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雀与延卫
这绝对是一场悲剧，只因悲剧的制造者延卫不是我自己，于是无形中就淡化了悲剧的意义。那时我从未觉得延卫的行为是如何有违人类的天性，那血淋淋的屠杀至多让我紧闭双眼选择默默离去。
悲剧的发生地，我的家乡接官亭，本名接官村，但凡上点年纪的人偏要唤作“接官亭”.当年父亲出外打工，母亲让我给父亲写作，信封上一律落款为“接官亭”.我向母亲表达过我的怀疑，母亲说你不用管，让你怎么写就怎么写。这“亭”的秘密直到我去了县城读高中在新华书店翻查《安陆县志》才得以解开。原来接官村曾经是个驿站，专事接待过往官员，迎来送往久了，后人遂名之曰“接官亭”.接官亭其名，虽说奴性十足，但无论在官场还是商界，都曾出过不少的风云人物。但这不是此文的重点，我要讲述的重心是家乡的麻雀。
接官亭的麻雀之多如地上的尘埃，且如尘埃一般的卑微。可以说，麻雀是鸟类中绝对的平民。它没有孔雀亮丽的尾羽，也没有黄莺啼转的歌喉。它一年四季都披着那件残破的麻袍，永远不知疲倦地叽叽喳喳，因而没少招致人人的厌恶和咒骂。我不讨厌它的叫声，其实，换个角度换种心境，也可理解为“大珠小珠落玉盘”,别有一番亲切的韵味。麻雀个娇小敏捷，善飞却不能高翔，追求短距离的速度而忽略飞行的飘逸。燕子在天宇展翅滑翔的英姿永远与麻雀无缘，麻雀也毫不在意。它们把自己从一棵树抛掷到另一棵树上，或迅疾地坠落到空地上，或从空地上猛然窜起，“飞行”这个词语用在它们身上的确好像太奢侈，它们在空中一耸一耸的样子，让你觉得它们不仅是平民，而且更便个小丑。
它们与人类同为土地上的生灵，如撒落四方的草籽，卑微地栖息于这块土地之上，而不管这块土地是肥沃还是贫瘠。我想起苇岸的一首诗《麻雀》：
“它们很守诺言∕每次都醒在太阳前面∕它们起来得很早∕在半道上等候太阳∕最后一块儿上路∕它们仿佛是太阳的孩子∕每天在太阳身边玩耍∕它们习惯于睡前聚在一起∕把各自在外面见到的新鲜事情∕讲给大家听听∕由于不知什么是秩序∕它们给外人的印象∕好像争吵一样∕它们的肤色使我想到土地的颜色∕它们的家族∕一定同这土地一样古老∕它们是留鸟∕从出生起∕便不远离自己的村庄”
麻雀的灵魂在接官亭的土地里，它们与接官亭的人们同呼吸共命运。接官亭人既是它们的近邻也是它们的敌人。在我的家乡接官亭，人类的利己性与排他性，在对待飞禽走兽上显现无遗。麻雀曾被列入“四害”,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消灭麻雀的战争中，我的家乡接官亭以无可置疑的功绩屡屡受到上级的表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平反”后的麻雀在某日清晨齐聚接官亭低矮的天空，在朝晖中神谕般狂噪不息。
我要说说延卫了，这个悲剧的制造者，这个无数乡下小孩儿心目中的英雄，他的出生充满传奇色彩，据说一生下来就重达九斤。苏家以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将撑起苏家辉煌的远景，而且事实也表明延卫自小就显示出非同寻常的本领：六岁不到就会下河捕鱼，上树掏鸟，接官亭里最常见的麻雀很自然成为延卫的首选目标。“灭四害”那会儿，延卫十岁出头，可灭掉的麻雀位居全村乃至全大队榜首。接官亭的男人们不无妒意地说，狗日的！狗日的延卫以导乎常人的速度茁壮成长，嘴边毛茸茸如雨后的草甸子。接官亭的大姑娘小媳妇们觑空会往延卫裤裆里偷袭一把，笑骂道：想媳妇了吧！小小的延卫这时无师自通地回敬道：是啊，想你了，来吧！说完撒腿飞跑。
一次又一次地表彰让苏家上下十几口一天到晚脸上都堆满骄傲的神色。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历史出了意外，按我家乡人们的逻辑，谁也不会否认不念旧恶翻云覆雨的英雄将崛起于草莽之中。失去光环罩体的延卫对麻雀的痛恨延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那痛恨含蓄隐忍，在小孩们中间表现得尤为极端。他是孩子王，是说一不二的王，是唯我独尊的王。他在他的领地里肆意地发号施令，征服叛逆扫荡残余。在人们不再随意捕杀麻雀的岁月里，他以一己之力用加倍地疯狂袭击着这劫后余生的卑微生灵。
八六年的夏天，我目睹了麻雀众多悲剧中最惨忍的一幕。那天延卫从一处颓墙的洞里掏出一个麻雀窝，里面有一只母麻雀和几只幼雀。一群小孩簇拥着延卫，五岁的我也远远地跟着。延卫在他家屋后的空地上架上一锅开水，眼也不眨地把几只幼雀全倒进水里。几声凄厉的惨叫后，痉挛成一团团的通红的肉球在沸水上翻滚着。延卫阴阴地一笑，跟屁虫似的小孩拍着掌，满怀渴望地仰视着他们的英雄，因为延卫答应过要给他们每人一只煮熟的麻雀，味道鲜美的野味在物质贫乏的年代里对小孩无疑有着莫大的诱惑。我确信我当时闭上了眼睛，可又忍不住用眼角的余光窥视这一切。我的手在颤抖，我忘不了延卫投来的鄙夷的一瞥，若不是碍于我父亲的名望，事情绝不会这么简单。我父亲当时在接官亭乃至整个接官乡都有相当的名声。所有的标语，包括乡政府大院的标牌都是出自我父亲之手，我父亲还是十里八乡里唯一的电影放映员，自然成为乡里人尊敬的人物。延卫蔑视接官亭的男人，却唯独对我父亲存有三分惧意。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悲剧在继续。轮到那只母麻雀了。延卫用棉线把一枚成年人大拇指般粗的爆竹捆缚在麻雀腹部，点燃引线，然后将麻雀放飞。逃生的欲望瞬间化成悲剧的高潮。半空中一声巨响，麻雀在空中消失了，零散的灰褐色鸟羽如肮脏的雪片缓缓飘落，星星点点的血迹似一群群丑陋的红蚂蚁在地上蠕动着。悲剧的高潮以震撼人心的力量让所有的小孩张大了黑洞洞的嘴巴，继而发出“哦”的欢呼声，整齐得让整个接官亭都飘浮着血淋淋的味道。多年后，我搜遍记忆的角角落落，也无法寻得一星半点关于那之后的情形。我不知道后来我是如何回到家里的，我只知道自那以后，我总是羞于同任何鸟儿对视，那些绿豆大的小眼里干净得令我无地自容。前年有次与同事去一农庄吃饭，其中一盘菜刚上桌，好酒的同事纷纷举箸大嚼，滋滋有声，我一问才知是爆炒麻雀肉。那一刻，我忍不住跑到洗手间呕吐了一番……
延卫所制造的有关麻雀的悲剧直到九几年才结束。不甘寂寞的延卫，豪情万丈的延卫，雄心勃勃的延卫，随着打工的浪潮涌到深圳，三年后又回到接官亭。直到闪烁的警车将他戴上锃亮的铐子押上警车绝尘而去，我才从大人们口中得知延卫是在一个无星亦无月的晚上悄悄摸回家的，回家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没想到还是走漏了消息。据说延卫在深圳耐不住打工的辛苦，与别人一道“勒富婆”,致人死命。
延卫走了，扔下他老婆和儿子。他儿子苏伟比我小三岁，麻雀般瘦弱伶仃，看人的眼神也总是畏畏缩缩躲躲闪闪的。延卫的老婆，一个妩媚又强悍的女人，在延卫走后的半个年头就将麻雀般的儿子丢给家里两个老人，她踏上南下的火车，去了延卫去过的深圳……
一个曾经风光无限的英雄般的男人与一个妩媚又强悍的女人的结合，在乡间本来就是一个富有暧昧色彩的传奇。有人说延卫在他洞房花烛夜的那个晚上，将一布袋的麻雀放飞在他狭小的新房里。在纷飞的毛羽里，在迷乱的聒噪里，延卫与他老婆一次又一次地攀上快乐的巅峰。翌日清晨，延卫炖了所有的麻雀，与他老婆将一口铁锅吃了个底朝天。有人在他家屋后的阴沟里发现一堆毛羽和卫生纸，一律沾满血污……这个故事在接官亭人隐秘的口口相传里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晨曦中，接官亭青石板的街道上泛着清冷的光，延卫的儿子苏伟晃荡着细瘦的躯体，拿根长长的竹竿驱赶着门前的麻雀。这些麻雀整排整排地兀立在五线谱似的高压线上，无数个细小的脑袋齐刷刷地对着苏家紧闭的大门。它们似是有意戏耍苏伟，散了聚，聚了散，末了留下一地灰白色的粪便。延卫的儿子曾目露凶光地大喊：“狗日的麻雀，老子让你们断子绝孙！”麻雀们英勇不屈，以罕见的无畏成就了鸟类的传奇。没有延卫的苏家被笼罩在灰褐色的浓云里，终年不散。因缘果报，冥冥之中似乎真有天意，万物有灵并非虚妄。
多年后，麻雀的家族依然活跃在接官亭的土地上，而延卫的儿子苏伟却不见了踪影；我父亲说，去了深圳，这小子混了黑道，别看他身体精瘦，心眼儿却鬼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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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发生地，我的家乡接官亭，本名接官村，但凡上点年纪的人偏要唤作“接官亭”.当年父亲出外打工，母亲让我给父亲写作，信封上一律落款为“接官亭”.我向母亲表达过我的怀疑，母亲说你不用管，让你怎么写就怎么写。这“亭”的秘密直到我去了县城读高中在新华书店翻查《安陆县志》才得以解开。原来接官村曾经是个驿站，专事接待过往官员，迎来送往久了，后人遂名之曰“接官亭”.接官亭其名，虽说奴性十足，但无论在官场还是商界，都曾出过不少的风云人物。但这不是此文的重点，我要讲述的重心是家乡的麻雀。
接官亭的麻雀之多如地上的尘埃，且如尘埃一般的卑微。可以说，麻雀是鸟类中绝对的平民。它没有孔雀亮丽的尾羽，也没有黄莺啼转的歌喉。它一年四季都披着那件残破的麻袍，永远不知疲倦地叽叽喳喳，因而没少招致人人的厌恶和咒骂。我不讨厌它的叫声，其实，换个角度换种心境，也可理解为“大珠小珠落玉盘”,别有一番亲切的韵味。麻雀个娇小敏捷，善飞却不能高翔，追求短距离的速度而忽略飞行的飘逸。燕子在天宇展翅滑翔的英姿永远与麻雀无缘，麻雀也毫不在意。它们把自己从一棵树抛掷到另一棵树上，或迅疾地坠落到空地上，或从空地上猛然窜起，“飞行”这个词语用在它们身上的确好像太奢侈，它们在空中一耸一耸的样子，让你觉得它们不仅是平民，而且更便个小丑。
它们与人类同为土地上的生灵，如撒落四方的草籽，卑微地栖息于这块土地之上，而不管这块土地是肥沃还是贫瘠。我想起苇岸的一首诗《麻雀》：
“它们很守诺言∕每次都醒在太阳前面∕它们起来得很早∕在半道上等候太阳∕最后一块儿上路∕它们仿佛是太阳的孩子∕每天在太阳身边玩耍∕它们习惯于睡前聚在一起∕把各自在外面见到的新鲜事情∕讲给大家听听∕由于不知什么是秩序∕它们给外人的印象∕好像争吵一样∕它们的肤色使我想到土地的颜色∕它们的家族∕一定同这土地一样古老∕它们是留鸟∕从出生起∕便不远离自己的村庄”
麻雀的灵魂在接官亭的土地里，它们与接官亭的人们同呼吸共命运。接官亭人既是它们的近邻也是它们的敌人。在我的家乡接官亭，人类的利己性与排他性，在对待飞禽走兽上显现无遗。麻雀曾被列入“四害”,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消灭麻雀的战争中，我的家乡接官亭以无可置疑的功绩屡屡受到上级的表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平反”后的麻雀在某日清晨齐聚接官亭低矮的天空，在朝晖中神谕般狂噪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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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年的夏天，我目睹了麻雀众多悲剧中最惨忍的一幕。那天延卫从一处颓墙的洞里掏出一个麻雀窝，里面有一只母麻雀和几只幼雀。一群小孩簇拥着延卫，五岁的我也远远地跟着。延卫在他家屋后的空地上架上一锅开水，眼也不眨地把几只幼雀全倒进水里。几声凄厉的惨叫后，痉挛成一团团的通红的肉球在沸水上翻滚着。延卫阴阴地一笑，跟屁虫似的小孩拍着掌，满怀渴望地仰视着他们的英雄，因为延卫答应过要给他们每人一只煮熟的麻雀，味道鲜美的野味在物质贫乏的年代里对小孩无疑有着莫大的诱惑。我确信我当时闭上了眼睛，可又忍不住用眼角的余光窥视这一切。我的手在颤抖，我忘不了延卫投来的鄙夷的一瞥，若不是碍于我父亲的名望，事情绝不会这么简单。我父亲当时在接官亭乃至整个接官乡都有相当的名声。所有的标语，包括乡政府大院的标牌都是出自我父亲之手，我父亲还是十里八乡里唯一的电影放映员，自然成为乡里人尊敬的人物。延卫蔑视接官亭的男人，却唯独对我父亲存有三分惧意。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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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中，接官亭青石板的街道上泛着清冷的光，延卫的儿子苏伟晃荡着细瘦的躯体，拿根长长的竹竿驱赶着门前的麻雀。这些麻雀整排整排地兀立在五线谱似的高压线上，无数个细小的脑袋齐刷刷地对着苏家紧闭的大门。它们似是有意戏耍苏伟，散了聚，聚了散，末了留下一地灰白色的粪便。延卫的儿子曾目露凶光地大喊：“狗日的麻雀，老子让你们断子绝孙！”麻雀们英勇不屈，以罕见的无畏成就了鸟类的传奇。没有延卫的苏家被笼罩在灰褐色的浓云里，终年不散。因缘果报，冥冥之中似乎真有天意，万物有灵并非虚妄。
多年后，麻雀的家族依然活跃在接官亭的土地上，而延卫的儿子苏伟却不见了踪影；我父亲说，去了深圳，这小子混了黑道，别看他身体精瘦，心眼儿却鬼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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