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化
吴地区域文化的简称，泛指吴地古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所有成果，泛称吴地文化、江南文化、吴越文化、苏州文化等。其以先吴和吴国文化为基础，经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生长，及隋、唐、宋、元历代发育，至明代形成高峰。清代以降，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吴文化开始从传统文化定式向现代文化方向转型。弘扬吴文化，是每个文化工作者的应尽义务。
灿灿文明
太湖流域长江三角洲“良渚文化遣址群”中出土的五千年前一位军事首领墓中有48把石钅戊、琮、壁、镯、玉钅戊、钩、玉礼器等珍品，有力证明华东地乃泱泱大区、灿灿古文明区。
古代周族领袖亶父世称周太王即古公亶父生於殷朝第23代商代国君武丁40年左右（约B.C.1284年），至殷朝第25代国君祖甲5年（B.C.1253年）遂建都陕西岐山周原，并生有泰伯、仲雍、季历三子。长子婚后无子女，三弟有子昌，聪明伶俐即周文王。亶父暗示王位传季，日后传孙昌。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载：“大伯、仲雍辞行采药，遂奔荆蛮。公季嗣位，至昌为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称曰：‘大伯，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提而称焉。’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大伯初奔荆蛮，荆蛮归之，号曰句吴。大伯卒，仲雍立，至曾孙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于河北，是为北吴，后世之谓之虞，十二世为晋所灭。后二世而荆蛮之吴子寿梦盛大称王。其少子则季札，有贤材。兄弟欲传国，札让而不受。自寿梦称王六世，阖庐举伍子胥、孙武为将，战胜攻取，兴伯名于诸侯。至子夫差，诛子胥，用宰嚭，为粤王句践所灭。”他把西北文化带来江南，并入乡随俗，把古代绘画艺术用在人体皮肤的美化上来，带头实行对百姓的理发制度，把披头散发的长发剪成具有时代特色的短发，促进人们养成爱清洁、讲卫生的好习惯。即历史上著名的“断发纹身”。
次年闻父病重，上慧（即惠）山采约，收集治父病的药方，与弟北上控父治病后返梅里。尔后建立城邑、开发江南、变渔狩之地为稻田，扩大耕地面积，深受百姓爱戴。年后，至殷朝第27代国君庚丁10年（约B.C.1210年左右），古公亶父病亡，兄弟返岐奔丧，把王位继承权让位于三弟季历，并速离岐带孝返锡，为创建的句吴古国不辛劳，呕心沥血，是创建古代吴文化的先驱。
江南文明之源
吴文化是开创江南古文明的源头，吴泰伯开创的基业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长的一个诸侯国家，吴国具有740年的历史，是历史上任何一个诸侯国所不可比拟的。
对真理的追求要比对真理的占有更为可贵。泰伯浩气存千古，肝胆留人间。世上有“江南文化始泰伯，吴歌如海源金匮”（无锡）之说。泰伯南下，把周朝的诗歌和无锡地区的土（山）歌结合起来，创造出新的吴歌，促使古老的所谓“荆蛮文化”和北方文化结合而发展成为吴文化，无锡是发祥之地，创出了无数的光辉灿烂的无锡山歌、田歌、村歌、渔歌、圩歌、船歌、情歌......等，这都是泰伯及其后人的丰功伟绩。
有史记载可知，无锡是具有3200多年历史的古都城，随着考古的进展、历史遗迹的发掘及古文物的研究，可以断言无锡的古文化还可以推到更远古的年代，而不只泰伯作吴。
苏州地处长江三角洲，是历史形成的吴文化中心，在这块得天独厚的土地上，先辈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为世人所景仰和瞩目的文化成果。从物质层面看：有被法国启蒙主义大师孟德斯鸠称为“鬼斧神工”的苏州古城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水巷风貌，有令著名爱国诗人屈原叹服的“吴戈”，有巧夺天工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典园林，有美轮美奂的丝绸，有名列全国四大名绣之一的“苏绣”，有古朴凝重的“香山帮”建筑，有精细雅致的吴中工艺等。有文化层面看：有“百戏之祖”的昆曲，有被称为中国最美的声音的苏州评弹，有名家辈出的吴门画派，有历史上被称为“南桃北杨”的桃花坞木刻年画等。这些光彩夺目的文化成果，既是苏州对吴文化的发展作出的历史性、代表性贡献，也是苏州对中华文化作出的独特而卓越的贡献。
—
本帖被 灬千ヽ 从 素材组工作区 移动到本区(2012-01-25)
—
[content too large, truncated for display]
[table=700,#00b050,#ffffff,1][tr][td] [/td][td] [/td][td] [/td][/tr][tr][td] [/td][td]
南方民歌
风格特点
南方民歌的歌词都比较含蓄，善用比、兴，其旋律多表现得婉转、细腻、抒情。旋律进行以级进为主，结构短小精悍。歌曲前多有引子。
不同地区的民歌都具有不同的风格特色，从而成为该地区音乐特征的标志。不管是传统的民歌还是创作歌曲都是源于生活，都来自于本民族的音乐：民歌是一切音乐创作的源泉。 听辩不同地区的民歌， 探究影响民歌风格特征的原因。
南方地区河流交错，气候温和，土地肥沃，自然景观秀丽，对里的人们聪颖细致，音乐风格委婉秀丽；西北地区高原纵横，山石峥嵘，蓝天下一望无垠的黄色土地，气候寒冷，人们为了生存必须与大自然做斗争，所以民歌的音调高亢，嘹亮，质朴中带着严峻和深沉。
形成原因
由于民歌是劳动人民的歌，劳动人民在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是被人看不起的，他们的歌也就遭受到同样的命运。甚至在元、明、清三代屡遭帝令禁唱。有关它的历史很少有文字记载。从出土文物考察，有关古代乐器的较多，而歌唱活动的较少。青海大通县出土的那个有歌舞图像的陶盆实在非常宝贵，它显示的是六千年前母系社会的图腾崇拜歌舞活动。在原始时期歌与舞是结合在一起的。直至今天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仍然保持歌舞不分的古老传统。古代有文字记载的《淮南子》这本书上，曾提到古人抬木头时唱着劳动号子，可见早期民歌与劳动紧密相连。从兄弟民族来看，如阴山岩画上的歌舞图像、瑶族的《盘王歌》、苗族的《古歌》、满族的《萨满调》等，又可看出原始民歌与巫等原始宗教活动有关。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南方就已广泛流传着“楚声”的“吴声”之类的民歌。楚声是长江中下游两湖一带的民歌；吴声则是长江下游江浙一带的民歌。它们的风格与北方民歌的风格形成鲜明的对照。两千多年来，这种风格被继承下来兵发扬光大。通常，南方民歌的歌词都比较含蓄、内在，善用比、兴；其旋律多表现得婉转、流畅、细腻、抒情。
有关古代的民歌，实际音响已不可能再现，只有它的歌词，从古代文学著作中可见到一些。至于曲谱是没有的，因为民歌一直是口头传唱，就是有了记谱法以后，劳动人民也不用它。宜到19世纪末才有民俗学家用工尺谱记录几首民歌。全面、有计划的搜集、整理、记录、出版民歌只有在新中国才成为现实。从历史上看民歌历来有许多不同的称谓，如小曲、俚曲、小令、俗曲、时词以及明、清时代常以山歌泛指各种民歌。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民歌词集，它汇集了从西周到春秋中叶（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6世纪）五百年间流行于北方黄河流域的十五个诸侯国的民歌，它的鲜明特点是运用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阶级矛盾以及劳动人民多方面的生活。在形式与语言的整齐划一上，不难看出这是经过选择、加工整理过的。到了公元前四世纪出现了另一部长江流域的民歌集《楚辞》，这是一部在长江中游古代巫歌的基础上经过伟大诗人屈原整理加工的歌词集。它的突出特点是充满了古代的神话、传说，富于想象，它开始运用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并且把《诗经》的四言体民歌发展成一种句式自由，韵脚多变的“骚”体歌，而且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到了汉魂六朝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420年）的民歌，大部分保存在乐府里，汉《乐府》民歌实际是淮河流域、长江下游、黄河中下游各地民歌的汇合。这时已经有了故事歌，如《孔雀东南飞》、《本兰从军》等故事歌，其内容大多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疾苦，以及封建礼教下的家庭悲剧。这样的故事从公元初流传至今，几乎家喻户晓。不但有民歌形式演唱，而且成为戏曲的著名剧目，可见其影响之深。乐府民歌的突出特点是不仅文字部分经过整理，而且在音乐方面得到当时汉代著名音乐家李延年的加工，配上丝竹乐器伴奏，称之为相和歌。
从《诗经》民歌到汉乐府民歌，可以说是中国民歌的古代早期，其内容之丰富，表现力之强烈，已相当完美，可以想象到在此之前，民歌还有一个相当长的原始时代。在原始时代音乐文化无专业可言，到奴隶社会，奴隶主有了专为他们享乐的乐奴，才开始有了分化。真正划分为专业音乐与民间音乐两个范畴还是到了封建社会，有了专为帝王、贵族的祭祀、仪礼、宴会、娱乐等演奏、演唱的人员，尤其是有了记谱法与专业作曲人员，才逐渐形成了明显的文野界限。在我国从汉代逐浙有了专业与民间音乐之分，汉代以后，也就很少再有由官方组织编纂的民歌集了。早期民歌的音调是否今天仍然存在很难确认，但是如今流传在湖北秭归县纪念屈原的划龙船歌（包括《起桨》、《游江》、《竞渡》）以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古老船歌（包括《摇橹号》、《拉纤号》等）的音调恐怕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吧！也许就是千古遗音。
从汉代到隋、唐当中有一个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589年），在历史上这是我国各民族大融合时期，民歌明显的分为南朝民歌（南方民歌）与北朝民歌（北方民歌）两大部分。这一时期民歌的显著特点是多民族音乐文化的交流、融合。不论北方民歌的粗犷、豪放；还是南方民歌的清新、活泼，都不是单一民族风格色彩。这种南北民歌的不同风格，在今天现存的南北民歌中仍然能分辨出其深远的影响。
唐代（公元615——967），宋代（公元960——1279）是中国封建时代文化兴盛时期，尤其是盛唐时期，边疆民族的歌舞艺术大量传入中原，对于中原的音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显然内外文化交流对音乐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唐代的专业音乐有了很高的成就。唐、宋以宋民间音乐中的说唱与戏曲逐浙形成。有关唐代的民歌，我们从敦煌所藏曲子中可以找到一些，如《五更啭》之类。另从当时流传的《竹枝歌》也可了解一、二，竹枝歌是兴起于长江中上游巴渝一带的一种自由吟唱抒情山歌，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白居易都吸收过这种民歌因素，写过一些文人创作的《竹枝歌》。直至今天在湖北西部、四川东部的田歌中还能找到《竹枝歌》的曲式结构痕迹。宋代的“曲词”很盛行，当时这是一种来自民间的新型演唱形式。元代（公元1221——1368）以“小令”闻名，“小令”是民歌的一种，现今西北地区的民歌仍有以“令”命名的山歌。元代的小令流传后世的很少，元代统治者对民间带有不满与讽刺时事为内容的民歌，视如洪水猛兽，严禁传唱。
明代（公元1368——1684），清代（公元1641——1911）是封建社会的末期，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中、小城镇市民阶层兴起，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人民思想异常活跃，民歌特别兴盛，其数量之多，人民性之强烈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时已有半职业艺人演唱民歌小曲。到清代晚年（1848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反封建，反抗外来侵略为主题成了近代民歌的时代特点。这个时期出现了不少文学家搜集编辑的民歌歌词集，如黄遵宪的《客家山歌》、冯梦龙的《吴歌》、李调元的《粤讴》以及华广生的《白雪遗音》等。由于个人的偏爱，这些民歌集在品种上大都偏重于民间抒情民歌。其中不少民歌今天仍在民间传唱。
演唱方法特点
一是在语言特点上，北方民歌的字多、南方民歌的字少，北方咬字棱角分明、南方咬字细巧柔和；
二是在节奏特点上，北方民歌速度快而紧凑、南方民歌速度慢而从容，北方民歌乐句短而呼吸应快速灵活、南方民歌乐句长而气息需深沉稳定；
三是在润腔特点上，北方民歌断处多，南方民歌以连为主；
四是在传情特点上，北方民歌字情多、南方民歌声情多，北方民歌用声真声多于假声，南方民歌假声成分稍多些。
吴歌
渔娘为游客即兴演唱阳澄渔歌 吴歌，是文学史上对吴地民歌民谣的总称，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吴歌是吴语方言地区广大民众的口头文学创作，发源于江苏省东南部，苏州地区是吴歌产生发展的中心地区。吴歌口口相传，代代相袭，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以表现男女爱情为主。
——题记
简介
顾颉刚先生在他写的《吴歌小史》中说道："所谓吴歌，便是流传于这一带小儿女口中的民间歌曲。"民间歌曲包括"歌"和"谣"两部分，"歌"一般说就是"唱山歌"也包括一些俗曲之类，"谣"就是通常说的"顺口溜"。"这一带"，大致是指长江三角洲的吴语地区。由于历史上历代区域划分不同，早期"吴"是吴国领域的概念，甚至包括现在的南京和扬州等地。现在所说的"吴"，是指吴语区，包括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市，即是江浙沪等地的同一个吴语区语言文化圈，同属传统吴文化范畴。苏州恰在它的中心地位，它是一座以"天堂"美名享誉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采集吴歌，也以它为中心，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吴歌和历代文人编著的诗、词、歌、赋不同，是下层人民创造的俗文化，是民间的口头文学创作，主要依靠在民间口口相传，代代承袭，是带有浓厚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的民间韵文形式。
吴歌里又有“命啸”，“吴声”，“游曲”，“半折”，“六变”，“八解”六类音乐，其中后三类是汉代以来有的。此外还有“神弦曲”，这是当地的民间祭祀乐歌。“吴声”中有一种依据旧曲而创新的编曲手法，称之为“变”。
渊源
吴地文化从考古发现来看，已有上万年的历史。吴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必然是伴随着当地初民的生产劳动，祭祀习俗，和生活娱乐活动而发生发展的。作为一种口头文学，在没有文字之前，很难寻觅它的遗迹。如今要想找到古代吴歌的真貌，寻找它的源头，已经是一件十分困难和复杂的事。
在晋以前“吴歌”一词，未见诸文字。在汉魏歌谣中也没有吴歌之目。春秋战国时代，有“吴歈”?“歈”又作“愉”，有人解释，俞，是独木舟，欠，是张口扬声，合起来即是船夫唱的歌。?之说，见屈原的《楚辞·招魂》：“吴歈蔡讴，奏大吕些。”汉代王逸注：“吴、蔡，国名也。歈，讴，皆歌也。大吕，六律名也。”左思《吴都赋》云：“荆艳、楚舞、吴愉、越吟，此皆南方之乐歌，为《诗三百篇》所未收者也。”那时把吴国人唱的歌曲统称为吴声歌曲。当时吴国的疆土领域常有变化。古吴国要从泰伯、仲雍建立句吴算起。因此有人说：“江南文化始泰伯，吴歌似海源金匮。”（无锡旧名金匮，梅里有泰伯墓）此说法的根据是泰伯、仲雍从中原来到江南，把中原文化带到荆蛮地区，江南文化才得以开发，因此吴歌发源于此。这个说法值得推敲，从考古发现长江文化的历史，已推前到七千年到一万年，吴越地区的先民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创造了稻作文化，吴歌和稻作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最早的歌谣总是伴随着劳动产生和发展的，中原文化不可能代替当地的土著文化，反之，泰伯、仲雍到了江南，不入乡随俗，断发纹身，也是无法生存的。当然，他们带来了中原文化，对江南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如果说某一首歌，是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 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吴歌的源头根本不可能是外来的。
还有一种说法，吴歌来源于“越”，或者发于“南音”。这是因为有一篇《越人歌》，或《越人拥楫歌》，见西汉末年刘向著《说苑·善说篇》，记载着春秋时期楚康王?公元前559－545?之子皙泛舟于新波之中，刘向曾照越国的原音记录过一首百越歌，文字无法看懂，译成楚文，即：“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从内容来看，反映的是当时臣子取悦于王子的歌。这种上层社会吟唱的歌并不少见。吴吟的出典也是楚国使者陈轸，为讨好秦王而“为王吴吟”，他唱些什么内容没有流传。据《世说新语》记载，晋武帝曾问被掳的孙皓“闻南人好作《尔汝歌》，你是否会唱﹖”孙皓即席应唱，歌词是：
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
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
这显然是用民歌曲调填词的五言四句，接近民歌，但无吴语特色。
战国吴越之争的时代，吴国曾战败越国，越后来又灭了吴。吴、越两国均在江南接土邻境，“习俗同，言语通”，“同音共律”，因此吴愉越吟是基本相同的。楚破越后，吴、越之地大部分为楚所占，称为“吴楚”或“荆吴”。因此，这段历史时期的吴歌，很难用现在的区域划分来说明。不是有人说“四面楚歌”，应当是“四面吴歌”吗？虽然项羽的时代已非吴楚之时，但楚歌、吴歌也一定不像我们现在划分得如此清楚。
据有的专家学者引证，“春秋战国时期的吴愉、越吟，是夏、商、西周时期南方夷蛮音乐声歌'南音'的继承和发展。”其主要根据是说虞夏时有南方涂山氏之女歌唱的“南音”，即古称的《侯人歌》。刘勰《文心雕龙·乐府篇》列入最早的乐府歌曲，说：“涂山歌手《侯人》，始为南音。”此说来源于《吕氏春秋·音初篇》中引述的关于大禹的传说记载。《侯人歌》的歌者涂山氏的故地尚不明，《野客丛书》说：“涂山有四，一会稽、二渝州、三濠州、四当涂。”又一说在九江，一说在绍兴，虽同属江南，但是否属吴愉、越吟之类尚存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吴地的中心是在建业（后称建邺、建康，即今南京），“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晋书·乐志》）这时所指的吴声歌曲，后来被人统称之为“吴歌”。可以说吴歌当时即是吴声歌曲的缩写。吴声歌曲初期的作者多属无名氏，说明是在民间流传中采录的。吴歌在此之前见诸文字的很少，文学家和史学家都从乐府中找到吴歌的端倪。特别是《诗经》上的十三国风，只辑录了北方的歌谣而没有吴歌的记录，吴声歌曲补上了这一空白，其价值很高。但对吴声歌曲也要作具体分析；南朝乐府初期采录了吴地歌谣，是徒歌，比较纯朴，在《子夜歌》等吴声歌曲中保留了这种素质，但当“徒歌“被以管弦，上了大雅之堂以后，许多文人纷纷仿作，成了上层社会的行乐之词，这种吴声歌曲和民歌（吴歌）已相距甚远，但在文学史上却一直统称为“吴歌”。
其实，历史上文人记载的资料，仅仅是吴歌的“流”，溯流寻源，研究吴歌的流变，这些资料当然非常珍贵，但是要找寻吴歌的真正源头，要靠扎实的田野作业，从劳动人民口口相传，世代相袭的口头文学中去寻觅，经过科学论证，才会有所发现。
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文字记录，最早用吴语记录的山歌，是唐末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鏐唱的一首即兴的山歌。这首山歌原载于宋吴僧文莹《湘山野录》，五四以后研究吴歌的先辈容肇祖先生，曾于1936年北大《歌谣》周刊第二卷第七期上，发表了《一千年前的一首吴音山歌》一文，介绍了这首最早的吴音山歌，容先生引证《学海类编》本的《湘山野录》，记下了这一条的全文，如下：开平元年（公元907年），梁太祖即位，封钱武肃（鏐）为吴越王。时有讽钱拒其命者。钱笑曰：“吾岂失为一孙仲谋耶？”拜受之。改其乡临安县为临安衣锦军。是年省茔垄，延故老，旌钺鼓吹，振耀山谷。自昔游钓之所，尽蒙以锦绣。或树石，至有封官爵者。旧贸盐肩担，亦裁锦韬之。一邻媪，九十余，携壶浆角黍迎于道。鏐下车亟拜。媪抚其背，犹以小字呼之，曰：“钱婆留，喜汝长成。”盖初生时光怪满室，父惧，将沉于丫溪矣。此媪酷留之，遂字焉。为牛酒大陈乡饮，别张蜀锦为广幄，以饮乡妇。凡男女八十已上金樽，百岁已上玉樽。时黄发饮玉者尚不减十余人。鏐起，执爵于席，自唱还乡歌以娱宾。曰：“三节还乡兮挂锦衣，吴越一王驷马归。临安道上列旌旗，碧天明明兮爱日辉。父老远近来相随，家人乡眷兮会时稀。斗牛光起兮天无欺！”时父老虽闻歌进酒，都不之晓。武肃亦觉其欢意不甚浃洽。再酌酒，高揭吴喉，唱山歌以见意。词曰：你辈见侬底欢喜，别是一般滋味子。永在我侬心子里！歌阕，合声赓赞，叫笑振席，欢感闾里。今山民尚有能歌者。
这段笔记非常生动地描绘了一千多年前，吴越王钱鏐衣锦还乡到临安（今杭州）的情景，他仿照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高兴地唱起来，但乡亲们都听不懂，不能尽兴，于是他“高揭歌喉，唱山歌以见意”，山歌虽然只有三句歌词，但却是乡音土语，立即引起共鸣，“叫笑振席，欢感闾里”。从这三句歌词来看，确实是全部用吴语记录下来的山歌，加上注释更加确切地反映出吴音的特点，使人感到非常亲切。它比六朝吴声歌曲记录的吴歌，更加朴实、通俗，乡土气息特别浓厚。研究吴歌的学者们，把它作为用吴语演唱并完全用吴语记录下来的第一首吴歌。在顾颉刚先生七十年前写的《吴歌小史》中，引用了它，关德栋先生在为冯梦龙的《山歌》作序时，也说它是“吴中山歌最初的记载”（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明清民歌时调集》上）。原记述者的最后一句话：“今山民尚有能歌者”，说明北宋时还有人能唱这首歌，关德栋先生进一步引证南宋人袁耿《枫窗小牍》也叙及此事，其后并说：'至今狂童游女，借为奔期问答之歌。'”可见此歌流传久远。并进一步明确吴歌主要即是“山歌”，这就和冯梦龙时代收集的山歌，和现代流传于广大农村的山歌，一脉相承。
历史对民间文学是这样的不公平，生长在田野里的民歌，靠口口相传，代代相袭，文字记载却寥寥无几。经过文人笔录记载下来的民歌，又常常是被改造过了，其中不乏人民性很强的作品，但已非民间口头文学的本来面目。
历史
吴歌历史源远流长。传说殷商末年，周太王之子泰伯从黄土高原来到江南水乡，建了勾吴国并"以歌为教"，从那时算起，吴歌已有3200多年历史。《楚辞•招魂》即有“吴蔡讴，奏大吕些”的记载。宋代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时将吴歌编入《清商曲辞》的《吴声曲》。明代冯梦龙采录宋元到明中叶流传在民间的大量吴歌，辑录成《山歌》、《挂枝儿》。清代是长篇叙事吴歌的成熟繁荣时期，经书商刊刻、文人传抄和民间艺人的口传，保存了大量长篇叙事吴歌。
"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大学发起了歌谣运动，《晨报副镌》于1920年起连载吴歌，其后陆续编辑出版了《吴歌甲集》（顾颉刚）、《吴歌乙集》（王翼之）、《吴歌丙集》（王君纲）、《吴歌小史》（顾颉刚）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辑成《吴歌丁集》（顾颉刚辑、王煦华整理）、《吴歌戊集》（王煦华辑）、《吴歌己集》（林宗礼、钱佐元辑），大量吴歌得到搜集、整理和研究。特别是长篇叙事吴歌的发现、挖掘和"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歌谣卷的编纂出版，使大量的吴歌得到了抢救性的搜集和保存。
进入21世纪，有关部门又编辑出版了《白茆山歌集》、《芦墟山歌集》、《吴歌遗产集粹》和《吴歌论坛》等几百万字的吴歌口述和研究资料。中国传统民间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分，吴歌如今也逐渐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作为吴歌的3个里程碑，安·比雷尔的《汉代民歌》和《玉台新咏》把南朝的吴声歌曲译成了英语，科奈莉亚·托普曼翻译出版的冯梦龙的《山歌》把明代的吴歌译成了德语，荷兰学者施聂姐出版的《中国民歌和民歌手--江苏南部的山歌》则研究和翻译了部分现代吴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传统民歌保存情况考察团"曾于1994年到苏州、常熟考察吴歌的保存情况。这说明了中国传统民间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分。
在长期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生活条件下，农村交通闭塞，农民生活贫困，文化生活非常贫乏，那时唱山歌就是他们唯一的自娱形式，除了劳动场所外，夏天乘风凉，冬天围炉取暖，以及农闲时逛庙会，都唱山歌以自娱，这不但可以自由地抒发胸臆，而且可以施展人们的创作才能，表现人们的聪明智慧，丰富人们的劳动生活知识。当然，对于青年男女来说，唱山歌会给他们带来爱情的欢愉，或者成为婚姻的媒介。所以山歌成为农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和娱乐工具。有的歌乡山歌代代相传，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歌手。有的歌手常在赛歌会上通过对歌、赛歌，大显身手，远近闻名。有的歌手从小即在自己的亲属身边学唱山歌，有超群的智慧和惊人的记忆力。过去家庭传承是山歌传承的主要方式。这样便形成了农民自己的未经雕琢的自然形态的文化。它和其他文艺形式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的口头性、变异性、传承性和自娱性和职业艺人有明显的区别。这种文化现象和民俗事象，被称为"天籁之声"，生动地记录了江南农民和下层人民的生活史，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是十分宝贵的民间文化遗产。
分类
吴歌，包括"歌"和"谣"两部分。"歌"一般说就是"唱山歌"，也包括一些俗曲之类；"谣"就是通常说的"顺口溜"。吴歌和历代文人编著的诗、词、歌、赋不同，是下层人民创造的口头文学，是具有浓厚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的民间文学韵文。吴歌生动地记录了江南农民和下层人民的生活史，从内容来看，吴歌既包括情歌，又包括劳动歌、时政歌、仪式歌、儿歌等。
吴歌里又有“命啸”，“吴声”，“游曲”，“半折”，“六变”，“八解”六类音乐，其中后三类是汉代以来有的。此外还有“神弦曲”，这是当地的民间祭祀乐歌。“吴声”中有一种依据旧曲而创新的编曲手法，称之为“变”。
吴歌以民间口头演唱方式表演，口语化的演唱是其艺术表现的基本方式。吴歌是徒歌，在没有任何乐器伴奏的情况下吟唱。其类型大致有引歌（俗称"歌头"，长篇叙事歌称"闹头"）、劳动歌、情歌、生活风俗仪式歌、儿歌和长篇叙事歌等几种。刘半农为顾颉刚的《吴歌甲集》作序说：吴歌的意趣不外乎"语言、风土、艺术三项"，而"这三件事，干脆说来，就是民族的灵魂"。
江南水乡吴文化地区孕育的吴歌，有其鲜明的特色，自古以来，通常是用委婉清丽、温柔敦厚、含蓄缠绵、隐喻曲折来概括它的特点。区别于北方民歌的热烈奔放、率直坦荡、豪情粗犷、高亢雄壮。吴歌具有浓厚的水文化特点，和耸立的高山，宽阔的草原不同，它如涓涓流水一般，清新亮丽，一波三折，柔韧而含情脉脉，和吴侬软语有相同的格调，有其独特的民间艺术魅力。
四大嫡系
虽然吴歌在现实生活中，离寻常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远，但相城阳澄渔歌与常熟白茆山歌、吴江芦墟山歌、张家港河阳山歌一起同为吴歌“四大嫡系”，近年来却开始活跃于群众的视野中。
白茆山歌
常熟市白茆镇是“山歌之乡”。历史流传下来的有长工歌、荒年歌、莳秧歌、耘稻歌、摇船歌、风物歌、节令歌、仪式歌、古人歌和私情歌等等，内容十分丰富。白茆山歌形式多样，有三句头、四句头、短歌和几十句、几百句的叙事长歌。虚词特别是语助词变化多样，乡土气息浓郁，表现手法重现实主义，重白描。
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白茆山歌的优秀作者和歌手六上北京，二进中南海，甚至中央领导人也观看了他们的演唱。白茆山歌的搜集、整理、创作、演唱，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支持和重视。
芦墟山歌
又称吴江山歌，俗称“响山歌”、“呜咳嗨嗨山歌。”流传于吴江市及邻近的青浦、嘉善等地，以芦墟为最盛。一般以四句组成一个基本唱段，起句唱腔高亢明亮，尾字前必加唱“呜咳嗨嗨”衬词。但长歌也有破格的情况。当代著名歌手陆阿妹（已故）、赵永明等人，他们奉献的长篇叙事吴歌《五姑娘》篇幅为2000余行，打破了“汉族无长歌”的结论。
建国前，芦墟山歌多为长工传唱，在莳秧、耘稻、罱泥、收割等劳作中自唱、对唱或一唱众和，借以抵御疲惫，抒发愁苦。建国后，芦墟山歌从田野登上文艺舞台，多次参加苏州地区和本地群众文艺会演并获奖，尤其是长篇吴歌首先在芦墟被发现后，引起国内外专家的重视并加以研究。
双凤民歌
流传于太仓、昆山、常熟等毗邻一带，尤以太仓双凤一带为盛，是吴歌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传在东晋时就已流传。双凤民歌中的大山歌很有特色，它由“头歌”、“邀歌”两部分组成。头歌的歌词内容，有传统的山歌，也可即兴编唱，对歌时用来对答；“邀歌”由数名女歌手合唱，全部唱衬词或依头歌唱。农村每年耕耥稻结束后，歌手相聚，隔河对唱或隔场对歌，有时长达数天之多。
1963年，当时的双凤公社曾举办了一次水上新民歌对歌晚会，来自太仓、昆山、常熟三县交界地的观众、听众达数千人。现在唱者已极少。
文化地位
吴歌曾在我国诗歌史上开一代诗风。建国后，经过大面积的普查采风，搜集大量吴歌资料。1985年曾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吴歌》一书，后又出版《苏州歌谣谚语》。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吴语地区吴江、现吴中区一带均发现有长篇叙事吴歌，吴江芦墟老歌手陆阿妹等人唱的《五姑娘》长达两千多行，曾轰动一时。
传承意义
吴歌生动地记录了江南农民和下层人民的生活史，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是十分宝贵的民间文化遗产。它不仅是吴语地区至今仍然存活在民间的口头文学形式，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社会、历史、风土、世界观等）和审美价值（艺术），而且也是研究方言的珍贵资料。虽然现代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现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和过去不同了，山歌快要变成历史的"活化石"，但作为一种口头文学，它的艺术研究价值和人文研究价值越来越高，它是艺术创作上可资借鉴的丰富源泉。一切文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都离不开它的源泉，如果一旦忽视了艺术的源泉，文艺创作就会枯竭、苍白，缺乏生气以至没有生命力。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吴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城市为江苏省苏州市。2007年6月5日，经国家文化部确定，江苏省苏州市的陆瑞英和杨文英为该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26名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quote]湖州山歌属吴歌的一支，是用吴语（湖州话）演唱的一种本土民歌。
湖州背靠太湖，又地处水乡泽国，最能反映水乡民俗娱乐的活动便是“赛龙舟”和“吴歌”。宋元学者胡仔曾说：湖州“舟人樵子往往能歌，俗谓之山歌，即吴歌也。”湖州山歌内容非常丰富，有山歌、田歌、茶歌、棹歌、渔歌、菱歌、织歌等。
湖州山歌产生于太湖以南湖州市辖区及周边地区广大水乡农村，它们由一支共用的“四句头”羽调式“山歌调”统领而形成统一曲调风格的“体系”，或吟或唱反映南太湖人民生活各个层面的口头文学，按内容大致可分为劳动生活歌、情歌、风物歌、劝教歌、谐趣歌、叙事歌等，是涵盖浙北地区的代表性民歌。
内容体裁
劳动生活歌主要反映的是旧社会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辛勤劳动却依然缺衣少食的生活状况。主要有《长工歌》、《机房山歌》、《荒年山歌》等。情歌薀豌大人民爱情生活的反映。它主要表现男女青年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大胆追求自由恋爱、婚姻的思想行为，其中最多的是表现青年女子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与表白。主要曲目有《十里亭》、《种田山歌》、《摇船山歌》等。风物歌主要内容为叙述自然、历史、人物、风俗、物产等客观事象。主要有《十只哨船》、《三十六码头》、《游白雀山歌》等。劝教歌主要内容为讲解做人道理，劝善惩恶，进行道德教化。如《花名宝卷》、《香烟山歌》、《十二把骰子》等。谐趣歌主要以夸张、荒诞的内容编成歌词，使人从中得到乐趣。如《说稀奇》、《乱说歌》等。叙事歌讲述完整故事的山歌，一般篇幅较长，以爱情故事为主。主要有《刘二姐》、《赵圣关》等。最近又在吴兴区埭溪镇镇水村发现了叙事山歌《韩家二娘》。
湖州山歌的文体以“二、二、三”的七字句为基本格式，句前可“加冠”，字句间常用俚语衬字，每句末尾必是三字结构，称为“三字煞”。“兴、比、赋”是湖州山歌最常见的表现手法。另外，“谐音、双关”也是湖州山歌的特色之一。
价值
湖州山歌是浙北地区代表性民歌种类，有很强的民俗性、原发性和即兴性，含有大量历史文化信息，具有很高的民间口头文学价值和传统音乐价值。对研究古往今来吴歌的演变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湖州织歌：湖州凡有织机处便有织歌，统称“湖州织歌”，它是吴歌的一个分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处处有织歌之声，其中“双林织歌”相传早在明代便很有名。
内容
织绸既劳累又枯燥，织机声响单调，更使人感到疲乏和厌倦。为了解闷消乏，织工们便边操作边唱山歌，并与织机声响的节奏相协调。“木机”由操作的上、下手对唱，“拉机”便由织工和在机旁“掉丝”的女工对唱。织歌内容大多是反映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如《十里亭》、《白雀山歌》、《刘二姐》等；也有反映织工艰苦的劳动生活的，如《十个瞌铳 》等；还有反映当地风物的内容，如《游南山》、《游弁山》等。其曲调多为本地民间流传的吴歌谣曲。
历史
“丝绸之府”湖州，近百年来，织绸机子经历了由“木机”、“拉机”（也称“洋机”）到“电动织机”的发展过程。木机较古老，至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已不多见，操作需两人（机下一人挡梭，机上一人提花），产量低，劳动强度大，常人难以坚持天天操作，故有俗话“两丈七八尺，两日两白相”（“两丈七八尺”指日产量，实际上此数字也难达到）。拉机在三十年代前后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操作只需一人，手脚并用，技术难度较大，但产量较高，体力消耗也较少。电动织机自然高明，但由于旧时电厂供电不能保证，故“拉机”仍被采用。直到建国后，拉机逐渐被淘汰。
机户一般分为两种，农村中既事农桑又事丝绸的称为“田庄机户”；城内专事�
[table=700,#00b050,#ffffff,1][tr][td] [/td][td] [/td][td] [/td][/tr][tr][td]
南方民歌
[/td][td] [/td][/tr][tr][td] [/td][td]南方民歌风格特点
南方民歌的歌词都比较含蓄，善用比、兴，其旋律多表现得婉转、细腻、抒情。旋律进行以级进为主，结构短小精悍。歌曲前多有引子。
不同地区的民歌都具有不同的风格特色，从而成为该地区音乐特征的标志。不管是传统的民歌还是创作歌曲都是源于生活，都来自于本民族的音乐：民歌是一切音乐创作的源泉。 听辩不同地区的民歌， 探究影响民歌风格特征的原因。
南方地区河流交错，气候温和，土地肥沃，自然景观秀丽，对里的人们聪颖细致，音乐风格委婉秀丽；西北地区高原纵横，山石峥嵘，蓝天下一望无垠的黄色土地，气候寒冷，人们为了生存必须与大自然做斗争，所以民歌的音调高亢，嘹亮，质朴中带着严峻和深沉。
形成原因
由于民歌是劳动人民的歌，劳动人民在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是被人看不起的，他们的歌也就遭受到同样的命运。甚至在元、明、清三代屡遭帝令禁唱。有关它的历史很少有文字记载。从出土文物考察，有关古代乐器的较多，而歌唱活动的较少。青海大通县出土的那个有歌舞图像的陶盆实在非常宝贵，它显示的是六千年前母系社会的图腾崇拜歌舞活动。在原始时期歌与舞是结合在一起的。直至今天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仍然保持歌舞不分的古老传统。古代有文字记载的《淮南子》这本书上，曾提到古人抬木头时唱着劳动号子，可见早期民歌与劳动紧密相连。从兄弟民族来看，如阴山岩画上的歌舞图像、瑶族的《盘王歌》、苗族的《古歌》、满族的《萨满调》等，又可看出原始民歌与巫等原始宗教活动有关。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南方就已广泛流传着“楚声”的“吴声”之类的民歌。楚声是长江中下游两湖一带的民歌；吴声则是长江下游江浙一带的民歌。它们的风格与北方民歌的风格形成鲜明的对照。两千多年来，这种风格被继承下来兵发扬光大。通常，南方民歌的歌词都比较含蓄、内在，善用比、兴；其旋律多表现得婉转、流畅、细腻、抒情。
有关古代的民歌，实际音响已不可能再现，只有它的歌词，从古代文学著作中可见到一些。至于曲谱是没有的，因为民歌一直是口头传唱，就是有了记谱法以后，劳动人民也不用它。宜到19世纪末才有民俗学家用工尺谱记录几首民歌。全面、有计划的搜集、整理、记录、出版民歌只有在新中国才成为现实。从历史上看民歌历来有许多不同的称谓，如小曲、俚曲、小令、俗曲、时词以及明、清时代常以山歌泛指各种民歌。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民歌词集，它汇集了从西周到春秋中叶（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6世纪）五百年间流行于北方黄河流域的十五个诸侯国的民歌，它的鲜明特点是运用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阶级矛盾以及劳动人民多方面的生活。在形式与语言的整齐划一上，不难看出这是经过选择、加工整理过的。到了公元前四世纪出现了另一部长江流域的民歌集《楚辞》，这是一部在长江中游古代巫歌的基础上经过伟大诗人屈原整理加工的歌词集。它的突出特点是充满了古代的神话、传说，富于想象，它开始运用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并且把《诗经》的四言体民歌发展成一种句式自由，韵脚多变的“骚”体歌，而且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到了汉魂六朝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420年）的民歌，大部分保存在乐府里，汉《乐府》民歌实际是淮河流域、长江下游、黄河中下游各地民歌的汇合。这时已经有了故事歌，如《孔雀东南飞》、《本兰从军》等故事歌，其内容大多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疾苦，以及封建礼教下的家庭悲剧。这样的故事从公元初流传至今，几乎家喻户晓。不但有民歌形式演唱，而且成为戏曲的著名剧目，可见其影响之深。乐府民歌的突出特点是不仅文字部分经过整理，而且在音乐方面得到当时汉代著名音乐家李延年的加工，配上丝竹乐器伴奏，称之为相和歌。
从《诗经》民歌到汉乐府民歌，可以说是中国民歌的古代早期，其内容之丰富，表现力之强烈，已相当完美，可以想象到在此之前，民歌还有一个相当长的原始时代。在原始时代音乐文化无专业可言，到奴隶社会，奴隶主有了专为他们享乐的乐奴，才开始有了分化。真正划分为专业音乐与民间音乐两个范畴还是到了封建社会，有了专为帝王、贵族的祭祀、仪礼、宴会、娱乐等演奏、演唱的人员，尤其是有了记谱法与专业作曲人员，才逐渐形成了明显的文野界限。在我国从汉代逐浙有了专业与民间音乐之分，汉代以后，也就很少再有由官方组织编纂的民歌集了。早期民歌的音调是否今天仍然存在很难确认，但是如今流传在湖北秭归县纪念屈原的划龙船歌（包括《起桨》、《游江》、《竞渡》）以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古老船歌（包括《摇橹号》、《拉纤号》等）的音调恐怕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吧！也许就是千古遗音。
从汉代到隋、唐当中有一个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589年），在历史上这是我国各民族大融合时期，民歌明显的分为南朝民歌（南方民歌）与北朝民歌（北方民歌）两大部分。这一时期民歌的显著特点是多民族音乐文化的交流、融合。不论北方民歌的粗犷、豪放；还是南方民歌的清新、活泼，都不是单一民族风格色彩。这种南北民歌的不同风格，在今天现存的南北民歌中仍然能分辨出其深远的影响。
唐代（公元615——967），宋代（公元960——1279）是中国封建时代文化兴盛时期，尤其是盛唐时期，边疆民族的歌舞艺术大量传入中原，对于中原的音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显然内外文化交流对音乐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唐代的专业音乐有了很高的成就。唐、宋以宋民间音乐中的说唱与戏曲逐浙形成。有关唐代的民歌，我们从敦煌所藏曲子中可以找到一些，如《五更啭》之类。另从当时流传的《竹枝歌》也可了解一、二，竹枝歌是兴起于长江中上游巴渝一带的一种自由吟唱抒情山歌，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白居易都吸收过这种民歌因素，写过一些文人创作的《竹枝歌》。直至今天在湖北西部、四川东部的田歌中还能找到《竹枝歌》的曲式结构痕迹。宋代的“曲词”很盛行，当时这是一种来自民间的新型演唱形式。元代（公元1221——1368）以“小令”闻名，“小令”是民歌的一种，现今西北地区的民歌仍有以“令”命名的山歌。元代的小令流传后世的很少，元代统治者对民间带有不满与讽刺时事为内容的民歌，视如洪水猛兽，严禁传唱。
明代（公元1368——1684），清代（公元1641——1911）是封建社会的末期，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中、小城镇市民阶层兴起，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人民思想异常活跃，民歌特别兴盛，其数量之多，人民性之强烈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时已有半职业艺人演唱民歌小曲。到清代晚年（1848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反封建，反抗外来侵略为主题成了近代民歌的时代特点。这个时期出现了不少文学家搜集编辑的民歌歌词集，如黄遵宪的《客家山歌》、冯梦龙的《吴歌》、李调元的《粤讴》以及华广生的《白雪遗音》等。由于个人的偏爱，这些民歌集在品种上大都偏重于民间抒情民歌。其中不少民歌今天仍在民间传唱。
演唱方法特点
一是在语言特点上，北方民歌的字多、南方民歌的字少，北方咬字棱角分明、南方咬字细巧柔和；
二是在节奏特点上，北方民歌速度快而紧凑、南方民歌速度慢而从容，北方民歌乐句短而呼吸应快速灵活、南方民歌乐句长而气息需深沉稳定；
三是在润腔特点上，北方民歌断处多，南方民歌以连为主；
四是在传情特点上，北方民歌字情多、南方民歌声情多，北方民歌用声真声多于假声，南方民歌假声成分稍多些。
吴歌渔娘为游客即兴演唱阳澄渔歌 吴歌，是文学史上对吴地民歌民谣的总称，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吴歌是吴语方言地区广大民众的口头文学创作，发源于江苏省东南部，苏州地区是吴歌产生发展的中心地区。吴歌口口相传，代代相袭，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以表现男女爱情为主。
——题记
简介
顾颉刚先生在他写的《吴歌小史》中说道："所谓吴歌，便是流传于这一带小儿女口中的民间歌曲。"民间歌曲包括"歌"和"谣"两部分，"歌"一般说就是"唱山歌"也包括一些俗曲之类，"谣"就是通常说的"顺口溜"。"这一带"，大致是指长江三角洲的吴语地区。由于历史上历代区域划分不同，早期"吴"是吴国领域的概念，甚至包括现在的南京和扬州等地。现在所说的"吴"，是指吴语区，包括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市，即是江浙沪等地的同一个吴语区语言文化圈，同属传统吴文化范畴。苏州恰在它的中心地位，它是一座以"天堂"美名享誉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采集吴歌，也以它为中心，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吴歌和历代文人编著的诗、词、歌、赋不同，是下层人民创造的俗文化，是民间的口头文学创作，主要依靠在民间口口相传，代代承袭，是带有浓厚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的民间韵文形式。
吴歌里又有“命啸”，“吴声”，“游曲”，“半折”，“六变”，“八解”六类音乐，其中后三类是汉代以来有的。此外还有“神弦曲”，这是当地的民间祭祀乐歌。“吴声”中有一种依据旧曲而创新的编曲手法，称之为“变”。
渊源
吴地文化从考古发现来看，已有上万年的历史。吴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必然是伴随着当地初民的生产劳动，祭祀习俗，和生活娱乐活动而发生发展的。作为一种口头文学，在没有文字之前，很难寻觅它的遗迹。如今要想找到古代吴歌的真貌，寻找它的源头，已经是一件十分困难和复杂的事。
引用
在晋以前“吴歌”一词，未见诸文字。在汉魏歌谣中也没有吴歌之目。春秋战国时代，有“吴歈”?“歈”又作“愉”，有人解释，俞，是独木舟，欠，是张口扬声，合起来即是船夫唱的歌。?之说，见屈原的《楚辞·招魂》：“吴歈蔡讴，奏大吕些。”汉代王逸注：“吴、蔡，国名也。歈，讴，皆歌也。大吕，六律名也。”左思《吴都赋》云：“荆艳、楚舞、吴愉、越吟，此皆南方之乐歌，为《诗三百篇》所未收者也。”那时把吴国人唱的歌曲统称为吴声歌曲。当时吴国的疆土领域常有变化。古吴国要从泰伯、仲雍建立句吴算起。因此有人说：“江南文化始泰伯，吴歌似海源金匮。”（无锡旧名金匮，梅里有泰伯墓）此说法的根据是泰伯、仲雍从中原来到江南，把中原文化带到荆蛮地区，江南文化才得以开发，因此吴歌发源于此。这个说法值得推敲，从考古发现长江文化的历史，已推前到七千年到一万年，吴越地区的先民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创造了稻作文化，吴歌和稻作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最早的歌谣总是伴随着劳动产生和发展的，中原文化不可能代替当地的土著文化，反之，泰伯、仲雍到了江南，不入乡随俗，断发纹身，也是无法生存的。当然，他们带来了中原文化，对江南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如果说某一首歌，是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 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吴歌的源头根本不可能是外来的。
还有一种说法，吴歌来源于“越”，或者发于“南音”。这是因为有一篇《越人歌》，或《越人拥楫歌》，见西汉末年刘向著《说苑·善说篇》，记载着春秋时期楚康王?公元前559－545?之子皙泛舟于新波之中，刘向曾照越国的原音记录过一首百越歌，文字无法看懂，译成楚文，即：“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从内容来看，反映的是当时臣子取悦于王子的歌。这种上层社会吟唱的歌并不少见。吴吟的出典也是楚国使者陈轸，为讨好秦王而“为王吴吟”，他唱些什么内容没有流传。据《世说新语》记载，晋武帝曾问被掳的孙皓“闻南人好作《尔汝歌》，你是否会唱﹖”孙皓即席应唱，歌词是：
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
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
这显然是用民歌曲调填词的五言四句，接近民歌，但无吴语特色。
战国吴越之争的时代，吴国曾战败越国，越后来又灭了吴。吴、越两国均在江南接土邻境，“习俗同，言语通”，“同音共律”，因此吴愉越吟是基本相同的。楚破越后，吴、越之地大部分为楚所占，称为“吴楚”或“荆吴”。因此，这段历史时期的吴歌，很难用现在的区域划分来说明。不是有人说“四面楚歌”，应当是“四面吴歌”吗？虽然项羽的时代已非吴楚之时，但楚歌、吴歌也一定不像我们现在划分得如此清楚。
据有的专家学者引证，“春秋战国时期的吴愉、越吟，是夏、商、西周时期南方夷蛮音乐声歌'南音'的继承和发展。”其主要根据是说虞夏时有南方涂山氏之女歌唱的“南音”，即古称的《侯人歌》。刘勰《文心雕龙·乐府篇》列入最早的乐府歌曲，说：“涂山歌手《侯人》，始为南音。”此说来源于《吕氏春秋·音初篇》中引述的关于大禹的传说记载。《侯人歌》的歌者涂山氏的故地尚不明，《野客丛书》说：“涂山有四，一会稽、二渝州、三濠州、四当涂。”又一说在九江，一说在绍兴，虽同属江南，但是否属吴愉、越吟之类尚存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吴地的中心是在建业（后称建邺、建康，即今南京），“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晋书·乐志》）这时所指的吴声歌曲，后来被人统称之为“吴歌”。可以说吴歌当时即是吴声歌曲的缩写。吴声歌曲初期的作者多属无名氏，说明是在民间流传中采录的。吴歌在此之前见诸文字的很少，文学家和史学家都从乐府中找到吴歌的端倪。特别是《诗经》上的十三国风，只辑录了北方的歌谣而没有吴歌的记录，吴声歌曲补上了这一空白，其价值很高。但对吴声歌曲也要作具体分析；南朝乐府初期采录了吴地歌谣，是徒歌，比较纯朴，在《子夜歌》等吴声歌曲中保留了这种素质，但当“徒歌“被以管弦，上了大雅之堂以后，许多文人纷纷仿作，成了上层社会的行乐之词，这种吴声歌曲和民歌（吴歌）已相距甚远，但在文学史上却一直统称为“吴歌”。
其实，历史上文人记载的资料，仅仅是吴歌的“流”，溯流寻源，研究吴歌的流变，这些资料当然非常珍贵，但是要找寻吴歌的真正源头，要靠扎实的田野作业，从劳动人民口口相传，世代相袭的口头文学中去寻觅，经过科学论证，才会有所发现。
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文字记录，最早用吴语记录的山歌，是唐末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鏐唱的一首即兴的山歌。这首山歌原载于宋吴僧文莹《湘山野录》，五四以后研究吴歌的先辈容肇祖先生，曾于1936年北大《歌谣》周刊第二卷第七期上，发表了《一千年前的一首吴音山歌》一文，介绍了这首最早的吴音山歌，容先生引证《学海类编》本的《湘山野录》，记下了这一条的全文，如下：开平元年（公元907年），梁太祖即位，封钱武肃（鏐）为吴越王。时有讽钱拒其命者。钱笑曰：“吾岂失为一孙仲谋耶？”拜受之。改其乡临安县为临安衣锦军。是年省茔垄，延故老，旌钺鼓吹，振耀山谷。自昔游钓之所，尽蒙以锦绣。或树石，至有封官爵者。旧贸盐肩担，亦裁锦韬之。一邻媪，九十余，携壶浆角黍迎于道。鏐下车亟拜。媪抚其背，犹以小字呼之，曰：“钱婆留，喜汝长成。”盖初生时光怪满室，父惧，将沉于丫溪矣。此媪酷留之，遂字焉。为牛酒大陈乡饮，别张蜀锦为广幄，以饮乡妇。凡男女八十已上金樽，百岁已上玉樽。时黄发饮玉者尚不减十余人。鏐起，执爵于席，自唱还乡歌以娱宾。曰：“三节还乡兮挂锦衣，吴越一王驷马归。临安道上列旌旗，碧天明明兮爱日辉。父老远近来相随，家人乡眷兮会时稀。斗牛光起兮天无欺！”时父老虽闻歌进酒，都不之晓。武肃亦觉其欢意不甚浃洽。再酌酒，高揭吴喉，唱山歌以见意。词曰：你辈见侬底欢喜，别是一般滋味子。永在我侬心子里！歌阕，合声赓赞，叫笑振席，欢感闾里。今山民尚有能歌者。
这段笔记非常生动地描绘了一千多年前，吴越王钱鏐衣锦还乡到临安（今杭州）的情景，他仿照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高兴地唱起来，但乡亲们都听不懂，不能尽兴，于是他“高揭歌喉，唱山歌以见意”，山歌虽然只有三句歌词，但却是乡音土语，立即引起共鸣，“叫笑振席，欢感闾里”。从这三句歌词来看，确实是全部用吴语记录下来的山歌，加上注释更加确切地反映出吴音的特点，使人感到非常亲切。它比六朝吴声歌曲记录的吴歌，更加朴实、通俗，乡土气息特别浓厚。研究吴歌的学者们，把它作为用吴语演唱并完全用吴语记录下来的第一首吴歌。在顾颉刚先生七十年前写的《吴歌小史》中，引用了它，关德栋先生在为冯梦龙的《山歌》作序时，也说它是“吴中山歌最初的记载”（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明清民歌时调集》上）。原记述者的最后一句话：“今山民尚有能歌者”，说明北宋时还有人能唱这首歌，关德栋先生进一步引证南宋人袁耿《枫窗小牍》也叙及此事，其后并说：'至今狂童游女，借为奔期问答之歌。'”可见此歌流传久远。并进一步明确吴歌主要即是“山歌”，这就和冯梦龙时代收集的山歌，和现代流传于广大农村的山歌，一脉相承。
历史对民间文学是这样的不公平，生长在田野里的民歌，靠口口相传，代代相袭，文字记载却寥寥无几。经过文人笔录记载下来的民歌，又常常是被改造过了，其中不乏人民性很强的作品，但已非民间口头文学的本来面目。
历史
吴歌历史源远流长。传说殷商末年，周太王之子泰伯从黄土高原来到江南水乡，建了勾吴国并"以歌为教"，从那时算起，吴歌已有3200多年历史。《楚辞•招魂》即有“吴蔡讴，奏大吕些”的记载。宋代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时将吴歌编入《清商曲辞》的《吴声曲》。明代冯梦龙采录宋元到明中叶流传在民间的大量吴歌，辑录成《山歌》、《挂枝儿》。清代是长篇叙事吴歌的成熟繁荣时期，经书商刊刻、文人传抄和民间艺人的口传，保存了大量长篇叙事吴歌。
"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大学发起了歌谣运动，《晨报副镌》于1920年起连载吴歌，其后陆续编辑出版了《吴歌甲集》（顾颉刚）、《吴歌乙集》（王翼之）、《吴歌丙集》（王君纲）、《吴歌小史》（顾颉刚）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辑成《吴歌丁集》（顾颉刚辑、王煦华整理）、《吴歌戊集》（王煦华辑）、《吴歌己集》（林宗礼、钱佐元辑），大量吴歌得到搜集、整理和研究。特别是长篇叙事吴歌的发现、挖掘和"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歌谣卷的编纂出版，使大量的吴歌得到了抢救性的搜集和保存。
进入21世纪，有关部门又编辑出版了《白茆山歌集》、《芦墟山歌集》、《吴歌遗产集粹》和《吴歌论坛》等几百万字的吴歌口述和研究资料。中国传统民间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分，吴歌如今也逐渐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作为吴歌的3个里程碑，安·比雷尔的《汉代民歌》和《玉台新咏》把南朝的吴声歌曲译成了英语，科奈莉亚·托普曼翻译出版的冯梦龙的《山歌》把明代的吴歌译成了德语，荷兰学者施聂姐出版的《中国民歌和民歌手--江苏南部的山歌》则研究和翻译了部分现代吴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传统民歌保存情况考察团"曾于1994年到苏州、常熟考察吴歌的保存情况。这说明了中国传统民间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分。
在长期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生活条件下，农村交通闭塞，农民生活贫困，文化生活非常贫乏，那时唱山歌就是他们唯一的自娱形式，除了劳动场所外，夏天乘风凉，冬天围炉取暖，以及农闲时逛庙会，都唱山歌以自娱，这不但可以自由地抒发胸臆，而且可以施展人们的创作才能，表现人们的聪明智慧，丰富人们的劳动生活知识。当然，对于青年男女来说，唱山歌会给他们带来爱情的欢愉，或者成为婚姻的媒介。所以山歌成为农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和娱乐工具。有的歌乡山歌代代相传，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歌手。有的歌手常在赛歌会上通过对歌、赛歌，大显身手，远近闻名。有的歌手从小即在自己的亲属身边学唱山歌，有超群的智慧和惊人的记忆力。过去家庭传承是山歌传承的主要方式。这样便形成了农民自己的未经雕琢的自然形态的文化。它和其他文艺形式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的口头性、变异性、传承性和自娱性和职业艺人有明显的区别。这种文化现象和民俗事象，被称为"天籁之声"，生动地记录了江南农民和下层人民的生活史，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是十分宝贵的民间文化遗产。
分类
吴歌，包括"歌"和"谣"两部分。"歌"一般说就是"唱山歌"，也包括一些俗曲之类；"谣"就是通常说的"顺口溜"。吴歌和历代文人编著的诗、词、歌、赋不同，是下层人民创造的口头文学，是具有浓厚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的民间文学韵文。吴歌生动地记录了江南农民和下层人民的生活史，从内容来看，吴歌既包括情歌，又包括劳动歌、时政歌、仪式歌、儿歌等。
吴歌里又有“命啸”，“吴声”，“游曲”，“半折”，“六变”，“八解”六类音乐，其中后三类是汉代以来有的。此外还有“神弦曲”，这是当地的民间祭祀乐歌。“吴声”中有一种依据旧曲而创新的编曲手法，称之为“变”。
吴歌以民间口头演唱方式表演，口语化的演唱是其艺术表现的基本方式。吴歌是徒歌，在没有任何乐器伴奏的情况下吟唱。其类型大致有引歌（俗称"歌头"，长篇叙事歌称"闹头"）、劳动歌、情歌、生活风俗仪式歌、儿歌和长篇叙事歌等几种。刘半农为顾颉刚的《吴歌甲集》作序说：吴歌的意趣不外乎"语言、风土、艺术三项"，而"这三件事，干脆说来，就是民族的灵魂"。
江南水乡吴文化地区孕育的吴歌，有其鲜明的特色，自古以来，通常是用委婉清丽、温柔敦厚、含蓄缠绵、隐喻曲折来概括它的特点。区别于北方民歌的热烈奔放、率直坦荡、豪情粗犷、高亢雄壮。吴歌具有浓厚的水文化特点，和耸立的高山，宽阔的草原不同，它如涓涓流水一般，清新亮丽，一波三折，柔韧而含情脉脉，和吴侬软语有相同的格调，有其独特的民间艺术魅力。
四大嫡系
虽然吴歌在现实生活中，离寻常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远，但相城阳澄渔歌与常熟白茆山歌、吴江芦墟山歌、张家港河阳山歌一起同为吴歌“四大嫡系”，近年来却开始活跃于群众的视野中。
白茆山歌
常熟市白茆镇是“山歌之乡”。历史流传下来的有长工歌、荒年歌、莳秧歌、耘稻歌、摇船歌、风物歌、节令歌、仪式歌、古人歌和私情歌等等，内容十分丰富。白茆山歌形式多样，有三句头、四句头、短歌和几十句、几百句的叙事长歌。虚词特别是语助词变化多样，乡土气息浓郁，表现手法重现实主义，重白描。
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白茆山歌的优秀作者和歌手六上北京，二进中南海，甚至中央领导人也观看了他们的演唱。白茆山歌的搜集、整理、创作、演唱，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支持和重视。
芦墟山歌
又称吴江山歌，俗称“响山歌”、“呜咳嗨嗨山歌。”流传于吴江市及邻近的青浦、嘉善等地，以芦墟为最盛。一般以四句组成一个基本唱段，起句唱腔高亢明亮，尾字前必加唱“呜咳嗨嗨”衬词。但长歌也有破格的情况。当代著名歌手陆阿妹（已故）、赵永明等人，他们奉献的长篇叙事吴歌《五姑娘》篇幅为2000余行，打破了“汉族无长歌”的结论。
建国前，芦墟山歌多为长工传唱，在莳秧、耘稻、罱泥、收割等劳作中自唱、对唱或一唱众和，借以抵御疲惫，抒发愁苦。建国后，芦墟山歌从田野登上文艺舞台，多次参加苏州地区和本地群众文艺会演并获奖，尤其是长篇吴歌首先在芦墟被发现后，引起国内外专家的重视并加以研究。
双凤民歌
流传于太仓、昆山、常熟等毗邻一带，尤以太仓双凤一带为盛，是吴歌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传在东晋时就已流传。双凤民歌中的大山歌很有特色，它由“头歌”、“邀歌”两部分组成。头歌的歌词内容，有传统的山歌，也可即兴编唱，对歌时用来对答；“邀歌”由数名女歌手合唱，全部唱衬词或依头歌唱。农村每年耕耥稻结束后，歌手相聚，隔河对唱或隔场对歌，有时长达数天之多。
1963年，当时的双凤公社曾举办了一次水上新民歌对歌晚会，来自太仓、昆山、常熟三县交界地的观众、听众达数千人。现在唱者已极少。
文化地位
吴歌曾在我国诗歌史上开一代诗风。建国后，经过大面积的普查采风，搜集大量吴歌资料。1985年曾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吴歌》一书，后又出版《苏州歌谣谚语》。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吴语地区吴江、现吴中区一带均发现有长篇叙事吴歌，吴江芦墟老歌手陆阿妹等人唱的《五姑娘》长达两千多行，曾轰动一时。
传承意义
吴歌生动地记录了江南农民和下层人民的生活史，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是十分宝贵的民间文化遗产。它不仅是吴语地区至今仍然存活在民间的口头文学形式，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社会、历史、风土、世界观等）和审美价值（艺术），而且也是研究方言的珍贵资料。虽然现代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现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和过去不同了，山歌快要变成历史的"活化石"，但作为一种口头文学，它的艺术研究价值和人文研究价值越来越高，它是艺术创作上可资借鉴的丰富源泉。一切文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都离不开它的源泉，如果一旦忽视了艺术的源泉，文艺创作就会枯竭、苍白，缺乏生气以至没有生命力。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吴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城市为江苏省苏州市。2007年6月5日，经国家文化部确定，江苏省苏州市的陆瑞英和杨文英为该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26名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quote]湖州山歌属吴歌的一支，是用吴语（湖州话）演唱的一种本土民歌。 湖州背靠太湖，又地处水乡泽国，最能反映水乡民俗娱乐的活动便是“赛龙舟”和“吴歌”。宋元学者胡仔曾说：湖州“舟人樵子往往能歌，俗谓之山歌，即吴歌也。”湖州山歌内容非常丰富，有山歌、田歌、茶歌、棹歌、渔歌、菱歌、织歌等。
湖州山歌产生于太湖以南湖州市辖区及周边地区广大水乡农村，它们由一支共用的“四句头”羽调式“山歌调”统领而形成统一曲调风格的“体系”，或吟或唱反映南太湖人民生活各个层面的口头文学，按内容大致可分为劳动生活歌、情歌、风物歌、劝教歌、谐趣歌、叙事歌等，是涵盖浙北地区的代表性民歌。
内容体裁
劳动生活歌主要反映的是旧社会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辛勤劳动却依然缺衣少食的生活状况。主要有《长工歌》、《机房山歌》、《荒年山歌》等。情歌薀豌大人民爱情生活的反映。它主要表现男女青年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大胆追求自由恋爱、婚姻的思想行为，其中最多的是表现青年女子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与表白。主要曲目有《十里亭》、《种田山歌》、《摇船山歌》等。风物歌主要内容为叙述自然、历史、人物、风俗、物产等客观事象。主要有《十只哨船》、《三十六码头》、《游白雀山歌》等。劝教歌主要内容为讲解做人道理，劝善惩恶，进行道德教化。如《花名宝卷》、《香烟山歌》、《十二把骰子》等。谐趣歌主要以夸张、荒诞的内容编成歌词，使人从中得到乐趣。如《说稀奇》、《乱说歌》等。叙事歌讲述完整故事的山歌，一般篇幅较长，以爱情故事为主。主要有《刘二姐》、《赵圣关》等。最近又在吴兴区埭溪镇镇水村发现了叙事山歌《韩家二娘》。
湖州山歌的文体以“二、二、三”的七字句为基本格式，句前可“加冠”，字句间常用俚语衬字，每句末尾必是三字结构，称为“三字煞”。“兴、比、赋”是湖州山歌最常见的表现手法。另外，“谐音、双关”也是湖州山歌的特色之一。
价值
湖州山歌是浙北地区代表性民歌种类，有很强的民俗性、原发性和即兴性，含有大量历史文化信息，具有很高的民间口头文学价值和传统音乐价值。对研究古往今来吴歌的演变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湖州织歌：湖州凡有织机处便有织歌，统称“湖州织歌”，它是吴歌的一个分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处处有织歌之声，其中“双林织歌”相传早在明代便很有名。
内容
织绸既劳累又枯燥，织机声响单调，更使人感到疲乏和厌倦。为了解闷消乏，织工们便边操作边唱山歌，并与织机声响的节奏相协调。“木机”由操作的上、下手对唱，“拉机”便由织工和在机旁“掉丝”的女工对唱。织歌内容大多是反映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如《十里亭》、《白雀山歌》、《刘二姐》等；也有反映织工艰苦的劳动生活的，如《十个瞌铳 》等；还有反映当地风物的内容，如《游南山》、《游弁山》等。其曲调多为本地民间流传的吴歌谣曲。
历史
“丝绸之府”湖州，近百年来，织绸机子经历了由“木机”、“拉机”（也称“洋机”）到“电动织机”的发展过程。木机较古老，至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已不多见，操作需两人（机下一人挡梭，机上一人提花），产量低，劳动强度大，常人难以坚持天天操作，故有俗话“两丈七八尺，两日两白相”（“两丈七八尺”指日产量，实际上此数字也难达到）。拉机在三十年代前后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操作只需一人，手脚并用，技术难度较大，但产量较高，体力消耗也较少。电动织机自然高明，但由于旧时电厂供电不能保证，故“拉机”仍被采用。直到建国后，拉机逐渐被淘汰。
机户一般分为两种，农村中既事农桑又事丝绸的称为“田庄机户”；城内专事�
[ 此帖被灬千ヽ在2012-01-25 10:44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