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著”由来已久？错了
[b][align=center][attachment=11639338]
1949年之前，没有“四大名著”之说[/align][/b]
在中国，用“四大名著”指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文学常识了。鲜为人知的是，这个常识从建立到流传，至今不过数十年而已。
古人有把若干个人或若干部作品放在一起，冠上一个总称的习惯。比如明朝时，王世贞将《史记》《庄子》《水浒传》《西厢记》列为所谓“宇宙四大奇书”，冯梦龙又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称为“四大奇书”。到了清朝，金圣叹评“天下六大才子书”，包括《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研究白话文学史的胡适则说，“吾国第一流小说，古唯《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四部……”这几种说法中，没有一个同时列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部书。
简言之，1949年前，并没有“四大名著”这一说法。
[align=center][b]1949-1966年，四本书印数很大，但仍没有“四大名著”的说法[/b][/align]
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由冯雪峰任社长、总编辑。他上任之初，提出四项出版计划，其中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及民间文艺”。随后，配有出版前言、注释条目，并由沈尹默题写书名的《水浒（七十回本）》（1952年9月）、《三国演义》（1953年11月）、《红楼梦》（1953年12月）、《西游记》（1954年6月）相继问世。
在《水浒》出版后，“《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各大学、中学、报馆、图书馆、研究所，甚至一些演剧队都纷纷邀请该书的责任编辑聂绀弩去做报告，北京旧书摊上早曾廉价抛售的古旧小说，价钱顿时提高了，人们普遍议论，‘看来共产党还是需要过去的文化的’。仅仅《水浒传》一书的出版，就改变了社会上对古代文化遗产的糊涂观念……”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的短评，名为《庆贺<水浒>的重新出版》。
这几本书在当时能点校刊印，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1953年7月，在中科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组的会议上，郑振铎转达周扬的指示：“及早把最流行的小说如《三国演义》《金瓶梅》等，全面地介绍出来，即重新出版。”但《金瓶梅》直至1985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点校版。《金瓶梅》被冷落，与毛泽东的态度有关，如其所说，“《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
依照相关统计，1949年10月—1966年4月，《水浒》印了267万册、《三国演义》印了646万册，《西游记》印了379万册，《红楼梦》印了284万册，是当时古典文学类图书中印量最大的几种。④由此可见，这几部古典小说的出版，在当时确实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b][align=center]“文革”期间，这四本书被特许出版，渐有“四大著作”之称[/align][/b]
至“文革”爆发，图书出版被严重影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部古典小说也在封存和不允许发之列。针对这种不正常的出版状况，1971年7月，周恩来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做出批示，“有的地方把封存的图书都烧了，我看烧的结果就是后悔，应该选择一些旧的书籍给青少年批判阅读，使他们知道历史是怎么发展来的……把《鲁迅全集》和《红楼梦》《水浒》等古典名著封起来干什么？这不是滑稽得很吗……有些旧书可以重印，图书馆应该清理、开放。”在这里，周恩来提到《水浒传》和《红楼梦》时，使用了“古典名著”这个词。
得到风声的沈从文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如今年能度过夏秋三关，到四史印出发行时，和传说廿八种旧书解禁中《三国》《水浒》《西游记》《红楼梦》四大著作，为加点新注解供编注参考，倒比较近于实事求是。”沈从文将这几本书称为“四大著作”，与“四大名著”的说法已比较接近。
不久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央要求各地书店投放《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以显示中国图书市场的繁荣。然而，此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新华书店总共只存有这四部书3800多部，不敷使用。于是中央通知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将这些书向尼克松将要访问的北京、上海、杭州分别投放1000部、700部、400部，其他15个城市各发20—50部，并规定“只卖给外国人，不供应国内读者”。
这种做法引起了一些不好的反响。周恩来指示：“马上通知上海、杭州，不能那样办，那样办是错误的。如果没摆出来就不要摆了，已摆出来，卖光算了。”这几部小说随即重印，至1972年4月，《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印了20万部公开发行；到年底，这四部书共计印137万部；1973年，《红楼梦》又加印50万部，依旧供不应求。1972年以来，内地还从海外进口了大量古旧书籍。以“四大著作”为例，仅1973年春节后半个月就邮寄6909部；1973年10月12日—20日邮寄11190部。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要求，对《水浒传》“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15日凌晨，国家出版局就收到姚文元传达的指示，很快北京、上海等各地，出版了大量各版本的《水浒传》。由于“书荒”的原因，“四大名著”几乎成了人们的必读书。在“1978—1984年期间对个人影响最大的书”的调查结果中，位列前三名的是《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排在第五名。
[b][align=center]及至80年代，“四大名著”的说法才流传开来[/align][/b]
上世纪80年代，“四大名著”的说法已经流传开来，如1981年出版的郑国铨等编著《文学理论》一书中，说到“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将纷纭繁复的生活事件……组织在一个完整的大厦之中。”1983年红旗杂志文艺部编的《论文艺与群众》中，收有一篇署名田丁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论》，说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所以成为古典文学四大名著，同它们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是分不开的。”
使用“四大名著”名义出版这几本小说，则是90年代以来的文化现象，较早的有《漫画四大名著》（长征出版社，1995年）、《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合订珍藏本）》（海天出版社，1996年）等。进入21世纪，在名字上加冠“四大名著”的书，从小说丛书到研究论著，就更是汗牛充栋了。
简而言之，“四大名著”这一说法是1949年后，伴随着《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几部书的大范围传播，才逐渐出现并深入人心的。也就是说，这几本书被称为“四大名著”，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古典小说中水平最高的作品，只不过是因为种种原因，它们的读者最多，而约定俗成罢了。
1949年之前，没有“四大名著”之说[/align][/b]
在中国，用“四大名著”指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文学常识了。鲜为人知的是，这个常识从建立到流传，至今不过数十年而已。
古人有把若干个人或若干部作品放在一起，冠上一个总称的习惯。比如明朝时，王世贞将《史记》《庄子》《水浒传》《西厢记》列为所谓“宇宙四大奇书”，冯梦龙又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称为“四大奇书”。到了清朝，金圣叹评“天下六大才子书”，包括《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研究白话文学史的胡适则说，“吾国第一流小说，古唯《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四部……”这几种说法中，没有一个同时列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部书。
简言之，1949年前，并没有“四大名著”这一说法。
[align=center][b]1949-1966年，四本书印数很大，但仍没有“四大名著”的说法[/b][/align]
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由冯雪峰任社长、总编辑。他上任之初，提出四项出版计划，其中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及民间文艺”。随后，配有出版前言、注释条目，并由沈尹默题写书名的《水浒（七十回本）》（1952年9月）、《三国演义》（1953年11月）、《红楼梦》（1953年12月）、《西游记》（1954年6月）相继问世。
在《水浒》出版后，“《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各大学、中学、报馆、图书馆、研究所，甚至一些演剧队都纷纷邀请该书的责任编辑聂绀弩去做报告，北京旧书摊上早曾廉价抛售的古旧小说，价钱顿时提高了，人们普遍议论，‘看来共产党还是需要过去的文化的’。仅仅《水浒传》一书的出版，就改变了社会上对古代文化遗产的糊涂观念……”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的短评，名为《庆贺<水浒>的重新出版》。
这几本书在当时能点校刊印，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1953年7月，在中科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组的会议上，郑振铎转达周扬的指示：“及早把最流行的小说如《三国演义》《金瓶梅》等，全面地介绍出来，即重新出版。”但《金瓶梅》直至1985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点校版。《金瓶梅》被冷落，与毛泽东的态度有关，如其所说，“《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
依照相关统计，1949年10月—1966年4月，《水浒》印了267万册、《三国演义》印了646万册，《西游记》印了379万册，《红楼梦》印了284万册，是当时古典文学类图书中印量最大的几种。④由此可见，这几部古典小说的出版，在当时确实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b][align=center]“文革”期间，这四本书被特许出版，渐有“四大著作”之称[/align][/b]
至“文革”爆发，图书出版被严重影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部古典小说也在封存和不允许发之列。针对这种不正常的出版状况，1971年7月，周恩来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做出批示，“有的地方把封存的图书都烧了，我看烧的结果就是后悔，应该选择一些旧的书籍给青少年批判阅读，使他们知道历史是怎么发展来的……把《鲁迅全集》和《红楼梦》《水浒》等古典名著封起来干什么？这不是滑稽得很吗……有些旧书可以重印，图书馆应该清理、开放。”在这里，周恩来提到《水浒传》和《红楼梦》时，使用了“古典名著”这个词。
得到风声的沈从文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如今年能度过夏秋三关，到四史印出发行时，和传说廿八种旧书解禁中《三国》《水浒》《西游记》《红楼梦》四大著作，为加点新注解供编注参考，倒比较近于实事求是。”沈从文将这几本书称为“四大著作”，与“四大名著”的说法已比较接近。
不久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央要求各地书店投放《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以显示中国图书市场的繁荣。然而，此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新华书店总共只存有这四部书3800多部，不敷使用。于是中央通知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将这些书向尼克松将要访问的北京、上海、杭州分别投放1000部、700部、400部，其他15个城市各发20—50部，并规定“只卖给外国人，不供应国内读者”。
这种做法引起了一些不好的反响。周恩来指示：“马上通知上海、杭州，不能那样办，那样办是错误的。如果没摆出来就不要摆了，已摆出来，卖光算了。”这几部小说随即重印，至1972年4月，《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印了20万部公开发行；到年底，这四部书共计印137万部；1973年，《红楼梦》又加印50万部，依旧供不应求。1972年以来，内地还从海外进口了大量古旧书籍。以“四大著作”为例，仅1973年春节后半个月就邮寄6909部；1973年10月12日—20日邮寄11190部。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要求，对《水浒传》“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15日凌晨，国家出版局就收到姚文元传达的指示，很快北京、上海等各地，出版了大量各版本的《水浒传》。由于“书荒”的原因，“四大名著”几乎成了人们的必读书。在“1978—1984年期间对个人影响最大的书”的调查结果中，位列前三名的是《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排在第五名。
[b][align=center]及至80年代，“四大名著”的说法才流传开来[/align][/b]
上世纪80年代，“四大名著”的说法已经流传开来，如1981年出版的郑国铨等编著《文学理论》一书中，说到“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将纷纭繁复的生活事件……组织在一个完整的大厦之中。”1983年红旗杂志文艺部编的《论文艺与群众》中，收有一篇署名田丁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论》，说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所以成为古典文学四大名著，同它们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是分不开的。”
使用“四大名著”名义出版这几本小说，则是90年代以来的文化现象，较早的有《漫画四大名著》（长征出版社，1995年）、《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合订珍藏本）》（海天出版社，1996年）等。进入21世纪，在名字上加冠“四大名著”的书，从小说丛书到研究论著，就更是汗牛充栋了。
简而言之，“四大名著”这一说法是1949年后，伴随着《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几部书的大范围传播，才逐渐出现并深入人心的。也就是说，这几本书被称为“四大名著”，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古典小说中水平最高的作品，只不过是因为种种原因，它们的读者最多，而约定俗成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