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聚焦研究的嬗变与态势 作者：尚必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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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尚必武，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时间：2009-05-07
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65x（2007）06—0013—09
叙述聚焦（focalization，又译聚焦）为法国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于1969年率先提出的。在《修辞格Ⅱ》一文中，热奈特在参照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叙述聚焦这一概念，力图澄清叙事学界在“谁说”（who speaks）与“谁看”（who sees）这一问题上长期存有的混乱。继而，在《叙述话语》一书中，热氏又对叙述聚焦作了更为详细的论述和阐释。后经施劳米什·里蒙—凯南、米克·巴尔、威廉·尼尔斯等诸多叙事学家的推广沿用，叙述聚焦已经成为当下叙事学研究的重要术语之一。根据《卢特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2005）的解释，叙述聚焦是指与某个人（通常是某个人物）的感知、想象、知识或视点相关的叙述信息起源与视角限制。叙述聚焦实际上涵盖了对叙述信息的规范、选择以及传输等各种方式，尤其是从某个人物的视点来观察事件，不论这一视点是多么的主观化与不可靠（Jahn,2005:173）。
在叙事学家们看来，“不言自明的是，事件无论何时被描述，总要从一定的‘视角’范围内被描述出来，需要选择一个观察点，即看事物的某种方式或某种角度。”（Bal,1997:142）在热奈特之前，人们通常用叙述视角（point of view）、叙述情境（narrative situation）、叙述样式（narrative manner）、叙述透视（narrative perspective）、叙述焦点（focus of narration）等术语来指称叙述者的观察角度或观察视点。杰拉德·普林斯（Prince,2005:442）认为，没有什么叙述特征能像叙述视角这样被广为讨论，叙述事件与情境被从生理的、心理的、意识形态等角度呈现出来；也没有什么叙述特征能像叙述视角这样拥有丰富的术语（从中央智能、视野、聚焦到过滤器和看法等）。申丹教授（2006：511—512）也认为，自西方现代小说理论诞生以来，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但是，就小说研究而言，叙述聚焦也是涉及混乱最多的一个问题。
近年来，随着后经典叙事学的崛起，叙述聚焦再次引起学界的关注，掀起一轮新的研究热潮，诸多的后经典叙事学家竞相以新的维度对叙述聚焦展开研究，尤其倾向于将叙述聚焦与认知科学、意识形态等领域相结合，进行综合考察。本文从早期的叙述视角谈起，详细评析经典叙事学视阈下叙述聚焦理论的建构与论争，同时，以女性主义叙事学和认知叙事学为例，着力探究后经典叙事学视阈下叙述聚焦研究的新态势，希图从全局上考察和把握叙述聚焦研究在西方学界的嬗变。
一、早期的叙述视角研究
其实，早在热奈特之前，西方已经有数量相当的文学理论家致力于小说的叙述视角研究。热奈特（Genette,1980:186）认为，自19世纪末以来，在与叙述技巧相关的所有论题中，要属叙述视角的研究频率最高。热奈特本人也是在参照六位先驱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叙述聚焦这一概念。诸多现代小说理论家都把叙述视角看做是小说研究的重要一隅。威特科姆在《小说研究》一书中，首次以“叙述者，其观察点”为该书的一个章节标题，初步涉猎叙述视角这一论题。帕西·卢伯克（Lubbock,1966:251）在《小说技巧》一书中更是对叙述视角表达了极大的关注。卢伯克认为，在小说技巧中，所有错综复杂的方法问题都要受到观察点即叙述者在故事中所占位置的影响。卢伯克还试着以叙述视角为参照范式，分析了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
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克林斯·布鲁克斯与罗伯特·潘·沃伦在《理解小说》一书中提出了小说中“谁说”的问题，由此引出了类似于叙述视角的“叙述聚点”这一重要概念。布鲁克斯与沃伦二人主要以叙述者和小说人物为基准，提出了叙述视角的四种类型，如下图所示（Brooks & Warren,2004:174）：
由上图不难发现，布鲁克斯与沃伦依据纵横两条轴线来划分叙述视角。从纵轴上看，布、沃二人是按观察者（“谁看”）的位置来划分叙述视角；从横轴上看，他们则又按叙述者（“谁说”）的身份来划定叙述视角。也即是说，在“谁看”与“谁说”这一问题上，布、沃二人对叙述视角的划分缺乏统一的标准。
1955年，德国叙事学家F.K.斯坦泽尔（Stanzel，1971）提出了著名的叙述情境学说。在斯坦泽尔看来，叙述作品大致有以下三种需要区分的叙述情境：（1）传统的全知叙述（如菲尔丁的《汤姆·琼斯》）；（2）人物叙述者的第一人称叙述（如麦尔维尔的《白鲸》）；（3）以人物的观察视角为出发点的第三人称叙述（如詹姆斯的《专使》）。针对斯坦泽尔的叙述情境学说热奈特评价道，斯坦泽尔的第二种叙述情境与第三种叙述情境在观察视角上并不存在什么差异，因为它们都是以人物的观察视角为出发点，仅在叙述声音上有所区别（前者的叙述声音来自于叙述视角人物自己，而后者的叙述声音则来自故事之外的叙述者）。因此，热奈特（Genette,1980:187）得出结论，斯坦泽尔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混淆了叙述声音与叙述视角，没有看到二者之间的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斯坦泽尔的叙述情境理论在叙事学界还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时隔7年，法国叙事学家伯尔梯尔·隆伯格对斯坦泽尔的叙述情境学说加以补充，即增加了一种名曰“客观叙述”的新类型，由此提出了叙述情境的四种类型：（1）全知作者的叙述；（2）视角叙述；（3）客观叙述；（4）第一人称叙述（Romberg，1962）。尽管隆伯格对斯坦泽尔的叙述情境学说进行了补充，但问题是隆伯格依然没有走出斯坦泽尔在“谁说”与“谁看”这一问题上混乱不清的窠臼。
迄今为止，对叙述视角分类最为详细的小说理论家恐怕非诺曼·弗里德曼莫属。在《小说的视角》一文中弗里德曼（Fredman,1967:108—137）提出了叙述视角的八种类型：（1）编辑型全知叙述视角，即侵入式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视角，如哈代的《苔丝》；（2）客观型全知叙述视角，即非个性化、非侵入式第三人称叙述视角，如赫胥黎的《旋律与对位》；（3）第一人称见证者（I-withess）的叙述，如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4）第一人称主要人物（I-protagonist）的叙述，如狄更斯的《远大前程》；（5）多重选择性全知叙述，如伍尔夫的《到灯塔去》；（6）单一选择性全知叙述，如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7）戏剧模式叙述，如海明威的短篇小说《白象似的群山》；（8）摄像机式的叙述，事件就像被一架摄像机不加选择和组织地记录下来。虽然弗里德曼对叙述视角的划分颇为详尽，但他终究还是未能分清“谁看”与“谁说”。热奈特（Genette,1980:187）认为，弗里德曼的第一种、第二种叙述视角皆与叙述者、叙述声音密切相关，两者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作者是否介入叙事作品。而第三、第四种叙述视角与其他叙述视角的区别在于叙述者究竟是与第一人称“我”，还是与叙述者、叙述声音相关。据此看来，弗里德曼对叙述视角的划分标准不仅不统一，而且还似乎偏离了研究方向，因为他非但没有以“看”为基准，反倒是以“说”为参照范式。
在叙述视角的研究史上，法国叙事学家让·普荣和茨维坦·托多洛夫的研究也不容忽视。普荣区分了三种不同的视野模式：（1）内视野（vision within），即从人物的心理开始观察，如詹姆斯的《专使》；（2）后视野（vision from behind），即从全知叙述者的角度开始观察，如哈代的《苔丝》；（3）外视野（vision form outside），即摄像机式的视角，如海明威的《白象似的群山》。后来，托多洛夫对普荣的三种视野模式进一步细化，提出了三种相应的视角公式：（1）与内视野相对应的是叙述者＞人物，即叙述者要比人物掌握更多的信息；（2）与后视野相对应的是叙述者＝人物，即叙述者与人物掌握同样多的信息；（3）与外视野相对应的是叙述者＜人物，即同人物相比，叙述者所掌握的信息要少（ibid.:188—189）。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普荣与托多洛夫简化了叙述视角理论，使其在分析具体的叙事作品时。易于操作，有一定的实用性。
尽管热奈特之前的叙事学家在叙述视角研究上，似乎都没有很好地区分叙述过程中的“谁说”与“谁看”，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混乱。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对叙述视角研究所做出的努力为后继者（如热奈特等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笃实的理论基础。
二、经典叙事学视阈下叙述聚焦理论的建构与论争
如前所述，首次提出叙述聚焦这一概念的是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就提出这一概念的原因，热氏解释道，一方面他是想力图避免使用过于具体化的视觉性术语，如“视野”、“视角”等，另一方面，他是受到了布鲁克斯与沃伦关于“叙述聚点”这一概念的启发，因此提出了略微抽象的术语——叙述聚焦（ibid.:189）。但是，热奈特却没有提及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即以往小说理论家在研究叙述视角这一问题上的致命缺陷是没有分清叙述过程中的“谁说”与“谁看”。多年之后，荷兰叙事学家米克·巴尔揭示了这一重要原因。在《叙事学：叙事理论导论》一书中，巴尔（Bal,1997:143）认为热奈特之前的叙事学家都在同一个问题上显得含混不清，他们没有在视觉（通过它的诸成分被表现出来）与表现视觉的声音本体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即他们没有对“谁看”与“谁说”作出区分。紧接着，针对自己抛弃“透视”采用叙述聚焦这一概念的做法，巴尔补充了另外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涉及传统。“虽然‘透视’一词也能反映出聚焦的含义，但在叙事理论传统上既表示叙述者，也表示视觉，这一含混已经影响到这个词的特定意义，而且它在艺术史上的运用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很难将它保持在视觉形象所适用的理论中。”（ibid.:143）第二个原因是来自于一个更为实用的反对意见。“没有一个出自于‘透视’（perspective）的名词可以表明动作的主体，而动词‘to perspective’（透视）也不常用。由于‘视觉’具有强烈的操纵作用，难以与感情相分离，不仅难以与属于聚焦者和人物的感情而且也难以与属于读者的感情相分离。聚焦则是一个技术性术语，可以帮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操纵方式的技术性方面。”（ibid.:143—144）
在参照了布鲁克斯、沃伦、托多洛夫、普荣等人关于叙述视角研究的基础上，热奈特详细阐述了叙述聚焦理论。他根据叙述信息受限制程度的高低，提出了叙述聚焦的三种类型：（1）无聚焦（non-focalization）或零聚焦（zero-focalization），相当于普荣的后视野或托多洛夫的叙述者＞人物的视角公式。在这一叙述聚焦类型中，事件被没有限制的全知叙述视角所叙述，如菲尔丁的《汤姆·琼斯》、福斯特的《印度之行》，以及很多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2）内聚焦（internal focalization），相当于普荣的内视野、卢伯克的“视点”叙述、布兰的“有限视野”或托多洛夫的叙述者＝人物的视角公式。在这一叙述聚焦类型中，事件通过聚焦人物的视点、感知、认知被呈现出来，如罗伯—格里耶的《嫉妒》，福克纳的《焚烧粮仓》等；（3）外聚焦（external focalization），相当于普荣的外视野或托多洛夫的叙述者＜人物的视角公式。在这一叙述聚焦类型中，事件的叙述只局限于从外部视点以及行为报告（behaviorist report）等角度出发，基本上只陈述摄像机所能拍到的东西，如福克纳的短篇小说《杀人者》（Genette,1980:189—198）。
曼弗雷德·雅恩（Jahn,2005:173—174）认为，在热奈特的三种叙述聚焦类型中，内聚焦最为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内聚焦抓住了通常叙述情境的自然限制性，而且还因为它体现了20世纪现代主义叙事作品的主要特点。也正是在这一叙述聚焦类型上，热奈特进一步细化。他以叙述聚焦的恒定性（persistence）为参照范式，提出了内聚焦的三种亚类型：（1）固定式聚焦（fixed focaliation），意即对事件的叙述始终是从某个单一聚焦人物的视点出发，如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2）不定式聚焦（variable focalization），意即对事件的叙述是通过几个不同聚焦人物的视点来完成，如伍尔夫的《达罗威夫人》；（3）多重聚焦（multiple focalization），意即通过不同的聚焦人物对同一事件进行多次不同的叙述，如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至于内聚焦与外聚焦的区分，热奈特（Genette,1980:193）主要采用了罗兰·巴特的验证策略：在给定的一段叙述文本中，用第一人称重新改写，如果可行的话，那么该段叙述文本采用的聚焦策略就是内聚焦，如果行不通，那么该段叙述文本的聚焦策略则是外聚焦。后来，这一区分方法也被其他叙事学家，如里蒙—凯南（Rimmon-Kenan,1983:75）等人所接受和仿效。
热奈特的叙述聚焦理论一经提出，随即引发了西方叙事学界的一阵骚动，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不可否认，热奈特关于叙述聚焦的“谁说”与“谁看”之分，第一次廓清了西方叙事学界长期以来在叙述视角研究问题上的混乱，通过引入叙述聚焦这一技术性术语，使得叙事学研究越发彰显了“科学性”特征。但遗憾的是，热奈特没有深入探讨聚焦者（focalizer）与被聚焦者（focalized）的区别，也没有进一步划分叙述聚焦的层面，无疑为后来学界在叙述聚焦问题上的论争埋下了伏笔。但是，正如谭君强先生所言，我们至少可以肯定的是，热奈特关于叙述聚焦的三种模式是在他提出区分“谁说”与“谁看”、叙述与聚焦的基础上进行的，具有更多的合理性，并且也在相当程度上与大量叙述作品的实际情况相吻合。尽管这三类区分引起了诸多不同的意见和争论，它毕竟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讨论出发点与有益的参照（谭君强，2002：108）。
在客观审视叙述聚焦理论的基础上，里蒙—凯南（Rimmon-Kenan,1983:71）首先高度评价了热氏的叙述聚焦这一术语，认为“热奈特的提法具有极大的优点，澄清了因为使用‘叙述视角’以及其他相关术语时造成对视角与叙述的混乱”。但同时，她又对热奈特的叙述聚焦三分法提出不同见解。在里蒙—凯南看来，叙述聚焦只存有两种类型：内聚焦和外聚焦。论及自己矢口不提非聚焦（零聚焦）的原因，里蒙—凯南解释道，热奈特的非聚焦实际上对应于她的外聚焦，而热奈特的内聚焦则大体相当于她的内聚焦。由于热奈特的外聚焦是基于另外一重标准，因此，里蒙—凯南又将这一聚焦类型融入前两种聚焦类型的讨论之中，没有另行阐述（ibid.:74,138—139）。
同里蒙—凯南相比较，雅恩对热奈特的叙述聚焦理论可谓是赞赏有加。雅恩认为，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热奈特的叙述聚焦理论只是对其他研究者的叙述视角模型的重构，但他毕竟把叙事理论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雅恩（Jahn,2005:173）看来，热奈特至少在三个方面有效地促进了叙述聚焦研究：（1）热奈特第一次对“谁看”（聚焦的主体）与“谁说”（叙述的主体）作了系统的区分；（2）通过结合和调整前人的理论，他给叙述聚焦下了定义；（3）热奈特具体阐述了叙述聚焦的三种类型（零聚焦、类聚焦、外聚焦），大致体现了普荣通过视野划分法与托多洛夫通过信息划分法得出的三种叙述聚焦模型。不难发现，雅恩是在通过比较热奈特与热奈特之前的小说理论家之后得出这样结论的。就叙述聚焦本身而言，雅恩没有详细评述。
值得称赞的是，在意识到叙述聚焦理论的某些不足与缺陷之后，热奈特不是一味地固守，而是努力对其加以修正。热奈特也认为，单纯地用“谁看”来表示叙述聚焦，太过于具体化和视觉化。因此，他建议用“谁感知’’（who perceives）来替换“谁看”。可以说，用“感知”来替代“看”，热奈特大大地拓宽了叙述聚焦的研究层面。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对叙述聚焦的感知层面作进一步的划分和论述，更没有注意到除“感知层”之外，叙述聚焦在其他层面上（如心理层面、意识形态层面等）的表现。或许，这一遗憾在里蒙—凯南、威廉·尼尔斯那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在里蒙—凯南（Rimmom-Kenan,1983:74—85）看来，热奈特将叙述聚焦仅限定于“感知”层未免过于狭窄。她首先将感知层细化为心理层、意识形态层等。其中，心理层还包括认知成分、情感成分。就各个聚焦层面之间的关系，里蒙—凯南认为，叙述聚焦的感知层、心理层、意识形态层有可能会同时体现在一个聚焦者身上，也可能会在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聚焦者身上体现出来。例如，在狄更斯的小说《远大前程》中，感知层面上的聚焦者是年轻的皮普，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聚焦者则为年长的叙述者皮普。此外，里蒙—凯南还探讨了叙述聚焦切换的语词特征。她认为，无论是叙述聚焦者的存在，还是叙述聚焦者的切换都会在语言上有所表现。具体而言，在叙述文本中可以表示叙述聚焦切换的语词策略一般有“命名”（naming）、动词、形容词等（ibid.:82）。同里蒙—凯南相比较，尼尔斯主要围绕热奈特的叙述聚焦感知层展开深入研究。尼尔斯（Nelles,1997:75—89）认为，叙述聚焦的感知层主要依赖以下五种方式：视觉、听觉、味觉、嗅觉以及触觉。
除热奈特之外，巴尔的叙述聚焦研究也同样值得我们关注。有论者认为，无论是巴尔对热奈特叙述聚焦类型的批判，还是她对叙述聚焦新术语的引入，都极大地影响了“热奈特之后”（post-Genette）的叙述聚焦理论研究（Jahn,2005:174）。综观巴尔（Bal,1997:142—174）关于叙述聚焦的论述不难发现，一方面，她赞同热奈特关于叙述聚焦这一概念的提法，但另一方面，她又对热奈特的叙述聚焦理论进行批判，提出反对意见。巴尔首先主张用叙述聚焦来取代视角，虽然她这样做的初衷可能与热奈特不尽相同，就像里蒙—凯南一样，她是出于不同目的而采用了叙述聚焦这一概念。在巴尔看来，虽然热奈特对“谁说”与“谁看”或“谁感知”进行了区分，但热氏对叙述聚焦三种类型的划分标准并不统一，这又引发了新的混乱。例如，在划分零聚焦与内聚焦时，热奈特依据的是感知者或者聚焦者的所处位置，而在划分内聚焦与外聚焦时，热奈特依据的则是被感知者或被聚焦者的所处位置。因此，热奈特的划分标准在无形中发生了偷换。可以说，巴尔在叙述聚焦类型的划分标准上对热奈特的批判有一定的道理。
在批判的同时，巴尔又在五个方面对热奈特的叙述聚焦类型加以修正：（1）抛弃了热奈特的叙述聚焦三分法（零聚焦、内聚焦、外聚焦），巴尔认为，叙述聚焦是叙事文本的主要特征之一，她还特别指出，热奈特的外聚焦概念没有清晰地区分出谁看（who sees）、看到什么（what is seen）以及怎么看（how it is seen）；（2）重新定义了外聚焦，即外聚焦是围绕叙述者的感知与视点的叙事策略；（3）用“内聚焦者”替换了热奈特的“聚焦人物”，由此构建了内、外聚焦或内、外聚焦者的二元对立模式；（4）区分了可感知的被聚焦者与不可感知的聚焦者，即真实世界的可见物体、人物意识与想象世界的可见物体；（5）认为聚焦者具有不同的文本力量和地位，并由此探讨了“嵌入式叙述聚焦”（embedded focalization）。不难发现，巴尔对热奈特叙述聚焦类型的修正是合理的，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叙述聚焦理论。
尽管热奈特的叙述聚焦理论得到巴尔以及热奈特本人的不断修正和完善，但是在叙事学界还是不乏反对的呼声，塞姆尔·查特曼就是其中之一。查特曼先是于1986年在《今日诗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人物与叙述者：过滤器、中心、看法、兴趣焦点》的文章，开始向热奈特、里蒙—凯南、巴尔等人发难。查特曼（Chatman，1986）认为。热奈特、巴尔、里蒙—凯南等人没有看到“视角”这一术语所蕴涵的冲突关系，并且又将这些冲突关系直接带入至叙述聚焦研究。查特曼从布鲁克斯和沃伦的“叙述聚点”入手。在梳理并澄清了“兴趣焦点”、“人物焦点”、“叙述焦点”等的真正含义之后，他认为“视角”、“视野”、“透视”、“聚焦”具有不同的叙述功能，有的仅仅指涉人物，有的则仅仅指涉叙述者。热奈特等人的不足之处在于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些区别。在查特曼看来，叙述者仅仅报道事件，但在报道事件的那一刻不一定就会看到事件的发生。继而，查特曼提出，当人物叙述的功能在于使读者意识到某个人物的重要性，但又无法让读者进入某个人物的意识时，那么这个人物叙述者就具有“中心”的功能。当叙述者通过人物的意识来有选择地报道事件时，那么他就有了“过滤器”（filter）的功能。
四年后，查特曼（Chatman,1990:145）在《达成妥协：小说与电影的修辞叙述》一书中又重申了他的叙述聚焦观。他认为叙述聚焦这一术语是有缺陷的，因为它不能解释人物和叙述者的心理过程。为此，他建议用“看法”（slant）来表示叙述者的态度以及适合于话语报道功能的其他心理方式，而用过滤器来“折射人物”（reflector）的心理过程，其中包括感知、认知、态度、记忆、幻想等。遗憾的是，查特曼的看法与过滤器这两个术语没有很好地区分什么是“真实的看”（literal seeing）、什么是“非真实的看”（non-literary seeing）。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查特曼初步地将叙述聚焦与人物心理因素联系起来，无疑为此后认知叙事学家在这方面对叙述聚焦展开深入研究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
不可忽视的是，经典叙事学割裂了语境、意识形态、读者反应等因素，旨在建构“普遍叙事语法”（universal narrative grammar）的这一根本出发点为经典叙事学视阈下的叙述聚焦研究带来一定的弊端与不足。例如，无论是热奈特还是其他经典叙事学家，他们似乎都未能完全理清叙述聚焦的隶属层面，即叙述聚焦究竟是属于故事层还是话语层，甚或是叙述层？虽然里蒙—凯南曾一度注意到这个问题，她认为，叙述聚焦是同故事和话语都相关的文本因素。如果人物是聚焦者的话，那么他的感知行为就是故事的一部分。与此相反，如果人物是叙述者的话，那么叙述聚焦就是由他选择的众多叙述策略的一个，应该属于叙述层。但里蒙—凯南（Rimmon-Kenan,1983:85）没有对此深入探讨，对自己提出的这一理论假想也表现得十分不自信。她承认，这一理论假想还没有完全得到证实。该假想的合法性不能保证。
三、后经典叙事学视阈下叙述聚焦研究的新态势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叙事理论的飓风发生偏转，叙事学研究逐步由经典走向后经典。在后经典叙事学高度张扬的当下。叙述聚焦研究也在多重层面上展开，彰显出新的态势与走向。叙述聚焦研究也愈发同其他相关学科结合，既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叙述聚焦研究，也有认知叙事学、媒介叙事学背景下的叙述聚焦研究。下面我们以女性主义叙事学和认知叙事学为例，来窥探后经典叙事学视阈下叙述聚焦研究的新态势。
众所周知，后经典叙事学的崛起当以女性主义叙事学为先河。申丹教授在《语境叙事学与形式叙事学缘何相互依存》一文中对女性主义叙事学高度评价，认为它在“继承和丰富形式叙事诗学方面扮演了先锋的重要角色”（Shen,2005:146）。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美国叙事学家苏珊·兰瑟与以色列学者里丽·迪恩格特在《文体》杂志展开有关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论战，引得叙事学界极为关注，一时间热闹非凡。1986年，兰瑟（Lanser，1986）在《文体》上发表了一篇颇具宣言性质的论文《走向女性主义叙事学》，简要地阐述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目的与方法。时隔两年，《文体》同期刊载两篇有关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论文：迪恩格特的发难文章《叙事学与女性主义》（Diengott，1988）以及兰瑟的回击《改变范式：女性主义与叙事学》（Lanser，1988）。同经典叙事学忽视“性别”叙事的做法相左，女性主义叙事学认为，无论是女性写作还是叙事结构都受到作者、文本、读者之间隐含的权力关系的影响。兰瑟（Lanser,1992;15）认为，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研究具体的文本形式来探讨社会身份地位与文本形式之间的交叉作用，把叙述声音的一些问题作为意识形态关键的表达形式来加以解读”。作为后经典叙事学的旗手，女性主义叙事学对叙述聚焦表达了极大的关注。我们在此以兰瑟的观点为例。与其他后经典叙事学家不同，兰瑟没有使用叙述聚焦这一术语，而是继续沿用了叙述视角。在《叙述行为：小说的叙述视角》一书中，兰瑟除了探讨基于言语行为理论的叙述视角之外，将重点放在意识形态与叙述视角上。她认为，叙述者的性别、说话人的权力基础、叙述者的个性与价值观，以及作者所处的环境（信仰）同文本叙述结构之间的关系等对叙述视角都非常重要，只不过许多有关叙述视角的研究都忽视了这些关系。兰瑟毫不讳饰地铺陈自己的研究立场：既是形式主义的，更是女性主义的（Lanser,1981:5,7）。
兰瑟在阐述了叙述视角的哲学意义、叙述视角与文学行为之后，重点论述了叙述视角的三种构成因素，即地位（status）、接触（contact）、立场（position）等。同时，她也详细探讨了叙述声音的主体地位、叙述交际的接触模式以及“态度技巧”（technique as attitude）的叙述立场。兰瑟认为，以上这些因素都与意识形态、性别等有密切的关系，我们除了可从中发现女性受到压抑、处于男性权威之下的叙述行为之外，还可发现女性如何沦为被看的叙述景观。此外，兰瑟还将叙述视角作为意识形态和写作技巧来加以论述。通过对凯特·肖邦的短篇小说《一小时的故事》的条分缕析，兰瑟揭示出小说女主人公对自由的向往，并将叙述视角同作者肖邦本人联系起来，全新诠释了肖邦的女性主义思想。
作为发展势头最为强劲的后经典叙事学派之一（申丹等，2005：325），认知叙事学的叙述聚焦研究也同样醒目独特。在此，我们以雅恩的“窗口聚焦”（windows of focalization）和戴维·赫尔曼的“假定聚焦”（hypothetical focalization）为例进行阐述。在雅恩（Jahn，1996）看来，叙述聚焦是通向叙事世界的一个想象窗口，通过这个窗口，以及“聚焦者”这一连接故事内外的“感知屏”（perceptual screen），读者能够看到叙述文本中的事件与人物。在《窗口聚焦：一个叙事学术语的解构与重构》一文中，雅恩受到詹姆斯的《小说之家》中数以万计的窗口的启发，在参照乔治·莱考夫与马克·约翰逊的自然隐喻理论、雷·杰肯道夫的认知界面理论以及维尔纳·沃尔夫的审美幻想概念等的基础上，提出詹姆斯的窗口是叙述聚焦模型核心的隐喻。雅恩认为，一幅完整的叙述聚焦图形还应当包括一个讲述自己“想象感知”（imaginary perception）的叙述者，这样读者可以“换位”（transpose）至小说的虚构视角，达到一种“浸入”（immersion）文本的状态。从这一层面看来，叙述聚焦既是创作和管理通往叙事世界的窗口，也是规范、引导甚至利用读者想象感知的窗口。与经典叙事学家把叙述聚焦看作是限制已经存在叙述事实的再现过滤器的观点相左，雅恩认为，叙述聚焦是作者、叙述者以及读者的“触发器”（trigger），是故事讲述与故事理解的一个基本过程。
在《聚焦的机制：拓展叙事学工具》一文中，雅恩（Jahn，1999）对“窗口聚焦”又进一步完善，并细化了叙述聚焦的范围。他把叙述聚焦分为四种类型：（1）严格聚焦（strict focalization），指的是从确定的时空位置上进行观察的视角；（2）环绕聚焦（ambient focalization），指的是从一个以上的视角来观察故事事件和存在物，如动态的、总结性的或交际性的视角等；（3）弱聚焦（weak focalization），指的是从一个不具体的时空位置上观察物体；（4）零聚焦（zero focalization），指的是“无视角”（aperspectival）的视角。就“窗口”（window）一词的选词而言，雅恩似乎颇为满意。他认为，窗口不仅具有一定的隐喻性，而且“窗口”还有一定的“外推用法”（extrapolation），如电影与计算机屏幕的窗口、真实与虚构的窗口、打开与关闭的窗口、连续的窗口以及融合与分裂的窗口等。
在叙述聚焦这一论题上，美国的认知叙事学家赫尔曼（Herman,2002:309）明确提出要“超越经典类型”（beyond the classical typologies），力图使用一种不同于雅恩的“想象感知”来作为衡量叙述聚焦的标准。赫尔曼（Herman，1994）先是于1994年在《叙事》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定聚焦》的论文，从认知叙事学的角度对叙述聚焦进行了初步分析。八年后，在《故事逻辑：叙事的问题与可能性》一书中，赫尔曼更是完善了其假定聚焦理论。在他看来，所谓的假定聚焦就是人物或叙述者可能看到或感知到假想事件这一行为。赫尔曼研究假定聚焦的目的在于强调研究聚焦类型（modes of focalization）、语法语气（grammatical moods）、认知模态（epistemic modalities）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赫尔曼（Herman,2002:311—323）认为，假定聚焦又可分为直接假定聚焦和间接假定聚焦两个类型。对“假定见证者”（hypothetical witness）有明显吸引力的叙述聚焦就是直接假定聚焦，否则就是间接假定聚焦，而间接假定聚焦的聚焦行为需要读者从文本中推断出来。无论是直接假定聚焦还是间接假定聚焦，它们在程度上都有强弱之分。如果某个观察者或某一组观察者只是“反事实地”（counterfactually）存在于故事世界，这就涉及程度强的直接假定聚焦；如果某个实际观察者的聚焦是作为与事实相悖的行为被陈述出来，这就涉及程度弱的直接假定聚焦；如果观察者的存在必须被推断出来，但他的聚焦行为又不能被确定，这就涉及程度强的间接假定聚焦，否则就是程度弱的间接假定聚焦。赫尔曼认为，假定聚焦和非假定聚焦其实都把认知模态在确定性、虚拟性、极端不确定性的范围内加以编码。此外，赫尔曼还独创性地将“可能世界语义学”与“叙事文类”联系在一起加以综合考察，提出我们可以借助语义学理论的研究成果来探究叙事的意义。
无论是兰瑟的性别化的叙述视角，还是雅恩的“窗口聚焦”或赫尔曼的“假定聚焦”，都从新的维度对叙述聚焦重新定义和归类，大大拓展了叙述聚焦的研究空间。可以说，经典叙事学家在研究叙述聚焦时对社会语境、意识形态、读者反应等重视不足的问题，在后经典叙事学家那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填补，从而使叙述聚焦研究更为丰满。
四、结语
颇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叙事学界曾围绕叙述聚焦（或叙述视角）这一议题数度召开大型的专题学术研讨会，力图将叙述聚焦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在此，我们仅以两次影响较大的会议为例。1995年，“叙述视角：认知与情感”（Narrative Perspective:Cognition and Emotion）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荷兰的宰斯特召开。当时，叙事学刚刚走出解构主义的阴霾，正值复兴时期。在这次会议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叙事学家就叙述聚焦的概念、历史、实例分析、综合理解，以及叙述聚焦的影响与效果等论题作了详细的分析与探讨，会后还出版了由查特曼主编的会议论文集《叙述视角研究的新视角》（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Perspectives,2001）。2006年10月，“视角、透视、聚焦：塑造媒介”（Point,of View,Perspective,Focalization:Modeling Mediacy）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德国汉堡大学召开。与十年前的情况有所不同，此时的叙事学研究正处于各种理论思潮勃发的后经典阶段。在这次会议上，与会学者就叙述聚焦的各种概念、叙述聚焦与声音、文化历史语境下的叙述聚焦研究以及叙述聚焦与媒介等议题作了更为深入的交流，将叙述聚焦再度推向了叙事理论的研究前沿。
国际叙事学界对叙述聚焦研究的高度重视，似乎恰好验证了巴尔（Bal,1997:142）在《叙事学：叙事理论导论》一书第2版中的论断：没有叙述聚焦就没有叙述，正如没有叙述就没有叙述聚焦一样。兰瑟（Lanser,1981:110）也认为：“不管因果关系多么复杂，叙述视角（聚焦）依然是整个小说研究史上占有中心地位且具有高度变化性的结构策略。”就当下叙述聚焦研究的任务而言，普林斯的观点颇有几分道理。在他看来，叙事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研究叙述聚焦对人们认知、情感、阐释以及反应所产生的影响（Prince,2005:433）。值得欣喜的是，已经有后经典叙事学家围绕这些方面作了初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叙述聚焦研究势必更加深入彻底，所取得的成果也会更加丰硕。
注释：
① 曼弗雷德·雅恩认为，热奈特之所以提出叙述聚焦理论，主要是受到了以下六位小说理论家的启发：克林斯·布鲁克斯、罗伯特·潘·沃伦、让·普荣、乔治·比邻、诺曼·弗里德曼以及茨维坦·托多洛夫。参见Manfred Jahn.Focalization.In David Herman,Manfred Jahn & Marie-Laure Ryan(eds)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5,173—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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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65x（2007）06—0013—09
叙述聚焦（focalization，又译聚焦）为法国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于1969年率先提出的。在《修辞格Ⅱ》一文中，热奈特在参照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叙述聚焦这一概念，力图澄清叙事学界在“谁说”（who speaks）与“谁看”（who sees）这一问题上长期存有的混乱。继而，在《叙述话语》一书中，热氏又对叙述聚焦作了更为详细的论述和阐释。后经施劳米什·里蒙—凯南、米克·巴尔、威廉·尼尔斯等诸多叙事学家的推广沿用，叙述聚焦已经成为当下叙事学研究的重要术语之一。根据《卢特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2005）的解释，叙述聚焦是指与某个人（通常是某个人物）的感知、想象、知识或视点相关的叙述信息起源与视角限制。叙述聚焦实际上涵盖了对叙述信息的规范、选择以及传输等各种方式，尤其是从某个人物的视点来观察事件，不论这一视点是多么的主观化与不可靠（Jahn,2005:173）。
在叙事学家们看来，“不言自明的是，事件无论何时被描述，总要从一定的‘视角’范围内被描述出来，需要选择一个观察点，即看事物的某种方式或某种角度。”（Bal,1997:142）在热奈特之前，人们通常用叙述视角（point of view）、叙述情境（narrative situation）、叙述样式（narrative manner）、叙述透视（narrative perspective）、叙述焦点（focus of narration）等术语来指称叙述者的观察角度或观察视点。杰拉德·普林斯（Prince,2005:442）认为，没有什么叙述特征能像叙述视角这样被广为讨论，叙述事件与情境被从生理的、心理的、意识形态等角度呈现出来；也没有什么叙述特征能像叙述视角这样拥有丰富的术语（从中央智能、视野、聚焦到过滤器和看法等）。申丹教授（2006：511—512）也认为，自西方现代小说理论诞生以来，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但是，就小说研究而言，叙述聚焦也是涉及混乱最多的一个问题。
近年来，随着后经典叙事学的崛起，叙述聚焦再次引起学界的关注，掀起一轮新的研究热潮，诸多的后经典叙事学家竞相以新的维度对叙述聚焦展开研究，尤其倾向于将叙述聚焦与认知科学、意识形态等领域相结合，进行综合考察。本文从早期的叙述视角谈起，详细评析经典叙事学视阈下叙述聚焦理论的建构与论争，同时，以女性主义叙事学和认知叙事学为例，着力探究后经典叙事学视阈下叙述聚焦研究的新态势，希图从全局上考察和把握叙述聚焦研究在西方学界的嬗变。
一、早期的叙述视角研究
其实，早在热奈特之前，西方已经有数量相当的文学理论家致力于小说的叙述视角研究。热奈特（Genette,1980:186）认为，自19世纪末以来，在与叙述技巧相关的所有论题中，要属叙述视角的研究频率最高。热奈特本人也是在参照六位先驱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叙述聚焦这一概念。诸多现代小说理论家都把叙述视角看做是小说研究的重要一隅。威特科姆在《小说研究》一书中，首次以“叙述者，其观察点”为该书的一个章节标题，初步涉猎叙述视角这一论题。帕西·卢伯克（Lubbock,1966:251）在《小说技巧》一书中更是对叙述视角表达了极大的关注。卢伯克认为，在小说技巧中，所有错综复杂的方法问题都要受到观察点即叙述者在故事中所占位置的影响。卢伯克还试着以叙述视角为参照范式，分析了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
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克林斯·布鲁克斯与罗伯特·潘·沃伦在《理解小说》一书中提出了小说中“谁说”的问题，由此引出了类似于叙述视角的“叙述聚点”这一重要概念。布鲁克斯与沃伦二人主要以叙述者和小说人物为基准，提出了叙述视角的四种类型，如下图所示（Brooks & Warren,2004:174）：
由上图不难发现，布鲁克斯与沃伦依据纵横两条轴线来划分叙述视角。从纵轴上看，布、沃二人是按观察者（“谁看”）的位置来划分叙述视角；从横轴上看，他们则又按叙述者（“谁说”）的身份来划定叙述视角。也即是说，在“谁看”与“谁说”这一问题上，布、沃二人对叙述视角的划分缺乏统一的标准。
1955年，德国叙事学家F.K.斯坦泽尔（Stanzel，1971）提出了著名的叙述情境学说。在斯坦泽尔看来，叙述作品大致有以下三种需要区分的叙述情境：（1）传统的全知叙述（如菲尔丁的《汤姆·琼斯》）；（2）人物叙述者的第一人称叙述（如麦尔维尔的《白鲸》）；（3）以人物的观察视角为出发点的第三人称叙述（如詹姆斯的《专使》）。针对斯坦泽尔的叙述情境学说热奈特评价道，斯坦泽尔的第二种叙述情境与第三种叙述情境在观察视角上并不存在什么差异，因为它们都是以人物的观察视角为出发点，仅在叙述声音上有所区别（前者的叙述声音来自于叙述视角人物自己，而后者的叙述声音则来自故事之外的叙述者）。因此，热奈特（Genette,1980:187）得出结论，斯坦泽尔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混淆了叙述声音与叙述视角，没有看到二者之间的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斯坦泽尔的叙述情境理论在叙事学界还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时隔7年，法国叙事学家伯尔梯尔·隆伯格对斯坦泽尔的叙述情境学说加以补充，即增加了一种名曰“客观叙述”的新类型，由此提出了叙述情境的四种类型：（1）全知作者的叙述；（2）视角叙述；（3）客观叙述；（4）第一人称叙述（Romberg，1962）。尽管隆伯格对斯坦泽尔的叙述情境学说进行了补充，但问题是隆伯格依然没有走出斯坦泽尔在“谁说”与“谁看”这一问题上混乱不清的窠臼。
迄今为止，对叙述视角分类最为详细的小说理论家恐怕非诺曼·弗里德曼莫属。在《小说的视角》一文中弗里德曼（Fredman,1967:108—137）提出了叙述视角的八种类型：（1）编辑型全知叙述视角，即侵入式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视角，如哈代的《苔丝》；（2）客观型全知叙述视角，即非个性化、非侵入式第三人称叙述视角，如赫胥黎的《旋律与对位》；（3）第一人称见证者（I-withess）的叙述，如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4）第一人称主要人物（I-protagonist）的叙述，如狄更斯的《远大前程》；（5）多重选择性全知叙述，如伍尔夫的《到灯塔去》；（6）单一选择性全知叙述，如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7）戏剧模式叙述，如海明威的短篇小说《白象似的群山》；（8）摄像机式的叙述，事件就像被一架摄像机不加选择和组织地记录下来。虽然弗里德曼对叙述视角的划分颇为详尽，但他终究还是未能分清“谁看”与“谁说”。热奈特（Genette,1980:187）认为，弗里德曼的第一种、第二种叙述视角皆与叙述者、叙述声音密切相关，两者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作者是否介入叙事作品。而第三、第四种叙述视角与其他叙述视角的区别在于叙述者究竟是与第一人称“我”，还是与叙述者、叙述声音相关。据此看来，弗里德曼对叙述视角的划分标准不仅不统一，而且还似乎偏离了研究方向，因为他非但没有以“看”为基准，反倒是以“说”为参照范式。
在叙述视角的研究史上，法国叙事学家让·普荣和茨维坦·托多洛夫的研究也不容忽视。普荣区分了三种不同的视野模式：（1）内视野（vision within），即从人物的心理开始观察，如詹姆斯的《专使》；（2）后视野（vision from behind），即从全知叙述者的角度开始观察，如哈代的《苔丝》；（3）外视野（vision form outside），即摄像机式的视角，如海明威的《白象似的群山》。后来，托多洛夫对普荣的三种视野模式进一步细化，提出了三种相应的视角公式：（1）与内视野相对应的是叙述者＞人物，即叙述者要比人物掌握更多的信息；（2）与后视野相对应的是叙述者＝人物，即叙述者与人物掌握同样多的信息；（3）与外视野相对应的是叙述者＜人物，即同人物相比，叙述者所掌握的信息要少（ibid.:188—189）。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普荣与托多洛夫简化了叙述视角理论，使其在分析具体的叙事作品时。易于操作，有一定的实用性。
尽管热奈特之前的叙事学家在叙述视角研究上，似乎都没有很好地区分叙述过程中的“谁说”与“谁看”，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混乱。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对叙述视角研究所做出的努力为后继者（如热奈特等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笃实的理论基础。
二、经典叙事学视阈下叙述聚焦理论的建构与论争
如前所述，首次提出叙述聚焦这一概念的是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就提出这一概念的原因，热氏解释道，一方面他是想力图避免使用过于具体化的视觉性术语，如“视野”、“视角”等，另一方面，他是受到了布鲁克斯与沃伦关于“叙述聚点”这一概念的启发，因此提出了略微抽象的术语——叙述聚焦（ibid.:189）。但是，热奈特却没有提及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即以往小说理论家在研究叙述视角这一问题上的致命缺陷是没有分清叙述过程中的“谁说”与“谁看”。多年之后，荷兰叙事学家米克·巴尔揭示了这一重要原因。在《叙事学：叙事理论导论》一书中，巴尔（Bal,1997:143）认为热奈特之前的叙事学家都在同一个问题上显得含混不清，他们没有在视觉（通过它的诸成分被表现出来）与表现视觉的声音本体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即他们没有对“谁看”与“谁说”作出区分。紧接着，针对自己抛弃“透视”采用叙述聚焦这一概念的做法，巴尔补充了另外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涉及传统。“虽然‘透视’一词也能反映出聚焦的含义，但在叙事理论传统上既表示叙述者，也表示视觉，这一含混已经影响到这个词的特定意义，而且它在艺术史上的运用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很难将它保持在视觉形象所适用的理论中。”（ibid.:143）第二个原因是来自于一个更为实用的反对意见。“没有一个出自于‘透视’（perspective）的名词可以表明动作的主体，而动词‘to perspective’（透视）也不常用。由于‘视觉’具有强烈的操纵作用，难以与感情相分离，不仅难以与属于聚焦者和人物的感情而且也难以与属于读者的感情相分离。聚焦则是一个技术性术语，可以帮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操纵方式的技术性方面。”（ibid.:143—144）
在参照了布鲁克斯、沃伦、托多洛夫、普荣等人关于叙述视角研究的基础上，热奈特详细阐述了叙述聚焦理论。他根据叙述信息受限制程度的高低，提出了叙述聚焦的三种类型：（1）无聚焦（non-focalization）或零聚焦（zero-focalization），相当于普荣的后视野或托多洛夫的叙述者＞人物的视角公式。在这一叙述聚焦类型中，事件被没有限制的全知叙述视角所叙述，如菲尔丁的《汤姆·琼斯》、福斯特的《印度之行》，以及很多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2）内聚焦（internal focalization），相当于普荣的内视野、卢伯克的“视点”叙述、布兰的“有限视野”或托多洛夫的叙述者＝人物的视角公式。在这一叙述聚焦类型中，事件通过聚焦人物的视点、感知、认知被呈现出来，如罗伯—格里耶的《嫉妒》，福克纳的《焚烧粮仓》等；（3）外聚焦（external focalization），相当于普荣的外视野或托多洛夫的叙述者＜人物的视角公式。在这一叙述聚焦类型中，事件的叙述只局限于从外部视点以及行为报告（behaviorist report）等角度出发，基本上只陈述摄像机所能拍到的东西，如福克纳的短篇小说《杀人者》（Genette,1980:189—198）。
曼弗雷德·雅恩（Jahn,2005:173—174）认为，在热奈特的三种叙述聚焦类型中，内聚焦最为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内聚焦抓住了通常叙述情境的自然限制性，而且还因为它体现了20世纪现代主义叙事作品的主要特点。也正是在这一叙述聚焦类型上，热奈特进一步细化。他以叙述聚焦的恒定性（persistence）为参照范式，提出了内聚焦的三种亚类型：（1）固定式聚焦（fixed focaliation），意即对事件的叙述始终是从某个单一聚焦人物的视点出发，如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2）不定式聚焦（variable focalization），意即对事件的叙述是通过几个不同聚焦人物的视点来完成，如伍尔夫的《达罗威夫人》；（3）多重聚焦（multiple focalization），意即通过不同的聚焦人物对同一事件进行多次不同的叙述，如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至于内聚焦与外聚焦的区分，热奈特（Genette,1980:193）主要采用了罗兰·巴特的验证策略：在给定的一段叙述文本中，用第一人称重新改写，如果可行的话，那么该段叙述文本采用的聚焦策略就是内聚焦，如果行不通，那么该段叙述文本的聚焦策略则是外聚焦。后来，这一区分方法也被其他叙事学家，如里蒙—凯南（Rimmon-Kenan,1983:75）等人所接受和仿效。
热奈特的叙述聚焦理论一经提出，随即引发了西方叙事学界的一阵骚动，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不可否认，热奈特关于叙述聚焦的“谁说”与“谁看”之分，第一次廓清了西方叙事学界长期以来在叙述视角研究问题上的混乱，通过引入叙述聚焦这一技术性术语，使得叙事学研究越发彰显了“科学性”特征。但遗憾的是，热奈特没有深入探讨聚焦者（focalizer）与被聚焦者（focalized）的区别，也没有进一步划分叙述聚焦的层面，无疑为后来学界在叙述聚焦问题上的论争埋下了伏笔。但是，正如谭君强先生所言，我们至少可以肯定的是，热奈特关于叙述聚焦的三种模式是在他提出区分“谁说”与“谁看”、叙述与聚焦的基础上进行的，具有更多的合理性，并且也在相当程度上与大量叙述作品的实际情况相吻合。尽管这三类区分引起了诸多不同的意见和争论，它毕竟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讨论出发点与有益的参照（谭君强，2002：108）。
在客观审视叙述聚焦理论的基础上，里蒙—凯南（Rimmon-Kenan,1983:71）首先高度评价了热氏的叙述聚焦这一术语，认为“热奈特的提法具有极大的优点，澄清了因为使用‘叙述视角’以及其他相关术语时造成对视角与叙述的混乱”。但同时，她又对热奈特的叙述聚焦三分法提出不同见解。在里蒙—凯南看来，叙述聚焦只存有两种类型：内聚焦和外聚焦。论及自己矢口不提非聚焦（零聚焦）的原因，里蒙—凯南解释道，热奈特的非聚焦实际上对应于她的外聚焦，而热奈特的内聚焦则大体相当于她的内聚焦。由于热奈特的外聚焦是基于另外一重标准，因此，里蒙—凯南又将这一聚焦类型融入前两种聚焦类型的讨论之中，没有另行阐述（ibid.:74,138—139）。
同里蒙—凯南相比较，雅恩对热奈特的叙述聚焦理论可谓是赞赏有加。雅恩认为，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热奈特的叙述聚焦理论只是对其他研究者的叙述视角模型的重构，但他毕竟把叙事理论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雅恩（Jahn,2005:173）看来，热奈特至少在三个方面有效地促进了叙述聚焦研究：（1）热奈特第一次对“谁看”（聚焦的主体）与“谁说”（叙述的主体）作了系统的区分；（2）通过结合和调整前人的理论，他给叙述聚焦下了定义；（3）热奈特具体阐述了叙述聚焦的三种类型（零聚焦、类聚焦、外聚焦），大致体现了普荣通过视野划分法与托多洛夫通过信息划分法得出的三种叙述聚焦模型。不难发现，雅恩是在通过比较热奈特与热奈特之前的小说理论家之后得出这样结论的。就叙述聚焦本身而言，雅恩没有详细评述。
值得称赞的是，在意识到叙述聚焦理论的某些不足与缺陷之后，热奈特不是一味地固守，而是努力对其加以修正。热奈特也认为，单纯地用“谁看”来表示叙述聚焦，太过于具体化和视觉化。因此，他建议用“谁感知’’（who perceives）来替换“谁看”。可以说，用“感知”来替代“看”，热奈特大大地拓宽了叙述聚焦的研究层面。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对叙述聚焦的感知层面作进一步的划分和论述，更没有注意到除“感知层”之外，叙述聚焦在其他层面上（如心理层面、意识形态层面等）的表现。或许，这一遗憾在里蒙—凯南、威廉·尼尔斯那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在里蒙—凯南（Rimmom-Kenan,1983:74—85）看来，热奈特将叙述聚焦仅限定于“感知”层未免过于狭窄。她首先将感知层细化为心理层、意识形态层等。其中，心理层还包括认知成分、情感成分。就各个聚焦层面之间的关系，里蒙—凯南认为，叙述聚焦的感知层、心理层、意识形态层有可能会同时体现在一个聚焦者身上，也可能会在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聚焦者身上体现出来。例如，在狄更斯的小说《远大前程》中，感知层面上的聚焦者是年轻的皮普，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聚焦者则为年长的叙述者皮普。此外，里蒙—凯南还探讨了叙述聚焦切换的语词特征。她认为，无论是叙述聚焦者的存在，还是叙述聚焦者的切换都会在语言上有所表现。具体而言，在叙述文本中可以表示叙述聚焦切换的语词策略一般有“命名”（naming）、动词、形容词等（ibid.:82）。同里蒙—凯南相比较，尼尔斯主要围绕热奈特的叙述聚焦感知层展开深入研究。尼尔斯（Nelles,1997:75—89）认为，叙述聚焦的感知层主要依赖以下五种方式：视觉、听觉、味觉、嗅觉以及触觉。
除热奈特之外，巴尔的叙述聚焦研究也同样值得我们关注。有论者认为，无论是巴尔对热奈特叙述聚焦类型的批判，还是她对叙述聚焦新术语的引入，都极大地影响了“热奈特之后”（post-Genette）的叙述聚焦理论研究（Jahn,2005:174）。综观巴尔（Bal,1997:142—174）关于叙述聚焦的论述不难发现，一方面，她赞同热奈特关于叙述聚焦这一概念的提法，但另一方面，她又对热奈特的叙述聚焦理论进行批判，提出反对意见。巴尔首先主张用叙述聚焦来取代视角，虽然她这样做的初衷可能与热奈特不尽相同，就像里蒙—凯南一样，她是出于不同目的而采用了叙述聚焦这一概念。在巴尔看来，虽然热奈特对“谁说”与“谁看”或“谁感知”进行了区分，但热氏对叙述聚焦三种类型的划分标准并不统一，这又引发了新的混乱。例如，在划分零聚焦与内聚焦时，热奈特依据的是感知者或者聚焦者的所处位置，而在划分内聚焦与外聚焦时，热奈特依据的则是被感知者或被聚焦者的所处位置。因此，热奈特的划分标准在无形中发生了偷换。可以说，巴尔在叙述聚焦类型的划分标准上对热奈特的批判有一定的道理。
在批判的同时，巴尔又在五个方面对热奈特的叙述聚焦类型加以修正：（1）抛弃了热奈特的叙述聚焦三分法（零聚焦、内聚焦、外聚焦），巴尔认为，叙述聚焦是叙事文本的主要特征之一，她还特别指出，热奈特的外聚焦概念没有清晰地区分出谁看（who sees）、看到什么（what is seen）以及怎么看（how it is seen）；（2）重新定义了外聚焦，即外聚焦是围绕叙述者的感知与视点的叙事策略；（3）用“内聚焦者”替换了热奈特的“聚焦人物”，由此构建了内、外聚焦或内、外聚焦者的二元对立模式；（4）区分了可感知的被聚焦者与不可感知的聚焦者，即真实世界的可见物体、人物意识与想象世界的可见物体；（5）认为聚焦者具有不同的文本力量和地位，并由此探讨了“嵌入式叙述聚焦”（embedded focalization）。不难发现，巴尔对热奈特叙述聚焦类型的修正是合理的，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叙述聚焦理论。
尽管热奈特的叙述聚焦理论得到巴尔以及热奈特本人的不断修正和完善，但是在叙事学界还是不乏反对的呼声，塞姆尔·查特曼就是其中之一。查特曼先是于1986年在《今日诗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人物与叙述者：过滤器、中心、看法、兴趣焦点》的文章，开始向热奈特、里蒙—凯南、巴尔等人发难。查特曼（Chatman，1986）认为。热奈特、巴尔、里蒙—凯南等人没有看到“视角”这一术语所蕴涵的冲突关系，并且又将这些冲突关系直接带入至叙述聚焦研究。查特曼从布鲁克斯和沃伦的“叙述聚点”入手。在梳理并澄清了“兴趣焦点”、“人物焦点”、“叙述焦点”等的真正含义之后，他认为“视角”、“视野”、“透视”、“聚焦”具有不同的叙述功能，有的仅仅指涉人物，有的则仅仅指涉叙述者。热奈特等人的不足之处在于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些区别。在查特曼看来，叙述者仅仅报道事件，但在报道事件的那一刻不一定就会看到事件的发生。继而，查特曼提出，当人物叙述的功能在于使读者意识到某个人物的重要性，但又无法让读者进入某个人物的意识时，那么这个人物叙述者就具有“中心”的功能。当叙述者通过人物的意识来有选择地报道事件时，那么他就有了“过滤器”（filter）的功能。
四年后，查特曼（Chatman,1990:145）在《达成妥协：小说与电影的修辞叙述》一书中又重申了他的叙述聚焦观。他认为叙述聚焦这一术语是有缺陷的，因为它不能解释人物和叙述者的心理过程。为此，他建议用“看法”（slant）来表示叙述者的态度以及适合于话语报道功能的其他心理方式，而用过滤器来“折射人物”（reflector）的心理过程，其中包括感知、认知、态度、记忆、幻想等。遗憾的是，查特曼的看法与过滤器这两个术语没有很好地区分什么是“真实的看”（literal seeing）、什么是“非真实的看”（non-literary seeing）。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查特曼初步地将叙述聚焦与人物心理因素联系起来，无疑为此后认知叙事学家在这方面对叙述聚焦展开深入研究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
不可忽视的是，经典叙事学割裂了语境、意识形态、读者反应等因素，旨在建构“普遍叙事语法”（universal narrative grammar）的这一根本出发点为经典叙事学视阈下的叙述聚焦研究带来一定的弊端与不足。例如，无论是热奈特还是其他经典叙事学家，他们似乎都未能完全理清叙述聚焦的隶属层面，即叙述聚焦究竟是属于故事层还是话语层，甚或是叙述层？虽然里蒙—凯南曾一度注意到这个问题，她认为，叙述聚焦是同故事和话语都相关的文本因素。如果人物是聚焦者的话，那么他的感知行为就是故事的一部分。与此相反，如果人物是叙述者的话，那么叙述聚焦就是由他选择的众多叙述策略的一个，应该属于叙述层。但里蒙—凯南（Rimmon-Kenan,1983:85）没有对此深入探讨，对自己提出的这一理论假想也表现得十分不自信。她承认，这一理论假想还没有完全得到证实。该假想的合法性不能保证。
三、后经典叙事学视阈下叙述聚焦研究的新态势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叙事理论的飓风发生偏转，叙事学研究逐步由经典走向后经典。在后经典叙事学高度张扬的当下。叙述聚焦研究也在多重层面上展开，彰显出新的态势与走向。叙述聚焦研究也愈发同其他相关学科结合，既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叙述聚焦研究，也有认知叙事学、媒介叙事学背景下的叙述聚焦研究。下面我们以女性主义叙事学和认知叙事学为例，来窥探后经典叙事学视阈下叙述聚焦研究的新态势。
众所周知，后经典叙事学的崛起当以女性主义叙事学为先河。申丹教授在《语境叙事学与形式叙事学缘何相互依存》一文中对女性主义叙事学高度评价，认为它在“继承和丰富形式叙事诗学方面扮演了先锋的重要角色”（Shen,2005:146）。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美国叙事学家苏珊·兰瑟与以色列学者里丽·迪恩格特在《文体》杂志展开有关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论战，引得叙事学界极为关注，一时间热闹非凡。1986年，兰瑟（Lanser，1986）在《文体》上发表了一篇颇具宣言性质的论文《走向女性主义叙事学》，简要地阐述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目的与方法。时隔两年，《文体》同期刊载两篇有关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论文：迪恩格特的发难文章《叙事学与女性主义》（Diengott，1988）以及兰瑟的回击《改变范式：女性主义与叙事学》（Lanser，1988）。同经典叙事学忽视“性别”叙事的做法相左，女性主义叙事学认为，无论是女性写作还是叙事结构都受到作者、文本、读者之间隐含的权力关系的影响。兰瑟（Lanser,1992;15）认为，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研究具体的文本形式来探讨社会身份地位与文本形式之间的交叉作用，把叙述声音的一些问题作为意识形态关键的表达形式来加以解读”。作为后经典叙事学的旗手，女性主义叙事学对叙述聚焦表达了极大的关注。我们在此以兰瑟的观点为例。与其他后经典叙事学家不同，兰瑟没有使用叙述聚焦这一术语，而是继续沿用了叙述视角。在《叙述行为：小说的叙述视角》一书中，兰瑟除了探讨基于言语行为理论的叙述视角之外，将重点放在意识形态与叙述视角上。她认为，叙述者的性别、说话人的权力基础、叙述者的个性与价值观，以及作者所处的环境（信仰）同文本叙述结构之间的关系等对叙述视角都非常重要，只不过许多有关叙述视角的研究都忽视了这些关系。兰瑟毫不讳饰地铺陈自己的研究立场：既是形式主义的，更是女性主义的（Lanser,1981:5,7）。
兰瑟在阐述了叙述视角的哲学意义、叙述视角与文学行为之后，重点论述了叙述视角的三种构成因素，即地位（status）、接触（contact）、立场（position）等。同时，她也详细探讨了叙述声音的主体地位、叙述交际的接触模式以及“态度技巧”（technique as attitude）的叙述立场。兰瑟认为，以上这些因素都与意识形态、性别等有密切的关系，我们除了可从中发现女性受到压抑、处于男性权威之下的叙述行为之外，还可发现女性如何沦为被看的叙述景观。此外，兰瑟还将叙述视角作为意识形态和写作技巧来加以论述。通过对凯特·肖邦的短篇小说《一小时的故事》的条分缕析，兰瑟揭示出小说女主人公对自由的向往，并将叙述视角同作者肖邦本人联系起来，全新诠释了肖邦的女性主义思想。
作为发展势头最为强劲的后经典叙事学派之一（申丹等，2005：325），认知叙事学的叙述聚焦研究也同样醒目独特。在此，我们以雅恩的“窗口聚焦”（windows of focalization）和戴维·赫尔曼的“假定聚焦”（hypothetical focalization）为例进行阐述。在雅恩（Jahn，1996）看来，叙述聚焦是通向叙事世界的一个想象窗口，通过这个窗口，以及“聚焦者”这一连接故事内外的“感知屏”（perceptual screen），读者能够看到叙述文本中的事件与人物。在《窗口聚焦：一个叙事学术语的解构与重构》一文中，雅恩受到詹姆斯的《小说之家》中数以万计的窗口的启发，在参照乔治·莱考夫与马克·约翰逊的自然隐喻理论、雷·杰肯道夫的认知界面理论以及维尔纳·沃尔夫的审美幻想概念等的基础上，提出詹姆斯的窗口是叙述聚焦模型核心的隐喻。雅恩认为，一幅完整的叙述聚焦图形还应当包括一个讲述自己“想象感知”（imaginary perception）的叙述者，这样读者可以“换位”（transpose）至小说的虚构视角，达到一种“浸入”（immersion）文本的状态。从这一层面看来，叙述聚焦既是创作和管理通往叙事世界的窗口，也是规范、引导甚至利用读者想象感知的窗口。与经典叙事学家把叙述聚焦看作是限制已经存在叙述事实的再现过滤器的观点相左，雅恩认为，叙述聚焦是作者、叙述者以及读者的“触发器”（trigger），是故事讲述与故事理解的一个基本过程。
在《聚焦的机制：拓展叙事学工具》一文中，雅恩（Jahn，1999）对“窗口聚焦”又进一步完善，并细化了叙述聚焦的范围。他把叙述聚焦分为四种类型：（1）严格聚焦（strict focalization），指的是从确定的时空位置上进行观察的视角；（2）环绕聚焦（ambient focalization），指的是从一个以上的视角来观察故事事件和存在物，如动态的、总结性的或交际性的视角等；（3）弱聚焦（weak focalization），指的是从一个不具体的时空位置上观察物体；（4）零聚焦（zero focalization），指的是“无视角”（aperspectival）的视角。就“窗口”（window）一词的选词而言，雅恩似乎颇为满意。他认为，窗口不仅具有一定的隐喻性，而且“窗口”还有一定的“外推用法”（extrapolation），如电影与计算机屏幕的窗口、真实与虚构的窗口、打开与关闭的窗口、连续的窗口以及融合与分裂的窗口等。
在叙述聚焦这一论题上，美国的认知叙事学家赫尔曼（Herman,2002:309）明确提出要“超越经典类型”（beyond the classical typologies），力图使用一种不同于雅恩的“想象感知”来作为衡量叙述聚焦的标准。赫尔曼（Herman，1994）先是于1994年在《叙事》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定聚焦》的论文，从认知叙事学的角度对叙述聚焦进行了初步分析。八年后，在《故事逻辑：叙事的问题与可能性》一书中，赫尔曼更是完善了其假定聚焦理论。在他看来，所谓的假定聚焦就是人物或叙述者可能看到或感知到假想事件这一行为。赫尔曼研究假定聚焦的目的在于强调研究聚焦类型（modes of focalization）、语法语气（grammatical moods）、认知模态（epistemic modalities）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赫尔曼（Herman,2002:311—323）认为，假定聚焦又可分为直接假定聚焦和间接假定聚焦两个类型。对“假定见证者”（hypothetical witness）有明显吸引力的叙述聚焦就是直接假定聚焦，否则就是间接假定聚焦，而间接假定聚焦的聚焦行为需要读者从文本中推断出来。无论是直接假定聚焦还是间接假定聚焦，它们在程度上都有强弱之分。如果某个观察者或某一组观察者只是“反事实地”（counterfactually）存在于故事世界，这就涉及程度强的直接假定聚焦；如果某个实际观察者的聚焦是作为与事实相悖的行为被陈述出来，这就涉及程度弱的直接假定聚焦；如果观察者的存在必须被推断出来，但他的聚焦行为又不能被确定，这就涉及程度强的间接假定聚焦，否则就是程度弱的间接假定聚焦。赫尔曼认为，假定聚焦和非假定聚焦其实都把认知模态在确定性、虚拟性、极端不确定性的范围内加以编码。此外，赫尔曼还独创性地将“可能世界语义学”与“叙事文类”联系在一起加以综合考察，提出我们可以借助语义学理论的研究成果来探究叙事的意义。
无论是兰瑟的性别化的叙述视角，还是雅恩的“窗口聚焦”或赫尔曼的“假定聚焦”，都从新的维度对叙述聚焦重新定义和归类，大大拓展了叙述聚焦的研究空间。可以说，经典叙事学家在研究叙述聚焦时对社会语境、意识形态、读者反应等重视不足的问题，在后经典叙事学家那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填补，从而使叙述聚焦研究更为丰满。
四、结语
颇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叙事学界曾围绕叙述聚焦（或叙述视角）这一议题数度召开大型的专题学术研讨会，力图将叙述聚焦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在此，我们仅以两次影响较大的会议为例。1995年，“叙述视角：认知与情感”（Narrative Perspective:Cognition and Emotion）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荷兰的宰斯特召开。当时，叙事学刚刚走出解构主义的阴霾，正值复兴时期。在这次会议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叙事学家就叙述聚焦的概念、历史、实例分析、综合理解，以及叙述聚焦的影响与效果等论题作了详细的分析与探讨，会后还出版了由查特曼主编的会议论文集《叙述视角研究的新视角》（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Perspectives,2001）。2006年10月，“视角、透视、聚焦：塑造媒介”（Point,of View,Perspective,Focalization:Modeling Mediacy）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德国汉堡大学召开。与十年前的情况有所不同，此时的叙事学研究正处于各种理论思潮勃发的后经典阶段。在这次会议上，与会学者就叙述聚焦的各种概念、叙述聚焦与声音、文化历史语境下的叙述聚焦研究以及叙述聚焦与媒介等议题作了更为深入的交流，将叙述聚焦再度推向了叙事理论的研究前沿。
国际叙事学界对叙述聚焦研究的高度重视，似乎恰好验证了巴尔（Bal,1997:142）在《叙事学：叙事理论导论》一书第2版中的论断：没有叙述聚焦就没有叙述，正如没有叙述就没有叙述聚焦一样。兰瑟（Lanser,1981:110）也认为：“不管因果关系多么复杂，叙述视角（聚焦）依然是整个小说研究史上占有中心地位且具有高度变化性的结构策略。”就当下叙述聚焦研究的任务而言，普林斯的观点颇有几分道理。在他看来，叙事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研究叙述聚焦对人们认知、情感、阐释以及反应所产生的影响（Prince,2005:433）。值得欣喜的是，已经有后经典叙事学家围绕这些方面作了初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叙述聚焦研究势必更加深入彻底，所取得的成果也会更加丰硕。
注释：
① 曼弗雷德·雅恩认为，热奈特之所以提出叙述聚焦理论，主要是受到了以下六位小说理论家的启发：克林斯·布鲁克斯、罗伯特·潘·沃伦、让·普荣、乔治·比邻、诺曼·弗里德曼以及茨维坦·托多洛夫。参见Manfred Jahn.Focalization.In David Herman,Manfred Jahn & Marie-Laure Ryan(eds)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5,173—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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