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说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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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5]史说汉字【一】文明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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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0年前，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将楔形文字压写在一块块泥板之上。5000年前，古埃及人在巨大的石碑和神庙中凿刻下神文，古希腊人称之为圣书字。3300年前，古代中国人在龟甲上留下占卜记事的文字。这几种文字是人类最早的古文字。盛行数千年后，大多数古文字都湮没于历史，甚至曾被人们遗忘了十几个世纪。而东方的汉字却伴随中国历史的风云激荡，一脉相承，勾勒出清晰的发展脉络。这些神秘优美的方块字究竟起源于哪里？中国的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文字系统，它的形成会经过多少世纪的漫长发展呢？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介绍说：甲骨文的单字，不同的字总在四千到五千之间，虽然有不同的看法，四千到五千之间是不会错的，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它是一个成熟的系统，这个成熟系统的形成至少也得有一千年以上的历史。在我们看来，所以再向上推已经超过了夏代的开始。而且呢，在前面还有一个更为原始的一个酝酿的产生的过程。当语言的传播被空间和时间羁绊，人们怎样存留记忆？
《说文解字·叙》中这样写道：“及神农氏，结绳而治，而统其事”。神农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人物，有可能是上古部落的著名首领，曾经显赫一方。先民们用结绳与契刻传言记事，但如果记事者遗忘或死去，剩下的只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痕迹。所以文字是一种视觉的信息符号，有了它，人们才能够把自己的记忆记录下来，而且它能超越时空。中国的上古神话中，苍颉创造了文字。古书《淮南子》记述了那颇为惊天动地的时刻：“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在汉代的古墓中，人们发现了苍颉最早的画像。他端坐于地，脸上赫然是四只眼睛。苍颉，只是一个传说吗？他是否真的存在？据说，苍颉是黄帝的史官，智慧超人，通于神明。《史记》的开篇是五帝本纪，以黄帝为始，黄帝的时代大约在5000年前。关于苍颉造字的传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的呢？战国时候的一些文献有关于苍颉造字这样的记载。《荀子》、《吕氏春秋》都能看到这样一些记载。在战国的《世本》里，提到了沮诵、苍颉两个人造字，而不是苍颉一个人，沮诵这个人又是谁？古书中注释，沮诵与苍颉同为黄帝的史官，但他为何又消失在历史的记载中，古史传说的真实度究竟有多少，后人无法说清。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荀子在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似乎能给人们一些启发：“好书者众矣，而苍颉独传者，一也。”在古籍和神话中人们触摸到一些久远的历史，但如果黄帝的史官苍颉只是一位文字的整理者，那么当时的文字有可能已经具备一定规模。中国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它最早的形态又会是什么样子？
甲骨文之前有一段漫长的岁月被后人遗忘，有人称它为文字的史前阶段或初文阶段。1969年，在宁夏贺兰县工作的李祥石意外发现了大山里的惊人景象。 李祥石被这些史前的图案深深吸引。后来，他将大半生的精力都交给岩画的探查与研究。宁夏中卫大麦地。一望无边的荒漠丘陵。1989年4月10日的傍晚，已经开车寻找了一天的李祥石终于碰到个牧羊人。一年前，地质局的同志在这里发现了岩画。大麦地岩画的发现曾引起国内外轰动，而更为激烈的讨论发生在文字起源的领域。这是发现于大麦地岩画的几个符号，它们的结构与汉字非常相似。李祥石带领助手经过数次的拓摹，在8000余幅岩画中发现了1500个符号。这些岩画符号究竟是不是文字？如果是，它将把汉字的起源推前数千年。在贺兰口将近六千幅的单体图案中，有40%属于符号类。这么多的符号究竟在表述什么意思？其中一些似乎明显地与汉字有着某种联系。世界文字的起源多数与图画密切相关。几种古文字的象形性说明图画与文字之间的重要联系，但是图画并不等于文字。
“我的图画使我成为神明，请听我的鼓声我的歌声。我坐在她的身边隐去身形。我们手臂相连，如同一人。即使她在一个孤岛，即使她在另一半世界，我的歌声也能传到她的心中，我可爱的新春的紫罗兰。”这是一首用文字画表示的恋歌。用来通信和备忘的图像，学者称之为“文字画”或“图画文字”，世界上很多学者认为将图画用于传递信息是文字的源头。远在两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就有了绘画的能力。岩画分布于世界各地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也在青海、云南、宁夏等十几个地区发现了岩画。
在贺兰口西面的山壁上有一幅著名的岩画，岩画中最醒目的是两个手印，中央是一个高举双手做祭祀活动的人形，上方还有一个桃形人面像。有人说，这是远古时期的一个契约。
虽然无法证明这些岩画与文字起源之间的关系，但它们向我们展现了一幅消失已久的画面。那段漫长而遥远的史前时代永远消失在时间里，石壁上深深的痕迹，经历近万年的时光磨砺，证明了曾经的存在。 6000年前的刻划符号；5000年前的原始图形；黄土之下埋藏着先民的线索，能否解开汉字起源的远古秘密。从上个世纪开始，中国考古学家们不断在黄土之下发现史前先民的遗迹，遗迹中出现的种种符号，让人们不断地惊喜和猜测，寻找着汉字起源的线索。上世纪的著名学者郭沫若、于省吾等人，曾认为文字的产生可以一直追溯到距今6000年前的半坡仰韶文化。
郭沫若认为半坡陶钵口沿上刻的二三十种刻划符号“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于省吾也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类似陶符还在甘肃、青海等地相继发现，符号更加复杂。这些符号是否真的与汉字起源有关系，后来的考古发现给了人们一个答案。这些符号大部分为简单的几何形符号，专家们认为，它们没有记录或传达语言的作用，可能是为了个人或本族制陶业的需要，在陶器上画出的简单符号，与汉字的发展并没有传承关系。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山东莒县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种大口尖底的陶罐，它们伴随主人静静躺了5000年。
在这种被称为大口尊的陶器上部，人们发现了更接近于古文字的象形图案。 世界考古学界将文字作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准之一，探索汉字起源的过程，也是探寻祖先精神世界、寻找本源的时光旅程。与大口尊出土地点相距900公里，浙江余杭良渚镇也出土了类似的符号。良渚文化，是中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它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精美的玉器制作让人叹为观止。在这些作为祭祀的玉器上，人们发现了一些刻划的图形，它们与山东莒县等地出土的陶符比较相似。相似的符号在不同区域出现，是否意味着这些图形是当时通行的一种文字符号呢？与仰韶文化中的几何形符号不同，它们与古文字更加接近，刻划的位置与后来青铜器上的族徽文字很相似，而且具有繁简二体。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与浙江的良渚文化，在4500年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存，当时两地的生产力发达，记录语言的要求可能已经出现。空间的延续和时间的延续带来了文字的需要，人的群体生活越来越发达，人慢慢地社会化。
4500年前使用它们的人早已消失，只留下这些原始的文字符号出现在陶罐和玉器上，它们在传达着什么样的信息呢？这些符号似乎在图形与最古老的文字之间驾起一座桥梁，大多数学者认为存在原始文字的可能性，但由于没有成句的实例，还是无法十分肯定它们的性质并做出解释。用这个后来的汉字，像甲骨文、金文的一些材料，我们得到的知识，来上推这么古老的符号，这个只能是一种实验，因为没有办法证明这种联系，在没有证明联系下是一种推测、一种实验。在孤立出现的符号中，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出土非常奇特，年代也更为久远。贾湖村有一片上百亩的湖泊。1983年，一支考古队和当时郑州大学历史系的师生在湖边发掘一处距今8000年的史前遗址。一天下午五六点钟，队员们突然在探坑里发现了一件超乎想象的东西。
最古老的一支骨笛距今八千年以上。紧接着，贾湖村又有更重大的发现。在一片龟甲上，发现了与甲骨文极其相似的刻划符号。如果这就是汉字，中国的汉字史将界定在8000年以前。它刻划的方式、刻划的位置与它象形的这种方法都跟后来的甲骨文比较接近的。可是它时间隔得太远，这已经到了公元前六千多年了，和后来的甲骨文反而没有一个联系。目前这种问题只能作为一个科学上的疑案，以后有待于新的发现。散发光泽的珠串或许曾属于一位美丽的姑娘、古老的占卜用具与殷商的龟甲占卜似乎有着某种联系，光滑的石箭、祭祀工具上模糊的符号……这些都让人去想象八千年前生活在这个湖泊旁的部落，他们拥有怎样的文化？又为什么在6000年前没有了他们的遗迹？专家推断，贾湖文化可能在6000年前的一场水患中消失或者迁移。黑场中国大概在一万年以前进入新石器时代，史前文明出土文物的精美，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对远古先民的想象。 当一切化为尘土，吟游的诗人老去，是什么能将英雄的故事继续传唱，将部落的往事留存下来。生产力的发展，使考古学家们认为应该有文字的出现，但在已知的出土文物中，大多是单一的符号。人们期望能有进一步的发现。4000年前，山东半岛的某个部落。有人拿起一块已经碎掉的瓦片，在上面刻下了十一个符号。这个人是谁，为什么刻下这些符号，刻写的内容又是什么？答案已经无人知晓，4000年后，一支考古队在数米深的地层中发现了它。1991年1月，工作人员在清洗后的陶片上誊写编号，突然，他发现了一些很奇怪的图案，便立刻找到当时考古队的负责人栾丰实。在薄薄的陶片上，人们看到了那十一个连续书写的神秘符号。它们，是文字吗？因为发现于山东邹平丁公村，它被称为丁公陶文。
两年的谨慎调查和研究后，陶文的公布轰动了整个文字学界。4000多年前，是谁刻写了这块陶片，刻写的内容又是什么？历史研究所的张政烺老先生看了以后特别兴奋，而且他夫人看了以后说，她当时看第二排上面有一个字。她说这不是个“猴”嘛。日本一个学者考证后认为是一封信。当时田昌五先生建议把它叫成“陶书”，不是陶文，“陶书”，它是讲了一件事或者讲了一件东西。很多学者对丁公陶文进行解释，但没有统一的认识。而且，陶片上符号的书写方式似乎与已知的甲骨文有着形态上的不同。这个刻划的时候，是用尖锐的石器来刻划的，是连续的，这种做法就和后来我们看到的一般的字有所不同。所以有的人认为，这种文字是文字，是一种没有被继承下来的文字。我们探讨中国文字起源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仅仅是汉字起源问题，它可能还包括了非华夏系统的一些族群所使用的文字系统。因为上古的族群是多样的，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的话，我们必须承认当时的文字也是多元的。丁公陶文出土于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址。龙山文化，是古代东夷部族创造的一个重要文化阶段，它以黑陶为主要特征，代表了当时制陶业的顶峰。
中国上古时代存在着夏族、夷族等多个部族，他们在相互的交往与征战中逐渐融合。那么中国文字在起源发展的过程中，是否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多元融合的过程呢？汉字仅仅是一种文字，在古代的时候，特别是远古时期，作为今天我们中国境内是不是还出现过其他的文字，这个问题是有争论。在不断的交流过程当中，趋同性不断加强，最后形成了中华古代文化、中华古代文明的这样一个过程。很可能文字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就我们中国这么多人口、这么大的地理范围来说，古代的文字出现得这么少、种类出现这么少，在世界上是很特殊的。《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意思是说，商人在灭夏时已经有了记事典册，记载了“殷革夏命”的历史。甲骨文中屡见“册”“典”二字，字形像串好的许多竹简和双手捧着简册。因此是否可以推测，在殷革夏命的夏桀、商汤时代，已经有了文字。也就是说商代、夏代也有文字，有文字记载的，可是我们没有发掘到，没有发掘到不等于没有。有典有册，意味着当时至少要有初步的文字体系，只有零散、个别的字符是无法进入应用时期。这个破损的扁陶壶出土于山西临汾陶寺，人们在陶壶上发现了两个用朱砂书写的文字。
陶寺文化大约在公元前2200年以上一直到公元前2600年左右，这个时间，从文献记载来说，已经基本上超过了夏代了。那个文字，没有学者看了之后否认它是个字。这两个字和甲骨文是完全同一个体系的文字，可以说是今天汉字的祖先。所以从汉字这个角度讲，我们现在最早能够追溯到公元前两千年左右。汉字体系的形成，还应有一个记事图画和刻画符号与语音结合、并由零散的字符逐渐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绝不会短暂，因此有学者认为，汉字起源的上限无疑应该从夏代初期再往上推移。到夏代，中国的文化开始统一，如果文化不统一，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文字，而且这段时间发展是相当慢的。由于考古证据的缺乏，人们仍然无法解开中国汉字起源的远古秘密，但在这些已知的线索中，隐隐透露着来自过去的信息：生长于亚洲东部的先民，用他们的观察和想象创制了文字，这些线条像是优美的图画、像是炽烈的舞蹈，记录了中国人的故事，记录了这块大地的文明……文字的产生，标志着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由传说时代进入信史时代，文明的发展将以加速度的姿态，在时间之轴上留下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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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color=#ffffff][size=5][table=80%][tr][td]史说汉字（二）：尘封甲骨
公元前1046年，商朝为周所灭。二十年后，商朝旧臣箕子路过都城殷时，看到的已是一片麦田。繁华的都城从地平面上消失了，商朝人大量使用的甲骨随着朝代的灭亡再也无人提起，而商都的位置再也无人知晓……清光绪25年，执掌国子监的大臣王懿荣患了疟疾，按照中医使用“龙骨”入药。他意外发现从药铺买来的“龙骨”上刻有文字。经过研究，他认为，这一定是未知的远古时代的文字。那一年，是公元纪年的18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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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著名的故事，最初刊登在1931年北京发行的《华北日报》上。后来，几乎所有涉及甲骨文发现的书籍都转述过。药店是在宣武门菜市口的达仁堂，最早来源就是从这篇小文章里来的，后来有很多学者也去调查了一下，菜市口有没有这样一个达仁堂，但是菜市口没有达仁堂药铺。故事的虚实已经无从分辨，但发现甲骨文确实是王懿荣的一大功绩，正是他的学识和眼光，使甲骨文在经历三千年后惊现于世。这些刻有神秘文字的龟甲，记录着一段文明的记忆，而在探究这些遥远记忆的同时，又有无数人物的悲欢离合，推演着甲骨学研究的一百余年。就在甲骨文发现的第二年，八国联军进占北京，王懿荣投井殉国，悲壮地结束了生命。甲骨文字究竟记载了什么？在发现之初，很多人不相信王懿荣的说法。
章太炎是研究《说文解字》的，他觉得《说文解字》里引到的（籀文）应该是中国最古的文字了，不应该再有更古老的。所以他对甲骨文抱怀疑态度的。他曾经讲（甲骨文）是古董商人为了谋利益，所以造假造的。而当时的古董商人也隐瞒了甲骨真正的出土地点，为了保证盈利的渠道，他们确实编造了很多谎言。有的说汤阴出土，有的说汤阴的羑里出土。有的说卫辉出土，总而言之，都没人说是安阳西北五里的小屯村出土的，没有。此时，有一位名叫罗振玉的金石学者，他坚信甲骨所刻是了不起的历史秘密。在胞弟等人的协助下，他发现甲骨文的实际出土地是河南安阳县的小屯村。接着，他又在甲骨文字中发现了重要信息。卜辞里面发现殷王名谥十余，就是商王的名字十多个。所以说他恍悟，这卜辞的出土地应该就是商朝都城。殷都，是消失了3000年的古代都城。《史记·殷本纪》虽然记载了商朝的历史，但由于缺乏商代的文字记载，在20世纪初，国际上的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的夏商只是传说中的王朝。洹河边的小屯村会是3000年前那个繁华的都城吗？有人说，王国维是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天才学者，他是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通过对甲骨文字的研究，王国维复原了殷王谱系。隐藏于甲骨背后、曾经失落的殷商文明初露端倪。如果没有甲骨文，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时代还是一种神话，就是充满神话的时代。那么这段历史怎么样？我们不清楚。甲骨文一发现，至少商朝的存在是没有任何人敢怀疑。 公元前1300年左右，经历九世之乱的商朝出现了一位杰出的王，盘庚。他带领臣民开始了一次宏大的迁都之旅，从黄河以南的“奄地”西渡黄河到殷。
洹河水在这里绕成了一个大大的“几”字形。沿大河回溯，时光的另一头，3300年前的一天，迁徙的队伍从远方而来，他们看到了这条大河，看到了一个森林茂密的地方，他们将在这里建立崭新的都城，并在此传8代12王，历时273年之久，后人称之为殷商。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汉字系统。它是一种单纯的象形文字吗？是一字一音还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学者们发现，甲骨文字不但已经能够完整地记录语言，而且，它脱离原始文字阶段进入成熟已有一段时间。第一，它的文字的数量很多，现在最新的统计，它单个的文字已经超过4000，它可以表达很复杂的概念，它的词性就包括名词、动词、代词、副词，各种各样的词都已经齐备了。
甲骨文字并不等同于象形文字，象形字只是它的一部分，它已经具备指事字、会意字，最重要的是出现了形声字。风雨雷电的“风”字无法表示，古人就用凤凰的“凤”代替，有时会在“凤”的右上方加一个“凡”的声符。凤鸟的长尾经风一吹翩翩起舞，便代表“风”字。《说文解字·叙》中记载古人造字：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但是象形不是随便象，随便画一个东西，古人有一个标准，象形一般是画事物的常态特点。月的常态特点是缺。在一个两维度的空间里，古人的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两维之间生成的方正不仅仅代表了汉字的形体，它象征着古老东方独有的人文精神，烙刻在三千多年的时光中…… “抵安阳之日，为八月十二。下车即往访河南省立十一中学校长张天骥君。”1928年8月12日，张天骥接待了一位来自南京的学者，他诧异于学者的年纪，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代表中央研究院来安阳了解小屯村甲骨出土的情况。
“童指示一沙丘，谓甲骨出于其下，余甚异之。凡此，皆可为殷墟甲骨挖掘未尽之证。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年轻学者名叫董作宾，日后，他将成为甲骨研究中最著名的学者之一。1928年10月，河南安阳小屯村。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科学的野外考古正式拉开序幕。真正的工作就是复原古代的历史，复原当时的都城，当然甲骨是一方面，于是经过了几年的发掘之后，转移成了全面发掘。谜一样的都城，谜一样的龟甲，它们为谁而刻，又由谁而刻？ 甲骨文，是殷人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占卜记录，是商王及贵族与鬼神互通的信件。发现的文字大多刻在龟的腹甲或牛的肩胛骨上，腹甲和牛骨都经过仔细打磨。在这些卜辞中，有一组字的破解至关重要。这个“贞”字，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卜问”。这个字和卜问有关，在文字学上比较容易解释。各种各样的字都是在贞前面出现的。所以最早是孙诒让，他认为跟各种祭祀方法有关，可能跟占卦有关系的一种特殊的称名。后来董作宾在写《大龟四版考释》的时候，他发现有的时候“贞”后面文词完全一样，但是“贞”前面这个字会变化，他认为跟卦没有关系，所以他联想到这应该是人。具体占卜的人，因为他跟“贞”字出现，被称为贞人。3200多年前的一天，一位名叫“历”的贞人正在虔诚地对祖先说话，希望在祖先和神灵那里得到旨意。历有些累了，他是国王唯一的贞人，而上一代，和他一样帮助国王占卜的贞人却非常多。历常常很羡慕他们，不用一个人背负着国王的希望和对结果的未知。这一次的占卜是关于一场战争。
人们在所有已出土的甲骨中，发现了128位贞人的名字，通过对贞人的研究，专家考订出这128位贞人存在于200多年的时间里，由此证明《史记》中关于盘庚迁都后商王朝存续时间的正确性。由此凿破鸿蒙，把过去不清楚的搞清楚了。所以董作宾发现贞人说应该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在甲骨学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商代占卜的过程究竟是怎样进行的呢？首先整治龟甲和兽骨，贞人或王本人向神灵提出问卜的事情，有人专门执行占卜的过程，在甲骨的反面钻凿，然后用火烧灼。龟甲受热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裂纹，由国王或专门的人来解释裂纹的含义。裂纹颇象“卜”字，解释的确切方法已经无从得知。有人认为，纵横相交的较大角度比较多地认为是吉兆。最后，整个占卜过程及结果将被刻于甲骨之上。经过3000多年的掩埋，这些烧灼的痕迹仍然清晰可见。历命人将占卜的结果记下，这次战争将会受到保佑。3000多年后，这些由“历”贞问的龟甲被学者们发现。有人认为，历生活在殷商第四期国王武乙的时代，在这个时期，卜辞中只发现一位贞人。历和他的生活，他的时代，已经湮灭在3000多年的时间背后。他是怎么获得贞人的资格，生于何处、死于何时，人们无法得知。甚至有学者认为，历组卜辞并不在武乙时代。但是，不管历是否真的孤独一人，通过他、通过所有的贞人，让三千年后的人们认识了一个曾经藏于时间背后的伟大时代。
《礼记》中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不管铜器顶上的纹饰还是它的随葬的包括一些随葬品，大量的随葬品，以及他的人牲、人殉，这些遗留下来的这种物质文化给人的印象来看，都是一种鬼神观念特别强化的时代。甚至到了晚商时候，每隔几天都要祭一位祖先，这样挨着下来前后要花一年的时间，另外还有一块就是地面的神，地面神就太多了，高山，有山神；河流，有河神；植物，有植物神；动物，有动物神；有的人讲商人的社会中间，神无所不在。于是，极度崇尚鬼神的商人，希望通过占卜的方式达到人神之间的沟通。占卜贯通于商代整个社会的上下，而用甲骨占卜并刻卜辞，是商朝王室和贵族的一种特权。这些甲骨文也因为无事不占而包括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所有的事，上到军国大事，出征打仗，立邑任官，这些都要占卜。这是属于大事情。小事情是生老病死，甚至每天还要问今天晚上会不会有事情啊，今天白天一天会不会有事情啊，因为它所有的事情都要占卜，所以刻下来的文字就对于我们研究商代社会提供了很好的第一手材料。这是小屯南地出土的一片甲骨，非常有名，它是关于求雨的。那么它的时间分布来说呢，前后延续了27天，就是因为当时干旱、非常干旱，所以连续进行了27天的求雨，其中动用了有音乐，然后呢有跳舞，有祭山岳。到了27天的时候呢，傍晚的时分天上下起了小雨。龟甲记录了神秘的预言，却未能参透自己的命运。三千年的时光，它们在一层层的文明中埋藏得更深。1936年，安阳。127坑的发现是一个奇迹。6月12日中午，工地就要收工了
学者石璋如和王湘下到只能容纳两人的最后一坑，结果，他们发现了大片大片的甲骨。 “127”坑甲骨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广泛涉及祭祀、天象、狩猎、农业、征伐等各个方面。同时，甲骨大规模的整窖埋藏也引起考古学者巨大兴趣。这是商代的档案库吗？还是不为人知的集中埋藏？ 甲骨发现史上一共三次大的发现，一次就是127坑，一次是九十年代发现的花园庄东地，还有一次在文革中间，1973年、1974年的小屯南地，这是三次大的发现，都是整坑甲骨出土。从花园庄东地出土的龟腹甲和127坑发现的龟腹甲，很有特点，有些龟腹甲是经过很好的整治，中间挖了小洞。
这些小洞明显是人为的原因造成的，同时，在牛骨上方也发现锯磨的痕迹。它们是用来穿绳子，使用过以后把它穿起来挂上。便于存放。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龟藏则不灵，蓍久则不神。用于占卜的龟甲不能长期使用。但成坑的甲骨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被集中存放的呢？127坑在发掘时，除了甲骨还发现了一具人的尸骨，它是否能提供什么线索？由于遗留的信息太少，人们还无法揣测这具尸骨的来历。根据其它地点的出土，有专家认为，集中埋藏的原因可能是有意抛弃。甲骨上的文字仅仅记录了王室与贵族的占卜行为，它所反映的还只是商王朝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殷人以“卜”为中心的生活，给后人留下的甲骨数量惊人巨大，隐约可以瞭望那个时代的强盛。公元前1250年，殷商王朝出现了一位被称为中兴之王的国王，武丁。他励精图治，并通过不停的战争，将商朝的疆域扩大数倍，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国家。在这一条卜辞中，记录了妇好与沚瞂两位将军征伐印方，武丁率军从东面进攻，驱使敌人陷入妇好埋伏的位置。
这场战争的结果后人已经不得而知。名为妇好的人是一名女子，武丁的王后。武丁有60多位妻子，享有庙号的只有三位，妇好是其中之一。最初，人们关于妇好的信息都来自卜辞，她是拥有祭祀大权的祭司，统领军队并先后征伐过五个方国的将军。她深受武丁的宠爱，因为关于妇好的卜辞有二百多条，其她两位王后屈指可数。三月里妇好会不会生子？武丁亲自判断卜兆，说：妇好一定会生子，但是要进行御祭。她是一位怎样的女子，如何赢得王的心。这位王后留下很多谜团。黑场公元1976年，河南安阳小屯村。5月16日，郑振香和她的考古队员们紧张地观察着从地下抽上来的探铲。这是一个完全没有被盗过的墓葬，精美的青铜器上赫然铸刻着妇好的名字。墓中还有两柄象征至高权力的青铜钺。最后证实，墓主人就是三千多年前，武丁的王后，妇好。这是武丁最宠爱的王后，人们看到了她的玉簪，看到了她的酒器，但最终，并没有发现她，这位中年而逝的王后。她的死，应该令武丁非常伤心。因为妇好死后，武丁还常常为她占卜。妇好墓的位置很奇怪，至今学者无法解释，她葬在宫殿区而不是王陵区。有人认为这是武丁不忍妇好离去，便让她长眠于自己的宫殿旁。就让这个猜测成为三千年前那位王与后的故事结局吧。三千年前的旧事静静地埋于地下，只有一年又一年的青草不停地生长和荒芜。
目前发现的殷墟甲骨文字始自武丁时期，这些文字伴随了殷商二百多年的强盛和衰落，在字体上也有着自己的特点。中国目前出土甲骨共十五万多片，这些甲骨让人们了解了一个久远的年代，也留下一个巨大的疑问：甲骨上的刻写，是当时唯一的书写方式吗？那一定不是的，而是一个很罕见的、比较特殊的一种书写方式。因为在商代的时候，它主要的书写工具肯定是竹木简，用竹木制成的简册。然而，出土文物中竹木简的痕迹无可寻觅，学者们在甲骨文字中找到了线索。武丁时期早的甲骨文里面已经有了“作册”这个史官的名称了，一个“册”字你就看见了是多少根简，用绳把它编起来，虽然我们没发现实物，可是这个字已经告诉我们了。这是甲骨文字中的“笔”字，一只手和一支毛笔。就在出土的甲骨之上，人们意外发现了用朱砂书写的遗迹。朱书的笔道很粗，刻得很细，那个笔道周围的朱砂迹还残留着，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所以用毛笔在竹木简上书写是当时主要的书写方式。甲骨文最新统计有3961个单字，已解读的不到两千。商代文字同以后的小篆等字体比较，仍然具有明显的不规范性。文字部件比较自由，同一字可使用不同部件；同一部件也可以有繁简不同；而且，字形的书写方向也不固定。很多甲骨上的文字只能从语法结构上揣测它们的含义，它们和它们背后的殷商文明一样，未知的远比已知的多得多。
殷墟复原了一些宫殿基址，希望来到这里的人们能够体味曾经的繁华。但这，也仅仅是一个古代都城大大褪色的景象。北方干燥的风、侵蚀严重的黄土和至少活动了一千年的盗墓贼，留给人们的是更加破碎的谜团。几乎所有的王陵全被盗了，没有哪座王陵没被盗，因此挖掘出的都是一些破碎的东西，不管从历史来说，就像一个人一样不是完整的，你要把他聚合成完整的，有时永远聚合不到一起去。这个需要推理、需要逻辑，需要其他以后的发掘互相印证。3000年前的某一次祭祀，或许，就在这些地面遗址的某处。青草之上，是谁，曾留下驻留的痕迹？甲骨文的研究，开启了一段尘封数千年的古代文明，被风沙掩埋的历史一点一点地再现。逝者如斯，文明在不断的积淀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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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color=#ffffff][size=5][table=80%][tr][td]史说汉字（三）：鼎立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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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被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历经华夏文明中一千二百余年的历史，因为与一种金属的结合，堪称世界文字发展史上的独一无二。金文，铸刻在青铜器上的一种文字，因其往往现身于礼器的鼎和乐器的钟，所以又称钟鼎文。中国的青铜器自古以来就被蒙上了一层尊贵而神秘的面纱。上古时代有这样一个神秘的传说。相传，黄帝曾采集铜矿石铸鼎于荆山之下，用巨鼎镇住了中原的气脉，从而镇住了九州八方。鼎，成为王权的象征，成为上天给予凡人权力的神器。远古的传说渐行渐远，那个造鼎的时代也成为上古之谜，消失于人们的视线。究竟是谁，又为什么在青铜器上铸字，这些文字又讲述着怎样的故事呢？迄今为止，人们已经发现的先秦青铜器铭文约有一万四千余篇，其中商周金文共约万余篇，春秋战国金文三千余篇。据容庚《金文编》第四版记载，金文单字数共计3722个，其中已识的字2420个，仍有一千多字无人能解。
在那些不能解读的字中，很大一部分出现在商代的器物上，它们往往独立出现或是同类字的罗列，有时还会附加一个“亞”字形边框。其笔画苍劲古拙，书风雄伟浑厚，器物本身夸张的纹饰更为这些字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铭文多数都是一两个字。这个叫“族徽”，后来有人叫“族氏”，这两个名词都是郭沫若先生发明的。他认为这些在青铜器上这些铭文，都是图腾时代的孑遗。这些青铜器上的文字，曾与甲骨文一起见证了一段文明的历程，当时的华夏大地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王朝，人们又是如何运用这两种文字的呢？甲骨是用来占卜的东西，需要记录，在这个骨头上，或是在龟甲上进行占卜之后的一些情况记录在上边。那么金文呢，它要铸在青铜器上，所以我们说它要美观，有时候显得更加敦厚、浑厚，这是因为它们的用途载体不一样。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甲骨看作我们的手写体，那么金文就可以说是我们的印刷体。自宋代以来，人们就注意对金文进行搜集、著录和研究，与石刻一起被称为金石学。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以后，对金文的解读进入了更为科学的阶段。当历史掀开周王朝崭新的一页，甲骨占卜渐渐成为记忆，当简牍、绢帛腐朽不存的时候，青铜铸造的金文注定成为研究周代历史最重要的文献。 那曾是一个辉煌的王朝，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周朝共传30代37王，历时八百余年，其间又分为西周和东周。但长久以来，西周的历史只留给后人一些模糊的记忆。
西周文献很少，现在流传的西周的文献，只有少数的，除了《诗经》之外，少数的王的那种诰命，像《尚书》里保存的比较多的。所以拿金文来补充，因为金文更加具体、真实。1976年3月，陕西临潼出土了一件青铜器――利簋，它的出土，为我们确定了周朝立国的确切时间。 这是一场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会战，千百年来，各种政治的、文学的、神话的版本组成了重重迷雾，模糊了它的时间。尽管在《尚书》及《逸周书》等文献都曾记载，那场战斗发生在甲子日，但这些记录的可信性曾一度遭到质疑。作为历史的见证，那个是很重要，因为它记得详细。但是不能和金文、甲骨文这样一些资料来对比，它是当时的人当时写的。悠久的中华文明，真正有传世文献支持的“信史”始于公元前841年，这成为中华文明史的一大缺陷。武王克商，建立西周王朝年份的确定，对中国古代史有着非凡的意义。历史的长河中，古人总在不经意间为后人留下一些线索，利簋的出现给了人们惊喜。就是“武征商，唯甲子朝”，武王征商纣王，在甲子这一天的话，把它消灭。利簋全文共32字，记载了武王灭商后第八天，在一个叫“阑”的地方，赐给右史“利”一些青铜，于是利就铸造了这件器物。它所记录的伐商时辰与《逸周书》及《尚书》中描述的完全吻合，无可争辩地肯定了牧野之战的具体日期。此外，有专家认为，铭文还提供了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岁鼎”。“岁”即为木星，“岁鼎”指的就是那天清晨有“木星中天”的现象。
结合利簋铭文记载，专家们综合天文、历法等知识，得到了武王克商的确切年份，公元前1046年。由这件青铜器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铭文逐渐趋于工整，线条变得圆曲婉转，与商代一两字的族徽文相比，长篇的铭文开始出现。那就是说从西周早期开始，金文它的史料价值在加强，因为它的文字比较长，而且记载了当时的很多战争、征伐，还有一些重要的礼制，重要的活动记载在金文上了。 当西北高原的风强劲地吹起，一个王的身影已经满载着青铜的梦想，开启了一段大国的旅程。在这件叫作何尊的青铜酒器里，铸有122字的铭文，人们在铭文中发现了“中国”两字，成为“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这个中国就是“国中”，全国之中，或者土地之中，所以有时候在古书里叫“土中”，这个土中就是整个大地的中心。西周的青铜器逐渐以平实简朴取代了商朝的狞厉神秘，铭文内容更加丰富。透过那些文字，三千年前的历史尽显眼前。 大盂鼎铭文291字，距今约3000年，记载了周康王对贵族的训诰和赏赐；墙盘铭文284字，距今约2900年，记述西周六世先王的重要事迹及作器者的家世；大克鼎铭文290字，距今约2800年，记述周王对大臣的任命及赏赐；逨盘铭文372字，距今约2800年，内容涉及西周王朝13位王中的11位，历史跨度达200余年。
中国的青铜文化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最辉煌的文化，没有见过哪一个民族像我们的商代那样有那么繁复的纹饰，也没有见到哪个民族的青铜器上有那么四五百字的金文，这个都是举世无双的。在夏商周漫长的青铜岁月中，它们远远超出普通器物的命运，成为立国重器和王权的象征。当时的青铜器不仅仅是我们说一般的实用器物，它更重要的是一种礼器，就是人们用来对天地祖先的祭祀，那么当时的人们为什么要把青铜器做得那么好，花纹做得那么漂亮，他就是希望通过它作为一个中介，沟通人间和上帝之间的联系。有人说，中国文化的基因和特点有许多都是在西周开始的。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体制框架基本成型，中国人几千年来遵循的人伦观念也在那时被强化。
今天我们的经典，称为诗书礼乐，包括周易，都是在这个时代产生，是一个中国礼乐制度，中国礼乐文化奠基的时期。殷人尚鬼，周人尚礼。周人用一系列不容侵犯的严密制度，规定了贵族各阶层的尊卑、贵贱，并最终形成一套极为完善的治国典制。据后世流传的礼书记载，周代实行的礼仪制度高达三千多种，其中相当一部分都在金文中有所体现。在这件鼎中，就记录了周王与鄂侯驭方举行的一次射礼。实际上这些南方反叛部族的总头领就是鄂侯驭方，是他策动的这些对西周的反叛。那么周王打到南面去以后，在回来的路上就突然地就是到了这个鄂侯驭方的驻地，就提出来，要跟他举行一次射礼。 所谓射礼，就是按照一定的规则所进行的弓矢竞技。迫于周王南征的军事压力，鄂侯驭方在这次射礼中故意示弱，讨好周王。那个弓箭射礼举行的时候距离并不远。他射中靶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故意把那个箭射偏，这个铭文里面讲叫“休栏”，他把那个箭射到那个箭框上，那就表示他输了。这个王也没有领他这个情，王呢，叫“王扬”。就是射过了、射高了，王也扬了，以后两个人一块喝罚酒，哈哈一笑。就是在那里互相摸底。在钟鼓齐鸣的美妙乐声中，礼乐制度大大增强了王室、贵族之间的凝聚力。受其影响，分封、赏赐、战争、契约等逐渐成为铭文的主要内容。作为个人与家族功绩及政治地位的象征，人们希望这些器物能够永久流传，因此，常常在铭文的结尾处，铸有子子孙孙永宝用这样的句子。
社会的繁荣大大促进了人们之间的沟通，这一时期金文所使用的单字明显增多，尤其是形声字在汉字发展史中取得优势性地位，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夺目的文字，雄奇的庙堂之器，先民究竟如何铸造一段辉煌的文明？经历了诸侯争霸战乱的洗礼，曾经灿烂的文字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这里是陕西省扶风县，人们把它和岐山县所在的这片关中地区叫作周原。它是周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周人顶礼膜拜，祭祀天地、祖宗的圣地。这一带地下文物之丰富世所罕见。其中包括举世闻名的毛公鼎、大盂鼎、克鼎、墙盘等一大批青铜重器。据统计，不包括古代发现的青铜器，近百年来，几乎每年都有青铜窖藏被发现，动辄一窖十几器乃至上百器。一些文物经历了战争的洗礼，被带到了北京、上海，有的甚至流入欧美，进入世界各大博物馆。时至今日，这里仍不断有稀世珍宝面世，因此，包括周原在内的宝鸡地区被人们称为“青铜器之乡”。这个周原青铜器为什么这么多，一，周原是周人的老家，他们灭商的大本营就在周原这个地方，也是周人灭商以前的都城，周人的宗庙、祖坟都在周原这个地方。这个青铜器，主要就是宗庙和祖坟里面的重器，祭祀的器。所以这些青铜器就都集中在周原这个地方。作为周人的旧地，周原曾见证了西周历史的重要时刻，但究竟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过多少故事与传奇，后人已经不得而知，无数的谜团被历史的烟尘深埋在了地下。那些数量众多的青铜器究竟是不是在此地铸造，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
2003年，春节过后没几天，徐天进领队下的周原第三次大规模考察就开始了。一天，正当他像往常一样在一个叫李家村的地方巡查时，一个不经意的发现让他立刻紧张起来。职业的敏感促使徐天进马上叫人开始钻探，结果大量的红烧土露出地表。应该跟作坊的关系很大。挖下去以后，出土了大量的陶范，还有一些熔铜的炉子跟炉箅这些材料。考古队发现的是一座3000年前的铸铜作坊，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透过这些曾被古人精心雕琢过的纹饰和模具，能否唤醒那段尘封的记忆呢？幸运的是，今天，我们仍然能在周原看到许多青铜器加工厂。现在，人们采用的是一种叫作失蜡法的铸造方法。运用现代的工具和技艺，人们将这些古代的青铜精品大量复制，并远销海外。
那么，三千年前的先民，又是如何将那些精美的器物和文字铸造出来的呢？ 古代是叫陶模法，用的是陶模，比如说要做个鼎，就把这个形状先用这个泥范做一个鼎，做好了以后，这第二个步骤就是做模。模具分内模和外模。一般情况下，外模主要复制范的外形和纹饰，内模则要复制铜器的铭文。做好的模具被放入窑炉中烤制，然后注入高达1000多度的青铜液。 浇进去以后慢慢地把火一退，等冷却了以后拿出来，把模子砸掉。 也就是说一个范，就是一套内范和外范只能做一件铜器，那么也就是说了，这件铜器是独一无二的。 据专家分析，以我国目前所见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鼎为例，除去鼎耳需单独铸造，鼎身共需用外范24块拼合，如果用可熔铜12.7公斤的容器冶炼，则需要二三百人合作才能完成。这些文字、这些王的一些诰命还有一些赏赐的东西都会由贵族里面的一些知识分子把它记录下来，作为这个铭文的内容，这肯定是知识分子完成的。但是铸造它，把它变成范，然后再翻出文字来，就是工匠来做的。 在战争频繁的先秦时期，战败的俘虏可以被随意处死，但唯独有一种人不会被杀掉，他们就是掌握着特殊技能的手工艺人。这些人一旦被俘，就会为战胜的一方继续服务。中国古人这种职业，到春秋齐国的时候还讲“士农工商”。每件器物在刚出炉时都会呈现出金黄闪亮的色泽，那才是青铜最本质的颜色。就这样，一件件精美的工艺品从火红的熔炉中出来，传到了天子贵族的手中，又带着古人的气息穿越时空，流传至今。 据史书记载，及至武王克商以后，西周势力南抵长江以南，西至甘肃，北达华北平原北部，东至山东半岛，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在当时的世界上，没人能够忽视这个强大王朝的存在! 毛公鼎，号称天下第一铭文，全文共497字，其字体奇逸飞动，气象雄浑。铭文记述了周宣王对毛公的任命和勉励，如此古老而完整的文献，郭沫若先生称它“抵得上一篇《尚书》”。有人说，中国商周金文里所表现的章法之美，令人相信苍颉四目窥见了宇宙的神奇，获得自然界最深妙的秘密。金文到此发展到它的顶峰。
熔炉中的烈火在熊熊燃烧，危机一步步逼近。公元前771年，犬戎入侵，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之后，周平王继位，为躲避犬戎的侵扰，于公元前770年迁都洛邑，历史上称平王东迁以前为西周，以后为东周。中国的历史走到了一个诸侯争霸的新时期——春秋、战国。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旧的礼制迅速崩溃，列国纷争的局面愈演愈烈，各国的文字也呈现出浓厚的地域色彩。这个世界又经济特别发展，商业来回地交易需要文字，所以文字的形体各国、各个地区有好多差别。秦国是站在陕西这个西周的老家，所以当地的流行着的西周的文字一直变化比较小，像东方和楚国，他们跟着周的距离远一些，虽然也是继承下来了，就是各个地方乱造字。 这些刻在鼓形石头上的文字，就是有中国第一古物之称的石鼓文，现在珍藏于故宫博物院内，它上承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体态堂皇大度、圆活奔放，后世学篆者皆奉为正宗。
它是战国文字中西土文字的一支代表。战国时期，不同地区使用的汉字统称为战国文字，著名学者王国维将其分为两大系统，分别是东土文字与西土文字。西土文字是秦国的文字系统，后世称为“籀文”或“大篆”。它因直接承袭西周金文，所以在字体上保持了较为严谨统一的风格；东土文字则包括齐、楚、燕、韩、赵、魏中原六国的文字系统，最明显的特点是笔画的随意简化或繁化，形体结构极为混乱，而在中原六国中，楚国独树一帜。它首先没有对中原、中央王朝的这种依赖性，所以它能够胆子比较大，它是最早立王这个称号的。像我们讲“问鼎”，“问鼎中原”就是说的楚国。在这种神秘奇诡、浪漫潇洒的文化浸润中，楚人用自己灵巧的双手和不羁的想象力，创造了精美绝伦的青铜艺术，并创制了一种颇为独特的字体，鸟虫书。鸟虫书实际上这个鸟形就是凤凰，是他们楚国的一种图腾，楚国的文字从现在我们看到的材料来看，应该说有两个大的风格。那完全就是美术字了，非常华丽的这种类型。到春秋晚期，许多诸侯国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这时的汉字不仅一字多体，繁简并存，而且又因区域不同各具特点，作为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必然会有许多不便。但这种异形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是不是彼此之间都不能识别了呢？
这个文字异形的说法常常被误解为，那时候文字被分化为不同的字了，同样还是这些字，但是它写法可能有些差异，我们叫异写，它写法不一样，有些是异构，它构造可能不一样，构造不一样但是它同样还是这个字，就是说最重要的不同它是风格上的不同。 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一个巨大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在这里出土的240余枚竹简，成为目前发掘出土时代最早的竹简之一。它的出土让后人看到了字体演变的关键环节。画面：设计几个字的演变过程战国中后期，竹简、帛书的手写体文字占到主导地位，它们普遍具有扁平欹斜、简易草率的倾向。这时，文字不再被统治者和贵族所垄断，儒、法、道、墨等各种思想流派相继产生，他们著书讲学，互相论战，用手中的笔墨书写着后世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特别是战国时期，这种分裂割据的局面，一方面它固然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可是实际上说起来的话，那也是文化、经济大发展的一个时期，所以形成了百家争鸣这样一个盛大的学术的局面。
在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出土文物中，文字的载体多种多样，简牍、缯帛、兵器、货币、玺印、玉石都成为铸刻或书写文字的材料。就在不同材质、各种形体的文字层出不穷之时，铁器出现，历经约1500余年，青铜完成了时代赋予它的使命，金文也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就在东方诸国混战之时，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秦国，崛然而起。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秦朝建立后，秦始皇对货币、度量衡等实行大规模的统一政策，他命令李斯等人对当时的秦国文字统一整理，以一种新的字体颁布全国，与秦文不符的六国文字全部废除，这种字体后世称之为小篆。文字是一个语言的载体，就是文化载体，所以它的意义非常重大，所以把文字作为国家统一的一个重要措施，非常高明。这次以小篆为标准的文字规范化运动，就是“书同文”。《峄山刻石》就是小篆的代表之作，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是宋人所刻，五代南唐徐铉的摹本，现藏于西安碑林内。《峄山刻石》字体端庄严谨，疏密得当，有人评之为“画如铁石，千钧强弩”。
与石鼓文相比，小篆的字形进一步趋于规整匀称，象形程度进一步降低，一部分字形明显简化。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这些统一是巩固统一的措施。除了巩固他的江山以外，这对于后代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经济文化都有益。 “书同文”的政策，一举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汉字长期混乱的局面，成为汉字发展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字规范化运动，大一统的文化观念深入人心，后世虽经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却从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文明承续始终如一。为了实现政治上的统一，秦王朝颁布了严酷的政策法令，小篆迅速在全国推行开来。但实际上，除了李斯的泰山刻石，后世对秦代小篆的踪迹一直罕有发现。2002年，湖南里耶的一口古井，人们意外地发现了一批秦代官署档案，在三万余枚竹简中，竟没有一枚写有典型的小篆。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字体，当时的文字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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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color=#ffffff][size=5][table=80%][tr][td]史说汉字（四）：隶行天下
里耶秦简大概是有秦一代在这儿建立政权之后的文书，这是我们在古文字的文物出土历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了。这个简记载得非常仔细，包括一般事情的产生、处理公文的时间，要仔细到年、月、日、时刻。就在历史学家们为如此丰厚的秦代史料欢欣鼓舞的时候，一个匪夷所思的文字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春秋战国时代，“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大力推行“书同文”政策，以小篆统一中国文字。然而，在里耶累积十余年的官署档案中，竟没有一枚竹简上写有正规的小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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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发现，它从文字学来看，使我们更多地看到了当时作为政府流行的这种秦隶的隶书的一个真实面貌。事实上，除了李斯的泰山刻石，后世对秦代小篆的踪迹一直鲜有发现，而秦隶却随着简牍大量出土，这不禁令人疑惑，秦王朝究竟是以小篆还是秦隶推行的“书同文”呢？ 关于隶书，有这样一个故事。相传，秦朝有一个叫程邈的狱吏，因为得罪秦始皇被捕入狱。他原本负责文书一类的工作，深知小篆书写复杂。为消磨时间，程邈在狱中苦思十年，将小篆删繁就简、化圆为方，创立了一种新的字体，这就是隶书。据说秦始皇看后非常欣赏，不仅释放了程邈，还将隶书发交官府，辅助小篆使用。如果按照这个故事，在天下初定，“书同文”政策大力推行的时候，隶书还没有创立。但是，事情的真相果真如此吗？ 湖北云梦，一段偏僻的铁路。
1975年12月19日，在附近负责考古的陈振裕刚刚回到住所，突然有工人前来报告，说在一处墓葬的棺椁中发现了大量竹简。这令陈振裕非常诧异。 墓葬的主人叫喜。这些陪伴了他两千多年的竹简，字迹依然清晰。从字形上看，很多字的写法与正规篆书明显不同，跟西汉早期的隶书却极为相似。它会把一些曲笔变成直笔，有了轻重疾徐，有了一定的连笔的作风。笔画之间也不那么圆转，出现了方折，尤其是结构上出现了很多简化。据专家判断，这是典型的秦隶。秦隶的出现不禁让人想起“程邈造隶”的传说。那么，喜又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呢？那个流传千年的传说究竟会在喜的身世中得到印证，还是被彻底推翻？在出土的一千一百多枚竹简中，绝大部分是秦国的法律条文，但墓主人头下的一部《编年记》却显得非同寻常，因为它很像是一部自传。作为一名地方法官，喜十分敬业。他不仅抄写了大量法律文书，还按年代将生平大事逐一记下。公元前217年，在地方做了二十多年法律秘书的喜，与他执著了半生的法律条文一起长眠于地下。这一年，是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之后的第四年，而这些被他视同生命的竹简显然不是秦统一后才开始抄写的。无论传说与现实有着怎样的距离，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一统天下的秦始皇推行了小篆，也承认了隶书，在他的时代，秦隶已经有了较为普遍的使用。但是，这些简牍上的字迹，不过是汉字在由篆到隶的演变过程中被定格的某一个瞬间。而演变的秘密，也许就藏在某一个小人物匆忙间挥就的笔画里。 这两片写满字迹的木牍，是中国已知最早的家书。
巧合的是，它们也是1975年在湖北云梦发现的，出土地点与“喜”的墓葬相隔不远。家书上的字迹比较草率，似乎是怀着某种迫切的心情急速写成的，但字体却比“喜”的墨迹更接近于后来的隶书。那么，究竟是什么人留下了这两封家书？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的字迹如此草率呢？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介绍说：那个家书是在秦统一前夕，有一个人叫黑夫，一个人叫惊，他们是兄弟两个，被秦人征兵了。征兵以后他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他说他们还要些吃穿不够用的东西，请家里更多地支持支持他们。在不断的征伐中，黑夫和惊的生活十分动荡。幸运的是，家中的母亲和哥哥最终收到了他们的家书。哥哥与两位兄弟的感情一定非常深厚，以至于在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把这两片木牍作为最珍贵的陪葬品，永远带在身边。两千多年过去了，木牍上的墨色已不再浓重，但是那些在战争中急速书写的字迹，却在不经意间透露了汉字演进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规律：汉字一直有两种或者两系，有一种是比较正规的写法，有一种是比较草率的写法。草率的写法它往往是比较前卫的，往往通过比较草率的写法诞生出一种新体。一种新字体的产生漫长而艰辛，它不仅孕育在日常草率的笔法中，更与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革息息相关。黑夫和惊的家书简短而匆促，却在草率的笔墨间蕴含着隶变的潜流。在苍茫的岁月中，人们能否找到关于隶书更为久远的痕迹呢？ 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一段记载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它似乎透露出一个特别的讯息。书中说，曾经有个临淄人发现了一处古墓，墓中放置的竟然是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位齐国君主的棺椁上隐约写有隶书的字迹。
“惟三字是古，余同今书。证知隶自古出，非始于秦。”齐胡公的时代要比云梦秦简早几百年，难道那时的齐国已经有隶书出现了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宁介绍说：隶书多少是有些简化的，中国的文字不是属于战国哪一个诸侯国的，它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字的一种延续，谁写字写快了，总是要有简化的。但是，这次发掘毕竟是郦道元辗转听来，棺椁上的字迹早已无从求证。而在“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春秋战国时代，最忠实继承了西周王朝文字传统的是建立在宗周故地的秦国，后世的隶书也是从秦国文字演变而来。然而，在云梦秦简出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再也没有发现一枚写有隶书的更早的秦国简牍，它们真的在时光的磨砺中销声匿迹了吗？ 1982年1月，《文物》杂志上的一篇发掘简报引起了专家的注意，在四川青川县发现的一处战国墓葬群中，有一片木牍显得非常特殊。青川这个地方原来应该属于巴蜀的，就是说当时那个地方应该用巴蜀文字，可是实际上青川木牍上面用的字是秦文字。消失已久的秦国简牍突然在巴蜀出现，它能否带来我们期待已久的文字信息？这令文字学家激动不已。因为，作为战国时代的秦隶墨迹，它很可能会将隶变开始的时间进一步改写。那么，这片木牍究竟书写于何时呢？经过一番周密地考证，专家将木牍的书写时间定为秦武王二年，即公元前309年，这比秦始皇统一中国整整早了八十八年，比云梦秦简也早了几十年。有了简牍文字的证明，再辅以大量的兵器铭文、印文、陶文，隶变开始的时间已不仅仅是猜测。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赵平安介绍说：从材料说话，就是说把隶书推到战国中期，保守一点说推到战国晚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是有充分依据的。
《史记》记载，秦惠王更元九年即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此时的青川早已是秦国的属地。青川木牍上面的内容是属于秦的田律，秦打到那儿以后，用秦文字来推行他的法律。湘西小镇里耶，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是楚国的西大门和中原通往大西南的黄金水道，更是秦楚大战的必争之地。公元前223年，楚国灭亡。一年后，里耶的官署档案上出现了秦的纪年。而与此同时出现的，是一场文字的变革。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春龙介绍：楚国的文字跟秦的差别，比秦跟别的国家差别要大，比方这个“马”字，楚国文字就是画一个马头，就是画两跟鬃毛底下再画两道，北方基本上是把马的那个形状画出来了。今天，当人们再次把目光投向里耶秦简，面对简牍上特色鲜明的秦隶，那个历史性的谜题又一次摆在面前：秦王朝究竟是以小篆还是秦隶推行的“书同文”呢？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李斯等人上书建议由小篆来统一全国的用字，书同文用类似于后世的古隶来统一全国用字，它实际上是很早就在进行了。李斯是秦代的宰相这种很重要的位置了，但是小篆说不通行就是没有通行，它只不过是一种理想性的一种东西。
因为小篆它的构成是线条来构成的，去描画它就会很慢，从隶书开始我们就称为今文字，它就出现了笔画，笔画和线条的不同就是，它是有起有落，而且它有一个顺序，它书写就加快。在主观上想用小篆来统一，而实际上真正推行开去的真正统一全国用字的还是隶书。公元前208年，绵延了十余年的里耶秦简突然中断。在秦末的战火中，一个王朝的边城记忆随同丢弃的垃圾没入古井。两年后，秦朝灭亡。 一代帝王的宏图伟业在15年间灰飞烟灭，小篆如同帝国精心绘制的图腾，在秦王朝的背影中悄然远去。曾以辅佐之名匍匐在图腾脚下的秦隶，则因实用力量的推动而逐渐演变、生生不息。它从纷乱的战国一路走来，当改朝换代的号角再度响起，它将伴随一个空前开拓的帝国，抵达一座无与伦比的高峰。到了汉代隶变就慢慢地从量变到质变。汉隶延续至今，与秦隶相比，它彻底摆脱了篆书的盘曲圆转，字体扁方平整，横画蚕头燕尾、波磔鲜明，撇捺左右分张、起伏有致。汉隶承秦隶而来，作为成熟的隶书，它的特色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显现的呢？陕西茂陵，这座花费了五十年才建成的皇家陵墓，寄托了人们对两千年前大汉气象的不尽遐想。在尚未挖掘的地下，封存着一位帝王对盛世人间的无限眷恋，他以非凡的文治武功开创了一个雄浑博大的时代。汉隶，正是从这个时代逐渐走向成熟。这，就是汉武帝的时代。汉代前期是继承秦隶的写法，大概汉武帝以前那个隶书还属于古隶阶段，汉武帝以后慢慢地演变出新的隶体，就是后世所谓的八分。但是，这样的看法并非自古有之，在20世纪之前的漫长岁月中，石刻文字几乎是研究汉代隶书的唯一资料，根据这些资料，人们大都把八分字体形成的时间定在东汉中晚期。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发现改变了这个延续千年的结论呢？
敦煌，一座以莫高窟和藏经洞闻名于世的人类文化宝库。在它附近的荒漠中，还埋藏着更为遥远的记忆。1907年，英国考古家斯坦因在敦煌北部的大漠遗址中发现了700多枚汉代木简，拉开了汉代木简出土的序幕。1930年，由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和中国学者共同组织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来到内蒙古的额济纳旗，也就是历史上的居延城。居延所在的地方，最早叫做弱水流沙，在这片亘古的沙海中，一万多枚汉代木简穿越千年尘封，奇迹般出现在考察团面前，其数量之巨大，保存之完好令人惊叹，学术界称之为“居延汉简”。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对敦煌、居延地区进行了再发掘，在对出土汉简的整理中，人们惊奇地发现，汉武帝时代，隶书的风貌正在悄然变化。从出土汉简不难看出，汉武帝时代是秦隶到汉隶的过渡期。可是，为什么如此鲜明的过渡会产生在汉武帝时代的木简之上呢？又是什么原因让数量如此庞大的汉代木简出现在大漠戈壁？ 在茂陵东侧，有一座状如祁连山的大型墓冢，这里埋葬着汉武帝最钟爱的将领——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侯霍去病。也许，沿着他的人生轨迹，我们能够寻到那些大漠汉简的来历。
霍去病的生命短暂而辉煌，他十八岁率兵作战，二十三岁猝然离世，短短五年间先后六次讨伐匈奴，打通了中原直达西域的河西走廊。此后，在连接东西方要道和漠北草原与河西走廊的中心地带，汉武帝派军修筑了居延城。于是，无数的城墙与烽燧出现在大漠之上。汉武帝对匈奴的征讨和对西域的控制决定了大批汉简的出现，戍边军民对文字的使用则印证着隶书的演变，而大漠的风沙卷走了岁月，珍藏了历史。 这是洛阳城郊一个看似寻常的村庄。秋收来临，大片的麦田等待收割。夕阳西下，牧羊的老人缓缓归家。不寻常的是，老人的脚下是一座古都悠远的城墙，麦浪的深处是几个王朝繁华的过往。就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屹立着一座奇迹般的大学，两千年前，它的学生就达到了三万余人。这里的教授都是当世的鸿儒，这里的学子都是国家的栋梁，天朝皇帝若有难以定夺的大事必向他们问询。东汉明帝甚至亲临执教，这就是汉王朝的国立大学——太学。为建立“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体系，汉武帝在太学设“五经博士”，传授儒家经典。但是，秦始皇时期焚书坑儒，“五经”书籍几乎在秦火中消失殆尽。经学如何继续？在汉代，隶书已成为官方正体，太学里研读的正是这些用隶书抄写的儒家经典。但与此同时，另一个版本的经书也在流行，而它的来历颇为传奇。公元前154年，文景之治的历史盛景还在上演，皇帝刘启将他的儿子刘馀迁到曲阜，封为鲁恭王。在曲阜这个地方，他想扩充他这个家里的宫殿。然而，在拆毁一段墙壁时却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情。传说有金石丝竹之音袅袅传来，有如天籁。
一个隐藏许久的秘密就此揭开。在这里头发现了几本经书。据说这些经书是秦始皇焚书之时，孔子的第九代孙孔鲋秘密藏入的。后人将这块墙壁称为“鲁壁”。但意外的是，鲁壁藏书中的字体几乎无人能识。它用战国文字抄的，所以它叫古文经典。本来战国不同国家使用的文字是有差异的。从战国一直到汉代又经过很长的时间了，差异就更大一些了。用汉代隶书抄写的儒家典籍被称为今文经典，而用战国文字书写的鲁壁藏书则称为古文经典，字体的差异引发了对经典的不同解读，一场旷日持久的经今古文之争由此展开。 公元121年，一辆马车正赶往洛阳，车上的人奉父亲之命要将一个硕大的木箱呈献给当朝皇帝。其实，箱中盛放的并不是价值连城的奇珍异品，而是一部书，这就是流传后世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体现了汉字学全部的精神，第一次把六书做了定义，很重要是把每一个汉字用六书解释了一遍。用这六书把这个字的字理他就全部给他勾画出来。《说文解字》收字9353个，它以小篆为字头，是我国第一部首创部首、分析字形、考究古音、总汇古义的字典，对汉字系统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它的作者就是被后世尊为“字圣”的许慎。但是，真正使许慎成为文字学鼻祖的还是那场自西汉绵延而来的经今古文之争。
《说文解字》耗费了许慎毕生的精力，当书稿完成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年迈的老人了。他到书写成的时候，已经病倒了。大概有一万多条竹简，他搬都搬不动了，就派他的儿子许冲赶着马车去送给皇帝。许慎几十年的心血，换来的是当朝皇帝赐予的四十匹布，但许慎最大的褒奖来自千秋万代。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高明介绍：如果没有《说文解字》，商代的西周的那个金文，跟我们现在隶书和楷书，隔着段了，因为《说文解字》有小篆的基础，所以它有个承上启下，中间一个阶梯，有这么大的作用。 经历了汉武帝的初创和光武中兴的重建，太学在东汉时期达到鼎盛。公元184年，太学门前突然变得异乎寻常地拥堵，据说每天有超过一千辆的车子在门前停留观望。他们观望的是学府门前的一块块石碑，这些石碑就是闻名于世的《熹平石经》。《熹平石经》始刻于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上面刻写的是《尚书》、《论语》等儒家经典著作，书写者是一个叫蔡邕的人。
蔡邕是当时公认的大家，所以让他来写。但是，那时的太学才子如云，如此巨大的号召力仅仅来自蔡邕的书法吗？作为标准的官方字体，《熹平石经》成为汉隶成熟期的典型代表。东汉中晚期，碑文化骤然兴起，石刻文字基本完成了隶变过程，走向成熟。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教授）欧阳中石介绍：在隶书的叫做隶变中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写法，显然篆书以纵向取势，隶书以横向取势，所以这样走下来，那就是说纵横全有了，所以形成我们汉的方块字。隶变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现代汉字一些基本的笔画，点、横、竖、撇、捺，这些基本笔画也是在隶变过程中形成的，它的形态也就更加丰富，写起来更有节奏感。方块汉字实际上就是由隶变过程当中形成的。隶书的简易和快速书写以及在笔势上的改进，促进了楷书、行书及草书的发展，汉字字体趋于完善。
“汉，漾也。东为沧浪水。”这是《说文解字》中对“汉”的解释。《诗经》中曾有这样的诗句：“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这里的“汉”是指天上的银河。当我们的祖先诗意地仰望那群星闪烁的星空时，不知他们是否意识到，后来以同一个字命名的“汉字”，也在斗转星移中流成了一条悠长而璀璨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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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color=#ffffff][size=5][table=80%][tr][td]史说汉字（五）：挥毫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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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新的信息载体，纸张的出现，让汉字的书写跨越过千年的简帛时代，让笔墨的气息不经意中添了灵动与潇洒。而整个文明的进程，也在这看似一小步的跨越间，被悄然推动了……在发行于2007年的楷书邮票中，位列首席的是钟繇的《宣示表》。有人曾这样评价：“《宣示表》是从隶书引向楷书之后的第一类典范。”然而，在史书记载中，钟繇更为人熟悉的，却是他卓越的政治才能和汉魏重臣的身份。千年已逝，如今走进这陵园，清静得已经难以联想到钟繇当年官至太傅时的显赫，却总会记起那个在笔墨间一开先河的翩然身影，虽然《三国志》中并未提及钟繇的善书之名，但“楷书之祖”的美誉，随着后人的追慕，随着汉字的行进，一并流传至今。他处的时代当时是在隶书向楷书转变的过程当中，他是第一个写出来比较正规的楷书的风格，但是那种隶书的笔意还没有完全去掉。新体带着脱胎于旧体的痕迹，更带着冲破旧体的生命力，较之于书法家开风气之先的探索，民间手写体的革新潮流也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后世最为我们熟悉的几种字体，就这样悄然萌芽，在书法家们的笔端，更在那些不知名的陶瓮砖瓦间，带着人们最素朴的智慧。楷书，后来作为官方正式字体，一直沿用至今，没有再衍生新的字体。汉字发展到楷书阶段，基本完成了它的演变历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方块字”。
典型的楷书结构，它的横画总是要向右上略做倾斜的，正好符合我们手拿着毛笔运动的最方便的路线，完全画一条水平线，不方便；画一条垂直线，不方便。这个楷书里面它的“悬针”的那个针尖，恰好是笔锋最容易出尖的地方。所以楷书无论从笔画还是结构体势，都是最符合毛笔的特点和手的特点。 “点如山颓，滴如雨骤，纤如丝毫，轻如云雾。”这是后人对钟繇作品的赞誉，也是对汉字的礼赞，这般如诗如画的语言，或许是唯独汉字才可以触发的意境。有人说，从原初民创制文字伊始，就已经凝聚了美的意识，即使那些契刻在甲骨陶片上的简单符号，也都记录着先民们曾经的精神家园。而从契刻到书写，汉字离艺术的脚步也越来越近。 绍兴的兰亭，潺潺的流水，似乎仍记忆着当年那场名传千古的雅集。东晋永和九年的三月三日，按照当时的习俗，古人要到水边嬉游以消除不祥，称为“修禊”。春光旖旎间，王羲之、谢安、许询、袁峤之等等当时最负盛名的文人雅士，相聚于“曲水”，进行着“流觞”的游戏，大家开怀畅饮、放声歌吟，四十一个人竟赋诗三十七首。诗成之后，众人推选王羲之作序，于是，就有了书法史上永远绕不开的《兰亭序》。
《兰亭序》整个摆脱了以前那种隶书的意味，写得非常地飘逸，非常地流畅，也非常具有很多形式的美，字与字之间的组合，还有不同的造型，其中二十几个“之”字，每个“之”字都不同，显得非常成熟和完美。所以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天气，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在酒酣兴尽之际，想起了 “死生亦大矣”的古训，今与昔，生与死，生命的欢娱和悲伤就这样在内心交错，字妙，文也妙不可言。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教授欧阳中石介绍：从流传的很多版本看，是王羲之一气呵成的，这个一气呵成的文字，它不光是一个字的问题，它还是一个文的问题，所以应当看成是一个串珠。据说王羲之在后来也曾重写过几遍，但是都不如第一遍，因为那个时候的感情、思想都是一体的，他的精力都灌注在那里，了不起的！但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兰亭序》皆为后世摹本。相传，酷爱王羲之书法的唐太宗，曾让监察御史萧翼乔装打扮，从一个叫辩才的和尚手中骗得《兰亭序》，并在临终时将其作为陪葬，随他一起长眠于昭陵。时空辗转，虽然真迹再难觅踪影，但《兰亭序》早已超越了一幅行书作品的简单意义，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座里程碑。魏晋六朝是一个才思飞扬的时代，政治上的动荡不安，却激发了精神上的自由与解放。
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这样描述：“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和戴颙的雕塑……无不是光芒万丈。”而名士们狂放不羁、不拘于礼的个性，更成为人们对魏晋风度最深刻的记忆。王羲之的个性，就颇堪玩味，后世广为流传的成语“东床快婿”，就来自他早年的一段轶事。郗鉴和王羲之的伯父王导是两大巨头。郗鉴想跟王家联姻，王导说：你到乌衣巷里面去挑吧。别的王氏子弟都是贵族子弟了，说来选女婿了，都很紧张，都是恭恭敬敬的。只有王羲之一个人躺在床上，不理不管。后来郗鉴说，这个正好，就是我的女婿了。 “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是时人对王羲之的赞誉，说的是人的风采，却也是字的风貌。有人用“天然”二字概括他的风格，而痴迷他书法的唐太宗，则用了“尽善尽美”一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教授欧阳中石介绍：王羲之的小楷有流传，王羲之的行书有流传，王羲之的章草也有流传，王羲之的草书也很精妙，就是说诸体兼备。在他这里形成的是规范。今天我们学并不一定都死在了王羲之的脚下。尽管每个人有艺术天才可以充分地发挥，但是离开了他这种规范就等于了离开了汉字的规范。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诗句中显赫非常的琅琊王氏就是王羲之的家族，当年，除却政治上的显达，琅琊王氏在整个书法史上，也可谓是最煊赫的一族。而其中最为闻名的，除了王羲之，还有他的儿子王献之，后世并称为“二王”。王献之以行书的笔意写楷书，以草书的笔意写行书，介于二体之间，却又兼备二体之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正如唐代书论家张怀瓘所评：“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魏晋是属于书法的时代，追求书写的美感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也真正成为中国文人一种心灵的寄托和一种不能须臾或忘的精神活动，而汉字在其间折射出的光彩，前无古人，闪耀至今。 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它的开凿始于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其后到宋朝初年,历经400余年。龙门现存大小洞窟2345个，佛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2840余块，其中有四篇堪称巨迹，被誉为“龙门四品”。北朝石刻书法统称为“北碑”，又以北魏成就最高，故又称作“魏碑”。它们不是名家墨迹，甚至难考姓名，但却以多样的形式，鲜明的特色，在书法史上独树一帜，影响至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教授叶培贵介绍：如果从文字本身角度来说，我认为魏碑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在于广泛地在各种应用场合，尤其是在碑刻这个天地里面来探索楷书怎么样才能够最方便、才能最优美。
所以后来研究到唐代楷书的时候，人们逐渐发现有一个渊源关系，这个渊源关系就是隋唐时期最主要的楷书风格，它的形式如果要寻找的话，大概在北碑里边你都能找到。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这是清代学者康有为笔下魏碑的“十美”，百种姿态，万千气象，其实大美无言，一切尽在天地间。 西安的雁塔广场，是亚洲最大的喷泉广场。水雾如烟，音乐高亢，远处影影绰绰的大雁塔，让人有梦回唐朝的错觉。那实在是一段令中国人提气来精神的历史时期，一个朝代，兼有贞观、开元两个盛世为人称道，政通人和，文化艺术璀璨，诗歌、散文、书法、绘画领域无不是成果辉煌。有一个西方历史学家说过，那个时候的唐王朝像东方的一条巨龙一样，凌驾在整个世界之上。创建于公元1087年的西安碑林，是收藏我国古代碑石时间最早、数目最大的博物馆，被人们誉为“书法艺术的故乡”，而碑林兴起的源头就是对唐代《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的保存。《石台孝经》是碑林最大的石碑，刻于公元745年，为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书写。
《开成石经》，内容包括《尚书》、《诗经》、《论语》、《尔雅》等十二部经书，是目前仅存的一套完整石刻经书，被称为 “世界上最大最重的一部书。”有人把《开成石经》比喻成当年的“高考教材”，这部历时七年，由楷书刊刻的石经，促进了儒家经典的流传，同时也对经籍用字起到了强有力的规范作用。在这次中国古代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汉字规范化运动中，有一本书是不可不提及的，它就是《干禄字书》。所谓干禄就是去追求功名的，就是作为追求功名需要用的文字规范的这种书。《干禄字书》的撰写者叫颜元孙，并不熟悉的名字，然而他的家族实在有太多值得大书一笔的地方，远祖可上溯到孔门弟子颜回，而其高祖父颜之推和伯祖父颜师古，皆以考注经史闻名于世。颜之推做了《颜氏家训》，里面有一些像《音辞》这些篇目，都有关于文字规范的一些倡议或者主张，而且对于不规范的一些批评。颜师古也是很有名的一个文献学家，文字学家，他曾经对很多古书做过注，汉书做过注，他自己也重视汉字的规范，曾经做过一个叫《字样》的著作。在伯祖颜师古《字样》的基础上，颜元孙完成了《干禄字书》。在这部书中，他第一次明确地将文字分为 “正”、“通”、“俗”三体，并指出每一体的使用场合。
《干禄字书》无疑为汉字的规范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但真正使《干禄字书》发挥作用的却是颜氏家族的另一个成员，颜元孙的侄子——书法家颜真卿。这篇满是涂改痕迹的作品，叫做《祭侄稿》，是颜真卿为就义于“安史之乱”的侄子颜季明所作。“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在这场叛乱中，时任平原郡太守的颜真卿，以一介儒生的文弱，挺立在抗击叛军的城头，而颜氏一门有三十多个亲属殉国，可谓满门忠烈。后人崇尚颜真卿书风的雄浑，更敬慕他的气节，将其视作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范。任何一种抽象的字体必须以具体的名家书法为依托，而颜体正是以这种完美的结合，为楷书的最终成熟提供了范本。据记载，颜真卿在自己的作品中身体力行地书写正字，在66岁时，又以小楷亲自抄录伯父的《干禄字书》，并请人摹刻上石。一时间，人们争相索求，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有人说：与唐诗共辉煌的，还有唐朝的酒文化，翻开《全唐诗》，依然能感受到千年前的酒香，浓浓地飘洒着。在杜甫《饮中八仙歌》的描述间，有“眼花落井水底眠”的贺之章，有“长安市上酒家眠”的李白，更有“挥毫落纸如云烟”的张旭。相传张旭作书，往往在大醉之后，脱帽散发高喊狂奔，有时兴起，索性用头发蘸墨挥毫，一笔狂草，变幻莫测，人称“颠张”。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教授叶培贵介绍：唐朝人有一种要吞吐宇内、征服八荒的这样一种气概，狂草的兴起就是在这个氛围下出来的。
唐代的艺术所要追求的不是一种书斋里面的表现，用韩愈来描写张旭的一段话，韩愈认为，张旭是想把天地的可喜可愕，就是值得高兴或值得惊讶的这些东西，以及自己的内心的忧伤、欢乐都融为一体，都寄托到草书中去。文献有记载的唐朝善书者有六百四十多人，上至皇帝，下至文人墨客，无不以一种高蹈的姿态和充沛的热情，参与其间，成为一场隆重的视觉盛宴。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教授叶培贵介绍：每一种字体都有一些杰出人士希望建立自己这个时代的新风格，狂草有、篆书有、楷书有、行书都有，这样形成了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各种字体全面发展，并且各种字体都有自己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的这样一个兴盛局面，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
每个人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然而历史却从来不是由一个或几个人来推动的。一个繁华盛世的背后，总有那么多隐约不明的身影，如繁星点点，最终汇聚成灿烂星河。唐代的书坛就是这样一条光辉的银河。这是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唐代写卷，行列严整，笔致挺秀，他们是最普通的抄书手，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文献典籍的制作整理都要依靠手工抄写。而在有唐一代空前繁荣的背景下，这必然是一支庞大的队伍。因此我们说唐代书法的繁荣，尤其是楷书的繁荣，是由庞大的这个文教机构中的不知名的抄书手以及寺庙里面的经生，甚至还有一些文人在考试入学之前也当过抄书手等等，就由这些人和那些著名的书法家们共同来构建起来的。 回溯千年，古老的汉字承载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一路走来……伴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前进以及众多书写者探索的步伐，汉字的诸种字体也迈向了全面的成熟与完备。被誉为“文明之母”的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在对汉字发展和文化传承的过程中，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无疑是居功至伟。我国古代的印刷术分为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类，雕版印刷术发明于隋代，盛行于唐而完善于宋。由于是整版雕刻印刷，十分繁难。北宋庆历年间，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大大提高了印刷的效率。同时，为了适合人们阅读时的视觉要求，图书印刷要求笔画匀称，风格统一，因此刻版字体多选用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等名家楷书。在采用名家楷书的过程中，刻版字体逐渐统一点画的基本形态，形成了横平竖直、横细竖粗、字形方正的宋体字。宋体字和此后的仿宋体一直沿用至今，成为印刷业的规范用字。马克思在论及我国四大发明时说：“印刷术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印刷术，无疑将整个世界带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而汉字，也将以更为规整和稳固的面貌，继续书写中华文明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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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color=#ffffff][table=80%][tr][td][size=5]史说汉字（六）：百年沉浮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惨败。消息传来朝野震惊，京城彻夜时闻哭声。为什么一度位列亚洲第一世界第七的北洋水师竟被日本海军打败？为什么这个两千年来一直以中国为师的小小岛国在经历了师法西方的“明治维新”后就变得如此嚣张？而西方，究竟为什么强大?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理嘉介绍：有些知识分子觉得洋人之所以能洋熗大炮、国富民强，就是因为他们的文字简便，认识了几十个字母就能读书写字，所以民智早开。反过来看我们的文字， “天下之至难者”，难写、难认、难记，所以实现普及教育、救国图强就是要革汉字的命，要改革汉字。
然而，汉字与中国文化休戚相关 ，几千年的积淀使它一脉相传，改革究竟从何而起？厦门鼓浪屿，中国第一批通商口岸中的小岛，在百余年的汉字沉浮中，它将掀起最初的波涛，而在波涛中最先乘风破浪的，是一个叫卢戆章的人。他懂英文，到过南洋，他想要让中国富强，要普及教育，必须改革汉字。改成什么样子呢？就是要像西方的拼音文字那个样子。他有了这个想法，而且要付诸实践。1892年，卢戆章编写的《一目了然初阶》出版，这是第一套由中国人创制的汉语拼音方案。由此，汉字改革的大幕以拼音运动的形式正式拉开，并因卢戆章的“切音新字”而命名为“切音字运动”。在《一目了然初阶》的封面上，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副对联：“一目了然,男可晓,女可晓,智否贤愚均可晓。十年辛苦,朝于斯,夕于斯,阴晴寒暑悉于斯。”公元1900年，是中国农历庚子年，这年夏天，爆发了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庚子国变。也正是这一年，另一位切音字运动的倡导者以“台湾和尚”的身份出现在山东沿海的港口，他搭乘的船并不是来自台湾，而是来自日本，来者也并不是和尚，而是被朝廷通缉的严拿罪犯，他的名字叫王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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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照曾经是戊戌变法中的风云人物，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没有人能想到，他此次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回国，是为了推广一套叫做《官话合声字母》的拼音方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理嘉介绍：它是第一套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方案，是受日文片假名的影响，用的汉字的偏旁来做成一个表音字母，比如说，他取汉字里头的“扑倒”的“扑”，用一个提手旁的偏旁就来代表我们现在的声母“p”。 1903年，王照秘密进京，在裱褙胡同创立了“官话字母义塾”。由于身份特殊，他让学生在前面讲授，自己则躲在屏风后面指点。官话字母的影响力正渐渐扩大，这时，王照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去自首。这样在出狱以后，反而可以公开出面推广《官话合声字母》。这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经过一番磨砺，王照终于出狱，此时的他更为坚忍执着，全力推行他的拼音方案。几乎于此同时，卢戆章又编写了一套新的拼音方案《中国切音新字》，1905年，他专程将此书送到北京，满腔热忱地希望得到清政府的支持。然而，方案呈交了三次，全部被驳回。晚年的卢戆章仍在坚持教授切音字，有人赠他这样一幅对联“卅年用尽心机，特为同胞开慧眼。
一旦创成字母，愿教吾国进文明。” 据统计，1892到1911年的切音字运动，共提出切音字个人方案28种，掀起了中国汉字改革的第一个高潮。就在切音字运动的实践者们在外来文化的启发下以拼音的方式为汉字改革寻找出路的时候，汉字简化，这条从汉字自身的演变规律中延伸而来的变革之路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陆费逵，中华书局的创始人，一位有着革新思想和实业精神的教育家、出版家。1909年，他在主编的《教育杂志》上，率先发表了名为《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的文章，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把简体字作为正体字使用，奏响了中国简体字运动的前奏。其实，汉字的简化由来已久。早在三千年前，神秘的甲骨上就曾出现同一个汉字的简体和繁体。在两千多年前的敦煌汉简，在上面我们也发现了许多形体与今天相同或相似的简化字。在绵延流长的名家书法中，在不同年代的字书、碑刻中，它们的身影随处可见。这些在民间“不胫而走”的简体字通常称为俗体,与官方正体并行存在。从远古的刻符到甲骨文、金文，从篆书到隶书、再到楷、行、草，简化一直是汉字演变的总趋势。事实上，在晚清，简体字也曾以正体的身份出现，只是，与它的出现相关联的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悲壮历史。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金田率众起义，建号“太平天国”，一场风起云涌的农民战争由此拉开序幕。这张已经十分模糊的印刷品，是1852年9月太平军进攻长沙时东王杨秀清和西王萧朝贵发布的诰谕。诰谕的内容已很难辨认，但用简体书写的“太平天国”却异常醒目。有趣的是，其中的“国”字比今天还要少一“点”。在太平天国，简体已成为官方标准用字，政府的钱币、印玺，争战的令旗，印发的布告、书籍等，都采用了唐宋以来在民间流行的以及部分自创的俗体字。虽然太平天国最终失败，但他们在汉字简化上的实践却给后世留下了很多启发。
1919年，一份让中国人蒙受了巨大耻辱的和约，再次将变革与图强深深烙进国人的心灵。在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公然提出，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作为战胜国参加会议的北洋政府竟然准备签字接受，这激起了国人的强烈愤慨。5月4日，北京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迅速蔓延。令人屈辱的现实唤醒了清末以来的沉痛记忆，强烈的爱国使命激起了青年志士对传统的猛烈攻击，由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再度高涨，一系列激进的主张纷至沓来，汉字改革首当其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苏培成介绍：五四时期激进派从挽救中国这个角度出发就提出来“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他们认为汉字的根本改革就是改用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当然他们对汉字的看法也受到了当时的局限。
此时，“一件惊人的革新事业”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22年，钱玄同就在国语统一会里头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减省现行汉字笔画的提案。提案分析了简体字的构成方法，要求承认简体字的合法地位。国语统一筹备会通过了这项提案，并由钱玄同、胡适等十五位委员组成汉字省体委员会，一系列提倡简体字的文章和书籍陆续刊登出版，简体字运动有了突破性进展。但是，此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汉字改革、教育救国的梦想真的可以实现吗? 1935年春，一篇名为《推行手头字缘起》的文章突然在诸多报刊同时出现，文章选定第一批手头字300个，由蔡元培、邵力子、陶行知、郭沫若、巴金等200名文化界人士和15家杂志社联名发表。随着简体字运动的日益发展，1935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采用钱玄同主编的《简体字谱》草稿的一部分，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共计324字，同年10月，国民政府以中央政府主席、行政院长、教育部长的名义通令全国，要求全国推行。然而，事情很快有了变化。1936年2月，教育部奉行政院命令，训令“简体字应暂缓推行”。但是，扎根于群众的简体字不推而行，在共产党领导的地区，简体字获得了蓬勃发展。自清末以来，汉字改革的道路漫长而艰辛，但普及教育的目标却始终不曾获得真正的成功，汉字改革的方向究竟在哪里呢？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十天后，在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关怀下，第一个全国性文字改革组织——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宣告成立。此后，一系列文字改革机构相继诞生。1952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1953年10，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成立。1954年10，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建立。它们的诞生，拉开了新中国文字改革工作的序幕，也显示了一个新生国家改革古老汉字的决心和力量。可是，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文字改革为什么会在新中国的缔造者心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呢？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苏培成介绍：这和新中国刚建立，当时文盲众多，我们又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必须发展教育，扫除文盲，跟这个背景是密切相关的。毛泽东主席在1951年就明确讲过，文字必须改革。开国大典上站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中间的老人叫吴玉章，也就是后来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早在1928年，吴玉章就曾与瞿秋白等人一起探讨中国文字改革的途径和方案，并组织发起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但在文改会建立之初，这位元老级的人物却语重心长地做了一次自我检讨。他说以前是认为文字是有阶级性，所以我要把汉字作为一个封建文化来推倒它，这个认识是错误的。第二个，我没有来很好地考虑中国和广大群众的习惯和历史，急于用拼音文字来替代汉字，他说这个也不好。第三个，他说我没有很好地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怎么样能够让这项工作符合中国现实的需要。1955年10月，一个在文字改革上举足轻重的会议召开了，这就是“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会议开幕的时候，陈毅副总理说了这样一段话：“在有几万万文盲的国家里，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有强大的工业建设。”新中国从现实情况出发，提出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就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样就形成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们整个的文字政策。1956年1月28日，经过语言文字界最顶级专家的整理，在吸纳了约20万语文工作者的意见和建议后，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
[/size][font=宋体][size=5]《汉字简化方案》的公布，是对千百年来流行在民间的简体字的规范，是对清末以来汉字简化运动的总结，也是新中国文字改革工作的第一项成果。据2004年公布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调查数据显示：截至上世纪末，我国有95.25%的人平时主要写简化字。在《汉字简化方案》制订和颁布的同时，《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方案吸收了以往注音系统的优秀成果，采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实行音素化拼音方法，辅助学习汉字。从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文字改革组织的筹划到两个方案的出台，吴玉章倾注了大量心血。为了解方案的推行情况，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简化字，汉语拼音，普通话，在今天的小学课堂上，这样的教学内容已司空见惯。
在这个全新的信息网络时代，通过基础的识字教育，以普通话的读音为标准，利用拼音输入汉字，孩子们可以轻松地遨游网络，搜索和传递信息。半个世纪前的文字改革带给今天的便利，已远远超出当时的想象。但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信息化的浪潮刚刚袭来的时候，古老的汉字面临的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汉字不能够像拼音文字那样进入电子计算机，中国将被排斥在信息化时代之外。 此时，研究汉字的信息处理问题已刻不容缓。几千年来，汉字的命运从来没有如此紧迫地与一项技术联系在一起。1974年8月，周恩来总理亲自听取汇报，研制汉字信息处理系统的工程很快由国家计委批准立项，定名为“七四八工程”，列入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计划。1975年，一个长期在家病休的人偶然听说了这项工程，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竟拖着孱弱的身体自发地研究起来。这个人叫王选，当时还只是北京大学无线电系的一名普通助教，但在不久的将来，他将改变一个时代。那时，王选经常是中国科技情报所外文资料的第一个借阅者。经过一番钻研，他把研究方向锁定在“七四八工程”中的“汉字精密照排”项目上。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基于计算机的“电子照排技术”已经大规模使用，而中国仍然处在“铅与火”的活字印刷时代。但是，要想让计算机排版，首先要在计算机里存贮汉字信息，而当时的国产计算机内存只有64K。那么，究竟怎样解决这个巨大的难题呢？数学出身的王选开始沉浸在汉字的一笔一画中。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数学与汉字的结合，打开了汉字进入计算机的大门。
他利用轮廓加参数的数学方法将庞大的汉字信息压缩了500倍，扫清了项目研制的最大障碍。他跳过日本和欧美流行的二、三代照排机，直接研制国外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1976年9月，“七四八工程”中研制“汉字精密照排”的项目正式下达给北大，王选成为项目的核心。 这是我国第一张用激光照排系统输出的报纸样张。这是《经济日报》最后的一张铅版。随着这张版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终于迎来了用计算机处理汉字并大规模应用于印刷的时代。从第一代照排机走到第四代，西方国家用了四十年，而王选仅仅用十余年就使中国从落后的铅字排版跨入了先进的激光照排。随着信息时代的推进，更多的人们开始关注计算机和汉字信息处理。为了方便使用键盘输入汉字，一股编码的热潮骤然兴起。1981年5月，《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公布，即国家标准GB2312-80。原国家语委副主任傅永和介绍：GB2312-80就是交换码，交换码对着机内码，就是把众多的支流到我这儿就汇成一个区，大家可以各搞各的码，我有个交换码，到这儿只要转成我这个就能进入计算机。 计算机，汉字编码，信息化，这些词汇是一个即将全面来临的时代，对人们发出的清晰信号。1985年12月16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国的语言文字工作迈出了新的步伐。在新时期，规范化和标准化成为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任务。对这项工作，有一位老人格外关注。据说，纠正报刊和出版物中语言文字不规范的现象已经是他长久的习惯，仅仅保存下来的这一类书信便条，就数以百计。这位老人就是胡乔木，他早年曾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早在建国初期，他就被毛泽东特派协助文字改革工作。他对语言文字他有一种情有独钟，他自己有很多研究，有很多思考，有自己的独立见解。1973年，他就想到汉字要适应现代化的发展、信息化发展。
为了适应信息化的需要，同时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的现象，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语委在对个别简化字适当调整后，将1964年公布的《简化字总表》重新发布。发布前，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态度格外审慎。原国家语委副主任陈章太回忆道：反复推敲，一边输着液，还输着氧，两个管子，一边听我们汇报，因为他把语言文字看成是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里面很重要的一种素质，影响到我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各个方面。 如今，古老的汉字已经融入时代的脉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也被提升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2000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公布，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语言文字的法律，它明确要求，在公务活动、教育教学、新闻出版、公共服务行业应当使用规范汉字。它的颁布，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百余年来，为了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一代代爱国知识分子在汉字改革的道路上执著探索，而古老的汉字置身于传统与现代的漩涡，守望着命运的沉浮起落，它所承载的，不仅是一个民族的荣辱兴衰，更是一个日渐强大的国家永远不可忘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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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color=#ffffff][size=5][table=80%][tr][td]史说汉字（七）：方正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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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流转，当后人疑惑于无字的谜题时，无字碑又出现了一个更让人迷惑的难题，它上面又发现了字！
无字碑上有了字，可这字与武则天无关。经辨认，无字碑中上部的汉字是一篇金代人刻上的游记，名叫《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可另一种文字却一字不能识，但是和汉字有些类似。
这种不能识读的文字究竟是什么字？它与汉字又是什么关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大批外国探险者来到风雨飘摇的中国，他们在大量盗取中国文物的同时，也揭开了这个文明古国一个个尘封地下的秘密。
1922年6月，比利时传教士凯尔温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掘开了辽兴宗皇帝的陵墓永兴陵，从中出土了辽代哀册。哀册就是皇帝、皇后、皇储他们的墓志的专有的名字，一般的大臣和官员就叫墓志铭。
契丹哀册的出土让契丹国文字在失传数百年之后重见天日。
汉字产生之后，很早就传播到各少数民族地区和周边国家，在很长时间里，汉字和文言都是这些民族的正式文字。在长期使用汉字的过程中，各民族逐渐掌握了汉字的结构规律，创造出更加适合自己民族使用的文字。
契丹崛起于唐末，兴盛于宋，立国后，改国号为辽，逐渐强盛，其疆域东自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统治者参照汉字的形体结构创制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
契丹正好处于辽、宋、西夏三足鼎立的割据局面，无独有偶，在与其相邻的西夏国，他们的文字同样是根据汉字创制的。
公元1036年，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命大臣野利仁荣根据汉字的造字特点，参照融合了契丹文字的造型创制西夏文字，三年始成，共五千余字，笔画繁多，结构繁杂。
西夏大力推行西夏文字，翻译各种汉文经典及佛经，但汉字并没有因此而废弃，它与西夏文同时并用，直到王朝的结束。
依然是天苍苍，野茫茫，依然是辽阔雄壮，长风浩荡。
那奔腾而去的铁马金戈已无处眺望，那余音己绝的鼓击钟鸣也已无处倾听。
断壁残垣之间，千年一晃而逝，当曾经的一切都被历史掩埋，唯有那凝固在石板上的模糊文字记录着那曾经辉煌的年代。
公元753年，唐。一艘日本商船在风浪中剧烈摇摆，人们尖叫、挣扎，但是最后还是沉入大海。
消息传到长安，有一个人十分悲痛，他就是诗人李白。悲痛中他写下这样一首诗：“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他的好友，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在回国途中遭遇风暴，失去了消息。
717年，初到长安的阿倍仲麻吕才是19岁的少年，他离开父母、离开家乡，来到这个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唐玄宗给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晁衡。
那时长安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有许多像阿倍仲麻吕这样的外国留学生，大唐政治清明，思想开放，文化繁荣，在国际上拥有无与伦比的美好形象，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各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日本朝野上下出现全面学习模仿中国的热潮。遣唐使，就是日本皇家为汲取中国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而派遣的官方外交与留学使团。
每次遣唐使的人数都在200到500名不等，同时还有10到20名留学生，30到70名留学僧，留学生进入国子监所属的六学馆修习各自的专业，而学问僧则汇集于长安和洛阳的各大寺院钻研佛法。
在古代，日本只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而没有自己的文字。公元405年，一个叫王仁的朝鲜人带着《论语》到日本讲学，并教授汉字，具有文化修养的日本人开始能用汉文记事。8世纪以前汉字是日本记录书面语的工具。
遣唐使在长安学习唐文化的同时，也精心研究汉字，据传，日本遣唐留学生吉备真备和留学僧空海结合汉字创制了日本片假名和平假名。
空海是日本书法史上的重要人物，为书法“三笔”之一。
空海和尚在日本称为弘法大师，他的书法在日本达到了登峰造极。空海在唐朝精研书法，借鉴草书形成新的字母形式，创制了日本平假名。
其实，平假名确实是从中国汉字的草书演化而来的，但并非空海一人所创，它早期为日本女性专用，由于宫廷女人长年抄写《万叶集》，而“万叶假名”的汉字，都有固定字音，写着写着，无形中便简略了汉字，变成类似草书的字体，就成为“平假名”。
学习汉字的日本宫廷子弟或考上大学的精英，为了将汉字念成日本本国固有语音，在汉文旁加上种种拆解汉字而形成的各种助词与记号，就形成了后来的“片假名”。有传说，片假名最初的创制者是吉备真备。
由汉字脱胎而来的日本文字，以汉字为素材，并且在应用中与汉字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汉字在日本社会的广泛应用和深入普及。与汉字相联系，中国的书法艺术也传到了日本。
虽然历史无法确定究竟是谁将汉字改造为日本的文字，但是庞大的遣唐使团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近300年间，留唐学生144名，其中许多人留唐时间超过了20年，甚至还在唐朝娶妻生子，从生活起居到言谈举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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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5]史说汉字【一】文明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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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0年前，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将楔形文字压写在一块块泥板之上。5000年前，古埃及人在巨大的石碑和神庙中凿刻下神文，古希腊人称之为圣书字。3300年前，古代中国人在龟甲上留下占卜记事的文字。这几种文字是人类最早的古文字。盛行数千年后，大多数古文字都湮没于历史，甚至曾被人们遗忘了十几个世纪。而东方的汉字却伴随中国历史的风云激荡，一脉相承，勾勒出清晰的发展脉络。这些神秘优美的方块字究竟起源于哪里？中国的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文字系统，它的形成会经过多少世纪的漫长发展呢？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介绍说：甲骨文的单字，不同的字总在四千到五千之间，虽然有不同的看法，四千到五千之间是不会错的，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它是一个成熟的系统，这个成熟系统的形成至少也得有一千年以上的历史。在我们看来，所以再向上推已经超过了夏代的开始。而且呢，在前面还有一个更为原始的一个酝酿的产生的过程。当语言的传播被空间和时间羁绊，人们怎样存留记忆？
《说文解字·叙》中这样写道：“及神农氏，结绳而治，而统其事”。神农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人物，有可能是上古部落的著名首领，曾经显赫一方。先民们用结绳与契刻传言记事，但如果记事者遗忘或死去，剩下的只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痕迹。所以文字是一种视觉的信息符号，有了它，人们才能够把自己的记忆记录下来，而且它能超越时空。中国的上古神话中，苍颉创造了文字。古书《淮南子》记述了那颇为惊天动地的时刻：“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在汉代的古墓中，人们发现了苍颉最早的画像。他端坐于地，脸上赫然是四只眼睛。苍颉，只是一个传说吗？他是否真的存在？据说，苍颉是黄帝的史官，智慧超人，通于神明。《史记》的开篇是五帝本纪，以黄帝为始，黄帝的时代大约在5000年前。关于苍颉造字的传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的呢？战国时候的一些文献有关于苍颉造字这样的记载。《荀子》、《吕氏春秋》都能看到这样一些记载。在战国的《世本》里，提到了沮诵、苍颉两个人造字，而不是苍颉一个人，沮诵这个人又是谁？古书中注释，沮诵与苍颉同为黄帝的史官，但他为何又消失在历史的记载中，古史传说的真实度究竟有多少，后人无法说清。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荀子在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似乎能给人们一些启发：“好书者众矣，而苍颉独传者，一也。”在古籍和神话中人们触摸到一些久远的历史，但如果黄帝的史官苍颉只是一位文字的整理者，那么当时的文字有可能已经具备一定规模。中国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它最早的形态又会是什么样子？
甲骨文之前有一段漫长的岁月被后人遗忘，有人称它为文字的史前阶段或初文阶段。1969年，在宁夏贺兰县工作的李祥石意外发现了大山里的惊人景象。 李祥石被这些史前的图案深深吸引。后来，他将大半生的精力都交给岩画的探查与研究。宁夏中卫大麦地。一望无边的荒漠丘陵。1989年4月10日的傍晚，已经开车寻找了一天的李祥石终于碰到个牧羊人。一年前，地质局的同志在这里发现了岩画。大麦地岩画的发现曾引起国内外轰动，而更为激烈的讨论发生在文字起源的领域。这是发现于大麦地岩画的几个符号，它们的结构与汉字非常相似。李祥石带领助手经过数次的拓摹，在8000余幅岩画中发现了1500个符号。这些岩画符号究竟是不是文字？如果是，它将把汉字的起源推前数千年。在贺兰口将近六千幅的单体图案中，有40%属于符号类。这么多的符号究竟在表述什么意思？其中一些似乎明显地与汉字有着某种联系。世界文字的起源多数与图画密切相关。几种古文字的象形性说明图画与文字之间的重要联系，但是图画并不等于文字。
“我的图画使我成为神明，请听我的鼓声我的歌声。我坐在她的身边隐去身形。我们手臂相连，如同一人。即使她在一个孤岛，即使她在另一半世界，我的歌声也能传到她的心中，我可爱的新春的紫罗兰。”这是一首用文字画表示的恋歌。用来通信和备忘的图像，学者称之为“文字画”或“图画文字”，世界上很多学者认为将图画用于传递信息是文字的源头。远在两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就有了绘画的能力。岩画分布于世界各地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也在青海、云南、宁夏等十几个地区发现了岩画。
在贺兰口西面的山壁上有一幅著名的岩画，岩画中最醒目的是两个手印，中央是一个高举双手做祭祀活动的人形，上方还有一个桃形人面像。有人说，这是远古时期的一个契约。
虽然无法证明这些岩画与文字起源之间的关系，但它们向我们展现了一幅消失已久的画面。那段漫长而遥远的史前时代永远消失在时间里，石壁上深深的痕迹，经历近万年的时光磨砺，证明了曾经的存在。 6000年前的刻划符号；5000年前的原始图形；黄土之下埋藏着先民的线索，能否解开汉字起源的远古秘密。从上个世纪开始，中国考古学家们不断在黄土之下发现史前先民的遗迹，遗迹中出现的种种符号，让人们不断地惊喜和猜测，寻找着汉字起源的线索。上世纪的著名学者郭沫若、于省吾等人，曾认为文字的产生可以一直追溯到距今6000年前的半坡仰韶文化。
郭沫若认为半坡陶钵口沿上刻的二三十种刻划符号“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于省吾也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类似陶符还在甘肃、青海等地相继发现，符号更加复杂。这些符号是否真的与汉字起源有关系，后来的考古发现给了人们一个答案。这些符号大部分为简单的几何形符号，专家们认为，它们没有记录或传达语言的作用，可能是为了个人或本族制陶业的需要，在陶器上画出的简单符号，与汉字的发展并没有传承关系。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山东莒县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种大口尖底的陶罐，它们伴随主人静静躺了5000年。
在这种被称为大口尊的陶器上部，人们发现了更接近于古文字的象形图案。 世界考古学界将文字作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准之一，探索汉字起源的过程，也是探寻祖先精神世界、寻找本源的时光旅程。与大口尊出土地点相距900公里，浙江余杭良渚镇也出土了类似的符号。良渚文化，是中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它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精美的玉器制作让人叹为观止。在这些作为祭祀的玉器上，人们发现了一些刻划的图形，它们与山东莒县等地出土的陶符比较相似。相似的符号在不同区域出现，是否意味着这些图形是当时通行的一种文字符号呢？与仰韶文化中的几何形符号不同，它们与古文字更加接近，刻划的位置与后来青铜器上的族徽文字很相似，而且具有繁简二体。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与浙江的良渚文化，在4500年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存，当时两地的生产力发达，记录语言的要求可能已经出现。空间的延续和时间的延续带来了文字的需要，人的群体生活越来越发达，人慢慢地社会化。
4500年前使用它们的人早已消失，只留下这些原始的文字符号出现在陶罐和玉器上，它们在传达着什么样的信息呢？这些符号似乎在图形与最古老的文字之间驾起一座桥梁，大多数学者认为存在原始文字的可能性，但由于没有成句的实例，还是无法十分肯定它们的性质并做出解释。用这个后来的汉字，像甲骨文、金文的一些材料，我们得到的知识，来上推这么古老的符号，这个只能是一种实验，因为没有办法证明这种联系，在没有证明联系下是一种推测、一种实验。在孤立出现的符号中，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出土非常奇特，年代也更为久远。贾湖村有一片上百亩的湖泊。1983年，一支考古队和当时郑州大学历史系的师生在湖边发掘一处距今8000年的史前遗址。一天下午五六点钟，队员们突然在探坑里发现了一件超乎想象的东西。
最古老的一支骨笛距今八千年以上。紧接着，贾湖村又有更重大的发现。在一片龟甲上，发现了与甲骨文极其相似的刻划符号。如果这就是汉字，中国的汉字史将界定在8000年以前。它刻划的方式、刻划的位置与它象形的这种方法都跟后来的甲骨文比较接近的。可是它时间隔得太远，这已经到了公元前六千多年了，和后来的甲骨文反而没有一个联系。目前这种问题只能作为一个科学上的疑案，以后有待于新的发现。散发光泽的珠串或许曾属于一位美丽的姑娘、古老的占卜用具与殷商的龟甲占卜似乎有着某种联系，光滑的石箭、祭祀工具上模糊的符号……这些都让人去想象八千年前生活在这个湖泊旁的部落，他们拥有怎样的文化？又为什么在6000年前没有了他们的遗迹？专家推断，贾湖文化可能在6000年前的一场水患中消失或者迁移。黑场中国大概在一万年以前进入新石器时代，史前文明出土文物的精美，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对远古先民的想象。 当一切化为尘土，吟游的诗人老去，是什么能将英雄的故事继续传唱，将部落的往事留存下来。生产力的发展，使考古学家们认为应该有文字的出现，但在已知的出土文物中，大多是单一的符号。人们期望能有进一步的发现。4000年前，山东半岛的某个部落。有人拿起一块已经碎掉的瓦片，在上面刻下了十一个符号。这个人是谁，为什么刻下这些符号，刻写的内容又是什么？答案已经无人知晓，4000年后，一支考古队在数米深的地层中发现了它。1991年1月，工作人员在清洗后的陶片上誊写编号，突然，他发现了一些很奇怪的图案，便立刻找到当时考古队的负责人栾丰实。在薄薄的陶片上，人们看到了那十一个连续书写的神秘符号。它们，是文字吗？因为发现于山东邹平丁公村，它被称为丁公陶文。
两年的谨慎调查和研究后，陶文的公布轰动了整个文字学界。4000多年前，是谁刻写了这块陶片，刻写的内容又是什么？历史研究所的张政烺老先生看了以后特别兴奋，而且他夫人看了以后说，她当时看第二排上面有一个字。她说这不是个“猴”嘛。日本一个学者考证后认为是一封信。当时田昌五先生建议把它叫成“陶书”，不是陶文，“陶书”，它是讲了一件事或者讲了一件东西。很多学者对丁公陶文进行解释，但没有统一的认识。而且，陶片上符号的书写方式似乎与已知的甲骨文有着形态上的不同。这个刻划的时候，是用尖锐的石器来刻划的，是连续的，这种做法就和后来我们看到的一般的字有所不同。所以有的人认为，这种文字是文字，是一种没有被继承下来的文字。我们探讨中国文字起源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仅仅是汉字起源问题，它可能还包括了非华夏系统的一些族群所使用的文字系统。因为上古的族群是多样的，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的话，我们必须承认当时的文字也是多元的。丁公陶文出土于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址。龙山文化，是古代东夷部族创造的一个重要文化阶段，它以黑陶为主要特征，代表了当时制陶业的顶峰。
中国上古时代存在着夏族、夷族等多个部族，他们在相互的交往与征战中逐渐融合。那么中国文字在起源发展的过程中，是否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多元融合的过程呢？汉字仅仅是一种文字，在古代的时候，特别是远古时期，作为今天我们中国境内是不是还出现过其他的文字，这个问题是有争论。在不断的交流过程当中，趋同性不断加强，最后形成了中华古代文化、中华古代文明的这样一个过程。很可能文字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就我们中国这么多人口、这么大的地理范围来说，古代的文字出现得这么少、种类出现这么少，在世界上是很特殊的。《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意思是说，商人在灭夏时已经有了记事典册，记载了“殷革夏命”的历史。甲骨文中屡见“册”“典”二字，字形像串好的许多竹简和双手捧着简册。因此是否可以推测，在殷革夏命的夏桀、商汤时代，已经有了文字。也就是说商代、夏代也有文字，有文字记载的，可是我们没有发掘到，没有发掘到不等于没有。有典有册，意味着当时至少要有初步的文字体系，只有零散、个别的字符是无法进入应用时期。这个破损的扁陶壶出土于山西临汾陶寺，人们在陶壶上发现了两个用朱砂书写的文字。
陶寺文化大约在公元前2200年以上一直到公元前2600年左右，这个时间，从文献记载来说，已经基本上超过了夏代了。那个文字，没有学者看了之后否认它是个字。这两个字和甲骨文是完全同一个体系的文字，可以说是今天汉字的祖先。所以从汉字这个角度讲，我们现在最早能够追溯到公元前两千年左右。汉字体系的形成，还应有一个记事图画和刻画符号与语音结合、并由零散的字符逐渐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绝不会短暂，因此有学者认为，汉字起源的上限无疑应该从夏代初期再往上推移。到夏代，中国的文化开始统一，如果文化不统一，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文字，而且这段时间发展是相当慢的。由于考古证据的缺乏，人们仍然无法解开中国汉字起源的远古秘密，但在这些已知的线索中，隐隐透露着来自过去的信息：生长于亚洲东部的先民，用他们的观察和想象创制了文字，这些线条像是优美的图画、像是炽烈的舞蹈，记录了中国人的故事，记录了这块大地的文明……文字的产生，标志着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由传说时代进入信史时代，文明的发展将以加速度的姿态，在时间之轴上留下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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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color=#ffffff][size=5][table=80%][tr][td]史说汉字（二）：尘封甲骨
公元前1046年，商朝为周所灭。二十年后，商朝旧臣箕子路过都城殷时，看到的已是一片麦田。繁华的都城从地平面上消失了，商朝人大量使用的甲骨随着朝代的灭亡再也无人提起，而商都的位置再也无人知晓……清光绪25年，执掌国子监的大臣王懿荣患了疟疾，按照中医使用“龙骨”入药。他意外发现从药铺买来的“龙骨”上刻有文字。经过研究，他认为，这一定是未知的远古时代的文字。那一年，是公元纪年的18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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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著名的故事，最初刊登在1931年北京发行的《华北日报》上。后来，几乎所有涉及甲骨文发现的书籍都转述过。药店是在宣武门菜市口的达仁堂，最早来源就是从这篇小文章里来的，后来有很多学者也去调查了一下，菜市口有没有这样一个达仁堂，但是菜市口没有达仁堂药铺。故事的虚实已经无从分辨，但发现甲骨文确实是王懿荣的一大功绩，正是他的学识和眼光，使甲骨文在经历三千年后惊现于世。这些刻有神秘文字的龟甲，记录着一段文明的记忆，而在探究这些遥远记忆的同时，又有无数人物的悲欢离合，推演着甲骨学研究的一百余年。就在甲骨文发现的第二年，八国联军进占北京，王懿荣投井殉国，悲壮地结束了生命。甲骨文字究竟记载了什么？在发现之初，很多人不相信王懿荣的说法。
章太炎是研究《说文解字》的，他觉得《说文解字》里引到的（籀文）应该是中国最古的文字了，不应该再有更古老的。所以他对甲骨文抱怀疑态度的。他曾经讲（甲骨文）是古董商人为了谋利益，所以造假造的。而当时的古董商人也隐瞒了甲骨真正的出土地点，为了保证盈利的渠道，他们确实编造了很多谎言。有的说汤阴出土，有的说汤阴的羑里出土。有的说卫辉出土，总而言之，都没人说是安阳西北五里的小屯村出土的，没有。此时，有一位名叫罗振玉的金石学者，他坚信甲骨所刻是了不起的历史秘密。在胞弟等人的协助下，他发现甲骨文的实际出土地是河南安阳县的小屯村。接着，他又在甲骨文字中发现了重要信息。卜辞里面发现殷王名谥十余，就是商王的名字十多个。所以说他恍悟，这卜辞的出土地应该就是商朝都城。殷都，是消失了3000年的古代都城。《史记·殷本纪》虽然记载了商朝的历史，但由于缺乏商代的文字记载，在20世纪初，国际上的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的夏商只是传说中的王朝。洹河边的小屯村会是3000年前那个繁华的都城吗？有人说，王国维是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天才学者，他是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通过对甲骨文字的研究，王国维复原了殷王谱系。隐藏于甲骨背后、曾经失落的殷商文明初露端倪。如果没有甲骨文，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时代还是一种神话，就是充满神话的时代。那么这段历史怎么样？我们不清楚。甲骨文一发现，至少商朝的存在是没有任何人敢怀疑。 公元前1300年左右，经历九世之乱的商朝出现了一位杰出的王，盘庚。他带领臣民开始了一次宏大的迁都之旅，从黄河以南的“奄地”西渡黄河到殷。
洹河水在这里绕成了一个大大的“几”字形。沿大河回溯，时光的另一头，3300年前的一天，迁徙的队伍从远方而来，他们看到了这条大河，看到了一个森林茂密的地方，他们将在这里建立崭新的都城，并在此传8代12王，历时273年之久，后人称之为殷商。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汉字系统。它是一种单纯的象形文字吗？是一字一音还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学者们发现，甲骨文字不但已经能够完整地记录语言，而且，它脱离原始文字阶段进入成熟已有一段时间。第一，它的文字的数量很多，现在最新的统计，它单个的文字已经超过4000，它可以表达很复杂的概念，它的词性就包括名词、动词、代词、副词，各种各样的词都已经齐备了。
甲骨文字并不等同于象形文字，象形字只是它的一部分，它已经具备指事字、会意字，最重要的是出现了形声字。风雨雷电的“风”字无法表示，古人就用凤凰的“凤”代替，有时会在“凤”的右上方加一个“凡”的声符。凤鸟的长尾经风一吹翩翩起舞，便代表“风”字。《说文解字·叙》中记载古人造字：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但是象形不是随便象，随便画一个东西，古人有一个标准，象形一般是画事物的常态特点。月的常态特点是缺。在一个两维度的空间里，古人的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两维之间生成的方正不仅仅代表了汉字的形体，它象征着古老东方独有的人文精神，烙刻在三千多年的时光中…… “抵安阳之日，为八月十二。下车即往访河南省立十一中学校长张天骥君。”1928年8月12日，张天骥接待了一位来自南京的学者，他诧异于学者的年纪，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代表中央研究院来安阳了解小屯村甲骨出土的情况。
“童指示一沙丘，谓甲骨出于其下，余甚异之。凡此，皆可为殷墟甲骨挖掘未尽之证。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年轻学者名叫董作宾，日后，他将成为甲骨研究中最著名的学者之一。1928年10月，河南安阳小屯村。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科学的野外考古正式拉开序幕。真正的工作就是复原古代的历史，复原当时的都城，当然甲骨是一方面，于是经过了几年的发掘之后，转移成了全面发掘。谜一样的都城，谜一样的龟甲，它们为谁而刻，又由谁而刻？ 甲骨文，是殷人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占卜记录，是商王及贵族与鬼神互通的信件。发现的文字大多刻在龟的腹甲或牛的肩胛骨上，腹甲和牛骨都经过仔细打磨。在这些卜辞中，有一组字的破解至关重要。这个“贞”字，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卜问”。这个字和卜问有关，在文字学上比较容易解释。各种各样的字都是在贞前面出现的。所以最早是孙诒让，他认为跟各种祭祀方法有关，可能跟占卦有关系的一种特殊的称名。后来董作宾在写《大龟四版考释》的时候，他发现有的时候“贞”后面文词完全一样，但是“贞”前面这个字会变化，他认为跟卦没有关系，所以他联想到这应该是人。具体占卜的人，因为他跟“贞”字出现，被称为贞人。3200多年前的一天，一位名叫“历”的贞人正在虔诚地对祖先说话，希望在祖先和神灵那里得到旨意。历有些累了，他是国王唯一的贞人，而上一代，和他一样帮助国王占卜的贞人却非常多。历常常很羡慕他们，不用一个人背负着国王的希望和对结果的未知。这一次的占卜是关于一场战争。
人们在所有已出土的甲骨中，发现了128位贞人的名字，通过对贞人的研究，专家考订出这128位贞人存在于200多年的时间里，由此证明《史记》中关于盘庚迁都后商王朝存续时间的正确性。由此凿破鸿蒙，把过去不清楚的搞清楚了。所以董作宾发现贞人说应该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在甲骨学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商代占卜的过程究竟是怎样进行的呢？首先整治龟甲和兽骨，贞人或王本人向神灵提出问卜的事情，有人专门执行占卜的过程，在甲骨的反面钻凿，然后用火烧灼。龟甲受热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裂纹，由国王或专门的人来解释裂纹的含义。裂纹颇象“卜”字，解释的确切方法已经无从得知。有人认为，纵横相交的较大角度比较多地认为是吉兆。最后，整个占卜过程及结果将被刻于甲骨之上。经过3000多年的掩埋，这些烧灼的痕迹仍然清晰可见。历命人将占卜的结果记下，这次战争将会受到保佑。3000多年后，这些由“历”贞问的龟甲被学者们发现。有人认为，历生活在殷商第四期国王武乙的时代，在这个时期，卜辞中只发现一位贞人。历和他的生活，他的时代，已经湮灭在3000多年的时间背后。他是怎么获得贞人的资格，生于何处、死于何时，人们无法得知。甚至有学者认为，历组卜辞并不在武乙时代。但是，不管历是否真的孤独一人，通过他、通过所有的贞人，让三千年后的人们认识了一个曾经藏于时间背后的伟大时代。
《礼记》中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不管铜器顶上的纹饰还是它的随葬的包括一些随葬品，大量的随葬品，以及他的人牲、人殉，这些遗留下来的这种物质文化给人的印象来看，都是一种鬼神观念特别强化的时代。甚至到了晚商时候，每隔几天都要祭一位祖先，这样挨着下来前后要花一年的时间，另外还有一块就是地面的神，地面神就太多了，高山，有山神；河流，有河神；植物，有植物神；动物，有动物神；有的人讲商人的社会中间，神无所不在。于是，极度崇尚鬼神的商人，希望通过占卜的方式达到人神之间的沟通。占卜贯通于商代整个社会的上下，而用甲骨占卜并刻卜辞，是商朝王室和贵族的一种特权。这些甲骨文也因为无事不占而包括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所有的事，上到军国大事，出征打仗，立邑任官，这些都要占卜。这是属于大事情。小事情是生老病死，甚至每天还要问今天晚上会不会有事情啊，今天白天一天会不会有事情啊，因为它所有的事情都要占卜，所以刻下来的文字就对于我们研究商代社会提供了很好的第一手材料。这是小屯南地出土的一片甲骨，非常有名，它是关于求雨的。那么它的时间分布来说呢，前后延续了27天，就是因为当时干旱、非常干旱，所以连续进行了27天的求雨，其中动用了有音乐，然后呢有跳舞，有祭山岳。到了27天的时候呢，傍晚的时分天上下起了小雨。龟甲记录了神秘的预言，却未能参透自己的命运。三千年的时光，它们在一层层的文明中埋藏得更深。1936年，安阳。127坑的发现是一个奇迹。6月12日中午，工地就要收工了
学者石璋如和王湘下到只能容纳两人的最后一坑，结果，他们发现了大片大片的甲骨。 “127”坑甲骨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广泛涉及祭祀、天象、狩猎、农业、征伐等各个方面。同时，甲骨大规模的整窖埋藏也引起考古学者巨大兴趣。这是商代的档案库吗？还是不为人知的集中埋藏？ 甲骨发现史上一共三次大的发现，一次就是127坑，一次是九十年代发现的花园庄东地，还有一次在文革中间，1973年、1974年的小屯南地，这是三次大的发现，都是整坑甲骨出土。从花园庄东地出土的龟腹甲和127坑发现的龟腹甲，很有特点，有些龟腹甲是经过很好的整治，中间挖了小洞。
这些小洞明显是人为的原因造成的，同时，在牛骨上方也发现锯磨的痕迹。它们是用来穿绳子，使用过以后把它穿起来挂上。便于存放。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龟藏则不灵，蓍久则不神。用于占卜的龟甲不能长期使用。但成坑的甲骨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被集中存放的呢？127坑在发掘时，除了甲骨还发现了一具人的尸骨，它是否能提供什么线索？由于遗留的信息太少，人们还无法揣测这具尸骨的来历。根据其它地点的出土，有专家认为，集中埋藏的原因可能是有意抛弃。甲骨上的文字仅仅记录了王室与贵族的占卜行为，它所反映的还只是商王朝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殷人以“卜”为中心的生活，给后人留下的甲骨数量惊人巨大，隐约可以瞭望那个时代的强盛。公元前1250年，殷商王朝出现了一位被称为中兴之王的国王，武丁。他励精图治，并通过不停的战争，将商朝的疆域扩大数倍，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国家。在这一条卜辞中，记录了妇好与沚瞂两位将军征伐印方，武丁率军从东面进攻，驱使敌人陷入妇好埋伏的位置。
这场战争的结果后人已经不得而知。名为妇好的人是一名女子，武丁的王后。武丁有60多位妻子，享有庙号的只有三位，妇好是其中之一。最初，人们关于妇好的信息都来自卜辞，她是拥有祭祀大权的祭司，统领军队并先后征伐过五个方国的将军。她深受武丁的宠爱，因为关于妇好的卜辞有二百多条，其她两位王后屈指可数。三月里妇好会不会生子？武丁亲自判断卜兆，说：妇好一定会生子，但是要进行御祭。她是一位怎样的女子，如何赢得王的心。这位王后留下很多谜团。黑场公元1976年，河南安阳小屯村。5月16日，郑振香和她的考古队员们紧张地观察着从地下抽上来的探铲。这是一个完全没有被盗过的墓葬，精美的青铜器上赫然铸刻着妇好的名字。墓中还有两柄象征至高权力的青铜钺。最后证实，墓主人就是三千多年前，武丁的王后，妇好。这是武丁最宠爱的王后，人们看到了她的玉簪，看到了她的酒器，但最终，并没有发现她，这位中年而逝的王后。她的死，应该令武丁非常伤心。因为妇好死后，武丁还常常为她占卜。妇好墓的位置很奇怪，至今学者无法解释，她葬在宫殿区而不是王陵区。有人认为这是武丁不忍妇好离去，便让她长眠于自己的宫殿旁。就让这个猜测成为三千年前那位王与后的故事结局吧。三千年前的旧事静静地埋于地下，只有一年又一年的青草不停地生长和荒芜。
目前发现的殷墟甲骨文字始自武丁时期，这些文字伴随了殷商二百多年的强盛和衰落，在字体上也有着自己的特点。中国目前出土甲骨共十五万多片，这些甲骨让人们了解了一个久远的年代，也留下一个巨大的疑问：甲骨上的刻写，是当时唯一的书写方式吗？那一定不是的，而是一个很罕见的、比较特殊的一种书写方式。因为在商代的时候，它主要的书写工具肯定是竹木简，用竹木制成的简册。然而，出土文物中竹木简的痕迹无可寻觅，学者们在甲骨文字中找到了线索。武丁时期早的甲骨文里面已经有了“作册”这个史官的名称了，一个“册”字你就看见了是多少根简，用绳把它编起来，虽然我们没发现实物，可是这个字已经告诉我们了。这是甲骨文字中的“笔”字，一只手和一支毛笔。就在出土的甲骨之上，人们意外发现了用朱砂书写的遗迹。朱书的笔道很粗，刻得很细，那个笔道周围的朱砂迹还残留着，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所以用毛笔在竹木简上书写是当时主要的书写方式。甲骨文最新统计有3961个单字，已解读的不到两千。商代文字同以后的小篆等字体比较，仍然具有明显的不规范性。文字部件比较自由，同一字可使用不同部件；同一部件也可以有繁简不同；而且，字形的书写方向也不固定。很多甲骨上的文字只能从语法结构上揣测它们的含义，它们和它们背后的殷商文明一样，未知的远比已知的多得多。
殷墟复原了一些宫殿基址，希望来到这里的人们能够体味曾经的繁华。但这，也仅仅是一个古代都城大大褪色的景象。北方干燥的风、侵蚀严重的黄土和至少活动了一千年的盗墓贼，留给人们的是更加破碎的谜团。几乎所有的王陵全被盗了，没有哪座王陵没被盗，因此挖掘出的都是一些破碎的东西，不管从历史来说，就像一个人一样不是完整的，你要把他聚合成完整的，有时永远聚合不到一起去。这个需要推理、需要逻辑，需要其他以后的发掘互相印证。3000年前的某一次祭祀，或许，就在这些地面遗址的某处。青草之上，是谁，曾留下驻留的痕迹？甲骨文的研究，开启了一段尘封数千年的古代文明，被风沙掩埋的历史一点一点地再现。逝者如斯，文明在不断的积淀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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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color=#ffffff][size=5][table=80%][tr][td]史说汉字（三）：鼎立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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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被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历经华夏文明中一千二百余年的历史，因为与一种金属的结合，堪称世界文字发展史上的独一无二。金文，铸刻在青铜器上的一种文字，因其往往现身于礼器的鼎和乐器的钟，所以又称钟鼎文。中国的青铜器自古以来就被蒙上了一层尊贵而神秘的面纱。上古时代有这样一个神秘的传说。相传，黄帝曾采集铜矿石铸鼎于荆山之下，用巨鼎镇住了中原的气脉，从而镇住了九州八方。鼎，成为王权的象征，成为上天给予凡人权力的神器。远古的传说渐行渐远，那个造鼎的时代也成为上古之谜，消失于人们的视线。究竟是谁，又为什么在青铜器上铸字，这些文字又讲述着怎样的故事呢？迄今为止，人们已经发现的先秦青铜器铭文约有一万四千余篇，其中商周金文共约万余篇，春秋战国金文三千余篇。据容庚《金文编》第四版记载，金文单字数共计3722个，其中已识的字2420个，仍有一千多字无人能解。
在那些不能解读的字中，很大一部分出现在商代的器物上，它们往往独立出现或是同类字的罗列，有时还会附加一个“亞”字形边框。其笔画苍劲古拙，书风雄伟浑厚，器物本身夸张的纹饰更为这些字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铭文多数都是一两个字。这个叫“族徽”，后来有人叫“族氏”，这两个名词都是郭沫若先生发明的。他认为这些在青铜器上这些铭文，都是图腾时代的孑遗。这些青铜器上的文字，曾与甲骨文一起见证了一段文明的历程，当时的华夏大地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王朝，人们又是如何运用这两种文字的呢？甲骨是用来占卜的东西，需要记录，在这个骨头上，或是在龟甲上进行占卜之后的一些情况记录在上边。那么金文呢，它要铸在青铜器上，所以我们说它要美观，有时候显得更加敦厚、浑厚，这是因为它们的用途载体不一样。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甲骨看作我们的手写体，那么金文就可以说是我们的印刷体。自宋代以来，人们就注意对金文进行搜集、著录和研究，与石刻一起被称为金石学。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以后，对金文的解读进入了更为科学的阶段。当历史掀开周王朝崭新的一页，甲骨占卜渐渐成为记忆，当简牍、绢帛腐朽不存的时候，青铜铸造的金文注定成为研究周代历史最重要的文献。 那曾是一个辉煌的王朝，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周朝共传30代37王，历时八百余年，其间又分为西周和东周。但长久以来，西周的历史只留给后人一些模糊的记忆。
西周文献很少，现在流传的西周的文献，只有少数的，除了《诗经》之外，少数的王的那种诰命，像《尚书》里保存的比较多的。所以拿金文来补充，因为金文更加具体、真实。1976年3月，陕西临潼出土了一件青铜器――利簋，它的出土，为我们确定了周朝立国的确切时间。 这是一场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会战，千百年来，各种政治的、文学的、神话的版本组成了重重迷雾，模糊了它的时间。尽管在《尚书》及《逸周书》等文献都曾记载，那场战斗发生在甲子日，但这些记录的可信性曾一度遭到质疑。作为历史的见证，那个是很重要，因为它记得详细。但是不能和金文、甲骨文这样一些资料来对比，它是当时的人当时写的。悠久的中华文明，真正有传世文献支持的“信史”始于公元前841年，这成为中华文明史的一大缺陷。武王克商，建立西周王朝年份的确定，对中国古代史有着非凡的意义。历史的长河中，古人总在不经意间为后人留下一些线索，利簋的出现给了人们惊喜。就是“武征商，唯甲子朝”，武王征商纣王，在甲子这一天的话，把它消灭。利簋全文共32字，记载了武王灭商后第八天，在一个叫“阑”的地方，赐给右史“利”一些青铜，于是利就铸造了这件器物。它所记录的伐商时辰与《逸周书》及《尚书》中描述的完全吻合，无可争辩地肯定了牧野之战的具体日期。此外，有专家认为，铭文还提供了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岁鼎”。“岁”即为木星，“岁鼎”指的就是那天清晨有“木星中天”的现象。
结合利簋铭文记载，专家们综合天文、历法等知识，得到了武王克商的确切年份，公元前1046年。由这件青铜器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铭文逐渐趋于工整，线条变得圆曲婉转，与商代一两字的族徽文相比，长篇的铭文开始出现。那就是说从西周早期开始，金文它的史料价值在加强，因为它的文字比较长，而且记载了当时的很多战争、征伐，还有一些重要的礼制，重要的活动记载在金文上了。 当西北高原的风强劲地吹起，一个王的身影已经满载着青铜的梦想，开启了一段大国的旅程。在这件叫作何尊的青铜酒器里，铸有122字的铭文，人们在铭文中发现了“中国”两字，成为“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这个中国就是“国中”，全国之中，或者土地之中，所以有时候在古书里叫“土中”，这个土中就是整个大地的中心。西周的青铜器逐渐以平实简朴取代了商朝的狞厉神秘，铭文内容更加丰富。透过那些文字，三千年前的历史尽显眼前。 大盂鼎铭文291字，距今约3000年，记载了周康王对贵族的训诰和赏赐；墙盘铭文284字，距今约2900年，记述西周六世先王的重要事迹及作器者的家世；大克鼎铭文290字，距今约2800年，记述周王对大臣的任命及赏赐；逨盘铭文372字，距今约2800年，内容涉及西周王朝13位王中的11位，历史跨度达200余年。
中国的青铜文化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最辉煌的文化，没有见过哪一个民族像我们的商代那样有那么繁复的纹饰，也没有见到哪个民族的青铜器上有那么四五百字的金文，这个都是举世无双的。在夏商周漫长的青铜岁月中，它们远远超出普通器物的命运，成为立国重器和王权的象征。当时的青铜器不仅仅是我们说一般的实用器物，它更重要的是一种礼器，就是人们用来对天地祖先的祭祀，那么当时的人们为什么要把青铜器做得那么好，花纹做得那么漂亮，他就是希望通过它作为一个中介，沟通人间和上帝之间的联系。有人说，中国文化的基因和特点有许多都是在西周开始的。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体制框架基本成型，中国人几千年来遵循的人伦观念也在那时被强化。
今天我们的经典，称为诗书礼乐，包括周易，都是在这个时代产生，是一个中国礼乐制度，中国礼乐文化奠基的时期。殷人尚鬼，周人尚礼。周人用一系列不容侵犯的严密制度，规定了贵族各阶层的尊卑、贵贱，并最终形成一套极为完善的治国典制。据后世流传的礼书记载，周代实行的礼仪制度高达三千多种，其中相当一部分都在金文中有所体现。在这件鼎中，就记录了周王与鄂侯驭方举行的一次射礼。实际上这些南方反叛部族的总头领就是鄂侯驭方，是他策动的这些对西周的反叛。那么周王打到南面去以后，在回来的路上就突然地就是到了这个鄂侯驭方的驻地，就提出来，要跟他举行一次射礼。 所谓射礼，就是按照一定的规则所进行的弓矢竞技。迫于周王南征的军事压力，鄂侯驭方在这次射礼中故意示弱，讨好周王。那个弓箭射礼举行的时候距离并不远。他射中靶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故意把那个箭射偏，这个铭文里面讲叫“休栏”，他把那个箭射到那个箭框上，那就表示他输了。这个王也没有领他这个情，王呢，叫“王扬”。就是射过了、射高了，王也扬了，以后两个人一块喝罚酒，哈哈一笑。就是在那里互相摸底。在钟鼓齐鸣的美妙乐声中，礼乐制度大大增强了王室、贵族之间的凝聚力。受其影响，分封、赏赐、战争、契约等逐渐成为铭文的主要内容。作为个人与家族功绩及政治地位的象征，人们希望这些器物能够永久流传，因此，常常在铭文的结尾处，铸有子子孙孙永宝用这样的句子。
社会的繁荣大大促进了人们之间的沟通，这一时期金文所使用的单字明显增多，尤其是形声字在汉字发展史中取得优势性地位，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夺目的文字，雄奇的庙堂之器，先民究竟如何铸造一段辉煌的文明？经历了诸侯争霸战乱的洗礼，曾经灿烂的文字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这里是陕西省扶风县，人们把它和岐山县所在的这片关中地区叫作周原。它是周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周人顶礼膜拜，祭祀天地、祖宗的圣地。这一带地下文物之丰富世所罕见。其中包括举世闻名的毛公鼎、大盂鼎、克鼎、墙盘等一大批青铜重器。据统计，不包括古代发现的青铜器，近百年来，几乎每年都有青铜窖藏被发现，动辄一窖十几器乃至上百器。一些文物经历了战争的洗礼，被带到了北京、上海，有的甚至流入欧美，进入世界各大博物馆。时至今日，这里仍不断有稀世珍宝面世，因此，包括周原在内的宝鸡地区被人们称为“青铜器之乡”。这个周原青铜器为什么这么多，一，周原是周人的老家，他们灭商的大本营就在周原这个地方，也是周人灭商以前的都城，周人的宗庙、祖坟都在周原这个地方。这个青铜器，主要就是宗庙和祖坟里面的重器，祭祀的器。所以这些青铜器就都集中在周原这个地方。作为周人的旧地，周原曾见证了西周历史的重要时刻，但究竟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过多少故事与传奇，后人已经不得而知，无数的谜团被历史的烟尘深埋在了地下。那些数量众多的青铜器究竟是不是在此地铸造，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
2003年，春节过后没几天，徐天进领队下的周原第三次大规模考察就开始了。一天，正当他像往常一样在一个叫李家村的地方巡查时，一个不经意的发现让他立刻紧张起来。职业的敏感促使徐天进马上叫人开始钻探，结果大量的红烧土露出地表。应该跟作坊的关系很大。挖下去以后，出土了大量的陶范，还有一些熔铜的炉子跟炉箅这些材料。考古队发现的是一座3000年前的铸铜作坊，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透过这些曾被古人精心雕琢过的纹饰和模具，能否唤醒那段尘封的记忆呢？幸运的是，今天，我们仍然能在周原看到许多青铜器加工厂。现在，人们采用的是一种叫作失蜡法的铸造方法。运用现代的工具和技艺，人们将这些古代的青铜精品大量复制，并远销海外。
那么，三千年前的先民，又是如何将那些精美的器物和文字铸造出来的呢？ 古代是叫陶模法，用的是陶模，比如说要做个鼎，就把这个形状先用这个泥范做一个鼎，做好了以后，这第二个步骤就是做模。模具分内模和外模。一般情况下，外模主要复制范的外形和纹饰，内模则要复制铜器的铭文。做好的模具被放入窑炉中烤制，然后注入高达1000多度的青铜液。 浇进去以后慢慢地把火一退，等冷却了以后拿出来，把模子砸掉。 也就是说一个范，就是一套内范和外范只能做一件铜器，那么也就是说了，这件铜器是独一无二的。 据专家分析，以我国目前所见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鼎为例，除去鼎耳需单独铸造，鼎身共需用外范24块拼合，如果用可熔铜12.7公斤的容器冶炼，则需要二三百人合作才能完成。这些文字、这些王的一些诰命还有一些赏赐的东西都会由贵族里面的一些知识分子把它记录下来，作为这个铭文的内容，这肯定是知识分子完成的。但是铸造它，把它变成范，然后再翻出文字来，就是工匠来做的。 在战争频繁的先秦时期，战败的俘虏可以被随意处死，但唯独有一种人不会被杀掉，他们就是掌握着特殊技能的手工艺人。这些人一旦被俘，就会为战胜的一方继续服务。中国古人这种职业，到春秋齐国的时候还讲“士农工商”。每件器物在刚出炉时都会呈现出金黄闪亮的色泽，那才是青铜最本质的颜色。就这样，一件件精美的工艺品从火红的熔炉中出来，传到了天子贵族的手中，又带着古人的气息穿越时空，流传至今。 据史书记载，及至武王克商以后，西周势力南抵长江以南，西至甘肃，北达华北平原北部，东至山东半岛，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在当时的世界上，没人能够忽视这个强大王朝的存在! 毛公鼎，号称天下第一铭文，全文共497字，其字体奇逸飞动，气象雄浑。铭文记述了周宣王对毛公的任命和勉励，如此古老而完整的文献，郭沫若先生称它“抵得上一篇《尚书》”。有人说，中国商周金文里所表现的章法之美，令人相信苍颉四目窥见了宇宙的神奇，获得自然界最深妙的秘密。金文到此发展到它的顶峰。
熔炉中的烈火在熊熊燃烧，危机一步步逼近。公元前771年，犬戎入侵，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之后，周平王继位，为躲避犬戎的侵扰，于公元前770年迁都洛邑，历史上称平王东迁以前为西周，以后为东周。中国的历史走到了一个诸侯争霸的新时期——春秋、战国。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旧的礼制迅速崩溃，列国纷争的局面愈演愈烈，各国的文字也呈现出浓厚的地域色彩。这个世界又经济特别发展，商业来回地交易需要文字，所以文字的形体各国、各个地区有好多差别。秦国是站在陕西这个西周的老家，所以当地的流行着的西周的文字一直变化比较小，像东方和楚国，他们跟着周的距离远一些，虽然也是继承下来了，就是各个地方乱造字。 这些刻在鼓形石头上的文字，就是有中国第一古物之称的石鼓文，现在珍藏于故宫博物院内，它上承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体态堂皇大度、圆活奔放，后世学篆者皆奉为正宗。
它是战国文字中西土文字的一支代表。战国时期，不同地区使用的汉字统称为战国文字，著名学者王国维将其分为两大系统，分别是东土文字与西土文字。西土文字是秦国的文字系统，后世称为“籀文”或“大篆”。它因直接承袭西周金文，所以在字体上保持了较为严谨统一的风格；东土文字则包括齐、楚、燕、韩、赵、魏中原六国的文字系统，最明显的特点是笔画的随意简化或繁化，形体结构极为混乱，而在中原六国中，楚国独树一帜。它首先没有对中原、中央王朝的这种依赖性，所以它能够胆子比较大，它是最早立王这个称号的。像我们讲“问鼎”，“问鼎中原”就是说的楚国。在这种神秘奇诡、浪漫潇洒的文化浸润中，楚人用自己灵巧的双手和不羁的想象力，创造了精美绝伦的青铜艺术，并创制了一种颇为独特的字体，鸟虫书。鸟虫书实际上这个鸟形就是凤凰，是他们楚国的一种图腾，楚国的文字从现在我们看到的材料来看，应该说有两个大的风格。那完全就是美术字了，非常华丽的这种类型。到春秋晚期，许多诸侯国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这时的汉字不仅一字多体，繁简并存，而且又因区域不同各具特点，作为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必然会有许多不便。但这种异形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是不是彼此之间都不能识别了呢？
这个文字异形的说法常常被误解为，那时候文字被分化为不同的字了，同样还是这些字，但是它写法可能有些差异，我们叫异写，它写法不一样，有些是异构，它构造可能不一样，构造不一样但是它同样还是这个字，就是说最重要的不同它是风格上的不同。 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一个巨大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在这里出土的240余枚竹简，成为目前发掘出土时代最早的竹简之一。它的出土让后人看到了字体演变的关键环节。画面：设计几个字的演变过程战国中后期，竹简、帛书的手写体文字占到主导地位，它们普遍具有扁平欹斜、简易草率的倾向。这时，文字不再被统治者和贵族所垄断，儒、法、道、墨等各种思想流派相继产生，他们著书讲学，互相论战，用手中的笔墨书写着后世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特别是战国时期，这种分裂割据的局面，一方面它固然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可是实际上说起来的话，那也是文化、经济大发展的一个时期，所以形成了百家争鸣这样一个盛大的学术的局面。
在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出土文物中，文字的载体多种多样，简牍、缯帛、兵器、货币、玺印、玉石都成为铸刻或书写文字的材料。就在不同材质、各种形体的文字层出不穷之时，铁器出现，历经约1500余年，青铜完成了时代赋予它的使命，金文也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就在东方诸国混战之时，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秦国，崛然而起。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秦朝建立后，秦始皇对货币、度量衡等实行大规模的统一政策，他命令李斯等人对当时的秦国文字统一整理，以一种新的字体颁布全国，与秦文不符的六国文字全部废除，这种字体后世称之为小篆。文字是一个语言的载体，就是文化载体，所以它的意义非常重大，所以把文字作为国家统一的一个重要措施，非常高明。这次以小篆为标准的文字规范化运动，就是“书同文”。《峄山刻石》就是小篆的代表之作，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是宋人所刻，五代南唐徐铉的摹本，现藏于西安碑林内。《峄山刻石》字体端庄严谨，疏密得当，有人评之为“画如铁石，千钧强弩”。
与石鼓文相比，小篆的字形进一步趋于规整匀称，象形程度进一步降低，一部分字形明显简化。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这些统一是巩固统一的措施。除了巩固他的江山以外，这对于后代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经济文化都有益。 “书同文”的政策，一举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汉字长期混乱的局面，成为汉字发展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字规范化运动，大一统的文化观念深入人心，后世虽经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却从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文明承续始终如一。为了实现政治上的统一，秦王朝颁布了严酷的政策法令，小篆迅速在全国推行开来。但实际上，除了李斯的泰山刻石，后世对秦代小篆的踪迹一直罕有发现。2002年，湖南里耶的一口古井，人们意外地发现了一批秦代官署档案，在三万余枚竹简中，竟没有一枚写有典型的小篆。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字体，当时的文字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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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color=#ffffff][size=5][table=80%][tr][td]史说汉字（四）：隶行天下
里耶秦简大概是有秦一代在这儿建立政权之后的文书，这是我们在古文字的文物出土历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了。这个简记载得非常仔细，包括一般事情的产生、处理公文的时间，要仔细到年、月、日、时刻。就在历史学家们为如此丰厚的秦代史料欢欣鼓舞的时候，一个匪夷所思的文字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春秋战国时代，“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大力推行“书同文”政策，以小篆统一中国文字。然而，在里耶累积十余年的官署档案中，竟没有一枚竹简上写有正规的小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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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发现，它从文字学来看，使我们更多地看到了当时作为政府流行的这种秦隶的隶书的一个真实面貌。事实上，除了李斯的泰山刻石，后世对秦代小篆的踪迹一直鲜有发现，而秦隶却随着简牍大量出土，这不禁令人疑惑，秦王朝究竟是以小篆还是秦隶推行的“书同文”呢？ 关于隶书，有这样一个故事。相传，秦朝有一个叫程邈的狱吏，因为得罪秦始皇被捕入狱。他原本负责文书一类的工作，深知小篆书写复杂。为消磨时间，程邈在狱中苦思十年，将小篆删繁就简、化圆为方，创立了一种新的字体，这就是隶书。据说秦始皇看后非常欣赏，不仅释放了程邈，还将隶书发交官府，辅助小篆使用。如果按照这个故事，在天下初定，“书同文”政策大力推行的时候，隶书还没有创立。但是，事情的真相果真如此吗？ 湖北云梦，一段偏僻的铁路。
1975年12月19日，在附近负责考古的陈振裕刚刚回到住所，突然有工人前来报告，说在一处墓葬的棺椁中发现了大量竹简。这令陈振裕非常诧异。 墓葬的主人叫喜。这些陪伴了他两千多年的竹简，字迹依然清晰。从字形上看，很多字的写法与正规篆书明显不同，跟西汉早期的隶书却极为相似。它会把一些曲笔变成直笔，有了轻重疾徐，有了一定的连笔的作风。笔画之间也不那么圆转，出现了方折，尤其是结构上出现了很多简化。据专家判断，这是典型的秦隶。秦隶的出现不禁让人想起“程邈造隶”的传说。那么，喜又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呢？那个流传千年的传说究竟会在喜的身世中得到印证，还是被彻底推翻？在出土的一千一百多枚竹简中，绝大部分是秦国的法律条文，但墓主人头下的一部《编年记》却显得非同寻常，因为它很像是一部自传。作为一名地方法官，喜十分敬业。他不仅抄写了大量法律文书，还按年代将生平大事逐一记下。公元前217年，在地方做了二十多年法律秘书的喜，与他执著了半生的法律条文一起长眠于地下。这一年，是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之后的第四年，而这些被他视同生命的竹简显然不是秦统一后才开始抄写的。无论传说与现实有着怎样的距离，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一统天下的秦始皇推行了小篆，也承认了隶书，在他的时代，秦隶已经有了较为普遍的使用。但是，这些简牍上的字迹，不过是汉字在由篆到隶的演变过程中被定格的某一个瞬间。而演变的秘密，也许就藏在某一个小人物匆忙间挥就的笔画里。 这两片写满字迹的木牍，是中国已知最早的家书。
巧合的是，它们也是1975年在湖北云梦发现的，出土地点与“喜”的墓葬相隔不远。家书上的字迹比较草率，似乎是怀着某种迫切的心情急速写成的，但字体却比“喜”的墨迹更接近于后来的隶书。那么，究竟是什么人留下了这两封家书？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的字迹如此草率呢？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介绍说：那个家书是在秦统一前夕，有一个人叫黑夫，一个人叫惊，他们是兄弟两个，被秦人征兵了。征兵以后他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他说他们还要些吃穿不够用的东西，请家里更多地支持支持他们。在不断的征伐中，黑夫和惊的生活十分动荡。幸运的是，家中的母亲和哥哥最终收到了他们的家书。哥哥与两位兄弟的感情一定非常深厚，以至于在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把这两片木牍作为最珍贵的陪葬品，永远带在身边。两千多年过去了，木牍上的墨色已不再浓重，但是那些在战争中急速书写的字迹，却在不经意间透露了汉字演进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规律：汉字一直有两种或者两系，有一种是比较正规的写法，有一种是比较草率的写法。草率的写法它往往是比较前卫的，往往通过比较草率的写法诞生出一种新体。一种新字体的产生漫长而艰辛，它不仅孕育在日常草率的笔法中，更与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革息息相关。黑夫和惊的家书简短而匆促，却在草率的笔墨间蕴含着隶变的潜流。在苍茫的岁月中，人们能否找到关于隶书更为久远的痕迹呢？ 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一段记载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它似乎透露出一个特别的讯息。书中说，曾经有个临淄人发现了一处古墓，墓中放置的竟然是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位齐国君主的棺椁上隐约写有隶书的字迹。
“惟三字是古，余同今书。证知隶自古出，非始于秦。”齐胡公的时代要比云梦秦简早几百年，难道那时的齐国已经有隶书出现了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宁介绍说：隶书多少是有些简化的，中国的文字不是属于战国哪一个诸侯国的，它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字的一种延续，谁写字写快了，总是要有简化的。但是，这次发掘毕竟是郦道元辗转听来，棺椁上的字迹早已无从求证。而在“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春秋战国时代，最忠实继承了西周王朝文字传统的是建立在宗周故地的秦国，后世的隶书也是从秦国文字演变而来。然而，在云梦秦简出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再也没有发现一枚写有隶书的更早的秦国简牍，它们真的在时光的磨砺中销声匿迹了吗？ 1982年1月，《文物》杂志上的一篇发掘简报引起了专家的注意，在四川青川县发现的一处战国墓葬群中，有一片木牍显得非常特殊。青川这个地方原来应该属于巴蜀的，就是说当时那个地方应该用巴蜀文字，可是实际上青川木牍上面用的字是秦文字。消失已久的秦国简牍突然在巴蜀出现，它能否带来我们期待已久的文字信息？这令文字学家激动不已。因为，作为战国时代的秦隶墨迹，它很可能会将隶变开始的时间进一步改写。那么，这片木牍究竟书写于何时呢？经过一番周密地考证，专家将木牍的书写时间定为秦武王二年，即公元前309年，这比秦始皇统一中国整整早了八十八年，比云梦秦简也早了几十年。有了简牍文字的证明，再辅以大量的兵器铭文、印文、陶文，隶变开始的时间已不仅仅是猜测。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赵平安介绍说：从材料说话，就是说把隶书推到战国中期，保守一点说推到战国晚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是有充分依据的。
《史记》记载，秦惠王更元九年即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此时的青川早已是秦国的属地。青川木牍上面的内容是属于秦的田律，秦打到那儿以后，用秦文字来推行他的法律。湘西小镇里耶，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是楚国的西大门和中原通往大西南的黄金水道，更是秦楚大战的必争之地。公元前223年，楚国灭亡。一年后，里耶的官署档案上出现了秦的纪年。而与此同时出现的，是一场文字的变革。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春龙介绍：楚国的文字跟秦的差别，比秦跟别的国家差别要大，比方这个“马”字，楚国文字就是画一个马头，就是画两跟鬃毛底下再画两道，北方基本上是把马的那个形状画出来了。今天，当人们再次把目光投向里耶秦简，面对简牍上特色鲜明的秦隶，那个历史性的谜题又一次摆在面前：秦王朝究竟是以小篆还是秦隶推行的“书同文”呢？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李斯等人上书建议由小篆来统一全国的用字，书同文用类似于后世的古隶来统一全国用字，它实际上是很早就在进行了。李斯是秦代的宰相这种很重要的位置了，但是小篆说不通行就是没有通行，它只不过是一种理想性的一种东西。
因为小篆它的构成是线条来构成的，去描画它就会很慢，从隶书开始我们就称为今文字，它就出现了笔画，笔画和线条的不同就是，它是有起有落，而且它有一个顺序，它书写就加快。在主观上想用小篆来统一，而实际上真正推行开去的真正统一全国用字的还是隶书。公元前208年，绵延了十余年的里耶秦简突然中断。在秦末的战火中，一个王朝的边城记忆随同丢弃的垃圾没入古井。两年后，秦朝灭亡。 一代帝王的宏图伟业在15年间灰飞烟灭，小篆如同帝国精心绘制的图腾，在秦王朝的背影中悄然远去。曾以辅佐之名匍匐在图腾脚下的秦隶，则因实用力量的推动而逐渐演变、生生不息。它从纷乱的战国一路走来，当改朝换代的号角再度响起，它将伴随一个空前开拓的帝国，抵达一座无与伦比的高峰。到了汉代隶变就慢慢地从量变到质变。汉隶延续至今，与秦隶相比，它彻底摆脱了篆书的盘曲圆转，字体扁方平整，横画蚕头燕尾、波磔鲜明，撇捺左右分张、起伏有致。汉隶承秦隶而来，作为成熟的隶书，它的特色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显现的呢？陕西茂陵，这座花费了五十年才建成的皇家陵墓，寄托了人们对两千年前大汉气象的不尽遐想。在尚未挖掘的地下，封存着一位帝王对盛世人间的无限眷恋，他以非凡的文治武功开创了一个雄浑博大的时代。汉隶，正是从这个时代逐渐走向成熟。这，就是汉武帝的时代。汉代前期是继承秦隶的写法，大概汉武帝以前那个隶书还属于古隶阶段，汉武帝以后慢慢地演变出新的隶体，就是后世所谓的八分。但是，这样的看法并非自古有之，在20世纪之前的漫长岁月中，石刻文字几乎是研究汉代隶书的唯一资料，根据这些资料，人们大都把八分字体形成的时间定在东汉中晚期。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发现改变了这个延续千年的结论呢？
敦煌，一座以莫高窟和藏经洞闻名于世的人类文化宝库。在它附近的荒漠中，还埋藏着更为遥远的记忆。1907年，英国考古家斯坦因在敦煌北部的大漠遗址中发现了700多枚汉代木简，拉开了汉代木简出土的序幕。1930年，由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和中国学者共同组织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来到内蒙古的额济纳旗，也就是历史上的居延城。居延所在的地方，最早叫做弱水流沙，在这片亘古的沙海中，一万多枚汉代木简穿越千年尘封，奇迹般出现在考察团面前，其数量之巨大，保存之完好令人惊叹，学术界称之为“居延汉简”。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对敦煌、居延地区进行了再发掘，在对出土汉简的整理中，人们惊奇地发现，汉武帝时代，隶书的风貌正在悄然变化。从出土汉简不难看出，汉武帝时代是秦隶到汉隶的过渡期。可是，为什么如此鲜明的过渡会产生在汉武帝时代的木简之上呢？又是什么原因让数量如此庞大的汉代木简出现在大漠戈壁？ 在茂陵东侧，有一座状如祁连山的大型墓冢，这里埋葬着汉武帝最钟爱的将领——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侯霍去病。也许，沿着他的人生轨迹，我们能够寻到那些大漠汉简的来历。
霍去病的生命短暂而辉煌，他十八岁率兵作战，二十三岁猝然离世，短短五年间先后六次讨伐匈奴，打通了中原直达西域的河西走廊。此后，在连接东西方要道和漠北草原与河西走廊的中心地带，汉武帝派军修筑了居延城。于是，无数的城墙与烽燧出现在大漠之上。汉武帝对匈奴的征讨和对西域的控制决定了大批汉简的出现，戍边军民对文字的使用则印证着隶书的演变，而大漠的风沙卷走了岁月，珍藏了历史。 这是洛阳城郊一个看似寻常的村庄。秋收来临，大片的麦田等待收割。夕阳西下，牧羊的老人缓缓归家。不寻常的是，老人的脚下是一座古都悠远的城墙，麦浪的深处是几个王朝繁华的过往。就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屹立着一座奇迹般的大学，两千年前，它的学生就达到了三万余人。这里的教授都是当世的鸿儒，这里的学子都是国家的栋梁，天朝皇帝若有难以定夺的大事必向他们问询。东汉明帝甚至亲临执教，这就是汉王朝的国立大学——太学。为建立“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体系，汉武帝在太学设“五经博士”，传授儒家经典。但是，秦始皇时期焚书坑儒，“五经”书籍几乎在秦火中消失殆尽。经学如何继续？在汉代，隶书已成为官方正体，太学里研读的正是这些用隶书抄写的儒家经典。但与此同时，另一个版本的经书也在流行，而它的来历颇为传奇。公元前154年，文景之治的历史盛景还在上演，皇帝刘启将他的儿子刘馀迁到曲阜，封为鲁恭王。在曲阜这个地方，他想扩充他这个家里的宫殿。然而，在拆毁一段墙壁时却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情。传说有金石丝竹之音袅袅传来，有如天籁。
一个隐藏许久的秘密就此揭开。在这里头发现了几本经书。据说这些经书是秦始皇焚书之时，孔子的第九代孙孔鲋秘密藏入的。后人将这块墙壁称为“鲁壁”。但意外的是，鲁壁藏书中的字体几乎无人能识。它用战国文字抄的，所以它叫古文经典。本来战国不同国家使用的文字是有差异的。从战国一直到汉代又经过很长的时间了，差异就更大一些了。用汉代隶书抄写的儒家典籍被称为今文经典，而用战国文字书写的鲁壁藏书则称为古文经典，字体的差异引发了对经典的不同解读，一场旷日持久的经今古文之争由此展开。 公元121年，一辆马车正赶往洛阳，车上的人奉父亲之命要将一个硕大的木箱呈献给当朝皇帝。其实，箱中盛放的并不是价值连城的奇珍异品，而是一部书，这就是流传后世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体现了汉字学全部的精神，第一次把六书做了定义，很重要是把每一个汉字用六书解释了一遍。用这六书把这个字的字理他就全部给他勾画出来。《说文解字》收字9353个，它以小篆为字头，是我国第一部首创部首、分析字形、考究古音、总汇古义的字典，对汉字系统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它的作者就是被后世尊为“字圣”的许慎。但是，真正使许慎成为文字学鼻祖的还是那场自西汉绵延而来的经今古文之争。
《说文解字》耗费了许慎毕生的精力，当书稿完成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年迈的老人了。他到书写成的时候，已经病倒了。大概有一万多条竹简，他搬都搬不动了，就派他的儿子许冲赶着马车去送给皇帝。许慎几十年的心血，换来的是当朝皇帝赐予的四十匹布，但许慎最大的褒奖来自千秋万代。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高明介绍：如果没有《说文解字》，商代的西周的那个金文，跟我们现在隶书和楷书，隔着段了，因为《说文解字》有小篆的基础，所以它有个承上启下，中间一个阶梯，有这么大的作用。 经历了汉武帝的初创和光武中兴的重建，太学在东汉时期达到鼎盛。公元184年，太学门前突然变得异乎寻常地拥堵，据说每天有超过一千辆的车子在门前停留观望。他们观望的是学府门前的一块块石碑，这些石碑就是闻名于世的《熹平石经》。《熹平石经》始刻于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上面刻写的是《尚书》、《论语》等儒家经典著作，书写者是一个叫蔡邕的人。
蔡邕是当时公认的大家，所以让他来写。但是，那时的太学才子如云，如此巨大的号召力仅仅来自蔡邕的书法吗？作为标准的官方字体，《熹平石经》成为汉隶成熟期的典型代表。东汉中晚期，碑文化骤然兴起，石刻文字基本完成了隶变过程，走向成熟。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教授）欧阳中石介绍：在隶书的叫做隶变中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写法，显然篆书以纵向取势，隶书以横向取势，所以这样走下来，那就是说纵横全有了，所以形成我们汉的方块字。隶变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现代汉字一些基本的笔画，点、横、竖、撇、捺，这些基本笔画也是在隶变过程中形成的，它的形态也就更加丰富，写起来更有节奏感。方块汉字实际上就是由隶变过程当中形成的。隶书的简易和快速书写以及在笔势上的改进，促进了楷书、行书及草书的发展，汉字字体趋于完善。
“汉，漾也。东为沧浪水。”这是《说文解字》中对“汉”的解释。《诗经》中曾有这样的诗句：“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这里的“汉”是指天上的银河。当我们的祖先诗意地仰望那群星闪烁的星空时，不知他们是否意识到，后来以同一个字命名的“汉字”，也在斗转星移中流成了一条悠长而璀璨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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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color=#ffffff][size=5][table=80%][tr][td]史说汉字（五）：挥毫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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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新的信息载体，纸张的出现，让汉字的书写跨越过千年的简帛时代，让笔墨的气息不经意中添了灵动与潇洒。而整个文明的进程，也在这看似一小步的跨越间，被悄然推动了……在发行于2007年的楷书邮票中，位列首席的是钟繇的《宣示表》。有人曾这样评价：“《宣示表》是从隶书引向楷书之后的第一类典范。”然而，在史书记载中，钟繇更为人熟悉的，却是他卓越的政治才能和汉魏重臣的身份。千年已逝，如今走进这陵园，清静得已经难以联想到钟繇当年官至太傅时的显赫，却总会记起那个在笔墨间一开先河的翩然身影，虽然《三国志》中并未提及钟繇的善书之名，但“楷书之祖”的美誉，随着后人的追慕，随着汉字的行进，一并流传至今。他处的时代当时是在隶书向楷书转变的过程当中，他是第一个写出来比较正规的楷书的风格，但是那种隶书的笔意还没有完全去掉。新体带着脱胎于旧体的痕迹，更带着冲破旧体的生命力，较之于书法家开风气之先的探索，民间手写体的革新潮流也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后世最为我们熟悉的几种字体，就这样悄然萌芽，在书法家们的笔端，更在那些不知名的陶瓮砖瓦间，带着人们最素朴的智慧。楷书，后来作为官方正式字体，一直沿用至今，没有再衍生新的字体。汉字发展到楷书阶段，基本完成了它的演变历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方块字”。
典型的楷书结构，它的横画总是要向右上略做倾斜的，正好符合我们手拿着毛笔运动的最方便的路线，完全画一条水平线，不方便；画一条垂直线，不方便。这个楷书里面它的“悬针”的那个针尖，恰好是笔锋最容易出尖的地方。所以楷书无论从笔画还是结构体势，都是最符合毛笔的特点和手的特点。 “点如山颓，滴如雨骤，纤如丝毫，轻如云雾。”这是后人对钟繇作品的赞誉，也是对汉字的礼赞，这般如诗如画的语言，或许是唯独汉字才可以触发的意境。有人说，从原初民创制文字伊始，就已经凝聚了美的意识，即使那些契刻在甲骨陶片上的简单符号，也都记录着先民们曾经的精神家园。而从契刻到书写，汉字离艺术的脚步也越来越近。 绍兴的兰亭，潺潺的流水，似乎仍记忆着当年那场名传千古的雅集。东晋永和九年的三月三日，按照当时的习俗，古人要到水边嬉游以消除不祥，称为“修禊”。春光旖旎间，王羲之、谢安、许询、袁峤之等等当时最负盛名的文人雅士，相聚于“曲水”，进行着“流觞”的游戏，大家开怀畅饮、放声歌吟，四十一个人竟赋诗三十七首。诗成之后，众人推选王羲之作序，于是，就有了书法史上永远绕不开的《兰亭序》。
《兰亭序》整个摆脱了以前那种隶书的意味，写得非常地飘逸，非常地流畅，也非常具有很多形式的美，字与字之间的组合，还有不同的造型，其中二十几个“之”字，每个“之”字都不同，显得非常成熟和完美。所以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天气，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在酒酣兴尽之际，想起了 “死生亦大矣”的古训，今与昔，生与死，生命的欢娱和悲伤就这样在内心交错，字妙，文也妙不可言。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教授欧阳中石介绍：从流传的很多版本看，是王羲之一气呵成的，这个一气呵成的文字，它不光是一个字的问题，它还是一个文的问题，所以应当看成是一个串珠。据说王羲之在后来也曾重写过几遍，但是都不如第一遍，因为那个时候的感情、思想都是一体的，他的精力都灌注在那里，了不起的！但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兰亭序》皆为后世摹本。相传，酷爱王羲之书法的唐太宗，曾让监察御史萧翼乔装打扮，从一个叫辩才的和尚手中骗得《兰亭序》，并在临终时将其作为陪葬，随他一起长眠于昭陵。时空辗转，虽然真迹再难觅踪影，但《兰亭序》早已超越了一幅行书作品的简单意义，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座里程碑。魏晋六朝是一个才思飞扬的时代，政治上的动荡不安，却激发了精神上的自由与解放。
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这样描述：“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和戴颙的雕塑……无不是光芒万丈。”而名士们狂放不羁、不拘于礼的个性，更成为人们对魏晋风度最深刻的记忆。王羲之的个性，就颇堪玩味，后世广为流传的成语“东床快婿”，就来自他早年的一段轶事。郗鉴和王羲之的伯父王导是两大巨头。郗鉴想跟王家联姻，王导说：你到乌衣巷里面去挑吧。别的王氏子弟都是贵族子弟了，说来选女婿了，都很紧张，都是恭恭敬敬的。只有王羲之一个人躺在床上，不理不管。后来郗鉴说，这个正好，就是我的女婿了。 “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是时人对王羲之的赞誉，说的是人的风采，却也是字的风貌。有人用“天然”二字概括他的风格，而痴迷他书法的唐太宗，则用了“尽善尽美”一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教授欧阳中石介绍：王羲之的小楷有流传，王羲之的行书有流传，王羲之的章草也有流传，王羲之的草书也很精妙，就是说诸体兼备。在他这里形成的是规范。今天我们学并不一定都死在了王羲之的脚下。尽管每个人有艺术天才可以充分地发挥，但是离开了他这种规范就等于了离开了汉字的规范。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诗句中显赫非常的琅琊王氏就是王羲之的家族，当年，除却政治上的显达，琅琊王氏在整个书法史上，也可谓是最煊赫的一族。而其中最为闻名的，除了王羲之，还有他的儿子王献之，后世并称为“二王”。王献之以行书的笔意写楷书，以草书的笔意写行书，介于二体之间，却又兼备二体之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正如唐代书论家张怀瓘所评：“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魏晋是属于书法的时代，追求书写的美感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也真正成为中国文人一种心灵的寄托和一种不能须臾或忘的精神活动，而汉字在其间折射出的光彩，前无古人，闪耀至今。 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它的开凿始于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其后到宋朝初年,历经400余年。龙门现存大小洞窟2345个，佛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2840余块，其中有四篇堪称巨迹，被誉为“龙门四品”。北朝石刻书法统称为“北碑”，又以北魏成就最高，故又称作“魏碑”。它们不是名家墨迹，甚至难考姓名，但却以多样的形式，鲜明的特色，在书法史上独树一帜，影响至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教授叶培贵介绍：如果从文字本身角度来说，我认为魏碑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在于广泛地在各种应用场合，尤其是在碑刻这个天地里面来探索楷书怎么样才能够最方便、才能最优美。
所以后来研究到唐代楷书的时候，人们逐渐发现有一个渊源关系，这个渊源关系就是隋唐时期最主要的楷书风格，它的形式如果要寻找的话，大概在北碑里边你都能找到。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这是清代学者康有为笔下魏碑的“十美”，百种姿态，万千气象，其实大美无言，一切尽在天地间。 西安的雁塔广场，是亚洲最大的喷泉广场。水雾如烟，音乐高亢，远处影影绰绰的大雁塔，让人有梦回唐朝的错觉。那实在是一段令中国人提气来精神的历史时期，一个朝代，兼有贞观、开元两个盛世为人称道，政通人和，文化艺术璀璨，诗歌、散文、书法、绘画领域无不是成果辉煌。有一个西方历史学家说过，那个时候的唐王朝像东方的一条巨龙一样，凌驾在整个世界之上。创建于公元1087年的西安碑林，是收藏我国古代碑石时间最早、数目最大的博物馆，被人们誉为“书法艺术的故乡”，而碑林兴起的源头就是对唐代《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的保存。《石台孝经》是碑林最大的石碑，刻于公元745年，为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书写。
《开成石经》，内容包括《尚书》、《诗经》、《论语》、《尔雅》等十二部经书，是目前仅存的一套完整石刻经书，被称为 “世界上最大最重的一部书。”有人把《开成石经》比喻成当年的“高考教材”，这部历时七年，由楷书刊刻的石经，促进了儒家经典的流传，同时也对经籍用字起到了强有力的规范作用。在这次中国古代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汉字规范化运动中，有一本书是不可不提及的，它就是《干禄字书》。所谓干禄就是去追求功名的，就是作为追求功名需要用的文字规范的这种书。《干禄字书》的撰写者叫颜元孙，并不熟悉的名字，然而他的家族实在有太多值得大书一笔的地方，远祖可上溯到孔门弟子颜回，而其高祖父颜之推和伯祖父颜师古，皆以考注经史闻名于世。颜之推做了《颜氏家训》，里面有一些像《音辞》这些篇目，都有关于文字规范的一些倡议或者主张，而且对于不规范的一些批评。颜师古也是很有名的一个文献学家，文字学家，他曾经对很多古书做过注，汉书做过注，他自己也重视汉字的规范，曾经做过一个叫《字样》的著作。在伯祖颜师古《字样》的基础上，颜元孙完成了《干禄字书》。在这部书中，他第一次明确地将文字分为 “正”、“通”、“俗”三体，并指出每一体的使用场合。
《干禄字书》无疑为汉字的规范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但真正使《干禄字书》发挥作用的却是颜氏家族的另一个成员，颜元孙的侄子——书法家颜真卿。这篇满是涂改痕迹的作品，叫做《祭侄稿》，是颜真卿为就义于“安史之乱”的侄子颜季明所作。“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在这场叛乱中，时任平原郡太守的颜真卿，以一介儒生的文弱，挺立在抗击叛军的城头，而颜氏一门有三十多个亲属殉国，可谓满门忠烈。后人崇尚颜真卿书风的雄浑，更敬慕他的气节，将其视作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范。任何一种抽象的字体必须以具体的名家书法为依托，而颜体正是以这种完美的结合，为楷书的最终成熟提供了范本。据记载，颜真卿在自己的作品中身体力行地书写正字，在66岁时，又以小楷亲自抄录伯父的《干禄字书》，并请人摹刻上石。一时间，人们争相索求，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有人说：与唐诗共辉煌的，还有唐朝的酒文化，翻开《全唐诗》，依然能感受到千年前的酒香，浓浓地飘洒着。在杜甫《饮中八仙歌》的描述间，有“眼花落井水底眠”的贺之章，有“长安市上酒家眠”的李白，更有“挥毫落纸如云烟”的张旭。相传张旭作书，往往在大醉之后，脱帽散发高喊狂奔，有时兴起，索性用头发蘸墨挥毫，一笔狂草，变幻莫测，人称“颠张”。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教授叶培贵介绍：唐朝人有一种要吞吐宇内、征服八荒的这样一种气概，狂草的兴起就是在这个氛围下出来的。
唐代的艺术所要追求的不是一种书斋里面的表现，用韩愈来描写张旭的一段话，韩愈认为，张旭是想把天地的可喜可愕，就是值得高兴或值得惊讶的这些东西，以及自己的内心的忧伤、欢乐都融为一体，都寄托到草书中去。文献有记载的唐朝善书者有六百四十多人，上至皇帝，下至文人墨客，无不以一种高蹈的姿态和充沛的热情，参与其间，成为一场隆重的视觉盛宴。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教授叶培贵介绍：每一种字体都有一些杰出人士希望建立自己这个时代的新风格，狂草有、篆书有、楷书有、行书都有，这样形成了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各种字体全面发展，并且各种字体都有自己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的这样一个兴盛局面，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
每个人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然而历史却从来不是由一个或几个人来推动的。一个繁华盛世的背后，总有那么多隐约不明的身影，如繁星点点，最终汇聚成灿烂星河。唐代的书坛就是这样一条光辉的银河。这是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唐代写卷，行列严整，笔致挺秀，他们是最普通的抄书手，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文献典籍的制作整理都要依靠手工抄写。而在有唐一代空前繁荣的背景下，这必然是一支庞大的队伍。因此我们说唐代书法的繁荣，尤其是楷书的繁荣，是由庞大的这个文教机构中的不知名的抄书手以及寺庙里面的经生，甚至还有一些文人在考试入学之前也当过抄书手等等，就由这些人和那些著名的书法家们共同来构建起来的。 回溯千年，古老的汉字承载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一路走来……伴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前进以及众多书写者探索的步伐，汉字的诸种字体也迈向了全面的成熟与完备。被誉为“文明之母”的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在对汉字发展和文化传承的过程中，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无疑是居功至伟。我国古代的印刷术分为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类，雕版印刷术发明于隋代，盛行于唐而完善于宋。由于是整版雕刻印刷，十分繁难。北宋庆历年间，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大大提高了印刷的效率。同时，为了适合人们阅读时的视觉要求，图书印刷要求笔画匀称，风格统一，因此刻版字体多选用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等名家楷书。在采用名家楷书的过程中，刻版字体逐渐统一点画的基本形态，形成了横平竖直、横细竖粗、字形方正的宋体字。宋体字和此后的仿宋体一直沿用至今，成为印刷业的规范用字。马克思在论及我国四大发明时说：“印刷术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印刷术，无疑将整个世界带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而汉字，也将以更为规整和稳固的面貌，继续书写中华文明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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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color=#ffffff][table=80%][tr][td][size=5]史说汉字（六）：百年沉浮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惨败。消息传来朝野震惊，京城彻夜时闻哭声。为什么一度位列亚洲第一世界第七的北洋水师竟被日本海军打败？为什么这个两千年来一直以中国为师的小小岛国在经历了师法西方的“明治维新”后就变得如此嚣张？而西方，究竟为什么强大?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理嘉介绍：有些知识分子觉得洋人之所以能洋熗大炮、国富民强，就是因为他们的文字简便，认识了几十个字母就能读书写字，所以民智早开。反过来看我们的文字， “天下之至难者”，难写、难认、难记，所以实现普及教育、救国图强就是要革汉字的命，要改革汉字。
然而，汉字与中国文化休戚相关 ，几千年的积淀使它一脉相传，改革究竟从何而起？厦门鼓浪屿，中国第一批通商口岸中的小岛，在百余年的汉字沉浮中，它将掀起最初的波涛，而在波涛中最先乘风破浪的，是一个叫卢戆章的人。他懂英文，到过南洋，他想要让中国富强，要普及教育，必须改革汉字。改成什么样子呢？就是要像西方的拼音文字那个样子。他有了这个想法，而且要付诸实践。1892年，卢戆章编写的《一目了然初阶》出版，这是第一套由中国人创制的汉语拼音方案。由此，汉字改革的大幕以拼音运动的形式正式拉开，并因卢戆章的“切音新字”而命名为“切音字运动”。在《一目了然初阶》的封面上，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副对联：“一目了然,男可晓,女可晓,智否贤愚均可晓。十年辛苦,朝于斯,夕于斯,阴晴寒暑悉于斯。”公元1900年，是中国农历庚子年，这年夏天，爆发了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庚子国变。也正是这一年，另一位切音字运动的倡导者以“台湾和尚”的身份出现在山东沿海的港口，他搭乘的船并不是来自台湾，而是来自日本，来者也并不是和尚，而是被朝廷通缉的严拿罪犯，他的名字叫王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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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照曾经是戊戌变法中的风云人物，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没有人能想到，他此次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回国，是为了推广一套叫做《官话合声字母》的拼音方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理嘉介绍：它是第一套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方案，是受日文片假名的影响，用的汉字的偏旁来做成一个表音字母，比如说，他取汉字里头的“扑倒”的“扑”，用一个提手旁的偏旁就来代表我们现在的声母“p”。 1903年，王照秘密进京，在裱褙胡同创立了“官话字母义塾”。由于身份特殊，他让学生在前面讲授，自己则躲在屏风后面指点。官话字母的影响力正渐渐扩大，这时，王照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去自首。这样在出狱以后，反而可以公开出面推广《官话合声字母》。这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经过一番磨砺，王照终于出狱，此时的他更为坚忍执着，全力推行他的拼音方案。几乎于此同时，卢戆章又编写了一套新的拼音方案《中国切音新字》，1905年，他专程将此书送到北京，满腔热忱地希望得到清政府的支持。然而，方案呈交了三次，全部被驳回。晚年的卢戆章仍在坚持教授切音字，有人赠他这样一幅对联“卅年用尽心机，特为同胞开慧眼。
一旦创成字母，愿教吾国进文明。” 据统计，1892到1911年的切音字运动，共提出切音字个人方案28种，掀起了中国汉字改革的第一个高潮。就在切音字运动的实践者们在外来文化的启发下以拼音的方式为汉字改革寻找出路的时候，汉字简化，这条从汉字自身的演变规律中延伸而来的变革之路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陆费逵，中华书局的创始人，一位有着革新思想和实业精神的教育家、出版家。1909年，他在主编的《教育杂志》上，率先发表了名为《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的文章，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把简体字作为正体字使用，奏响了中国简体字运动的前奏。其实，汉字的简化由来已久。早在三千年前，神秘的甲骨上就曾出现同一个汉字的简体和繁体。在两千多年前的敦煌汉简，在上面我们也发现了许多形体与今天相同或相似的简化字。在绵延流长的名家书法中，在不同年代的字书、碑刻中，它们的身影随处可见。这些在民间“不胫而走”的简体字通常称为俗体,与官方正体并行存在。从远古的刻符到甲骨文、金文，从篆书到隶书、再到楷、行、草，简化一直是汉字演变的总趋势。事实上，在晚清，简体字也曾以正体的身份出现，只是，与它的出现相关联的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悲壮历史。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金田率众起义，建号“太平天国”，一场风起云涌的农民战争由此拉开序幕。这张已经十分模糊的印刷品，是1852年9月太平军进攻长沙时东王杨秀清和西王萧朝贵发布的诰谕。诰谕的内容已很难辨认，但用简体书写的“太平天国”却异常醒目。有趣的是，其中的“国”字比今天还要少一“点”。在太平天国，简体已成为官方标准用字，政府的钱币、印玺，争战的令旗，印发的布告、书籍等，都采用了唐宋以来在民间流行的以及部分自创的俗体字。虽然太平天国最终失败，但他们在汉字简化上的实践却给后世留下了很多启发。
1919年，一份让中国人蒙受了巨大耻辱的和约，再次将变革与图强深深烙进国人的心灵。在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公然提出，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作为战胜国参加会议的北洋政府竟然准备签字接受，这激起了国人的强烈愤慨。5月4日，北京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迅速蔓延。令人屈辱的现实唤醒了清末以来的沉痛记忆，强烈的爱国使命激起了青年志士对传统的猛烈攻击，由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再度高涨，一系列激进的主张纷至沓来，汉字改革首当其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苏培成介绍：五四时期激进派从挽救中国这个角度出发就提出来“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他们认为汉字的根本改革就是改用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当然他们对汉字的看法也受到了当时的局限。
此时，“一件惊人的革新事业”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22年，钱玄同就在国语统一会里头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减省现行汉字笔画的提案。提案分析了简体字的构成方法，要求承认简体字的合法地位。国语统一筹备会通过了这项提案，并由钱玄同、胡适等十五位委员组成汉字省体委员会，一系列提倡简体字的文章和书籍陆续刊登出版，简体字运动有了突破性进展。但是，此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汉字改革、教育救国的梦想真的可以实现吗? 1935年春，一篇名为《推行手头字缘起》的文章突然在诸多报刊同时出现，文章选定第一批手头字300个，由蔡元培、邵力子、陶行知、郭沫若、巴金等200名文化界人士和15家杂志社联名发表。随着简体字运动的日益发展，1935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采用钱玄同主编的《简体字谱》草稿的一部分，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共计324字，同年10月，国民政府以中央政府主席、行政院长、教育部长的名义通令全国，要求全国推行。然而，事情很快有了变化。1936年2月，教育部奉行政院命令，训令“简体字应暂缓推行”。但是，扎根于群众的简体字不推而行，在共产党领导的地区，简体字获得了蓬勃发展。自清末以来，汉字改革的道路漫长而艰辛，但普及教育的目标却始终不曾获得真正的成功，汉字改革的方向究竟在哪里呢？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十天后，在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关怀下，第一个全国性文字改革组织——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宣告成立。此后，一系列文字改革机构相继诞生。1952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1953年10，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成立。1954年10，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建立。它们的诞生，拉开了新中国文字改革工作的序幕，也显示了一个新生国家改革古老汉字的决心和力量。可是，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文字改革为什么会在新中国的缔造者心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呢？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苏培成介绍：这和新中国刚建立，当时文盲众多，我们又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必须发展教育，扫除文盲，跟这个背景是密切相关的。毛泽东主席在1951年就明确讲过，文字必须改革。开国大典上站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中间的老人叫吴玉章，也就是后来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早在1928年，吴玉章就曾与瞿秋白等人一起探讨中国文字改革的途径和方案，并组织发起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但在文改会建立之初，这位元老级的人物却语重心长地做了一次自我检讨。他说以前是认为文字是有阶级性，所以我要把汉字作为一个封建文化来推倒它，这个认识是错误的。第二个，我没有来很好地考虑中国和广大群众的习惯和历史，急于用拼音文字来替代汉字，他说这个也不好。第三个，他说我没有很好地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怎么样能够让这项工作符合中国现实的需要。1955年10月，一个在文字改革上举足轻重的会议召开了，这就是“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会议开幕的时候，陈毅副总理说了这样一段话：“在有几万万文盲的国家里，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有强大的工业建设。”新中国从现实情况出发，提出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就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样就形成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们整个的文字政策。1956年1月28日，经过语言文字界最顶级专家的整理，在吸纳了约20万语文工作者的意见和建议后，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
[/size][font=宋体][size=5]《汉字简化方案》的公布，是对千百年来流行在民间的简体字的规范，是对清末以来汉字简化运动的总结，也是新中国文字改革工作的第一项成果。据2004年公布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调查数据显示：截至上世纪末，我国有95.25%的人平时主要写简化字。在《汉字简化方案》制订和颁布的同时，《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方案吸收了以往注音系统的优秀成果，采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实行音素化拼音方法，辅助学习汉字。从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文字改革组织的筹划到两个方案的出台，吴玉章倾注了大量心血。为了解方案的推行情况，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简化字，汉语拼音，普通话，在今天的小学课堂上，这样的教学内容已司空见惯。
在这个全新的信息网络时代，通过基础的识字教育，以普通话的读音为标准，利用拼音输入汉字，孩子们可以轻松地遨游网络，搜索和传递信息。半个世纪前的文字改革带给今天的便利，已远远超出当时的想象。但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信息化的浪潮刚刚袭来的时候，古老的汉字面临的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汉字不能够像拼音文字那样进入电子计算机，中国将被排斥在信息化时代之外。 此时，研究汉字的信息处理问题已刻不容缓。几千年来，汉字的命运从来没有如此紧迫地与一项技术联系在一起。1974年8月，周恩来总理亲自听取汇报，研制汉字信息处理系统的工程很快由国家计委批准立项，定名为“七四八工程”，列入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计划。1975年，一个长期在家病休的人偶然听说了这项工程，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竟拖着孱弱的身体自发地研究起来。这个人叫王选，当时还只是北京大学无线电系的一名普通助教，但在不久的将来，他将改变一个时代。那时，王选经常是中国科技情报所外文资料的第一个借阅者。经过一番钻研，他把研究方向锁定在“七四八工程”中的“汉字精密照排”项目上。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基于计算机的“电子照排技术”已经大规模使用，而中国仍然处在“铅与火”的活字印刷时代。但是，要想让计算机排版，首先要在计算机里存贮汉字信息，而当时的国产计算机内存只有64K。那么，究竟怎样解决这个巨大的难题呢？数学出身的王选开始沉浸在汉字的一笔一画中。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数学与汉字的结合，打开了汉字进入计算机的大门。
他利用轮廓加参数的数学方法将庞大的汉字信息压缩了500倍，扫清了项目研制的最大障碍。他跳过日本和欧美流行的二、三代照排机，直接研制国外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1976年9月，“七四八工程”中研制“汉字精密照排”的项目正式下达给北大，王选成为项目的核心。 这是我国第一张用激光照排系统输出的报纸样张。这是《经济日报》最后的一张铅版。随着这张版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终于迎来了用计算机处理汉字并大规模应用于印刷的时代。从第一代照排机走到第四代，西方国家用了四十年，而王选仅仅用十余年就使中国从落后的铅字排版跨入了先进的激光照排。随着信息时代的推进，更多的人们开始关注计算机和汉字信息处理。为了方便使用键盘输入汉字，一股编码的热潮骤然兴起。1981年5月，《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公布，即国家标准GB2312-80。原国家语委副主任傅永和介绍：GB2312-80就是交换码，交换码对着机内码，就是把众多的支流到我这儿就汇成一个区，大家可以各搞各的码，我有个交换码，到这儿只要转成我这个就能进入计算机。 计算机，汉字编码，信息化，这些词汇是一个即将全面来临的时代，对人们发出的清晰信号。1985年12月16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国的语言文字工作迈出了新的步伐。在新时期，规范化和标准化成为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任务。对这项工作，有一位老人格外关注。据说，纠正报刊和出版物中语言文字不规范的现象已经是他长久的习惯，仅仅保存下来的这一类书信便条，就数以百计。这位老人就是胡乔木，他早年曾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早在建国初期，他就被毛泽东特派协助文字改革工作。他对语言文字他有一种情有独钟，他自己有很多研究，有很多思考，有自己的独立见解。1973年，他就想到汉字要适应现代化的发展、信息化发展。
为了适应信息化的需要，同时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的现象，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语委在对个别简化字适当调整后，将1964年公布的《简化字总表》重新发布。发布前，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态度格外审慎。原国家语委副主任陈章太回忆道：反复推敲，一边输着液，还输着氧，两个管子，一边听我们汇报，因为他把语言文字看成是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里面很重要的一种素质，影响到我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各个方面。 如今，古老的汉字已经融入时代的脉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也被提升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2000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公布，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语言文字的法律，它明确要求，在公务活动、教育教学、新闻出版、公共服务行业应当使用规范汉字。它的颁布，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百余年来，为了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一代代爱国知识分子在汉字改革的道路上执著探索，而古老的汉字置身于传统与现代的漩涡，守望着命运的沉浮起落，它所承载的，不仅是一个民族的荣辱兴衰，更是一个日渐强大的国家永远不可忘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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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color=#ffffff][size=5][table=80%][tr][td]史说汉字（七）：方正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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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流转，当后人疑惑于无字的谜题时，无字碑又出现了一个更让人迷惑的难题，它上面又发现了字！
无字碑上有了字，可这字与武则天无关。经辨认，无字碑中上部的汉字是一篇金代人刻上的游记，名叫《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可另一种文字却一字不能识，但是和汉字有些类似。
这种不能识读的文字究竟是什么字？它与汉字又是什么关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大批外国探险者来到风雨飘摇的中国，他们在大量盗取中国文物的同时，也揭开了这个文明古国一个个尘封地下的秘密。
1922年6月，比利时传教士凯尔温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掘开了辽兴宗皇帝的陵墓永兴陵，从中出土了辽代哀册。哀册就是皇帝、皇后、皇储他们的墓志的专有的名字，一般的大臣和官员就叫墓志铭。
契丹哀册的出土让契丹国文字在失传数百年之后重见天日。
汉字产生之后，很早就传播到各少数民族地区和周边国家，在很长时间里，汉字和文言都是这些民族的正式文字。在长期使用汉字的过程中，各民族逐渐掌握了汉字的结构规律，创造出更加适合自己民族使用的文字。
契丹崛起于唐末，兴盛于宋，立国后，改国号为辽，逐渐强盛，其疆域东自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统治者参照汉字的形体结构创制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
契丹正好处于辽、宋、西夏三足鼎立的割据局面，无独有偶，在与其相邻的西夏国，他们的文字同样是根据汉字创制的。
公元1036年，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命大臣野利仁荣根据汉字的造字特点，参照融合了契丹文字的造型创制西夏文字，三年始成，共五千余字，笔画繁多，结构繁杂。
西夏大力推行西夏文字，翻译各种汉文经典及佛经，但汉字并没有因此而废弃，它与西夏文同时并用，直到王朝的结束。
依然是天苍苍，野茫茫，依然是辽阔雄壮，长风浩荡。
那奔腾而去的铁马金戈已无处眺望，那余音己绝的鼓击钟鸣也已无处倾听。
断壁残垣之间，千年一晃而逝，当曾经的一切都被历史掩埋，唯有那凝固在石板上的模糊文字记录着那曾经辉煌的年代。
公元753年，唐。一艘日本商船在风浪中剧烈摇摆，人们尖叫、挣扎，但是最后还是沉入大海。
消息传到长安，有一个人十分悲痛，他就是诗人李白。悲痛中他写下这样一首诗：“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他的好友，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在回国途中遭遇风暴，失去了消息。
717年，初到长安的阿倍仲麻吕才是19岁的少年，他离开父母、离开家乡，来到这个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唐玄宗给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晁衡。
那时长安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有许多像阿倍仲麻吕这样的外国留学生，大唐政治清明，思想开放，文化繁荣，在国际上拥有无与伦比的美好形象，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各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日本朝野上下出现全面学习模仿中国的热潮。遣唐使，就是日本皇家为汲取中国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而派遣的官方外交与留学使团。
每次遣唐使的人数都在200到500名不等，同时还有10到20名留学生，30到70名留学僧，留学生进入国子监所属的六学馆修习各自的专业，而学问僧则汇集于长安和洛阳的各大寺院钻研佛法。
在古代，日本只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而没有自己的文字。公元405年，一个叫王仁的朝鲜人带着《论语》到日本讲学，并教授汉字，具有文化修养的日本人开始能用汉文记事。8世纪以前汉字是日本记录书面语的工具。
遣唐使在长安学习唐文化的同时，也精心研究汉字，据传，日本遣唐留学生吉备真备和留学僧空海结合汉字创制了日本片假名和平假名。
空海是日本书法史上的重要人物，为书法“三笔”之一。
空海和尚在日本称为弘法大师，他的书法在日本达到了登峰造极。空海在唐朝精研书法，借鉴草书形成新的字母形式，创制了日本平假名。
其实，平假名确实是从中国汉字的草书演化而来的，但并非空海一人所创，它早期为日本女性专用，由于宫廷女人长年抄写《万叶集》，而“万叶假名”的汉字，都有固定字音，写着写着，无形中便简略了汉字，变成类似草书的字体，就成为“平假名”。
学习汉字的日本宫廷子弟或考上大学的精英，为了将汉字念成日本本国固有语音，在汉文旁加上种种拆解汉字而形成的各种助词与记号，就形成了后来的“片假名”。有传说，片假名最初的创制者是吉备真备。
由汉字脱胎而来的日本文字，以汉字为素材，并且在应用中与汉字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汉字在日本社会的广泛应用和深入普及。与汉字相联系，中国的书法艺术也传到了日本。
虽然历史无法确定究竟是谁将汉字改造为日本的文字，但是庞大的遣唐使团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近300年间，留唐学生144名，其中许多人留唐时间超过了20年，甚至还在唐朝娶妻生子，从生活起居到言谈举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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