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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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被 Kalid^赦生° 从 小说故事 移动到本区(2011-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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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的全市自己写的，能不能多加点金币？
纵横山西
（一）
我想我应该为山西叙一曲愁肠了。
（二）
我是山西人。
对于我的一片故土，我却一直不敢下笔也不忍心下笔，一下笔山西历史的厚度总要无形囚禁自己，就缘于从前的山西，文化太悠久，晋商文化精神太灿烂，太厚重了，而时下的山西，又太颓废，太浓重，太需要一次历史的反思了，一种时空的断层，巨大的反差总让我惆怅与慨然，而且总要跨时空地在每个中国人的心理复杂到纠缠，痛苦地反刍着，一个诺大的历史疑问就像是历史的囚笼囚禁了现代人的沧脆，往日晋商的辉煌早已蒙尘落垢。
旅游业中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十年中国看深圳，百年中国看上海，千年中国看西安，五千年中国看山西。
看中国五千年其实就是看历史，山西的历史太厚重了，厚重的我看山西只能是窥探，而无法也没勇气凝视，山西就是个皱纹满面的老妇，老泪纵横，撩一撩衣袖，也撩不起少女脸蛋的红晕，多情的月光投于窗前，老妇也只是弹弹窗前玫瑰上的灰尘。
山西晋商在时空上断层了。
以现代人的眼光看山西历史多少有点幼稚，就像是年幼的小孩凝视父亲满脸的深沉，了解了父亲的苦心，却永远难于了解自己，自己究竟充当了一个怎样的角色，时代的觉醒者？历史的守旧者，为何今日浮华若梦？几个文人把山西历史抖出来，我们在心灵上深深阪依于过去，多少有点聊以自慰与心酸，山西富裕过，满脸的喜悦和满口的哀叹，介于觉新与守旧，我们开始了真正的摸索，就像是老者穿着紧身衣服，步履蹒跚，不时目视着穿着性感三十左右的少妇凸起的酥胸。
（三）
这么说，大概会招致很多山西人的鄙视，你他妈的算个什么东西，年少着载着拉煤的车捏一袋陈醋口吐横沫，老着则拿着沾煤的衣服挂在历史的街口，望历史能洗去今日的污痤，我站在汾河边上穿着过去的衣服，吹过的风激起了阵阵涟漪，水清如历史，眩目的湖光如今生浮梦，口中大喊，我他妈的就是山西人。
山西的历史太厚重，现代人看的依稀模糊，山西现在太浓重了，现代人背负着煤与陈醋抱着晋商的昔日，站在经济发展迅速的中国，下一步的迈出将何去何从？
走向过去，过去有什么？如果没有几个文人的重翻旧史，我想过去就只能是地下的历史，永不见天日，文人的笔就是一座桥，接住了山西空间上的断层，尘封了山西乃至人类历史意义上的劫难，山西空间与时间的生态系统与发展定位，总让人感觉有种类似于这种结构，突然……沉默，沉默……突然，于是山西人沸腾了，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与未来的挣扎，但愿真的能够从山西乃至人类意义上的“真”中“突然”。
我作为一个山西人，也是从文人余秋雨的笔下觉醒，这是有愧于山西的，山西我向您磕头道歉了，于是我走了山西的一些地方，也从网上查了很多关于山西的资料，又从深层次意义上了解了山西，尤其是山西的晋商文化，余秋雨说，是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摧毁了山西商人，最本质的原因是他们未形成一种高层性的理论，依我的观点看是山西人在当时一个环境中价值序列定位的错误，这点我在下文中将仔细阐述，结合当时的政治局面，我想山西商人所构建的经济系统就像是一条内裤，当时政府穿着华丽，为了维护表面的尊严，迫于外界的势力与自身矛盾，慢慢脱去内裤，晋商文化，山西的地位也就逐渐消失，而现在山西煤资源的丰富与乱开采让晋商精神断层。
那么，山西晋商到底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究竟是基于怎样的一个历史锲机应运而生的呢？我从资料中慢慢地了解到这一点：
晋商之旅应该从运城那一片浩瀚的盐池开始。这里是晋商的起点。
为什么晋商从这里起步?
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贸易不是产生于分工或比较优势，而是基于生存的互通有无。在那时的自然经济中，交易是为求生服务的，所交易的是生存必不可缺的物品。一个地方要能产生贸易，惟一的条件是生产生存必不可缺而其他地方又没有的产品。对晋商兴起起到关键作用的这种产品就是被古罗马诗人荷马称为“神赐之物”的盐。
山西南部的运城古称安邑。在安邑和解(音读hai)州之间有一个长约五十里的天然盐池，出产无须加工即可食用的自然结晶盐。安邑县属于河东郡，盐池所在地为潞村。因此，这种盐称为河东盐或潞盐。盐池里的盐取之不尽，用之不完，至令仍然支撑着一个大型盐化工业国企——南风集团。
人类是如何发现并开始食用盐的，已无法考证。最早应该是生理需要使人发现并食用自然存在、无需加工的盐。据历史学家考证，至少在6000多年前，盐池附近的人就知道收集并食用盐池中自然结晶的盐。从湖边发现的人类遗骨似乎可以把人类食用盐的历史追溯到更早。传说中黄帝与炎帝之间的战争，以及发生在这一带地区连绵不断的大小战争，都是为了争夺对这个盐池的控制权。在政治家看来，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经济学家看来，一切战争的根源都在于经济利益。在远古时期，控制盐的利益丝毫不亚于今天控制石油的利益。
黄帝、炎帝之说是无法“证实”或“证伪”的传说。但这个盐池哺育了夏、商、周三代的中原文明是不容置疑的。夏朝已有关于盐生产和贸易的记载；商代的《尚书》中有“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的记载；周代时，咸味已被作为“五味”(酸、苦、辛、咸、甘)之一；《周礼》还有“以咸养脉”的治病记载。中国制盐的历史也有4000年以上。古籍中有“宿沙作煮盐”的记载。宿沙是炎帝(一说神农氏)时的诸候之一。
最早把盐拿到其他地方去卖的，应该是生活在盐池附近的山西人。这些人是最早的晋商，也是最早的中国商人。日本学者在《历史和盐》中考证出，商贾的“贾”字出自“■”。这个字就是今天的简体字“卤”。《说文解字》说：“盐，卤也，天生曰卤，人生曰盐”，卤就是指盐池中自然结晶状态的天然盐。他由此推断出，中国的商业起源于盐，最早的中国商人是山西人。
有学者把晋商的产生归因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或者表里山河的地理位置，或者勤劳诚信的文化传统。这些因素对晋商的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但决不是晋商产生的关键因素。与山西有类似条件的地方并不少，为什么最早的商人不出现在其他地方，而独出现于山西？晋商的出现仅仅在于它拥有这种自己独有而别人所无的盐。盐池边有“池神庙”，我想这应该也是“商神庙”，是晋商和中国商业的原始起点。
盐成为这一带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春秋时期，这一带是晋国。晋文公重耳利用这个自然优势，因势利导，推行了“轻关、易运、通商、宽税”的政策，鼓励商业发展。自然条件加政策鼓励，晋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批富商。《国语》中记载，绎邑(现为运城的绎县)富商“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眼”，“能行诸侯之贿”。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这些商人已经富到可以开着大奔，穿着阿玛尼这样的名牌西装在王侯之间行贿、游说了。可见他们已有相当巨大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了。商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晋国迅速强大起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称霸时间达160年，是五霸中最长的。晋国也成为最早进入封建制的地区之一。
第一代晋商的财富也许不如以后的晋商，但他们的影响不可忽视。据《史记》记载，晋流亡公子计然经商成功，并把经商经验上升为理论，总结出了一套称为“积著之理”的经商之道。助越王勾践伐吴成功后远走江湖的范蠡正是受计然的启发从商致富，人称“陶朱公”。范蠡称计然为师。山东人猗顿向范蠡请教致富之道，范告诉他养牲畜和贩盐。猗顿来到今天的临猗市，从事畜牧业和盐业，成为巨富。《史记》中有“猗顿用卤盐起”的记载。据说，猗顿与一位名叫郭纵的铁匠一起，发明了用铁锅(称为“牢盒”)煮盐水生产盐的方法，以后这种方法一直延续了下来。今天临猗市还有猗顿的雕像，纪念这位晋商的远祖。
汉武帝接受桑弘羊的建议实行盐铁专卖，由政府控制盐的生产、运输、批发与零售，盐商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但官管盐效率低下，满足不了社会需要，也无法增加财政收入。北宋雍熙三年(986年)，开始实行“折中制”，即商人把粮食运到边疆(称为“入中”)，商人“入中”后授予盐引(称为“折中”)。然后到指定盐场领盐，销售。这就放开了盐场的运输与销售。庆历八年(1048年)，太常博士若祥制定“钞盐法”，规定商人交钱四贯八百，买一钞，可到盐池领盐200个。宋元两代都实行了这种盐引制。这种制度为商人参与盐业贸易创造了条件。形成了河东盐商。这是山西人大规模从事盐业活动的开始。“折中法”是政府在盐业销售中的国退民进，成为晋商形成的历史机遇。
到元代，随着山西商人参与盐业，河东盐池的盐业生产与销售与日俱增。由于盐政管理和贩运盐的商人增加，潞村这个弹丸之地已不适应需要，于是开始建城。至正十六年(1356年)，该城建成，始称凤凰城，因这里是盐运司驻地，就命名为运城。运城与盐业同步发展，成为河东郡的重镇。所以，运城就成为晋商的起点。
晋商产生于山西南部，然后向北发展，最后在中部形成高潮。这正是我们的晋商之旅从晋南开始的原因。
晋商之旅开始以后，山西人便驮负着一份家庭的责任，驮负着离别的哀怨，驮负着商人人格应有的坚挺，开始了人生的苦旅，山西商人为此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人格代价，多少年来泪水渗入了土地的血脉，土地包容了人世间最伟岸的人格，平日的意气磨成了沉默的无奈，终于在生命的某一天，驮出了一个轰轰烈烈，驮出了一个五湖四海，尤其是在清代以后，山西人都把精力集中在了买卖上，拥有丰富盐铁资源和处于政治军事要冲位置的山西，轰轰烈烈地驮出一个健全的山西商业人格，明清两代，随着戍边的需要和经济的发展，山西商人被历史性地推到了商业发展的前台，最终创造了长达五百年的商业传奇。到清代，晋商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商帮，经营范围包括盐、铁、茶叶、丝绸、粮油、木材、杂货等等，五花八门，经营地域遍布大江南北，远至俄罗斯、蒙古等地。而在清代道光年间，票号的横空出世更是将晋商推向了最辉煌的顶点。
山西的商业系统影响并逐渐形成了山西人特有的价值定位系统，而这种价值定位系统却鲜明地与当时社会价值定位系统格格不入，恰如其分地嵌入历史的锲机，山西人起来了，由于山西人的特有价值定位系统，山西人当时的习惯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最聪明的孩子是做买卖；其次的是种地——所谓种地应该说就是当个小地主——种地；再次一等的孩子学个手艺，比如说学个木匠、学个瓦匠等等；那么最笨的、最没出息的，这孩子没办法，只好让他念书去，这样说看似分配得精致，其实则不然，山西人构建的是经济系统，国家是专制的政治系统，一个国家的衰落往往由于政治的黑暗，先是经济系统的凋零，政治人可以拼死挣扎到最后，或许政治系统还可以复活，而经济系统却远去，只能重新构造，就像是一个穿着华丽的富贵人，如果让其被迫脱去衣服，我想最后留一件衣服，我想在一个房子里，他会选择脱去内衣，最后只穿外套，没了里面的衣服，走起来路来还会舒服吗？这显而易见，其节气已尽矣，节气已尽矣，山西人的经济系统成了政治系统垂死挣扎的事先牺牲品，山西人的价值定位系统注定要如此，一群缺少精神皈依的山西商人，一群在乱世中茫然的山西商人，你还在站在门口张望着什么？软弱的政府，无序的混乱酿造了乱世，等待着连最后一个黄昏都落尽，回头店物精神皈依两空空。
为什么山西人的价值序列定位注定要如此？这与当时的政治系统有关，山西人的价值序列定位适合于一个经济系统，并不适合一个浮生若梦的国家，并不适合于一个专制的国家，一个国家的政治永远高于经济，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便可说明这个问题，印度为什么如此贫穷，还要搞核实验，经济是政治家手中的女人，如果山西人的价值序列定位如此，我想情况大概就会发生变化，最聪明的山西人从政，其实是从商，再次一点的当一个小地主，最苯，最没出息的只好让其面朝黄土，背朝天，山西人太需要政治的主角了，无可否认，当时山西商人也有一定的政治皈依，用金钱构建的皈依，山西商人的微笑句如同海市蜃楼一样，笑的自然却委屈，当一个时代终于消失，孤注的山西人哭了，哭得如此浓重深沉。
（四）
票号的发生，说起来有它的偶然性，怎么叫偶然性呢？我们知道，在嘉庆和道光年间，当时社会不太安定，各地的农民起义非常多，其中活跃在北方的主要是白莲教。我们知道过去商人挣了钱都是雇镖局，然后把挣的钱运回去，都是采取这种形式。但是当时白莲教在北方起义的时候，银子很不安全。在这个时候正好是当时平遥有一个姓李的李家，这个主人叫李大全，他开了一个颜料坊，叫西裕成颜料坊，就是专门卖颜料的，他在北京有分号，在天津也有分号。所以有朋友就托他把自己的钱放在北京，然后他给开个条，到山西再去取钱去。这个人挺仗义，觉得朋友请我帮忙嘛，这很正常，所以他们就把钱放到北京或者天津，因为他们在那儿也有业务，也需要钱。放在天津、北京，然后开个条，到平遥总号再去换真金白银去。所以最早就是帮助朋友。
后来他那个掌柜，掌柜现在我们叫总经理了，他的掌柜叫雷履泰，非常有名的。雷履泰就发现他的东家是把它作为好事，帮朋友忙的，其实他觉得这是一个商机，也就是进行银钱的汇兑，异地汇兑，其实这是个商机，所以他就劝他的老板，把这个颜料铺干脆改成一个票号。所以道光三年，也就是1823年，历史上第一家票号叫做“日升昌”就此诞生了。
我们从这儿来看，票号诞生有它的偶然性，什么偶然性呢，也就是说有朋友需要帮忙，所以东家李大全对朋友很讲义气帮忙他，也正好赶上雷履泰有商业眼光，从帮忙里边看到了一个新的商机，所及建议他老板开了票号。这是它的偶然性，但是我们说这种偶然性有它的必然性。怎么有必然性呢？也就是随着商业活动的发达，它一定是金融事业的发达。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金融，那么商业很难再进一步发展。所以明清时代中国的商品经济相当发达，也就为中国的金融业的发展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要求。也就是商业发达了，商品经济发达了，一定要金融也发达。所以这个时候，需要票号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历史的要求。那我们说为什么历史的要求是由山西人、由晋商来实现呢？这里边，就是晋商有他从事票号的必然性。
有什么有他从事票号的必然性呢？我们说第一个，从事票号需要大量的资金，要钱、要资本，而当时山西商人是“富甲海内”，在海内可以说是最有钱的。怎么叫最有钱呢？我们知道明代的奸臣严嵩，严嵩的儿子叫严世蕃，这个严世蕃曾经评论天下谁最有钱呢，他就把资产百万以上作为富人的标准，他调查的结果有十七家是资产达到百万以上的，这十七家十二家都是皇亲国戚，都是有权的人；有五家是老百姓，其中这五家里边安徽，就是徽商，就是徽州这一带有两家，而山西有三家。可见天下五个富人，三个就是山西人。所以山西人资金雄厚，从事金融业就有资本，有条件，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金融业既然是搞异地汇兑，在全国一定要有分号，而山西商人在发展的过程中实际上在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分号，那么这些分号做票号进行汇兑就非常方便。
第三个，就是山西商人有一批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换句话说，也是有一批非常精通业务的人。这批人就可以成为票号的骨干。这是第三个。
那么第四个呢，我们说最关键的就是山西商人的诚信是天下有名的。
那么这个票号做什么呢？我们说票号主要是两种业务：一种业务就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第二个业务就是银两的汇兑，也就是我们说的异地汇兑。比如说你要到四川去做买卖，你从北京你不用把银子带过去，你把钱放到票号里边，票号里边给你开一个条儿，然后你自己到四川去，到了四川成都以后你可以找到这个票号的分号，然后再把这个票换成银子在当地使用。所以这个票号的汇兑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汇款，就是从事这个业务。另外第三个业务就是把各种不同成色的银子通过冶炼，给它变成成色统一的一个标准化的银子。所以票号主要是从是这样一些业务的。
晋商的票号发展得应该说是非常地迅速，业务量做得也非常大。起先他们主要做民间的信贷，也就是商人需要的时候，通过票号进行汇兑。在太平天国以后由于交通运输不太安全，所以以后逐渐地清政府的财政汇兑实际上也由晋商代理了，也就是各地政府把银子交给中央政府，过去就是用镖局、用车来运真金白银，现在也改为由票号进行汇兑。这个来说对于山西的晋商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政府的汇兑这一块数额非常巨大，所以这就给晋商提供了一个发展的机遇。另一次机遇就是八国联军进北京之后，我们知道慈禧和光绪皇帝西逃，在西逃的时候就受到山西商人的接待，山西商人就接待了慈禧太后，因为当年慈禧太后很狼狈了。逃出来非常狼狈，慈禧太后就受到了山西商人的接待，不仅接待地非常好，而且还给了20万两银子让慈禧太后路上用，随便花花。慈禧太后回去以后非常感谢山西商人，所以就把八国联军进北京以后的赔款，我们向各国的赔款，全部交给山西人办，总额，本息总额在一亿两白银。所以这个也使得晋商在1900年八国联军以后，一直到1910年清政府垮台以后，其实这是晋商最辉煌的这么一个时期。你看这个晋商通过了这么一系列的过程，所以做成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商帮。
＊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全国一共拥有的51家票号，其中有43家由晋商开办。而票号的英文也被翻译为“shanxi
bank”，西方人还将票号称做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票号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而晋商的贡献还不只如此，它还是世界上最早采用股份制的商业企业，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晋商被认为是在历史上也是最早采用股份制的一种商业企业，可以说和国外的股份制公司大概是同时起步，并不比西方落后多少。这种股份制企业它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钱不是一个人出的，而是许多人出的，但是在许多人里边一定有一个人叫做大东家，他说了算。那我们看，若干人把钱凑到一块来做买卖，这个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股份制。所以晋商的票号、晋商的商店许多都是采用了股份制的形式，也就是一个大东家，然后有其他人来入股，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股份多元化，而且还有人相对控股。
在这个制度下晋商实行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也就是东家不做买卖，谁做买卖呢，雇佣职业经理人来做买卖。而且晋商里边实行什么呢，实行全权授权经营，什么叫全权授权经营呢，也就是东家做买卖的时候他自己不做买卖，他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雇一个大掌柜，我们现在讲的话叫做总经理，雇一个大掌柜，然后把自己的业务完全交给这个大掌柜去独立进行经营。这也就是说，这个大掌柜，资金的运用、业务的调派、人员的招聘、内部管理完全由大掌柜一个人说了算，而大掌柜本人并不是东家，也就是东家所雇来的一个伙计。这就是实行全权经营，全权授权经营，由总经理经营。而且晋商里边对东家有很多限制，也就是要求东家不能够干预大掌柜的经营活动，你比如它规定东家的“三爷”不许进这个商号，所谓“三爷”呢，就是“舅爷”，小舅子；“姑爷”，女婿；“少爷”，儿子，这“三爷”不许进票号。这就是东家就把自己的一切经营权都交给了大掌柜，所以可见这个大掌柜就非常重要了。
正因为大掌柜重要，所以应该说山西是非常重视，晋商是非常注意人才的。注意人才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票号在福州的一个分庄，也就是我们说的分号有一个掌柜，也就是分号的经理，叫做阎维藩。这个人经营很有一套，但是他有一次把钱借给了一个军官叫做恩寿，这个军官拿钱干什么呢，用现在话讲就是拿钱去买官，就问阎维藩借了十万两银子要去买一个官。总号就认为这事太冒险了，十万两银子给他了，他买不到官这银子不就打水漂了吗？所以总号就指责他，而且还要处分他。可是恩寿这个人拿了这个钱以后还挺能干的，左活动右活动，终于当上了官，所以他很快就把这十万两银子还回来了。那么既然把钱还回来了，所以总号对这个事也就算了，不了了之了，可是阎维藩觉得不舒服，那我还没权自己做主我怎么挣钱啊？我借了钱你还怨我把钱给了别人不该给，你尽管不处分我，他觉得不舒服，所以就辞职不干了。但是这个人应该说是个经营的天才。
当时乔家的乔致庸，我们知道乔致庸是乔家的成长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这个乔致庸听说阎维藩已经辞职回来了，就想聘请他当自己的票号的总经理。为了聘请他，乔致庸就派他的儿子在路上等着，从福建回到山西的路上在那专门等着他，等了好几天终于把这个阎维藩等来了，乔致庸的儿子就上去说我爸爸让我专门来迎接你的。乔致庸当年已经是山西有名的富翁了，这么大的一个富翁派儿子来接他，他觉得非常感动，心里热乎乎的。你看对我这么礼貌，专门派他的儿子来接我，而且带来了十个人抬的轿子专门来接他来了，阎维藩一寻思自己的年龄比乔致庸的儿子还年轻，坐轿子，自己坐轿子让他在下面走着，实在不落忍，实在是做不过去，所以他说什么也不肯坐轿子。那么俩人都不坐轿子，好了，俩人一块儿走吧，所以轿子空抬着，他们俩人就走着走，一路走回这个家里头。回去以后乔致庸就设宴，隆重地招待阎维藩，然后跟阎维藩就谈起了他的打算，这个阎维藩觉得非常感动，对我这么重视，那我一定得给你好好地做出点样子来。所以后来乔致庸就聘请当他的票号，叫大德通的大掌柜，也就是总经理。
阎维藩因为受人之恩，所以就士为知己者死，票号做得非常好，一共当了二十六年的大掌柜，在他任职期间票号里边每股的分红平均达到一万两银子，这个应该说在当时都是非常突出的。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晋商票号是非常地重视人才，不惜用一切手段来拉拢人才。
＊ 可以说，晋商能够走向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培养和吸引了一大批具有商业头脑和知识储备的人才。可是，晋商又是如何吸引人才的呢？票号里那些几近苛刻的制度，为什么没有把员工吓跑，却成全了山西人口口相传的“有儿开商店，强过做知县”的民间谚语呢？
晋商成功秘诀之一 激励机制
晋商之所以成功，就是有一套相当完善的激励机制，它的激励机制是什么呢，我们说晋商里面工作他的收入可以分为两块，一块收入我们叫做“固定收入”，那么这个固定收入又分做两块，一块就是你在票号里边工作，你的穿、你的吃、你的用，一切都是由票号给你，实行“供给制”。那么这个待遇怎么样呢？最近有一篇文章，就是一个票号的后人回忆他父亲在票号时候的待遇，他说待遇非常优厚，比如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每天中午都有肉，而且基本都有酒，冬天还给黄酒，山西人喜欢吃火锅，这个火锅不是我们现在的涮锅子涮羊肉什么的，不是，它是把什么肉啊什么菜啊炖在一个火锅里边咕嘟咕嘟炖着然后吃着，冬天是每顿饭两个火锅，一个羊肉火锅，一个猪肉火锅，你随便吃，山西人爱吃面食，所以这面食呢什么猫耳朵啊，什么切面啊，什么刀削面啊，什么各种各样的面，什么各种烧饼哪、馒头哪等等，票号里边吃的东西基本上是半个月不重样，每天都是换一样，你看这个吃得非常好。穿的呢，应该说穿得也非常好，夏天都是丝绸，冬天都是毛料。其他的，比如说你在外地工作你要回来探亲，你坐车也好坐船也好，一切费用都是由票号支付。这块儿我们叫什么呢？叫做供给制，供给制的待遇相当好。
那么另一块固定收入叫做“辛金”，这个辛金就是我们所说的工资，那么一般从什么时候起步呢？就是这个票号的后人回忆的时候，他爸爸出徒以后起步，第一年是二两银子，第二年是四两银子，然后工作了十四年以后银子涨到了一百两银子。一百两银子是什么概念呢？历史学家计算，大体上当时的一两银子相当于现在的二百块钱，也就是一百两银子就是一年的固定工资，就是两万块钱，这两万块钱就是让你养家糊口用的。我们说这是一部分收入。
那么另一部分收入，叫做“身股制”。这个身股制在晋商里边是个特殊的创造，所谓身股制，也就是晋商票号里边的股份有两种称呼，一种叫银股，就是东家出的钱，出的资本，叫做银股；一种叫做身股，这个身股不是花钱买的，是什么呢，是东家给你的，给你干什么呢，作为你分红的一个凭据，就是你分红能分多少红呢——身股制就是让你参加分红——能分多少红就看你的身股有多少。晋商票号里边怎么分红呢？我们比如举个例子说，假如我们今年的票号一共盈利是100万，那么当年签订合约的时候就讲清楚了，比如说银股和身股叫做六四分成，所谓六四分成，也就是这100万两银子里边有60万两是出钱的东家所获得的，然后东家根据他们的股份再去分这60万两银子；剩下的40万两银子是员工的身股分红的，你比如说一共有100厘的身股，有40万两银子，一股就是四千两银子。都是按这样来分的，那么你分多少就看你身股有多少，然后决定你分多少。这个身股制我们现在也叫做全员分红，也就是所有的员工都参与分红，也就是说都根据你身股的大小来决定你分红的多少。
那么能分多少呢？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员工，身股就是三厘，平均每年能分到1075两银子，这是平均数，当然有多有少，但这是大致的一个平均。一千多两银子相当于多少呢？我们看，就相当于现在的20多万人民币，啊，那么你说这个收入就是相当高了。如果你当了中层，拿到了五厘、六厘身股，你当到了高层，拿到了十厘身股，这时候你分的银子肯定就更可观了。那么身股能分红还取决于什么呢？除了取决于身股的高低以外，就取决于票号经营的状况，也就是看票号经营得好还是经营得不好，经营得越好你分得越多。所以这种激励制度就把员工的收入大小和票号的经济效益好坏密切地联系在一块儿，所以这个时候员工的票号工作就有积极性了。
我们知道票号对员工要求非常严，有“十不准”，比如说外出，你到外地工作是不许带家眷的。那你说过去不带家眷，可以娶小老婆，旧社会可以娶小老婆的。它有规定，你在外地是不许娶小老婆的，不仅不许娶小老婆，而且晋商严格规定：就是你在外地工作，娶老婆一定要回山西，娶一个带醋味的小妞，不能在外面娶，娶就要娶山西人。比如你在四川工作，你看到一个四川姑娘挺好，你说跟她结婚吧，带回山西来，那是不行的，你敢娶，立马就把你开除了，所以要回来。你看这些要求就有点苛刻了，都有点违背人性了啊。当然，更不许吃花酒，就是说你要到什么歌舞厅这种地方是绝对不能够去的。不许贪污，不许盗窃，不许懈怠号事，就是不许在里边干活磨洋工，不许假公济私，不许私自贷款，等等等等有“十不准”。
你知道规定得这么严，为什么员工愿意执行呢？我们说就是因为这个激励机制非常有效，也就是说，我好好在票号工作，根据我的业绩，根据我的职务，我的身股不断地增加，我分红也多了。票号做好了，那么我钱挣得也多了，因此他愿意受这种约束，而在票号里边努力工作。
＊ 据统计，清代知县一年的全部收入是1045两银子，只和晋商一般票号的一名三厘身股的小伙计大体相当。难怪山西人不读书，不做官，偏偏一心一意地要做买卖了。可以说，晋商创造的激励机制确实成就了晋商。但是，激励机制固然重要，却不是万能的。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怎样才能让激励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晋商的成功到底还有什么秘诀呢？
晋商成功秘诀之二 企业文化
晋商不仅讲究制度，而且讲究现在话讲我们叫企业文化。晋商的企业文化是什么呢？我们说晋商的企业文化就是诚信。所谓“诚”也就是店家，也就是开商店的、开票号的对于顾客一定要讲究一个“诚”字，以诚来对待自己的客户。所以在晋商里边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你比如说八国联军时期北京的分号都被八国联军毁坏了，账本也给烧了，钱也丢了，但是晋商仍然坚持只要你拿票，只要你在我们这儿存了钱，有账本，我们给你照付不误。那么第二就叫“信”，所谓信，也就是员工要忠于东家。你想当年东家把这个钱全部交给大掌柜经营，由你控制，你想怎么用你就怎么用，你想怎么调配就怎么调配，如果这个大掌柜不忠诚的话很可能自己卷款逃跑，讲究信，我就“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在晋商里边形成了一非常强烈的传统。所以在很多动乱的时候，晋商的职业经理人非常敬业。其中就是1900年左右八国联军那个时候北京城很乱，所以总号告诉各个分号，你们不要官钱丢了多少，也不要管店铺怎么样，只要人回来就行，所以让他们都撤回来。但是有一个分号总经理叫做齐梦彪，他就坚持让别人回去，自己不回去，为什么呢，他留个人在这儿损失就小一点，不留人损失就大一点，所以现在讲的话，他把自己的生死置于度外，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使他这个票号成为八国联军在北京烧杀抢掠期间受损失最小的票号。那你看他对东家非常地诚，生命都不顾了，一定要把东家的财产保护好。讲究诚信，这一点也是晋商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晋商成功秘诀之三 群体精神
第三个因素，我们说就是晋商讲群体精神。讲群体精神，也就是大家共同致富的这么一种精神。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对于票号政府没有任何的限制，没有任何的规定。那么你说这个票号怎么能管理这么好，大家这么守规矩呢？就是因为票号的人自己团结，形成为一种团体，这种团体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然后共同把事情做好。所以我们说商帮，什么叫商帮呢？商帮就是以地域或者是血缘为纽带，一个松散的商业联盟。它一定有一个纽带，你比如说徽商的纽带其实是血缘关系，徽商是讲究家族关系的，是以血缘关系为中心的。而晋商是以地域为中心的，所以晋商里边讲究叫做“用乡不用亲”，用人一定要用老乡，但是不能用自己的亲属。这种老乡的观念就把大家团结在一块儿，统一在一块儿，所以晋商里边讲究群体精神，互相帮助、互相制约、互相进行协调，这是第三个成功的原因。
晋商成功秘诀之四 官商结合
那么第四个我们说它成功，你也得看到他们成功里边也有官商勾结。换句话来说，在封建社会里边，任何一个成功的商帮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都靠了一个官商勾结，都和官方要勾结起来。晋商里边官商关系也是走得很厉害，你比如他们和当年的各省的巡抚，比如说张之洞，我们知道张之洞，和许多贝勒，和许多亲王，其实都有密切的个人关系。这种个人关系就对晋商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 尽管晋商有着辉煌的历史，但是随着1914年日升昌票号的倒闭，标志着晋商左右中国金融界一个世纪的历史结束了，晋商也从一个庞大的商业王朝一步步走向最终的没落。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摧毁了山西商人苦心经营百年的金融帝国呢？中国最富有、最显赫的商帮从此一蹶不振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晋商的没落
那么为什么晋商会走向衰落呢？我们如果用理论化的概括来说，就是晋商没有完成两种转化。一种转化，就是没有从封建商业资本转向现代工业资本，没有完成这种转化；那么第二种转化，就金融来说，没有从封建钱庄的金融制度转化成为现代银行制度。那你说他为什么没有完成这种转化呢？从根本上说，我们说晋商有保守和封闭的一面，而且这一面在晋商的后期表现得特别突出。什么叫做保守和封闭呢？也就是当年的山西晋商根本不了解世界形势的变化，认为自己的钱庄、票号也就是最好的金融形态。其实这个时候外国的银行已经进入了中国，而且中国的银行也最早基本上是由宁波人创办，银行也开始出现了。
那么现代银行和传统的票号有很大的不同，为什么呢？传统的票号资本都很少，大概是几十万两银子就算是多的，最多的几乎没有超过40万两银子的，所以实际上资本的实力很小。而现在的银行它是什么呢，它这个资本金特别雄厚，因为什么呢，因为现代银行是广泛地在社会上实行招资。但是票号一般是针对大户，很少针对小户的。再一点，现代银行靠的是制度，靠什么呢，比如说抵押制度。而票号就是靠什么呢，就是靠一个信誉，我对你的信任。所以叫什么呢，叫做万两银子一句话，只要我觉得你这个人讲信誉，你说一句话我这银子就借给你。收不回来，收不回来就算了。而现代银行是讲究你有贷款保证，你贷我的钱我看什么呢？房子，你把房契拿来，工厂，你把工厂的地契拿来，我才贷款给你。所以这两个制度不一样。
我们说当20世纪初的时候外国银行进入中国，中国本地的现代银行也在出现，在这种情况下票号就不思变。为什么不思变呢？票号的这些老板们老觉得自己做得挺好了，根本就不用变，变它干什么，挺好的，所以就不想变。那么有没有人做过努力呢？有。当年票号在北京的一些分号的老总、掌柜，也就是分号的总经理，他们因为在北京见的世面多，所以看到了世界的变化，认为晋商要能活下来必须走向现在银行。现代银行的机会有没有呢？有呢，第一次是慈禧太后让他们办大清户部银行，也就是国家银行，那么要晋商出钱、出人来办这个银行。但是晋商拒绝了，我们出钱出人，银行是你管，那我才不干呢，所以晋商拒绝了。后来经过和政府谈判，清政府同意是由政府出钱、由山西人办银行，这个机会多好啊！但是晋商又拒绝了，觉得银行不行，又拒绝了。拒绝以后，北京这些票号的这些总经理们就非常着急，所以他们就策划通过股份制的方法，把小的票号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大的现代银行，所以他们进行了许多次讨论，而且提出了方案。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人不是决策者，当把这个方案报上去以后，位居高位的大掌柜和东家们实际上对这个方案都持了一个否定态度。
我认为他们是小老板心态，觉得自己在票号里边当一个大掌柜挺舒服，做了股份制银行以后我还能当总经理啊？当不上了，我当不了了，我得当部门经理了，那说什么也不干。所以最后晋商失去了这次宝贵的机会。那么这次宝贵的机会失去以后，晋商这个票号没有办法和现代银行竞争，因此在1914年就垮台了。所以我们说票号实际上，成也是有传统思想，也就是我们说的讲信义；但是败，也败在传统思想上，也就是封闭和保守。所以辉煌了500年的晋商终于在20世纪初年最后走向了失败。
（五）
当然山西晋商的没落与当时的政治环境也有关系，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这一点余秋雨大学者曾做过了很长篇幅的讲述，我今天就拿过他那的段话描述下当时的政治环境：
先是太平天国运动。我相信许多历史家还会继续热烈地歌颂这次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但似乎也应该允许我们好好谈一谈它无法淹盖的消极面吧，至少在经济问题上？事实是，这次历时十数年的暴力行动，只要是所到的城镇，几乎所有的商业活动都遭到严重破坏，店铺关门，商人逃亡，金融死滞，城镇人民的生活无法正常进行。史料记载，太平军到武昌后，地惊慌至极，大小居民、铺户四外乱逃”，票号、银号、当铺“一律歇闭”，“荡然无存”，多种商事，“兵燹以后无继起者”。太平军到苏州后，“商贾流离”、“江路不通”、“城内店铺亦歇，相继逃散”。太平军逼近天津时，账局停歇，街市十三行中所有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皆已失业”，受其影响，北京也是“各行业闭歇，居民生活处于困境”。至于全国各地一般中小城镇兵伍所及，“一路蹂躏”，“死伤遍野”，经济上更是“商贾裹足，厘源梗塞”。十余年间，有不少地方太平军和清军进行过多次拉锯，每次又把灾 难重复一遍。到最后太平天国自己内讧，石达开率十万余人马离开天京在华东、华中、西南地区独立作战，重把沿途的经济大规模地洗刷了一遍，所谓“荡然无存”往往已不是夸张之言。面对这种情况，山西商号在全国各地的分号只得纷纷撤回。我看到一份材料。１８６１年１月，日升昌票号总部接成都分号信，报告“贼匪扰乱不堪”，总部立即命令成都分号归入重庆分号“暂作躲避”，又命令广州分号随时观察重庆形势，但三个月后，已经必须命令广州分号也立即撤回了，命令说：“务以速归早回为是，万万不可再为延迟，早回一天，即算有功，至要至要！”一个大商号的慌乱神情溢于言表。面对着在中国大地上流荡不已的暴力洪流，山西商人只能慌乱地龟缩回家乡的小县城里去了，他们的事业遭受到何等的创伤，不言而喻
。 令人惊叹的是，在太平天国之后，山西商家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竟又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后来一再地经历英法联军入侵、八国联军进犯、庚子赔款摊派等七灾八难，居然都能艰难撑持、绝处逢生，甚至获得可观的发展。这证明，人民的生活本能、生存本能、经济本能是极其强大的，就像野火之后的劲草，岩石底下的深根，不屈不挠。在我看来，一切社会改革的举动，都以保护而不是破坏这种本能为好，否则社会改革的终极目的又是什么呢？可惜慷慨激昂的政治家们常常忘记了这一点，离开了世俗寻常的生态秩序，只追求法兰西革命式的激动人心。在激动人心的呼喊中，人民的经济生活形成和社会生存方式是否真正进步，却很少有人问津。
终于，又遇到了辛亥革命。这场革命最终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自有其历史意义，但无可讳言的是，无穷无尽的社会动乱、军阀混战也从此开始，山西商家怎么也挺立不住了。民军与清军的军事对抗所造成的对城市经济的破坏可以想象，各路盗贼趁乱抢劫、兵匪一家扫荡街市更是没完没了，致使各大城市工商企业破产关闭的情景比太平天国时期还要严重。工商企业关门了，原先票号贷给他们的巨额款项也收不回了，而存款的民众却在人心惶惶中争相挤兑，票号顷刻之间垮得气息奄奄。本来山西商家的业务遍及全国各地，辛亥革命后几个省份一独立，业务中断，欠款不知向谁索要，许多商家的经理、伙计害怕别人讨账竟然纷纷相率逃跑，一批批票号、商号倒闭清理，与它们有联系的民众怨声如沸又束手无策。
（六）
山西晋商失败了，失败得有些委屈，失败得有些独沧然而涕下，山西商人的我想归根结底是由于他们没有构成完整的社会系统，山西商人赚钱了便驮负着厚重的辛苦轰轰烈烈载回了山西，修了象样的宅院，各家的大门、垂花门、照壁，更是争奇斗艳，各显风流，建筑形制，各不相同。木雕、石雕、砖雕造型精美，独具匠心，牌匾的书法艺术造诣颇深，各具神韵各家的大门、垂花门、照壁，更是争奇斗艳，各显风流，建筑形制，各不相同，经过一二百年的风风雨雨，处处已显出苍老，但苍老而风骨犹在，竟然没有太多的破败感和潦倒感，纵使宅院再怎么壮观，敌过北京皇宫，山西人的小家子气注定要遭受此劫难，根本原因我想在于社会系统的发展，社会发展需要一个健全的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而政治系统又直接牵动着经济系统，而当时的政治系统又是怎么样的呢？我想了解历史的人大概都知道，专制的社会酿造黑暗，黑暗久了，便成乱世，当时的乱世中谁又能称雄呢？刘邦早已入土，项羽早已为灰，再加上外来列强的侵入,缺少皈依的山西也只此而已，靠钱说话缺少高层理性力量的支撑的山西人也只此而已。
乔家大院的完全保存下来，在外来列强侵入的时候，也是有缘由的，实属侥幸：当时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山西总督毓贤在山西地界杀洋人。从太原逃出7个意大利修女，逃到祁县被乔致庸保护下来，藏到自家银库里，最后用运柴草的大车拉到河北得救。后来意大利政府给了乔家一个意大利国旗以表彰，这个国旗竟然在后来日本侵华到山西时候派上用场。乔家把意大利国旗挂在门口，日本人看到这是盟友的，就没有破坏乔家。相比之下，山西的其他大户大宅都被日本人破坏，乔致庸的仁厚成了乔家大院的皈依，却也是一种侥幸的皈依，山西商人没有一个时代的皈依。
晋商文化在一个时代中呼之而来，呼之而去，来乎，去乎，悲乎，宿命乎。
（七）
《乔家大院》的热播再度引起了世人对晋商的关注，山西的商业文化在大约一百年前就出现了断层，至今也未缓过气来。
由时空上引起的巨大反差的确让人匪夷所思，至于为何？我想我们必须从深层次考虑了。
现在大家一提到山西，世人都提到了煤与陈醋，“要想富，钻黑窟”在山西人中盛为流传，资源的丰富为山西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缘据，却在官商纠结中形成了恶性循环，开一个煤矿需要几百万，侯马团构悍马等，这些种种现实太让人心酸了，本应有的最大有为却成了最大的无为，一个只忙于煤炭的城市只能是一座农民的城市，而由于设备安全方面，山西又经常发生矿难，前些天发生矿难后首都一家首都一家媒体制作的新闻标题便是“我们不要带血的煤！”
至于山西的陈醋，我想一个事例便可说明现状：
6月11日，"中国名醋高端论坛"在山西老陈醋集团的"号召"下在并举行。会议话题聚焦于"中国醋业竞争如何抛开传统的市场割据，摈弃目前相互间常用的低价血拼手段"，而中国醋行业联合做大蛋糕并分大蛋糕已被认为迫在眉睫。据报道，六大醋企最终达成共识，共同发表了《中国名牌名企业协作组织宣言》：将以培育自主品牌为目标，确保本世纪前十五年争创3－5个国际知名品牌……
国家质监总局质量司副司长惠博阳就此评价：此举对于推动中国食品和其他生产行业与世界市场接轨、开拓全球谷物醋市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采访中提及"高端论坛"的成果，省内醋企多半表示"不清楚"，甚至不屑一顾："只有两家老陈醋企业参加的论坛能代表得了山西老陈醋？！"看来，此次"诸侯会盟"虽迈出了行业自律可喜的一步，但是形式意义却远在实质意义之上。专家建议老陈醋攥起"拳头"无论如何，对于老陈醋业内竞争的种种乱象，山西省软科学研究院李镇西教授日前表示，山西需要一个世界级的醋业"巨无霸"。
在我看来，目前山西醋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批管理水平很低的企业在支撑着这个产业的发展。整个行业缺乏系统的战略规划。首先要加快企业改组和改制，尽快形成合理的内部治理机构。其次要靠外力推动，寻求有实力高水平的战略合作伙伴，同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结盟，不能局限在山西或者国内。再次要靠信息化提升。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以龙头企业为核心的供应链管理，极大地提高整合资源的能力。龙头企业实际上就是一个"总包工头"，在一个供应链管理中居于"盟主"的地位，它要不断地通过兼并、联合与重组，实现最大限度的整合，极大地提高产业的集中度，才能使整个行业发生质的变化。这样一个合理的产业格局事实上政府也难以规划和运作出来，只有让大企业集中更多的产能，在企业内部才能统一规划、协调产业布局和产品结构。
（八）
前些天又听到了山西煤矿爆炸的事件。
这些年国家开发完东部，又去开发西部，山西地理位置不东西，人们蜚语，不是个东西，山西注定要以一个痞子的形象，步履蹒跚前行。
（九）
在山西人会见到一个怪现象，高中生以及高中生以下的学生很少有人知道晋商文化，到了外地上学到是外地的人提醒才依稀朦胧，“好象吧”，“没听说过”，山西晋商文化的浓重和山西的现状终于在空间的纠缠中够成了跨越遥远却刺耳的绝响。
暑假去乔家大院去旅游的时候，见到一位比较资深的山西祁县老人，说起晋商文化，老人不无感叹，未几，老人起身回家，他乏力地挥挥手作别，转身过后，消失在狭狭的小巷里，我也沿着小巷回所在宾馆，依然是班驳的石板，幽深的小巷，。
我突然有些害怕，害怕见到一个满脸污黑的人，害怕见到满声哀叹的老者，我站在十字路口茫然地张望，眼前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形形色色。
我在张望什么？我一时迷失了自己。
山西茫然了，何况是我乎？
纵横山西
（一）
我想我应该为山西叙一曲愁肠了。
（二）
我是山西人。
对于我的一片故土，我却一直不敢下笔也不忍心下笔，一下笔山西历史的厚度总要无形囚禁自己，就缘于从前的山西，文化太悠久，晋商文化精神太灿烂，太厚重了，而时下的山西，又太颓废，太浓重，太需要一次历史的反思了，一种时空的断层，巨大的反差总让我惆怅与慨然，而且总要跨时空地在每个中国人的心理复杂到纠缠，痛苦地反刍着，一个诺大的历史疑问就像是历史的囚笼囚禁了现代人的沧脆，往日晋商的辉煌早已蒙尘落垢。
旅游业中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十年中国看深圳，百年中国看上海，千年中国看西安，五千年中国看山西。
看中国五千年其实就是看历史，山西的历史太厚重了，厚重的我看山西只能是窥探，而无法也没勇气凝视，山西就是个皱纹满面的老妇，老泪纵横，撩一撩衣袖，也撩不起少女脸蛋的红晕，多情的月光投于窗前，老妇也只是弹弹窗前玫瑰上的灰尘。
山西晋商在时空上断层了。
以现代人的眼光看山西历史多少有点幼稚，就像是年幼的小孩凝视父亲满脸的深沉，了解了父亲的苦心，却永远难于了解自己，自己究竟充当了一个怎样的角色，时代的觉醒者？历史的守旧者，为何今日浮华若梦？几个文人把山西历史抖出来，我们在心灵上深深阪依于过去，多少有点聊以自慰与心酸，山西富裕过，满脸的喜悦和满口的哀叹，介于觉新与守旧，我们开始了真正的摸索，就像是老者穿着紧身衣服，步履蹒跚，不时目视着穿着性感三十左右的少妇凸起的酥胸。
（三）
这么说，大概会招致很多山西人的鄙视，你他妈的算个什么东西，年少着载着拉煤的车捏一袋陈醋口吐横沫，老着则拿着沾煤的衣服挂在历史的街口，望历史能洗去今日的污痤，我站在汾河边上穿着过去的衣服，吹过的风激起了阵阵涟漪，水清如历史，眩目的湖光如今生浮梦，口中大喊，我他妈的就是山西人。
山西的历史太厚重，现代人看的依稀模糊，山西现在太浓重了，现代人背负着煤与陈醋抱着晋商的昔日，站在经济发展迅速的中国，下一步的迈出将何去何从？
走向过去，过去有什么？如果没有几个文人的重翻旧史，我想过去就只能是地下的历史，永不见天日，文人的笔就是一座桥，接住了山西空间上的断层，尘封了山西乃至人类历史意义上的劫难，山西空间与时间的生态系统与发展定位，总让人感觉有种类似于这种结构，突然……沉默，沉默……突然，于是山西人沸腾了，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与未来的挣扎，但愿真的能够从山西乃至人类意义上的“真”中“突然”。
我作为一个山西人，也是从文人余秋雨的笔下觉醒，这是有愧于山西的，山西我向您磕头道歉了，于是我走了山西的一些地方，也从网上查了很多关于山西的资料，又从深层次意义上了解了山西，尤其是山西的晋商文化，余秋雨说，是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摧毁了山西商人，最本质的原因是他们未形成一种高层性的理论，依我的观点看是山西人在当时一个环境中价值序列定位的错误，这点我在下文中将仔细阐述，结合当时的政治局面，我想山西商人所构建的经济系统就像是一条内裤，当时政府穿着华丽，为了维护表面的尊严，迫于外界的势力与自身矛盾，慢慢脱去内裤，晋商文化，山西的地位也就逐渐消失，而现在山西煤资源的丰富与乱开采让晋商精神断层。
那么，山西晋商到底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究竟是基于怎样的一个历史锲机应运而生的呢？我从资料中慢慢地了解到这一点：
晋商之旅应该从运城那一片浩瀚的盐池开始。这里是晋商的起点。
为什么晋商从这里起步?
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贸易不是产生于分工或比较优势，而是基于生存的互通有无。在那时的自然经济中，交易是为求生服务的，所交易的是生存必不可缺的物品。一个地方要能产生贸易，惟一的条件是生产生存必不可缺而其他地方又没有的产品。对晋商兴起起到关键作用的这种产品就是被古罗马诗人荷马称为“神赐之物”的盐。
山西南部的运城古称安邑。在安邑和解(音读hai)州之间有一个长约五十里的天然盐池，出产无须加工即可食用的自然结晶盐。安邑县属于河东郡，盐池所在地为潞村。因此，这种盐称为河东盐或潞盐。盐池里的盐取之不尽，用之不完，至令仍然支撑着一个大型盐化工业国企——南风集团。
人类是如何发现并开始食用盐的，已无法考证。最早应该是生理需要使人发现并食用自然存在、无需加工的盐。据历史学家考证，至少在6000多年前，盐池附近的人就知道收集并食用盐池中自然结晶的盐。从湖边发现的人类遗骨似乎可以把人类食用盐的历史追溯到更早。传说中黄帝与炎帝之间的战争，以及发生在这一带地区连绵不断的大小战争，都是为了争夺对这个盐池的控制权。在政治家看来，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经济学家看来，一切战争的根源都在于经济利益。在远古时期，控制盐的利益丝毫不亚于今天控制石油的利益。
黄帝、炎帝之说是无法“证实”或“证伪”的传说。但这个盐池哺育了夏、商、周三代的中原文明是不容置疑的。夏朝已有关于盐生产和贸易的记载；商代的《尚书》中有“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的记载；周代时，咸味已被作为“五味”(酸、苦、辛、咸、甘)之一；《周礼》还有“以咸养脉”的治病记载。中国制盐的历史也有4000年以上。古籍中有“宿沙作煮盐”的记载。宿沙是炎帝(一说神农氏)时的诸候之一。
最早把盐拿到其他地方去卖的，应该是生活在盐池附近的山西人。这些人是最早的晋商，也是最早的中国商人。日本学者在《历史和盐》中考证出，商贾的“贾”字出自“■”。这个字就是今天的简体字“卤”。《说文解字》说：“盐，卤也，天生曰卤，人生曰盐”，卤就是指盐池中自然结晶状态的天然盐。他由此推断出，中国的商业起源于盐，最早的中国商人是山西人。
有学者把晋商的产生归因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或者表里山河的地理位置，或者勤劳诚信的文化传统。这些因素对晋商的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但决不是晋商产生的关键因素。与山西有类似条件的地方并不少，为什么最早的商人不出现在其他地方，而独出现于山西？晋商的出现仅仅在于它拥有这种自己独有而别人所无的盐。盐池边有“池神庙”，我想这应该也是“商神庙”，是晋商和中国商业的原始起点。
盐成为这一带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春秋时期，这一带是晋国。晋文公重耳利用这个自然优势，因势利导，推行了“轻关、易运、通商、宽税”的政策，鼓励商业发展。自然条件加政策鼓励，晋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批富商。《国语》中记载，绎邑(现为运城的绎县)富商“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眼”，“能行诸侯之贿”。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这些商人已经富到可以开着大奔，穿着阿玛尼这样的名牌西装在王侯之间行贿、游说了。可见他们已有相当巨大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了。商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晋国迅速强大起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称霸时间达160年，是五霸中最长的。晋国也成为最早进入封建制的地区之一。
第一代晋商的财富也许不如以后的晋商，但他们的影响不可忽视。据《史记》记载，晋流亡公子计然经商成功，并把经商经验上升为理论，总结出了一套称为“积著之理”的经商之道。助越王勾践伐吴成功后远走江湖的范蠡正是受计然的启发从商致富，人称“陶朱公”。范蠡称计然为师。山东人猗顿向范蠡请教致富之道，范告诉他养牲畜和贩盐。猗顿来到今天的临猗市，从事畜牧业和盐业，成为巨富。《史记》中有“猗顿用卤盐起”的记载。据说，猗顿与一位名叫郭纵的铁匠一起，发明了用铁锅(称为“牢盒”)煮盐水生产盐的方法，以后这种方法一直延续了下来。今天临猗市还有猗顿的雕像，纪念这位晋商的远祖。
汉武帝接受桑弘羊的建议实行盐铁专卖，由政府控制盐的生产、运输、批发与零售，盐商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但官管盐效率低下，满足不了社会需要，也无法增加财政收入。北宋雍熙三年(986年)，开始实行“折中制”，即商人把粮食运到边疆(称为“入中”)，商人“入中”后授予盐引(称为“折中”)。然后到指定盐场领盐，销售。这就放开了盐场的运输与销售。庆历八年(1048年)，太常博士若祥制定“钞盐法”，规定商人交钱四贯八百，买一钞，可到盐池领盐200个。宋元两代都实行了这种盐引制。这种制度为商人参与盐业贸易创造了条件。形成了河东盐商。这是山西人大规模从事盐业活动的开始。“折中法”是政府在盐业销售中的国退民进，成为晋商形成的历史机遇。
到元代，随着山西商人参与盐业，河东盐池的盐业生产与销售与日俱增。由于盐政管理和贩运盐的商人增加，潞村这个弹丸之地已不适应需要，于是开始建城。至正十六年(1356年)，该城建成，始称凤凰城，因这里是盐运司驻地，就命名为运城。运城与盐业同步发展，成为河东郡的重镇。所以，运城就成为晋商的起点。
晋商产生于山西南部，然后向北发展，最后在中部形成高潮。这正是我们的晋商之旅从晋南开始的原因。
晋商之旅开始以后，山西人便驮负着一份家庭的责任，驮负着离别的哀怨，驮负着商人人格应有的坚挺，开始了人生的苦旅，山西商人为此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人格代价，多少年来泪水渗入了土地的血脉，土地包容了人世间最伟岸的人格，平日的意气磨成了沉默的无奈，终于在生命的某一天，驮出了一个轰轰烈烈，驮出了一个五湖四海，尤其是在清代以后，山西人都把精力集中在了买卖上，拥有丰富盐铁资源和处于政治军事要冲位置的山西，轰轰烈烈地驮出一个健全的山西商业人格，明清两代，随着戍边的需要和经济的发展，山西商人被历史性地推到了商业发展的前台，最终创造了长达五百年的商业传奇。到清代，晋商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商帮，经营范围包括盐、铁、茶叶、丝绸、粮油、木材、杂货等等，五花八门，经营地域遍布大江南北，远至俄罗斯、蒙古等地。而在清代道光年间，票号的横空出世更是将晋商推向了最辉煌的顶点。
山西的商业系统影响并逐渐形成了山西人特有的价值定位系统，而这种价值定位系统却鲜明地与当时社会价值定位系统格格不入，恰如其分地嵌入历史的锲机，山西人起来了，由于山西人的特有价值定位系统，山西人当时的习惯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最聪明的孩子是做买卖；其次的是种地——所谓种地应该说就是当个小地主——种地；再次一等的孩子学个手艺，比如说学个木匠、学个瓦匠等等；那么最笨的、最没出息的，这孩子没办法，只好让他念书去，这样说看似分配得精致，其实则不然，山西人构建的是经济系统，国家是专制的政治系统，一个国家的衰落往往由于政治的黑暗，先是经济系统的凋零，政治人可以拼死挣扎到最后，或许政治系统还可以复活，而经济系统却远去，只能重新构造，就像是一个穿着华丽的富贵人，如果让其被迫脱去衣服，我想最后留一件衣服，我想在一个房子里，他会选择脱去内衣，最后只穿外套，没了里面的衣服，走起来路来还会舒服吗？这显而易见，其节气已尽矣，节气已尽矣，山西人的经济系统成了政治系统垂死挣扎的事先牺牲品，山西人的价值定位系统注定要如此，一群缺少精神皈依的山西商人，一群在乱世中茫然的山西商人，你还在站在门口张望着什么？软弱的政府，无序的混乱酿造了乱世，等待着连最后一个黄昏都落尽，回头店物精神皈依两空空。
为什么山西人的价值序列定位注定要如此？这与当时的政治系统有关，山西人的价值序列定位适合于一个经济系统，并不适合一个浮生若梦的国家，并不适合于一个专制的国家，一个国家的政治永远高于经济，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便可说明这个问题，印度为什么如此贫穷，还要搞核实验，经济是政治家手中的女人，如果山西人的价值序列定位如此，我想情况大概就会发生变化，最聪明的山西人从政，其实是从商，再次一点的当一个小地主，最苯，最没出息的只好让其面朝黄土，背朝天，山西人太需要政治的主角了，无可否认，当时山西商人也有一定的政治皈依，用金钱构建的皈依，山西商人的微笑句如同海市蜃楼一样，笑的自然却委屈，当一个时代终于消失，孤注的山西人哭了，哭得如此浓重深沉。
（四）
票号的发生，说起来有它的偶然性，怎么叫偶然性呢？我们知道，在嘉庆和道光年间，当时社会不太安定，各地的农民起义非常多，其中活跃在北方的主要是白莲教。我们知道过去商人挣了钱都是雇镖局，然后把挣的钱运回去，都是采取这种形式。但是当时白莲教在北方起义的时候，银子很不安全。在这个时候正好是当时平遥有一个姓李的李家，这个主人叫李大全，他开了一个颜料坊，叫西裕成颜料坊，就是专门卖颜料的，他在北京有分号，在天津也有分号。所以有朋友就托他把自己的钱放在北京，然后他给开个条，到山西再去取钱去。这个人挺仗义，觉得朋友请我帮忙嘛，这很正常，所以他们就把钱放到北京或者天津，因为他们在那儿也有业务，也需要钱。放在天津、北京，然后开个条，到平遥总号再去换真金白银去。所以最早就是帮助朋友。
后来他那个掌柜，掌柜现在我们叫总经理了，他的掌柜叫雷履泰，非常有名的。雷履泰就发现他的东家是把它作为好事，帮朋友忙的，其实他觉得这是一个商机，也就是进行银钱的汇兑，异地汇兑，其实这是个商机，所以他就劝他的老板，把这个颜料铺干脆改成一个票号。所以道光三年，也就是1823年，历史上第一家票号叫做“日升昌”就此诞生了。
我们从这儿来看，票号诞生有它的偶然性，什么偶然性呢，也就是说有朋友需要帮忙，所以东家李大全对朋友很讲义气帮忙他，也正好赶上雷履泰有商业眼光，从帮忙里边看到了一个新的商机，所及建议他老板开了票号。这是它的偶然性，但是我们说这种偶然性有它的必然性。怎么有必然性呢？也就是随着商业活动的发达，它一定是金融事业的发达。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金融，那么商业很难再进一步发展。所以明清时代中国的商品经济相当发达，也就为中国的金融业的发展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要求。也就是商业发达了，商品经济发达了，一定要金融也发达。所以这个时候，需要票号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历史的要求。那我们说为什么历史的要求是由山西人、由晋商来实现呢？这里边，就是晋商有他从事票号的必然性。
有什么有他从事票号的必然性呢？我们说第一个，从事票号需要大量的资金，要钱、要资本，而当时山西商人是“富甲海内”，在海内可以说是最有钱的。怎么叫最有钱呢？我们知道明代的奸臣严嵩，严嵩的儿子叫严世蕃，这个严世蕃曾经评论天下谁最有钱呢，他就把资产百万以上作为富人的标准，他调查的结果有十七家是资产达到百万以上的，这十七家十二家都是皇亲国戚，都是有权的人；有五家是老百姓，其中这五家里边安徽，就是徽商，就是徽州这一带有两家，而山西有三家。可见天下五个富人，三个就是山西人。所以山西人资金雄厚，从事金融业就有资本，有条件，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金融业既然是搞异地汇兑，在全国一定要有分号，而山西商人在发展的过程中实际上在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分号，那么这些分号做票号进行汇兑就非常方便。
第三个，就是山西商人有一批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换句话说，也是有一批非常精通业务的人。这批人就可以成为票号的骨干。这是第三个。
那么第四个呢，我们说最关键的就是山西商人的诚信是天下有名的。
那么这个票号做什么呢？我们说票号主要是两种业务：一种业务就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第二个业务就是银两的汇兑，也就是我们说的异地汇兑。比如说你要到四川去做买卖，你从北京你不用把银子带过去，你把钱放到票号里边，票号里边给你开一个条儿，然后你自己到四川去，到了四川成都以后你可以找到这个票号的分号，然后再把这个票换成银子在当地使用。所以这个票号的汇兑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汇款，就是从事这个业务。另外第三个业务就是把各种不同成色的银子通过冶炼，给它变成成色统一的一个标准化的银子。所以票号主要是从是这样一些业务的。
晋商的票号发展得应该说是非常地迅速，业务量做得也非常大。起先他们主要做民间的信贷，也就是商人需要的时候，通过票号进行汇兑。在太平天国以后由于交通运输不太安全，所以以后逐渐地清政府的财政汇兑实际上也由晋商代理了，也就是各地政府把银子交给中央政府，过去就是用镖局、用车来运真金白银，现在也改为由票号进行汇兑。这个来说对于山西的晋商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政府的汇兑这一块数额非常巨大，所以这就给晋商提供了一个发展的机遇。另一次机遇就是八国联军进北京之后，我们知道慈禧和光绪皇帝西逃，在西逃的时候就受到山西商人的接待，山西商人就接待了慈禧太后，因为当年慈禧太后很狼狈了。逃出来非常狼狈，慈禧太后就受到了山西商人的接待，不仅接待地非常好，而且还给了20万两银子让慈禧太后路上用，随便花花。慈禧太后回去以后非常感谢山西商人，所以就把八国联军进北京以后的赔款，我们向各国的赔款，全部交给山西人办，总额，本息总额在一亿两白银。所以这个也使得晋商在1900年八国联军以后，一直到1910年清政府垮台以后，其实这是晋商最辉煌的这么一个时期。你看这个晋商通过了这么一系列的过程，所以做成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商帮。
＊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全国一共拥有的51家票号，其中有43家由晋商开办。而票号的英文也被翻译为“shanxi
bank”，西方人还将票号称做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票号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而晋商的贡献还不只如此，它还是世界上最早采用股份制的商业企业，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晋商被认为是在历史上也是最早采用股份制的一种商业企业，可以说和国外的股份制公司大概是同时起步，并不比西方落后多少。这种股份制企业它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钱不是一个人出的，而是许多人出的，但是在许多人里边一定有一个人叫做大东家，他说了算。那我们看，若干人把钱凑到一块来做买卖，这个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股份制。所以晋商的票号、晋商的商店许多都是采用了股份制的形式，也就是一个大东家，然后有其他人来入股，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股份多元化，而且还有人相对控股。
在这个制度下晋商实行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也就是东家不做买卖，谁做买卖呢，雇佣职业经理人来做买卖。而且晋商里边实行什么呢，实行全权授权经营，什么叫全权授权经营呢，也就是东家做买卖的时候他自己不做买卖，他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雇一个大掌柜，我们现在讲的话叫做总经理，雇一个大掌柜，然后把自己的业务完全交给这个大掌柜去独立进行经营。这也就是说，这个大掌柜，资金的运用、业务的调派、人员的招聘、内部管理完全由大掌柜一个人说了算，而大掌柜本人并不是东家，也就是东家所雇来的一个伙计。这就是实行全权经营，全权授权经营，由总经理经营。而且晋商里边对东家有很多限制，也就是要求东家不能够干预大掌柜的经营活动，你比如它规定东家的“三爷”不许进这个商号，所谓“三爷”呢，就是“舅爷”，小舅子；“姑爷”，女婿；“少爷”，儿子，这“三爷”不许进票号。这就是东家就把自己的一切经营权都交给了大掌柜，所以可见这个大掌柜就非常重要了。
正因为大掌柜重要，所以应该说山西是非常重视，晋商是非常注意人才的。注意人才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票号在福州的一个分庄，也就是我们说的分号有一个掌柜，也就是分号的经理，叫做阎维藩。这个人经营很有一套，但是他有一次把钱借给了一个军官叫做恩寿，这个军官拿钱干什么呢，用现在话讲就是拿钱去买官，就问阎维藩借了十万两银子要去买一个官。总号就认为这事太冒险了，十万两银子给他了，他买不到官这银子不就打水漂了吗？所以总号就指责他，而且还要处分他。可是恩寿这个人拿了这个钱以后还挺能干的，左活动右活动，终于当上了官，所以他很快就把这十万两银子还回来了。那么既然把钱还回来了，所以总号对这个事也就算了，不了了之了，可是阎维藩觉得不舒服，那我还没权自己做主我怎么挣钱啊？我借了钱你还怨我把钱给了别人不该给，你尽管不处分我，他觉得不舒服，所以就辞职不干了。但是这个人应该说是个经营的天才。
当时乔家的乔致庸，我们知道乔致庸是乔家的成长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这个乔致庸听说阎维藩已经辞职回来了，就想聘请他当自己的票号的总经理。为了聘请他，乔致庸就派他的儿子在路上等着，从福建回到山西的路上在那专门等着他，等了好几天终于把这个阎维藩等来了，乔致庸的儿子就上去说我爸爸让我专门来迎接你的。乔致庸当年已经是山西有名的富翁了，这么大的一个富翁派儿子来接他，他觉得非常感动，心里热乎乎的。你看对我这么礼貌，专门派他的儿子来接我，而且带来了十个人抬的轿子专门来接他来了，阎维藩一寻思自己的年龄比乔致庸的儿子还年轻，坐轿子，自己坐轿子让他在下面走着，实在不落忍，实在是做不过去，所以他说什么也不肯坐轿子。那么俩人都不坐轿子，好了，俩人一块儿走吧，所以轿子空抬着，他们俩人就走着走，一路走回这个家里头。回去以后乔致庸就设宴，隆重地招待阎维藩，然后跟阎维藩就谈起了他的打算，这个阎维藩觉得非常感动，对我这么重视，那我一定得给你好好地做出点样子来。所以后来乔致庸就聘请当他的票号，叫大德通的大掌柜，也就是总经理。
阎维藩因为受人之恩，所以就士为知己者死，票号做得非常好，一共当了二十六年的大掌柜，在他任职期间票号里边每股的分红平均达到一万两银子，这个应该说在当时都是非常突出的。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晋商票号是非常地重视人才，不惜用一切手段来拉拢人才。
＊ 可以说，晋商能够走向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培养和吸引了一大批具有商业头脑和知识储备的人才。可是，晋商又是如何吸引人才的呢？票号里那些几近苛刻的制度，为什么没有把员工吓跑，却成全了山西人口口相传的“有儿开商店，强过做知县”的民间谚语呢？
晋商成功秘诀之一 激励机制
晋商之所以成功，就是有一套相当完善的激励机制，它的激励机制是什么呢，我们说晋商里面工作他的收入可以分为两块，一块收入我们叫做“固定收入”，那么这个固定收入又分做两块，一块就是你在票号里边工作，你的穿、你的吃、你的用，一切都是由票号给你，实行“供给制”。那么这个待遇怎么样呢？最近有一篇文章，就是一个票号的后人回忆他父亲在票号时候的待遇，他说待遇非常优厚，比如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每天中午都有肉，而且基本都有酒，冬天还给黄酒，山西人喜欢吃火锅，这个火锅不是我们现在的涮锅子涮羊肉什么的，不是，它是把什么肉啊什么菜啊炖在一个火锅里边咕嘟咕嘟炖着然后吃着，冬天是每顿饭两个火锅，一个羊肉火锅，一个猪肉火锅，你随便吃，山西人爱吃面食，所以这面食呢什么猫耳朵啊，什么切面啊，什么刀削面啊，什么各种各样的面，什么各种烧饼哪、馒头哪等等，票号里边吃的东西基本上是半个月不重样，每天都是换一样，你看这个吃得非常好。穿的呢，应该说穿得也非常好，夏天都是丝绸，冬天都是毛料。其他的，比如说你在外地工作你要回来探亲，你坐车也好坐船也好，一切费用都是由票号支付。这块儿我们叫什么呢？叫做供给制，供给制的待遇相当好。
那么另一块固定收入叫做“辛金”，这个辛金就是我们所说的工资，那么一般从什么时候起步呢？就是这个票号的后人回忆的时候，他爸爸出徒以后起步，第一年是二两银子，第二年是四两银子，然后工作了十四年以后银子涨到了一百两银子。一百两银子是什么概念呢？历史学家计算，大体上当时的一两银子相当于现在的二百块钱，也就是一百两银子就是一年的固定工资，就是两万块钱，这两万块钱就是让你养家糊口用的。我们说这是一部分收入。
那么另一部分收入，叫做“身股制”。这个身股制在晋商里边是个特殊的创造，所谓身股制，也就是晋商票号里边的股份有两种称呼，一种叫银股，就是东家出的钱，出的资本，叫做银股；一种叫做身股，这个身股不是花钱买的，是什么呢，是东家给你的，给你干什么呢，作为你分红的一个凭据，就是你分红能分多少红呢——身股制就是让你参加分红——能分多少红就看你的身股有多少。晋商票号里边怎么分红呢？我们比如举个例子说，假如我们今年的票号一共盈利是100万，那么当年签订合约的时候就讲清楚了，比如说银股和身股叫做六四分成，所谓六四分成，也就是这100万两银子里边有60万两是出钱的东家所获得的，然后东家根据他们的股份再去分这60万两银子；剩下的40万两银子是员工的身股分红的，你比如说一共有100厘的身股，有40万两银子，一股就是四千两银子。都是按这样来分的，那么你分多少就看你身股有多少，然后决定你分多少。这个身股制我们现在也叫做全员分红，也就是所有的员工都参与分红，也就是说都根据你身股的大小来决定你分红的多少。
那么能分多少呢？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员工，身股就是三厘，平均每年能分到1075两银子，这是平均数，当然有多有少，但这是大致的一个平均。一千多两银子相当于多少呢？我们看，就相当于现在的20多万人民币，啊，那么你说这个收入就是相当高了。如果你当了中层，拿到了五厘、六厘身股，你当到了高层，拿到了十厘身股，这时候你分的银子肯定就更可观了。那么身股能分红还取决于什么呢？除了取决于身股的高低以外，就取决于票号经营的状况，也就是看票号经营得好还是经营得不好，经营得越好你分得越多。所以这种激励制度就把员工的收入大小和票号的经济效益好坏密切地联系在一块儿，所以这个时候员工的票号工作就有积极性了。
我们知道票号对员工要求非常严，有“十不准”，比如说外出，你到外地工作是不许带家眷的。那你说过去不带家眷，可以娶小老婆，旧社会可以娶小老婆的。它有规定，你在外地是不许娶小老婆的，不仅不许娶小老婆，而且晋商严格规定：就是你在外地工作，娶老婆一定要回山西，娶一个带醋味的小妞，不能在外面娶，娶就要娶山西人。比如你在四川工作，你看到一个四川姑娘挺好，你说跟她结婚吧，带回山西来，那是不行的，你敢娶，立马就把你开除了，所以要回来。你看这些要求就有点苛刻了，都有点违背人性了啊。当然，更不许吃花酒，就是说你要到什么歌舞厅这种地方是绝对不能够去的。不许贪污，不许盗窃，不许懈怠号事，就是不许在里边干活磨洋工，不许假公济私，不许私自贷款，等等等等有“十不准”。
你知道规定得这么严，为什么员工愿意执行呢？我们说就是因为这个激励机制非常有效，也就是说，我好好在票号工作，根据我的业绩，根据我的职务，我的身股不断地增加，我分红也多了。票号做好了，那么我钱挣得也多了，因此他愿意受这种约束，而在票号里边努力工作。
＊ 据统计，清代知县一年的全部收入是1045两银子，只和晋商一般票号的一名三厘身股的小伙计大体相当。难怪山西人不读书，不做官，偏偏一心一意地要做买卖了。可以说，晋商创造的激励机制确实成就了晋商。但是，激励机制固然重要，却不是万能的。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怎样才能让激励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晋商的成功到底还有什么秘诀呢？
晋商成功秘诀之二 企业文化
晋商不仅讲究制度，而且讲究现在话讲我们叫企业文化。晋商的企业文化是什么呢？我们说晋商的企业文化就是诚信。所谓“诚”也就是店家，也就是开商店的、开票号的对于顾客一定要讲究一个“诚”字，以诚来对待自己的客户。所以在晋商里边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你比如说八国联军时期北京的分号都被八国联军毁坏了，账本也给烧了，钱也丢了，但是晋商仍然坚持只要你拿票，只要你在我们这儿存了钱，有账本，我们给你照付不误。那么第二就叫“信”，所谓信，也就是员工要忠于东家。你想当年东家把这个钱全部交给大掌柜经营，由你控制，你想怎么用你就怎么用，你想怎么调配就怎么调配，如果这个大掌柜不忠诚的话很可能自己卷款逃跑，讲究信，我就“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在晋商里边形成了一非常强烈的传统。所以在很多动乱的时候，晋商的职业经理人非常敬业。其中就是1900年左右八国联军那个时候北京城很乱，所以总号告诉各个分号，你们不要官钱丢了多少，也不要管店铺怎么样，只要人回来就行，所以让他们都撤回来。但是有一个分号总经理叫做齐梦彪，他就坚持让别人回去，自己不回去，为什么呢，他留个人在这儿损失就小一点，不留人损失就大一点，所以现在讲的话，他把自己的生死置于度外，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使他这个票号成为八国联军在北京烧杀抢掠期间受损失最小的票号。那你看他对东家非常地诚，生命都不顾了，一定要把东家的财产保护好。讲究诚信，这一点也是晋商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晋商成功秘诀之三 群体精神
第三个因素，我们说就是晋商讲群体精神。讲群体精神，也就是大家共同致富的这么一种精神。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对于票号政府没有任何的限制，没有任何的规定。那么你说这个票号怎么能管理这么好，大家这么守规矩呢？就是因为票号的人自己团结，形成为一种团体，这种团体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然后共同把事情做好。所以我们说商帮，什么叫商帮呢？商帮就是以地域或者是血缘为纽带，一个松散的商业联盟。它一定有一个纽带，你比如说徽商的纽带其实是血缘关系，徽商是讲究家族关系的，是以血缘关系为中心的。而晋商是以地域为中心的，所以晋商里边讲究叫做“用乡不用亲”，用人一定要用老乡，但是不能用自己的亲属。这种老乡的观念就把大家团结在一块儿，统一在一块儿，所以晋商里边讲究群体精神，互相帮助、互相制约、互相进行协调，这是第三个成功的原因。
晋商成功秘诀之四 官商结合
那么第四个我们说它成功，你也得看到他们成功里边也有官商勾结。换句话来说，在封建社会里边，任何一个成功的商帮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都靠了一个官商勾结，都和官方要勾结起来。晋商里边官商关系也是走得很厉害，你比如他们和当年的各省的巡抚，比如说张之洞，我们知道张之洞，和许多贝勒，和许多亲王，其实都有密切的个人关系。这种个人关系就对晋商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 尽管晋商有着辉煌的历史，但是随着1914年日升昌票号的倒闭，标志着晋商左右中国金融界一个世纪的历史结束了，晋商也从一个庞大的商业王朝一步步走向最终的没落。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摧毁了山西商人苦心经营百年的金融帝国呢？中国最富有、最显赫的商帮从此一蹶不振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晋商的没落
那么为什么晋商会走向衰落呢？我们如果用理论化的概括来说，就是晋商没有完成两种转化。一种转化，就是没有从封建商业资本转向现代工业资本，没有完成这种转化；那么第二种转化，就金融来说，没有从封建钱庄的金融制度转化成为现代银行制度。那你说他为什么没有完成这种转化呢？从根本上说，我们说晋商有保守和封闭的一面，而且这一面在晋商的后期表现得特别突出。什么叫做保守和封闭呢？也就是当年的山西晋商根本不了解世界形势的变化，认为自己的钱庄、票号也就是最好的金融形态。其实这个时候外国的银行已经进入了中国，而且中国的银行也最早基本上是由宁波人创办，银行也开始出现了。
那么现代银行和传统的票号有很大的不同，为什么呢？传统的票号资本都很少，大概是几十万两银子就算是多的，最多的几乎没有超过40万两银子的，所以实际上资本的实力很小。而现在的银行它是什么呢，它这个资本金特别雄厚，因为什么呢，因为现代银行是广泛地在社会上实行招资。但是票号一般是针对大户，很少针对小户的。再一点，现代银行靠的是制度，靠什么呢，比如说抵押制度。而票号就是靠什么呢，就是靠一个信誉，我对你的信任。所以叫什么呢，叫做万两银子一句话，只要我觉得你这个人讲信誉，你说一句话我这银子就借给你。收不回来，收不回来就算了。而现代银行是讲究你有贷款保证，你贷我的钱我看什么呢？房子，你把房契拿来，工厂，你把工厂的地契拿来，我才贷款给你。所以这两个制度不一样。
我们说当20世纪初的时候外国银行进入中国，中国本地的现代银行也在出现，在这种情况下票号就不思变。为什么不思变呢？票号的这些老板们老觉得自己做得挺好了，根本就不用变，变它干什么，挺好的，所以就不想变。那么有没有人做过努力呢？有。当年票号在北京的一些分号的老总、掌柜，也就是分号的总经理，他们因为在北京见的世面多，所以看到了世界的变化，认为晋商要能活下来必须走向现在银行。现代银行的机会有没有呢？有呢，第一次是慈禧太后让他们办大清户部银行，也就是国家银行，那么要晋商出钱、出人来办这个银行。但是晋商拒绝了，我们出钱出人，银行是你管，那我才不干呢，所以晋商拒绝了。后来经过和政府谈判，清政府同意是由政府出钱、由山西人办银行，这个机会多好啊！但是晋商又拒绝了，觉得银行不行，又拒绝了。拒绝以后，北京这些票号的这些总经理们就非常着急，所以他们就策划通过股份制的方法，把小的票号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大的现代银行，所以他们进行了许多次讨论，而且提出了方案。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人不是决策者，当把这个方案报上去以后，位居高位的大掌柜和东家们实际上对这个方案都持了一个否定态度。
我认为他们是小老板心态，觉得自己在票号里边当一个大掌柜挺舒服，做了股份制银行以后我还能当总经理啊？当不上了，我当不了了，我得当部门经理了，那说什么也不干。所以最后晋商失去了这次宝贵的机会。那么这次宝贵的机会失去以后，晋商这个票号没有办法和现代银行竞争，因此在1914年就垮台了。所以我们说票号实际上，成也是有传统思想，也就是我们说的讲信义；但是败，也败在传统思想上，也就是封闭和保守。所以辉煌了500年的晋商终于在20世纪初年最后走向了失败。
（五）
当然山西晋商的没落与当时的政治环境也有关系，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这一点余秋雨大学者曾做过了很长篇幅的讲述，我今天就拿过他那的段话描述下当时的政治环境：
先是太平天国运动。我相信许多历史家还会继续热烈地歌颂这次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但似乎也应该允许我们好好谈一谈它无法淹盖的消极面吧，至少在经济问题上？事实是，这次历时十数年的暴力行动，只要是所到的城镇，几乎所有的商业活动都遭到严重破坏，店铺关门，商人逃亡，金融死滞，城镇人民的生活无法正常进行。史料记载，太平军到武昌后，地惊慌至极，大小居民、铺户四外乱逃”，票号、银号、当铺“一律歇闭”，“荡然无存”，多种商事，“兵燹以后无继起者”。太平军到苏州后，“商贾流离”、“江路不通”、“城内店铺亦歇，相继逃散”。太平军逼近天津时，账局停歇，街市十三行中所有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皆已失业”，受其影响，北京也是“各行业闭歇，居民生活处于困境”。至于全国各地一般中小城镇兵伍所及，“一路蹂躏”，“死伤遍野”，经济上更是“商贾裹足，厘源梗塞”。十余年间，有不少地方太平军和清军进行过多次拉锯，每次又把灾 难重复一遍。到最后太平天国自己内讧，石达开率十万余人马离开天京在华东、华中、西南地区独立作战，重把沿途的经济大规模地洗刷了一遍，所谓“荡然无存”往往已不是夸张之言。面对这种情况，山西商号在全国各地的分号只得纷纷撤回。我看到一份材料。１８６１年１月，日升昌票号总部接成都分号信，报告“贼匪扰乱不堪”，总部立即命令成都分号归入重庆分号“暂作躲避”，又命令广州分号随时观察重庆形势，但三个月后，已经必须命令广州分号也立即撤回了，命令说：“务以速归早回为是，万万不可再为延迟，早回一天，即算有功，至要至要！”一个大商号的慌乱神情溢于言表。面对着在中国大地上流荡不已的暴力洪流，山西商人只能慌乱地龟缩回家乡的小县城里去了，他们的事业遭受到何等的创伤，不言而喻
。 令人惊叹的是，在太平天国之后，山西商家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竟又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后来一再地经历英法联军入侵、八国联军进犯、庚子赔款摊派等七灾八难，居然都能艰难撑持、绝处逢生，甚至获得可观的发展。这证明，人民的生活本能、生存本能、经济本能是极其强大的，就像野火之后的劲草，岩石底下的深根，不屈不挠。在我看来，一切社会改革的举动，都以保护而不是破坏这种本能为好，否则社会改革的终极目的又是什么呢？可惜慷慨激昂的政治家们常常忘记了这一点，离开了世俗寻常的生态秩序，只追求法兰西革命式的激动人心。在激动人心的呼喊中，人民的经济生活形成和社会生存方式是否真正进步，却很少有人问津。
终于，又遇到了辛亥革命。这场革命最终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自有其历史意义，但无可讳言的是，无穷无尽的社会动乱、军阀混战也从此开始，山西商家怎么也挺立不住了。民军与清军的军事对抗所造成的对城市经济的破坏可以想象，各路盗贼趁乱抢劫、兵匪一家扫荡街市更是没完没了，致使各大城市工商企业破产关闭的情景比太平天国时期还要严重。工商企业关门了，原先票号贷给他们的巨额款项也收不回了，而存款的民众却在人心惶惶中争相挤兑，票号顷刻之间垮得气息奄奄。本来山西商家的业务遍及全国各地，辛亥革命后几个省份一独立，业务中断，欠款不知向谁索要，许多商家的经理、伙计害怕别人讨账竟然纷纷相率逃跑，一批批票号、商号倒闭清理，与它们有联系的民众怨声如沸又束手无策。
（六）
山西晋商失败了，失败得有些委屈，失败得有些独沧然而涕下，山西商人的我想归根结底是由于他们没有构成完整的社会系统，山西商人赚钱了便驮负着厚重的辛苦轰轰烈烈载回了山西，修了象样的宅院，各家的大门、垂花门、照壁，更是争奇斗艳，各显风流，建筑形制，各不相同。木雕、石雕、砖雕造型精美，独具匠心，牌匾的书法艺术造诣颇深，各具神韵各家的大门、垂花门、照壁，更是争奇斗艳，各显风流，建筑形制，各不相同，经过一二百年的风风雨雨，处处已显出苍老，但苍老而风骨犹在，竟然没有太多的破败感和潦倒感，纵使宅院再怎么壮观，敌过北京皇宫，山西人的小家子气注定要遭受此劫难，根本原因我想在于社会系统的发展，社会发展需要一个健全的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而政治系统又直接牵动着经济系统，而当时的政治系统又是怎么样的呢？我想了解历史的人大概都知道，专制的社会酿造黑暗，黑暗久了，便成乱世，当时的乱世中谁又能称雄呢？刘邦早已入土，项羽早已为灰，再加上外来列强的侵入,缺少皈依的山西也只此而已，靠钱说话缺少高层理性力量的支撑的山西人也只此而已。
乔家大院的完全保存下来，在外来列强侵入的时候，也是有缘由的，实属侥幸：当时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山西总督毓贤在山西地界杀洋人。从太原逃出7个意大利修女，逃到祁县被乔致庸保护下来，藏到自家银库里，最后用运柴草的大车拉到河北得救。后来意大利政府给了乔家一个意大利国旗以表彰，这个国旗竟然在后来日本侵华到山西时候派上用场。乔家把意大利国旗挂在门口，日本人看到这是盟友的，就没有破坏乔家。相比之下，山西的其他大户大宅都被日本人破坏，乔致庸的仁厚成了乔家大院的皈依，却也是一种侥幸的皈依，山西商人没有一个时代的皈依。
晋商文化在一个时代中呼之而来，呼之而去，来乎，去乎，悲乎，宿命乎。
（七）
《乔家大院》的热播再度引起了世人对晋商的关注，山西的商业文化在大约一百年前就出现了断层，至今也未缓过气来。
由时空上引起的巨大反差的确让人匪夷所思，至于为何？我想我们必须从深层次考虑了。
现在大家一提到山西，世人都提到了煤与陈醋，“要想富，钻黑窟”在山西人中盛为流传，资源的丰富为山西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缘据，却在官商纠结中形成了恶性循环，开一个煤矿需要几百万，侯马团构悍马等，这些种种现实太让人心酸了，本应有的最大有为却成了最大的无为，一个只忙于煤炭的城市只能是一座农民的城市，而由于设备安全方面，山西又经常发生矿难，前些天发生矿难后首都一家首都一家媒体制作的新闻标题便是“我们不要带血的煤！”
至于山西的陈醋，我想一个事例便可说明现状：
6月11日，"中国名醋高端论坛"在山西老陈醋集团的"号召"下在并举行。会议话题聚焦于"中国醋业竞争如何抛开传统的市场割据，摈弃目前相互间常用的低价血拼手段"，而中国醋行业联合做大蛋糕并分大蛋糕已被认为迫在眉睫。据报道，六大醋企最终达成共识，共同发表了《中国名牌名企业协作组织宣言》：将以培育自主品牌为目标，确保本世纪前十五年争创3－5个国际知名品牌……
国家质监总局质量司副司长惠博阳就此评价：此举对于推动中国食品和其他生产行业与世界市场接轨、开拓全球谷物醋市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采访中提及"高端论坛"的成果，省内醋企多半表示"不清楚"，甚至不屑一顾："只有两家老陈醋企业参加的论坛能代表得了山西老陈醋？！"看来，此次"诸侯会盟"虽迈出了行业自律可喜的一步，但是形式意义却远在实质意义之上。专家建议老陈醋攥起"拳头"无论如何，对于老陈醋业内竞争的种种乱象，山西省软科学研究院李镇西教授日前表示，山西需要一个世界级的醋业"巨无霸"。
在我看来，目前山西醋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批管理水平很低的企业在支撑着这个产业的发展。整个行业缺乏系统的战略规划。首先要加快企业改组和改制，尽快形成合理的内部治理机构。其次要靠外力推动，寻求有实力高水平的战略合作伙伴，同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结盟，不能局限在山西或者国内。再次要靠信息化提升。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以龙头企业为核心的供应链管理，极大地提高整合资源的能力。龙头企业实际上就是一个"总包工头"，在一个供应链管理中居于"盟主"的地位，它要不断地通过兼并、联合与重组，实现最大限度的整合，极大地提高产业的集中度，才能使整个行业发生质的变化。这样一个合理的产业格局事实上政府也难以规划和运作出来，只有让大企业集中更多的产能，在企业内部才能统一规划、协调产业布局和产品结构。
（八）
前些天又听到了山西煤矿爆炸的事件。
这些年国家开发完东部，又去开发西部，山西地理位置不东西，人们蜚语，不是个东西，山西注定要以一个痞子的形象，步履蹒跚前行。
（九）
在山西人会见到一个怪现象，高中生以及高中生以下的学生很少有人知道晋商文化，到了外地上学到是外地的人提醒才依稀朦胧，“好象吧”，“没听说过”，山西晋商文化的浓重和山西的现状终于在空间的纠缠中够成了跨越遥远却刺耳的绝响。
暑假去乔家大院去旅游的时候，见到一位比较资深的山西祁县老人，说起晋商文化，老人不无感叹，未几，老人起身回家，他乏力地挥挥手作别，转身过后，消失在狭狭的小巷里，我也沿着小巷回所在宾馆，依然是班驳的石板，幽深的小巷，。
我突然有些害怕，害怕见到一个满脸污黑的人，害怕见到满声哀叹的老者，我站在十字路口茫然地张望，眼前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形形色色。
我在张望什么？我一时迷失了自己。
山西茫然了，何况是我乎？
[ 此贴被誓。相守在2011-02-09 10:25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