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题] 【素材收集——历史篇】任务（9）之明朝那些事  时间：4月1-15日

      汤显祖(1550年9月24日 - 1616年7月29日)，中国明代末期戏曲剧作家、文学家。字义仍，号

海若、清远道人，晚年号若士、茧翁，江西临川人。在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代

表作有《牡丹亭》、《紫钗记》等。

    汤氏祖籍临川县云山乡，后迁居汤家山（今抚州市）。汤显祖从小聪明好学，“童子诸生

中，俊气万人一”，汤显祖十四岁便补了县诸生。二十一岁中了举人。按他的才学，在仕途上本

可望拾青紫如草芥了。但是，跟随整个明代社会一起堕落的科举制度已经腐败，考试成了上层统

治集团营私舞弊的幕后交易，成为确定贵族子弟世袭地位的骗局，而不以才学论人。万历五年、

八年两次会试，当朝首辅张居正要安排他的几个儿子取中进士，为遮掩世人耳目，又想找几个有

真才实学的人作陪衬。他打听到海内最有名望的举人无过于汤显祖和沈某等人，就派了自己的叔

父去笼络他们。声言只要肯同宰相合作，就许显祖等中在头几名。以宰相之威势，加以许多人梦

寐以求的诱惑，沈某等出卖了自己，果然中了高科；但汤显祖却洁身自好，一无所动。他虽然并

不反对张居正的政治改革，但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憎恶这种腐败的风气，因而先后两次

都严峻地拒绝了招揽。说：“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汤显祖名落孙山。

而且，在张居正当权的年月里，他永远落第了。但因此，汤显祖却以高尚的人格和洁白的操守，

得到海内人士的称赞。张居正死后，张四维、申时行相继为相，他们也曾许他以翰林的地位拉显

祖入幕，显祖都拒绝了。




——汤显祖和‘超级粉丝’俞二娘的故事汤显祖
　　
  “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这是《牡丹亭》中杜丽娘著名的

唱词。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故事，并非仅仅属于《牡丹亭》。它的一位读者俞二娘，也超越了

生死，“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作者、观众和戏剧以最奇妙的方式相遇了。
　　
  从明万历年间的原创版，到２００４年的青春版，《牡丹亭》已经上演了四百余年，汤显祖娓

娓描述的爱情故事，征服了无数观众，尤其是那些情窦初开的青年。其中，最为典型的当数俞二

娘。用眼下的流行语来说，她是一位“超级粉丝”，当今的追星族与她相比无不逊色。
　　
    有一条为昆曲研究者奉若至宝的史料，记录在明人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里：“娄江女

子俞二娘，秀慧能文词，未有所适。酷嗜《牡丹亭》传奇，蝇头细字，批注其侧。幽思苦韵，有

痛于本词者……”俞二娘在读了《牡丹亭》以后，用蝇头小楷在剧本间作了许多批注，深感自己

不如意的命运也像杜丽娘一样，终日郁郁寡欢，最后“断肠而死”。临终前从松开的纤手中滑落

的，正是《牡丹亭》的初版戏本，而且“饱研丹砂，密圈旁注，往往自写所见，出人意表”。
　　
    汤显祖得知消息后，挥笔写下《哭娄江女子二首》：“画烛摇金阁，真珠泣绣窗。如何伤此

曲，偏只在娄江。何自为情死，悲伤必有神。一时文字业，天下有心人。”

    汤显祖与俞二娘在生活中无缘相识，却可以在剧中相遇。

办贵生书院

　　贵生书院在徐闻县徐城镇旧城内。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贬任徐闻典

史时，有感于当地士子轻生，因而倡建此书院，清代经多次修建，1984年重建。书院前有明代石

道，全长732米，宽4.6米，东西走向，路面有牛车车轮辗成轨迹2道，深达13厘米。沿石道西走3

00米有学宫，建于明，仅存大成殿，1986年重修，现完好。书院和石道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后世影响及作品刊本
　　
　　汤显祖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即使是认为他用韵任意，不讲究曲律的评论家，也几乎

无一不称赞《牡丹亭》，如晚于汤显祖２０多年的沈德符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

户诵，几令《西厢》减价”，又说他“才情自足不朽”。和沈德符同时的戏曲家吕天成推崇汤显

祖为“绝代奇才”和“千秋之词匠”。王骥德甚至说，如果汤显祖没有“当置法字无论”和其他

弱点，“可令前无作者，后鲜来哲，二百年来，一人而已”。由于汤显祖的影响，明末出现了一

些刻意学习汤显祖、追求文采的剧作家，如阮大铖和孟称舜等，后人因之有玉茗堂派或临川派之

说，实际上并不恰切。《牡丹亭》中个性解放的思想倾向，影响更为深远，从清代的《红楼梦》

中也可看出这种影响。




　　

　　张煌言（1620——1664）汉族， 南明将领、诗人，民族英雄。字玄著，号苍水。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崇祯年间举人。1645年(弘光元年)清兵大举南下，连破扬州、南京、擒杀弘光帝。张煌言与刑部员外钱肃乐、浙东志士董志宁等遂组成数千人的队伍在宁波城隍庙集会，拥立鲁王朱以海北上监国。张煌言亲赴台州迎鲁王，被授以“行人”之职，至绍兴，又被授以翰林修撰，并任“入典制诰，出领军旅”之事。后联络13家农民军，并与郑成功配合，亲率部队连下安徽20余城，坚持抗清斗争近20年。至1664年（清康熙三年），见大势已去，隐居不出，被俘后遭杀害。

抗清事迹


　　1645年（弘光元年），与钱肃乐、沈宸荃等人起兵抗清，奉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授翰林修撰。后清兵破钱塘，随鲁王逃至浙闽沿海，入据舟山。




　　1646年五月，清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乘虚突破钱塘江，绍兴、杭州、义乌、金华等城相继失守，宗室乐安郡王、楚亲王、晋平郡王在金华殉国。鲁王则在石浦守将张名振护卫下自台州出海到达舟山，张煌言随即赶回鄞县故里，与老父、继母、妻儿子女诀别，追随鲁王一行至舟山。但舟山总兵、隆武帝所封肃虏侯黄斌卿却拒绝接纳，鲁王只得逃往福建长垣。不久，鲁王去厦门，张名振留舟山待机。张煌言与张名振待局势稍定后，重返浙东与舟山地区，组织招募义军。而张煌言被鲁王加授右佥都御史之官职。


　　1647年（永历元年），清苏松提督吴胜兆欲在苏州反正，起事前联络定西侯张名振支持。张煌言劝张名振援吴胜兆，张名振遂命张煌言为监军，徐孚远副之。于四月初六自岑江（即舟山岑港）出发。不料四月十三日在崇明岛外遇风暴而大败。总督浙直水师户部左侍郎沈廷扬、总兵蔡聪（黄斌卿之妻舅）等将领十余人上岸后被清军俘获，于七月初三就义。而张煌言也因“飓风覆舟，陷虏中七日，得间行归海上”。在途经黄岩时，又被追赶的清兵“围而射之”，张煌言“以数骑突〔围〕出”，自此他“益习骑射”。并在浙东招募集结义军于上虞县平冈寨屯田拒守。其时，“诸山寨多出劫掠，独煌言与王翊履亩劝输，戢所部勿扰民”，深得民众拥护。
　　1648年，郑芝龙降清，清兵占领福建，隆武帝被杀。


　　1649年，张名振袭杀黄斌卿，鲁王正式驻跸舟山，在定海开朝建庙。


　　1651年（永历五年，清顺治八年），张父去世。逢此父丧之际，清军浙江提督田雄乘机致书招降，被坚决拒绝。


　　1651年7月，清将张天禄出崇安分水关，马进宝出台州海门，闽浙总督陈锦全军出定海，分路进攻舟山。张名振、张煌言等奉鲁王入海出兵吴淞，牵制清军主力。大学士张肯堂、安洋将军刘世勋、荡北伯阮进、左都督张名扬等留守。九月，陈锦趁雾攻陷螺头门（即蛟门，亦名定关），阮进战死。清军围城十日，城中火炮俱尽，继之以巷战，刘世勋战死，大学士张肯堂自缢于雪交亭，张名振弟张名扬被执不屈，张母及家室等数十口皆自焚。此役舟山军民死难者达18000人，合葬定海城北龙峰山下。事后，清将自承：“我军南下，江阴、泾县、舟山三城，最不易攻。”


　　舟山失陷时，张名振、张煌言等正在海上，乃不得已保护鲁王暂避厦门，依附郑成功军，联合抗清。郑成功令入金门岛安置，仅按月供给猪肉、大米之物，而“修寓公之敬”。张煌言见此状，尝对郑成功说：“招讨（郑成功）始终为唐，真纯臣也！”郑成功回答说：“侍郎（张煌言）始终为鲁，岂与吾异趋哉？”（《鲒埼亭集》卷九）故张、郑二人虽各事其主不同，但其交谊却颇牢固深厚。


　　1652年二月，郑成功围攻海澄，击败来援的清浙闽总督陈锦。三月，郑成功攻诏安、南靖、平和，围困漳州达八月之久。陈锦领兵增援，被郑军阻击于漳州灌口。其间，家丁库成栋刺杀陈锦，将首级送给郑成功。十月，固山厄真金砺率援军解围，郑成功退守海澄。1652年冬，张煌言秘密回到吴淞、天台，联络各地抗清斗争力量。1653年春，张名振带兵进入长江，郑成功派陈辉等领兵二万，进屯崇明，攻破镇江，登金山，遥望南京，拜祭明孝陵。因长江上游约定响应的孙可望部没有动作，遂退兵到崇明平阳沙。十二月，崇明清兵万人，乘冻涉江来攻，张名振、张煌言亲自领兵左右冲击，杀伤清军甚众。


　　1654年正月，张名振、张煌言与陈辉等会合，率海船数百艘，再进长江，攻瓜州、仪真，直到燕子矶（南京江边），等待上游消息。四月，见上游动静全无，便率水师东下，进攻崇明。郑成功派陈六御、程应蕃增援，复进镇江，焚毁小闸，到仪真烧粮船六百只，获船只达五百艘。张名振还带沙船六十只，泛海到登莱，远及朝鲜沿海。


　　1655年，张名振与张煌言合兵三入长江，抵燕子矾，因兵力单弱，无功而返；乃会同郑成功部甘辉、陈六御等收复舟山，张名振缟素入城，遍觅母尸，哀动三军。岁末，张名振猝死。据说是食物中毒，或疑郑成功部属所为；另一说为“疽发背而死”。死前曾言：“吾于君母恩俱未报，若母尸不获，毋收吾骸。”言毕起坐，击床而逝，死不瞑目，犹凛凛有生气。后葬于普陀勾山南岙村。张名振原本遗嘱由张煌言统领其军，而郑成功却下令由陈六御接掌。次年清军再度占领舟山，陈六御阵亡，在将士的推戴下张煌言成为原鲁监国系统军队的主要领袖，继续同郑成功联合作战。


　　1658年，永历帝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张煌言为兵部左侍郎。同年清军进犯云贵，郑成功、张煌言进军浙江，攻克乐清、宁海等地，在羊山遇台风，损失巨舰百余艘，漂没战士八千余人，被迫撤回厦门。


　　1659年五月，郑成功、张煌言再次进军长江。当月，攻克瓜州、镇江。六月二十二日到达江宁，从仪凤门登陆，在岳庙山屯营。张煌言建议说：“师久易生他变，宜分兵袭取句容、丹阳等城。”郑成功未能采纳这个正确意见。七月初五日，芜湖降书至，郑成功命张煌言带兵控制上游，防备江楚援兵。张煌言审度形势，分兵出击。一军出溧阳，攻广德；一军镇守池州，截断上游援军；一军攻和州，保卫采石；一军入宁国，攻徽州。传檄大江南北，各地人民响应，一举收复太平、宁国、池州、徽州等四府、三州、二十二县。一时江南震动，清顺治帝甚至准备亲征江南。


　　此时郑成功误认为大局已定，南京旦夕可下，中了两江总督郎廷佐的缓兵之计，不攻城，不打援，八十三营大军牵连立屯，警戒不严。1660年六月二十三日，清军骑兵突击，攻破郑军前屯余新营。次日黎明，清军倾城出击，郑成功已命令部队离营，屯扎山上，摆设挨牌、火炮，列阵迎敌。清军来攻，郑成功退却，大将甘辉被俘牺牲。郑成功撤走镇江等地驻军，从长江出海。1660年六月二十三日，清崇明总兵梁化凤率骑兵出击，攻破郑成功的前屯余新营。次日黎明，清军倾城出击，郑成功已命令部队离营，屯扎山上，摆设挨牌、火炮，列阵迎敌。清军来攻，郑成功退却，大将甘辉被俘牺牲。郑成功遂撤走镇江等地驻军，从长江出海。


　　张煌言得知郑成功出海，清总督郎廷佐已派水师截断长江，便决定进军鄱阳湖，号召江楚人民进行抗清斗争。八月初七日，船到铜陵，被清援军打败。张煌言焚舟登陆，率余部数百人取道霍山、英山，到达东溪岭时，适逢清军“追骑至，从者尽散”。张煌言突围而出，只得“变服夜行，至高浒埠，有父老识之，匿于家数日，导使出间道，渡江走建德、祁门乱山间”。此时张煌言身染疟疾，几乎不能行走，但仍不顾病痛，奋力疾行。到达休宁后，“得舟下严州”。登岸后，又复行山路，途经浙江的东阳、义乌“至天台达海”。历尽千难万险，兵败后绕道潜行二千余里，九死一生，终于到达浙东海滨，招集散亡，屯驻长亭乡。同时派遣使者向永历帝禀告自己兵败的消息。永历得悉后，在敕书中表示安抚慰问，并加兵部尚书职衔。后移驻宁海临门，加紧训练兵士。然而一年后，清廷为了肃清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势力，颁布了“迁海令”，下令把沿海居民强行迁往内地，以断绝对义军的粮饷“接济”。义军“无所得饷”，只得“开屯南田自给”。


　　郑成功在十六年中六次进军失败，东南沿海州县，屡得屡失。遂接受荷兰东印度公司通事何斌的建议，欲东取台湾，说：“台湾沃野千里，可以立国。”张煌言在临门写信劝阻，说“军有寸进而无尺退。今入台则两岛（金门、厦门）将来恐并不可守，是孤天下人之望也。”（《鲒埼亭集》卷九）郑成功不听。1661年三月，留子郑经守厦门，亲率大军三万乘海船百艘，进取台湾。十二月十一日，荷兰总督揆一投降。郑成功收回台湾，改称台湾城为东都，设一府二县。


　　当郑成功进军台湾的时候，清军则直下云南，终使永历政权覆亡。张煌言“遣其客罗纶入台湾”，催促郑成功出兵闽南，一方面支持东南沿海人民反对“迁海令”的斗争，另一方面牵制清军，以解永历政权之危，但郑成功认为台湾初定，需要自己亲身镇守，拒绝了张煌言的请求。张煌言只得又遣使者到湖北的郧阳山中，去说服“十三家”出战，“十三家”原为李自成起义军的余部，由郝永忠、刘体纯等部将率领，他们以夔东茅麓山为根据地，坚持抗清斗争。张煌言请求“十三家”“使之扰湖广”清军，牵制敌人，“以缓云南”，挽救永历政权即将覆亡的军事危局，但“十三家”终因兵力“衰疲”，加之势单力薄，最终未能成功。


　　1662年（清康熙元年），张煌言又将义军移驻沙堤。其时，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建立郑氏政权。而鲁王则身居金门，故郑成功对其衣食供奉“礼数日薄”。张煌言虽对鲁王仍忠心不贰，且“岁时供亿”不绝，但又“虑成功疑”，故“十年不敢入谒”鲁王。待到张煌言“及闻桂王败亡”后，便“上启鲁王，将奉以号召”。但没有得到郑成功的支持。五月，郑成功突然病逝于台湾，致使抗清斗争形势更为严峻。张煌言则转战于宁海临门村一带。这时，清廷浙江总督赵廷臣乘张煌言义军处境艰难之际，再次写信招降，张煌言不为所动，并回信拒绝。


　　1663年（康熙二年），鲁王朱以海在金门岛病逝。张煌言听说鲁王病故后，悲痛欲绝，眼见抗清斗争大势已去，于是将义军人马全部解散。本人则携随从罗纶及部属数人，驾一条小舟，登上南田岛（今浙江象山南）附近一个名为悬山花岙的荒僻小岛上隐居，小岛孤悬“海中，荒瘠无人烟，南汊港通舟，北倚山，人不能上”，张煌言就在岛上，“结茅而处”，暂时得以栖身。岛上不出产粮食，只能化装外出购买。清廷浙江总督赵廷臣、提督张杰从降将处探知张煌言藏身于附近海岛，就派遣兵丁潜伏于舟山的普陀、朱家尖一带，不久果然截获了张煌言的购粮船，当即利用所获船只连夜赶往花岙。七月十七日天色未明时分，清兵出其不意地闯入张煌言居室，将张煌言、罗纶以及部属叶金、王发，侍者杨冠玉等人擒获。



　　张煌言被俘后，断然拒绝了清政府的招降，在押解途中，写下了许多传诵一时的诗篇。
　　1664年10月25日（康熙三年九月初七日），张煌言被清军杀害于杭州弼教坊。当他赴刑场时，大义凛张煌言墓然，面无惧色，抬头举目望见吴山，叹息说：“大好江山，可惜沦于腥膻！”就义前，赋《绝命诗》一首：“我年适五九，偏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临刑时，他“坐而受刃”，拒绝跪而受戮。同时就义还有罗纶等人。而在此之前两天，张煌言的夫人和唯一的儿子亦在镇江被杀害。为了不使他绝后，由张煌言的第二个侄子承嗣，至今，宁波张氏后人枝叶繁盛。




著名诗句

　　《八月辞故里》
　　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素手分三席，拟为丹心借一枝。他日轻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野人饷菊有感》
　　战罢秋风笑物华，野人偏自献黄花。
　　已看铁骨经霜老，莫遣金心带雨斜。


　　《辛丑秋虏迁闽浙沿海居民，壬寅春余舣棹海滨，春燕来巢于舟，有感于作》
　　去年新燕至，新巢在大厦。今年旧燕来，旧垒多败瓦。
　　燕语问主人，呢喃泪盈把。画梁不可望，画舫聊相傍。
　　肃羽恨依栖，衔泥叹飘飏。
　　自言昨辞秋社归，北来春社添恶况。
　　一片靡芜兵燹红，朱门那得还无恙!
　　最怜寻常百姓家，荒烟总似乌衣巷。
　　君不见，晋室中叶乱五胡，烟火萧条千里孤。
　　春燕巢林木，空山啼鹧鸪。只今胡马复南牧，江村古木窜鼪鼯。
　　万户千门徒四壁，燕来亦随樯上乌。
　　海翁顾燕且太息，风帘雨幙胡为乎!


　　《满江红 怀岳忠武》
　　屈指兴亡，恨南北黄图消歇。便几个孤忠大义，冰清玉烈。
　　赵信城边羌笛雨，李陵台上胡笳月。惨模糊吹出玉关情，声凄切。
　　汉宫露，染园雪。双龙逝，一鸿灭。剩逋臣怒击，唾壶皆缺。
　　豪杰气吞白凤髓，高怀眦饮黄羊血。试排云待把捧日心，诉金阙。


　　《闻孤鸟有作》
　　孤鸟孤鸟声逼忆，风雨中宵我心恻。似闻鸟言生不辰，空山寥落无颜色。
　　在昔雄飞向九霄，金眸玉爪行胸臆。巢云曾傍万年枝，击水宁须六月息。
　　风云蹉跌几星霜，宛转枋榆困枳棘。东门钟鼓为谁觞，北海木石徒塞尔。
　　杜宇漫语不如归，鹧鸪疾呼行不得。予口卒瘏予尾翛，却来山阿欲避弋。
　　一饮一啄孰将雏，双宿双飞谁比翼。寒枝独抱月黄昏，岛树苍茫林影黑。
　　横绝四海会有时，取告羁栖还努力。嗟乎此鸟亦非凡，鸾歌凤舞畴能识。
　　但看孤鸟伴孤臣，悠悠苍天曷有极！


　　《哭定西侯墓》
　　牙琴碎后不胜愁，絮酒新浇土一抔。冢上麒麟哪入画，汀前鸿雁已分俦。
　　知君遗恨犹瞠目，似我孤踪敢掉头。来岁清明寒食节，可能重到剪春楸？


　　《被执过故里》
　　知者哀其辱，愚者笑其颠。或有贤达士，谓此胜锦旋。
　　人生七尺躯，百岁宁复延。所贵一寸丹，可逾金石坚。
  求仁而得仁，抑又何怨焉？


　　《甲辰八月辞故里》
　　义帜纵横二十年,岂知闰位在于阗。桐江空系严光钓,震泽难回范蠡船。
　　生比鸿毛犹负国,死留碧血欲支天。忠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春史传。


　　《入武林》
　　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渐将赤手分三席,拟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放歌》
　　予生则中华兮死则大明, 寸丹为重兮七尺为轻.
　　予之浩气兮化为雷霆, 予之精神兮变为日星.
　　尚足留纲常于万祀兮, 垂节义于千龄。


　　《绝命诗》
　　我今适五九,复逢九月七。
　　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


　　《舟次中秋》
　　淡荡秋光客路长，兰桡桂棹泛天香。月明圆峤人千里，风急轻帆燕一行。
　　此夜衔杯惭庾亮，几年持斧笑吴刚。观涛岂必钱塘去，碧海银潢自渺茫。

个人评价

第一次知道张苍水先生，是少年时看过一本书，名叫《节义千龄》，讲的就是张苍水一生矢志抗清，被俘后慷慨赴死的故事。当时感动了很久，觉得张先生就是明末的另一个文天祥。生逢乱世，是悲哀的，腐朽的大明王朝不是个人力量能够挽救的，唯有舍身，才是最高的报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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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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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这是一本著名的历史作品，视角非常独特，不是以编年体的形式，而是以万历十五年，这个特殊的年代为切入口，客观详尽的阐述了这一特殊的历史时间的社会政治风貌。


《万历十五年》是一部改变中国人阅读方式的经典，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融会黄先生数十年人生经验与治学体会与一体，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观察现代中国之来路，发人深思。书名虽为万历十五年，然而其内容却俯瞰了整个明朝的兴衰，并且告诉我们与以往历史书中不同的海瑞、张居正……读黄仁宇的书，你会深刻体会“历史给人以智慧”！

一代奸相-严嵩 公元1480年(宪宗成化十六年)，20岁的严嵩中进士，被留在翰林院深造，称为“庶吉士”，三年学成，优者即留翰林院做编修检讨。明朝定制，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就连礼部侍即、尚书及吏部右侍郎，也非翰林不任，宰相十分之九都是翰林出身，因此，翰林院从“庶吉士”开始，便被认为是“储相”。取得“庶吉士’资格的严嵩，已经拿到了进入除皇帝以外的最高领导层——内阁的“入场券”。最初的严嵩还想靠才学取得进仕的资格，但当时弘治帝去逝，十七岁正德帝继位，这个小皇帝不事朝政，斗鸡走狗，泡在粉黛堆中，刘瑾专权，严嵩的想法难以实现，就告病回家，休假十年，思谋蓄积了十年，一个阴谋家已“修炼”成熟。 公元1516年（正德十一年），严嵩北上还朝复官。回朝以后，施展了多年钻营的进官之术。他所用手段即是“媚上”。 他首先研究了主宰他-命运的当时皇帝世宗嘉靖。新继位的失踪，颇有主见，继位那天，礼部让用皇太子礼继位，但它不是正德皇帝亲生，就按自己的意见在奉天殿宣布继位，并突然逮捕杀了不可一世的钱宁和江彬。这年，世宗才16岁，严嵩了解世宗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皇帝，于是采取以柔克刚的办法，即掉对手。�� 公元1538年(嘉靖十七年)世宗要祭祀生父兴献帝于明堂，就追尊为督宗入太庙。位在武宗之上，(世宗是继兄武宗之位的)，由于不合礼法，朝臣们(包括严嵩)，都不同意，世宗不悦，著《明堂或问》责斥朝臣，惯于诌媚的严嵩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顺着世宗的意思，把兴献帝入太庙的礼仪办得周全隆重，并写了《庆云颂》、《大礼告成颂》两篇文章上奏，文词华美，颂扬倍至，世宗非常高兴，下诏封他为太子太保。此次严嵩见风使舵，深刻的明白了一个道理，对皇帝可以欺骗，但万万不能违背，从此严嵩对皇帝百依百顺，专在取悦上下功夫。�� 世宗少年即位，政事女色使他健康大受影响，“只像多病，故求长生”，故而崇尚道教。在皇宫多处设置醮坛(道家祈祷祭天的场所)，斋醮活动，需要焚烧祭天玄文，时称“青词”，谁写的“青词。”一旦被世宗看中，就可以加官进爵，严嵩为了取得世宗的欢心，竭尽精力撰“青词”，字字典雅，语语精工，情真意切，一次不合意，再来下一次，不厌其烦，屡改屡写，世宗非常满意。严嵩瞄准的位置是内阁首辅，此时任首辅的是当初提拔过他的江西同乡夏言，夏言久居中枢，恃权气傲，有时忽略皇帝的细微需要，特别是对皇帝热衷的祭醮已不感兴趣，严嵩看在眼里，处处按夏言行为的相反去做，夏言对世宗态度疏慢率直，他就愈发柔顺；夏言对下级盛气凌人，他就平易近人，严嵩这一招达到了媚上悦下的效果，又使世宗逐渐对夏言不满，可为一箭三雕。�� 公元1542年(嘉靖二十一年)，世宗让人制了五顶道士戴的沉水香叶冠，自己戴一顶，余下分赐给夏言、严嵩等几位亲近大臣，夏言不戴，严嵩一见非常高兴，自己每次朝见世宗都带沉水香叶冠，世宗见了非常高兴，如此三番，夏言渐渐失去了世宗的宠爱。�� 严嵩在世宗面前揭发了夏言种种罪状，夏言被罢职，严嵩被命为武英殿大学士，入内阁，经过多年的奉迎拍马，严嵩得了高官，又得到皇帝的宠爱。�� 入内后的严嵩，几经周折，终于在65岁那年，挤走了一切异己，成为内阁首辅，掌握了朝中大权。大权在握的严嵩，露出了凶相，贪贿收财成了他此时的主要目标，凡是能收钱的机会，他都不放过。�� 严嵩入阁时已六十多岁，虽身体硬朗，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也颇感精力不足，于是偷偷让儿子严世蕃入值西苑，代他票拟批签，成为严嵩离不开的助手。�� 严氏父子受贿索贿，卖官鬻爵，私财无数，富甲天下，严世蕃曾自夸说：“朝廷不如我富”，“朝廷不如我乐”。其被抄家时，抄出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万两，其它珍珠宝玩价值数百万。而严氏的府第更是雕梁画柱，气宇轩昂。那么严氏父子如何聚敛钱财的呢?�� 早在严嵩做礼部尚书时已开始勒索，当时就有“举子无钱难登三宝殿”之说。做了首辅的严嵩更是肆意贪污纳贿，勒索盘剥。官员升降，不是由政绩和才能定，而是根据官员贿赂的多寡定。想当官的人，只要向严嵩府赂贿的够数，就能职愿以偿，因此，到严府求官相望于道，络绎不绝，馈赠之物，鱼贯联珠，斗量车载。礼部员外郎项治元贿赂严嵩一万三千金，而升为吏部主事，甘肃总兵仇鸾因贪虐革职下狱，他以三千两黄金贿赂严嵩，拜严嵩为干爹，不但被释放，而且升为宣府、大同总兵，工部主事赵文华因贪赃枉法，被贬出京为州判，他以重金贿赂严嵩，拜严嵩为干爹，因而又重新入朝为官；举人潘鸿业贿赂严嵩二千二百金，被任为山东临清知州，甚至宗室袭爵，皇子争位也要贿赂，朱表柚谋求继承王位，朱惟燱和怀善争夺，严嵩各收他们白金三千两。尹王在洛阳封藩地，横行不法被人告发，想求严嵩帮助免罪，一次就送给严嵩几万两金银；连太子都向他送一千金。求他给东宫拨年费。严氏父子在收受贿赂的同时，对广大农民也进行了残酷的掠夺和剥削。他们在北京附近侵占农田建田庄一百五十多所，在南京、扬州等地也有良田美宅数十处。在他们的家乡，侵占的民田更是惊人，有的地方达十分之七。没有了土地的农民，有的流亡四方，有的成了严家的佃户，受到残酷的剥削。�� 严氏父子大肆搜刮民财，贪脏纳贿，玩弄权术，遭到了许多正直的官员的反对。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他们排斥陷害异已，培植大量的同党，严嵩的干儿子就有三十多，几乎遍及朝廷的各个角落，史书记载：“宾管满朝班，姻亲尽朱紫。”特别是一些重要部门，都由严嵩的心腹担任，如通政司，是负责向皇帝呈送奏章部门，严嵩让干儿子赵文华担任，凡有奏章赵文华都得副本先送交严嵩过目，然后再呈送皇帝，这样，严嵩就完全把握了百官的言论。凡是上疏弹劾他的朝臣，都被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剌，不择手段的加以迫害。尤其是后期，五十多岁的世宗身体不好，整天修道祈求长生，很少过问朝政，朝中一切大事全由首辅严嵩处理，严嵩很少向皇帝请示，完全把持了朝政，权力几乎就等于天子了，万事任其所为。�� 最先受杀戮的是言官们。言官是明朝的特权阶级，可以越级上奏，直达天子。公元1151年沈铄上书，弹劾严嵩，列举严嵩“纳贿、揽权、敛财、害言官、纵子受财，运财还家，妒贤嫉能，擅宠害政”等罪状。�� 公元1542年(嘉靖二十一年)给事中童汉臣，巡按四川御史谢瑜上疏弹劾严嵩，被贬出京师。1543年给事中周怡上疏，揭发严嵩，被下狱；山东巡按御史叶经，弹劾严嵩受贿，被活活打死；1548年，给事中厉汝进弹劾严嵩父子，被削籍罢官，1549年，给事中沈束奏疏中谈及严嵩，就被下狱受杖刑；1550年，司业赵贞吉骂了严嵩义子赵文华，被流放岭南，多年来被严嵩迫害的官员多达数十人，其中最令人忍无可忍的是对沈剑、杨继盛的残害。�� 杨继盛曾因弹劾严嵩被贬，后严嵩想拉拢他，一年四次提升他，但他毫不领情，仍然上书列举严嵩“十罪五奸”，十罪是：�� 1、高皇帝(朱元璋)罢丞相，而严嵩却以丞相自居；�� 2、在朝廷事中，群臣感嵩甚于感陛下，畏嵩甚于畏陛下，是因嵩窃取皇帝的权力。�� 3、陛下让嵩票拟，嵩却让儿子严世蕃票拟，是纵容奸子僭窃君权。�� 5、严嵩的子孙未曾有一人从军作战，但却以军功受官，是冒朝廷军功。�� 6、叛国逆臣仇鸾已被下狱论罪，贿赂严世蕃三千金，荐为大将，是引背逆的奸臣。�� 7、俺答兵临城，下而不战，是贻误军机。�� 8、专擅提升贬谪官员的权力。�� 9、以贿赂的多寡来升擢文武百官。�� 10、自嵩用事，风俗大变，严嵩好利，天下皆尚贪，严嵩好谀，天下皆尚谀，是败坏-风俗。�� 五奸：�� 1、贿赂皇帝侍从，使陛下的左右成为严嵩的间谍；�� 2、控制通政使，使陛下的喉舌成为严嵩的鹰犬；�� 3、与厂、卫的首领联姻，使陛下的爪牙成为自己的亲戚；�� 4、打击或结欢言官，使陛下的耳目成为严嵩的奴隶；�� 5、与廷臣结党，使陛下之臣成为严嵩的心腹。�� “十罪五奸”抓住了皇权与严嵩权力冲突的要害，使世宗怦然心动，严嵩见状就诬杨继盛欲结咨王和景王为自己将来打算，是对陛下的诅咒。原来咨王和景王是嘉靖的两个儿子，嘉靖年老，最惧“死”字，恐儿子夺权，因此，不仅没有处罚严嵩，反而让严嵩指示刑部，将杨继盛杖一百，打得血肉横飞，投入监狱。杨被关押三年，备受酷刑，两股上碎肉片片脱落。公元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十月，杨继盛被削首。 为了固位，严嵩除残害言官外，还杀戮大臣，就连大学士夏言也被斩首。严嵩为首辅。严嵩为首辅二十年中，四品以上的官员就有17个被处罚，二品以上的官员被杀被捕就有5人，四品以下的官员被处罚的不计其数。严氏集团用他人的鲜血和尸骨作为权力大厦的奠基，也筑起了血的债台。�� 严氏集团长期操纵行杀赏罚的国柄，结党专权，也逐渐引起了世宗的猜忌。而次辅徐阶以自己敏锐的-嗅觉，嗅出了其中的滋味。自入阁以来，徐阶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推翻严氏集团的时机。只是条件不具备，不能贸然行事，他将自己的思想深深掩藏在内心的深处，勤谨做事，用心撰写“青词”，同时又处处顺从严嵩，时时吹棒他，化解矛盾，把孙女嫁给严嵩的孙子，尽力麻痹严嵩，由于徐阶即取得了世宗的信任，又没有成为严嵩的敌对面，因此，官阶升得很快，成为次辅。而此时的严嵩年过八十，老眼昏花，徐阶终于等来了机会。公元1561年(嘉靖四十年)11月，世宗所居住的西苑永寿宫起火，宫室成为灰烬。世宗暂住狭窄的玉熙宫，郁郁不乐，找阁臣商量。年老的严嵩糊糊涂涂说：“请皇上还居大内”，世宗很不悦，严嵩又说：“南城离宫也很宽敞，皇上住过去吧!”皇帝一抖袖子，更加不悦。因为90年前英宗被赶下台时，就软禁在离宫，住离宫，难道皇上不要了吗?大内更住不得，19年前，世宗酒后住在乾清宫酣睡，险些被宫女勒死，世宗一想到那个场面浑身都发抖，严嵩二策，都很犯忌，嘉靖很不高兴。徐阶在旁边看出了嘉靖的脸色，急忙说：“另建一座新宫”。世宗大为赞许，百日新宫建成，世宗非常高兴，认为徐阶忠贞可嘉，从此，凡军国大事不问严嵩，而问徐阶，严嵩失宠了。�� 后来，徐阶找御史邹应龙弹劾严嵩，公元1562年，世宗下诏，将严嵩罢职，勒令回籍休养，严世蕃也被谪戍雷州。后又将严世蕃斩首。严嵩家被抄，从此，家败人亡的严嵩，寄食墓金，四处乞讨，公元1567年春，在一片唾骂声中，一代掀风弄浪的阴谋家，饿死乞讨途中。 此人的几点总结： 谄媚阿谀 以图高官 严嵩并无特殊才干，惟能谄谀媚上，以图高官厚禄。嘉靖七年(1528年)，严嵩为礼部右侍郎，奉世宗朱厚熄命祭告显陵(世宗生父陵地，在今湖北锤祥附近)。事后，严嵩向世宗朱厚熄献媚说：“臣恭上宝册和奉安神床时，应时雨止。又产石地枣阳(今湖北枣阳)，有许多鹳(gufin)鸟绕集；碑运入汉江(今湖北汉水)，河流突然水涨。这些都是上天眷爱之意，请命辅臣撰文刻石予以记载。”世宗朱厚熄听后十分欢喜。不久，严嵩便改任吏部左侍郎，后又升南京礼部尚书，继改为吏部。世宗朱厚熄是武宗皇帝朱厚照的堂弟，封国在湖广安陆(今湖北安陆)。武宗朱厚照没有儿子，死后由皇太后和内阁首辅杨廷和定策，以遗诏的名义由世宗朱厚熄弟继兄嗣皇帝位。 “世宗朱厚熄登上皇帝位后，即追尊生父兴献王朱祜杭为兴献帝。嘉靖十七年(1538年)，世宗朱厚熄又准备将兴献帝庙号追尊为睿宗，并将神主入太庙，跻在武宗朱厚照之上。开始，严嵩与群臣一起表示反对，世宗朱厚熄很不高兴，著《明堂或问》给众廷臣看，意在责问群臣。同时，将力言不可之吏部侍郎唐胄下狱。严嵩见此情势，惊恐不已，尽改前说，并精心筹划兴献帝朱佑抚神主人太庙礼仪。礼成后，深合世宗朱厚熄心意，得到了金币等物的赏赐。从此，严嵩越加钻务巧言媚上，阿谀逢迎。世宗朱厚熄追尊太祖朱元璋高皇帝谥号时，大学士夏言、顾鼎臣等奏称见五色吉祥云，严嵩便奏请皇上受群臣贺拜，并仗着历年学问，撰著了《庆云赋》及《大礼告成颂》阿谀皇上。世宗朱厚熄读后大喜。次年，严嵩便晋升为太子太保，赏赐也与辅臣(内阁大臣)同等对待。明代冠制，皇帝与皇太子是用乌纱折上巾，即唐朝所称翼善冠。世宗朱厚熄崇尚道教；不戴翼善冠而戴香叶巾冠，并将五顶香叶巾冠赐夏言、严嵩等大臣。夏言认为这种香叶巾不是大臣应戴之冠，有违祖制而不戴。但严嵩却不放过这一逢迎皇上的机会，他在世宗朱厚熄召见时不仅头戴香叶巾冠，而且还特地用轻纱笼住以示郑重。世宗朱厚熄见状，越喜严嵩而渐嫌夏言。阴险的严嵩趁机在世宗朱厚熄面前谗言夏言傲慢犯上，世宗朱厚熄勃然大怒，当即罢了夏言的大学士职。而严嵩也就在这一年(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八月，补了夏言去职后的空缺，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予机务，开始掌握内阁重权。当时，严嵩已六十余岁，但精神溢发，不亚少壮，朝夕在西苑侍奉世宗朱厚熄，越发得到世宗朱厚熄的宠眷，不久，又晋升为太子太傅。 排斥同僚 结党固权 严嵩虽然入阁，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又千方百计打击和排斥同僚，以独揽朝政。大学士翟銮资历、名望都在严嵩之上。严嵩为了排挤翟銮，便暗中嗾使给事中王交以翟銮二子同举进士为由，疏论翟銮二子在科举上有作弊行为。结果，在严嵩的构陷下，翟銮父子均被世宗朱厚熄削职为民，而严嵩越发得志。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亦入阁与严嵩一同参与机务。但世宗朱厚熄遇事只召严嵩商讨，严嵩遂不把他二人放在眼里，凡事独断专行。对此，许赞略露不满之词，居心叵测的严嵩便上奏世宗朱厚熄说：“臣子一同侍奉皇上，应当协力同心，不应互相嫌恶。往年，夏言与郭勋同为朝中大臣，却互相猜忌，有失做臣子之道。臣严嵩屡次蒙皇上单独召见，於理未安，恐怕同僚生疑，致重蹈前辙。以后，请照祖宗朝蹇(义)夏(原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故事，凡蒙召对，应阁臣一同入见。”严嵩在这里以退为进，明为显示自己能厚待同僚，实际是说其他阁臣对自己之妒。这样，严嵩通过诋毁别人，又进一步获得了世宗朱厚熄的宠信。不久，严嵩便晋升为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十二月，世宗朱厚熄因许赞老病去职，张璧死，又起用夏言入阁。夏言入阁后，位仍在严嵩之上。严嵩心中很是不甘，表面上对夏言谦恭，暗中却伺机陷害夏言。世宗朱厚熄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他经常派宫监暗中窥视大臣们的行动。严嵩每次在宫监来窥视自己时，都故意做能够讨好皇帝的事情，例如夜晚在灯下阅看青词稿等。所谓青词稿，就是道士设坛上奏天神的表章，因以青藤纸朱字书写，故叫做青词。由于世宗朱厚熄崇尚道教，夏言和严嵩都以善写青词得宠，因此当时就有人讥讽夏言和严嵩是“青词宰相”。夏言再次入阁后，年迈体衰，每到夜晚入睡很早。当世宗朱厚熄得知严嵩夜晚阅看青词稿而夏言已经入睡的情报后，对严嵩越加宠眷，而对夏言渐生嫌恶。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曾铣，在夏言的支持下，提出了收复被蒙古鞑靼部占领的河套地区的计划。河套地区(今宁夏和内蒙古境内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以南的黄河沿岸地区)东、西、北三面濒河，南面临近明朝的榆林(今陕西榆林)、宁夏(今宁夏银川)、偏头关(今山西偏关)等边镇，土地肥美，灌溉便利，适宜农桑。控制河套地区，对于明朝北面的边防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严嵩为了陷害夏言，利用世宗朱厚熄害怕蒙古鞑靼军的心理，攻击夏言、曾铣等收复河套地区的计划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这时，恰巧内宫失火，皇后去世，世宗朱厚熄对以上变故颇为惧怕。严嵩趁机进谗言说：“灾异发生的原因就是由于夏言、曾铣等要收复河套地区，混淆国事造成的。”世宗朱厚熄信以为真，便把夏言罢职，曾铣下狱，其他支持收复河套地区计划的官员也给了贬谪、罚俸和廷杖的处分。不久，鞑靼军进扰延安(今陕西延安)、宁夏(今宁夏银川)等地，严嵩又趁机对世宗朱厚熄说，鞑靼军是因曾铣要收复河套地区而发的兵。世宗朱厚熄又按开边事之衅罪把曾铣处死。严嵩虽然害死了曾铣，但是夏言还在，严嵩不把他置之死地是不甘心的。于是，又捏造了夏言曾经受过曾铣贿赂的罪行。结果，夏言也被世宗朱厚熄处死。夏言一死，严嵩便爬上了首辅(内阁中为首的大臣)高位，完全掌握了内阁大权。 严嵩在排斥同僚的同时，还极力培植死党，并安插亲信掌握机要部门，以固权势。严嵩以子严世蕃为爪牙，聚类养恶，朋好比党，仅干儿子就有三十余人，尚书关鹏、欧阳必进、高耀、许炝等都是严嵩党羽。通政司是负责呈送奏章的重要部门，严嵩为了控制这个部门，便由其义子赵文华任通政使，凡上疏奏章，必由赵文华将副本先送严嵩阅看，然后才上奏。吏部文选和兵部职方是二个低微的官职，但由于吏部文选负责办理官吏的升迁、改调，兵部职方负责军制等具体事宜，都比较机要。因此，严嵩也牢牢控制在手中，由亲信万窠和方祥分别担任文选郎和职方郎。他二人经常拿上文簿由严嵩任意填发，时有严嵩“文武二管家”之称。 贪污纳贿 渔肉百姓 严嵩倚仗权势，贪污纳贿，侵占民产、作恶甚多。严嵩柄政期间，朝中官员的升迁贬谪，不是根据其人的贤愚廉耻和能力大小，而是凭他们对严嵩贿赂的多寡。因此，每天到严府有贿的人络绎不绝，相望于道；馈赠之物，鱼贯联珠，斗量车载。礼部员外郎项治元贿赂严嵩一万三千金而升任吏部主事。举人潘鸿业贿赂严嵩二干二百金得任山东临清知州。犯罪军官仇銮，被革职后为了复官，以重金贿赂严嵩父子后，竟当上了宣府、大同总兵要职。当时，南北给事、御史等监察官吏都认为，朝中贪污大臣首推严嵩。 严嵩父子侵占的民间田产仅在北京附近就有庄田一百五十余所。另外，在南京、扬州等地豪夺、强买之良田、美宅也有数十处。这些田产每处价值均有数千金，但严嵩父子强买时，卖者往往只能得银十分之四、五。严嵩父子在原籍侵占之民田更是惊人，袁州(今江西宜春)一府四县之田，竟有十分之七被严家侵占。 由于严嵩父子大肆搜刮民财，渔肉百姓，其家财可与皇帝比富。严嵩的府第都是雕梁画柱，峻宇高墙，其巍峨壮丽不减朝堂，至于金银珠宝更是难以计数。严嵩子严世蕃曾自夸说：“朝廷不如我富。”后来，严嵩事败被抄家时，抄出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多万两，其它珍珠宝玩价值数百万两。就连严嵩的家仆严年，家财也以数万两计。严嵩父子的生活相当奢侈糜烂。特别是严嵩子严世蕃，美妻爱妾，列屋群居；衣皆龙凤之纹；饰尽珠玉之宝；张象床，围金帐；朝歌夜舞，荒淫无度。对这种腐化生活，严世蕃自鸣得意地说：“朝廷不如我乐!” 倒行逆施 废弛边防 严嵩的奸贪和倒行逆施，还直接削弱了明朝的边防力量，造成了北方鞑靼贵族军和东南倭寇对明朝的严重威胁。 明中叶，蒙古瓦刺部渐衰，鞑靼部乘势兴起。不久，鞑靼部达延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达延汗死，其孙俺答汗势力独盛。在此期间，蒙古俺答汗屡次率军骚扰内地。但是明政府自严嵩柄政以来，边将为了保官升职，把诸边军粮大半贿赂了严嵩，以致军士饥疲，边防大坏，无力抵御蒙古鞑靼贵族统治者军队的骚扰。特别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鞑靼部俺答汗率军长驱直入北京郊区，北京城已处于万分紧急状态。但严嵩不顾军情紧急，只考虑如果在京郊战事失利难以瞒住皇上，自己作为内阁首辅难脱干系，便千方百计阻止抗战。国子司业赵贞吉等主张出兵保卫京师，严嵩却污蔑他狂诞，致赵贞吉被世宗朱厚熄廷杖、贬谪。严嵩还授意兵部尚书丁汝夔说：“京郊不比边塞，在边塞战败还可掩饰，而京郊战败人所共知。俺答军抢掠够了就会离去，我们惟有坚壁是上策。”于是，兵部发令，不得轻易出战。各路勤王军到京，严嵩又荐举其党羽仇銮为大将军，节制诸路勤王兵马。在严嵩、仇銮的节制下，各路勤王军队只是坐观俺答军杀掠人口，抢夺财物。仇銮所率军队甚至尾随俺答军后趁火打劫，烧杀抢掠比俺答军还凶狠。一直到俺答军在北京城郊烧杀抢掠数日，押运着大批男女、金帛、财物志满得意地离去，仇銮才率军佯作追击，杀了几十个百姓的头来冒功。世宗朱厚熄不加核实，竟加封仇銮为太保，并赐金币。不过，世宗朱厚熄对于俺答兵临城下还是感到有失皇帝的面子，他为了泄愤，便把兵部尚书丁汝夔下狱。严嵩怕丁汝夔在这个时候揭发自己曾经授意他不出战的罪行，便宽慰丁汝夔说：“有我在，一定不会让你死去。”可是当世宗朱厚熄发怒要处死丁汝夔时，严嵩又噤若寒蝉，一言不发。丁汝夔临刑时方知受骗，大呼“严嵩误我!”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是庚戌年，历史上称这次事件为“庚戌之变”。这次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严嵩倒行逆施，废弛边防有着直接的关系。 东南倭寇是日本海盗集团。早在明初，倭寇已经在中国东南沿海出现。但当时明朝国力强盛，海防巩固，所以尚未酿成大患。到了嘉靖年间(1522—1566年)，由于世宗朱厚熄的昏愦，严嵩的奸贪，明王朝的沿海防务已经十分空虚。如地处海防前线的辽东、山东、浙江、福建、广东诸卫所的士卒仅有原额的三分之一；沿海战船十存一、二，遇警只好募渔船充数。每当倭寇大举进犯时，因无抵御能力，使人民的生命财产惨遭倭寇屠杀和掠夺。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以后的三四年间，江浙军民被倭寇杀害的就有数十万队。所以，倭寇是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年)东南方面最严重的祸害。但是操纵内阁大权的严嵩却包庇、纵容通倭官僚，打击、陷害抗倭将领。如福建巡抚阮鹗通倭案发后，阮鹗以重金贿赂严嵩，竟免治罪。相反，抗倭将领张经曾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于浙江大败倭寇，俘斩倭寇二千人，取得了抗倭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但由于没有贿赂当时任东南督军的严嵩义子赵文华，竟被严嵩和赵文华以冒功罪陷害致死。 抗倭名将俞大猷，为人耿直，不会逢迎拍马。严嵩恼怒他不奉承自己，就制造事端把他逮捕入狱。朝中许多官员爱惜俞大猷的将才，凑了三千金贿赂严嵩，才保住俞大猷的性命改为发配大同戍边，由于严嵩及其党羽颠倒功罪，倒行逆施，东南海防将吏解体，纪，律大坏，以致倭寇愈加猖獗。 颠倒黑白 陷害言官 对于严嵩父子贪鄙奸横、误国误民的行径，许多正直的官员都非常愤慨，纷纷上疏揭露其罪行。其中最著名的是锦衣卫经历沈练和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的疏论。嘉靖三十年(1551年)，沈练上疏指出：俺答军能长驱直入京郊，都是由于严嵩贪婪愚鄙、废弛边防造成的。沈练还在疏中历数了严嵩的纳将帅之贿，揽吏部之权，索抚按岁例，陷害言官，专擅国事等十大罪。请皇上诛杀奸臣严嵩，以谢天下。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就严嵩的罪行进行了全面的揭发。他把严嵩的罪行主要归纳为十大罪、五奸。这十大罪主要是：俨然以丞相自居，坏祖宗成法；假皇上之意，以售其奸；冒朝廷军功，子孙无功而官；纳贿营私，引用贪虐奸邪之臣；废弛战备，贻误国家军机。杨继盛还指出，严嵩正是依靠兜售五奸而得逞的。这五奸的大略是；厚贿交结皇帝侍从宫监，使之成为自己的间谍；严加控制掌管奏章的要害部门通政司，使之成为自己的鹰犬；勾结厂、卫(皇帝的特务组织)官员，使皇上的爪牙也能为自己服务；百般笼络言官，使之成为自己的奴隶；网罗各部臣僚，使之成为自己的党羽。 显然，这些疏论都是对严嵩罪行尖锐的揭发和批判。但是，由于严嵩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利用世宗朱厚熄拒谏护短的毛病，激怒世宗朱厚熄，以致严嵩毫发未动，而言官本人却遭到了各种迫害和打击。如锦衣卫经历沈练受到了廷杖、贬谪的处分．。沈练到了被贬地保安(今河北怀来西北)后，又扎捆了三个草人当作李林甫(唐代奸相)、秦桧(宋代奸相)、严嵩，经常以箭射之泄愤。严嵩听说后恼恨不已，不久，就捏造罪名把沈练杀死了。又如兵部员外郎杨继盛被世宗朱厚熄以诬陷大臣罪廷杖一百下狱后，严嵩仍不甘心，必欲置之死地，又把杨继盛无中生有地牵扯到所谓张经冒功一案中而加以杀害。除此以外，先后上疏弹劾严嵩的谢瑜、叶经、童汉臣、赵锦、王宗茂、何维柏、王哗、陈桤、厉汝进、徐学诗、周夫、吴时来、张冲、董传策等，都由于严嵩的诬陷而遭到了廷杖、贬谪、下狱的迫害。这样，由于严嵩的淫威，朝中一度无人再敢上疏弹劾严嵩。 恶贯满盈 可耻下场 严嵩之败是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以往，严嵩遇事多依靠其子严世蕃，甚至让严世蕃偷偷入直代为票拟(内阁接到奏章后用小票写出批答，再由皇帝批出，称之票拟)，由于严世蕃晓畅时务，颇通国典，奸猾机灵，善揣人意，票拟多能迎合世宗朱厚熄心意。可是，当严嵩妻子病故，严世蕃居丧期间不能入直代父票拟，而由严嵩自行票拟时，由于严嵩已经八十余岁，票拟往往言词不清，甚至前言后语相互矛盾，经常不合世宗朱厚熄心意，严嵩便渐渐失去了世宗朱厚熄的宠眷。这时，又有方士兰道行以扶乩得到世宗朱厚熄的信任。一次，世宗朱厚熄问兰道行朝中大臣的奸贤，兰道行便假借乩仙之意说：严嵩是最大的奸臣。世宗朱厚熄又问：上仙为何不降灾除奸。兰道行又借乩仙之意说：留待皇帝正法。之后，当御史邹应龙上疏揭发严嵩父子罪行时，世宗朱厚熄便把严嵩罢职，其子严世蕃谪戍边地。这件事是发生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五月。可是，目无王法的严世蕃在去戍地的半途逃回了原籍，继续在乡里横行霸道，夺人子女，掠人钱财，甚至私通倭寇，潜谋叛逆，民愤极大。后来，御史林润掌握了以上材料，就将严世蕃逃回原籍，诽谤朝政，专横乡里，图谋不轨等罪行上疏给皇上，世宗朱厚熄见到奏章后大为震怒，立即把严世蕃逮捕入京，并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将严世蕃斩首。当恶贯满盈的严世蕃临刑时，市民们纷纷持酒观看，无不拍手称快。次年，严嵩也在人们的唾骂声中死去，终年八十七岁。 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年)，由于严嵩柄政，朝政腐败，带来了非常严重的社会恶果。首先，由于国家岁入已不能充岁出之半，财政濒临绝境，国家已经到了几乎不能支持的地步。其次，由于国力削弱，边防废弛，造成北方俺答贵族军骚扰和东南倭寇猖獗，从而给人民招致了深重的灾难。再次，由于边防费用大增和世宗朱厚熄斋谯(请道士设坛)、营建之费有增无减，到嘉靖三十年(1551年)岁用银已达五百九十五万两。于是增派赋银一百二十万两，加派从此始。此外，盐课也大量增加，两淮盐课达百万银两之数。这些加派、增赋又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总之，严嵩专权柄政的二十年，是明代朝政大坏的二十年。严嵩的一生，是一个贪鄙奸横、误国误民的一生。所以，一代权臣严嵩，只是一个被人唾骂、遗臭万年的历史人物。 人品极差书法奇好之奸臣——严嵩 我国历代书法评价中，书品和人品是一个血肉相连的整体，人品历来高于书品，书法是热病的学识、才能、品质高度融合的体现。司马光曾经说过：才胜德者，小人也。很多人认为把人品低下的书家的书法作品收藏家中，等于收藏了邪恶之气，不仅玷污了家风，也有损于自己的人品。因此，奸臣蔡京、秦桧、严蒿等虽堪称书法大家，但他们的书法作品留传下来的却极少，所谓因人废字。张瑞图趋附阉党，性质上与严蒿之流有别，其书法勉强被后世所接受。 严嵩在位时，对古人墨宝甚是珍爱。据史书记载，为了获得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不朽之作《清明上河图》，严蒿杀了两个人。嘉靖年间，严蒿得知此图收藏在员外郎王振斋手中，便派蓟门总督王忏去求购。王振斋惧怕严蒿的权势，又舍不得交出这幅画，于是便找名家临摹了一幅送给严蒿。严蒿不知是假，公开炫耀时被曾经装裱过此画的装裱师看破。严蒿怒不可遏，随即以“欺相”之罪缉拿了王振斋。王振斋招出真迹在其舅舅陆治手中，严蒿又利用权势从陆治手中获得真迹。可怜的王振斋最后死在狱中。严蒿以权势掠取真迹的内幕王忏最清楚。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严蒿以“治军失机”的罪名将他杀掉灭口。明末清初戏剧家李玉根据这一史实编写了《一捧雪》传奇并被搬上戏剧舞台。后严蒿逐渐失宠势倒，其子被处斩，宅邸被查抄，《清明上河图》再次被收入皇宫。严蒿结党营私，残害忠良，最终落得削籍为民，家产尽抄。其家产共抄得黄金三万多两，白银二百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此外还有田地上百万亩，房屋六千多间，以及无数的珍稀古玩、名人字画。为什么“字如其人”的说法屡屡落空？严嵩临死前的委屈之言解释了这种误差，他写道“平生报国惟忠赤，身死从人说是非”。至死，他依然认为自己是个浩然正气的忠臣、君子。奸臣这种自以为正义在胸中的心态让他们的字看起来或雄健豪放或清雅高洁，“字如其人”其实只是通过字可以看出写字人的心理状况，至于品行是无法从字里显露出来的。

简介

　　李自成(1606-1645)，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原名鸿基。称帝时以李继迁为太祖。世居陕西米脂李继迁寨。 童年时给地主牧羊（一说家中非常富裕），曾为银川驿卒。崇祯二年(1629年)起义，后为闯王高迎祥部下的闯将，勇猛有识略。八年荥阳大会时，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战的方案，受到各部首领的赞同，声望日高。次年高迎祥牺牲后，他继称闯王。十一年在潼关战败，仅率刘宗敏等十余人，隐伏商雒丛山中(在豫陕边区)。次年出山再起。 十三年又在巴西鱼腹山(腹一作复)被困，以五十骑突围，进入河南。其时中原灾荒严重，阶级矛盾极度尖锐。李岩提出“均田免赋”等口号，获得广大人民的欢迎，散布“迎闯王，不纳粮”的歌谣。部队发展到百万之众，成为农民战争中的主力军。崇祯十六年(1643年)在襄阳称新顺王。同年，在 河南汝州(今临汝)歼灭明陕西总督孙传庭的主力，旋乘胜进占西安。次年正月，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不久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由于起义军领袖犯了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迫害吴三桂的家属。逼反吴三桂，满清贵族入关，联合进攻农民军。他迎战失利，退出北京，率军在河南，陕西抗击。永昌二年(1645年)在湖北通山九宫山考察地形，李自成神秘消失，李自成余部降清后，又反叛满清，继续抗清斗争。
生平
　　李自成，万历三十四年（1606）八月出生。 自成出生在米脂河西200里的李继迁寨，距他的老家长峁鄢60多里（两地现均为横山地）。李自成的祖籍是米脂县李家站，在米脂县殿市镇有个村落,名叫李继迁村,当地人也叫做李家站,村里的人代代口口相传,是李继迁的后人。

　　李自成先祖由甘肃太安迁入陕西省米脂县李家站(西夏李继迁兵站)居住.其祖父李海因生活所逼,迁至原米脂地长峁村(现属横山县).人们所说李自成“生在李继迁寨,长在长峁村”,即指的是这段事。《米脂县· 李自成族裔考》中记载到:"自成籍本县太安里二甲,世居北乡,距城七十里海会寺沟之李家站。"

　　《米脂县志》记载:“米脂李姓，分太安里二甲李氏和永和石楼李氏。一支是太安里二甲，李自成家庭属太安里二甲，明代前由甘肃太安里迁徙来。而另一支李氏是由山西永和石楼县迁移到米脂的，二支李氏不属于同宗同室。太安里二甲的李氏，是一大族，遍及米脂城乡各处。”

　　李自成家庭属太安里二甲，明代前由甘肃太安里迁徙来到李家站。而这个李家站正是当年党项拓拔平夏部从甘肃东迁后居住的地方。
兵变

　　李自成少年喜好熗马棍棒。父亲死后他去了明朝负责传递朝廷公文的驿站当驿卒。明朝末年的驿站制度有很多弊端，明思宗在崇祯元年（1628年）驿站进行了改革，精简驿站。李自成因丢失公文被裁撤，失业回家，并欠了债。同年冬季，李自成因缴不起举人艾诏的欠债，被艾举人告到米脂县衙。县令晏子宾将他“械而游于市，将置至死”，后由亲友救出后，年底，杀死债主艾诏，接着，因妻子韩金儿和村上名叫盖虎的通奸，李自成又杀了妻子。两条人命在身，官府不能不问，吃官司不能不死，于是就同侄儿李过于崇祯二年（1629年）二月到甘肃甘州（今张掖市甘州区）投军。当时，杨肇基任甘州总兵，王国任参将。李自成不久便被王国提升为军中的把总。同年在榆中（今甘肃兰州榆中县）因欠饷问题杀死参将王国和当地县令，发动兵变。
征战

　　崇祯三年（1630），李自成率众投农民军首领不沾泥，继投高迎祥，号八队闯将。

　　六年，在农民军首领王自用病卒后，收其遗部2万余人。后与农民军首领张献忠等合兵，在河南林县（今林州）击败明总兵邓玘，杀其部将杨遇春，随后转战山西，陕西各地。

　　七年，连克陕西澄城，甘肃乾州（今乾县）等地，后于高陵，富平间为明总兵左光先击败。

　　八年，与各路农民军首领聚会河南荥阳（一说无此会），共商分兵定向之策。遂转战江北，河南，又入陕西，在宁州（今甘肃宁县）击杀明副总兵艾万年等。旋在真宁（今正宁西南）再败明军，迫总兵曹文诏自杀。

　　九年，在高迎祥被俘杀后，被推为闯王。领众“以走致敌”，采取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的战法，连下阶州（今甘肃武都），陇州（今陕西陇县），宁羌（今宁强）。旋兵分三路入川，于昭化（今广元西南），剑州（今剑阁），绵州（今绵阳）屡败明军，击杀明总兵侯良柱。

　　十年冬，围攻成都多日未克，后折师梓潼迎战明总兵左光先，曹变蛟失利。遂分道返陕，移师潼关，遭明军伏击，将卒伤亡散失甚众，率部将刘宗敏，田见秀等18骑隐伏于陕西商，洛山中。不久，亲赴谷城（今属湖北），获取为明廷招抚的张献忠资助。

　　十二年，与复起的张献忠合兵破竹溪，移师截断明军粮道。后协助罗汝才于香油坪击败明总兵杨世恩部。

　　十三年，为明总兵左良玉败于房县，重入河南，破永宁（今洛宁），斩万安王朱采�铩Ｓ氲钡嘏┟窬�首领一斗谷合兵，众至数十万，攻克宜阳。进至卢氏，得牛金星，宁献策，用为谋士。纳李岩均田免赋建策，深得民众拥护，有歌谣“迎闯王，不纳粮”（《明史?李自成传》）。

　　十四年春，移师围洛阳，得守军策应破城，执杀福王朱常洵。旋挥师围开封，数攻不克，南走邓州，与脱离张献忠的罗汝才合兵，众号百万。后乘明军四路向河南新蔡，项城调集，遣精兵于途中伏击，致明军阵乱败逃，执杀明总督傅宗龙于项城

　　1634年后金军第二次入塞。1635年高迎祥、张献忠、老回回、罗汝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等十三家七十二营起义军在河南召开“荥阳大会”，李自成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战”方略。会后高迎祥、张献忠率部攻下南直隶凤阳，掘明皇室的祖坟，焚毁朱元璋曾经出家的“皇觉寺”，杀宦官六十多人，斩中都守将朱国相。张献忠与李自成不合，乃分军东走。

　　1636年后金改清。清军第三次入塞。高迎祥进攻西安时兵败被陕西巡抚孙传庭杀。李自成便被推为“闯王”，继续征战四川、甘肃、陕西一带。

　　崇祯十年（1637年），杨嗣昌会兵10万，增饷280万，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策略，限制起义军的流动性，各个击破，最后歼灭。此举在二年内颇见成效。张献忠兵败降明，李自成在渭南潼关南原遭遇洪承畴、孙传庭的埋伏被击溃，带着刘宗敏等残部17人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崇祯十一年（1638年）八月，清兵从青口山（今河北迂安东北）、墙子岭（今北京密云东北）两路毁墙入关，发动了第四次入关作战。杨嗣昌为贯彻其“安内方可攘外”的战略，力主与清议和，但遭到宣大总督、勤王兵总指挥卢象升的激烈反对。崇祯和战不定，急调洪承畴等人东去勤王，李自成竟大难不死。
称王

　　1639年张献忠在谷城（位于湖北襄樊）重新起义，李自成从商洛山中率数千人马杀出。1640年李自成趁明军主力在四川追剿张献忠之际入河南，收留饥民，郑廉在《豫变纪略》载李自成大赈饥民的盛况：“向之朽贯红粟，贼乃藉之，以出示开仓而赈饥民。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自此李自成军队发展到数万，提出“均田免赋”口号，即民歌之“迎闯王，不纳粮。”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日（1641年1月）攻克洛阳，杀万历皇帝的儿子福王朱常洵，从后园弄出几头鹿，与福王的肉一起共煮，名为“福禄宴”[1]，与将士们共享。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之后在一年半之内三围省城开封未果，最后一次1642年黄河决堤冲毁开封。先后杀死陕西总督傅宗龙、汪乔年。10月在河南郏县败明陕西巡抚孙传庭。与此同时明朝对清朝战事不利，3月，洪承畴降清。11月，清军第五次入塞，深入山东，掠走36万人。

　　1643年1月李自成在襄阳称“新顺王”。3月，杀与之合军的农民领袖罗汝才。4月杀叛将袁时中。5月张献忠克武昌建立“大西”政权。10月，李自成攻破潼关，杀死督师孙传庭，占领陕西全省。1644年1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以李继迁为太祖，建国号“大顺”。
入京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一月李自成东征北京，突破宁武关，杀守关总兵周遇吉，攻克太原、大同、宣府等地，明朝官吏姜瑞、王承胤纷纷来降，又连下居庸关、昌平，三月十七日半夜，守城太监曹化淳率先打开外城西侧的广甯门，农民军由此进入今复兴门南郊一带。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派在昌平投降的太监杜勋入城与崇祯秘密谈判。据《小腆纪年附考》卷4载，李自成提出的条件为：“闯人马强众，议割西北一带分国王并犒赏军百万，退守河南……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剿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双方谈判破裂。三月十九日清晨，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迎刘宗敏率军，崇祯皇帝在景山自缢，李自成下令予以“礼葬”，在东华门外设厂公祭，后移入佛寺。二十七日，葬于田贵妃墓中。李自成入住紫禁城，封宫女窦美仪为妃。大顺军进城之初京城秩序尚好，店铺营业如常。但从二十七日起，大顺军开始拷掠明官，四处抄家，规定助饷额为“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2]，刘宗敏制作了五千具夹棍，“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3]城中恐怖气氛逐渐凝重，人心惶惶，“凡拷夹百官，大抵家资万金者，过逼二三万，数稍不满，再行严比，夹打炮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4]，谈迁《枣林杂俎》称死者有1600余人。李自成手下士卒抢掠，臣将骄奢，“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5]。四月十四日，西长安街出现告示：“明朝天数未尽，人思效忠，定于本月二十日立东宫为皇帝，改元义兴元年。”十三日，由李自成亲率十万大军奔赴山海关征讨吴三桂。

　　据说李自成进北京后，从宫中搜出内帑“银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时人许重熙在《明季甲乙两年汇略》借谈迁之口谓曰：“损其奇零，即可代两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岂先帝未睹遗籍耶？不胜追慨矣。”但可信度并不高。计六奇认为：“予谓果有如此多金，须骡马一千八百五十万方可载之，即循环交负，亦非计月可毕，则知斯言未可信。”据梁方仲估计，1390年至1486年，中国国内白银总产量只有三千万两上下。明亡前，虽有大量白银流入，但也只有四千五百万两。
覆灭

　　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与驻守山海关将领吴三桂进行一片石战役。战至四月二十二日，吴军渐渐不支。吴三桂乃降于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两军联手击溃李自成，主将刘宗敏受伤，急令撤退。二十六日李自成逃到京城，仅三万余人，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称帝，怒杀吴三桂家大小34口，次日逃往西安，由山西、河南两路彻退。临行前火烧紫禁城和北京的部分建筑，七月渡黄河败归西安，不久，弃西安，经蓝田，商州，走武关。由于南明弘光帝朝廷的建立和大顺军的节节败退，很多投降大顺的原明朝将领复投南明或清朝，李自成于是疑心日盛，终于妄杀李岩等人，致使人心离散。

　　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清军出击潼关，大顺军列阵迎战，清军因主力及大炮尚未到达，坚守不战。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以红衣大炮攻破潼关，李自成采避战的方式流窜，经襄阳入湖北，试图与武昌的明朝总兵左良玉联合抗清，左良玉东进南京去南明朝廷“清君侧”征讨马士英病死途中。4月李自成入武昌，但被清军一击即溃。5月在江西再败，于1645年神秘消失。
李自成殉难杂说

　　李自成遇难湖北通山县九宫山，在前几年召开的全国李自成学术讨论会上就已被专家们所确认。但是，李自成究竟是怎样死的，却一直有争论。《明史·李自成传》也无法搞清其殉难经过。近年来，李自成殉难经过有以下几种说法：

　　自缢说

　　自缢者自尽也，自己上吊而死。其根据是清军统帅阿济格向朝廷的奏报，奏报中说：“……自成窜走时，携随身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得脱，遂自缢死。”但是后人认为，李自成久经沙场，果敢坚强，绝无自杀之可能。而且阿济格的说法，并非亲眼所见，故真实性甚低。

　　战死说

　　《通山县志》中的记载为：“九伯聚众杀贼首于小源口”；而《程氏宗谱》却是这样记载的：“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没有一个地方明确指出，程九伯的确杀死了李自成，而只是说杀死了李延。那么李延又究竟是谁？李延和李自成又可能是什么关系？他们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

　　然而，在查阅了《米脂县志》《延安府志》等李自成家乡的史料后，发现记载李自成乳名和名字说法很多，却唯独没有延字。

　　误死说

　　误死即误伤致死。清初吴伟业《绥寇纪略》中说：李自成率二十骑到九宫山，他让将士留在山下，自己上山拜谒元帝庙。当地村民“疑以为劫盗”，在李自成跪拜元帝像时，被村民在身后用荷锸击伤头部，李自成当即昏倒“不能起”。这时村民一拥而上，“碎其首”而亡。村民搜其钱物时，发现“金印”，方知道杀错了人，“大骇，从山后逃去”。

　　搏斗死说

　　康熙年间费密撰写的《荒书》中说：“李自成率十八骑，由通山过九宫山岭”时，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将十八骑打败。”李自成一人和山民程九伯赤手搏斗，程九伯不是对手，被李自成摔倒在地，并骑在程九伯身上，“抽刀欲杀之”。但刀被血渍又渗人泥浆；一时没拔出。正在这时，程九伯外甥金某，从背后以铲猛击李自成头部，即刻而亡。

　　夹山寺禅隐说

　　观点：1981年，湖南石门夹山寺发现一座古墓，考古人员发现墓主人奉天玉和尚违背僧规，按俗礼下葬，而葬俗又与本地葬俗不同，最后通过种种物证认为奉天玉和尚很可能便是李自成。

　　但疑点十分明显：在奉天玉夹山出家的历史中，奉天玉和尚与当地官员交往密切，而李自成“陕北口音，四十岁多一点，一只眼睛瞎了”的相貌特征相当明显，很容易暴露身份，这显然与他的身份有些不符。

　　青城归隐说

　　李自成亲族提出的观点

　　在青城镇苇茨湾村李文生家发现了一本抄修于康熙三年(1664年)的《李氏家谱》。经过考察研究，得出全新结论，李自成兵败后，化装为和尚投靠其在榆中青城的叔父李斌，晚年的李自成就生活在附近的深山大沟里，并葬于龙头堡子山下
李自成墓

　　李自成墓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山下牛迹岭。李自成（1606一1645），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本名鸿基，陕西省米脂人。据记载，大顺永昌二年（1645年）初夏，他由武昌挥师东下南京，因形势逆转，征途受阻，即取道九宫山转战江西，不意在山下李家铺突遭清军袭击，仓促突围，单骑误入葫芦槽，被小源口寨勇头目程九伯杀害，遂葬于此。建国后曾多次维修，并增建了拱桥、层台、花坛、墓碑、陈列馆、休息厅等附属建筑。墓碑上书“李自成之墓”系郭沫若所题，墓后高处耸立着下马亭，附近还有落印荡、激战坡等遗址。 南虹桥在通城县城东南16公里鲤港河上。因形若长虹坐落塘湖之南而名。清咸丰七年（1857年）建，为邑中著名石桥之一。青石叠砌，五拱并置，长40米，高5米，宽5米，设计大方，结构坚实，卓跞宏伟。经历百余年风雨，迄今依然如故。碧波荡漾，夹岸树木，烟霞掩映，异景别趣。
李自成行宫
　

　　位于米脂县城北的盘龙山上。明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在西安建大顺国后，遂命人在这里修建了行宫和祖墓，山名也是因此而来。行宫构思精巧，造型别致，主要建筑有乐楼、梅花亭、捧圣楼、玉皇阁、庆祥殿和北庆宫等，是陕北别具一格的宫殿园林旅游区。行宫内还设有米脂妇女革命史迹展。

　　近年来，当地政府对行宫进行了修葺，恢复了原来规模和景观，并建立李自成纪念馆介绍其生平事迹，正殿中安放着李自成的玻璃钢铸像。

　　交通：从榆林乘车到米脂即可，行程约 2小时，车费6元左右（单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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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那些事》，网络上连载的中国明朝（1344年－1644年）历史故事，掀起了明朝热。作者当年明月，本名石悦，是广东顺德海关公务员。2006年3月在天涯社区首次发表，2009年3月21日连载完毕，边写作边集结成书出版发行，一共7本。从朱元璋出生讲起，到崇祯皇帝自缢明朝灭亡。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对明朝十七帝和其他王公权贵和小人物的命运进行全景展示，尤其对官场政治、战争、帝王心术着墨最多，并加入对当时政治经济制度、人伦道德的演义。
    推荐理由，用演相声的方式来叙述整个明朝的历史，看时不会觉得枯燥，反而很有新鲜感，而且有不少的经典语录，是一个不错的文。

所选题目：徐霞客游记 【简介】 《徐霞客游记》以日记体为主的中国地理名著。明末徐弘祖经34年旅行，写有天台山、雁荡山、黄山、庐山等名山游记17篇和《浙游日记》、《江右游日记》、《楚游日记》、《粤西游日记》、《黔游日记》、《滇游日记》等著作，除佚散者外，遗有60余万字游记资料。死后由他人整理成《徐霞客游记》。世传本有10卷、12卷、20卷等数种。主要按日记述作者1613～1639年间旅行观察所得，对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等现象，均作详细记录，在地理学和文学上卓有成就。 【地理学成就】 在地理学上的重要成就有： （1）喀斯特地区的类型分布和各地区间的差异，尤其是喀斯特洞穴的特征、类型及成因，有详细的考察和科学的记述。仅在中国广西、贵州、云南3省区，他亲自探查过的洞穴便有270多个，且一般都有方向、高度、宽度和深度的具体记载。并初步论述其成因，指出一些岩洞是水的机械侵蚀造成，钟乳石是含钙质的水滴蒸发后逐渐凝聚而成等。他是中国和世界广泛考察喀斯特地貌的卓越先驱。 （2）纠正了文献记载的关于中国水道源流的一些错误。如否定自《尚书·禹贡》以来流行1000多年的“岷山导江”旧说，肯定金沙江是长江上源。正确指出河岸弯曲或岩岸近逼水流之处冲刷侵蚀厉害，河床坡度与侵蚀力的大小成正比等问题。对喷泉的发生和潜流作用的形成，也有科学的解释。 （3）观察记述了很多植物的生态品种，明确提出了地形、气温、风速对植物分布和开花早晚的各种影响。 （4）调查了云南腾冲打鹰山的火山遗迹，科学地记录与解释了火山喷发出来的红色浮石的质地及成因；对地热现象的详细描述在中国也是最早的；对所到之处的人文地理情况，包括各地的经济、交通、城镇聚落、少数民族和风土文物等，也作了不少精彩的记述。 他在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上超越前人的贡献，特别是关于喀斯特地貌的详细记述和探索，居于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 【文学特点】 在文学上的主要特点是： （1）写景记事，悉从真实中来，具有浓厚的生活实感； （2）写景状物，力求精细，常运用动态描写或拟人手法，远较前人游记细致入微； （3）词汇丰富，敏于创制；绝不因袭套语，落入窠臼； （4）写景时注重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同时注意表现人的主观感觉； （5）通过丰富的描绘手段，使游记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性，具有恒久的审美价值。 　　 此外，在记游的同时，还常常兼及当时各地的居民生活、风俗人情、少数民族的聚落分布、土司之间的战争兼并等等情事，多为正史稗官所不载，具有一定历史学、民族学价值。《徐霞客游记》被后人誉为“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 【徐霞客个人介绍】 徐霞客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地理学家之一，也是有名的旅游家。徐霞客名弘祖(或作宏祖)，字振之，霞客是他的别号，万历十四年(1587年)出一在南直求江阴县(今江苏江阴市)南喝岐村(今属马镇乡)。徐霞客的家乡在当时属于“东南财赋地”的经济发达地区。徐霞客出身什宦世家、书香门第，他的曾祖和祖父曾经挂过虚名，但到了他的父亲徐有勉那一代，徐家已经家道中落了。徐霞客的父亲徐有勉，是个淡泊名利的人，他对仕途没有多大兴趣，也小大欢喜和官场中的人结交，宁愿平静悠闲地在乡间一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年幼的徐霞客有所影响。 　　 徐霞客幼年时期的徐霞客，天资聪颖，有很强的记忆力。对于不明白的地方，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他对“四书五经”和八股文没有很大的兴趣，却特别青睐历史、地理和探讨大自然力一面的书籍。这类书在当时视为小正规的闲书、奇书。他的阅读面很广，诸如古今史籍、舆国方志、山海国经等，他都有所涉猎。他的族兄徐仲昭曾说他“性酷好奇书，客中未见书，即囊无遗钱，亦解衣市之，自背负而归。今充栋盈箱，儿比四库。”有钱必买书，无钱则变卖衣物来换钱买书，徐霞客“奇书”的嗜好:好就是到了这种令人叹为观比的程度。看了这此书以后，使得他史加向往五厉等名山。 　　 徐霞客19岁时，父亲病故。三年服孝期满，徐霞客萌发了外出游历的想法，而贤德的母亲也认为好男儿志在四方，不愿自己的儿子像篱笆里圈着的小鸡，车辕上套着的小马一样，被束缚而没有见识和出息。对徐霞客的决定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鼓励。 　　 年轻的徐霞客终于告别书斋生活，挣脱了仕途功名的束缚，开始实现儿时的梦想。他22岁就开始外出旅游，历经34年，直到生命结束为。他先后游历了大半个中国，足迹遍于华东、华北、中南、西南，包括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贵州及云南等16个省遍及北京、天津、上海3市。踏遍泰山、普陀、天台、雁荡、九华、黄山、武夷、庐山、华山、武当、罗浮、盘山、五台、阻山、衡山、九异等名山;游尽太湖、民江、黄河、‘富春、闽江、九鲤湖、钱塘江、潇水、湘水、郁江、黔江、黄果树瀑布、盘江、滇池、洱海等胜水。 　　 在漫长的旅途当中，徐霞客为了考察得准确、细致，大都步行前进。披星戴月、风餐露宿，对于所遇的险阻，他都以顽强的斗志去克服，而且无论身体多么疲惫、条件多么恶劣，他都侮天坚持作日记，这此旅游日记记录了他的旅途经历、考察的情况以及心得体会，给后人留下了的宝贵的地理材料。 　　 徐霞客很重视标本的研究价值，他在武当山等地目险采集了榔梅;在尚山采集了当地一种形似菊花的特产—金莲花;在五台山采集了天茶花等珍稀名贵植物;在玛瑙山上采集了“石树”;在蝴蝶泉边采集了花树的枝叶。 　 黔游日记之 一 徐霞客对科学研究有着无所畏惧的精神。他喜欢猎奇，可以说是到“闻奇必探，见险必截”。侮侮遇到古洞、名刹、温泉、匕瀑、奇峰、深林、幽皇等奇异景观，他都把安危置之度外，只求一览“庐山真面日”。他在自己的记录中说:“旦古人迹未到之处，小惜捐躯命，多力一竭虑以赴之，期于必造其域，必穷其奥而后比。”他在云南腾越为了把一个岩洞看个明自，目死攀登上悬崖;在湖南茶陵时，独闯传说中神秘的麻叶洞;在广西融县真仙岩，徐霞客为了探索一个时洞，竞从一条横卧的巨蟒身上跨过，进到洞内。他还经‘常和鬼神迷信做斗争一，云南地力一上有一本《鸡山志略》，书中记载了五台山、峨眉山和鸡足山等地的“放光瑞影”现象，这种五彩光圈通常被社会上认为是“佛光”或“‘宝光”。徐霞客则从地形环境的角度，解释了出现这种自然现象的原因，驳斥了迁腐的迷信说教，这也表现了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编辑本段]《徐霞客游记》的编辑整理和流传 《徐霞客游记》的编辑整理和流传，除了徐霞客家的塾师季梦良幼子李介立（徐霞客的小儿子，为徐霞客侍妾周氏所生。周氏孕后因“不容于嫡，改嫁于李”，遂名李介立，又名李寄）作出了很大贡献外，民间藏书家的珍藏、校订、增补，也是《游记》得以保存和流传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明、清改朝换代的政治变乱中，季梦良辑集的首部《游记》稿本在战火中成为灰烬。此后，季梦良再次搜集材料，又编成了一部稿本。后来，徐霞客志同道合的族兄徐仲昭，为使《游记》尽早成书梓印，把这部抄本面交常熟名士宿儒钱谦益。 　　 钱谦益，明万历进士，官至吏部侍部，著有《初学集》、《有学集》，编有《列朝诗选》，是当时“操海内文字之柄”的著名学者。他又是个大藏书家，曾不惜重资购聚古本，在红豆山庄筑了绛云楼，藏书一万卷。钱谦益同徐霞客有过交往，深知《游记》是霞客毕生“手攀星岳，足蹑遐荒”的考察记录，是“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不当令泯灭不传”。可惜，已届耄耋之年的钱谦益生活窘迫，特别他那座万卷楼刚刚被大火焚毁，《游记》再好也无条件珍藏，更谈不上刻印了。为此，他只得求助于当时全国闻名的大出版家毛子晋，写了《嘱刻游记书》，连同稿本一并交给了毛子晋。 　　 毛子晋也是常熟人。他好古博览，藏书八万多卷，专门构建了汲古阁、目耕楼存放。还聘请文士校勘、梓印了《十三经》、《十七史》、《古今百家》及未印刷的书籍。当然，《游记》应该是毛子晋所欢迎的书稿，但不知什么原因未能刻印成书，却把它让给了独山莫绳孙。莫也是个搜访异本的藏书家，他把《游记》长期珍藏在他的影山草堂里，也始终未能刻印。后来，这部《游记》稿本辗转到了浙江湖州南浔镇喜嘉业堂藏书楼。这是楼主刘承干为扩充藏书，向江浙等地十多家藏书家收购古籍时无意中得到的。刘见了书稿，视为善本，一直收藏在鹧鸪溪畔的书楼里。新中国成立后，刘承干把书楼捐赠给国家，《游记》稿本也随之转到了北京图书馆。直到七十年代，一批“徐学”研究者重新整理出版《徐霞客游记》，才在善本特藏部发现了这部辘转大江南北、历时三百余载、数易书主的《游记》稿本，这不能不说是民间藏书家的功劳。 　　 《游记》在藏书家们长期保存和传抄中，还做了大量校订、增补和梓印、刊行等工作。今天还有两部珍藏在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的《游记》抄本，就是经藏书家们考证，充实的稿本。第一部系江阴人杨明时抄录、编订的《游记》稿本。杨为康熙进士，曾任云贵总督，当过吏部尚书。他也著书立说，曾纂《周易折中》、《性理情义》等，乾隆时入召教授皇子，是个大学者。康熙四十八年(1707年)，他从外舅那里获得了《游记》稿本，亲手誊抄了一部，写了“序言”。不及，又得到了一部经文禄堂赵季方、广东番禺蔡乃煌、京师广东学堂等收藏过的稿本。第二年，杨明时按江阴友人所藏《游记》原本，对手头稿本进行了校勘、考订。经过“订其异同，考其缺失”，对传抄中的谬误或同“实境不符，文意不协”之处，均加以改正，然后又一次誊抄了一部，并再次撰写了“序言”。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徐霞客的族孙徐镇正式梓印的木刻本《游记》，就是以杨明时稿本为基础的。因此，经杨校勘的《游记》，是目前留传下来内容完整、正确，学术价值较高的早期稿本。 徐霞客 1587年1月5日—1641年3月8日 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汉族，明南直隶江阴（今江苏江阴市）人。 伟大的地理学家和旅行家和探险家。 崇祯十年（1637）正月十九日，由赣入湘，从攸县进入今衡东县境，历时55天，先后游历了今衡阳市所辖的衡东、衡山、南岳、衡阳、衡南、常宁、祁东、耒阳各县（市）区，三进衡州府，饱览了衡州境内的秀美山水和人文大观，留下了描述衡州山川形胜、风土人情的15000余字的衡游日记。他对石鼓山和石鼓书院的详尽记述，为后人修复石鼓书院提供了一笔珍贵的史料。 三个阶段 受耕读世家的文化熏陶，徐霞客幼年好学，博览群书，尤钟情于地经图志。少年即立下了“大丈夫当朝游碧海而暮苍梧”的旅行大志。徐霞客的旅游生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8岁以前的纪游准备阶段。重点放在研读祖国的地理文化遗产，并凭兴趣游览太湖、泰山等地，没有留下游记。 　　 第二阶段为28岁（1613）至48岁（1633）的纪游前段，历时20年，游览了浙、闽、黄山和北方的嵩山、五台、华山、恒山诸名山。但游记仅写了一卷，约占全书的十分之一。   　　 第三阶段为51岁（1636）至54岁（1639）为纪游后段，历时4年，游览了浙江、江苏、湖广、云贵等江南大山巨川，写下了9卷游记。 千古奇人徐霞客 徐霞客二十八岁那年，来到温州攀登雁荡山。他想起古书上说的雁荡山顶有个大湖，就决定爬到山顶去看看。当他艰难地爬到山顶时，只见山脊笔直，简直无处下脚，怎么能有湖呢？可是，徐霞客仍不肯罢休，继续前行到一个大悬崖，路没有了。他仔细观察悬崖，发现下面有个小小的平台，就用一条长长的布带子系在悬崖顶上的一块岩石上，然后抓住布带子悬空而下，到了小平台上才发现下面斗深百丈，无法下去。他只好抓住布带，脚蹬悬崖，吃力地往上爬，准备爬回崖顶。爬着爬着，带子断了，幸好他机敏地抓住了一块突出的岩石，不然就会掉下深渊，粉身碎骨。徐霞客把断了的带子结起来，又费力地向上攀援，终于爬上了崖顶。还有一次，他去黄山考察，途中遇到大雪。当地人告诉他有些地方积雪有齐腰深，看不到登山的路，无法上去。徐霞客没有被吓住，他拄了一根铁杖探路，上到半山腰，山势越来越陡。山坡背阴的地方最难攀登，路上结成坚冰，又陡又滑，脚踩上去，就滑下来。徐霞客就用铁杖在冰上凿坑。脚踩着坑一步一步地缓慢攀登，终于爬了上去。山上的僧人看到他都十分惊奇，因为他们被大雪困在山上已经好几个月了。他还走过福建武夷山的三条险径：大王峰的百丈危梯，白云岩的千仞绝壁和接笋峰的“鸡胸”、“龙脊”。在他登上大王峰时，已是日头将落，下山寻路不得，他就用手抓住攀悬的荆棘，“乱坠而下”。他在中岳嵩山，从太室绝顶上也是顺着山峡往下悬溜下来的。徐霞客惊人的游迹，的确可以说明他是一位千古奇人。 　　 徐霞客在跋涉一天之后，无论多么疲劳，无论在什么地方住宿，他都坚持把自己考察的收获记录下来。他写下的游记有二百四十多万字，可惜大多失散了。留下来的经过后人整理成书，就是著名的《徐霞客游记》。这部书四十多万字，是把科学和文学溶合在一起的一大“奇书”。 　　 徐霞客的游历，并不是单纯为了寻奇访胜，更重要的是为了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寻找大自然的规律。如他对福建建溪和宁洋溪水流的考察，就是一例。黎岭和马岭分别为建溪和宁洋溪的发源地，两座岭的高度大致相等，可是两条溪水入海的流程相差很大，建溪长，而宁洋溪短。徐霞客经过考察，找出宁洋溪的水流比建溪快的结论。“程愈迫则流愈急”，也就是说路程越短，水流越急。这个地理学上的著名结论，就是由徐霞客通过实地考察得出来的。他在山脉、水道、地质和地貌等方面的调查和研究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他对许多河流的水道源进行了探索，象广西的左右江，湘江支流萧、彬二水，云南南北二盘江以及长江等等，其中以长江最为深入。浩荡的长江流经大半个中国，它的发源地在哪儿，很长时间都是个谜。战国时期的一部地理书《禹贡》，书中有“岷江导江”的说法，后来的书都沿用这一说。徐霞客对此产生了怀疑。他带着这个疑问“北历三秦，南极五岭，西出石门金沙”，查出金沙江发源于昆仑山南麓，比岷江长一千多里，于是断定金沙江才是长江上源。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徐霞客没能找到长江的真正源头。但他为寻找长江源头，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在他以后很长时间内也没有人找到。直到1978年，国家派出考察队才确认长江的正源是唐古拉山的主峰格拉丹冬的沱沱河。 　　 徐霞客还是世界上对石灰岩地貌进行科学考察的先驱。我国西南地区石灰岩分布很广泛。徐霞客在湖南、广西、贵州和云南作了详细的考察，对各地不同的石灰岩地貌作了详细的描述、记载和研究。他还考察了一百多个石灰岩洞。在湘南九嶷山，他听说有个飞龙岩，就请当地的和尚明宗引导，带着火炬去考察。飞龙岩是个巨大的洞穴，曲曲折折，洞里有洞，洞内又是坑又是水，很难行走。徐霞客全不顾及，一直深入进去，他的鞋跑掉了也不在乎。明宗几次劝他回去，他都不听。直到火炬快烧完了，他才恋恋不舍地往回走。他没有任何仪器，全凭目测步量，但他的考察大都十分科学。如对桂林七星岩十五个洞口的记载，同今天我们的地理研究人员的实地勘测，结果大体相符。徐霞客去世后的一百多年，欧洲人才开始考察石灰岩地貌，徐霞客称得上是世界最早的石灰岩地貌学者。 　　 徐霞客在地理科学上的贡献很多。除上述所说，他对火山、温泉等地热现象也都有考察研究，对气候的变化，对植物因地势高度不同而变化等自然现象，都作了认真的描述和考察。此外，他对农业、手工业、交通的状况，对各地的名胜古迹演变和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也都有生动的描述和记载。他的这部奇书，在文学上的价值也很高，篇篇都可以说是优美的散文。 　　 徐霞客最后一次出游是在1636年，那时他已五十一岁了。这次他主要游历了我国的西南地区，一直到达中缅交界的腾越（今云南腾冲），至1640年重新返回家乡。他回乡不久就病倒了。他在病中还翻看自己收集的岩石标本。临死前，他手里还紧紧的握着考察中带回的两块石头。 　　 徐霞客热爱祖国，热爱科学，在科学事业上奋勇攀登的精神，是值得后人永远学习的。 志在四方的徐霞客 徐霞客手札 　　 一个雨后放晴的夜晚，停泊在湘水之中的一艘客船上，乘客们在连绵好些日子的阻雨之后，看到了皎洁的明月，观赏月光下的山形水色，精神顿觉爽朗异常。正当乘客们尽兴之后上床休息时，忽然喊杀声骤起，一群强盗窜上船来，一时火炬乱晃，刀光剑影交错，大难降临船上。这时，只见一个人飞身跳入水中，逆流而行，躲进了别的船里。 　　 这个跳水的人，年约五十开外，身材修长，看上去精力旺盛，行动敏捷。他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地理学家徐霞客。 　　 徐霞客名弘祖，字振之，霞客是他的号，明万历十四年 （公元1586年）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县。他的祖上曾经做过官。在明代，知识分子要做官，就要按照政府的规定读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并参加考试，即所谓“科举”，考试所作的文章也得遵循政府规定的八股形式，超出规定的范围就不会被选取，也就是“落第”。因此，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走上了死读经书，硬作八股文的道路。知识分子的思想被紧紧地束缚住，学术风气死气沉沉。徐霞客也曾参加过八股考试，但失败了。此后，他便决定不再走考试做官的道路，决心进行自己感兴趣的地理考察事业。这一抉择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它意味着与当时流行的社会风习的决裂，是要有勇气和胆识的，而且还要承受一些守旧的人的讥笑和指责。徐霞客坚定地这样做了，他的家庭，特别是他的母亲有力地支持了他，他说：“志在四方，男子事也”，“哪能让儿子像篱笆中的鸡，车辕下马，被困着呢？” 　　 徐霞客从小就对四书五经不感兴趣，他喜欢读地理、历史和游历探险方面的书，向往着“问奇于名山大川”的生活。徐霞客在参加科举考试失败后，便埋头专心攻读和研究前人的地理学著作。但是，他并不是把前人的著述当作一成不变的经典盲目地相信，而是在吸取前人知识的同时，进行独立思考。在攻读中，他发现前人著述的内容，很多是历代沿袭，转抄自较早的地理学著作，很少有人进行实地的考察。因而，有的地理著作记述错了，也被照抄照搬，以讹传讹。前代的人错了，后代的人也跟着错。他对前人著作中的不少问题，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例如关于长江的源头问题，在被认为是经典地理著作的《禹贡》中，说是“岷山导江”，后来不少人都沿袭这一说法，徐霞客提出了为什么长江比黄河长，而长江之源那么短，黄河之源却那么长的疑问，认为《禹贡》上的说法是解释不通的。为了搞清祖国河山的真实面貌，徐霞客决定亲身进行实地考察。 徐霞客的旅游生活  徐霞客故居 从22岁起，徐霞客开始了游历考察生涯。三十多年间，他先后四次进行了长距离的跋涉，足迹遍及相当于现在的江苏、浙江、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和北京、天津、上海等19个省、市、自治区。在三四百年前，交通是很不发达的，徐霞客游历了如此广阔的地区，靠的完全是自己的两条腿。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令人赞叹不已了，更何况他所考察的主要是陡峭的山峰和急流险滩呵。不难想象，他要经历多少艰难险阻，甚至随时有丧生的危险。这从中也可以看到，徐霞客献身大自然的决心是如何大，意志是如何坚强。徐霞客的考察探险活动，持续进行到公元1640年他55岁的时候。当时，他正在云南，不幸身患重病，被人送回江阴老家，第二年就去世了。可以说，徐霞客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的地理考察事业。 　　 徐霞客在游历考察过程中，曾经三次遭遇强盗，四次绝粮。上面说的湘江遇盗，跳水脱险的事，便是发生在公元1636年他51岁时的第四次出游中。这次出游，他计划考察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出游不久，就在湘江遇到强盗，他的一个同伴受伤，他的行李、旅费被洗劫一空，他自己也险些丧命。当时，有人劝他不如回去，并要资助他回乡的路费，但他却坚定地说：“我带着一把铁锹来，什么地方不可以埋我的尸骨呀！”徐霞客继续顽强地向前走去。没有粮食了，他就用身上带的绸巾去换几竹筒米；没有旅费了，就用身上穿的夹衣、袜子、裤子去换几个钱，……重重的困难被他踩在脚下，他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更为可贵的是，徐霞客在野外考察生活中，每天不管多么劳累，都要把当天的经历和观察记录下来。有时跋涉百余里，晚上寄居在荒村野寺之中，或露宿在残垣老树之下，他也要点起油灯，燃起篝火，坚持写游历日记。他先后写了200多万字的游记，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地理考察记录。可惜的是，他的日记大部分已经散佚，现存的《徐霞客游记》，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这仅存的40万字的《徐霞客游记》，仍然向我们展现了他广阔范围的考察记实，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地理风貌。

东厂、西厂与锦衣卫——明朝恐怖的特务统治 明朝特务机构简介 厂卫，明朝内廷侦察机构。厂，指东厂、西厂、大内行厂；卫，指锦衣卫。合称厂卫。东厂系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立于北京东安门北；西厂系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设于旧灰厂；大内行厂系明正德初年设立。锦衣卫原为内廷御林军，皇帝的卫队，洪武十五年(1382年)成立。厂卫是明代特务政治机构，是皇帝的耳目和爪牙。东、西厂或大内行厂的头目，多由司礼监太监充任。锦衣卫长官为指挥使，以皇帝亲信心腹担任，下领有十七个所和南北镇抚司。厂与卫职权基本相同，但锦衣卫为外官，奏请需用奏疏，不如东厂等太监亲近，故厂的势力大于卫。锦衣卫侦伺一切官员，厂则侦察官民和锦衣卫，内厂则监视官民和厂卫，而由皇帝直接领导与监督所有侦察机关，构成一整套侦察特务机构体系。厂卫均可不经司法机关，直接奉诏受理词状，逮捕吏民，用刑极为残酷，致使朝野上下人人自危。 东厂，官署名。明成祖时期为清除建文帝余党和体察民情，一方面恢复和加强锦衣卫，一方面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立东缉事厂(简称东厂)，由宦官提督但任。权力在锦衣卫之上，只对皇帝负责，不经司法机关批准，可随意监督缉拿臣民，从而开宦官干政之端。 西厂，官署名。明宪宗时为加强特务统治，于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设立西缉事厂(简称西厂），由大宦官汪直提督厂事，其权势超过东厂。汪直以西厂为据点，勾结一些朝官结党，排除异己，陷害忠良，威势倾天下。西厂特务侦缉各地，引起朝野反对，后被迫撤销。明武宗时大宦官刘瑾专权，又恢复西厂，后刘瑾倒台被凌迟后又被撤销。 大内行厂，官署名。明武宗时大宦官刘瑾专权，乃设大内办事厂，即大内行厂，简称内厂，由其亲自统领，比东厂、西厂尤为酷烈。武宗以前，厂、卫分立，更迭用事。此时，东厂首领丘聚，西厂首党谷大用，锦衣卫指挥史石文义，皆刘瑾死党，以致厂、卫合势，特务遍天下，并创立重刑，令官吏军民谈虎色变，人们视宦官如虎狼。明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以谋反罪被杀，西厂、内行厂被撤销。 锦衣卫，皇帝的侍卫机构。前身为太祖朱元璋时所设御用拱卫司。明洪武二年(1369年)改设大内亲军都督府，十五年设锦衣卫，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特令其掌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之权，下设镇抚司，从事侦察、逮捕、审问活动，且不经司法部门. 明朝的特务机构东厂和锦衣卫除北京外在各地都驻有分支机构，譬如今天津市河北区的锦衣卫桥大街和以前的锦衣卫桥，就是当初这些特务机构的所在地……当初众多大内高手大明特工横行天津城。 提起特务，很多人都会想到从事秘密工作、刺探军事情报的神秘人物，其实，在明朝时期，特务可是个公开的人物，当时的特务人员一般都出自东厂和锦衣卫，合称“厂卫”。 明代的特务机关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分驻各地的，一是驻在京师的，再有就是临时向外派遣的。除锦衣卫外，其余的全是由宦官主持，并且由宦官领导机关司礼监领导任免，然后由皇帝做最后的决定。这三部分中，以分驻各地的最为繁多，从明成祖朱棣时就开始设立，后来全国各省以及各重要城镇全部都设有。他们的任务实际是替皇帝侦察该地官吏军民人等，暗查军民动态。 明成祖朱棣在永乐15年将首都迁往北京，迁都前，首先派出负责皇帝防务的贴身卫队“锦衣卫”到天津卫，在原来3卫的指挥衙门前设立锦衣卫指挥衙门府，所在地就是现在的锦衣卫桥大街附近，专门负责暗地监察京津军民动态。(1404年设立天津卫后，由于天津还没有建城，天津卫指挥使的官衙就设在现在的狮子林桥望海楼附近；在建城以后，卫指挥使衙门迁入城内，原来的卫所便被空置。) 据介绍，锦衣卫作为地名的出现是在满清入关以后，因为在锦衣卫大街附近有一条河，满清乾隆年在这条河上修建一个木桥，后来人们就习惯称为锦衣卫桥。有桥以后，人们在此聚居，后称为锦衣卫桥村，锦衣卫大街也因此出现。锦衣卫桥在1953年天津卫兴修水利时被拆除，而锦衣卫大街一直被保留到现在，现在路过此地时，还可以看到“锦衣卫大街”的路牌。满清中叶以后屡有名人在此居住，满清咸丰八大臣之一的焦佑瀛在政坛失利后，退居锦衣卫桥村居住，深居简出，其后人焦菊隐是我国著名的戏剧家。身影随处见统一穿褐色制服――天津城特工多如牛毛。 当时的天津城，总可以看到厂卫特务的身影。虽说是特务机构，但他们的服饰非常显眼，让人一眼就可以认出。东西厂均由一个提督负责(西厂设立过两次，但时间都不长)，由宦官担任，主持东厂的太监被厂内的人称为“督主”或者“厂公”，他的底下设掌刑千户一名，理刑百户一名，这两个人都是从锦衣卫选拔过来的。再下面是掌班、领班、司房四十多人，分为子丑寅卯十二颗，颗管事戴圆帽，着皂靴，穿褐衫。其余的人靴帽相同，但穿直身。实际在外面侦察缉访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又叫“档头”，共有100多人，也分子丑寅卯十二颗，一律戴尖帽，着白皮靴，穿褐色衣服，系小绦。役长各统帅番役数名，番役又叫“番子”，又叫“干事”，这些人也是由锦衣卫中挑选的精干分子组成。所以，当身穿东厂服装或锦衣卫服装的人出现时，老百姓与当地的地方官都躲得远远的，生怕被这些人找茬抓起来。 明代宦官设有许多衙门，主要有：十二监、四司、八局，总称二十四衙门，其中司礼监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的首席衙门，是明代特务机关最高指挥机关。东厂特务直接受皇帝指挥，派去主持东厂的宦官都是皇帝的亲信，颁发的关防(也就是工作证)比起其他宦官衙门也有权威的多，其他宦官的奉差关防都是“某处内官关防”几个字，惟独东厂的篆文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关防”。 东厂除侦察京师官民外，连锦衣卫也在侦察范围之内。由于东厂还要负责调查全国各地的情况，临时派遣的特务最为广泛，派出去的宦官或去监督军队，叫做监军；或去征收税赋，叫做税监；还有提督京营，监督仓场，采办货物等，遍于全国各地，全都负有侦缉的责任。 随着岁月的流失，今天在天津的厂卫衙门能够保留下来的，也只剩下了锦衣卫的一个地名。 原义 　　锦衣卫是中国明朝时期的专有军事特务机构，其全名为“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前身为明太祖所创头戴凤翅盔的锦衣卫大汉将军设之“御用拱卫司”以及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时改制之“仪鸾司”与二年（公元1369年）时改制“大内亲军都督府”。他们直接听命于皇上，可以逮捕任何人，包括皇亲国戚，并进行不公开的审讯；部分功能形同今制宪兵、国家安全局及总统府参军长。也有参与收集军情、策反敌将的工作，类似于今天的FBI，如在朝鲜万历之战中收集了大量的日军军情。 　　传统意义上，锦衣卫三大特征为飞鱼服，鸾带，绣春刀。古人惯以朝廷鹰犬暗称呼锦衣卫与东厂。 =========================================================================== 明初的军制比较简单，其基层单位是“卫”和“所”，每卫辖正规军士约5000人，其下设所，分为千户所和百户所，京城的禁卫军所辖卫所为48处。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决定改革禁卫军，建立了十二个亲军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锦衣卫”。 　　身着金飞鱼服，佩秀春刀的锦衣卫官员　锦衣卫的首领称为指挥使（或指挥同知、指挥佥事），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很少由太监担任。其职能是：“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一个顿号，基本上把锦衣卫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门。负责执掌侍卫、展列仪仗和随同皇帝出巡的锦衣卫，基本上与传统的禁卫军没什么两样，其中比较著名的为“大汉将军”。这些人虽名为“将军”，其实只负责在殿中侍立，传递皇帝的命令，兼做保卫工作，说白了，就是在皇宫大殿上的桩子。当然，这些“桩子”也非等闲之辈，一般都是牛高马大，虎背熊腰，而且中气十足，声音宏亮，从外表上看颇有威严，对不了解明廷底细的人有一定震慑作用。大汉将军在锦衣卫中自成一营，初期约有1500人，到明末，由于官僚机构的膨胀，大汉将军也一度增加到5000余人。 　　至于“巡查缉捕”，则是锦衣卫区别于其他各朝禁卫军的特殊之处，也是它为什么能为人们牢牢记住的原因。其实朱元璋建立锦衣卫的初衷也只是用来卤簿仪仗，但后来由于他大肆屠戮功臣，感觉传统的司法机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使用起来不太顺手，于是将锦衣卫的功能提升起来，使其成为皇帝的私人警察。负责侦缉刑事的锦衣卫机构是南北两个镇抚司，其中北镇抚司是洪武十五年添设，专理皇帝钦定的案件。成化元年，增铸北司印信，一切刑狱不必关白本卫。北司拥有自己的监狱（诏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不必经过一般司法机构。 南北镇抚司下设五个卫所，其统领官称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普通军士称为校尉、力士。校尉和力士在执行缉盗拿奸任务时，被称为“缇骑”。缇骑的数量，最少时为1000，最多时多达60000之众。锦衣卫官校一般从民间选拔孔武有力，无不良记录的良民入充，之后凭能力和资历逐级升迁。同时，锦衣卫的官职也允许世袭。 　　明朝前两代皇帝朱元璋、朱棣，由于其出身的特殊性，对皇权的维护，以及对官吏的清廉要求有其他朝代所没有的高度要求。这就使得锦衣卫“巡查缉捕”的职能无限度的扩大了。一般来讲，锦衣卫的工作只限于侦察各种情报、处理皇帝交付的案件，但适逢野心大、心肠狠的指挥使掌权，就会利用职务之便不遗余力地制造事端，既可以打击异己，也可以作为自己升迁的资本。如成祖时的纪纲、英宗时的逯杲、武宗时的钱宁等，在他们掌权时，缇骑四出，上至宰相藩王，下至平民百姓，都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对他们的命令只要稍有拂逆，就会家破人亡，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北镇抚司大牢中更是关满了各种各样无辜的人们，死于锦衣卫酷刑之下的正直人士更是不计其数。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恐怖的氛围，与唐武则天时期的短期出现不同，终明一朝几乎是绵绵不绝，这种无节制的滥捕极大地影响了皇帝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使百官、民众、军队与皇帝离心离德，难怪有人说明朝不是亡于流寇，而是亡于厂卫。 　　锦衣卫另一项著名的职能就是“执掌廷杖”。廷杖是皇帝用来教训不听话的士大夫的一项酷刑，始自明朝。《明史·刑法志》称之为：“明之自创，不衷古制”。一语道破了贯穿明皇朝的特别专制的酷政性质。一旦哪位倒霉官员触怒了皇帝，被宣布加以廷杖，他就立刻被扒去官服，反绑双手，押至行刑地点午门。在那里，司礼监掌印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一左一右早已严阵以待。受刑者裹在一个大布里，随着一声“打”字，棍棒就如雨点般落在他的大腿和屁股上。行刑者为锦衣卫校尉，他们都受过严格训练，技艺纯熟，能够准确根据司礼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的暗示来掌握受刑人的生死。如果这两人两脚象八字形张开，表示可留杖下人一条活命；反之，如果脚尖向内靠拢，则杖下人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杖完之后，还要提起裹着受刑人布的四角，抬起后再重重摔下，此时布中人就算不死，也去了半条命。廷杖之刑对士大夫的肉体和心灵都是极大的损害，但明朝的皇帝却乐此不疲，锦衣卫将校对它也是情有独钟。 　　纵观有明一朝的锦衣卫，既出过袁彬、牟斌这样比较正直的指挥使，也出过马顺，纪纲一类的走狗，酷吏。既有过对万历中日战争中出色的情报战，及其对蒙古贵族策反等表现，也有过依附东厂，妄杀忠臣的卑劣行径。但总的来说，其职能主要还是为明朝皇帝监视，正面作用是制裁士大夫阶层的不诡行为和预防可能的叛乱，同时负担相当部分国防及情报工作。明朝的皇帝有了锦衣卫这样血腥的统治工具，监督士大夫阶层行径显得更加得心应手。有明一代的锦衣卫，基本是文官，宦官两大政治集团的政治斗争工具。尽管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更大的是负面影响。 　　明代的锦衣卫设立之初，乃是著名的酷政。《明史·刑法志》明确说，近于汉武帝时之诏狱。所谓诏狱，主要是指九卿、郡守一级的二千石高官有罪，需皇帝下诏书始能系狱的案子。汉武帝与匈奴作战多年，将国家拖入了战时体制，多用法家酷吏，严刑峻法，《史记·酷吏列传》等篇说，汉武帝晚年，诏狱多达二十六所，关押有郡守、九卿一级高官前后达百余人，牵连对象至十余万人。不过，在汉代，这类酷政依然只是汉武帝晚年阶段较短时期的现象。了解了诏狱的性质，明太祖朱元璋何以要设置锦衣卫也就容易明白了。《明史·职官五》说：“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恒以勋戚都督领之……盗贼奸宄，街涂沟洫，密缉而时省之。”明太祖担心自己死后，下一代皇帝驾驭不了文武功臣，所以他几兴大狱，假借了若干由头，连杀带整，把辅佐他打天下的文武功臣差不多灭了个干干净净。这类案子，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如果交给朝官们按法办理，就有可能旷日持久，甚至定不了案。所以就把这些案子作为诏狱交给锦衣卫办理。 　　这样来看锦衣卫，性质就十分清楚明白了。“侍卫”，本就是皇帝的亲兵；“刑狱”，自己可以断狱；加之“密缉”，则又说明其特务机构性质。汉武帝时的诏狱，仍是由朝官办案，只是严刑峻法的政策失误；明太祖的锦衣卫，则以消灭功臣为目的，罗织罪状，置无罪者于死地。“幽絷惨酷，害无甚于此者，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使断治，所诛杀为多。”《明史·刑法志》说：“胡惟庸、蓝玉两（大臣）案，株连且四万（人）。”足见其酷烈程度。作俑之始，就是皇帝维护皇权，铲除腐败之心过关切的产物，所以其后遗症也特别严重。自然，明太祖自己也知道，此类酷政不可以为长，所以，在蓝玉案以后、也即是功臣都已杀得差不多后的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他就下“诏内外狱无得上锦衣卫，大小咸经法司”。不过，始作俑时心术已坏而造成的弊政，是难以断根的，到他的儿子燕王朱棣，借着京城文武功臣已经杀光、大伤元气的特殊机遇，起兵夺了明太祖嫡孙建文帝的帝位，是为明成祖，不免又要大杀忠于建文帝的正直官僚，这却又需要特务机构了，所以，明成祖手上，锦衣卫重又灿烂辉煌。明初两代重用锦衣卫，其后，有明一代，此弊终难去矣。 历任指挥使 　　锦衣卫的第一任指挥使在历史上没有明文记载，不过综合各种蛛丝马迹来看，有明明白白的锦衣卫指挥使名分的第一人是毛骧，打造了胡惟庸死后的牵连大案，最后把自己也牵连进去陪葬了，被朱元璋为了平息众怒而推出去做了胡惟庸的垫背。第二代是蒋瓛，历史上蓝玉谋反的罪证正是他通告的朱元璋，当然在疯狂的蓝玉案后，被老朱一杯毒酒搞定。此后到建文时代都没有常设。锦衣卫 　　第三代比较出名，成祖时代的纪纲，历史上他负责用雪压死了解缙，永乐十四年因为支持汉王夺嫡被砍了。因为执掌锦衣卫时的种种恶行而被列入《明史·佞幸传》的第一位。此后按步升迁了几位，有一个是蒙古人赛哈智。 　　英宗继位的时候，锦衣卫指挥使是刘勉和徐恭，《明史》上说他们“皆谨饬”。王振上位后，提拔亲信马顺作了锦衣卫的老大，然后在英宗被俘后，作为王党“余孽”被活生生的打死在朝堂上。紧接着景泰朝的清算开始，卢忠当了指挥使，指挥了一把景泰朝的“金刀案”，扑朔迷离之后，卢忠甚至装疯，一把刀引发的血案被内阁和司礼监联手压了下去。“夺门之变”后的指挥使是逯杲，公然索贿，胡乱按罪，被准备谋反的曹吉祥的侄子曹钦发现了无间身份后砍了，为事业献身。接任的是门达，也不是好人，宪宗继位后流放广西。不过天顺朝最出名的指挥使是皇帝的大恩人袁彬，全大明锦衣卫的头头脑脑们摘出来，所有人听过的好话加起来估计也没有给他一个人的多。一朝天子一朝臣，每个皇帝上台锦衣卫都得大清洗一遍，只有他服侍了两代皇帝还都是正牌卫使。去世时官爵为光禄大夫、上柱国、左军都督，为帝国超一品的大员，连母亲和妻子都是一品诰命。另一位在同期做过锦衣卫指挥使的是蒙古人哈铭，他和袁彬是唯二与英宗在“土木之变”后共患难的。还留下一本回忆录《正统临戎录》。 　　宪宗朝的第一位指挥使是万贵妃的弟弟万通。后继者朱骥持狱公正，风评不错。弘治朝的牟斌也是个厚道人。 　　正德时，卫使石文义与张采攀附刘谨，刘公公倒台后也归天了。接棒的是钱宁，这位同志从小被太监义父“嬖之”。做御前侍卫更是跟武宗皇帝睡在同一张床上，“如胶似漆”，还顺便认了皇帝做干爹，名札上直接写“皇庶子钱宁”，不过后来还是倒在了另一位皇帝亲近江彬手里。江彬继任了锦衣卫指挥使和皇帝也是“出入豹房，同卧起”，而且同时还管了东厂。正德朝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是钱宁和江彬“诱使”皇帝干的。正德一死，江彬也就被剐了。 　　嘉靖朝锦衣卫指挥使换得勤快，开始是朱宸，不久是骆安，然后是王佐、陈寅，都是嘉靖在安陆兴王府的旧人。之后就是陆炳，严嵩的同党，不过却是被夏言逼得，而且居官并无过甚之恶迹，并且对士大夫折节有礼，不曾陷害一人，为朝士所称。他是嘉靖奶娘的儿子，而且还救过嘉靖的命，明代唯一的以三公兼三孤，而且是善终。但是死后在隆庆朝还是被清算了，万历的时候张居正出来替他说话，身后才得保持。嘉靖三十九年陆炳退休后接任的是朱希忠，他是“靖难”功臣朱能的后人，袭封成国公。 　　万历朝张居正时代的指挥使是刘守有，他是名臣子弟，出身好。后期是骆思恭，他干到了天启四年，在“移宫案”中出了大力，可惜还是栽在魏忠贤手里了。接任的是田尔耕，崇祯继位后完结。接任的是骆养性，也就是骆思恭的儿子。之后大概是吴孟明，缓于害人而急于得贿。 【东厂概述】 　　东厂，官署名。即东缉事厂，中国明代的特权监察机构、特务机关和秘密警察机关。明成祖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立东缉事厂(简称东厂)，由亲信宦官担任首领。东厂是世界历史上最早设立的国家特务情报机关，其分支机构远达朝鲜半岛。 　　地点位于京师（今北京）东安门之北（一说东华门旁）。 　　明中叶后期锦衣卫与东西厂并列，活动加强，常合称为“厂卫”。 　　东厂权力在锦衣卫之上，只对皇帝负责，不经司法机关批准，可随意监督缉拿臣民，从而开明朝宦官干政之端。 【建立背景】 　　东厂建立者--明成祖朱棣 　　东厂的建立者是明成祖朱棣。“靖难之役”后，朱棣即位。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时出现，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权并不十分支持。而朱棣亦对朝廷大臣多不信任。 　　他觉得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于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在朱棣起兵的过程中，一些宦官和和尚出过很大力（如著名的郑和、道衍），所以在他心目中，还是觉得宦官比较可靠，而且他们身处皇宫，联系起来也比较方便。于是朱棣一反太祖关于宦官不得干预政事的禁令，重用宦官。 　　永乐十八年（1420）十二月，明成祖朱棣为了镇压政治上的反对力量，决定设立一个称为“东缉事厂”，简称“东厂”的新官署，命所宠信宦官担任首领。 　　◆为了巩固政权，朱棣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机构， 　　◆建立东厂还有监视锦衣卫的意图。 　　◆东厂建立更深的背景是明代加强中央集权。 【组织机构】 　　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公或督主，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通常以司礼监秉笔太监中位居第二、第三者担任，其官衔全称为“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简称“提督东厂”。 　　东厂的属官有掌刑千户、理刑百户各一员，由锦衣卫千户、百户来担任，称贴刑官。 　　除此以外，设掌班、领班、司房四十多人，由锦衣卫拨给，分为子丑寅卯十二颗，颗管事戴圆帽，着皂靴，穿褐衫。其余的人靴帽相同，但穿直身。 　　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相当于小队长，又叫“档头”，共有一百多人，也分子丑寅卯十二颗，一律戴尖帽，着白皮靴，穿褐色衣服，系小绦。役长各统帅番役数名，番役又叫“番子”，又叫“干事”，这些人也是由锦衣卫中挑选的精干分子组成。 　　东厂不仅在机构及人员配置上更加精干合理，而且在侦缉行动上制订了相当严密的制度。如每月初一东厂都要集中布置当月的侦缉工作，厂役在东厂内抽签决定所负责的地盘。在文献记载中可以发现，东厂厂役的工作种类都有特殊的名称。例如监视朝中各部官员会审大狱及锦衣卫拷讯罪犯者名为“听记”，在各处地方官府访缉者名为“坐记”，还有某位官员有何举措，或某城门捕得要犯，胥吏记录上报东厂者名为“打事件”。 　　东厂第一任厂主已不可考， 《明史·成祖三》记载 “是年，始设东厂，命中官剌事。” 　　明代大太监 王振 刘瑾 冯保 魏忠贤 都曾统领东厂。 　　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 【东厂的职能】 　　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一人掌理，委以缉访刺探的大权。 　　起初，东厂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 　　东厂监视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学者等各种政治力量，并有权将监视结果直接向皇帝汇报。依据监视得到的情报，对于那些地位较低的政治反对派，不经司法审判，东厂可以直接逮捕、审讯；而对于担任政府高级官员或者有皇室贵族身份的反对派，东厂在得到皇帝的授权后也能够对其执行逮捕、审讯。 　　东厂的侦缉范围非常广。东厂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相比锦衣卫必须采用奏章的形式进行汇报，要方便的多。 　　◆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 　　◆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 　　◆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如兵部的各种边报、塘报，东厂都要派人查看 　　◆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的价格，也在东厂的侦察范围之内 　　《明史·刑法志》：“刑法有创自有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未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又“东厂之设，始于成祖。锦衣卫之狱，太祖尝用之，后已禁止，其复用亦自永乐时。厂与卫相倚，故言者并称厂卫。” 西厂与内行厂 　　西厂在明朝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明宪宗成化年间，先是京城内出现了“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接着又有一个妖道李子龙用旁门左道蛊惑人心，甚至网罗了很多太监，意图不轨。虽然李子龙和他的党徒最终被锦衣卫一网打尽，但宪宗由此深感侦刺力量的不足。于是他身边机灵的小太监汪直被选中，派往宫外打探消息。汪直抓住了这个机会，到处捕风捉影，搜罗了不少所谓的“秘密消息”报告给了宪宗。宪宗认为这些消息很有价值，对汪直的表现也十分满意，要他继续做下去。 　　几个月后，宪宗成立了一个新的内廷机构——西厂，首领便是汪直。西厂厂址设在灵济宫前，以旧灰厂为厂署总部。西厂的军官主要从禁卫军中选拔，这些人再自行选置部下，短短几个月内，西厂人员极度扩充，其势力甚至超过了老前辈东厂。 　　西厂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为了升官发财，拼命的构置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众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西厂在全国布下侦缉网，主要打击对象是京内外官员，一旦怀疑某人，就立刻加以逮捕，事先不必经由皇帝同意，之后当然就是严刑逼供，争取把案件弄得越大越好。对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甚，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 　　 在这种情况下，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以大学士商辂（就是那个连中三元的人才）为首的辅臣集体上书，向宪宗痛陈西厂之危害，并将汪直办下的不法之事一一举报。宪宗收到奏章后为之震惊，于是撤销西厂，遣散了西厂的人员。 　　但没有西厂的日子总让宪宗觉得没有安全感，一个奸臣戴缙在得知皇帝心思后，主动上书，大肆吹捧汪直。宪宗大喜，立刻恢复西厂，废与开之间，只相隔一个月。汪直复出后，更加严酷地办案，戴缙也得以升职。 . 　　在此后的五年里，汪直领导西厂又办下了无数“大案”，将反对自己的朝臣如商辂、项忠等一一剪除，他的权势也达到了极点。但俗话说：“物极必反”，汪直极度膨胀的权力不能不引起皇帝的警觉，在其后的权力角逐中，汪直失败，被调出京城，东厂也随之解散。几年以后，汪直在失意中死去。 　　 到了宪宗的孙子武宗继位后，大太监刘瑾掌权，宦官势力再度兴起，西厂复开，由太监谷大用领导。好笑的是，西厂与东厂虽然都受刘瑾的指挥，但两者之间不是互相合作，而是争权夺利，互相拆台。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刘瑾又自建了一个内行厂，由本人直接统领，其职能与东西厂一样，但侦缉范围更大，甚至包括东西厂和锦衣卫。一时间，锦衣卫、东西厂、内行厂四大特务机构平存，缇骑四处，天下骚动。直到五年后，刘瑾倒台，武宗才下令撤销西厂和内行厂　　西厂作为一个临时产品，就这样在历史上永远地消失了。 　　最后谈一个题外话：皇帝与宦官的关系。大家一定对历史上为什么那么多皇帝都要重用宦官感到不解。其实从广义上讲，宦官这个群体也可以算作官僚机构的一部分，而且他具有很多士大夫阶层所不具备的优点： 　　首先，宦官是皇帝的家奴，身处内宫，和皇帝沟通起来更加方便，也更揣摩皇帝的心事。　　 其次，宦官本身是阉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他们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皇帝，所以他们在为皇帝办事的时候往往更忠心，更替皇帝着想，不象士大夫阶层，往往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有时不太买皇帝的帐。 　　 第三，宦官并非目不识丁的粗人，相当数量的宦官文化水平并不抵，他们作为皇帝的私人秘书完全可以胜任，也不会向一般文人那样有那么多异议。 　　最后，宦官是后妃与外界沟通的主要途径，后妃如果想对朝政施加影响，就必须与宦官联合。　　 总之，出于专制政权的内部需要，皇帝需要一个独立于官僚机构之外的势力供自己使用，而最为方便的就是宦官。所以，只要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存在一天，宦官们就有他们的用武之地，虽然他们经常给朝政制造混乱，但任何一个聪明的皇帝都不会轻易舍弃这个有力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宦官能够区别于外戚，在中国历史中一直扮演着要角色的原因。 【东厂、西厂与锦衣卫的异同】 　　明代锦衣卫木印东厂、西厂和锦衣卫是明代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这三个司法机关以外设置的直接听命于皇帝，执掌“诏狱”的特务机构。 　　锦衣卫，皇帝的侍卫机构。前身为太祖朱元璋时所设御用拱卫司。明洪武二年(1369年)改设大内亲军都督府，十五年设锦衣卫，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 　　西厂在明朝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明宪宗成化年间成立了一个新的内廷机构——西厂。其势力甚至超过了老前辈东厂 　　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被撤销，只相隔一个月宪宗又恢复西厂。明武宗继位后，大太监刘瑾掌权，宦官势力再度兴起，西厂复开，刘瑾倒台，武宗才下令撤销西厂。西厂作为一个临时产品，就这样在历史上永远地消失了。 　　锦衣卫的首领称为指挥使（或指挥同知、指挥佥事），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很少由太监担任。属于外臣。而东厂、西厂的首领是宦官，即内臣。 　　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后来居上。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锦衣卫向皇帝报告要具疏上奏，东厂可口头直达；皇帝还赋予东厂督主以监督锦衣卫人员的权力。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 。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 　　东厂、西厂与锦衣卫共同点是 监视、侦查、镇压官吏的不法行为。即“巡查缉捕” 　　总之，出于专制政权的内部需要，皇帝需要一个独立于官僚机构之外的势力供自己使用，东厂、西厂与锦衣卫都是这样的机构。 小说推荐[/size] 有关明朝的小说偶看到很少，很少，有些只是顺便提到故事发生在明朝，嘿嘿，不过还是被我发现了几个这样的小说： ①古灵——皇京四禁卫系列 古灵大大在写这类文章方面确实很有天赋哦，嘿嘿 大侠，请多指教 娘子，请多指教 恩人，请多指教 相公，请多指教 他们是传说中的四大禁卫，四大禁卫各自配戴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禁卫牌以代表自己的身分，并在必要的时候凭此下命令，甚至调动军队，即使是太后，亦不能违背那四块禁卫牌的命令。连皇上都要听他们的，当遇到父母师傅订下的亲，他们会如何与未曾谋面的另一半相处呢~~~~ 当不苟言笑的黑面神遇到古灵精怪代嫁逃跑的迷糊小妞，当聪颖、冷静、高傲、美丽的女主遇到表面风流不羁实际是劫富济贫的魔面判官的潇洒公子、当活泼霸道的女主遇到迂腐的书呆子，当温柔男主遇到胆小女主...他们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这系列应该算是温馨文吧，几位男主或是温柔或是风流或是冷峻甚至是呆板点儿都是小妹喜欢的类型 ，文章简短但内容丰富，有兴趣的亲们可以看看 http://m.paipai.fm/r4601458_u6997737/ 《皇宫四禁卫》作者:古灵_TXT下载 ②《妈妈女儿系列》 无袖拢香 这个系列呢，没有名字的，但是我看三篇文章《月出惊山鸟》《烂泥也能糊上墙》《花事了》是连环的每集的女主是上一文女主的女儿所以就自己编了个名字 ~~三篇文章的叙事口吻是一样的，但搞笑程度嘛~~~《月出惊山鸟》>《烂泥也能糊上墙》>《花事了》，前两部算是挺有笑点的，但是第三部嘛~~用搞笑的口吻写感动的故事，看《花事了》的时候居然没有笑，反而被感动了，当男二号病重和女主分别得时候，我这小眼泪儿呀，滴答滴答的往外冒，想我看小说很久没有流过泪了（因为看的都是温馨搞笑地）所以说，小短文也有招人儿疼的时候嘛~~~ http://m.paipai.fm/r4723487_u6997737/ 《经典爆笑的无袖拢香的合集》作者:无袖拢香(全完结)_TXT打包下载 花事了，月出惊山鸟，泥糊不上墙等 ↑【以上两篇小说的书评也是我写的，只是懒得再写一遍了，嘿嘿，就凑合贴上去了，转自http://m.paipai.fm/r5924719_u6997737/ ╮(╯▽╰)╭轻松搞笑温馨文推荐（古代）{2月10日已更新...}】

                        唐伯虎               
  人物概述：
　　
    唐寅，出身商人家庭，父亲唐广德，母亲邱氏。自幼聪明伶俐。20余岁时家中连遭不幸，父母、妻子、妹妹相继去世，家境衰败，在好友祝枝山的规劝下潜心读书，29岁参加应天府公试，得中第一名“解元”，30岁赴京会试，却受考场舞弊案牵连被斥为吏。此后遂绝意进取，以卖画为生。正德九年（1514年）曾应宁王朱宸濠之请赴南昌半年余，后察觉宁王图谋不轨，遂佯狂得以脱身而归。晚年生活困顿，54岁即病逝。
      擅山水、人物、花鸟，其山水早年随周臣学画，后师法李唐、刘松年，加以变化，画中山重岭复，以皴为之，雄伟险峻，而笔墨细秀，布局疏朗，风格秀逸清俊。人物画多为仕女及历史故事，师承唐代传统，线条清细，色彩艳丽清雅，体态优美，造型准确；亦工写意人物，笔简意赅，饶有意趣。其花鸟画，长于水墨写意，洒脱随意，格调秀逸。除绘画外，唐寅亦工书法，取法赵孟睿�书风奇峭俊秀。有《骑驴思归图》、《山路松声图》、《事茗图》、《王蜀宫妓图》、《李端端落籍图》、《秋风纨扇图》、《枯槎鸜鹆图》等绘画作品传世。



　　





生平事迹：
    唐寅祖籍晋昌，即现在山西晋城一带，所以在他的书画落款中，往往写的是“晋昌唐寅”四字。北宋时唐氏家族南迁，开始来到南京、苏州经商。唐寅就出生在苏州府吴县吴趋里一个商人家庭。唐寅一生共有三位妻子，十九岁时娶徐氏，是徐廷瑞的次女，但在他大约廿四岁的时候病逝。后来可能又娶有一室，但碰到科场弊案的牵累而离去。后娶沈氏，或名九娘， 唐伯虎自幼天资聪敏，熟读四书、五经，并博览史籍，16岁秀才考试得第一名，轰动了整个苏州城，二十九岁到南京参加乡试，又中第一名解元。正当他踌躇满志，第二年赴京会试时，因牵涉科场舞弊案而交恶运。






奇文逸事：
        唐伯虎的水墨花鸟画基本上是以水墨提炼形象，墨韵明净、生趣盎然。其著名的还有《雨竹图》，画面以二组浓叶为主枝，后出淡叶，再出叶数笔以相呼应，叶均向下急趋，一派雨打竹叶之势。 唐寅书法源自赵孟钜惶澹�风格丰润灵活，俊逸秀拔，几为画名所掩。其代表作《落花诗册》�

推荐《窃明》，听说挺好看的，听那人说的我都有点动心了，下为他说的那些话，恩....还有《逆流天下》，听说是具有窃明风韵的小说


《窃明》无疑是最吸引人的。甚至可以称之为明代架空第一。说是最好，不是在于其情节，也不在于文笔。而是灰熊猫通过一个挣扎在明末辽东的黄石将一个湮灭于清史的明末揭开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些我们还算熟悉的历史人物到底是什么面目，天启、魏忠贤、袁崇焕、熊颋弼、孙承忠、祖大寿、东林党徒、辽东将门，纵然是一家之言，可是作者却将这些明末的人物写活了，写绝了。读一本《万历十五年》，崇祯的明末在我脑海里还是云山雾缭，读一本《窃明》，大半个明朝却在我眼前活灵活现。读窃明，让我想到了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同样鲜活的历史，那些被人扭曲后为我们所遗忘、无视的历史再一次被我们拾起。
　　 而《窃明》不仅仅在于写活了一个明末，还在于给了我们一种残酷的真实和沉痛的反思。以建奴数万草寇为什么能屠杀大明三分之二人口，湮灭天下？以大明广博疆域、百万将士官员何止于族亡史绝？在那个不可思议的年代到底发生了怎样荒诞的历史事件？哪些人哪种制度哪些原因又该为这样泣血的历史结果负责？
　　 因为和谐，我们的历史对明末轻描淡写，异族的入侵变成了朝代正常的交替。但是读《窃明》，我们知道了小冰河时期，气候对明国运的致命一击；我们知道了漂没，东林党为代表的明朝官员是如何的腐败昏聩；我们知道了辽西将门、军户制度，明军的战斗力为何如此的低下。我们还知道了毛文龙，这个东江以200人起家，孤军抗建奴，复土千里,救辽民数十万的浙江人，这个在《鹿鼎记》中被丑化，在建奴编著的明史中被贬低，仅仅因为被袁崇焕所杀而被我们所知的英雄。还有袁崇焕，这个相对毛文龙享有大名，被乾隆翻案被金庸吹捧被没有良心的满族“学者”捧上神坛，实际上却是空耗百万军饷、坐视军民被屠、友邦被灭，卖米资敌，擅杀同级大将、号称“五年复辽土”却被建奴打到北京城下，子孙摇身一变成为旗人的“民族英雄”。
　　
　　 不读《窃明》之前，我相信袁崇焕帅才无双，关宁铁骑战力无敌，8千骑兵可以打败十万建奴；不读《窃明》之前，我相信东林党人清白坚贞，极具才干；不读《窃明》之前，我相信明朝皇帝弱智无能，无非木匠、烟鬼；不读《窃明》之前，我相信康乾盛世，x族统治下百姓幸福和谐。正如灰熊猫的起点笔名“大爆炸”，《窃明》真的是一个大爆炸。
　　 和所有的网络小说一样，小说中黄石对历史的改变可以给我们一种虚幻的满足，然而掩卷之后，那种沉重的压抑却会引起我们对历史的反思和重读，感谢《窃明》，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无知。
　　 钱穆在《国史大纲》序中第一条写道“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建奴篡改了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教育回避了某些历史，《窃明》还给了我们。

明朝的残酷刑罚 凌迟       “凌迟”酷刑，亦作“陵迟”，是指山陵斜坡逐渐低下，含有慢慢之意，又俗称为“剐”。因其规例在千刀之上，“凌迟”还可通称为“千刀万剐”。唐律尚无“凌迟”，五代才特置。马端临《文献通考》说宋代中后期始用“凌迟”，但不常用。《宣和遗事》记章惇在越州时，专事惨刑，有“刀掊”、“钉手足”、“剥皮”、“斩颈”、“拔舌”，但不见“凌迟”。元代“凌迟”载于法典刑律，具体行刑较少。只是到了明代，“凌迟”用语频繁起来，较为典型的是明代《瑞严公年谱》、《渔樵话郑本末》，其中对“凌迟”的详述，使人见其具体步骤—— 凌迟的具体步骤︰   “凌迟”时搭起一座棚子，棚前竖起一根上有分叉的粗木杆，刽子手手持磨得锋快的铁钩、利刃，三声炮响后便开始，规例是3357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剐得肌肉如大指甲片，一条一缕，密麻丛集，犹如刺猬。初动刀时，血流寸许，再动刀则无血了。主要是因受刑者受惊，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剐毕开膛，血都从这里流出去了。“凌迟”后将受刑者五脏、躯体、头都吊在杆上示众，监刑官舞红旗，策快马，飞驰宫中，向皇帝报告刀数…… 明朝刑法无所不用其极     对犯人采取这样厉害的“凌迟”，是因明初朱元璋就执刑甚严，当时官员们竟用鸠血染衣带，一有捕拿，即吮带死，以免受酷刑折磨。据《明史》、《明实录》，当时刑法无所不用其极：     朱有熺以掠食人肝脑为能事，朱宪逼奸妇女或生置棺中烧死，或手刃剔其臂肉，剜目耳。还有的活埋露首，使其慢死，或让受刑人吃自己儿子被割下的鼻、舌。朱国桢《涌幢小品》说两广都督韩观杀人成性，竟用人皮当坐褥，吃人眼。夏允彝《幸存录》说一徐姓术士，因骂魏忠贤被捕，手足被钉在门板上，遍体浇上沥青，用椎敲，一会儿举体皆脱，其皮壳俨若一人…… 人皮     祝允明《野记》中的有关记载更让人惨不忍睹：     高皇恶顽民窜逃缁流，聚犯者数十人，掘泥埋其头，十五并列，特露其顶，用大斧削去，一削去数颗头，谓之“铲头会”。国初重辟，凌迟处死外，有“刷洗”，裸置铁床，沃以沸汤，以铁刷刷去皮肉。有“枭令”，以钩钩背悬之。有“称竿”，缚置竿彼末，悬石称之。有“抽肠”，亦挂架上，以钩入谷道，钩肠出，却放彼端石，尸起肠出。  一般刑法同样令人发指     即使一般的刑法，执行起来也十分残酷。如《诏狱惨言》，记叙明代镇抚最为普通的五种刑具： 五种刑具     一种是“械”。坚木制成，长一尺五寸，阔四寸多，中凿两孔，着臂上，就是受刑时也不脱，杀人最便利。一种是“镣”。铁制，又称“锒铛”。长五六尺，盘左脚上，因右脚受刑不方便。     一种是“棍”。杨、榆木制成，长五尺，曲如匕，执手处，大似人小指，着肉处径可八九分。每用棍，用绳束其腰，二人踏绳的两端，使受刑人不得转侧。又用绳系两脚，一人负之背，使不得伸缩。     一种是“拶”。杨木制成，长尺余，径四五分。每用拶，两人扶受刑者起，跪在索上，力束木的两端，随即用棍左右敲，使受刑者更加痛苦。     一种是“夹棍”。杨木制成，长三尺余，去地五寸多，贯以铁条，每根中各绑拶三副。凡夹人，则直竖其棍，一人扶之，安足其上，急束绳索，仍用棍一具，交足之左，使受刑者不能移动。又用一根长六七尺、围四寸以上的大杠，从右边猛力敲足胫，使足流血洒地……     这几种刑具，是中国古代刑法中最基本的，看来简单，但用起来极苦，如明人所说：“棍则痛入心脾，每一下着骨，便神魂飞越矣!”燕客《天人合征纪实》叙杨涟、魏大中等“六君子”在狱中受“棍刑”，毒打30棍，股肉就已经腐烂了，只得用帛急忙缠上。尤其是“受全刑”，即械、镣、棍、拶、夹棍等刑具同时上，被《明史·刑法志三》称为：“五毒备具，呼暴声沸然，血肉溃烂，宛转求死不得。” 外国人的感触     以至在明代，许多来到中国的外国人，给他们感触最深的就是这几种刑具和酷刑：阿里·阿克巴尔《中国纪行》说中国犯人在监狱中带着镣铐和链子，固定在铁桩上，头发也被拴在铁钉上。即使这样还不让他们自在，他们的脚被板夹住，背上和胸上缠着100码长的链子和刑具，恐怕要压断了肋骨。带着镣铐和链子的犯人，被强力推进高度只有一臂长，三角形的又小又窄的笼子里时，“为了关上笼子把他的头压低到和四肢挤在一起，好像没有骨头的一堆肉塞在笼子里，打开笼子后，这个人带着链子和镣铐被拉上来时，使我们吓掉了魂”。     克路士《中国志》这样说道：犯人“把指头放在棍里，然后使劲拉绳子使骨头嘎扎作响”，“足刑很厉害和痛苦，刑具是两块方木条，约四拃长，一边用一根绞链连接。他们拿绳系在另一侧，足踝夹在中间。他们用槌子打木条头”。     拉达《记大明的中国事情》记载：     官员一声吆喝，五六名刽子手就扑向可怜的犯人，马上把他按到地上，扒掉他的裤子。他这样面朝下爬着，一名刽子手紧紧按住他的脚，另一个按头，再一个高举上述的竹板或棍子，使劲打他大腿后的肉，直打到叫住手为止。他们每打五下，便转过身子好打另一边。这时候，另一名刽子手跪着大声报打的次数，那简直太野蛮，挨过六十下的人难逃一死。         这三位外国人看到的只不过是明代最最普通的刑法，但已使人真切感到其刑的残酷了! 对犯上作乱的酷刑           这些酷刑一般来讲，主要是对下层官吏和平民施行的，特别是对那些“犯上作乱”者。     清嘉庆八年（1803），因刺嘉庆而被当场捉住的内务府厨役陈德，在审讯时就已经是彻夜熬问，拧耳跪炼，掌嘴板责，刑夹押棍……经嘉庆亲审，陈德被处以“凌迟”。据燕北老人《清代十三朝宫闱秘史》载：     执行时，从陈德的耳、鼻、乳割起，左右臂上碎割，成鱼鳞形状。然后再右臂，再胸和背。一开始还见血，过一会儿血流尽了，只流黄水。当割完上身时，陈德忽然张开眼睛叫道：“快些。”监刑者却说：“上有旨，令尔多受些罪。”仍慢慢碎剐陈德!         以仁义自我标榜的嘉庆，对“大逆不道”者是从不心慈手软的，对陈德的“凌迟”，充分暴露了统治者对反抗者所能够采取的极端的报复手段。可是把所有的酷刑，都用“阶级斗争与压迫”来概括，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像晋灵公从台上弹人，观其避丸巢；王元吉当街而射，观人避箭；妲己置虿盆，观其楚毒以为乐；齐后主置蝎浴斛，令人裸浴，观其叫号则大喜……这些并没有直接刑事缘由的酷虐之刑，并不是阶级的、政治的影响，而是一种野蛮的文化观念的表示。《通典》记录北齐时对滥劣秀才饮一斗墨水的惩罚，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炮烙     明代小说《封神演义》描绘了所谓的“炮烙”：“约高二丈，圆八尺，上、中、下用三火门，将铜造成，如铜柱一般，里边用炭火烧红”，人被剥去衣服，“将铁索缠身，裹围铜柱之上，只炮烙四肢筋骨，不须臾，烟尽骨消，尽成灰烬”。但此酷刑并非用于反抗的平民，而是对付臣僚。徐学聚《国朝典汇》说嘉靖年间朱观淫戏无度，常使男女裸体群浴，无复人礼，“左右有阴议及色忤者”，他就加用“炮烙”。这表现了一种残忍的文化心态。而东林党人左光斗，也受“炮烙”，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说他“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这却是阶级内部不同政治派别的斗争所造成的。     所以，对酷刑要具体分析。而且，酷刑也不是单纯为摧残皮肉而设，酷刑施行的主要目的是警告，是示法。     《草木子余录》记述朱元璋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衙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     这一惨无人道的酷刑，从本质上讲是统治者企图以残忍手段奴役下属的意识的投影，但它冠冕堂皇地归入了法制的轨道之中，这在客观上对贪污受贿的官员还是有很大的震慑作用的，就像历史学家分析的那样：明初吏治之所以较好，这与朱元璋常用、大用酷刑，也有一定的关系。为了使更多的人服服帖帖，古代统治者将酷刑的主要目标定在平民百姓身上，这一现象在清代尤为突出。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真实地记述了道光年间四川的酷刑：监狱里的犯人，有的装入笼内，一日而毙，有的则用锅煮，“惨酷不可言状”。如捉到造反的“匪”，不问真伪，先打400小板，还有重打二三千小板再讯供，罪名莫定，就在大堂上打死，脑裂骨折……由于酷刑滥施，甚至错捉入狱的人，也往往被屈打成招。清代刘省三所写的公案小说集《跻春台》，其中有一篇《双冤报》，就描述了王氏和魏有仁这对男女表亲，在酷刑下被迫屈招的情形：钉竹签十指鲜血喷，痛得奴死去又还魂。不招供太爷刑法狠，招得来又辱了先灵。……不得已把供来招认……这一阵夹得魂飞尽，痛得我屎尿一齐倾。想不招表嫂已招认，要辩脱除非问阎君。因奸淫谋毒表弟，大老爷施恩快松刑。     清代的官吏还挖空心思，不断在刑具上“推陈出新”。李伯元所写的《活地狱》，就较典型地反映出了由于刑具的厉害而造成的残酷景象：如，     “一双铁鞋，放在火里烧红，着在脚上，这叫‘红绣鞋’”。其实这是明代天启年间魏忠贤的义子许显纯发明的“红绣鞋”的延续。     还有“过山龙” ，“是叫锡匠打一个弯曲的管子，扯直了要够二丈多长，把犯人赤剥了，用管子浑身上下盘了起来，除掉心口及下部两处。锡管子上边开一个大口，下边开一个小口，用百沸的滚水，从这头浇进去，周流满身，从那头淌出去。这个开水，却不可间断”。     这与谢肇淛《文海披沙》所说的万历时福建某官府中盘在犯人腰间的“锡蛇”是一样的。审讯犯人时往“锡蛇”的空心里灌开水，犯人受不住烫，只好屈招……相形之下，清代“过山龙”要比明代的“锡蛇”更残酷，这是一个总的趋势。 板子     再如行刑时最常用的板子。《活地狱》中已出现了铁板子，用它打人，“打上十几板子，大腿上的肉都会一片片的飞起来，连肉带血飞的满处都是。等到打至十几下，肉已飞完，便露出骨头。他此时便吩咐掌刑的，不要拿板子平打，却用板子横在大腿上乱敲，砍的骨头壳壳的响。有的还将骨头打开，骨髓标出来好几尺远……”     通过打板子这一在古代最为常见的刑罚，人们看到的是残酷! 这也正是李伯元创作《活地狱》的用意，旨在揭露清代官府衙门像地狱一样…… 复制代码     我的感言:         本来还想贴几张图上来的，可是我搜了一下，都是好惊悚的图啊，还是表贴上来了~~         明朝离我们是比较进的朝代了，相比于秦汉之流。按理说应该比较开化吧，至少自诩为君子的汉人应该文明些，可是他的刑法制度，政策真是可怕呢。这样的铁血镇压下，动乱啊什么的是无可避免的，怪不得后来被满人入关，结束了汉家的统治。     中国人往往浸淫于一些稀奇古怪的事物。由刑法的五花八门的种类就可以看得出。真是令人汗颜。幸亏现在这些制度都没了，简直太可怕了。

       
利玛窦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居住。其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利玛窦明末到中国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字西泰。21岁时加入耶稣会，在罗马学院受神职教育。1577年在里斯本科因布拉大学学习葡萄牙语，次年在葡萄牙保教权的庇护下前往印度果阿传教。

    1589年升任神甫。1582年奉耶稣会远东巡阅使范礼安之命到澳门学习中文。次年随另一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前往广东肇庆定居。在内地建立了第一个传教会所。

    为了适应中国的社会风俗，他削发着僧衣，自称僧人，并名居所为仙花寺。在肇庆期间，他延揽宾客参观其绘制的《山海舆地图》和仿制的地球仪、日晷等，为时人所重。《山海舆地图》遂于1584年刻印流传。同时，发展了约80名教徒。



    1589年移居韶州，延师讲授“四书章句”，自行意译成拉丁文，并加注解。1594年初完成。这是《四书》最早的外文译本。利玛窦在译本的序文中称颂儒家的伦理观念，把“四书”和罗马哲学家塞涅卡的名著相提并论。

    利玛窦移居广东10年，深感僧人的社会地位不及儒生，于是向范礼安建议，传教废僧名，留须蓄发，穿丝绸服装。1594年获准施行。次年，他衣儒服自韶州北上，定居江西南昌，结交儒士、官员、皇族、谈论天文、地理、哲学；作《交友论》，传述亚里斯多德、西塞罗等哲学家关于交友之道的格言百则。完成第一部中文宗教论著《天学实义》初稿。1597年，范礼安任命利玛窦为耶稣会中国传教会会长。

    同时，指令他以北京为永久驻地，并为他筹办了一批贡品。次年，他以进贡方物、协助修整历法为由，随进京复职的礼部尚书王忠铭北上。后因未获准在京居留，随即南返。1599年定居南京，与达官名人相交往，结实李贽、徐光启等，名声益盛。

    1600年，利玛窦再度以进贡方物的名义北上。次年，获准向明神宗进贡天主图像、天主母像、天主经、珍珠镶十字架以及报时鸣钟、万国图志等。明朝廷因其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知识，授予官职。

    自此，他接受俸禄，为宫廷修理时钟，定居北京。



    当时与其交游同学的有徐光启、李之藻、冯应京、杨廷筠、叶向高、曹予汴等。他介绍的西方科学有地理、数学、天文等。。

    利玛窦在肇庆绘制的《山海舆地图》经其本人校阅作序后重刻刊行，以后又以《坤舆万国全图》等名多次刊行。由利玛窦口述、徐光启翻译出版的数学著作有《几何原本》前6卷、《测量法仪》等；李之藻从利玛窦问学，撰《浑盖通宪图说》、《同文算指》等。他的《天学实义》援引儒家经典来论证基督教教义。自称：“我太费心思，从那儒教先师孔子身上觅取我们的见解；我援引书中有意义不明的章句，作有利于我们的见解。”此外，还著有《畸人十篇》《辨学遗牍》以及《中国札记》等。利玛窦容忍鹂祭祖等社会习俗的对华传教策略，在西方和在华传教士中颇多争议，以后并引发了中国礼仪之争。他要求派遣天文专家来华修订历法，以巩固传教士在华政治地位的建议，生前亦未被采纳。

    1610年在北京逝世。



个人点评:
      利玛窦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诸种学艺，和中国四书五经等古典学问于一身的巨人。”
    他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他把司铎与学者，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令人惊叹地融合在一起。

明代戏剧

沈璟(1533～1610年)字伯英，号宁庵，江苏吴江人。少年科举得意，官至光禄寺丞，后因事辞归，寄情于词曲。他一生写有剧本17种，就长篇传奇来说数量是空前的。但是这些作品中，没有一部出色之作，比较有情彩的《红蕖记》落入巧合的窠臼，其余《双鱼记》等都很平庸，而唯一对舞台有影响的《义侠记》则是因为采取了《水浒》的题材。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过于注重创作中的声韵格律，而被规范泯灭了才情。沈璟曾著有许多曲谱、词谱、韵选一类著作，他把格律奉为圭臬，斤斤遵循，说是“宁使人不鉴赏，无使人挠喉唳嗓”(《二郎神散套》)，所以束缚了自己的创造个性。沈璟还以这种法度来要求汤显祖的创作，被汤氏讥为“彼恶知曲意哉？”(见明·吕天成《曲品》)不过，沈璟的工作却为后世传奇创作奠定了格律框范，从而使之走上规范化的道路。

    汤显祖(1550～1616年)字义仍，号海若、海若士，江西临川人。作有传奇5种，其中的《紫钗记》、《牡丹亭》(即《还魂记》)、《邯郸记》、《南柯记》被称作“临川四梦”，享有盛名。汤显祖一生清傲，思想驳杂，性格豪迈，不为礼教所束缚，一边“慷慨趋王术”追求政治理想，一边“为情作使”写作传奇，最终政治热情冷却转为逃禅出世，创作激情却化为巨著而名传天下。“临川四梦”在哲学意义上体现了汤显祖对于社会和人生认识的几个阶段，《紫钗记》写他的“一点情痴”，《牡丹亭》写他的“生生死死为情多”，《南柯记》写他的“一往之情为之摄”，《邯郸记》写他的“一生耽搁了个情字”，这既是他对自己一生政治道路从追求到幻灭过程的总结，也是他张扬个性的主张从激烈向怀疑过渡的痕迹体现。总之，汤显祖的创作把中国戏曲带向了高深的哲学思考的层次，使之成为成熟的艺术样式。汤显祖的作品在当时就受到了社会的欢呼和推崇，只是，人们尽管极口盛誉之，却又说不出其症结，往往把其成功归于文词，如王骥德说他“婉丽妖冶，语动刺骨”(《曲律·杂论》)，沈际飞说“临川之笔梦花”(《题邯郸梦》)，所以后来的阮大铖、吴炳等人亦步亦趋地模仿他，就只得到皮毛。



  明代万历时期的杂剧创作以徐渭《四声猿》为代表。徐渭(1521～1593年)字文长，号青藤、天池，浙江山阴人。作有杂剧5种，其中《女状元》、《狂鼓吏》、《玉禅师》、《雌木兰》四剧合为《四声猿》。《狂鼓吏》一剧，后世盛演于舞台。徐渭为文坛奇才，在诗、书、文、画各个方面都有建树，但却一生为人作幕，郁郁失志，他的一肚皮磊落不平之气全部借杂剧发出，化为凄厉的猿啼。《四声猿》的奇特之处在于其抒发情绪的激烈和高亢，行文纵横捭阖，痛快淋漓，为时人所拜服。

    杂剧出色的又有徐复祚《一文钱》，王衡《郁轮袍》、《真傀儡》等，皆用笔犀利，嬉笑怒骂都成文章，这种风格把杂剧和传奇两种戏剧体裁截然区分开来。这一时期的杂剧创作形式上已经完全脱离了元代的框范，而在内容上则体现出讽刺批判社会的一致特征。

    明末传奇创作一直保持了高涨的趋势，又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诸如：冯梦龙《双熊记》，王玉峰《焚香记》，吴炳《疗妒羹》、《画中人》，孟称舜《娇红记》，袁于令《西楼记》，沈自晋《翠屏山》，范文若《花筵赚》、《鸳鸯棒》等。但内容大多不出白面才子红粉佳人曲折离合的窠套。其中《鸳鸯棒》敷写落魄秀才得中后忘恩负义，金玉奴花烛之夜棒打薄情郎的故事，本事来源于当时的话本小说(见冯梦龙《古今小说》第二十七卷)，以其构想奇特，情节生动，传演为民间最受欢迎的剧目之一。


阮大铖的剧作值得在这里专门提出。阮大铖的《石巢四种》(包括《燕子笺》、《春灯谜》、《牟尼合》、《双金榜》)虽然极尽辞藻和结构雕琢之能事，内容柔弱奇巧，但他自己养有家班，老于戏场，所以其作品都是极适合舞台搬演的剧作，一直盛演不衰，其中是有编剧经验可以借鉴的。

    明代传奇里有一些无名氏的作品，其作者多为乡塾教师、戏班艺人之类，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在著录这些剧作时把它们列为“杂调”，对之多有贬斥之词，如说“作者眼光出牛背上，拾一二村竖语，便命为传奇”，“是迂腐老乡塾而强自命为顾曲周郎者”，等等。这些作品虽然在词曲格律上比较草率，文词上比较粗劣，但由于作者对于戏场情景和民众口味十分熟悉，写出来的都是场上之曲，许多剧本的情节关目清新可喜，特别是反映了普通人民的审美观念和感情，因而受到民间更为广泛的欢迎，演出效果强烈，在各地方戏剧种舞台上长期盛演不衰。最著名的有《金钏记》、《草庐记》、《百花记》等。《金钏记》即《玉堂春》，演书生恋妓故事，其中折戏“三堂会审”脍炙人口，家喻户晓。《草庐记》以诸葛孔明为主人公，描写他的韬略和智慧，极受民间喜爱，在后世皮黄剧里演为《三顾茅庐》、《博望坡》、《火烧新野》、《七星灯》等连台本戏。《百花记》出自民间传说：江六云遭陷害，误入百花郡主宫，百花见而爱之，约为婚姻，赠剑以释。后百花郡主点将发兵平乱，斩却奸人。明·王异有改本《花亭记》，清代各地方戏里多有《百花赠剑》的出目。另外，笔花主人《摘缨会》在后世也传演不衰

明代可悲可叹的才子
徐渭
他是诗人，他是画家，他是书法家，他是军事家，他是戏曲家，他是民间文学家 ，他是美食家，他是酒徒，他是狂禅居士、他是青藤道士、他是旅行家，他是历史学家，他是精神病，他是杀人犯。　　胡宗宪、李成梁、俞大猷、戚继光、李如松、梅国桢、吴兑、张元忭、诸大绶、王畿、汤显祖、唐顺之、茅坤、陶望龄、王思任、季本、沈錬、沈明臣、三娘子、李春芳、嘉靖皇帝、严嵩、徐阶、李本、赵文华、鄢懋卿、汪直、徐海、杨顺、王忬、王世贞、李攀龙、谢榛——徐渭一辈子就和这些人打交道。
　　他死后，袁宏道、沈德符、冯梦龙、张岱、陈洪绶、黄宗羲、郑板桥、齐白石等人都崇拜他。
　　据考证，中国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金瓶梅》也有可能出徐渭之手。
[编辑本段]个人简介
　　徐渭于1521年（嘉靖元年）出身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城大云坊的官僚世家，父徐鏓，母为侍女小妾，少年时天才超逸，入徐氏私塾读书，“六岁受《大学》，日诵千余言”“书一授数百字，不再目，立诵师听。”。
　　十岁仿扬雄《解嘲》作了一篇《释毁》，性格豪放，“指掌之间，万言可就。”
　　二十岁时成为生员，嘉靖二十年（1541年）娶同县潘克敬女为妻，接下来八次应试不中，“再试有司，皆以不合规寸，摈斥于时。”。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在山阴城东赁房设馆授徒，40岁才中举人。与萧勉、陈鹤、杨珂、朱公节、沈链、钱鞭、柳林、诸大绶、吕光升等号“越中十子”。后来为浙闽总督作幕僚，曾入胡宗宪幕府，一切疏计，皆出其手，又出奇计大破徐海等倭寇。
　　一日胡宗宪于舟山捕获白鹿，徐渭撰《进白鹿表》、《再进白鹿表》、《再进白鹿赐一品俸谢表》等并献于朝中，视为祥物，“上又留心文字，凡俪语奇丽处，皆以御笔点出，别令小臣录为一册”，学士董汾等对徐渭文章大为赏识。又代作《贺严公生日启》，吹捧奸相严嵩。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胡宗宪以“党严嵩及奸欺贪淫十大罪”被捕，狱中自杀，徐渭作《十白赋》哀之。李春芳严查胡宗宪案，徐渭一度因此发狂，作《自为墓志铭》，以至三次自杀，“引巨锥刺耳，深数寸；又以椎碎肾囊，皆不死。精神几近失常，几近癫狂。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在发病时杀死继妻张氏，下狱七年。狱中完成《周易参同契》注释，揣摩书画艺术。
　　万历元年（1573年）大赦天下，为状元张元汴等所救出狱，出狱后已53岁。
　　从此潦倒，痛恨达官贵人，浪游金陵、宣辽、北京，又过居庸关赴塞外宣化府等地，教授李如松兵法，结识蒙古首领俺答夫人三娘子。
　　万历五年（1577年）回绍兴，注释郭璞《葬书》。
　　徐渭晚年以卖画为生，但从不为当政官僚作画，“有书数千卷，后斥卖殆尽。畴莞破弊，不能再易，至借稿寝”，常“忍饥月下独徘徊”，杜门谢客，其中只在张元汴去世时，去张家吊唁以外，几乎闭门不出， 最后在“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 的境遇中以73岁高龄结束了一生——死前身边唯有一狗与之相伴，床上连一铺席子都没有，凄凄惨惨。
[编辑本段]徐渭生平
　　明清两代，出现过不少多才多艺的文人。不过象徐文长那样，在诗文、戏剧、书画等各方面都能独树一帜，给当世及后代留下深远影响的，却也颇为难得。
　　他的诗，袁中郎尊之为明代第一，他的戏剧，受到汤显祖的极力推崇，至于绘画，他更是我国艺术史上成就最为特出的人物之一。
　　郑板桥对徐文长非常敬服，曾刻一印，自称“青藤门下走狗”；近代艺术大师白石老人，也对他深为倾慕。
　　然而，徐文长的一生却很不幸。他虽然有着强烈的功名事业心和报国愿望，却连举人也不曾考取，中年因发狂杀妻而下狱七载，晚年靠卖字画甚至卖书卖衣度日，终于潦倒而死。老百姓倒是十分喜爱他的，至今在浙江还流传着许多徐文长的故事。他在绍兴的故居——青藤书屋，历尽四百余年的人世沧桑，还依然保存，维系着后人对这位富有平民气息的文学艺术家的长久怀念。
　　一、才名早扬屡试不售
　　徐文长，名渭，文长是他的字。又号青藤山人、天池生、田水月等。明正德十六年（1521）出生于山阴（今绍兴）一个趋向衰落的大家族。他的父亲徐鏓做过四川夔州府的同知，原配童氏，生下徐淮、徐潞两个儿子，继娶苗氏，不曾生育，晚年纳妾生下徐文长，在文长出生百日后就死了。此后徐文长由嫡母苗夫人抚养到十四岁，苗氏死后，随长兄徐淮生活，直到二十一岁入赘潘家。虽然出生在官僚家庭，但徐文长早年的生活并不愉快。他的生母是个婢女，在家中自然毫无地位。嫡母苗夫人将徐文长当作亲骨肉抚养，寄予期望；但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吧，在文长十岁那年，苗夫人就把他的生母逐出了家门。幼年夺母，对徐文长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虽然二十九岁那年他得以把母亲接回自己家中，但直到垂暮之年，他仍然不能忘怀这件事情。由于徐文长是庶出，而两个嫡出的哥哥又比他年长二三十岁，所以徐文长在家中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年青时考秀才未取，在给督学官员要求复试的上书中这样说道：“学无效验，遂不信于父兄。而况骨肉煎逼，箕豆相燃，日夜旋顾，惟身与影！”显得很悲愤。成年后家道中衰，徐文长入赘妇家，生活当然也不那么自在。一个机警敏感的人，在如此坎坷的境遇中长成，自然容易养成执拗和偏激的性格。
　　徐文长生性极为聪慧。他六岁读书，九岁便能作文，十多岁时仿扬雄的《解嘲》作《释毁》，轰动了全城。当地的绅士们称他为神童，比之为刘晏、杨修。二十来岁时他与越中名士陈海樵、沈鍊等人相交往，被列为“越中十子”之一。沈鍊曾夸奖他说：“关起城门，只有这一个。”据说在一次酒宴上，主人有意为难徐文长，指着席上一件小东西请他作赋，暗中却命童仆捧上丈余长的纸卷。徐文长立身把笔，一气写尽，惊倒了满座的人。
　　自幼以才名著称乡里的徐文长，一向颇有些自负自傲，对功名事业充满了向往，然而在科举道路上却屡遭挫折。二十岁那年，他结结巴巴地考中了个秀才，此后一次又一次参加乡试，直到四十一岁，考了八次，始终也未能中举。其间二十六岁时丧妻，从潘家迁出，以教书糊口；三十七岁时应胡宗宪之邀，入幕府掌文书。徐文长在科举中一再失败，并不是偶然的。他少年时便喜欢博览群书，讨厌八股文字，加之个性显露，情感张扬，恐怕确实写不出合格的、规行矩步而阴沉死板的八股文来。不过徐文长虽然明知八股文毫无用处，对一些从科举出身而绝无才学的官僚一向嗤之以鼻，但这毕竟是旧文人在政治上的唯一出路。屡试不售，前途无望，对徐文长是沉重的打击。他暮年作《自作畸谱》，还特地记下了六岁入学时所读的杜甫《早朝》诗句：“鸡鸣紫陌曙光寒”，流露出无穷的人生感慨。
　　二、从戎幕到牢狱
　　徐文长通常给人以恃才纵诞的印象，不过他也是一个关心社会政治，富有爱国热情的人。嘉靖时期，东南沿海遭受倭寇的频繁侵扰，由于兵备松弛，官吏无能，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惨重损失。徐文长一方面以诗歌对此进行尖锐的抨击，一方面满怀热忱地投入到抗倭战争中。他虽然身无一职，却几次换上短衣，冒险随军队来到前线，观察形势，然后记录下战事的经过，分析成败的原因，向有关官员提出破敌的方略。这些文章大都写得比较切实，不同于一般的书生议论。
　　嘉靖三十六年（1557），徐文长以才名为总督东南军务的胡宗宪所招，入幕府掌文书。这是徐文长一生中最得意的时期。入幕之初，他为胡宗宪作《进白鹿表》，受到皇帝的赏识。自此胡宗宪对他更为倚重，对他放任的性格，也格外优容。陶望龄《徐文长传》记载说：徐文长常常与朋友在市井饮酒，总督府有急事找他不到，便深夜开着大门等待。有人报告胡宗宪，说徐秀才正喝得大醉，放声叫嚷，胡宗宪反而加以称赞。当时胡宗宪权重威严，文武将吏参见时都不敢抬头，而徐文长戴着破旧的黑头巾，穿一身白布衣，直闯入门，纵谈天下事，旁若无人。在总督府中，徐文长究竟为抗倭战事做了些什么，已难以考实。不过，以徐文长的身份，以他好奇计喜谈兵的性格，以他素来对于抗倭战争的热情，可以断定徐文长是参预了不少重要机谋的。在他留存的《拟上督府书》等文章中，也确实可以看到一些中肯的意见——虽然他所提出的治兵之术未免有些峻刻。
　　当然在幕府中也有许多不如意的事。胡宗宪出于各种原因，与权臣严嵩来往甚密，而徐文长是痛恶严嵩的，他最亲近的友人沈鍊就因参刻严嵩而遭到杀害。但徐文长又不得不代胡宗宪写了一些吹捧严嵩的文字，这真是文人的悲剧。
　　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被免职，徐阶出任内阁首辅。在徐阶的策动下，胡宗宪受到参劾，并于次年被逮捕至京（后来因平倭有功，只受到免职处分），徐文长也就离开了总督府。到嘉靖四十四年，胡宗宪再次被逮入狱，死于狱中，他原先的幕僚也有好几人受到牵连。徐文长生性本来就有些偏激，连年应试未中，精神上很不愉快，此时他对胡宗宪被构陷而死深感痛心，更担忧自己受到迫害，于是对人生彻底失望，以至发狂。他写了一篇文辞愤激的《自为墓志铭》，而后拔下壁柱上的铁钉击入耳窍，流血如迸，医治数月才痊愈。后又用椎击肾囊，也未死。如此反复发作，反复自杀有九次之多。嘉靖四十五年，徐文长在又一次狂病发作中，因怀疑继妻张氏不贞，将她杀死，因此被关入监牢。
　　初入狱时，生活自然是痛苦的。徐文长身带枷锁，满身虮虱，冬天雪积床头，冷得发抖，连朋友送来的食物也被抢走。后来他的许多朋友为解救他而四处活动，才使待遇有所改善。其中援助最为有力的，先是礼部侍郎诸大绶，后是翰林编修张元忭（他是明末著名散文家张岱的曾祖父），他们都是徐文长的至交，又都是状元出身，颇有声望。在这些朋友的解救下，徐文长坐了七年牢，终于借万历皇帝即位大赦之机获释。这是1573年的事，徐文长已经五十三岁了。
　　三、潦倒的晚年
　　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徐文长已不再有什么政治上的雄心，但他对国事的关注却老而未衰。出狱后，他先在江浙一带游历，登山临水，并交结了许多诗画之友。万历四年（1576）夏，徐文长年轻时代的朋友，这时已经做到宣化巡抚、担负北部边防重任的吴兑邀他北上，他便欣然前往。徐文长在宣化幕府的时间不到一年，但留下了不少描写北地风光、民俗和军旅生活的诗文。在写给许多官员的赠序中，他都喜欢议论政事，尤其是关于边防的策略。当时张居正主持国政，对蒙古采取抚和的方针，徐文长对此表示赞赏。他在吴兑那里受到敬重，无奈身体不好，只得于次年春经北京回到家乡。
　　徐渭之墓六十岁时，徐文长应张元忭之招去北京，但不久两人的关系就恶化了。据张岱的记叙，张元忭是个性格严峻、恪守礼教的人，而徐文长却生性放纵，不愿受传统礼法的束缚。张元忭常常以封建礼教约制徐文长，这使徐文长大为恼火。他曾对张元忭说：我杀人当死，也不过是颈上一刀，你现在竟要把我剁成肉糜！由于和老朋友的交恶，加上与官僚们交往受到不平等的对待，使徐文长情绪郁愤，旧病复发，便于居京三载后重归家乡。此后，徐文长就再没有离开过山阴。
　　晚年乡居的日子里，徐文长越发厌恶富贵者与礼法之士，所交游的大都是过去的朋友和追随他的门生。据说有人来访，徐文长不愿见，便手推柴门大呼：“徐渭不在！”他一生不治产业，钱财随手散尽，此时只得靠卖字画度日。但手头稍为宽裕，便不肯再作。倒是一班门生和晚辈的朋友，或骗或抢，常常得到他的杰作。徐文长似乎特别嗜蟹，许多题画诗记载了朋友们用活蟹来换他画蟹的经过。最后几年，徐文长身患多种疾病，大约画也不能常作，生活更为贫苦。《徐文长文集》中有《卖貂》、《卖磬》、《卖画》、《卖书》诸诗，显示出这位大文学家艺术家凄凉的晚境。1593年，徐文长去世，年七十三。
　　四、多方面的艺术成就
　　徐文长的文艺创作所涉及的领域很广，但可以指出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艺术上绝不依傍他人，喜好独创一格，具有强烈的个性，风格豪迈而放逸，而且常常表现出对民间文学的爱好。徐渭书法作品
　　明代的诗坛，由于前后七子的提倡，出现了一股拟古的风潮。虽说他们也自有不可抹煞的成绩，但这种拟古的风气，显然有碍于诗歌艺术的发展。徐文长对此深致不满，并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说：鸟学人言，本性还是鸟；写诗如果一意模拟前人，学得再象，也不过是鸟学人言而已，毫无真实的价值。他自己的诗歌创作，注重表达个人对社会生活的实际情感，风格略近李贺，问学盛唐，并杂取南朝，出入宋元，而终不失其为自我。这个倾向为稍后主张抒发性灵的公安派所继承，对改变晚明诗风具有重要意义。公安派的主将袁中郎对徐文长的诗有一段精彩的评述：“文长既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泣，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愤。”徐文长的散文，以《自为墓志铭》一篇最为出色。此外许多尺牍也很有特色，泼辣机智，幽默多趣，文风远启金圣叹一流，但总的来说，成就不及诗歌。
　　徐文长的戏剧创作有杂剧集《四声猿》，其中包括《狂鼓史》、《翠乡梦》、《雌木兰》、《女状元》四个独立的戏。《狂鼓史》是有感于严嵩杀害沈鍊之事而写的，表现出狂傲的反抗精神。后两个戏都是写女扮男装建功立业的故事，反映了徐文长对妇女的看法，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这些作品都打破了杂剧固定的格式，为戏剧形式上的多样化开拓了门津。在戏剧理论方面，他主张“本色”，即戏剧语言应当符合人物的身份，应当使用口语和俗语，以保证人物的真实性，而反对典雅的骈语，过度的修饰，这些看法都是很有见地的。此外，他还作有《南词叙录》，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南戏的理论专著，在戏剧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徐文长曾说：“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这大概是文人惯用的诡计，即把自己最受人重视的艺术放在最末的位置，以抬高其它。其实，他是我国大写意画的宗师，影响及于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直至吴昌硕、齐白石，在美术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他最擅长花卉画，用笔放纵，水墨淋漓，气格刚健而风韵妩媚，具有诗一般的抒情性和韵律感，极为人们所珍视。其书法则长于行草，徐文长虽自列为第一，但成就似乎逊于绘画。
　　此外，杂剧《歌代啸》，小说《云合奇纵》（即《英烈传》），据说也是徐文长所作。
[编辑本段]徐渭（文长）传
原文
　　徐渭，字文长，为山阴诸生，声名籍甚。薛公蕙校越时，奇其才，有国士之目；然数奇，屡试辄蹶。
　　中丞胡公宗宪闻之，客诸幕。文长每见，则葛衣乌巾，纵谈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时公督数边兵，威镇东南；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议者方之刘真长、杜少陵云。会得白鹿属文长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计，皆出其手。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视一世事无可当意者，然竟不偶。 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麴〔（上）薛（下）米〕，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雷行，雨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识，气沈而法严，不以模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韩、曾之流亚也。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文长皆叱而怒之，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   
　　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欧阳公所谓「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者也。间以其余，旁溢为花鸟，皆超逸有致。
　　卒以疑杀其继室，下狱论死；张太史元忭力解，乃得出。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周望言晚岁诗文益奇，无刻本，集藏于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钞录，今未至。余所见者，徐文长集、阙编二种而已。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圄。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虽然，胡公间世豪杰，永陵英主，幕中礼数异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悦，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独身未贵耳。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
　　梅客生尝寄予书曰：「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悲夫！」
译文
　　徐渭，表字文长，在山阴县做生员时，声名很盛，薛公蕙在浙江做学官时，很赏识他的才华，认为他是国家的杰出人才。然而他命运不佳，屡次应试屡次落第。
　　中丞胡公宗宪听到他的名声后，把他当作客人邀至幕府。文长每次参见胡公，身着葛布长衫，头戴黑头巾，挥洒自如，了无顾忌地谈论天下大事，胡公听后十分高兴。当时胡公统率着好几个防区的军队，威镇东南地区。戴盔穿甲的武士在他面前，总是跪下回话，爬着行走，不敢仰视。而文长以帐下一生员的身份却表现得对胡公很高傲，谈论者都把他比作刘真长、杜少陵一样的人物。恰逢胡公猎获一头白鹿，以为祥瑞奉献给皇上，嘱托文长作贺表，表文奏上后，世宗皇帝看了很高兴。胡公因此更加赏识文长，所有疏奏、簿计都交他办理。文长对自己才智谋略很自负，好出奇计，谈论用兵方略往往切中要害。在他看来，天下事没有一件令人满意的。然而，他终究未能得到施展抱负的时运。 文长既然在官场上不得志，于是以饮酒来放纵自己，尽情纵情山水。他游历了山东（齐鲁）、河北（燕赵），又饱览了塞外大漠的风光。他把见到的山峦壁立、海浪奔腾、胡沙满天和雷霆震天，风雨交鸣和树木倒伏，乃至山谷的幽深冷清和都市的繁华热闹，以及奇人异士、鱼鸟，一切能使人震惊、惊恐的自然和人文景观，都一一写进诗中。他胸中有奋发而不可磨灭的气概和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凉，所以他写的诗有时像是发怒，有时又像是嬉笑，有时如山洪奔流于峡谷，发出轰雷般的涛声，有时如春芽破土，充满蓬勃的生机。有时他的诗像寡妇深夜哭泣，有时像游子被寒风惊醒。虽然这些诗作的体裁格律时有不高明之处，但是却匠心独运，有王侯的气魄，不是那种像女子一般侍奉他人的媚俗的诗作敢于企及的。徐文长的文章有真知灼见，气势沉着而法度精严，不因守成规而压抑自己的才华和创造力，也不因漫无节制地放纵议论以致伤害文章的严谨理路，是属于韩愈、曾巩一流的文章家。徐文长素来不迎合时兴的调子，对当时的所谓文坛领袖，他一概加以愤怒的抨击，所以他的名声也只局限在家乡浙江一带，这实在令人为之悲哀！
　　文长喜好书法，笔意奔放有如他的诗，在苍劲豪迈中又涌现出一种妩媚的姿态，正像欧阳公所谓的美人迟暮另具一种韵味的说法。有时，他又把剩余的精力另外倾注在创作花鸟画，画得都美妙飘逸而有情趣。
　　后来，文长因疑忌误杀他的继室妻子而下狱定死罪，张元汴太史极力营救，他方得出狱。晚年的徐文长对世道愈加愤恨不平，故作疯癫也更加厉害了。达官名士登门拜访，他时常会拒绝不见。他又经常带着钱到酒店，招呼下人仆隶和他一起喝酒。他曾拿斧头砍击自己的头颅，血流满面，头骨破碎，用手揉摩，碎骨咔咔有声。他还曾用尖利的锥子锥入自己双耳一寸多深，却竟然没有死。周望说文长的诗文到晚年愈加奇异，但没有刻本行世，诗文集稿都藏在家中。我有在浙江做官的科举同年，我曾委托他们抄录文长的诗文，至今没有得到。我所见到的，只有《徐文长集》、《徐文长集阙编》二种而已。可是徐文长终于因为不合于时，不得伸展抱负，带着对世道的愤恨而死去了。
　　我认为：徐文长先生一直命途多艰，坎坷不断，致使他激愤成狂疾。狂病的不断发作，又导致他被投入监狱，从古至今文人的牢骚怨愤和遭受到的困难苦痛，再没有能超过徐文长先生的了。但虽然如此，胡公是旷世豪杰，世宗是英明帝王赏识他。徐文长在胡公幕中受到特殊礼遇，这说明胡公认识到了他的价值。奏表送上以后，世宗很高兴，这表明皇帝是知道他的价值的。文长先生唯一欠缺的，只是未能致身显贵而已。文长先生诗文的崛起，一扫近代文坛庞杂卑陋的习气，百世之后，自会有公正的定论，又怎么能说他生不逢时呢？
　　梅客生曾经写信给我说：徐文长是我的老朋友，他的怪病比他这个怪人更要怪，而他作为一个奇人又比他的奇诗更要奇。我则认为徐文长没有一处地方不怪异奇特。正因为没有一处不怪异奇特，这就是注定他一生命运没有一处不艰难的原因。真令人悲哀呀！
[编辑本段]书画成就
　　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时期的中国，美术正处在学习古人与创新两种意识碰撞的特殊阶段。水墨写意画迅速发展，以徐渭为代表的泼墨大写意画非常流行，名家出现很多，技法也不断更新，徐渭凭借自己特有的才华，成为当时最有成就的写意画大师。
　　他的写意花卉，用笔狂放，笔墨淋漓，不拘形似，自成一家，不简单的追求物象外表形式，独创水墨写意画新风，与陈道复并称“青藤、白阳”，对后来的影响很大。
　　徐渭的书法和明代早期书坛沉闷的气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他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但一般人很难看懂，用笔狼藉，他对自己的书法极为喜欢，自己认为“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
　　他继承梁楷减笔和林良、沈周等写意花卉的画法，故擅长画水墨花卉，用笔放纵，画残菊败荷，水墨淋漓，古拙淡雅，别有风致。兼绘山水，纵横不拘绳墨，画人物亦生动，其笔法更趋奔放、简练，干笔、湿笔、破笔兼用，风格清新，恣情汪洋，自成一家，形成“青藤画派”。他的画具有走笔如飞，泼墨淋漓而直指胸臆的特色，引起后世许多大家心悦诚服的赞叹；《杂花图卷》是他传世的佳作，体现了他用笔峭拔劲挺多变与用墨洒脱自如的艺术风格。
　　徐渭平素生活狂放，对权势不妩媚，在当世凡前来求画者，须值徐渭经济匮乏时，这时若有上门求画者投以金帛，顷刻即能得之；若赶在他囊中未缺钱，那么你就是给的再多，也难得一画——实在是一位性情中人。徐渭的寂寞真可以用他自己的一首《题墨葡萄诗》来概括：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 闲抛闲掷野藤中。
　　作品流传至今的较多，著作有：《四声猿》、《南词叙录》、《徐文长佚稿》、《徐文长全集》等；传世著名作品有《墨葡萄图》轴、《山水人物花鸟》册（均藏故宫博物院）、《牡丹蕉石图》轴，以及晚年所作《墨花》九段卷（现藏故宫博物院）等。
泼墨写意画
　　徐渭生性狂放，性格恣肆，但他在书画、诗文、戏曲等方面均获得较大成功。他的写意水墨花鸟画，气势纵横奔放，不拘小节，笔简意赅，用墨多用泼墨，很少着色，层次分明，虚实相生，水墨淋漓，生动无比。他又融劲健的笔法于画中，书与画相得益彰，给人以丰富的想象。当人们品味他的诗、画、书更能深切的领会这其中承载着画家埋藏心中的郁闷和隐衷、痛苦和泪水，还有他那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的人格，而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
　　似与不似之间
　　徐渭的泼墨写意花鸟画，别开生面自成一家。其花鸟画，兼收各家之长而不为所限，大胆变革，极具创造力。其写意画，无论是花卉还是花鸟，皆一挥而就，一切尽在似与不似之间，对笔下的四时花木，画家运用勾、点、泼、皴等多种笔墨形态，将牡丹之雍容 、紫薇之隽秀、竹子之萧疏、霜菊之孤傲、寒梅之挺洁的神韵刻画的入木三分，分别舒展九尺与五尺的梧桐和芭蕉，直冲画外，不见首尾，与密如骤雨的葡萄、虬如蟠龙的藤蔓构成了巨大的张力，充溢在画面中的纵横之气和豪放境界更是前所未有。他的水墨葡萄，串串果实倒挂枝头，水鲜嫩欲滴，形象生动，茂盛的叶子以大块水墨点成，风格疏放，不求形似，代表了徐渭的大写意花卉的风格。丰富的运动轨迹与浓淡、徐疾、大小、干湿、疏密程度各异的笔踪墨韵，无不具备振笔急书的即兴性和不可重复性，呈现出中国绘画中最为强烈的抽象表现主义。这不是一般的描摹物象，而是艺术的加工，使其蕴含某种内在的气质、精神，这种气质、精神又使欣赏者有如临其境之感。徐渭笔下的南瓜、菊花图，一气呵成，驱墨如云，气势逼人，同时又恰如其分的驾驭笔墨，轻重、浓淡、疏密、干湿极富变化。墨法上既呈随意浸渗的墨晕，又见控制得宜的浓淡。虽然被徐渭自称“戏抹”，然而在写意中仍生动的传达出了花果的不同秉性和生韵。它的梧桐图，只以泼墨笔法绘其一小部分，却有使人联想到挺拔正直的参天梧桐。正如翁方纲所说：“纸才一尺树百尺，何以著此青林庐。恐是磊落千丈气，夜半被酒歌嘘唏。” （《复初斋诗集》）徐渭以其精湛的笔法，在似与不似之间，为欣赏者营造出一片开阔的审美天地。
　　“书中有画，画中有书”
　　徐渭是一个书法家，在绘画中，他将自己的书法技巧和笔法融于画中，使人觉得他的泼墨写意画简直就是一幅慷慨淋漓的苍劲书法。正如张岱所言：“今见青藤诸画，离奇超脱，苍劲中姿媚跃出，与其书法奇绝略同。昔人谓摩诘之诗，诗中有画，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余谓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陶庵梦忆》）他的《墨葡萄图》，墨的浓淡显示了叶的质感，题诗的字体结构与行距不规则，如葡萄藤蔓一样在空中自由延伸，书与画融为一体。徐渭的书法造诣很高，其跌宕纵横的笔法有助于绘画艺术的巧妙变化，如画墨荷、葡萄，大刀阔斧，纵横驰骋，没有深厚的书法功力是难以做到的。徐渭曾做一幅《梅花蕉叶图》，将梅花与芭蕉放在一起，并且在画上题写道：“芭蕉伴梅花，此是王维画”，显示出徐渭与王维在某些构图上的源流关系。当然，王维画雪里芭蕉，更突出一种禅机，即，使得雪的清寒与芭蕉的心空构成画面的宗教底蕴，而徐渭在这样的画面组合中，更突出一种超越时空的主体解放性。徐渭的书法和画法都极为娴熟，功底深厚，他的题字，如他的泼墨写意画，纵横不羁，洋洋洒洒；他的泼墨写意画，融合了精熟的笔法，意趣横生，极富韵味。
　　画如其人
　　徐渭一生命途多舛，遭遇坎坷，晚年悲苦凄凉，形影相吊，他将自己的悲愤和怀才不遇之感融注于笔端，创造了一幅又一幅惊世骇俗的水墨名画。他笔下的墨竹，枝淡叶浓，，逸笔草草，竹枝气势劲健，竹叶俯垂含情，虽属竹枝而高洁清爽之气不减。这正是画家身处下层，怀才不遇，品格高洁，绝世独立人格的光辉写照。他的泼墨牡丹，不拘于牡丹的富贵高雅特征，色彩绚烂，他却常常以水墨绘之，有意改其本性，其目的是有赋予牡丹清雅脱俗的格调和神韵，所谓“从来国色无装点，空染胭脂媚俗人。”
[编辑本段]徐渭年谱
　　1521年（正德十六年）1岁
　　二月初四，徐渭出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一户官员家庭。五月十五日，父亲病故。
　　1524年（嘉靖三年）4岁
　　徐渭聪慧早熟，二嫂杨氏去世，徐渭能够像大人一样迎送吊丧宾客，人以为奇。
　　1526年（嘉靖五年）6岁
　　徐渭师从管士颜学习唐诗。
　　1528年（嘉靖七年）8岁
　　徐渭师从陆如冈学习时文。
　　1530年（嘉靖九年）10岁
　　家道中落，徐渭的生母被遣散出门。仅仅10岁的徐渭与逃跑的仆人对簿公堂。
　　1532年（嘉靖十一年）12岁
　　徐渭师从本乡琴师陈良器学习琴艺。
　　1534年（嘉靖十三年）14岁
　　徐渭师从王政学习琴艺。同年，疼爱徐渭的嫡母苗氏去世，徐渭悲痛欲绝。
　　1535年（嘉靖十四年）15岁
　　徐渭师从本乡武举彭应时学习剑术。
　　1537年（嘉靖十六年）17岁
　　徐渭参加绍兴府童试，不中。
　　1540年（嘉靖十九年）20岁
　　再次参加绍兴府童试，经过申请参加复试，录取为童生。
　　与潘似定亲，随潘家前往广东。
　　1541年（嘉靖二十年）21岁
　　与潘似成亲。
　　二哥徐潞去世，返回绍兴办理丧事。
　　1543年（嘉靖十二十二）23岁
　　参加乡试，不中。随潘家迁回山阴，重回故里。
　　1545年（嘉靖二十四年）25岁
　　生子徐枚。大哥徐淮去世，家产被无赖霸占。
　　1546年（嘉靖二十五年）26岁
　　第三次参加乡试，不中。妻子潘似去世。
　　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28岁
　　搬出潘家，寓居一枝堂。拜王阳明的弟子季本为师，学习心学。
　　1549年（嘉靖二十八年）29岁
　　第四次参加乡试，不中。将生母接回赡养。开始绘画创作。
　　1551年（嘉靖三十年）31岁
　　前往杭州，结识画家谢时臣。
　　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32岁
　　第五次参加乡试，初试第一名，录取为廪生，复试不中。
　　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35岁
　　第六次参加乡试，初试第二名，复试依然不中。
　　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37岁
　　为总督东南沿海抗倭军务的胡宗宪作文，获得好评。
　　1558年（嘉靖三十七年）38岁
　　成为胡宗宪幕僚，为胡宗宪做《进白鹿表》，获得皇帝欣赏并得到胡宗宪信任。
　　第七次参加乡试失败，迁居绍兴塔子桥。
　　1559年（嘉靖三十八年）39岁
　　入赘杭州王家成亲，徐渭对此婚姻十分不满意，当年即断绝了往来。
　　1560年（嘉靖三十九年）40岁
　　胡宗宪重修杭州镇海楼，徐渭为之作《镇海楼记》。同年，在绍兴购置宅第。
　　1561年（嘉靖四十年）41岁
　　迎娶张氏为妻。第八次参加乡试失败。
　　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42岁
　　作为胡宗宪幕僚，徐渭转战浙江、福建、江苏等地追剿倭寇。同年，受严嵩案件牵连，胡宗宪罢职，总督府解散，徐渭赋闲回家。冬，次子徐枳出生。
　　1563年（嘉靖四十二年）43岁
　　赴京城李春芳府做幕僚。
　　1564年（嘉靖四十三年）44岁
　　与李春芳不合，辞归故里。
　　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45岁
　　因担心受胡宗宪案件牵连入狱，徐渭精神高度紧张抑郁以至神经错乱，数次自杀未死。
　　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46岁
　　病情复发，怀疑张氏不贞将其杀死，因而入狱。
　　1568年（隆庆二年）48岁
　　生母病故，徐渭短期出狱办理丧事。
　　1573年（万历元年）53岁
　　万历皇帝改元大赦，徐渭在张天复、张元忭父子帮助下出狱。
　　1574年（万历二年）54岁
　　好友张天复去世，徐渭作《张太仆墓志铭》和《祭张太仆文》。
　　1575年（万历三年）55岁
　　参加张元忭主持的《会稽县志》编修工作。
　　1576年（万历四年）56岁
　　应老同学吴兑招募，前往宣化。作《杂花卷》，现藏上海博物馆。
　　1577年（万历五年）57岁
　　因身体原因，辞幕离开宣化寓居北京，结识辽东名将李成梁之子李如松。同年返回绍兴，完成《四声猿》剧本；创作《花卉十六种》，现藏故宫博物院。
　　1580年（万历八年）60岁
　　应张元忭邀请，带次子徐枳前往北京，遇到李如松，前往军中视察北方边关形势。
　　1581年（万历九年）61岁
　　张元忭劝徐渭委任不可过于放任，徐渭心情抑郁旧病复发。
　　徐文长墓　1582年（万历十年）62岁
　　长子徐枚抵京将徐渭接回绍兴老家。
　　1586年（万历十四年）66岁
　　次子徐枳订婚王氏，因为徐渭的房屋被大雪压塌，徐枳将徐渭接到王家。
　　1589年（万历十七年）69岁
　　徐渭醉酒跌伤肩骨，卧床不起。
　　1591年（万历十九年）71岁
　　作《墨花图》，现藏上海博物馆；作《杂画卷》，现藏故宫博物院。
　　1592年（万历二十年）72岁
　　作《花卉图卷》，现藏上海博物馆；作《花卉卷》，现藏故宫博物院。
　　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73岁
　　在贫病交困中，一代大家徐渭悄然去世，葬于绍兴城南木栅山。死前，徐渭写有《畸谱》，记述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
[编辑本段]轶事典故
　　冯梦龙《情史类略》记载：山阴徐渭，字文长，高才不售。胡少保宗宪总督浙西，聘为记室，宠异特甚。渭常出游，杭州某寺僧徒不礼焉，衔之。夜宿妓家，窃其睡鞋一只，袖之入幕，诡言于少保，得之某寺僧房。少保怒不复详，执其寺僧二三辈，斩之辕门。
　　渭为人猜而妒。妻死后再娶，辄以嫌弃。续又娶小妇，有殊色。一日，渭方自外归，忽户内欢笑作声，隔窗斜视，见一俊僧，年可二十余，拥其妇于膝，相抱而坐。渭怒，往取刀杖，趋至欲击之，已不见矣。问妇，妇不知也。后旬日，复自外归，见前少年僧与妇并枕昼卧于床。渭不胜愤怒，声如吼虎，便取灯檠刺之，中妇顶门而死，遂坐法系狱。后有援者获免。一日闲居，忽悟僧报。伤其妇死非罪，赋《述梦诗》二章云：
　　“伯劳打始开，燕子留不住。今夕梦中来，何似当初不飞去。怜羁雌，嗤恶侣。两意茫茫坠晚烟，门外鸟啼泪如雨。”“跣而濯，宛如昨，罗鞋四钩闲不着。棠梨花下踏黄泥，行踪不到栖鸳阁。”自是绝不复娶。
[编辑本段]徐渭晚年遗事（《明朝那些事儿》）
　　在胡宗宪被抓走的时候，徐渭一句话也没说，因为他知道，说什么都没用了，事情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现在他要担心的，是他自己。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的道理他十分清楚，作为胡宗宪的幕僚，他自然也难逃干系，但更让他痛苦的是自己梦想的彻底破灭。
　　徐渭是有梦想的，他虽然诗词书画样样精通，却并不想做一个文学家或艺术家，他希望获得功名，成就一番事业，这才是他真正的抱负。
　　当他成为胡宗宪的左右手，指挥若定，运筹帷幄的时候，他曾一度以为自己的前程将会无比光明，然而转瞬之间，命运却再次将他抛入了深渊。
　　希望已经落空，加上时有传闻，说要把他抓去跟胡宗宪做伴，徐渭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他试图自杀，具体方法如下：方法１、用斧头砍自己的头；方法２、用钉子钉入自己的脑袋；方法３、用锤子锤自己的肚子。
　　要说奇人就是奇人，自杀也用这么奇怪的招数，但更奇怪的是，虽历经不懈的努力，他竟然还是没有死成，虽然他鲜血满面，长钉入脑，内脏出血，偏偏就是没死，创造了医学界的奇迹。
　　所以也有人猜测，他不过是为了避祸装疯自残而已，但如果装疯，他的本钱似乎也下得太大了。但总而言之，他吃了很多苦，却还是进了监狱，不过不是被胡宗宪牵连，而是因为杀人。
　　由于在自杀（或是装疯）中太过卖力，他一时错手，杀掉了自己的妻子，悔恨之余，被当地政府逮捕法办，看在他名气大，加上又是误杀，没有处决他，只是关进了牢房。
　　这一关就是七年，后来他的同乡听说此事，设法营救，终于让他走出了监狱。
　　此时已是隆庆年间，天下已然大变，物是人非。五十多岁历尽沧桑的徐渭看上去，似乎比七十岁的老头还要苍老，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外表落魄不堪的人，竟然就是当年志得意满、意气风发的东南第一军师。
　　失去了妻子，失去了前程，连希望也已失去。
　　于是孑然一身的徐渭开始流浪，他游历全国，福建、直隶、山西，然后是蓟州，在那里，他再次见到了戚继光。
　　徐渭平生为人孤傲，自负奇才，经常蔑视他人，却唯独对戚继光礼遇有加，因为在他看来，此人极其生猛，其才不下于己，所以引为知交。
　　见到这位久别的战友，戚继光十分激动，他安排了酒宴，招待老朋友，在酒桌上，两人把酒言欢，谈及徐渭将来的去向时，戚继光表示，希望他能留下来，在自己的军中效力。
　　徐渭却只是笑而不答，戚继光是个机灵人，也就不再提起，徐渭并没有变，虽然落魄，虽然流浪，却依然是那个心高气傲的徐渭。
　　于是他们说起了另一件事。
　　话题又回到了当年的平倭事略，精研兵法的徐渭开始畅谈天下名将，在他看来，自嘉靖以来武将堪称杰出者惟三人而已：戚继光、俞大猷，以及谭纶（时任蓟辽总督），其余的皆是泛泛之辈，不值一提。
　　这里提一下谭纶，此人虽后来的名气不如戚继光，当时却是戚继光的上级，他文官出身，喜好军事，从军三十余年，极有谋略且对敌作战勇猛，每次打仗都要亲自上阵，据统计被他亲手杀死的敌人就多达上百人，可谓是杀人如麻，名将之誉实至名归。
　　戚继光同意徐渭的说法，却也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你说得没错，只是在我看来，还有一个。”
　　第二天，拜别了戚继光，怀着好奇心的徐渭出发前往辽东，他要亲眼见一见那个连戚继光也推崇备至的第四个人——李成梁。
　　在辽东，徐渭听到了这样一个消息，时任辽东副总兵的李成梁家要请先生，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前去应聘。
　　当看到眼前的这个落魄的半老头子时，李成梁差点准备让人给他盛点饭，让他赶紧走人。出于礼貌，他还是极有耐心地询问此人有何专长，能教些什么。
　　“兵法。”
　　当这个答案传到众人的耳朵里时，在场的所有人几乎同时哄堂大笑，李成梁也禁不住笑出了声。自己就是武将，还要你这个糟老头来教兵法？
　　然而堂下的这个人却丝毫不乱，只是静静地看着那些嘲笑他的人。
　　李成梁却不笑了，因为他突然想起一件事，不久之前，蓟州总兵戚继光曾派人快马前来报信，描述过一个类似的人。
　　他改变了态度，小心翼翼地问道：
　　“阁下是从孟诸（戚继光号孟诸）那里来的吗？”
　　徐渭微微点了点头。
　　于是李成梁严辞喝斥了那些无礼的部下，问出了第二个问题：
　　“阁下可是姓徐？”
　　在得到再次肯定后，他立刻迎下堂来，恭敬地向这位老先生行礼，旁边的人惊讶至极，都瞪大了眼睛，但李成梁却清楚地知道，当他还是一个落魄秀才的时候，这个人已经筹谋东南，名震天下。
　　他把自己的长子李如松和次子李如柏叫到身边，当面交付给了徐渭，
　　并叮嘱他们要用心向学，虚心讨教。
　　徐渭并没有辜负李成梁的期望，在此后的日子里，他将自己的文赋才学，以及在那段抗倭岁月中所领悟的一切悉数教给了这两个少年。
　　毕竟徐渭的这套理论和之前的先生教授的完全不同，特别是他所传的抗倭兵法，似乎并不适于对付那些平日纵横驰骋于平原之上的蒙古骑兵。李如松产生了疑问：
　　“学这些有用吗？”
　　徐渭看着眼前的这个孩子，十分严肃地点了点头。
　　于是在一个又一个的夜晚，李如松专心致志地学习、钻研着徐先生教给他的一切，他相信终有一天会派上用场。
　　不久之后，徐渭提出了辞职，虽然李成梁百般挽留，他却依然离开了这里，或许在他看来，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
　　二十多年后 朝鲜 平壤
　　被追得只剩半条命的朝鲜国王李昖终于回到了他的王宫，而在此之前不久，这里还曾是侵朝日军将领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的指挥部，但现在，他将在这里召开盛大的宴会，欢迎那个赶走日军，将他接回王宫的人。
　　蓟辽提督李如松如约前来了，作为援朝军指挥官，他率军自入朝以来，连战连捷，多次击败日军小西行长部，歼灭上万敌军，接连收复平壤、开城、平安、江源等地，以一己之力挽救了朝鲜战场危局。
　　李昖十分崇敬李如松，对他的用兵之法也佩服得五体投地，毕竟要没有这位仁兄，估计他还不知在哪个山沟里蹲着，但在他的心中，也有着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于是借此机会，他请教了李如松：
　　“贵军如此善战，那为何之前祖承训将军会失败呢？”
　　李昖所说的祖承训，是先期入朝的明军将领，但他作战不利，没多久就全线败退回国，与后来的李如松形成了强烈反差。
　　李如松笑了笑，吩咐手下拿出了一本书，展示在李昖面前：
　　“制倭之策，皆在此书之中也。”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纪效新书》，作者戚继光。
　　李昖大喜，看过了封面后，准备从李如松的手中接过此书，继续看内容，然而李如松面上保持着微笑，手却紧握此书，缓缓地收了回来。
　　这是一个很明确的表示——这本书不能给你看。
　　李昖没有勉强，却牢牢地记住了此书的名字，后来命人到中国大量购买，《纪效新书》就此传入朝鲜以及日本。
　　虽然李如松拿出了硬通货，但李昖仍有所怀疑，他接着询问李如松，难道他打胜仗就只凭这一本书不成？
　　李如松收敛了笑容，他庄重地告诉这位国王，此书是名将戚继光所写，书中总结了其当年与倭寇作战十余年之经验，专克日军，虽看似不起眼，却极难领会，要妥善运用，未经长期实践，断不可为。
　　而自己能熟悉其中兵法，却非此书所赐，因为该书尚未出版之前，他就早已通晓了其中的奥妙。
　　于是李昖好奇地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此书未成之时，你又怎能熟知书中兵法呢？
　　“很久以前，我的老师曾教授于我。”
　　李如松向着南方昂起了头，他知道，在四十多年前，作为自己的先辈，他的老师曾在那里与戚继光一同战斗，驱除倭寇，保家卫国。
　　此时是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
　　但李如松不知道的是，几乎与此同时，那个曾经教过他的老先生，正躺在一所破屋之中，他已经卖光了所有的字画，贫病交加，且无人理会。不久之后，他带着满腔的悲愤静悄悄地离开了人世，年七十三。
　　徐渭传奇的一生就此划上了句号，在残酷的命运面前，他已经顽强地坚持了太久。他的所有一切，都将被载入史册，因为绝顶的才学机智，和那些不朽的功勋。
[编辑本段]徐渭诗词选
　　对于徐渭诗歌而言，最强有力的声音首先来自袁宏道的《徐文长传》。之后明清几本重要的明诗总集、选集中的徐渭诗歌评价、明清有关诗评对于徐渭诗歌的体认，大致经历了一个由高到低的过程。
　　徐渭是一个性格很激烈的人，虽然他的诗中始终有细腻温厚的一面，但他的焦躁常常是无法遮掩的。如他在诗中常常用到的崩云和鼓声的意象，通过直接诉诸读者的感觉，使之历验曾激发诗人的原有情绪，尽量避免思索的迟延，来体验生命痛苦、倔强与美丽的韵律。
　　【海上曲】
　　暇日弃筹策，卒卒相束手。
　　四疆险何限，但阻孤城守。
　　旷野独非民，弃之如弃草。
　　城市有一夫，谁不如木偶？
　　长立睥睨间，尽日不得溲。
　　朝餐雪没胫，夜卧风吹肘。
　　彼亦何人斯，炙肉方进酒！
　　【题墨葡萄诗】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谒孝陵诗】
　　二百年来一老生，白头落魄到西京。
　　疲骑狭路愁官长，破帽青衫拜孝陵。
　　亭长一抔终马上，桥山万岁始龙迎。
　　当时事业难身遇，凭仗中官说与听。
　　【廿八日雪】
　　生平见雪颠不歇，今来见雪愁欲绝。　
　　昨朝被失一池绵，连夜足拳三尺铁。　
　　杨柳未叶花已飞，造化弄水成冰丝。　
　　此物何人不快意，其奈无貂作客儿。
　　太学一生索我句，飞书置酒鸡鸣处。　
　　天寒地滑鞭者愁，宁知得去不得去？　
　　不如着屐向西头，过桥转柱一高楼。　
　　华亭有人住其上，我却十日九见投。
　　昨见帙中大可诧，古人绝交宁不罢，　
　　谢榛既举为友朋，何事诗中显相骂？　
　　乃知朱毂华裾子，鱼肉布衣无顾忌！
　　即令此辈忤谢榛，谢榛敢骂此辈未？　
　　回首世事发指冠，令我不酒亦不寒。
　　须臾念歇无些事，日出冰消雪亦残。
[编辑本段]考证：《金瓶梅》的疑似作者
　　从《金瓶梅》诞生到现在四百多年，学者普遍都知道书里面影射了严嵩，因此不少人相信《金瓶梅》的作者是严嵩的仇家——王世贞，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而事实上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金瓶梅》中兵部尚书王黼和禁军提督杨戬是一对难兄难弟，可以暂时放在一起考察。
　　第十七回政和五年五月圣旨，上面写道：“蔡京姑留辅政。王黼、杨戬便拿送三法司，会问明白来说。钦此钦遵！”最后是处理意见“续该三法司会问过，并党恶人犯王黼、杨戬本兵不职，纵虏深入，荼毒生民，损兵折将，失陷内地，律应处斩。”王尚书、杨提督都判了死刑。
　　接着《词话本》第十八回《来保上东京干事；陈经济花园管工》“只听见过路人风里言风里语，多交头接耳，街谈巷议。都说兵部王尚书昨日会问明白，圣旨下来，秋后处决。”皇帝已经下了命令，看来兵部王尚书非死不可了。多亏蔡京的儿子蔡攸介绍，来保找到了礼部尚书李邦彦，献上五百两银子的贿赂，李邦彦将案卷中的“西门庆”改为“贾廉”，救了西门庆一条性命。从后面第六十六回中翟谦信中提到“杨老爹前月二十九日卒于狱”来看，杨提督还活了几年，死于牢中。
　　要是认真读过《宋史》，就知道《金瓶梅》这里绝对不是在讽刺宋朝的奸臣王黼和杨戬。
　　据《宋史•卷四百七十•列传第二百二十九佞幸•王黼》，王黼担任过户部尚书，主要以贪污搜刮而有名，却从来没有担任过兵部尚书，也没有指挥过什么战役，靖康元年（1126年）被开封府尹聂山派出的武士暗杀于乡村，而不是被徽宗斩首于东京，钦宗刚刚上台，还讳言此事。再来看看《宋史•卷四百六十八•列传第二百二十七宦者三•杨戬》，杨戬是一个宦官，历任各镇节度使，官至太傅，善于搜刮，也没有指挥过什么战役，宣和三年（1121年）善终，“赠太师、吴国公”，而不是狼狈的死在狱中。
　　看来《金瓶梅》用王黼影射一位严重贻误军机而被明世宗斩首的兵部尚书。嘉靖年间，鞑靼大规模的侵入长城、震动京师，皇帝严惩负责人只有两次，一次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一次是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因为这两次军事失败而被明世宗严厉处置的兵部尚书有这样几位：嘉靖二十九年被斩首的兵部尚书丁汝夔、嘉靖二十九年被斩首的兵部右侍郎赠兵部尚书杨守谦、嘉靖三十九年被斩首的蓟辽总督赠兵部尚书王忬。而用王黼影射王忬是最合理的。
　　据《明史•卷二百四•列传第九十二•王忬》，王忬嘉靖二十年中进士，先后任右佥都御史、浙江提督、巡抚、右副都御史、大同巡抚、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等职务，参加了抗击蒙古、倭寇的一系列战役，败多胜少，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二月因为滦河失守，触怒了嘉靖帝。御史王渐、方辂弹劾王忬。到了这年五月，方辂又提出了王忬的三条失策、四条罪状。王忬下狱。严嵩不救。第二年冬天王忬被斩首于北京。隆庆年间平反，赠兵部尚书。明代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卷二十四中有冯琦的《王世贞父右都御史赠兵部尚书王忬诰命》，可作证明。
　　《词话本》中的“乃者，张达残于太原，为之张皇失散”，这也不是空穴来风。张达是北宋末期的真实人物。《金史》卷七九“张中孚传”：“父达，仕宋至太师，封庆国公，中孚以父任补承节郎。宗翰围太原，其父战殁，中孚泣涕请迹父尸，乃独率部曲十馀人入大军中，竟得其尸以还。”
　　嘉靖年间也有一位将军张达，《明史》中多次提到这个人物。《明史•卷一八•世宗纪》记载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夏六月，“俺答犯大同，总兵官张达、副总兵林椿战死。”
　　嘉靖二十九年这次惨败之中，御史王忬虽然消极防御，还是守住了通州。而严嵩推卸责任，嘉靖皇帝事后立刻杀了兵部尚书丁汝夔和兵部右侍郎杨守谦。那么，“兵部王尚书”为什么不是影丁汝夔或者杨守谦呢？
　　首先是张达战死和丁汝夔、杨守谦被处死都是在嘉靖二十九年，中间没有多少时间差，而《词话本》中却用“乃者”表示较长时间差。其次嘉靖二十九年蒙古兵是八月侵入长城，八月二十六日丁汝夔和杨守谦就被斩首。嘉靖三十八年蒙古兵是二月入侵，王忬五月被劾下狱，第二年冬天被杀，恰好符合《金瓶梅》情节。再次，王忬下狱到被处死在嘉靖三十八、三十九年，属于严嵩和徐阶共同辅政时期（嘉靖三十一年到嘉靖四十一年），而《金瓶梅》恰好用蔡京和李邦彦来影射。所以《金瓶梅》确实是影射王忬。
　　《金瓶梅》的作者又给王忬以特殊待遇，专门用干支来表示嘉靖三十九年庚申年（1560年）是“断头年”。《词话本》第二十九回吴神仙给西门庆算命时，说他：“立命申宫，七岁行运辛酉，十七行壬戌，二十七癸亥，三十七甲子，四十七乙丑。”辛酉、壬戌、癸亥、甲子、乙丑代表的是连续五年干支，这些干支年代与西门庆的上述岁数没有关系，与算命情节也无直接关系。为什么吴神仙要说这些干支呢？ 无独有偶，第六十一回黄先生为李瓶儿算命时，说她：“借四岁行运，四岁己未，十四岁戊午，二十四岁丁巳，三十四岁丙辰。”丙辰、丁巳、戊午、己未代表的是连续四年干支，这些干支年代与李瓶儿的上述岁数同样没有关系，与算命情节也无直接关系。为什么黄先生要说这些干支呢？丙辰、丁巳、戊午、己未、辛酉、壬戌、癸亥、甲子、乙丑这九个干支排在一起，中间偏偏缺少一个“庚申”。
　　而《金瓶梅》用杨戬影射嘉靖年间一位贪婪怯懦的方面大员，他是严嵩的党羽，防卫京师门户，因为军事失败受牵连而被逮捕，判了死刑却没有执行，后来仍然死在牢中。这个方面大员就是宣大总督杨顺。
　　现在我们可以发现《金瓶梅》不但影射严嵩，影射了徐阶，而且影射了王世贞的父亲——赠兵部尚书王忬，甚至直接影射了王世贞。正是因为王世贞在明朝中后期文坛显赫的地位，一般文人都不会揭露这个巨大的伤疤，反而是掩饰事实。比较有名的是李攀龙的《挽王中丞》：“司马台前列柏高，风云犹自夹旌旄。属镂不是君王意，莫做胥山万里涛。”
　　王世贞的亲朋好友也绝对不会作《金瓶梅》影射王忬，所以王世贞的门人或者好友屠隆、卢楠、王稚登等人都不可能作《金瓶梅》。越是与王世贞友好，越不可能写作《金瓶梅》。所以自清朝以来的许多学者都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
　　只有王世贞的仇家才往王世贞的心灵伤疤上撒盐，直通通记录“兵部王尚书”的悲惨下场，比如《金瓶梅》的作者。王世贞在文坛上有两大著名仇人，一个是谢榛（1495-1575，字茂秦，号四溟山人，山东临清人），一个是徐渭。
　　其中徐渭对王世贞是终生仇恨，“当嘉靖时，王、李倡七子社，谢榛以布衣被摈。渭愤其以轩冕压韦布，誓不入二人党”。徐渭提起王世贞就忍不住要冷嘲热讽。我们来看看《徐渭集》中徐渭对王世贞的攻击。
　　《徐渭集》143页《廿八日雪》（时棉被被盗）中痛快淋漓的揭露了王世贞、李攀龙等人富贵易友的丑陋行为。这里徐渭认为谢榛是布衣身份，不敢直接回击王世贞、李攀龙等人的侮辱，你不骂，我替你骂。这里也间接证明谢榛对王世贞、李攀龙的侮辱没有激烈回击。
　　徐渭对王世贞的厌恶是全方位的。《徐渭集》155页有《九马圉人图，二圉醉濒堕》（王元美为太仆卿时刻《穆王八骏图》，形如蝘蜓），嘲笑王世贞画的马瘦得和壁虎差不多。
　　徐渭坚决反对后七子盲目复古模仿的文学观点。《徐渭集》491页《论中四》中徐渭把王世贞及其门徒骂得狗血喷头，说他们见识短浅、学问浅薄、爱慕虚荣、党同伐异、生吞活剥、抄袭成风，甘当古人他人的奴才。
　　徐渭坚决不同意后七子主导的诗风。《徐渭集》519页《叶子肃诗序》中讽刺王世贞等人写诗简直是鸟说人话，不是自己创造，不能表现真心。
　　徐渭坚决不同意后七子主导的文风。《徐渭集》907页《胡大参集序》（代）中批判王世贞等人文章盲目模仿西汉，自鸣得意，其实早已经被时代所淘汰。
　　严嵩和杨顺是徐渭的大仇人，徐渭的姐夫沈錬就是惨死在他们手里，这一段历史十分有名，徐渭仇恨他们是自然而然的。比如《四声猿》中的《狂鼓吏渔阳三弄》，公认用曹操影射严嵩，用黄祖影射杨顺、路楷，用祢衡影射沈錬和徐渭。徐渭自己也不掩饰，《徐渭集》1050页《与诸士友祭沈君文》中有“而公之死也，诋权奸而不已，致假手于他人，岂非激裸骂于三弄，大有类于挝鼓之祢衡耶？”
　　徐阶是迫害胡宗宪的主要凶手，胡宗宪是徐渭的恩人和知己，徐渭仇恨徐阶也是自然而然的。
　　徐渭经常用双关语和谜语影射徐阶。比如《徐渭集》844页竹枝词《雪竹》之二：“万丈云间老桧萋，下藏鹰犬在塘西。快心猎尽梅林雀，野竹空空雪一枝。”云间，指徐阶的籍贯松江。老桧，双关语，秦桧也，徐秦都是嬴姓，暗示徐阶就是秦桧一样的奸臣。塘西，代指杭州。梅林，那是胡宗宪的号。这里看起来是一幅题画诗，却明明影射徐阶和他的同党对胡宗宪及其幕僚的残酷迫害。《徐渭集》856页《题雪压梅竹图》：“云间老桧与天齐，滕六寒威一手提。折竹折梅因底事？不留一叶与山溪。”也是同样的意思。
　　《词话本》第六回有 “狂风相助，侵天老桧掀翻；霹雳交加，泰华嵩乔震动”，前一句似乎就是骂徐阶，后一句似乎就是骂严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