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摩 罗
转载了一条报纸新闻，题为《谣传建桥用小孩献祭》，全文如下：
“十多天前，一个荒诞的谣言开始在重庆奉节县朱衣镇不胫而走。谣言说，因修建奉节到云阳高速公路，工地方将在当地寻找18名12岁以下的童男童女献祭，部分学童因此怕上学。1月15日，记者前往朱衣镇进行了实地调查。
朱衣镇是一个大镇，全镇各种中小学校32所。对于童男童女填桥的谣言，几乎人人皆知，并出现“一个孩子卖给工地价值40万元”等新谣言。
而据当地民警介绍，针对传言，警方曾出警调查，证实一切都是虚假的。目前，警方没有接到一起关于学生失踪的报告，一切都是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在瞎传。（刘庆）”
在二十一世纪流传这样的谣言，而且导致许多人心怀恐惧，真的不敢去上学，堪称不可思议。
然而，谣言虽系无稽之谈，事由并非空穴来风。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用儿童的生命和身体为重要的建筑物奠基，的确是远古时代较为流行的一种习俗。据一位当代学者的研究，在中国大地上，至迟在仰韶文化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用献祭和埋葬儿童的方式为建筑物奠基，后来的龙山文化、夏商文化，儿童奠基之风尤甚。仰韶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的考古学命名，很可能是今天所谓中国文化的正宗起源。考古学家所发现的第一个人体奠基实例，出土于西安半坡遗址。“在遗址的第一号长方形房子的居住面地下，发现一个有砍削痕迹的人头骨和一件粗陶罐共存。有学者推定，这个人头是这座房子奠基时使用的人牲。理由是，这座房子是半坡居民举行自然崇拜仪式的场所，故在奠基时杀人祭奠。”（黄展岳《古代人牲人殉通论》14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出版）
半坡遗址先民，活跃于5000年之前。也就是说，就目前已经发现的考古证据而言，中国的奠基牲已经具有大约5000年的历史。
半坡遗址那个可能用来奠基的人牲是不是儿童，研究者没有肯定。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发掘郑州北郊一座仰韶文化遗址时，所发现的奠基牲可以肯定是婴儿，这是学者们作过明确判断的。“在多座房基底部和城墙基部都发现有盛放婴儿骨骼的陶器（陶罐或陶鼎）。婴儿骨骼不完整，有的仅见头骨和部分肢骨，有的缺下肢，证明系杀害肢解后放入的。出土时，发现陶器在房基垫土中多层埋放叠压，说明埋放盛婴儿陶器的仪式并非一次性完成，应是在房基垫土过程中随时挖坑填埋的。……西山城墙和房基建筑中的奠基杀婴埋置现象，应是当时建筑过程中举行某种特殊意义的祭祀仪式。”（黄展岳《古代人牲人殉通论》14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出版）。
分布于河南、山东、安徽北部、山西东部的新石器晚期文化，被考古学命名为龙山文化，距今4500年至4000年。龙山文化是仰韶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仰韶文化中以儿童给重要建筑物奠基的传统，被龙山文化发扬光大，目前发现的有奠基人牲遗迹的考古遗址比较多。这些用于奠基的人牲没有墓圹，没有随葬品，而是简简单单放在瓮棺或罐棺中，埋压在房基或墙基、墙体之中，随埋随夯。黄展岳在《古代人牲人殉通论》中列举了龙山文化中可以推定为奠基人牲的四处考古遗址，它们是安阳后岗遗址、永城王油坊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汤阴白营遗址。其中登封王城岗遗址被推定为夏王朝最早的都城，而且处于著名的嵩山少林寺附近，所以知名度很高。这里发现了13个奠基坑，其中仅13号坑就发掘出儿童头骨五个和少量肢骨。这四个遗址中，至少发现奠基牲六十具，其中绝大多数是童牲。此外还有少量男女成人牲。
面对这么多的考古证据，不容你不承认中国历史上确实流行过以儿童（有时候也有成人）为重要建筑物奠基行祭的习俗。那是远古时代原始宗教的一部分，用今天的眼光视之，当然要指责其残忍愚昧，但是人类的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人类的精神意识似乎非得这样一步一步演变不可，无法用今天的观念要求古人的行为选择。如果我们出生在那个时代、那种文化氛围之中，我们多半不是举手屠杀者就是打夯者。人什么也不是，就个体而言，人只是文化的承载者和体现者，就群体而言，人只是按照某种特定的文化观念奔走于天地之间、奔波于人间社会的一个物种。
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我们的先祖为什么兴起了这样的习俗？为什么形成了这样的文化观念？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估计这个习俗跟父系社会时代刚刚形成时杀死长子的习俗密切相关，还必定跟古人的神灵观念密不可分。详细的分析解说有待日后讨论宗教问题时进行。
以童牲奠基的习俗终结于什么时候？目前不详。与此性质相近的杀人祭祖、杀人殉葬的习俗，在中国文明史上连绵不绝，直到清代末期还时有显现。这个待日后讨论殉葬制度时再予以细说。
我们再回过头来讨论童牲问题在我们民族意识中的隐隐约约的记忆。我大约十岁的时候，跟我母亲一起去外婆家，路经马涧桥的时候，正赶上那里修造钢筋混凝土的公路桥（就叫马涧桥），旁边临时搭建了一座木桥供行人车辆过河。在接近那个工地的时候，母亲很严肃地叮嘱我，等下过桥的时候，如果听见背后有人喊你的名字，你千万不能答应，也不能回头看。我反复追问为什么，妈妈告诉我，凡是造大桥大屋，都有鬼在寻找一个孩子奠桥脚或者屋脚，如果那个鬼喊应了谁，谁的魂心（灵魂）就要压在桥脚或者屋脚下，人就要死掉。
我至今还记得，我带着那种淡淡的恐惧，脖子僵硬地经过那个工地的情形。在我们当地，每当一个建筑工程出现死亡事故，村里人都解释为这是奠基的牺牲。可见，远古时代以童牲和成人牲给重要建筑物献祭的恐怖习俗，至今还残留在民族记忆之中。精英人物的著作不屑于记述这些“愚昧”故事，但是民间社会一直是保留古老历史记忆的“神经丛”。
重庆那个关于寻找儿童给高速公路的大桥奠基献祭的谣言，征诸事实纯属编造，但是考诸民俗，这正好是古代童牲奠基献祭之历史记忆的一种隐晦表现。一个民族的历史要想从记忆的“神经丛”上完全抹去，历万世而不能。
转载了一条报纸新闻，题为《谣传建桥用小孩献祭》，全文如下：
“十多天前，一个荒诞的谣言开始在重庆奉节县朱衣镇不胫而走。谣言说，因修建奉节到云阳高速公路，工地方将在当地寻找18名12岁以下的童男童女献祭，部分学童因此怕上学。1月15日，记者前往朱衣镇进行了实地调查。
朱衣镇是一个大镇，全镇各种中小学校32所。对于童男童女填桥的谣言，几乎人人皆知，并出现“一个孩子卖给工地价值40万元”等新谣言。
而据当地民警介绍，针对传言，警方曾出警调查，证实一切都是虚假的。目前，警方没有接到一起关于学生失踪的报告，一切都是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在瞎传。（刘庆）”
在二十一世纪流传这样的谣言，而且导致许多人心怀恐惧，真的不敢去上学，堪称不可思议。
然而，谣言虽系无稽之谈，事由并非空穴来风。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用儿童的生命和身体为重要的建筑物奠基，的确是远古时代较为流行的一种习俗。据一位当代学者的研究，在中国大地上，至迟在仰韶文化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用献祭和埋葬儿童的方式为建筑物奠基，后来的龙山文化、夏商文化，儿童奠基之风尤甚。仰韶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的考古学命名，很可能是今天所谓中国文化的正宗起源。考古学家所发现的第一个人体奠基实例，出土于西安半坡遗址。“在遗址的第一号长方形房子的居住面地下，发现一个有砍削痕迹的人头骨和一件粗陶罐共存。有学者推定，这个人头是这座房子奠基时使用的人牲。理由是，这座房子是半坡居民举行自然崇拜仪式的场所，故在奠基时杀人祭奠。”（黄展岳《古代人牲人殉通论》14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出版）
半坡遗址先民，活跃于5000年之前。也就是说，就目前已经发现的考古证据而言，中国的奠基牲已经具有大约5000年的历史。
半坡遗址那个可能用来奠基的人牲是不是儿童，研究者没有肯定。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发掘郑州北郊一座仰韶文化遗址时，所发现的奠基牲可以肯定是婴儿，这是学者们作过明确判断的。“在多座房基底部和城墙基部都发现有盛放婴儿骨骼的陶器（陶罐或陶鼎）。婴儿骨骼不完整，有的仅见头骨和部分肢骨，有的缺下肢，证明系杀害肢解后放入的。出土时，发现陶器在房基垫土中多层埋放叠压，说明埋放盛婴儿陶器的仪式并非一次性完成，应是在房基垫土过程中随时挖坑填埋的。……西山城墙和房基建筑中的奠基杀婴埋置现象，应是当时建筑过程中举行某种特殊意义的祭祀仪式。”（黄展岳《古代人牲人殉通论》14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出版）。
分布于河南、山东、安徽北部、山西东部的新石器晚期文化，被考古学命名为龙山文化，距今4500年至4000年。龙山文化是仰韶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仰韶文化中以儿童给重要建筑物奠基的传统，被龙山文化发扬光大，目前发现的有奠基人牲遗迹的考古遗址比较多。这些用于奠基的人牲没有墓圹，没有随葬品，而是简简单单放在瓮棺或罐棺中，埋压在房基或墙基、墙体之中，随埋随夯。黄展岳在《古代人牲人殉通论》中列举了龙山文化中可以推定为奠基人牲的四处考古遗址，它们是安阳后岗遗址、永城王油坊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汤阴白营遗址。其中登封王城岗遗址被推定为夏王朝最早的都城，而且处于著名的嵩山少林寺附近，所以知名度很高。这里发现了13个奠基坑，其中仅13号坑就发掘出儿童头骨五个和少量肢骨。这四个遗址中，至少发现奠基牲六十具，其中绝大多数是童牲。此外还有少量男女成人牲。
面对这么多的考古证据，不容你不承认中国历史上确实流行过以儿童（有时候也有成人）为重要建筑物奠基行祭的习俗。那是远古时代原始宗教的一部分，用今天的眼光视之，当然要指责其残忍愚昧，但是人类的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人类的精神意识似乎非得这样一步一步演变不可，无法用今天的观念要求古人的行为选择。如果我们出生在那个时代、那种文化氛围之中，我们多半不是举手屠杀者就是打夯者。人什么也不是，就个体而言，人只是文化的承载者和体现者，就群体而言，人只是按照某种特定的文化观念奔走于天地之间、奔波于人间社会的一个物种。
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我们的先祖为什么兴起了这样的习俗？为什么形成了这样的文化观念？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估计这个习俗跟父系社会时代刚刚形成时杀死长子的习俗密切相关，还必定跟古人的神灵观念密不可分。详细的分析解说有待日后讨论宗教问题时进行。
以童牲奠基的习俗终结于什么时候？目前不详。与此性质相近的杀人祭祖、杀人殉葬的习俗，在中国文明史上连绵不绝，直到清代末期还时有显现。这个待日后讨论殉葬制度时再予以细说。
我们再回过头来讨论童牲问题在我们民族意识中的隐隐约约的记忆。我大约十岁的时候，跟我母亲一起去外婆家，路经马涧桥的时候，正赶上那里修造钢筋混凝土的公路桥（就叫马涧桥），旁边临时搭建了一座木桥供行人车辆过河。在接近那个工地的时候，母亲很严肃地叮嘱我，等下过桥的时候，如果听见背后有人喊你的名字，你千万不能答应，也不能回头看。我反复追问为什么，妈妈告诉我，凡是造大桥大屋，都有鬼在寻找一个孩子奠桥脚或者屋脚，如果那个鬼喊应了谁，谁的魂心（灵魂）就要压在桥脚或者屋脚下，人就要死掉。
我至今还记得，我带着那种淡淡的恐惧，脖子僵硬地经过那个工地的情形。在我们当地，每当一个建筑工程出现死亡事故，村里人都解释为这是奠基的牺牲。可见，远古时代以童牲和成人牲给重要建筑物献祭的恐怖习俗，至今还残留在民族记忆之中。精英人物的著作不屑于记述这些“愚昧”故事，但是民间社会一直是保留古老历史记忆的“神经丛”。
重庆那个关于寻找儿童给高速公路的大桥奠基献祭的谣言，征诸事实纯属编造，但是考诸民俗，这正好是古代童牲奠基献祭之历史记忆的一种隐晦表现。一个民族的历史要想从记忆的“神经丛”上完全抹去，历万世而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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