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虎原来食素——详论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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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被 路小透。 从 品书评文 移动到本区(2013-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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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虎原来食素——详论段祺瑞
一、“人可死，荤绝不能开”
二、一元钱起家
三、三造共和
四、府院之争
五、“军阀祸国”
六、徐树铮之死
七、亲日派？
一、“人可死，荤绝不能开”
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是民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军警在执政府门前开熗打死请愿学生47人，伤200多人，一石激起千层浪，举国上下纷纷痛斥执政府和“执政”段祺瑞。学人如蒋梦麟、傅斯年、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闻一多、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均有文字见诸报端；另如梁启超刚刚动完手术，缠绵病榻之中，犹不忘口诛笔伐；刘半农与赵元任再一次词曲璧合，哀声凄楚，传唱京城；鲁迅则有《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尤为悲天悯人……民意不可违，向来慵懒的国会为此召集了非常会议并通过决议，认为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京师地方检察厅则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发表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熗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在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下，段祺瑞执政府终于在一个月之后倒台。
1916年袁世凯逝世后，北洋系的各路诸侯走马灯似的登上“华山绝顶”。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张作霖，以及吴佩孚、冯玉祥、徐树铮、张宗昌、阎锡山等等，纵横捭阖，错综纷乱。这区区十年的历史，是一台群英荟萃的武戏，而在这台戏中，段祺瑞显然是最为显要的角色。他从1916年任国务总理以来，虽曾几度下野，事实上却始终留在这舞台的中央。如吴佩孚之异军突起，冯玉祥之朝秦暮楚，张作霖之虎视眈眈，也终究不如段祺瑞的砥柱中流。因此，如果非要为这十年的北洋政局找一个代表人物的话，那一定是段祺瑞。
在1924的3月纪念北大25周年的民意测验中，大学生们选出的“国内大人物”中，段祺瑞也赫然在列。得票情况依次是：孙中山（473票）、陈独秀（173票）、蔡元培（153票）、段祺瑞（45票）、胡适（45票）、梁启超（29票）、吴佩孚（27票）、李大钊（25票）、章太炎（10票）。其中，孙中山是革命先行者，属于第一集团；陈独秀是青年人的导师，又刚刚促成了国共合作，蔡元培是老校长，属于第二集团；其他六人属于第三集团。而段祺瑞不仅超越了胡适等青年人的偶像，还超越了“五四”时期名声鹊起的吴佩孚，而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张作霖等，都不能望其项背。那么，何以这样一个受到学生肯定的“大人物”，会突然变成一个狰狞的刽子手，将屠刀砍向学生呢？
其实，1926年的段祺瑞虽然贵为“执政”，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但实际上的影响力，已远不能与他任国务总理时相比。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的突然倒戈，使一代名将吴佩孚输了个措手不及，贿选总统曹锟被叛军幽禁。在张作霖和冯玉祥的协商下，段祺瑞黄袍加身，以“执政”之名，成为中华民国第七个国家元首。“执政”之名，是他的朋友章士钊从古罗马执政官那里借用来的。他不做“总统”而做“执政”，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一是曹锟贿选已将国会破坏殆尽，惟有惩罚了贿选议员、重组新国会后才能正式选举总统；二是他的皖系已经土崩瓦解，如今他只能在奉、冯的缝隙中苟且，又岂能高调做“总统”；三是前几任总统的悲惨遭遇，都证明了“总统”不是一个好差使，如前任总统曹锟，就是因为要当这个劳什子“总统”，费尽心机，却身败名裂的，前车之鉴，足以为戒了！因此，段祺瑞和后来的张作霖，一个号称“执政”，一个自封“陆海军大元帅”，都强忍着不做这个“总统”了。
直系当政四年，段祺瑞蛰伏于天津，事实上却始终在连衡各方面的势力，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鉴于他的号召力，张作霖、冯玉祥以及南方的孙中山都把他当成重要的拉拢对象。至直系惨败后，有关孙中山还是段祺瑞上台的争论随之而起，而张、冯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最终选择了段祺瑞。一方面，孙号称“孙大炮”，火力太猛，又被国人称为“伟人”，殊不好得罪，段则没有孙那样崇高的精神象征意义；另一方面，段的实力已经大打折扣，孙在南方还有国民军，故段更好驾驭。
因此，段虽名为“执政”，实际上与之前的黎元洪、徐世昌一样，是个傀儡罢了。其颁布法令及人事任免均受到奉、冯两派的掣肘，何况军事。如京师的防务与治安，概由冯玉祥部将鹿钟麟负责。“三•一八”事件后，北大校长傅斯年曾面斥鹿钟麟道：“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到底是谁下令开熗的？说法不一。按傅斯年的说法是鹿钟麟，有的则说是总理贾德耀，有的说是当场指挥官传令失误，当然更多的人认定是段祺瑞。而且无论是否段祺瑞，他都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为他是“执政”，是名义上的最高长官，并且事件就发生在他的官邸之外……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令人费解：当时并不在执政府内的段祺瑞随即赶到现场，向死者长跪不起，并长叹道“一世清名，毁于一旦！”同时，即刻命令严惩凶手。之后，他又宣布道：自己决定终身食素，以示对这场杀戮的忏悔。
中国历史上何尝有一个国家元首真正向人民下跪过？因此，即便段祺瑞是在故作姿态，他也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的记录！
不过他的这个表现令人生疑。1919年“五四”运动中，他就要求对请愿学生采取严厉措施，让总统徐世昌很不以为然。即便“三一八”事件中，据说他也曾气哼哼地对卫队长官楚溪春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的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还要奖赏他们呢！这群土匪学生！”可见，他对学生的态度一向是不够友善的。那么这次他长跪不起，必然别有原因。
“三一八”事件的导火索是大沽口炮击事件。当时，冯玉祥的国民军以与奉鲁军作战为由，铺设水雷封锁了大沽口的水道，日军遂炮击了国民军阵地。其表面情况如此，幕后情况则是苏联支持之冯玉祥与日本支持之张作霖的一次矛盾爆发。当时，苏联人已经向冯玉祥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并鼓动其发动“革命”。在此外力的作用下，张作霖与冯玉祥终于“一山不能容二虎”。所谓大沽口事件，并不仅仅是日本的一次无理挑衅，同时也是二十年前日俄战争的延续。炮击后，在日本的鼓动下，八个国家的驻华公使向中国政府及交战各方提出抗议，他们手捏《辛丑条约》，要求解除对水道的封锁。这八个国家就是当初八国联军的八国，他们在中国是骄横贯了的，这次也不例外，抗议后，更轻蔑地抛出“最后通谍”，要求中国军队在3月18日正午之前解除对大沽口水道的封锁。
人民自然看不到幕后的黑手苏联，他们只知道国民军在与日军对垒，因此3月18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反对八国最后通谍国民大会”，是万众一心拥护国民军而反对列强的。这次大会最终形成议决六款：
（1）电促全国人民一致反对提出最后通谍的八国。
（2）电请全世界弱小民族一致反对帝国主义。
（3）请段政府驳斥八国最后通谍。
（4）驱逐八国公使出境。
（5）督促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战。
（6）组织北京市民反帝大同盟。
这是一个巴黎公社式的宣言！接着，数万学生与市民从天安门开始大游行，准备直趋执政府门前示威，或有老成者害怕政府会弹压，国民党兼共产党领袖李大钊登高疾呼：“大家不要害怕，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大家素来相信李教授的为人，于是从之而去。到了执政府门前，大家齐呼口号，内容包括：要求政府驱逐八国公使并勒令八国向我道歉，要求列强驻华机关要在国民军阵亡将士出殡日下半旗谢罪，要求解除国务院卫兵武装，直至“推翻段祺瑞”等等。当时，总理贾德耀正和总长们在府内召开例会，听到学生这些声震云天的口号，不禁面面相觑，吓得汗流浃背，最后由于谁都不敢负这个责任，匆匆作鸟兽散了。但大门口的军民对峙却越来越激烈，终于引发了惨案，连李大钊也被殴伤了头部和手部。随后躲入苏联大使馆避难，一年后被张作霖逮捕杀害。
军警有罪，但这次国民请愿也有不够冷静的地方。从要求“段政府驳斥八国最后通谍”，到“段祺瑞下台”，显然有一个渐趋狂热的过程，而在当日的死者中，也有两个警察厅的便衣和一个执政府的卫士。
最令人欲哭无泪的是，段祺瑞执政府并未答应列强的要求。3月16日，外务部接到“最后通谍”后，经紧急磋商，于当日午夜即答复列强外交团，称“最后通谍”的内容“超载《辛丑条约》之范围”，故“不能认为适当”。按《辛丑条约》，只有大沽口至北京一线的炮台应予以一律削平，却并无有关水道的规定条文。因此，至少到惨案发生时，段祺瑞并未苟从于列强。反观冯玉祥，却已准备承认遵守《辛丑条约》，仅求各国严守中立为条件而已。他之所谓“遵守《辛丑条约》”，实则是遵守列强的条件而已，显然他并未尊重国民的意愿。最后，冯玉祥认为局势复杂，不可预测，乃以退为进，通令下野，西出包头，准备游历苏联。
在这个复杂的局势下，冯玉祥作为事件的当事人，却受到了国民的爱戴，段祺瑞作为一个傀儡，却成为众矢之的。显然，是政治上出现了偏见，聪明的政治家现在要做的便是把民心扭转过来。你看冯玉祥，不是把大权一交，飘然而去了嘛，给国民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愈显其伟岸倜傥。段祺瑞也是老江湖了，怎能不知道争取民心的重要！于是他便要来长跪不起，并扬言要“终身食素”了。
事实上，段祺瑞吃素并非从“三一八“开始的，他本来就信佛吃斋，不仅吃素，而且吃得很简单，主食之外，常只是一碟雪里蕻加一碟辣椒。由于其太过简单，其家人多不与他同桌共餐。不过，他早期的吃素与信佛都不彻底，并不戒荤，也绝少烧香礼佛请和尚。但是“三一八”之后却有了改观：他下野后，日渐虔诚礼佛，曾受聘为中日密教研究会的会长，亲朋故旧辐辏在侧，形成了一个信佛的小圈子。在这个圈子里，大家互以佛界人物相称，他当仁不让，自称“释迦牟尼”。他死后，也是按佛教礼仪大殓的。而在饮食方面，则果然坚决戒荤了，确有“以示忏悔”的意思。1936年夏，他因贪吃了几片西瓜导致腹泻，从此病痛不断，医生建议开荤以增强体质，他表示：“人可死，荤绝不能开”，于是不治而死。
就凭这一句“人可死，荤绝不能开”，再加上他当年那一幕长跪不起，他就是决不是一个浪得虚名的人物。大丈夫敢作敢为，言出必践，他以这种意志力开辟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却未能挽回政治上的败局。他本来在暗中策划联奉反冯，却被鹿钟麟获悉。此时冯玉祥不在军中，吴佩孚大军压境并要求驱段，鹿钟麟乃决心赶段下台。4月10日，鹿钟麟发动政变，包围段宅，并发布公告云：
“为布告事，照得段祺瑞自就任执政，祸国殃民，无所不至，其最巨者，如擅定金佛郎案，熗毙多数学生，尤为国人所痛恨。其左右亲信皆系安福余孽，逢奸长恶，违法营私，挑拨战事，涂炭生灵……”
随即前任总统曹锟获释，段祺瑞乃于20日通电下野，避往东交民巷，不日又携亲信多人避往天津。直奉重新联合，鹿钟麟、张之江等冯玉祥旧部被吴佩孚唾弃，京师局势又生新变。不过，段祺瑞却已彻底地告别政治舞台了。
二、一元钱起家
段祺瑞不止饮食简单，在生活作风上还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可谓戛戛不同于流俗。他号称“六不总理”，即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他对受贿深恶痛绝，据说只有一次例外，即有一次冯玉祥送来一个巨大的南瓜，他哈哈一笑收下了。连段祺瑞都能贿赂，可见冯玉祥的马屁功真是古今无双！段祺瑞一生爱穿布衣长衫，邋里邋遢，自己从不在意，有点魏晋人物的通脱。他也不事产业，生活但求自给，贵为总理时，车马服饰还不如一个次长，到了晚年，更是潦草渡日。他能做到这些，一方面是自制力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少年时曾有过一段艰苦日子，习惯成自然。此外，他的先世曾有过两件至惨之事，对他日后冷酷坚忍的性格形成不无影响。
段家祖籍江西饶州，明末迁至湖北英山，清初又迁至安徽寿州。道光年前，段家发生了一件至惨之事：段祺瑞的曾祖父段友杰生性铿吝，仅因为妻子向穷人施舍了一碗羊肉汤，竟勃然大怒，一巴掌失手将妻子打死。当地人义愤填膺，不依不饶，段友杰自知理亏，只好搬迁到六安。
段祺瑞于1865年（同治四年）生于六安太平集祖居，由于此地离合肥很近，后来他也自称合肥人。他的祖父段佩与同乡刘铭传关系甚笃，曾一起创办团练对抗太平军，后来编入淮军，累官至记名总兵。1870年，段佩在合肥大陶岗买田百亩，为子弟开创了一个小康的家境。段祺瑞的父亲段从文老实厚道，但只会种田，别无他长，甚至不会抚养子女。段祺瑞从小就养在外婆家，稍长大些后，段佩将他携往江苏宿迁的任所，在军中为其延请塾师，平时常带在左右，还为他定了一门亲事，亲家是宿迁一个姓吴的举人。爷爷把孙子当宝贝，外人却不这样看。当时的段祺瑞其貌不扬，还老是拖着两排鼻涕，人见人厌。段佩有个下人还骂过他，说“就你这个屌样！”可是几十年后，这下人仍是段祺瑞的下人，跟人说起此事，只能抱怨自己当年瞎了眼睛。1879年，段佩病卒于军营中，十四岁的段祺瑞失去了这个靠山，扶柩归梓，开始务农。
段祺瑞是长子，下面还有一妹两弟，生活甚为窘迫。段祺瑞刚回安徽时还继续读了一年私塾，后来实在拮据只好辍学。他不甘心做个农民，于是回到宿迁军营，希望能借祖父的余威谋个差使。但人情如纸，只能充当杂役而已，后来混不下去，只好又回到安徽。1882年，他决心去威海投奔在军中做管带的族叔段从德，但车马川资全无所出，于是仅带了一元银洋，步行2000余里，跋涉到了威海。段从德安排他在营中做司书，从此开始了佩剑戎装的生涯。后来，他常对子女讲起这段艰难往事，不无得意地自称“一元钱起家”。
但是他到威海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父亲段从文思念儿子，分别一年后赶到威海看望，在返回合肥路上，行至离家只有二三十里的西七里塘时，被一个攀谈同行者乘夜幕降临时杀害，年仅38岁。想是段祺瑞给父亲带了许多盘缠，对方见此而起盗心，因此，儿子的孝顺反而成了父亲的死因。噩耗传到威海，他想请假奔丧，未获批准，只得致函合肥知县，请求缉凶。不久案破，凶手被正法，但是母亲范氏竟因哀恸过度而死，祸不单行，实在是人生一大惨事！段祺瑞这次获准回家奔丧，开始正式挑起养家糊口的重任。这一年他才18岁，命运的无情使他拥有了一份过早的成熟，但也许正是因为他的先人两次遭遇至惨之事，才有福荫庇佑着他成为一代人杰。
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紫竹林创办了武备学堂，拟从淮军士官兵弁中选拔生员。段祺瑞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他一考而中，成为第一期预备生，分入炮兵科。天津武备学堂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立学理念，不仅有西式的兵法、地利、军器、炮法、算法、测绘等课程，也有传统的经史教育，段祺瑞一生的业务基础和礼仪修养正是奠基于此。有一次，学堂购自德国的一门管退炮的瞄准器坏了，无人会修，最终是段祺瑞解决了这个难题，还画出了图纸，他因此受到了校方的重。，1887年，他以“最优等”的成绩毕业，被分派往旅顺口监修炮台。次年，朝廷选派人才赴德国留学，经严格考核后，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入选，与其余四名入选者以官费留学于柏林军校。
他们在德国被视为另类，尤其是那条辫子常遭到嘲笑和攻击，他们自己看来也觉不堪入目。但清廷对剃头蓄辫的严格规定，所谓“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可谓二百余年死不改悔。段祺瑞生性刚烈，受不了别人的白眼和讥笑，乃决定剪辫。同学劝道：“你以官费留学，不禀告朝廷便剪去辫子，一旦朝廷知悉，断绝你的学费，你求学不成还是小事，只怕便连家都回不去了。”他听后才觉害怕，但又不愿就此放弃，于是竟致电朝廷军机处，请求剪辫，结果自然是遭致一顿痛斥。剪辫本不是大事，如后来辜鸿铭曾有“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而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这样精辟的总结，但从剪辫一事可以看出段祺瑞对清朝的感情淡薄，比之徐世昌、冯国璋、张勋等人都不可作同日语，这也是他日后所以能三造共和的一大心理因素。
所幸朝廷并未以一眚而妨大德，他们5个人在柏林军校攻读一年半后，段祺瑞被保送到克虏伯炮厂实习半年，其余4人先期回国。克虏伯炮厂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军工厂，他在这里浸濡熏陶，业务知识自然大增，后来他在小站练兵时一直主持炮兵方面，正是肇因于此。而他这两年留学生涯，其成色之足，非后世那些自费官费、留日留美的学生可比。从某个角度来说，段祺瑞是我国早期留学生中的佼佼者。
但是，朝廷的用人机制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埋没人才的现象比比皆是，但也不乏畀以重任的例子。比如严复从英国留学归来时，只能做一个普通译书人员；而同在英国留学的伊藤博文回到日本时，却被政界吸收，不久成为日本首相。而吴禄贞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却也能被委任军中要职，几年后便官拜山西巡抚。段祺瑞于1890年学成回国时，满心以为会大展才华，不料却被搁置为闲职，一开始任职于北洋军械局，不久又被调回威海任随营教习达五年之久。当时，新式军队尚未开始大量训练，而行伍出身的将领们固步自封，哪里看得起什么留学生！只是，朝廷花那么大气力和财力进行选拔和培养，等学成之后却又弃如敝屣，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若非遇见袁世凯这样的明主，段祺瑞只怕就会默默无闻地了此余生了。
不过，他虽位卑权轻，却不乏血性。甲午海战中，日军进攻威海卫，他曾督率一帮学生军协守炮台，奋勇作战。中国士兵在甲午战争中的英勇壮烈天日可表，但终究还是以失败告终，这暴露了清廷的军政体制之弊，于是政治上乃有维新改良运动，军事上乃有训练新军之举。1895年，袁世凯奉旨练兵于天津小站，广招贤良，选拔标准是“宿将及有根底之学生”，如段祺瑞与姜桂题、杨荣泰、龚元友、吴长纯、徐邦杰、任永清、梁华殿、冯国璋、陈光远、王占元、张怀芝、何宗莲、马龙标、雷震春、王英锴、吴凤岭、赵国贤、田中玉、孟恩远、陆建章、曹锟、张勋、段芝贵等，皆云集麾下，真是云蒸霞蔚。他们当中许多人日后都成为民国的风云人物，而当时最出类拔萃的，还数北洋三杰，即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段祺瑞且被称作北洋之“虎”。
段祺瑞在小站任炮营统带，兼随营学堂总监，麾下虽只有不足两千名炮兵，不足一百门炮，却是中国第一支装备正规的炮兵部队。除了炮兵部队的常务工作外，他还从事了建章建制的重要工作，如《编练章程》、《战法操典》、《训练操法详晰图说》等，大半多自他的手笔。此外，他治军十分严格，某次他的一个老乡有违军令，辗转托袁世凯向段祺瑞说情，他厉声驳回道：“此人是我同乡，我若放纵了他，今后将何以服众呢？”袁世凯由此对他更加爱重，似在王士珍和冯国璋之上。1900年段的结发妻子病卒，次年袁即将自己的义女张佩蘅许配给他。这个张夫人是袁世凯金兰兄弟的遗孤，素来被袁当作亲生女儿来养育的，如今许配给段，足见对段的青睐。后来，袁赴山东会操，段亦随之南下，且参与了镇压义和团及景延宾起义，因功被袁表荐为知府加三品衔，兼武卫右军各学堂总办（按武卫右军即新建陆军改）。1903年，袁任练兵处会办大臣，段被任命为军令司正使加副都统衔，全面主持编练新军。1905年和1906年，清廷在直隶河间与河南彰德举行了两次秋操，段皆任北军中的总统官，由于两次秋操均取得了成功，段的声誉也随之愈隆。此期，他还先后就任第三、第四、第六镇的统制，直接领导袁世凯的嫡系部队，也在各军之中建立了个人威信，为其日后问鼎中央打下了基础。
1907年，朝廷开始防范袁世凯，着力削夺其兵权，将其嫡系部队收归陆军部直辖，并排斥其亲信将领。段祺瑞亦被转授镶黄旗汉军副都统，他不屑于此等闲职，乃倾心于督办军校。其任总办的保定陆军学堂，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如齐振林、陈调元、陈树藩、王永全，以及后来赴日本士官学校的蒋介石等等。次年袁世凯还乡避祸，他与冯国璋等亦韬光养晦，曲意逢迎。由于他曾经留学德国，是新军不可多得的人才，近年来又名声鹊起，清廷对他的态度终究还是以笼络为主。1910年，他奉令署理江北提督，加侍郎衔，得以拥兵一隅，为北洋派积存了实力。他与隐居河南的袁世凯音书不断，诸如袁后来的东山再起、鼎定朝纲、养寇自重，未必曾语之与王士珍、冯国璋，却悉数咨之于他。可见，段祺瑞是袁世凯入主民国的第一干将。
三、三造共和
辛亥革命是一连串的骨牌效应：先是四川爆发保路运动，清廷征调湖北军队前往镇压；随后湖北革命党人抓住了这个空隙，首义于武昌，各省响应；接着，清廷派精锐的北洋军南下征剿，北洋军竟“不知有朝廷，惟知有项城”，军前似有倒戈的危险；于是，袁项城复出，总揽大权并养寇自重，意在逼帝去位。可见，革命军对清帝退位的作用是间接的，而袁世凯才是直接的。
武昌起义后不久，南北之间形成一个僵局：南方革命军攻占南京，则北洋军收复汉口，在军事上务必维持均势；革命军进攻力愈强，则朝廷压力愈大，而袁世凯愈喜，在政治上呈现一边倒的趋势。袁世凯之所以要铲除欲在北方起事的吴禄贞，正是生怕其破坏这一均势。袁世凯用的是借力打力、借刀杀人之计，他的天下打得太过轻松了！也许正因如此，后来也就不甚珍惜。
当时奉命征剿武昌革命军的北洋军，乘火车抵达孝感前线后开始盘桓不进， 总指挥官荫昌莫如之何。朝廷闻讯大惊，摄政王明白，湖北到北京不过两三日的车程，如果北洋军反扑京城，则是亡国之祸。于是，10月27日，摄政王逊退，袁世凯复出，总揽军政大权，且直接赴湖北督战，不曾入京叩谢。果然，北洋军突然声威大振，一日之内收复汉口。前军主帅冯国璋战到酣处，把政治因素浑然忘却，一意要直捣武昌，创立曾国藩那样的赫赫功勋。袁世凯十分不满，乃临阵换将，以段祺瑞替换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并署理湖广总督，主持前线军事。
其实袁世凯刚复出时，对冯国璋并无偏见，因此，他最初只是把段祺瑞从江北提督调任第二军总统，折往山西镇压党人起义。但一个月后，袁世凯便无法容忍冯国璋的迟钝，乃以段祺瑞代之，驻湖北前线与革命军对垒。冯国璋曾纵容第一军在汉口纵火烧屋，破坏严重，民愤极大。袁世凯以段代冯，不仅支开了冯，也保护了冯，且可给冯总结自省的时间，为日后收服禁卫军埋下了伏笔；而将段从革命军的另一个主攻方向江苏调开，坐镇革命军已被严重削弱的湖北，这样就既保护了段，又给段以机会。一进一退之间，形势即大有改观，袁世凯用人的高明之处即在于此。
不久前，袁世凯避祸林田的时候，冯国璋和段祺瑞都与他联系密切，一样的幕后密语，段祺瑞却显然更得要领。果然，他一到汉口，即下令停战，大谈和平。之后，又秘密派亲信廖宇春到上海与革命党代表顾忠琛、俞仲达谈判并达成协议，约定若确定共和政体，则先推翻清室者为大总统。这正是袁世凯朝思暮想而口不能言者，幸有“政治觉悟”如此之高的段祺瑞，日后才得以心想事成呵！
次年元月26日，段祺瑞领衔姜桂题、张勋、何宗莲、段芝贵、倪嗣冲、王占元、曹锟、陈光远、吴鼎元、李纯、潘矩楹、孟恩远、马金叙、谢宝胜、靳云鹏、吴光新、曾毓隽、陶云鹤、徐树铮、蒋廷梓、朱泮藻、王金镜、鲍贵卿、卢永祥、陈文运、李厚基、何丰林、张树元、马继增、周符麟、萧广传、聂汝清、张锡元、张士钰、袁乃宽、王汝贤、洪自成、高文贵、刘金标、赵倜、仇俊恺、周德启、刘洪顺、柴得贵、施从滨、萧安国等47名高级将领，发出致内阁代奏电，原文如下：
“内阁军咨陆军并各王大臣钧鉴：为痛陈利害，恳请立定共和政体，以巩皇位而奠大局，谨请代奏事。窃维停战以来，议和两月，传闻官廷俯鉴舆情，已定议立改共和政体，其皇室尊荣及满、蒙、回、藏生计权限各条件，曰大清皇帝永传不废；曰优定大清皇帝岁俸，不得少于四百万两；曰筹定八旗生计，蠲除满、蒙、回、藏一切限制；曰满、蒙、回、藏，与汉人一律平等；曰王公世爵，概仍其旧；曰保护一切私产，民军代表伍廷芳承认，列于正式公文，交万国平和会立案云云。电驰报纸，海宇闻风，率土臣民，罔不额手称庆，以为事机至顺，皇位从此永保，结果之良，轶越古今，真国家无疆之休也。想望懿旨，不遑朝夜，乃闻为辅国公载泽、恭亲王溥伟等一二亲贵所尼，事遂中沮，政体仍待国会公决，祺瑞自应力修战备，静候新政之成。惟念事变以来，累次懿旨，莫不轸念民依，惟国利民福是求，惟涂炭生灵是惧；既颁十九信条，誓之太庙，又允召集国会，政体付之公决；又见民为国本，宫廷洞鉴，具征民视民听之所在，决不难降心相从。兹既一再停战，民军仍坚持不下，恐决难待国会之集，姑无论牵延数月，有兵溃民乱、盗贼蜂起之忧，寰宇糜烂，必无完土。瓜分惨祸，迫在目前。即此停战两月间，民军筹饷增兵，布满各境，我军皆无后援，力太单弱，加以兼顾数路，势益孤危。彼则到处勾结土匪，勒捐助饷，四出煽扰，散布诱惑。且于山东之烟台，安徽之颍、寿境界，江北之徐州以南，河南之光山、商城、固始，湖北之宜城、襄、樊、枣阳等处，均已分兵前逼。而我皆困守一隅，寸筹莫展，彼进一步，则我之东皖、豫即不自保。虽祺瑞等公贞自励，死生敢保无他，而饷源告匮，兵气动摇，大势所趋，将心不固，一旦决裂，何所恃以为战？深恐丧师之后，宗社随倾，彼时皇室尊荣，宗藩生计，必均难求满志。即拟南北分立，勉强支持，而以人心论，则西北骚动，形既内溃；以地理论，则江海尽失，势成坐亡。祺瑞等治军无状，一死何惜，特捐躯自效，徒殉愚忠，而君国永沦，追悔何及？甚非所以报知遇之恩也。况召集国会之后，所公决者尚不知为何项政体？而默察人心趋向，恐仍不免出于共和之一途，彼时万难反汗，是徒以数月水火之患，贻害民生，何如预行裁定，示天下以至公？使食毛践土之伦，歌舞圣明，零涕感激，咸谓唐虞至治，今古同揆，不亦伟哉！祺瑞受国厚恩，何敢不以大局为念？故敢比较利害，冒死陈言，恳请涣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在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担任条约国债及交涉未完各事项，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俾中外人民，咸与维新，以期妥奠群生，速复地方秩序，然后振刷民气，力图自强，中国前途，实维幸甚，不胜激切待命之至，谨请代奏！”
这篇电文将隆裕太后吓得面如土色，从此食不甘味。她念念不忘的不过是“大清皇帝永传不废”、“皇帝岁俸不得少于四百万两”、“王公世爵概仍其旧”等条款，早把什么老祖宗“退保关内”的走为上之计忘在九霄云外了。但是，许多朝廷亲贵并不相信这么多人会一同造反，坚持认为电文是伪造的。局势虽然越来越明朗，太后却仍然不知所措，无奈何处，干脆装聋作哑，捱得一天是一天。不料段祺瑞已等不下去，2月5日，又领衔第一军八名协统再次发出代奏电，原文如下：
“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现在全局危迫，四面楚歌，颍州则沦陷于革军，徐州则小胜而大败，革舰由奉天中立地登岸，日人则许之，登州、黄县独立之影响，蔓延于全鲁，而且京、津两地，暗杀之党林立，稍疏防范，祸变即生。是陷九庙两宫于危险之地，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难发数，事至今日，乃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允，祖宗有知，能不恫乎？盖国体一日不决，则百姓之困兵燹冻饿，死于非命者，日何啻数万。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乎？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祖宗神明，实式凭之。挥泪登车，昧死上达。 请代奏。”
他威胁“率全军将士入京”，便是毫不客气的逼宫了；所谓“败坏大局，罪难发数”，对皇族也不再有丝毫客气。他明指“二三王公”，实批“太后皇上”，如此电文，犹胜十万貔貅，应该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电文之一了。果然，2月12日，隆裕太后再也捱不下去，乃以宣统皇帝名义下诏退位，去安享其400万两“岁俸”去了。
《三国演义》中，曹爽胸无大志，想做“富家翁”，结果造成曹氏被司马氏夷灭的惨剧。如今，隆裕太后妇人之见，甘愿领“遣散费”，结果造成清朝政权迅速瓦解的笑剧。两者的性质是一样的，然而清室却能保住身家性命，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也正是革命不彻底的表现。实际上，满清入关之初，就对统治中国很不自信，因此一直留有“退保关外”的后路。清帝退位时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即后来《清史稿》的主编，是个死忠的保皇派，他帐下的张作霖等将领，也是不折不扣的保守派。因此，如果隆裕有慈禧一半的手段，他庶几可以退出关外，依仗日本和东北地方的力量，维持一个小王国的。当然，这显然是逆历史潮流的。清帝没有退出关外，而是和平交出政权，避免了别生枝节，对中国而言是一件幸事。而段祺瑞在此重要时刻中，立场坚定，终至一锤定音，不仅为袁世凯立下头功，对民国的建立也可谓功勋卓著，这便是他的“一造共和”。
15日，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以段祺瑞为陆军总长，从此他在这一职务上连任七届。陆军总长的实权，仅在总统、总理之下，因此，段祺瑞一入民国，便成为二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实权派了。事实上，他还在民国二年（1913年），暂代过两个月的国务总理，而更早些的总统选举，他与孙中山得票数相同，仅排在袁世凯、黎元洪、伍廷芳之下。
他对袁世凯忠诚不贰。1913年2月，宋教仁遇刺，总理赵秉钧涉案辞职，段祺瑞代理总理，面对众议院国务委员的质询，傲然不答，显示了对国民党的轻视。不久，国民党人发起“二次革命”，他也参与了镇压。后来，他又以陆军总长兼署湖广都督，将黎元洪挤出湖北，为袁世凯除一大患。继之，他又兼任河南都督，参与镇压白朗起义。然而，他虽然参加了许多军事行动，但他在军事上并无太大建树，即便对白朗军这样装备简单的流民起义，也莫如之何。不过，由于他身居要职，且兼署较多，在北洋军中的势力却得以日益扩大，再加上他刚愎自用的性格，最终遭到了袁世凯的猜忌和不满。袁世凯另外编练模范军后，想让袁克定来负责，征求他的意见，被他一口拒绝。袁世凯很生气地说：“那么我自己来兼如何？”他才不好再说什么。由此可见他们的关系已不似当初那么亲密了。
任何独裁者都要独掌兵权，袁世凯对段祺瑞的忌惮是可以理解的。不久，袁世凯组建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将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海军司令萨镇冰、参谋次长陈宦、侍从武官荫昌和王士珍平列为高级办事员，轮流值班，而大事决于总统。这样一来，段祺瑞在军中的优势面临被褫夺的危险。他自知形势微妙，乃将陆军部的大小事务交与部秘书长徐树铮处理，自己则称病不出，颇似当年袁世凯归隐林田的样子。
袁世凯既是过来人，岂不知其用意！随着袁称帝的步伐日渐促迫，他们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当筹安会活动猖獗，全国上下纷纷劝进时，段祺瑞表达了完全相反的声音。他说：“项城帝制自为的迹象，已渐显露。我当年曾发出采取共和之电，如果又拥项城登基，将何以面对国人？恐怕二十四史中，找不出这样的人物吧！所以论公，我即使死也不会参与；论私，我从此只有退休，决不多言。”他不愿做出尔反尔的小人，不愿遗臭于青史，这份气节犹如鹤立鸡群，是十分可贵的。在整个洪宪帝制中，他与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的态度相仿佛，事后证明，这四个人的成就也是北洋系中最可称道的。
他还曾亲自试探袁世凯的口风，被袁一口否认，这与冯国璋的情况相同。到了最后帝制已箭在弦上时，他还要跑去向袁世凯剀切陈情：“此事危及国家安危和袁家的身家性命，万不可做，万不能做！”袁世凯一开始还虚与委蛇，最终勃然变色道：“这都是杨皙子和克定等人讨论的，赞同的人多而反对的人少，你何必如此大惊小怪？”他傲然答道：“我受大总统数十年恩遇，不能不直言奉上。此时悬崖勒马尚来得及，时机稍纵即逝，届时悔之晚矣。”后来他又两次去晋见袁，袁均称病不见。
不久袁世凯称帝，他对袁世凯抱有知遇之恩，做不到象蔡锷那样潜出京城高张义帜。但是，他与蔡锷、陈宦等人都曾暗通消息，蔡、陈潜出京城前，都曾到段宅拜访过。因此，他在护国运动中的角色，与冯国璋有相似之处，都属于不便站到前台的幕后人物。而其既然身在京城，处境自然比冯更为艰难。据说，袁世凯曾收买他的干儿子罗凤阁做刺客，但罗下不了手，反向段坦陈其事。而洪宪分封的诸臣中，黎元洪、冯国璋、曹锟等都赫然在目，徐世昌名列“嵩山四友”，却惟独没有段祺瑞，这是他拥名“二造共和”的一大关键。
1916年3月21日，洪宪帝制取消。4月22日，段祺瑞复出担任国务卿，5月8日复称国务总理。可见，他不是不忠于袁世凯，但先决条件是在共和体制下；袁世凯也不是不倚重段祺瑞，前提条件也是在共和体制下。6月6日，袁世凯逝世，在金匮中预留了嘉禾金简，上列三个接班人，依次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足见他对段祺瑞的重视，至少在冯国璋、王士珍、曹锟等人之上。段祺瑞则不惜对抗民意，为业已身败名裂的袁世凯主持国葬，并亲自执绋扶柩，全了这一段君臣之谊。此即段祺瑞的“二造共和”。
几个月后，他在国务总理任上，与总统黎元洪发生了激烈的府院之争。1917年5月23日，矛盾终于不可调和，黎元洪下令免去他的总理职务。他于是退往天津，寄寓在段芝贵的私宅，决心武力倒黎。在朝总统和下野总理依旧剑拔弩张，京津之间局势紧张。这时，对清朝死忠的辫帅张勋在督军团的怂恿下，决意以进京调停为名，复辟清朝。黎元洪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他把张勋当做了救星，结果6月14日张勋进京，黎差点被其俘虏，最终依托洋人的力量才得以逃出北京。
张勋复辟是袁世凯称帝之后的又一政治丑剧。袁世凯之称帝尚有杨度和古德诺的理论先行，张勋复辟则完全是军人强奸民意。全国舆论一时大哗，纷纷要求讨逆。黎元洪在离开京城之前，在国家大局的面前，终于放下了府院之争的面子，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令他出师讨贼。
当初，张勋在徐州几次召集督军团会议，段祺瑞曾派曾毓隽告诫张勋道：“如果议及复辟，则必尽力扑灭之，届时不要说没有预先告知。”张勋率辫子军北上路过天津时，曾专门下车拜访段祺瑞。段祺瑞郑重地告诉他：“你若复辟，我一定打你！”又说：“保清帝复位的事，即使勉强办了，就算北方答应，南方也决不会答应，因此至少应该缓办。”但张勋未加理睬。当然，从客观上来说，张勋进京可以驱逐黎元洪，这正是段祺瑞求之不得的，因此，说张勋为段祺瑞做了嫁衣裳，也是一点不错的。
7月1日，张勋拥清帝复位。3日，段祺瑞即在马厂誓师，正式通电复任国务总理，并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讨伐叛逆，檄文为“笔端带有魅力“的梁启超所拟，文末写道：
“……查该逆张勋，此次倡逆，既类疯狂，又同儿戏，彼昌言事前与各省各军均已接洽，试问我同胞僚友，果有曾预逆谋者乎？彼又言已得外交团同意，而使馆中人见其中风狂走之态，群来相诘。言财政则国库无一钱之蓄，而蛮兵独优其饷，且给现银。言军纪则辫兵横行部门，而国军与之杂居，日受凌轹。数其阁僚，则老朽顽旧，几榻烟霞，问其主谋，则巧语花言，一群鹦鹉。似此而能济大事，天下古今，宁有是理？即微义师，亦当自毙，所不忍者，则京国之民，倒悬待解。所可惧者，则友邦疑骇，将起责言。祺瑞用是履及剑及，率先涌进，以为国民除此蟊贼。区区愚忠，当蒙共谅。该逆发难，本乘国民之所猝未及防，都中军警各界，突然莫审所由来，在势力无从应付，且当逆焰熏天之际，为保持市面秩序，不能不投鼠忌器，隐忍未讨，理亦宜然，本军伐罪吊民，除逆贼张勋外，一无所问。凡我旧侣，勿用以胁从自疑。其有志切同仇，宜诣本总司令部商受方略，事定后酬庸之典，国有成规。若其有意附逆，敢抗义旗，常刑所悬，亦难曲庇。至于清室逊让之德，久而弥彰，今兹构衅，祸由张逆，冲帝既未与闻，师保尤明大义，所有皇室优待条件，仍当永勒成宪，世世不渝，以著我国民念旧酬功，全始全终之美。祺瑞一俟大难戡定之后，即当迅解兵柄，复归田里，敬候政府重事建设，迅集立法机关，刷新政治现象，则多难兴邦，国家其永赖之。谨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以段芝贵、曹锟为东西两路司令、吴佩孚为先锋的讨逆军，12日即光复北京，复辟丑剧上演12天后即告收场。段祺瑞拥兵入京，迎“四哥”冯国璋继任总统，将黎元洪晾在一旁。此即“三造共和”，也是唯一一次真刀真熗打出来的，但是却带有更多的权力斗争意味。其名为“讨逆”，却对王士珍等“从逆”的老朋友网开一面，除张勋外皆不问罪。因此，梁启超在檄文中说张勋的“既类疯狂，又同儿戏”，讨逆者又何尝不是如此！
但是，段祺瑞对“共和”这一原则是十分坚定的。马厂誓师前，他曾分析过形势，认为若不迅速出兵并速战速决，复辟派就有可能控制人心和扩大影响，届时局面就不可收拾了，毕竟当时中国的保皇观念还比较流行。他的这一分析是理智而正确的，在这一点上他展现了一个统帅的政治素质。他之所以能始终赞同共和而反对帝制，只怕与其留德的经历不无关系。德国虽是君主国，但西方民主观念深入人心，他眼界既开，势必会受到熏陶。当然，这些脱胎于旧时代的武人，是不能真正理解“共和”的含义的。
四、府院之争
“三造共和”后，段祺瑞并没有迎回落难总统黎元洪，而是力捧副总统冯国璋继任总统。而在此之前，黎元洪放下了面子，以国家大局为重，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令他挂帅讨贼。只此一点，便可看出府院之争的主要症结。
当时，一直在努力调解府院之争的张国淦力劝段祺瑞迎黎元洪复位，他说：“相对而言，和黎元洪共事其实比较容易，因为他手中无兵，而且刚经受过挫折，会吸取教训；而冯国璋既有兵权，又是新官上任，遇事必然逞强好胜，因此更难对付。”张国淦的分析入情入理，完全是出于对段祺瑞的一片爱护之忱。如果段祺瑞能够接受，学古人将相和，也许可以开创一个双赢的新局面，可惜他对黎元洪罢免自己耿耿于怀，终于因私而废公，挟愤而忘义，拒绝了这个建议。
所谓“府院之争“，“府”即总统府，“院”指国务院，“府院之争”即总统和总理之争。北洋时期的府院之争有两次，一次是黎元洪总统和段祺瑞总理之争，另一次是冯国璋总统与段祺瑞总理之争，两次的当事人都有段祺瑞。可见段的性格缺陷是府院之争的一大动因。
但是，府院之争的渊薮却决不止如此之浅，而是有其历史背景的。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帝制，民主共和是新鲜的舶来品，因此民国肇立之初，需要借鉴西方的政治和行政制度。而西方的共和体制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美国式的总统制，另一种是法国式的内阁制。于是，有关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的争论，在政客们争权夺利的心理作用下，一时甚嚣尘上。即便以袁世凯的神武雄健，欲加强总统的权力，也一度面临着宋教仁政党内阁计划的挑战。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时，革命党人同时修改了《临时约法》，将政治体制从总统制更改为内阁制，用以约束袁世凯。宋教仁更在此基础上，重组国民党，要成立政党内阁，从而在实际行动上迈进了一大步。袁世凯及其北洋派不愿放弃权力，乃卑鄙地暗杀了宋教仁，激起了国民党“二次革命”，然后再借此驱逐了国会中占大多数的国民党员。总统制与内阁制的理论之争，最终引发了流血和战争，使民国成为一个乱世。
在社会运动中，理应有一个“理论先行”的过程，此即孙中山所谓的“知难行易”。中国的民主革命自维新运动失败后开始成为社会运动的主流，不出十余年就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在这十余年中，革命者更多的是按照西方民主共和的蓝图来憧憬新政权的，至于将民主共和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工作，实在还做的很少。于是，进入民国后，就出现了一个“理论后行”的局面，这实际上是一个“补课”的过程。不惟总统制和内阁制发生了激烈论争，到后来竟连“共和制”和“帝制”、“世袭制”和“非承继制”等原本不成问题的问题，也被重新翻上台面。参加这些辩论的往往不是政客本身，而是声名卓著的学者，中国的比如杨度、梁启超，洋人比如古德诺、有贺长雄，不一而足。
不论总统制或内阁制，总之当时并未建立一个深入人心的政治体制模式，因此，民国的建立仅仅是根植了一个“共和”的理念，却有其名而无其实，可以对抗帝制复辟，却不足以对抗内部矛盾。如此一来，那些“共和”业务素养十分有限的政客和军阀们，主观上本就惟力是视，客观上也的确不知所措。府院之争就是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1916年6月袁世凯临死前，对徐世昌、段祺瑞执手呜咽道：“按照《约法》，由宋卿（黎元洪）继任总统，你们要好好辅佐他。”可能是有感于此，当在川作战的张敬尧等将领致电表示愿推举段祺瑞为总统时，被他断然拒绝。此事被外人知晓后，举国一片赞叹之声。当时，袁世凯戕害约法，解散国会，民国已遭到严重破坏，如今有一个宽仁谨厚的黎元洪担任国家元首，有一个正直不阿的段祺瑞主持内阁，又有国民党和进步党共处国会，宪政实现已依依在望，全国上下对此表示了一致的乐观。
但是，段素来刚愎自用，又自恃为北洋勋宿，从内心深处对黎元洪抱轻视态度，和黎绝少交往；黎元洪则外柔而内刚，虽不足威慑别人，却自有不屈的意志。因此府院之间不可能有亲密的关系。再者，段祺瑞并不是一个非常勤奋的总理，大小事务多委之于秘书长徐树铮，而徐偏生是个恃才傲物的人物，他奔走于府院之间，处处越俎代庖，以前就为袁世凯所厌恶，现在更为黎元洪所不喜。有一次，徐树铮拿着一份委任状请黎元洪盖总统印，黎问起其人的履历，徐竟然回答道：“现在实行内阁制，总统您何必多问！我很忙，您还是快点盖印吧！”黎十分愤怒，对左右说：“我本来不要做什么总统，你看他们眼中哪里有我！”而段祺瑞对徐却每每纵容，有一次徐以辞职要挟黎元洪，段祺瑞竟为他说情，说他“为人耿介，不屑妄语”云云，甚至于说“凡徐所为，本人愿负其责。”黎元洪等听了，都觉寒心。因此，最初的府院之争，与徐树铮有很大关系。
徐树铮的嚣张跋扈，使府秘书长张国淦愤而辞职。黎元洪为对抗徐树铮，乃聘请一样霸气纵横的丁佛言为府秘书长。丁佛言与黄远生、刘少少并称“报界三杰”，笔锋锐利，又素喜打抱不平，如今乃利用报纸为黎元洪张目。徐树铮则以牙还牙，创办《公言报》与之抗衡。于是府院之争，竟然成为报端的花边新闻，搞得天下皆知。而黎段二人也日渐身陷其中不能自拔，后来竟至事事必反，为争而争。以对德宣战一事为例，最初是黎元洪主张与德国绝交，段祺瑞则深信德国必胜的，到后来在张国淦的游说下，段祺瑞又变成了一个极端的反德派，极力主张对德宣战，黎元洪为了与段祺瑞相反，硬生生地转变为亲德派，竭力反对宣战。到了1917年5月，在府院之争的影响下，国会仍然在是否参战的问题上犹疑不定，段祺瑞乃组织军队和“各界人士”包围国会，并胁迫、殴打议员，企图强行通过对德宣战案。国会忍无可忍，乃呈请黎元洪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5月23日，黎元洪签署了罢免令。段祺瑞下野后避居天津，坚持认为在责任内阁制中，总统的命令非经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即便任免总理也是如此，因此并不承认自己已经下野。他在天津厉兵秣马，等待时机，徐树铮则为他策划了徐州会议，直接推动了张勋复辟，再由段祺瑞“黄雀在后”。于是，才一个多月功夫，段祺瑞便暗渡陈仓，“三造共和”，赢得了第一次府院之争的胜利。
第二次府院之争是指冯国璋和段祺瑞之争。张勋复辟中，黎元洪流亡使馆区，冯国璋副总统在南京代行总统职权，与段祺瑞遥相呼应，通电讨逆，保障了共和政体的持续。随后，段祺瑞拒绝迎回黎元洪，乃致电冯国璋北上就任总统。他的电文是简单干脆的四个字：“四哥快来！”冯国璋一看之下，不禁心中一热，即令备车出发。不过，在北上之前，他以总统名义令最亲信的将领李纯接替自己的江苏督军，以坐镇自己的大后方。
冯国璋在就任总统之初，和段祺瑞的心思是一样的。他们都出身北洋，在小站时就朝夕相处，在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中都站在一条战线上，可说亲如手足，因此他们相信决不会再有新的府院之争了。为此，冯国璋还曾将段祺瑞、王士珍请到府中大话家常，执手温言：“我们三人不要分什么总统、总理、总长，我们是一体的，一定能把事情做好！”
但是谈何容易！军事方面。段祺瑞要以武力统一全国，因此要整合北洋的军事，早在冯国璋北上时，他就准备以亲信入替其江苏督军之职，不料被冯先下手为强。后来段在幕后策划的天津会议，则几乎囊括了除冯系“长江三督”之外的所有北洋地方实力派，从而最终倒冯成功。政治方面。段祺瑞将第一次府院之争时的“朋党”继续扩大，组织了一个安福俱乐部，进而形成安福系，并最终组成了安福国会。所谓“安福”，指的是北京西城安福胡同内的一个四合院，段系人物常在此聚会，评论时政，商量大事，代表人物如王揖唐、曾毓隽、王印川、梁鸿志、光云锦等，显然的“朋党”无疑！段祺瑞方一复任总理，即宣布解散旧国会，代之以安福系为主的新国会，从此国会成为国务院的御用会议。段在新府院之争中占得先机。
而第二次府院之争的要害，其实在于施政理念。段祺瑞秉持的是袁世凯的政治立场，以西南为叛逆，要以武力统一全国，由此可见他对袁世凯的反对是有限的；而冯国璋的立场与黎元洪类似，与西南暗通消息，要以和平方式统一南北，由此可见他对袁世凯的反对是较为坚决的。由于西南方面一直对黎元洪持支持和同情态度，对段祺瑞解散国会、废除约法的行为从失望而至于愤恨，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也就贯彻得尤为坚决。而西南方面的实力派如陆荣廷等频频示好于冯国璋，冯因此认为西南可以和平争取，而惟有南北统一，他的总统才更有含金量，而战争则会破坏这一切。至于那些参加天津会议的督军们，他们之所以反对冯国璋而支持段祺瑞，乃是出于军阀的劣根性。因为惟有借战争的机会，他们才可以扩展财源和扩充地盘，而在和平的环境下，他们将没有用武之地。
袁世凯的托孤之臣是徐世昌和段祺瑞，却未及冯国璋，这对段、冯二人日后的政治路线不无影响。段祺瑞感念旧主之托孤，故坚持旧主的政治路线；冯国璋未入托孤之列，难免心生怨怼，故在反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第二次府院之争应了张国淦的预言，冯国璋自恃为实力派，对段祺瑞毫不客气。冯、段二人袍泽深厚，本来常在一起棋牌娱乐，但自从冯做了总统，一切就大有不同。试想，以黎元洪之温柔敦厚，都被段的飞扬跋扈惹得火冒三丈，何况冯呢！一些小的事情，因有前车之鉴，还可各退一步，但遇到一些原则性的大事，那便毫无退让的空间了。黎元洪没有一兵一卒，段祺瑞与他只是意气之争，可谓气结胸臆；冯国璋则控制着大半条长江，段祺瑞不能不投鼠忌器，可说是痛在心扉。
冯、段交恶的最关键一事是傅良佐督湘。当时的湖南地处南北交锋的前线，湖南人不胜其烦，湖南省长谭延闿乃号召发起了“湘人治湘”的运动，希望能实行自保。段祺瑞却一意要武力统一，湖南是首攻之地，因此派遣军事长官是必要的。他对湖南人做出的唯一让步是让湖南人傅良佐任湖南督军，以揶揄“湘人治湘”。但事实上，傅良佐这个湖南人从小在北方活动，已全无多少湖南人的痕迹，湖南人大多也不知道他是湖南人，更不要说他的价值取向是完全属于北洋系的。因此，傅良佐督湘一事激起了湖南人民的强烈反抗。
对于冯国璋而言，傅良佐督湘一事令他大丢颜面。因为他和广西陆荣廷是结拜兄弟，他曾向陆承诺过，湖南决不另派督军。结果段祺瑞丝毫不给他面子，让他在义兄的质问下抬不起头来。结果还得陆荣廷自己来解决问题，他暗中鼓动湖南将领林修海、刘建藩分别在衡阳和零陵宣布自立。冯国璋马上策应之，鼓动北洋将领王汝贤、范国璋阵前倒戈，通电要求停战撤兵，傅良佐不能控制局面，乃仓惶北逃。此事搞得舆论沸腾，段祺瑞迫于压力宣布下野，冯国璋似乎赢得了府院之争的胜利。
但实际上，段祺瑞是在以退为进。当冯国璋以为府院之争结束，开始为南北和谈做努力时，段祺瑞发动了对和谈不满的督军团在天津开会，喊出“北洋团结”的动人口号，阻挠南北和谈，事实上也进行着驱冯运动。他有通电声称：
“……环顾国内，惟有我北方军人实力，可以护法护国。果能一心同德，何国不成，何力不就。辛亥癸丑之间，我北方军人，人数不及今日三之一，地利不及今日三之一，所以能统一国家者，心志一而是非明也。近来南方党徒，亦知我北方军人，宗旨正大，根底盘深，非彼西南势力所能兼并，乃别出阴谋，一曰利用，二曰离间，三曰诱饵，昌言反对者，固为彼所深仇，即与之周旋，亦是佯为结好；无非启我阋墙之争，收彼渔人之利，始以北方攻北方，继以南方攻北方，终至于灭国亡种而后快。王汝贤为虎作伥，饮鸩而甘，抚今追昔，能无愤慨，湘省之事，非无收拾之法，我不忍使北方攻北方，以自抉藩篱，落彼陷井也。王汝贤等不明大义，原不足惜，我不忍以王汝贤之故，致今同室操戈，嫌怨日积，实力一破，团结无方，影响及于国家也。我北方军人分裂，即中国分裂之先声，我北方实力消亡，即中国消亡之朕兆。祺瑞爱国家，不计权力，久荷诸君子深知，为国家计，当先为北方实力计，舍祺瑞辞职之外，别无可以保全之法，决计远引，已于昨日呈中乞休，既非负气而去，又非畏难苟安，大势所趋，宜观久远，倘能达我愚诚，北方实力得以巩固，艰难时局，得以挽回，则祺瑞今日之辞职，实为万不可缓之举……”
文中不仅充满了狭隘的正统观念，也洋溢着偏狭的南北地域之见。器宇不宽，是段祺瑞最大的问题。他身为中国总理，却口口声声“北方”、“南方”，怎能不令天下人耻笑？
冯、段终由貌合神离而至公然决裂。1918年元月，冯国璋意识到自己在京城的危险处境，乃使出金蝉脱壳之计，突然约见段祺瑞，声称自己也认为南方的态度恶劣，应该以武力讨伐。段正愕然时，冯国璋更表示要亲自南巡，以激励北洋士气。然而，冯国璋托名“南征”，登上的却是往南京方向的列车，段祺瑞才恍然大悟，忙令倪嗣冲在蚌埠阻截。结果，冯国璋垂头丧气被截回北京，做了段祺瑞的政治俘虏，从此自暴自弃，成了一个比黎元洪更窝囊的“盖印机器”。第二次府院之争，又以段祺瑞的胜利而收场！
第一次府院之争，段祺瑞胜利，并签署了对德宣战令，由于德国战败，客观上为段祺瑞争得了不少印象分，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第二次府院之争，天津会议喊出的“北洋团结”口号，实际上是一个内战的动员，在这可耻的内战中，北洋各系的山头主义迅速滋长，以曹锟为首的新直系迅速崛起，并轻松击败段祺瑞的皖系，也结束了段祺瑞在中央的优势地位。
五、“军阀祸国”
段祺瑞虽然赢得了第二次府院之争，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天津会议上，督军团口口声声“北洋团结”，实际上却各怀心事。不久，冯国璋的直系遭到严重打击，不惟冯本人被禁止出京，其心腹爱将李纯居然忧愤自杀而死。但是，段祺瑞的皖系并未因此而取得绝对的优势地位。曹锟坐镇保定，在吴佩孚的协助之下异军突起，成为一支足以抗衡皖系的力量，时人称之为“新直系”。在天津会议上，曹锟就已经唱了主角，要知道这种军阀会议，自然是以实力说话的。除曹锟外，关外张作霖的奉系也毛爪渐丰，虎视中原。可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激起了北洋诸将竞逐武力，使北洋进一步分裂，也为他自己种下了祸根。
冯国璋虽然暂时失败，心理上却没有放弃，一度想竞选下一届总统，但段祺瑞已决不容许他死灰复燃。1918年9月4日，在国会的总统选举中，与会436人，徐世昌得425票当选新总统，余者段祺瑞5票，张謇、王士珍、王揖唐各1票，冯国璋一票也无。此国会号称“安福国会”，显然冯国璋是被挤下台的。冯当初以副总统接任总统，本来就不够完美，如今偏偏还要举行一个史无前例的总统交接仪式，实在欲哭无泪。要知之前的三位总统，孙中山是让位，袁世凯是暴死，黎元洪是流亡，都未有过正式的总统交接仪式，偏偏冯国璋赶上了。他本是一个政治俘虏，心有戚戚焉，如今当众献丑，体味着世态炎凉，确是戚戚惨惨，因此他发表的退位文告中有 “人非木石，宁不痛心”之语。段祺瑞为持公平，也为了宽慰这位老朋友，乃同时宣布下野。按国际成例，无论总统制还是内阁制，一般来说，总统换了，总理也应随之换届的。因此，第二次府院之争对段祺瑞而言还有一大负面影响，即失去国务总理这一要职。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在政治上失去了有利位置。
徐世昌为宽慰段祺瑞，特任命他为参战督办，次年改称边防督办，负责组织编练西北边防军。他遂以“参战”和“边防”的名义，向日本大举外债，购买军械，加紧操练兵马，准备继续贯彻自己的武力统一政策。
然而府院之争虽已结束，其动因却依然存在。作为总统，徐世昌和黎元洪、冯国璋一样，希望和平统一，对国会顶礼膜拜。因为，惟有和平统一，总统才是完整的总统；而恢复国会，再通过法定的程序赢得选举，总统才符合民国的法律精神。段祺瑞则不这样想，一方面他是袁世凯的托孤之臣，要继承袁的遗志，以西南方面为叛逆；另一方面，他是北洋军的创业元勋，对北洋军有极强的自信，认为南方的军力不值一哂。然而，他同时也意识到北洋内部的不团结，因此，他编练新式的边防军，目的不仅在于西南方面，也在于北洋内部的异己分子。
袁世凯死后，北洋系开始自动裂变，根据将领们的籍贯属地、军学出身，甚或平日的交好程度，自然地形成诸多派系。段祺瑞和冯国璋素来在北洋系内有较高威望，在他俩的周围分别形成了皖系和直系，这也是最早形成的两个北洋派系。皖、直云云，是段和冯的籍贯，而其麾下的将领则未必如此。不久，张作霖在东北崛起，被称作奉系。皖、直、奉三系以及其他一些较独立的小军阀占据了除西南五省之外的大半个中国。
冯国璋为了殉“和平混一”的道义，在政治上一败涂地，最后只剩下了长江三督权充羽翼，安徽倪嗣冲、山东张怀芝、福建李厚基、陕西陈树藩、甘肃张广建、浙江卢永祥、湖南张敬尧等均完全倒向段祺瑞，直隶曹锟等也一度反冯而从段。但是，冯国璋对曹锟并未深责，他以直隶同乡的名义与之接纳，不久，曹锟对段祺瑞的态度即突然转恶。曹锟之所以与段祺瑞为敌有三个原因：一是曹锟驻节保定，离北京太近，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二是曹锟的力量已足够对抗段祺瑞；三是曹锟身边那个诸葛亮式的人物吴佩孚，要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直皖战争爆发前，曹锟这个老好人还一度想避免战争，可吴佩孚非打不可，他也莫可奈何！
段祺瑞对日大举外债，使全国人民愤怒不已。当时一战结束，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屈辱消息接踵而至，又无不与日本相关，因此五四运动将亲日的政府视为众矢之的。段祺瑞十分厌恶此类学生运动，主张严办。徐世昌则对学生的表现表示理解，对段祺瑞主张严办的请示采取了“拖”字诀，且支持外交代表团不在和约上签字。在政治上，段祺瑞又输了一笔。
他主张严办学生，话说得轻松。但是吴佩孚在湖南发出的通电，在他听来，却比学生的呐喊可怕多了。吴佩孚不仅是北洋系军事上的后起之秀，就政治上的清醒和开明程度而言，也是北洋的一支独秀。他的学历不过是个不入流的秀才，以及武备学堂测量科的普通学兵，乍闻学生请愿，却能热血沸腾。他不仅大力搭救被捕学生，还义无反顾地给徐树铮等人拍电报，痛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卖国行径。他的电报越拍越多，也一次比一次激烈，不仅就事论事，还不惜抛出自己的政治理想，即取消《中日密约》、召开国民大会、反对签字和约、敦促南北和谈等。一时之间，国人视吴佩孚为民族救星，而在段祺瑞看来，吴却是不折不扣的叛徒。
吴佩孚的电报完全站在国家和人民的高度，与当时督军团的军人干政电报，正好黑白分明，高下立见。这些文字一方面宣告了一个英雄的崛起，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北洋人物的虚弱。虽然吴当时只是湖南前线的一个师长，却气宇轩昂，仿佛立于高山之上；段祺瑞虽然贵为全国公认的最大实力派，却吞声语塞，仿佛堕于深谷之中。吴佩孚能以气驭文，其通电一登报端，马上洛阳纸贵传遍天下。他敢于直接唾骂王揖唐、龚心湛、徐树铮，敢于不避嫌疑地跟敌营的谭延闿、谭浩明、莫荣新会衔共骂，所骂皆天下人想骂而不敢骂，所做皆天下人想做而不敢做，因此即便在五四时期，他的声名之炽也决不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文化运动先驱之下。
段祺瑞的政治资本被吴佩孚骂掉许多，但他却不敢将吴如何，首先，吴身处前线，若激怒了他，只怕他会开关延敌；其次，吴和曹锟不分彼此，而曹锟近在肘腋，在天津的冯国璋与曹锟也暗通消息；最后，段自己的左膀右臂靳云鹏和徐树铮之间有矛盾，徐树铮要惩罚吴，而靳云鹏却抛出“软化曹吴”的主张。因此，段祺瑞这样一个声色俱厉之人，却不得不对吴佩孚这个无名小辈忍气吞声，先是让靳云鹏取代龚心湛任国务总理，又一度想用湖南督军的职位来贿赂吴。不过话说回来，吴还是给他了三分薄面，毕竟没有骂到他本人！
可是，倪嗣冲、张树元等仍强烈要求惩罚吴佩孚，他正在犹疑之间，不料吴竟然主动示好，拍电报恭贺靳云鹏荣任总理，于是大家在面子上扯平了。他知道嘴上功夫不算什么，要紧的还是实力，因此更加抓紧编练他的边防军。遑知吴佩孚也不复作口舌之争，而是直接要求撤防班师，北上抗日，仿佛知道了他的用意。吴一再要求撤防，都被中央拒绝。段祺瑞知道吴是名将之具，在前线足以御敌，回北方则必然给自己造成威胁，于是任凭吴一而再、再而三地电请，他只管来个充耳不闻。到了后来，吴终于忍无可忍，乃主动撤起防来，他的军队唱着他那富有民族主义精神的《满江红•登蓬莱阁歌》，一路过长沙、武汉、郑州而回到保定，段在路上设置的人马无人敢撄其锋。曹锟和吴佩孚会合后，先是占据京汉铁路各据点，又虎视眈眈，大有直噬京师之意。段祺瑞大惊，忙召远在外蒙库仑的徐树铮返京。
1920年6月，徐树铮回到北京，段祺瑞心中为之一宽，乃电召直隶、奉天、江苏三省督军进京开会，这也正是最令他忌惮的三个地方实力派。直隶曹锟当然不会身入虎穴，江苏李纯则托言生病告假，只有奉天张作霖来了。张作霖不仅来了，还慨然以鲁仲连自居，他提出的调停手段是：一、取消中日《军事协定》；二、免去徐树铮的筹边使；三、靳云鹏辞职。段原则上同意了，张作霖便拍着胸脯保证道：“这样的话仲珊（曹锟）若还不想来，我就亲自去保定请他。”但是段祺瑞的性格缺陷随即暴露，他终究按耐不下对吴佩孚的怒火。当张作霖从保定返京后，段祺瑞突然提出“吴佩孚和徐树铮同时免职“的交换条件，并要以擅离防守的罪名，褫夺吴的中将衔。张作霖自认为被段玩弄，乃大怒而去，决心与曹锟合作。
当时的局势已如箭在弦上，双方压抑数月的口舌之快终于又爆发出来。段祺瑞悍然下令捉拿吴佩孚进京，着曹锟革职留任，并大肆表其三造共和与参战胜利之功。吴佩孚则不复指桑骂槐，毫不客气地痛斥段祺瑞为汉奸。通电原文如下：
“各省督军、省长、省议会、各团体、各报馆均鉴：自古中国严中外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穷凶极恶，汉奸为极。段祺瑞再秉国政，认仇作父，始则盗卖国权，大借日款，以残同胞。继则假托参战，广练日军，以资敌国，终则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运异国之械，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路线者国脉所在，而南起赣闽，北迄蒙满，要键无存者矣。军队者国本所托，而上自军官，下至下士，完全易汉帜矣。大逆不赦，中外所闻，斯而可忍，人心尽死。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治军而还以身许国。誓不与张邦昌、石敬塘、刘豫、吴三桂之徒，共戴一天。贼生则我死，我生则贼死。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往者忧衷百结，以段祺瑞为军阀老辈，因尝眷念私交，不忍遽伸大义。但冀稍有悔悛，亦复不为己甚。故请惩从犯安福妖孽徐树铮等，以私曲获，此佩孚之私意，谅亦国人所矜察也。乃其日暮途穷，匪惟不悔，尤复倒行逆施，甘心举民国以送异族，躬为操莽，既一逐黄陂，再驱河间，今复威迫元首，失其自由，伪造乱命。暴戾阴狠，为振古所未闻；篡上卖国，尤中外所罕睹。夫共和主权在民，总统为民之公仆，元首袒贼以卖国，吾人尽忠报国亦当权衡轻重，况在失其自由被胁之乱命，佩孚等个人纵本末颠倒，不难伏首以就戮。为国家计，亦安能荒军人之天职，贻百载之笑骂。事变至此，惟有忍涕挥戈，以与卖国贼盗相周旋，但令悃悃血诚，为我四万万父老昆季所洞鉴。佩孚等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刀锯斧钺，非所敢恤。世或不察，目为皖直之争，愚怀耿耿，窃所未平。南北本属一家，直皖岂容二致。今日之战，为讨贼救国而战，为中国民族而战，其幸不辱命，则佩孚等解甲归田，勉告无罪于同胞。其战而死，为国人争人格，死亦有荣无憾。诸公或握军符，或主清议，奋发讨贼，当有同情。若其眜中外之防，忘国家之义，坐令国土陷于异族，子孙沦为奴隶，千秋万世，自有公论，非佩孚等所敢闻矣。涕泣陈辞，伏惟公鉴。讨贼军前敌总司令吴佩孚率直军全体同叩。”
都说梁启超的笔下有“魅力”，吴佩孚又何尝不是，他在这几年中的通电，都是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激扬文字。如这一篇，比段祺瑞为张邦昌、石敬塘、刘豫、吴三桂，而以岳飞自比，这便是吴一贯的行文风格。
当时，段祺瑞已将边防军改为定国军，自任总司令，以徐树铮为总参谋长，段芝贵为第一路总司令兼京师戒严总司令，曲同丰为第二路总司令兼前敌总司令，魏宗瀚为第三路总司令，刘询为第四路总司令。就边防军而言，在当时的中国，可谓精锐之师，不过它生不逢时，一者统帅段祺瑞政治上已经惨败；二者京津一带地域狭小，奉军入关，已与直军形成夹击之势；三者直军刚从前线撤防，富有实战经验，统帅又是天才的吴佩孚。直系的军队，当时已张“讨逆军”的大纛，直扑京师而来。
双方甫一交锋，直军被曲同丰的新式武器杀得溃逃一片，且被俘虏了一个整营。段芝贵闻讯，高兴得手舞足蹈，当夜就在琉璃河车站附近的一列花车上寻欢作乐。当夜大雨滂沱，曲同丰的大炮火药俱湿，失去效用。吴佩孚乃与士卒痛饮美酒，乘醉突袭了定国军的司令部，曲同丰被俘，段芝贵逃命。吴掩杀到定国军的第二道战线，将所有小山炮密布于前线，准备速战速决，打闪电战。有部将劝道：“如此大违兵法，若一战而败，则小山炮尽归敌手。”吴佩孚睥睨之。闪电战的一大原则即是不让敌军稍有喘息整理的时间，吴的为将之道是，把大量时间花在战争准备阶段，而真正作战时则一鼓而定。果然，“讨逆军”一战而胜，奉军则在杨村一带趁火打劫，定国军溃不成军，总参谋长徐树铮化装逃走。
直奉同时进入北京，首先宣布战犯名单：第一人即徐树铮，随后有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等。日本马上表现出他们干涉中国内政的敏捷性，要求将徐树铮等定为国事犯，予以保护，被吴佩孚一口拒绝。但是曹锟等人认为，北洋是个大家庭，应念香火之情，不必逼人太甚，于是对这些战犯皆网开一面。
段祺瑞是事实上的第一战犯，他既不愿逃，又不愿被俘。正进退维谷时，老将姜桂题来访，颇含怨怼地说道：“我早说你打不过吴佩孚，你非要打，结果落得如此下场，这都是徐树铮害了你呵。”他听毕羞愧无地，乃拔熗自杀，幸被侍从夺下手熗。死虽未死，却不得不宣布辞职。吴佩孚想将他迁于汤山加以保护和优礼，他则坚持要留在其在府学胡同的私宅，表示不离开北京。吴佩孚也就不曾难为他。
不久后，他还是避居天津日租界段芝贵的私宅。他整日吃斋念佛，但争名夺利之心全无稍减。其寓所依然门庭若市，其表现依然长袖善舞，他依然是中国最重要的实力人物之一。他秘密派段芝贵联络张作霖，派徐树铮交好孙中山，结成了一个半透明的三角同盟，以对抗直系。孙中山在向人解释为什么要跟段祺瑞这样的军阀合作时说：“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不失为爱国军人，可以跟他联合。如果他跟我们一起革命自然最好，不然，就等我们有力量时再解决他。”
别人认为他是军阀，他却认为军阀是别人。他在天津礼佛，常与人喋喋不休：“这班军阀穷兵黩武，祸国应民，都是阿修罗王转世，来造大劫的。我虽是菩萨转世，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的法力虽大，难胜群魔。”闻者传为笑谈。其实他不认为自己是军阀也有些道理，“军阀”一般指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之武人，而他却始终雄踞中央，地方军阀正是他的一大攻坚目标。如今被“军阀”打败，忿忿不平，故有此言，也就不足为怪！
六、徐树铮之死
徐树铮对府院之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徐决不止是一个阴恻恻的小人。在民国初年，府院之争本有其必然性，徐树铮与段祺瑞、黎元洪、冯国璋一样，只是不能突破这时代局限性而已。
徐树铮字又铮，江苏萧县人。少时应科举失败，赴山东投奔袁世凯，未受重视。但不经意间结识段祺瑞，却受到段的赏识，被留在段的身边做书记官，1905年被段保送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两年后以第七期步兵科毕业。回国后，正式进入段的幕府，赞襄帷幄，这一年他才二十七岁。民国肇立，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徐树铮以军学处处长的微职调理部务，将次长国民党人蒋作宾架空。国民党人“二次革命”后，徐更升任次长。袁世凯称帝时，他极力劝说段祺瑞反对帝制，被袁世凯免职。“二造共和”后，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以他为院秘书长。他处处维护段祺瑞的利益，为此与总统府的张国淦、丁佛言以及内务总长孙洪伊大打出手，甚至不惜与黎元洪针锋相对，成为府院之争的症结之一，为各派人士所忌，于是有“小扇子军师”的诨号。究徐树铮其人其事，可归纳为四大特征：
一是忠心耿耿。特指他对段祺瑞的忠诚。他是段祺瑞的第一亲信，他们的君臣之谊，较冯国璋和李纯更为亲密，与曹锟和吴佩孚差相仿佛。因为，李纯是冯国璋的忠臣，绝少有自作主张的时候；而徐树铮不仅是段祺瑞的忠臣，且能越俎代庖地为段策划大事，段对他则绝对信任。这一点，吴佩孚之于曹锟也是类似的。在陆军部时，段祺瑞并不常常到部视事，大小事务多委之于徐树铮。徐说一不二，不徇私情，有时是连段的面子也不给的。这刚直不阿的性格，又与小站练兵时的段祺瑞相似，真可谓人以类聚。
二是才华超群。他是北洋系中一等一的人物，有纵横捭阖之能。他记性过人，思维敏捷，口才绝佳，可以一边会客，一边办公，一边还拿电话与人说话，真可谓五官并用。他又是林琴南的门生，文字功夫过硬，写一手好诗词，是徐世昌“晚晴簃诗社”的诗友。尤为可贵的是，他对国家大势有自己的分析判断，并能组织策划重大的政治行动，举重若轻，挥洒自如，有儒将之风。如徐州会议和天津会议这两次北洋系重大的洗牌行动，其幕后总策划人都是他。徐州会议引发了张勋复辟，驱逐了黎元洪，玉成了段祺瑞的“三造共和”，赢得了第一次府院之争；天津会议呼吁“北洋团结”，孤立了冯国璋，赢得了第二次府院之争。因此，徐树铮在两次府院之争中的重要性，并不逊色于黎元洪、冯国璋和段祺瑞。天津会议后，他又出关连衡张作霖，以对抗直系，自己则出任奉军副总司令。此外，臭名昭著的安福系，也是他组织起来的。
三是面冷心狠。徐树铮在国务院期间，素以不徇私情而闻名，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便是对段祺瑞本人，也有些“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味道。每次他到段祺瑞处报告公事，都是干净利索地交代完就走，向来不耽搁时间，也很少参加段公馆的宴会，更极少陪段祺瑞打牌。对段祺瑞如此，对别人更是不在话下。他有时也有失公允，比如对日本士官学校的校友——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就处处刁难，气得蒋在学员大会上拔熗自杀。他们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大多投身南方的革命事业，在北洋系中多遭排挤，惟徐树铮是个例外。他面冷还不打紧，要紧的是心狠！1918年，第二次府院之争渐趋白热化，冯国璋援引北洋元老陆建章为高等顾问。陆先是策动女婿冯玉祥反对对南方用兵，又策动吉林督军孟恩远反对张作霖，以对抗皖奉二系，为冯国璋清除路障。当时徐树铮正在为段祺瑞争取张作霖，对陆建章的拆台自然十分不满。在一般人看来，陆建章是北洋元老，无论有多讨厌，也决不至于该死。但徐树铮不同于常人，他竟然请陆建章赴鸿门宴，从身后开熗将其击毙，手段之毒辣令人侧目。然而一报还一报，七年后，他终于还是血债血债。
四是好大喜功。徐树铮自视甚高，精力过人，亦好大喜功，其在陆军部和国务院的独揽大权，可谓路人皆知。然而其好大喜功，客观上却为国家立了一件大功劳。徐世昌任总统后，为将徐树铮调离段祺瑞身边，特任其为西北筹边使兼外蒙善后督办，负责收回国家在外蒙的利权。民国初年，外蒙在沙俄的怂恿下宣布独立，虽在中国的强烈反对下仅冠以“自治”之名，但实质上中国在该地区的利权已丧失殆尽。但是十月革命使俄国暂时无暇东顾，也使部分外蒙王公对赤色的俄国心生排斥，决定回归中国，但被外蒙“议会”否决。对徐树铮的任命正当此时，他知道自古以来军人最大的光荣便是开疆拓土，于是慨然赴任。1919年10月，他率领一旅边防军，挥师出塞，挺进库伦，软禁了外蒙伪政权的一干人等。11月17日，外蒙正式上书中华民国总统，呈请取消“自治”，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完全回归中国怀抱！徐树铮更驻军于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发动人民引种蔬菜、修建公路、开办银行、创刊日报、加强中华文化教育，从各个层面上加强了对外蒙古的控制。其中的唐努乌梁海，被沙俄侵占达七年之久，这次也终于回到祖国怀抱。徐树铮此番功业，可与清朝左宗棠收复新疆相俦，只是民国政局太乱，终于不能保持他的胜利果实而已。
综上可见，徐树铮是个复杂多面的历史人物，他既纵横捭阖，播权弄非，又辟疆开土，功在国家，对他决不可片面论定，而应全面了解。然其最终惨遭横死，撇开江湖恩怨不论，实在是国家的一大损失。
直皖战争后，段祺瑞息影津门达四年之久。这四年内，他与军政人物依然往来密切，时刻等待着东山再起。与此同时，直系自作孽不可活，曹锟居然贿选总统，遂将吴佩孚苦心经营的政治资本挥霍殆尽。而一山不容二虎，直奉二系两次大打出手，第一次奉军战败，被迫退出关外；第二次因冯玉祥倒戈，直系惨败，奉系进入北京。然无论冯玉祥还是奉系的张作霖，论资望都不足以做国家元首，他们商量的人选一是段祺瑞，一是孙中山。但当孙中山欣然北上后，他们却权衡利弊，出于北洋的门户之见，还是决定拥戴段祺瑞。
当时他在天津的公馆门庭若市，奉、苏、鄂、浙、皖、闽、赣、豫八省联电拥他出山，他本人亦登高训话，大有舍我其谁之意。1924年11月24日，他在北京就任“临时执政”。所谓“执政”，是合总统与总理为一，以避免府院之争，但翌年12月始又重设了国务总理。执政名义上是大权独揽，但由于段祺瑞今非昔比，除浙江卢永祥外已无兵可用，因此他这个执政处处受制于张作霖和冯玉祥，比之当年黎、冯、徐等几位总统受制于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为此十分愤懑，经常不到府视事，在家中下棋打牌消遣。
但他争强好胜的秉性竟全无改变。孙中山应邀北上时，沿途演讲其“国民会议”的施政思想，并声明要废止不平等条约。段祺瑞视孙中山为政敌和“外人”，故反而道而行之。他针锋相对地抛出“外崇国信”之论，声称中外诸条约均应继续履行。针对“国民会议”，他亦提出召集“善后会议”并付诸实践，在此“善后会议”上，他由“临时执政”变为正式“执政”。孙中山乘兴而来，却遭此反戈一击，身心俱废，不久病死。段祺瑞以脚疾发作为借口，竟未参加孙的致祭。其心胸之窄，竟至如是!
段祺瑞的处境如此糟糕，徐树铮为此忧心忡忡。段就任“临时执政”时，委徐特以使名义出洋考察，访问英、德、法、意、美、俄等国。徐在外国常登台演讲，由于他风度翩翩且博学多才，于文学艺术亦有颇高造诣，洋人对其印象极佳。这正是段的本意，他除让徐远离是非外，还要培养徐的国际声望，以备大用。徐心知肚明，故在各国均着力表现，处处显示政治家的风范。但他在苏俄遇到了难题：俄国对中国素有野心，斯大林上台后更是变本加厉，对中国可谓处心积虑。他们见徐来访，乃用甜言蜜语加以笼络，企图使他成为冯玉祥第二，以增加赤化中国的资本。不料徐是一个爱国之人，何况他一旦知悉冯玉祥与苏俄勾结之事，早已作呕不已，又如何会甘为牛后？因此当时就断然予以拒绝。不料苏俄的信条竟是——不是同志，便是敌人，那么，徐树铮不死何待？
徐树铮与冯玉祥是一对冤家死对头。当初，被徐树铮杀害的北洋元老陆建章，便是冯玉祥的岳丈。陆被刺时，冯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段祺瑞为安其心，特升他为常德镇守使，授勋四位。冯则表现出了惊人的平静，不仅绝口不提此事，反而自告奋勇调往福建前线与军政府作战。实际上，冯的城府极深，他知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道理。1924年，他阵前倒戈，害苦了吴佩孚，取了北京，软禁了他的恩公曹锟。段祺瑞任执政后，冯的军队负责京畿的防务和治安，直接监控段的动向。段为人倔强，素来重英雄而轻小人，比如吴佩孚败走天津，段祺瑞就曾主动为他指点迷津，而吴佩孚也将自己的军械辎重留给段。而段祺瑞对冯玉祥绝无好感，因此在冯、奉出现矛盾时，他总是偏向奉系。久之，冯对段渐生厌憎，乃利用京城的治安大权，对段多加监守，使段如坐针毡。徐树铮在国外闻讯，十分焦急，他觉得段孤掌难鸣，自己必须回国襄助之。他自知身无一兵一卒，乃拟秘密联络张作霖和孙传芳，以共同倒冯。1925年夏，他从美国返回上海，即拜访张謇、孙传芳，商榷收拾山河之计，并致电段祺瑞，拟晋京拜见。段祺瑞深知局势险恶，极力反对他来北京，但徐树铮胆气豪壮，竟置之不理，终于北上不归之路。
徐树铮和冯玉祥是截然相反的两类人。冯玉祥深藏不露，貌似粗豪忠厚，实则心细如发，睚眦必报，反复无常，是历史上侯景、朱温那样的人物；徐树铮意气风发，看似白脸奸竖，实则磊落使才，胸无机心，事主以忠，有似于演义中的韩信、罗成。因此，徐树铮与冯玉祥结怨，是他最大的不幸。
他到北京见了段祺瑞，即口称老师，行跪拜大礼，段连忙回拜，二人相拥而泣。随后他告诉段祺瑞，关于制裁冯玉祥的办法，他已经和张作霖、孙传芳议妥。段自然心中暗喜，但是嘱咐徐要小心从事，不料徐极端托大，竟然在办公室里跟梁鸿志大声说道：“你可即草拟讨伐令，我们要对付冯玉祥了。”这些话被冯玉祥的探报听到，冯闻讯便开始策划暗杀计划。更要命的是：徐树铮离京返沪之日，有人在段祺瑞在办公桌上留了一张纸条，上写：“又铮万不可去，去必死。”段急令将纸条送徐，当时徐已登车待发，竟将纸条一笑置之。左右或劝他改乘汽车往天津走海路，徐自重其政府官员的身份，务求堂堂正正，竟仍乘火车启程。故徐难逃一死，也可说是咎由自取。
徐树铮并非毫无警觉，而是过于自信胆大。他去北京觐见段祺瑞，便刻意渲染自己“考察各国政治专使”的身份，待他离开北京，又自恃国家大员，认为冯玉祥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料，冯玉祥祭出了一个对中国人来说更为合情入理的法宝，即由陆建章之子陆承武参与刺杀，还天下以“替父报仇”的解释。当时，英日两国都不喜冯玉祥，冯为应对两国驻屯军的干涉，不惜动员其京畿驻军，并延请资深外交人士入幕。实际上，为了杀掉徐树铮，他已不遗余力。
1925年12月30日，徐的专车抵达廊坊。负责刺杀的张之江乃紧急布置，先使列车停在廊坊车站，又郑重邀徐下车面谈。徐当即拒绝道：“要公羁身，不便下车。若张师长有事相商，可上车面谈。”这时陆承武出现在车前，一边散发“报仇雪恨”的传单，一边高喊“杀人犯，杀人犯！警察快来！”张之江早已化装为二等兵模样，混在普通士兵中，挥手示意将徐树铮强行拉下车来，推到车站以东一百多米处，也即票房北角的台阶上，预伏在此的手熗营士兵一拥而上，将徐乱熗击毙。
徐树铮之死虽有血债血偿的因素，然对国家却是一大损失，尤其考虑到他在外蒙创立的巨大功勋，更令人感到乱世不恤功臣的悲哀，亦可反衬出冯玉祥与苏俄勾结的丑恶性质。徐当初离开库仑，是为了襄助段祺瑞对抗直系，此番回国，也是为了扶助段祺瑞渡过危局，其忠心可悯。他的惨遭横死，凸显出军阀混战的复杂性和危险性。
当初，段祺瑞手下有“四大金刚”，即靳云鹏、徐树铮、吴光新、傅良佐，其中尤以靳云鹏和徐树铮最为得力，可谓左膀右臂。但靳、徐向来不睦，自徐树铮组织安福系后，两人更势同水火，段祺瑞则倾向于徐树铮，于是靳云鹏日益倒向直系，加上傅良佐身败名裂，吴光新避居日本，段所能依赖者，其实仅剩徐树铮一人。如今徐既遇害，段祺瑞也就丧失了最后的政治资本，他之一蹶不振，是想当然耳的事情了。“三一八”事件，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七、亲日派？
段祺瑞再次息影津门，自称“正道居士”。他在须磨街的住宅尚未显鞍马冷落，因为不时还有策士说客前来说项，有的更是劝他复出，他也未始没有此意，但是一直没有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北洋的黄金时代随着他的下台已经过去，执掌北京政权的先是北洋的旁枝——奉系，不久，他当年想以武力征服的南方革命党人北伐到黄河流域，迫使奉系改旗异帜，在形式上统一了南北。自此，他东山再起的希望完全破灭。
好在，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勤奋的政治家。当初他任总长、总理或执政的时候，就保持着极其规律的作息规律。每天吃过早饭，就在书房里看公事，看完公事即赴其公署。中午回家吃饭，饭后午睡，醒后会客，客来除交谈外，也常对弈几局。下午除下棋外，也起诗社，王揖唐、曹纕蘅、梁鸿志等酬和最多，并自编有一部《正道居集》，同时他也参加过徐世昌的晚晴籎诗社。晚饭则常同棋友或诗友一起，乘兴继续切磋。膳毕则照例打麻将，一般八圈到十二圈，也不至于太晚。老朋友冯国璋、张勋等都是亲密的牌友，也有因会“打牌”而博得他的重用的，如傅良佐就被讥为“打牌打出的督军”。而督军团进京开会的时候，他家的牌局最为热闹，许多军政大事，都决定于牌局之上，这也是当时中国政治的一大特色！
由上可知，段祺瑞对公务是相当懒散的，好在有一个精力充沛又足智多谋的徐树铮做他的军师，否则，诸如府院之争那样繁琐的权力斗争，以及督军团会议那样的复杂人事，他是吃不消的。但是，他也没有太多的不良嗜好，麻将虽是一大弊事，但亦非通宵达旦；而围棋与诗社，则是传统士大夫的共同爱好。他对围棋非常痴迷，水平也很高，长子段宏业受他影响，棋艺堪称国手，曾得到过日本的段位。他还养了一批国手陪自己下棋，如易敬羲、张国英、刘有碧、汪云峰、顾水如等，但最为后人熟知的则是吴清源。1925年，吴清源由顾水如引见给段祺瑞，当时才11岁，不料首盘就把段杀得溃不成军，从此吴常出入段府，直到东渡日本。吴曾回忆道：段祺瑞最擅场的手法是打入对方，在对方的空地中活一小块，并自称为“在公园里搭建小房子”。日本在东北扶植满洲国时，他曾以棋喻事：“搭个小房子可以，据为己有就不行了。”他如此痴迷围棋，令徐树铮每有微词，认为他玩物丧志。至于他为什么喜欢围棋，可能是因为家乡合肥一带棋风甚盛，如他的父执辈刘铭传就是此道高手，并有棋谱流传至今，而李鸿章一族中也不乏围棋好手。
如今，他退隐津门，自然更有时间打点棋艺，生活也不会太过无聊。但是，不久后有了麻烦事，那便是日本人的拉拢。日酋土肥原一直想拉他出山，以在华北组织一个与南京国民政府对立的傀儡政权，被他断然拒绝。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又有日本人找到他，请他“调停”中日关系，有“就地停战”之语，他回答道：“我们在野之人，若要出面调停，说话就要有根据。以就地停战作为调停，恐非易事。当局若问到东三省，将如何答复？如今中国军队士气之高，不下于关东军。若说停战，也应由日军先停，因为是日军先开战的。”当时，他的旧部王揖唐企图为日本说他出山，被他疾言厉色斥道：“我是中国人，决不做汉奸傀儡，就是你自己也要好好想想，不要对不起祖宗、父母和子孙后代。”
日本人之所以倾力拉拢他，是因为他曾经是一个路人皆知的亲日派。早在袁世凯死后，他便已经迎合日本的“经济援华”政策，谋求所谓“中日亲善”。他之所以力主对德宣战，也是为了取得日本的借款。从1916年底开始，他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具体操作借款事宜，借得的款项名义上用于“经济开发”或“参加欧战”，实际上用于贯彻其“武力统一”政策。1918年5月，他又派徐树铮、王揖唐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军事协定》，规定日本可以在中国境内驻军，并可指挥中国军队。此一协定的签订与中国在外交上的失败，引发了“五四”运动，也加快了北洋系内部的分裂。不久，吴佩孚挥师北上，将他赶出了北京。四年后他东山再起，又与张作霖一道采取了亲日反苏的外交政策。
然而他就是一个天生的亲日派吗？当年袁世凯召集会议讨论日本人提出的《二十一条》，满堂文武或主张接受，或沉默不语，惟有他段祺瑞，虽然身已下野，却愤怒地通电各省，主张与日本决一死战。第二次府院之争时，一次冯国璋约见段祺瑞，问他为什么要向日本举债而打内战，将来如何偿还等等。段回答道：“政府经济拮据，入不敷出，处处缺钱，不举债怎么办？至于还债的问题，日本对我们如此，我们对日本也不过利用一时，谁还打算真还他呢？等我国强大起来，赖着不还便是！”
他在袁世凯时是赳赳武夫，到了冯国璋时反倒成了雌黄小儿。外债哪里可以不还？结合他后来抛出的《外崇国信宣言》来看，这不过是一席狡辩而已。他一意要以武力统一南北，攘外必先安内，无钱无饷，是决然做不到的。他的亲日并非出于对日本有多少感情，而是身为弱国总理（或“执政”）的无奈何之举。当时，国际上的几大势力在中国都有自己的代言人，英美较为接近冯国璋、徐世昌，而苏联支持孙中山、冯玉祥，那么，“亲日”这个最令国人厌恶的名头便只有由他段祺瑞来背了！
所以，他一旦身为布衣，便恢复了他赳赳武夫的血性。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抗日本人的拉拢，使他当年保定军校的弟子蒋介石大为担心。1933年1月19日，蒋介石派钱永铭迎他南下，22日抵达南京，蒋介石亲自到下关码头迎接，执弟子礼甚恭。次日，蒋又陪他拜谒了中山陵。之后，他谢绝了蒋介石提出的留居南京的建议，以探望女儿为名，赴上海定居。他买不起像样的私宅，只好寄寓在霞飞路的陈调元公馆，依旧吃素念佛，下棋作诗。南京政府每月供给他两万元家用，得以维持一大家子和一干部旧的生活。
他到南京之初，蒋介石便想籍他之口激励民众的士气。在记者面前，段祺瑞慷慨陈词：
“当此共赴国难之际，政府既有整个御侮方针和方法，无论朝野，皆应一致起为后援。瑞虽衰念，亦当勉从国人之后。”
几日后在上海，又一次面对记者，他说道：
“日本横暴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惟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备战，合力应付，则虽有十个日本，何足畏哉！”
此时的他，可何尝有一点“亲日”的样子呢？
他在上海依然冠盖云集，不惟蒋介石常来奉教，如章太炎等名流，亦常来府上拜谒。人虽驳杂，但他始终超然处之，有人劝他与杜月笙接洽，他不加理睬，也从未雇佣保镖。1935年，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然一直未就职。据说，蒋介石一度有意拥他为总统，自己任副总统，此说未必可信。
1934年春，他突患胃溃疡，经治疗后暂愈。随后由蒋介石安排赴庐山调养三个月，车马劳顿，身体转弱。1936年暑间，他因贪吃了几片西瓜，致腹泻数日。入秋后腹部又感不适，吐血便血，确诊为胃溃疡复发。这时，医生劝他开荤以增强体质，他说：“人可死，荤绝不能开！”10月下旬，李思浩自华北来，谈及长城内外国土日危，段祺瑞听后十分悲哀，病情转重，数日后即不治而逝。
他临终留下遗书，内讲“八勿”，忧国忧民之心，复兴中华之志，淋漓满纸，文曰：
“余年已七十余，一朝怛化，揆诸生寄死归之理，一切无所萦怀。惟我瞻四方，蹙国万里，民穷财尽，实所痛心……国虽危弱，必有复兴之望。复兴之道，亦至简单。勿因我见而轻启政争，勿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本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
他的葬礼依照佛教礼仪，当日上海下半旗致哀，各界显要纷来吊唁，挽联之中，亦可见当年仇敌的名字，如冯玉祥致联云：
“白发乡人空余涕泪，黄花晚节尚想功勋。”
而吴佩孚的挽联更佳：
“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奠国著奇功，大好河山归再造；时局至此，皆误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战，忧民成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勋。”
众人随其长子宏业的意见，移柩北上，暂厝于西山卧佛寺。段宏业在八宝山寻找坟地，但始终不能如意，遂一直拖延至日军进城。日军强行征用卧佛寺，段的遗体只好匆忙下葬在西郊一块普通坟地。50年代初，又移厝清河镇。1963年，其侄段宏纲和章士钊又为迁葬于北京万安公墓，章士钊为题写墓碑：“合肥段公芝泉之墓”。
日本人不仅令其死后都不得安生，且强行买走其后人在北京的房产，强行收购其子宏业任总经理的井陉煤矿。段祺瑞生前号称“亲日派”，日本人却对他如此凉薄，对世人而言，真是一个深刻的警戒！日本作为蕞尔岛国，哲学土壤贫瘠，只知唯力是视，趋利往来，全然不知攻城攻心之术，因此纵然带甲千万，也休想征服一寸土地！这样的国家，谩说中华哲学中的“王道”、“霸道”，就是“兵者诡道”都是谈不上的！
一、“人可死，荤绝不能开”
二、一元钱起家
三、三造共和
四、府院之争
五、“军阀祸国”
六、徐树铮之死
七、亲日派？
一、“人可死，荤绝不能开”
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是民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军警在执政府门前开熗打死请愿学生47人，伤200多人，一石激起千层浪，举国上下纷纷痛斥执政府和“执政”段祺瑞。学人如蒋梦麟、傅斯年、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闻一多、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均有文字见诸报端；另如梁启超刚刚动完手术，缠绵病榻之中，犹不忘口诛笔伐；刘半农与赵元任再一次词曲璧合，哀声凄楚，传唱京城；鲁迅则有《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尤为悲天悯人……民意不可违，向来慵懒的国会为此召集了非常会议并通过决议，认为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京师地方检察厅则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发表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熗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在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下，段祺瑞执政府终于在一个月之后倒台。
1916年袁世凯逝世后，北洋系的各路诸侯走马灯似的登上“华山绝顶”。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张作霖，以及吴佩孚、冯玉祥、徐树铮、张宗昌、阎锡山等等，纵横捭阖，错综纷乱。这区区十年的历史，是一台群英荟萃的武戏，而在这台戏中，段祺瑞显然是最为显要的角色。他从1916年任国务总理以来，虽曾几度下野，事实上却始终留在这舞台的中央。如吴佩孚之异军突起，冯玉祥之朝秦暮楚，张作霖之虎视眈眈，也终究不如段祺瑞的砥柱中流。因此，如果非要为这十年的北洋政局找一个代表人物的话，那一定是段祺瑞。
在1924的3月纪念北大25周年的民意测验中，大学生们选出的“国内大人物”中，段祺瑞也赫然在列。得票情况依次是：孙中山（473票）、陈独秀（173票）、蔡元培（153票）、段祺瑞（45票）、胡适（45票）、梁启超（29票）、吴佩孚（27票）、李大钊（25票）、章太炎（10票）。其中，孙中山是革命先行者，属于第一集团；陈独秀是青年人的导师，又刚刚促成了国共合作，蔡元培是老校长，属于第二集团；其他六人属于第三集团。而段祺瑞不仅超越了胡适等青年人的偶像，还超越了“五四”时期名声鹊起的吴佩孚，而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张作霖等，都不能望其项背。那么，何以这样一个受到学生肯定的“大人物”，会突然变成一个狰狞的刽子手，将屠刀砍向学生呢？
其实，1926年的段祺瑞虽然贵为“执政”，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但实际上的影响力，已远不能与他任国务总理时相比。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的突然倒戈，使一代名将吴佩孚输了个措手不及，贿选总统曹锟被叛军幽禁。在张作霖和冯玉祥的协商下，段祺瑞黄袍加身，以“执政”之名，成为中华民国第七个国家元首。“执政”之名，是他的朋友章士钊从古罗马执政官那里借用来的。他不做“总统”而做“执政”，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一是曹锟贿选已将国会破坏殆尽，惟有惩罚了贿选议员、重组新国会后才能正式选举总统；二是他的皖系已经土崩瓦解，如今他只能在奉、冯的缝隙中苟且，又岂能高调做“总统”；三是前几任总统的悲惨遭遇，都证明了“总统”不是一个好差使，如前任总统曹锟，就是因为要当这个劳什子“总统”，费尽心机，却身败名裂的，前车之鉴，足以为戒了！因此，段祺瑞和后来的张作霖，一个号称“执政”，一个自封“陆海军大元帅”，都强忍着不做这个“总统”了。
直系当政四年，段祺瑞蛰伏于天津，事实上却始终在连衡各方面的势力，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鉴于他的号召力，张作霖、冯玉祥以及南方的孙中山都把他当成重要的拉拢对象。至直系惨败后，有关孙中山还是段祺瑞上台的争论随之而起，而张、冯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最终选择了段祺瑞。一方面，孙号称“孙大炮”，火力太猛，又被国人称为“伟人”，殊不好得罪，段则没有孙那样崇高的精神象征意义；另一方面，段的实力已经大打折扣，孙在南方还有国民军，故段更好驾驭。
因此，段虽名为“执政”，实际上与之前的黎元洪、徐世昌一样，是个傀儡罢了。其颁布法令及人事任免均受到奉、冯两派的掣肘，何况军事。如京师的防务与治安，概由冯玉祥部将鹿钟麟负责。“三•一八”事件后，北大校长傅斯年曾面斥鹿钟麟道：“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到底是谁下令开熗的？说法不一。按傅斯年的说法是鹿钟麟，有的则说是总理贾德耀，有的说是当场指挥官传令失误，当然更多的人认定是段祺瑞。而且无论是否段祺瑞，他都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为他是“执政”，是名义上的最高长官，并且事件就发生在他的官邸之外……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令人费解：当时并不在执政府内的段祺瑞随即赶到现场，向死者长跪不起，并长叹道“一世清名，毁于一旦！”同时，即刻命令严惩凶手。之后，他又宣布道：自己决定终身食素，以示对这场杀戮的忏悔。
中国历史上何尝有一个国家元首真正向人民下跪过？因此，即便段祺瑞是在故作姿态，他也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的记录！
不过他的这个表现令人生疑。1919年“五四”运动中，他就要求对请愿学生采取严厉措施，让总统徐世昌很不以为然。即便“三一八”事件中，据说他也曾气哼哼地对卫队长官楚溪春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的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还要奖赏他们呢！这群土匪学生！”可见，他对学生的态度一向是不够友善的。那么这次他长跪不起，必然别有原因。
“三一八”事件的导火索是大沽口炮击事件。当时，冯玉祥的国民军以与奉鲁军作战为由，铺设水雷封锁了大沽口的水道，日军遂炮击了国民军阵地。其表面情况如此，幕后情况则是苏联支持之冯玉祥与日本支持之张作霖的一次矛盾爆发。当时，苏联人已经向冯玉祥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并鼓动其发动“革命”。在此外力的作用下，张作霖与冯玉祥终于“一山不能容二虎”。所谓大沽口事件，并不仅仅是日本的一次无理挑衅，同时也是二十年前日俄战争的延续。炮击后，在日本的鼓动下，八个国家的驻华公使向中国政府及交战各方提出抗议，他们手捏《辛丑条约》，要求解除对水道的封锁。这八个国家就是当初八国联军的八国，他们在中国是骄横贯了的，这次也不例外，抗议后，更轻蔑地抛出“最后通谍”，要求中国军队在3月18日正午之前解除对大沽口水道的封锁。
人民自然看不到幕后的黑手苏联，他们只知道国民军在与日军对垒，因此3月18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反对八国最后通谍国民大会”，是万众一心拥护国民军而反对列强的。这次大会最终形成议决六款：
（1）电促全国人民一致反对提出最后通谍的八国。
（2）电请全世界弱小民族一致反对帝国主义。
（3）请段政府驳斥八国最后通谍。
（4）驱逐八国公使出境。
（5）督促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战。
（6）组织北京市民反帝大同盟。
这是一个巴黎公社式的宣言！接着，数万学生与市民从天安门开始大游行，准备直趋执政府门前示威，或有老成者害怕政府会弹压，国民党兼共产党领袖李大钊登高疾呼：“大家不要害怕，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大家素来相信李教授的为人，于是从之而去。到了执政府门前，大家齐呼口号，内容包括：要求政府驱逐八国公使并勒令八国向我道歉，要求列强驻华机关要在国民军阵亡将士出殡日下半旗谢罪，要求解除国务院卫兵武装，直至“推翻段祺瑞”等等。当时，总理贾德耀正和总长们在府内召开例会，听到学生这些声震云天的口号，不禁面面相觑，吓得汗流浃背，最后由于谁都不敢负这个责任，匆匆作鸟兽散了。但大门口的军民对峙却越来越激烈，终于引发了惨案，连李大钊也被殴伤了头部和手部。随后躲入苏联大使馆避难，一年后被张作霖逮捕杀害。
军警有罪，但这次国民请愿也有不够冷静的地方。从要求“段政府驳斥八国最后通谍”，到“段祺瑞下台”，显然有一个渐趋狂热的过程，而在当日的死者中，也有两个警察厅的便衣和一个执政府的卫士。
最令人欲哭无泪的是，段祺瑞执政府并未答应列强的要求。3月16日，外务部接到“最后通谍”后，经紧急磋商，于当日午夜即答复列强外交团，称“最后通谍”的内容“超载《辛丑条约》之范围”，故“不能认为适当”。按《辛丑条约》，只有大沽口至北京一线的炮台应予以一律削平，却并无有关水道的规定条文。因此，至少到惨案发生时，段祺瑞并未苟从于列强。反观冯玉祥，却已准备承认遵守《辛丑条约》，仅求各国严守中立为条件而已。他之所谓“遵守《辛丑条约》”，实则是遵守列强的条件而已，显然他并未尊重国民的意愿。最后，冯玉祥认为局势复杂，不可预测，乃以退为进，通令下野，西出包头，准备游历苏联。
在这个复杂的局势下，冯玉祥作为事件的当事人，却受到了国民的爱戴，段祺瑞作为一个傀儡，却成为众矢之的。显然，是政治上出现了偏见，聪明的政治家现在要做的便是把民心扭转过来。你看冯玉祥，不是把大权一交，飘然而去了嘛，给国民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愈显其伟岸倜傥。段祺瑞也是老江湖了，怎能不知道争取民心的重要！于是他便要来长跪不起，并扬言要“终身食素”了。
事实上，段祺瑞吃素并非从“三一八“开始的，他本来就信佛吃斋，不仅吃素，而且吃得很简单，主食之外，常只是一碟雪里蕻加一碟辣椒。由于其太过简单，其家人多不与他同桌共餐。不过，他早期的吃素与信佛都不彻底，并不戒荤，也绝少烧香礼佛请和尚。但是“三一八”之后却有了改观：他下野后，日渐虔诚礼佛，曾受聘为中日密教研究会的会长，亲朋故旧辐辏在侧，形成了一个信佛的小圈子。在这个圈子里，大家互以佛界人物相称，他当仁不让，自称“释迦牟尼”。他死后，也是按佛教礼仪大殓的。而在饮食方面，则果然坚决戒荤了，确有“以示忏悔”的意思。1936年夏，他因贪吃了几片西瓜导致腹泻，从此病痛不断，医生建议开荤以增强体质，他表示：“人可死，荤绝不能开”，于是不治而死。
就凭这一句“人可死，荤绝不能开”，再加上他当年那一幕长跪不起，他就是决不是一个浪得虚名的人物。大丈夫敢作敢为，言出必践，他以这种意志力开辟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却未能挽回政治上的败局。他本来在暗中策划联奉反冯，却被鹿钟麟获悉。此时冯玉祥不在军中，吴佩孚大军压境并要求驱段，鹿钟麟乃决心赶段下台。4月10日，鹿钟麟发动政变，包围段宅，并发布公告云：
“为布告事，照得段祺瑞自就任执政，祸国殃民，无所不至，其最巨者，如擅定金佛郎案，熗毙多数学生，尤为国人所痛恨。其左右亲信皆系安福余孽，逢奸长恶，违法营私，挑拨战事，涂炭生灵……”
随即前任总统曹锟获释，段祺瑞乃于20日通电下野，避往东交民巷，不日又携亲信多人避往天津。直奉重新联合，鹿钟麟、张之江等冯玉祥旧部被吴佩孚唾弃，京师局势又生新变。不过，段祺瑞却已彻底地告别政治舞台了。
二、一元钱起家
段祺瑞不止饮食简单，在生活作风上还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可谓戛戛不同于流俗。他号称“六不总理”，即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他对受贿深恶痛绝，据说只有一次例外，即有一次冯玉祥送来一个巨大的南瓜，他哈哈一笑收下了。连段祺瑞都能贿赂，可见冯玉祥的马屁功真是古今无双！段祺瑞一生爱穿布衣长衫，邋里邋遢，自己从不在意，有点魏晋人物的通脱。他也不事产业，生活但求自给，贵为总理时，车马服饰还不如一个次长，到了晚年，更是潦草渡日。他能做到这些，一方面是自制力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少年时曾有过一段艰苦日子，习惯成自然。此外，他的先世曾有过两件至惨之事，对他日后冷酷坚忍的性格形成不无影响。
段家祖籍江西饶州，明末迁至湖北英山，清初又迁至安徽寿州。道光年前，段家发生了一件至惨之事：段祺瑞的曾祖父段友杰生性铿吝，仅因为妻子向穷人施舍了一碗羊肉汤，竟勃然大怒，一巴掌失手将妻子打死。当地人义愤填膺，不依不饶，段友杰自知理亏，只好搬迁到六安。
段祺瑞于1865年（同治四年）生于六安太平集祖居，由于此地离合肥很近，后来他也自称合肥人。他的祖父段佩与同乡刘铭传关系甚笃，曾一起创办团练对抗太平军，后来编入淮军，累官至记名总兵。1870年，段佩在合肥大陶岗买田百亩，为子弟开创了一个小康的家境。段祺瑞的父亲段从文老实厚道，但只会种田，别无他长，甚至不会抚养子女。段祺瑞从小就养在外婆家，稍长大些后，段佩将他携往江苏宿迁的任所，在军中为其延请塾师，平时常带在左右，还为他定了一门亲事，亲家是宿迁一个姓吴的举人。爷爷把孙子当宝贝，外人却不这样看。当时的段祺瑞其貌不扬，还老是拖着两排鼻涕，人见人厌。段佩有个下人还骂过他，说“就你这个屌样！”可是几十年后，这下人仍是段祺瑞的下人，跟人说起此事，只能抱怨自己当年瞎了眼睛。1879年，段佩病卒于军营中，十四岁的段祺瑞失去了这个靠山，扶柩归梓，开始务农。
段祺瑞是长子，下面还有一妹两弟，生活甚为窘迫。段祺瑞刚回安徽时还继续读了一年私塾，后来实在拮据只好辍学。他不甘心做个农民，于是回到宿迁军营，希望能借祖父的余威谋个差使。但人情如纸，只能充当杂役而已，后来混不下去，只好又回到安徽。1882年，他决心去威海投奔在军中做管带的族叔段从德，但车马川资全无所出，于是仅带了一元银洋，步行2000余里，跋涉到了威海。段从德安排他在营中做司书，从此开始了佩剑戎装的生涯。后来，他常对子女讲起这段艰难往事，不无得意地自称“一元钱起家”。
但是他到威海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父亲段从文思念儿子，分别一年后赶到威海看望，在返回合肥路上，行至离家只有二三十里的西七里塘时，被一个攀谈同行者乘夜幕降临时杀害，年仅38岁。想是段祺瑞给父亲带了许多盘缠，对方见此而起盗心，因此，儿子的孝顺反而成了父亲的死因。噩耗传到威海，他想请假奔丧，未获批准，只得致函合肥知县，请求缉凶。不久案破，凶手被正法，但是母亲范氏竟因哀恸过度而死，祸不单行，实在是人生一大惨事！段祺瑞这次获准回家奔丧，开始正式挑起养家糊口的重任。这一年他才18岁，命运的无情使他拥有了一份过早的成熟，但也许正是因为他的先人两次遭遇至惨之事，才有福荫庇佑着他成为一代人杰。
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紫竹林创办了武备学堂，拟从淮军士官兵弁中选拔生员。段祺瑞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他一考而中，成为第一期预备生，分入炮兵科。天津武备学堂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立学理念，不仅有西式的兵法、地利、军器、炮法、算法、测绘等课程，也有传统的经史教育，段祺瑞一生的业务基础和礼仪修养正是奠基于此。有一次，学堂购自德国的一门管退炮的瞄准器坏了，无人会修，最终是段祺瑞解决了这个难题，还画出了图纸，他因此受到了校方的重。，1887年，他以“最优等”的成绩毕业，被分派往旅顺口监修炮台。次年，朝廷选派人才赴德国留学，经严格考核后，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入选，与其余四名入选者以官费留学于柏林军校。
他们在德国被视为另类，尤其是那条辫子常遭到嘲笑和攻击，他们自己看来也觉不堪入目。但清廷对剃头蓄辫的严格规定，所谓“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可谓二百余年死不改悔。段祺瑞生性刚烈，受不了别人的白眼和讥笑，乃决定剪辫。同学劝道：“你以官费留学，不禀告朝廷便剪去辫子，一旦朝廷知悉，断绝你的学费，你求学不成还是小事，只怕便连家都回不去了。”他听后才觉害怕，但又不愿就此放弃，于是竟致电朝廷军机处，请求剪辫，结果自然是遭致一顿痛斥。剪辫本不是大事，如后来辜鸿铭曾有“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而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这样精辟的总结，但从剪辫一事可以看出段祺瑞对清朝的感情淡薄，比之徐世昌、冯国璋、张勋等人都不可作同日语，这也是他日后所以能三造共和的一大心理因素。
所幸朝廷并未以一眚而妨大德，他们5个人在柏林军校攻读一年半后，段祺瑞被保送到克虏伯炮厂实习半年，其余4人先期回国。克虏伯炮厂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军工厂，他在这里浸濡熏陶，业务知识自然大增，后来他在小站练兵时一直主持炮兵方面，正是肇因于此。而他这两年留学生涯，其成色之足，非后世那些自费官费、留日留美的学生可比。从某个角度来说，段祺瑞是我国早期留学生中的佼佼者。
但是，朝廷的用人机制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埋没人才的现象比比皆是，但也不乏畀以重任的例子。比如严复从英国留学归来时，只能做一个普通译书人员；而同在英国留学的伊藤博文回到日本时，却被政界吸收，不久成为日本首相。而吴禄贞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却也能被委任军中要职，几年后便官拜山西巡抚。段祺瑞于1890年学成回国时，满心以为会大展才华，不料却被搁置为闲职，一开始任职于北洋军械局，不久又被调回威海任随营教习达五年之久。当时，新式军队尚未开始大量训练，而行伍出身的将领们固步自封，哪里看得起什么留学生！只是，朝廷花那么大气力和财力进行选拔和培养，等学成之后却又弃如敝屣，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若非遇见袁世凯这样的明主，段祺瑞只怕就会默默无闻地了此余生了。
不过，他虽位卑权轻，却不乏血性。甲午海战中，日军进攻威海卫，他曾督率一帮学生军协守炮台，奋勇作战。中国士兵在甲午战争中的英勇壮烈天日可表，但终究还是以失败告终，这暴露了清廷的军政体制之弊，于是政治上乃有维新改良运动，军事上乃有训练新军之举。1895年，袁世凯奉旨练兵于天津小站，广招贤良，选拔标准是“宿将及有根底之学生”，如段祺瑞与姜桂题、杨荣泰、龚元友、吴长纯、徐邦杰、任永清、梁华殿、冯国璋、陈光远、王占元、张怀芝、何宗莲、马龙标、雷震春、王英锴、吴凤岭、赵国贤、田中玉、孟恩远、陆建章、曹锟、张勋、段芝贵等，皆云集麾下，真是云蒸霞蔚。他们当中许多人日后都成为民国的风云人物，而当时最出类拔萃的，还数北洋三杰，即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段祺瑞且被称作北洋之“虎”。
段祺瑞在小站任炮营统带，兼随营学堂总监，麾下虽只有不足两千名炮兵，不足一百门炮，却是中国第一支装备正规的炮兵部队。除了炮兵部队的常务工作外，他还从事了建章建制的重要工作，如《编练章程》、《战法操典》、《训练操法详晰图说》等，大半多自他的手笔。此外，他治军十分严格，某次他的一个老乡有违军令，辗转托袁世凯向段祺瑞说情，他厉声驳回道：“此人是我同乡，我若放纵了他，今后将何以服众呢？”袁世凯由此对他更加爱重，似在王士珍和冯国璋之上。1900年段的结发妻子病卒，次年袁即将自己的义女张佩蘅许配给他。这个张夫人是袁世凯金兰兄弟的遗孤，素来被袁当作亲生女儿来养育的，如今许配给段，足见对段的青睐。后来，袁赴山东会操，段亦随之南下，且参与了镇压义和团及景延宾起义，因功被袁表荐为知府加三品衔，兼武卫右军各学堂总办（按武卫右军即新建陆军改）。1903年，袁任练兵处会办大臣，段被任命为军令司正使加副都统衔，全面主持编练新军。1905年和1906年，清廷在直隶河间与河南彰德举行了两次秋操，段皆任北军中的总统官，由于两次秋操均取得了成功，段的声誉也随之愈隆。此期，他还先后就任第三、第四、第六镇的统制，直接领导袁世凯的嫡系部队，也在各军之中建立了个人威信，为其日后问鼎中央打下了基础。
1907年，朝廷开始防范袁世凯，着力削夺其兵权，将其嫡系部队收归陆军部直辖，并排斥其亲信将领。段祺瑞亦被转授镶黄旗汉军副都统，他不屑于此等闲职，乃倾心于督办军校。其任总办的保定陆军学堂，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如齐振林、陈调元、陈树藩、王永全，以及后来赴日本士官学校的蒋介石等等。次年袁世凯还乡避祸，他与冯国璋等亦韬光养晦，曲意逢迎。由于他曾经留学德国，是新军不可多得的人才，近年来又名声鹊起，清廷对他的态度终究还是以笼络为主。1910年，他奉令署理江北提督，加侍郎衔，得以拥兵一隅，为北洋派积存了实力。他与隐居河南的袁世凯音书不断，诸如袁后来的东山再起、鼎定朝纲、养寇自重，未必曾语之与王士珍、冯国璋，却悉数咨之于他。可见，段祺瑞是袁世凯入主民国的第一干将。
三、三造共和
辛亥革命是一连串的骨牌效应：先是四川爆发保路运动，清廷征调湖北军队前往镇压；随后湖北革命党人抓住了这个空隙，首义于武昌，各省响应；接着，清廷派精锐的北洋军南下征剿，北洋军竟“不知有朝廷，惟知有项城”，军前似有倒戈的危险；于是，袁项城复出，总揽大权并养寇自重，意在逼帝去位。可见，革命军对清帝退位的作用是间接的，而袁世凯才是直接的。
武昌起义后不久，南北之间形成一个僵局：南方革命军攻占南京，则北洋军收复汉口，在军事上务必维持均势；革命军进攻力愈强，则朝廷压力愈大，而袁世凯愈喜，在政治上呈现一边倒的趋势。袁世凯之所以要铲除欲在北方起事的吴禄贞，正是生怕其破坏这一均势。袁世凯用的是借力打力、借刀杀人之计，他的天下打得太过轻松了！也许正因如此，后来也就不甚珍惜。
当时奉命征剿武昌革命军的北洋军，乘火车抵达孝感前线后开始盘桓不进， 总指挥官荫昌莫如之何。朝廷闻讯大惊，摄政王明白，湖北到北京不过两三日的车程，如果北洋军反扑京城，则是亡国之祸。于是，10月27日，摄政王逊退，袁世凯复出，总揽军政大权，且直接赴湖北督战，不曾入京叩谢。果然，北洋军突然声威大振，一日之内收复汉口。前军主帅冯国璋战到酣处，把政治因素浑然忘却，一意要直捣武昌，创立曾国藩那样的赫赫功勋。袁世凯十分不满，乃临阵换将，以段祺瑞替换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并署理湖广总督，主持前线军事。
其实袁世凯刚复出时，对冯国璋并无偏见，因此，他最初只是把段祺瑞从江北提督调任第二军总统，折往山西镇压党人起义。但一个月后，袁世凯便无法容忍冯国璋的迟钝，乃以段祺瑞代之，驻湖北前线与革命军对垒。冯国璋曾纵容第一军在汉口纵火烧屋，破坏严重，民愤极大。袁世凯以段代冯，不仅支开了冯，也保护了冯，且可给冯总结自省的时间，为日后收服禁卫军埋下了伏笔；而将段从革命军的另一个主攻方向江苏调开，坐镇革命军已被严重削弱的湖北，这样就既保护了段，又给段以机会。一进一退之间，形势即大有改观，袁世凯用人的高明之处即在于此。
不久前，袁世凯避祸林田的时候，冯国璋和段祺瑞都与他联系密切，一样的幕后密语，段祺瑞却显然更得要领。果然，他一到汉口，即下令停战，大谈和平。之后，又秘密派亲信廖宇春到上海与革命党代表顾忠琛、俞仲达谈判并达成协议，约定若确定共和政体，则先推翻清室者为大总统。这正是袁世凯朝思暮想而口不能言者，幸有“政治觉悟”如此之高的段祺瑞，日后才得以心想事成呵！
次年元月26日，段祺瑞领衔姜桂题、张勋、何宗莲、段芝贵、倪嗣冲、王占元、曹锟、陈光远、吴鼎元、李纯、潘矩楹、孟恩远、马金叙、谢宝胜、靳云鹏、吴光新、曾毓隽、陶云鹤、徐树铮、蒋廷梓、朱泮藻、王金镜、鲍贵卿、卢永祥、陈文运、李厚基、何丰林、张树元、马继增、周符麟、萧广传、聂汝清、张锡元、张士钰、袁乃宽、王汝贤、洪自成、高文贵、刘金标、赵倜、仇俊恺、周德启、刘洪顺、柴得贵、施从滨、萧安国等47名高级将领，发出致内阁代奏电，原文如下：
“内阁军咨陆军并各王大臣钧鉴：为痛陈利害，恳请立定共和政体，以巩皇位而奠大局，谨请代奏事。窃维停战以来，议和两月，传闻官廷俯鉴舆情，已定议立改共和政体，其皇室尊荣及满、蒙、回、藏生计权限各条件，曰大清皇帝永传不废；曰优定大清皇帝岁俸，不得少于四百万两；曰筹定八旗生计，蠲除满、蒙、回、藏一切限制；曰满、蒙、回、藏，与汉人一律平等；曰王公世爵，概仍其旧；曰保护一切私产，民军代表伍廷芳承认，列于正式公文，交万国平和会立案云云。电驰报纸，海宇闻风，率土臣民，罔不额手称庆，以为事机至顺，皇位从此永保，结果之良，轶越古今，真国家无疆之休也。想望懿旨，不遑朝夜，乃闻为辅国公载泽、恭亲王溥伟等一二亲贵所尼，事遂中沮，政体仍待国会公决，祺瑞自应力修战备，静候新政之成。惟念事变以来，累次懿旨，莫不轸念民依，惟国利民福是求，惟涂炭生灵是惧；既颁十九信条，誓之太庙，又允召集国会，政体付之公决；又见民为国本，宫廷洞鉴，具征民视民听之所在，决不难降心相从。兹既一再停战，民军仍坚持不下，恐决难待国会之集，姑无论牵延数月，有兵溃民乱、盗贼蜂起之忧，寰宇糜烂，必无完土。瓜分惨祸，迫在目前。即此停战两月间，民军筹饷增兵，布满各境，我军皆无后援，力太单弱，加以兼顾数路，势益孤危。彼则到处勾结土匪，勒捐助饷，四出煽扰，散布诱惑。且于山东之烟台，安徽之颍、寿境界，江北之徐州以南，河南之光山、商城、固始，湖北之宜城、襄、樊、枣阳等处，均已分兵前逼。而我皆困守一隅，寸筹莫展，彼进一步，则我之东皖、豫即不自保。虽祺瑞等公贞自励，死生敢保无他，而饷源告匮，兵气动摇，大势所趋，将心不固，一旦决裂，何所恃以为战？深恐丧师之后，宗社随倾，彼时皇室尊荣，宗藩生计，必均难求满志。即拟南北分立，勉强支持，而以人心论，则西北骚动，形既内溃；以地理论，则江海尽失，势成坐亡。祺瑞等治军无状，一死何惜，特捐躯自效，徒殉愚忠，而君国永沦，追悔何及？甚非所以报知遇之恩也。况召集国会之后，所公决者尚不知为何项政体？而默察人心趋向，恐仍不免出于共和之一途，彼时万难反汗，是徒以数月水火之患，贻害民生，何如预行裁定，示天下以至公？使食毛践土之伦，歌舞圣明，零涕感激，咸谓唐虞至治，今古同揆，不亦伟哉！祺瑞受国厚恩，何敢不以大局为念？故敢比较利害，冒死陈言，恳请涣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在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担任条约国债及交涉未完各事项，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俾中外人民，咸与维新，以期妥奠群生，速复地方秩序，然后振刷民气，力图自强，中国前途，实维幸甚，不胜激切待命之至，谨请代奏！”
这篇电文将隆裕太后吓得面如土色，从此食不甘味。她念念不忘的不过是“大清皇帝永传不废”、“皇帝岁俸不得少于四百万两”、“王公世爵概仍其旧”等条款，早把什么老祖宗“退保关内”的走为上之计忘在九霄云外了。但是，许多朝廷亲贵并不相信这么多人会一同造反，坚持认为电文是伪造的。局势虽然越来越明朗，太后却仍然不知所措，无奈何处，干脆装聋作哑，捱得一天是一天。不料段祺瑞已等不下去，2月5日，又领衔第一军八名协统再次发出代奏电，原文如下：
“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现在全局危迫，四面楚歌，颍州则沦陷于革军，徐州则小胜而大败，革舰由奉天中立地登岸，日人则许之，登州、黄县独立之影响，蔓延于全鲁，而且京、津两地，暗杀之党林立，稍疏防范，祸变即生。是陷九庙两宫于危险之地，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难发数，事至今日，乃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允，祖宗有知，能不恫乎？盖国体一日不决，则百姓之困兵燹冻饿，死于非命者，日何啻数万。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乎？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祖宗神明，实式凭之。挥泪登车，昧死上达。 请代奏。”
他威胁“率全军将士入京”，便是毫不客气的逼宫了；所谓“败坏大局，罪难发数”，对皇族也不再有丝毫客气。他明指“二三王公”，实批“太后皇上”，如此电文，犹胜十万貔貅，应该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电文之一了。果然，2月12日，隆裕太后再也捱不下去，乃以宣统皇帝名义下诏退位，去安享其400万两“岁俸”去了。
《三国演义》中，曹爽胸无大志，想做“富家翁”，结果造成曹氏被司马氏夷灭的惨剧。如今，隆裕太后妇人之见，甘愿领“遣散费”，结果造成清朝政权迅速瓦解的笑剧。两者的性质是一样的，然而清室却能保住身家性命，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也正是革命不彻底的表现。实际上，满清入关之初，就对统治中国很不自信，因此一直留有“退保关外”的后路。清帝退位时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即后来《清史稿》的主编，是个死忠的保皇派，他帐下的张作霖等将领，也是不折不扣的保守派。因此，如果隆裕有慈禧一半的手段，他庶几可以退出关外，依仗日本和东北地方的力量，维持一个小王国的。当然，这显然是逆历史潮流的。清帝没有退出关外，而是和平交出政权，避免了别生枝节，对中国而言是一件幸事。而段祺瑞在此重要时刻中，立场坚定，终至一锤定音，不仅为袁世凯立下头功，对民国的建立也可谓功勋卓著，这便是他的“一造共和”。
15日，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以段祺瑞为陆军总长，从此他在这一职务上连任七届。陆军总长的实权，仅在总统、总理之下，因此，段祺瑞一入民国，便成为二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实权派了。事实上，他还在民国二年（1913年），暂代过两个月的国务总理，而更早些的总统选举，他与孙中山得票数相同，仅排在袁世凯、黎元洪、伍廷芳之下。
他对袁世凯忠诚不贰。1913年2月，宋教仁遇刺，总理赵秉钧涉案辞职，段祺瑞代理总理，面对众议院国务委员的质询，傲然不答，显示了对国民党的轻视。不久，国民党人发起“二次革命”，他也参与了镇压。后来，他又以陆军总长兼署湖广都督，将黎元洪挤出湖北，为袁世凯除一大患。继之，他又兼任河南都督，参与镇压白朗起义。然而，他虽然参加了许多军事行动，但他在军事上并无太大建树，即便对白朗军这样装备简单的流民起义，也莫如之何。不过，由于他身居要职，且兼署较多，在北洋军中的势力却得以日益扩大，再加上他刚愎自用的性格，最终遭到了袁世凯的猜忌和不满。袁世凯另外编练模范军后，想让袁克定来负责，征求他的意见，被他一口拒绝。袁世凯很生气地说：“那么我自己来兼如何？”他才不好再说什么。由此可见他们的关系已不似当初那么亲密了。
任何独裁者都要独掌兵权，袁世凯对段祺瑞的忌惮是可以理解的。不久，袁世凯组建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将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海军司令萨镇冰、参谋次长陈宦、侍从武官荫昌和王士珍平列为高级办事员，轮流值班，而大事决于总统。这样一来，段祺瑞在军中的优势面临被褫夺的危险。他自知形势微妙，乃将陆军部的大小事务交与部秘书长徐树铮处理，自己则称病不出，颇似当年袁世凯归隐林田的样子。
袁世凯既是过来人，岂不知其用意！随着袁称帝的步伐日渐促迫，他们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当筹安会活动猖獗，全国上下纷纷劝进时，段祺瑞表达了完全相反的声音。他说：“项城帝制自为的迹象，已渐显露。我当年曾发出采取共和之电，如果又拥项城登基，将何以面对国人？恐怕二十四史中，找不出这样的人物吧！所以论公，我即使死也不会参与；论私，我从此只有退休，决不多言。”他不愿做出尔反尔的小人，不愿遗臭于青史，这份气节犹如鹤立鸡群，是十分可贵的。在整个洪宪帝制中，他与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的态度相仿佛，事后证明，这四个人的成就也是北洋系中最可称道的。
他还曾亲自试探袁世凯的口风，被袁一口否认，这与冯国璋的情况相同。到了最后帝制已箭在弦上时，他还要跑去向袁世凯剀切陈情：“此事危及国家安危和袁家的身家性命，万不可做，万不能做！”袁世凯一开始还虚与委蛇，最终勃然变色道：“这都是杨皙子和克定等人讨论的，赞同的人多而反对的人少，你何必如此大惊小怪？”他傲然答道：“我受大总统数十年恩遇，不能不直言奉上。此时悬崖勒马尚来得及，时机稍纵即逝，届时悔之晚矣。”后来他又两次去晋见袁，袁均称病不见。
不久袁世凯称帝，他对袁世凯抱有知遇之恩，做不到象蔡锷那样潜出京城高张义帜。但是，他与蔡锷、陈宦等人都曾暗通消息，蔡、陈潜出京城前，都曾到段宅拜访过。因此，他在护国运动中的角色，与冯国璋有相似之处，都属于不便站到前台的幕后人物。而其既然身在京城，处境自然比冯更为艰难。据说，袁世凯曾收买他的干儿子罗凤阁做刺客，但罗下不了手，反向段坦陈其事。而洪宪分封的诸臣中，黎元洪、冯国璋、曹锟等都赫然在目，徐世昌名列“嵩山四友”，却惟独没有段祺瑞，这是他拥名“二造共和”的一大关键。
1916年3月21日，洪宪帝制取消。4月22日，段祺瑞复出担任国务卿，5月8日复称国务总理。可见，他不是不忠于袁世凯，但先决条件是在共和体制下；袁世凯也不是不倚重段祺瑞，前提条件也是在共和体制下。6月6日，袁世凯逝世，在金匮中预留了嘉禾金简，上列三个接班人，依次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足见他对段祺瑞的重视，至少在冯国璋、王士珍、曹锟等人之上。段祺瑞则不惜对抗民意，为业已身败名裂的袁世凯主持国葬，并亲自执绋扶柩，全了这一段君臣之谊。此即段祺瑞的“二造共和”。
几个月后，他在国务总理任上，与总统黎元洪发生了激烈的府院之争。1917年5月23日，矛盾终于不可调和，黎元洪下令免去他的总理职务。他于是退往天津，寄寓在段芝贵的私宅，决心武力倒黎。在朝总统和下野总理依旧剑拔弩张，京津之间局势紧张。这时，对清朝死忠的辫帅张勋在督军团的怂恿下，决意以进京调停为名，复辟清朝。黎元洪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他把张勋当做了救星，结果6月14日张勋进京，黎差点被其俘虏，最终依托洋人的力量才得以逃出北京。
张勋复辟是袁世凯称帝之后的又一政治丑剧。袁世凯之称帝尚有杨度和古德诺的理论先行，张勋复辟则完全是军人强奸民意。全国舆论一时大哗，纷纷要求讨逆。黎元洪在离开京城之前，在国家大局的面前，终于放下了府院之争的面子，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令他出师讨贼。
当初，张勋在徐州几次召集督军团会议，段祺瑞曾派曾毓隽告诫张勋道：“如果议及复辟，则必尽力扑灭之，届时不要说没有预先告知。”张勋率辫子军北上路过天津时，曾专门下车拜访段祺瑞。段祺瑞郑重地告诉他：“你若复辟，我一定打你！”又说：“保清帝复位的事，即使勉强办了，就算北方答应，南方也决不会答应，因此至少应该缓办。”但张勋未加理睬。当然，从客观上来说，张勋进京可以驱逐黎元洪，这正是段祺瑞求之不得的，因此，说张勋为段祺瑞做了嫁衣裳，也是一点不错的。
7月1日，张勋拥清帝复位。3日，段祺瑞即在马厂誓师，正式通电复任国务总理，并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讨伐叛逆，檄文为“笔端带有魅力“的梁启超所拟，文末写道：
“……查该逆张勋，此次倡逆，既类疯狂，又同儿戏，彼昌言事前与各省各军均已接洽，试问我同胞僚友，果有曾预逆谋者乎？彼又言已得外交团同意，而使馆中人见其中风狂走之态，群来相诘。言财政则国库无一钱之蓄，而蛮兵独优其饷，且给现银。言军纪则辫兵横行部门，而国军与之杂居，日受凌轹。数其阁僚，则老朽顽旧，几榻烟霞，问其主谋，则巧语花言，一群鹦鹉。似此而能济大事，天下古今，宁有是理？即微义师，亦当自毙，所不忍者，则京国之民，倒悬待解。所可惧者，则友邦疑骇，将起责言。祺瑞用是履及剑及，率先涌进，以为国民除此蟊贼。区区愚忠，当蒙共谅。该逆发难，本乘国民之所猝未及防，都中军警各界，突然莫审所由来，在势力无从应付，且当逆焰熏天之际，为保持市面秩序，不能不投鼠忌器，隐忍未讨，理亦宜然，本军伐罪吊民，除逆贼张勋外，一无所问。凡我旧侣，勿用以胁从自疑。其有志切同仇，宜诣本总司令部商受方略，事定后酬庸之典，国有成规。若其有意附逆，敢抗义旗，常刑所悬，亦难曲庇。至于清室逊让之德，久而弥彰，今兹构衅，祸由张逆，冲帝既未与闻，师保尤明大义，所有皇室优待条件，仍当永勒成宪，世世不渝，以著我国民念旧酬功，全始全终之美。祺瑞一俟大难戡定之后，即当迅解兵柄，复归田里，敬候政府重事建设，迅集立法机关，刷新政治现象，则多难兴邦，国家其永赖之。谨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以段芝贵、曹锟为东西两路司令、吴佩孚为先锋的讨逆军，12日即光复北京，复辟丑剧上演12天后即告收场。段祺瑞拥兵入京，迎“四哥”冯国璋继任总统，将黎元洪晾在一旁。此即“三造共和”，也是唯一一次真刀真熗打出来的，但是却带有更多的权力斗争意味。其名为“讨逆”，却对王士珍等“从逆”的老朋友网开一面，除张勋外皆不问罪。因此，梁启超在檄文中说张勋的“既类疯狂，又同儿戏”，讨逆者又何尝不是如此！
但是，段祺瑞对“共和”这一原则是十分坚定的。马厂誓师前，他曾分析过形势，认为若不迅速出兵并速战速决，复辟派就有可能控制人心和扩大影响，届时局面就不可收拾了，毕竟当时中国的保皇观念还比较流行。他的这一分析是理智而正确的，在这一点上他展现了一个统帅的政治素质。他之所以能始终赞同共和而反对帝制，只怕与其留德的经历不无关系。德国虽是君主国，但西方民主观念深入人心，他眼界既开，势必会受到熏陶。当然，这些脱胎于旧时代的武人，是不能真正理解“共和”的含义的。
四、府院之争
“三造共和”后，段祺瑞并没有迎回落难总统黎元洪，而是力捧副总统冯国璋继任总统。而在此之前，黎元洪放下了面子，以国家大局为重，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令他挂帅讨贼。只此一点，便可看出府院之争的主要症结。
当时，一直在努力调解府院之争的张国淦力劝段祺瑞迎黎元洪复位，他说：“相对而言，和黎元洪共事其实比较容易，因为他手中无兵，而且刚经受过挫折，会吸取教训；而冯国璋既有兵权，又是新官上任，遇事必然逞强好胜，因此更难对付。”张国淦的分析入情入理，完全是出于对段祺瑞的一片爱护之忱。如果段祺瑞能够接受，学古人将相和，也许可以开创一个双赢的新局面，可惜他对黎元洪罢免自己耿耿于怀，终于因私而废公，挟愤而忘义，拒绝了这个建议。
所谓“府院之争“，“府”即总统府，“院”指国务院，“府院之争”即总统和总理之争。北洋时期的府院之争有两次，一次是黎元洪总统和段祺瑞总理之争，另一次是冯国璋总统与段祺瑞总理之争，两次的当事人都有段祺瑞。可见段的性格缺陷是府院之争的一大动因。
但是，府院之争的渊薮却决不止如此之浅，而是有其历史背景的。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帝制，民主共和是新鲜的舶来品，因此民国肇立之初，需要借鉴西方的政治和行政制度。而西方的共和体制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美国式的总统制，另一种是法国式的内阁制。于是，有关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的争论，在政客们争权夺利的心理作用下，一时甚嚣尘上。即便以袁世凯的神武雄健，欲加强总统的权力，也一度面临着宋教仁政党内阁计划的挑战。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时，革命党人同时修改了《临时约法》，将政治体制从总统制更改为内阁制，用以约束袁世凯。宋教仁更在此基础上，重组国民党，要成立政党内阁，从而在实际行动上迈进了一大步。袁世凯及其北洋派不愿放弃权力，乃卑鄙地暗杀了宋教仁，激起了国民党“二次革命”，然后再借此驱逐了国会中占大多数的国民党员。总统制与内阁制的理论之争，最终引发了流血和战争，使民国成为一个乱世。
在社会运动中，理应有一个“理论先行”的过程，此即孙中山所谓的“知难行易”。中国的民主革命自维新运动失败后开始成为社会运动的主流，不出十余年就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在这十余年中，革命者更多的是按照西方民主共和的蓝图来憧憬新政权的，至于将民主共和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工作，实在还做的很少。于是，进入民国后，就出现了一个“理论后行”的局面，这实际上是一个“补课”的过程。不惟总统制和内阁制发生了激烈论争，到后来竟连“共和制”和“帝制”、“世袭制”和“非承继制”等原本不成问题的问题，也被重新翻上台面。参加这些辩论的往往不是政客本身，而是声名卓著的学者，中国的比如杨度、梁启超，洋人比如古德诺、有贺长雄，不一而足。
不论总统制或内阁制，总之当时并未建立一个深入人心的政治体制模式，因此，民国的建立仅仅是根植了一个“共和”的理念，却有其名而无其实，可以对抗帝制复辟，却不足以对抗内部矛盾。如此一来，那些“共和”业务素养十分有限的政客和军阀们，主观上本就惟力是视，客观上也的确不知所措。府院之争就是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1916年6月袁世凯临死前，对徐世昌、段祺瑞执手呜咽道：“按照《约法》，由宋卿（黎元洪）继任总统，你们要好好辅佐他。”可能是有感于此，当在川作战的张敬尧等将领致电表示愿推举段祺瑞为总统时，被他断然拒绝。此事被外人知晓后，举国一片赞叹之声。当时，袁世凯戕害约法，解散国会，民国已遭到严重破坏，如今有一个宽仁谨厚的黎元洪担任国家元首，有一个正直不阿的段祺瑞主持内阁，又有国民党和进步党共处国会，宪政实现已依依在望，全国上下对此表示了一致的乐观。
但是，段素来刚愎自用，又自恃为北洋勋宿，从内心深处对黎元洪抱轻视态度，和黎绝少交往；黎元洪则外柔而内刚，虽不足威慑别人，却自有不屈的意志。因此府院之间不可能有亲密的关系。再者，段祺瑞并不是一个非常勤奋的总理，大小事务多委之于秘书长徐树铮，而徐偏生是个恃才傲物的人物，他奔走于府院之间，处处越俎代庖，以前就为袁世凯所厌恶，现在更为黎元洪所不喜。有一次，徐树铮拿着一份委任状请黎元洪盖总统印，黎问起其人的履历，徐竟然回答道：“现在实行内阁制，总统您何必多问！我很忙，您还是快点盖印吧！”黎十分愤怒，对左右说：“我本来不要做什么总统，你看他们眼中哪里有我！”而段祺瑞对徐却每每纵容，有一次徐以辞职要挟黎元洪，段祺瑞竟为他说情，说他“为人耿介，不屑妄语”云云，甚至于说“凡徐所为，本人愿负其责。”黎元洪等听了，都觉寒心。因此，最初的府院之争，与徐树铮有很大关系。
徐树铮的嚣张跋扈，使府秘书长张国淦愤而辞职。黎元洪为对抗徐树铮，乃聘请一样霸气纵横的丁佛言为府秘书长。丁佛言与黄远生、刘少少并称“报界三杰”，笔锋锐利，又素喜打抱不平，如今乃利用报纸为黎元洪张目。徐树铮则以牙还牙，创办《公言报》与之抗衡。于是府院之争，竟然成为报端的花边新闻，搞得天下皆知。而黎段二人也日渐身陷其中不能自拔，后来竟至事事必反，为争而争。以对德宣战一事为例，最初是黎元洪主张与德国绝交，段祺瑞则深信德国必胜的，到后来在张国淦的游说下，段祺瑞又变成了一个极端的反德派，极力主张对德宣战，黎元洪为了与段祺瑞相反，硬生生地转变为亲德派，竭力反对宣战。到了1917年5月，在府院之争的影响下，国会仍然在是否参战的问题上犹疑不定，段祺瑞乃组织军队和“各界人士”包围国会，并胁迫、殴打议员，企图强行通过对德宣战案。国会忍无可忍，乃呈请黎元洪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5月23日，黎元洪签署了罢免令。段祺瑞下野后避居天津，坚持认为在责任内阁制中，总统的命令非经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即便任免总理也是如此，因此并不承认自己已经下野。他在天津厉兵秣马，等待时机，徐树铮则为他策划了徐州会议，直接推动了张勋复辟，再由段祺瑞“黄雀在后”。于是，才一个多月功夫，段祺瑞便暗渡陈仓，“三造共和”，赢得了第一次府院之争的胜利。
第二次府院之争是指冯国璋和段祺瑞之争。张勋复辟中，黎元洪流亡使馆区，冯国璋副总统在南京代行总统职权，与段祺瑞遥相呼应，通电讨逆，保障了共和政体的持续。随后，段祺瑞拒绝迎回黎元洪，乃致电冯国璋北上就任总统。他的电文是简单干脆的四个字：“四哥快来！”冯国璋一看之下，不禁心中一热，即令备车出发。不过，在北上之前，他以总统名义令最亲信的将领李纯接替自己的江苏督军，以坐镇自己的大后方。
冯国璋在就任总统之初，和段祺瑞的心思是一样的。他们都出身北洋，在小站时就朝夕相处，在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中都站在一条战线上，可说亲如手足，因此他们相信决不会再有新的府院之争了。为此，冯国璋还曾将段祺瑞、王士珍请到府中大话家常，执手温言：“我们三人不要分什么总统、总理、总长，我们是一体的，一定能把事情做好！”
但是谈何容易！军事方面。段祺瑞要以武力统一全国，因此要整合北洋的军事，早在冯国璋北上时，他就准备以亲信入替其江苏督军之职，不料被冯先下手为强。后来段在幕后策划的天津会议，则几乎囊括了除冯系“长江三督”之外的所有北洋地方实力派，从而最终倒冯成功。政治方面。段祺瑞将第一次府院之争时的“朋党”继续扩大，组织了一个安福俱乐部，进而形成安福系，并最终组成了安福国会。所谓“安福”，指的是北京西城安福胡同内的一个四合院，段系人物常在此聚会，评论时政，商量大事，代表人物如王揖唐、曾毓隽、王印川、梁鸿志、光云锦等，显然的“朋党”无疑！段祺瑞方一复任总理，即宣布解散旧国会，代之以安福系为主的新国会，从此国会成为国务院的御用会议。段在新府院之争中占得先机。
而第二次府院之争的要害，其实在于施政理念。段祺瑞秉持的是袁世凯的政治立场，以西南为叛逆，要以武力统一全国，由此可见他对袁世凯的反对是有限的；而冯国璋的立场与黎元洪类似，与西南暗通消息，要以和平方式统一南北，由此可见他对袁世凯的反对是较为坚决的。由于西南方面一直对黎元洪持支持和同情态度，对段祺瑞解散国会、废除约法的行为从失望而至于愤恨，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也就贯彻得尤为坚决。而西南方面的实力派如陆荣廷等频频示好于冯国璋，冯因此认为西南可以和平争取，而惟有南北统一，他的总统才更有含金量，而战争则会破坏这一切。至于那些参加天津会议的督军们，他们之所以反对冯国璋而支持段祺瑞，乃是出于军阀的劣根性。因为惟有借战争的机会，他们才可以扩展财源和扩充地盘，而在和平的环境下，他们将没有用武之地。
袁世凯的托孤之臣是徐世昌和段祺瑞，却未及冯国璋，这对段、冯二人日后的政治路线不无影响。段祺瑞感念旧主之托孤，故坚持旧主的政治路线；冯国璋未入托孤之列，难免心生怨怼，故在反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第二次府院之争应了张国淦的预言，冯国璋自恃为实力派，对段祺瑞毫不客气。冯、段二人袍泽深厚，本来常在一起棋牌娱乐，但自从冯做了总统，一切就大有不同。试想，以黎元洪之温柔敦厚，都被段的飞扬跋扈惹得火冒三丈，何况冯呢！一些小的事情，因有前车之鉴，还可各退一步，但遇到一些原则性的大事，那便毫无退让的空间了。黎元洪没有一兵一卒，段祺瑞与他只是意气之争，可谓气结胸臆；冯国璋则控制着大半条长江，段祺瑞不能不投鼠忌器，可说是痛在心扉。
冯、段交恶的最关键一事是傅良佐督湘。当时的湖南地处南北交锋的前线，湖南人不胜其烦，湖南省长谭延闿乃号召发起了“湘人治湘”的运动，希望能实行自保。段祺瑞却一意要武力统一，湖南是首攻之地，因此派遣军事长官是必要的。他对湖南人做出的唯一让步是让湖南人傅良佐任湖南督军，以揶揄“湘人治湘”。但事实上，傅良佐这个湖南人从小在北方活动，已全无多少湖南人的痕迹，湖南人大多也不知道他是湖南人，更不要说他的价值取向是完全属于北洋系的。因此，傅良佐督湘一事激起了湖南人民的强烈反抗。
对于冯国璋而言，傅良佐督湘一事令他大丢颜面。因为他和广西陆荣廷是结拜兄弟，他曾向陆承诺过，湖南决不另派督军。结果段祺瑞丝毫不给他面子，让他在义兄的质问下抬不起头来。结果还得陆荣廷自己来解决问题，他暗中鼓动湖南将领林修海、刘建藩分别在衡阳和零陵宣布自立。冯国璋马上策应之，鼓动北洋将领王汝贤、范国璋阵前倒戈，通电要求停战撤兵，傅良佐不能控制局面，乃仓惶北逃。此事搞得舆论沸腾，段祺瑞迫于压力宣布下野，冯国璋似乎赢得了府院之争的胜利。
但实际上，段祺瑞是在以退为进。当冯国璋以为府院之争结束，开始为南北和谈做努力时，段祺瑞发动了对和谈不满的督军团在天津开会，喊出“北洋团结”的动人口号，阻挠南北和谈，事实上也进行着驱冯运动。他有通电声称：
“……环顾国内，惟有我北方军人实力，可以护法护国。果能一心同德，何国不成，何力不就。辛亥癸丑之间，我北方军人，人数不及今日三之一，地利不及今日三之一，所以能统一国家者，心志一而是非明也。近来南方党徒，亦知我北方军人，宗旨正大，根底盘深，非彼西南势力所能兼并，乃别出阴谋，一曰利用，二曰离间，三曰诱饵，昌言反对者，固为彼所深仇，即与之周旋，亦是佯为结好；无非启我阋墙之争，收彼渔人之利，始以北方攻北方，继以南方攻北方，终至于灭国亡种而后快。王汝贤为虎作伥，饮鸩而甘，抚今追昔，能无愤慨，湘省之事，非无收拾之法，我不忍使北方攻北方，以自抉藩篱，落彼陷井也。王汝贤等不明大义，原不足惜，我不忍以王汝贤之故，致今同室操戈，嫌怨日积，实力一破，团结无方，影响及于国家也。我北方军人分裂，即中国分裂之先声，我北方实力消亡，即中国消亡之朕兆。祺瑞爱国家，不计权力，久荷诸君子深知，为国家计，当先为北方实力计，舍祺瑞辞职之外，别无可以保全之法，决计远引，已于昨日呈中乞休，既非负气而去，又非畏难苟安，大势所趋，宜观久远，倘能达我愚诚，北方实力得以巩固，艰难时局，得以挽回，则祺瑞今日之辞职，实为万不可缓之举……”
文中不仅充满了狭隘的正统观念，也洋溢着偏狭的南北地域之见。器宇不宽，是段祺瑞最大的问题。他身为中国总理，却口口声声“北方”、“南方”，怎能不令天下人耻笑？
冯、段终由貌合神离而至公然决裂。1918年元月，冯国璋意识到自己在京城的危险处境，乃使出金蝉脱壳之计，突然约见段祺瑞，声称自己也认为南方的态度恶劣，应该以武力讨伐。段正愕然时，冯国璋更表示要亲自南巡，以激励北洋士气。然而，冯国璋托名“南征”，登上的却是往南京方向的列车，段祺瑞才恍然大悟，忙令倪嗣冲在蚌埠阻截。结果，冯国璋垂头丧气被截回北京，做了段祺瑞的政治俘虏，从此自暴自弃，成了一个比黎元洪更窝囊的“盖印机器”。第二次府院之争，又以段祺瑞的胜利而收场！
第一次府院之争，段祺瑞胜利，并签署了对德宣战令，由于德国战败，客观上为段祺瑞争得了不少印象分，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第二次府院之争，天津会议喊出的“北洋团结”口号，实际上是一个内战的动员，在这可耻的内战中，北洋各系的山头主义迅速滋长，以曹锟为首的新直系迅速崛起，并轻松击败段祺瑞的皖系，也结束了段祺瑞在中央的优势地位。
五、“军阀祸国”
段祺瑞虽然赢得了第二次府院之争，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天津会议上，督军团口口声声“北洋团结”，实际上却各怀心事。不久，冯国璋的直系遭到严重打击，不惟冯本人被禁止出京，其心腹爱将李纯居然忧愤自杀而死。但是，段祺瑞的皖系并未因此而取得绝对的优势地位。曹锟坐镇保定，在吴佩孚的协助之下异军突起，成为一支足以抗衡皖系的力量，时人称之为“新直系”。在天津会议上，曹锟就已经唱了主角，要知道这种军阀会议，自然是以实力说话的。除曹锟外，关外张作霖的奉系也毛爪渐丰，虎视中原。可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激起了北洋诸将竞逐武力，使北洋进一步分裂，也为他自己种下了祸根。
冯国璋虽然暂时失败，心理上却没有放弃，一度想竞选下一届总统，但段祺瑞已决不容许他死灰复燃。1918年9月4日，在国会的总统选举中，与会436人，徐世昌得425票当选新总统，余者段祺瑞5票，张謇、王士珍、王揖唐各1票，冯国璋一票也无。此国会号称“安福国会”，显然冯国璋是被挤下台的。冯当初以副总统接任总统，本来就不够完美，如今偏偏还要举行一个史无前例的总统交接仪式，实在欲哭无泪。要知之前的三位总统，孙中山是让位，袁世凯是暴死，黎元洪是流亡，都未有过正式的总统交接仪式，偏偏冯国璋赶上了。他本是一个政治俘虏，心有戚戚焉，如今当众献丑，体味着世态炎凉，确是戚戚惨惨，因此他发表的退位文告中有 “人非木石，宁不痛心”之语。段祺瑞为持公平，也为了宽慰这位老朋友，乃同时宣布下野。按国际成例，无论总统制还是内阁制，一般来说，总统换了，总理也应随之换届的。因此，第二次府院之争对段祺瑞而言还有一大负面影响，即失去国务总理这一要职。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在政治上失去了有利位置。
徐世昌为宽慰段祺瑞，特任命他为参战督办，次年改称边防督办，负责组织编练西北边防军。他遂以“参战”和“边防”的名义，向日本大举外债，购买军械，加紧操练兵马，准备继续贯彻自己的武力统一政策。
然而府院之争虽已结束，其动因却依然存在。作为总统，徐世昌和黎元洪、冯国璋一样，希望和平统一，对国会顶礼膜拜。因为，惟有和平统一，总统才是完整的总统；而恢复国会，再通过法定的程序赢得选举，总统才符合民国的法律精神。段祺瑞则不这样想，一方面他是袁世凯的托孤之臣，要继承袁的遗志，以西南方面为叛逆；另一方面，他是北洋军的创业元勋，对北洋军有极强的自信，认为南方的军力不值一哂。然而，他同时也意识到北洋内部的不团结，因此，他编练新式的边防军，目的不仅在于西南方面，也在于北洋内部的异己分子。
袁世凯死后，北洋系开始自动裂变，根据将领们的籍贯属地、军学出身，甚或平日的交好程度，自然地形成诸多派系。段祺瑞和冯国璋素来在北洋系内有较高威望，在他俩的周围分别形成了皖系和直系，这也是最早形成的两个北洋派系。皖、直云云，是段和冯的籍贯，而其麾下的将领则未必如此。不久，张作霖在东北崛起，被称作奉系。皖、直、奉三系以及其他一些较独立的小军阀占据了除西南五省之外的大半个中国。
冯国璋为了殉“和平混一”的道义，在政治上一败涂地，最后只剩下了长江三督权充羽翼，安徽倪嗣冲、山东张怀芝、福建李厚基、陕西陈树藩、甘肃张广建、浙江卢永祥、湖南张敬尧等均完全倒向段祺瑞，直隶曹锟等也一度反冯而从段。但是，冯国璋对曹锟并未深责，他以直隶同乡的名义与之接纳，不久，曹锟对段祺瑞的态度即突然转恶。曹锟之所以与段祺瑞为敌有三个原因：一是曹锟驻节保定，离北京太近，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二是曹锟的力量已足够对抗段祺瑞；三是曹锟身边那个诸葛亮式的人物吴佩孚，要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直皖战争爆发前，曹锟这个老好人还一度想避免战争，可吴佩孚非打不可，他也莫可奈何！
段祺瑞对日大举外债，使全国人民愤怒不已。当时一战结束，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屈辱消息接踵而至，又无不与日本相关，因此五四运动将亲日的政府视为众矢之的。段祺瑞十分厌恶此类学生运动，主张严办。徐世昌则对学生的表现表示理解，对段祺瑞主张严办的请示采取了“拖”字诀，且支持外交代表团不在和约上签字。在政治上，段祺瑞又输了一笔。
他主张严办学生，话说得轻松。但是吴佩孚在湖南发出的通电，在他听来，却比学生的呐喊可怕多了。吴佩孚不仅是北洋系军事上的后起之秀，就政治上的清醒和开明程度而言，也是北洋的一支独秀。他的学历不过是个不入流的秀才，以及武备学堂测量科的普通学兵，乍闻学生请愿，却能热血沸腾。他不仅大力搭救被捕学生，还义无反顾地给徐树铮等人拍电报，痛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卖国行径。他的电报越拍越多，也一次比一次激烈，不仅就事论事，还不惜抛出自己的政治理想，即取消《中日密约》、召开国民大会、反对签字和约、敦促南北和谈等。一时之间，国人视吴佩孚为民族救星，而在段祺瑞看来，吴却是不折不扣的叛徒。
吴佩孚的电报完全站在国家和人民的高度，与当时督军团的军人干政电报，正好黑白分明，高下立见。这些文字一方面宣告了一个英雄的崛起，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北洋人物的虚弱。虽然吴当时只是湖南前线的一个师长，却气宇轩昂，仿佛立于高山之上；段祺瑞虽然贵为全国公认的最大实力派，却吞声语塞，仿佛堕于深谷之中。吴佩孚能以气驭文，其通电一登报端，马上洛阳纸贵传遍天下。他敢于直接唾骂王揖唐、龚心湛、徐树铮，敢于不避嫌疑地跟敌营的谭延闿、谭浩明、莫荣新会衔共骂，所骂皆天下人想骂而不敢骂，所做皆天下人想做而不敢做，因此即便在五四时期，他的声名之炽也决不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文化运动先驱之下。
段祺瑞的政治资本被吴佩孚骂掉许多，但他却不敢将吴如何，首先，吴身处前线，若激怒了他，只怕他会开关延敌；其次，吴和曹锟不分彼此，而曹锟近在肘腋，在天津的冯国璋与曹锟也暗通消息；最后，段自己的左膀右臂靳云鹏和徐树铮之间有矛盾，徐树铮要惩罚吴，而靳云鹏却抛出“软化曹吴”的主张。因此，段祺瑞这样一个声色俱厉之人，却不得不对吴佩孚这个无名小辈忍气吞声，先是让靳云鹏取代龚心湛任国务总理，又一度想用湖南督军的职位来贿赂吴。不过话说回来，吴还是给他了三分薄面，毕竟没有骂到他本人！
可是，倪嗣冲、张树元等仍强烈要求惩罚吴佩孚，他正在犹疑之间，不料吴竟然主动示好，拍电报恭贺靳云鹏荣任总理，于是大家在面子上扯平了。他知道嘴上功夫不算什么，要紧的还是实力，因此更加抓紧编练他的边防军。遑知吴佩孚也不复作口舌之争，而是直接要求撤防班师，北上抗日，仿佛知道了他的用意。吴一再要求撤防，都被中央拒绝。段祺瑞知道吴是名将之具，在前线足以御敌，回北方则必然给自己造成威胁，于是任凭吴一而再、再而三地电请，他只管来个充耳不闻。到了后来，吴终于忍无可忍，乃主动撤起防来，他的军队唱着他那富有民族主义精神的《满江红•登蓬莱阁歌》，一路过长沙、武汉、郑州而回到保定，段在路上设置的人马无人敢撄其锋。曹锟和吴佩孚会合后，先是占据京汉铁路各据点，又虎视眈眈，大有直噬京师之意。段祺瑞大惊，忙召远在外蒙库仑的徐树铮返京。
1920年6月，徐树铮回到北京，段祺瑞心中为之一宽，乃电召直隶、奉天、江苏三省督军进京开会，这也正是最令他忌惮的三个地方实力派。直隶曹锟当然不会身入虎穴，江苏李纯则托言生病告假，只有奉天张作霖来了。张作霖不仅来了，还慨然以鲁仲连自居，他提出的调停手段是：一、取消中日《军事协定》；二、免去徐树铮的筹边使；三、靳云鹏辞职。段原则上同意了，张作霖便拍着胸脯保证道：“这样的话仲珊（曹锟）若还不想来，我就亲自去保定请他。”但是段祺瑞的性格缺陷随即暴露，他终究按耐不下对吴佩孚的怒火。当张作霖从保定返京后，段祺瑞突然提出“吴佩孚和徐树铮同时免职“的交换条件，并要以擅离防守的罪名，褫夺吴的中将衔。张作霖自认为被段玩弄，乃大怒而去，决心与曹锟合作。
当时的局势已如箭在弦上，双方压抑数月的口舌之快终于又爆发出来。段祺瑞悍然下令捉拿吴佩孚进京，着曹锟革职留任，并大肆表其三造共和与参战胜利之功。吴佩孚则不复指桑骂槐，毫不客气地痛斥段祺瑞为汉奸。通电原文如下：
“各省督军、省长、省议会、各团体、各报馆均鉴：自古中国严中外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穷凶极恶，汉奸为极。段祺瑞再秉国政，认仇作父，始则盗卖国权，大借日款，以残同胞。继则假托参战，广练日军，以资敌国，终则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运异国之械，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路线者国脉所在，而南起赣闽，北迄蒙满，要键无存者矣。军队者国本所托，而上自军官，下至下士，完全易汉帜矣。大逆不赦，中外所闻，斯而可忍，人心尽死。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治军而还以身许国。誓不与张邦昌、石敬塘、刘豫、吴三桂之徒，共戴一天。贼生则我死，我生则贼死。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往者忧衷百结，以段祺瑞为军阀老辈，因尝眷念私交，不忍遽伸大义。但冀稍有悔悛，亦复不为己甚。故请惩从犯安福妖孽徐树铮等，以私曲获，此佩孚之私意，谅亦国人所矜察也。乃其日暮途穷，匪惟不悔，尤复倒行逆施，甘心举民国以送异族，躬为操莽，既一逐黄陂，再驱河间，今复威迫元首，失其自由，伪造乱命。暴戾阴狠，为振古所未闻；篡上卖国，尤中外所罕睹。夫共和主权在民，总统为民之公仆，元首袒贼以卖国，吾人尽忠报国亦当权衡轻重，况在失其自由被胁之乱命，佩孚等个人纵本末颠倒，不难伏首以就戮。为国家计，亦安能荒军人之天职，贻百载之笑骂。事变至此，惟有忍涕挥戈，以与卖国贼盗相周旋，但令悃悃血诚，为我四万万父老昆季所洞鉴。佩孚等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刀锯斧钺，非所敢恤。世或不察，目为皖直之争，愚怀耿耿，窃所未平。南北本属一家，直皖岂容二致。今日之战，为讨贼救国而战，为中国民族而战，其幸不辱命，则佩孚等解甲归田，勉告无罪于同胞。其战而死，为国人争人格，死亦有荣无憾。诸公或握军符，或主清议，奋发讨贼，当有同情。若其眜中外之防，忘国家之义，坐令国土陷于异族，子孙沦为奴隶，千秋万世，自有公论，非佩孚等所敢闻矣。涕泣陈辞，伏惟公鉴。讨贼军前敌总司令吴佩孚率直军全体同叩。”
都说梁启超的笔下有“魅力”，吴佩孚又何尝不是，他在这几年中的通电，都是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激扬文字。如这一篇，比段祺瑞为张邦昌、石敬塘、刘豫、吴三桂，而以岳飞自比，这便是吴一贯的行文风格。
当时，段祺瑞已将边防军改为定国军，自任总司令，以徐树铮为总参谋长，段芝贵为第一路总司令兼京师戒严总司令，曲同丰为第二路总司令兼前敌总司令，魏宗瀚为第三路总司令，刘询为第四路总司令。就边防军而言，在当时的中国，可谓精锐之师，不过它生不逢时，一者统帅段祺瑞政治上已经惨败；二者京津一带地域狭小，奉军入关，已与直军形成夹击之势；三者直军刚从前线撤防，富有实战经验，统帅又是天才的吴佩孚。直系的军队，当时已张“讨逆军”的大纛，直扑京师而来。
双方甫一交锋，直军被曲同丰的新式武器杀得溃逃一片，且被俘虏了一个整营。段芝贵闻讯，高兴得手舞足蹈，当夜就在琉璃河车站附近的一列花车上寻欢作乐。当夜大雨滂沱，曲同丰的大炮火药俱湿，失去效用。吴佩孚乃与士卒痛饮美酒，乘醉突袭了定国军的司令部，曲同丰被俘，段芝贵逃命。吴掩杀到定国军的第二道战线，将所有小山炮密布于前线，准备速战速决，打闪电战。有部将劝道：“如此大违兵法，若一战而败，则小山炮尽归敌手。”吴佩孚睥睨之。闪电战的一大原则即是不让敌军稍有喘息整理的时间，吴的为将之道是，把大量时间花在战争准备阶段，而真正作战时则一鼓而定。果然，“讨逆军”一战而胜，奉军则在杨村一带趁火打劫，定国军溃不成军，总参谋长徐树铮化装逃走。
直奉同时进入北京，首先宣布战犯名单：第一人即徐树铮，随后有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等。日本马上表现出他们干涉中国内政的敏捷性，要求将徐树铮等定为国事犯，予以保护，被吴佩孚一口拒绝。但是曹锟等人认为，北洋是个大家庭，应念香火之情，不必逼人太甚，于是对这些战犯皆网开一面。
段祺瑞是事实上的第一战犯，他既不愿逃，又不愿被俘。正进退维谷时，老将姜桂题来访，颇含怨怼地说道：“我早说你打不过吴佩孚，你非要打，结果落得如此下场，这都是徐树铮害了你呵。”他听毕羞愧无地，乃拔熗自杀，幸被侍从夺下手熗。死虽未死，却不得不宣布辞职。吴佩孚想将他迁于汤山加以保护和优礼，他则坚持要留在其在府学胡同的私宅，表示不离开北京。吴佩孚也就不曾难为他。
不久后，他还是避居天津日租界段芝贵的私宅。他整日吃斋念佛，但争名夺利之心全无稍减。其寓所依然门庭若市，其表现依然长袖善舞，他依然是中国最重要的实力人物之一。他秘密派段芝贵联络张作霖，派徐树铮交好孙中山，结成了一个半透明的三角同盟，以对抗直系。孙中山在向人解释为什么要跟段祺瑞这样的军阀合作时说：“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不失为爱国军人，可以跟他联合。如果他跟我们一起革命自然最好，不然，就等我们有力量时再解决他。”
别人认为他是军阀，他却认为军阀是别人。他在天津礼佛，常与人喋喋不休：“这班军阀穷兵黩武，祸国应民，都是阿修罗王转世，来造大劫的。我虽是菩萨转世，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的法力虽大，难胜群魔。”闻者传为笑谈。其实他不认为自己是军阀也有些道理，“军阀”一般指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之武人，而他却始终雄踞中央，地方军阀正是他的一大攻坚目标。如今被“军阀”打败，忿忿不平，故有此言，也就不足为怪！
六、徐树铮之死
徐树铮对府院之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徐决不止是一个阴恻恻的小人。在民国初年，府院之争本有其必然性，徐树铮与段祺瑞、黎元洪、冯国璋一样，只是不能突破这时代局限性而已。
徐树铮字又铮，江苏萧县人。少时应科举失败，赴山东投奔袁世凯，未受重视。但不经意间结识段祺瑞，却受到段的赏识，被留在段的身边做书记官，1905年被段保送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两年后以第七期步兵科毕业。回国后，正式进入段的幕府，赞襄帷幄，这一年他才二十七岁。民国肇立，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徐树铮以军学处处长的微职调理部务，将次长国民党人蒋作宾架空。国民党人“二次革命”后，徐更升任次长。袁世凯称帝时，他极力劝说段祺瑞反对帝制，被袁世凯免职。“二造共和”后，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以他为院秘书长。他处处维护段祺瑞的利益，为此与总统府的张国淦、丁佛言以及内务总长孙洪伊大打出手，甚至不惜与黎元洪针锋相对，成为府院之争的症结之一，为各派人士所忌，于是有“小扇子军师”的诨号。究徐树铮其人其事，可归纳为四大特征：
一是忠心耿耿。特指他对段祺瑞的忠诚。他是段祺瑞的第一亲信，他们的君臣之谊，较冯国璋和李纯更为亲密，与曹锟和吴佩孚差相仿佛。因为，李纯是冯国璋的忠臣，绝少有自作主张的时候；而徐树铮不仅是段祺瑞的忠臣，且能越俎代庖地为段策划大事，段对他则绝对信任。这一点，吴佩孚之于曹锟也是类似的。在陆军部时，段祺瑞并不常常到部视事，大小事务多委之于徐树铮。徐说一不二，不徇私情，有时是连段的面子也不给的。这刚直不阿的性格，又与小站练兵时的段祺瑞相似，真可谓人以类聚。
二是才华超群。他是北洋系中一等一的人物，有纵横捭阖之能。他记性过人，思维敏捷，口才绝佳，可以一边会客，一边办公，一边还拿电话与人说话，真可谓五官并用。他又是林琴南的门生，文字功夫过硬，写一手好诗词，是徐世昌“晚晴簃诗社”的诗友。尤为可贵的是，他对国家大势有自己的分析判断，并能组织策划重大的政治行动，举重若轻，挥洒自如，有儒将之风。如徐州会议和天津会议这两次北洋系重大的洗牌行动，其幕后总策划人都是他。徐州会议引发了张勋复辟，驱逐了黎元洪，玉成了段祺瑞的“三造共和”，赢得了第一次府院之争；天津会议呼吁“北洋团结”，孤立了冯国璋，赢得了第二次府院之争。因此，徐树铮在两次府院之争中的重要性，并不逊色于黎元洪、冯国璋和段祺瑞。天津会议后，他又出关连衡张作霖，以对抗直系，自己则出任奉军副总司令。此外，臭名昭著的安福系，也是他组织起来的。
三是面冷心狠。徐树铮在国务院期间，素以不徇私情而闻名，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便是对段祺瑞本人，也有些“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味道。每次他到段祺瑞处报告公事，都是干净利索地交代完就走，向来不耽搁时间，也很少参加段公馆的宴会，更极少陪段祺瑞打牌。对段祺瑞如此，对别人更是不在话下。他有时也有失公允，比如对日本士官学校的校友——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就处处刁难，气得蒋在学员大会上拔熗自杀。他们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大多投身南方的革命事业，在北洋系中多遭排挤，惟徐树铮是个例外。他面冷还不打紧，要紧的是心狠！1918年，第二次府院之争渐趋白热化，冯国璋援引北洋元老陆建章为高等顾问。陆先是策动女婿冯玉祥反对对南方用兵，又策动吉林督军孟恩远反对张作霖，以对抗皖奉二系，为冯国璋清除路障。当时徐树铮正在为段祺瑞争取张作霖，对陆建章的拆台自然十分不满。在一般人看来，陆建章是北洋元老，无论有多讨厌，也决不至于该死。但徐树铮不同于常人，他竟然请陆建章赴鸿门宴，从身后开熗将其击毙，手段之毒辣令人侧目。然而一报还一报，七年后，他终于还是血债血债。
四是好大喜功。徐树铮自视甚高，精力过人，亦好大喜功，其在陆军部和国务院的独揽大权，可谓路人皆知。然而其好大喜功，客观上却为国家立了一件大功劳。徐世昌任总统后，为将徐树铮调离段祺瑞身边，特任其为西北筹边使兼外蒙善后督办，负责收回国家在外蒙的利权。民国初年，外蒙在沙俄的怂恿下宣布独立，虽在中国的强烈反对下仅冠以“自治”之名，但实质上中国在该地区的利权已丧失殆尽。但是十月革命使俄国暂时无暇东顾，也使部分外蒙王公对赤色的俄国心生排斥，决定回归中国，但被外蒙“议会”否决。对徐树铮的任命正当此时，他知道自古以来军人最大的光荣便是开疆拓土，于是慨然赴任。1919年10月，他率领一旅边防军，挥师出塞，挺进库伦，软禁了外蒙伪政权的一干人等。11月17日，外蒙正式上书中华民国总统，呈请取消“自治”，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完全回归中国怀抱！徐树铮更驻军于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发动人民引种蔬菜、修建公路、开办银行、创刊日报、加强中华文化教育，从各个层面上加强了对外蒙古的控制。其中的唐努乌梁海，被沙俄侵占达七年之久，这次也终于回到祖国怀抱。徐树铮此番功业，可与清朝左宗棠收复新疆相俦，只是民国政局太乱，终于不能保持他的胜利果实而已。
综上可见，徐树铮是个复杂多面的历史人物，他既纵横捭阖，播权弄非，又辟疆开土，功在国家，对他决不可片面论定，而应全面了解。然其最终惨遭横死，撇开江湖恩怨不论，实在是国家的一大损失。
直皖战争后，段祺瑞息影津门达四年之久。这四年内，他与军政人物依然往来密切，时刻等待着东山再起。与此同时，直系自作孽不可活，曹锟居然贿选总统，遂将吴佩孚苦心经营的政治资本挥霍殆尽。而一山不容二虎，直奉二系两次大打出手，第一次奉军战败，被迫退出关外；第二次因冯玉祥倒戈，直系惨败，奉系进入北京。然无论冯玉祥还是奉系的张作霖，论资望都不足以做国家元首，他们商量的人选一是段祺瑞，一是孙中山。但当孙中山欣然北上后，他们却权衡利弊，出于北洋的门户之见，还是决定拥戴段祺瑞。
当时他在天津的公馆门庭若市，奉、苏、鄂、浙、皖、闽、赣、豫八省联电拥他出山，他本人亦登高训话，大有舍我其谁之意。1924年11月24日，他在北京就任“临时执政”。所谓“执政”，是合总统与总理为一，以避免府院之争，但翌年12月始又重设了国务总理。执政名义上是大权独揽，但由于段祺瑞今非昔比，除浙江卢永祥外已无兵可用，因此他这个执政处处受制于张作霖和冯玉祥，比之当年黎、冯、徐等几位总统受制于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为此十分愤懑，经常不到府视事，在家中下棋打牌消遣。
但他争强好胜的秉性竟全无改变。孙中山应邀北上时，沿途演讲其“国民会议”的施政思想，并声明要废止不平等条约。段祺瑞视孙中山为政敌和“外人”，故反而道而行之。他针锋相对地抛出“外崇国信”之论，声称中外诸条约均应继续履行。针对“国民会议”，他亦提出召集“善后会议”并付诸实践，在此“善后会议”上，他由“临时执政”变为正式“执政”。孙中山乘兴而来，却遭此反戈一击，身心俱废，不久病死。段祺瑞以脚疾发作为借口，竟未参加孙的致祭。其心胸之窄，竟至如是!
段祺瑞的处境如此糟糕，徐树铮为此忧心忡忡。段就任“临时执政”时，委徐特以使名义出洋考察，访问英、德、法、意、美、俄等国。徐在外国常登台演讲，由于他风度翩翩且博学多才，于文学艺术亦有颇高造诣，洋人对其印象极佳。这正是段的本意，他除让徐远离是非外，还要培养徐的国际声望，以备大用。徐心知肚明，故在各国均着力表现，处处显示政治家的风范。但他在苏俄遇到了难题：俄国对中国素有野心，斯大林上台后更是变本加厉，对中国可谓处心积虑。他们见徐来访，乃用甜言蜜语加以笼络，企图使他成为冯玉祥第二，以增加赤化中国的资本。不料徐是一个爱国之人，何况他一旦知悉冯玉祥与苏俄勾结之事，早已作呕不已，又如何会甘为牛后？因此当时就断然予以拒绝。不料苏俄的信条竟是——不是同志，便是敌人，那么，徐树铮不死何待？
徐树铮与冯玉祥是一对冤家死对头。当初，被徐树铮杀害的北洋元老陆建章，便是冯玉祥的岳丈。陆被刺时，冯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段祺瑞为安其心，特升他为常德镇守使，授勋四位。冯则表现出了惊人的平静，不仅绝口不提此事，反而自告奋勇调往福建前线与军政府作战。实际上，冯的城府极深，他知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道理。1924年，他阵前倒戈，害苦了吴佩孚，取了北京，软禁了他的恩公曹锟。段祺瑞任执政后，冯的军队负责京畿的防务和治安，直接监控段的动向。段为人倔强，素来重英雄而轻小人，比如吴佩孚败走天津，段祺瑞就曾主动为他指点迷津，而吴佩孚也将自己的军械辎重留给段。而段祺瑞对冯玉祥绝无好感，因此在冯、奉出现矛盾时，他总是偏向奉系。久之，冯对段渐生厌憎，乃利用京城的治安大权，对段多加监守，使段如坐针毡。徐树铮在国外闻讯，十分焦急，他觉得段孤掌难鸣，自己必须回国襄助之。他自知身无一兵一卒，乃拟秘密联络张作霖和孙传芳，以共同倒冯。1925年夏，他从美国返回上海，即拜访张謇、孙传芳，商榷收拾山河之计，并致电段祺瑞，拟晋京拜见。段祺瑞深知局势险恶，极力反对他来北京，但徐树铮胆气豪壮，竟置之不理，终于北上不归之路。
徐树铮和冯玉祥是截然相反的两类人。冯玉祥深藏不露，貌似粗豪忠厚，实则心细如发，睚眦必报，反复无常，是历史上侯景、朱温那样的人物；徐树铮意气风发，看似白脸奸竖，实则磊落使才，胸无机心，事主以忠，有似于演义中的韩信、罗成。因此，徐树铮与冯玉祥结怨，是他最大的不幸。
他到北京见了段祺瑞，即口称老师，行跪拜大礼，段连忙回拜，二人相拥而泣。随后他告诉段祺瑞，关于制裁冯玉祥的办法，他已经和张作霖、孙传芳议妥。段自然心中暗喜，但是嘱咐徐要小心从事，不料徐极端托大，竟然在办公室里跟梁鸿志大声说道：“你可即草拟讨伐令，我们要对付冯玉祥了。”这些话被冯玉祥的探报听到，冯闻讯便开始策划暗杀计划。更要命的是：徐树铮离京返沪之日，有人在段祺瑞在办公桌上留了一张纸条，上写：“又铮万不可去，去必死。”段急令将纸条送徐，当时徐已登车待发，竟将纸条一笑置之。左右或劝他改乘汽车往天津走海路，徐自重其政府官员的身份，务求堂堂正正，竟仍乘火车启程。故徐难逃一死，也可说是咎由自取。
徐树铮并非毫无警觉，而是过于自信胆大。他去北京觐见段祺瑞，便刻意渲染自己“考察各国政治专使”的身份，待他离开北京，又自恃国家大员，认为冯玉祥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料，冯玉祥祭出了一个对中国人来说更为合情入理的法宝，即由陆建章之子陆承武参与刺杀，还天下以“替父报仇”的解释。当时，英日两国都不喜冯玉祥，冯为应对两国驻屯军的干涉，不惜动员其京畿驻军，并延请资深外交人士入幕。实际上，为了杀掉徐树铮，他已不遗余力。
1925年12月30日，徐的专车抵达廊坊。负责刺杀的张之江乃紧急布置，先使列车停在廊坊车站，又郑重邀徐下车面谈。徐当即拒绝道：“要公羁身，不便下车。若张师长有事相商，可上车面谈。”这时陆承武出现在车前，一边散发“报仇雪恨”的传单，一边高喊“杀人犯，杀人犯！警察快来！”张之江早已化装为二等兵模样，混在普通士兵中，挥手示意将徐树铮强行拉下车来，推到车站以东一百多米处，也即票房北角的台阶上，预伏在此的手熗营士兵一拥而上，将徐乱熗击毙。
徐树铮之死虽有血债血偿的因素，然对国家却是一大损失，尤其考虑到他在外蒙创立的巨大功勋，更令人感到乱世不恤功臣的悲哀，亦可反衬出冯玉祥与苏俄勾结的丑恶性质。徐当初离开库仑，是为了襄助段祺瑞对抗直系，此番回国，也是为了扶助段祺瑞渡过危局，其忠心可悯。他的惨遭横死，凸显出军阀混战的复杂性和危险性。
当初，段祺瑞手下有“四大金刚”，即靳云鹏、徐树铮、吴光新、傅良佐，其中尤以靳云鹏和徐树铮最为得力，可谓左膀右臂。但靳、徐向来不睦，自徐树铮组织安福系后，两人更势同水火，段祺瑞则倾向于徐树铮，于是靳云鹏日益倒向直系，加上傅良佐身败名裂，吴光新避居日本，段所能依赖者，其实仅剩徐树铮一人。如今徐既遇害，段祺瑞也就丧失了最后的政治资本，他之一蹶不振，是想当然耳的事情了。“三一八”事件，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七、亲日派？
段祺瑞再次息影津门，自称“正道居士”。他在须磨街的住宅尚未显鞍马冷落，因为不时还有策士说客前来说项，有的更是劝他复出，他也未始没有此意，但是一直没有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北洋的黄金时代随着他的下台已经过去，执掌北京政权的先是北洋的旁枝——奉系，不久，他当年想以武力征服的南方革命党人北伐到黄河流域，迫使奉系改旗异帜，在形式上统一了南北。自此，他东山再起的希望完全破灭。
好在，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勤奋的政治家。当初他任总长、总理或执政的时候，就保持着极其规律的作息规律。每天吃过早饭，就在书房里看公事，看完公事即赴其公署。中午回家吃饭，饭后午睡，醒后会客，客来除交谈外，也常对弈几局。下午除下棋外，也起诗社，王揖唐、曹纕蘅、梁鸿志等酬和最多，并自编有一部《正道居集》，同时他也参加过徐世昌的晚晴籎诗社。晚饭则常同棋友或诗友一起，乘兴继续切磋。膳毕则照例打麻将，一般八圈到十二圈，也不至于太晚。老朋友冯国璋、张勋等都是亲密的牌友，也有因会“打牌”而博得他的重用的，如傅良佐就被讥为“打牌打出的督军”。而督军团进京开会的时候，他家的牌局最为热闹，许多军政大事，都决定于牌局之上，这也是当时中国政治的一大特色！
由上可知，段祺瑞对公务是相当懒散的，好在有一个精力充沛又足智多谋的徐树铮做他的军师，否则，诸如府院之争那样繁琐的权力斗争，以及督军团会议那样的复杂人事，他是吃不消的。但是，他也没有太多的不良嗜好，麻将虽是一大弊事，但亦非通宵达旦；而围棋与诗社，则是传统士大夫的共同爱好。他对围棋非常痴迷，水平也很高，长子段宏业受他影响，棋艺堪称国手，曾得到过日本的段位。他还养了一批国手陪自己下棋，如易敬羲、张国英、刘有碧、汪云峰、顾水如等，但最为后人熟知的则是吴清源。1925年，吴清源由顾水如引见给段祺瑞，当时才11岁，不料首盘就把段杀得溃不成军，从此吴常出入段府，直到东渡日本。吴曾回忆道：段祺瑞最擅场的手法是打入对方，在对方的空地中活一小块，并自称为“在公园里搭建小房子”。日本在东北扶植满洲国时，他曾以棋喻事：“搭个小房子可以，据为己有就不行了。”他如此痴迷围棋，令徐树铮每有微词，认为他玩物丧志。至于他为什么喜欢围棋，可能是因为家乡合肥一带棋风甚盛，如他的父执辈刘铭传就是此道高手，并有棋谱流传至今，而李鸿章一族中也不乏围棋好手。
如今，他退隐津门，自然更有时间打点棋艺，生活也不会太过无聊。但是，不久后有了麻烦事，那便是日本人的拉拢。日酋土肥原一直想拉他出山，以在华北组织一个与南京国民政府对立的傀儡政权，被他断然拒绝。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又有日本人找到他，请他“调停”中日关系，有“就地停战”之语，他回答道：“我们在野之人，若要出面调停，说话就要有根据。以就地停战作为调停，恐非易事。当局若问到东三省，将如何答复？如今中国军队士气之高，不下于关东军。若说停战，也应由日军先停，因为是日军先开战的。”当时，他的旧部王揖唐企图为日本说他出山，被他疾言厉色斥道：“我是中国人，决不做汉奸傀儡，就是你自己也要好好想想，不要对不起祖宗、父母和子孙后代。”
日本人之所以倾力拉拢他，是因为他曾经是一个路人皆知的亲日派。早在袁世凯死后，他便已经迎合日本的“经济援华”政策，谋求所谓“中日亲善”。他之所以力主对德宣战，也是为了取得日本的借款。从1916年底开始，他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具体操作借款事宜，借得的款项名义上用于“经济开发”或“参加欧战”，实际上用于贯彻其“武力统一”政策。1918年5月，他又派徐树铮、王揖唐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军事协定》，规定日本可以在中国境内驻军，并可指挥中国军队。此一协定的签订与中国在外交上的失败，引发了“五四”运动，也加快了北洋系内部的分裂。不久，吴佩孚挥师北上，将他赶出了北京。四年后他东山再起，又与张作霖一道采取了亲日反苏的外交政策。
然而他就是一个天生的亲日派吗？当年袁世凯召集会议讨论日本人提出的《二十一条》，满堂文武或主张接受，或沉默不语，惟有他段祺瑞，虽然身已下野，却愤怒地通电各省，主张与日本决一死战。第二次府院之争时，一次冯国璋约见段祺瑞，问他为什么要向日本举债而打内战，将来如何偿还等等。段回答道：“政府经济拮据，入不敷出，处处缺钱，不举债怎么办？至于还债的问题，日本对我们如此，我们对日本也不过利用一时，谁还打算真还他呢？等我国强大起来，赖着不还便是！”
他在袁世凯时是赳赳武夫，到了冯国璋时反倒成了雌黄小儿。外债哪里可以不还？结合他后来抛出的《外崇国信宣言》来看，这不过是一席狡辩而已。他一意要以武力统一南北，攘外必先安内，无钱无饷，是决然做不到的。他的亲日并非出于对日本有多少感情，而是身为弱国总理（或“执政”）的无奈何之举。当时，国际上的几大势力在中国都有自己的代言人，英美较为接近冯国璋、徐世昌，而苏联支持孙中山、冯玉祥，那么，“亲日”这个最令国人厌恶的名头便只有由他段祺瑞来背了！
所以，他一旦身为布衣，便恢复了他赳赳武夫的血性。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抗日本人的拉拢，使他当年保定军校的弟子蒋介石大为担心。1933年1月19日，蒋介石派钱永铭迎他南下，22日抵达南京，蒋介石亲自到下关码头迎接，执弟子礼甚恭。次日，蒋又陪他拜谒了中山陵。之后，他谢绝了蒋介石提出的留居南京的建议，以探望女儿为名，赴上海定居。他买不起像样的私宅，只好寄寓在霞飞路的陈调元公馆，依旧吃素念佛，下棋作诗。南京政府每月供给他两万元家用，得以维持一大家子和一干部旧的生活。
他到南京之初，蒋介石便想籍他之口激励民众的士气。在记者面前，段祺瑞慷慨陈词：
“当此共赴国难之际，政府既有整个御侮方针和方法，无论朝野，皆应一致起为后援。瑞虽衰念，亦当勉从国人之后。”
几日后在上海，又一次面对记者，他说道：
“日本横暴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惟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备战，合力应付，则虽有十个日本，何足畏哉！”
此时的他，可何尝有一点“亲日”的样子呢？
他在上海依然冠盖云集，不惟蒋介石常来奉教，如章太炎等名流，亦常来府上拜谒。人虽驳杂，但他始终超然处之，有人劝他与杜月笙接洽，他不加理睬，也从未雇佣保镖。1935年，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然一直未就职。据说，蒋介石一度有意拥他为总统，自己任副总统，此说未必可信。
1934年春，他突患胃溃疡，经治疗后暂愈。随后由蒋介石安排赴庐山调养三个月，车马劳顿，身体转弱。1936年暑间，他因贪吃了几片西瓜，致腹泻数日。入秋后腹部又感不适，吐血便血，确诊为胃溃疡复发。这时，医生劝他开荤以增强体质，他说：“人可死，荤绝不能开！”10月下旬，李思浩自华北来，谈及长城内外国土日危，段祺瑞听后十分悲哀，病情转重，数日后即不治而逝。
他临终留下遗书，内讲“八勿”，忧国忧民之心，复兴中华之志，淋漓满纸，文曰：
“余年已七十余，一朝怛化，揆诸生寄死归之理，一切无所萦怀。惟我瞻四方，蹙国万里，民穷财尽，实所痛心……国虽危弱，必有复兴之望。复兴之道，亦至简单。勿因我见而轻启政争，勿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本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
他的葬礼依照佛教礼仪，当日上海下半旗致哀，各界显要纷来吊唁，挽联之中，亦可见当年仇敌的名字，如冯玉祥致联云：
“白发乡人空余涕泪，黄花晚节尚想功勋。”
而吴佩孚的挽联更佳：
“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奠国著奇功，大好河山归再造；时局至此，皆误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战，忧民成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勋。”
众人随其长子宏业的意见，移柩北上，暂厝于西山卧佛寺。段宏业在八宝山寻找坟地，但始终不能如意，遂一直拖延至日军进城。日军强行征用卧佛寺，段的遗体只好匆忙下葬在西郊一块普通坟地。50年代初，又移厝清河镇。1963年，其侄段宏纲和章士钊又为迁葬于北京万安公墓，章士钊为题写墓碑：“合肥段公芝泉之墓”。
日本人不仅令其死后都不得安生，且强行买走其后人在北京的房产，强行收购其子宏业任总经理的井陉煤矿。段祺瑞生前号称“亲日派”，日本人却对他如此凉薄，对世人而言，真是一个深刻的警戒！日本作为蕞尔岛国，哲学土壤贫瘠，只知唯力是视，趋利往来，全然不知攻城攻心之术，因此纵然带甲千万，也休想征服一寸土地！这样的国家，谩说中华哲学中的“王道”、“霸道”，就是“兵者诡道”都是谈不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