那样和风细雨，润物细无声，给人一种寻常夫妻间促膝谈心的感觉，反倒是让人感觉到其中只有君臣之间才会出现的拘束与拘谨。而这样的差异与其归结为是因为妻妾之间身份地位的有别，不如直接一针见血地指出：徐惠终归还是没能真正地走近唐太宗，更无法以一种自然而亲密的姿态融入到唐太宗的生活中。
也正因为如此，唐太宗晚年的诗作中多有流露悲秋伤怀之情，倘若徐惠真能了解到唐太宗这种落寞寂寥的心境，以她的文采与聪慧心性不可能不加以宽慰，然而却不见其诗文中有任何的劝慰之作。
等到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驾崩，徐惠身为无子嫔妃按例被送进崇圣宫清修，自此“山宫一闭无开日，未死此身不令出”，事死如事生。不过这样的生活对于才女徐惠来说打击太过沉重，当真是应了那句“只合当年伴君死，免教憔悴望西陵”，于是一年后，徐惠留下“得先狗马侍园寝”——在祭祀所用的狗马之前先去侍奉陛下的陵庙这样谦卑的遗愿便郁郁而终了。
唐高宗李治将徐惠此举视为殉葬，并大加赞赏，不仅将其追赠为四妃之一的贤妃，还允许她陪葬昭陵石室。
不仅如此，徐惠的家人也就此飞黄腾达起来。徐惠的父亲徐孝德更是迎来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越级提拔，被李治擢为了正四品上的果州刺史，连升6级，卒于任上时，李治还“优敕令官造灵举，别加赙物，具给傅乘，资送还京”。而徐惠的弟弟徐齐聃也被任命为沛王李贤的侍读，徐惠的妹妹徐氏同样因为才名出众被李治召进宫，封为正三品的婕妤。
纵观徐惠在唐太宗后宫中的境遇，可以得出的结论便是：对比唐太宗后宫中其他只因生子而被记载了一笔的嫔妃，因为出众的文采而拥有更多事迹的徐惠自然算是比较有存在感的。但即便不和宠倾后宫的武惠妃，礼数实同皇后的杨贵妃，嬖幸专房的独孤贵妃这些顶级宠妃相比，徐惠的“得宠”仍旧十分有限。毕竟徐惠在唐太宗的后宫十多年，受封的最高封号充容也仅列九嫔中的倒数第二级，而徐家除了徐孝德因为女儿文采斐然被升了一级官外，并没有因为徐惠的进宫得到任何好处。直到徐惠在唐太宗逝世一年后主动殉葬了，徐惠本人及徐家的待遇这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所以就更不用说徐惠能对唐太宗有什么影响了，因为通观徐惠的列传以及留下来的诗文，都未见其对唐太宗的思想或决策产生过任何影响。更甚至贞观二十二年四月徐惠刚上疏劝谏过唐太宗要爱惜民力勤俭节约，唐太宗虽然因此赏赐了徐惠，但两个月后就下诏为长孙皇后建了一座被唐玄奘评价为“壮丽轮奂，今古莫俦”的大慈恩寺。这座宏伟富丽的大慈恩寺面积之大甚至占据了整个晋昌坊的半坊之地，总共修建了10多座院落，1897间房屋，云阁禅院，重楼复殿，十分奢华，与徐惠在上疏中所强调的节俭精神完全截然相反——所以又何来“影响巨大”一说呢？
一直以来，由于徐惠是唯二被列入后妃传的唐太宗后妃，所以往往被人夸张成是唐太宗在长孙皇后死后最喜欢的女人。不过历史上的徐惠在唐太宗的后宫中究竟拥有怎样一个地位，在唐太宗的感情世界里，徐惠又是怎样一个存在，而让徐氏一族飞黄腾达的究竟是唐太宗还是唐高宗？我们不妨一起去看看史实真相究竟如何。
根据史书的记载，徐惠因为才名远扬而被召进唐太宗的后宫，册为正五品的才人。又因“其所属文，挥翰立成，词华绮赡”，不久便升为了正三品的婕妤，其父徐孝德也因此升了一级官，由从六品下的将作监丞被升为从六品上的礼部员外郎。继婕妤之后，徐惠又被晋为正二品九嫔中的第八级充容，这便是她在贞观一朝的最高封号了。
不过充容虽然位列九嫔，但仅为九嫔中的倒数第二级，只比最末一位的充媛高一级，也就说仍只算是个下嫔。想想贞观二年的时候，唐太宗听闻郑仁基的女儿“容色绝姝”便要聘为充华（即充媛），而郑氏的出身比起徐惠并无特别之处，仅仅是因为容颜绝色便能一举成为九嫔之一，反观徐惠在后宫十二年，凭借自己的满腹才华才一步步坐到了下嫔之位，也无怪乎徐惠自己也要感慨“一朝歌舞荣，夙昔诗书贱”了。
至于徐惠和唐太宗之间的关系究竟能亲密到何种程度，从李治与晋阳公主的事情中便能略窥一二。
众所周知，李治与晋阳公主自幼是被唐太宗亲自抚养长大的，特别是李治，直到被立为太子，唐太宗仍舍不得让他搬出自己的寝殿住到东宫去。所以即便是贞观十八年刘洎上疏，恳求让太子搬回东宫居住，唐太宗也不过是令其与岑文本马周等人“递日往东宫，与皇太子谈论”，却绝口不谈让李治搬离自己寝宫的事。一直到贞观二十年褚遂良再次上疏，唐太宗这才让李治每个月一半的时间住到东宫去。若是徐惠到了能够常伴君王侧的程度，唐太宗又怎么会如此舍不得已经成年甚至都已当父亲的爱子离开自己的身边呢？更何况如果徐惠真的与唐太宗的关系亲密无间到了一定程度，那么能够在唐太宗发怒时为大臣们徐徐辩解的，能够让朝中大臣多蒙其惠的，就不会是晋阳公主而应当是徐充容了。
而徐惠出众的才华虽然颇得唐太宗的赏识，与唐太宗之间的互动也看似不少，但基本上都是奉诏应或是解围之作，比如《奉和御制小山赋》，便是徐惠与许敬宗等人在随同唐太宗游翠微宫时共同奉诏写下的作品。再比如徐惠在挥就《进太宗》一诗时，面对的是唐太宗久召不至下十分不耐烦的情绪，所以“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这句诗的本质不过是为了解围而作。
再看那篇让徐惠名垂青史的《谏太宗息兵罢役疏》，这篇文章的出现，标志着徐惠已经达到了其一生中最为巅峰的时刻，因为无论是从文章的立论还是辞藻的修饰来看，能够出自一后宫嫔妃之手实非易事，更何况这篇上疏也是继晋武帝的左贵嫔献诔赋颂、宋孝武帝时韩兰英献《中兴赋》、陈后主的沈皇后“数上书谏争”后有唐以来的后宫第一人。所以无论是《旧唐书》还是《新唐书》，都不厌其烦地在徐惠的列传中收录了这篇谏言，然而此文读罢之余又不禁令人为之叹息，这不仅仅是因为徐惠的谏言并未取得任何效果，更是因为从这篇谏疏中所得出的结论。
唐太宗的后宫中，能够大胆谏言的只有长孙皇后与徐惠二人，然而此时此刻看来，这二人又是有着极为明显的差距。长孙皇后的娓娓道来在徐惠这里变成了骈散相间的工整；长孙皇后的言简意赅演变成了徐惠的长篇大论。徐惠与长孙皇后同处后宫，明明可以像她和魏征一样直言进谏，却偏偏选择了同房玄龄那样上表谈论。房玄龄是因为病重无法面见皇帝才上表的，那么徐惠又是因为什么原因才选择了上表而不是直接面圣进言？
所以徐惠此举一出，除非她是意在表现自己的才华，否则这样的一篇谏表只会让人觉得除了展现文采外，更多的是中规中矩。而徐惠的劝谏也并不如长孙皇后那样和风细雨，润物细无声，给人一种寻常夫妻间促膝谈心的感觉，反倒是让人感觉到其中只有君臣之间才会出现的拘束与拘谨。而这样的差异与其归结为是因为妻妾之间身份地位的有别，不如直接一针见血地指出：徐惠终归还是没能真正地走近唐太宗，更无法以一种自然而亲密的姿态融入到唐太宗的生活中。
也正因为如此，唐太宗晚年的诗作中多有流露悲秋伤怀之情，倘若徐惠真能了解到唐太宗这种落寞寂寥的心境，以她的文采与聪慧心性不可能不加以宽慰，然而却不见其诗文中有任何的劝慰之作。
等到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驾崩，徐惠身为无子嫔妃按例被送进崇圣宫清修，自此“山宫一闭无开日，未死此身不令出”，事死如事生。不过这样的生活对于才女徐惠来说打击太过沉重，当真是应了那句“只合当年伴君死，免教憔悴望西陵”，于是一年后，徐惠留下“得先狗马侍园寝”——在祭祀所用的狗马之前先去侍奉陛下的陵庙这样谦卑的遗愿便郁郁而终了。
唐高宗李治将徐惠此举视为殉葬，并大加赞赏，不仅将其追赠为四妃之一的贤妃，还允许她陪葬昭陵石室。
不仅如此，徐惠的家人也就此飞黄腾达起来。徐惠的父亲徐孝德更是迎来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越级提拔，被李治擢为了正四品上的果州刺史，连升6级，卒于任上时，李治还“优敕令官造灵举，别加赙物，具给傅乘，资送还京”。而徐惠的弟弟徐齐聃也被任命为沛王李贤的侍读，徐惠的妹妹徐氏同样因为才名出众被李治召进宫，封为正三品的婕妤。
纵观徐惠在唐太宗后宫中的境遇，可以得出的结论便是：对比唐太宗后宫中其他只因生子而被记载了一笔的嫔妃，因为出众的文采而拥有更多事迹的徐惠自然算是比较有存在感的。但即便不和宠倾后宫的武惠妃，礼数实同皇后的杨贵妃，嬖幸专房的独孤贵妃这些顶级宠妃相比，徐惠的“得宠”仍旧十分有限。毕竟徐惠在唐太宗的后宫十多年，受封的最高封号充容也仅列九嫔中的倒数第二级，而徐家除了徐孝德因为女儿文采斐然被升了一级官外，并没有因为徐惠的进宫得到任何好处。直到徐惠在唐太宗逝世一年后主动殉葬了，徐惠本人及徐家的待遇这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所以就更不用说徐惠能对唐太宗有什么影响了，因为通观徐惠的列传以及留下来的诗文，都未见其对唐太宗的思想或决策产生过任何影响。更甚至贞观二十二年四月徐惠刚上疏劝谏过唐太宗要爱惜民力勤俭节约，唐太宗虽然因此赏赐了徐惠，但两个月后就下诏为长孙皇后建了一座被唐玄奘评价为“壮丽轮奂，今古莫俦”的大慈恩寺。这座宏伟富丽的大慈恩寺面积之大甚至占据了整个晋昌坊的半坊之地，总共修建了10多座院落，1897间房屋，云阁禅院，重楼复殿，十分奢华，与徐惠在上疏中所强调的节俭精神完全截然相反——所以又何来“影响巨大”一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