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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简介 规格: 长21.5厘米、通高18.5厘米 Length 21.5cm·Total Height 18.5cm 出处: 唇边的微笑：酒具 年代: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 Dawenkou Culture of the Neolithic Age 类型 质地类型: 陶器 功用类型: 酒具 栏目关键词: 史前时期酒具 收藏地: 中国历史博物馆 the Historical Museum of China 主题词或关键词: 鬶 辅助分类项: 酒具 出土背景 摹仿家猪身形的陶质酒具 。 猪形灰陶鬶1975年出土于山东省胶州三里河遗址。整器呈猪形，四肢缺失，外表呈灰褐色，类似猪皮的颜色。头部粗短，双耳上翘，嘴两侧微露獠牙。猪身肥胖，脊背平直，圆臀上安有较高的器口，与猪的身体相通，口沿部斜出喙状流，背部有扁圆的横扳，臀部有上翘的小短尾巴。 猪形灰陶鬶1975年出土于山东省胶州三里河遗址，长21.5厘米、通高18.5厘米。收藏地：中国历史博物馆。整器呈猪形，四肢缺失，外表呈灰褐色，类似猪皮的颜色。头部粗短，双耳上翘，嘴两侧微露獠牙。猪身肥胖，脊背平直，圆臀上安有较高的器口，与猪的身体相通，口沿部斜出喙状流，背部有扁圆的横扳，臀部有上翘的小短尾巴。 猪是大汶口文化的主要家畜之一，并成为财富的象征，在很多遗址内都发现了丰富的猪骨骼。大汶口文化的居民生前以猪为主要肉食，死后也用猪随葬，以示富有。仅三里河遗址内用猪下颌作随葬的墓就有十八座，最少的两块，最多的达三十七块，随葬猪下颌多的墓葬中，其他随葬品也多，墓葬的规模也大。据专家研究，这件猪形灰陶鬶的造型是以家猪为其原型的。猪被大汶口文化居民作为财富的象征，加以炫耀，有人复原大汶口文化的房址时也不忘在墙壁上画几个猪头，以标识该房主的身份地位。猪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极高的，而以猪的形象来制作酒器，也显示了大汶口人对酒的喜好 文化背景 猪是大汶口文化的主要家畜之一，并成为财富的象征，在很多遗址内都发现了丰富的猪骨骼。大汶口文化的居民生前以猪为主要肉食，死后也用猪随葬，以示富有。仅三里河遗址内用猪下颌作随葬的墓就有十八座，最少的两块，最多的达三十七块，随葬猪下颌多的墓葬中，其他随葬品也多，墓葬的规模也大。据专家研究，这件猪形灰陶鬶的造型是以家猪为其原型的。猪被大汶口文化居民作为财富的象征，加以炫耀，有人复原大汶口文化的房址时也不忘在墙壁上画几个猪头，以标识该房主的身份地位。猪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极高的，而以猪的形象来制作酒器，也显示了大汶口人对酒的喜好。 |
 白陶鬶，1982年出土于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陶色白中泛黄，质地坚致。敞口，平沿，冲天流较短，口沿堆塑有鸡冠状附饰。腰缠一周凸棱，鋬宽扁，三个空心袋状足较瘦削，鋬饰二枚泥丁，刻正倒“人”字纹。陶鬶的用途和现在的酒壶一样，用来向爵、觚中斟酒。 陶鬶的终结 陶鬶创始于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在我国黄河和长江流域广为流传，但到夏代晚期，则主要集中在中原腹地洛阳一带，到商代初年绝迹。因此，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白陶鬶，给陶鬶二千多年的发展史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二里头遗址的白陶酒器 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有不少的白陶器，以酒器为大宗，器形主要为爵、鬶、盉等。时代多属于夏末，少数为商初。这些白陶酒器，在当时青铜器初兴阶段是比较高级的酒器，普通人是不能染指的。 |
 双联漆杯出土于1986年冬至1987年春在湖北省荆门市十里铺镇王场村包山岗发掘的二号战国楚墓，系用竹、木结合雕制而成的一种特殊酒器，取飞凤负双杯状。相联的两杯为圆筒状，竹壁木底，近杯底处用一根竹管将两杯联通。在两杯的前方间隙中，嵌一木雕凤鸟，昂首挺胸而立，口衔宝珠。在两杯的后面间隙中，粘嵌木雕凤尾，平伸而出。整个器体看上去就像是一只凤鸟背负两个大酒杯。杯下两只孔雀开屏状小凤鸟，与负杯凤鸟的双足共同构成全器的四足。杯内髹红漆，杯外通体黑地，红、黄彩绘，使用堆漆法表现立体效果。杯上彩绘二龙相蟠以及波浪纹、卷云纹等。彩绘凤鸟双联杯，造型奇妙，制作精美，堪称中国古代酒器中的奇珍。 合卺杯，是古代婚礼上用来喝交杯酒的专用杯子。 明代胡应麟的《甲乙剩言》中提到“合卺玉杯”时说：“形制奇特，以两杯对峙，中通一道，使酒相过。两杯之间承以威凤，凤立于蹲兽之上。”这段文献中所提到的合卺杯的形状结构，与包山楚墓中所出的这件双联漆杯基本吻合，只是凤鸟双联杯缺一蹲兽而已。因此，这件漆双联杯应是所谓的“合卺杯”。在晋和唐宋文献中，都有关于“合卺杯”的记载，而且认为用合卺杯喝交杯酒是婚礼上的重要礼仪。明清时期还有玉雕合卺杯流传至今。 |
 此尊1975年出土于湖南省醴陵县仙霞乡狮子山，长26.5厘米，高22.8厘米，湖南省博物馆收藏。乃湖南出土的一件重要的肖形青铜酒器。象体浑短，四肢粗壮，肥耳，短颈，垂尾，门齿外露，长鼻上扬，作静立状，活生生一个亚洲象的神态。象背上有椭圆形尊口，象腹中空以纳酒，象鼻中空以斟酒，结构极为巧妙。 象形铜尊的装饰花纹 象尊的纹饰也极为华美，通体遍布云雷纹，象鼻尖上饰一长喙猛禽，另有一虎伏于象鼻顶端拱曲处，虎尾搭在猛禽身上，虎口正咬住蟠伏在象鼻背侧的一条小龙，在象鼻的侧面另有龙垂附，象额有蟠龙一对，象耳正面饰云雷纹，背面雕凤鸟，象耳下有小龙，象身各处装饰有兽面、虎、龙、凤、鸟等图案，布局紧凑，组织和谐，巧夺天工。 高居山顶无伴出 在湖南发现的商代青铜礼器，往往出土于山岭岗坡之上，一般无伴出物。象尊的出土地点，即位于一座高约四百米的山丘近顶部的地方，距地表仅15厘米，孤零零仅此一物。据考古专家推测，包括象尊在内，湖南出土的这类青铜器，很可能是当初在用这些铜器祭祀山川、天地、日月之后，就地掩埋的。目前所知，海内外珍藏的中国古代青铜象尊至少有五件。其中有一件相传亦出自湖南，其形制、大小、花纹等都与这件象形铜尊极似，尊盖上铸有一头小象为盖钮，遗憾的是此器现已流失国外。 |
 此鬶1960年出土于山东省潍坊市姚官庄遗址，夹细砂黄陶，冲天长流，粗长颈，三个大袋足分裆而立，后袋足与前两个袋足距离较远，且较前两个袋足更肥大，颈与后袋足之间附一个麻花状鋬手，足上饰两周凸弦纹，三周弦纹之间有四圈小泥饼。通体施黄色陶衣，器物造型雄伟生动，遒劲有力，很像一只雄鸡在引吭高歌，是一件相当完美的陶塑艺术品。 鬶是山东龙山文化的典型器之一，起源于大汶口文化中期，盛行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阶段。是一种造型精巧的器物，有实足和袋足之别，实足鬶一般由流、腹和三个圆锥状实足组成，袋足鬶则以三个大袋足为腹。鬶的质地分夹砂和泥质两种。夹砂陶鬶一般较粗糙，出土时器底多有烟熏痕迹，有的器腹内还有灰黑色的残渣，当为残存的酒渣。这类夹砂鬶是专门用来煮酒温酒的泥质陶鬶质地细腻，制作也精致，可能是专作注酒用的。 龙山文化晚期出现的平底鬶就是由泥质三足鬶发展而来，后世的酒注子、酒执壶等注酒器也可溯源于此。 |
 袋足陶鬶出土于江苏省武进良渚文化遗址，乃东南沿海地区良渚文化居民常用的一种斟酒器具。 器呈橘黄色，小口，口边两侧内凹，前端小口成流，后端较大口径者则为注入口。颈细而矮，上腹肥硕圆鼓，下有三袋足，后面一袋足上端安一宽扁的器把，前面二袋足较直，后一足后伸。 该器系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居民遗留下来的酒器精品，1962年出土于山东省曲阜市西夏侯遗址。夹砂陶，呈橙红色，通高30.6厘米，椭圆形侈口，敞口流的根部明显收敛，上粗下细的高颈向前倾斜。腹体呈三角形。低裆，裆顶较宽平。足尖里加泥球。三足尖的间距大体相等。有仿索状和宽带状两种把手。表面修磨得较光滑。腹间加一周绳索状附加堆纹，面及颈下都装饰方形泥突或泥饼。现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山东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常见的陶鬶，经历了三次大的器形变化。最早是平底实足形鬶，后发展为细颈高裆大袋足鬶，龙山时期呈高流、长粗颈、袋足，腹部不如以前那么肥硕，整体匀称可爱。 西夏侯遗址出土的这件陶鬶，就是陶鬶发展到中期时的标准器形。西夏侯遗址发现的二十余件陶鬶，普遍施有陶衣，表面修磨平光，没有烟熏的痕迹，器腹内壁也没有粘附水锈。这说明，陶鬶在早期和中期偏早阶段，主要当作斟酒器使用，其温酒的功用只是到后来才出现的。 |
 整器1974年出土于山东省胶州市三里河遗址，泥质灰陶，兽首前伸上昂，双耳立耸，张口露齿，双目前视，体较肥，四肢粗壮，从后部看，应有尾，现已残失，尾下有凸圆形肛门及雄性生殖器，背上有圆柱形器口，口后有环形宽带鋬，两侧饰锯齿纹。整个造型合理美观，是三里河遗址出土陶器中较精美的一件。 从山东地区出土的史前陶鬶残片上偶有残留水垢，可以看出，陶鬶可能是一种温酒器具，温完之后，则可直接斟入饮酒器中。因此说，陶鬶可能具有温酒和斟酒两种功用。这件兽形灰陶鬶可能是一种以斟灌为主，兼具温酒功能的酒器。 出土这件陶酒鬶的三里河遗址，位于山东省胶州市三里河村，东南为胶州湾，胶莱河及其支流环绕其外，南临南河，气候宜人。 众所周知，我国沿海地区的居民自古以来就以渔猎为生，而出海特别是在较冷的季节出海，渔民一般都要喝些温酒，作为温酒的酒壶自然就显得极为重要。此器上面有口，便于往里面倒酒，提着上部的把手从嘴部往外倒温暖的酒，看着就是一种享受。 与胶州市三里河出土的兽形灰陶鬶极其相似的陶鬶，在山东泰安市大汶口遗址也出土一件。夹砂红陶，圆面耸耳，拱鼻，张口，四足，短尾上翘，耳穿小孔，背装提手，尾根一筒形口，可由此注入美酒，兽口可向外倒出酒液。体肥壮，近似猪形，通体施红陶衣。通高21.6厘米。属于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遗物。现藏山东省博物馆。 在山东省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出土了不少的肖形陶酒器，均制作精良，模仿惟妙惟肖，有猪、狗、禽鸟等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形象。这件大汶口遗址出土的兽形红陶鬶可能就是家养狗的形象，是这些肖形酒器中最为精致者之一，弥足珍贵！ |
 此壶1974年出土于青海乐都柳湾墓地的一座墓葬中，口径9.2厘米 高33.4厘米,属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泥质红陶，侈口，口沿外翻，短颈，鼓腹，腹下部内收，平底，腹中部有对称的环耳。器正面自领至腹部有堆塑和彩绘相结合的裸体人像，似为男女两性的复合体。施黑彩。器背面和两侧绘圆圈纹，圈内填网格状纹饰。现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这件彩陶壶是史前雕塑艺术的杰作。头像部分就运用了雕镂、贴塑、刻画和绘画等不同的艺术手法。头部的各器官既安排得恰到好处，又注意表达人物的表情，使人的面部显得生动传神。 青海乐都柳湾遗址，是黄河上游迄今已知的规模最大的一处氏族公共墓地。 自1974年以来，进行过多次发掘，发掘的墓葬多达上千座，出土文物达三万多件。然而人形彩陶壶却不多见，可谓凤毛麟角。正是因为它造型奇特且极为罕见，整个器物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因此有学者认为，它可能是举行祭祀仪式时专用的酒壶，或者是在举行巫术活动时用来驱邪镇鬼的法具。 |
 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饰，形制为圆形，内有镂空图案，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 0．02厘米，用很薄的金箔制作而成，在工艺上采用了娴熟精湛的锤揲与切割技术。其圆形金箔上的镂空纹饰，如同一幅均匀对称的剪纸图案，可能使用了相应的模具，精心切割而成。无论是纹饰的整体布局或图案的细微之处，都一丝不苟。 其图案可分为内外两层，内层图案中心为一镂空的圆圈，周围有十二道等距离分布的象牙状的弧形旋转芒，这些外端尖锐好似象牙或细长獠牙状的芒，呈顺时针旋转的齿状排列。外层图案是四只逆向飞行的神鸟，引颈伸腿，展翅飞翔，首足前后相接，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排列均匀对称。整幅图案好似一个神奇的漩涡，又好像是旋转的云气或是空中光芒四射的太阳，四只飞行的神鸟则给人以金乌驮日翱翔宇宙的联想。 太阳神鸟图案寓意深远、构图严谨、线条流畅、极富美感，是古代人民“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丰富的想象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精湛的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其造型精练、简洁，具有较好的徽识特征。它于2001年出土于金沙遗址，是21世纪我国考古的一个重大发现，体现了中国文物保护工作的成果。太阳神鸟图案所表达的追求光明、团结奋进、和谐包容的精神寓意，彰显了我国保护文化遗产的强烈责任心和神圣使命感。 崇鸟和崇拜太阳，不仅是古代蜀人精神世界中的主题观念，而且是古蜀各部族的共同信仰。 金沙遗址太阳神鸟金箔饰和青铜三鸟纹有领璧形器都通过绝妙的图像纹饰，生动地层现了古蜀时代崇鸟和太阳崇拜的精神观念，堪称太阳神鸟的千古绝唱。 |
 1958年，湖南宁乡县黄材镇炭河里乡一个叫新屋湾的小地方，一农民在刨地时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土里居然有一件青铜做的人面鼎。挖出来之后，他就把这件器物连同家里的一堆废铁卖给了废品收购站。 当时，正处于全国大炼钢铁的年代，这件器物很快被当作废旧金属制品被分类集中到了废铜仓库，差一点就扔进了熔炉。幸运的是，这件器物的一块残片被湖南省博物馆派驻到废铜仓库拣选文物的工作人员发现了。于是，他们跟踪追击，找到了10多块，经初步拼对与研究，发现只缺一条腿与底部。隔了两年，残缺的一腿也找到了。这件曾经命悬一线的器物，就是全国唯一以人面纹为饰的鼎——大禾方鼎，现在，它静静地躺在湖南省博物馆的展厅里，述说着几千年前的神秘隐喻。 大禾人面方鼎，商代，高38.5厘米，口长29.8厘米，宽23.7厘米，1959年湖南省宁乡县黄村寨子山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 器体呈长方形，立耳，四柱状足，为商代后期鼎常见的样式。鼎腹的四面各以浮雕式人面作主体装饰，面部较为写实，特征突出，十分醒目。表情威严肃穆，高颧骨，双眼圆睁，眉弯曲，唇紧闭。双耳肥大，上饰勾云纹，下有手爪形纹饰。地衬云雷纹。腹部四角有外凸的扉棱，并带有齿状凸饰，使形体庄重而富于动势。足上部饰兽面纹，也饰扉棱，与腹部呼应，下有三道弦纹。耳外侧饰阴线夔龙纹。整个装饰层次丰富，清晰精致，主题鲜明。 鼎腹内壁铸“大禾”两字铭文，此鼎亦被称之为大禾方鼎。在商、周时期，青铜器以兽面纹作主题纹饰较为常见，人面纹饰较为稀有珍贵，此鼎以四个相同的人面纹装饰器体的主要部位，更加奇特。有的专家认为这组人面纹有爪而无身，属于传说中“有首无身”、贪吃人的凶兽饕餮一类怪神。究竟为何采用如此写实的人面纹作主题装饰，仍是个谜。 从艺术形式上看，此器运用反复、对称的装饰手法，布局严密，写实与抽象纹饰结合。四组相同的纹饰集于一身，不仅强化了装饰主题，而且给人视觉上以强烈的冲击，达到特定的装饰效果。反映出商代晚期青铜制作者已具备了较强的写实能力和形象概括能力。 可鼎腹内为何刻“大禾”铭文？人面图象又有何图腾象征？半个世纪以来，考古界对此一直众说纷纭。 2007年，青铜器研究专家刘森淼提出了新的理论，“大禾”或许与禾侯国有关，在殷墟甲骨文中，就有“上丝禾侯”的辞句，这句话的意思是上丝这个人会见禾侯。大禾方鼎出现在宁乡县，表明这儿曾是商周一个诸侯方国，它是侯国国君拥有的宗庙重器。 至于人面纹饰，刘森淼认为很可能就是禾国信仰的神明或统治者形象，从纹饰宽圆的脸庞，弯如新月的眉毛，丰厚而无胡须的嘴唇，可以推断其属于女性。 把女人塑成神明，学术界一般认为与女权有关。也许，当时大禾方国就是女权的天下，其统治者就是一个女人，关于她的一切往事早已无凭可考，唯一留下的，便是这件精美绝伦的青铜重器。 |
 彩陶觚出土于山东省兖州市王因遗址的一座墓葬中，高15厘米，尖圆唇，大口外侈，曲腹较深，小平底，底沿外凸较宽。器内器外皆施红彩，器外腹在红彩地上又绘以黑彩弧线三角，犹如黑地上彩绘的红色花瓣纹一样，也许这正是几千年前东夷匠师所想达到的艺术目的。收藏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觚本身是饮水、饮酒之器，最早产生于新石器时代中期。陶觚从新石器时代一直沿用到商代晚期，铜觚出现于商代早期，盛行于商代中、晚期，西周早期仍有人使用，但已不是主流。陕西省长安县普渡村西周墓中出土的铜觚，风格与商代晚期铜觚酷似，大概是流传下来的商代晚期旧物。铜觚、爵、斝是商代青铜酒器的基本组合，但从组合关系上看，觚作为一种酒器，不可能取代斝的温灌功能，也不会代替爵的饮用功能。从历史的角度看，觚宜做饮器，若从实际应用方面考虑，也许它还兼具温、灌、饮用之多重功能。这件彩陶觚，制作精美，彩绘细致，颜色鲜艳，是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不可多得的酒器珍品 |
 娄睿墓壁画属于中国北齐墓室壁画。娄睿墓位于今山西省太原市晋祠王郭村，1980～1982年发掘。该墓是由封土、墓道、甬道和墓室4部分组成的砖构单室墓。墓主鲜卑人，北齐世祖高欢妻娄太后兄壮之子，武平元年(570)入葬。 壁画共71幅，无榜题，总面积200.55平方米。内容分为：①墓道、天井、甬道及墓室四壁下层，绘墓主人生前奢华的生活场景。②甬道、墓门及墓室中、上栏，表现其死后升仙的虚幻境界。壁画分若干小段，每段均前有导骑2人，后有群像1组，各段又相互呼应，以长卷式构图组成一幅人间生活、古代神话传说与儒道释合流一体的宏伟壮丽的画面，其手法写实，洋溢着生活气息。壁画继承顾恺之“以形写神”的艺术传统，沿袭汉魏壁画单纯、粗犷的风格，线条洗练遒劲，注重表现仪卫人物的神采和动态；晕染法运用得相当纯熟，以淡红晕染，突出凹凸明暗的立体效果，具有实体和空间感。  此外壁画融合了外来艺术成分，丰富了民族传统绘画的表现技法，突出体现了单线勾勒、重彩填染的中国传统绘画特点。同时延续了汉代墓室壁画、汉代帛画所流行的天上、人间、地下的表现程式，布局和内容又受当时盛行的寺观壁画的影响，包含着南北朝晚期佛教思想因素。 |
 没落的商朝在纣王暴虐的统治下，开始摇摇欲坠。位于陕西一带的周国，却由于周文王施行仁政，变得日益强盛起 来。 然而，面对大好形势，周文王却日夜愁眉不展，郁郁寡欢，文武侍从在私下议论纷纷，却没人敢过问，只知道周文王从太师那里回来后就变得一脸恼怒，莫非是太师冲撞了周文王？ 这个太师，就是在中国历史上被说得神乎其神的姜子牙。 在中国著名的古典小说《封神演义》中，姜子牙精通法术，高瞻远瞩，辅佐周文王治理国家，并保周武王一统天下。姜子牙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凭借渊博的学识得到周文王赏识，被周文王拜为太师辅佐王权。那么，周文王眼中的这个红人，怎么会得罪了周文王呢？ 原来周文王不悦，是因为他在姜子牙府上见到的一件酒器。几天前，周国军队迎战商纣，大胜而归，周文王便对姜子牙的排兵布阵非常佩服，他知道姜子牙深谙兵法，于是便欣然来到太师府，同姜子牙一起商量伐商纣之事。文王亲自驾到，姜子牙自然是怠慢不得，于是摆酒设宴为文王接驾，宾主相称后对饮而谈。 这时，席间的一只酒器引起了文王的好奇。只见这件酒器状如小舟，身长数尺，背上盖着一只弧形的长盖，盖面的中央是一个蘑菇形状的小钮，腹部两侧还雕刻着神秘的花纹，两侧各有一对贯耳，正好可以用绳子将其悬挂在酒席中央。翘起的前端被塑造成龙的模样，高傲的姿态中充满威严，只需轻轻抬起它的尾部，美酒就从这微微张开的龙口中流出…… 这件青铜器高19厘米，长43厘米，宽13.4厘米。长腹弧鼓，后端截平，背部为弧曲形长盖，内有横榫与器腹扣合。盖面中央有一蘑菇形钮。器身口沿外附有两对贯耳，用来把龙形觥吊起加热酒,另一端没有封口是用来散水蒸气的.器物底部有长方形矮圈足，放置平稳，整体如一停泊的龙舟，造型独特，独具风采。器身遍饰华丽精美的图案，盖面为逶迤的龙身，与器物前端的龙头相衔接，两侧衬以漩涡纹和云纹。考古学家从未见过此类形制的青铜器，但根据器物的铸造风格和特有纹饰判断，这件器物应为商代的一件酒器，并给它定名为——龙形觥。此外，在器身的两侧发现饰有鼍（tuó）纹和夔龙纹。青铜器上饰以鼍的形象，极为罕见。鼍，亦称扬子鳄，为我国特产动物，分布在长江下游地区，以安徽的青弋江沿岸以及太湖流域沼泽地为主产地。在山西西部的黄河沿岸出土的3000多年前商代的青铜酒器上出现“鳄鱼”纹饰，在世界范围内都极为罕见。这件造型独特、纹饰奇绝的青铜器叫做 “龙形觥”，1959年出土于山西省石楼县桃花者村，是山西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国宝级文物（国宝级文物是由国家文物局权威专家组每10年从一级文物藏品中筛选的出土和传世数量稀少，形体完整，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文物精品。目前，山西共有国宝级文物12件（组），其中10件（组）藏于山西博物院）。 龙形觥前端龙首昂翘，瞪目张角，龇牙咧嘴。背部为弧形长盖，盖面上有一个蘑菇形纽，器身两侧各有一对穿耳可以用来悬挂。龙形觥全身饰满精美的图案，花纹线条流畅。盖子上为逶迤的龙身，图案与头部的龙首造型连为一体，空隙间辅以漩涡纹。两侧装饰有鳄鱼、夔龙。在栩栩如生的纹饰装点下，龙形觥整体婉如一艘停泊在水波里的龙舟。 龙形觥独特的造型与花纹装饰，与同时期典型的中原文化风格相区别，龙形觥所属的山西省石楼县桃花者村遗址是商代晚期方国文化系列。当时，商王朝以亳都（今河南省境内）为统治中心，统治着方圆千里的土地。在这些中心区域之外，有许多小的方国与商朝并存，时而臣服，时而干戈相对，它们不断吸收中原文化，又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内容。根据文献记载，在今天山西西部的吕梁山、黄河沿线有鬼方、甫方等方国，龙形觥有可能是他们遗物。只是，如果没有龙形觥，我们似乎很难去想象，这里曾经气候温暖湿润，沼泽遍地，鳄鱼徜徉…… 觥，是一种盛酒器，出现于商代晚期，沿用至西周早期。据研究，龙形觥可能是用来罚酒的器具。最为可贵的是，在它的装饰花纹中惊人的出现了鳄鱼的形象，这在国内的青铜器中是独一无二的。 |
 规格：口径6.5厘米、高20厘米 年代：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 质地类型：陶器 功用类型：酒具 栏目关键词：史前时期酒具 收藏地：郑州市博物馆ZhengzhouMuseum 主题词或关键词：合卺杯壶红陶 辅助分类项：酒具 此壶1972年出土于河南省郑州市大河村遗址，泥质红陶，整器为双壶并列，两腹之间有椭圆形口相连，侈口，矮颈，鼓腹，平底，两壶外侧各有一竖耳。器身施红陶衣，再绘黑彩，腹部满饰平行线条，平行线条间，一壶绘三条斜行短线，另一壶绘三条竖行短线。 中国人喝“交杯酒”的悠久习俗 早在战国时期，人们结婚时就已经有喝交杯酒的习俗，如战国楚墓中曾出土的彩绘联体杯，即为结婚时喝交杯酒使用的“合卺杯”。大河村出土的这件彩陶双联壶亦是双腹相联，成双成对，是否也有新人喝交杯酒之意呢？此件器物造型新颖，色彩鲜艳，是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彩陶中唯一的一件联腹壶，堪称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艺术精品。 |
 金壶，通高21.8厘米，足径5.9厘米，托盘直径8.3厘米。收藏地：定陵博物馆。 此件金壶出土于明神宗定陵。定陵是目前唯一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明代皇陵，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此件金壶属皇帝所有，规格极高。明神宗万历在位共48年，是有明一代享国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他少年时聪颖有志向，曾力图振兴朝政，后因立储一事与群臣发生矛盾，遂取消极怠工之法，常年不与臣工见面，可说是一位任性的皇帝。 此金壶直口，短颈，腹部呈方形突出，其下为圆柱形，平底，腹部安有曲状壶嘴和把手，上有金链与盖钮相连，盖钮为宝珠形，玉质。盖部及颈部均錾刻不同形式的云纹，肩部镶嵌各色宝石，腹部镶嵌白玉团龙，四角配以海浪、卷云纹样，圆柱部分捶揲二龙戏珠；托盘圆唇，直壁，平底，外壁錾刻折枝牡丹纹一周。金壶满饰纹样，繁缛精致，更镶嵌以玉石珠宝，装饰效果华丽富贵，体现出皇家用器的非凡气派。 |
 朱漆木碗，新石器时代，食器，1978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口径9.2-10.6厘 米，底径7.2-7.6厘米，高5.7厘米，木胎，浙江省博物馆藏。它由一块木头镟挖而成，因壁厚而显得较为笨拙。器壁内外有薄薄一层朱红色涂料且微有光泽。口部内收、腹线较深及圈足较高的造型，也透出了几分古朴，口部的残缺更标示出岁月的沧桑，几条若隐若现的外壁腹线，使碗的整体造型呈瓜棱状，又平添了几许灵气。 河姆渡文化是分布于浙江宁（波）绍（兴）平原东部的一种原始文化，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农业文化之一。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木质文物表明，宁绍平原的先祖们有着十分发达的木器制作手工业。木器广泛应用于建筑、生产及日常生活领域。独特的气候和地质条件使这些几千年前的木质器具保存下来，因此我们才有缘得见这件貌不惊人却身价不凡的木碗。 最早的涂漆制品此件木碗的价值在于，它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涂漆制品。碗的外壁有一层薄薄的朱红色涂料，微见光泽。经化学方法和光谱分析，这种涂料系天然生漆。有人将此碗与长沙马王堆汉墓所出漆皮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二者的性能十分接近，说明至少在六、七千年之前，我们的先民已将天然漆用于装饰生活器具的表面。因为从未入市，也没有类似器物可比，价格无法估量。 据碳-14法测定，河姆渡三、四层的年代，约为公元前四千八百多年，此碗的第三文化层距今已有近七千年的历史。该碗是中国现知最早的一件漆器，是追溯中国漆器起源最重要的实物资料。 |
 金坛城，城高20厘米，座高14．5厘米，直径17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坛城为圆形，正中台基上为正方形经殿，四面有门，殿内坐大威德及众贤，殿顶为多层塔状，塔周伞幢林立。城基外侧雕錾缠枝莲花，上下饰有金珠焊缀而成的联珠纹，坛顶边缘外圈饰垒丝制成的八大尸林，中圈为火焰，内圈则排列护法杵。 金质坛城存世数量极少，此件则由清宫造办处仿照藏传佛教坛城制造。金坛城采取逐步升高缩小的封闭式结构，营造出一种仙山楼阁、可望不可及的神话境界。城基为比例硕大的圆柱体，顶上围绕的八大尸林却极为纤小，使城基周围绿松石镶嵌的密宗法器更觉巨大神秘，暗示着法力无边。坛城中央又有方形台座，顺四面梯形台阶而上，可至方形宫室门前，其屋顶又变为圆形，最后再转为更小的方形结构，如此不断的方圆交替，使整座坛城有如腾空而起的仙城，引人无限遐想。 坛城即梵语中所称的曼陀罗，佛教密宗认为这是圣贤集会修行的地方。《国朝宫史》载，乾隆二十六年皇太后七十大寿，于年例恭进外，每日恭进寿礼九九，第三日恭进寿礼中有一九供器，为八件银镀金八宝及一件“毗耶净域银镀金坛城一座”组成。由此可见，在清宫，坛城可作为祝寿的恭进礼品，清宫遗留坛城颇多，金坛城却极少，它表明了藏传佛教在宫廷的影响。满清贵族崇尚藏传佛教，宫中多供养密宗法器，此件坛城即为清宫旧藏，其制作之精工，无以复加，不仅体现了一流的工艺水平，而且具有相当的宗教价值，实为珍贵。 |
 猴王砚是一方具有天然美的清末端砚佳作，长2 2．5厘米，宽1 7．6厘米，高2.7厘米，集名贵的鱼脑冻、胭脂、火挎等自然纹色于一身。作者以砚堂中的鱼脑冻天然猴形为主题，在砚上端浅刻桃树、山峦相衬，一幅“猕猴攀桃图”跃然砚上。此砚虽没有明显的砚边、砚堂和墨池，但作者又都以不同的形式和含蓄的手法，将其体现于此砚之中，所追求的是人工与自然的完美结合。此砚名为“千斤猴王砚”，与同时制作的“白鹤砚、“过面冻砚”一起，号称为广东三大名砚。而三砚相比，又推“千斤猴王砚”为首。 1951年10月，广州市最著名的古董街文德路，店铺林立，生意兴隆。这一天，一位中年妇女，颤颤巍巍地走进了一家古董店。中年妇人掏出一个小包裹，她小心翼翼地将包裹打开，一方砚台露了出来。店主将砚台拿在手里反复地看了又看。这块砚台呈黑色，长方形，但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店主摇了摇头。中年妇人很失望，叹了口气，转身要离开，这时，旁边一位穿西装的中年人突然说，“等等，这砚台我要了。” 很快，穿西装的中年人就以160块钱买下了这方砚台，160块钱在1951年的时候决不是一个小数目，那么，这位穿西装的人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买下一块在别人看来很普通的砚台呢？商承祚如此果断出手，当然基于他的慧眼识珠了。原来此砚正是广东的三大名砚之一的端石千金猴王砚。此砚成品于清光绪年间，砚右侧有铭文“光绪壬辰禺山何氏闲叟珍藏”，左侧碑铭文“郭兰祥作砚项信南刻字”，字体均为隶书。 商承祚买下的这方端砚是两广总督张之洞的顾问何氏在主持开发大西洞时，请名匠所制。当时一共刻了三方砚台，便是后世所称的三大名砚。一为千金猴王砚，二是鹤砚又称松鹤砚，三是过面冻砚（又称鱼脑冻碎石砚）。前二砚现都藏于广东省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碎石砚则不知所终。据考猴王砚因名声太大，流传中几经辗转。抗日战争时，何姓后代把猴王砚卖给了一古董商，后又转到汪精卫之妻陈璧君手里。日本投降后为接收大员所掠，再落到私人手中。 猴王砚是三大名砚之首。其质地细腻温润，娇嫩如小儿肌肤。石质色彩甚丰，砚堂内有大片鱼脑冻（石品花纹的一种）。形成一只蹲着的猕猴，眼、鼻、嘴和前足都栩栩如生，故此得名。此砚妙在平时通体黑色，并不引人注目，猴形也不突出。但神奇的是，只要用湿布轻拭一下，石砚的花纹就会立刻清晰地显示出猕猴的形象来。 |
 1958年在陕西省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了一件船形彩陶壶，是一件盛水的器物。 它是泥质红陶，口径4.5厘米、宽24.9厘米、通高15.6厘米，造型似船形，形象生动，中间呈漏斗状的圆口可以将水注入，左右两个孔可以穿绳，以便提拿。特别是从器物上可以看到由斜线交叉组成的网线纹装饰，可以认作是先民们编结的鱼网，图案虽然简朴，但给人以活泼而流畅的感觉，表现出原始神奇的艺术魅力。这件彩陶器，从船的造型和网线纹的装饰，可以反映出此物是当时渔猎先民的生活用具，同时又是一件造型别致的艺术品，它是远古先民们智慧的综合结晶。 这件陶壶的壶身两侧均画有鱼网纹，学者认为当时原始人已有划船撒网捕鱼的能力。仰韶文化中有大量的石制网坠，这也证明了当时确已使用鱼网捕鱼。根据出土的鱼骨鉴定，仰韶文化的居民所捕的鱼，主要属鲤科类。属新石器时代半坡文化，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半坡船形彩陶壶是件彩陶珍品，它的造型和纹样反映了半坡时期人们的生活、生产及审美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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