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是灭掉明朝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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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ign=center]腐儒们是如何掐灭明王朝最后那点火焰的？[/align][/b]
大明王朝在中国的历史上呆了二百七十多年。很多人认为它的灭亡和太监有关，不是有“十万太监灭明朝”的说法吗，难道说真是这些不男不女的人就能把一个国家灭亡？这未免有点欺负弱势群体之嫌，没过说这话的人们主要针对的是历史上大名赫赫的魏忠贤这个太监头子，其实这也有点言过其实，魏忠贤再厉害，他也是皇帝手下的一个奴才，他的命运自始至终无法逃出皇帝的手掌，最后不是在崇祯上台后畏罪自杀了吗？那就是皇帝的过错了吧，当然在过去的时代，皇帝对一个国家负的责任应该是最大的，但皇帝毕竟是一个人，他还得任用大臣来帮助自己，这样说来大臣们也不能不对国家的灭亡负责，在明朝知识分子们是大臣的主体，他们对国家的灭亡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明朝最终是在崇祯手上灭亡的，崇祯据说是整个明朝最勤政的皇帝，他也确实干过几起似乎很得人心的大事，诸如崇祯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干掉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似乎一下子廓清了整个国家的政治迷雾，国家大有复兴之气象。其实不然，肃清阉党、皇帝勤政、后来国家西北的荒年、东北满清的强大等都是明朝灭亡的表面现象，其实明朝灭亡的根子是那帮每天叨叨不休的知识分子----东林党。
查阅一下历史我们会发现，崇祯哥哥天启皇帝在位的时候，尽管不喜欢上朝，只顾玩自己的木匠活，但国家基本还是稳定的，有名的民变只有一次，就是苏州的那一次，五人墓碑记记载的就是那件事。而崇祯帝即位后没几年，天下直接造反的人就多了去了，有名的人太多了，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什么闯王、闯将、闯塌天等无奇不有。这固然和荒年有关，但国家政府干什么去了，地方和朝廷的官员死绝了吗？不是你们这帮腐儒都个个是治世的能臣吗？咋一个荒年就激起了无数的农民起义了呢？
这时就要问了，为什么天启帝在世时魏忠贤乱政那么厉害人民却不造反，而崇祯后期却那么多人造反？要知道，天启帝是个天才木匠，只喜欢鼓捣那些锯子、斧头、凿子之类的东西，国家朝政他不喜欢，把一大堆事情就交给所谓的阉党首领魏忠贤去办。而崇祯却是不贪财，不好色，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衣服上还打的补丁的这么一个具有光辉形象的好皇帝。这一对比我们还真能看出点罅隙。皇帝再好下面的大臣都给你拆台，你是无法好起来的。皇帝再没出息，下面的人兢兢业业地为你负责，国家也坏不到那里去。
魏忠贤贪不贪？贪！但是魏忠贤贪还是办事的，大家都知道万历朝张居正时工商业得以迅猛发展，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魏忠贤上台的一项政策就是收工商税，而且是大力收工商税，为什么要收？因为国家没钱，当时辽东后金那一帮子闹腾的正欢，边防和军队每天都在烧钱，魏忠贤通过大力征收工商税使得边防的钱有了着落，而且天启的时候国库的钱还是逐步增加的。
而魏忠贤倒台后，东林党上台了。什么是东林党？就是当时江南那些读书人。江南是当时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地方，东林党为了自己的利益，不让皇帝收工商税，每当皇帝说没钱要征税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朝廷焉能与民争利”之类的话，举一个例子：天启帝的时候江南光茶税一项就有20万两进账，而崇祯帝的时候连十万两都收不上来。那么不征工商税打仗的钱哪里来？这一笔钱就只能算在农民的头上了，而且东林党还取消了矿税。所谓煤老板不交税，资本家不交税，每年守着一亩三分地的面朝黄土背朝天苦不堪言的穷老百姓却是连年加税，老百姓自己都要饿死了，你还不停从他的碗里抢食？就说中国百姓好管理，也不能这样吧。为了减少财政开支，东林党这帮哥们还把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的财政饭碗夺了，让他们彻底下岗，诸如取消了各地的驿馆，这就使得很多人丢掉了衣食无忧的饭碗，其中这里面就涌现出了明王朝最伟大的掘墓人-----李自成。
所以你看为什么天启帝苏州发生民变，而陕西那里的穷苦之地却没有，因为苏州那边的人有很多资本家，魏忠贤的政策已经触犯了他们的利益，而且你看五人墓碑记里面有几个人就是商人。陕西那边，魏忠贤没有加那些农民的税。有饭吃谁去造反？
有人可能会说，崇祯那是运气不好，国家遇到了大灾难。可历史上的哪朝哪代没有灾难？为什么天启帝的时候没人反，到了崇祯帝的时候造反的人那么多？好，就算是退一万步说，当连年遭灾农业大幅度减产，农民连自己肚皮都无法填饱的时候，为什么朝廷还是往农民头上加税，却不收资本家的税，不收矿老板税？这种中国特色的逻辑也太有点婊子的味道了吧。
也许有人说东林党清廉啊，从不妥协啊，为国尽忠啊什么的，东林党真的清廉？清朝入关的时候钱谦益家的钱连满人都为之瞠目，这是怎么回事，这难道不和我们现在的那些贪官一样，在官位上的时候，他们永远是最廉洁的，只有百姓才会贪污呢。你说东林党这些官员们为国尽忠？从不妥协？可就是因为他们的那种不妥协的臭面子才使得明朝丧失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当时杨昌嗣说攘外必先安内，先和后金谈判，尽全力把流寇剿灭了再说，然后这一帮子东林党人说什么“天朝安能屈服于蛮夷”之类的话，把自己标榜的高高在上。可当李自成攻入北京的时候，崇祯帝撞钟召集百官，这些家伙们跑得踪影皆无。一个也没有到场。而唯一一个陪在崇祯帝身边的人，就是为我们世人所不齿的太监！
研究明史的当年明月说过，崇祯时候的大臣有两种，一种是混蛋，一种是王八蛋，魏忠贤在位的时候东北的关宁防线得以组建，孙承宗，袁崇焕，满桂，祖大寿等被委以重用，魏忠贤死后，孙承宗被罢，袁崇焕被杀，祖大寿投降了满清。
历史是人写的，写史书的人不用说本来就是读书人，就算他们想尊重历史但那也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把握，更何况只要是人做的事里面本身就渗透了自己的主观感情。所以就算是写史书的人把魏忠贤写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混蛋，但明朝起码不是亡在他手上的，就算是你把东林党吹的那么伟大，但明朝就是亡在他们手上。不论你怎么吹，事实是不能被改变的，明眼的人一看就知。
崇祯曾经在自杀的前五天，派人秘密重新安葬了魏忠贤，在临死之前叹息说：“朕不是亡国之君，大臣却是亡国之臣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从他悲怆的语调中，我们也许能够感觉到点什么吧。
[align=center][b]魏忠贤其实是明朝很有魄力的忠臣[/b][/align]
只要是统治者把首都定在北京，河北的肃宁就会成为太监的出产之地。原因不外乎是：一、这个地方距离北京比较近；二，这个地方比较穷，许多人家的孩子为了活命被迫当太监；三，一旦有人因为做太监而发迹，自然会引起周围人的效仿。效仿者既多，门路越来越通畅，自然就形成了规模。
中国历史上的顶级太监魏忠贤就产自这里。但他和一般人家的子弟做太监有所不同，那就是他在二十二岁已经娶妻生女后才净身做了太监。
魏忠贤在进宫前做太监前连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人称魏四，可见他们家境的普通。但他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那就是喜欢赌博。据史书记载他的自阉出于一次赌博失意，在输的精光之后，还欠下了一屁股赌债，债主们几乎踏破了他们家门，最后躲也躲不了，还为此多次挨打。在被逼无奈走投无路之下，他一狠心割掉了裤裆的二两肉，做出了破釜沉舟的举动，要向皇帝的后宫进军了。
然而，这个决心不是说下就能下的。这个选择之艰难不言而喻。做了太监，丧失的不仅仅是那二两肉，还有一个人的根本自尊和尘世幸福。对一个正常人来说，这是可以想像出来的最大耻辱了。同时，是否能进宫也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净了身也不一定能当上太监。
在整个明朝，太监人数之多，创了历史纪录。高峰时是十万人，直到明亡，留在宫中的太监仍有七万之众。然而，如此庞大的数目，仍然满足不了那些想做太监者的就业需求。还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净了身的男子无法进入皇宫，被迫沦为“无名白”（也就是净过了身却没门子进宫的人）。
据说在魏忠贤的时代，流落在京城的无名白有一万多人。这些人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在京城各寺院附设的浴池里专门为太监们擦澡，地位仅强于乞丐，收入十分可怜，糊口而已。然而这个工作只能容纳几千人,剩下的大多数无名白只有参加死乞强夺的丐阉团伙。
但魏忠贤似乎没那么傻，他先是打听到进宫的门路，和专管招收太监的吴公公搭上了线。然后才净了身，可知道了门路不等于就能进去。最后他几乎把自己以及父母、哥哥的家产全部卖掉，甚至连自己的女儿都被当做童养媳被卖了，才勉强凑够了吴公公要的钱，在吴公公的帮助下。万历十七年腊月十四日，他终于赶住了那一年最后一次招聘——宫里需要一个倒马桶的人，在所有待选者里，他凭借着魁梧的身材，灵便的手脚，成了那一拨几十个人里惟一一个入选者。
那些传说中锦衣玉食的太监，都是宫中位高权重的祖宗辈的，他们分别是太监最高领袖司礼监掌印太监以及他的助手提督东厂太监。稍下一点，是司礼监的各位秉笔、随堂太监，各监、司、局等处的掌印太监，还有在皇帝周围直接照顾皇帝生活的高级太监。然而，这些人在十万太监中不过总共数十人而已。
居于中层的太监也有数千人，他们在各种内官岗位上或多或少地掌握着一些权力，比如宫中各种物资的采购呀，出宫办事时的勒索呀，这点权力足够他们捞到相当可观的油水，过上普通官僚的生活。可是到了魏四这一层的，那可多了何止是成千上万，他们的工作不外乎是跟班、抬轿、巡夜、洒扫、看门、倒马桶等，这些太监正像我们普天下的劳苦大众一样不但挣的钱少，工作负担还重，此外还得看上司的眼色。
在宫中的太监要想飞黄腾达需要有三个条件，一是识文断字，二是富于心机，三是有强烈的野心。正统年间声名显赫的大太监王振，是最典型的代表。此人本是一个穷酸书生，但权欲大到了变态的程度，在下层官场混迹九年也没有混出名堂，索性孤注一掷，自阉入宫，当了东宫太子讲读，也就是太子的启蒙老师。在这个职务上，他兢兢业业，谦恭自守，做得非常出色，很快取得了太子的信任。当太子登极之后，他自然成了宫中的最高太监，从此用足心机，大权尽揽，占尽天下风光。
而这三条魏四无一具备。进了宫，魏四被安了个新名字，叫李进忠。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早起倒马桶，其余时间则无所事事。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十几年后，他才勉强脱离底层太监行列，做了东宫王才人和皇长孙的伙食管理员，一年也能有个百十两银子的油水，此时他已经三十大几了。又熬了十几年一直到他五十二岁才达到了自己的人生巅峰。
万历皇帝其实一直不喜欢这位阴差阳错生下来的东宫太子。因此，太子在宫中没什么地位，连皇帝身边的太监都可以随便欺负他。如果没有群臣的坚决反对，太子早就被从储位上赶下来了。太子尚且如此，太子的儿子则前途更加莫测，当时一些侍候才人和皇孙的太监经常抱怨前途无望。
然而，李进忠的与众不同之处在这个时候开始体现出来了。因为他是刚刚从底层太监中脱身出来的，对现在的地位非常满意，自然也就对主子感激涕零，所以他对王才人与小皇孙，不管他们有没有前途，他都有一种出于本性的狗一样的忠诚与依恋，以至于在宫中很有些忠心耿耿的口碑。才人一高兴，就让他恢复了本姓，改名叫魏进忠。
小皇孙刚刚懂事，就跟在魏进忠屁股后头玩，很久以前与女儿生离死别了的魏进忠，对这个自己看着长大的孩子，也有着异乎寻常的感情。明宫的规矩，后妃从不亲自抚养婴儿，皇子是在奶妈、太监和宫女们的照顾下长大的。这些人都来自社会底层，对自己所侍奉的主子千方百计投其所好，也把市井文化的低俗、现实、狭隘、目光短浅潜移默化地传给了他。在这些人中长大的小皇孙，更像一个在乡村中长大的被惯坏了的野孩子，对自己的直系亲属，对朝中的大臣，都谈不上有什么感情，却惟独对身边的这些人感情深厚，宛如家人父子。
皇孙最热爱、最依恋的，是自己的奶妈客氏。真正的母爱，是客氏给予他的。十六岁时，他还和奶妈住在一起。就是在他当了皇帝之后，按惯例，奶妈不能居住在大内了，可是客氏才出宫两天，他竟然“思念流涕，至日旰不御食”，只好又不顾群臣的反对，把奶妈接了进来。自此之后，备极荣宠，风光不在太后之下。
在魏忠贤等太监的影响下，十分自然，这个后来成为明熹宗的孩子“不好静坐读书”，而是好动，爱热闹。他喜武，爱看锣鼓喧天的武戏，也爱自己舞刀弄熗，更喜欢骑马射猎。少年之后，他又对木匠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显示出了杰出的工艺天赋。他能自己设计精巧的玩具，“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创机，启闭灌输，或涌泄如喷珠，或澌流如瀑布……皆出人意表”。他常常带着几个太监“朝夕营造”，“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
在他骑马射箭或者运斤成风的时候，总有一个身躯高大的人跟在身边，那就是魏进忠。小皇孙骑马射箭是他手把手教出来的，做木匠活的时候，魏进忠也是最得力的下手。常年的耳鬓厮磨，这一老一小之间形成了一种说不清楚的亦主亦仆，亦亲亦友的关系。
可谁也想不到的是这个小皇孙，也有如日中天的时候，他爷爷万历皇帝死后，父亲才做了一个月的皇帝就驾鹤西游去了。他自然晋级为皇帝。明朝宫廷中，流行着一种对食的习俗，也就是相好的太监与宫女组合成类似正常人的家庭。皇帝奶妈客氏原本是和太监魏朝对食，此人和魏进忠是不错的朋友，能力很强。皇帝登基之后，被提拔为乾清宫管事并兼管兵仗局印，事务繁多。而魏进忠管理伙食，与客氏接触很多，时间一长，两人就产生了感情。有一次魏进忠正与客氏亲热，被突然回来的魏朝撞见，两人当即吵骂起来，惊动了皇帝。皇帝不管二魏谁对谁错，他关心的只是奶妈的幸福。他问奶妈说：“客奶，尔只说尔处心要着谁替尔管事，我替尔断。”客氏也是个敢作敢当之辈，在大庭广众之下与多年的“夫妻”魏朝恩断义绝，毫不犹豫地把手指向了魏进忠。当年的客氏刚满四十，正是丰韵犹存，而魏进忠已经是五十有三的老头。
和客氏成为了对食后是魏进忠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客氏的亲信就是皇帝的亲信，从此，他成了皇帝最信任的太监。
与对木匠活的强烈兴趣相比，刚刚登基的天启帝对政治十分厌恶，繁重的政务对他来说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折磨。他自幼生长在清冷的东宫，没见过什么世面。因此，在上朝的时候，他总是显得羞涩、笨拙。他急需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来替他处理这些麻烦，好让他一心一意回后宫玩耍。这一重任，阴差阳错而又顺理成章地落到了老太监魏进忠身上。这个不识字的太监被任命为司礼监秉笔，职责是代替皇帝批答奏折。
为一个对政治没有兴趣的皇帝批奏折，就意味着掌握了帝国的所有权力。
此时，魏进忠的第一个举动，是改名字。他给自己改名叫魏忠贤，表字完吾。
这意味着魏进忠充分意识到了自己角色的转换：以前，他不过是皇帝的家奴，进忠足矣。而今，他已成了当朝秉政，要开始治理国家大事了，忠之外，还必须要贤，也就是具备不凡的政治才能。因此，他需要尽快完善自己。
在命运的屡次打击下，魏忠贤自觉带上了“傻子”的面具。他承受不了自尊心的压力，只好选择了逃避。然而，自尊心是扼杀不掉的，它只能暂时被麻醉被压制。压制越大，聚集的反作用力就越大。它时刻在魏忠贤心里蠢蠢欲动。
现在，这一天终于来了。在机会面前，魏忠贤表现出他果断敢为的本色。作为司礼监秉笔，虽然一字不识，但他有他的办法：他让别人替他讲解奏折，把艰深的古文翻成浅显的白话，然后，发号施令，再让人把他的命令翻成文言，用朱笔书写在奏折上。通过这样一个繁杂的过程，他把自己的个性毫不犹豫地写进了大明帝国的政治史。以致于当朝的大臣有人说天下只知道魏忠贤，不知道有皇帝。但熹宗非常信任他，因为他知道魏忠贤对自己是最忠诚可靠的人，只有魏忠贤才能给自己把好帝国的大门。
魏忠贤掌握了帝国的命运后，就开始触犯了所谓的东林党，东林党处处想置魏忠贤于死地，一怒之下魏忠贤以皇帝为后盾开始对反对者的重拳出击行动，最后把东林党打得死去活来，以至于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们纷纷改弦易辙倒向魏忠贤，这样更在朝廷形成了一个阉党集团。魏忠贤风光了六七年后，熹宗去世，熹宗临终前特别告诉弟弟崇祯皇帝说，魏忠贤值得信任，可以和他商量国家大事。但崇祯架不住东林党的叫嚣，为了能够很好地团结所谓的士大夫们，崇祯雷厉风行地除掉了魏忠贤，但十七年之后，大明王朝还是坍塌了。崇祯上吊的前五天特地派人把魏忠贤重新安葬，临死之前感叹，我不是亡国之君，大臣却是误国之臣啊。以此我们大约能看出他对魏忠贤的评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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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ign=center]腐儒们是如何掐灭明王朝最后那点火焰的？[/align][/b]
大明王朝在中国的历史上呆了二百七十多年。很多人认为它的灭亡和太监有关，不是有“十万太监灭明朝”的说法吗，难道说真是这些不男不女的人就能把一个国家灭亡？这未免有点欺负弱势群体之嫌，没过说这话的人们主要针对的是历史上大名赫赫的魏忠贤这个太监头子，其实这也有点言过其实，魏忠贤再厉害，他也是皇帝手下的一个奴才，他的命运自始至终无法逃出皇帝的手掌，最后不是在崇祯上台后畏罪自杀了吗？那就是皇帝的过错了吧，当然在过去的时代，皇帝对一个国家负的责任应该是最大的，但皇帝毕竟是一个人，他还得任用大臣来帮助自己，这样说来大臣们也不能不对国家的灭亡负责，在明朝知识分子们是大臣的主体，他们对国家的灭亡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明朝最终是在崇祯手上灭亡的，崇祯据说是整个明朝最勤政的皇帝，他也确实干过几起似乎很得人心的大事，诸如崇祯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干掉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似乎一下子廓清了整个国家的政治迷雾，国家大有复兴之气象。其实不然，肃清阉党、皇帝勤政、后来国家西北的荒年、东北满清的强大等都是明朝灭亡的表面现象，其实明朝灭亡的根子是那帮每天叨叨不休的知识分子----东林党。
查阅一下历史我们会发现，崇祯哥哥天启皇帝在位的时候，尽管不喜欢上朝，只顾玩自己的木匠活，但国家基本还是稳定的，有名的民变只有一次，就是苏州的那一次，五人墓碑记记载的就是那件事。而崇祯帝即位后没几年，天下直接造反的人就多了去了，有名的人太多了，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什么闯王、闯将、闯塌天等无奇不有。这固然和荒年有关，但国家政府干什么去了，地方和朝廷的官员死绝了吗？不是你们这帮腐儒都个个是治世的能臣吗？咋一个荒年就激起了无数的农民起义了呢？
这时就要问了，为什么天启帝在世时魏忠贤乱政那么厉害人民却不造反，而崇祯后期却那么多人造反？要知道，天启帝是个天才木匠，只喜欢鼓捣那些锯子、斧头、凿子之类的东西，国家朝政他不喜欢，把一大堆事情就交给所谓的阉党首领魏忠贤去办。而崇祯却是不贪财，不好色，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衣服上还打的补丁的这么一个具有光辉形象的好皇帝。这一对比我们还真能看出点罅隙。皇帝再好下面的大臣都给你拆台，你是无法好起来的。皇帝再没出息，下面的人兢兢业业地为你负责，国家也坏不到那里去。
魏忠贤贪不贪？贪！但是魏忠贤贪还是办事的，大家都知道万历朝张居正时工商业得以迅猛发展，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魏忠贤上台的一项政策就是收工商税，而且是大力收工商税，为什么要收？因为国家没钱，当时辽东后金那一帮子闹腾的正欢，边防和军队每天都在烧钱，魏忠贤通过大力征收工商税使得边防的钱有了着落，而且天启的时候国库的钱还是逐步增加的。
而魏忠贤倒台后，东林党上台了。什么是东林党？就是当时江南那些读书人。江南是当时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地方，东林党为了自己的利益，不让皇帝收工商税，每当皇帝说没钱要征税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朝廷焉能与民争利”之类的话，举一个例子：天启帝的时候江南光茶税一项就有20万两进账，而崇祯帝的时候连十万两都收不上来。那么不征工商税打仗的钱哪里来？这一笔钱就只能算在农民的头上了，而且东林党还取消了矿税。所谓煤老板不交税，资本家不交税，每年守着一亩三分地的面朝黄土背朝天苦不堪言的穷老百姓却是连年加税，老百姓自己都要饿死了，你还不停从他的碗里抢食？就说中国百姓好管理，也不能这样吧。为了减少财政开支，东林党这帮哥们还把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的财政饭碗夺了，让他们彻底下岗，诸如取消了各地的驿馆，这就使得很多人丢掉了衣食无忧的饭碗，其中这里面就涌现出了明王朝最伟大的掘墓人-----李自成。
所以你看为什么天启帝苏州发生民变，而陕西那里的穷苦之地却没有，因为苏州那边的人有很多资本家，魏忠贤的政策已经触犯了他们的利益，而且你看五人墓碑记里面有几个人就是商人。陕西那边，魏忠贤没有加那些农民的税。有饭吃谁去造反？
有人可能会说，崇祯那是运气不好，国家遇到了大灾难。可历史上的哪朝哪代没有灾难？为什么天启帝的时候没人反，到了崇祯帝的时候造反的人那么多？好，就算是退一万步说，当连年遭灾农业大幅度减产，农民连自己肚皮都无法填饱的时候，为什么朝廷还是往农民头上加税，却不收资本家的税，不收矿老板税？这种中国特色的逻辑也太有点婊子的味道了吧。
也许有人说东林党清廉啊，从不妥协啊，为国尽忠啊什么的，东林党真的清廉？清朝入关的时候钱谦益家的钱连满人都为之瞠目，这是怎么回事，这难道不和我们现在的那些贪官一样，在官位上的时候，他们永远是最廉洁的，只有百姓才会贪污呢。你说东林党这些官员们为国尽忠？从不妥协？可就是因为他们的那种不妥协的臭面子才使得明朝丧失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当时杨昌嗣说攘外必先安内，先和后金谈判，尽全力把流寇剿灭了再说，然后这一帮子东林党人说什么“天朝安能屈服于蛮夷”之类的话，把自己标榜的高高在上。可当李自成攻入北京的时候，崇祯帝撞钟召集百官，这些家伙们跑得踪影皆无。一个也没有到场。而唯一一个陪在崇祯帝身边的人，就是为我们世人所不齿的太监！
研究明史的当年明月说过，崇祯时候的大臣有两种，一种是混蛋，一种是王八蛋，魏忠贤在位的时候东北的关宁防线得以组建，孙承宗，袁崇焕，满桂，祖大寿等被委以重用，魏忠贤死后，孙承宗被罢，袁崇焕被杀，祖大寿投降了满清。
历史是人写的，写史书的人不用说本来就是读书人，就算他们想尊重历史但那也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把握，更何况只要是人做的事里面本身就渗透了自己的主观感情。所以就算是写史书的人把魏忠贤写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混蛋，但明朝起码不是亡在他手上的，就算是你把东林党吹的那么伟大，但明朝就是亡在他们手上。不论你怎么吹，事实是不能被改变的，明眼的人一看就知。
崇祯曾经在自杀的前五天，派人秘密重新安葬了魏忠贤，在临死之前叹息说：“朕不是亡国之君，大臣却是亡国之臣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从他悲怆的语调中，我们也许能够感觉到点什么吧。
[align=center][b]魏忠贤其实是明朝很有魄力的忠臣[/b][/align]
只要是统治者把首都定在北京，河北的肃宁就会成为太监的出产之地。原因不外乎是：一、这个地方距离北京比较近；二，这个地方比较穷，许多人家的孩子为了活命被迫当太监；三，一旦有人因为做太监而发迹，自然会引起周围人的效仿。效仿者既多，门路越来越通畅，自然就形成了规模。
中国历史上的顶级太监魏忠贤就产自这里。但他和一般人家的子弟做太监有所不同，那就是他在二十二岁已经娶妻生女后才净身做了太监。
魏忠贤在进宫前做太监前连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人称魏四，可见他们家境的普通。但他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那就是喜欢赌博。据史书记载他的自阉出于一次赌博失意，在输的精光之后，还欠下了一屁股赌债，债主们几乎踏破了他们家门，最后躲也躲不了，还为此多次挨打。在被逼无奈走投无路之下，他一狠心割掉了裤裆的二两肉，做出了破釜沉舟的举动，要向皇帝的后宫进军了。
然而，这个决心不是说下就能下的。这个选择之艰难不言而喻。做了太监，丧失的不仅仅是那二两肉，还有一个人的根本自尊和尘世幸福。对一个正常人来说，这是可以想像出来的最大耻辱了。同时，是否能进宫也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净了身也不一定能当上太监。
在整个明朝，太监人数之多，创了历史纪录。高峰时是十万人，直到明亡，留在宫中的太监仍有七万之众。然而，如此庞大的数目，仍然满足不了那些想做太监者的就业需求。还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净了身的男子无法进入皇宫，被迫沦为“无名白”（也就是净过了身却没门子进宫的人）。
据说在魏忠贤的时代，流落在京城的无名白有一万多人。这些人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在京城各寺院附设的浴池里专门为太监们擦澡，地位仅强于乞丐，收入十分可怜，糊口而已。然而这个工作只能容纳几千人,剩下的大多数无名白只有参加死乞强夺的丐阉团伙。
但魏忠贤似乎没那么傻，他先是打听到进宫的门路，和专管招收太监的吴公公搭上了线。然后才净了身，可知道了门路不等于就能进去。最后他几乎把自己以及父母、哥哥的家产全部卖掉，甚至连自己的女儿都被当做童养媳被卖了，才勉强凑够了吴公公要的钱，在吴公公的帮助下。万历十七年腊月十四日，他终于赶住了那一年最后一次招聘——宫里需要一个倒马桶的人，在所有待选者里，他凭借着魁梧的身材，灵便的手脚，成了那一拨几十个人里惟一一个入选者。
那些传说中锦衣玉食的太监，都是宫中位高权重的祖宗辈的，他们分别是太监最高领袖司礼监掌印太监以及他的助手提督东厂太监。稍下一点，是司礼监的各位秉笔、随堂太监，各监、司、局等处的掌印太监，还有在皇帝周围直接照顾皇帝生活的高级太监。然而，这些人在十万太监中不过总共数十人而已。
居于中层的太监也有数千人，他们在各种内官岗位上或多或少地掌握着一些权力，比如宫中各种物资的采购呀，出宫办事时的勒索呀，这点权力足够他们捞到相当可观的油水，过上普通官僚的生活。可是到了魏四这一层的，那可多了何止是成千上万，他们的工作不外乎是跟班、抬轿、巡夜、洒扫、看门、倒马桶等，这些太监正像我们普天下的劳苦大众一样不但挣的钱少，工作负担还重，此外还得看上司的眼色。
在宫中的太监要想飞黄腾达需要有三个条件，一是识文断字，二是富于心机，三是有强烈的野心。正统年间声名显赫的大太监王振，是最典型的代表。此人本是一个穷酸书生，但权欲大到了变态的程度，在下层官场混迹九年也没有混出名堂，索性孤注一掷，自阉入宫，当了东宫太子讲读，也就是太子的启蒙老师。在这个职务上，他兢兢业业，谦恭自守，做得非常出色，很快取得了太子的信任。当太子登极之后，他自然成了宫中的最高太监，从此用足心机，大权尽揽，占尽天下风光。
而这三条魏四无一具备。进了宫，魏四被安了个新名字，叫李进忠。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早起倒马桶，其余时间则无所事事。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十几年后，他才勉强脱离底层太监行列，做了东宫王才人和皇长孙的伙食管理员，一年也能有个百十两银子的油水，此时他已经三十大几了。又熬了十几年一直到他五十二岁才达到了自己的人生巅峰。
万历皇帝其实一直不喜欢这位阴差阳错生下来的东宫太子。因此，太子在宫中没什么地位，连皇帝身边的太监都可以随便欺负他。如果没有群臣的坚决反对，太子早就被从储位上赶下来了。太子尚且如此，太子的儿子则前途更加莫测，当时一些侍候才人和皇孙的太监经常抱怨前途无望。
然而，李进忠的与众不同之处在这个时候开始体现出来了。因为他是刚刚从底层太监中脱身出来的，对现在的地位非常满意，自然也就对主子感激涕零，所以他对王才人与小皇孙，不管他们有没有前途，他都有一种出于本性的狗一样的忠诚与依恋，以至于在宫中很有些忠心耿耿的口碑。才人一高兴，就让他恢复了本姓，改名叫魏进忠。
小皇孙刚刚懂事，就跟在魏进忠屁股后头玩，很久以前与女儿生离死别了的魏进忠，对这个自己看着长大的孩子，也有着异乎寻常的感情。明宫的规矩，后妃从不亲自抚养婴儿，皇子是在奶妈、太监和宫女们的照顾下长大的。这些人都来自社会底层，对自己所侍奉的主子千方百计投其所好，也把市井文化的低俗、现实、狭隘、目光短浅潜移默化地传给了他。在这些人中长大的小皇孙，更像一个在乡村中长大的被惯坏了的野孩子，对自己的直系亲属，对朝中的大臣，都谈不上有什么感情，却惟独对身边的这些人感情深厚，宛如家人父子。
皇孙最热爱、最依恋的，是自己的奶妈客氏。真正的母爱，是客氏给予他的。十六岁时，他还和奶妈住在一起。就是在他当了皇帝之后，按惯例，奶妈不能居住在大内了，可是客氏才出宫两天，他竟然“思念流涕，至日旰不御食”，只好又不顾群臣的反对，把奶妈接了进来。自此之后，备极荣宠，风光不在太后之下。
在魏忠贤等太监的影响下，十分自然，这个后来成为明熹宗的孩子“不好静坐读书”，而是好动，爱热闹。他喜武，爱看锣鼓喧天的武戏，也爱自己舞刀弄熗，更喜欢骑马射猎。少年之后，他又对木匠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显示出了杰出的工艺天赋。他能自己设计精巧的玩具，“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创机，启闭灌输，或涌泄如喷珠，或澌流如瀑布……皆出人意表”。他常常带着几个太监“朝夕营造”，“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
在他骑马射箭或者运斤成风的时候，总有一个身躯高大的人跟在身边，那就是魏进忠。小皇孙骑马射箭是他手把手教出来的，做木匠活的时候，魏进忠也是最得力的下手。常年的耳鬓厮磨，这一老一小之间形成了一种说不清楚的亦主亦仆，亦亲亦友的关系。
可谁也想不到的是这个小皇孙，也有如日中天的时候，他爷爷万历皇帝死后，父亲才做了一个月的皇帝就驾鹤西游去了。他自然晋级为皇帝。明朝宫廷中，流行着一种对食的习俗，也就是相好的太监与宫女组合成类似正常人的家庭。皇帝奶妈客氏原本是和太监魏朝对食，此人和魏进忠是不错的朋友，能力很强。皇帝登基之后，被提拔为乾清宫管事并兼管兵仗局印，事务繁多。而魏进忠管理伙食，与客氏接触很多，时间一长，两人就产生了感情。有一次魏进忠正与客氏亲热，被突然回来的魏朝撞见，两人当即吵骂起来，惊动了皇帝。皇帝不管二魏谁对谁错，他关心的只是奶妈的幸福。他问奶妈说：“客奶，尔只说尔处心要着谁替尔管事，我替尔断。”客氏也是个敢作敢当之辈，在大庭广众之下与多年的“夫妻”魏朝恩断义绝，毫不犹豫地把手指向了魏进忠。当年的客氏刚满四十，正是丰韵犹存，而魏进忠已经是五十有三的老头。
和客氏成为了对食后是魏进忠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客氏的亲信就是皇帝的亲信，从此，他成了皇帝最信任的太监。
与对木匠活的强烈兴趣相比，刚刚登基的天启帝对政治十分厌恶，繁重的政务对他来说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折磨。他自幼生长在清冷的东宫，没见过什么世面。因此，在上朝的时候，他总是显得羞涩、笨拙。他急需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来替他处理这些麻烦，好让他一心一意回后宫玩耍。这一重任，阴差阳错而又顺理成章地落到了老太监魏进忠身上。这个不识字的太监被任命为司礼监秉笔，职责是代替皇帝批答奏折。
为一个对政治没有兴趣的皇帝批奏折，就意味着掌握了帝国的所有权力。
此时，魏进忠的第一个举动，是改名字。他给自己改名叫魏忠贤，表字完吾。
这意味着魏进忠充分意识到了自己角色的转换：以前，他不过是皇帝的家奴，进忠足矣。而今，他已成了当朝秉政，要开始治理国家大事了，忠之外，还必须要贤，也就是具备不凡的政治才能。因此，他需要尽快完善自己。
在命运的屡次打击下，魏忠贤自觉带上了“傻子”的面具。他承受不了自尊心的压力，只好选择了逃避。然而，自尊心是扼杀不掉的，它只能暂时被麻醉被压制。压制越大，聚集的反作用力就越大。它时刻在魏忠贤心里蠢蠢欲动。
现在，这一天终于来了。在机会面前，魏忠贤表现出他果断敢为的本色。作为司礼监秉笔，虽然一字不识，但他有他的办法：他让别人替他讲解奏折，把艰深的古文翻成浅显的白话，然后，发号施令，再让人把他的命令翻成文言，用朱笔书写在奏折上。通过这样一个繁杂的过程，他把自己的个性毫不犹豫地写进了大明帝国的政治史。以致于当朝的大臣有人说天下只知道魏忠贤，不知道有皇帝。但熹宗非常信任他，因为他知道魏忠贤对自己是最忠诚可靠的人，只有魏忠贤才能给自己把好帝国的大门。
魏忠贤掌握了帝国的命运后，就开始触犯了所谓的东林党，东林党处处想置魏忠贤于死地，一怒之下魏忠贤以皇帝为后盾开始对反对者的重拳出击行动，最后把东林党打得死去活来，以至于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们纷纷改弦易辙倒向魏忠贤，这样更在朝廷形成了一个阉党集团。魏忠贤风光了六七年后，熹宗去世，熹宗临终前特别告诉弟弟崇祯皇帝说，魏忠贤值得信任，可以和他商量国家大事。但崇祯架不住东林党的叫嚣，为了能够很好地团结所谓的士大夫们，崇祯雷厉风行地除掉了魏忠贤，但十七年之后，大明王朝还是坍塌了。崇祯上吊的前五天特地派人把魏忠贤重新安葬，临死之前感叹，我不是亡国之君，大臣却是误国之臣啊。以此我们大约能看出他对魏忠贤的评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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