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品器具] 旗袍

一个中国结，一枚铜钱，传统的福、禄、寿、龙、凤图等都得以巧妙融入。而且着墨不多，或胸口，或领袖点上一笔，留下大片空白，给人以诗的意境。言不在多，点到为止。细腻婉约、精致的手工扦边儿和盘花扣，叙说着东方女性一丝不苟的自我涵养，表达了东方女性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尽诉中国礼仪之邦的有礼有节的大气、不卑不亢的民族尊严与个性尊严。

旗装、旗袍的由来和特征

        袍服的由来已久，中华民族以袍为服，早在商代就已形成，一直沿用至明代末年。它是一种宽松舒展的掩体服装，历朝历代曾经在腰间束带上，产生无数种变化，那些滞洒、宽肥的袍服一直被宫廷作为礼服而沿用。无论是蟒袍、龙袍，还是朝袍，都是一种长至脚踝，加里或填絮的宽体外衣，除形式以外，从色彩和绣饰上，都反映出威严的权势和不寻常的富有身价。经过漫长历程的发展，中国历代袍服虽然各具有特色，风格特征也比较鲜明。但是，仍然存在着世代的承袭关系，总是在袍服的基本形式范围内稍加变化。

　　旗袍属于满族的民族服装。

　　满族是中国56个民族中的一支。

　　满族在中国东北部长白山、松花江、黑龙江流域。

　　满族历史非常久远，它的源流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公元前11世纪）中国有史记载以来的西周时期。那时的满族前身是肃慎人，是中国当时东北最早记载的居民之一，聚居在现在的长白山乌苏里江一带。公元16世纪中期以后，出现了世代建州女真统治者的后代第八子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爱新，满语“金”觉罗，满语“族”）。这位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创立了满语，统一了女真，建立了女真氏族八旗制度。1616年，在女真统一的基础上建立了后金政权。1636年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废了女真旧称，定族名为“满”。由此女真人逐渐演化为满族。1644年满人入关建立清王朝，定都北京。从此，满汉两族渐渐融合。由此可见，满族并非满清建都才被发现，而是经过三千年的演变发展历程，逐步演化而来。

　　努尔哈赤经过30年的努力，于1583年完成了女真各部的统一事业。在统一的过程中，建立了名为“牛录” 的八旗制度。八旗制就成为满族社会的根本制度。从此，满族就被称为“八旗”或“旗人”，所着的服装也就统称“旗装”。


　　旗人的常装与军装不同，一般是袍服，其形式世代相传。从西周时期的麻布窄形简装， 延传其后，同时也受元代蒙族妇女长装的影响，一直是以简约的直身为基本样式，均称“旗 袍”。

　　清王朝建立之前的满服（即女真人男、女服饰），在使用原料和色彩处理上很有特色，反映了女真人的着装意识非常强，色彩修养也很高。

　　如投身自然，依靠自然，融人自然。

　　为适应游牧狩猎生活，衣服以保护颜色处理，所选用的织物颜色与所在的生活环境色彩相接近，起到不被猎物发现的掩蔽作用。从而以此麻痹猎物，达到保护自身的目的，并取得理想的效果等等。

　　满人的衣着受当时周边民族及时空的影响很大，仿效辽金及元代蒙族的衣装习俗。早期的袍装衣身偏于瘦长，袖口窄小，配色调和典雅，只是使用右衽开襟与其有所区别。男人袍褂两侧开衩，腰间束带，窄形马蹄袖，头后半部留发束辫垂于脑后；妇女则着宽大直统旗袍，头顶盘髻，佩戴饰物，天足（大脚）以花鞋为饰。

　　清初满族妇女服饰体制严格，宫廷富贵，民间朴素无华、简约适度。清朝旗人的袍服，虽然是满族独树一帜，但是，这时期的袍服也仍然是直身式、外及型，并且同样强调在颜色、装饰上展示端庄、华丽与权势的威严。旗袍服与过去的袍服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区别：

　　明代以前的袍形，多为宽体松散、飘逸状态，袍身与人体间的空隙较大，而旗袍与人体间的空隙略小，呈严密、挺拔、封闭状态，两者从形式感觉上略有不同。

　　同样是袍服襟前的带结与扣结也有较大区别。扣结虽然在金代产生的辩线袄上就已经出现，延至元代、明代，从侍从到皇帝、大臣都能接受。但是，以带结衣的形式，仍然是几千年的习俗。因此，明代以前的袍服，大多是以结带增添长衣的深洒和风度，而清代的旗袍才是真正结束了带结的传统方式，以纽扣取而代之。

中国历代袍服从商、周代时开始惯用的开襟形式，大多是右衽。但是左开襟也并非千抨一贯。因旗袍形成基本上在17世纪初年，努尔哈赤已将各部女真统一，并定“大清”国号，进而达到全国的统一。从此，由于皇族的尊贵，地位的上升，传统的延续已成必然。因此，此时的旗袍恢复右衽又可视为正常。总之，与中国历朝历代的传统袍服相比较，旗袍已经十分简化，具有许多如轻便、易用、省工、省料等近代化的优点。但是，从高翘掩面的立领，肃穆修长的衣身，封闭包裹的底襟中，仍然强烈地反映出几千年来封建的伦理道德和保守禁锢的审美意识。
　　当满清王朝建立之时，满汉服装相融十分困难。在乾隆皇帝当政之时，尽管仍坚持穿着满服，还是吸取了汉宫廷袍装中一些特有的装饰成分。
　　将清代以前表冕服饰中的“十二章纹” 织绣图案（即：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水藻、火、粉米、黼、黻），引用在满清朝服之上。
　　将明代朝服上的“补子”装饰，运用到清宫廷的补服之上。这样的取舍收录，使得满清宫廷服装更加庄重威严，体现了历代袍装等级观念的延续。
　　从清军入关，顺治皇帝在北京建立王朝开始，一直到辛亥革命时期，清王朝自始至终，以强大的政治压力归顺民心。入关以后，立即命令全国军民“剃发易服”，迫使汉民族老小更衣改装，上自满清政府，下至平民百姓，均以旗袍为统一规定服装。

        清初旗装有如下特征：
　　官用袍服宽肥，上窄下阔呈三角状，无领，下摆设2～4个开衩，便于端坐和骑射，扣襻和箭袖为实用，也为装饰。
　　10～17厘米（3～5寸）形似马蹄的箭袖（又称护袖），是一种“仿生”设计。平时回挽至肘部增加美观，外出时放下遮盖手背御寒防冷。当王公大臣人朝廷见皇帝时，将马蹄袖掸下，双手扶地，行三拜九叩大礼，以示主仆的尊卑关系。
　　旗袍风格拘谨，与朝廷对内高压统治、对外闭关自守政策相一致。从1644－1911年前后267年间，旗袍服式没有很大变化，官用、民用式样基本相同，只在用料、选色和饰物上表现了等级区别。
　　旗装的工艺繁复，是历朝袍服所不及的。盘金满绣在历史服装中可称之为“最”。为表现显赫的地位和富贵的身价，一般旗装绣花图案面积可占70％，工艺之重超乎寻常。
　　宫廷旗袍按官品等级选择高档华贵面料，如缎、绢、绸、纱及剪绒织物。
　　王宫旗装用色明朗、强烈、艳丽，平民则以灰暗颜色为习俗。
古老旗装的演变及原因

服装是一种民族文化，世界服装融汇了各个种族、各个区域民族文化的积淀。它们中间无论是独立还是共存，其中都蕴涵着共通的内在联系。传统服装一代代延续。欧洲、美洲和亚洲服饰的互相碰撞影响，先进区域与落后区域的传播与效仿，表明各民族服装存在着个性与共性的密切关系。

　　中国服装既然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由于多方影响而形成17世纪旗袍的这般模样，那 么随时代的演变，必须还要经受世纪风云变幻的渲染，受多方文化艺术思潮的冲击，受先进 科学技术和现代经济生活的推动，而继续变换结构，变化形象，从而形成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阶新的产物。

　　满清王朝的晚期，由于政权腐败，对世界列强人侵，实行不抵抗主义，因而丧权辱国，那是一段屈辱的历史。但是门户开放却打破了闭关自守政策，开始了国际交流，使西洋文化东进，从而影响了一批办洋务、搞外交的开明绅士，站在废除封建服饰潮流的最前列。鸦片 战争之后，一种欧式西装率先进人中国，那时的欧装对旗袍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主要表现在宽体、宽袖日渐变短、变窄，“大拉翅”头饰去掉了，高高的鞋底不见了。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倡导中山式男装，对中国旧帝制时期的朝服，是一次根本性的服饰革命。中国人逐渐接受了来自西方的文化渗透。西装在中国的出现并未影响旗袍的应有地位。当时的北洋政府大典曾经规定“文官和文职的礼服有两种：一种是黑色燕尾服（白衬衣、黑领花、高筒大礼帽和黑皮鞋），一种是中式蓝色长袍，外罩黑马褂，白袜和青便鞋。在1928年（民国十七年），国民革命北伐成功以后，为了将孙中山先生的灵枢从当时的北平迎往南京安葬，参加这一隆重的“奉安大典”的人员需规定统一的礼服，于是1929年4月民国政府公布了有关服装的条例，正式将旗袍定为国服。所谓国服，条例中规定，男子礼服包括一褂、二袍、三鞋、四帽；女子礼服有两种，一种是长身旗袍，一种是短上衣和单裙。

　　由于中、西风格相距甚远的两类服饰习俗互相碰撞，处于这种变革动荡时期的女式旗袍，为适应这一历史阶段的生活需要，大襟形式被保留下来，而宽镶密滚的影子不见了。长袍改短袄配裙的多了起来，长袍变短袄和长裤的也比比皆是。最大的特点是上衣袖口和裤口较以前宽肥了；一种前高后低的“元宝式”领型流行起来。民国初年，男、女服饰的变化，从形式上看，是将袍形的长“尾巴” 砍掉了，实质上是和头上的辫子被剪掉了的意义相同。它宣布了古老陈旧的历史年代的结束，也象征着一个崭新向前迈进的新时代的来临。因此，在政治、文化变化的同时，服饰外观同样出现了特别的新面貌。

　　服装在20世纪20年代的流行，已模糊了满、汉之间的民族界限。男性此时的常服有下列四种：欧式西装；中山装、学生装；长袍、马褂或长袍、坎肩；衫袄、长裤。女性在民国初年，多流行上衣、下裙，旗袍也有服用者，但不普遍。而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旗袍又一度盛行起来。这种一衰一兴的现象，正是服装循环起落流行规律的反映。男式改良的旗袍，大大精简了繁琐的装点修饰。腰身宽松，袖口宽大，长度适中，领前低（5.5厘米），领后高（8厘米），袍面加里，加宽下摆，提高开权，显露缎面长裤，以示荣华风姿。20世20年代前期袍身较长；中期袍身逐渐减短，有的短至膝下6～12厘米，腰身变窄，下摆收小，同时开衩变低，并去掉长裤。领型也相继降低，领前低（1.5厘米），领后高（2.6厘米）；后期产生了新的变化，女性以突出领型为时尚，流行以10.5厘米的“马鞍型”掩面护颊高领，显示女性柔美容颜。

　　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学生活动和体育事业的兴起，对世人着装变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民国时期女性旗袍不断改进，其原因：
　　女性接受维新思想，进学堂、下工厂，步入社会者日渐增多，如上海学堂的女学生们，一身蓝布旗袍为校服，起了带头作用。这种改良的袍衫，一时成为妇女衣着时尚，引起社会注目，争相仿效。

东洋原材料不断涌人、充斥市场。

　　影星着装起了示范作用。明星着装、歌舞艺人着装、各种交际场合着装，对社会都起了带头和宣传作用。20世纪30～40年代《良友》画报，全面反映了都市文化的方方面面，不少画面登载了电影场上女明星的婀娜多姿形象，她们都是身着高领连袖旗袍。有的镶边饰，有的选用印花丝绸，有的外加坎肩或勾花马甲，有的外披斗逢；有的宽袖沿边，有的无袖露臂。有的是明星剧照，有的是学生爱国宣传，也有的是救灾活动；有的是封面，有的是香烟广告，也有的为推销国货——丝绸面料或服装，邀请男女模特穿着新奇服装进行时装表演。民国十九年在《生活周刊》上曾有记载：“1930年1月9日，上海大华饭店举行国货时装表演，到者千余人，由体格健美的男女穿着时装，缓步鱼贯而出，分男女西式服、女子长旗袍、晨服、晚服、婚礼服等九大类。”

　　受国际服装大潮的间接影响，使旗袍在形式上有所简化，随着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传人，中国人开始注重强调人的体型，利用做褶、打裥，完美地体现人体。因此，这时的旗袍趋向合体。连袖削肩，收腰突胸，高领开衩，整件裁剪，用料多样，单色花料兼顾，高低档面料共存，一般边饰替代繁杂饰物等等。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旗袍艺术发展到了顶峰，这种顶尖艺术，以它简练的线条，完美的造型，折服了国内的民众，形成旗袍大同的可喜局面。从旗袍的变化，可以看到此时的中国服装业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这个时期已成为旗袍的黄金时代、全盛时期。


归纳起来有下列几种类型：

　　浓妆艳服，珠翠金饰。这一类型以影星和歌舞艺人为主体，所着旗袍以春、夏季节为重点。形式上衣身长至脚踝，腰身合体，开衩较高，衣袖有长、短或无袖，变化较大。衣料上乘，质地以软、薄、亮为多，装饰以镶边、织、印、绣花为主。配合面部脂粉，耳臂饰物，加上手袋、马甲、斗篷及高跟鞋、手套、小洋伞等，显得十分华丽富贵。

　　朴素淡雅，趋新为尚。这一类型以知识界学生群体为主。自北伐革命以后，政府对校服有明文规一，上衣浅淡，下裙深暗，表现严肃静穆、高雅文明的风度。当时也有全身浅色（淡蓝）较短的棉衣旗袍为校服的（女生旗袍校服有两种形式：一为大襟式；一为偏大襟式）。与白袜、黑鞋、刘海娃娃头相配，一幅纯净甜美的少女形象。

　　自由形式，各取所需：这一类型以家庭主妇为主体。无论家居还是外出，甚至出人礼仪场合，都可任意选择称心的原料，制作满意的款式。可以十分华丽，也可以非常朴素；可以庄重典雅，也可以宽松深洒。从少女——中青年——老年均可穿着，年龄范围较宽。

20世纪30－40年代的旗袍，具有如下特点：

　　受欧美服装影响，在展露女性体型方面前进了一步。20世纪30年代中期，流行的旗袍腰身紧紧贴体，明显暴露人体曲线，使人体与服装之间的空间压缩到极小程度，外部呈现流线型。

　　受西方短裙影响，20世纪30年代初期，旗袍的长度缩短至膝盖，袖口也相继变窄。

　　受西方服装流行变化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中期，旗袍衣身又加长，甚至齐地面，左右下摆开权加高。而到20世纪40年代，长度又缩短至膝上，袖短至肩下6－9厘米，或者无袖。30年代领型以高为时髦，甚至盛夏的旗袍用薄纱，也有高至耳边的硬领出现。而40年代低领的流行，又几乎省去了衣领。这个时期的旗袍，比起清末民初的形与势，简化了许多，无论是衣身、袖型和领型，均比较轻便适体。

　　1949年建国前夕，旗袍已经相当普及，似乎每位女性都会有一二件，成为城市妇女的日常着装。

　　20世纪50～60年代旗袍的延续。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在中国是一个社会制度与思想观念变革的年代，也是人们着装新旧概念交替的年代。在亚洲的东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标志着旧生活的结束，新生活的开始。从社会制度的变革，到经济生活、文化意识全面实现了革新。曾几何时，灰色翻领“列宁装” 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建国初期，由于经济处在恢复和整顿阶段，所以较长时间曾被人们热衷的旗袍，似乎没有了踪影，还被视为拖泥带水的“落后尾巴”，被放人箱柜之中，成为不实用之品而束之高阁。这时人们的衣着趋向简朴。政府要求服装设计师本着经济、实用和美观的原则，为人民设计美观大方，省工省料，便于工作和劳动的服装。因此当时精干的短装成为服装的主流。这完全附合当时的经济结构和现实基础。虽然人们的生活已经稳定，生产也在发展，广大群众对穿着也有新的要求，但是提倡重视经济、强调实用和大众化的服务目标，仍是十分适当和务实的。

　　50～60年代期间，一批批中山装、西装和旗袍开始恢复，并以改良的面貌陆续出现。这时的女装由三个部分组成：西式套装为制用，用于工作；中式短装为常服；旗袍仅供礼仪活动时的着装。旗袍式样稍有变化，譬如，衣身减短，衣袖变窄，开机降低，装饰全无。原料选择均在中、低档范围以内（单素色或印花棉布或丝绸），形成一种纯朴的平民化服装流行趋势。从这个时期开始，那些上乘和典雅的旗袍，只在为当选有限的外事活动中展现。其形式虽然简化已成趋势，但是一种固定的模式，似乎形成规格，即各色锦缎或高档丝织品制作的立领、盘扣、收腰、低开现长袖、长衣身的旗袍完全统一的形象。着装者之间，只在面料的颜色上显示一点差别。因此，常被人们称之为“夫人服”。其优点是，用色单纯，以织物图案代替了以往的繁复装饰工艺。此时的男装以中山装为主体，从此男式袍衫在中国就销声匿迹了。

　　在新旧着衣观念交替更新的年代里，人们对服装与时装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在服装设计领域里对流行趋势尚无研究，对未来也无预测，因此，更不可能经常性地推出崭新的形式在社会上传播。当时的设计，实质上仅仅是局部的设计。譬如，旗袍因受西式裁剪法的影响，略有改进。一些绣花、补花、盘扣、镶边等装饰工艺，由于均为手工作业，生产量受到很大限制。只有机械化、工业大生产的发展，服装设计观念的更新，才能促进中国服装业进步，使传统的旗袍再次焕发青春，在社会上重新展现自身的价值。
旗袍的特性

当前西洋服装，虽然已成为国际性的通服服装，亚洲诸多国家也都在大范围地普及着但与此同时，仍然保存着东方区域性特色的服装。一些具有浓厚传统色彩的旗袍、和服、纱丽等服装，也在随时代的变迁，审美趣味和生活习俗的变化，一步一步日渐迈出古老的羁绊，旧貌换新颜，由突出装饰性逐渐演变成强调舒适性能，由繁至简，走向更加现实的发展道路。旗袍作为中国古装遗制，在现代生活中占有一定地位。由于旗袍具有鲜明的特点，使其具有很高的存在价值。

　　浓郁的民族特色。民族性反映在民族精神方面，是民族意识、民族素质在深层结构中的文化内涵。反映在民族风格方面，是一种感觉机制，是民族精神的外部形式。旗袍就是具有极其浓厚民族色彩的服装，它区别于缠裹的纱丽，也不同于捆绑的和服。集满、汉文化于一身，是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结晶，又是中西方服式交融的成果。

　　西方人从旗袍的形象上认识了中国人。由于这种连身衣和欧洲的连衫裙不同，与俄国的布拉吉也有区别，与越南飘逸的女长衫在服用方式上也存在差异。因此，中国旗袍，作为东方女性的代表形象，被称为佳作之品，绝非过分之言。今日的旗袍，其形、其色、其料、其饰、其内涵、其韵味，都是几千年来中国历代服装精髓的积淀，是传统理念的延续。

　　中国人偏爱红色。红绸、红缎、红绒、红纱，似乎内向的性格和火热的色彩，矛盾对比不可融合，实质上却是一种互补和充实。动与静之间、柔与烈之间本来就是对峙的。然而，没有动，比较不出静；没有热烈，分辨不出柔情。因此，旗袍选择红色和其他艳丽的颜色，反而渗透出很强的民族特性。

　　旗袍饰物中，盘花扣的编制，镶滚边的精做，其独到之处，也是传统服装以及其他民族服装中未曾出现过的。盘花扣是古老的“中国结”的一种，这种从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的绳结，是一种民间手工艺。延传至今，它凝结了先民们的智慧和创造潜能。盘花扣是利用中国结的编制工艺手段，以大自然为题材，在旗袍扣位的小小面积上，进行精工再造。这是中国人的聪明，这是中国的民族艺术，这是中华民族的精华。以画龙点睛之笔出现在中国制造的服装上，才具有中国的民族风格。
　　锦、缎、绘、绸是中国生产的丝织面料，在这些丝织物上，大多织有象征吉祥如意的图案，如千字、寿字、团花等等。旗袍的用料，主要从这些国产原料中选择，因此制作完成的服装，不但具有传统文化的意韵，更体现了深途的民族精神。
　　适应现代生活的机能性：旗袍作为官服，宫廷内服用。筒状斜下摆的衣襟便于端坐，双开权或四面开衩，方便于行走和骑射，这是实用的要求。旗袍沿用到民国时期，衣袖变短，女性去掉了“套袖”，男性去掉了“箭袖”，是为适应进学堂，从商业；将颀长的衣身缩短至脚踝以上，这也是为了实用。近代旗袍，改连袖为装袖，收腰合体，加大开权，结合流行趋势，融汇了西方时装的特点，既适应礼仪活动需要，又为了实用。
　　中国历代服装，都是采用连身、连袖的平面裁剪工艺。多少年来，这种潇洒自如的袍服，伴随了男、女、老、少，度过千年岁月。女性的旗袍不垫肩、不束带；男性的长袍宽松舍展，不受任何约束，都是为了达到随意舒适的目的。难怪至今，一些世纪老人，依然留恋那连身衣、连裁袖，和那宽宽大大的“抿裆裤”。现代旗袍素雅简洁，从功能上、外观效果上，也是以适应现代生活为准则。
　　旗袍的襟式变化比较多，有大襟、偏大襟、琵琶襟等。这些右衽襟式的确立，是“以右为上” 的传统思维观念决定的，也体现了以“用”为实际需要的审美趣味。是在平淡中取变化，在恬静中增加点缀。近、现代已摆脱了雕琢与繁复，趋向“简约”。为了适应现代生活的审美需要，这是必然结果。
　　时代特性：17～19世纪，旗袍在清王朝统治时期，无论形、色、料、饰，都以宫廷规矩而定制。官吏品级之间；尊卑上下之间；官与官之间；男性女性之间都有区别。官、妃所用的箭袖、套袖、暖帽、凉帽，以及大拉翅头饰，均带有时代的痕迹，是清王宫贵族的形象标志，是那个时期服饰的代表形式。皇帝与官宦之间；官吏之间；官与民之间，在服式上的补服中，也是当时的特有现象。袍装上的纹饰更表明森严的等级划分。官吏的等级限制，文官的补纹以各种飞禽区分，武官的补纹以各种走兽区分。皇帝的团龙纹、皇后的凤纹，已被法定为“世上绝无仅有”、“天下第一”的帝王装饰。仙鹤、灵芝、千字、映队 孔雀、祥云，更是贵族独有的装饰图案。至于服装的原料，也被划分为高低贵贱，不得逾越。这一切都表明，中国旗袍具有鲜明的明代印记。

民国时期，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君主立宪制度。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后，从服饰上，那种从政治划分的贵族与平民等级的区别基本消失。旗袍的形式和用色不再受规定的限制，整体装饰趋向了自由选择。但是由于贫富经济的客观存在，在选料的档次上，仍然拉大了距离。上乘原料的锦缎、丝绒、绸纱、毛呢、裘皮为主；下档原料以棉、麻为多。这是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反映。
　　近50年，可归为现代时期。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着装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无有等级和尊卑关系。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稳步提高，市场繁荣，购买力上升。在生活水平由温饱型走向小康型的同时，人们的着装要求，也从“经济实用型”步人“美观实用型”。受国际流行趋势的影响，日渐走近个性着装的审美行列。着装品种要求丰富；更新变化要求速度；着装择装挑选品牌；工艺精制要求板型；变换着装要求原料。旗袍虽然在这个时期，已经是非主流的形式，过于传统的古式旗袍，在中国已有很少有人问津，只有民族传统和现代意识相结合的创新作品，才会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接受，才会日渐扩大市场。这又是当前旗袍的时代性所在。
　　局限性反映。旗袍从古老的年代走来，它已跨越几个世纪。由于它产生的年代久远，又出现在问世纪中叶的宫廷之中，因而它带有深深的历史印痕。由于它源于少数民族，因而；它也带有一定的地域狭隘性。它有许多可歌颂的长处，也有一些世人皆知的短处。

　　旗袍是长装，虽对端坐和行走无大妨碍，但弯腰劳作极不适宜。

　　近、现代曲线旗袍，对于人体比例优秀者尚可扬长，而对于人体比例不佳者，则难于避短。

　　旗袍开衩从无到有，由短（21厘米）至长（60厘米），虽然目的为方便活动，但只适应一定环境，对于运动幅度较大、范围较广的活动，显然不适合。

　　因此，时至今日，旗袍的普及面受到一定限制。只有经过改良，使其扬长避短，才可变局限性为可行性，才可使旗袍焕发青春，增强精神活力，走向新时代

旗 袍


让年轮倒转，让美丽存盘，或许是世纪更迭带来的怅惘与躁动，或许是时尚潮流的风水轮转。今冬，伴随着《花样年华》那个温婉的爱情故事走人京城女人视野的是，那隆重的、妩媚的、华丽而不张扬的、魅惑但不轻浮的东方旗袍。经过了八十多年的岁月侵蚀，旗袍那独有的衣香依然不减。于是，当代都市成熟女性对那旗袍的渴望，就像30年代黄自的名曲《玫瑰三愿》：“我愿那妒我的无情风雨莫吹打，我愿那爱我的多情游客莫攀摘。我愿那红颜常曾几何时，”是一般的中式服装只是外国人难以忘却的心头之梦。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深深的吸引着外国友人，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们对中国传统民族服饰的兴趣与热情上。旗袍在国际上被公认为中国服装，并享有很高的评价。在北京新东安市场，木真了专卖店会碰到很多外国友人，在他们眼中，优雅、精致的中国旗袍是东方女性拥静、高雅旗帜的完美体现。也许这神秘的服饰正是连接他们与悠久中华文化的细带。

　　有个性的服装一定拥有美，将设计者的艺术个性和消费者自身个性结合起来，一件服装才能最终实现它的价值。

　　一种不了的情绪是生命永恒轮回、生生不息的存在感，是精神上的不懈，它体现在我们对生命本质的不断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