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是不是GAY，众说纷纭_写作素材

芜楼(派派贵宾)

楼主 2011-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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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后的太监孙耀庭曝末代皇帝

溥仪是同性恋

(左起)末代皇帝溥仪的少年、青年和晚年时期

姑且不论宦官在历史上的评价，“太监制度”称得上是中国朝廷的独特文化。北京有个全世界唯一的“宦官博物馆”，里面忠实呈现了宦官的生活，其中还有中国最后一个太监孙耀庭留下的亲笔自传。

　诉说着三千年来中国历朝历代最独特的太监文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国最后一个太监——孙耀庭。

　　孙耀庭(1902年～1996年)有篇简短的自传，他说自己是宣统元年(1909年)，也就是虚岁8岁那年净身，15岁抱着荣华富贵梦想进了京城，先进了涛贝勒府，次年进了紫禁城。孙耀庭曾经伺候过末代皇后婉容，和皇帝溥仪也有颇多接触。

　　传记作家贾英华和孙耀庭交往20多年，孙耀庭在临终前才告诉贾英华一个秘密：溥仪是“水路不走，走旱路”，这是当年宫中很多人都知道的事，也就是溥仪是同性恋者，他的爱侣是唇红齿白的殿前太监王凤池。这段内容也写入贾英华的《末代皇帝最后一次婚姻解密》。　

末代太监孙耀庭晚年留影

在当时的小朝廷，孙耀庭目睹了宫廷种种内幕，也亲历了溥仪被逐出紫禁城那一幕。即使出宫后，孙耀庭都没有离开过太监朋友，一生尝尽酸甜苦辣，但简单四个字“酸甜苦辣”不足以道尽悲剧人物的个中滋味。出宫后，他在寺庙养老，直到1996年以94岁高龄寿终正寝。

　　宦官文物馆副馆长刘月平指出，“孙耀庭最后死的时候，埋在他老家，埋在老家了，过去一般太监死后不能入祖坟，后来因为他是唯一最后一个太监，而且作为一个名人，他的家人就把他葬回老家去了。”

　　孙耀庭的过世，象征着最特别也最神秘的太监正式走入历史，当世界以无可阻挡的脚步前进，这些人、这些事，不会被忘记。

清皇族后裔毓嶦：溥仪肯定不是同性恋

晚年的爱新觉罗·毓嶦

除了听力稍微差些，反应敏捷，语速极快他看起来根本不像一个82岁的老人。曾采访过毓的一位英国作家描述他“精力充沛、温和而又幽默”，“体现出了这个皇族勇于承受的精神，对于失去的地位、财产、封号，毫无怨言，为还能活下来而感恩”。曾经的显赫家世、与末代皇帝相伴二十年的特殊经历，特别是作为战犯的十年囹圄，而今都变成一种历尽沧桑后的豁达与淡定。

(1934年5月5日，溥仪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他眼中的溥仪：

溥仪在长春办了个私塾，还是抱着复兴大清国的梦想，他想先培养出心腹，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回来之后，到伪满军队里当官，这样伪满军队就成了他的嫡系。1937年我到长春时，私塾里有五个学生。除了汉语、数理化、历史课等，我来的第二年赶上开英语课，老师陈承翰是溥仪二妹夫的舅舅，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我们都是从ABCD开始学的，读的课本叫《NewCrown》。学了两年后，太平洋战争打起来了，溥仪怕日本人说他亲美，就不让我们学英语了。

　　私塾里有一堂特殊的课是溥仪亲自给上的，专讲雍正的上谕，因为溥仪最崇拜雍正皇帝，反对结党营私，溥仪本人就有些“谈党色变”，当时伪执政时期日本人就要成立“协和党”，溥仪就害怕听见“党”字，坚决反对，所以日本人把它改为“协和会”，虽然是换汤不换药，但溥仪就同意了。

　　溥仪也是个“三分钟热情”的人，那时他新买了打字机、油印机，想图个新鲜。他不会打字，宫府内的打字员正好是我们的远亲，溥仪就把他叫到缉熙楼上来看着他打字；溥仪用打字蜡纸在玻璃板上用复写笔抄的雍正上谕，再油印出来。溥仪也没长性，没讲几课，他就停了。

　　溥仪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是雍正的《朋党论》。学《朋党论》不能白学，要用实际行动表示我们绝不结党营私，怎么表示呢？就要人人互相监视，对其他人的一言一行随时要向溥仪打小报告。我们几个学生其实都是同族宗亲，但到最后都变成了非公事不言，都怕给小报告；而我们这些学生，要对他无限忠诚，绝对不许说假话。后来有的学生年岁大了，结了婚，溥仪高兴了会问一句：“昨天回家和你媳妇？？”学生也得如实回禀，不然就犯了欺君之罪。

　　溥仪的疑心重。他可能听了很多传闻，比如汪精卫到日本治病后死在那里，吴佩孚也在日本治死了，溥仪听了，总是害怕日本人安窃听器或是害他。他那段时间比较苦闷、烦躁，经常打我们出气。溥仪有一次得了痔疮，买了不少药，我那时还小，看到这种药很稀奇，随口说了句：“这药很像个熗弹！”这立即触动了溥仪的忌讳，“这不是咒我吃熗弹吗？”于是我狠狠挨了一顿板子。溥仪那时候没有生杀大权，我相信，如果有，他肯定把我拉出去毙了。皇上杀个人算什么呀？

　　在溥仪身边“不胜小心”——他喜怒无常，你真的是没法小心。有一次溥仪有点感冒，发了点烧，要避风。你在他身边看报，翻过来看另外一版，就这点风，也能让他“龙颜大怒”：“你不知道我在避风吗？用报纸在我身边扇风，是不想让我快点好吧？”于是赶紧趴在地上请罪、磕头。

　　以前我们对溥仪一概叫皇上，直到改造后才改口叫“大叔”。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提到了数百人，都用的真名实姓，但唯独我们三个“毓”字辈的，他都给化了名，我在这本书里就是那个“小固”，至于为什么把我们“三小”用了化名，我还从来没有问过他。

“溥仪不是同性恋”

　　
1937年初我到长春时，有一次溥仪在西花园东屋里举行家宴，他的弟、妹、妹夫们还有我们几个学生都参加了，我在这次家宴上第一次见到了“皇后”婉容：她特别瘦，脸上化了妆，烫了发，穿件绿色丝绒的花旗袍，旗袍的面料特软。
　　那天吃的是西餐，我们只顾低头吃，也不敢乱看。溥仪向婉容介绍了我，说“这是恭亲王溥伟的儿子”——如果论辈分，我和婉容的外祖父毓朗是一辈。那时候婉容还可以出来参加宴会，溥仪的妹妹们有时也到她那边去。
　　那时溥仪住的缉熙楼是一幢两边对称的二层建筑，西半部是“帝居”，东半部是“后居”，有点老死不相往来的势头。婉容的饮食起居由几个女佣人伺候着，还有一个太监，也是个大烟鬼，他们住在东厢房，有时偶尔靠近了东半部，就能闻见由门缝里飘出来的鸦片烟味，混杂了屋子里的各种怪味，实在是熏死人！
　　我第二次见婉容是在几年后的一天，我正随着溥仪上缉熙楼，刚上了一半，溥仪忽然朝对面一指，我一看，婉容正站在那边，蓬散着头发，穿着一件土黄色的睡袍，骨瘦如柴，满脸是鸦片烟灰的颜色，样子很是吓人。我也不敢多看，也不知溥仪作何感想。
　　在伪满洲国最后一周的日子里，苏联的飞机天天晚上飞到长春空袭，每一次空袭警报后，溥仪就带着后来的“贵人”李玉琴钻进防空洞，却从来没有叫过“皇后”婉容，看来在他眼里早就没有这个妻子了。
　　我想婉容的不幸，溥仪也有责任。关于溥仪，后来有很多传言，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溥仪不是同性恋。婚姻悲剧的根源在于他身体上的原因，其实写两个英文字母：ED，就明白了。
　　在我去长春之前，曾听父亲讲过，有一年他去长春祝贺溥仪生日时，正好遇到溥仪生父——醇亲王载沣，还有其他从北京来的清廷遗老遗少们。他们当然谈到了皇嗣问题。清宫自同治皇帝以后就再没生过皇子，那时候溥仪也正是壮年，这些遗老遗少们的希望都寄托于“今上”了。那时大家都认为不生孩子的过错在女人，所以想让溥仪的父亲出面劝溥仪再娶一房。据我父亲说，王爷听了大家的请求之后，又摇头又摆手。“知子莫若父”，当时我父亲哪里知道溥仪的难言之隐呢！
　　溥仪后来在长春又找了谭玉龄，谭玉龄在北京不过是个中学生，十七八岁，但我看见她时，烫着头发、丝袜、高跟鞋，穿着很讲究的旗袍，完全是一副少奶奶的模样。吃饭时，我们陪着溥仪，而谭玉龄由溥仪的妹妹们陪着，男女不同席。
　　溥仪在回忆录里说谭玉龄的死，“对我至今还是个谜”，我倒觉得，谭玉龄究竟得的什么病才是个谜。很多人说谭玉龄的死是日本人害死的，我如果说谭玉龄不是被日本人所害，我也没有证据，但我可以这样说：如果谭玉龄不找日本医生治病，她当时的病情十有八九也要死。
　　谭玉龄死后，吉冈安直一直张罗着给溥仪找日本女人。我那时在溥仪寝宫的桌子上，看到过一些女学生的相片，都贴在一份“体检表”上，大概有20多份，但我也不敢正视，只能偷偷瞥一眼。
　　过了一段时间，在原本为皇后设计的“同德殿”的二层，本来是空白，忽然摆上了一张双人床；有一天我从缉熙楼后门出来，见到穿着中式花衣的女孩子，正在接受消毒——就是往身上和脚底下喷石碳酸液，然后就去了同德殿。晚饭时，一个女佣向溥仪汇报“奴才小姐”今天如何如何；过了没多久，女佣汇报时，突然改口“奴才贵人”，我们明白，已经封李玉琴为贵人了。

“末代皇帝”的最后
　　从1937年到长春，一直到1957年1月离开战犯管理所，我和溥仪一起整整20年。其中付出“十年铁窗”的代价，我这一辈子，算是为溥仪牺牲了。
　　从抚顺回到北京，大家和溥仪见面，但叔侄关系平平。1961年初，溥仪到了全国政协，我那时在大兴一农场劳动，每个月公休四天，进城回家，有时就去政协找溥仪，那时也没有电话事先联系，好在他和我一样都是独身，倒也容易见面。
　　大概是1961年年底，我有一次到政协去看溥仪，他正好要穿大衣外出。我还没来得及问他去哪儿。他的街坊赵大爷也在屋里，对我说：“这人啊，要是一搞上对象，就和往常大不一样啦！你看，这么大冷的天，一早就往外跑。”我一下子明白怎么回事，赶紧告辞出来。后来听说溥仪和李淑贤结了婚，不过他也没邀请我。
　　1963年，我结了婚。本来我不想告诉任何人，但母亲还是告诉了溥仪。后来溥仪和李淑贤夫妇到我家贺喜，我也没见着。溥仪送了我一个铁皮暖瓶，上面印了一个古代美人，这在当时已算很讲究的了，因为一般的都是竹子套的。
　　后来一个朋友到我家看到这个暖瓶，告诉我这是溥仪结婚时别人送的礼物，但他嫌古代美人属于“四旧”，不太好，一直没用，又送给了我。看来溥仪的脑筋真是够“新潮”的！但我也没几个钱，“四旧”就“四旧”吧，裁了个红纸条写上“破旧立新”四个大字，贴到大美人身上，接着用。
　　溥仪在“文革”中得了肾癌，手术切除了一个后没多久，另一个肾也出现了癌细胞，最后在60岁那年死于尿毒症。溥仪临死前也没得安生，他的那本《我的前半生》被翻译成好几种外文，发行量那么大，结果成了“大毒草”，他带着病还得批自己的“大毒草”。
　　在长春，李玉琴的兄嫂被红卫兵打成了“皇亲国戚”。李玉琴为此专门带着她的嫂子和一名红卫兵，来到北京找溥仪，证明她的娘家在伪满时期不是皇亲国戚。那时候溥仪正在协和医院住院呢，但谁还关心这个“牛鬼蛇神”呢？李玉琴在她的回忆录里说，他们为了弄这个证明，在北京前后呆了80多天，也就是说把住院的溥仪给折腾了两个多月。
　　溥仪死后，骨灰本来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后来一个姓张的老板在河北易县西陵附近买了块地，建了“华龙陵园”。经人介绍，张老板认识了李淑贤。不知怎么谈的条件，劝李淑贤把溥仪骨灰搬过去。盖了三个坟头，除了溥仪和李淑贤外，还有一个是为了葬谭玉龄。1995年1月26日这天，溥仪的骨灰下葬到这里。
　　细心的人都能看出来，当时只有李淑贤一个人抱着骨灰盒，没有爱新觉罗家族的其他人前来送葬，因为大家都反对把溥仪的骨灰由八宝山移走。谭玉龄死后就停在长春的般若寺，抗战胜利后给火化了，把骨灰带回北京，放在溥修家中，等到溥仪回北京后，骨灰又交还给溥仪保存。溥仪结婚后不久，有一天李淑贤告诉他，说自己做了一个噩梦，梦见一个穿白色长袍的女人。溥仪没办法，只好把骨灰交给毓保管。“文革”后，毓也被清出北京，他在房子的墙脚挖了个坑，把谭玉龄的骨灰暂时放在那儿。现在，谭的骨灰保存在长春伪皇宫里，不知将来在哪儿安葬。
　　1997年，李淑贤也因癌症去世了。但她临死前，却说自己不想葬在溥仪那儿了。她说，溥仪生前给人当了半辈子傀儡，死后我不能再让他当招牌了，我的骨灰坚决不和溥仪葬在一起，我要去八宝山。现在他俩都走了，也没什么直系亲属，溥仪的身后事现在也只能就这样搁着，所以我给溥仪作了一首诗，最后一句是：“可怜秋月一茔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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