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粪犹用药—古代的粪药说
古人有时将种地称为“治地”，这个治如同我们今天所说的治病的治。治病人方法有很多，有理疗的，有食疗的，更多的就是药疗，即人们经常说的“对症下药”。如果拿治病来做比喻的话，治地中所用的耕、耙、耖、耱、锄、锋、耩等等则属于是理疗的范围，客土，将不同性质的土壤参和在一起，有同食疗，而施肥就是药物疗法。
中国农民很早就知道施肥。据专家的考证，甲骨文中就已有施肥的萌芽，《诗经》中就有锄草沤肥，使黍稷生长茂盛的记载。而到了战国时期，人们就明确的提出：“掩地表亩，刺草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可见施肥已是农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有人提出：“积力于田畴，必且粪灌”。《周礼》中有土化之法，根据不同性质的土壤，选用不同的肥料来加以改良，称之为“粪种”。在此基础上，宋代发展出了“粪药说”。
粪药说最早见于宋代的《陈旉农书》，书中“粪壤之宜篇”提出：“土壤气脉，其类不一，肥沃硗埆，美恶不同，治之各有宜也。……虽土壤异宜，顾治之得宜，皆可成就。”而治的关键在于用粪，当时人们把依据土壤的不同性质而用粪来加以治理称为“粪药”，意思就是用粪如同用药。
用粪如同用药，其中包含着许多道理。首先，下药讲究对症，用于施肥实践中，人们最初考虑的症状是土壤的性质，不同性质的土壤需要施用不同性质有肥料。《周礼》中开出的处方是：“骍刚用牛，赤缇用羊，坟壤用麋，渴泽用鹿，咸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垆用豕，彊＃用蕡，轻爂用犬”。这个处方在十七世纪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看到了一个实际的使用例子。书中“稻宜”提到“土性带冷浆者，宜骨灰蘸秧根，石灰淹苗足。”就是一个典型的因土施肥的事例。“土性带冷浆者”，指的是冷浸田或冷浆田，一般都是山区洼地，水土温度比较低，属酸性土壤，骨灰含磷较高，属于磷肥，用以蘸秧根，符合酸性土的需要。石灰属于碱性，用来淹苗根，可以中和土壤中的酸性以改良土壤。
对症下药，因土施肥的思想，到了清代又有所发展，这就是人们在考察“症状”时，不仅仅看土壤，同时还要看气候和作物等。这就是《知本提纲》中所谓的施肥“三宜”：时宜、土宜和物宜。时宜讲究“寒热不同，各应其候”，土宜要求“随土用粪，如因病下药”，而物宜强调“物性不齐，当随其情”。比如麦、粟宜用黑豆粪、苗粪，菜蔬宜用人粪、油渣之类。
不同的气候、土壤和作物需要不同的肥料，而气候、土壤和作物的多样性，也就造成了肥料的多样性，同时也迫使人们千方百计制造各种肥料以适应多样化的需要。汉代的《氾胜之书》中谈到肥料的种类已经有蚕矢、骨汁、粪便。魏晋时期，豆科作物苕草作绿肥已见诸记载。到南北朝时期，又增加了旧墙土、草木灰、厩肥等等，其后像石灰、骨灰、食盐、硫黄、石膏、卤水等，在不同的地区曾经有当作肥料施用的。唐宋时期出现了踏粪法，利用家畜制造厩肥，宋代陈旉则主张用粪池和粪屋来收集肥料，元代王祯在其所著的《农书》中首次对于肥料的种类进行了分类。他把肥料分为苗粪、草粪、火粪、泥粪四大类。苗粪和草粪相当于现代人们说的绿肥，不过一个是人工种植的，一个是野生的。火粪，即人工烧土；泥粪，即河泥。清代杨双山在《知本提纲》中则依据不同的肥料及其酿造方法，将肥料分为十大类：即人粪、牲畜、草粪、火粪、泥粪、骨蛤灰粪、苗粪、渣粪、黑豆粪、皮毛粪等。
其次，药有生熟之分，生药含有毒草性，一般要经过炮制加工，以去除毒素，粪亦如此，有些肥料在未经腐熟之前使用，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如麻枯（芝麻榨油之后所留下的渣饼）和大粪（人粪尿）即便如此，宋代的陈旉发现，麻枯是一种很好的水稻育秧肥料，但使用起来难以掌握，弄不好还会损坏庄稼，因此，需要细细捣碎，然后与火粪等一起掩埋在窑窖之中，就如同制造酒曲一样，等到它发热长出象鼠毛一样的东西以后，就要将中间热的摊开放在四周，四周冷的放在中间，这样三四次之后，直到不发热的时候为止，才可以使用。大粪也是如此，如果未经腐熟，不仅损庄稼，还“损人脚手，成疮痍难疗”。因此，“必先以火粪久窖掩乃可用。”到现在也还流传有冷性肥、热性肥的说法。
再次，用药时，药量的多少，剂量的大小也很有讲究。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战国时期人们就街道这个道理，因此提出了“多粪肥田”的口号，但事有不必，施肥有时并非多多益善，在实际生产中人们就经常能看到“粪多之家，每患过肥谷秕”，肥多生产出来的却是秕谷，有些作物品种对肥料多少非常敏感，如明代一个名为“早白稻”的品种，这个品种“米粒粗硬而多饭”，产量较高，特别是其出饭率和饭后的耐饥程度较高，因此，深得农民的喜爱，种植面积较广，但这个品种有个毛病，“肥壅不易调停”，即施肥难以掌握，“少壅不长，多壅又损苗”，如何做到恰到好处，这就有个用粪量的问题。元代王祯在《农书》“粪壤篇”中，提出：“粪田之法，得其中则可，若骤用生粪，及布粪过多，粪力峻热，即烧杀物，反为害矣。”
又次用药的时机。用药讲究时候，所以有早晚服用，还是饭前饭后服用的区别。施用更是如此，用之于播种之前，称为基肥，古人称为“垫底”，用之于播种之后，称为追肥，古人称为“接力”。垫底因在播种之前，使用起来比较好掌握，因此古人多主张用基肥，多粪肥田很多情况下是指基肥而言。但接力却不同，明代农学沈氏说：“盖田上生活，百凡容易，只有接力一壅，须相其时候，察其颜色，为农家最要紧机关。”沈氏提出了看苗施肥的追肥原则，指出水稻追肥必须在处暑之后，水稻孕穗，苗色发黄时进行，切不可未黄先下。他的这一主张，在建国后被陈永康发展为“三黄三黑”论。
中国农民很早就知道施肥。据专家的考证，甲骨文中就已有施肥的萌芽，《诗经》中就有锄草沤肥，使黍稷生长茂盛的记载。而到了战国时期，人们就明确的提出：“掩地表亩，刺草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可见施肥已是农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有人提出：“积力于田畴，必且粪灌”。《周礼》中有土化之法，根据不同性质的土壤，选用不同的肥料来加以改良，称之为“粪种”。在此基础上，宋代发展出了“粪药说”。
粪药说最早见于宋代的《陈旉农书》，书中“粪壤之宜篇”提出：“土壤气脉，其类不一，肥沃硗埆，美恶不同，治之各有宜也。……虽土壤异宜，顾治之得宜，皆可成就。”而治的关键在于用粪，当时人们把依据土壤的不同性质而用粪来加以治理称为“粪药”，意思就是用粪如同用药。
用粪如同用药，其中包含着许多道理。首先，下药讲究对症，用于施肥实践中，人们最初考虑的症状是土壤的性质，不同性质的土壤需要施用不同性质有肥料。《周礼》中开出的处方是：“骍刚用牛，赤缇用羊，坟壤用麋，渴泽用鹿，咸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垆用豕，彊＃用蕡，轻爂用犬”。这个处方在十七世纪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看到了一个实际的使用例子。书中“稻宜”提到“土性带冷浆者，宜骨灰蘸秧根，石灰淹苗足。”就是一个典型的因土施肥的事例。“土性带冷浆者”，指的是冷浸田或冷浆田，一般都是山区洼地，水土温度比较低，属酸性土壤，骨灰含磷较高，属于磷肥，用以蘸秧根，符合酸性土的需要。石灰属于碱性，用来淹苗根，可以中和土壤中的酸性以改良土壤。
对症下药，因土施肥的思想，到了清代又有所发展，这就是人们在考察“症状”时，不仅仅看土壤，同时还要看气候和作物等。这就是《知本提纲》中所谓的施肥“三宜”：时宜、土宜和物宜。时宜讲究“寒热不同，各应其候”，土宜要求“随土用粪，如因病下药”，而物宜强调“物性不齐，当随其情”。比如麦、粟宜用黑豆粪、苗粪，菜蔬宜用人粪、油渣之类。
不同的气候、土壤和作物需要不同的肥料，而气候、土壤和作物的多样性，也就造成了肥料的多样性，同时也迫使人们千方百计制造各种肥料以适应多样化的需要。汉代的《氾胜之书》中谈到肥料的种类已经有蚕矢、骨汁、粪便。魏晋时期，豆科作物苕草作绿肥已见诸记载。到南北朝时期，又增加了旧墙土、草木灰、厩肥等等，其后像石灰、骨灰、食盐、硫黄、石膏、卤水等，在不同的地区曾经有当作肥料施用的。唐宋时期出现了踏粪法，利用家畜制造厩肥，宋代陈旉则主张用粪池和粪屋来收集肥料，元代王祯在其所著的《农书》中首次对于肥料的种类进行了分类。他把肥料分为苗粪、草粪、火粪、泥粪四大类。苗粪和草粪相当于现代人们说的绿肥，不过一个是人工种植的，一个是野生的。火粪，即人工烧土；泥粪，即河泥。清代杨双山在《知本提纲》中则依据不同的肥料及其酿造方法，将肥料分为十大类：即人粪、牲畜、草粪、火粪、泥粪、骨蛤灰粪、苗粪、渣粪、黑豆粪、皮毛粪等。
其次，药有生熟之分，生药含有毒草性，一般要经过炮制加工，以去除毒素，粪亦如此，有些肥料在未经腐熟之前使用，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如麻枯（芝麻榨油之后所留下的渣饼）和大粪（人粪尿）即便如此，宋代的陈旉发现，麻枯是一种很好的水稻育秧肥料，但使用起来难以掌握，弄不好还会损坏庄稼，因此，需要细细捣碎，然后与火粪等一起掩埋在窑窖之中，就如同制造酒曲一样，等到它发热长出象鼠毛一样的东西以后，就要将中间热的摊开放在四周，四周冷的放在中间，这样三四次之后，直到不发热的时候为止，才可以使用。大粪也是如此，如果未经腐熟，不仅损庄稼，还“损人脚手，成疮痍难疗”。因此，“必先以火粪久窖掩乃可用。”到现在也还流传有冷性肥、热性肥的说法。
再次，用药时，药量的多少，剂量的大小也很有讲究。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战国时期人们就街道这个道理，因此提出了“多粪肥田”的口号，但事有不必，施肥有时并非多多益善，在实际生产中人们就经常能看到“粪多之家，每患过肥谷秕”，肥多生产出来的却是秕谷，有些作物品种对肥料多少非常敏感，如明代一个名为“早白稻”的品种，这个品种“米粒粗硬而多饭”，产量较高，特别是其出饭率和饭后的耐饥程度较高，因此，深得农民的喜爱，种植面积较广，但这个品种有个毛病，“肥壅不易调停”，即施肥难以掌握，“少壅不长，多壅又损苗”，如何做到恰到好处，这就有个用粪量的问题。元代王祯在《农书》“粪壤篇”中，提出：“粪田之法，得其中则可，若骤用生粪，及布粪过多，粪力峻热，即烧杀物，反为害矣。”
又次用药的时机。用药讲究时候，所以有早晚服用，还是饭前饭后服用的区别。施用更是如此，用之于播种之前，称为基肥，古人称为“垫底”，用之于播种之后，称为追肥，古人称为“接力”。垫底因在播种之前，使用起来比较好掌握，因此古人多主张用基肥，多粪肥田很多情况下是指基肥而言。但接力却不同，明代农学沈氏说：“盖田上生活，百凡容易，只有接力一壅，须相其时候，察其颜色，为农家最要紧机关。”沈氏提出了看苗施肥的追肥原则，指出水稻追肥必须在处暑之后，水稻孕穗，苗色发黄时进行，切不可未黄先下。他的这一主张，在建国后被陈永康发展为“三黄三黑”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