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锅，中国近古之神器
作者：管夕茂 来源：《读者·校园版》
铁锅，当今日常生活用品，物美价廉，据说还有促进健康饮食之功效，深受大众喜爱，在正常人眼里算不上什么“炫富”利器。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如今这个并不起眼的黑黢黢的家伙，在明清时期却一度成为影响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关系的神器，牵动过一场场血雨腥风，不知有多少“一口铁锅引发的血案”。
中国古代，锅一般被称为镬或者釜，宋代之前铁制的锅绝少。镬与鼎类似，多为铜器;釜则常与甑合用，以陶器居多。这类古代炊具——更确切一点可以称之为煮具——并不能用来翻炒。所以直至铁锅出现，才真正有了“炒菜”这门技术，因此可以说，铁锅的出现促进了中国烹饪技术飞跃式的发展。
就目前所知，铁锅是在宋代逐渐普及并流行开来的。两宋饮食文化之发达，极可能有赖于此。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般而言中原王朝都会掌握着先进的冶铁技术，周边少数民族往往难以望其项背。但是在北宋时期的情况比较特殊，当时北方契丹族的冶铁及锻造技术非常发达。
之后中原易主，蒙古族统治中国，以征服者的姿态享受胜利果实，并未觉察到铁锅需求这一隐患。直到蒙古政权崩塌、明朝建立，已经遁回北方草原的蒙古民族才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掌握冶铁技术，此后不得不从中原王朝“进口”作为生活必需品的铁锅。而另一方面，明朝政府忌惮蒙古民族强悍的战斗力，生怕出口的铁锅被炼成武器造成遗患，转而将其纳入战略资源的范畴，称之为“锅釜重器”，严格限制其出境。《大明会典》明文规定：“铁锅并硝黄钢铁俱行严禁，市场定于大同镇，每年一市，每市不过二日。”一方强烈需求，一方百般限制，于是，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斗智斗勇，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的外交大戏。
话分两头，先说求锅心切的少数民族。限制铁锅出境，确实造成了他们生活的不便。以蒙古为例，史载其“生锅破坏，百计补漏，用之不得已，至以皮贮水煮肉为食”。如此缺锅的生活，可以说是苦不堪言。
此种情况之下，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其一，服软，进贡马匹等物请求明朝政府允许铁锅交易。但由于审批程序的烦琐，往往缓不济急。其二，来硬的，直接掳掠抢锅。史载：“铁锅乃虏所急者”，因而吐蕃、蒙古等“虏行寇钞，必以得锅为奇”。铁锅在此成了绝对的抢手货。想想那些一骑绝尘的骑兵头顶铁锅呼啸而去的场面，也是让人啼笑皆非。
回过头来再说中原王朝一方，其实明朝政府对少数民族的铁锅需求心知肚明，也知道“若彼有必得之心，我坚执不与”，其必会狗急跳墙，率众攻抢，还明知自己根本无法阻挡。有鉴于此，有大臣就提出了“以铁锅换和平”的设想。
但是明朝政府就是绕不开这个弯子，一直纠结于担忧少数民族铸造武器的这个点上。一些大臣也煞费苦心，颇下了一番功夫去研究各种锅的类型和性能，希望能找到一种既能满足其日常需求，又不能铸造武器的两全其美之锅。最后还真有人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
简言之，报告最后相中的是广东所产之锅，即所谓“广锅”。原因是“广锅生铁不受炒炼”，而且“毁则不可复为兵”。即仅可以用来蒸煮，不能翻炒，刚好契合蒙古等少数民族煮食的习惯，更为关键的是广锅很难再被炼成武器，这是明朝政府最为关心的一点。此外，明朝政府还考虑过铜锅甚至砂锅，例如有的大臣就坚决主张给予铜锅，原因在于铜锅虽贵，却“不可为兵”。其实少数民族拒绝铜锅，完全是因为铜锅价格太高且质量又差，况且明朝政府根本无法承担铜锅的铸造费用。至于砂锅，大家都懂的，除了煲汤熬药，没有人会拿来当主锅使用，而且易碎。所以，最终都被否定了。
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少数民族似乎根本就未曾想过要拿铁锅铸炼武器，据熟知内情的大臣报告：“虏中锅漏则补塞充煮，破裂即随地抛弃，原不知炒炼。”可见，明朝政府在这一点上确实是想多了。
限制铁锅交易，衍生出来的另一个让明朝政府头疼的问题，就是走私。物以稀为贵，禁令愈严，就愈会有人铤而走险。边境军民，特别是军职子弟和守备官员诱于厚利，往往知法犯法，令家人将铁锅等物品私自带出，与少数民族进行私下交易。明朝政府虽长期奉行朝贡贸易和海禁政策，也制定了严惩条例，但都无法杜绝此类走私行为。
一直到清朝初期，海禁政策与前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如“迁海令”），甚至连废铁都不能私自运出境。但奇怪的是，清朝政府对铁锅贸易最初却并未上心，直到雍正年间清政府被自己统计出来的一组数据所震惊，方才下令“禁止洋船贩卖铁锅”，“尤严粤东所产铁锅”（《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连明朝政府曾默许的广锅也被严格控制了。
根据《大清会典则例》，当时有人将雍正七年至九年（1729年——1731年）的官府册表记录加以统计，得出以下数据：外国商船来购买铁锅，每艘船少者在一百连到三百连，多者在五百连到一千连，每连重十六公斤左右，如此算来，一船五百连的话就有八千公斤铁，一千连则有一万六千公斤铁。
清政府大概有点被震蒙的感觉，认为“每年出洋之铁为数甚多，诚有关系”，所以决定按照废铁条例一律严禁，贩卖铁锅的相关人等照废铁出洋例治罪。而根据《大清律例》，将废铁偷运出境者，五千公斤以下者杖一百，徒刑三年，五千公斤以上者充军，如果是偷卖给外国或海贼，则要按照贩运武器出境的律法惩治，一般处以绞刑。“铁锅出洋货卖者，亦照此例”（商船日用之锅可以照常置用，“官吏不得借端勒索滋扰”），可见惩处手段之重，加之乾隆时期开始奉行闭关政策，铁锅自此又成为一些弱势政权难以企及的神器了。
铁锅，当今日常生活用品，物美价廉，据说还有促进健康饮食之功效，深受大众喜爱，在正常人眼里算不上什么“炫富”利器。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如今这个并不起眼的黑黢黢的家伙，在明清时期却一度成为影响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关系的神器，牵动过一场场血雨腥风，不知有多少“一口铁锅引发的血案”。
中国古代，锅一般被称为镬或者釜，宋代之前铁制的锅绝少。镬与鼎类似，多为铜器;釜则常与甑合用，以陶器居多。这类古代炊具——更确切一点可以称之为煮具——并不能用来翻炒。所以直至铁锅出现，才真正有了“炒菜”这门技术，因此可以说，铁锅的出现促进了中国烹饪技术飞跃式的发展。
就目前所知，铁锅是在宋代逐渐普及并流行开来的。两宋饮食文化之发达，极可能有赖于此。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般而言中原王朝都会掌握着先进的冶铁技术，周边少数民族往往难以望其项背。但是在北宋时期的情况比较特殊，当时北方契丹族的冶铁及锻造技术非常发达。
之后中原易主，蒙古族统治中国，以征服者的姿态享受胜利果实，并未觉察到铁锅需求这一隐患。直到蒙古政权崩塌、明朝建立，已经遁回北方草原的蒙古民族才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掌握冶铁技术，此后不得不从中原王朝“进口”作为生活必需品的铁锅。而另一方面，明朝政府忌惮蒙古民族强悍的战斗力，生怕出口的铁锅被炼成武器造成遗患，转而将其纳入战略资源的范畴，称之为“锅釜重器”，严格限制其出境。《大明会典》明文规定：“铁锅并硝黄钢铁俱行严禁，市场定于大同镇，每年一市，每市不过二日。”一方强烈需求，一方百般限制，于是，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斗智斗勇，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的外交大戏。
话分两头，先说求锅心切的少数民族。限制铁锅出境，确实造成了他们生活的不便。以蒙古为例，史载其“生锅破坏，百计补漏，用之不得已，至以皮贮水煮肉为食”。如此缺锅的生活，可以说是苦不堪言。
此种情况之下，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其一，服软，进贡马匹等物请求明朝政府允许铁锅交易。但由于审批程序的烦琐，往往缓不济急。其二，来硬的，直接掳掠抢锅。史载：“铁锅乃虏所急者”，因而吐蕃、蒙古等“虏行寇钞，必以得锅为奇”。铁锅在此成了绝对的抢手货。想想那些一骑绝尘的骑兵头顶铁锅呼啸而去的场面，也是让人啼笑皆非。
回过头来再说中原王朝一方，其实明朝政府对少数民族的铁锅需求心知肚明，也知道“若彼有必得之心，我坚执不与”，其必会狗急跳墙，率众攻抢，还明知自己根本无法阻挡。有鉴于此，有大臣就提出了“以铁锅换和平”的设想。
但是明朝政府就是绕不开这个弯子，一直纠结于担忧少数民族铸造武器的这个点上。一些大臣也煞费苦心，颇下了一番功夫去研究各种锅的类型和性能，希望能找到一种既能满足其日常需求，又不能铸造武器的两全其美之锅。最后还真有人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
简言之，报告最后相中的是广东所产之锅，即所谓“广锅”。原因是“广锅生铁不受炒炼”，而且“毁则不可复为兵”。即仅可以用来蒸煮，不能翻炒，刚好契合蒙古等少数民族煮食的习惯，更为关键的是广锅很难再被炼成武器，这是明朝政府最为关心的一点。此外，明朝政府还考虑过铜锅甚至砂锅，例如有的大臣就坚决主张给予铜锅，原因在于铜锅虽贵，却“不可为兵”。其实少数民族拒绝铜锅，完全是因为铜锅价格太高且质量又差，况且明朝政府根本无法承担铜锅的铸造费用。至于砂锅，大家都懂的，除了煲汤熬药，没有人会拿来当主锅使用，而且易碎。所以，最终都被否定了。
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少数民族似乎根本就未曾想过要拿铁锅铸炼武器，据熟知内情的大臣报告：“虏中锅漏则补塞充煮，破裂即随地抛弃，原不知炒炼。”可见，明朝政府在这一点上确实是想多了。
限制铁锅交易，衍生出来的另一个让明朝政府头疼的问题，就是走私。物以稀为贵，禁令愈严，就愈会有人铤而走险。边境军民，特别是军职子弟和守备官员诱于厚利，往往知法犯法，令家人将铁锅等物品私自带出，与少数民族进行私下交易。明朝政府虽长期奉行朝贡贸易和海禁政策，也制定了严惩条例，但都无法杜绝此类走私行为。
一直到清朝初期，海禁政策与前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如“迁海令”），甚至连废铁都不能私自运出境。但奇怪的是，清朝政府对铁锅贸易最初却并未上心，直到雍正年间清政府被自己统计出来的一组数据所震惊，方才下令“禁止洋船贩卖铁锅”，“尤严粤东所产铁锅”（《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连明朝政府曾默许的广锅也被严格控制了。
根据《大清会典则例》，当时有人将雍正七年至九年（1729年——1731年）的官府册表记录加以统计，得出以下数据：外国商船来购买铁锅，每艘船少者在一百连到三百连，多者在五百连到一千连，每连重十六公斤左右，如此算来，一船五百连的话就有八千公斤铁，一千连则有一万六千公斤铁。
清政府大概有点被震蒙的感觉，认为“每年出洋之铁为数甚多，诚有关系”，所以决定按照废铁条例一律严禁，贩卖铁锅的相关人等照废铁出洋例治罪。而根据《大清律例》，将废铁偷运出境者，五千公斤以下者杖一百，徒刑三年，五千公斤以上者充军，如果是偷卖给外国或海贼，则要按照贩运武器出境的律法惩治，一般处以绞刑。“铁锅出洋货卖者，亦照此例”（商船日用之锅可以照常置用，“官吏不得借端勒索滋扰”），可见惩处手段之重，加之乾隆时期开始奉行闭关政策，铁锅自此又成为一些弱势政权难以企及的神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