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著名的几对师生恋

　　
“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他自己却老去了……”当这个诗中的女子在现实里老去的时候，别人指着“他”的肖像问病床上的她，“认识吗？”“好像见过。”又说，“我肯定认识。”但她已说不出“他”的名字。那是2003年的春天，她93岁。一个月以后，她阖然长逝，在她闭眼的那一瞬间，她还是不记得那个人吗？那个给她写下那么多美丽文字、与她携手共度55年的男人！

　　黑牡丹与青蛙13号

　　张兆和与沈从文相识于上海吴淞的中国公学，沈是教师，张是学生，两人相差八岁。沈从文大概从1928年开始对兆和的追求，兆和18岁，大学二年级，她皮肤稍黑，活泼俏丽，外号“黑牡丹”，很多男生仰慕、追求她。一心向学的兆和却把一封封求爱信编成“青蛙1号”、“青蛙2号”留存起来，不予理睬。

　　有一天，她突然接到沈从文递给他的一封信，打头第一句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爱上了你？”少女有点懵，但还是不动声色编号为“青蛙13号”留存起来。

　　此后，他写下许多完全没有自尊的呓语，“做奴隶算什么？就是做牛做马，或被五马分尸、大卸八块，你也是应该豁出去的！”

　　他甚至软硬兼施，张兆和在1930年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他对莲（兆和的室友）说，如果得到使他失败的消息，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刻苦自己，使自己向上，这是一条积极的路，但多半是不走这条的，另一条有两条分支，一是自杀，一是，他说，说得含含糊糊，‘我不是说恐吓话……我总是……总会出一口气的！’出什么气呢？要闹得我和他同归于尽吗？那简直是小孩子的气量了！我想了想，我不怕！”

　　沈老师寻死觅活的爱情，在学校掀起波澜，引起许多议论，令家世清白的兆和不堪重负，觉得有必要找校长胡适说说清楚。

　　于是在一个夏日的午后，她来到胡适的客厅。其实，胡适早就有心撮合这对才子佳人，一面夸奖沈是个难得的天才，一面说同为安徽人，愿意出面向张父说媒，还强调“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而张兆和毫不示弱，脱口而出：“我顽固地不爱他！”

　　胡适很是错愕和惋惜，事后，他写信给沈从文，“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此人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故能拒人自喜。”

　　后来沈从文去青岛大学教书，照样殷勤地空中飞鸿。1932年暑假，饱尝思念之苦的沈从文来到苏州，看望他心目中的“女神”。

　　张兆和的家人比张兆和更早地接纳了这位文坛天才，张兆和坚如磐石的心也开始动摇起来，她自己说，“是因为他信写得太好了！”细究起来，这动摇究竟是因为沈从文文字的蛊惑力，还是因为他骨子里的善良，或者是滴水穿石的顽固，甚至他的名声、胡适和家人的认可？

　　1933年，沈从文辞去青岛大学的教职，9月9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宣布结婚。并没有正规的仪式，新房也很寒碜，只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送的锦缎百子图罩单增添些许喜气。但对于沈从文来说，他这个乡下人，终于喝上了爱情的“甜酒”。

　　婚姻中的情感与婚外情

　　沈从文娶到张兆和自然是心满意足，对兆和的追求和爱恋，刺激着他的创作欲。“有了你，我相信这一生还会写得出许多更好的文章！”

　　至于张兆和，最初明显不爱沈从文，甚至“连他写的故事也不喜欢读”，还觉得沈从文经常流鼻血是古怪不体面的事，但她到底嫁了这个令她日久生情的男人。这位张家三小姐，本身就如同她爱穿的蓝布袍子，不是一个特别灵动的女子，也不喜欢奢靡浮华，一旦嫁作人妇，就更加务实。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沈从文和几个同仁一起辗转去了昆明。张兆和没有随行，在分离中，沈从文的来信很密，兆和则稀疏得多，多半是担心丈夫成为别人的负担。可见别人崇拜的文豪，在她心目中实在稀松平常。

　　兆和找出各种理由，回避跟丈夫的团聚。沈从文忍不住抱怨，“你爱我，与其说爱我为人，还不说爱我写信”。1938年底，她才带着两个儿子——龙龙和虎虎，赶到了昆明。就算这样她还是制造了空间感，把家安到呈贡，而沈从文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每逢周末要被“小火车拖着晃一个钟头，再跨上一匹秀气的云南小马颠十里，才到呈贡县南门”。

　　沈从文无疑深爱着张兆和，但是他感到沉重，有压力，虽然兆和总是温言软语，但沈从文“一看到妻子的目光，总是显得慌张而满心戒备”。兆和越是沉默温柔，他越是感觉到压力的存在，他需要放松，舒展，需要别人的崇拜。

　　于是，沈从文的生命中有了绯闻，而绯闻的对象则是文学青年高青子。

　　高青子是沈从文老乡，国民第一任内阁总理熊希龄的家庭教师。有一次，沈有事去拜访熊希龄，主人不在家，高青子接待了他，彼此留下很好印象。一个月后再次相见，高青子特意穿了件“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还在“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这是在模仿沈从文小说《第四》里面女主人公的装束，而这一做法也是效仿沈从文的另一篇小说《灯》里的情节。这样的慧心，自然很能触动多感的沈从文。

　　此后的发展通过高青子小说《紫》可循踪迹，这篇小说发表在1935年末沈从文主编的《国闻周报》上。写一个男人在两个女子之间徘徊、矛盾的凄美故事，主人公有了未婚妻以后，又爱上一个叫璇若的女子。

　　有不少人对其中的细节进行考证，小说中主人公辗转的城市上海、青岛、北京等等恰和沈从文的经历相符。

　　种种迹象都表明沈从文与高青子的暧昧，他承认自己是一个“血液中铁质成分太多，精神里幻想成分太多”的男子，他觉得自己有能量也有能力去爱不止一个姑娘，他坦然地告诉妻子自己“横溢的情感”。可以想见张兆和的意外、震惊和不解，当时他们的儿子龙龙刚刚出生，兆和受到很大打击，一气之下回了苏州娘家。

　　高青子却在沈从文介绍下，来到西南联大图书馆工作，他们的交往也更加密切。然而，婚外情总是脆弱的，情感总会退潮，理性重新回归。1942年，高青子选择了退出，据说后来嫁了个工程师。

　　半个多世纪以后，张兆和还为这曾经有过的波澜耿耿于怀，她说高青子长得很美，为了中止对他们家庭的干扰，亲友还为高青子介绍过对象。1946年，沈从文为纪念结婚十三年创作同名小说《主妇》，总结了自己十多年的情感历程，也是写给妻子的忏悔书。

　　冷静，冷漠，或者是冷酷？

　　战争末期，沈从文一家从昆明迁回了北京。1948年3月，在一份刊物中，有两篇严厉批评他的文章，一篇称他为“清客文丐”、“奴才主义者”；另一篇则说他的作品颓废色情，是“桃红色文艺”。这些文字想必刺痛了沈从文。抑郁成疾，沈从文患上了忧郁症。朋友们让他在清华园疗养两个月，张兆和没有去陪他，甚至可能没有去探望过他，依旧只是书信往来。

　　有一次在兆和的信上，他逐段加批语寄还回去，情绪极其灰暗，其中一段说，“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我并不疯”，他还说，“小妈妈，你不用来信，我可有可无，凡事都这样，因为明白生命不过如此，一切和我都已游离。这里大家招呼我，如活祭——”张兆和依然只是回信，并没有动身去探望，尽管清华园并不遥远。

　　在沈从文忧郁症治愈以后，有好几年的时间，因为他们在北京的两处房子不在一起，沈从文每晚去张兆和那里吃晚饭，带回第二天早、午的饭食。想象在北京奇冷无比的冬天里，沈从文一边啃着豆渣、馒头，一边做学术研究的情形，让人不得不说这个女子实在冷静到了有些冷漠，甚至冷酷的地步。

　　她其实从小就有着冷酷的一面吧？金安平在《合肥四姊妹》一书里，说她年幼时，用自己的小凳子，把一个泥娃娃砸得粉碎；又赤手空拳，将一个布娃娃撕成碎布。最夸张的是，父母给她买来一个橡皮娃娃，心想这一次她总破坏不了了，结果兆和研究了一会儿，然后从针线盒里找了把剪刀，只一刀，就干净利落，剪掉了娃娃的头。她安静而沉默，但是和大姐神秘的沉默、四妹散淡的沉默不同，她的沉默多少含着一些对抗和较劲的意味。

　　沈从文在家里是孤独无助的，他试图去找当时正春风得意的丁玲去沟通，希望得到她的开导。他们曾经那么密切，他也给予过她那么多帮助。可是他再次失望了，沈从文的儿子虎虎，跟父亲一起前往。他说永远忘不了“那暖融融大房间里的冷漠气氛”，“如同被一位相识的首长客气地接见”。

　　孤立无援、苦闷无比的沈从文彻底崩溃了，他在家中割开手腕动脉、颈上血管，还喝下煤油，可见去意已绝。他的家人并没有发现，还是做客沈家的一个堂弟，发现了陷入半昏迷状态的沈从文，他不停地惊恐地说，“我是湖南人——我是凤凰人——”

　　我总觉得张兆和并不是沈从文真正的知音，在他声名大作时，她经常忍不住改他的语法，一度使得沈从文不敢让她看自己的文章，因为经她一改就不再是沈的风格。而当沈从文辍笔时，她又误以为沈从文“在创作上已信心不大”，是批评家的批评吓得他不敢出声。

　　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

　　不管怎样，沈从文只有一个写信的对象，那就是张兆和。不论她是否理解，是否同情。他称她为自己的“乌金墨玉之宝”，她仍然是他生活的支柱，他仍然对她饱含深情。

　　张兆和始终是沈从文心目中的女神，张允和在《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里记录过这么一幕：1969年，沈从文下放前夕，站在乱糟糟的房间里，“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哭得像个小孩子又伤心又快乐。”

　　我也看到过令人心酸的报道，沈从文在1985年接受采访时，女记者听说他在“文革”中，被命令打扫女厕所，拥住他肩膀说：“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83岁的老人当下抱着那只胳膊，嚎啕大哭起来。目击者称“哭得就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也许，在家里，张兆和没有给他一只可以这么哭的胳膊，他才会借用陌生女子的臂膀？

　　当外界环境改变，他们的境遇变好，人也已经老去，岁月过滤下来的是相依为伴。作家龙冬曾经提到他和两位老人交谈时的情景，沈从文“用力将一条腿搭到另一条腿上。张奶奶坐在旁边，几次伸手把他已经抬起的腿压下去”，还有散步时，“沈先生边走边用一只手来解开外套的钮扣，动作幅度很大地往两边敞开着”，“张奶奶生怕他着凉，赶紧为他将外套合拢，可是沈先生顽固地几次把外套敞开”，就在这种“固执桀骜与平和沉静”的结合中，信纸上的爱情走进现实生活。

　　但是生活上的相濡以沫，并不代表灵魂的相通相知，张兆和在1995年整理出版《从文家书》的时候，写过一段《后记》，“六十多年过去了，面对书桌上这几组文字，我不知道是在梦中还是在翻阅别人的故事。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历经沧桑后的理解和懂得，对于张兆和，又是幸福还是不幸呢？而她内心曾经有过的挣扎和苦楚，沈从文是不是一定理解和懂得呢？不管怎么说，他们保留着各自独立的幻想空间，相互陪伴，一起走完漫长的人生，这也是一种幸福吧！

昭昭的感想：张兆和和沈从文的故事我感受很深。他们是自由恋爱的，但是张兆和似乎并不像沈从文爱她那样爱沈从文。在这一段不平等的感情中，双方都付出最大的努力去理解对方，我想这才是最感人的。

周峻是蔡元培的第三任妻子，她曾经是蔡元培原来在上海成立的爱国女校的学生，这位学生对蔡先生一直抱有一种敬佩与热爱的情感，33岁还没有结婚，是真正为了爱情愿痴痴等的女子。所以，24岁的年龄差距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日后的婚姻。

　　说起这段情缘的牵线人还要从1921年说起，当时蔡元培丧偶，刚从欧洲大陆考察归来，适逢国内的政治局势动乱，他有些心灰意冷，并做好再度留洋、潜心治学的打算。此时，昔日故友、浙江兴业银行的总经理徐新六致电邀请他赴宴，蔡元培欣然前往。

　　与以往的宴请不同，徐新六此次请的客人只有蔡元培一个人。但他也没有多虑。酒过三巡之后，徐新六突然抛开政治话题，笑问道:“夫人仙逝之后，威廉(蔡元培的女儿)亦将另有生活，而夫人所留两个公子一定无人照料，不知先生清寂几年之后可有续娶之意?”蔡元培这才知道故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真正的朋友就是患难之时见真情。这徐新六便是个真情之人，他一直把给蔡元培续娶当做自己要完成的大事来对待。这样的执意，理由有三:一是敬重蔡元培的为人;二是同情他的生活清苦;再者，提亲之事乃是受人之托，成人之美亦是善举。几日之后，徐新六再约蔡元培，谈的还是老话题。蔡元培想拒绝，又觉得不好拒绝，毕竟徐新六是真心诚意要为自己谋求幸福的。思前想后，他对续娶的女子提出了三个苛刻的条件:一、本人要具备相当的文化素养;二、年龄略大;三是熟谙英语而能成为研究助手者。

　　蔡元培心想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女子，即便有，肯定也成为别人的娇妻了，不可能那么巧能轮到自己吧，这徐新六讨了没趣也就该死心了。结果，令蔡元培没想到的是徐新六不仅没被条件吓倒，还一脸灿然地满口答应下来:“没问题，没问题，并且我还可以给您增补几个条件:第四是贤惠且有爱心;第五相貌可人，亲切，勤勉;第六……”

　　天下真有这样的好女子?蔡元培虽然吃惊，但也无比向往。

　　徐新六要说的这好女子不是别人，正是祖藉南京，幼年在富阳新登和杭州长大，擅长写诗和绘画，性格文静贤淑的周峻。并且早前她还曾到北京府上拜访过蔡元培及夫人，他还亲自在她的工笔仕女图上题过诗呢!

　　1923年7月1O日，蔡元培和周峻在苏州留园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这是蔡元培的第三次婚礼，这次的婚礼完全是现代文明式的。关于婚礼的情形，蔡元培在《杂记》中写道:“午后三时，往周宅所寓之惠中饭店亲迎，即往留园，四时行婚礼。客座设礼堂，音乐队间歇奏乐。有客来要求演讲，因到礼堂说此次订婚之经过。”

　　忘年新结闺中契，劝学将为海外游。鲽泳鹣飞常互且，相期各自有千秋。

　　蔡元培就是用这样的文字，记下了他的第三次新婚。

　　婚后十天，蔡元培携周峻及子女离沪奔赴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夫人和女儿都进了国立美术学院，而他则开始潜心编写《哲学纲要》。1929年，周峻在相夫教子之余攻读西洋美术课程，她把对蔡元培的爱倾注在她的作品—《——蔡元培半身像》中。而蔡元培则在上面题诗一首:“我相迁流每刹那，随人写照各殊科。惟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写出了两人忘年之恋的热烈与美好。那些日子，每临黄昏，在布鲁塞尔的林间小道上，总能见到一对老夫少妻结伴而游的身影，他们吟诗赏月，他们亲密无间，他们想十指相扣缠缠绵绵到天边。这样的美丽人生，夫复何求?

　　他们的幸福是被偶然打断的。194O年3月5日，也就是离周峻5O岁生日还差两天的时候，蔡元培在香港因病逝世，周峻的心也跟着一同死去了，她不肯相信他就这样离自己而去。彼时，她的身也痛，她的心也疼，怎能不身心俱痛?

昭昭的感想：关于这一对的新闻有很多，我还看到一则新闻说翁帆65岁的父亲和杨振宁18岁的玄孙女结婚了，不知道是真是假，还有人讨论他们两家的称呼什么的。而关于杨振宁的婚姻，法新社将这则新闻放在了奇闻异事一栏里，很明显，他们是把这个当笑话来看了。关于别人的婚姻，我们也无从评论，送上祝福吧。

有人说，杨振宁具有一个中国成功男性的所有符号：生于学术世家，３５岁就得了诺贝尔奖，自此成为一代宗师；政治上，地位超然，历代领导人都奉为上宾……

　　作为如此知名的人士，但关于他和前妻——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女士的情感故事却一直鲜为人知。

　　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杜致礼

　　１９４４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获硕士学位。同年，经由吴大猷教授推荐，考取了物理学科唯一的留美公费生，获得了赴美深造的机会。但为了护照、签证等事，足足拖了一年。在等待出国的这一年里，杨振宁在父亲的引荐下，成了西南联大附中的一名临时代课教师，同时教高中一年级和二年级的数学课。 他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班上有个名叫杜致礼的女生，竟然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爱女。对此，每每与人谈到他与杜致礼的相识相恋时，杨振宁博士都激动地说：“我在西南联大附中教书的这段时间，最大的收获就是所任教的中五班里有一个名叫杜致礼的女学生……”

　　当时杜聿明率远征军刚从缅甸作战归来，担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总司令。杜致礼也跟着家人来到了昆明。总司令的女儿就在自己的班上，加之靓丽可人的杜致礼从来没有官小姐的架子，且聪颖过人，自然引起杨振宁的格外注意。那时的杨振宁和杜致礼虽然互有好感，但除了课堂上外，两人私下却接触甚少。只是有一次看电影，给杜致礼留下的印象很深。事情是这样的，杨振宁为了引导和激励学生学好数学，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凡数学季度测验考到前三名的，他就私人请他们看电影。在他执教的第一次测验中，杜致礼就进入了前三名，有幸获得了一次奖励机会。

　　那晚，杨振宁陪三个学生看电影，坐在杨振宁身边的杜致礼第一次和自己尊敬爱慕的老师距离这么接近，抑制不住心头怦怦跳动。而杨振宁则正襟危坐，目不斜视，严格保持着和女学生的间距。看着老师害羞的样子，杜致礼的心里一动，顿时涌起一种莫名的温情。多少年后，杜致礼每每提起这次看电影的事，都笑着说：“你呀，当时就像一个害羞的大男生！”

　　爱情的温暖驱散了寒冷

　　１９４７年，杜聿明因患有肾病准备到美国医治。一直想到美国深造英国文学的杜致礼，决定好好地把握这次机会，跟随父亲到美国去。可是由于蒋介石忙于打内战，那天，当杜致礼和她的父亲在上海虹桥机场已经上了飞机时，却突然接到急电，要杜聿明暂缓去美国治病，到东北战场任保安司令部指挥，与民主联军作战。杜聿明只好走下飞机。本来，杜致礼也要下飞机，但这时她却突然油然而生一个念头：去美国读书！ 杜致礼只身飞到美国后，进入由蒋介石夫人介绍的“卫里斯学院”，攻读英国文学。也许是冥冥之中缘分自有天注定吧，上帝给他们创造了一个偶遇的机会。

　　那是１９４９年圣诞节。在普林斯顿一家中国人开的餐馆，杨振宁和他的一个美国朋友正在就餐时，恰巧碰上了邻桌的杜致礼。乍一见面，杨振宁感到面前这个容貌秀丽的女孩子十分面熟，正寻思着这个人是谁，杜致礼早已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站起来明眸含笑地问道：“杨老师，我是你的学生杜致礼啊，你还认识我吗？”异国他乡偶遇来自同一国度的一个美貌小姐，而且这个小姐还是自己昔日的学生，杨振宁显得万分高兴，连忙起来让座。饭桌上，杨振宁和杜致礼这对师生互诉衷情，谈得热火朝天。

　　这对年轻人很快坠入爱河。和杨振宁相爱的那些日子，杜致礼感到无比的甜蜜和幸福。但当激情过后，静下心来想着他们的爱情时，她的心头又隐隐不安。原来１９４９年１月，她的父亲杜聿明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成为一名战犯。她的奶奶和母亲以及弟妹们都被蒋介石“安排”到台湾去了。父亲被俘之后，家中中断了她的资金供给，她从一个花钱如流水的将军的女儿转眼变成了身无分文的囚徒之女。

　　杜致礼的冷漠杨振宁很快就觉察出来了。他不想错过这份美好的情缘，更想知道杜致礼时冷时热的真实原因。因而，当他一次约杜致礼共进晚餐而杜致礼又没有赴约时，他忍不住打电话询问原因。杜致礼强忍泪水，幽幽地说：“我还是写给你看吧。”不久，杨振宁就收到了杜致礼的来信，只见信中写道：“你父亲是新中国的大学教授，而我父亲却是共产党的囚犯，在北京功德林监狱改造；你是博士文凭的大学讲师，而我只是一名穷学生。政治、经济上的分界和差别，在我们面前横上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为你和你的家庭着想，我们还是分手吧……”

　　杨振宁信还没有读完，心就止不住地疼痛起来。他当即冒雨前往杜致礼居住的城市，夜间１１点钟，他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她面前。看着淋得像落汤鸡的杨振宁，杜致礼的心里又漾起了无限爱意。“爱情是两个人的事，除非我们自己拆散自己，任何外界的力量都是拆不散的。”一见面，杨振宁的这句爱情表白，像火一样滚烫。正是在这个春寒料峭的雨夜里，爱情的温暖彻底驱散了杜致礼心头的寒冷。

　　１９５０年８月２６日，杨振宁和杜致礼这对情投意合的年轻人终于在普林斯顿举行了简朴的婚礼。这年，杨振宁２８岁，杜致礼２１岁

　　爱情成为攀登科学高峰的动力

　　杨振宁和杜致礼举行婚礼这天，收到了杨振宁父母杨武之夫妇写来的贺信，但杜致礼却因自己家庭的特殊情况，无法将这喜讯告知父母和家人。

　　杜致礼的父亲杜聿明因为输掉了蒋介石最后孤注一掷的“徐蚌会战”，成了俘虏。杜致礼的母亲曹秀清及其家人在台湾的身份也就不是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家属了。

　　１９５７年，杨振宁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周恩来总理派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到瑞典参加诺贝尔颁奖仪式。代表团出发前，到北京“功德林”１号会晤了杜聿明，希望他以岳父的身份给女婿杨振宁写一封祝贺信，由代表团带到斯德哥尔摩，在颁奖仪式时面交杨振宁。在此之前，人民政府已将他女儿与杨振宁的婚事告诉了杜聿明，现在听说女婿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杜聿明欣然提笔，写下了一封言简意赅的祝贺信。杨振宁看了这封家书后，当即写了封家书托代表团带给岳父，大意是说岳父大人的关怀使他深受感动，并向岳父大人表示感谢。

　　１９５９年１２月，杜聿明被中国政府特赦。

　　１９７１年，由于中美关系解冻，杨振宁返回了阔别２６年的故土，成为美籍华人科学家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取 １９７１年后，杨振宁和太太多次回国，他创设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设立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设立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吴健雄物理奖和陈省身数学奖，还成立了南开数学所理论物理研究室等。为此，中国将杨振宁选为中科院外籍院士，将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杨振宁星”，国务院还于１９９６年向他颁发了首届“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奖”。

昭昭的感想： ……木有感想，对比一下就彻底没感想了。

李小龙的妻子琳达·艾米莉是他在华盛顿大学期间的同学，两人的感情经历也颇为坎坷。在大学期间，李小龙原本交往了一个日裔女孩艾美，两人郎才女貌的恋情在大学中也倍受瞩目，琳达在李小龙和艾美交往时就认识了他们，后来琳达还参加了李小龙创立的“振藩国术馆”，向李小龙学习功夫，可以说，一开始李小龙和琳达是师徒关系。

　　后来李小龙和艾美分手，琳达逐渐走入了李小龙的生活中，两人在1963年正式开始交往，并与1964年走入婚礼的殿堂，琳达成为李小龙相伴一生的爱人。

李小龙的妻子琳达为了家庭而放弃了学业，她始终追随着李小龙不离不弃，她并没有奢求李小龙日后成为一名国际巨星，她只是祝愿李小龙能够成就自己的理想，李小龙的快乐与成功是她人生中最大的幸福，这是一个深深爱着李小龙的女人，她一直承受着很多压力，但她对李小龙的爱却从未改变，这也许就是我们所说的真爱相伴一生。李小龙死后，琳达有过再婚，后来与丈夫感情失和而离婚。琳达还与李小龙的众弟子在美国成立了截拳道总会，以此将李小龙的武学发扬传承。年近七旬的琳达现在居住在美国西雅图。

李小龙的红颜知己并非只有琳达一人，成为香港动作巨星之后，李小龙的绯闻就未曾间断过，许多当时的知名女星如苗可秀等都曾经与李小龙传过绯闻，但最让人无法忘怀的，自然还是丁佩。

丁佩当时是香港的电影明星，但还不算大红大紫的那种，李小龙便是在她的家中暴毙，这也让她终日活在他人的指责目光之中。1975年，丁佩在邵氏的资助下，主演了传记电影《李小龙与我》，讲述她与李小龙众多鲜为人知的故事，电影主要希望为丁佩平反，但收到的效果甚微。

　　

　　1、毕业演出时，她躲在旮旯里痛哭
　　
    很多人认识黄梅戏演员马兰是从1984年的央视春节晚会开始的，那时她剪着短头发，穿着格子裙，整个人就像是一朵清香的兰花。此后她的舞台形象更深入人心，从《龙女》、《红楼梦》、《西厢记》，一直到后来的电视剧《严凤英》等，观众记住了黄梅戏，也记住了马兰。
　　
    但在事业如日中天时，马兰选择了淡出，如今人们更关注的是她怎样当好余秋雨的太太。
　　
    马兰出生在安徽太湖县，当时正好上演一部电影《马兰花开》，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像电影中的小兰那样勤劳朴实，就为女儿取名为“马兰”。马兰的母亲是当地的黄梅戏剧团的演员，父亲是一名大学生，从事黄梅戏舞美设计工作。受家庭因素的影响，13岁的马兰穿着碎布做的上衣，背着自己的行李走进了安徽省艺术学校的大门。
　　
    刚上艺术学校时，马兰是个十足的“胖妞”。看到其他同学穿着漂亮的练功服演小姐、公主，而自己却只能演老太太时，她心里更是充满了自卑。
　　
    为了减肥，整整三个月，马兰只吃面条，没有吃一粒米。为了减肥，她还常常在半夜三更的时候偷偷一个人赶到练功房去练功。
　　
    毕业演出那一天，正好是马兰18岁生日；她的任务只是给人家搬凳子、搬布景，连作品都没有。马兰一个人躲到小旮旯里顿足而哭，她发誓一定要减肥，将来要比18岁时更好。
　　
    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安徽省艺术学校毕业后，马兰分配到了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第二年，马兰就迎来了她艺术上的第一个春天。在香港，马兰主演了黄梅戏经典曲目《女驸马》，几乎是一夜成名，她迅速成为黄梅戏的头牌女演员。1989年，马兰更是凭借着电视剧《严凤英》，在艺术上取得极大成功，一跃成为中国最知名的黄梅戏演员。
　　
  2、他的一本著作使两人结缘
　　
    而那时候的余秋雨虽然已经是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但在民间的名气却远逊于马兰。
　　
    有一次，艺术界的一位老专家送给马兰一本余秋雨的理论著作《艺术创造工程》，并叮嘱她：“艺术工作者一定要读读这本书。”就是这本书让24岁的马兰认识了40岁的余秋雨。
　　
    读了这本书后，马兰就被作者的睿智和学识深深吸引和折服了。
　　
    马兰后来回忆：“我当时想，这本书的作者肯定是一位阅历丰富、满头白发，甚至可能带着点学究气的老先生。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倒是很想认识这位余秋雨老先生。”
　　
    不久，马兰去上海演出《遥指杏花村》，当时她冒昧地打电话邀请余秋雨去看，但是她自己却没有戏票，倒是余秋雨说，“我有啊，你要的话，我也可以给你几张。”
　　
    《遥指杏花村》的演出很成功，谢幕的时候，马兰四处张望，盼着余秋雨出现。这时，一个中年人健步登台嘹亮地招呼她：“嘿，马兰，我就是余秋雨！”
　　
    原来余秋雨对马兰也仰慕已久！就这样，两人第一次会面就播下了爱情的种子。
　　
    马兰被他的学问、智慧、人格魅力打动了，“我和余秋雨在一起的感觉非常奇妙，我和他就像在上辈子就结过婚一样，而今生要做的只是完成前世的那个约定。”
　　
    一天，余秋雨突然对马兰说：“我觉得，你做我的老婆挺好的。”
　　
    马兰马上回了一句：“我觉得呀，你做我的老公也不错。”
　　
    这就算是求婚，很快余秋雨和马兰结婚了。余秋雨比马兰整整大了16岁，“老夫少妻”式的结合曾经引来过许多人的流言蜚语，但他们却没觉得两个人有差距。
　　
    平日里，他们经常手拉手去菜市场买菜，共同看双方父母，请朋友吃饭；闲暇时，两人就在家中一起观看外国戏剧表演录像，或者互不干扰地阅读自己喜爱的书籍；节庆日，余秋雨常常喜欢拉妻子出门找个有情调的地方用餐，在那里，两人就像热恋中的情侣。
　　
    但出门也有麻烦，上海人认出马兰的特多，人家总爱问余秋雨：“这个人是不是马兰？”他就说，哦，有点像，很像。
　　
    有一天余秋雨和马兰去外面吃夜宵，一人一碗面条。面条就叫“马兰拉面”，光北京就开了几十家分店，很多人都以为与她有什么关系。
　　
    吃完，结账时，店主人开起了玩笑：“看你长得有点像马兰，便宜你五角。”
　　
    余秋雨接过话茬说：“是嗬，就因为有点像，她还乐滋滋地给马兰写信，可人家不回。”
　　
    店主人同情地叹了一口气：“人家是大人物啊！”
　　
    更为有趣的是，在家里，两个人还经常互称“余老师”、“马老师”似的吹捧，余秋雨对马兰说：“老婆，我喜欢你的戏”，马兰则说：“老公，我喜欢你的书。”
　　
    正像马兰所说：“其实在心理年龄上，我们俩是差不多的。秋雨有时候更像个孩子似的，比如走路的时候，他总是不好好地走，有时候会突然绕到我的面前，做个夸张的动作，吓我一大跳！我们俩在人生态度、生活方式上非常接近，相当默契。”
　　
    3、一回到家，她总是亲自下厨为丈夫做饭
　　
    希望能在爱人的怀里撒娇，渴望拥有一个坚实的男人肩膀能为自己遮风挡雨，这似乎是女人的天性。尤其是当自己的年龄比丈夫小很多的时候，女人更会时时摆出一副小公主的姿态，久而久之有了恃宠而骄的习惯，丈夫偶尔的“侍奉不周”便会成为冲突的导火索。
　　
    可实际上男人和女人对感情的需求是同等的，一味地索取或一味地付出都会导致感情天平的倾斜，而且婚姻要靠两个人共同经营。
　　
    作为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院长、安徽省文化系统高级职称评委会负责人，马兰不能如平常女人一样每天回家守在丈夫身边，但她每每回到家中，总是不辞辛劳地去菜市场买丈夫喜欢吃的螃蟹、咸鸡什么的，亲自下厨做饭吃，以补偿自己不能居家的日子。
　　
    最初家里没有请人打扫，马兰演出回来总觉得家里到处都是灰尘，就开始自己动手擦。
　　
    可余秋雨对她说：“所谓尘世就是充满灰尘的世界，要学会承受，别擦了。”
　　
    马兰却从来没有抱怨过，她说自己回来辛苦一次至少可以让丈夫享受一个星期。
　　
    更为难得的是，马兰还到公婆家包揽全部家务。这时，余秋雨总是拦她，马兰就急了：“我好不容易找到你这么个丈夫，你还不给我一个机会和环境尽尽妻子的义务！”
　　
    看到妻子忙前忙后，余秋雨感到十分心疼，每次出差，他从来不会把脏衣服带回来，都是在宾馆洗好，叠得整整齐齐带回来，但是回来他也会向马兰讨好：“看，老婆，我疼你吧。”
　　
    当然，夫妻之间总有磕磕碰碰的时候，但是两人吵架之后，一般是马兰做出让步，先求和，“因为家里是个不讲理的地方，对于一些小事情不能太较真。”
　　
    一开始余秋雨写作，马兰就在他身边绕来绕去，没想到有一天余秋雨急躁地对妻子说：“你能不能到隔壁去？”从那时起，马兰就学乖了，当余秋雨写东西时，除非万不得已，否则她绝不进书房。逢到想唱两嗓子的时候，就把自己锁进洗手间。
　　
    又一次，两人一起去买衣服，余秋雨看中了一件花短袖衬衫，可马兰觉得自己不适合穿而死活不肯买。这时，马兰发现别人已认出她，她拉上余秋雨就跑，可他偏站着不动，马兰一气掉头自己走了。
　　
    余秋雨还是执意买了那件衣服，虽然马兰心里不喜欢，可后来却“勉为其难”地穿了那件花短袖衬衫，人家都说漂亮，有点“雾里看花”。
　　
    4、她对现代艺术的了解让他吃惊
　　
    虽然爱情没有年龄界限，但年龄产生的思想差距会造成代沟。为此，作为妻子的你就应尽力去弥补与丈夫的思想差距，让两人的心灵“处于同一起跑线”，才能让婚姻长久。
　　
    从知名黄梅戏演员，到著名作家太太，马兰婚后的社会角色发生了突变。这丝毫不改变余秋雨对她的评价：“马兰肯定不仅仅是有外貌。在古典的概念中，读书的权利全部交给男子这一方，现在情况发生变化了。她并不仅仅只是看重我的才，我也不仅仅看重她的貌。”
　　
    马兰不仅有着美丽脱俗的外表，更有着深邃精辟的内涵。她对表演之外的现代艺术，如美术、音乐等，都有很高的兴趣和比较广泛的理解。
　　
    余秋雨介绍说：“马兰对国际政治、国际军事特别感兴趣。这也是我们谈话的一个话题。”有一段时间他们去中东地区，共同的兴趣使得旅途始终谈兴甚佳。余秋雨十分惊讶妻子居然对萨特的存在主义那么熟悉！他认为：“就感性文化而言，在对当代欧美艺术文化的了解程度上，她肯定超过我。”
　　
    然而，一直以来，聪明好学的马兰却觉得在学问上，丈夫比自己高一个层次，为加深自己的艺术修养，马兰闲时会练练书法，写好了，就传真给余秋雨，他圈点一番再传回来。
　　
    有一段时间，马兰还从书店抱回一大堆印谱，认真地学起篆刻来了。过年的时候，马兰送给余秋雨的就是一方刻有“秋雨”的印章。
　　
    马兰还用自己的方式参与丈夫的工作，余秋雨每一篇文章出来马兰都是第一个读者，她会用不太演员腔的自然方式读出来。
　　
  “我们感情很深，感觉很好，思想同步，”余秋雨曾经这样评论他和马兰的关系：“我们属于一见如故，从 始至终关系都是非常的和谐和密切。我们既是夫妻，又是艺术伙伴，我们都非常尊重对方的父母。共同生活了十几年，我们的思维方式、人生观念和艺术观念已经成为了完全一致的人，我的文化活动跟我的专业有关，也跟我太太的专业有关。”
　　
    而马兰也说：“我跟余秋雨之间，我们希望人和人之间有非常好的沟通，文化不同没有关系，语言不同没有关系，种族不同也没有关系，希望大家都能够沟通。”她还戏称道：“我们的婚姻就如同‘红木家具’，越老越有价。”

昭昭的感想：说实话，我在看了余秋雨前妻李红的一篇采访后对这对师生恋的实在是没什么好感，爱情是自私的，在爱情中总是会有人受伤，但是在面对离婚这个问题时，李红给我的感觉是她的宽容给了余秋雨一段新感情，我很难准确说出自己的感受。大家可以去搜下关于李红的采访，看完之后心里涩涩的。

黄磊孙莉研究生期间，担任助教，认识了新生孙莉。据黄磊说：“那天我到他们班上第一堂课，孙莉坐在前排，我往讲台上一站，不经意地瞥了孙莉一眼，当时就觉得她和别的女孩有些什么不一样。”后来，黄磊与孙莉结束爱情长跑登记结婚，现在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