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双刃剑——揭秘古代登峰造极的特务制度
[color=#ffffcc][b][backcolor=#ffffcc][color=#0000ff] [size=3]节选自《历史密码２：解读十大历史另类面孔》，中国工人出版社[/size][/color][/backcolor][/b]
[b][backcolor=#00ff00][color=#ff0000][size=3][/size][/color][/backcolor][/b][/color]
[b][size=3][color=#0000ff] [/color][color=#66cc00] 中国古代不但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还创造了丰富的制度文明。如同四大发明一样，政治制度上的三大创造同样享誉世界：科举考试是古代中国在人才选拔工作方面的重大发明；监察制度是中国人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方面的一大贡献；特务制度则是在社会管理方式上的独特贡献。和其它发明创造相比，特务制度似乎是一种不光彩的创举。如同火药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人类的战争一样，特务制度也是一把尖利的双刃剑。它既带来了政权的巩固，也带来了一串串流血的惨剧。[/color][/size][/b]
[size=3][b]1、特务制度从告密开始[/b] [/size]
[size=3][backcolor=#ffff00][color=#ff00cc] [/color][/backcolor][color=#ff00cc][b][backcolor=#ffff00][font=楷体_gb2312]最早的“特务”是指军事上的间谍。军事上使用间谍是上古时代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智慧，只是我们的祖先格外精于此道而已，早在春秋时代吴国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孙武就在他的畅销书《孙子兵法》中详细总结了间谍的五种用法，并给他们赠送了乡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五种不同的职称。由于间谍的无孔不入，孙武感叹道：“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意思就是说：可叹啊，可叹啊，到处都在用间谍啊！军事间谍是对付敌人的，特务统治则是用于治理自己人的手腕。特务无处不在，它最早的发明者，推算起来要算中国惟一的女皇武则天。
武则天以一个女性的身份做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把李唐的江山改为武周，李氏子孙当然不服，不愿意将江山拱手相让，更有许多李唐的大臣公开反对，发生了很多反对武则天的事件，武则天寝食难安，必须设法巩固自己的统治。可是，鸣熗易挡，暗箭难防，许多在暗中进行得反对活动，根本难以察觉。怎样才能知道谁在暗中捣鬼反对她呢？于是，她就搞了一个发明，让一个叫鱼保家的人做了一个铜箱子，起名“铜匦”，放在午门外，鼓励普天之下的人，无论身份卑贱，男女老幼，人人都要积极参与到告密事业中来。只要发现有人捣鬼，都可以直接进京把告密信投入铜匦。地方官员则有义务好生招待进京告密人员，不许过问告密内容，并且一定要替告密的人备车，派人护送到武则天鸾驾所在，完成神圣的告密之旅。告密者所告材料属实，就可以马上封官；查下来不符事实，也不追究诬告。
这样一来，大家的告密的积极性都被发动起来了，形成了举国上下争相告密的高潮。有一个叫索元礼的胡人，告密水平高超，先后揭发了好几位宗室大臣“谋反叛逆”的行为，被武则天重用，委任为高官。这样，激起了更多的人的争相告密，其中最有名的是周兴和来俊臣。
周兴擅长发明刑具，并且达到了不用动刑，只要把刑具放在被告人面前看看，就能让被告人什么都招的程度。来俊臣不但残忍无比，还编写了如何告密的书籍《罗织经》，专门研究怎样无中生有、如何编造得天衣无缝等无耻行为。来俊臣每次出手，都发动几十甚至几百人在几个地方同时告密，并提出各种不同的证据，令被告人百口莫辩。
有一次，周兴被人秘密告发谋反，武则天令来俊臣审理。密诏送到来俊臣家，来俊臣正跟周兴在一起喝酒。来俊臣看完密诏，不动声色，把密旨往袖子里一放，仍旧回过头来跟周兴继续饮乐。来俊臣说：“最近有的犯人不肯招，你说怎么办啊？”周兴捻着胡须微笑着：“这好办！拿一个大瓮，放在炭火上，谁不招，就放在里面烤，看他抗住抗不住。”
来俊臣听了连声叫好，就命人搬一只大瓮和一盆炭火到大厅里，把瓮放在火盆上。周兴正在奇怪，来俊臣站起来，拉长了脸说：“接皇上密旨，有人告发周兄谋反。你如果不招，就只好请君入瓮了。”周兴到头来自作自受，也栽在了告密上。而索元礼和来俊臣最后也都是倒在了告密上，真是多行不义必自毙。
在武则天时期，用特务手段统治人，主要目的在于镇压一批敢于反抗的皇亲国戚，手段也比较低级，仅仅限于解密告发，没有系统的制度，只有皇帝个人使用的个别酷吏，真正的特务统治，是在明朝建立起来的[/font]。[/backcolor][/b] [/color][/size]
[size=3][b]2、皇帝的“锦衣侍卫”[/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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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color=#6633cc][color=#ffffcc] [font=楷体_gb2312][size=3][b] 明朝最早建立的特务机关是锦衣卫。它的主要职责，本来是负责皇帝的贴身保卫，成员都是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在朱元璋屡兴大狱，杀戮功臣的过程中，锦衣卫探听消息，捉拿官员，权势炙热，可以随便抓人、审讯乃至任意杀人。除了皇帝，谁也管不着他们。 [/b][/size][/font][/color][/backcolor]
[backcolor=#ffff66][font=楷体_gb2312][color=#ffffcc][size=3][b][backcolor=#ffffcc][backcolor=#6633cc][color=#ffffcc] 锦衣卫原先是军事建制。明初的军制比较简单，其基层单位是“卫”和“所”，京城的禁卫军所辖卫所为48处。朱元璋改革禁卫军，建立了十二个亲军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锦衣卫”。锦衣卫的首领称为指挥使，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很少由太监担任。其职能是：“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即一部分是负责执掌侍卫、展列仪仗和随同皇帝出巡的锦衣卫，基本上与传统的禁卫军没什么两样，。这些人虽名位“将军”，其实只负责在殿中侍立，传递皇帝的命令，兼做保卫工作。这些人都不是等闲之辈，一个个长的牛高马大，虎背熊腰，而且中气十足，声音宏亮，从外表上看颇有威严，对人有一定震慑作用。锦衣卫中负责“巡查缉捕”的那一部分，则是锦衣卫区别于其他各朝禁卫军的特殊之处。朱元璋建立锦衣卫的初衷用来做仪仗礼仪，后来由于他大肆屠戮功臣，感觉传统的司法机构如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使用起来不顺手，于是将锦衣卫的保卫功能提升起来，使其成为皇帝的私人警察。负责侦缉刑事的锦衣卫机构是南北镇抚司，其中北镇抚司传理皇帝钦定的案件，拥有自己的监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不必经过一般司法机构。南北镇抚司下设五个卫所，其统领官称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普通军士称为校尉、力士。校尉和力士在执行缉盗拿奸任务时，被称为“缇骑”。缇骑的数量，最少时为1000，最多时多达60000之众。锦衣卫官校一般从民间选拔孔武有力,无不良记录的良民入充，之后凭能力和资历逐级升迁。同时，锦衣卫的官职也允许世袭。
明朝的前两代皇帝朱元璋贫寒子弟出身，朱棣是靠武力夺取了侄儿的江山，由于这种出身的特殊性，对皇权的维护有其他朝代所没有的强烈欲望。这就使得锦衣卫“巡查缉捕”的职能无限度的扩大了。锦衣卫的指挥使利用职务之便，不遗余力地制造事端，既打击异己，又作为自己升迁的资本。如明成祖时的纪纲、明武宗时的钱宁等，在他们掌权时，缇骑四出，上至宰相藩王，下至平民百姓，都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对他们的命令只要稍有拂逆，就会家破人亡，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臭名昭著的北镇抚司大牢中更是关满了各种各样无辜的人们，死于锦衣卫酷刑之下的正直人士更是不计其数。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恐怖的氛围，与唐武则天时期的短期出现不同，终明一朝几乎是绵绵不绝，这种无节制的滥捕极大地影响了皇帝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使百官、民众、军队与皇帝离心离德，难怪有人说明朝不是亡于流寇，而是亡于厂卫。
传说有一次明朝的开国重臣宋濂，秉性老实忠厚，年纪虽老，办法却还算得力，让皇帝满意。有一天下朝回家，大概因为总是早起上朝，加上年纪大了，体力有些不支，过于劳累，就顺口便赋诗一首：“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遂得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朱元璋一见宋濂便说：昨天做得好诗！可是我并没有嫌你迟呀，还是改成“忧”吧。吓得宋濂赶忙拜倒谢罪。当朝宰相只不过在自己家中偶尔感叹一下，没想到第二天就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可见锦衣卫势力之大。
锦衣卫另一项著名的职能就是“执掌廷杖”。廷杖是皇帝用来教训不听话的士大夫的一项酷刑。一旦哪位官员触怒了皇帝，被宣布加以廷杖，他就立刻被扒去官服，反绑双手，押至午门行刑。在那里，司礼监掌印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一左一右，受刑者裹在一个大布里，随着一声“打”字，棍棒就如雨点般落在他的屁股上。行刑者为锦衣卫校尉，他们都受过严格训练，技艺纯熟，能够准确根据司礼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的暗示地掌握受刑人的生死。如果这两人两脚象八字形张开，表示可留杖下人一条活命；反之，如果脚尖向内靠拢，则杖下人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杖完之后，还要提起裹着受刑人布的四角，抬起后再重重摔下，此时布中人就算不死，也去了半条命。廷杖之刑对士大夫的肉体和心灵都是极大的损害，但皇帝对此乐此不疲，锦衣卫也就对它情有独钟了。[/color][/back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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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3][b]3、猖狂的东厂西厂[/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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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楷体_gb2312][size=3][backcolor=#cccccc][color=#ff00cc][b] 除了锦衣卫之外，明朝还有另外两个特务机构，那就是东厂和西厂。东厂的建立者是明成祖朱棣。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的皇位后，朱棣一直担心帝位不稳，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时出现，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他并不十分支持。为了巩固政权，朱棣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机构，但他觉得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还不够用，于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在朱棣起兵的过程中，一些宦官和尚出过很大的力，如著名的郑和、道衍等人，所以在他心目中，还是觉得宦官比较可靠，而且他们身处皇宫，联系起来也比较方便。
就这样，在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建立了一个由宦官掌领的侦缉机构，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因此被命名为东厂。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起初，东厂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主和厂督，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除此以外，东厂中设千户一名，百户一名，掌班、领班、司房若干，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相当于小队长，也称档头，番役就是我们俗称的番子。
东厂的侦缉范围非常广，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如兵部的各种边报、塘报，东厂都要派人查看；甚至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的价格，也在东厂的侦察范围之内。东厂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相比锦衣卫必须采用奏章的形式进行汇报，要方便的多。
东厂府衙，大厅左侧供奉着岳飞的雕像，右侧刻着胰式芏案的故事。历届东厂厂主的牌位，供奉在大厅西侧的祠堂里，堂前还有一座“百世流芳”的牌坊。可惜东厂人员的所作所为与这些偶像实在相差太远。东厂番子每天在京城大街小巷里面活动，并非完全为朝廷办事，更多的是为自己谋私利。他们常常罗织罪名，诬赖良民，之后就屈打成招，趁机敲诈勒索。到了明中后期，东厂的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连远州僻壤，也出现了“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搞的举国上下人人自危，民不聊生。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则是后来居上。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
与东厂相对的是西厂，西厂在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明宪宗成化年间，先是京城内出现了“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接着又有一个妖道李子龙用旁门左道蛊惑人心，甚至网罗了很多太监，意图不轨。虽然李子龙和他的党徒最终被锦衣卫一网打尽，但明宪宗由此深感侦刺力量的不足。于是他身边的小太监汪直被选中，派往宫外打探消息。汪直抓住了这个机会，到处捕风捉影，搜罗了不少所谓的“秘密消息”报告给了宪宗。宪宗认为这些消息很有价值，对汪直的表现也十分满意，要他继续做下去。
几个月后，宪宗成立了一个新的内廷机构——西厂，首领便是汪直。西厂的军官主要从禁卫军中选拔，这些人再自行选置部下，短短几个月内，西厂人员极度扩充，其势力甚至超过了老前辈东厂。西厂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为了升官发财，拼命的构置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众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西厂在全国布下侦缉网，主要打击对象是京内外官员，一旦怀疑某人，就立刻加以逮捕，事先不必经由皇帝同意，之后当然就是严刑逼供，争取把案件弄得越大越好。对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甚，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
在这种情况下，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以大学士商辂为首的辅臣集体上书，向宪宗痛陈西厂之危害，并将汪直办下的不法之事一一举报。宪宗收到奏章后为之震惊，于是撤销西厂，遣散了西厂的人员。但没有西厂的日子总让宪宗觉得没有安全感，奸臣戴缙在得知皇帝心思后，主动上书，大肆吹捧汪直。宪宗大喜，立刻恢复西厂，废与开之间，只相隔一个月。汪直复出后，更加严酷地办案，戴缙也得以升职。
在此后的五年里，汪直领导西厂又办下了无数“大案”，将反对自己的朝臣如商辂、项忠等一一剪除，他的权势也达到了极点。但俗话说物极必反，汪直极度膨胀的权力不能不引起皇帝的警觉，汪直最终被调出京城，西厂也随之解散。
明武宗继位后，大太监刘瑾掌权，宦官势力再度兴起，西厂复开，由太监谷大用领导。这时西厂和东厂都受刘瑾的指挥，但两者之间不是互相合作，而是争权夺利，互相拆台。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刘瑾又自建了一个内行厂，由本人直接统领，其职能与东西厂一样，但侦缉范围更大，甚至包括东西厂和锦衣卫。一时间，锦衣卫、东西厂、内行厂四大特务机构平存，缇骑四处，天下骚动。直到刘瑾倒台，武宗才下令撤销西厂和内行厂。
厂卫特务制度是皇帝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实行的个人政治措施，它最大的功效就是你无法知道自己是否正在被特务监视，从而产生一种自己随时处在监视之中的感觉。而任何一点不够“老实”的动作，都可能造成自己害的可怕后果，从而不敢有任何轻举妄动，只能乖乖地做个顺民。顺民不顺，特务们权力倾轧，残害忠良，最终倒霉的，还是整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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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以一个女性的身份做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把李唐的江山改为武周，李氏子孙当然不服，不愿意将江山拱手相让，更有许多李唐的大臣公开反对，发生了很多反对武则天的事件，武则天寝食难安，必须设法巩固自己的统治。可是，鸣熗易挡，暗箭难防，许多在暗中进行得反对活动，根本难以察觉。怎样才能知道谁在暗中捣鬼反对她呢？于是，她就搞了一个发明，让一个叫鱼保家的人做了一个铜箱子，起名“铜匦”，放在午门外，鼓励普天之下的人，无论身份卑贱，男女老幼，人人都要积极参与到告密事业中来。只要发现有人捣鬼，都可以直接进京把告密信投入铜匦。地方官员则有义务好生招待进京告密人员，不许过问告密内容，并且一定要替告密的人备车，派人护送到武则天鸾驾所在，完成神圣的告密之旅。告密者所告材料属实，就可以马上封官；查下来不符事实，也不追究诬告。
这样一来，大家的告密的积极性都被发动起来了，形成了举国上下争相告密的高潮。有一个叫索元礼的胡人，告密水平高超，先后揭发了好几位宗室大臣“谋反叛逆”的行为，被武则天重用，委任为高官。这样，激起了更多的人的争相告密，其中最有名的是周兴和来俊臣。
周兴擅长发明刑具，并且达到了不用动刑，只要把刑具放在被告人面前看看，就能让被告人什么都招的程度。来俊臣不但残忍无比，还编写了如何告密的书籍《罗织经》，专门研究怎样无中生有、如何编造得天衣无缝等无耻行为。来俊臣每次出手，都发动几十甚至几百人在几个地方同时告密，并提出各种不同的证据，令被告人百口莫辩。
有一次，周兴被人秘密告发谋反，武则天令来俊臣审理。密诏送到来俊臣家，来俊臣正跟周兴在一起喝酒。来俊臣看完密诏，不动声色，把密旨往袖子里一放，仍旧回过头来跟周兴继续饮乐。来俊臣说：“最近有的犯人不肯招，你说怎么办啊？”周兴捻着胡须微笑着：“这好办！拿一个大瓮，放在炭火上，谁不招，就放在里面烤，看他抗住抗不住。”
来俊臣听了连声叫好，就命人搬一只大瓮和一盆炭火到大厅里，把瓮放在火盆上。周兴正在奇怪，来俊臣站起来，拉长了脸说：“接皇上密旨，有人告发周兄谋反。你如果不招，就只好请君入瓮了。”周兴到头来自作自受，也栽在了告密上。而索元礼和来俊臣最后也都是倒在了告密上，真是多行不义必自毙。
在武则天时期，用特务手段统治人，主要目的在于镇压一批敢于反抗的皇亲国戚，手段也比较低级，仅仅限于解密告发，没有系统的制度，只有皇帝个人使用的个别酷吏，真正的特务统治，是在明朝建立起来的[/font]。[/backcolor][/b] [/colo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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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前两代皇帝朱元璋贫寒子弟出身，朱棣是靠武力夺取了侄儿的江山，由于这种出身的特殊性，对皇权的维护有其他朝代所没有的强烈欲望。这就使得锦衣卫“巡查缉捕”的职能无限度的扩大了。锦衣卫的指挥使利用职务之便，不遗余力地制造事端，既打击异己，又作为自己升迁的资本。如明成祖时的纪纲、明武宗时的钱宁等，在他们掌权时，缇骑四出，上至宰相藩王，下至平民百姓，都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对他们的命令只要稍有拂逆，就会家破人亡，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臭名昭著的北镇抚司大牢中更是关满了各种各样无辜的人们，死于锦衣卫酷刑之下的正直人士更是不计其数。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恐怖的氛围，与唐武则天时期的短期出现不同，终明一朝几乎是绵绵不绝，这种无节制的滥捕极大地影响了皇帝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使百官、民众、军队与皇帝离心离德，难怪有人说明朝不是亡于流寇，而是亡于厂卫。
传说有一次明朝的开国重臣宋濂，秉性老实忠厚，年纪虽老，办法却还算得力，让皇帝满意。有一天下朝回家，大概因为总是早起上朝，加上年纪大了，体力有些不支，过于劳累，就顺口便赋诗一首：“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遂得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朱元璋一见宋濂便说：昨天做得好诗！可是我并没有嫌你迟呀，还是改成“忧”吧。吓得宋濂赶忙拜倒谢罪。当朝宰相只不过在自己家中偶尔感叹一下，没想到第二天就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可见锦衣卫势力之大。
锦衣卫另一项著名的职能就是“执掌廷杖”。廷杖是皇帝用来教训不听话的士大夫的一项酷刑。一旦哪位官员触怒了皇帝，被宣布加以廷杖，他就立刻被扒去官服，反绑双手，押至午门行刑。在那里，司礼监掌印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一左一右，受刑者裹在一个大布里，随着一声“打”字，棍棒就如雨点般落在他的屁股上。行刑者为锦衣卫校尉，他们都受过严格训练，技艺纯熟，能够准确根据司礼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的暗示地掌握受刑人的生死。如果这两人两脚象八字形张开，表示可留杖下人一条活命；反之，如果脚尖向内靠拢，则杖下人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杖完之后，还要提起裹着受刑人布的四角，抬起后再重重摔下，此时布中人就算不死，也去了半条命。廷杖之刑对士大夫的肉体和心灵都是极大的损害，但皇帝对此乐此不疲，锦衣卫也就对它情有独钟了。[/color][/back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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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建立了一个由宦官掌领的侦缉机构，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因此被命名为东厂。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起初，东厂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主和厂督，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除此以外，东厂中设千户一名，百户一名，掌班、领班、司房若干，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相当于小队长，也称档头，番役就是我们俗称的番子。
东厂的侦缉范围非常广，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如兵部的各种边报、塘报，东厂都要派人查看；甚至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的价格，也在东厂的侦察范围之内。东厂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相比锦衣卫必须采用奏章的形式进行汇报，要方便的多。
东厂府衙，大厅左侧供奉着岳飞的雕像，右侧刻着胰式芏案的故事。历届东厂厂主的牌位，供奉在大厅西侧的祠堂里，堂前还有一座“百世流芳”的牌坊。可惜东厂人员的所作所为与这些偶像实在相差太远。东厂番子每天在京城大街小巷里面活动，并非完全为朝廷办事，更多的是为自己谋私利。他们常常罗织罪名，诬赖良民，之后就屈打成招，趁机敲诈勒索。到了明中后期，东厂的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连远州僻壤，也出现了“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搞的举国上下人人自危，民不聊生。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则是后来居上。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
与东厂相对的是西厂，西厂在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明宪宗成化年间，先是京城内出现了“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接着又有一个妖道李子龙用旁门左道蛊惑人心，甚至网罗了很多太监，意图不轨。虽然李子龙和他的党徒最终被锦衣卫一网打尽，但明宪宗由此深感侦刺力量的不足。于是他身边的小太监汪直被选中，派往宫外打探消息。汪直抓住了这个机会，到处捕风捉影，搜罗了不少所谓的“秘密消息”报告给了宪宗。宪宗认为这些消息很有价值，对汪直的表现也十分满意，要他继续做下去。
几个月后，宪宗成立了一个新的内廷机构——西厂，首领便是汪直。西厂的军官主要从禁卫军中选拔，这些人再自行选置部下，短短几个月内，西厂人员极度扩充，其势力甚至超过了老前辈东厂。西厂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为了升官发财，拼命的构置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众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西厂在全国布下侦缉网，主要打击对象是京内外官员，一旦怀疑某人，就立刻加以逮捕，事先不必经由皇帝同意，之后当然就是严刑逼供，争取把案件弄得越大越好。对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甚，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
在这种情况下，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以大学士商辂为首的辅臣集体上书，向宪宗痛陈西厂之危害，并将汪直办下的不法之事一一举报。宪宗收到奏章后为之震惊，于是撤销西厂，遣散了西厂的人员。但没有西厂的日子总让宪宗觉得没有安全感，奸臣戴缙在得知皇帝心思后，主动上书，大肆吹捧汪直。宪宗大喜，立刻恢复西厂，废与开之间，只相隔一个月。汪直复出后，更加严酷地办案，戴缙也得以升职。
在此后的五年里，汪直领导西厂又办下了无数“大案”，将反对自己的朝臣如商辂、项忠等一一剪除，他的权势也达到了极点。但俗话说物极必反，汪直极度膨胀的权力不能不引起皇帝的警觉，汪直最终被调出京城，西厂也随之解散。
明武宗继位后，大太监刘瑾掌权，宦官势力再度兴起，西厂复开，由太监谷大用领导。这时西厂和东厂都受刘瑾的指挥，但两者之间不是互相合作，而是争权夺利，互相拆台。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刘瑾又自建了一个内行厂，由本人直接统领，其职能与东西厂一样，但侦缉范围更大，甚至包括东西厂和锦衣卫。一时间，锦衣卫、东西厂、内行厂四大特务机构平存，缇骑四处，天下骚动。直到刘瑾倒台，武宗才下令撤销西厂和内行厂。
厂卫特务制度是皇帝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实行的个人政治措施，它最大的功效就是你无法知道自己是否正在被特务监视，从而产生一种自己随时处在监视之中的感觉。而任何一点不够“老实”的动作，都可能造成自己害的可怕后果，从而不敢有任何轻举妄动，只能乖乖地做个顺民。顺民不顺，特务们权力倾轧，残害忠良，最终倒霉的，还是整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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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看《回到明朝做王爷》，三厂一卫稳定了皇帝的统治，也成就了主角的辉煌
奇怪，看了这么多清穿文，咋没一本提起这个东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