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题] 【素材收集——历史篇】任务（8）之大元王朝。时间：3月1日——15日

中文名：        马可·波罗	逝世日期：  1324年
外文名：        Marco Polo	职业：            旅行家、商人
国籍：            意大利	主要成就：    马可·波罗游记
出生地：        意大利威尼斯	代表作品：    马可·波罗游记
出生日期：    一二五四年

【人物生平】

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年~1324年]，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商人。1254年生于意大利威尼斯一个商人家庭，也是旅行世家。他的父亲尼科洛和叔叔马泰奥都是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17岁时跟随父亲和叔叔，途经中东，历时四年多于1265年到达蒙古帝国的夏都上都（今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西北），与大汗忽必烈建立了友谊。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曾访问当时中国的许多古城，到过西南部的云南和东南地区。回到威尼斯之后，马可·波罗在一次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海战中被俘，在监狱里口述旅行经历，由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 Pisa）写出《马可·波罗游记》（Il Milione）。但其到底有没有来过中国却引发了争议。《马可·波罗游记》(又名《马可·波罗行记》，《东方闻见录》)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西方地理学家还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 　　《马可·波罗游记》，是欧洲人撰写的第一部详尽描绘中国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游记。16世纪意大利收藏家、地理学家赖麦锡(Ramusio)说，马可·波罗在1299年写完《游记》，“几个月后，这部书已在意大利境内随处可见”（注：Lach,p.35.）。在1324年马可·波罗逝世前，《马可·波罗游记》已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广为流传。现存的《马可·波罗游记》有各种文字的119种版本。《马可·波罗游记》在把中国文化艺术传播到欧洲这一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西方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莫里斯·科利思(MauriceCollis)认为马可·波罗的《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异是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注：MauriceCollis,MarcoPolo,Collier'sEncyclopedia,vol.15,p.383.）。

【作品一览】

《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小时候，他的父亲和叔叔到东方经商，来到元大都今天的北京并朝见过蒙古帝国的忽必烈大汗，还带回了大汗给罗马教皇的信。他们回家后，小马可·波罗天天缠着他们讲东方旅行的故事。这些故事引起了小马可·波罗的浓厚兴趣，使他下定决心要跟父亲和叔叔到中国去。 　　１２７１年，马可·波罗１７岁时，父亲和叔叔拿着教皇的复信和礼品，带领马可·波罗与十几位旅伴一起向东方进发了。他们从威尼斯进入地中海，然后横渡黑海，经过两河流域来到中东古城巴格达，从这里到波斯湾的出海口霍尔木兹就可以乘船直驶中国了。然而，这时却发生了意外事件。当他们在一个镇上掏钱买东西时，被强盗盯上了，这伙强盗乘他们晚上睡觉时抓住了他们，并把他们分别关押起来。半夜里，马可·波罗和父亲逃了出来。当他们找来救兵时，强盗早已离开，除了叔叔之外，别的旅伴也不知去向了。 马可·波罗和父亲、叔叔来到霍尔术兹，一直等了两个月，也没遇上去中国的船只，只好改走陆路。 这是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路，是让最有雄心的旅行家也望而却步的路。他们从霍尔木兹向东，越过荒凉恐怖的伊朗沙漠，跨过险峻寒冷的帕米尔高原，一路上跋山涉水，克服了疾病、饥渴的困扰，躲开了强盗、猛兽的侵袭，终于来到了中国新疆。 一到这里，马可·波罗的眼睛便被吸引住了。美丽繁华的喀什、盛产美玉的和田，还有处处花香扑鼻的果园，马可他们继续向东，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来到古城敦煌，瞻仰了举世闻名的佛像雕刻和壁画。接着，他们经玉门关见到了万里长城。最后穿过河西走廊，终于到达了上都——元朝的北部都城。这时已是１２７５年的夏天，距他们离开祖国已经过了四个寒暑了！ 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向忽必烈大汗呈上了教皇的信件和礼物，并向大汗介绍了马可·波罗。大汗非常赏识年轻聪明的马可·波罗，特意请他们进宫讲述沿途的见闻，并携他们同返大都，后来还留他们在元朝当官任职。 　　聪明的马可·波罗很快就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他借奉大汗之命巡视各地的机会，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中国的辽阔与富有让他惊呆了。他先后到过新疆、甘肃、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以及北京等地，还出使过越南、缅甸、苏门答腊。他每到一处，总要详细地考察当地的风俗、地理、人情。在回到大都后，又详细地向忽必烈大汗进行了汇报。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他盛赞了中国的繁盛昌明；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等等。书中的内容，使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无限神往。 １７年很快就过去了，马可·波罗越来越想家。１２９２年春天，马可·波罗和父亲、叔叔受忽必烈大汗委托，护送一位蒙古公主到波斯成婚。他们趁机向大汗提出回国的请求。大汗答应他们，在完成使命后，可以转路回国。 １２９５年末，他们三人终于回到了阔别二十四载的亲人身边。他们从中国回来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威尼斯，他们的见闻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他们从东方带回的无数奇珍异宝，一夜之间使他们成了威尼斯的巨富。 １２９８年，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9月7日不幸被俘。在狱中他遇到了作家鲁思梯谦，于是便有了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记录的《马可·波罗游记》。

【历史意义】

元朝时中外交往很频繁，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元世祖时来华，居住了十几年。《马可·波罗行纪 》 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游纪实，兼及途径西亚、中亚和东南亚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全书以纪实的手法，记述了他在中国各地包括西域、南海等地的见闻，记载了元初的政事、战争、宫廷秘闻、节日，游猎等等，尤其详细记述了元大都的经济文化民情风俗，以及西安、开封、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各大城市和商埠的繁荣景况。它第一次较全面地向欧洲人介绍了发达的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

【马克·波罗究竟来过中国吗】

马可·波罗与他的故事《马可·波罗游记》，早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 国内外“肯定论者”之所以肯定或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是人们对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的善意解释。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某些内容若非亲身经历是不可能知道得那样详细具体的。许多学者认为《马可·波罗游记》的内容都是在重述一些尽人皆知的故事，比如元朝的远征日本、王著叛乱、襄阳回回炮、波斯使臣护送阔阔真公主等。但是，《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某些内容却使学者们很惊奇。比如，《马可·波罗游记》关于杭州的记载说，杭州当时称行在，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商业兴隆，有12种行业，每种行业有12000户。城中有一个大湖（即西湖），周围达30 英里，风景优美。这些记载在《乾道临安志》和《梦梁录》等古籍中得到了印证。其它的如苏州的桥很多，杭州的人多，还有卢沟桥等等。《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载都相当地详细、具体，这些材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不可能从道听途说中得到的， 　　然后，国际马可·波罗学却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学派，即肯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肯定论者”和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怀疑论者”。两方激烈争辩。其实这种争辩意义不大。提起哥伦布，可能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发现了美洲。不过，这只是我们后人的想法，就哥伦布本人来说，他至死都认为他发现的不是美洲，而是印度，所以，他坚持称他航海中于美洲附近所见到的第一片陆地为“西印度群岛”。哥伦布不是个骗子，马可·波罗也不是有意要撒谎，他可能像克鲁纳斯所认为的那样，只到过中亚的某些国家，而他则把这些国家当成了中国。不过今天绝大多数人还是相信他到过中国。 　　解决马可·波罗问题的出路在哪里呢？关键的一点就是不能只躺在《马可·波罗游记》上去研究所谓的“马可·波罗学”。 目前国内外学者们都承认《马可·波罗游记》在开拓东西方交流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我们又何必去计较马可·波罗是谁呢？其实，“马可·波罗”这个名字不一定是指某个特定的人，而是指当时的一批东西方交通的开拓者。“马可·波罗”就是他们的代名词，《马可·波罗游记》就是他们当时历险经历的总结。

【历史评价】
马克·波罗的历史贡献

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及其游记，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被认为是神话，被当作“天方夜谭”。但《马可·波罗游记》却大大丰富了欧洲人的地理知识，打破了宗教的谬论和传统的“天圆地方”说；同时《马可·波罗游记》对15世纪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意大利的哥伦布、葡萄牙的达·加马、鄂本笃，英国的卡勃特、安东尼·詹金森和约翰逊、马丁·罗比歇等众多的航海家、旅行家、探险家读了《马可·波罗游记》以后，纷纷东来，寻访中国，打破了中世纪西方神权统治的禁锢，大大促进了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因此，可以说，马可·波罗和他的《马可·波罗游记》给欧洲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同时，在《马可·波罗游记》以前，更准确地说是在13世纪以前，中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都是通过中亚这座桥梁间接地联系着。在这种中西交往中，中国一直是以积极的态度，努力去了解和认识中国以外的地方，特别是西方文明世界。最早可以追述到周穆王西巡。尽管周穆王西巡的故事充满了荒诞和神话色彩，但至少反映了中国人已开始去了解和认识西方，西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之后，一条从中国经中亚抵达欧洲的“丝绸之路”出现了，中国对西方世界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文化等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一大批西方的商人来到中国，中国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更深入了。但直到13世纪以前，中西交往只停留在以贸易为主的经济联系上，缺乏直接的接触和了解。而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在13世纪以前，一直停留在道听途说的间接接触上，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非常肤浅。因而欧洲人对东方世界充满了神秘和好奇的心理。《马可·波罗游记》对东方世界进行了夸大甚至神话般的描述，更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好奇心。这又有意或者无意地促进了中西方之间的直接交往。从此，中西方之间直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的新时代开始了。马可·波罗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马可·波罗游记》直接或间接地开辟了中西方直接联系和接触的新时代，也给中世纪的欧洲带来了新世纪的曙光。事实已经证实，《马可·波罗游记》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其积极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 　　《马可·波罗游记》打开了欧洲的地理和心灵视野，掀起了一股东方热、中国流，激发了欧洲人此后几个世纪的东方情结。许多人开始涌向东方，学习东方，以致欧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许多中世纪很有价值的地图，是参考游记制作的。许多伟大的航海家，扬帆远航，探索世界，是受到马可·波罗的鼓舞和启发。事实上，美洲大陆的发现纯属意外，因为游记的忠实读者哥伦布原本的目的地是富庶的中国。当时欧洲人相信，中国东面是一片广阔的大洋，而大洋彼岸，便是欧洲老家了。 　　马可·波罗东方之旅已经过去700多年了，但他的精神依然震撼着人们心灵，激励着人们不断作出新的探索取得新的进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在由他所开辟的这条东西方交流之路上，并使之不断延伸拓展，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平坦，超越时间、空间的局限，走向一个和谐的世界。马可·波罗是属于全世界、全人类的。至于他是出生在科尔丘拉，还是别的什么地方，似乎并不太重要。

【马可·波罗引发的争论】

从《马可·波罗游记》一书问世以来，７００年来关于他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一直不断有人怀疑他是否到过中国,？《游记》是否伪作？ 　　早在马可·波罗活着的时候，由于书中充满了人所未知的奇闻异事，《游记》遭到人们的怀疑和讽刺。关心他的朋友甚至在他临终前劝他把书中背离事实的叙述删掉。之后，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对东方的知识越来越丰富，《游记》中讲的许多事物逐渐被证实，不再被目为荒诞不经的神话了。但还有人对《游记》的真实性发生怀疑。 　　直到１９世纪初，学术界开始有人站在学者的角度批判此书，并质疑马可·波罗。德国学者徐而曼是最早提出马可-波罗根本没有到过中国的论证，认为所谓他在元朝17年的历史完全是荒诞的捏造，为游记而编排拙劣的教会传奇故事，是为了传教士和商人的利益，借以激发感化蒙古人的热情以便到中国通商而创作的。并且说，波罗一家最远不过到达大布哈里亚 (Bucharia) 境内，关于蒙古帝国的情况是从曾到过该地的商人们口中听来的；关於印度、波斯、阿拉伯及埃塞俄比亚的叙述则抄自阿拉伯著作。１９６５年，德国汉史学家福赫伯则列举了许多疑点，如扬州做官、襄阳献炮等疑点加以印证。１９７９年，美国学者J.W.Haeger（海格尔）翻检《马可·波罗游记》全文，撰成《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内证中看到问题》一文提出质疑。１９８２年，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英国学者C.Clunas（克雷格·克鲁纳斯）《探险家的足迹》的一文，提出四条疑问对波罗到过中国一说提出质疑。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学者也有不少人质疑马可·波罗。不过都是写些短文或在其他论文中附带提及。1995年，英国学者Frances Wood（吴芳思）博士经过多年研究，把所有的疑问写成了一本书《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而成为“ 怀疑论者”的代表。 　　国内“肯定论者”以杨志玖先生为代表。他从40年代起就不断地同国内外的“怀疑论者”进行论战。国外许多学者也认为或承认马可·波罗曾到过中国以及《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其代表性人物是德国的傅海波、英国的亨利·玉尔和法国的伯希和。在19世纪的90年代，英国的马可·波罗研究专家亨利·玉尔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导言》中一一列举了《马可·波罗游记》中存在的缺陷和失误。他认为《马可·波罗游记》中对中国的记载有多处缺陷，如根本没有记载任何关于长城、茶叶、妇女缠足、用鹭鸶捕鱼、人工孵卵、印刷书籍、中国汉字及其它奇技巧术和怪异风俗等等，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地方，如中国的地名多用鞑靼语或波斯语、记载成吉思汗死事及其子孙世系关系失误、攻陷襄阳城等等。 但是他没有怀疑过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这一事实。德国的马可·波罗研究专家傅海波曾经说过，“不管怎样，在没有举出确凿证据证明马可·波罗的书只是一部世界地理志，其中有关中国的几章是取自其它的、也许是波斯的资料（他用了一些波斯词汇） 　　以前，我们只好作善意解释，假定（姑且认为）他还是到过中国。”法国的东方学家伯希和虽然花费了很多时间为《马可·波罗游记》作了大量的注释，但对马可·波罗书中的疏失也是表示谅解的，基本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四大质疑与辩驳】

面对质疑，值得奇怪的是中国史学家们的态度耐人寻味。国学大师钱穆的回答妙趣横生，或许代表了他们普遍的想法和观点。他说他“宁愿”相信他真的到过中国，因为他对马可-波罗怀有一种“温情的敬意”。因此真正对上述质疑“奋起”进行说明和批驳的，也仅有杨志玖教授等寥寥数人。 双方利用报纸、电视、著作、学术研讨会等各种手法进行了上百年激烈争辩。双方质疑与辩驳集中为四点。其他质疑和辩驳都是在四点基础上的扩展。总结如下： 　　A、 自称深受大汗信任，还担任过官职。但没有任何东方史籍有哪怕一条关于马可·波罗的记载。 　　怀疑论者：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无数学者查阅数十年，没有找到一件可供考证的关于记载马可·波罗的史料。 　　肯定论者：为反驳史书中没有关于马可·波罗记载的疑问，杨教授皓首穷经，终于在永乐大典残片《站赤》中找到一条记载“兀鲁得、阿必失和火者取道马二八往阿鲁浑大王位下”与《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一致，从而可以证明他是到过中国的。但是这是所有史书皓首穷经找到的仅有的一条孤证。并且《马可·波罗游记》说蒙古忽必烈汗因他识海路，让他带领这个使团，把蒙古的公主护送去波斯完婚，而这条孤证中并没有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　 　　怀疑论者：“然而用明朝的史书证实元朝的人物明显让人难以信服，更重要的是：这条记载中和其他史书一样没有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只能说明此事与他的叙述一致，不过是他讲述尽人皆知的故事(如远征日本和王著行刺)罢了，而不能证明马可-波罗与此事有任何联系，更不能作为他到过中国的直接证据。”（注：北京青年报2004-08-13） 　　肯定论者：杨志玖先生几乎在他的所有批驳性论文中都提到这条“确凿证据”，用它来作为批驳“怀疑论者”的致命武器。这段公文虽然一个字都没有提到马可·波罗，但至少能够说明《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关于他们随从波斯使臣离华回国的内容有着一致的地方。学者们根据这条材料后来还推断出马可·波罗他们由中国泉州从海道回国的具体时间在1291年初。对于这一条材料，学术界一致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在汉文文献中发现的唯一的有关马可·波罗的间接记录。这也是国内外“肯定论”学者唯一感到欣慰的地方，至少可以用这条材料来抵挡一下“怀疑论”学者的穷追猛打了。 　　怀疑论者：马可·波罗自称在中国17年深受忽必烈器重，但没有任何一本元朝史书找不到哪怕一条可供考证的记录。包括他自称扬州做官三年，扬州地方志里同样无从考稽。关于马可-波罗自称在扬州做总管三年的谎言，史书和扬州地方志都没有记载。 　　肯定论者：马可-波罗其时也许只是一个管理盐务的小官，因为他在游记中写到了产盐区长卢、海门和真州，关于盐务的小官是不会记入史籍的。 　　怀疑论者：马可·波罗是色目人，色目人作为元朝的贵族阶级“二等人”，他也自称在扬州地方上担任总管。即使不担任要职，可扬州地方志中明确记载了元代大小官员，包括外国人的详尽名单，仍然没有找到他的记录。 　　肯定论者：后人将马可-波罗的原话“奉大汗命‘居住’扬州三年”误抄成了“奉大汗命‘治理’扬州三年”造成了误会。 　　怀疑论者：仅仅“居住”扬州为何要“奉大汗命”，他“居住”扬州三年做什么？而他三年对繁华扬州的印象仅仅是除了出产马饰外“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 　　肯定论者：作为一个商人，他对马饰有特别兴趣，至于其他，是属于记载疏忽。 　　B、 有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在书中只字未提，如长城、筷子、茶叶、中医（如针灸）、汉字、印刷术、妇女缠足、用鸬鹚捕鱼等等 　　怀疑论者：而这些事物在同一时期的波斯商人的游记以及1792年英国马噶尔尼访华回国后游记都有记载。 　　肯定论者：没有提到长城，是因为元长城已经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况且元长城土木结构并非明长城砖石结构那样引人注目，没有引起他的足够重视。 　　怀疑论者：金人修建的金长城(也叫金界壕)受战乱损坏并不严重。如果马可-波罗真的游遍中国，必然要数次经过长城，不可能视而不见。而同时代的元名臣张德辉曾记载“北上漠北途中，有长城颓址，望之绵延不绝”；王恽写道：“恒州西南十里外有北界壕，尚宛然也”。 　　肯定论者：没有提到茶叶是因为蒙古人不喜饮茶，因此马可-波罗对此也无印象。 　　怀疑论者：忽必烈于1268年开始榷买蜀茶，1275年逐渐榷江南各地之茶，1276年设立常湖等处茶园都提司“采摘茶芽，以供内府”；而8~9世纪西域商人苏来曼所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则明确提到了茶。 　　肯定论者：关于汉字书法和印刷术，马可-波罗不认识汉字，故对中国汉字书法和印刷术不会做记载。 　　怀疑论者：然而当他写书的时候，尤其是欧洲处于手抄书本的年代，必然会联想到中国神秘的汉字书法和先进的印刷术，而比他早30年到蒙古的法国传教士鲁不鲁乞乞《东游记》却记载了中国的书法和印刷术。 　　肯定论者：对于筷子、缠足、鸬鹚等等，17年来，马可-波罗只用刀叉，没见过筷子；17年来，他从没见过任何一个缠足的妇女；他是城里人，而不是渔民等等。 　　怀疑论者：其他外国人如14世纪英国旅行家曼德维尔在《爵士游记》中、1862年退役的英国裕尔上校在《中国和通向中国之路》里，对这些事物都有提及。 　　肯定论者：《马可-波罗游记》也许有过记载，但它成书后经过无数人传抄，也许是传抄中的失误，或者原稿散失。 　　C、襄阳献炮是明显有违史实的捏造。除此之外，还捏造了一系列史实。 　　怀疑论者：马可-波罗自称蒙军久攻襄阳不下，于是他献出了威力巨大的抛石机，迫使襄阳守将出降。事实是1273年蒙军攻襄阳时，他还在来中国的路上，而献抛石机的自然也不是他，而是波斯的亦思玛因和阿老瓦丁，《元史·方伎传》：“亦思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炮。……天历三年以疾卒。”白纸黑字，写得十分清楚。 　　肯定论者：亦思马因会不会就是马可·波罗? 　　怀疑论者：《元史》上说得很清楚，亦思马因在元世祖至元十一年，亦即公元1274年就去世了(“以疾卒”)。亦思马因的儿子布伯这个名字听起来倒是与“马可”相近，但此人也不能与马可·波罗画等号，因为他卒于天历三年。“天历”是元文宗图贴睦耳的年号，天历三年是公元1330年，马可·波罗则卒于公元1324年。更能说明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的一点证据是：马可·波罗死在了欧洲，而布伯却卒于中国。 　　肯定论者：这是后人传抄《游记》时随意添加的。因为马可-波罗的手稿已经流失了。 　　怀疑论者：书中道听途说的痕迹比比皆是，李松寿之乱的时间整整推后十年；把成吉思汗的病死说成是膝上中箭而死；将传说中的非洲的祭司王约翰嫁接成为忽必烈外孙阔里吉思的祖父，而记载的脱脱被那海打败的事居然发生在他回国之后， 　　肯定论者：书中所有的猜测、臆断和错误都是在传抄中后人的过失。 　　怀疑论者：《游记》中记载了镇江的基督教堂和一些“可疑的”、“战战兢兢、躲躲闪闪”的基督徒。而元朝迫害基督徒找不到任何一本史料证明。 　　肯定论者：他们其实是摩尼教徒，因为该教被认为是邪教，不敢公开活动，这一记载翔实生动，没到过中国是不可能掌握这样的第一手资料的。这正说明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怀疑论者：但是中国人把摩尼教看作邪教还是元朝末年的事，蒙元初期政府对各种宗教采取优容的态度，对各教一视同仁。对各教的分歧提倡以辩论的方式分优劣，更不采取灭教这样极端的迫害措施。忽必烈曾说：“世上常奉预言人，我都致敬礼。”因此即使是摩尼教徒在一个宽松的宗教氛围中，根本用不着“战战兢兢、躲躲闪闪”。 　　D、《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许多中国地名用的都是波斯叫法，有可能马可只到过中亚的伊斯兰国家。 　　　怀疑论者：马可-波罗自称懂蒙古语和汉语，在意大利用法文写成此书，书中很多名称却偏偏采用波斯语，我们注意到，当时来往的商人们以波斯人居多，可以证明游记内容是听来的。 　　肯定论者：马可-波罗是色目人。他在元朝打交道也是色目贵族。他本人也是属于色目贵族。所以他不知道中国的很多名称的汉文叫法，只知道波斯语叫法。 　　E、其他的一些疑点 　　1、书中几乎很少提到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也从未提到过他们的生意，没有提到过在中国符合他们身份的任何经商活动，恰恰说明他们没有到过中国，所以经商也无从谈起。 　　2、马可-波罗回国时没有携带任何中国特有的东西，威尼斯珍宝馆收藏的马可-波罗罐，其实是十四世纪的德化白瓷，与他毫无关系，而他带回的一些宝石倒是波斯的特产。 　　3、书中的叙述描写充满了夸张失实的情节、信口妄说的逸事，其中许多地方即使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夸张而令人吃惊的。动辄使用“百万”这个词，以至于人们送他“百万先生”的外号加以揶揄和讽刺。 　　4、1999年美国组成一个科学考察队，重走当年马可-波罗走过的道路，不过是用现代交通工具代步，然而旅程同样十分艰辛。考察结束后，10位考察队员和22位提供后援的专家们一致认为，马可-波罗通过这条路来中国“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全程网上直播，一万名对马可-波罗深信不疑的网民看过直播后举行投票，65%认为他根本没有到过中国。

【有关影片】

马可·波罗－－美国最新超火爆冒险大片 　　 此片为在HALLMARK电视台播放的电视电影，牧师带着随从们开始了传教之旅途中Marco Polo (Ian Somerhalder, "Lost"被Kublai Kh(Brian Dennehy,"Assault on Precinct13"的传教队伍抛弃在了山区，由于教士们怀疑中国是否存在，因而准备折返。但是Polo义无反顾地决定孤身前往这个神秘的国度，随行带上了他的仆人Pedro (B.D. Wong, "Law & Order: SVU"。主仆两人一路孤立无援地向世界的另一边艰苦跋涉，用了整整20年的时间。最终Marco Polo把一路的经历记载了下来带回了欧洲，就是这本记录永远地改变了历史。

个人点评：马克波罗不管有没有真的到过中国。这无关紧要。但人们相信他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促进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这个认知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元朝行省制度　　

    行省一词，源于金。金因地方上战争的需要，设行尚书省以分任军民之事，非定制。元世祖时，开始设置中书省。中统、至元年间，在各地分置行中书省，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后逐渐成为固定的地方行政机构，掌管辖内军政要务。行省制，就是在中央设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枢密院掌管军事，御史台负责监察；在地方设行中书省，行省设丞相一人，掌管全省军政大事。行省下设路、府、州、县。元朝在全国共设10个行省，即岭北、辽阳、河南江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省、江西、湖广。而山东、山西、河北和内蒙古等地则称为“腹里”，由中书省直辖。

　　行省制的确立，从政治上巩固了国家统一，使中央集权在行政体制方面得到保证。这是中国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对后世影响巨大。省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行省制 源于魏晋时的行台，当时为中央政权处理军国大事时的临时派出机构。金朝曾在边境广置行台尚书省。蒙古人入主中原时仿金制，设行尚书省统辖一个大区的路府州县，演变成地方最高政治机构。元世祖中 统年间，尚书省并入中书省，地方机构也改称行中书省，简称行省。从此，地方政治制度进入划省而治的阶段。
   
    元代行省置丞相、平章、左右丞、参知政事，其行政机构名称和官吏品秩与中枢相等，凡一省军国大事无 所不领。行省辖区不仅地域辽阔，且省界犬牙交错，使其无山川险阻可依，北向门户洞开，形成以北制南的军事控制局面。因这一措施有助于防止地方割据，故为明代、清代所继承。元行省所辖路府州县无固定统属关系，随意性很大。有些行省与路之间还设道，属监察性质。为加强控制,元在路府州县均设蒙古事务官“达鲁花赤”,监 督各级官吏，执掌最高权力。县以下设村社和里甲，常由蒙军驻村社实行军事统治。里长通常为蒙古人、色目人，衣食用度悉由居民供应，成为当地的最高主宰。由 此使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导致元末农民大起义

　　1、行省的二元化特点有利于中央集权。元朝行省最初只是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到元世祖忽必烈在位后期，始基本定型，转变为常设的地方大行政区。但即使在行省完全定型并地方化之后，它仍然带有中央派出机构、或者说是中书省分支机构的性质。“行省演化为地方最高官府，只是言其性质的基本方面”；“即使上述演化完成以后，行省仍长期保留着朝廷派出机构的某些原有性质，……并非纯粹的地方官府”（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这就使得行省具有二元化的特点，这是其他朝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区关系所不具备的，这种特点使得行省既要服从中书省的制约又共同为元代统治服务。

　　2、中央政府对行省的有效控制有利于中央集权。行省虽然“军国重事，无不领之”，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不受到中央政府各方面的牵制与制约，故 “有诸侯之镇，而无诸侯之权”（《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理财”门引赵天麟奏议）。如在人事权方面，元代地方官吏的选用主要由中书省和吏部负责，行省几无任官和诠调权，在这方面远不如汉唐地方大员；在财政方面，行省只是充当了朝廷集中财赋的工具，所收取的财赋行省必须执行上供中央与地方留用七三分成的悬殊比例规定，行省还有义务遵照朝廷的命令，额外提供钱谷，以弥补中央财赋支出的不足；在军事方面，行省不能独立行使军权，军权掌握在中央的枢密院；在司法方面，朝廷也对行省制定了严格的规则典制，不能逾越。
　　
  3、行省内部权力的相互牵制有利于中央集权。元代行省内部实行的是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即通过行省官员集体开会共同负责，各官员之间既有所分工、互相配合又互相牵制，每个行省官员都不可能独立行使权力，而要受到其他同僚的协助或制约。同时中央在行省也构制了监察行省、防范其擅权坐大的特殊机制。如江南、陕西行御史台的设置及其与二十二道廉访使司所构成的地方监察网络，是元代地方监察的创举。终元一代，行省与行御史台及廉访司大多处于某种程度的彼此对立、相互攻击的状态，从而正有效的起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

　　4、行省大权的归属有利于中央集权。作为民族统治的得力工具，元朝行省主要由蒙古、色目官员掌握权力，以最关键、最敏感的统军权为例，行省官员中只有平章以上得掌军权，而平章以上又不准汉人担任，通常只能由蒙古、色目贵族担任，“虽德望汉人，抑而不与” （《元史》卷一八六《成遵传》），这些人更多地是元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忠实维护者，很难成为地方割据势力的代表。因为作为一个异族身分、文化背景迥然不同的行省长官，即使大权在握，也很难想象他会策动汉族或者能够策动汉族搞分裂。总之，元朝统治的民族色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行省主要代表朝廷的意志和利益行事，成为中央控制地方的得力工具，而不会走向中央的对立面。所以在理解元朝行省制度的时候，不能完全从汉族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去解释，而更要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从蒙古统治集团特有的统治意识当中寻找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元代行省制度起到了巩固统治的作用而到了明初朱元璋仍然将其权力一分为三的原因了。

　　5、行省的划分特点有利于中央集权。秦汉以来，地力行政区划大抵依山川地形的自然界限或历史传统等因素来确定，政区的自然属性与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较强，容易产生割据局面。从元代开始，行省区划主要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采取“犬牙交错”的原则，任意将自然环境差异极大的地区拼成一个省级行政区，削弱地方的经济、文化认同感，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从而使行省官失去了扼险而守、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朝廷就比较容易控制了。如：秦岭以南的汉中地区被划归陕西行省，使四川盆地的北向门户洞开，无险可守。这种划分行政区域的方法自然就加强了中央集权，客观上也促进了各族人民之间在经济、政治与文化方面的交流。

　　综上所述，元代的行省制度虽然与唐宋以来汉族社会日益强化的中央集权观念确实有很大的抵触，但它作为元代社会发展的产物，还是起到了它在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的目的，同时也对后世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地方行政区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元曲概述       元曲原本来自所谓的“蕃曲”、“胡乐”，首先在民间流传，被称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调”。 随着元灭宋入主中原，它先后在大都（今北京）和临安（今杭州）为中心的南北广袤地区流传开来。 元曲有严密的格律定式，每一曲牌的句式、字数、平仄等都有固定的格式要求。         元代是元曲的鼎盛时期。一般来说，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是元代文学主体。不过，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单指杂剧，元曲也即“元代戏曲”。 　　元曲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体现了独有的特色，和唐诗宋词鼎足并举，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碑。 　　虽有定格，但并不死板，允许在定格中加衬字，部分曲牌还可增句，押韵上允许平仄通押，与律诗绝句和宋词相比，有较大的灵活性。所以读者可发现，同一首“曲牌”的两首有时字数不一样，就是这个缘故(同一曲牌中，字数最少的一首为标准定格)。 　　继唐诗、宋词之后蔚为一文学之盛的元曲有着它独特的魅力：一方面，元曲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一方面，元代社会使读书人位于“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政治专权，社会黑暗，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极为夺目的战斗的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绪；锋芒直指社会弊端，直斥“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的社会，直指“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的世风。元曲中描写爱情的作品也比历代诗词来得泼辣，大胆。这些均足以使元曲永葆其艺术魅力。 　　元曲的兴起对于我国民族诗歌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卓越的贡献，元曲一出现就同其他艺术之花一样，立即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它不仅是文人咏志抒怀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且为反映元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崭新的艺术形式。 二、元曲的兴起 　　元曲的兴起与发展，有着复杂的原因。首先，先代的社会现实是元曲兴起的基础，元朝疆域辽阔，城市经济繁荣，宏大的剧场，活跃的书会和日夜不绝的观众，为元曲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其次，元代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化，促进元曲的形成；再次，元曲是诗歌本身的内在规律及文学传统继承、发展的必然结果。 　　元曲的组成，包括两类文体：一是包括小令、带过曲和套数的散曲；二是由套数组成的曲文，间杂以宾白和科范，专为舞台上演出的杂剧。 ☆散曲 1、散曲释名 　　散曲，元代称为“乐府”或“今乐府”。散曲的体制主要有小令、套数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带过曲等几种。 2、散曲的产生与发展 　　一、 散曲的产生 　　①发源于金词 　　根据学者研究散曲产生于金元之际，产生于民歌俚谣。 　　金代的词已经出现曲的特点，倾向俚俗、率直、诙谐、浅白。金词对大量北方俚歌俗调的吸收，金词中的许多词牌实际上已经是亦词亦曲，很多词在文学风格上已经接近后代的曲。 　　②散曲输入文坛成为散曲文学的主要途径。 　　金末元初文人没有科举取仕这条路可走，加上但是避世——玩世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他们出入秦楼楚馆，而大量名妓会制乐府、唱曲，她们将民间的歌曲大量修改、传唱。文人与她们诗酒相乐、丝竹相和，久而久之，必然导致民歌时调与文人创作的结合。 　　③乐曲的变化。 　　宋金之际，北方少数民族相继入主中原，他们带来的胡曲番乐与汉族地区原有的音乐相结合，孕育出一种新的乐曲。散曲便应运而生。 　　二、 散曲的体制 　　①小令 　　又称“叶儿”，是散曲体制的基本单位。其名称源于唐代的酒令。单片只曲，调短字少是最基本的特征。除了单片只曲，还有一种联章体，又称重头小令，由同题同调的数支小令组成，最多可达百支，用以合咏一事或分咏数事。如关汉卿《双调•大德歌》。 　　②套数 　　又称套曲、散套、大令，是从宋大曲、宋曲诸宫调发展而来的。体制特点有三。 　　①是由同一宫调的若干首曲牌连缀而成。 　　②各曲同押一韵。 　　③通常在结尾部分还有[尾声] 　　③带过曲 　　由同一宫调的不同曲牌组成。 　　三、 散曲的审美特征 　　1、有别于宋词的酸酪之趣 　　①格律自由 　　②语言俚俗、灵动自由。 　　③抒情直切、酣畅淋漓。 　　④内在冲突、对抗而非和谐。 　　2、化丑为美的倾向 　　有两层含义，一是将传统观念中视为丑的东西作为艺术的表现对象；二是打破传统艺术的典范格局，以一种对立的形态构成新的艺术风格。 　　以其独特的审美特征而独秀文坛，以其不同于唐诗宋词的美学风采而成为中国外呢学宝库中别具一格的体裁，它淋漓酣畅、泼辣直白、诙谐风趣、热烈尖锐、富于动 感，以俗破雅，以俗成趣，语言自由活泼，充满活力。描绘和书写的对象不限美丑雅俗，表现力丰富宽广，备受文人青睐，成为元代文学成绩最高的体裁之一。 　  四、 散曲的特点 　　散曲作为继诗、词之后出现的新诗体，在它身上显然流动着诗、词等韵文文体的血脉，继承了它们的优秀传统。然而，它更有着不同于传统诗、词的鲜明独特的艺术个性和表现手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灵活多变伸缩自如的句式。散曲与词一样，采用长短句句式，但句式更加灵活多变。例如，词牌句数的规定是十分严格的，不能随意增损。而散曲则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突破规定曲牌的句数，进行增句。又如，词的句式短则一两字，最长不超过11字；而散曲的句式短的一两个字，长的可达几十字，伸缩变化极大。这主要是由于散曲采用了特有的“衬字”方式。所谓衬字，指的是曲中句子本格以外的字。如〔正宫·塞鸿秋〕一曲，其末句依格本是七个字，但贯云石的《塞鸿秋·代人作》，末句作“今日个病恹恹，刚写下两个相思字”，变为14个字了。这本格之外所增加的七个字，就是衬字。至于哪七字属衬字，从以辞合乐的角度看，并无须确指。增加衬字，突破了词的字数限制，使得曲调的字数可以随着旋律的往复而自由伸缩增减，较好地解决了诗的字数整齐单调与乐的节奏、旋律繁复变化之间的矛盾。同时，在艺术上，衬字还明显具有让语言口语化、通俗化，并使曲意诙谐活泼、穷形尽相的作用。例如关汉卿《不伏老》套数，〔黄钟尾〕一曲，把“我是一料铜豌豆”七字，增衬成“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这一来，显得豪放泼辣，把“铜豌豆”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二，以俗为尚和口语化、散文化的语言风格。传统的抒情文学诗、词的语言以典雅为尚，讲究庄雅工整，精骛细腻，一般来讲，是排斥通俗的。散曲的语言虽也不乏典雅的一面，但从总体倾向来看，却是以俗为美。披阅散曲，俗语、蛮语（少数民族之语）、谑语（戏谑调侃之语）、嗑语（唠叨琐屑之语）、市语（行话、隐语、谜语）、方言常语纷至沓来，比比皆是，使人一下子就沉浸到浓郁的生活气息的氛围之中。散曲的句法讲求完整连贯，省略语法关系，直接以意象平列和句与句之间跳跃接续等诗、词中常见的写法，在散曲中却较少见，因而，散曲的语言明显地具有口语化、散文化的特点。明凌蒙初《谭曲杂札》评散曲的语言“方言常语，沓而成章，着不得一毫故实”。清黄周星《制曲枝语》云： “曲之体无他，不过八字尽之，曰：少引圣籍，多发天然而已。”都是对散曲以俗为尚和口语化、散文化语言风格的精辟概括。 　　第三，明快显豁自然酣畅的审美取向。在我国古代抒情性文学的创作中，尽管存在着各种风格争奇斗妍各逞风骚的情况，但含蓄蕴藉始终是抒情性文学审美取向的主流，这一点在诗、词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散曲在审美取向上当然也不排斥含蓄蕴藉一格，这在小令一体中表现得还比较突出，但从总体上说，它崇尚的是明快显豁、自然酣畅之美，与诗、词大异其趣。任讷对散曲的这一审美取向作过精彩论述：“曲以说得急切透辟、极情尽至为尚，不但不宽弛、不令蓄，且多冲口而出，若不能待者；用意则全然暴露于辞面，用比兴者并所比所兴亦说明无隐。此其态度为迫切、为坦率，恰与词处相反地位。”散曲往往非但不“含蓄”其意，“蕴藉”其情，反而唯恐其意不显，其情不畅，直待极情尽致酣畅淋漓而后止，上举关汉卿《不伏老》套数〔黄钟尾〕一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同时，由于散曲多借用“赋”的铺陈白描的表达方式，可以随意增句和增加衬字，可以有顶针、叠字、短柱对、鼎足对等多种手法，也对这一审美取向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之效。 　　从上述散曲的特点可见，比之传统的抒情文学样式诗、词，散曲身上刻有较多的俗文学的印记。它是金元之际民族大融合所带来的乐曲的变化；传统思想、观念的相对松弛；知识分子由于地位的下降更加接近民间，以及市民阶层的壮大，他们的欣赏趣味反馈于文学创作等一系列因素合力的产物。散曲以其散发着土气息、泥滋味的清新形象，迅速风靡了元代文坛，也使得中国文学的百花园里又增添了一朵艳丽的奇葩。 ★杂剧 1、杂剧释义 　　元杂剧又称北杂剧、北曲、元曲。元曲包括元杂剧和元代散曲两个部分，它在金院本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而形成的，正当南戏盛行之际，北杂剧走向成熟。13世纪后半期是元杂剧雄踞剧坛最繁盛的时期。四折一楔子的结构形式是其显著的特色之一，“一人主唱”是元杂剧的又一显著特点。元杂剧唱与说白紧密相连，“曲白相生”。元杂剧还有一些特点，如剧本注重舞台性，角色分工类型化，漠视生活外部形态真实，以类型化、象征化的手法，表现剧作的内在情绪，作家流逸的情思与本质性的真实生活相结合等等。完全具备了戏曲的本质特征，它走完了戏曲的综合历程，是严谨、完整、统一的，又是个性鲜明的戏曲艺术。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直接影响之下，融合各种表演艺术形式而成的一种完整的戏剧形式。并在唐宋以来话本、词曲、讲唱文学的基础上创造了成熟的文学剧本。这比之以滑稽取笑为主的参军戏或宋杂剧可说已起了质的变化。作为一种成熟的戏剧，元杂剧在内容上不仅丰富了久已在民间传唱的故事，而且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最喜爱的文艺形式之一。 2、发展与演变       元杂剧的形成是我国历史上各种表演艺术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时代的产物。金灭北宋、元灭金的过程，同时是北方人民反抗女真贵族、蒙古贵族的过程。人民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艰苦斗争，要求有战斗性和群众性较强的文艺形式加以表现；而构成戏曲艺术的各种因素到这时已经过长期的酝酿而融为一体。这样，元杂剧就在金院本和说唱诸宫调的基础上，由于现实的要求、群众的爱好，大大扩大了题材和内容，展开了我国戏曲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在元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文人也发生分化。特别是元初，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又没有恢复科举制度，中下层文人的仕进道路大大缩小了，生活跟着下降。除了少数依附元朝统治者的官僚外，大多数文人和广大人民同样受到残酷的迫害，因此，他们和人民的关系比较密切。部分文人和民间艺人结合，组成书会。他们一方面学习民间艺术的成就，同时又把自己的才能贡献给杂剧的创作。书会的组织，民间艺人和文人的合作对元杂剧的兴盛起了推进的作用。宋金元城市经济的发展为杂剧的兴盛准备了充裕的物质条件。适应统治阶级宴乐和广大市民的文化要求，南北各大城市都出现了各种伎艺集中演出的勾栏瓦肆，特别是作为都城的开封、大都、杭州等地更为繁盛。同时，在农村也常常开展戏曲活动，晋南地区现存的舞台、壁画便是很好的证明(注：元代戏台在晋南普遍存在，现已初步鉴定了晋南的襄汾、临汾、洪洞、新绛、翼城等地的元代戏台八处。)又山西洪赵县明应王庙内的元代杂剧演出壁画，帐额上端题作“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节日、庙会是农村的演出日，一些著名演员也经常到各地作场。这样就保持了戏曲在发展过程中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此外，元朝的疆域广大，交通发达，密切了国际和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北方诸民族乐曲的传播，对杂剧的兴盛也有一定的作用。 3、艺术表演手段       元杂剧的“唱”、“云”、“科”是它的艺术表演手段。三者之中的“科”，主要是做工，包括表情、舞蹈和武功。其中舞蹈有插入性的，如《铁拐李度金童玉女》第4折：“可看俺八仙舞一回你看（八仙上，歌舞科）。”此外，《刘玄德醉起黄鹤楼》中用了民间舞队舞《村田乐》，《追韩信》中用了跑竹马等。元杂剧中这种插入性舞蹈还有《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中安禄山的《胡旋》舞和杨贵妃的《霓裳羽衣》舞等。元杂剧中的武功技巧，也包含着许多舞蹈因素，如各种器械舞、对打、翻跟斗、扑旗踏跷等。另有一些剧如《小尉迟》中有“做调阵子科”、《马陵道》中有“卒子摆阵科”，这是一种队形舞蹈。元杂剧中其他做工，逐渐演变为程式化的舞蹈动作，用以表现人物情态，如《拜月亭》中的“正旦做害羞科”，“正旦做慌折惨打悲的科”等。当时的杂剧艺人，还给一些技巧性的舞蹈动作起了名字，如“扑红旗”、“拖白练”、“踏跷”等。 中国古代的宗教舞蹈，主要是巫教、道教和佛教舞蹈。巫教和道教是中国固有的宗教，自东汉以来，由印度传入的佛教大兴，至南北朝以及隋唐五代一直不衰。东汉桓帝等，祠佛“做倡乐，以求福祥”；北魏洛阳的景乐寺，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南朝梁武帝制“善哉”、“大乐”等，名为正乐，是宣传佛法的。唐代十部乐之一的《西凉乐》中，有《于阗佛曲》，宋代宫廷队舞中有菩萨献香花队，也都是宣扬佛教的乐舞。 元代以信仰萨满教（巫教）和喇嘛教（佛教）为主，在元朝的宫廷队舞充满了宗教迷信色彩。元代宫廷队舞，共分4队，元旦用《乐音王队》，天寿节用《寿星队》，朝会用《礼乐队》，宣扬佛法用《说法队》。每队分10个小队。在《乐音王队》的10个小队中，引队是乐队，有两个妇女队，一奏长春柳之曲，一执特丹花舞，在第10小队中还有妇女作花鞚稍子鼓舞，其余都是男子队舞，扮成神鬼相。在《说法队》中还有扮成八大金刚相的舞蹈。此外，还有《宝盖舞》、《日月扇舞》、《幢舞》、《伞盖舞》、《金翅鹏舞》，都是具有宗教色彩的舞蹈。 元朝最著名的赞佛舞蹈，是元顺帝时创制的《十六天魔舞》，名为赞佛，实为娱人，在宫中演出时只有受过秘戒的宦官才准观看，并严禁民间演出。元代杂剧是在前代戏曲艺术宋杂剧和金院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戏剧样式。它的最初出现大致是在金末元初，其间它经历了从不完备到完备的发展过程。杂剧体制的完备、成熟并开始兴盛起来是在蒙古王朝称元以后。到了成宗元贞、大德年间，杂剧的创作和演出进入鼎盛时期。杂剧最初流行于北方,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遍布河南、河北。受方言的影响,它有不同的声腔流派,魏良辅《南词引正》说杂剧声腔有中州调、冀州调和小冀州调。这种北方声腔的剧种，很快流行于全国。元人夏庭芝撰著的《青楼集》记述了元代140多个著名戏曲演员（其中男演员30多人）的活动事迹。这些演员或是“名重京师”、“京师唱社中之巨擘”；或是“驰名金陵”；或是“独步江浙”；或是“淮浙驰名”；或是“驰名江湘间”。还有“山东名姝”、“维扬名妓”、“湖州角妓”等等。《青楼集》成书于至正十五年(1355)，后又有增订，其时距元亡不远。它的记述说明元代的杂剧演出由北方发展到南方，遍布各地。 【产生条件】元杂剧的兴起和繁荣有多种条件和因素：前代各种戏曲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杂剧形式上的各种借鉴，众多文人参预戏剧活动促进了剧本创作的繁荣，很多著名演员的出现也有助于杂剧的兴盛。当时戏剧演出的广泛，上自宫廷，下至平民社会，观赏戏剧演出成为一种娱乐习惯，演出的商业化带来的竞争性，也是杂剧兴盛的原因之一。而从文学剧本方面说，主要的一个因素是涌现了一些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的新型作家。他们有的是“书会才人”，有的是“职业演员”，更多的是怀才不遇或充任下级官吏的文人。这种身份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的作品能够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愿望，也决定了作品的艺术成就的普遍提高。 【兴盛原因】 一、戏曲兴盛的基本前提 1、 城市城市经济的发展为元杂剧的兴盛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南北各大城市都出现了各种伎艺集中演出的勾栏瓦肆，特别是作为都城的开封、大都、杭州等地更为繁盛。 2、 观众统治阶级和广大市民的文化要求。元朝的贵族对歌舞、戏曲的爱好，有不少文献记载。 二、元杂剧兴盛原因的几种说法作为有元一代文学的代表，元杂剧在当时十分繁荣，从而使它在文学史上获得了和唐诗、宋词并称的地位。后人对其繁荣的说法不一。明沈德潜《万历野获编》和臧懋循《元曲选序》认为元代以词曲取士是元杂剧发达的原因。李开先说是元朝政治衰微，文人沉下僚的结果。王国维则把之归于元初科举之废。孙楷第的认识就全面了一些。他认为元宫廷特尚杂剧，时人之爱好，书会才人与俳优密切合作。 三、元杂剧兴盛的三大原因 1、艺术原因：各种戏曲艺术的积累和发展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直接影响之下，融合了各种表演艺术形式而成的一种完整的戏剧艺术。并在唐宋以来话本、词曲、讲唱文学的基础上创造的成熟的文学剧本。传奇小说、话本小说等为戏曲准备了故事内容，并且提供了为人民所熟知的人物形象；说唱诸宫调的乐曲组织和曲白结合形式直接影响了戏曲的体制；各种队舞使戏曲的舞蹈身段和扮相更加美化；傀儡戏、影戏也给吸取的舞蹈动作和脸谱以影响。它们的发展使戏曲表演艺术渐趋成熟，同时也为产生优秀的文学剧本准备了条件。 2、政治原因：元政府的文化政策汉族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倍受歧视。“门第卑微”“职位不振”促使一部分人从事戏曲活动。 3、经济原因：城市的畸形发展。发展阶段元杂剧的发展可分为三期：初期，自蒙古灭金至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三十一年（1234—1294）。中期，自元成宗铁穆耳元贞元年至元文宗图帖睦尔至顺三年（1295—1332）。晚期，元顺帝帖睦尔统治时期（1333—1368）。初、中、晚三期，杂剧创作在地域上的变化，在内容和艺术表现上各自的特点。 元代杂剧创作主体的分析。对元杂剧创作影响最大的两类作家。关汉卿，元代浪子文人的代表。 【历史演变】元代杂剧是在前代戏曲艺术宋杂剧和金院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戏剧样式。它的最初出现大致是在金末元初，其间它经历了从不完备到完备的发展过程。杂剧体制的完备、成熟并开始兴盛起来是在蒙古王朝称元以后。到了成宗元贞、大德年间，杂剧的创作和演出进入鼎盛时期。杂剧最初流行于北方，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遍布河南、河北。受方言的影响，它有不同的声腔流派，魏良辅《南词引正》说杂剧声腔有中州调、冀州调和小冀州调。这种北方声腔的剧种，很快流行于全国。元人夏庭芝撰著的《青楼集》记述了元代140多个著名戏曲演员（其中男演员30多人）的活动事迹。《青楼集》成书于至正十五年（1355），后又有增订，其时距元亡不远。它的记述说明元代的杂剧演出由北方发展到南方，遍布各地。成书于元文宗至顺元年的钟嗣成《录鬼簿》中记载的元代后期剧作家也大多活动于南方，这都说明杂剧最后发展成了全国性的剧种。杂剧开始南移当是在南宋王朝灭亡、元王朝统一全国以后。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八年，即宋亡以后的11年左右，当时在江南溧阳作官的元淮就有诗咏及马致远《汉宫秋》和白朴《梧桐雨》等剧本，这时距元贞元年只有四、五年，而到元贞、大德年间，杂剧已是“举世行”，关汉卿、白朴等人的作品也已是“天下流行”了。元杂剧繁荣的过程中，出现了众多的作家和作品。在元代的各类文学作品中，杂剧作品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最为广泛。在元代各类文学作品中，也只有杂剧作品取得的成就最高。元代杂剧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比以前的文学较广泛而深入，尤其突出的是一些社会地位低下的普通人民普遍地被写入作品，乃至成为主要的正面人物形象，扩充和提高了宋代话本在这方面开拓的新领域。元杂剧的很多作品抨击封建统治阶级的官僚、豪绅以及他们的帮凶、爪牙对普通人民的迫害和剥削，同时歌颂普通人民对封建统治集团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反抗。其中杰出的作品如关汉卿的《窦娥冤》，通过受冤屈的窦娥形象控诉被认为是世界的主宰——皇天后土：“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更是表达了十分强烈的反抗精神。元杂剧是一种包含有“唱”、“念”、“做”的戏剧样式，它的剧本描写人物故事则主要通过歌唱和念白。一些优秀剧本的唱词都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诗剧的色彩。念白部分由于受唐、宋以来的戏剧传统的影响，常有插科打诨，颇富幽默趣味。元杂剧也经历了自盛而衰的过程，大体同这个过程相当，杂剧作家的创作活动，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约为元世祖至元初至成宗大德末年。这是人才辈出、作品争奇斗妍、各竞异彩的繁荣时期。除了关汉卿、王实甫和白朴、马致远这几位著名作家外，还有高文秀、纪君祥、杨显之、石君宝、尚仲贤、李好古、李文蔚等。其中活动年代较早的作家是关汉卿、白朴、石君宝、李文蔚、杨显之等。后期约自武宗至大年间至元末。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作家虽还不断出现，作品也产生不少，并且其中郑光祖、宫天挺等人的作品还有一些特色，但总的成就远不及前期。大致从英宗正统年间以后，就明显地呈现衰微状况。这一时期还有一个特点是创作中心由大都移向临安（今杭州）。到了明代中叶以后，杂剧的演唱逐渐失传，顾起元《客座赘语》中说：“南都万历以前，公侯与缙绅及富家，凡有宴会、小集多用散乐，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若大席，则用教坊打院本（即演杂剧），乃北曲大四套者”；“后乃变为南唱……大会则用南戏。”据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在万历以前杂剧演唱已经罕见，他于嘉靖末年聘请当时唯一精通北曲的老艺人顿仁教授女伶唱元杂剧；还记顿仁说：“此等词（指杂剧）并无人问及。”到了清代乾隆末年，叶堂《纳书楹曲谱》所收的可唱的元人杂剧（包括元明之际的作品）计有15种。这15种杂剧大抵每种只能唱一、二折，能够演出的更少。在能演出的折数中，以关汉卿的《单刀会》第三折（“训子”）和第四折（“单刀”）最为流行。但戏曲史家认为《纳书楹曲谱》所记乐谱（工尺谱）已非元杂剧原来唱法，而是所谓“元曲昆唱”。在元杂剧演唱方法失传或基本失传的同时，剧本也大量地散佚了，但流传下来的仍有不少。有关杂剧作家、作品的著录，自元末就开始。钟嗣成《录鬼簿》著录作家152人，作品450余种。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补充著录元明之际的作家71人，作品156种。到了明初，杂剧剧本还保留很多，李开先《闲居集●张小山小令后序》记载：“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从现存元杂剧中不少来自明代“御戏监本”和“内府本”这一迹象来看，李开先说法或许有所根据，而“一千七百本”中当有大量杂剧剧本。洪武时候的一位“亲王”，朱元璋的儿子朱权著《太和正音谱》，就著录了元代以及元明之际杂剧作家191人，作品560余种。李开先还说他藏有杂剧千余种。自那时以来，大量散佚，今存作品约计只有李开先所藏的四分之一。由于文献资料的缺少和鉴别作品的困难，现在对元杂剧作品作统计，各家说法互异，一般认为：姓名可考的元代作家的作品500种，元代无名氏作品50种；元明之际无名氏作品187种，共737种。 4、元杂剧的题材内容       　　①揭露社会黑暗，反映人民疾苦。 　　②表现英雄主义，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 　　③描写恋爱婚姻，反映妇女悲惨命运，表现妇女的愿望和追求。 　　④歌颂忠良，鞭挞奸佞。 　　⑤反映家庭伦理社会道德状况。 5、元杂剧的艺术特色 　　①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 　　②矛盾集中，情节紧凑，主线突出。 　　③人物性格刻画鲜明。 　　④语言丰富多彩，具有很强的表现力。 6、艺术形式 　 元杂剧具有完整、严密的结构体制。 　　一、“四折一楔子”是元杂剧最常见的剧本结构形式，合为一本，每个剧本一般由四折戏组成，有时再加一个楔子。所谓的“折”相当于现在的“幕”，是音乐组织的单元，也是全剧矛盾冲突的自然段落；四折即是开端、发展、高潮、结尾四个阶段。元杂剧在四折戏外，为了交代情节或贯穿线索，往往在全剧之首或折与折之间，加上一小段独立的戏，称为“楔子”。安排在第一折之前的，称为开场楔子；置于在各折之间的，称为过场楔子。楔子本义是木器榫合处为弥缝填裂而楔入的小木片，在元杂剧中它所起的是绵密针线或承前启后的作用。一本四折的形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赵氏孤儿》五折，《秋千记》六折，《西厢记》五本二十一折，吴昌龄的《西游记》六本二十四折。此外在剧本的开头或结尾，还有“题目正名”就是用两句话或者四句话，标明剧情提要，确定剧本名称。如《窦娥冤》的题目正名为两句：“秉鉴持衡廉访法，感天动地窦娥冤”。 　　二、音乐曲调方面元杂剧以北方音乐为基础，因此有别称“北杂剧” ，采用的是北曲联套的形式。每一折用一个套曲，每一个套曲一般都连缀同一宫调的若干支曲牌组成。每折一个套曲，常见的是第一折用仙吕，第二折用南吕，第三折用中吕，第四折用双调。少数剧本的各折，也有使用其他宫调的。在每一宫调之内，各有数十支曲牌。曲词就是按曲牌填写，一折之中的每支曲牌都压同一韵脚，不可换韵。有时又有向其它宫调借用一支或几支曲牌的情况，称为借宫。 　　三、杂剧角色分为旦、末、净、杂。旦包括正旦、外旦、小旦、大旦、老旦、搽旦。正旦：歌唱的主要女演员。外旦、贴旦次要女演员。末包括正末、小末、冲末、副末。正末是歌唱的主要男演员，外末、副末是次要的男演员。冲末是首次上场的男演员。净是地位低下的喜剧性人物。杂是除以上三类外的演员。有孤（当官）、驾（皇帝）、卜儿（老妇人）等。 　　四、主唱元杂剧一般是一人主唱或男、女主角唱，主唱的脚色不是正末，就是正旦，正旦主唱称旦本，如《窦娥冤》窦娥主唱 。正末主唱的称为末本，如《汉宫秋》，汉元帝主唱。一般来说，一剧中一人主唱到底，这是通例。但也有少数剧本，随着剧情的发展，人物也有所变化。如《赚蒯通》，第一折正末扮张良，二、三、四折正末扮蒯通。这就出现了主唱人物的变换。 　　五、宾白在后世的戏曲中也叫道白或说白，前人对元杂剧的宾白大致有两种解释：徐渭《南词叙录》：“唱为主，白为宾，故曰宾白，言其明白易晓也。”单宇《菊坡丛话》：“北曲中有全宾全白。两人对说曰宾，一人自说曰白。”后者从训诂角度说明可能更准确些。它是曲词外演员说的话、包括人物的对白和独白，由白话和部分韵语组成，又称韵白和散白。对白与话剧的对话相似，独白兼有叙述的性质，在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塑造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六、科介也称科范、科、介，指唱、白以外的动作，元杂剧中指示人物动作和表情的术语。一般来说，元杂剧剧本中的科表示四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人物一般的动作，如《汉宫秋》第一折写王嫱迎接汉元帝，注明“趋接科”二是表示人物的表情，一折毛延寿定计，注明“做忖科”三是表示武打动作，高文秀《襄阳会》四折“四将做混战科”四是指剧中穿插的歌舞动作。《梧桐雨》二折玉环舞蹈，“正旦做舞科”有时也表示剧中的舞台效果。《汉宫秋》“雁叫科”。 7、元杂剧分类 　 1、朱权《太和正音谱》的分类法他把元杂剧分为十二科：“一曰神仙道化；二曰隐居乐道（又曰林泉丘壑）；三曰披袍秉（也称君臣杂剧）；四曰忠臣烈士；五曰孝义廉节；六曰叱奸骂谗；七曰逐臣孤子；八曰钹刀赶棒（又名脱膊杂剧）；九曰风花雪月；十曰悲欢离合；十一曰烟花粉黛（也称花旦杂剧）；十二曰神头鬼面（即神佛杂剧）。分的太细，甚至有重叠的部分。 　　2、一般从体裁上上分为悲剧、喜剧；从题材上分为公案戏、历史戏、爱情戏、社会戏、神话戏。四大悲剧：《窦娥冤》、《梧桐雨》、《赵氏孤儿》、《汉宫秋》四大爱情剧：《西厢记》、《墙头马上》、《拜月亭》、《倩女离魂》。 8、元杂剧的文学地位 　 元杂剧繁荣的过程中，出现了众多的作家和作品。在元代的各类文学作品中，杂剧作品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最为广泛。元人胡□□在《送宋氏序》中这样来说明当时杂剧内容的广泛和题材的多样：“上则朝廷君臣政治之得失，下则闾里市井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厚薄，以至医药卜筮释道商贾之人情物性，殊方异域风俗语言之不同,无一物不得其情,不穷其态。”在元代各类文学作品中，也只有杂剧作品取得的成就最高。元代罗宗信为《中原音韵》写的序文说到当时已出现把“大元乐府”和唐诗、宋词“共称”的说法。按照《中原音韵》体例，所谓“大元乐府”指散曲和杂剧。后世的人也不断有这种说法，其中还有专把元杂剧和唐诗、宋词相提并论的。这种看法反映了元杂剧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代艺术。 三、元曲的发展       元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初期：元朝立国到灭南宋。这一时期元曲刚从民间的通俗俚语进入诗坛，有鲜明的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和犷放爽朗、质朴自然的情致。作者多为北方人，其中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王小军、白朴等人的成就最高，比如关汉卿的杂剧写态摹世，曲尽其妙，风格多变，小令活泼深切，晶莹婉丽，套数豪辣灏烂，痛快淋漓。马致远创作题材宽广，意境高远，形象鲜明，语言优美，音韵和谐，被誉为元散曲中的第一大家“曲状元”和“秋思之祖”。 　　中期：从元世祖至元年间到元顺帝后至元年间。这一时期的元曲创作开始向文化人、专业化全面过渡，散曲成为诗坛的主要体裁。重要作家有郑光祖、睢景臣、乔吉、张可久等。 　　末期：元成宗至正年间到元末。此时的散曲作家以弄曲为专业，他们讲究格律词藻，艺术上刻意求工，崇尚婉约细腻、典雅秀丽，代表作家有张养浩、徐再思等。 　　总之，元曲作为“一代之文学”，题材丰富多样，创作视野阔大宽广，反映生活鲜明生动，人物形象丰满感人，语言通俗易懂，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不可缺少的宝贵遗产。 　  四、元曲的体制       元曲兴起并代表这一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就其本身而言则是由于元曲确立并完善了体制形式，曲的体制具体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宫调：宫调是指中国古代音乐的调式，曲与宫调出于隋唐燕乐，南北曲常用的有五宫四调，通称九宫或南北九宫，包括有正宫、中吕宫、南吕宫、仙吕宫、黄钟宫（五宫）、大面调、双调、商调、越调（四调），曲的每一个宫调都有各自的风格，或伤悲或雄壮，或缠绵或沉重。元曲中的戏曲套数和散曲套数，是由两支以同一宫调的不同曲牌相联而成。 　　2、曲牌：俗称“曲子”，是对各种曲调的泛称，各有专名，如《点绛唇》、《山坡羊》等总数很多，元代北曲共335个，每一个曲牌都有一定的曲调、唱法，同时也规定了该曲的字数、句法、平仄等。据此可以填写新曲词，曲牌大都来自民间，一部分由词发展而来，故曲牌名也有和词牌名相同的，但是内容并不完全一致。此外，还有专供演奏的曲牌，但大多只有曲调而无曲词。 　　3、曲韵：元曲在押韵方面严守《中原音韵》十九部的要求而分平、上、去，用韵上有以下特点：平仄通押，不避重韵，一韵到底，借韵、暗韵、赘韵、失韵。 　　4、平仄：曲在用字的平仄上比诗词更严，而特别注重每首末句的平仄。 　　5、对仗：曲的对仗要求比较自由，可平仄相对，也可平声相对，即平声对平声，仄声对仄声。曲的对仗形式有“两字对”、“首尾对”、“衬字对”等十三种，在语言的运用和词序组合上有许多特点，主要表现在：有工对也有宽对，但宽对的现象更普遍；句中自为对；错综成对或倒字为对，如“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以俗语入对。 　　6、衬字：曲与词最显著的区别是有无衬字，有衬字的是曲，没有衬字的是词。所谓“衬字”指的是在曲律规定必须的字数之外所增加的字，它不受音韵、平仄、句式等曲律的限制，衬字一般用于句首。 　　元曲作家中留有姓名、曲作的共二百二十多人，流传至今的作品有四千五百多首（套、部），其中小令三千八百多首（含带过曲），套数四百七十余套，杂剧一百六十余部（本）。 在众多作家中，对元曲的形成作出开创性贡献的是元好问，他生于金元战乱之际，是名冠金元两代诗坛的巨星。他的作品清润疏俊，迥出时作，对元曲创作起着启导统领、规范的作用。 五、关于元曲重要文学常识 　　元曲四大悲剧： 　　《窦娥冤》关汉卿 　　《梧桐雨》白朴 　　《汉宫秋》马致远 　　《赵氏孤儿》纪君祥 　　       元曲四大爱情剧： 　　《拜月亭》关汉卿 　　《西厢记》王实甫 　　《墙头马上》白朴 　　《倩女离魂》郑光祖 六、元曲代表人物 ●关汉卿 ●马致远 ●白朴 ●王实甫 七、著名元曲 　　阳春曲(题情) 　　白朴 　　从来好事天生俭，自古瓜儿苦后甜。你娘催逼紧拘钳，甚是严，越间阻越情锨。 　　天净沙(秋思) 　　马致远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天净沙（秋） 　　白朴 　　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 　　山坡羊(潼关怀古) 　　张养浩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卖花声(怀古) 　　张可久 　　美人自刎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 　　双调夜行船(秋思) 　　马致远 　　百岁光阴如梦蝶，重回首往事堪嗟。今日春来，明朝花谢，急罚盏夜阑灯灭。 　　[乔木查] 想秦宫汉阙，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不恁么渔樵无话说。纵荒坟横断碑，不辩龙蛇。 　　[庆宣和] 投至狐踪兴兔穴，多少豪杰。鼎足三分半腰折，知他是魏耶？知他是晋耶？ 　　[落梅风] 天教你富，莫太奢。无多时好天良夜。看钱奴硬将心似铁，空辜负锦堂风月。 　　[风入松] 眼前红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车。晓来清镜添白雪，上床兴鞋履相别。莫笑鸠巢计拙，葫芦提一向妆呆。 　　[拨不断] 利名竭，是非绝。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头缺，竹篱茅舍。 　　[离亭宴煞] 蛩吟一觉才宁贴，鸡鸣万事无休歇。争名利，何年是彻。 八、元曲的历史意义       元曲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体现了独有的特色，和唐诗宋词鼎足并举，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碑。 　　元曲原本来自所谓的“蕃曲”、“胡乐”，首先在民间流传，被称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调”。 　　随着元灭宋入主中原，它先后在大都（今北京）和临安（今杭州）为中心的南北广袤地区流传开来。 　　元曲有严密的格律定式，每一曲牌的句式、字数、平仄等都有固定的格式要求。但虽有定格，又并不死板，允许在定格中加衬字，部分曲牌还可增句。所以读者可发现，同一首“曲牌”的两首有时字数不一样，就是这个缘故(同一曲牌中，字数最少的一首为标准定格)。 　　与律诗绝句和宋词相比，有较大的灵活性。 　　元曲将传统诗词、民歌和方言俗语揉为一体，形成了诙谐、洒脱、率真的艺术风格，对词体的创新和发展带来极为重要的影响。 　　继唐朝诗、宋词之后蔚为一文学之盛的元曲有着它独特的魅力：一方面，元曲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一方面，元代社会使读书人位于“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政治专权，社会黑暗，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极为夺目的战斗的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绪；锋芒直指社会弊端，直斥“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的社会，直指“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的世风。元曲中描写爱情的作品也比历代诗词来得泼辣，大胆。这些均足以使元曲永葆其艺术魅力。

 

  高大的松树是万年松，高20余米，树干围长4米，是耶律倍在闾山居住时所栽，因此又名太子松。




  耶律倍画像。



过大石棚后，可见龟背石。石上修有一六角凉亭，当年为耶律倍读书修身之所。



    耶律倍(899-937)，又名耶律图欲，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辽太宗耶律德光的长兄，辽世宗耶律阮的父亲。史书中除了称他为太子倍、人皇王或东丹王之外，常以义宗、让国皇帝和文献皇帝等称之。

    他曾经是大契丹国文武双全的皇太子，皇位的法定继承人，在父亲去世后，却没能如愿子承父业，当上皇帝，而是把皇位“让给”了弟弟。 20年后，儿子耶律阮即位，却又被追尊为帝，谥号“让国皇帝”。

    有人说，他的“让国”义举感动了上天，使得他的子孙能够享有辽国的帝位。因“让之以国，泽被后世”，自辽世宗耶律阮以后，除嗜酒如命的昏睡皇帝耶律影是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儿子外，其他所有大辽皇帝——包括北辽和西辽的皇帝，都是耶律倍的嫡系子孙。



    多才多艺文武双全

    耶律倍自幼聪敏好学，才华横溢，他通晓阴阳、音律，精于医药、针灸，喜欢藏书、翻译，工于文章、绘画，在文化和艺术方面颇有成就。

    作为北方草原民族的画家，他擅画水草放牧或游骑射猎的情景，特别擅长于画鞍马，其画作被宋代的黄复休评为“骨法劲快，不良不驽，自得穷荒之态”。据《宣和画谱》一书记载，宋朝大内皇宫的秘府中共收藏有耶律倍的15幅画作。其他传世名作还有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射鹿图》、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番骑图》、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骑射图》等。

    受父皇影响，耶律倍对汉文化尤其是儒学相当尊崇，是当时汉化程度最高的契丹皇室成员。据史书记载，一次，阿保机就契丹国应该推崇哪种思想与群臣进行了讨论，他问大臣：“受命之君，应该侍奉上天，敬仰神灵。朕想祭祀立了大功、拥有崇高道德的人，谁应该排在第一位？”大家都说应该让佛排在最前面，这时，在一旁的耶律倍说：“孔子是万世所尊崇的大圣人，应该排在最先。”阿保机闻言大喜，立即下诏建孔庙，让耶律倍在每年春、秋两季率领百官祭奠孔子。

    耶律倍不但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还是一位统兵的战将和军事谋略家。在大契丹国开国初期，耶律倍曾经常率兵出征。

    公元919年11月7日，在跟随阿保机向北征讨乌古部时，作为先锋都统的耶律倍，带兵开路，首先进击，大破乌古部，俘获牲口一万四千二百头，车乘、庐帐、器物二十余万，使乌古部全部投降了契丹。

    922年1月9日，耶律倍又率王郁等经略燕地，一度打到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大大扩张了契丹的领地。

    924年春，渤海国杀死了大契丹国的辽州刺史张秀实，并掠夺州民。事发后，阿保机召集群臣，颁布诏书，宣称要御驾西征。众人非常惊讶，不明其意，因为渤海国在契丹东面，阿保机不急于报仇却去攻打西面。其中，只有耶律倍最先明白了父皇声东击西的真实用意，并乘机向父皇献上了攻取渤海国的计策。

    公元926年2月17日，契丹在攻克渤海重镇扶余城(今吉林省农安县)后，阿保机想先清点城中的户籍和人口，耶律倍却进谏道：“如今刚刚得到扶余城就清点户籍，人民必定不会安分。如果现在乘着我军破竹之势，直接攻向渤海国的首都忽汗城(即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市)，则一定会攻克它。”阿保机听从了长子的建议，让他和耶律德光担任前锋，于2月23日夜间开始围攻忽汗城。 3日之后，渤海国末代国王见大势已去，只好投降。

    征服渤海国后，阿保机将其改名为“东丹国”，采用“天、地、人”三才之典故，册封皇太子耶律倍为“人皇王”，并赐予其天子的冠冕。因为阿保机自己的尊号是“天皇帝”，皇后述律平是“地皇后”，这样就确立了耶律倍“二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崇高地位。

    崇汉遭祸被逼让位

    但是，刚刚在草原上取得了重大战果的契丹人，还没有来得及充分享受胜利的喜悦，很快就陷入了危机四伏的尴尬境地：开国皇帝阿保机没交代自己的身后事，就急病离世了。

    皇帝去世，谁来继承皇位，成了当时契丹统治集团内部亟须解决的问题。

    皇位的合法继承人——皇太子耶律倍汉化程度很深，尊孔尚儒，主张契丹全盘汉化，以儒家思想为治国之术；而临朝称制、大权在握的述律平则奉行草原本位主义，主张维护契丹奴隶制度。她关注传统的草原经济，更关心契丹贵族的传统利益。对于汉臣和汉人的农业经济、文化，她会借用，但并不愿看到其势力过大而影响到契丹民族自身。

    如果让汉文化的笃信者耶律倍作为阿保机的继任者，契丹帝国会走向何方？历史无法假设，但我们可以试着揣摩一下：耶律倍会大肆启用汉官，压制本民族的贵族势力；他会让全国放弃原有的习俗而全盘汉化。这样，势必会引起契丹内部极大的反抗与动乱。想到这些，述律平一定会不寒而栗吧？毕竟这些假设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事实上，后来的辽世宗耶律阮因深受父亲主张全盘汉化的影响，即位后就作出了一系列背离契丹传统的举动：他在政治上重用汉族人士，军事上信任投降晋将，对诸部酋长则加以压制；为了加速封建化的过程，下令释放奴隶；几次发动对后汉、后周的攻伐，积极争取中原；更有甚者，他似乎故意挑衅祖母述律平的权威，册立从后晋宫中得到的汉族宫女——比自己整整大10岁的甄氏为皇后，打破了契丹萧氏为后族的传统，使甄氏成为辽朝唯一的汉族皇后。这些，都引起了契丹贵族的不满和反对。从耶律阮即位的第三年开始，周边部族的叛乱、朝廷贵族的谋反，就此起彼伏，接连不断。

    这种情况，决不是述律平所希望看到的景象，也不是刚刚建国的契丹所愿意经历的事情。

    在述律平看来，自己深深喜爱的次子耶律德光更像阿保机，若以江山帝业为重，显然比耶律倍更适合作大契丹国的皇帝。他多年随父母征战，非常了解帝国的内外局势，也清楚地知道该如何处置本民族、汉族以及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守成者实，求变者通”，耶律德光恰好二者兼具，是守住太祖皇帝打下的江山、制定出合适的制度、并将其继续发扬光大的最合适人选。

    要汉化还是要传统？除了母子间的亲疏关系外，文化的角逐，竟然成了皇位之争的关键。

    虽然以天、地、人皇的顺序来看，文武双全的皇太子耶律倍很有理由继承皇位，但在文化传统的考量中，耶律德光却更加符合母亲的心意。对皇位继承问题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述律平，果断地走上前台，用断腕指定了她心仪的继承人。

    皇太子耶律倍洞悉了母亲的心思，无奈之下，只好率领群臣向述律平请命：“大元帅(德光)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属，宜主社稷。”主动要求将契丹皇位让给母亲喜爱的弟弟。


    美人相伴出走他国

    耶律倍虽然把皇帝的宝座让给了弟弟，可耶律德光继位后，仍然担心兄长和自己争夺皇位，处处加以防范。

    耶律倍统治下的东丹国，北至松花江，南至鸭绿江，物产丰富，经济富足，居民文化素质较高。它的发展壮大无疑会对耶律德光的契丹政权形成威胁。因此，公元928年，耶律德光趁耶律倍离开东丹国留住皇都期间，把距离大契丹国较近的东平郡(今辽宁辽阳)提升为南京作为东丹国国都，并将东丹国内的百姓人口大量迁移至南京。随后，又故示尊崇，给耶律倍增加了仪卫规格。通过几个步骤，不但减少了耶律倍治下的百姓兵员，更缩小了东丹国的领地，而所谓的“仪卫”更时时刻刻加强了对耶律倍的监视——居住在南京的耶律倍实际上被耶律德光软禁了起来。

    为了解除弟弟的疑心，耶律倍写了一首《乐田园诗》，表达了自己无意权位的心思，并将全部的精力投注在读书作画当中，在南京西宫又建立了一座藏书楼。——此前，耶律倍在北镇医巫闾山绝顶已建有规模宏大的望海堂藏书楼。

    望海堂建于契丹建国之初。当时契丹国诸事正在草创，战争连年，还来不及出版大量图书，这样就不得不长途跋涉，前往中原购书。在当时军阀割据的时候，耶律倍使得望海堂的藏书达到万卷，故有“万卷藏书楼”的美称。

    望海堂藏书楼，是东北地区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私人图书馆。据当时人记载，望海堂里的某些医学藏书，就是在中原也很难找到，这对于保存中国古代民族文化遗产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在医巫闾山期间，耶律倍以狩猎、读书、作画为趣，由此结识了北镇汉族女子高云云，纳为妃子，称高美人,并为其修筑行宫。后来，由于大雪封山,在山中上下不便，耶律倍又将一部分书籍搬至观音阁。现在的闾山大观音阁景区的旷观亭、望海寺、万年松、道隐谷都有耶律倍当年留下的足迹。特别是大石棚“道隐谷”，正是当年耶律倍隐居读书的地方。因道德高尚的人在此隐居，故称“道隐谷”。耶律倍的第五子晋王耶律道隐，大概就是耶律倍在闾山这段时间与高美人所生的，不然怎么叫“道隐”呢？

    但是，尽管耶律倍如此淡泊明志，耶律德光仍然没有就此放过他。

    为了深入了解耶律倍的周围环境，耶律德光先后两次“纡尊降贵”，亲自去到耶律倍的府邸“看望”；耶律倍来到京城朝见的时候，述律平留住他，却让耶律德光去东丹国察看耶律倍臣属的情况。之后，耶律德光又对兄长的僚属大行拉拢宴请，以便加强对耶律倍的控制与监视。

    耶律倍的情形很快就传入了后唐明宗李嗣源的耳中，出于政治目的，他立即派人再三诱召耶律倍。公元930年11月，当后唐使节再次到东丹国请耶律倍时，深受汉文化浸染的耶律倍对左右侍从说：“我以天下让主上，今反见疑；不如适他国，以成吴太伯之名。”

    吴太伯又称泰伯，是周太王古公父的长子，知道父王想立小儿子季历为继承人，便和二弟仲雍逃到江南，建立吴国(首都在今江苏苏州)，后世称赞他们俩有“让国”的贤名。耶律倍在这里所说的也是表示自己要像泰伯、仲雍那样逃离本国，将“让国”让得彻彻底底。

    临走时，耶律倍在海边树立了一块木牌，上面刻了一首诗：“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寥寥几笔，勾勒出了兄弟间残酷的政治斗争。之后，耶律倍带着爱妃高美人，将所有的书籍装运到船上，渡海投奔后唐。

    曾经离契丹皇位仅仅一步之遥的耶律倍，就这样被逼上了弃国出走的不归路，以特殊的方式彻底成就了“让国”的贤名。

    难忘故土客乡被杀

    耶律倍抵达后唐后，后唐明宗李嗣源不仅用天子的礼仪和护卫队欢迎耶律倍，还将宫女夏氏嫁给他为妻。随后，又赐耶律倍姓东丹，名慕华(“仰慕中华”之意)，并且将后唐管辖的瑞州改为怀化军，拜耶律倍为怀化军节度使、瑞慎等州观察使。后来，唐明宗又赐耶律倍国姓李，名赞华(“赞美中华”之意)，移镇滑州，遥领虔州节度使。因此，历史上又称耶律倍为李赞华。

    耶律倍客居后唐期间，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常常思念故乡的亲人。《辽史》记载：“倍虽在异国，常思其亲，问安之使不绝。”说明他的亲情之心并没有因为母亲和弟弟对自己的行为而有所减损。

    公元934年4月，后唐明宗的养子李从珂杀死刚刚登基不久的后唐闵帝李从厚，自立为皇帝。“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耶律倍，秘密报告耶律德光，建议大契丹国乘机出兵讨伐后唐，进取中原。





  耶律倍作的《出行图》，右起第三人为耶律倍，该画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耶律德光听从了耶律倍的建议，派兵支持后唐叛将石敬瑭征讨后唐皇帝李从珂。公元937年1月11日，已经被耶律德光封为晋帝的石敬瑭率兵围困后唐的都城洛阳，后唐末帝李从珂见大势已去，想要自焚时，忽然想起了耶律倍，便召其与他一起自焚，耶律倍不从。结果，李从珂一声令下，年仅38岁的耶律倍被杀身亡。

    耶律倍死后，一位僧人为他草草收尸。石敬瑭率军进入洛阳后，为了讨好契丹，亲自为耶律倍服丧，在耶律倍灵柩前放声大哭，并以帝王之礼将其厚葬于洛阳郊外。

    由于耶律倍喜爱医巫闾山的奇山秀水，耶律德光念及兄弟情分,派侄子耶律阮将耶律倍灵柩运回，归葬在了医巫闾山，并加封谥号为文武元皇王。

    耶律阮继位后，追尊父王耶律倍为皇帝，谥号让国皇帝，并将其坟墓改为只有皇帝才能称呼的陵寝，号显陵。为了侍奉父亲的陵墓,耶律阮还在闾山脚下设置了显州城，下设三州三县。显州城就是今天的北镇城。951年，耶律阮去世后跟随父皇葬到了显陵。辽景宗耶律贤和皇后萧燕燕

    也跟随爷爷葬于显陵附近，是为乾陵。此后，辽朝不同辈分的国王、郡王、妃子以及辽国的最后一位皇帝耶律延禧也都跟随先祖，葬在了医巫闾山。

    是非功过后人评说

    作为契丹人，耶律倍免不了北方民族的豪爽直率，但由于长期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已变得外表宽让，一副忠厚长者的样子。他以太子身份失去国主地位，却不曾兴兵征战，最终投奔异国，很明显是受到了“吴太伯让国”的影响。他让位以后长期受到弟弟压制与监视，却少有怨言，与他通晓阴阳之术，受道家玄学影响有关。可以说，中原文化的浸染，使他在皇位的角逐中，抵制住了最高权力的诱惑，表现出罕见的隐忍与退让，最终做出了“让国”的选择。

    在流亡后唐期间，耶律倍突然变得“刻急好杀”起来。据史书记载，耶律倍在后唐时有嗜饮人血的毛病，疯狂时甚至在姬妾臂上刺洞吸血。奴婢侍妾稍微犯了点小错，耶律倍就用火烫她们，甚至挖掉她们的眼睛。他的暴躁脾气把嫁给他的汉妻夏氏吓得魂飞魄散，为防丈夫的辣手，以至于请求削发出家为尼。史家评论耶律倍这种两极分化的性格时认为，这很可能与他在自己祖国的不幸遭遇密切相关。《辽史·义宗倍传》最后的“论曰”，高度概括、评价了耶律倍的一生：“自古新造之国，一传而太子让，岂易得哉？辽之义宗，可谓盛矣！然让而见疑，岂不兆于建元称制之际乎？斯则一时君臣昧于礼制之过也。束书浮海，寄迹他国，思亲不忘，问安不绝，其心甚有足谅者焉。观其始慕泰伯之贤而为远适之谋，终疾陈恒之恶而有请讨之举，志趣之卓，盖已见于早岁先祀孔子之言欤。善不令终，天道难诘，得非性卞嗜杀之所致也！虽然，终辽之代，贤圣继统，皆其子孙。至德之报，昭然在兹矣。”

    此论点首先大力赞扬了耶律倍的“让国”行为，以及他的孝心和爱国热情，又说他之所以会有这种义举，是因为他深谙孔孟之道，懂得“泰伯让国”的至德和儒家的忠孝之礼；然后对他的惨死表示了惋惜，并认为是他“嗜杀”所遭到的报应；最后说，他虽然有缺点，但他“让国”的义举感动了上天，使得他的子孙能够享有辽国的帝位。这种说法虽然有“因果报应”的思想，但对耶律倍来说，却不失为一种公正的评价。

人物： 关汉卿	时间：约1220年──1300年
号：已斋（一作一斋）、己斋叟	族：汉
出生地：大都（今河北安国）	职业：戏曲家，散曲作家，作家
成就：元杂剧	称号：曲圣

【人物生平】
        据元代后期戏曲家钟嗣成《录鬼簿》的记载，“关汉卿，大都人，太医院尹，号已斋叟”，“太医院尹”别本《录鬼簿》作“太医院户”。查《金史》或《元史》均未见“太医院尹”的官名，而“医户”却是元代户籍之一，属太医院管辖。因此，关汉卿很可能是属元代太医院的一个医生。《拜月亭》中，他有一段临床诊病的描写，宛若医人声口，可以作为助证。
　　元末朱经《青楼集·序》载：“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白兰谷、关已斋辈，皆不屑仕进，乃嘲弄风月，流连光景。”杜散人即杜善夫，是由金入元的作家，白兰谷即白朴，金亡(1234)时才8岁，估计关汉卿的年代同他们接近，也是由金入元的作家，关汉卿今存〔大德歌〕10首，“大德”是元成宗的年号 (1297～1307)，上距金亡已70年左右。由此可以推断出关汉卿约卒于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以后，他的生年，估计在1220年左右。《录鬼薄》作者钟嗣成称关汉卿为“前辈已死名公”，说“余生也晚，不得预几席之末”。《录鬼簿》成书于1330年，故将关汉卿卒年定在1300年左右，当去事实不远。
　　南宋灭亡(1279)之后，关汉卿曾到过当时南方戏曲演出的中心杭州，写有〔南吕一枝花〕《杭州景》套曲（中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句）。还曾到过扬州，写曲赠朱帘秀，有“十里扬州风物妍，出落着神仙”句。
　　关汉卿是一位熟悉勾栏伎艺的戏曲家，《析津志》说他“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明代臧晋叔《元曲选·序》说他“躬践排场，面敷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关汉卿在元代前期杂剧界是领袖人物，玉京书会里最著名的书会才人。据《录鬼簿》、《青楼集》、《南村辍耕录》记载，他和杂剧作家杨显之、梁进之、费君祥，散曲作家王和卿以及著名女演员朱帘秀等均有交往，和杨显之、王和卿更见亲密。
　　贾仲明《录鬼簿》吊词称他为“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可见他在元代剧坛上的地位。关汉卿曾写有《南吕一枝花》赠给女演员朱帘秀，说明他与演员关系密切。他曾毫无惭色地自称：“我是个普天下的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在《南吕一枝花·不伏老》结尾一段，更狂傲倔强地表示：“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

【代表作】
据各种文献资料记载，关汉卿编有杂剧67部，现存18部。其中《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鲁斋郎》、《单刀会》、《调风月》等，是他的代表作。

【作品创作】
　　关汉卿生活的时代，政治黑暗腐败，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突出，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的剧作深刻地再现了社会现实，充满着浓郁的时代气息。既有皇亲国戚、豪权势要葛彪、鲁斋郎的凶横残暴，“动不动挑人眼，剔人骨，剥人皮”的血淋淋现实，又有童养媳窦娥、婢女燕燕的悲剧遭遇，反映生活面十分广阔；既有对官场黑暗的无情揭露，又热情讴歌了人民的反抗斗争。慨慷悲歌，乐观奋争，构成关汉卿剧作的基调。在关汉卿的笔下，写得最为出色的是一些普通妇女形象，窦娥、妓女赵盼儿、杜蕊娘、少女王瑞兰、寡妇谭记儿、婢女燕燕等，各具性格特色。她们大多出身微贱，蒙受封建统治阶级的种种凌辱和迫害。关汉卿描写了她们的悲惨遭遇，刻画了她们正直、善良、聪明、机智的性格，同时又赞美了她们强烈的反抗意志，歌颂了她们敢于向黑暗势力展开搏斗、至死不屈的英勇行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奏出了鼓舞人民斗争的主旋律。

【关剧内容】
　　从思想内容看，关剧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揭露社会黑暗和统治者的残暴、反映了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的作品。如著名的《窦娥冤》，此作品是其悲剧代表作，被列入世界大悲剧之中，反映了人们的斗争精神，控诉社会黑暗。
　　第二类主要是描写下层妇女的生活和斗争，突出她们在斗争中的勇敢和机智。那些貌似强大的坏人，在聪明的对手面前，一个个被簸弄得象泄了气的皮球，因此作品也带有更多的喜剧意味。其中以《救风尘》为最有代表性。
　　第三类是歌颂历史英雄的杂剧，以《单刀会》的成就为最突出。剧中主角关羽的出场在第三折，但第一、二折已通过乔国老和司马徽的口渲染了他的英雄业绩和盖世威风，造成了强烈的戏剧气氛。
　　关汉卿的剧作深刻揭露了元代社会的黑暗，是元代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一面镜子。关汉卿的代表作《窦娥冤》写一个弱小无靠的寡妇窦娥，在贪官桃杌的迫害下，被诬为“药死公公”，斩首示众。窦娥的冤案有巨大的典型意义，作家以“人命关天关地”的高度社会责任感，提出了封建社会里“官吏们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这个带普遍意义的问题，强烈地控诉了封建制度与民为敌、残民以逞的罪恶。

【关剧艺术】
　　关剧是中国古典戏曲艺术的一个高峰。关汉卿娴熟地运用元代杂剧的形式，在塑造人物形象、处理戏剧冲突、运用戏曲语言诸方面均有杰出的成就。
      关汉卿的剧作把塑造正面主人公放在首要的地位。《窦娥冤》自始至终把戏集中在窦娥身上，先写她悲惨的身世，继之展开她和流氓地痞的冲突，再集中写贪官污吏对她的压迫，最后写她的复仇抗争。《单刀会》在公与司马徽烘托关羽的英雄气概，使关羽虽未上场但已有先声夺人的强烈效果。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个戏曲家象关汉卿那样塑造出如此众多而又鲜明的艺术形象。如同是妓女，赵盼儿、宋引章、杜蕊娘、谢天香等各具不同的个性。同在鲁斋郎的压迫下，都有着妻子被掠占的不幸遭遇，但中级官吏张珪和工匠李四对事件的态度就截然不同。在《窦娥冤》、《望江亭》、《拜月亭》、《西蜀梦》、《诈妮子》等剧里，出色的心理描写打开了作品人物内心世界的窗扉，成为塑造主要人物形象不可缺少的艺术手段。
　　在处理戏剧冲突方面，关汉卿善于提炼激动人心的戏剧情节。这里有善良无辜的寡妇被屈斩而天地变色的奇迹（《窦娥冤》）；有单熗匹马慑伏敌人的英雄业绩（《单刀会》、《单鞭夺槊》）；有忍痛送妻子去让权豪霸占的丈夫（《鲁斋郎》）；有让亲生儿子偿命而保存前妻儿子的母亲（《蝴蝶梦》）；有被所爱的人抛弃而被迫为他去说亲的婢女（《诈妮子》）。这些情节看来既富有传奇色彩，又都是扎根在深厚的现实土壤里的。
　　关剧紧凑集中，不枝不蔓，省略次要情节以突出主要事件。《窦娥冤》在这方面最为杰出，它除用楔子作序幕,交代窦娥身世外，接下的四折戏都帷幕启处见冲突。至于窦娥的结婚、丈夫的病死等事件均一句带过，甚至连窦娥丈夫的名字作者都吝于交代。
　　关剧善于处理戏剧冲突还表现在它的过场戏简洁，戏剧场面随步换形，富于变化。这在《望江亭》、《拜月亭》、《单鞭夺槊》、《哭存孝》诸剧尤为突出，如《哭存孝》剧中，刘夫人到李克用处为李存孝说情，眼看李存孝就要得救了，突然刘夫人出去看打围落马的亲子，李存信乘机进谗，存孝随即被车裂。这样处理戏剧场面，摇曳多姿，变化莫测，出观众意想之外，又在人物情理之中，效果十分强烈。
　　关剧的本色语言风格首先表现在人物语言的性格化上，曲白酷肖人物声口，符合人物身份。如窦娥的朴素无华，赵盼儿的利落老辣，宋引章的天真纯朴，谢天香的温柔软弱，杜蕊娘的泼辣干练，皆维妙维肖，宛如口出。同是反面人物，葛彪的语言粗鲁强横，不脱恶霸凶徒的本色；周舍的语言干练利索，很符合他"酒肉场中三十载，花星整照二十年"的老狎客身份；杨衙内口白粗鄙，有时却附庸风雅，装模作样；张驴儿语言流里流气，切合他流氓无赖的性格；鲁斋郎权势显赫，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大贵族官僚，他讲话时彬彬有礼，并不挟粗棍子吓人，有时甚至还带着几分幽默，这些表面上不瘟不火的说白，令他炙手可热的威势发出一股咄咄逼人的寒光，更见其性格的蛮横冷酷。语言切合人物的身份性格，这是关剧艺术描写上的一大特色。
　　关剧本色的语言风格还表现在作者不务新巧，不事雕琢藻绘，创造了一种富有特色的通俗、流畅、生动的语言风格。

【散曲创作】
　　今存关汉卿散曲，计套曲14、小令35（一说57）。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描绘都市繁华与艺人生活，羁旅行役与离愁别绪，以及自抒抱负的述志遣兴。
　　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杭州景》与〔南吕一枝花〕《赠朱帘秀》二散套，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宋元时期杭州的景象。“百十里街衢整齐，万余家楼阁参差，并无半答儿闲田地。”正是：“水秀山奇，都市繁阜，人烟辏集，勾栏瓦舍星罗棋布，艺伎伶人大显身手。看了这壁觑了那壁，纵有丹青下不得笔。”这些作品，通俗生动，率真本色，和北宋柳永著名的《望海潮》词可说异曲同工。
　　关汉卿描绘男女离愁别绪的散曲，写得十分动人。感情丰富而深沉，没有矫揉造作的虚假成分，一扫委靡纤弱的曲风，所谓“以健笔写柔情”，是这部分作品的特色。
　　这些作品，描写了一个勾栏艺术家的生活境遇，抒发了一个平民戏剧家的伟大抱负：永远和社会底层的烟花艺伎与书会才人一道，不怕压迫折挠，奋战不息，至死方休。这些堂堂正正的思想与抱负，是用极俏皮诙谐、佯狂玩世的文字来表现的，真是神韵独具，妙趣横生，活脱脱显现了一个多才多艺的戏剧家的韧性战斗精神。
　　
【文学地位】
　　　关汉卿是中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上一位伟大的作家，他一生创作了许多杂剧和散曲，成就卓越。他的剧作为元杂剧的繁荣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元代杂剧的奠基人。他在生时就是戏曲界的领袖人物，《录鬼簿》中贾仲明吊词说他是“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姓名香四大神物”。从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明代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到近代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都把他列为“元曲四大家”之首。著名的杂剧作家高文秀被称为“小汉卿”，杭州名作家沈和甫被称为“蛮子汉卿”，可见关汉卿在当时就已享有崇高的地位。
　　关汉卿一生创作了60多个杂剧，从民间传说、历史资料和元代现实生活里汲取了许多素材，真实地表现了元代人民反对封建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的斗争。关汉卿从不写作神仙道化与隐居乐道的题材。他的严肃的创作态度与批判现实的战斗精神对后世有巨大影响。
　　关汉卿是一位杰出的戏剧艺术家，他的悲剧《窦娥冤》“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是中国古典悲剧的典范；他的喜剧轻松、风趣、幽默，是后代喜剧的楷模。他的杂剧无论在艺术构思、戏剧冲突、人物塑造、语言运用等许多方面，都为后世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艺术经验。他的许多杂剧经过改编一直在舞台上演出，为人民所喜爱，给人以强烈的美的享受。
　　但是，元明清三代只有少数慧眼独具的评论家能正确评价关汉卿。有的人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贬低他的影响，如朱权说“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太和正音谱·古今群英乐府格势》）；明代有的封建文人还肆意篡改他的作品，把《窦娥冤》改成一部“翁做高官婿状元，夫妻母子重相会”的庸俗喜剧《金锁记》，磨平原作反抗的棱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关汉卿的作品是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宝库，早在一百多年前，他的《窦娥冤》等作品已被翻译介绍到欧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汉卿的研究工作受到高度重视，出版了他的戏曲全集。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北京隆重举行了关汉卿戏剧活动700年纪念大会。他的作品已成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个人观点：关汉卿不可不谓是艺术大师，他对元曲的贡献是巨大的。人们常会说：我比窦娥还冤。从窦娥这一人物的深入人心便可知其水平和成就之高。

 
说到元朝，我们会马上意识到它军力的强盛，地域的宽广，这些方面在当时可以说都是处于世界超级地位的。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当时元朝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从科技水平发达程度的角度说，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朝代达到像元朝那样的居于世界领先集团之列的水平或程度，可是许多的历史学教授们却似乎没有认真地加以讲授，原因何在？

元朝的科学技术达到或取得很高的成就，其中天文学、数学等都居于当时世界先进地位。此时，领先于世界的阿拉伯与波斯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原因恐怕在于元朝的帝国有实力征调大批阿拉伯、波斯等地的科学、技术精英前来中国。这些精英掌握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大多是伊斯兰教徒。

这些伊斯兰教徒和其他先前来华穆斯林一道，与中国其他一些民族经过长时间的融合，遂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回。回回把阿拉伯与波斯甚至希腊与罗马的天文、数学、化学、地理、医学、文学、哲学、历史等各方面知识在中国加以传播和介绍，其中尤以天文、数学等科技图书最多。

应该说这些人类文明成果，尤其是一些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出现在元朝时期的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几千年来，中国在传统上一贯推崇“学而优则仕”及“重文章轻科技”的思想，例如缔造天府之国的李冰父子，远远无法与孔孟、朱熹等思想家或理学家，以及苏轼之类的文学家相提并论。但是这种状况在元朝却有所不同。

元朝重视自然科学的发展，其发展状况也是历朝历代所不具备的，由于元代高度的鼓励贸易的自由及其特殊的超大疆域，所以形成了一类特殊的科学家队伍，这支队伍与中国本土的科学家一起把元代的科技水平推向了世界的顶峰。所以，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这些鲜为人知的外来支援者身上。
【天文学】
元朝的天文学具有浓厚的“吸收”色彩，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在元朝，天文学方面的科学技术造诣是世界水平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尚未登基之前，就征招“回回”为星学者。他们翻译及带来诸如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优努斯(也译做尤尼)的《哈基姆星表》(也译作《哈基姆历数书》)等天文学著作。这些在当时都是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天文图书，他们的引进让中国研究天文学的科学家们开阔了眼界，给中国天文学带来了活力。

公元1260年，元朝仿造金人的旧制，设立司天台；1271正式设立回回司天台，1312设立回回司天监。后来还任用了一大批以札马剌丁为代表的天文学家管理此类工作。札马剌丁等一批天文学家先后在这里工作，为中国天文历算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天文学家们不仅带来或使用一批先进的天文仪器(主要来自阿拉伯及波斯)，而且还设计并制造了许多先进的天文仪器。

札马剌丁自己制作的天文仪器有多环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7种。这些仪器，当时在世界上是罕见的。研究科学史的英国李约瑟博士在谈及地球仪时说:“除公元前2世纪马洛斯的克拉特斯古地球仪(已失传)外，没有比马廷·贝海姆1492年的纪录更早的人。”可是札马剌丁的地球仪却诞生于1267年，比马廷·贝海姆的记录整整早了225年。

札马剌丁的地球仪是球状的，体现了寰球这一科学概念与设想。这无疑对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进行了勇敢的否定，这可以与当时布鲁诺提出的观点相提并论，只不过布鲁诺没有札马剌丁幸运，他最终被当时统治欧洲的教廷烧死。这与当时元朝宽松的科技政策是没法比的。

这时，我们本土的科学家，在天文学方面，也是成绩斐然的。天文学家郭守敬设计、制造了简仪、仰仪和圭表等天文仪器，比丹麦人第谷的同样的仪器要早300年。同时，他主张以实际观测为依据，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天文监测网。另外，郭守敬还设计、制造了大型计时仪器——七灯漏(大明殿灯漏)，该仪器是反映中国古代计时机械制造技术水平的代表作。
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于公元1276年创制的一种测量天体位置的仪器。因将结构繁复的唐宋浑仪加以革新简化而成，故称简仪。它包括相互独立的赤道装置和地平装置，以地球环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 365.25 日分度。简仪的赤道装置用于测量天体的去极度和入宿度（赤道坐标），与现代望远镜中广泛应用的天图式赤道装置的基本结构相同。它由北高南低两个支架，托着正南北方向的极轴，围绕极轴旋转的是四游双环，四游环上的窥管两端安有十字丝，这是后世望远镜中十字丝的鼻祖。极轴南端重迭放置固定的百刻环和游旋的赤道环。为了减少百刻环与赤道环之间的摩擦，郭守敬在两环之间安装了四个小圆柱体，这种结构与近代"滚柱轴承"减少摩擦阻力的原理相同。简仪的地平装置称为立运仪，它与近代的地平经纬仪基本相似。它包括一个固定的阴纬环和一个直立的、可以绕铅垂线旋转的立运环，并有窥管和界衡各一。这个装置可以测量天体的地平方位和地平高度。简仪的底座架中装有正方案，用来校正仪器的南北方向。在明制简仪中正方案改为日晷。

简仪
简仪的创制，是我国天文仪器制造史上的一大飞跃，是当时世界上的一项先进技术。欧洲直到三百多年之后的1598年才由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发明与之类似的装置。
郭守敬创制的简仪，在清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被传教士纪理安当作废铜给熔化了。现在保存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简仪是明代正统二年到七年（公元1437-1422年）间的复制品。

【历法】
在历法方面，札马剌丁依照阿拉伯历法编制有《万年历》；而王恂与郭守敬等合作，在反复学习、稽考《哈基姆星表》及其他资料的基础上，于公元1280年编制完成一部著名的历法——《授时历》。在编撰《授时历》的工作中，王恂负责推演计算，郭守敬负责实际观测和制作仪器。《授时历》以365.2425天为一年，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只有26秒的差距，其准确程度相同于现行公历，自元以来一直延续使用了约360年。
【数学】
在数学方面，元朝也是其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人使用阿拉伯数字是从元朝开始的。这些美妙的数字是元朝时期来华穆斯林数学家赠与我们的礼物。1957年，在西安元代安西王府遗址中，考古队员发现5块铸有阿拉伯数字铁块，其中4块出土时夹在凿刻整齐的两块方石中。经研究，这是用阿拉伯数字排列的六六幻方，其纵、横、对角线的数字之和为“111”。上述遗迹是1273年修建安西王府时，作为奠基埋藏的。

元朝是继两宋中国数学后跻身于世界水平的黄金时期。中国数学家不但继承、超越了以往的数学成就，而且众多来华穆斯林数学家将先进的数学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的数学研究在元朝有了质的飞跃。

公元1280年，元代数学家及天文学家王恂与郭守敬等制订《授时历》时，不但列出了三次内插公式(“招差法”)，还使用“垛垒、招差、勾股、弧矢之法”进行缜密计算，其中将穆斯林数学家发明的弧三角法应用于割圆术获得“弧矢割圆术”(即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最为称奇。

公元1303年，《四元玉鉴》问世。其作者数学家朱世杰将“天元术”推广为“四元术”(四元高次联立方程)，并提出“消元”的解法；欧洲则在1775年才由法国人别朱提出同样解法。另外，一般认为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是明朝的徐光启在意大利人利玛窦的帮助下翻译并引进中国的，但是有学者认为，在此前的元代，此书已经被来华的穆斯林人带到中国。

也许，在知道这些之前，一个游牧民族统治下的中国，自然科学发达到如此程度是不敢想象的。但历史就是这样让一些不可思议一次次的发生，这才吸引着无数爱好者来探寻它的伟大魅力。

 

元朝服饰 元代的服装制度与辽金相似。 　　元代是由蒙古人统治，所以元代的服饰也比较特别。蒙古人多把额上的头发弄成一小绺，像个桃子，其他的就编成两条辫子，再绕成两个大环垂在耳朵后面，头上戴笠子帽。元代人的衣服主要是「质孙服」是较短的长袍，比较紧、比较窄，在腰部有很多衣褶，这种衣服很方便上马下马。 　　元代的贵族妇女，常戴着一顶高高长长，看起来很奇怪的帽子，这种帽子叫做「罟罟冠」。她们穿的袍子，宽大而且长，走起路来很不方便，常常要两个婢女在后面帮她们拉着袍角，一般的平民妇女，多是穿黑色的袍子。 　　男服服饰： 　　冕服： 　　天子衮冕服。 　　皇太子衮冕服。 　　公服：行礼时百官所穿的。 　　常服：元代上层主要服装。 辽、元皇后在祭祀时戴红帕，穿络缝长袍、络缝乌靴，悬挂玉佩和双同心帕。皇后上衣穿黑、紫、红等各种颜色的直领对襟衫，或者是左衽团衫。衫的前长拂地，后长拖地30厘米左右，衣上双垂红黄带。 元“不狼儿” 元代蒙古族男子上至成吉思汗，下至国人，均剃“婆焦”。这是将头顶正中及后脑头发全部剃去，只在前额正中及两侧留下三搭头发，如汉族小孩三搭头的样式。正中的一搭头发被剪短散垂，两旁的两搭绾成两髻悬垂至肩，以阻挡向两旁斜视的视线，使人不能狼视，称为“不狼儿”。 元辫线袄 元代统治者穿的袍子，一般是交领、窄袖、腰间打成细褶，用红紫线将细褶横向缝纳固定的样式，使人们在穿着时腰间紧束，便于骑射，这就是元代的“辫线袄”。此款服装在明代被称为“曳撒”，是出外骑乘时常穿的服装。 元团衫 辽金元服饰 元代贵妇妇女服饰特征：一般身份较高的妇女，都戴顾姑冠。普通妇女则戴皮帽。身上所穿的服装都是衣身宽大，袖身肥阔，但袖口收窄，其长曳地，走路时要有两个女奴扶拽，常用织锦、丝绒或毛织品制作，喜欢用红、黄、绿、茶、胭脂红、鸡冠紫、泥金等色。这种宽大的袍式，汉人称为“大衣”或“团衫”。男服除窄袖袍服之外，还有一种名为“比肩”或称“搭护”，是一种皮衣，交领，有表有里较马褂长一些，类似半袖衫的服装，常穿在袍服外面。图为戴宽檐钹笠，脑后垂辨环，穿窄袖长袍、比肩、靴的行香贵族男子及戴顾姑冠，穿红色窄袖、宽袍的贵族妇女 辽金元服饰 元代衣冠以戴笠帽为主。元代服装，以长袍为主。本图为戴钹笠，穿云肩式大翻领窄袖衫，腰束抱肚，两侧垂金牌，脚穿靴的元代供养人（敦煌莫高窟壁画）。 元代蒙古族男女服饰 元代服装，以长袍为主。样式较辽代的稍大。男子的公服多从汉族习俗，“制以罗，大袖，盘领，右衽”。其职位级别，在服装的颜色及纹样上表示。公服之冠，皆用幞头，制以漆纱，展其双脚。平日燕服，多穿窄袖袍。地位低下的侍从仆役，常在常服之外，罩一件短袖衫子，妇女也有这种习俗。袍服的形制，除辽金通用者外，还有一种样式，为圆领，紧袖，下摆宽大，折有密裥。另在腰部缝以辫线制成的宽阔围腰，有的还钉有钮扣，俗称“辫线袄子”，或称“腰线袄子”。左、中图为扎巾、穿袍服、围腰的侍卫；右图为戴幞头、穿袍服、着革靴的侍卫 故故冠 又「罟罟冠」 中国元代的贵族妇女，常戴着一顶高高长长，看起来很奇怪的帽子，这种帽子叫做「罟罟冠」。她们穿的袍子，宽大而且长，走起路来很不方便，常常要两个婢女在后面帮她们拉着袍角，一般的平民妇女，多是穿黑色的袍子。 蒙古族女子，时兴戴一种很有特色的“故故冠”。这种冠是用桦树皮或竹子、铁丝之类的材料作为骨架，从头顶向上高约70－100厘米，其顶端扩大成平顶帽形；外面以红绢、金锦或毛毡包裱。 元朝地域辽阔,种族混杂,各种文化交相辉映,既有农耕文化,也有草原文化,既有中土文化,又有西亚伊斯兰文化,欧洲基督教文化,这就造成了元朝服饰的多样化。 由于元代是由蒙古人统治下的王朝，故元朝的服装制度与辽金相似。蒙古人多把额上的头发弄成一小绺，像个桃子，其他的就编成两条辫子，再绕成两个大环垂在耳朵后面，头上戴笠子帽。元代人的衣服主要是「质孙服」是较短的长袍，比较紧、比较窄，在腰部有很多衣褶，这种衣服很方便上马下马。 元代服装，以长袍为主。男子的公服多从汉族习俗，“制以罗，大袖，盘领，右衽”。其职位级别，在服装的颜色及纹样上表示。公服之冠，皆用幞头，制以漆纱，展其双脚。 妇女梳髻，髻上插有发饰，耳垂挂有耳饰，身穿窄袖短襦，下穿曳地长裙，在腰的左侧，还垂有一条绶带，带上打有一结。也就是说,元朝官服,基本依照汉族服装,"幞头，制以漆纱，展其双脚"就是我们常说的乌纱帽。 　　元代蒙古族男子，戴一种用藤篾做的“瓦楞帽”，有方圆两种样式，顶中装饰有珠宝。 元代武士的铠甲及戎服复原图。     元代铠甲有柳叶甲、有铁罗圈甲等。铁罗圈甲内层用牛皮制成，外层为铁网甲，甲片相连如鱼鳞，箭不能穿透，制作极为精巧。另外还有皮甲、布面甲等。戎服只有一种本民族的服饰，即质孙服，样式为紧身窄袖的袍服，有交领和方领、长和短两种，长的至膝下，短的仅及膝。还有一种辫线袄与质孙服完全相同，只是下摆宽大、折有密裥，另在腰部缝以辫线制成的宽阔围腰，有的还钉有钮扣，俗称“辫线袄子”，或称“腰线袄子”。这种服装也是元代的蒙古戎服，军队的将校和宫廷的侍卫、武士都可服用。本图为元代武士的铠甲及戎服复原图。     以下详细介绍元朝 服饰习俗 　　元朝是蒙古民族建立的帝国。其民族之多，地域之广，是元以前历代王朝所不能比拟的。政治上的统一和经济上的密切交往，促进了各民族间的文化联系。服饰文化也不例外，各民族人民基本上保持原来传统服饰的同时，在与其他民族的来往中，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吸收了他族服饰文化的影响，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他们的服饰文化。所以元代各民族服饰文化在中国服饰文化史上占重要地位。她具有本民族服饰习俗的特殊性和华夏服饰文化的兼容性。 　　（一）蒙古族的服饰 　　每个民族所繁衍生息的自然环境和他们所经营的经济生活形态以及历史文化传统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等因素决定了该民族的服饰习俗特点。元代蒙古族人的服饰与蒙古高原沙漠绿地、寒冷气候和游牧狩猎等经济生活紧密相联。随着元帝国的建立和与比邻民族来往的加强，蒙古族服饰也发生了不少变化。蒙古族服饰也同样影响了其他民族服饰文化。 　　１。容貌特征容貌：据文献记载，元代蒙古人外貌与今蒙古人无大差异。南宋赵珙《蒙鞑备录》： 大抵鞑人身不甚长，最长不过五尺二三，亦无肥厚，其面横阔而上下促，有颧骨，眼无上纹，发须绝少。 １３世纪中叶来蒙古的西方传教士约翰？普兰诺？加宾尼（ｊｏｎｎｏｆｐｌａｎｏｃａｒｐｉｎ）在他的游记《蒙古史》中对当时的蒙古人身体容貌特征，进行了描写，他说； 鞑靼人同一切其他的人是十分不同的，因为他们两眼之间和两个颧骨之间较其他民族为宽。他们的面颊也相当突出在他们的嘴上面；他们有一个扁平的和小的鼻子，他们的眼睛是小的，他们的眼皮向上朝向眉毛。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腰部是细的，但也有少数例外；他们的身高几乎都是中等。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人长胡子，虽然有些人在上唇和下巴有一些髭须，而这些髭须他们不加修剪。 ①威廉？鲁不鲁乞（ｗｉｌｌｉａｎｏｆＲｕｂｒｕｃｋ）在他的《东游记》中说，蒙古 妇女们是惊人地肥胖，一般认为，她们的鼻子越小，就越美丽。 ②关于元代蒙古人的外貌特征，除上述描述之外，还有一些史书插图绘画、帝王肖像可以参照。 　　发式：由于元代蒙古人的发式极为特殊，故各种文献中记述较多。男人的发式，赵珙《蒙鞑备录》： 上至成吉思汗，下及国人，皆剃婆焦如中国小儿留三搭头。在囟门者稍长则剪之；在两下（耳？）者总小角，垂于肩上。 郑所南《心史？大义略叙》： 鞑主剃头发，留当前发，剪短散垂；却析两旁发，垂绾两髻，悬加左右肩衣袄上，曰不狼儿。言左右垂髻，碍于回视，不能狼顾。或合辫为一，直拖垂衣背。 《长春真人西游记》说： 男子结发，垂两耳。 　　① [英] 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7页。 　　②　　 《出使蒙古记》，第 120页。 　　加宾尼对蒙古男人发式描述甚详。加宾尼说： 在头顶上，他们像教士一样把头发剃光，剃出一块光秃的圆顶，作为一条通常的规则，他们全部同样地把头发剃去三指宽，而这样剃去的地方就同上述光秃圆顶连结起来。在前额上面，他们也都同样地把头发剃去二指宽，但是，在这剃去二指宽的地方和光秃圆顶之间的头发，他们就允许它生长，直至长到他们的眉毛那里；由于他们从前额两边剪去的头发较多，而在前额中央剪去的头发较少，他们就使得中央的头发较长；其余的头发，他们允许它生长，像妇女那样；他们把它编成两条辫子，每个耳朵后面各一条。 ①鲁不鲁乞在《东游记》中写到： 男人们在头顶上把头发剃光一方块，并从这个方块前面的左右两角继续往下剃，经过头部两侧，直至鬓角。他们也把两侧鬓角和颈后（剃至颈窝顶部）的头发剃光，此外，并把前额直至前额骨顶部的头发剃光，在前额骨那里，留一簇头发，下垂直至眉毛。头部两侧和后面，他们留着头发，把这些头发在头的周围编成辫子，下垂至耳。 ②蒙古语把 当前发 即前额骨那里的一簇头发，叫做ｋｅｇüｌ，《元朝秘史》第五六节作 客古里 ，旁译为 ■揫.郑麟趾《高丽史》卷二十八： 蒙古之俗，剃顶之额，方其形，留发其中，谓之怯仇儿。 怯仇儿，即 客古里.蒙古语把垂于肩上的两条辫发，叫做ｓｈｉｂüｌｇｅｒ。《元朝秘史》同节作 失不勒格儿 ，旁译作 练椎.至元末蒙古男人发式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元末明初人叶子奇说： 其发或辫，或打纱练椎，庶民则椎髻。 ①至于蒙古妇女的发式，文献中记载较少。加宾尼谈到男人发式时说到； 由于他们从前额两边剪去的头发较多，而在前额中央剪去的头发较少，他们就使得中央的头发较长；其余的头发，他们允许它生长，像妇女那样。 可见，女人的发式与男人也有相似之处。鲁不鲁乞说； 在结婚以后，妇女就把自头顶当中至前额的头发剃光，…… ②并把两边头发编成两条辫子，垂于两肩及胸前。结婚前无须把头顶的发剃光，编发与已结婚女子同。直到如今，蒙古族未婚妇女将头发中分，编成两条发辫，垂于胸前，可能是古代ｓｈｉｂｅｌｇｅｒ的遗风。此语在卫拉特、鄂尔多斯、巴林等方言中仍在使用③。元代蒙古妇女还用一种化妆品涂搽面孔④。《蒙鞑备录》： 妇女往往以黄粉涂额。 这些涂搽粉，用什么作原料，不清楚。《黑鞑事略》徐霆补注： 妇女美色，用狼粪涂面。 不足证。王国维也说 狼粪涂面，疑有误字。 ⑤ 　　２。衣着关于１３世纪蒙古人衣着，南宋使臣彭大雅写到 其冠被发而椎髻，冬帽而夏笠。妇人顶' 故姑'.其服右袄而方领，旧以毡、毛、革，新以紵丝、金线，色以红紫绀绿，纹以龙凤，无贵贱等差。 ⑥这是元代早期蒙古人的衣着。但语焉不详。因此我们在所见史料范围之内，分别阐述元代蒙古人之衣着。 　　①　　 《出使蒙古记》，《蒙古史》，第 7页。 　　②　　 《出使蒙古记》，《鲁不鲁乞东游记》，第 119页。 　　①　　 《草木子》卷 3下《杂制篇》，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61 页。 　　②　　 《出使蒙古记》，《蒙古史》，第 120页。 　　③　　 有关 shibelger一词，参见村上正二《モンゴル儿秘史》1 ，74页注八；斯钦朝格图《蒙古语词根词典》，第 1520 页。 　　④　　 《出使蒙古记》，《蒙古史》第 120页。 　　⑤　　 《黑鞑事略笺证》，《蒙古史料校注四种》，第 8页。 　　⑥　　 《黑鞑事略笺证》，蒙古史料校注四种，清华学校研究院刊行。 　　顾姑冠：在元代蒙古人衣着中，顾姑冠是一种极为特殊的首饰。自古至今，引起许多人的兴趣。因此在这里多用纸墨，详述如下。 　　顾姑冠是蒙古语ｋüｋüｌ之译语，还有罟罟、括罟、故姑、罟姑、故故、固姑、姑姑、罟罛、罟冠等多种译写。又据《元朝秘史》等文献记载，顾姑冠亦称 孛黑塔 ，是蒙古语ｂｏｇｔａ之音译。 　　蒙古妇女结婚后一定要戴顾姑冠的。普兰诺？加宾尼也说： 已经结婚的妇女……在她们头上，有一个以树枝或树皮制成的圆的头饰。这种头饰有一厄尔高，其顶端呈正方形；从底部至顶端，其周围逐渐加粗，在其顶端，有一根用金、银、木条或甚至一根羽毛制成的长而细棍棒。这种头饰缝在一顶帽子上，这顶帽子下垂至肩。这种帽子和头饰覆以粗麻布、天鹅绒或织锦。 　　不戴这种头饰时，她们从来不走到男人们面前去，因此，根据这种头饰就可以把她们同其他妇女区别开来。 ①这里加宾尼虽然未说出其名称，但据其描述，显然是蒙古已婚妇女所戴孛黑塔或顾姑冠。 　　顾姑冠的形制，《蒙鞑备录》： 妇女 ： 凡诸酋之妻，则有顾姑冠，用铁丝结成，形如竹夫人，长三尺许，用红青锦绣或珠金饰之，其上又有杖一枝，用红青绒饰之。 《长春真人西游记》： 妇人冠以桦皮，高二尺许，往往以皂褐笼之，富者以红绡，其末如鹅鸭，名曰故故，大忌人触，出入庐帐须低徊。《黑鞑事略》： 妇人顶故姑。 徐霆疏： 霆见其故姑之制，用画木为骨，包以红绢金帛，顶之上用四五尺长柳枝或铁打成枝，包以青毡，其向上人则用我朝翠花或五彩帛饰之，令其飞动，以下人则用野鸡毛。 上述记载对顾姑冠的描述还是较为简略。对这种头饰的描写之翔实具体，莫过鲁不鲁乞的《东游记》：妇女们也有一种头饰，他们称之孛哈（ｂｏｃｃａ），这是用树皮或她们能找到的任何其他相当的材料制成的。这种头饰很大，是圆的，有两只手能围过来那样粗，有一腕尺多高，其顶端呈四方形，像建筑物的一根圆柱的柱头那样。这种孛哈外面裹以贵重的丝织物，它里面是空的。 　　在头饰顶端的正中或旁边插着一束羽毛或细长的棒，同样也有一腕尺多高；这一束羽毛或细棒的顶端，饰以孔雀的羽毛，并饰以宝石。富有的贵妇们在头上戴这种头饰，并把它向下牢牢地系在一个兜帽上，这种帽子的顶端有一个洞，是专作此用的。她们把头发从后面挽到头顶上，束成一种发髻，把兜帽戴在头上，把发髻塞在兜帽里面，再把头饰戴在兜帽上，然后把兜帽牢牢地系在下巴上，因此当几位贵妇骑马同行，从远处看时，她们仿佛是头戴钢盔手执长矛的兵士；因为头饰看来像是一顶钢盔，两头饰顶上的一束羽毛或细棒则像一枝长矛。 ①ｂｏｃｃａ，即ｂｏｇｔａ之误译。 　　根据上述各家有关描述，早期蒙古妇女所戴顾姑冠的材料，以蒙古土产的桦树皮、柳条、毡、野鸭、鹤等的羽毛之类为之。其实体而言，最初系在树皮（桦树皮）制作的圆筒形的顶上饰以鸟兽的羽毛。当然，戴此头饰者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不同，装饰也有所差异的。但此时的顾姑冠仍然是一种适用于狩猎游牧民族的较为原始的高帽。待至蒙古兴起，建立帝国，欧亚各地丰富的特产品、贵重物品，源源不断地流入大元帝国乃至蒙古本土。珍奇华丽的金、银、珠玉以及竹，珍珠、绢布、孔雀的羽毛成为顾姑冠的材料。 　　从而其形制也有所变化。元《析津志》： 罟罟，以大红罗幔之。胎以竹，凉胎者轻。上等大，次中，次小。用大珠穿结龙凤楼台之属，饰于其前后。 　　复以珠缀长条，禒饰方絃，掩络其缝。又以小小花朵插带，又以金累事件装嵌，极贵。宝石塔形，在其上。顶有金十字，用安翎筒以带鸡冠尾。出五台山，今真定人家养此鸡，以取其尾，甚贵。罟罟后，上插朵朵翎儿，染以五色，如飞扇样。先带上紫罗，脱木华以大珠穿成九珠方胜，或叠胜葵花之类，妆饰于上。与耳相联处安一小纽，以大珠环盖之，以掩其耳在内。自耳至颐下，光彩眩人。环多是大塔形葫芦环。或是天生葫芦，或四珠，或天生茄儿，或一珠。又有速霞真，以等西蕃纳失今为之。夏则单红梅花罗，冬以银鼠表纳失，今取暖而贵重。然后以大长帛御罗手帕重系于额，像之以红罗束发，莪莪然者名罟罟。以金色罗拢髻，上缀大珠者，名脱木华。以红罗抹额中现花纹者，名速霞真也。 ①鄂多立克在《东游录》中叙述元汗廷情况时说到： 已婚者头上戴着状似人腿的东西，高为一腕尺半，在那头顶上有些鹤羽，整个腿缀有大珠；因此若世界有精美大珠，那准能在那些妇女头上找到。 ②所记无疑就是孛黑塔，顾姑冠。上述两项所记载之顾姑冠，其富丽之概，远非蒙古早期可比。无论使用的材料，还是形制样式都发生很大变化。现存图像以及新发现的实物也证明这些变化。 　　①　　 《出使蒙古记》，《蒙古史》，第 8页。 　　①　　 《出使蒙古记》，《鲁不鲁乞东游记》，第 300页。 　　一般来说，顾姑冠为已婚贵族妇女的头饰。但也有下层官员之妇女以及异族妇女所戴者。当然形制或装饰较简陋。《事林广记？服用原始》： 固姑，今之鞑靼、回回妇女戴之，以皮或糊纸为之，朱漆剔金为饰，若南方汉儿妇女，则不得戴之。 帽笠： 帽子系腰，元服也。 元代蒙古男子也十分讲究戴帽。但在文献中对这些帽子的形制描绘的很少。加宾尼说： 他们戴的帽子同其他民族的帽子不同，但是，我不能够以你们所能了解的方式来描绘它们的形状。 ①彭大雅在他的《黑鞑事略》中说，蒙古人冬帽而夏笠。冬帽指的是多见于文献的皮帽。即鞑靼帽，就是今天我们能见到的成吉思汗画像中所画的鞑靼帽。 　　这种帽子形制，叶子奇说： 其簷或圆，或前圆后方，或楼子。 ②皮帽也是妇女们所戴的帽子。叶子奇说： 元朝后妃及大臣之正室，皆带姑姑衣大袍，其次即带皮帽。 ③元蒙古人帽笠装饰也很讲究。贵族以金玉做顶。叶子奇在《草木子》中说： 北人……帽则金其顶。 《南村辍耕录》记一故事： 河南王卜怜吉歹为本省丞相时，……一日行郊，天气且暄，王易凉帽，左右捧笠待，风吹坠石上。击碎御赐玉顶。 ④在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受到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影响，首饰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①　　 《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05页。 　　②　　 何高济译《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华书局版 1981 年版，第 74 页。 　　①　　 《出使蒙古记》，《蒙古史》，第 8页。 　　②　　 《草木子》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61 页。 　　③　　 同上。 　　④　　 《南村辍耕录》卷十五 河南王 条，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85页。 　　长袍：蒙古语称ｄｅｅｌ或ｔｅｒｌｉｇ。西方传教士加宾尼，对他所见到的蒙古人衣着描述尤为详尽。他说： 男人和女人的衣服是用同样的式样制成的。 　　他们不使用短斗篷、斗篷或帽儿，而穿用粗麻布、天鹅绒或织锦制成的长袍，这种长袍从上端到底部是开口的，在胸部折叠起来；在左边扣一个扣子，在右边扣三个扣子，在左边开口直至腰部。各种毛皮的外衣样式都相同；不过，在外面的外衣以毛向外，并在背后开口；在背后并有一个垂尾，下垂至膝部。 　　已经结婚的妇女穿一种非常宽松的长袍，在前面开口至底部。 ①关于蒙古妇女的衣服，赵珙说： 所衣如中国道服之类。……又有大袖衣如中国鹤氅，宽长曳地。行则两女奴拽之。 ②鲁不鲁乞在他的《东游记》中写道： 姑娘们的服装同男人的服装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略长一些。…… 　　在结婚以后，……穿一件同修女的长袍一样宽大的长袍，而且无论从那一方面看，都更宽大一些和更长一些。这种长袍在前面开口，在右边扣扣子。在这件事上，鞑靼人同突厥人不同，因为突厥人的长袍在左边扣扣子，而鞑靼人则总是在右边扣扣子。 ③上述这些对蒙古袍的描写是相似的，可见长袍是元代蒙古人最常穿的衣服。他们的长袍，根据四季气候选择厚薄不同质料缝制。 　　系腰：蒙古语称ｂüｓｅ。蒙古袍和系腰是相配的。因为系腰是权威的象征，因此，一般情况下，蒙古男人穿袍子多束腰带。难怪叶子奇《草木子》卷之三下《杂制篇》称： 帽子系腰，元服也。 流传至今的一些元代绘画作品也证明了上述说法。 　　《元朝秘吏》第一一七节记述了帖木真与札木合二人交换金带的故事。 　　原文为 阿勒坦不薛.《元史》卷四十三《顺帝纪》中称这种系腰为： 金系腰.《华夷译语（鞑靼馆下续增）？衣服门》中出现 安坛不薛（金带） 、 哈石不薛（玉带） 、 蒙昆不薛（银带） 、 额别儿不薛（角带） 等系腰名。从质料看，元代蒙古人系腰，除上述金、银、玉、角以外，无非是皮或各种布帛而已。当时蒙古普通牧民以羊牛皮作腰带。金、银、玉系腰必然是少数那颜贵族所有。《元朝秘史》所载金带，是草原贵族帖木真与扎木合从篾儿乞部首领脱黑脱阿、歹亦儿兀孙掳获的。 　　蒙古人系腰带，颜色与袍子相协调。鲁不鲁乞说，蒙古妇女们 用一块天蓝色的绸料在腰部把她们的长袍束起来。 ①男子系腰处多佩腰刀，颇洒脱威武，叶子奇《草木子》卷之三下《杂制篇》： 北人茶饭重开割。其所佩小篦刀，用镔铁定铁造之。价贵于金，实为犀利。王公贵人皆佩之。 ②答忽：元代蒙古人衣服中有一种皮袄。蒙古语叫ｄａｑｕ。郑所南《心史？大义集》绝句十首，其八： 騣笠毡靴搭护衣，金牌骏马走如飞，十三门里秋光冷，谁梦朝天喝道归。 原注： 搭护胡衣名。金牌胡爵。 清翟灏《通俗编》卷二五《服饰》 搭护 条； 搭护，元衣名.《元朝秘史》中数次描写了搭■，第九六节：答忽，旁译 袄子 ，第一五二节仍作 答忽 ，旁译 皮袄.据该书记载，贫苦百姓穿的是羊皮袄，如，克烈部王汗七岁时被篾儿乞人掳去给他穿着黑花山羊羔答忽，舂碓。 　　而草原贵族穿的是貂鼠袄子（ｂｕｌａｇａｎｄａｑｕ）、银鼠袄子（ｋｅｒｅｍüｎｄａｇｕ）。 　　①　　 《出使蒙古记》，《蒙古史》，第 8页。 　　②　　 《蒙鞑备录》，清华学校研究院刊行，《蒙古史料校注四种》，第 13页。 　　③　　 《出使蒙古记》，第 120页。 　　①　　 《出使蒙古记》，《鲁不鲁乞东游记》，第 120页。 　　②　　 《草木子》，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68 页。 　　《元史》卷七八《舆服志》冕服： 天子质孙，冬之服凡十有一等，……服银鼠则银鼠暖帽，其上并加银鼠比肩。 原注： 俗称曰襻子答忽.貂鼠袄子或银鼠袄子也是人们相互间馈赠的佳品。据《元朝秘史》记载，少年帖木真为了得到漠北强部首领王汗的支持，把一件珍贵的黑貂鼠袄子赠送给王汗。王汗 好生喜欢着 ，当场表示，作为黑貂鼠袄子回奉， 你离了的百姓，我与你收拾；漫散了的百姓，我与你完聚。 有元一世，由于蒙汉文化交流的加强，答忽的穿着，不仅限于蒙古人，其他民族人民也经常穿这种衣服，称搭■、搭护。元武汉臣《生金阁》剧三折正末白： 孩儿吃下这杯酒去，又与你添了一件绵搭襻么。 ①据史料分析，答忽有两种式样。一种是《元史？舆服志》中的 襻子答忽 即有扣襻的答忽。《元史语解》卷二四名物门： 达呼，皮端罩也。 卷七十八作答忽。 这是无袖皮背心之属。即没有双袖的上衣。《事物纪原》卷三 半臂： 今背子也。江淮之间，或曰绰子。……今俗名搭护。 《居易录》： 搭■衫也。 指的即这种皮衣。另一种答忽是毛皮外套。翟灏《通俗编》卷二五《服饰？搭护条》：郑思肖（按即郑所南）诗：' 騣笠毡靴搭护衣，金牌骏马走如飞。' 自注：' 搭护，元衣名'.按：俗谓皮衣之表里具而长者曰搭护，颇合郑诗意。 此与后来满洲人皮长外套打呼同。 　　打呼即搭■、答忽、答胡、搭护。至于元剧中所谓 绵搭■ ，犹云 绵袄.与蒙古人答忽名同而实异，是元代特定环境中产生的一种汉式答忽。 　　搀察：这是蒙古语C　　　ａｍ Cａ的音译。此名指衬衫、衬衣、长衫、短褂、短袄、上衣；布罩衣等多种衣服，突厥人也有这种衣服。但对元代蒙古人来说，是指特定的一种衣服。该名称见于《元朝秘史》第五五节，旁译作 衫儿.总译：'你想我呵再娶的妇人就唤做我的名字者。' 就脱下衫儿与她做纪念。 由此看来，这是衬衫、衬衣之类的内衣。在元代译作 合罕衫.裤子：蒙古语称阿母都（ｍｕｄｕ）①因为蒙古人常穿长袍，裤子未能引起中外旅行家们注意。鲁不鲁乞只说了一句：蒙古人 也用毛皮做裤子 ②。 　　夏季用其它布帛、绵缎缝制。元代蒙古人的裤子样式也和其他游牧民族那样便于骑射，适合于游牧生活。 　　靴：蒙古语称忽都速（ｇｕｔｕｓｕｎ）。元代蒙古人一般都要穿靴子。这是适合于狩猎游牧生活的服饰。从制作质料来看，有皮靴、毡靴、从式样来看有长统的和短统的。 　　皮靴，古代蒙古人的皮靴有马、牛、羊皮靴，也有鹿皮靴。《元朝秘史》第一一四节描写了一个五岁男孩。他 穿着一件粉皮水貂鼠接来的衣裳，戴一个貂皮帽，穿一双鹿蹄皮的靴.鹿蹄皮结实、耐磨，是做皮靴理想的原材料。元蒙古人中还流行一种叫做 不里阿耳靴.蒙古人用不里阿耳人技术制作这种皮靴，故名。鲁不鲁乞在他的《东游记》中写到，蒙古人从斡罗思、摩薛勒、大不里阿耳送来的珍贵毛皮作衣服穿着。最初的不里阿耳靴是这样产生的。元中后期蒙古人不里阿耳靴不一定是从不里阿耳进的皮做的，而仅存其名称而已。 　　① [明] 臧晋叔编：《元曲选》第四册，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1728 页。 　　①　　 《至元译语》，贾敬颜、朱风汇编《女真译语、蒙古译语》，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页。 　　②　　 《出使蒙古记》，《鲁不鲁乞东游记》，第 119页。 　　兀剌靴：这是元代蒙古人穿的一种皮靴。后传至内地，流传至今。 　　兀剌，蒙古语ｕｌａ的音译。《元朝秘史》第二五四节：兀剌，旁译 脚底.《华夷译语？身体门》：脚底作 兀剌.《登坛必究？衣服门》卷二二 译语 ：靴底作 古堵速五剌.即兀剌。可见， 兀剌 原指脚底、靴底后引申为一种靴。 　　兀剌靴是元代蒙古人，尤其庶民百姓穿的一种皮靴。后来传至中原，渐渐汉族人民也习惯于穿这种靴，成为一种时髦的靴。举当时文学作品中描写为证。 　　元无名氏杂剧《渔樵记》，第二折，旦儿白： 投到你做官，直等的那日头不红，月明带黑，星宿■眼，北斗打呵欠，直等的蛇叫三声，狗拽车，蚊子穿着兀剌靴，蚁子戴着烟毡帽，王母娘娘卖饼料。 《杨六郎调兵破天阵》剧头折净白： 发垂双练狗皮袍，脚穿兀剌忒清操。 《宋大将岳飞精忠》剧楔子铁罕白： 赢了的赏，输了的罚，一人一双歪兀剌。 高安道皮匠说谎套： 初言定正月终，调发到十月一。新靴子投至能够完备，旧兀剌先磨了半截底。 兀剌靴，充有乌拉草以御寒的皮靴。直到解放前内蒙古、东北地区人民仍穿着这种靴。 　　毡靴：元代蒙古人多穿毡靴。郑所南《心史？大义集》绝句十首，其八：騣笠毡靴搭护衣，金牌骏马走如飞，十三门里秋光冷，谁梦朝天喝道归。 原注： 行在十三门，搭护胡衣名。金牌胡爵。 如前所述，搭护是蒙古人的衣服，騣笠也是蒙古人经常戴的帽子。可见毡靴是蒙古人穿的靴子。这里描绘的是一位 胡将.他穿着搭护衣，头戴一种马鬃编制的帽子，足蹬毡靴。 　　服装质料：上述史料说明，波斯等外地服饰质料，对元代上层贵族服饰的影响。对此，鲁不鲁乞写道： 从契丹和东方的其它国家，并从波斯和南方的其它地区，运来丝织品、织绵和棉织品，他们在夏季就穿用这类衣料做成的衣服。从斡罗思、摩薛勒（ｍｏｘｅｌ）、大不里阿耳、帕思哈图和乞儿吉思（ｋｅｒｋｉｓ）并从在北方的降服于他们的许多其它地区，给他们送来各种珍贵毛皮，他们在冬季就穿用这毛皮做成的衣服，……穷人则用狗皮和山羊皮做穿在外面的皮袍。他们也用毛皮做裤子。再者，富人的衣服用丝棉作铺絮，这是非常柔软、轻便和温暖的。穷人的衣服则用棉花和较为柔软的羊毛作铺絮。 ①但鲁不鲁乞所说的那些高级质料都是蒙古征服那些地区之后得到的。其实蒙古国土上的动物毛皮也是很珍贵的。其中首推上节所言貂鼠皮和银鼠皮是远近闻名的衣服质料。主要产区是额尔古纳河流域和贝加尔湖附近森林地区。元代蒙古皇帝冬装主要是用这种毛皮作的。成吉思汗乃至元时，中亚有些回回商人不远千里到额尔古纳河流域，欲购貂鼠青鼠而去。帖木真在遇到麻烦时，把一件黑貂皮袄赠送给克烈部王汗，请求得到他的帮助，王汗竟然说 作为貂皮袄子的回奉，必以完聚你溃散之民.正由于貂鼠皮珍贵，元代一度以貂皮作皮货交易上的流通物。如《元典章》卷三八《兵部？放皮货则例》中详细规定着以貂皮折纳其它皮货的标准数量等。 　　①　　 《出使蒙古记》，第 119页。 　　此外，蒙古人不仅喜爱土拨鼠肉，而且用它的皮毛作服装质料。元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三《兽品》： 塔剌不花，一名土拨鼠。……皮用番皮，不湿透，甚暧。 《至元译语？衣服门》：番皮作 答胡 ，即蒙古人的皮质上衣。足见塔剌不花皮作为衣服质料，被列为元代皮货之列。元代文献中也能反映蒙古人确实以塔剌不花皮作衣的事实。《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伯颜在外征伐，军队乏食， 令军士有捕塔剌不欢之兽而食者，积其皮至万，人莫知其意，既而遣使辇至京师，帝笑曰：' 伯颜以边地寒，军士无衣，欲易吾缯帛耳。' 遂赐以衣。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蒙古地区盛产土拨鼠，并且其肉可食，毛皮可作衣服质料，又可用它来交换内地的布帛。 　　（二）朝廷冠服 　　中国朝廷冠服源渊颇古，并且上下有别，贵贱有章，充分显示了封建等级的区别。至元初， 庶事草创，冠服车舆，并从旧俗.忽必烈即位前后，在此方面发生一些变化， 大抵参酌古今，随时损益，兼存国制，用备仪文。 即 近取金、宋，远法汉、唐.所谓 旧俗 、 国制 指的都是蒙古的一些礼俗。 　　１。朝廷冠服元代的朝廷冠服包括天子冕服、皇太子冠服、官吏公服、祭服以及天子质孙服、百官质孙服等。 　　天子冕服：关于元朝皇帝冠冕，《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 衮冕，制以漆纱，上覆曰綖，青表朱里。綖之四周，匝以云龙。冠之口围，萦以珍珠。綖之前后，旒各十二，以珍珠为之。綖之左右，系黈纩二，系以玄紞，承以玉瑱，纩色黄、络以珠。冠之周围，珠云龙纲结，通翠柳调珠。綖上横天河带一，左右至地。珠钿窠纲结，翠柳朱丝组二，属诸笄，为缨络，以翠柳调珠。簪以玉为之，横惯于冠。 有关皇帝的礼服，据传言： 衮龙服，制以青罗，饰以生色销金帝星一、日一、月一、升龙四、山三十八、火四十八、华虫四十八，虎蜼四十八。 此外，对其它服饰，如裳、中单、蔽膝、玉佩、大带、玉环绶、红罗靴、履、靺等的形制，质料，皆有详尽的规定。 　　元代冕服始于宪宗， 初冕服自此始。 ①后来，至元十二年（１２７５年）、大德十一年（１３０７年），根据《太常集礼？唐制》，又对冕服进行在形制和质料方面的调整。 　　至延祐七年（１３２０年），英宗命礼仪院使传旨， 令省臣与太常礼仪院速制法服。八月，中书省会集翰林、集贤、太常礼仪院官讲论，依秘书监所藏前代帝王衮冕法服图本，命有司制如其式 ①。 　　皇太子冠服：《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载： 衮冕，玄衣，纁裳，中单、蔽膝、大绶，朱靺，赤舄。 至元十二年（１２７５年），根据《太常集礼》，拟制皇太子冠服： 用白珠九旒、红丝组为缨，青纩充耳，犀簪道。 　　青衣、朱裳，九章。五章在衣，山、龙、华虫、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白纱中单，青褾襈裾。革带，涂金银钩■。蔽膝、随裳色，为火、山二章。瑜玉双佩，四采织成大绶，间施玉环三。白靺，朱舄，舄加金涂银釦.②大德十一年（１３０７年）九月，根据唐宋制，拟制皇太子衮冕，但 以拟其制，未果造。 ③ 　　①　　 《元史》卷 78 《舆服志》1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1935 页。 　　①　　 《元史》卷 78 《舆服志》1 ，第 1933 页。 　　官吏公服：元朝文武百官公服多从汉唐，以长袍为主，长袍式样，大袖、盘领、都是右衽。一品用紫色罗袍，上绣大独科花，直径五寸，束玉偏带。 　　二品着紫罗服，上绣小独科花，直径三寸，束花犀偏带。三品仍服紫罗袍，上绣散答花纹，径二寸，无枝叶。四品、五品穿紫罗袍，上绣小杂花，径一寸五分。三品四品束黄金荔枝偏带。六品、七品穿腓色衣，上绣小杂花，径一寸。八品、九品穿绿罗衣，无文。五品以下束乌犀偏带。 　　提控都吏目公服：罗窄衫，黑角束带，舒脚，幞头；礼生公服：穿茶合罗窄衫，舒脚，幞头，黑脚束带；典吏公服：罗窄衫，黑角带，舒脚、幞头。 　　巡检公服：与上同。 　　儒官服色：春秋释奠、天寿节行礼，诸儒各服唐巾襺带，学正师儒之官都以常服到班陪拜。 　　元朝官吏所戴幞头， 漆纱为之，展其角。 元高文秀杂剧《遇上皇》，第四折，《双调新水令》： 这纱幞头直紫襽，怎如白缠带旧细衫。又不会阔论高谈，休想我做官滥。 也有交角幞头。 鞓用朱草。靴，以皂皮为之。 ①鞓，皮革制的腰带。 　　祭服：元朝祭服基本上继承了前代传统，包括社稷祭服、宣圣庙祭服、曲阜祭服等。 　　社稷祭服：青罗袍，白纱中单，红梅花罗裙，蓝、红织锦铜环绶绅，红梅花罗蔽膝，白罗方心曲领。带类有蓝素紵丝带、银带、铜带、镀金荔枝带、角带、铜束带等。冠类有：冠、水角簪金梁冠、纱冠、獬豸冠、笼巾纱冠。 　　还有黑漆幞头。鞋袜有：革履、皂靴、白绫袜、紫紵丝抹口青毡袜。佩戴饰件有佩、铜珩璜、玉珩璜等。手板有木笏、象笏。此外，还有紫罗公服、黄绢单包複等服装。 　　元朝宣圣庙祭服，包括献官法服、执事儒服和曲阜祭服。至大年间太常博士李之绍、王天祐建议：皇帝亲自致祭时 冕无旒，服大裘而加衮，裘以黑羔皮为之。臣下从祀冠服，历代所尚，其制不同。集议得依宗庙见用冠服制度。 ②关于释、老、孔门祭服，《庙学典礼》卷一 释典服色 称： 中书省吏部，至元十年二月二十九日符文：……窃见外路官员、提学、教授、每遇春秋二丁，不变常服，以供执事，于礼未宜。……释、老二家、与儒一体，彼皆黄缁（ｚｉ，音子，黑色）衣，以别其徒，独彼孔门，衣服混然，无以异于常人者。自此以往，拟合令执事官员，各依品序穿着公服。外据陪位诸儒，亦合衣襽带唐巾，行释菜之礼，似为相应。 ①可见，孔子祭服，元代仍承袭前代，未作改动。 　　②　　 《元史》卷 78 《舆服志》1 ，第 1933 页。 　　③　　 《元史》卷 78 《舆服志》1 ，第 1934 页。 　　①　　 《元史》卷 78 《舆服志》1 ，第 1939 页。 　　②　　 《元史》卷 78 《舆服志》1 ，第 1936 页。 　　①　　 王■点校：《庙学典礼》（外二种），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14页。 　　质孙服：亦称只孙服，蒙古语ｊｉｓｕｎ音译，意为 颜色.陶宗仪言：只孙服者，贵臣见飨于天子则服之。 ②加宾尼在蒙古期间参加了贵由汗（元定宗）即位大典，他看见蒙古宗王将臣们每日更换衣服一次，与会之人着一色衣，而其颜色每日不同： 第一天，他们都穿白天鹅绒的衣服，第二天——那一天贵由来到帐幕——穿红天鹅绒的衣服，第三天，他们都穿蓝天鹅绒的衣服，第四天，穿最好的织锦衣服。 ③《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 质孙，汉言一色服也，内庭大宴则服之。冬夏之服不同，然无定制。凡勋戚大臣近侍，赐则服之。下至于乐工、卫士、皆有其服。精粗之制，上下之别，虽不同，总谓之质孙云。 天子质孙，冬之服十一等，服纳石失（原注：金锦也）、怯绵里（原注：翦茸也），则冠金锦暖帽。服大红、桃红、紫蓝、绿宝里（原注：宝里，服之有襽者也），则冠七宝里重项冠。服红黄粉皮，则冠红金答子暖帽。服白粉皮，则冠白金答子暖帽。服银鼠，则冠银鼠暖帽，其上并加银鼠比肩（原注：俗称曰襻子答忽）。夏之服凡十五等，服答纳都纳石失（缀大珠于金锦），则冠宝顶金凤钹笠。服速不都纳石失（缀小珠于金锦），则冠珠子捲云冠。 　　服纳石失，则帽亦如之。服大红珠宝里红毛子答纳，则冠珠缘边钹笠。服白毛子金丝宝里，则冠白藤宝贝帽。服驼褐毛子，则帽亦如之。服大红、绿、蓝、银褐、枣褐、金绣龙五色罗，则冠金凤顶笠，服金龙青罗，则冠金凤顶漆纱冠。服珠子褐七宝珠龙答子，则冠黄牙忽宝贝珠子带后簷帽。服青速夫金丝阑子（原注：速夫、回回毛布之精者也），则冠七宝漆纱带后簷帽。 　　百官质孙，冬之服凡九等，大红纳石失一，大红怯绵里一，大红官素一，桃红、蓝、绿官素各一，紫黄、鸦青各一。夏之服凡十四等，秦纳石失一，聚线宝里纳石失，枣褐浑金间丝蛤珠一，大红官素宝里一，大红明珠答子一，桃红、蓝、绿、银褐各一，高丽鸦青云袖罗一，驼褐、茜红、白毛子各一，鸦青官素带宝里一①。 　　马可？波罗也注意到元朝这种贵族服装。他说，元宫廷每年隆重节日有十三个，节日期间 大汗穿上华丽无比的金袍，同时有整整二千的贵族和武官由他赐给同样颜色和样式的衣服。不过布料没有那样富丽罢了。但是那些衣服也是金黄色的丝织品。 ②质孙服是帽、袍、带、靴子配套的。每宴皇帝更换任何一种特别衣服时，朝廷的贵族也改穿样式相同的衣服。有些贵族衣服上面嵌有珍珠、宝石和其他宝物，皇帝的这种服装的富丽和名贵可想而知。 　　至于质孙服的质料，饰件多与波斯有关。据有人考证：纳石失：波斯语ＮＡＳＥＥ的音译，意即金丝锦缎，与《元史》原注 金锦 同；怯绵里：波斯语ＫＨＡＭＥＬ的音译，意为立绒或■茸制品；比肩：波斯语ＢＥＥＪＡＤ的音译，一种红宝石的名称；都：波斯语ＤＯＲＲ的音译，意为珠宝、尤指珍珠；答纳：波斯语ＤＡＮＡ的音译，意为颗粒、大粒、圆粒。 答纳都 意即大颗粒珍珠；速不：波斯语ＳＯＢＨＥ的音译，意为串珠， 速不都 意为串起来的珍珠串；毛子：波斯语ＭＡＳ的音译，亦称ＡＬＭＡｓ，意为金钢钻、钻石；牙忽：波斯语ＹＡＱＵＴ的音译，意为红宝石；速夫：波斯语ＳＵＦ的意译，原意为羊毛、亦指毛料或粗毛料①。 　　②　　 《南村辍耕录》卷 3， 只孙宴服 ，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376页。 　　③　　 《出使蒙古记》，第 60 页。 　　①　　 《元史》卷 78 《舆服志》1 ，第 1938 页。 　　②　　 《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01页。 　　２。服色等第元朝服色有严格的等第。下不僭上， 以彰贵贱，表诚敬.仁宗延祜元年（１３１４年）十二月诏中说： 比年以来，所在士民，靡丽相尚，尊卑混淆，僭礼费财，朕所不取。贵贱有章，益明国制，俭奢中节，可阜民财。 ②并命中书省定立服色等第。 　　服色等第中首先规定：蒙古人、充怯薛诸色人等不在禁限。惟不许服龙凤文。而汉人、高丽、南人等充怯薛者，并在禁限。体现了民族等级的差别。 　　其次，职官除龙凤外，一品、二品服浑金花，三品服金答子，四品、五品服云袖带襽，六品、七品服六花，八品、九品服四花。系腰，五品以下许用银，并减铁。其三，命妇，即受有封号的妇女衣服：一品至三品服浑金、四品、五品服金答子，六品以下惟服销金，并金纱答子。首饰，一品至三品许用金珠宝玉，四品、五品用金玉珍珠，六品以下用金、惟耳环用珠玉。其四，庶人、诸色目人中的不在行营帐者，诸乐艺人等衣服：不得服赭黄，惟许服暗花紵丝、丝？绫罗、毛毳，帽笠不许饰用金玉，靴不得裁制花样。首饰许用翠花，并金钗錍各一事，惟耳环用金珠碧甸，余并用银。其五，使人、娼家衣服：皂隶公使人，惟许服？绢。娼家出入、止服皂褙子①。 　　此外，元朝廷对娼妓 娼妓之家 的服饰有严格的规定。至元八年（１２７１年）正月，中书省查察而得， 娼妓之家多与官员士庶同着衣服，不分贵贱。 　　拟将娼妓各分等第，穿皂衫子，戴角冠儿，娼妓之家长亲属裹青头巾，妇女紫抹子，俱要各各常穿戴。仍不得戴笠子，穿金衣服。 ②元朝对娼妓之家的服色规定表明了对娼妓的态度和政策。 　　中书省为严格执行上述规定，又列赏罚声明称： 服色等第，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违者，职官解见任，期年后降一等叙，余人决五十七下。违禁之物，付告捉人充赏。有司禁治不严，送监察御史、廉访司究治。御赐物，不在禁限。 ③ 　　（三）汉族士庶及平民服饰 　　元代汉族士庶与平民服饰基本上继承了唐宋以来的遗风。尤其南人服饰，没有因受北方蒙古人统治而改变。但有些杂居区的汉人服饰，不同程度地受到他族的影响。 　　①　　 叶奕良：《关于中的 质孙服 等的探讨》，《东方研究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②　　 《元史》卷 78 《舆服志》1 ，第 1942 页。 　　①　　 《元典章》卷 29 《礼部》卷 1 礼制贵贱服色等第 条，中国书店，第 450页；《元史》卷 78 《舆服志》1 ，第 1944 页。 　　②　　 黄时鉴点校：《通制条格》卷 9，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37页，③　　 《元史》卷 78 《舆服志》1 ，第 1944 页。 　　１。头饰男人头饰：元代士庶及平民巾帽也有不同。其中，幞头这一包头巾，不仅官吏贵族所戴，也是士庶及平民百姓的头饰。但质料与形制方面有所不同。 　　平民百姓幞头质料，以粗布青纱为主。官员所戴幞头形制与宋代长脚幞头相似，只是展角较偏后，也有用交角幞头。而士庶所戴的幞头，一般多用唐巾。 　　唐巾亦称唐帽。元代杂剧中多有描写，如，元代无名氏杂剧《盆儿鬼》，第二折，《中吕粉蝶儿》： 按唐巾将俺这角带频挪。 元无名氏杂剧《硃砂担》，第三折，《正宫端正好》： 我将这带鞓来搀，我把这唐巾按。 元无名氏杂剧《蓝采和》，第三折，白： ［正末拍板引俫儿上云：］金陵不住，直至汴梁，勾栏中得悟，再不入班行。唐巾歪裹，板撤云阳，腰系编带，舞袖衫长，倒大大来幽静也呵。 上述戏文中所描写的戴唐巾者，不是买卖人，就是士人。明代王圻《三才图会？衣服一》中所说，唐巾， 非士大夫服也，今率为士人服矣。甚是。元明时唐巾已不是帝王冠了。而是一种各阶层人士皆可戴的头饰。 　　抹额，古代汉族男人束额之巾。亦称抹头、包头等。以各色纱绢为巾，裹在头额上。 　　在元代，抹额也是男人们所戴头饰之一。元剧《三夺槊》，第二折，《哭皇天》： 来日你若那铁幞头抹额，乌油甲皂罗袍，敢教你就鞍心里惊倒。 《三战吕布》，第三折，白： 紫金冠，分三叉；红抹额，茜红霞；绛袍似烈火，雾锁绣团花。 《小尉迟》，第二折《醉春风》： 我与你忙上铁幞头，紧拴了红抹额。 可见抹额是元代男人中官员或武士的服饰。 　　磕脑，元代男人裹头的头巾，抹额之属。亦作搕脑。 　　《盛世新声？亥集》、小令《庆东原》： 宽穿领布袍，歪戴顶磕脑。 戏文《张协状元》八： 有采时提一两个大虫，且落得做袍搕脑。 有时作 虎磕脑.如《哭存孝》二《尾声》白： 将我虎皮袍，虎磕脑、铁燕挝与邓夫人，就是见我一般也。 《张协状元》一，《犯思园》白： 如何打扮？虎皮磕脑虎皮袍，两眼光辉志气豪。虎磕脑 ，用虎皮制成的磕脑，多为武士所戴。孤本《哭存孝》，记有 虎磕脑盔.更是武林壮士头饰。 　　妇女化妆及其头饰：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六载，元代妇女用一种 发■ 泽润头发，这种 发■ 粘性强，须用水浸洗才能解梳。同书卷九又载，元代妇女还用一种 面花子 的化妆品饰面。 　　元代贵妇中有戴花钿（ｄｉàｎ）的习俗。花钿，古代妇女妆饰，亦称花钗，花胜。以金玉、杂宝做成各种花形，或饰发，或贴于额头。 　　元杂剧《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上马娇》： 我见他宜嗔宜喜春风面，偏！宜贴翠花钿。 ①同剧第二本，第三折《新水令》： 恰才向碧纱窗下画了双蛾，拂拭了罗衣上粉香浮污。则将指尖儿轻轻的贴了钿窝。 ② 　　①　　 《元曲选外编》，第一册，1980年，中华书局，第 261页。 　　②　　 《元曲选外编》，第一册，1980年，中华书局，第 280页。 　　元剧《张生煮海》，第一折《油葫芦》： 风■仙袂绛绡红，则我这云鬟高挽金钗重，蛾眉轻展花钿动。 ③《词林摘艳》卷四唐以初散套《点绛唇？漏尽铜龙》： 钿窝儿里粘晓翠，腮斗儿上晕春红，包藏着风月约，出落着雨云踪。 上述戏文中的 钿 为 花钿 的简称。钿窝，贴钿花的地方。从上举例可知，元代贵族妇女所戴花钿有 翠花钿 、 双蛾花钿 、 晓翠花钿 等多种式样。 　　元代妇女戴一种叫做头面的头饰。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 相国寺内万姓交易 条： 占定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 　　之类。 可见宋时已有此头饰。从戏曲文学作品的描写来看，元代贵妇多戴此饰。 　　元杂剧《鲁斋郎》，第一折《油葫芦》： 逼的人卖了银头面，我戴着金头面。 ①杂剧《刘弘嫁碑》，第二折，《幺篇》白： 金银玉头面三副，不少么？ 关汉卿《救风尘》，第一折《元和令》白： 但你妹子那里人情去，穿的那一套衣服，戴的那一副头面，替你妹子提领系，整钗镮.②《后庭花》，第一折《金盏儿》白： 你把你那饰头面都拿下来与我，放你两个放走了罢。……李顺，你看这钗镮头面咱。 《百花亭》，第三折《酷葫芦》白： 解元，妾身只有这付金头面，钏镯俱全，与你做盘缠去。 我们从上几则举例可知，元代妇女所戴头面是金银或玉质的；头面与钗镮是相配的，头戴头面，以钗镮簪之。 　　元代妇女也戴包髻，缀璎珞。包髻，古代妇女用来兜髻的头巾。将头发挽结于头顶曰髻。宋元袭五代之风，尚高髻。因而需用包髻。璎珞，亦称缨络。古代一种用珠玉贯串而成的装饰品。贵族妇女缀于领部，当时文献中经常与妇女包髻同举①关汉卿《调风月》，第四折《折桂令》： 他是不曾惯傅粉施朱，包髻不仰不合，堪画堪图。 ②贾仲名撰杂剧《金安寿》，第三折，《双雁儿》： 团衫缨络缀珍珠，绣包髻鸂鶒（ｘīｃｈì）袱。 ③元杂剧《西游记》，第四本，第十三齣［裴女唱：］《赚煞尾》： 我按不住风流俏胆，连理枝头谁下看，对菱花接上瑶簪，过得南山，则少个包髻团衫。 ④ 　　③　　 《元曲选》，第四册，第 1704 页。 　　①　　 《元曲选》，第二册，第 845页。 　　②　　 《元曲选》，第一册，第 195页。 　　①　　 《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110页。 　　②　　 《元曲选外编》，第一册，第 89 页。 　　③　　 《元曲选，》，第三册，第 1100 页。 　　④　　 《元曲选外编》，第二册，第 667页。 　　２。衣服元代汉族士庶及平民衣服种类以及式样、色彩极为丰富，这里仅介绍其中的有些内容。 　　团衫：本是北方蒙古、女真传统服饰。在元代贵贱通服。陶宗仪云： 国朝妇人礼服，达靼曰袍，汉人曰团衫，南人曰大衣，无贵贱皆如之。服章但有金素之别耳，唯处子则不得衣焉。 ⑤处子，即处女。《金史？舆服志》： 女真妇人，上衣谓之团衫，用黑紫或皂及绀，直领左衽，掖缝两傍，后为双襞积，前拂地，后曳地尺余。 这是女真式团衫。在元代，团衫，即袍，成为各族通服。而包髻，缨络、团衫则汉族妇女盛饰而被人们所青睐。 　　有趣的是按元代礼俗，娶妾订婚礼品中须有包髻、团衫、绣手巾。 　　元杂剧《望江亭》，第三折，《调笑令》白： 许你和张二嫂说：大夫人不许他，许他做第二个夫人，包髻、团衫、绣手巾都是他受用的。 关汉卿杂剧《调风月》，第一折《尾》： 你可休言无信，［云：］许下我包髻、团衫、？（ｃｈ６ｕ，同 绸 ）手巾，专等你世袭千户的小夫人。 上盖：是元人上身外衣，它是一种比较体统、华美的服饰。元代文学作品中有描写，如：元无名氏杂剧《陈州粜米》，第三折，《梁州第七》白： ［旦儿云］：好老儿，你跟我家去，我打扮你起来。与你做一领硬挣挣的上盖，再与你做一顶新帽儿，一条茶褐绦儿，一对干净凉皮鞋儿。 元代很多地方男女老少都穿用汗衫。亦称汗替、汗塌。清钱大昕《恒言录》卷五： 汗塌，衬衫也。 《事物纪原》： 实录曰：汉高祖与项羽战争之际，汗透中单，遂有汗衫之名。在元代汗衫、汗塌同指一种汗衣。 　　元剧《林乐堂》，第二折《乌夜啼》： 请同知自向跟前望，夫人为甚么汗塌泾残妆。 《词林摘艳》卷一，刘庭信小令《醉太平？走苏卿》： 破荷叶庶着歪靴靿，旧汗替绞了杂毛套，油手巾改做布裙腰，这的是子弟每下稍。 《董西厢》卷七《越调？雪里梅》： 一领汗衫与裹肚非足取，取是俺咱自做。 上述实例说明汗衫是元代各阶层人士内衣。 　　背子：亦称背搭、背褡、背心、坎肩，是元代流行的一种无袖短衣。 　　杨景贤《刘行首》，第二折《煞尾》，你不肯顶簪冠披鹤氅闲遥遥。…… 　　则要你穿背子、戴冠梳。 ①《度柳翠》，第三折《满庭芳》： 你早则轮回也那绣衣、你和这衫儿永别，将背子道个安置。 ②《赵礼让肥》，第一折《后庭花》： 我则见他番穿着绵纳甲，斜披着一片破背褡。 从上述几则实例来看元人所穿背子，是与 簪冠 、 鹤氅 和 绣衣 形成鲜明对照的 破背褡.但也有质料华丽，制作讲究的背子。 　　清翟灏《通俗编？服饰》云： 今背子为妓妾辈常服，良贵唯燕亵服之，乃元、明时乐伎所著卑褙遗制。 元廷规定 娼家出入，止服皂背子 ，但未规定质料和式样、装饰。 　　元代士人或平民，冬季服装多是布袍或皮棉袄子。元剧《刘行首》，第二折《笑和尚》 嗤嗤嗤扯碎布袍，支支支顿断麻绦。 ③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一 贤孝：俗谓男子布衫曰布胞，则凡上盖之服或可曰袍。 这里所说的布袍为单布袍，冬季布袍为夹的或加棉之袍。 　　⑤　　 《南村辍耕录》卷 11贤孝 ，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40页。 　　①　　 《元曲选》，第四册，第 1326 页。 　　②　　 同上书，第 1347 页。 　　③　　 同上书，1326页。 　　元人所穿的袄子，是蒙汉各族人民通用之服饰，蒙古语称ｄａｈｕ（搭■）。 　　清翟灏《通俗编》： 俗谓皮衣之表里具而长者曰搭■。 这里所言搭■，即皮袄。元剧《生金阁》第三折《牧羊关》白： 孩儿，吃下这杯酒去，又与你添了一件绵搭■么？ 可见元人所穿的袄子是皮质的和绵布的。 　　唐裙：元代妇女服饰，多效唐，是元代妇女通用服。唐裙即一例。 　　《太平乐府》卷五，赵显宏小令《刮地风？别思》： 人比前春瘦几分，掩过唐裙。 ①同书卷七关汉卿散套《斗鹤鹑？女校尉》： 款侧金莲，微挪玉体，唐裙轻荡，绣带斜■，舞袖低垂。 ②《阳春白雪》后集五，无名氏散套《风入松？詠金莲》： 微露金莲唐裙下，端的是些娘大，刚半札。 上述举例说明，唐裙在元代妇女中颇流行，并且以 金莲唐裙 为妇女美的标准。近年出土的唐永泰公主墓中壁画上的众妇女，均穿长裙、拖地，上系于腰的上部。这就是唐裙。 　　元代妇女不分贵贱皆系一种兜肚。亦称抹胸、裹肚。《清稗类钞？服饰类》中称： 抹胸，胸间小衣也，一名袜腹、又名袜肚，以尺方之布为之，紧束前胸，以防风之内侵者，俗谓之兜肚。 《元诗选》载宋无诗《鲸背吟乳岛》： 端相不似鸡头肉，莫遣三郎解抹胸。 鸡头肉，指妇女之乳，始于唐杨贵妃。说明抹胸是妇女胸间小衣。 　　元代妇女所系裹肚分里外两种。上述宋无诗描写的是里裹肚，一般都用布料做成。元杂剧《拜月亭》第一折《醉扶归》： 都绷在我那睡裹肚薄棉套里，我紧紧的着身缚。 此亦其例。系在衣服外面的裹肚，用绸、绫、布等料做成，多绣有各种图案，元杂剧中多有描写：元剧《后庭花》，第二折《牧羊关》： 你为我置一顶纱皁头巾，截一幅大红裹肚。 《西厢记》，第五本，第一折《么编》白： 书却写了，无可表意。只有汗衫一领，裹肚一条、袜儿一双，瑶琴一张，玉簪一枚、斑管一枝。琴童，你收拾得好者。 这些戏文中描写的是系在外面的裹肚无疑。 　　元代的普通妇女一般都系腰裙，亦称裙腰儿。这是一种半边裙子。 　　元剧《调风月》，第一折《尾》： 休交我逐宵价握雨携云过今春。先交我不系腰裙，便是半簸箕头钱扑个復纯，交人道眼里有珍，你可休言而无信。 同剧第二折《尾》： 本待要皂腰裙，刚待要蓝色髻，则这的折桂攀高落得的。（交，教之别字） 　　《董西厢》卷五《大石调？玉翼蝉》： 乎摸着裙腰儿做势煞。 上述戏文中的描写都说明，腰裙是元代劳动妇女的常服。 　　３。鞋类元人的鞋有很多种。而且因民族、地域以及人们地位、职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北人多穿靴，而内地人民以鞋为主。靴次之。 　　鞋，内地汉人的鞋类中有皮鞋、布鞋、麻鞋、木履以及缠足妇女所穿的 半弓 和非缠足妇女穿的靸鞋等。农夫耕作时穿屝、屦（ｊù）、橇等各种鞋。 　　①　　 《朝野新声太平乐府》，第 211页。 　　②　　 同上书，266 页。 　　皮鞋布鞋，分冬季穿的和夏季穿的。夏季的叫 凉鞋.元剧《陈州粜米》，第二折《梁州第七》所记 干净凉皮鞋儿 即是。冬季皮、布鞋多见于官服，此不赘。元人中多流行的兀剌靴是来自北族的皮质或布质足衣。兀剌靴对内地汉族的影响，前已述及，在此亦不赘。 　　八答麻鞋，亦称八答鞋、八踏鞋。元平民或道人隐士多穿之。这是一种有耳穿孔的麻鞋。 　　元杂剧《黑旋风》，第一折《滚绣球》白： 你这般茜红巾，腥衲袄、干红褡膊、腿绷护膝、八答麻鞋、恰便似烟薰的子路，墨染的金刚。 ①元剧《硃砂檐》第二折《隔尾》、《玩江亭》，第二折、《女贞观》，第一折《么》中皆有所描写，足以证明八答麻鞋在元代流行广。至于该鞋名，可能是穿这种鞋走路着地时发出 八答、八答 地声，故名。《水浒》第二十回： 身穿一领黑绿罗袄，下面腿絣护膝，八搭麻鞋。 看来腿绷护膝、足蹬八答鞋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装束。 　　元代还流行其它各种麻鞋。元杂剧《赵礼让肥》，第一折《后庭花》： 歪蔓笠头上搭，粗棍子手内拿，破麻鞋脚下靸。 靸，穿鞋只套上脚尖，将后跟压倒，拖着走。 　　元代非缠足的妇女穿一种无后帮鞋，叫做靸鞋。这种鞋只能套着脚尖穿。 　　元末明初人陶宗仪说： 西浙之人，以草为履而跟，名曰靸鞵. 妇女非缠足者通曳之。《炙毂子杂录》引《实录》云：靸鞵、舄，三代皆以皮为之，朝祭之服也。始皇二年遂以蒲为之，名曰靸鞵. 二世加风首，仍用蒲。晋永嘉元年用草，宫内妃御皆著，始有伏鸠头履子，梁天监中，武帝易以丝，名解脱履。至陈、隋间，吴、越大行，而模样差多。唐大历中，进五朵草履子。 　　据此，则靸鞵之制，其来甚古。 ②从上述记载来看，元代的靸鞵已非宫女之著。 　　元代汉族妇女缠足，皆穿弓鞋。《西厢记》第四本，第一折《煞尾》： 下香阶，懒步苍苔，动人处弓鞋凤头窄。 ③弓鞋，一般三寸全长，布制，亦有缎制，鞋面多绣花鸟图案，也有作凤头形的。上剧描写的正是凤头弓鞋。 　　弓鞋，底中弓起，合于脚骨之裹折者。所以元人又称弓鞋为 半弓.元剧《张生煮海》，第一折《油葫芦》： 袖儿笼，指十葱，裙儿簌，鞋半弓。 ①元代农民所穿的屝、屦、橇等鞋为适合于农耕，便于劳作的足衣。 　　屝，是用草编织而成的鞋，而履则是用麻编织的鞋。所以元王祯说： 屝，草屦也。屦，麻履也。 ②关于屝，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七称： 蒯菅柔韧自编成，不换仍呼不借名，长问绿蓑衣底著，雨行偏称野夫情。 屝的编织较粗，屦反之。因此王祯云： 今农人春夏则屝，秋冬则履，从省便也。 ③关于履，王祯称： 织麻成屦足相容，嗜好殊非蜡屐同，未拟平生著几緉（ｌｉǎｎｇ），且凭践履有深功。 ④ 　　①　　 《元曲选》，第二册，第 688页。 　　②　　 《南村辍耕录》卷 18靸鞵 ，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25页。 　　③　　 《元曲选外编》，第一册，第 301页。 　　①　　 《元曲选》，第四册，第 1704 页。 　　②　　 《王祯农书》，农业出版社 1981 年 11 月版，第 258、259 页。 　　橇，在泥里行走之鞋。它是 制木板以为履，前头及两边高起如箕，中缀毛绳，前后系足底；板既阔，则举步不陷。今海陵人泥行及刈过苇泊中皆用之。⑤可见橇只限于泥土里行走之具。 　　４。来自高丽服饰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元代末年，一度流行一种仿高丽式的衣服、靴帽。关于它的起因，权衡《庚申外史》称： 祁后亦多蓄高丽美人，大臣有权者辄以此送之。京师达官贵人必得高丽女，然后为名家。高丽婉媚，善事人，至则多夺宠。自至正以来宫中给事使令，大半为高丽女，以故，四方衣服鞋帽器物，皆依高丽样子。此关系一时风气，岂偶然哉！ ①奇后，指元顺帝皇后完者忽都，高丽人。可见。高丽衣服、鞋帽初起于后妃、贵族，后渐传至民间。对此，《张光弼诗集》卷三《宫中词》亦云： 宫衣新尚高丽样，方领过腰半臂载，连夜内家争借看，为曾着过御前来。 此诗句说明， 方领过腰半臂载 为当时元宫流行的高丽衣服式样。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亦云： 杜清碧先生本应召次钱唐，诸儒者争趋其门。燕孟初作诗嘲之，有' 紫藤帽子高丽靴，处士门前当怯薛' 之句，闻者传以为笑。用紫色椶藤缚帽，而制靴作高丽国样；皆一时所尚。 ②说明当时高丽鞋帽衣着流行之势，非同一般。 　　③　　 同上书第 258、259 页。 　　④　　 同上书第 158、259 页。 　　⑤　　 同上书，第 258、259 页。 　　①　　 任崇岳著：《庚申外史笺证》，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6月版，第 96页。 　　②　　 《南村辍耕录》，卷 28 ， 处士门前怯薛 ，第 346页。   附赠八卦小YY“绿帽子”由来：绿色是贱色 元代用于青楼的家属 绿头巾”、“绿帽子”、“戴绿帽”，自明清以来，都用以指那个妻子出轨的丈夫。这种称呼不仅散见於小说里，更是庶民用语之一。除此之外，有关“戴绿帽子”的笑话也颇不少。   　　当代学者鲍威尔（Chris Powell）及林斯泰德（Steve Linstead）在《社会里的幽默——抗拒和控制》论文集里指出过，许多笑话它真实的意义乃是在於反映恐惧，藉以加强和重塑道德的边界，达到社会控制之目的。根据他们的理论，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国人社会有关“戴绿帽子”的笑话极多，所反映的即是对妻子红杏出墙的恐惧症。因此，这类笑话遂具有社会警戒与社会控制的作用。    　　因此，“绿头巾”的称呼应起於明代，明代的乐户乃是一种半妓半伶的低贱职业，规定她们只能戴绿色的头巾，因而“绿头巾”遂成了低贱的娼妓式记号。老婆养汉，当然也就相当於这种戴了“绿头巾”的行业。    　　不过，将“绿头巾”认为起源於明代，其实并不十分正确。因为，早在元朝的至元五年，就已规定“娼妓穿著紫皂衫子，戴角冠儿。娼妓之家长并亲属男子裹青头巾”，明代的所为显然继承了元制。在郎英所著《七类修稿》中有这样的记述：“……人称人妻有淫者为‘绿头巾’，今乐人，朝制以碧绿之巾裹头……”比郎英稍晚的何孟春在《馀冬序录》中也写道：“教访司伶人制，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之服。”   　　若对中国古代的服装、颜色，以及身分阶级的区隔稍加研究，则可发现到元朝的“绿头巾”并非向壁虚构而来。在更早的时代，“巾”和“绿”就一直是低贱者的专利。 　以“巾”而论，它虽起源甚早，但直到东汉，它都是平民或贱民们的专属冠饰，由“巾”并发展出类似的冠饰，如汉代的“帻”。清代翟灏在《通俗编》卷十二里指出，远在春秋时代，“有货妻女求食者，绿巾裹头，以别贵贱”。足见“绿头巾”之早。汉代有了由“巾”变过来的“帻”。唐代颜师古在注解《汉书·东方朔传》里所提到的“绿帻”时，亦曰：“绿帻，贱人之服也。”    　　因此，东汉以前，士大夫阶级所戴的乃是“冠”，而“巾”只能用於平民或贱民，当时的“绿头巾”就已是娼妓之家的专属。意大利近代符号学家艾柯（Umberto Eco）曾经对西方的色彩系统做过研究，认为每个时代虽然用同样的颜色字词，但这些字词所指的颜色却不可能一样；意思就是说，古代的绿和近代的绿不可能相同。    　　这种情况在中国亦然，以前所谓的“绿”指的大概是帛布的自然绿，它可能是一种青青寡寡，被水漂白过，有点营养不足的绿色，难怪它会成为贱民阶级专用的颜色。汉代的奴仆阶级被称为“苍头”，原因即在於他们所戴的“巾”也是这种绿色。这种情况在欧洲亦然。    　　中古时的蓝色和今天不同，那是一种苔藓式的颜色、修道院的石质墙壁即这种颜色，因而近代遂称为“修道士蓝”。    　　因此，“绿”在中国古代的颜色评等上，乃是最低级的颜色。在唐代，官吏有袍，品级最低者也是“绿”色。唐代白居易的《怀微之》有诗句曰：“分手各抛沧海畔，折腰俱老绿衫中。”可以为证。    　　也正因为“绿头巾”为低贱之装束，唐代李封在当延陵令时，遂“吏人有罪，不加杖罚，但令裹碧绿以辱之，随所犯轻重以定日数”。    　　基於以上之论证，已可看出“绿头巾”长期以来，即一直是贱民隶卒或仆庶者流所使用的装束。正因如此，它到了元朝开始，遂日益成为娼妓之家男子们之装束。将妻有淫行者称为“绿头巾”、“绿帽子”或“戴绿帽子”，乃是这种服色传统一脉相承之后的终极结果。“绿头巾”和“绿帽子”，也因此而从一种服装旳记号语言，升格成日常用语。（

元代名臣,儒林四杰之一的黄溍

黄溍（1277~1357），字晋卿，一字文潜，婺州路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元代著名史官、文学家、书法家、画家。他文思敏捷，才华横溢，史识丰厚。一生著作颇丰，诗、词、文、赋及书法、绘画无所不精，与浦江的柳贯、临川的虞集、豫章的揭徯斯，被称为元代“儒林四杰”。他的门人金涓、王袆、宋濂、傅藻等皆有名于世。 　

　
黄溍之父黄铸，母童氏。先祖黄中辅，传承其舅父宗泽的精神，刚正耿直，正气凛然，为南宋有口皆碑的志士。据《文献公全集》补遗卷之十一《桂隐先生小传》所载，南宋绍兴中期，秦桧篡权柄国，在和议达成之后，他每日里驱使文人墨客吟诗作赋，以歌颂所谓“太平中兴”之美。倘若有人说“奸臣当道”，就立即捕之杀之，士大夫中的不少人害怕得缩进了头。但黄中辅高风亮节，奋不顾身，愤然作乐府诗题写太平楼。诗日：“快磨三尺剑，欲斩佞臣头。”他这一勇敢之举，险遭不测之祸，但也被人们传为美谈。秦桧死后，过了一些年，朝廷将授官黄中辅，但他未受命就去世了。
　　
　　黄溍生性聪颖，天资绝人，且相貌俊秀，得人喜爱。他从小就循规蹈矩，好学不倦，孜孜以求，平日里无事决不随便出门玩耍。先生教授的《诗经》、《尚书》，过目不忘，熟读成诵。他学习写作，长进很快，几百字的文章，一挥而就。久而久之，黄溍的文章在当地出了名，并不断传扬开去。
　　
　　元延佑元年（1314），朝廷恢复了贡举之法，以便选拔延揽人才。对早就出了名的黄溍，县吏就催促他参加考试。当年，省试《太极赋》，黄溍以楚声为之，词作摆脱陈言，卓然不凡，成为试场中的上乘之作，被人传诵。翌年（1315），满腹经纶、才气横溢的黄溍廷试中选。但读卷官以黄溍“词近激”为由，张榜时仅为三甲末第，赐同进士出身，授将仕郎。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授官台州路宁海县丞。 　

　
　　宁海县，位于浙东沿海，濒临盐场，盐业兴旺。可是，一些盐户有恃无恐，以为他们不隶属于县衙门，因而不受管束，肆意妄为，残害百姓。而当地的一些官吏受这些盐户的贿赂收买，也不主持公道，听之任之，使得这股恶势力更加肆无忌惮，横暴尤甚。
　　
　　黄溍到任后，察访社情民意，见此情景，深恶痛疾，并毫不迟疑，对为非作歹者一律绳之以法，绝不宽容。此时，黄溍的下属官吏，有的忧心冲冲，深怕受到报复，因此，就小心翼翼地告诉黄溍说：“这伙人背后有人撑腰，惹不得！”这劝说当然出于好心，认为黄溍初来乍到，还是明哲保身要紧。可黄溍没有却步，他斩钉截铁似的回答道：“官可以不当，百姓的事不能不管。”他仍然执法如山，对地方恶霸严惩不贷。几经努力，恶焰渐消，百姓终得安宁。
　　
　　在惩治这些害人虫的严峻斗争中，有许多动人的故事。有一后母与一和尚通奸，并用毒药谋死亲夫，反诬被亲夫的前子所杀，而前子将被定罪。听了前子的叫屈声，黄溍脱下官服，打扮成平民，深入暗访，查明实情，终于使案情真相大白。冤案昭雪，好人得救，凶手受惩，全县百姓拍手称快，莫不叹服，对黄溍钦敬不已。
　　
　　当时，宁海县内还有一些恶少参加盗窃集团，图谋抢劫，县衙得到举报，悬赏缉拿。可地方上的大姓豪强，为了谋取赏格，不凭证据，胡乱举报，并据此抓来一批“嫌疑犯”。但由于没有真凭实据，远难断案，致使久拖不决。黄溍为此多方调查，—一细细审理，公正断案，既不冤枉好人，也不放纵坏人，其间被免除死刑的就有10余人。
　　
　　朝廷派大员到各地考察，得知黄溍既能干又清廉，政绩显著，便提升他为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石堰西场监运，并委以整顿吏治。黄溍任劳任怨，秉公办事，惩治了盐场不法之亭户。这一来，纪纲大振，百姓信服，盐场为之一清。 　　


　　延佑六年（1319），黄溍改任绍兴路诸暨州判官，后又奉省撤监税杭州。当时的诸暨，“其俗素称难治”，积弊深重，棘手难题较多。黄溍到任后，一不畏难，二不大意，审时度势，对症下药，重点击破，终于变难治为易治。

　　官府巡海船，按照惯例，三年就得更新，费用由官府支出，但不敷之数，须由百姓补足。于是，一些贪官借机向百姓伸手敛财，以多收少付的办法，中饱私囊。对这一敲诈老百姓的陋政，黄溍变革向例，节省开支，杜绝贪污，把多余的钱退还给老百姓，从而减轻了人民负担。百姓领了这笔退还的钱，欢呼声不断，称黄溍是清官。
　　
　　当时，还有一些不法之徒，互相勾结，以伪钞扰乱社会，胁攘民财。而一些地方官吏又任其欺诈，不管不闻。这些不法之徒就更加胆大妄为，致使伪钞泛滥成灾，殃及邻近的新昌、天台、宁海、东阳等县，株连数百家，百姓遭害，情景很惨。府长官令黄溍查处此事。黄溍通过查问，明白了真相，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使得有关人员低头认罪。渎职的官吏被除名，不法之徒受到了惩罚，那些无辜被株连者也得到解脱，老百姓也不再受伪钞的祸害了。可其间有一个“捕盗卒”，暗地把伪钞藏匿良民家，而后又向官府“揭发检举”，并纠集近百个恶少手持棍棒，冲向这良民家搜查，气势汹汹，企图大敲竹杠，以发横财。此时，正好黄溍下乡后回城，同这伙人相遇于郊野。黄溍见此情景，顿生疑窦，他便反问道：“州府弓卒定额仅30名，哪来这许多人？”“捕盗卒”瞠目结舌，无言以对。黄溍便喝令“缚送子州！”这群恶少见势不妙，慌忙作鸟兽散。这良民终于免遭了一场灾祸。
　　
　　有一盗贼被关在钱塘县狱内，可他贼心不死，暗中勾结一游民，指使这游民贿赂收买了狱吏，于是，狱吏便私下放了这盗贼。而这狱吏利令智昏，又如法炮制了假文告，并打发这盗贼做向导，先后逮捕了20余人，以此威胁百姓，索取钱财。黄溍得知这一情况，深入察访，掌握了全部实情。他就召见了这狱吏，并理正词严地告诉他：“缉捕盗贼，应当慎重对待，认真商议。”他又严厉地指出，今天手持这文书的人，又不是本州州民，情况更是可疑。为查清实情，黄溍命手下人将狱吏、刚放出的盗贼以及刚被抓来的20余人，全部套上枷锁，送往钱塘县狱。后经县狱审理，受冤枉被抓的20余名普通百姓全部释放，狱吏和那盗贼得到了惩罚。那20余名无辜百姓感激涕零，把黄溍奉若神明。


　　
　　黄溍任州县官，历时20余年。他始终以“父母官”自律，体恤民间疾苦，躬身为百姓办事。平日，唯以清白为始，除奉给之外，不收受任何非分钱财。他常常因生活费用欠缺而变卖家产，以资弥补。他如此一丝不苟，两袖清风，而又政绩卓异，嘉惠地方，难怪深受百姓的爱戴和称颂了。
至顺二年（1331），黄溍应召进京入朝，调任翰林应奉、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后升翰林直学士，断断续续共20年。
　　
　　至正元年（1341），黄溍任江浙等处儒学提举。至正三年（1341），朝廷命黄溍编修辽、金、宋三史，但因母亲病故未赴。守孝满后，以中顺大夫、秘书少监致仕。
　　
　　至正六年（1346），中书右丞相朵尔直班和中书左丞相太平力荐，黄溍拜为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
　　
　　至正八年（1348），黄溍官升侍讲学士、知制诰同知经筵事。这一年，他受命编修《后妃功臣列传》，为总裁官。黄溍学生王袆就在史馆中，侍奉老师，白天共讨论，同执笔；晚上则联榻拥衾，共同探讨史学精蕴。黄溍凭着他卓越的史才、丰富的史识，特别是高尚的史德，秉承《春秋》笔法，裁定国史尊重史实，从不曲意奉迎，务使成为信史，真可谓是“笔削无所阿，史书留人间”。
　　
　　黄溍为知制诰时，挥动如椽大笔，奉圣旨起草国家大诏令、大制作，以及记述勋贤者的铭文。当时，朝廷内像黄沿这样的大手笔，不过二三人，因此，特别受到器重。于是，四海之内，上门求文拜师者络绎不绝。
　　
　　黄酒还为经筵官，走上了“御前讲席”，给皇帝讲解经史。元顺帝曾对朵尔直班说：“文臣年老，黄溍正宜在朕左右。”他博学多才，精通历史，讲述为民治国安邦之道，鞭辟入里，皇上听得如醉如痴，深得教益。皇上高兴地对他说，卿竭其诚智，为寡人开导治国之道，实在得益匪浅。皇上为此曾多次以金织纹缎奖赏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溍在讲授中，总是以历史为鉴，运用历史上兴衰的生动事例，陈述仁民爱物之道理。这无异给皇上敲起了警钟，劝导他实施仁政。就这样，黄溍在朝时，先后给皇上授课32次，这在经筵官中是很少有的。
　　
　　元代设立国子学，为当时官立最高学府。国子博士，即国子学的教授官。黄溍为国子博士，给弟子授课，从来没有以师道自尊，摆先生架子，弟子们也深感他平易近人，有如对待同辈朋友。当时，国子学想要增设“礼殿配位”四个。依礼大臣配位当坐东朝西。而学官中有人提议，座位应左右分置，以分高下。对此，同列不敢提出异议，而黄溍独一人出面，制止了此事，终于没有左右分坐。在这样宽松和谐的师生关系中，前来求学的弟子们都怀着更加恭敬的心情，发奋学习，其中不少人学业有成，进入仕途，成为当代的名人。如宋濂、王袆、傅烁、金涓、朱廉、傅藻，都是黄溍的门生。
　　
　　黄溍还曾三度出任浙江等省的乡试主考官，又奉旨为廷试读卷官。不论是在乡试考举人中，还是在廷试考进士中，黄溍都以伯乐之心，慧眼识才，努力甄拔后学。
　　
　　黄溍为人正直，为官清廉。他在京师断断续续20年，始终铁骨柔肠，挺立朝廷。他“足不登巨公势家之门”，不攀附权势，不阿谀显贵，光明磊落，一身正气。当时才德之士，莫不钦佩，异口同声称赞他道：“清风高节，如冰壶玉尺，纤尘不染。”

　　
　　黄溍精通儒学，也奉行儒教。他特别孝顺父母，拳拳之心始终如一。他67岁时，还不到引退年龄，但他时时想到在老家的年迈的母亲，就迫不及待地向皇上呈上了纳福侍亲的请求，并径自南下还乡。至正九年（134）四月，黄溍再次向皇上递呈奏章，请求辞官还乡，不等圣旨下来，他又径自而行。皇上闻此，立即派遣人马追赶，一直追到武林驿（今浙江杭州），终于把黄溍请回京师，并官复原位。
　　
至正十年（1350）四月，黄溍年已七十有四，终于告老还乡。他南归故里后，悠然生活在稠州乡村田野间。但他依然勤治学，严修身，到老不懈怠，尤其是吟诗作赋，意趣不减当年。


　　
　　平时，黄溍平易近人，从不以高官自居，同时，也严以律己，绝不滥用自己的威望。亲友如有非分之请托，他总是婉却。一些贪鄙钻营之徒，想通过他的荐引，谋取一官半职，他也是坚决拒绝，并告诉他们：“国家设置官爵，为的是选拔贤能，为国效力，为民造福，难道可以当作私产授受。而助长贪鄙者的利欲吗？”有些庸俗之辈讥他不近人情，他只是一笑置之。
　　
　　黄溍一生，仕途上并无多大崎岖，但他没有骄纵之气，始终纯朴坦率，从不故意做作。与他相交的人，也受到感染，“鄙吝顿消”。他生性刚烈，疾恶如仇，见到不平事，面对奸诈人，他便勃然大怒，好像弦急霆震，不稍宽容。但他又胸怀坦荡，不抱成见。如果把不平事公正地解决了，奸诈者有所悔改了，转瞬间他就煦如阳春。他生活俭朴异常，虽居高位，但从不奢靡，贵而能贫。日常生活，萧然不异于平民。他清心寡欲，正当“强壮之年”岁时，“即独榻于外，给事于左右者，二苍头（仆人）而已。” 　　

　　
　　至正十七年（1357）闰九月五日，黄溍逝于稠城绣湖畔自家住宅内，终年81岁。噩耗传开，学士大夫闻之，俱流涕曰：“黄公亡矣，一代文章尽矣！”朝廷追赠他为中奉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并追封他为“江夏郡公”，谥“文献”。学生宋濂、王袆、金涓、傅藻等，都来相治后事。是月十八日，同先他一年而卒的夫人王氏合葬于县城东北3华里的崇德乡东野之原，在今宾王路南侧，孝子祠附近。碑碣己不存，墓址依然存在。



    写了《琵琶记》的元代杰出戏曲作家高则诚，永嘉瑞安人。他不辞远道跋涉，慕名前来义乌拜黄溍为师。耳儒目染，高则诚在创作思想上，受黄溍影响很深。只是高则诚自有志趣，嗜读杂书，喜交民间艺人，搜集民间传说故事，对儒家经典却不太专注用心。黄溍认为这是舍本逐末，不利造就，于是，谆谆诫勉，要他正道直行。但高则诚性之所好，难易改变，因此，学习未届期满，就告辞归去。离开那天，高则诚起了个大早，匆匆上路。黄溍上楼走进高则诚居室，但见人去楼空，惘然若有所失。正惆怅间，忽见壁橱上遗有高则诚文稿，拿过一看，是《琵琶记》剧本草稿。黄溍初初翻阅，见那文词淹博，意义精工，读了大为惊奇，连连惊叹，日：“奇才，奇才！”黄溍爱才心切，急忙偕一书僮，上路追赶高则诚。


　　路上，天忽然下起雨来，黄溍也不停步。走到东阳南桃岩之后，见有一凉亭。黄溍偕书僮进去，正好见高则诚也在此躲雨。黄溍非常高兴，即遣书僮去附近小店买来酒菜，为之饯行。师生虽借着凉亭石凳对饮，但俩人兴奋异常，格外痛快。黄溍惜才如命，更是亲自斟酒。他还三次举杯，一为高则诚的才华横溢干杯，二为《琵琶记》的词情并茂干杯，三为预祝高则诚的更大成就干杯！雨雾天晴，斜阳下师生依依握别。 　　


黄溍为人操行孤洁，他的不少散文，如《上宪使书》，表现出作者介立不阿的性格。《柳立夫传》颂扬了一位光明正直、不计酬劳、尽力救死扶伤的医生。《贾论》描述商贾活动场所，百货聚集，买卖交易，货真价实，唯利是图。这种市井之事，为土大夫所鄙贱，然而士大夫一个个“饰虚怀枵”以取得高官厚禄，不讲真才实学，品行不如商贾。文章认为这是一种不公平的现象，其实贵人反不如贱人直心爽性。《说水赠蒋春卿》以水喻人，“持涓滴以相波澜”。虽然大才小用，但总算付出一点自己的力量，不靠弄虚作假生活。此类散文针对现实，触及了当时社会上的一些弊病。他有一篇《陆君实传后叙》，记述陆秀夫、张世杰等人事迹甚详，流露了对宋末忠臣义士凭吊之情，这在他的诗《过谢皋羽墓》、《有感》、《凤凰山》、《宣和画木石》中也都有所表现。

　　
　　黄溍一生勤奋好学，笔耕不辍，著作颇丰。据《元史》记载，有《日损斋稿》33卷、《义乌县志》7卷、《日损斋笔记》1卷。在《四库全书》中，有《黄文献集》10卷，乃明人删本。今存《金华黄先生文集》43卷，其中初稿3卷，为其未及第时作，临川危素所编次。续集40卷，为其登第后所作，门人宋濂、王袆编次。集中行状、碑铭、墓志、世谱、家传达22卷之多，其中拜住、也速带儿、答失蛮、合刺普华、刘国杰、董士恭、董守简、揭徯斯等人的神道碑，王都中、韩性、许谦、袁易、杨仲弘等人的墓志铭以及《答禄乃蛮氏先茔碑》、《马氏（月忽难）世谱》等，均可补史传之阙，对研究元代中后期政治文化史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在由同里后学陈坡校订，于清代咸丰元年（1851）重印的《黄文献公全集》中，卷一为五言古诗，共219首；卷二为七言古诗，共221首；卷三为赋、策问、杂著，共56篇；卷四为跋，共119篇；卷五、卷六为序，共56篇；卷七为记，共55篇；卷八、卷九为墓记和墓志铭，共78篇；卷十为碑文，共25篇；卷十一为补遗和附录，共38篇；此外，还有《日损斋笔记》一卷。
　　
　　从艺术性上看，黄溍所作诗文，文辞严简。《元史本传》称：“溍之学，博极天下之书而约之以至精，剖释经史，疑及古今，国革制度名物之属，旁引曲证，多先儒所未发。文辞布置谨严，援据精切，俯仰雍容，不大声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万顷，鱼鳖蚊龙，潜伏不动，而渊然之光，自不可犯。”宋濂在《黄文献公文集》之序中写道：先生“以文字为职业者，殆三十年，精明俊朗，雄盖一世，可谓大雅弗群者矣。今之论者，徒知先生之文，清圆切密，动中法度，如孙吴用兵，神出鬼没，而部伍整然不乱。至先生之独得者，焉能察其端倪哉？”黄溍的诗文，不论说理记事还是抒情，都文采斐然，倍受当代和后世文人学士的赞颂。王袆称之为“一代之儒宗，百世之师表。”
　　
　　黄溍所写的赋《学轩赞》，以平实质朴的文字，论述了学习的重要，言简意赅，启人深思。文曰：“器必琢而后成，道必学而后知。”为此，黄溍在文中大声疾呼：“请为学轩之赞，乱以心斋之诗。”
　　
　　在黄溍所写的墓记和墓志铭中，总是以人物生平事迹为依据，肯定和褒奖人物的优良品格，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读后感人至深。他所写的序或跋，切中肯綮，给当时不少文人的作品作了评论，并阐发了写诗作文的道理。

　　
　　列入《黄文献公文集》三卷杂著部分的《贾论》，其实是一篇散文。文章开头，以浓艳的笔触描写了“贾区”即市场的繁华景象，“吴之盐蜀之布会稽之美箭，代之名马，至于漆枲卮茜筋胶药物之众，无不丛聚区别”。接着，又写了经营珍贵商品的艰险，“而贝现丹银，重渊邃谷怪珍之产，又皆篝火腰组，冒百死之祸，乃能夺而出诸虎豹蚊龟之宅”。可是，商贾为获取厚利，总是“役佣工，费舟车，遑遑颤颤，心计目察”。但在当时，“市井事”总是被“士大夫所共贱鄙而羞以污齿牙也”。于是，作者尖锐而深沉地提问：“今之称为大人君子者，果何如哉，果何如哉？”文章指出，有好多所谓士大夫者，虽自诩为“贵人”，却不求真才实学，不为百姓谋福利，而只知“饰虚怀枵”，钻营高官厚禄，生活腐化，道德败坏，反不如商贾的诚实无欺，直心爽性。文章说，“号呼以望售者，何憧憧耶？偿人之直，而能无德色者，又几人耶！”在封建社会里，黄溍能如此重视商贾，并拿士大夫同他们作对比，给予公正的评论，实在难能可贵。
　　
　　黄溍的《劝农文》，立意鲜明，阐述了农业的重要，提出了如何尽地力夺丰年的问题。文章一开头，就大声疾呼：“古之有民社者，未尝不以农事为先。”那么，如何战胜旱涝，减少灾荒呢？文章引述了魏文候使李悝改地造田的史实，提出了“欲尽地力者，亦在乎尽人力而已”的观点，认为“勤则岁增”、“不勤则岁减”。作者还联系他当时为官的诸暨州情，希望“率而子弟，竭其四肢之力，以从事于南亩”。这样，“将见富岁之人，费减益增，蓄积既多，纵有旱涝，可无乏食之虑”。黄溍还提出奖励那些农业生产上有成就的人，以增强百姓对农业生产的责任心。可见，黄溍为官一任，心系百姓，在发展农业生产上是尽心尽责的。
　　
　　《说水赠蒋春卿》，以绮丽蕴藉的文词，丰富的联想和淋漓尽致的描绘，尽情地赞美了水的秉性。然后，笔锋一转，以水喻人，愿人们“持涓滴以相波澜”，即使大才小用，也要真心诚意，为国为民贡献一份力量。
　　
　　作为黄溍的得意门生、元末著名文学家、后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曾经这样记述人们争先诵读先生黄溍诗文的情景：“海内之士与浮屠老子之流，以文为请者日集于庭，力麾而不去。一篇之出，家传人诵。虽绝域殊邦，亦皆知所宝爱。”登门求教者，实在是络绎不绝。
　　
黄溍是位书法高手。他从小练习书法，宗薛稷而自成一家，形成了醇雅俊逸的风格。他看到历代书法家的真迹，总是如获至宝，细细研习。他一生中，为不少碑、帖、石刻、墓志铭、题词作跋，其中有：《跋李北海永康帖》、《跋苏公父子墨迹》、《跋崇国公墓志铭》、《跋朱张二先生帖》、《跋韩合公真赞》、《书肯斋李公遗墨后》、《跋荆公帖》、《跋米元晖帖》、《跋宋诸公遗墨》、《题吴兴赵公书洛神赋》、《题东坡归钟繇书》、《跋米南宫帖》、《跋胡氏家藏公犊》、《跋兰亭五字损本》、《跋苏黄二公帖》、《跋晦菴先生帖》、《跋和靖先生帖》、《跋兰亭序》、《跋御书明良二大字》、《跋御书庆寿二大字》、《跋御赐永怀二字》、《跋宋诸公遗墨》、《跋来两朝遗墨二首》、《跋米元章书兰亭序》、《跋欧阳文忠公帖》、《跋乾淳四贤墨迹》、《跋峄山碑》、《跋馆本十七帖》、《跋林和靖诗》、《跋范文正公书伯夷颂》、《跋范文正公与尹舍人帖》、《跋东坡书秦少游龙井题名》、《跋默成潘公帖》、《跋静修先生遗墨》、《跋赵魏公书欧阳氏八法》、《跋温公通鉴草》，等等。
　　
　　在这些跋文中，黄溍不仅记述了这些墨宝的事由、内容，也对其书法作了论评，可见其书法造诣之深。黄溍在《题东坡归钟繇书》中写道：“古者临书，多取其意，而不专求其形似。予所见唐人临二王书，无不然，非独苏公此帖为然也。今之善为形似者，可谓极天下之工矣，岂古人之智巧未足以臻此耶！”这学习书法之诀巧，说得多么精到。
　　
　　正是这样，当时人们都很想得到黄溍的墨宝，即使是小小片幅，寥寥数字，也必珍藏，并以之为荣。元末明初的文学家陶宗仪在所著《书史会要》中称：“溍淹赅经术，书宗薛公晋而自成一家。危（素）承旨尝云：‘吾平生学书，所让者黄晋卿一人耳’。”黄溍的书法真迹，存有《与德懋札》、《兔颖帖》、《跋兰亭阁》等，有的收在《三希堂法帖》，成为书法史上不可缺少的闪光一页。至今，在北京北海公园古楼内，还能看到黄溍留下的真迹。
　　
　　黄溍还是一名画家。他善画山水，笔近王蒙。其传世作品有至正七年（1347）作的《梅花书屋图》轴，纸本设色，笔墨苍古，气势浑厚。
600多年来，黄溍一直为后人所传诵、所敬仰。在义乌稠城，先后建有多处纪念祠亭。但历经沧桑，多已面貌全非，有的已荡然无存。原建于高墈巷的黄大宗祠，气象恢宏，雕梁画栋，石柱挺立，蔚为壮观，具有民族风格。现在，此祠已被现代化建筑所替代，为稠城镇第一小学校舍。位于原朝阳门外的“二贤祠”，为合祀黄溍和南宋志士黄中辅而建，“前襟濠水，后带金山，秀淑之气，笼而有之”。此洞已于1943年日寇侵凌义乌时被焚毁。只有坐落于驿墈巷的“浙东望族祠”（今称“黄大宗祠”）尚保持原貌，有义乌书法院暂设于此，并常开设书画展览。　


点评

偶觉得他是很完美的人，首先是才子，看他的书画就知道，文学艺术修养很高。其次品德高尚，操行孤洁，介立不阿、光明正直的性格。三是有治国之才，从小小的知县做起，到身居高位，他的政绩，百姓对他的热爱，无不显示了他的政治才能。

《西厢记》和王实甫

《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作者王实甫，元代著名杂剧作家，今保定定兴县人。他一生写作了14种剧本，《西厢记》大约写于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是他的代表作。这个剧一上舞台就惊倒四座，博得男女青年的喜爱，被誉为“西厢记天下夺魁”。

西厢记
　　第一本 张君瑞闹道场杂剧
　　第二本 崔莺莺夜听琴杂剧
　　第三本 张君瑞害相思杂剧
　　第四本 草桥店梦莺莺杂剧
　　第五本 张君瑞庆团圆杂剧

《西厢记》故事，最早起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叙述书生张珙与同时寓居在普救寺的已故相国之女崔莺莺相爱，在婢女红娘的帮助下，两人在西厢约会，莺莺终于以身相许。后来张珙赴京应试，得了高官，却抛弃了莺莺，酿成爱情悲剧。亦相传为元稹假借张生的自传体小说或故事。这个故事到宋金时代流传更广，一些文人、民间艺人纷纷改编成说唱和戏剧，王实甫编写的多本杂剧《西厢记》就是在这样丰富的艺术积累上进行加工创作而成的。

《西厢记》的曲词华美，并有诗的意境。作者常常结合剧情，在景物描绘中，构成抒情意味极浓的意境。第1本第3折“玉宇无尘，银河泻影，月色横空,花阴满庭”，寥寥16个字，就勾画出张生等待莺莺烧夜香时静谧而落寞的环境。第4本第1折，张生等莺莺来幽会时，作者描写：“彩云何在，月明如水浸楼台。僧归禅室，鸦噪庭槐。风弄竹声则道金□响，月移花影疑是玉人来。”用彩云、月光、僧人、乌鸦的动态，传达出张生焦躁不安的心情。特别是第4本第3折长亭送别，“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用人们在秋天常见的景物，构成萧瑟而凄冷的氛围，与主人公的离愁别绪相互融合，创造了浓郁的抒情气氛，历来被称道为“神来之笔”。

故事梗概：

　　前朝崔相国死了，夫人郑氏携小女崔莺莺，送丈夫灵柩回河北安平安葬，途中因故受阻，暂住河中府普救寺。这崔莺莺年方十九岁，针织女红，诗词书算，无所不能。她父亲在世时，就已将她许配给郑氏的侄儿郑尚书之长子郑恒。
　　小姐与红娘到殿外玩耍，碰巧遇到书生张生。张生本是西洛人，是礼部尚书之子，父母双亡，家境贫寒。他只身一人赴京城赶考，路过此地，忽然想起他的八拜之交杜确就在蒲关，于是住了下来。听状元店里的小二哥说，这里有座普救寺，是则天皇后香火院，景致很美，三教九流，过者无不瞻仰。
　　这张生见到莺莺容貌俊俏，赞叹道：“十年不识君王面，始信婵娟解误人。”为能多见上几面，便与侍中方丈借宿，他便住进西厢房。
　　一日，崔老夫人为亡夫做道场，这崔老夫妻人治家很严，道场内外没有一个男子出入，张生硬着头皮溜进去。这时斋供道场都完备好了，该夫人和小姐进香了，以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张生想：“小姐是一女子，尚有报父母之心；小生湖海飘零数年，自父母下世之后，并不曾有一陌纸钱相报。”
　　张生从和尚那知道莺莺小姐每夜都到花园内烧香。夜深人静，月朗风清，僧众都睡着了，张生来到后花园内，偷看小姐烧香。随即吟诗一首：“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莺莺也随即和了一首：“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张生夜夜苦读，感动了小姐崔莺莺，她对张生即生爱慕之情。
　　叛将孙飞虎听说崔莺莺有“倾国倾城之容，西子太真之颜”。便率领五千人马，将普救寺层层围住，限老夫人三日之内交出莺莺做他的“压寨夫人”，大家束手无策。这崔莺莺倒是位刚烈女子，她宁可死了，也不愿被那贼人抢了去。危急之中夫人声言：“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能杀退贼军，扫荡妖氛，就将小姐许配给他。”张生的八拜之交杜确，乃武状元，任征西大元帅，统领十万大军，镇守蒲关。张生先用缓兵之计，稳住孙飞虎，然后写了一封书信给杜确，让他派兵前来，打退孙飞虎。惠明和尚下山去送信，三日后，杜确的救兵到了，打退孙飞虎。
　　崔老夫人在酬谢席上以莺莺以许配郑恒为由，让张生与崔莺莺结拜为兄妹，并厚赠金帛，让张生另择佳偶，这使张生和莺莺都很痛苦。看到这些，丫寰红娘安排他们相会。夜晚张生弹琴向莺莺表白自己的相思之苦，莺莺也向张生倾吐爱慕之情。
　　自那日听琴之后，多日不见莺莺，张生害了相思病，趁红娘探病之机，托她捎信给莺莺，莺莺回信约张生月下相会。夜晚，小姐莺莺在后花园弹琴，张生听到琴声，攀上墙头一看，是莺莺在弹琴。急欲与小姐相见，便翻墙而入，莺莺见他翻墙而入，反怪他行为下流，发警再不见他，致使张生病情愈发严重。莺莺借探病为名，到张生房中与他幽会。
　　老夫人看莺莺这些日子神情恍惚，言语不清，行为古怪，便怀疑他与张生有越轨行为。于是叫来红娘逼问，红娘无奈，只得如实说来。红娘向老夫人替小姐和张生求情，并说这不是张生、小姐和红娘的罪过，而是老夫人的过错，老夫人不该言而不信，让张生与小姐兄妹相称。
　　老夫人无奈，告诉张生如果想娶莺莺小姐，必须进京赶考取得功名方可。莺莺小姐在十里长亭摆下筵席为张生送行，她再三叮嘱张生休要“停妻再娶妻”，休要“一春鱼雁无消息”。长亭送别后，张生行至草桥店，梦中与莺莺相会，醒来不胜惆怅。
　　张生考得状元，写信向莺莺报喜。这时郑恒又一次来到普救寺，捏造谎言说张生已被卫尚书招为东床佳婿。于是崔夫人再次将小姐许给郑恒，并决定择吉日完婚。恰巧成亲之日，张生以河中府尹的身份归来，征西大元帅杜确也来祝贺。真相大白，郑恒羞愧难言，含恨自尽，张生与莺莺终成眷属。

　 《西厢记》最突出的成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莺莺传》的主题思想和莺莺的悲剧结局，把男女主人公塑造成在爱情上坚贞不渝，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并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得到美满结果的一对青年。这一改动，使剧本反封建倾向更鲜明，突出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主题思想。在艺术上，剧本通过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来完成莺莺、张珙、红娘等艺术形象的塑造，使人物的性格特征生动鲜明，加强了作品的戏剧性。

王实甫：
河北省《定兴县志》第659页《人物》载：“王实甫，名德信，定兴人，约生于1255——1260年间。”
王实甫（1260年－1336年），字德信。河北省定兴县究室村人。元代杂剧作家。中国著名剧作《西厢记》的作者。《录鬼簿》把他列入 “ 前辈已死名公才人” 而位于关汉卿之后，可以推知他与关同时而略晚，在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１２９５～１３０７）尚在世。贾仲明在追悼他的〔凌波仙〕词中，约略提到有关他的情况： “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鸯花寨明飚飚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 所谓“风月营”、“莺花寨”，是艺人官妓聚居的场所。王实甫混迹其间，可见与市民大众十分接近。
王实甫虽然生平史料留下的不多，但他的老子和儿子却都是元代显赫的官场人物，留下了一些翔实的史料，从中倒可以了解王实甫的一些形状。据《元史》记载，王实甫的祖籍是今河北保定的定兴县。他的父亲王逖勋从质子军，跟随成吉思汗西征至西域，娶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噜浑氏为妻。阿噜浑人在元代为色目人之一种，亦称回回人。这样，王实甫应该有一半回族血统。如果按现在的不同民族配偶所生子女，可自由选择族别的政策，王实甫可以选择汉族，也可以选择回族。至于元代的政策如何？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元代色目人的地位是高于汉族人的。王实甫是回族，还是汉族？现在也还两说呢。
王实甫的父亲，曾“赠通议大夫、礼部尚书、太原郡侯。”母亲阿噜浑氏，“赠太原郡夫人”。王实甫不仅出身官宦名门之家，而且他自己也是做过官的。先以县官入仕，因治县有声，后提升为陕西行台监察御史。但总因“与台臣议不合，40岁即弃官不复仕。”王实甫40岁就当了省级领导干部，本来前途无量，却弃官不仕。回到大都后，他一头扎进关汉卿的“玉京书会”，出入于歌台舞榭之中，厮混于勾栏瓦舍之间，开始了他的戏剧创作生涯。
王实甫的儿子王结，《元史》中有传，“以宿卫入仕，官至中书左丞、中书参知政事，地位显赫。”王结对自己有这样一位不务正业的父亲，大概觉得脸上无光，曾劝解父亲不要涉足“歌吹之地”，在家安心养老，有“微资堪赡赒，有园林堪纵游”。但王实甫痴迷于“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飚飚，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他乐此不疲，已不可能放弃他的创作了。王结也无可奈何。
元大都时期的西四砖塔胡同一带，有勾栏数十处，是元杂剧演出的主要场所，也是三教九流聚集的地方。王实甫、关汉卿等，整日流连于此，能体味到社会下层人的生活，反映他们的愿望。
王实甫一生共创作了14部杂剧，除《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四丞相歌舞丽春堂》留有全本外，还有《苏小卿月夜贩茶船》、《韩彩云丝竹芙蓉亭》各一折。他的代表作《西厢记》，在戏剧结构、矛盾冲突、人物塑造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达到了元杂剧的一个高峰，成为最具舞台生命力的一部佳作。《西厢记》所表达的“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思想，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西厢记》突破了元杂剧一本四折的格式，长达五本21折，不因篇幅限制而造成剧情简单化和模式化的缺点。这一形式上的大胆革新，对后来的戏剧创作起到了引领作用。

《西厢记》的故事，现在看来那种才子佳人稍嫌老套，不过，红娘这个人物还是很有潜力的，算是优秀配角吧~这样的改编，已经突破了原来的《莺莺传》，有了新的主题，确实是成功的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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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赵孟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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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汉卿 　　元代杂剧作家。是中国古代戏曲创作的代表人物。汉族，大都人（今河北安国），约生于金末，卒于元成宗大德年间。元代周德清、明代何良俊将他与马致远、白朴、郑光祖合称为“元曲四大家”，关汉卿位于“元曲四大家”之首。有关关汉卿生平的资料缺乏，只能从零星的记载中窥见其大略。 　　关于他的思想和性格，《析津志》载：“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藏风流为一时之冠。”这种性格与他在散套《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中的表白是一致的。但关汉卿并非名士风流，更不是浪荡子弟，他的《不伏老》所显示的真正意义是表明他不受世俗约束的个性，而且他以“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自喻，更表明了这种个性的顽强。 　　关汉卿是位多产的作家，他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杂剧创作之中。他一生所写的杂剧，《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分别列目为62种和60种，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统计共67种，但大多数已失传。流传下来的被编辑为《关汉卿戏曲集》，共收18种：《感天动地窦娥冤》《关大王独赴单刀会》《赵盼儿风月救风尘》《诈妮子调风月)<闺怨佳人拜月亭》《包待制三勘蝴蝶梦》《温太真玉镜台》《望江亭中秋切鲶旦》《关张双赴西蜀梦》《山神庙裴度还带》《状元堂陈母教子》《杜蕊娘智赏金线池》《钱大尹智宠谢天香》《尉迟恭单鞭夺槊》《刘夫人庆赏五侯宴》《邓夫人哭存孝》《钱大尹鬼报绯衣梦》《鲁斋郎》。《尉迟恭单鞭夺槊》《刘夫人庆赏五侯宴》《山神庙裴度还带》《鲁斋郎》是否是关汉卿的作品尚有异说。此外，关汉卿的《唐明皇哭香囊》《风流孔目春衫记》《孟良盗骨》三剧仅有少量残曲。 　　关汉卿现存杂剧，按思想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历史剧，第二类是公案剧，第三类是反映妇女问题的社会剧和爱情剧。历史尉以发扬正气、歌颂历史英雄为主要内容，历史英雄都具有两个特征，一是正义的代表，二是无所畏惧的勇士。如《单刀会》，写关羽拒还荆州，正是他保卫汉家江山。维护正统的正义立场的体现。《双赴梦》写的是失败英雄。虽然此剧以关羽、张飞死后要求复仇为主要内容。但其中“服侍君王不到头”的遗憾，将英雄壮志未酬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关，张幽魂不灭．托梦刘备，也说明他们为汉家事业的奋斗并没有因生命结束而停止。关汉卿的另一部历史剧《哭存孝》，是在揭露世事黑暗中来展现五代后唐勇将李存孝忠贞、英勇品德的。公案剧主要以揭弦社会黑暗和官场腐朽，歌颂人民反抗为中心主题。研究者大多认为，关汉卿杂剧是元代社会的一面镜子，揭露了封建特权阶级的横行霸道、凶暴腐败，反映了被压迫人民的命运及遭遇，描写了被欺压人民的反抗，全面、形象地再现了元代社会的真实，对元代社会作了深刻的剖析、批判与揭露。不过，关汉卿杂剧更重要的一个贡献是在表现上述主题的同时，能站在人生意识的高度，揭示刚毅坚强、不屈不挠是人生旅途中必要之精神，鼓励人们在抗争中不断改变自己的命运，达到自己的奋斗目标。在《蝴蝶梦》中，我们看到王母不仅自己刚毅顽强，还吩咐儿子即使到了阴间也要“把那杀人贼推下望乡台”，并以金、铁、石作为儿子的名字。令包公都慨叹：“庶民人家取这等刚硬名字!”这些情节虽然细小，作者的意图却一目了然。 　　关汉卿爱情题材的作品，除了描述才子佳人的动人故事外，更大意义在于引导接受者去感受人类爱情专一的美好情感和历史趋向。《拜月亭》中王瑞兰是个大家闺秀，却在战乱中与穷秀才蒋世隆结成患难夫妻，“狠爹爹”强行拆散以后，瑞兰时时惦记，拜月求圆，从她痛恨父亲要违她心愿嫁给新科状元可以看出，后来他们夫妇重聚，与蒋世隆的状元不状元是没有多大关系的。状元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在关剧中，妇女得到解放，寡妇可以再婚，妓女可以从良，千金小姐可以嫁给落难秀才。婚姻的基础不是财产功名，而是“心厮爱”。、关汉卿的妇女观、婚姻观是染着街市小民的道德色彩的，直接与封建礼教相冲突。代表了元代人民以及封建社会人民共同僮憬的美好爱情理想。 　　关汉卿杂剧在艺术上有明显的特色。首先是戏剧结构完整，即四折之间联系紧密，开头不拖沓，结尾不松懈。如《望江亭》的场次安排颇具匠心，贯穿全剧的谭iE)L和杨衙内的冲突，到第三折时才用急促的节奏去着力描写。其次是重视舞台演出效果，情节曲折，波澜迭起。如《窦娥冤》全剧以矛盾的流动、转换来展示情节的发展。第三是杂剧人物形象鲜明生动。作者除了使用心理刻画等常用手法之外，主要还是通过人物的行动来刻画性格。第四是个性化的语言。关汉卿一向被称为元曲本色派之祖，他融合口语方言和诗词于一炉，显示了“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的特点。其作品中的语言是个性化极强的，不少曲文充分表现了口语化文学语言的活泼生机。 　　元代以来，对关汉卿剧作的评价看法不太一致。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序》中说：“其备则自关、郑、白、马，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观其所述，日忠日孝，有补于世。”着重从作品的语言、韵律及社会功能方面来肯定关汉卿的作品。人明以后，对戏曲的欣赏观点有些变化，朱权着重肯定关汉卿杂剧曲目的真情毕露，却不把他作为杰出的作家看待。王国维认为“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人”，他的观点无疑较为公允。 　　关汉卿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剧作家，他的杂剧是标志戏曲艺术创作走上高峰的旗帜，并对后来的戏曲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1162—1227年）是我国蒙古族杰出的军事家，蒙古开国君主， 著名军事统帅。名铁木真，姓孛儿只斤，乞颜氏，蒙古人。成吉思汗在位二  十二年，享年六十八岁，加谥法天启运圣武皇帝，元代追上庙号太祖。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出身蒙古乞颜部孛儿只斤氏族家庭，是位杰出的军 事家、政治家。1182年在他二十岁的时候被推为部落首领，于1206年统一蒙 古族各部。元太祖成吉思汗作为千古风流人物，弯弓射大雕，铁骑踏欧亚。 他和他的子孙战无不胜。在远东方面，蒙古风暴横扫了宋王朝、朝鲜、缅甸， 而且曾经进攻日本与爪哇。在中东与近东，征服波斯，击溃巴格达日的哈里 发，灭亡了阿拔思王朝(1258)，接着又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叙 利亚。1237年至1238年冬季的一次闪电战中，击溃俄罗斯北部诸公国，夺取 了莫斯科与基辅。1240年又分兵两路进击波兰与匈牙利，1241年4月9日在利 格尼茨全歼德波联军。         三次西征的胜利和南来腐败小朝廷的投降使元帝国达到鼎盛时期。 　 　　“成吉思”一词在蒙古文献上是有记载的，在祭祀火神中，说到 火的起源，就用过“成吉思”一词，即表示 铁的性质的“强硬”之   意，以其在人，可以理解为“强大”。 　　有人说，十二世纪的蒙古族作为草原游牧群体处于低水平发展阶 段。有人说，蒙古铁骑只会征战抢掠，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这也许有 一定的道理，也许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实。但更重要的是， 蒙元帝国征服了四十多个大大小小的诸侯、王朝，公国，并且成功地 进行了上百年的巩固和发展。铁的事实证明，“落后”论和“破坏”  论是有失公正和客观的。恐怕离开历史的真实太远了，远的有点离谱 了。 　　征服四十多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国力能够作到吗? 社会发展的长久 徘徊和诸多王朝、公国的衰败，呼唤着一个有生命力的强大势力出现。 蒙元帝国的出现正说明蒙元领导集团集聚了一批精英人才并且与代表 了人类文明发展需要的众多的僚属和民众有着相对和谐的关系。     成吉思汗生于蒙古贵族世家。约在1170年，其父也速该被塔塔儿 人毒死，也速该的遗孀月伦领着铁木真和他的几个弟弟度过数年艰难 生活。少年时期的艰险经历，培养了铁木真坚毅勇敢的素质。蒙古部 主忽都剌汗死后，蒙古部众大都在札木合控制之下，铁木真投靠札木 合，随他游牧。铁木真笼络人心，招徕人马，最后脱离札木合，建立 自己的斡鲁朵。约在12世纪80年代，铁木真称汗。札木合率领札答阑、 泰赤乌等十三部来攻，铁木真兵分十三翼迎战，因实力不敌而败退，    史称十三翼之战。1196年，铁木真和克烈部脱里汗出兵助金，于斡里    札河(今蒙古东方省乌勒吉河)打败塔塔儿人。金授铁木真以察兀忽鲁(  部长)官职，封脱里汗为王(脱里从此称王汗，语讹为汪罕)。铁木真与  王汗联兵攻打古出古•乃蛮部，回师途中又与乃蛮本部相遇。王汗见敌  势盛，不告而退，把铁木真留在乃蛮兵锋之下。铁木真发觉后，迅速撤 兵，回到自己牧地撒里川(在今蒙古克鲁伦河上游之西)，反而把王汗暴 露在敌前。王汗大败。因为有许多蒙古部众在王汗处，铁木真怕他们被 乃蛮吞并，对自己不利，便派称为四杰的博尔术、木华黎、博尔忽、赤 老温领兵援救王汗，击退乃蛮。铁木真在部落争战中善于利用矛盾，纵 横捭阖，逐渐摆脱了对王汗的臣属地位。1201～1202年，铁木真和王汗 联兵，与札木合联盟(塔塔儿、乃蛮等部落联盟)大战获胜，札木合投降 王汗。1202年，铁木真消灭了四部塔塔儿，占领了呼伦贝尔高原，实力 猛增。1203年王汗对铁木真发起突然袭击，铁木真败退到哈勒哈河以北。 不久，铁木真乘王汗不备，奇袭王汗牙帐，克烈部亡。同年，汪古部也 归附铁木真。1204年，铁木真消灭了乃蛮太阳汗的斡鲁朵，成为蒙古高 原最大的统治者。     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源召开忽里台大会，即蒙 古国大汗位，号成吉思汗。蒙古国初期，成吉思汗把蒙古牧民划分和固 定在95个千户中。千户下设百户、十户。千户那颜都是成吉思汗的封臣， 各千户内的牧民不能任意离开千户组织，对那颜有人身隶属关系。成吉 思汗把一部分千户作为领民分给诸弟诸子，形成左右手诸王。又以木华 黎、博尔术为左右万户那颜，即两个最大的军事长官。把怯薛(禁卫军)  扩充到1万人，征调千户那颜、百户长、十户长的子弟充当怯薛，以此    控制全国。设札鲁忽赤掌管户籍、词讼等行政、司法事务。成吉思汗的 汗廷是由传统的草原贵族斡鲁朵发展起来的游牧军事封建国家机器。古 国建立后，大批原来的部落人口被分编在不同千户中，许多部落的界限 从而泯灭，开始形成共同的蒙古民族，成吉思汗对此起了积极的历史作 用。邻近的吉利吉思、畏兀儿、哈剌鲁等部分别在1207年、1209年、12 11年归附成吉思汗。     勃兴的蒙古贵族渴望占有大量财富。1205年、1207年和1209年成吉 思汗三次大举入侵西夏。西夏不得已，纳女请和。1211年，又率领大军 南下攻金。1215年，蒙古军占领中都，在辽西消灭金守军，攻占北京(    在今内蒙古宁城西)。1218年，灭西辽。1219年，成吉思汗率20万大军  西征，向花剌子模发动了侵略战争。他几路进兵，分割包围了各战略重 镇，各个击破，采用大规模屠杀、夷平城市、签发被俘人众打头阵等残 酷手段震慑敌人，解除自己后顾之忧。战场上的主动权全在蒙古一方。 1219年，蒙古军围攻讹答剌城，次年攻克。1220年，成吉思汗攻下不花 剌、花剌子模新都城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等城，术赤、 窝阔台、察合台率兵攻克花剌子模都城玉龙杰赤(今土库曼斯坦乌尔根    奇)，拖雷一军进入呼罗珊地区。哲别、速不台奉成吉思汗之命穷追花    剌子模统治者摩诃末算端，后者逃至里海孤岛病死。哲别、速不台率军 继续西侵，远抵克里木半岛。1221年，拖雷占领呼罗珊全境。成吉思汗 追击新算端札阑丁至印度河，不获而还。1222年，在占领区置达鲁花赤 监治。1223年，还撒麻耳干驻冬，次年起程还国。成吉思汗西征，进行 历史上罕见的大屠杀、大破坏，给中亚各族带来极大灾难。1226年，成 吉思汗出征西夏。次年西夏亡。1227年夏历七月十二日，成吉思汗病逝， 临终提出联宋灭金的战略。大皇后孛儿台生子四人：长子术赤，为钦察 汗国诸汗之祖；次子察合台，为察合台汗国诸汗之祖；第三子窝阔台， 蒙古第二代大汗(元太宗)；第四子拖雷，后人为元代和伊利汗国皇室。 忽兰皇后生一子阔列坚，后裔入元封河间王。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攻金灭夏，为元 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军事才能卓越，战略上重视联远攻近，力避树 敌过多。用兵注重详探敌情、分割包围、远程奇袭、佯退诱敌、运动中 歼敌等战法，史称“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另一方面，作战具有野 蛮残酷的特点，大规模屠杀居民，毁灭城镇田舍，破坏性很大。13世纪 主要封建国家社会危机深重，为成吉思汗实行大规模军事扩张提供了有 利条件。 评价： 　 明朝官修正史《元史》宋濂等的评价是：“帝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 故能灭国四十，遂平西夏。其奇勋伟迹甚众，惜乎当时史官不备，或多失 于纪载云。” 　　刘乐土在《成吉思汗》一书中说：“成吉思汗是后人难以比肩的战争 奇才。他逢敌必战、战必胜的神奇，将人类的军事天赋穷尽到了极点。”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给予成吉思汗极高度的评价：“铁木真是历 史上最伟大的组织家暨军事家之一，他在政治上和战场上的光辉成就，在 二十世纪之前，很少人可跟他媲美。铁木真胸襟开阔，气度恢宏，他用深 得人心的公正态度统御他那每天都在膨胀的帝国，高度智慧使他发挥出高 度的才能。” 　　英国学者莱穆在《全人类帝王成吉思汗》一书中说：“成吉思汗是比 欧洲历史舞台上所有的优秀人物更大规模的征服者。他不是通常尺度能够 衡量的人物。他所统率的军队的足迹不能以里数来计量，实际上只能以经 纬度来衡量。” 　　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在《怎样对待世界历史》一书中说：“蒙古人在战 场上取得如此伟大的胜利，这并不靠兵马之众多，而靠的是严谨的纪律、 制度和可行的组织。也可以说，那些辉煌的成就来自于成吉思汗的指挥艺 术。” 　　《华盛顿邮报》评价，“成吉思汗是拉近世界距离最伟大的人。成吉 思汗极完美地将人性的文明与野蛮两个极端集于一身。” 　　马克思在谈到成吉思汗时曾说：“成吉思汗戎马倥偬，征战终生，统 一了蒙古，为中国统一而战，祖孙三代鏖战六七十年，其后征服民族多至 720部。         《射雕英雄传》      作者：金庸                                                    ◇链接看这里◇                                                                  http://m.paipai.fm/r4663179_u9926033/                                                                                                                        ◇小点评◇：金庸先生的书精彩程度就不用我多说了。但就说说在                                                        《射雕》里不是主要角色但是也是重要角色的成吉思汗                                                                  铁木真。在先生的勾勒下，成吉思汗的形象丰富饱满。             没有他，就没有后来的郭靖，可以说，郭靖的一些性格，                                                                                        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放牧民族的影响，心胸宽阔，不拘                                                        小节，豪爽……最记得，当郭靖和他同时猎射大雕时，                                                        寥寥数语，却勾勒出了一个铁血铮铮，雄心勃勃的大漠                                                      儿女的形象。他是一个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才，靠着                                                        自己的努力，为中国地域最广阔的一个盛世奠定了雄厚                                                        的基础。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当是铁木真！                                                          小说推荐：

　黄公望（1269～1354）
   
　　中国元代画家，书法家，元四家之一[1]。原姓名陆坚，又名静坚，因过继浙江永嘉黄氏，遂改姓名，字子久，号一峰、一峰道人、大痴道人、井西老人和净墅等。关于他名与字的来历，颇有趣味。因黄公望父亲得子后，友人来贺，说：“黄公望子久矣！”，因而黄父为其取名作“公望”，字子久。江苏常熟人。一说浙江平阳人，因他的《山居图》自题落款为“大痴道人平阳黄公望”。曾做过小吏，因受累入狱，出狱后隐居江湖，入道教全真派。工书法，善诗词、散曲，颇有成就，50岁后始画山水，师法赵孟睢⒍�源、巨然、荆浩、关仝、李成等，晚年大变其法，自成一家。其画注重师法造化，常携带纸笔描绘虞山、三泖、九峰、富春江等地的自然胜景。以书法中的草籀笔法入画，有水墨、浅绛两种面貌，笔墨简远逸迈，风格苍劲高旷，气势雄秀。黄公望的绘画在元末明清及近代影响极大，画史将他与吴镇、倪瓒、王蒙合称元四家。著《山水诀》，阐述画理、画法及布局、意境等。有《富春山居图》、《九峰雪霁图》、《丹崖玉树图》、《天池石壁图》、《溪山雨意图》、《剡溪访戴图》、《富春大岭图》等传世。黄公望的山水画，很多创作�

元朝军事装备 ❦元朝-火器与武备 　　火器制造在南宋和金朝都已有相当的成就，元朝又有较大的发展。元初伯颜军进攻沙洋，顺风掣金汁火炮入城，烧屋舍，烟焰燎天，焚城中民舍几尽。这可能还是如金代飞火熗之类的燃烧性火器。但铜炮（又作火筒）的铸造已逐渐进步。现存至顺三年（一三三二年）铸造的铜炮（藏中国历史博物馆），长三十五点三厘米，口径十点五厘米，重六点九四公斤。和金代火炮以纸十六重为筒比起来，进步之大是很明显的。另一只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一年）铸造的铜火铳长四十三点五厘米，口径三厘米，重四点七五公斤，是一种用于射击的管状火器。这很可能就是元末作家杨维桢所描写的“龙井炮”或“铜将军”之类。 　　 　　元末，还有一种燃烧火器叫“没奈何”，用芦席作圈，围五尺，长七尺，糊以布纸，丝麻缠缚，内贮火药捻子及诸火器，用竿挑在头桅之上。当接近敌船时，点燃火线，用刀砍断悬索使落敌船之上，火器俱发，焚毁无救。足见火器使用己达相当规模。另有一种可以投掷的爆炸性武器铁火炮，它大概接近于金人的“震天雷”。明朝人何孟春曾在西安城楼上见到过去贮藏的铁炮名震天雷者，“状如合碗，顶一孔，仅容指”，火发炮裂，铁块四飞，能远毙人马。另有一种是磁制，威力较差，但取给方便（《余冬叙录》）。何孟春所见之震天雷，与日本画家竹崎季长所画元军侵日时使用的铁火炮十分相似，可能即是元代遗物。 　　 　　元朝在溧阳、扬州等处都设有炮库，制造火药。一二八○年，扬州炮库因碾硫磺失慎，发生爆炸，守兵一百人炸死，平地炸成一丈多的深坑。炮库规模之大可以想见。 　　 　　火器之外，其他武器也有发展。元军攻襄阳，用回 回人亦思马因、阿老瓦丁所造巨炮（投石机），置于城东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人地七尺”（《元史·阿老瓦丁传》），用力省而所击甚远。常州之役，伯颜又使用回回炮，“甚猛于常炮，用之打入城，寺观楼阁尽为之碎”（《心史·中兴集》）。这种投石机确具有相当大的威力。此外，元代还出现了折叠弩、叠盾等经过改进的武器。 ❦马刀为何用弯刀？ 　　弯刀的优势在于马上。骑兵冲击的时候，将弯刀平托，刀刃向前，借助马的速度推劈向敌人身体，由于弯刀有很好的曲度，接触敌人身体瞬间沿刀刃的曲面滑动。所以可以连续的接触敌人身体，切割力也就相应增加。而且在劈到坚硬的铠甲时也不易被震飞脱手。相对而言直脊刀就没有这么好的效果，要达到弯刀的效果，直脊刀要用更大的力量才行。但是同样重量的直脊刀的长度要比弯刀长，所以作用距离要远。徒步格斗还是直脊刀有优势。弯刀的优势在于速度，骑兵不能丧失速度。而央视的《成吉思汗》中的镜头就很不符合现实。蒙古骑兵冲击时用的是弓箭，而非马刀。只有在敌人溃败混乱时，蒙古人才会抽出马刀，冲入敌阵，无情的砍杀已无斗志的敌军士兵。而且骑兵也不可能象电视镜头里那样，冲入敌阵就停滞不前，左右开弓的胡乱砍杀。而是从敌阵中往复穿过，所过之处犹如镰刀割稻草---砍倒一排！！总之-----速度就是一切，骑兵不能丧失速度。 　 　　蒙古骑兵有1/3重骑兵，2/3轻骑兵，轻骑兵主要的武器是弓箭，刀是自卫用的，1/3重骑兵虽然人数少却是蒙古赖以崛起的精华，比如在对王汗和乃蛮部的战争中都是以重骑兵利用混战发动决定性冲击取得胜利的，如果光凭射箭，老成人比谁都少，不让别人统一了就不错。蒙古重骑兵的主要武器是一种铁制标熗，长三米，可以投，一头是熗尖，尾部是一个小圆锤和一个刺，另外蒙古骑兵也用金人用的狼牙棒、蒲刀一类的武器。 　　 　　马刀在火熗时代是骑兵的基本武器，虽然大部分国家保留了熗骑兵，比如英、法、俄二战还在用的波兰，不过使用卡宾熗、手熗和马刀却是更主要作战方式。 　　 　　马刀的直与弯也在两说之间，汉代到唐代的刀都是直刃的，到宋代出现弯刀，不过汉唐都是骑兵为主，宋代却是步兵为主。中国和中东在古代刀是互相影响的，那时欧洲全是用剑，到了近代以后欧洲忽然全变成马刀了，剑的影子都没有了，巴顿就是以“发明”了直刃的“巴顿剑”而出的名，虽然他出名之后除了拿他的“巴顿剑”砍了一次本国的示 威者以外并没有再用他的“巴顿剑”去和纳粹单挑。 　　 　　弯刀用法不像中原的朴刀或是日本刀（其实还是中国传过去的）那样重劈砍，而是用拖刀，好处在于就算碰到头盔护颈一类的东西也不会磕飞兵刃，可以划过去。借助骑兵的冲击力不是很费力的就可以把对方的头割下来，不像片子里那样乱砍，骑兵一旦在步兵方阵停下来就离死期不远了。想象一下一排排骑兵拖着弯刀几个来回，人头乱飞断肢遍地，这么拍央视他还敢放吗？ 　　 　　谈谈弯刀与直刀的问题。 　　 　　关于直刃刀与弯刀的争论持续了几个世纪，直刀以微弱优势胜出。上世纪英、美、日骑兵均采用直刃刺击型马刀，它们是骑兵在被坦克取代之前的最后一型军用马刀。 　　 　　弯刀实际上被世界多国的骑兵使用过很长时间。当敌人也是骑兵时，战马交错，它能发挥良好的攻击和防守性能，弧形刃的斩击可以造成严重的破坏，受害者即使不死，也可能丧失作战能力。和步兵对战时，弯曲的剑形可以保证骑兵在施以重击的同时剑柄不会从手中脱出。对跨坐在马上的战士来说，劈砍动作要比不自然的刺杀动作来的容易得多。 　　 　　但是由于盔甲的发展，不少骑兵经常会被弯刀多次砍中脑袋依旧可以继续战斗。当刀刃深入敌人身体之后，也会在战马跃动的时候脱出主人的掌握。 　　 　　直刀的优点在于，穿刺会给敌人带来更加严重的伤害，一击就可以使敌人的战斗力丧失。同时它可以刺中卧倒在地的步兵，战马不愿意践踏人体，执弯刀的骑兵需要冒着极大风险探身劈砍，直刀只需轻松一刺就能搞定。骑兵通过训练能够熟练地掌握针对骑兵地刺杀动作，准确的手腕动作可以拔出深入人体的剑刃，也可以让战马完成这一工作。突刺是很难被躲开的。 　　 　　不过直刃战刀也有其不足，按照一个刀剑爱好者网站的一篇译文的说法：“用一只伸长的手臂控制4０英寸的剑刃落点，还要把８００磅战马的冲力以身为梁传递出去，可能发生的情况实在是一言难尽。” ❦元朝时期兵器管理 　　元朝时期战士的武器是自己筹备。“无论何时，只要抗敌和平叛的任务一下来，他们便征发需用的种种东西，从十八般武器——直到旗帜、针钉、绳索、马匹和 驴驼。人人必须按所属的十户或百户供应摊派给他的那一份”。出征之前要集合军队进行检查。“检阅的那天，他们要摆出军备，如 果稍有缺损，官长要受到严厉制裁”。 　　 　　蒙古军和汉军土兵都实行自备军需的制度。为保证汉军士兵有能力提供军需装备，签军时 即考虑财产状况，尽量以中户之民为兵。怯薛军的装备，由所在蒙古干户、百户帮助准备。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光靠士兵自备鞍马器仗应付不了战争的需求，蒙古汗廷则自备一批工匠，制造炮仗、弓矢和盔甲，同时在战争中尽可能地掳掠敌方马匹和军 需物资，补充己方的物资不足。各降财国和蒙古政权届下的汉军 将领定期输送的军需物资，也是一个重要纳来源。由蒙古汗廷筹 集的军需装备和粮草，往往作为出征全军的尽需储备，以供不时之需。到窝阔台汗和蒙哥汗时期，大军出动之前往往先要派人出 去督办军需，调运粮草。窝阔台时还在新卫设立军储所，收贮山 东、河北钱粮，以供军用。宪宗二年(1252年)，忽必烈奏改为军 储都转运使司，又在京兆设置从宜府，筹集军粮、物资，转送四 川各军。但这些都是临时性的措施，当时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军需 供应制度。蒙古各投下在中原地区以征调军赋为名，肆行搜刮，更是扰民的一大弊政。 　　 　　12世纪末至13世纪韧，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各部后，即大力 发展蒙古军的武器装备。他一方面组织蒙古各部学习汉族、女真 人等民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另一方面把从战争中缴获的武器装备 进行仿制和改进，装备部队。到l3世纪末至14世纪初，则已经创制了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火铣。 ❦元朝武器管理与后勤保障 　　世祖中统二年（1261）七月，设军储都转运使司，负责兵器生产和输送。后军储都转运使司改为军器局。至元五年（1268）月，又改军器局为军器监。至元二十年（1283），军器监改名为武备监，隶于卫尉院之下。次年，武备监升为武备寺，与卫尉院并立。大德十一年（1307）至至大四年（1311），武备寺曾升成武备院，后又改回原名。武备寺设卿、同判、少卿、丞、辨验弓官、辨验筋角翎毛等官。 　　 　　武备寺是国家专门管理武器生产、贮存和发放的机构，下辖寿武库（衣甲）、利器库、广胜库（兵器）、军器人匠提举司、军器人匠局及甲局、弓局、箭局、军器局等几十个单位。 　　 　　元朝政府对武器的管理很严格，除了由政府组织的武器生产外，任何人都不许私造兵器。中原、江南民间兵器一律拘收，汉人、南人不得私藏衣甲和武器，甚至弹弓、铁棒等都在禁用之列；违禁者轻则杖罚，重则处死。汉军和新附军人只有在作战或出戍时才许持有武器，用过之后就要缴纳仓库，统一保管。蒙古军和探马赤军人则不受限制。元廷还规定了“汉儿城子里”官府贮放兵器的数量，“每一个路里十副弓箭，散府里、州里七副弓箭，县里五副弓箭”，由任职达鲁花赤的蒙古人和色目人监管。 　　 　　为了解决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待卫亲军各卫与各地镇戍军队都拨出部分士兵从事耕作，从首都周围到边疆地区，“皆立屯田，以资军饷”（《元史·兵志三》）。军屯按照军队组织系统进行管理，设立屯田万户府、千户所等机构，各级官员都是军官。每年年底都要对耕田亩数。粮食收成和耕畜情况进行考核，优者受奖，劣者受罚。被调充屯田军人的主要是汉军和新附军士兵。屯田所用耕牛、农具和种子，大多由国家供给，少数由军人自备。每个屯田军人耕种的土地，没有统一标准，因各地区不同的自然条件而定。屯田的收成，大多数上缴国家，少数留作口粮和种子。军屯对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军事活动的实施，有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军屯官吏贪污、压迫和屯田军人的消极怠工等因素，军屯的经济效益较低，歉收和无收的情况经常发生。到了元代后期，屯军大量逃亡，多数军屯名存实亡。 　　 　　元朝统治者十分重视骑兵的建设，对马匹的繁殖、管理和调拨逐渐形成了一套制度。由政府设置、管理的牧场，主要分布在蒙古草原和大都周围。“马之群，或千百，或三五十，左股烙以官印，号大印子马”（《元史·兵志三》）。管理牧场的机构，原称群牧所，后改名尚牧监、太仆院、卫尉院等，最后定制为太仆寺（至元二十四年），直隶于中书省之下。太仆寺牧养的马匹，一部分供军用，一部分则用来满足皇家生活需要。每当遇到重大的军事行动，政府即临时在民间“刷马”、“括马”、“和买马”。这些都是强制性的征调措施，每次都规定需用马匹的数额，按地区分配下去，并拨发一定的钱钞。从民间征用军马时，蒙古人与各级官员可以得到一定照顾，允许保留部分马匹；汉人与南人的马匹则往往全部征收（《大元马政记》）。通过这种办法来满足军马的需求，虽然比较便捷，但往往遭到人民的反抗，引起很多矛盾。 　　 　　为了保证庞大的军事机器运转，政府每年还要拿出大量钱钞。支付军官俸禄、怯薛岁币、战功赏赐、边备和战争等所需的费用。政府为屯田军人提供牛具、种子，组织武器生产，赈济贫乏军人，抚恤死亡将士家属等，也要计入军费开支。维持一般的边备和军官、军队费用，对朝廷已是一个不轻的负担，一旦有较大战争发生，军费开支直线上升，即所谓“军旅一兴，费靡巨万”（《元史·叶李传》）。元廷财政状况，一直处于比较紧张的局面之下，与军费开支有着密切关系。 ❦站赤与急递铺 　　成吉思汗建国后，仿效中原的驿传制度，在境内恢复或新建了一批驿站，供来往使臣等使用。窝阔台汗时，扩大设驿站范围，建立了贯通整个大蒙古国疆域的站赤系统，并初步制定了有关站赤的管理制度。忽必烈即位后，尤其是统一全国后，各地遍设驿站，构成了以大都为中心的稠密交通网。据至顺二年（1331）成书的《经世大典》记载，腹里、河南、辽阳、江浙、江西、湖广、陕西、四川、云南、甘肃等地共设驿站一千四百处左右，加上岭北、吐蕃等处的驿站，总数应在一千五百处以上。驿站以陆站为主，据提供的交通工具不同分成马站、牛站、车站、驿站、狗站等；另有水站、海站等作为补充。两驿之间的距离，从五六十里至百余里不等，如相距路程较长，则于中间置舍供使者休息，称为“邀驿”。 　　 　　在驿站承当差役的人，称为站户。站户是以民户中按一定财产标准签发出来的。在蒙古各部中，选择畜产多者应役；在中原、江南地区，一般是按户等从中户里签发。一旦被签发为站户登记入籍后，即世代相承，不得改易。站户除按规定提供交通工具外，马站出马夫，水站出船夫，部分站户还要向过往使臣提供肉、面、米、酒等。后一种供应，蒙古语称为“首思”，原意为汤、汁，汉文意译为“祗应”，即使臣的饮食分例。各站所领站户数目不等，多者二三千，少者只有几十户，一般为百余户至数百户。 　　 　　驿站系统的功能，是“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元史·兵志四》），与军政要务的传达、处理关系密切。乘骑驿马和使用驿站车辆等，都要有官府的证明或宗王的令旨。官府证明分铺马圣旨（又称铺马札子、御宝圣旨；铺马是站赤的另一种说法）、金字圆符（铁制，又称圆牌）、银字圆符三种。“朝廷军情大事奉旨遣使者，佩以金字圆符给驿，其余小事止用御宝圣旨。诸王、公主、驸马亦为军情急务遣使者，佩以银字圆符给驿，其余止用御宝圣旨”《元史·刑法志二》）。站赤验符、旨给驿和供应首思，持圆符者有优先的权力。元廷对给驿范围规定严格，“除朝廷军情急速公事之外，毋得擅差铺马”。但贵族、高级僧侣、官吏等都千方百计觅取铺马圣旨和圆符，享受免费供应的站马、首思等，利用当时最完善、最便利的交通体系，其结果是给站赤带来过重的负担，造成了“给驿泛滥”的困局。这种现象，在元朝中、后期尤为突出。 　　 　　管理站赤的中央机构，世祖初年为中书省右三部，至元七年（1270）设立诸站都统领使司，至元十三年改名为通政院。至大四年（1311））罢通政院，以驿站事归中书省兵部掌管。同年，复立通政院，只管蒙古站赤。延祐七年（1320），恢复世祖时旧制，全国驿站事务仍皆由通政院掌管。通政院设院使、同知、副使、金院等官员。 　　 　　除站赤外，元廷还设置了专用于军政大事公文传递的急递铺系统。“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设一急递铺，十铺设一邮长，铺设卒五人”，“转送朝廷及方面及郡邑文书往来”。“定制，一昼夜走四百里，邮长治其稽滞者”。凡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公文及各地紧急重要公文，用木匣封锁，标明号码、日期等，交给急递铺传送。各铺均要验件签押，以保证递件的安全和传送速度。和站赤系统一样，急递铺不久亦面临“衙门众多，文字繁冗，急递之法大不如初”的局面，不得不重申“省部台院急速之事，方置匣子发遣”，后来又规定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等七十九种官衙的文书可以通过急递铺传送，各投下总管府等二十种官衙的文书不许经由急递铺传送，以减轻急递铺的负担。 ❦元代的“站赤”制度 　　我国元朝时候，邮驿有了很大发展。元朝建立了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帝国。为了适应广大领域的统治，元朝统治者在邮驿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改革，把驿路范围大大扩展了。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在西域地区新添了许多驿站。著名的长春真人丘处机在兴都库什山觐见成吉思汗时，即曾经过这些驿站。 　　 　　成吉思汗大军占领辽西后，也立即在当地建立起有效的邮驿设施。《元史》记载，1215年，元军占领辽西，有人向政府报告义州（治所在今辽宁义县）将要反叛，镇将准备以屠城手段进行武力镇压，观察使王荣祖“驰驿”向成吉思汗报告，才制止了这次血洗。可见当时驿马奔驰十分迅速。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即位后，下令整顿地区驿铺，命令称：“诸牛马站每百户置汉车一具，各站俱置米仓，站户每年纳米一石。”可以看出，那时已有周密的驿站制度。 　　 　　窝阔台和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更把蒙古的驿路一直横贯到欧洲，形成联络欧亚大陆的一条长长的驿路。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原后，在辽阔的国土上，建立了严密的“站赤”制度，使邮驿通信十分有效地发挥效能。所谓“站赤”，是蒙古语“驿传”的译音。专家们考证，这个“站赤”原是指人，指管驿传的官员，后来也就通称驿站和驿传了。严格地讲，“驿站”这个词，是从元代才开始的。根据波斯史家拉施特在《史集》中的记载，元朝的驿路分为三种：一称帖里干道，蒙古语意为车道；二称木怜道，蒙语意为马道；三为纳怜道，蒙语意为小道。从地区讲，帖里干和木怜道，多用于岭北至上都、大都间的邮驿；纳怜道仅用于西北军务，大部分驿站在今甘肃省境内，所以亦称“甘肃纳怜驿”。 　　 　　站赤制度，是一种系统而严密的驿传制度。广义地说，应包括驿站的管理条例、驿官职责、驿站设备以及对站户的赋税征收制度等等。元世祖忽必烈时，曾制定了一份《站赤条例》，这是当时有关驿传的基本管理条令。基本内容有10多项，诸如驿站组织领导、马匹的管理、驿站的饮食供应、验收马匹和约束站官、检验符牌、管理牧地、监督使臣和按时提调等等。元朝时各驿站设有驿令和提领导驿官，他们的职责是：如数供应良马，检验驿使凭证，清点驿站设备等。这些对驿站管理和对驿官考核的具体条例，对元代邮驿发展起了保证作用。 　　 　　元朝的驿路四通八达。史家认为，元朝驿站制度之盛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它是“元朝政府的神经和血液网络”，对维持政府在全国广大地区的统治具有重大的作用。尤其对发展我国边疆地区的交通，起有重要促进作用。今天东北三省，属于元朝的辽阳中书行省，有南北两大驿路干线，向北延伸到黑龙江入海处的奴尔干城，南抵高丽王都开京（今朝鲜开城），共辖有135个驿站，管理驿马6515匹，驿车2621辆，驿牛5259头，驿狗3000只。今甘肃地区，是元朝通西域、中亚的必经之路，有驿站47处，有的驿站拥有驿马300匹左右，最少的也有30匹（《经世大典·天下站名》）。 　　 　　元朝通过驿路和西方有频繁的往来。当时中西国际驿路共有三条：一条从蒙古通往中亚；另一条是通往叶尼塞河、鄂毕河、额尔齐斯河上游的驿路；第三条为经过甘肃走廊通往中亚、欧洲的传统丝绸之路。对当时中西驿路的畅通，史家交口称赞。清初史家万斯同说：“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意思是：元朝在凡有人居住之地都设置了驿站，往来世界，就像在自己国内一样。在今呼和浩特和武川县，曾先后发现波斯银币和金币，可以说是元朝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和驿路畅通的物证。 　　 　　元朝的驿站都备有驿舍。这和宋朝的馆驿一样，是招待使臣住宿的房舍，其陈设之华丽也和宋馆驿相近。当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描写说：“有宏伟壮丽的建筑物，陈设华丽的房间”（《马可·波罗游记》），来往官员住宿条件是舒适的。驿站负责给使臣配备交通工具，陆行有马、驴、牛，水行有舟，山行有轿，东北边远地区更有特殊用于冰上的驿狗。据统计，元朝全国1119处驿站共约有驿马45000匹。在东北的哈儿宾（即今哈尔滨）地区则有狗站15处，供应驿狗3000只。南方一些水运发达地区，主要是水驿运输，有水驿420多处，备驿船5920多艘。这些交通设施，构成了元朝在全国的一个很大的驿路交通网。 ❦蒙古马矮小何以蒙古骑兵纵横天下？ 　　如果1 VS 1，蒙古骑士不是欧洲重甲骑士的对手。但是战争不是武士决斗。 　　1、蒙古士兵个个是神射手，且拉得都是硬弓，可以射穿盔甲。草原民族全民皆兵，蒙古人从会走路起就接受军事训练，特别是骑射。蒙古人可能是历史上骑射技术最强的草原民族。蒙古武士的军事技能训练还包括套马等。个个都是全能型骑兵。 　　2、整体战术先进。蒙古人的战术非常符合MZD的军事思想，以高度机动性为主。敌进我退，敌疲我扰，敌退我追。蒙古骑兵遭遇欧洲重甲骑步兵不是一味猛冲，先射一通重箭，如果是敌人军营，则还会发射火箭用投石机投石等，待敌人阵脚大乱的时候，避开敌人正面采用包抄的方式进攻敌人。欧洲重甲骑士行动笨拙，一旦队形打乱，无异于一群被着硬壳的乌龟。蒙古武士再用套马索、短斧等武器无异于砍瓜切菜。每一个蒙古骑兵身上都有多件称手兵器（工具），不同的打法不同的兵器，可谓是全能型骑兵。蒙古骑兵的阵型是宽大展开型，前后队可以轮流射箭，同时敌人如果硬冲，自己可以展开方圆百里的机动，让敌人打不着摸不到。蒙古人匈牙利一战，欧洲重甲武士的伤亡简直不成比例。 　　3、马。蒙古马别看冲刺速度不如欧洲马，可是长途奔袭是其特长，而且对草料的需求比其他马低，耐得严酷的自然条件。所以蒙古大军可以“兵马先动，粮草后行”，从小生于苦寒之地的蒙古人吃苦耐劳，有时候就靠喝马奶充饥。蒙古大军既没有辎重的困扰，所以能够展开惊人的大范围不停歇的机动。 　　蒙古大军征伐西方，无论是欧洲重甲骑士、还是穆/斯/林世界，都可谓势如破竹，不过十多万大军，三两天结束一场战斗，七八天攻下一座城市。蒙古人真正的劲敌在东方。灭金，顷全国之力。灭南宋，花了半个世纪时间，死了三任大汗。 ❦蒙古骑兵 　　他们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战术灵活、智勇兼备，是一支令人生畏的旋风部队。 　　１３世纪的蒙古铁骑 　　１３世纪初，在中国北部的大草原上，活跃着一支与众不同的骑兵部队。这支蒙古骑兵摆脱了欧洲传统军事思想的束缚，建立了世界上规模空前的宏伟帝国。这支军队的建立应归功于雄才大略的铁木真。正是他把一个许多部落的民族，建成为一个无往不胜的军事组织；也正是由于他出色的组织指挥才能，蒙古各部落的首领尊称他为成吉思汗，意为非凡的领袖。 　　“汗国”一词原指一个蒙古游牧部落或一支野战部队，后来变成了“巨额数量”的同义词。打了败仗的敌人始终无法相信，自己竟会被一支游牧部族所征服，因而他们一直错误地坚持认为，蒙古军队是一群声势浩大却又缺乏纪律的乌合之众，他们之所以取胜完全是依靠兵力上的优势。事实上，蒙古军队取胜的秘诀恰恰在于成吉思汗拥有一支前所未有的组织严密，训练有素而且军纪极其严格的军队。 　　组织体制 简洁单一 　　蒙古军队取得作战胜利的基础不是数量而是质量。通常，蒙古军队比它主要敌手的军队规模要小。成吉思汗组建的最大一支军队是他用来征服波斯的那支部队，人数也不过２４万。后来他们用来征服俄罗斯和整个东欧及中欧地区的军队也从没超过１５万。 　　简洁单一的组织体制是蒙古军队的显著特征。标准的蒙古野战部队由３个骑兵纵队组成。每个纵队有１００００骑兵，大体相当于一个现代骑兵师，每个骑兵纵队包括１０年骑兵连，每连１００人；每个骑兵连包括１０个班，每班１０人。所有骑兵一般都是骑马作战，一旦马匹垮掉，一部分士兵就只好在骑兵部队的掩护下立于马后射箭。 　　武器使用权 积极创新 　　蒙古人在武器方面没有什么重大改革，但对当时武器的使用方法作了一些创新。 　　在典型的蒙古军队中，从事突击行动的重骑兵占到了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他们头戴简易头盔，全身披着盔甲，盔甲通常是皮制的，也有的敌人好里缴获的锁子铠甲。重骑兵的马匹往往也披有少量皮制护甲。重骑兵的主要兵器是长熗，每个士兵的腰间还带一柄短弯刀或一根狼牙棒。 　　每个部队中的另外百分之六十为轻骑兵，他们的任务是侦察掩护，为重骑兵提供火力支援，肃清残敌以及跟踪追击。轻骑兵除了戴一顶头盔外，身上一般不披盔甲。他们的主要兵器是弓。这种弓相当大，至少需要１６６磅的拉力，射击距离为２００至３００码。他们身带两种箭，一种轻，箭头小而尖，用一于远射，另一种较重，箭头大而宽，用于近战。同重骑兵一样的是，他们也有一柄很重的短弯刀或狼牙棒，或一根套索，有时也有一支头上带钩的标熗或长熗。 　　每个士兵在战前都要披一件丝质长袍。这种长袍用生丝制成，编织得相当细密。成吉思汗发现简很难穿透这种丝衣，只是会连箭带衣一同插进伤口。因此，医护人员只须将丝布拉出，便可将箭头从伤口中拔出。 　　严格训练 机动保障 　　为了确保和驾驶高度的机动性，每个蒙古骑兵都有一匹或向匹备用马。这些马紧跟在部队后面，行军途中，甚至在战斗进行过程中都可以随时用来更换。换马是提案 接力的方式进行的，这样可以保证安全，同时也在最大程度上保证预定任务的完成。 　　蒙古军的骑兵和战马都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和精心挑选的。成吉思汗认识到没有素质过硬的士兵和战马，便难以达到良好的机动性。因此，蒙古骑兵都是从当时训练得最好的士兵中挑选出来的。他们在三四岁的时候就被送入戈壁沙漠中的学校，进行严格的骑马射击训练，因而他们个个具有过人的驾驭马匹和使用武器的本领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体格强壮，能适应战斗的需要；他们能在快速撤退时回头射击跟在其后的敌人；能够吃苦和忍耐严酷的气候条件，不贪图安逸舒适和美味佳肴。不容忽视的是：训练过程中形成的那种严格的纪律制度，使他们个个都服从命令，严谨不怠，这种中世纪的其它军队中是闻所未闻的。 　　对战马的训练也极其严格。与欧洲马匹不同，蒙古马不论严冬酷暑都生活在野外，具有极强的忍耐力，必要时可以连行数日而不进粮草，甚至能在相当短时间内在最险恶的地形上越过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距离。 　　由于行军时不必马匹带饲料，士兵又自带各人的食物和装备，而且通常只带最少的用量，因此，蒙古军队不需要拖带庞大的后勤供应辎重车队，也不必保留一个后方供应基地。由于大部分蒙古战马都是母马，士兵能喝马奶生活，因此也减轻了军队食物供应的负担。这同时也使蒙古军队的机动性大大增强。 　　战术战法 灵活巧妙 　　成吉思汗及其剽悍的将领在战术战法上从不因循守旧。 　　蒙军最常使用的作战方法是在轻骑兵的掩护下，将部队排成许多大致平行的纵队，以一条很宽的阵地线向前推进，各主要部队间由传达室令兵传送消息。当第一纵队遇到敌人主力时，该纵队便根据情况或停止前进或稍向后退，其答卷部队仍旧继续前进，占领敌人侧面和背后的地区。这样往往迫使做人后退以保护其交通线，蒙军趁机逼近敌人并使之在后退时变得一片混乱，最后将敌人完全包围关彻底歼灭。当发现非主力敌军后，附近所有的部队均以此为目标实施突击。这时，有关敌人的位置、兵力、运动方向等全部情报都被迅速送往总指挥部，估后再转给各野战分队。如果敌人不多，则由靠得最近的指挥官立即率部迎战。如果委员长人规模太大，无法马上吃掉，那么蒙军主力便在骑兵掩护部队的后面迅速集结，然后高速前进，在敌人还来不及集结兵力的时候就将其分别击溃。 　　标准的蒙军战斗队形是由5个横队组成，每个横队都是单列的。各横队之间相隔很宽的距离。前两个横队都是重骑兵，其余为轻骑兵。在这5个横队的前面。另外还有一些轻骑兵负责侦察、掩护。 　　当敌对双方的部队越来越靠近时，位于后面的3列轻骑兵便穿过前两列重骑兵之间的空隙向前推进，经过仔细瞄准后向敌人投射具有毁灭性力量的标熗和互箭。接着，在仍然保持队形整齐的情况下，前两更重骑兵先向后撤退，然后轻骑兵依次退后。即使敌人的阵线再稳固，也会在这种预有准备的密集箭的袭击下发生动摇。有时光靠这种袭击就能使敌人溃散，不必再进行突击冲锋，那么样就下令让轻骑兵撤退，由重骑兵发起冲锋。命令的传送方式是白天采用信号旗和三角旗，夜晚则采用灯光或火光。 　　作战时，各个骑兵队靠得很紧。但是如果位于中央的部队已经跟委员长人交为，那么两翼部队便向侧翼疏开，绕向敌人的两侧和后背。在进行这种包抄运动时，常常借助烟幕、尘土来迷惑敌人，或者利用山坡或谷地的掩护。完成对敌人的包围后，各部即从四面八方发动戟，引起敌阵大乱，最后将敌人撒谎击溃。 　　蒙古人在作战中善于运用计谋和策略，这一点使他们在作战时往往非常占先，减低了自己的损失，增加了敌人的伤亡。比如，作战中蒙军常使用烟幕。他们常常派一支小分队，在草原上或牧民居住区烧起大火以迷惑敌人，掩蔽自己的作战意图或行动。蒙军首领常常先派一支先贵队持久战敌人，打一个便后撤，引诱敌人尾随。撤退可能会持续绿几天，下到敌人发觉自己已落入蒙军的、陷阱进，已无路可逃了。 　　情报系统 周密广泛 　　周密广泛的情报系统对于蒙军取胜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蒙军每次作战所采取的战术都是预先周密细致辞地计划好的。情报系统是参与制定作战方案的一个重要部门。作战方案的制定首先要对完整而又准确的情报进行仔细研究和分析。蒙军情报网遍布欧亚大陆，其机构之词庞大，工作之周密超过了中世纪的所有国家。间谍一般都是披着商贾的外衣从事情报活动的。 　　一旦对情报作出了分析估计，整个战役的进行路线便被确定下来，并指定各骑兵纵队的路线和作战目标，下级指挥官在不违背整体作战方案的前提下有一定的指挥权。命令的传递和战斗情报的交换通过信心令兵迅速敏捷地往来于作战总部和下属部队之间实现，这就确保了各级指挥机构的直辖市统一，同进使成吉思汗绐终能亲自指挥最大范围内的作战行动，直至战争的最后胜利。 　　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功绩在于建立起了一支以弓箭、长熗为主要武器，以骑兵为主体的蒙古军队。这是一支经过严格军事训练，有着良好纪律养成以及绝妙无双的军事体制的军队。他们穿梭穿梭懂得并充分运用突然袭击和灵活机动的作战原则，同时采取智取计赚的战术手段。战争实践证明，这的确是一支令人生畏的所向无敌的旋风部队。 ❦蒙古骑兵的甲胄 　　蒙古汗国和元代军戎服饰以精巧著名。蒙古高原毡帐诸部未被成吉思汗统一之前曾用过鲛鱼皮甲胄、翎根甲，后来则用以牛皮为里的铜铁盔甲。 元皮胄 各种铁胄   元朝武士图，盔甲及武器装备 　　在彼德堡宫中藏有蒙古骑士遗存的甲胄，内层皆以牛皮为之，外层则满挂铁甲，甲片相连如鱼鳞，箭不能穿。在描自元代居庸关瀛台上的浮雕中就有罗圈甲、鱼鳞甲和柳叶甲。《黑鞑事略》：“其军器，有柳叶甲、有罗圈甲（革六重），有顽羊角弓，有响箭，有驼骨箭。” 元骑兵图 　　马匹的护身甲由5个部分组成，在马的两侧 各有一片甲，一直盖到马头；另一片甲放在马的臀部，和两侧的甲片系结起来，这片甲片上留一个洞，以便马尾从洞里伸出来；另一片甲在马的胸部。在马额上他们放一块铁板，把它系结在两侧的甲片上。 　　 　　蒙古骑兵的胸甲是由4个部分组成，一片是从大腿到颈，根据人体的形状来制作；另一片从颈到腰部，同前部的甲片连接起来，每一边肩上固定一块铁板。他们每一条手臂上也有一片甲，从肩覆盖到手腕，在每一条腿上面覆盖着另一片甲。所有这几片甲都用扣环连接在一起。 现代人仿制的蒙古骑兵盔甲 　　据《中国古代服饰史》记述，元代有一种翎根铠，用蹄筋，翎根相缀而胶连的甲片，射之不能穿。还有象蹄掌甲。蒙古骑兵多为带盔。另有一种胄作帽形而无遮眉，但在鼻部作一个极大的护鼻器，其状颇怪。 　　 　　蒙古民族的军队之所以能称霸于欧、亚二洲者，实全恃其精良的骑兵。 ❦元朝军队使用武器的种类 　  元朝军队使用的武器，可分为冷兵器和火器两大类． 冷兵器为主。 　　冷兵器的种类很多。属于长杆兵器的，有熗(矛)、长柄刀、 扑把等；属于短柄兵器的，有刀、剑、斧等；属于射远兵器的，有 弓、弩、炮(抛石机)等；属于防护装具的，有盔甲和盾牌等。现择要者介绍如下。 元朝武士图 元朝蒙古弯刀示意图（雁毛刀和柳叶刀的祖先） 　　熗、扑把等长杆兵器 蒙古人的长矛，往往在铁颈上有一个 钩，便于把对手从马上拉下来，也就是中国传统的单钩或双钩熗。 扑把当即后代的镗把类武器。此外，长兵器还有长柄刀、铁棒、 长把骨朵等。 铜骨朵 铜骨朵 　　刀、创等短柄兵器 蒙古人的刀，轻薄犀利，尖顶，一面开 刀，略作弯形，称为“环刀”。较少用剑。斧、短熗(短矛)等短 兵器，往往是骑兵必备的武器。 弓箭 蒙古骑兵作战，以弓矢为主，每个骑兵舰带有二三张弓，至少有-张好弓，同时备有两三个装满箭的箭筒。弓力多在一石以上，还有弓力更大的角弓，甚至有两个人才能勉强拉开 的劲弓，用来射击较远的目标。箭的长度为两尺左右，通常用沙柳条或树枝作箭杆。建国前草原缺铁，箭头多用兽骨，以后则多 用铁箭头，间或以银为箭头。箭头非常尖锐，两边磨得很锋利。为 磨箭头，士兵几乎都备有挫刀。与南宋交战后，也采用宋人的制弓技术。如忽必烈即位后即命宋降将王青督制神臂弓和柱子弓，教武卫军人习射。同时，也发展了制弯技术，以后在侍卫亲军中还 设有“神锋军”，专掌“蹶张弯拉”。有一种“靴车神风弩”，据说能射800余步远。 　　砲具 自蒙古国时期应用砲具，至元朝前期采用“回回砲”技 术，造炮技术有了很大发展。回回炮威力巨大，能抛发100多公 斤的石头，发射时声如雷鸣，颇可使敌军丧胆，以后在各军中普 遍使用。 元代回回砲 　　鞍具盔甲 为减轻马匹负担，蒙古骑兵鞍具都很轻巧。“其鞍留轻简，以便弛骋，重不盈七、八斤。鞍之雁翅，前竖而后乎，故 折旋而膊不伤。蹬圆，故足中立而不偏。底阔，故靴易入。缀蹬 之革，手揉而不硝，灌以羊脂，故受雨而不断烂；阔才瑜一寸，长 不逮四聪，故立马转身至顺”。盔甲以皮革为主，兼用铁片和铁条 制成，分为人甲与马甲两种。人甲有“柳叶甲”、“罗圈甲”等不 同类型。马甲一般由5块甲片联成，护住马匹的前胸、后臀、两 侧及额头。蒙古人原来很少有重甲和铁盔，征战中亚和汉地之后， 西域与中原的造甲工匠亦为蒙古统治者所用，能够造出上等的盔甲来。 　　盾牌 蒙古骑兵不常备盾牌．攻城时才使用以柳条或小树枝 等编成的盾牌。以后汉军步兵则常备盾牌，有旁牌、团牌、铁团牌、拐子木牌等种类。另又造出一种“叠盾”，“张则为盾，敛则 合而易持”。 　　战船 元朝承袭了宋人的造船技术，能够造出载重四五百吨 的大船，用以航海运送粮食盐布等物。战船也多采用南宋的制作 方法。进攻日本以前，忽必烈即派人前往江南制造战船1000艘， 实际上就是南宋水军经常用的“蒙冲战舰”。 　　火器　在元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在作战中起过相当大的作用。蒙古军西征时，经常使用火油筒。对南宋作战时，大规模使用火炮 (火球)。对日本作战时使用丁铁火炮。以后，又发明了先进的管状火器--火铳。 元铜火铳（复制品） 　　火铳 宋、金时己出现了用竹筒装填火药发射铁、铅和石制 的球形弹九。元代工匠发展了管形火器技术，造出了金属的新型 武器火铳。火铳与突火熗原理一样，用金属做简，利用火药在药 室内燃侥后产生的气压把弹丸射出，产生杀伤作用，比抛射火药 包威力大得多。世界上现存的最早两尊火铳，一尊造于文宗至顺 三年(1332年)，铜质，铳口直径10.5厘米。另一尊造于颁布至 正十一年(1351年)，铳口直径3厘米，铳身长城．5厘米，所用 弹九较小。元朝中、后期火铳已开始装备军队，用于实战。顺帝 至正二十四年，即以“火抗什伍相联，一旦布列铁竿山下”，护卫上都城池。火炮技术的飞跃发展，是中国军事史，乃至世界军 事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上图火铳为元至順三年（西元1332年）。長35.3釐米，口徑10.5釐米，尾底口徑7.7釐米。重6.94公斤。1935年發現於北京市房山雲居寺，中國歷史博物館藏。這是中國也是世界現存最早的有明確紀年的火銃。銃口外張似酒盞，故名盞口銃或盞口炮。銃身刻有“至順三年二月十四日，綏邊討寇軍，第三百號馬山”19字。此銃形體較大，應置於架上發射。 　　头盔的上部分是用铁或钢制成，但保护颈部咽喉的部分是用皮革制成。 　　 　　根据普兰诺·加宾尼介绍，蒙古骑兵的甲胄，制法极为精巧，就拿柳叶甲为例，他们先制成宽一指长一掌的若干铁片，在每一个铁片上钻8个小洞。他们放置3根坚固而狭窄的皮带作为基础，然后把这些铁片一一放在另一块铁片上面，因此这些铁片就重叠起来，他们用细皮线穿过上述小洞，把这些铁片捆在3根皮带上。在上端他们再系上一根皮线，因此这些铁片就很牢固地连接在一起。就这样，他们用这些铁片制成一根铁片带，然后把这些铁片带连接在一起，制成铁甲的各个部分。他们把这些部分连接起来，制成保护人身和马匹的铁甲。他们将铁片打磨得十分光亮，以至能够在铁片上 映出人影。

【生平】
　　黄道婆（1245—1330年）元代棉纺织家。又名黄婆，黄母。松江府乌泥泾镇(今上海市华泾镇)人。出身贫苦，少年受封建家庭压迫流落崖州(今海南岛)，以道观为家，劳动、生活在黎族姐妹中，并学会运用制棉工具和织崖州被的方法。元代元贞年间(1295—1296)重返故乡，在松江府以东的乌泥泾镇，教人制棉，传授和推广“捍(搅车，即轧棉机)、弹(弹棉弓)、纺(纺车)、织(织机)之具和“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织造技术。她所织的被褥巾带，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由于乌泥泾和松江一带人民迅速掌握了先进的织造技术，一时“乌泥泾被不胫而走，广传于大江南北”。当时的太仓、上海等县都加以仿效。棉纺织品五光十色，呈现了空前盛况。黄道婆去世以后，松江府曾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中心。松江布有“衣被天下”的美称。1330年卒。松江人民感念她的恩德，在顺帝至元二年(1336)，为她立祠，岁时享祀。后因战乱，祠被毁。至正二十二年(1362)乡人张守中重建并请王逢作诗纪念。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张之象塑其像于宁国寺。清嘉庆年间，上海城内渡鹤楼西北小巷，立有小庙。黄道婆墓在上海县华泾镇北面的东湾村，于1957年重新修建并立有石碑。上海的南市区曾有先棉祠，建黄道婆禅院。上海豫院内，有清咸丰时作为布业公所的跋织亭，供奉黄道婆为始祖。在黄道婆的故乡乌泥泾，至今还传颂着：“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二只筒子二匹布”的歌谣。
　　黄道婆
【简介】黄道婆 又称黄婆，生于南宋末年淳祐年间，约1245年，松江府乌泥泾镇（今上海徐汇区东湾村）人。 黄道婆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在生活的重压下，十二三岁就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白天她下地干活，晚上她纺织布到深夜，还要遭受公婆、丈夫的非人虐待。沉重的苦难摧残着她，也磨炼了她，有一次，黄道婆被公黄母祠婆、丈夫一顿毒打后，又被关在柴房不准吃饭，也不准睡觉。她再也忍受不住这种非人的折磨，决心逃出去另寻生路。半夜，她在房顶上掏洞逃了出来，躲在一条停泊在黄浦江边的海船上。后来就随船到了海南岛的崖州，即现在的海南崖县。在封建社会，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年轻妇女只身流落异乡，人生地疏，无依无靠，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但是淳朴热情的黎族同胞十分同情黄道婆的不幸遭遇，接受了她，让她有了安身之所，并且在共同的劳动生活中，还把他们的纺织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她。当时黎族人民生产的黎单、黎饰、鞍塔闻名内外，棉纺织技术比较先进，黄道婆聪明勤奋，虚心向黎族同胞学习纺织技术，并且融合黎汉两族人民的纺织技术的长处，逐浙成为一个出色的纺织能手，在当地大受欢迎，和黎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黎族地区生活了将近三十年。但是，黄道婆始终怀念自己的故乡。在元朝元贞年间，约1295年，她从崖州返回故乡,回到了乌泥泾。黄道婆重返故乡时，植棉业已经在长江流域大大普及，但纺织技术仍然很落后。她回来后，就致力于改革家乡落后的棉纺织生产工具，她根据自己几十年丰富的纺织经验，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精湛的织造技术传授给故乡人民。一边教家乡妇女学会黎族的棉纺织技术，一边又着手改革出一套赶、弹、纺、织的工具：去籽搅车，弹棉椎弓，三锭脚踏纺纱车……。虽然她回乡几年后就离开了人世，但她的辛勤劳动对推动当地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在纺纱工艺上黄道婆更创造了新式纺车。当时淞江一带用报答都是旧式单锭手摇纺车，功效很低，要三四个人纺纱才能供上一架织布机的需要。黄道婆就跟木工师博一起，经过反复试验，把用于纺麻的脚踏纺车改成三锭棉纺车，使纺纱效率一下子提高了两三倍，而且操作也很省力。因此这种新式纺车很容易被大家接受，在淞江一带很快地推广开来。黄道婆除了在改革棉纺工具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以外，她还把从黎族人民那里学来的织造技术，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成一套比较先进的“错纱、配色、综线、絜花”等织造技术、热心向人们传授。因此，当时乌泥泾出产的被、褥、带、帨等棉织物，上有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等各种美丽的图案，鲜艳如画。一时"乌泥泾被"不胫而走，附近上海、太仓等地竞相仿效。这些纺织品远销各地，很受欢迎，很快淞江一带就成为全国的棉织业中心，历几百年久而不衰。16世纪初，当地农民织出的布，一天就有上万匹。18世纪乃至19世纪，淞江布更远销欧美，获得了很高声誉。当时称淞江布匹“衣被天下”，这伟大的成就其中当然凝聚了黄道婆的大量心血。

【黄道婆的故事】
　　◆平静的出生
　　上海县港口镇北喜泰路西，有一所三间两进的黄母祠，它的第二进屋子当中，供着一尊手里拿着棉花、头上扎着布巾的农村妇女塑像。塑像额前皱纹累累，脸上一派慈祥沉毅，既显出被供俸者黄道婆苍老之年，又标示着她心地善良、 性格坚强，使人瞻望起来十分亲切、敬意衷生，不知不觉地便沉入对她的历史追忆与慕念之中……
　　◆少年好学　苦大志壮
　　大约在南宋理宗淳祐五年（公元一二四五年），黄道婆生于上海乌泥径镇（现在的华径镇）的一个穷苦人家。当时，正是宋元更替、兵荒马乱之际。蒙古军队锋芒直指临安，山河破碎的南宋王朝，君庸臣腐，出卖民族利益，朝野富人都是披金挂玉，依然吃得脑满肠肥，置民族存亡于不顾。可是，包括黄道婆一家在内的江南劳苦大众，不仅受汉族地主阶级的盘剥压榨，又遭到蒙古贵族铁蹄蹂躏威胁，还连年为天灾所袭击，使富庶的江南地区，竟成了“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的败落景象。
　　然而，在兵匪共袭的烽烟血火里，承继着祖先勤劳勇敢光荣传统的劳动人民，依然是种瓜播谷、栽桑植棉，男的耕、女的织，不断创造社会财富，发展社会生产。黄道婆就是在这样的群众土壤里，发芽、生根，成长起来的。
　　黄道婆出生前后，她的家乡便从闽广地区传来了棉花种植。乌泥泾首先在一个名叫“八千亩”的地方，播下了棉种。到了黄道婆记事的时候，棉花种植已经普及浙江、江苏、江西、湖南等地，不少妇女学会了棉花纺织技术。黄道婆由于世道多难、家境贫寒，而且很小就失去了全部骨肉亲人，孤苦无依，不能不自幼就跟劳动紧密地连在一起。砍柴做饭、洗洗涮涮呀，拿针用线，补补连连哪，一切都是她自己奔波料理。她心灵手巧，好学好问，肯动脑筋，善于琢磨。大人干的活计，她看了便能举一反三，迅速通路入门。本地有人经常穿着棉布衣裤锄草犁田，邻居会纺线的妇女，早就告诉黄道婆，那种棉线布厚实柔软、经久耐用，干活的人穿用极为合适。黄道婆听着总是十分注意，沉思不语，而后，便抓紧向纺棉的成年人学习。起初，她不会干，弹棉絮，弹得不透不净；卷棉条，卷得松紧不匀；纺棉纱，纺得粗一段、细一段，好像蛇吃了蛋似的。可是，她毫不气馁，坚持练习，争取学会操作。
　　然而，在那个年月，成年劳动者尚且不得温饱，何况黄道婆一个孤苦幼女。生活逼得她不得不到有田地的人家做了童养媳。
　　黄道婆成年累月起五更、爬半夜，侍候全家人的吃喝穿戴，四季当中，耕耘割藏，她都是和牛马一起出归。虽然年纪很轻，可她的劳动经验相当丰富。丰富的经验，使她更加聪明。她每天被家里活累得筋疲力尽，也还是硬挤时间继续练习纺织技术。没多久，她便熟练地掌握了全部操作工序：剥棉籽，敏捷利索；弹棉絮，蓬松干净；卷棉条，松紧适用；纺棉纱，又细又匆；织棉布，纹均边直。她的生活里，没享受过慈爱，没得到过温暖，辛酸的泪，把她活泼的童年过早地淹埋干净，只有这棉纺劳动，才给了她莫大的快慰。每当她看见棉田里那龙爪样的棉叶、雪团似的棉花，每当她坐在那“车转轻雷秋纺雪，弓弯半月夜弹云”的棉纺画卷里，便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乐趣。
　　棉花会纺了，布会织了，好学好想的黄道婆又发现了问题：棉花去籽这样用手指一个一个地剥，实在太慢；现在弹棉絮的小弓，才一尺半来长，还是线弦，须用手指来拨动，弓身小，没有劲，线弦容易断，手指拨弦费力气，以这样落后的技术纺纱织布，怎么能供上那些干活人穿衣服的需要呢？她心里经常想：能不能有什么新办法提高工效呢？
　　◆不惧风险　海南拜师
　　南宋理宗景定四年（公元1263年）的一个清晨，黄浦江边一条商船准备起锚出海，忽然，舱底上来一个蓬头垢面的青年女子，跪到船主面前，苦求把她带到闽广海南。
　　原来，这是十八岁的黄道婆。多年来，她跟棉纺织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手拴到了棉纱上，心织到了棉布里，总捉摸着怎样提高工效。有一天，她看到了从闽广运来的棉布，色泽美观，质地紧密，后来又看到海南岛的黎族、云南高原上的彝族所生产的匹幅长阔而洁白细密的“慢吉贝”、狭幅粗疏而色暗的“粗吉贝”等，不由得对那些地区心驰神往，暗想：若是能学到那里的纺织技术该多好啊！
　　本来早已有了这样南游学艺的志向，而恶劣的时势家情更催逼她加速动身。她的家乡乌泥径，是南宋统治集团重点搜刮地区两浙西路属地。这几年，许多人贫苦至极，便抛家弃业，飘泊天涯，另寻活命地方。黄道婆的婆家没有破产，但她却无法继续存身，尽管她比蜜蜂勤快，比牛马受累，还免不了挨打受骂、夺寝禁食。上这条船的前一天，黄道婆在家里，天刚放亮，就下地，太阳落山才回家，疲乏得进门躺在床上就和衣睡着了。凶狠的公婆不问情由，恶骂不止。黄道婆挣扎着爬起来分辩几句，马上被拖下床来毒打一顿，丈夫不但没有劝阻，反而加鞭助棍，打完后把她锁进了柴房，不让她吃饭，也不让她睡觉。胸怀壮志的黄道婆痛苦到了极点，再也不甘忍受这封建牢狱的折磨，决心挣脱封建礼教枷锁，离开黑暗的家庭。她知道，长江岸边，没有她的活路，便确定就此弃乡远航，访求
　　先进纺织技术，实现夙愿。半夜，她挖穿了四室屋顶，逃出来，奔向黄浦江边，躲进商船舱底……
　　老船主听黄道婆倾吐了访艺志向，哭诉了痛苦遭遇，看着她一身破衣烂衫，满脸血痕泪水，不由得又敬重又同情，使点头答应了她的要求。于是，黄道婆登上船头，遥望乌泥径，洒泪告别了亲爱的出生地，随船南渡。那时，交通工具简陋，航海技术低劣，黄道婆不避风险，忍着颠簸饥寒，闯过惊涛骇浪，先抵占城，随后到了崖州。她看到当地棉纺织业真的十分兴盛，便谢过船家在海南落了脚。
　　崖州的木棉和纺织技术强烈地吸引着黄道婆，朴实的黎族人民热诚地欢迎她、款待她。她同这些阶级兄弟姐妹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爱上了这里的座座高山、片片阔林。拿起了著名的黎幕、鞍搭、花被、缦布，瞅着那光彩明亮的黎单、五色鲜艳的黎饰，黄道婆便看不胜看，爱不释手，赞美不止。为了早日掌握黎家技术，她刻苦学习黎族语言，耳听、心记、嘴里练，努力和黎族人民打成一片，虚心地拜他们为师。她研究黎族的纺棉工具，学习纺棉技术，废寝忘食，争分夺秒，象着了迷、入了癖一样，每学好了一道工序，会用一种工具，她的心就仿佛开了花、吃了蜜。灿烂的友谊之花，结出了丰硕的技术之果。黎族人民不仅在生活上热情照顾黄道婆，而且把自己的技术无保留地传授给她。聪明的黄道婆，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棉织事业上，又得到这样无私的帮助，很快就熟悉了黎家全部织棉工具，学成了他们的先进技术。尽管绞尽脑汁，熬心血的劳动消耗，把黄道婆的一头青丝换上了全部白发，
　　给她丰润的脸上刻下道道深而密的褶皱，但她还是精神抖擞，深钻细研，镍而不舍，刻苦实践，三十年如一日，终于成为一个技艺精湛的棉纺织家。
　　◆传艺创新　造福于民
　　岁月恰似织布快梭，转眼之间，到了十三世纪末叶。蒙古征服者早已囊括全国，南宋王朝覆灭了二十多年。为了缓和各族人民的反抗，元朝统治者慢慢改变以前那样屠杀掠夺政策，实行一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江南经济开始好转。黄道婆这些年在元朝统治力量薄弱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没受刀兵涂炭，顺利地学习成功。现在，听说故乡安定下来，有了生机，不由又想起那里棉织业的落后情形，内心复活了改变江南技术面貌的原来志向，升起了一股难以抑制的思乡感情。她向海南同胞说出了心事，情长谊深的黎族姐妹舍不得离开她，但又理解她，只好压着惜别的心情支持她。
　　公元１２９５年的一天，黄道婆忍痛告别了第二个故乡，搭船离开美丽的崖州，重返她阔别三十多年的长江之滨。经过了改朝换代的战乱，黄道婆的公婆和丈夫，早已先后死去，她一心无挂，只抱着造福于民的善良愿望，不顾晚年体力衰微与生活孤单，回到家乡马上投身于棉纺织业的传艺、改良和创新活动。乡亲们亲切地欢迎她满载而归，她更是不辞辛苦，东奔西走。热心地向乡亲们讲述黎族的优良制棉技术，妇女们成天围着她听得倾心入神。她便把自己海南所得，倾囊相授。同时，还把黎家先进经验与上海的生产实践结合起来，努力发挥自己的才能智慧，积极发明创造。对棉纺织工具与技术，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制造了新的擀、弹、纺、织等工具，刷新了上海棉纺业的旧面貌。 首先是改革了擀籽工序。她先打听家乡近些年是怎样去籽净棉的，妇女们苦恼地告诉她，还是用手指一个一个地剥。黄道婆说，从现在起，咱们改用新的擀籽法吧。便教大家一人持一根光滑的小铁棍儿，把籽棉放在硬而平的捶石上，用铁棍擀挤棉籽，试验以后，妇女们乐不可支地嚷着：“一下子可以擀出五、六、七八个籽儿呀，再也不用手指头挨个儿数了！”
　　黄道婆见大伙高兴，也感到十分快活，但并不满足。她觉得，用手按着铁棍儿擀，还是比较费力的，便继续寻求新办法。忽然，她想到了黎族脚踏车的原理，心里豁然一亮，马上和伙伴商量试用这一原理制造轧棉机，白天黑夜都琢磨。最后，用四块木板装成木框，上面树立两根木柱，柱头镶在一根方木下面，柱中央装着带有曲柄的木铁二轴；铁轴比木轴直径小，两轴粗细不等，转动起来速度不同。黄道婆同两个姐妹，一个人向铁木二轴之间缝隙喂籽棉，两个人摇曲柄，结果，棉絮棉籽迅速分落两轴内外两侧。 “太好了，又省力，又出活儿！”妇女们围着这新搅车，象山雀一样，欢跃起来，庆祝创制成功！
　　与此同时，黄道婆把沿用多年的小弓，弓身由一尺半长改为四尺多长，弓弦由线弦改为绳弦，将手指拨弦变为棒椎击弦。这结实有力的大弓，弹起棉来，挣挣然节奏鲜明，仿佛响起一支好听的劳动乐曲，棉花弹得又松又匆，又快又干净。 接着，在纺纱工序上，黄道婆创造出三锭脚纺车，代替过去单锭手摇纺车。脚踏的劲头大，还腾出了双手握棉抽纱，同时能纺三根纱，速度快、产量多，这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的纺车，实在是个了不起的技术革命。在织布工序上，黄道婆对织布机也有一定的改革。她借鉴我国传统的丝织技术，汲取黎族人民织“崖州被”的长处，与乡亲们共同学习研究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棉织技术，织成的被、褥、带、帨（手巾）等，上面有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等花纹，鲜艳如画，“乌泥径被”名驰全国。元朝诗人曾热情，地加以赞扬：
　　崖州布被五色缫，组雾紃云粲花草，
　　片帆鲸海得风口，千轴乌径夺天造。
　　黄道婆回乡几年之后，松江、太仓和苏杭等地，都传用她的新法，以致有“松郡棉布，衣被天下”的盛称。制棉业逐渐兴旺起来，甚至乌泥径附近一千多户靠棉织技术谋生的居民，生活水乎都比过去显著提高了。黄道婆的一生刻苦学习研究、辛勤劳动实践，有力地影响和推动了我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她的业绩在我国纺织史上灿然发光。人民热爱她、崇敬她，在她逝世的时候，大家怀着悲痛心情，纷纷捐资把她安葬在上海县曹行乡。上海群众曾不断地为她兴立祠庙，其中规模宏大的先棉祠，每年四月黄道婆的诞辰，都有人接踵赶来致祭。多少年来，人们感念黄道婆的歌谣，一直传颂不止：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 两只筒子两匹布。
　　【永远的丰碑】
　　◆永远的丰碑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组织人力，为黄道婆重新修墓立碑，栽植青松翠柏，表彰这位女纺织技术革新家、科学家的科学功绩，寄托人民的长远哀思和深切怀念。黄道婆的奋斗精神，将永远鼓舞人们向科学的高峰攀登！
【有关黄道婆的民谣】
　　清朝人秦荣光一首竹枝词咏黄道婆：
　　乌泥泾庙祀黄婆，
　　标布三林出数多。
　　衣食我民真众母，
　　千秋报赛奏弦歌。
　　民间还流传歌颂黄道婆的民谣：
　　黄婆婆，
　　黄婆婆。
　　教我纱，
　　教我布；
　　两只筒子两匹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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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忽必烈大帝》  记述在忽必烈成长的过程中，祖父成吉思汗，父亲拖雷，母亲唆鲁禾帖尼，兄长蒙哥等对他的影响，深刻揭示这些影响所包含的情感内容。多焦距记录汉族儒士对他的深刻启迪。并将忽必烈对儒学的尊崇贯穿始终。多方位记述与胞弟阿里不哥以及诸叛王海都、昔里吉、乃颜之间的斗争过程。记录与族兄拔都之间的长期友谊，与太子真金之间复杂的情感过程，间叙与察必皇后之间的深笃感情。深沉记述与藏僧八思巴的忘年之交，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之间的友谊。记述忽必烈身边杰出将相的事迹。记述忽必烈晚年的彷惶和焦虑，以及在施政过程中的失误，反照一位伟大政治家的人格灵魂。

    纵观忽必烈的一生，无疑他是成功的。他骨子里流着蒙古人特有的侵略扩张的血液，他的成功也是建立在无数人的血肉之躯之上的。他成功得有点血腥，有点悲壮，也有点残忍。当他老的时候，他是否对自己所做的事而深深忏悔呢？


2.《成吉思汗》  公元12—13世纪，漠北历史进程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推上了成功的顶峰。当时蒙古地面部落星罗棋布，互相兼并残杀，最后形成几个大的部落联盟：东部有塔塔儿部，北部有蔑儿乞锡部，中部有克列亦锡部，西部有乃蛮部，还有作为著名纵横家扎木合为首的札答阑部等等。同这些庞大的部落联盟相比，蒙古部是一个较为弱小的部落。各部落联盟之间互相攻伐，争战不休，战争变得越来越残酷，严重地阻碍着蒙古历史的发展。在这种分裂混乱中，人民渴望统一和安定。时势造英雄。成吉思汗顺应了这一历史要求，成就了统一大业。

作者： 勒内.格鲁塞

3.《元史解读》  以历史事实为依据，采用答问的形式，从《元史》中提炼出有代表性、有价值的问题，并用原典中所载内容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回答。内容包括：蒙古族的起源情况如何、蒙古族的文化习俗情况如何等。

作者姓名： 白玉林

元仁宗钦明广孝皇帝(1311-1320)，名爱育黎拔力八达(1285-1320)，元武宗弟，元朝第四代皇帝，蒙古语称普颜笃皇帝。早年从太常少卿李孟学习儒家典籍。大德九年(1305年)，出居怀州。十一年，成宗死，回大都奔丧，与右丞相哈剌哈孙合谋，拥立统军北边的长兄海山(元武宗)为帝。元武宗封他为皇太子，相约兄终弟及，叔侄相传。至大四年(1311年)即位后，大张旗鼓地进行改革，取消尚书省，停用至大银钞，减裁冗员，整顿朝政。延元年(1314年)，开科举取士。曾在江浙、江西、河南等地进行田产登记，史称「延经理」。出兵西北，击败察合台后王也先不花。后毁约将武宗子和世徙居云南，立己子硕德八剌(元英宗)为皇太子。在位十年，庙号仁宗。 元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又称普颜笃皇帝，武宗弟，父答刺麻八刺。母兴圣皇太后，弘吉剌氏。仁宗于武宗即位之初立为皇储，自幼熟读汉族典籍，尤倾心于释典，不事游猎，不喜征伐，不崇货利。一位颇有文化底蕴的皇帝，即位伊始，着手改革朝政和吏治，如：严申侍臣擅传圣旨之禁；诸王投下分地的正达鲁花赤必须由中央委派，只有副达鲁花赤才准许诸王任命；吏员入仕只能升至七品，以此为限；恢复自宋亡以后中断了几十年的科举取士制度，于1313年下诏正式实行科举取士；延佑初，派人检括河南、江西、江浙等地漏隐田地，核实税收等。他还倚重汉人文臣，处死蒙丞相托克托等，排除朝中异己。将《贞观政要》和《资治通鉴》等书摘译为蒙文，令蒙古、色目人诵习。但仁宗因对母后答己奉命惟谨和对宗戚勋旧的软弱，导致其改革未能明显见效和持续久远。1320年正月，仁宗卒，葬起辇谷，谥曰仁宗圣文钦教皇帝。

早年的倾向

　

1311年4月爱育黎拔力八达继承兄长海山的皇位，是元朝历史中第一次和平与平稳的帝位继承。按照先前的约定，海山在1307年将他的弟弟封为皇太子，并像忽必烈在位时确定真金为继承人后的做法一样，任命爱育黎拔力八达为中央各机构名誉上的最高首脑，这些都为帝位的平稳转移创造了条件。④从海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兄弟情分和兄终弟及的和平即位方式来看，人们可能会认为两朝皇帝在政策和用人上保持连续性。但是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初年的表现恰恰相反：海山的主要大臣都遭清洗，大多数政策都被废止。这些作为，可以追溯到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文化、思想倾向以及他与兄长间的复杂政治关系。

爱育黎拔力八达从十几岁起就学于儒士李孟，李孟向他灌输的儒家伦理和政治观念对他后来的政治态度有很强的影响。①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怀州任宗王及后来身为海山的皇太子时期先后在身边任用的汉儒有陈颢（1264—1339年）、王毅、王约（1252—1333年）、赵孟睿

大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画像


 

辽太祖陵为辽的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陵寝，陵前山谷两侧山峰如阙，称黑龙门。



  契丹民族建立的辽王朝，是继“世界帝国”——唐王朝衰落之后，中国境内实力最为强大的割据政权。辽国最盛时，东起库页岛，西至额尔齐斯河，遥遥万里，影响甚巨。契丹作为族名与国名，远传欧洲。俄语中称中国为“KИTaЙ”,就是源于“契丹”二字的音译。 15世纪末著名的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率船队出海，其目的就是要寻找“Kitai”(契丹)之国，并由此发现了所谓的新大陆——美洲。可见，欧洲人呼中国为“契丹”已相当久远了。辽王朝的开国大帝耶律阿保机胸怀韬略、胆识过人，一生戎马倥偬，开疆拓土，立体制、制文字、建皇都、定刑律，励精图治，奠定了辽王朝二百余载的基业，尽显一代天骄之雄风。

  中国版白马王子的故事

    我们经常听到白马王子这个词，但是它到底是从哪个故事里衍生出来的呢？碰到这样的问题，大抵会有人告诉你：这是来自于欧洲传奇故事或童话世界中的人物。岂不知，在中国也有关于白马王子的传说，中国版的白马王子比欧洲版的白马王子不仅要早好几百年，而且确有其人。

    《辽史·地理志》中记载的关于辽祖的传说，就是中国版白马王子的故事。

    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河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

    神人白马王子与驾青牛车天女的故事，被史学家解释为在辽河之源土河(老哈河)与潢河(西拉木伦河)流域居住的两个游牧部落——一个牧马的部落和一个牧牛的部落，相遇于二水合流的地方——木叶山。两个部落中的一对杰出青年男女彼此爱慕，结为夫妇，生下八个儿子，经过世 世代代的繁衍，成了木叶山的八个部落。

    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政权支离瓦解，藩镇相对“独立”，为生活在西辽河流域的契丹人提供了发展壮大的机会。


    契丹诸部中，有一个强大的分支，称为遥辇氏，下边分为八部。他们就是中国版的白马王子和青牛女夫妇二人所生的八个儿子的后代。

    契丹八部中，各部部长称为大人，再由八部大人推一人为首领，统率八部，一般任期三年，特殊情况下临时补选。八部中，“迭刺部”距中原较近，躲避中原战乱的北方汉族人逃入契丹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使“迭刺部”的发展很快超过了其他七部。“耶律”是“迭刺”部的首领姓氏，像很多日本姓氏一样，耶律也是个地名。“迭刺”拥有世选“夷离堇”(官名，部落的军事首领)的特权，从耶律阿保机的七世祖开始，耶律家族就掌握了八部联盟的军权，地位仅次于八部联盟首领。

    公元872年，在一个暴雨如注、电闪雷鸣的清晨，耶律撒刺的家帐内，忽然传出了婴儿响亮的啼哭声。

    刹那间，帐内神光充斥，异香逼人，帐外雷雨顿霁，朝霞满天，一代天骄耶律阿保机呱呱坠地了！接下来的说法就更神奇了，说阿保机夜寝有光环围绕，周岁能言，曾梦一乘白马神人对他说：尔乃天皇王转世。生汝世间，立国契丹。天下大乱，南汉北番。家族多难，慎保平安。

    刀马显威，打来八部联盟总头领

    阿保机一出生，就面临着血腥的权力争夺。契丹贵族阶层为争夺联盟首领之位打得不可开交，阿保机的祖父匀德实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被杀了。仓促中，家人决定分开逃亡，避免一网就擒。襁褓中的阿保机，被交给祖母，涂面易容，东躲西藏。最危险的一次，大队骑兵追踪而至，惊恐的祖母急中生智，把阿保机藏到另一个帐篷里，才侥幸躲过一劫。提心吊胆的逃亡中，耶律家族最终等来了转机，阿保机的伯父不久重掌大权，并把年幼的阿保机接到身边抚养。

    阿保机自幼聪敏，才智过人。长大成人后，身体魁梧健壮，武功高强，而且胸怀大志。《辽史》上说他“身长九尺，丰上锐下，目光射人，关弓三百斤”。他带领侍卫亲军曾多次立下战功，显露出过人的才干。从阿保机身上，伯父看到了重振耶律家族的希望，于是有意识地让阿保机参与政务，进行历练。

    公元892年，20岁的阿保机迎娶了14岁的述律平。述律平的父亲是回鹘人的后代，她的母亲则是阿保机的姑姑。述律平天生聪慧、胆识具备。阿保机娶了述律平后，如虎添翼。

    在八部联盟后期，阿保机被推选为本部的“夷离堇”。伯父被杀后，阿保机又继承了伯父的职位，成为八部落联盟的实际操纵者，其地位仅次于可汗，掌握着联盟的军事和行政事务。这时的阿保机只有30岁，手中掌握的联盟军事大权，为他建立军功、树立威信和权威创造了有利条件。他充分利用本部落的实力四处征伐，接连攻破室韦和奚人等部落，同时南下进攻掠夺汉族聚居地区，俘获大批的汉人和大量的牲畜、粮食，使本部落实力大大增强。

    据说在攻奚之前，阿保机给奚的酋长写了一封信，下笔恳切：“你我言语相通，实一国也”；接着，又谎称自己的先辈是汉人所杀，博取奚人的同情。最后打上一拳，“我受命于天，抚下以德”，如果不服，将“兵连祸结”。一封信连哄带吓，等契丹大军杀到，奚人已无心恋战。阿保机用最小的代价换来了胜利，声望大振，被后世传说为“一封信能灭国”！

    唐末，幽州(今北京一带)节度使刘仁恭多次出兵进攻契丹，契丹人饱受其苦。八部大人皆认为是可汗无能，遂要求改选可汗。阿保机借机大肆渲染可汗对中原的软弱让步，最终凭借自己强大的实力和崇高的威望，于公元906年登上了八部联盟可汗的高位。

    要当皇帝挡我者死

    按照传统制度，可汗之位要三年改选一次。由于汉人谋士经常说，中原的帝王从来不改选，所以阿保机在任可汗满三年时拒不交出大权，筹谋像中原的皇帝一样建立终身制和世袭制。此举引起了本家族其他贵族的强烈不满。因为按照习惯，可汗实行的是家族世选制，即可汗之位转入耶律氏后，可汗就都要由耶律家族的成年人轮流担任，阿保机不让位，其他人便没有机会当选。为了争取这个被选举权，阿保机本家族的兄弟们便首先起来反对他，由此发生了契丹历史上的“诸弟之乱”。

    兄弟们的叛乱一共有三次。第一次在公元911 年。这年的5月，阿保机的弟弟剌葛、迭剌、寅底石、安端策划谋反，安端的妻子得知后密报了阿保机。阿保机不愿同室操戈，就和兄弟们登山杀牲对天盟誓，然后赦免了他们。但兄弟们并没有领情，第二年，又在于越辖底的带领下，再次反叛。这年的7月，阿保机征伐术不姑部，让剌葛领兵攻打平州(今河北卢龙)。剌葛攻陷了平州，却领兵阻挡阿保机的归路，逼迫他恢复祖制。阿保机没有硬拼，而是领兵绕道南下，按照传统习惯赶在诸兄弟的前面举行了烧柴告天的仪式，即“燔柴礼”，再次任可汗。这样就证明他已经合法地连选连任，使众兄弟没有了反叛的理由。第二天，诸兄弟纷纷向阿保机请罪，阿保机也就不再追究，只下令让他们悔过自新。

    但是，可汗宝座的诱惑毕竟比兄弟之情要大得多。诸弟之乱在公元913年进入高潮。这年3月，阿保机的大弟剌葛趁阿保机外出之机，让二弟、四弟带兵去攻打路途中的阿保机；又派三弟攻打留在宫帐中的述律平。阿保机和述律平早有准备，沉着应战，将叛军各个击破，统率叛军的兄弟们也多被生擒。阿保机本不想手足相残，仍想对几个兄弟教育释放。然而述律平一句话却使他下了斩草除根的决心。述律平说：“可汗还想看到第四次叛乱吗？”于是，阿保机挥起屠刀，将参加叛乱的兄弟及他们的亲属上百人全部处死。


    契丹版鸿门宴尽诛对手

    在一片血雨腥风中，阿保机所部终于归于平静。然而，这仅仅是摆平了契丹八部中的一部，另七部贵族仍然在暗中做着推翻阿保机的准备。

    公元915年，七部贵族终于等到了机会。在阿保机征讨黄头室韦部返回的路上，七部贵族假装欢迎，乘阿保机不备，将他抓住，刀架在脖子上，逼阿保机下台让位。面对死亡，阿保机只好认输，辞去可汗之职，带着自己的部落迁徙至滦河一带。

    为东山再起，阿保机大量使用汉族知识分子。韩延徽，原是定州节度使刘仁恭的幕僚，受命出使契丹。在谈判进行中，刘仁恭又在边界滋事。阿保机一怒之下，扣押了韩延徽。面对刀熗，韩延徽面不改色，慷慨陈词，令阿保机很是佩服，遂以诚打动了韩延徽，将其收于帐下。

    从此，韩延徽成了阿保机的左右手，为壮大阿保机的部族提了很多建议，为阿保机日后的东山再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阿保机对韩延徽的信任，也是罕见的。韩延徽的母亲病危，他招呼也不打，连夜跑回了幽州老家。部下来告，韩延徽叛逃，阿保机坚定地说，韩延徽决不负我！果然，几日后，韩延徽回到阿保机帐下。见阿保机如此善待汉官、信任汉官，许多汉人文官相继归附，阿保机一律委以重任。

    在滦河，阿保机采用汉族谋士的建议，模仿汉地建起了一座城市，并改变契丹的游牧习俗，大力发展农业盐铁。很快，阿保机所部的军事实力和人口数又雄居契丹八部之首，并且由于其他七部都要由阿保机提供盐铁，阿保机等于把住了那七部的经济命脉。

    时机成熟，阿保机开始了他扫平障碍的计划。

    阿保机亲赴各个部落，向七部酋长发出盛情邀请：“感谢各位首领宽容待我，使我能苟活至今。特备薄酒一杯，一表谢意，二来我又新建了几个盐场，大家在一起议议新盐的分配。”

    七部酋长被阿保机的满面诚恳所迷惑，准时赴宴。宴会上，阿保机谈笑风生，豪饮不止。就在七部酋长都喝得七倒八歪时，阿保机一声令下，早已安排好的伏兵一拥而上，挥起砍刀，七个酋长顿时人头落地。阿保机随即带兵杀出滦河，兵锋指处，所向披靡，顺利地统一了契丹八部。

    公元916年3月17日，阿保机祭青牛白马旗，告示先祖：大契丹国成立。阿保机登基称帝，建元神册。耶律阿保机称天皇帝，妻子述律平称地皇后，立长子耶律倍为太子。

  开创契丹历史的崭新时代

    称帝之后，阿保机不满足已占有的领土，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南到黄河、北至漠北的北方大国。

    公元922年12月，义武节度使王处直之子王郁来到契丹，认阿保机为干爹。他百般游说阿保机攻打河北，阿保机被这个干儿子一番花言巧语说得心花怒放，于是挥师南下。结果赶上少见的大雪，雪连下了十来天，地上的雪厚达数尺。契丹兵马粮草奇缺，车马难行，遭到晋王李存勖的重创，伤亡很大，阿保机只好撤兵。。

    南下损兵折将，无功而回，阿保机反思之后，及时调整了战略方向，打算先征服北方的游牧部落，消除两侧的威胁之后再向南用兵。阿保机部署新的作战计划，亲自率军征讨党项、阻卜等部落，抓获回鹘都督毕离堇，逼使回鹘可汗纳贡谢罪。契丹国土面积大大扩展，向北到达了乌孤山(今肯特山)，最西则到达了今阿尔泰山一带。

    为了向东发展势力，阿保机又率领大军东征渤海国。渤海是东北地区的一个区域性的民族政权，政治和文化都在北方各民族之上，素有“海东盛国”之称，但其时国力已经下降。阿保机集中全部兵力，以泰山压顶之势，一举将渤海灭掉。渤海国的末代国王夫妇成为俘虏，阿保机以自己和妻子述律平的马名——乌鲁古、阿里命名之，渤海国王羞怒交加，但为了保命，只好跪而受之。

    阿保机将渤海国改名为东丹国(即东契丹国)，任命太子耶律倍为东丹国国王，称人皇王。此外，阿保机又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广置官府，实施实际管理，从而结束了唐末以来东北地区的分裂局面，重新实现了统一。

    完成东北统一之后，阿保机在汉族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废除了部落世选制，确立皇位世袭制；组织人力创制了契丹文字，制订了契丹的第一部法典《决狱法》；并大力吸收汉文化，仿唐代长安，修建皇都(即后来的辽上京)；采纳韩延徽的建策，置州县，立城郭，定赋税，模仿汉地的制度管理在战争中俘掠的大量汉人。大批汉族降人、俘虏的迁入使契丹的实力渐趋雄厚，在几千年风吹草低只见牛羊的长城以北草原上涌现了农田、村落、城郭、矿冶、作坊以及寺院与孔庙。

    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阿保机发现，草原上新征服的奚族、室韦等部落，不习惯耕种；而投奔来的汉人，又不可能去牧马。如何在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乃至制度机构上都存在很大差距的区域之间，建立一个统一、和谐的国家？成为阿保机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阿保机本着“因俗而治，得其宜”的原则，在政治、法律、经济等制度上采用番汉分治的做法，给契丹和汉人的生存、发展与融合，提供了一种能够共同接受的统治形式，开创了契丹历史的一个崭新时代。

    耶律阿保机从统一契丹诸部到开拓疆土建立一个万里大国，不过经历了短短二十年的光景。公元926年，一代天骄耶律阿保机因病过世，终年55岁。后谥号升天皇帝，庙号辽太祖。

元代政治家耶律楚材



（公元1190年—公元1244年），蒙古帝国大臣。字晋卿，号玉泉老人，法号湛然居士。蒙古名为吾图撒合里。出身于契丹贵族家庭，生长于燕京（今北京），世居金中都（今北京），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九世孙。
　　耶律楚材秉承家族传统，自幼学习汉籍，精通汉文，年纪轻轻就已“博及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著”了。初仕金，为开州同知、左右司员外郎。成吉思汗十年（1215），蒙古军攻占燕京，成吉思汗得知他才华横溢、满腹经纶，遂派人向他询问治国大计。[2][3]他早已对腐朽的大金王朝失去信心。面对干戈四起、生灵涂炭的神州大地，他决定以自己的才华辅助成吉思汗，拯救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十四年，随成吉思汗西征，常晓以征伐、治国、安民之道，屡立奇功，备受器重。二十一年，又随成吉思汗征西夏，谏言禁止州郡官吏擅自征发杀戮，使贪暴之风稍敛。
　　窝阔台汗即位后，耶律楚材倡立朝仪，劝亲王察合台（太宗兄）等人行君臣礼，以尊汗权。从此更日益受到重用，被誉为“社稷之臣”。初执掌中原地区赋税事宜，建议颁行《便宜一十八事》，设立州郡长官，使军民分治；制定初步法令，反对改汉地为牧场；建立赋税制度，设置燕京等处十路征收课税所。窝阔台汗三年（1231），任中书令（宰相）。此后，他积极恢复文治，逐步实施 “以儒治国”的方案和“定制度、议礼乐、立宗庙、建宫室、创学校、设科举、拔隐逸、访遗老、举贤良、求方正、劝农桑、抑游惰、省刑罚、薄赋敛、尚名节、斥纵横、去冗员、黜酷吏、崇孝悌、赈困穷”的政治主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殚精竭虑，创举颇多。主要有保护农业，实行封建赋税制度；改革政治体制，提拔重用儒臣；反对屠杀生命，保护百姓生命；禁止掠民为驱，实行编户制度；反对扑买课税，禁止以权谋私；主张尊孔重教，整理儒家经典。使新兴的蒙古贵族逐渐放弃了落后的游牧生活方式，采用汉族以儒教为中心的传统思想和制度来治理中原。使战争不断的乱世转为和平的盛世，使先进的中原封建农业文明得以保存和继续发展，也为后来忽必烈建立元朝奠定了基础。
　　[6]耶律楚材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而且多才多艺，是一个在文化艺术方面有卓越修养和多种贡献的人。他是我国提出经度概念的第一人，编有《西征庚午元历》，还主持修订了《大明历》。他酷爱诗歌，写过不少诗作，现存于世的有《湛然居士文集》共14卷。
　　耶律楚材在成吉思汗、窝阔台汗两朝任事近30年，多有襄助之功。后脱列哥那称制时，因屡弹劾皇后宠信之奥都剌合蛮，渐被排挤。公元1244年的5月14日，悲愤而死。 “砥柱中流断，藏舟半夜移”，消息传出，倾国悲哀，许多蒙古人都哭了，如同丧失了自己的亲人。汉族的士大夫更是流着眼泪凭吊这位功勋卓著的契丹族政治家，他们的良师益友。蒙古国数日内不闻乐声。正如其同时代人暮之谦在《中书耶律公挽词》中所言：忽报台星折，仍结薤露新，斯民感天极，洒泪叫苍旻。
　　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忽必烈遵耶律楚材的遗愿，将他的遗骸移葬于故乡玉泉以东的瓮山，即今北京颐和园的万寿山。卒后追封广宁王，谥号文正。
　　他曾随从成吉思汗和窝阔台远征四方，写下了大量诗歌，其《湛然居士集》收录了660余首诗。他的诗应酬之作颇多，往往流于率易，缺少锤炼。他曾随蒙古大军西征万里，熟悉边疆的风土人情、山川景物，在诗中生动真实地描绘了奇瑰壮丽的西域风光。其西域诗有50余首，其中《西域河中十咏》尤为人称道，如：“寂寞河中府，连甍及万家。蒲萄亲酿酒，杷榄看开花。饱啖鸡舌肉，分餐马首瓜。人生唯口腹，何碍过流沙。”“寂寞河中府，遐荒僻一隅。葡萄垂马乳，杷榄灿牛酥。酿酒无输课，耕田不纳租。西行万余里，谁谓乃良图。”这些诗篇是后人研究西域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耶律楚材尤其擅写律诗，诗文集中尤多七律。如《庚辰西域清明》：“清明时节过边城，远客临风几许情。野鸟间关难解语，山花烂熳不知名。蒲萄酒熟愁肠乱，玛瑙杯寒醉眼明。遥想故园今好在，梨花深院鹧鸪声。”如《阴山》：“八月阴山雪满沙，清光凝目眩生花。插天绝壁喷晴月，擎海层峦吸翠霞。松桧丛中疏畎亩，藤罗深处有人家。横空千里雄西域，江左名山不足夸。”如《和移刺继先韵》：“旧山盟约已愆期，一梦十年尽觉非。瀚海路难人去少，天山雪重雁飞稀。渐惊白发宁辞老，未济苍生曷敢归。去国迟迟情几许，倚楼空望白云飞。”他的律诗韵律流畅沉稳，风骨雄健豪放，境界开阔，情调苍凉。耶律楚材也能填词，如《鹧鸪天·题七真洞》：“花界倾颓事已迁，浩歌遥望意茫然。江山王气空千劫，桃李春风又一年。横翠嶂，架寒烟。野花平碧怨啼鹃。不知何限人间梦，并触沈思到酒边？”词中化用黄庭坚的诗句表达了对世事变迁的感慨。耶律楚材作为契丹后人，十分重视保存辽代文化。现存辽代篇幅最长的契丹语诗篇《醉义歌》就是由耶律楚材译为汉文七言歌行体长诗并保存于《湛然居士文集》中。即使抛开其政治上的贡献，仅就其文化上的贡献而言，耶律楚材也是一个足以彪炳史册的巨人。
　　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统制地域扩大了，统制所面临的新问题也产生了：应当怎样改变草原游牧民族的统治方式来适应中原的农业社会呢？成吉思汗在世的时候，已经找到了一个“治天下匠”，名叫耶律楚材，他帮蒙古贵族完成了这一转变。耶律楚材是个精通汉族文化的契丹人。他是辽朝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九世孙。父亲耶律履在金朝做过尚书右丞。他从小博览群书，天文、地理、历法、数学、医学，三教九流，无不精通，他也做过金朝的校官。公元1215年成吉思汗攻下中都，听说耶律楚材很有才能，就下令召见他，让他在自己身边做事。
　　耶律楚才归附成吉思汗后，跟随他南征北伐，深得信任。
　　成吉思汗去世以后，窝阔台继位当了大汗。他重用耶律楚材，耶律楚材在改变蒙古国的统治方式的剥削方式方面发挥了更大作用。大蒙古国里虽然有贵贱尊卑之分，但是从来没
有像中原地区封建王朝那样有严格的君臣之别。窝阔台被选为大汗之后，耶律楚材使察哈台（窝阔台之兄）率领其部族向大汗下拜。从此，蒙古国才有了尊汗的下拜礼。
　　蒙古建国之初，实行军政合一制度，只有万户、千户、百户等统帅军队的长官，，没有治理政事的长官，攻下城镇后不派兵镇守。耶律楚材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提出建议：“地方上应设置官吏统制老百姓，另设万户总管军队，使军政相互遏制，防止独断独行。”窝阔台采纳了。窝阔台还根据他的建议，在中央设立了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任命耶律楚材为中书令。
　　蒙古军队侵略亚欧各国和征服国内各民族的时候，曾执行残酷的屠城政策。在耶律楚材的劝说下，屠城的事渐渐少了。成吉思汗并没有制定完整的法律，“札撒黑”只是一种适用于草原的习惯法。蒙古统制范围扩大到中原以后，刑事案件大大增加了，情况也复杂得多了，耶律楚材提出《便宜十八事》作为临时法律，严禁地方官吏擅自滥杀老百姓，不准商人财主贪污公物，打击地痞流氓杀人盗窃，禁止地主富豪夺取农民田地，这样，社会秩序就渐渐安定了下来。
　　此外，在耶律楚材的建议下，窝阔台改变了过去“裂土分区”的分封制，在各地设立十路征收课税使，并定下“五个丝”制（5个人缴纳1斤丝)，把征税的权力收归中央，耶律楚材还主张用孔孟之道作为治国之民的原则，还用儒士来担任各级官吏。耶律楚才不愧为“治天下匠”，为蒙古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促进蒙古贵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人。人们为了纪念耶律楚材的功劳，专门为他修建了祭祠，至今还保存在北京颐和园里。

一代名相耶律楚材

蒙元时期是一个民族纷争的时期。蒙古族的兴起使中原文化又一次与异族文化发生了碰撞。蒙古作为一个草原游牧民族，其文化是落后的，它的金戈铁马征服世界之后，其本有的落后的制度文化能够使一个地跨欧亚、包括各种各样文化的庞大帝国正常运行吗？在逐步的扩张与统治中，蒙古统治者明白只有适应各个不同统治区域的风俗与文化才能巩固统治，所以在这个庞大帝国的内部，有很多汗国，有多种统治方式。对于中原文化来说，情况略有不同。蒙古统治者很重视中原地区，这块土地可以供应其所需而其本身又制造不出来的东西，并且由于长期的交往，中原在他们的心目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蒙古把统治的重心放在中原而不是其他汗国。但这不意味着蒙古人会主动并且全面的接收中原文化。首先是因为两个民族的文化背景差异太大了，汉族是典型的农耕民族，而蒙古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在民族差异上有着不可调和的部分，如果他们要自觉接受外族文化的话，一般是会选择与他们自身有很多相通处的文化因素，比如推崇喇嘛教、大量吸收色目人的文化；蒙古族又是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临尊中原的，他深深的以自己的文化为荣，这是一种胜利者的心态，蒙古人带着这种优越感实行了民族等级制度，在这个等级中，金朝人和南宋人处于最后，如果他要推崇儒家文化的话，那么南人和汉人的地位就不可避免地要提高，面对这个矛盾蒙古人采取了形式上的运用，也就是说在蒙古贵族有意识的采用汉制的时候他们是把它当作权宜之计的。但历史有她的必然性，在文化上蒙古人又不可避免地要被先进的中原文化所征服。这就使得蒙古人在历史进程中渐渐有了汉化的倾向与发展。我认为所谓“汉化”不是汉族把其他民族完全同化，这个 “汉化”是一个异族吸收汉族文化因素的过程，是个量变的过程，程度有深有浅。我认为与辽金夏相比蒙古族的汉化程度显然并不深，并且蒙古族的汉化道路实在是曲折而又艰难的，特别是在蒙元时期。在这个时期有一个人物对蒙古族的汉化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就是耶律楚材。本文试从政治文化方面来论述他是如何使蒙古接近汉化道路的。耶律楚材之所以能推动当时的汉化是因为他是个汉化的辽贵族并且他在窝阔台时期主持了蒙古国对中原地区的行政事务，借助蒙古军国主义政府的力量从文化和政治上推动了汉化。耶律楚材的改革在当时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效，但他对后来忽必烈及其后代的具有汉化性质的政策的推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下面从四方面来论述。
　　
汉化的辽贵族

　　　辽金在与宋朝的战战和和中先后被中原文化同化。蒙古人征服他们后起用了其贵族官僚，这些官僚是最先让蒙古贵族接触汉制的先驱，其中耶律楚材是最具代表性的。
　　耶律楚材是契丹皇族的后裔，辽朝东丹王耶律突欲的八世孙。耶律突欲是契丹皇族中最早接受北宋文化的人之一，他治理东丹，一概采用汉法。他对中原文化十分推崇，有很厚的汉学功底，契丹贵族内部动乱时他逃到中原度过了其后半生。他的后代有一段时间也是在中原生活的，后来才辗转回到辽国并成为金朝的贵族。汉学的影响一直在这个家族延续下去。自耶律楚材的祖父起他们家世代为金朝的达官贵族，常居燕京。当时燕京是北方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有深厚的汉文化的基础。这使得耶律氏世代受到汉文化熏陶，形成了读书知礼的家风。耶律楚材从小就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的理想是按照儒家的学说来治理天下。
　　耶律楚材还曾师从曹洞宗宗师行秀，受到佛法的影响。王国维在《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中评价说:耶律楚材“虽洞达佛理，而其性格实与儒家近。其毅然以天下生民为己任，古之士大夫学佛者，从未见有此种气象”。他的一生在思想上一切以佛祖为归依，在行动上又遵循儒家的济世安民之道。他自己说:“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一心，天下之能事毕矣。”这使得他的思想另有一番特色:他虽崇尚汉文化，却没有汉族士大夫的狭隘的民族情绪和偏见。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华夷之分和华夷之防，他的政治理想是华夷一统，共享太平。
　　
对人才的保护

　　
　　耶律楚材为了保持汉文化并使蒙古上层接受汉文化，利用蒙古贵族的实用主义思想，名为因俗而治之，主要从保护和任用儒才、传播儒家礼教的方面入手。
　　蒙古征服了中原地区后出现了一个问题:该如何治理这个文化先进的地区？耶律楚材上奏说:“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他深知要统治中原非用中原的制度不可，而熟知汉法统治之道的是汉儒士。于是他在得势之时大力保护汉儒士并引荐他们进入仕途。 1230年耶律楚材在中原辖区设十路，每路都任命正副课税使，皆由儒士担任。详情如下:
　　路名 课税使人名
　　燕京 陈时可、赵肪
　　宣德 刘中、刘桓
　　西京 周立和、王贞
　　太原 吕振、刘子振
　　平阳 杨简、高廷英
　　真定 王晋、贾从
　　东平 张瑜、王锐
　　北京 王德亨、侯显
　　平州 夹谷永（女真人）、程泰
　　济南 田木西、李天翼（《元史·百官志》）
　　这是蒙古最高统治集团大批任用汉人之始。
　　在蒙古灭金国、吐蕃、大理和征伐南宋时，许多名士如元好问、赵复、窦默、王磐等人都被保护并起用。这对于北方学风的兴盛有很大的影响。1237年，随着金朝的灭亡，统治地域的扩大，国家需要大量的人才来治国。耶律楚材上奏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窝阔台听从了他的意见，“乃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随郡考试，以经义、辞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元史·耶律楚材传》）这次选中的有许多人才，如杨奂、张文谦、赵良弼、董文用等人，他们后来都是忽必烈时代的名臣，[4]为完成蒙古国的汉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次考试使大批儒士得到身份的提高和课役上的优待，在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各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耶律楚材还向蒙古贵族传授儒家思想。他先从尊孔开始，金灭亡后，他“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惜，奏袭封衍圣公，服役林庙地。”他还向统治集团讲经，“命收太常礼乐生，及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释九经，进讲东宫。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于是讲学之风渐起，在京城还设置了国子学。
　　在文献方面他也做出了贡献，由于与论题的联系并非十分紧密所以下面只是简单叙述一下。耶律楚材在平阳设置经籍所，在燕京设置编修所，整理编辑经籍；保存了关于辽史的重要文献。

政治制度上的汉化

　　
　　蒙古是个游牧民族，处于奴隶社会。他的各项制度和社会组织形式都是以部落酋长制为基础的。这种种制度对于统治先进的中原地区来说无疑是极为落后的，也无法适应当时的社会要求。耶律楚材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在各个方面开始了改革。
　　礼制：判断一个文化的先进程度，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看它的礼制是否完善与先进。
　　1229年秋天，蒙古国的宗王和大臣们在曲绿连河曲雕阿兰地方举行忽邻勒塔（大会）。在大会上为了继承问题讨论了四十天，直到第四十一天，才得出了结果，由窝阔台即位。
　　在窝阔台大汗即位时，耶律楚材依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制定了册立仪礼。这种仪礼要求皇族尊长都就班列拜，这与蒙古的习俗是大相径庭的。耶律楚材从亲王察合台入手开始做工作。他说:“王虽兄，位则臣也，礼当拜。王拜，则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帐下，既退，王抚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国朝尊属有拜礼自此始。”（《元史·耶律楚材传》）
　　蒙古帝国以前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君臣之礼。忽邻勒塔大会实际上是部落联盟的议事会议。大汗相当于部落联盟的首领，虽然拥有至高的军事权力，但在礼仪上与各部落酋长仍然以兄弟相称，不存在严格的君臣上下之分。拜汗礼的实施是对中原礼制的继承，它表现了大汗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可超越的权力。这种制度即使是在元朝灭亡蒙古人退回草原后，也仍然保存着。
　　行政制度:自秦汉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存在着矛盾。要巩固一个地域广阔的封建王朝，必须有切实可行的行政制度以便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耶律楚材也不例外，他进行行政改革的一个最大目标是: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1231年，耶律楚材被任命为中书令，受命全权筹设中书省（中书省在金朝没有，在唐朝只是专管颁发诏令文书的机构而无行政权。在金朝与唐朝，管行政的是尚书省。）蒙古帝国开始有了中央的行政机构。中书省虽然只是秘书处一类的班子，但因它关系到发放文书、处理文件等重要事务，实际权力还是很大的。
　　在蒙古兴起、征伐金国的过程中，有一大批金国官将和地主武装的首领归附了蒙古，主要是汉人，也有契丹人和女真人。从13世纪20 年代起，他们逐渐成为蒙古政权下新的权贵，形成了专制一方的地方势力。蒙古国时期还实行分封制。统治者把北方的一些州县分封给诸王、功臣、驸马作为“投下”。这些权贵的官职和地盘是世袭的。在其辖区内，他们集军、民、财权于一身，既是军事长官，又是行政长官，他们可以自辟衙属，任命属官，自定赋税，进行征收。这很类似于唐代的藩镇。虽然他们的献纳和军队是蒙古国财政和军事的主要来源，但其独霸一方的状态从根本上说是不利于蒙古国的统治的。并且各汉人世侯拥有一批兵农合一的依附人口和大量驱奴，这种人生依附关系强化的现象实际上是一种退步，是部落酋长制及奴隶制式的管理方式，也是蒙古早期分封制与中原封建生产关系的一种特殊的结合。
　　1230年，耶律楚材上书建议:“凡州郡宜令长吏专理民事，万户总军政，凡所掌课税，权贵不得侵之。”这样就使军、民、财政分开，是实行汉法的又一尝试。但这项政策受到了权贵的抵制，并且当时蒙古仍处在四面征伐的情况下，所以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只是基本做到“课税所掌钱谷”，而民、军分职的方案则不得不搁置。
　　1235年，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检括中原户口，得110万余户，他按蒙古传统，把76万户分给诸王、贵族，这种户称作“位下”或“投下户”其余属各级政府。耶律楚材竭力反对说“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与之。”窝阔台说:“已许奈何？”对曰:“若朝廷置吏，受其贡赋，岁中颁之，使毋擅科征，可也。”于是定下“五户丝”制，即每五户合缴丝一斤给受封者。另外，每二户出丝一斤作为国税给政府。于是把征税权夺了回来。防止了地方势力的强大。
　　赋税制度:蒙古向外扩张，其目的是为了掠夺。到某一地后总是把财产抢劫一空，把掳来的人民和工匠充作奴隶，按功大小分给贵族、将领。这种掠夺方式对社会生产力破坏巨大且不适合农耕经济，不利于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当时对于蒙族统治者来说，不知赋税为何物，更不知赋税对于经营中原地区的巨大作用。但是耶律楚材已经看到这一点并有了初步治理的计划。
　　作为一个游牧民族，蒙古统治者还不知道农业经济对经济的重要性，一些大臣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耶律楚材坚决反对，抓住窝阔台想增加财政收入以更好地推进军队扩张的心理，他说:“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 （《元史·耶律楚材传》）
　　于是窝阔台采纳了耶律楚材的意见，把全国分为十路，每路设正副课税使，他们直接隶属于可汗，与各地管民政的文官、管军政的万户鼎立而三，各不相干。这十路分别是: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阳、真定、东平、北京、平州、济南。收税的制度一直在不断的完善中，到1236年以后，中原税制大致确定:
　　地税——上田每亩3升，中田每亩2升半，下田每亩2升，水田5升
　　丁税——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每年纳粟1石，奴婢5升，新户奴婢各半，老幼不纳。
　　凡田多人少者按地税计，田少人多者按丁税计。
　　户税——以户为单位缴纳科差，有丝料、包银两种。（《元朝简史》邱树森）
　　要使赋税制度顺利推行，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必须注意到两个问题，一是要尽可能保留足够数量的人口，二是要这些人口安定而不是到处流亡。在保留足够数量人口方面，耶律楚材主要改变蒙古军队[5]对反抗者进行屠城的老习俗。在速不台即将攻下汴梁时，向窝阔台报告准备屠城。耶律楚材上奏说:“得地无民，将焉用之？”于是窝阔台下令免屠，保住了147万人的性命。汴梁的例子一开，此后许多抗击的城市都免于一屠。人口的保存使得中原没有出现千里无人烟的惨境，中原经济发展的潜能得以保留。另外，当时的贵族地方势力乱征税役，高利贷者盘剥百姓，大量人口逃亡。耶律楚材借用中央力量控制地方税收，重整高利贷债务，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矛盾。
　　但是在实施中，蒙古人的税收很不规范，往往一年征收很多次或是临时征发摊派，弄得人民苦不堪言，大量农民逃亡，流民数量大增。耶律楚材其间又不得不采取措施编收流民，就地安置或遣送原籍；重整赋税征收制度，加强对地方征收赋税官员及各位王公大臣在投下征役的监督。
　　法制:蒙古国落后的社会组织形式决定了它的法制必然是极其幼稚的。随着蒙古国统治地区的扩大，社会治安、吏制等问题日益严重。成吉思汗生前定下的类似于部落联盟内部规矩的“扎撒”根本不能适应复杂的社会形势。当时州郡长官贪暴肆虐，富豪任意兼并土地，地痞流氓杀人越货的现象十分严重。耶律楚材针对社会现实，本着中原的若干法律原则提出了《便宜一十八事》作为临时法律。对地方官吏擅自科差、商人侵吞官物、蒙古色目贵族不纳税、贪污官物、死刑判决等方面的问题做出了具体规定。这使得当时的社会情况有一些好转。
　　蒙古人的文明程度决定了他们无法制定出合乎中原地区的法律，加上金朝由于汉化的程度较深，其《泰和律》是比较完善的法律并且比较适用于中原地区，蒙古人就偷了个懒，在占领的中原地区内采用《泰和律》。后来，元朝建立，忽必烈几乎没有重新制定什么法律，而是在《泰和律》的基础上改动了一下，颁布了《元典章》，这里面除了有汉法的结构外，还加入了适应民族等级制度的法律条文，其规定有着明显的蒙古族本有的习惯法的痕迹。
　　耶律楚材的政治愿望在忽必烈汗时期的实现
　　忽必烈在位时重新确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制统治体系以及相应的各种典章制度，中统、至元间的创制，奠定了有元一代的制度。
　　中央和地方官制:中央政府的军、政统治机构，主要由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构成。中书省相当于金朝的尚书省，领六部，掌全国政务。枢密院“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御史台“掌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中央机构还有翰林国史院，大司农司等，特设机构还有宣政院、大宗正司等。
　　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在忽必烈时为十路宣抚司，他们各自为政，有较大的自主权，当然这种自主比起各个汗国来要小得多，但是比起汉制中的中央地方关系来又要大一些，一些官员（主要是汉人）希望能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便向忽必烈提出建议（当然这符合忽必烈的意愿）。于是中央“委重臣到各地署事，行使中书省职权，简称行省”。后来成为固定的机构，成为地方与中央的有效连接。行省以下的行政机构分别为:路、府、州、县。诸王、勋戚在内地各行省的封地上仍保留相当特权，但在其行政建制方面同样被纳入郡县制体系。
　　综上可知在忽必烈时期，中央地方行政机构更加完善了，基本上继承了汉唐以来中原王朝行政机构模式并加入了适应本族特点的一些机构（如宣政院，今西藏、尼泊尔等地）。机构以中书省为中枢，下属各级行政机构都通过中书省而直接隶属于皇帝，可见行政机构的骨架实际上继承了耶律楚材的构想与设置。另外枢密院掌管的各级机构如万户府与地方州府县是分离的，且有专门的监察机构——御使台及其下属单位——考察官吏的得失，这些是遵循了耶律楚材“军政分离、中央集权、司法检查独立”的若干政治思想。这种体制对于对中原的统治来说显然是很有效率的。
　　赋役制度:忽必烈即位后，基本上秉承了耶律楚材时期的赋税制度。只对赋税数额有所调整，并在旧制的基础上明确规定输纳时期、收受之式、封完之禁、会计之法，使之更趋完善。赋税制度的完善标志着蒙古统治者对农业经济（中原经济模式）的认同，也可见耶律楚材在赋税上的贡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但是在蒙古人的领地中，经济成份是多元的，有农耕经济（主要在中原）、商业经济（遍布全国，主要有色目人管理，皇室和王公大臣都乐于投资）和游牧经济（主要在蒙古高原和草原地区），蒙古贵族并不看重农耕经济，而是热心于海外贸易给他们带来的丰厚利润，这与各朝的农本思想大不相同。
　　元朝时期，上述的那些乱征收的情况依然严重。
　　铨选制度:铨选制度即官吏选拔制度。中统初（忽必烈年号），“定都省及左三部、右三部之制，吏、户、礼为左三部，工、兵、刑为右三部。至1264年，诸侯世守，裁并各路府州县官吏，行迁转法。”至此，任命、迁调各级官员的权力始收归中央，初定一代铨选制度。
　　元朝科举的最初尝试是“戊戌选试”（上文有介绍）。但是元朝始终没有真正的推崇儒家思想，就如上面所说的那样，推崇儒家思想就要提高金朝人和南宋人的地位，这不是蒙古贵族愿意的事情。所以他们采取了应景的方式，延佑年间（仁宗，元中晚期）始定式设科取士，主要内容都是儒家经典，其规模不如唐宋，只不过是统治者安天下民心的一种形式罢了，南人要想入仕大为困难。于是我们不得不说，元朝的科举制之不过是一种形式，并没有在耶律楚材的基础上走多远。
　　人才的作用:耶律楚材曾经网络了许多人才，他们在忽必烈时期都是改革的贤士能臣。其中著名并且作用较大的是张文谦和王磐。
　　张文谦任中书左丞，“建立纲纪，讲明利病，以安国便民为务。”主要参与赋税之务，又“以乙未岁户帐为断，奴之未占籍者，归之势家可也，其余良民为奴之理，议遂定，守以为法。”（《元史·张文谦传》）防止了大量人民沦为家奴的情况出现。
　　王磐人参议行事，翰林学士。“是宫阙未建，朝仪未立。凡遇称贺，臣属杂至帐殿前”，王磐上书曰:“宜令宣徽院，籍两省而下百惯姓名，各依班序，听通事舍人传呼赞引然后进。于是仪制始定。”并且他还在朝廷裁减机构时奏疏谏按察使不可罢。又“臣以为有功者，宜加迁散官或赐王等爵号，如汉、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职位。”（《元史·王磐传》）反对因人设官、贵族因门第轻易入仕。
　　另外还有许多人才:如董文用致力于地方行政的规范化；赵良弼乃是当时的大将，东征西讨；窦默在文化教育方面有一定的作为，曾任翰林侍讲学士，对皇族内学风大盛有极大的影响。

说元代政治家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是元代著名政治家，先后辅弼元太祖、太宗父子30余年，担任中书令14年之久，调和鼎鼐，燮理阴阳，举凡军国大事，皆由他经营擘画。“其得君之专，行政之久，实古今所希见。”(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

    蒙古人崛起于朔漠，从弓马锋镝中取得天下，重武功而轻文治，掠地虽广，但因无人治理，往往弃而不守，不少人认为平天下靠的是武力，儒士无用。耶律楚材反驳说，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制造弓箭尚须良匠，治天下岂能不用治天下匠！他所说的治天下匠就是儒士。成吉思汗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才重用儒士。正如王国维所说：“蒙古入主中夏，武人专横，其君臣又绝不知有治民之术，若此时无文正人之类，正有不知其何如者。”蒙古军攻破金都汴京，耶律楚材多方寻求孔子后人，得五十一世孙元措，封为衍圣公，并建孔子庙，以示对儒学的推崇。又召耆宿硕儒进讲东宫，“由是，文治兴焉。”太宗九年，耶律楚材奏请开科取士，四方饱学之士联翩而至，得儒士数千人，充任各级官吏，许多被俘为奴的儒士得以脱身于缧绁之中，使他们得以施经纶，展抱负，成就了有元一代90余年的统治。

    蒙古人过惯了幕天席地、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娴于畜牧，疏于农业，不知道稼穑之重要，近臣别迭等甚至主张：“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耶律楚材反驳说，大军不日旌旗南指，军需粮秣须早日筹备，而这些皆须依赖农业地区，怎么能废除农耕呢！相反，如果对这些地区的生产处理得当，则银、绢、粟等物品可源源不断地输入军中。成吉思汗半信半疑，让耶律楚材试行之。耶律楚材奏设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其长官皆由儒士担任。后来太宗窝阔台至云中(今山西大同)，十路课税使均进金帛于庭中。正是这些措施使得蒙古统治者因连绵不断的战争而拮据的经济得以补充，中原农业地区出现了“士民安堵耕盈野，老幼迎郊浆满壶”的局面。蒙古军队曾以嗜杀著称，“旧制，凡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既克，必杀之。”金朝汴京破城时，大将速不台主张屠尽全城居民，耶律楚材谏止说，国家兴兵打仗，就是为了得到土地和人民，得地无民，又有何用！窝阔台犹豫不决。耶律楚材说，奇工巧匠、富厚之家皆荟萃于此城中，若悉数屠戮，我军入城将一无所获。窝阔台这才下令，除完颜氏一族外，余皆赦免，汴京147万生灵始得保全性命。金朝覆亡后，秦(今甘肃天水)、巩(今甘肃陇西)等20余州军民因害怕屠城，皆抗命不降，又是耶律楚材居中调停，窝阔台下诏不杀，于是秦、陇等处皆稽首归附。其后蒙古军攻取淮、汉诸城，也照此办理，遂成定例。

    “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蒙古兵兴之初，徭役繁苛，民不堪命，罄其所有犹不足以完租赋，不少人被迫辗转流徙，飘泊异乡。老弱之家无力迁徙者只得向西域商人借贷输官，一年之后利息倍之，次年利息又倍之。如此循环往复，利息竟高达数十倍，谓之“羊羔儿利”，百姓卖妻鬻子犹不足以偿债。耶律楚材奏请本利相侔而止，百姓无力偿还者，由官府代偿。后来，耶律楚材又协助太宗窝阔台定赋税，分郡县，籍户口，理狱讼，别军民，使得庶政略备，民稍苏息。

    耶律楚材为人刚正不阿，铁骨铮铮。成吉思汗远征西域时，留守后方的官员生杀任情，奴人妻女，弄得人心惶惶，怨声载道。耶律楚材马上奏请：非奉玺书，不得擅自征发；囹圄之囚须有令才能行刑，违者处死，蒙古勋贵这才稍有收敛。燕京盗贼猖獗，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人越货，百姓一夕数惊。这些人之所以有恃无恐，是因为他们是燕京留后石抹咸得卜的亲属及故旧。耶律楚材奉命鞫治，将这些歹徒悉数拘捕，石抹咸得卜找人说情，耶律楚材屏而不纳，毅然将罪恶昭著者戮于市曹。石抹咸得卜由怨生忿，向窝阔台进谗言，诬陷耶律楚材举官多用亲旧，必有异志。幸亏窝阔台深知耶律楚材公忠体国，石抹咸得卜的诡计才未得逞。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宵小奸佞之徒不断诋毁耶律楚材，有时使窝阔台也难免受到蛊惑。一次耶律楚材秉公断案，拘禁了窝阔台的宠臣杨惟忠，窝阔台大怒，把他绑了起来。事后仔细想想，又觉得不妥，忙传旨释放。耶律楚材却不肯解缚，执拗地让窝阔台就此事作出解释：既然逮系，就该明示百官，某人罪在不赦；现在释放，是因为无罪。如此轻易反复，似耍弄婴儿，国家大事，岂可如此！朝中群臣皆为他的出言无状而大惊失色，但耶律楚材硬是逼着窝阔台承认了错误：“朕虽为帝，宁无过举耶？”

    耶律楚材久居枢要，但他廉洁奉公，不搞裙带之风。他说：“睦亲之义，但当资以金帛，若使从政而违法，吾不能徇私恩也。”(《元史·耶律楚材传》)他死后有人中伤天下贡赋，半入其家。朝廷派人检查，其家只有一些古琴、字画以及遗文数千卷，其清操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