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一个真实的唐伯虎
笑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月中眠。漫劳海内传名字，谁论腰间缺酒钱？”
[attachment=11351056]
诗赋自惭称作者，众人多道我神仙。些须做得工夫处，莫损心头一寸天。
唐寅的这首“言怀”诗，前六句很像人所共知的唐伯虎，让人觉得他活得逍遥自在，是个风流潇洒的“才子”。其实，最后两句才是唐寅这首诗的精神所在，前面的笑舞狂歌、诗赋花月都只是一种行为，或者说手段，其目的只不过是为了保住自己心头的“一寸天”，而且只有“一寸”而不是“一片”，可见作者深叹自己心头的那点天地已经缩得很小很小。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应该感觉到唐寅的“五十年”活得很累，很沉重，不是一个只知风花雪月卿卿我我，会几笔丹青，能几句诗文的“才子”型的人物。
对于明四家中的唐寅，丢开民间传说和今天的电视、电影不论，一些书评画论的文章里提到他，似乎也都少不了“才子”二字，更有的还副以“风流潇洒”“放荡不羁”之类的补语。其实，纵观唐寅一生，放荡不羁或有之，风流潇洒则未必，而“才子”二字更似乎不该给他。“才子”二字的内容是什么，有点讲不清楚，但不妨举例说明。比如说，这两个字可以用来说周作人却不能用来称鲁迅；可以用来说曹子建、司马相如，却不该用来说屈原、杜甫；同样道理，这两个字也许可以送给祝枝山、文徵明，但是却不能适合唐寅。因为在唐寅身上还有一种“才子”二字所不能涵盖的、远比才气这东西更为重要的气质，一种“出入天人之间”（祝枝山语）的心志，一种“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大感觉、大悲伤。
是的，历史上把唐伯虎和祝枝山、文徵明、徐祯卿放在一起并称作“吴中四才子”，但这只是他们四人在“才”这个字上的共同之处；而唐寅自己也曾经刻过一枚“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闲章，但是这风流不是那风流，只要认真读读唐寅的诗文，细心看看他留下图画，并以此反观他那坎坷困乏但仍我行我素的后半生，我们就不难体会出唐寅“风流”二字里桀骜不驯的反叛味；而自称“才子”，恐怕也很有“我才不是你才”的意思，是唐寅对禄蠹之才的一种鄙视与反讽，是对于“才”这个字的真解，而这，就不仅仅是在解“才”，更是在论品、论德、论人了！
唐寅自幼聪敏有才。祝枝山说他“数岁能为科举文字”，童髻“中科第一”，所以他的父亲尽管自己行商却巴望自己的儿子进入仕途。然而性情所致，唐寅像那个大观园里的贾宝玉一样，是个无意于这种“正经事”的人，所以到父亲死时他还落落无成，直在受到文、祝二人的一再批评、劝告之后，他才勉强为之。对此，祝枝山在《唐伯虎墓志铭》这么写道：“一日余谓曰：‘……今徒藉名泮庐，目不接其册子，则取舍奈何？’子畏曰：‘诺，年当大比，吾试捐一年力为之。若勿售，一掷之耳。’……”祝枝山和唐寅是形影不离的朋友，“吾试捐一年力为之。若勿售，一掷之耳”想来是唐寅的原话，“捐”、“掷”二字都是丢掉的意思，他等于是在说：“好吧，我丢一年时间进去试试，不成功就一丢了之！”唐寅对科举的态度，于此可见一斑。不过这种事对于他，也正如贾宝玉说的“本也不是什么难事”，所以第二年他在省考中就不但得售，而且高居榜首，一下子就成了名传万口的唐解元。但是可怜得很，“魑魅喜人过”，在又次年的全国会试中，唐寅马上就因为科场舞弊案的牵连被永远革去功名，从此，他不但再也当不成解元，连秀才都不是了。而这年，他正好三十岁。
三十而立，唐寅于是开始了他那矢志不渝、我行我素，然而却穷困潦倒、苦风凄雨的后半生，中国历史上因此少了一个伺候皇帝的官吏，多了一个真正的画家和诗人。
出了牢门之后，“衡者哀怜其穷”，求皇帝赏了唐寅一个饭碗，“将使积劳补过，循资干禄”（唐寅自语），派他到浙江去做一名部邮。在别人眼里，这是一个好好表现，等待皇恩大赦恢复功名，争取东山再起的机会。可是唐伯虎却说“士也可杀，不能再辱”，认为这是让他去“屈身低眉以窃衣食”。他不去上任，反而一头栽进了天人之间，走千里路，读万卷书，义无反顾地开始了自己的征途。对此，祝枝山在《唐伯虎墓志铭》里写得要言不繁，真不愧为唐伯虎的知己：
“子畏……归而不往。或劝少贬，异时亦不失一命。子畏大笑，竟不行。放浪形迹，翩翩远游……出入天人之间，将为一家学，未及成章而殁。其于应世文字诗歌，不甚措意，谓后世知不在是，见我一斑已矣。”
这几行字，虽然只说的是唐寅的后半生，但其实也是整个唐寅的人格、人生。“出入天人之间，将为一家学”，唐伯虎想搞的是天地人间的大学问而不在于“应世文字诗歌”，这种保全大节的作为大概已经不是一般“才子”们所能有的心志和风骨！难怪祝枝山在《唐伯虎墓志铭》里这么说：“子畏临事果决，多全大节，即少不合不问。故知者诚爱宝之若异玉珍贝。”
对于自己的心志，唐寅在《与文徵明书》里写得相当清楚，也十分哀恸，行文处处没有一点“才子”们的玩世不恭或者风流潇洒。这是一封一千二百字的长信，在信里，唐寅叙述了自己性格背时，命运不济的种种不堪之后，写到“如此而不自引决，抱石就木”的时候，唐伯虎先说了一句反语：“罪大罚小，不胜其贺矣。”（罪过大，处罚小，庆贺都来不及呢，怎么还敢“自行引决”呢！）接着才写了出他为什么还不去死的原因，也即祝枝山说的“出入天人之间，将为一家学”愿望：
“窃窥古人，墨翟拘囚，乃有薄丧；孙子失足，爰著兵法；马迁腐戮，《史记》百篇；贾生流放，文词卓落。（我唐寅）不自揆测，愿丽其后，以合孔氏不以人废言之志。亦将引括旧闻，总疏百氏，叙述十经，翱翔蕴奥，以成一家之言，传之好事，托之高山。没身而后，有甘鲍鱼之腥而忘其臭者，传诵其言，探察其心，必将为之抚缶命酒，击节而歌呜呜也。……何能自戮尘中，屈身低眉以窃衣食，使朋友谓仆何使，后世谓唐生何素？（我唐寅）自轻富贵犹飞毛，今而若此，是不信于朋友也。寒暑代迁，裘葛可继，饱则夷犹，饥乃乞食，岂不伟哉！黄鹄举矣，骅骝奋矣，吾卿岂忧恋栈豆吓腐鼠耶？”
上面所引的两段话，可以说是《与文徵明书》里最为慷慨激昂，甚至掷地有声的了，然而壮则壮矣，也终究盖不住写信人内心深处的悲怆。紧接着，唐伯虎竟这样结束了这封长信：
“此外无他谈。但吾弟弱不任门户，旁无伯叔，衣食空绝，必为流莩。仆素论交者，皆负节义；幸捐狗马馀食，使不绝唐氏之祀，则区区之怀，安矣乐矣，尚复何哉？唯吾卿察之！”
一点不风流，一点不潇洒，一点没有我们习惯的才子气！“饱则夷犹，饥乃乞食，岂不伟哉。”（饱着就将就着活，饿了就去讨点吃吃，岂不是大丈夫么？）这种话又是“才子们”肯说的吗？但是唐寅却肯说，因为他不是“才子”，他是个心头留有“一寸天”的大丈夫。
苦于心志，“性格就是命运”，这才是唐寅悲剧的真正原因，而不是什么一次考场冤案。对此，唐寅自己也似乎很清楚，在《又与徵仲书》里，他这么写道：
“……寅每以口过忤贵介，每以好饮遭鸠罚，每以声色花鸟触罪戾；徵仲遇贵介也，饮酒也，声色也，花鸟也，泊乎其无心，而有断在其中，虽万变于前而有不可动者。昔项橐七岁而为孔子师，颜路长孔子十岁，寅长徵仲十月阅，愿例孔子以徵仲为师，非词伏也，盖心伏也。诗与画，寅得与徵仲争衡，至其学行，寅将捧面而走矣。寅师徵仲……徵仲不可辞也。”
捣心吐肺以至于此，这恐怕更不是什么“才子”们能有的口吻！难怪袁宏道读过之后也大为感慨，写下了一句这样的批语：“真心实话，谁谓子畏狂徒者哉？”
另外，这段话还能让我们想到一件事：唐寅的为人处世既然动辄获咎，那么他会像古往今来的很多文章里说的那样，如果不受考场舞弊案的牵连，他就可能青云直上，前程无量吗？看来未必。有一则诗话写过这么一件事，说是“伯虎寿王少傅守溪诗云：‘绿蓑烟雨江南客，白发文章阁下臣。同在太平天子世，一双空手掌丝纶。’其肆慢不恭如此。”（《戒庵老人漫笔》）这等于是在说：“我无功名，你无文章，你我彼此彼此。”少傅是太傅的助手，大小也算得上是个参政议政的京官，唐伯虎居然这样拿人家开心，他这种人还能在官场混吗？
回到苏州家中之后的唐寅，袁裘（明嘉靖人）写道：“（唐伯虎）乃益自放废，纵酒落魄，所著述多不经思，语殊俚浅。人或规之，伯虎曰：‘……人生贵适志，何用刿心镂骨，以空言自苦乎？’……”这记载说明唐伯虎自己也并不想做一些人所谓的“才子”，否则他就不会“语殊俚浅”，用文人雅士们所不齿、不敢的鄙俗之言写作“著述”。唐寅的倒行逆施当然会引起一些正儒、雅儒、大儒、小儒们的反感和鄙薄，以至于后来将他的诗文荟集刻印的何大成（明朝万历年间的一个苏州人）故意说过这样的反语：“伯虎小词，率多浮薄伤雅；且不足供覆瓿，奈何灾木邪？”这句话告诉我们，当时很可能有人甚至认为：唐寅的诗文出书，无异于糟踏刻制书板的木材。
当然，世上的事往往都毁誉不一，对唐伯虎“语殊俚浅”的诗文，有人摇头就有人首肯，顾元庆在他的《夷白斋诗话》里就说过这样的话：“解元唐寅子畏晚年作诗，专用俚语而意愈新。尝有诗云：‘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君子可以知其义矣！”顾元庆也是苏州人，比唐寅小十七岁，二人可以说是同时代人。他认为唐寅晚年的诗“专用俚语而意愈新”，可以说很会读诗，无意中也击中了当时诗坛的要害──唐、宋以后几无诗，“诗必唐宋”就更无诗，写诗要有新意就必须求变。所以可以这么说：无论唐寅“专用俚语”的原因是什么，他写出了不这样写就写不出的新意。这件事实在非同小可。用今天的话说，唐寅在他生活的时代和环境中，找到了表现自己内容的形式，作为一个诗人，他开了俚语作诗的先河。可惜得很，大概是读书人都向往大雅之堂的缘故吧，这条河开了也就干了，没有成为流。而这，也就更见出唐寅的难能与可贵！
让我们信手拈两首唐伯虎的这种诗读读：
《世情歌》：浅浅水，长长流，来无尽，去无休；翻海狂风吹白浪，接天尾闾吸不收。即如我辈住人世，何荣何辱？何乐何忧？有时邯郸梦一枕，有时华胥酒一瓯。古今兴亡付诗卷，胜负得失归松楸，清风明月用不竭，高山流水情相投……君不见，东家暴富十头牛，又不见，西家暴贵万户侯，雄声赫势掀九州，有如洪涛汹涌，世界欲动天将浮。忽然一日风打舟断篷，绝梗无少留，桑田变海海为洲，昔时声势空喧啾。呜呼，何如浅浅水，长长流？（袁宏道对此歌的评语说：“以十头牛对万户侯，甚恶。”“恶”字在这里是褒意，指唐寅语言辛辣。）
《焚香默坐歌》：焚香默坐自省己，口里喃喃想心里。心中有甚害人谋？口中有甚欺心语？为人能把口应心，孝弟忠信从此始，其馀小德或出入，焉能磨涅吾行止？头插花枝手把杯，听罢歌童看舞女；食色性也古人言，今人乃以之为耻。及至心中与口中，多少欺人没天理。阴为不善阳掩之，则何益矣徒劳耳。请坐且听吾语汝：凡人有生必有死，生见先生面不惭，才是堂堂好男子！（袁宏道又批语：“说尽假道学。）
还有《伥伥词》、《爱菜词》、《一世歌》、《百忍歌》、《桃花庵歌》……等等等等，实在不胜枚举。读唐寅的这些“俚歌”会使人想起寒山诗，它们明白晓畅，深入浅出，唱的是诗人对生命的思考和感受。我们可以试想一下：这种内容的诗歌，如果寒山和唐寅不用当时的大白话，改用所谓风流雅儒的语言，写出来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attachment=11351058]
除了上面的“俚歌”，唐寅别的诗也好像也很不同于人，即使是他的律诗绝句，都没有太多的文人气，或者说“才子”气，内容和思想有独到之处的尤其如此。比如《姑苏杂咏》中的两首：
长洲茂苑古通津，风土清嘉百姓驯。小巷十家三酒店，豪门五日一尝新。市河到处堪摇橹，街巷通宵不绝人。四百万粮充岁办，供输何处似吴民？
江南人尽似神仙，四季看花过一年。赶早市都清早起，游山船直到山边。贫逢节令皆沽酒，富买时鲜不论钱。吏部门前石碑上，苏州两字指摩穿。
赞颂苏州的诗文古今不少，这样的写法却不多见──一是它们似如白话，写得不假思索；二是它们的内容。这两首诗的前面六句都说得很入耳，都说得皆大欢喜，最后两句却都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令人想起了苏州百姓的不胜负担。特别是上面的第二首的最后两句──京城里吏部门前（刻着全国供输情况的）石碑上，（因为众所周知的巨大供输）“苏州”二字都只差被人们指点摩穿哩！──如果说“供输何处似吴民”还只不过是点如实之言的话，这两句话真又用得上袁宏道所说的那个“恶”字，只怕会不那么皆大欢喜了。
[attachment=11351057]
作为一个画家，唐寅的思想个性当然也一定会在他的山水、花鸟、人物中有所表现，只是见于绘画语言的特殊性，特别是中国画，我们不可能像阅读诗文那样来谈论画家的个性和思想。不过，我们还是不难从《菊花图》看出他的“高视而不顾”的自喻、从《秋风纨扇图》和《李端端图》找到他对弱者的同情，三十岁画的《骑驴归思图》可见其对于革除功名的付诸一笑，四十七岁画的《落霞孤鹜图》则见其心灵追求已入至境，人居画面中央而融入天地自然之中，东方的人文精神弥漫纸上……细说这些应该是专家学者的事，这里就不造次了。
总的说来，唐寅身上最重要的不是“才气”，而是一种更有价值的为一般人所忽略的精神和风骨，也即他的“出入天人之间，为一家学”的意志，追求自然和生命的大学问的情怀。他的“一家学”“未及成章而殆”，这并不重要。因为就气质而论，唐寅只是一个艺术家而非哲学家，而他所谓的“引括旧闻，纵疏百氏，叙述十经，翱翔蕴奥”恐怕更需要的是一种哲学个性。
作为一个艺术家，唐寅的绘画历来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对他的诗文，特别是对他的那些“俚歌”，人们的重视程度就似乎差了许多。而对于作为“人”的唐寅的精神和风骨，我们就更是显得有点不甚在意。应该说，对于那个身处逆境的“贫*不能移”的唐寅，一般人没有印象，专家们也似乎思考不多，宣传不足，而这，正是唐寅之所以成为唐寅的根本所在。在我们思考研究“吴文化与现代化”的今天，让大家知道苏州曾经出过一个有着更高的做人目的的唐寅──他小视人人向往的所谓功名，他无意于人人用心的应世诗文，他甚至认“皇恩”为耻辱而甘愿穷愁潦倒我行我素，因此也矢志不渝地度过了“人皆不堪其忧”的后半生──是这个唐寅真实而有益呢，还是一个“才子”式的唐寅真实而有益呢？
[attachment=11351056]
诗赋自惭称作者，众人多道我神仙。些须做得工夫处，莫损心头一寸天。
唐寅的这首“言怀”诗，前六句很像人所共知的唐伯虎，让人觉得他活得逍遥自在，是个风流潇洒的“才子”。其实，最后两句才是唐寅这首诗的精神所在，前面的笑舞狂歌、诗赋花月都只是一种行为，或者说手段，其目的只不过是为了保住自己心头的“一寸天”，而且只有“一寸”而不是“一片”，可见作者深叹自己心头的那点天地已经缩得很小很小。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应该感觉到唐寅的“五十年”活得很累，很沉重，不是一个只知风花雪月卿卿我我，会几笔丹青，能几句诗文的“才子”型的人物。
对于明四家中的唐寅，丢开民间传说和今天的电视、电影不论，一些书评画论的文章里提到他，似乎也都少不了“才子”二字，更有的还副以“风流潇洒”“放荡不羁”之类的补语。其实，纵观唐寅一生，放荡不羁或有之，风流潇洒则未必，而“才子”二字更似乎不该给他。“才子”二字的内容是什么，有点讲不清楚，但不妨举例说明。比如说，这两个字可以用来说周作人却不能用来称鲁迅；可以用来说曹子建、司马相如，却不该用来说屈原、杜甫；同样道理，这两个字也许可以送给祝枝山、文徵明，但是却不能适合唐寅。因为在唐寅身上还有一种“才子”二字所不能涵盖的、远比才气这东西更为重要的气质，一种“出入天人之间”（祝枝山语）的心志，一种“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大感觉、大悲伤。
是的，历史上把唐伯虎和祝枝山、文徵明、徐祯卿放在一起并称作“吴中四才子”，但这只是他们四人在“才”这个字上的共同之处；而唐寅自己也曾经刻过一枚“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闲章，但是这风流不是那风流，只要认真读读唐寅的诗文，细心看看他留下图画，并以此反观他那坎坷困乏但仍我行我素的后半生，我们就不难体会出唐寅“风流”二字里桀骜不驯的反叛味；而自称“才子”，恐怕也很有“我才不是你才”的意思，是唐寅对禄蠹之才的一种鄙视与反讽，是对于“才”这个字的真解，而这，就不仅仅是在解“才”，更是在论品、论德、论人了！
唐寅自幼聪敏有才。祝枝山说他“数岁能为科举文字”，童髻“中科第一”，所以他的父亲尽管自己行商却巴望自己的儿子进入仕途。然而性情所致，唐寅像那个大观园里的贾宝玉一样，是个无意于这种“正经事”的人，所以到父亲死时他还落落无成，直在受到文、祝二人的一再批评、劝告之后，他才勉强为之。对此，祝枝山在《唐伯虎墓志铭》这么写道：“一日余谓曰：‘……今徒藉名泮庐，目不接其册子，则取舍奈何？’子畏曰：‘诺，年当大比，吾试捐一年力为之。若勿售，一掷之耳。’……”祝枝山和唐寅是形影不离的朋友，“吾试捐一年力为之。若勿售，一掷之耳”想来是唐寅的原话，“捐”、“掷”二字都是丢掉的意思，他等于是在说：“好吧，我丢一年时间进去试试，不成功就一丢了之！”唐寅对科举的态度，于此可见一斑。不过这种事对于他，也正如贾宝玉说的“本也不是什么难事”，所以第二年他在省考中就不但得售，而且高居榜首，一下子就成了名传万口的唐解元。但是可怜得很，“魑魅喜人过”，在又次年的全国会试中，唐寅马上就因为科场舞弊案的牵连被永远革去功名，从此，他不但再也当不成解元，连秀才都不是了。而这年，他正好三十岁。
三十而立，唐寅于是开始了他那矢志不渝、我行我素，然而却穷困潦倒、苦风凄雨的后半生，中国历史上因此少了一个伺候皇帝的官吏，多了一个真正的画家和诗人。
出了牢门之后，“衡者哀怜其穷”，求皇帝赏了唐寅一个饭碗，“将使积劳补过，循资干禄”（唐寅自语），派他到浙江去做一名部邮。在别人眼里，这是一个好好表现，等待皇恩大赦恢复功名，争取东山再起的机会。可是唐伯虎却说“士也可杀，不能再辱”，认为这是让他去“屈身低眉以窃衣食”。他不去上任，反而一头栽进了天人之间，走千里路，读万卷书，义无反顾地开始了自己的征途。对此，祝枝山在《唐伯虎墓志铭》里写得要言不繁，真不愧为唐伯虎的知己：
“子畏……归而不往。或劝少贬，异时亦不失一命。子畏大笑，竟不行。放浪形迹，翩翩远游……出入天人之间，将为一家学，未及成章而殁。其于应世文字诗歌，不甚措意，谓后世知不在是，见我一斑已矣。”
这几行字，虽然只说的是唐寅的后半生，但其实也是整个唐寅的人格、人生。“出入天人之间，将为一家学”，唐伯虎想搞的是天地人间的大学问而不在于“应世文字诗歌”，这种保全大节的作为大概已经不是一般“才子”们所能有的心志和风骨！难怪祝枝山在《唐伯虎墓志铭》里这么说：“子畏临事果决，多全大节，即少不合不问。故知者诚爱宝之若异玉珍贝。”
对于自己的心志，唐寅在《与文徵明书》里写得相当清楚，也十分哀恸，行文处处没有一点“才子”们的玩世不恭或者风流潇洒。这是一封一千二百字的长信，在信里，唐寅叙述了自己性格背时，命运不济的种种不堪之后，写到“如此而不自引决，抱石就木”的时候，唐伯虎先说了一句反语：“罪大罚小，不胜其贺矣。”（罪过大，处罚小，庆贺都来不及呢，怎么还敢“自行引决”呢！）接着才写了出他为什么还不去死的原因，也即祝枝山说的“出入天人之间，将为一家学”愿望：
“窃窥古人，墨翟拘囚，乃有薄丧；孙子失足，爰著兵法；马迁腐戮，《史记》百篇；贾生流放，文词卓落。（我唐寅）不自揆测，愿丽其后，以合孔氏不以人废言之志。亦将引括旧闻，总疏百氏，叙述十经，翱翔蕴奥，以成一家之言，传之好事，托之高山。没身而后，有甘鲍鱼之腥而忘其臭者，传诵其言，探察其心，必将为之抚缶命酒，击节而歌呜呜也。……何能自戮尘中，屈身低眉以窃衣食，使朋友谓仆何使，后世谓唐生何素？（我唐寅）自轻富贵犹飞毛，今而若此，是不信于朋友也。寒暑代迁，裘葛可继，饱则夷犹，饥乃乞食，岂不伟哉！黄鹄举矣，骅骝奋矣，吾卿岂忧恋栈豆吓腐鼠耶？”
上面所引的两段话，可以说是《与文徵明书》里最为慷慨激昂，甚至掷地有声的了，然而壮则壮矣，也终究盖不住写信人内心深处的悲怆。紧接着，唐伯虎竟这样结束了这封长信：
“此外无他谈。但吾弟弱不任门户，旁无伯叔，衣食空绝，必为流莩。仆素论交者，皆负节义；幸捐狗马馀食，使不绝唐氏之祀，则区区之怀，安矣乐矣，尚复何哉？唯吾卿察之！”
一点不风流，一点不潇洒，一点没有我们习惯的才子气！“饱则夷犹，饥乃乞食，岂不伟哉。”（饱着就将就着活，饿了就去讨点吃吃，岂不是大丈夫么？）这种话又是“才子们”肯说的吗？但是唐寅却肯说，因为他不是“才子”，他是个心头留有“一寸天”的大丈夫。
苦于心志，“性格就是命运”，这才是唐寅悲剧的真正原因，而不是什么一次考场冤案。对此，唐寅自己也似乎很清楚，在《又与徵仲书》里，他这么写道：
“……寅每以口过忤贵介，每以好饮遭鸠罚，每以声色花鸟触罪戾；徵仲遇贵介也，饮酒也，声色也，花鸟也，泊乎其无心，而有断在其中，虽万变于前而有不可动者。昔项橐七岁而为孔子师，颜路长孔子十岁，寅长徵仲十月阅，愿例孔子以徵仲为师，非词伏也，盖心伏也。诗与画，寅得与徵仲争衡，至其学行，寅将捧面而走矣。寅师徵仲……徵仲不可辞也。”
捣心吐肺以至于此，这恐怕更不是什么“才子”们能有的口吻！难怪袁宏道读过之后也大为感慨，写下了一句这样的批语：“真心实话，谁谓子畏狂徒者哉？”
另外，这段话还能让我们想到一件事：唐寅的为人处世既然动辄获咎，那么他会像古往今来的很多文章里说的那样，如果不受考场舞弊案的牵连，他就可能青云直上，前程无量吗？看来未必。有一则诗话写过这么一件事，说是“伯虎寿王少傅守溪诗云：‘绿蓑烟雨江南客，白发文章阁下臣。同在太平天子世，一双空手掌丝纶。’其肆慢不恭如此。”（《戒庵老人漫笔》）这等于是在说：“我无功名，你无文章，你我彼此彼此。”少傅是太傅的助手，大小也算得上是个参政议政的京官，唐伯虎居然这样拿人家开心，他这种人还能在官场混吗？
回到苏州家中之后的唐寅，袁裘（明嘉靖人）写道：“（唐伯虎）乃益自放废，纵酒落魄，所著述多不经思，语殊俚浅。人或规之，伯虎曰：‘……人生贵适志，何用刿心镂骨，以空言自苦乎？’……”这记载说明唐伯虎自己也并不想做一些人所谓的“才子”，否则他就不会“语殊俚浅”，用文人雅士们所不齿、不敢的鄙俗之言写作“著述”。唐寅的倒行逆施当然会引起一些正儒、雅儒、大儒、小儒们的反感和鄙薄，以至于后来将他的诗文荟集刻印的何大成（明朝万历年间的一个苏州人）故意说过这样的反语：“伯虎小词，率多浮薄伤雅；且不足供覆瓿，奈何灾木邪？”这句话告诉我们，当时很可能有人甚至认为：唐寅的诗文出书，无异于糟踏刻制书板的木材。
当然，世上的事往往都毁誉不一，对唐伯虎“语殊俚浅”的诗文，有人摇头就有人首肯，顾元庆在他的《夷白斋诗话》里就说过这样的话：“解元唐寅子畏晚年作诗，专用俚语而意愈新。尝有诗云：‘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君子可以知其义矣！”顾元庆也是苏州人，比唐寅小十七岁，二人可以说是同时代人。他认为唐寅晚年的诗“专用俚语而意愈新”，可以说很会读诗，无意中也击中了当时诗坛的要害──唐、宋以后几无诗，“诗必唐宋”就更无诗，写诗要有新意就必须求变。所以可以这么说：无论唐寅“专用俚语”的原因是什么，他写出了不这样写就写不出的新意。这件事实在非同小可。用今天的话说，唐寅在他生活的时代和环境中，找到了表现自己内容的形式，作为一个诗人，他开了俚语作诗的先河。可惜得很，大概是读书人都向往大雅之堂的缘故吧，这条河开了也就干了，没有成为流。而这，也就更见出唐寅的难能与可贵！
让我们信手拈两首唐伯虎的这种诗读读：
《世情歌》：浅浅水，长长流，来无尽，去无休；翻海狂风吹白浪，接天尾闾吸不收。即如我辈住人世，何荣何辱？何乐何忧？有时邯郸梦一枕，有时华胥酒一瓯。古今兴亡付诗卷，胜负得失归松楸，清风明月用不竭，高山流水情相投……君不见，东家暴富十头牛，又不见，西家暴贵万户侯，雄声赫势掀九州，有如洪涛汹涌，世界欲动天将浮。忽然一日风打舟断篷，绝梗无少留，桑田变海海为洲，昔时声势空喧啾。呜呼，何如浅浅水，长长流？（袁宏道对此歌的评语说：“以十头牛对万户侯，甚恶。”“恶”字在这里是褒意，指唐寅语言辛辣。）
《焚香默坐歌》：焚香默坐自省己，口里喃喃想心里。心中有甚害人谋？口中有甚欺心语？为人能把口应心，孝弟忠信从此始，其馀小德或出入，焉能磨涅吾行止？头插花枝手把杯，听罢歌童看舞女；食色性也古人言，今人乃以之为耻。及至心中与口中，多少欺人没天理。阴为不善阳掩之，则何益矣徒劳耳。请坐且听吾语汝：凡人有生必有死，生见先生面不惭，才是堂堂好男子！（袁宏道又批语：“说尽假道学。）
还有《伥伥词》、《爱菜词》、《一世歌》、《百忍歌》、《桃花庵歌》……等等等等，实在不胜枚举。读唐寅的这些“俚歌”会使人想起寒山诗，它们明白晓畅，深入浅出，唱的是诗人对生命的思考和感受。我们可以试想一下：这种内容的诗歌，如果寒山和唐寅不用当时的大白话，改用所谓风流雅儒的语言，写出来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attachment=11351058]
除了上面的“俚歌”，唐寅别的诗也好像也很不同于人，即使是他的律诗绝句，都没有太多的文人气，或者说“才子”气，内容和思想有独到之处的尤其如此。比如《姑苏杂咏》中的两首：
长洲茂苑古通津，风土清嘉百姓驯。小巷十家三酒店，豪门五日一尝新。市河到处堪摇橹，街巷通宵不绝人。四百万粮充岁办，供输何处似吴民？
江南人尽似神仙，四季看花过一年。赶早市都清早起，游山船直到山边。贫逢节令皆沽酒，富买时鲜不论钱。吏部门前石碑上，苏州两字指摩穿。
赞颂苏州的诗文古今不少，这样的写法却不多见──一是它们似如白话，写得不假思索；二是它们的内容。这两首诗的前面六句都说得很入耳，都说得皆大欢喜，最后两句却都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令人想起了苏州百姓的不胜负担。特别是上面的第二首的最后两句──京城里吏部门前（刻着全国供输情况的）石碑上，（因为众所周知的巨大供输）“苏州”二字都只差被人们指点摩穿哩！──如果说“供输何处似吴民”还只不过是点如实之言的话，这两句话真又用得上袁宏道所说的那个“恶”字，只怕会不那么皆大欢喜了。
[attachment=11351057]
作为一个画家，唐寅的思想个性当然也一定会在他的山水、花鸟、人物中有所表现，只是见于绘画语言的特殊性，特别是中国画，我们不可能像阅读诗文那样来谈论画家的个性和思想。不过，我们还是不难从《菊花图》看出他的“高视而不顾”的自喻、从《秋风纨扇图》和《李端端图》找到他对弱者的同情，三十岁画的《骑驴归思图》可见其对于革除功名的付诸一笑，四十七岁画的《落霞孤鹜图》则见其心灵追求已入至境，人居画面中央而融入天地自然之中，东方的人文精神弥漫纸上……细说这些应该是专家学者的事，这里就不造次了。
总的说来，唐寅身上最重要的不是“才气”，而是一种更有价值的为一般人所忽略的精神和风骨，也即他的“出入天人之间，为一家学”的意志，追求自然和生命的大学问的情怀。他的“一家学”“未及成章而殆”，这并不重要。因为就气质而论，唐寅只是一个艺术家而非哲学家，而他所谓的“引括旧闻，纵疏百氏，叙述十经，翱翔蕴奥”恐怕更需要的是一种哲学个性。
作为一个艺术家，唐寅的绘画历来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对他的诗文，特别是对他的那些“俚歌”，人们的重视程度就似乎差了许多。而对于作为“人”的唐寅的精神和风骨，我们就更是显得有点不甚在意。应该说，对于那个身处逆境的“贫*不能移”的唐寅，一般人没有印象，专家们也似乎思考不多，宣传不足，而这，正是唐寅之所以成为唐寅的根本所在。在我们思考研究“吴文化与现代化”的今天，让大家知道苏州曾经出过一个有着更高的做人目的的唐寅──他小视人人向往的所谓功名，他无意于人人用心的应世诗文，他甚至认“皇恩”为耻辱而甘愿穷愁潦倒我行我素，因此也矢志不渝地度过了“人皆不堪其忧”的后半生──是这个唐寅真实而有益呢，还是一个“才子”式的唐寅真实而有益呢？
[ 此贴被天若舞在2010-10-27 22:12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