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汾之学 ——不放河汾声价倒，太平有策莫轻题
[align=center][table=500,#ffffff,#76923c,5][tr][td] 河汾之学是隋末大儒王通在河汾之间讲学的活动，这个讲学活动对后来的贞观之治有着直接的影响。
王通，隋河东郡龙门县万春乡（今山西万荣县通化乡）人，生于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其家世代以儒学传家。文帝仁寿元年（601），王通十八岁，举秀才高第，次年，授蜀州司户，辞不就官。仁寿三年，王通至长安（今陕西西安），见隋文帝，上《太平十二策》，文帝大悦，而公卿不悦，故不得用，遂赋《东征之歌》而归。王通亲见隋政已坏，不可救药，因此守道不仕，躬耕自养。王通隐居河汾十馀年间，续修六经，讲学授业，门弟子数百人。讲学之地点，一是龙门县万春乡，一是龙门县北黄颊山。史称隋道衰，文中子之教兴于河汾之间。隋室四度征召，王通始终不仕。王通一生的志事，是面对人文传统失落已久，隋朝政治腐败暴虐的现实，毅然奋起，承当起为千载以上往圣继绝学，以道德文化扭转现实政治，为千载以下生民开太平的历史文化使命。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五月十五日甲子，王通遘疾终于龙门县万春乡甘泽里第，终年三十四岁。门人考行，取《周易•坤卦•象辞》“黄裳元吉，文在中也”之义，谥之为文中子。
王通所续六经已佚，但王通与弟子对话录《文中子中说》，则流传至今。
王通河汾之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主要贡献，是重新发明了失落已久的先秦儒家的人性本善、人性平等的人性思想，和民本民贵君轻、君权有限合法性、君臣关系相对性的政治思想，扭转了汉儒以来性善恶混及人性三等说、屈民伸君说、君权神授说、尊君卑臣说的歧出；重新发明和发展了先秦儒家的依据道创造历史新运的自作天命的政治思想；重新发明和发展了先秦儒家的道高于君的道统思想。河汾之学开启了唐代中叶和宋代的新儒学。
王通面对隋末暴政，特别提出了先秦儒家的革命思想。《中说•述史篇》记载：“子赞《易》，至于《革》，叹曰：‘可矣，其孰能为此哉？’至初九，曰：‘吾当之矣，又安行乎？’”王通不仅表彰先秦儒家的革命思想，而且准备亲自担当使天下有道的时代使命。王通的遗愿，是由他的弟子和他的学说来实现了。
王通门人及问学者，参与唐初开国创业及达成贞观之治并作出杰出贡献，文献确实可考者，有薛收、魏徵、陈叔达、杜淹等人。其中，薛收在政治、军事上为唐初开国创业和开贞观谏议风气之先，作出杰出贡献，陈叔达、杜淹、魏徵皆是贞观时期之宰相。魏徵对达成贞观之治，作出决定性贡献。在贞观君臣决定唐朝政治方向是采取儒家民本仁政，还是采取法家高压统治的辩论决策中，魏徵所依据的由王通重新发明的先秦儒家人性思想，发生了决定性作用。在整个贞观之治中，贞观君臣在儒家君权有限合法性、君臣关系相对性思想上，达成了一致共识。此为汉代政治史上所未有。可以说，河汾之学重新发明了失落已久的先秦儒家人性思想和政治思想，贞观之治则大体落实了河汾之学重新发明的先秦儒家人性思想和政治思想。就贞观之治的文化品质而论，可以说，唐源流出于河汾。
在中国历史上，一种良好的学说，落实到一代良好的政治，河汾之学与贞观之治之关系，是最佳典范。
王通之弟王绩，王通之孙王勃，都是唐代著名文学家。王绩独立正直的人品，为唐代诗人树立了一个典范。王绩的诗歌，是唐诗优秀的开端。王勃名列“初唐四杰”之首，王勃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至今脍炙人口。从王通到王绩、王勃，河汾王氏为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td][/tr][/table][/align]
王通，隋河东郡龙门县万春乡（今山西万荣县通化乡）人，生于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其家世代以儒学传家。文帝仁寿元年（601），王通十八岁，举秀才高第，次年，授蜀州司户，辞不就官。仁寿三年，王通至长安（今陕西西安），见隋文帝，上《太平十二策》，文帝大悦，而公卿不悦，故不得用，遂赋《东征之歌》而归。王通亲见隋政已坏，不可救药，因此守道不仕，躬耕自养。王通隐居河汾十馀年间，续修六经，讲学授业，门弟子数百人。讲学之地点，一是龙门县万春乡，一是龙门县北黄颊山。史称隋道衰，文中子之教兴于河汾之间。隋室四度征召，王通始终不仕。王通一生的志事，是面对人文传统失落已久，隋朝政治腐败暴虐的现实，毅然奋起，承当起为千载以上往圣继绝学，以道德文化扭转现实政治，为千载以下生民开太平的历史文化使命。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五月十五日甲子，王通遘疾终于龙门县万春乡甘泽里第，终年三十四岁。门人考行，取《周易•坤卦•象辞》“黄裳元吉，文在中也”之义，谥之为文中子。
王通所续六经已佚，但王通与弟子对话录《文中子中说》，则流传至今。
王通河汾之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主要贡献，是重新发明了失落已久的先秦儒家的人性本善、人性平等的人性思想，和民本民贵君轻、君权有限合法性、君臣关系相对性的政治思想，扭转了汉儒以来性善恶混及人性三等说、屈民伸君说、君权神授说、尊君卑臣说的歧出；重新发明和发展了先秦儒家的依据道创造历史新运的自作天命的政治思想；重新发明和发展了先秦儒家的道高于君的道统思想。河汾之学开启了唐代中叶和宋代的新儒学。
王通面对隋末暴政，特别提出了先秦儒家的革命思想。《中说•述史篇》记载：“子赞《易》，至于《革》，叹曰：‘可矣，其孰能为此哉？’至初九，曰：‘吾当之矣，又安行乎？’”王通不仅表彰先秦儒家的革命思想，而且准备亲自担当使天下有道的时代使命。王通的遗愿，是由他的弟子和他的学说来实现了。
王通门人及问学者，参与唐初开国创业及达成贞观之治并作出杰出贡献，文献确实可考者，有薛收、魏徵、陈叔达、杜淹等人。其中，薛收在政治、军事上为唐初开国创业和开贞观谏议风气之先，作出杰出贡献，陈叔达、杜淹、魏徵皆是贞观时期之宰相。魏徵对达成贞观之治，作出决定性贡献。在贞观君臣决定唐朝政治方向是采取儒家民本仁政，还是采取法家高压统治的辩论决策中，魏徵所依据的由王通重新发明的先秦儒家人性思想，发生了决定性作用。在整个贞观之治中，贞观君臣在儒家君权有限合法性、君臣关系相对性思想上，达成了一致共识。此为汉代政治史上所未有。可以说，河汾之学重新发明了失落已久的先秦儒家人性思想和政治思想，贞观之治则大体落实了河汾之学重新发明的先秦儒家人性思想和政治思想。就贞观之治的文化品质而论，可以说，唐源流出于河汾。
在中国历史上，一种良好的学说，落实到一代良好的政治，河汾之学与贞观之治之关系，是最佳典范。
王通之弟王绩，王通之孙王勃，都是唐代著名文学家。王绩独立正直的人品，为唐代诗人树立了一个典范。王绩的诗歌，是唐诗优秀的开端。王勃名列“初唐四杰”之首，王勃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至今脍炙人口。从王通到王绩、王勃，河汾王氏为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td][/tr][/table][/alig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