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女冠军，今日搓澡工”，举重冠军邹春兰在退役后，成了穷困潦倒的搓澡工，去年引起了众多媒体的集体关注。半年后她的生活发生了改变。在全国妇联的帮助下，她在长春有了一家洗衣店，雇了三名下岗女工。
“也许，从某种角度讲，邹春兰是幸运的，因为她得到了关注和帮助。但在我们帮助了邹春兰后，接到了不少求助电话，其中以女性退役选手居多，这些运动员全部出过成绩，获得过全国性荣誉。”中国妇联半边天洗衣工程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贵东忧心忡忡地说道，“这些女运动员，都是各地前几年培养的，如今体制转型过程中，他们就特别不适应。有些运动员生活非常不易，不止一个邹春兰。”
邹春兰
她是退役女选手的一个典型
在这个问题上，“典型”的含义是：大龄，女性，有过好的运动成绩，文化水平跟不上时代，还没有谋生的一技之长。
邹春兰对现状很满意。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虽然一度成为“搓澡工”，但她从来不曾后悔过当一名运动员。“举重给我带来了那么大的荣誉，运动员的生活在艰苦中也有快乐。”她说，她很满意自己今天的生活。她靠自己的知名度吸引了不少顾客，再用一个运动员的勤恳和真诚来吸引回头客。
她的干洗店日均收入在200元左右，仅仅只够维系干洗店的日常开销。这对于曾经经历过“搓澡”的邹春兰来说，已经是“好生活”了。“妇联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洗衣店的设备是她们捐助给我的，洗衣技术是她们手把手教我的，没有她们，我这个洗衣店根本没办法办下去。我觉得是自己是一个幸运儿。现在我只希望能有份医保，看病能报销掉一部分，就可以了。我啥也不想，只想办好干洗店，回报社会。”
当被问及“如果赚到钱以后，打算怎么办”时，邹春兰说：“如果我要是能赚到钱，我肯定想帮助别人，钱这个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不仅要帮助那些和我处境相同的运动员，我也要帮助贫困人群，因为我体验过那样的日子。”
一个经历如此曲折的女性，能这样知足和大度，真是不容易。
王贵东
退役女选手面临经济和婚恋两大难题
王贵东是中国妇联首批介入“邹春兰事件”的人员之一。在读到邹春兰的报道后，他被震撼了。“我一开始并不相信这件事，以为是人家瞎扯。后来，却感到自己的肩上有责任。她曾经为国家的体育事业作过贡献，而在退役后，因为时代的变化，生活变得如此窘迫。她理应受到社会的关心。我就想着我们可以如何去帮助邹春兰。”
在邹春兰获得帮助的事被媒体报道后，王贵东的震惊更大了：“在我们帮助了邹春兰后，全国有50多名退役运动员给我们来了电话，希望能得到我们的帮助。而这些运动员全部出过成绩，至少拿过全国性奖牌，其中又以女性居多。”这些电话让王贵东明白，“邹春兰”绝非个案：没有稳定工作、没有住房、收入微薄、运动生涯留下的伤病缺乏治疗等情况，在退役运动员中为数不少。再加上她们以前练的都是一些冷门项目或是非奥运项目。退役之后很难在自己熟悉的体育领域找到工作。”
王贵东也承认邹春兰是幸运的，因为她被媒体发现，比较早就得到了关注和帮助。而另一些选手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刘菲，1998年女子技巧世锦赛冠军，2000年退役。之后的几年都没有正式工作。“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退役的那天就是我艰难生活的开始。没有基本的生活费，甚至连户口都不知道该放到哪里。”
打来救助电话的退役女运动员反映，除了生活上的困难，和男性运动员相比，她们的婚恋也成为一大难题。从小开始训练，生活单一，接触外部社会还害羞；而在退役后，不善交际、身体“伤痕累累”都成为退役女运动员寻找幸福的“礁石”。
“这些女运动员大多很质朴，大部分不愿意向媒体透露她们的现状。我们正在考虑如何改变她们退役后的窘迫生活。”王贵东说。
孔祥艳
试一试重操旧业如何
孔祥艳是邹春兰的师妹，曾获第八届亚洲女子举重竞标赛68kg级的冠军，1995年从国家队退役，2年前在长春市体育学校当举重教练，每月工资500元。“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好多了，有一份工作，体育局每个月还会给我500元补助。”孔祥艳的声音粗犷，有一股雄纠纠的亚洲冠军的气概。
孔祥艳说，最困难的时候，她曾经摆过地摊，干过小买卖，后来觉得自己还是放不下举重，所以才当了现在的业余体校的教练。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有间自己的屋。退役11年，结婚多年，我和爱人却一直分居。为了节省开支，我一般只在寒暑假才回家，我希望能把我的户口调入学校，这样我就有公积金、医疗保障金了。”但从孔祥艳口中，听到最多的是始终是“幸运”二字。“没有伤病，我已经觉得自己很幸运了，相比人家一个月千把元的医疗费，作为一个‘无伤’退役者，我已经很开心了。至少，我每月可以省下1000多块。”
在全民健身的浪潮中，不断会有一些以前被冷落的项目被开掘出来，成为新的热点。例如举重、健美、自行车、跑步、健身操、攀岩等都需要教练。更多的中小学校也在教改之后，将目光投向体育运动，篮球等球类活动急需比较专业的教练。这也是孔祥艳的选择可以给人的启示。
国家扶植运动员互助
王贵东的忧虑并没有解消：“邹春兰是一个典型，在帮助她的问题上，我们花费了许多精力和心血。可是，这个典型要推广，需要更多的系统共同努力。我们没有那么充足的财力和物力去帮助50个退役运动员。这些来求助的退役女运动员大多有伤病，而且没有医保、没有挂靠单位，妇联能给予这个群体的帮助只是杯水车薪。”
虽然国家出台了保障退役运动员的一系列措施，但是因为所有的政策都是针对现役运动员。这些措施对于较早退役的运动员来说意义甚微。况且，再好的政策，也需要运动员自身的努力，例如在正当龄的时候，一面训练比赛，一面更多学习文化知识，学习一技之长，更多接触社会等，使自己退役之后对生活的适应性更强一些。
王贵东说：“在国家政策的扶助之外，还希望运动员之间的更好地牵手。”其实，最终成功的运动员总是少数，每一个登上金字塔顶的选手，必须有许多人作为塔基。因此，优秀的选手应当有感恩的想法，自己的成功中有着很多他人的努力。“在美国，运动员之间有着良好的互助体制，例如NBA的明星运动员往往会捐出他们的部分薪水，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退役运动员。所以，我们也想发出一个呼吁，让‘运动员帮运动员’蔚然成风。例如通过募捐和义拍等方式筹集资金为部分退役选手救急。也希望一些关心体育事业的企业能够关注这些退役运动员，腾出一些岗位，安置这些选手，因为她们毕竟为祖国争取过荣誉！”
“也许，从某种角度讲，邹春兰是幸运的，因为她得到了关注和帮助。但在我们帮助了邹春兰后，接到了不少求助电话，其中以女性退役选手居多，这些运动员全部出过成绩，获得过全国性荣誉。”中国妇联半边天洗衣工程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贵东忧心忡忡地说道，“这些女运动员，都是各地前几年培养的，如今体制转型过程中，他们就特别不适应。有些运动员生活非常不易，不止一个邹春兰。”
邹春兰
她是退役女选手的一个典型
在这个问题上，“典型”的含义是：大龄，女性，有过好的运动成绩，文化水平跟不上时代，还没有谋生的一技之长。
邹春兰对现状很满意。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虽然一度成为“搓澡工”，但她从来不曾后悔过当一名运动员。“举重给我带来了那么大的荣誉，运动员的生活在艰苦中也有快乐。”她说，她很满意自己今天的生活。她靠自己的知名度吸引了不少顾客，再用一个运动员的勤恳和真诚来吸引回头客。
她的干洗店日均收入在200元左右，仅仅只够维系干洗店的日常开销。这对于曾经经历过“搓澡”的邹春兰来说，已经是“好生活”了。“妇联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洗衣店的设备是她们捐助给我的，洗衣技术是她们手把手教我的，没有她们，我这个洗衣店根本没办法办下去。我觉得是自己是一个幸运儿。现在我只希望能有份医保，看病能报销掉一部分，就可以了。我啥也不想，只想办好干洗店，回报社会。”
当被问及“如果赚到钱以后，打算怎么办”时，邹春兰说：“如果我要是能赚到钱，我肯定想帮助别人，钱这个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不仅要帮助那些和我处境相同的运动员，我也要帮助贫困人群，因为我体验过那样的日子。”
一个经历如此曲折的女性，能这样知足和大度，真是不容易。
王贵东
退役女选手面临经济和婚恋两大难题
王贵东是中国妇联首批介入“邹春兰事件”的人员之一。在读到邹春兰的报道后，他被震撼了。“我一开始并不相信这件事，以为是人家瞎扯。后来，却感到自己的肩上有责任。她曾经为国家的体育事业作过贡献，而在退役后，因为时代的变化，生活变得如此窘迫。她理应受到社会的关心。我就想着我们可以如何去帮助邹春兰。”
在邹春兰获得帮助的事被媒体报道后，王贵东的震惊更大了：“在我们帮助了邹春兰后，全国有50多名退役运动员给我们来了电话，希望能得到我们的帮助。而这些运动员全部出过成绩，至少拿过全国性奖牌，其中又以女性居多。”这些电话让王贵东明白，“邹春兰”绝非个案：没有稳定工作、没有住房、收入微薄、运动生涯留下的伤病缺乏治疗等情况，在退役运动员中为数不少。再加上她们以前练的都是一些冷门项目或是非奥运项目。退役之后很难在自己熟悉的体育领域找到工作。”
王贵东也承认邹春兰是幸运的，因为她被媒体发现，比较早就得到了关注和帮助。而另一些选手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刘菲，1998年女子技巧世锦赛冠军，2000年退役。之后的几年都没有正式工作。“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退役的那天就是我艰难生活的开始。没有基本的生活费，甚至连户口都不知道该放到哪里。”
打来救助电话的退役女运动员反映，除了生活上的困难，和男性运动员相比，她们的婚恋也成为一大难题。从小开始训练，生活单一，接触外部社会还害羞；而在退役后，不善交际、身体“伤痕累累”都成为退役女运动员寻找幸福的“礁石”。
“这些女运动员大多很质朴，大部分不愿意向媒体透露她们的现状。我们正在考虑如何改变她们退役后的窘迫生活。”王贵东说。
孔祥艳
试一试重操旧业如何
孔祥艳是邹春兰的师妹，曾获第八届亚洲女子举重竞标赛68kg级的冠军，1995年从国家队退役，2年前在长春市体育学校当举重教练，每月工资500元。“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好多了，有一份工作，体育局每个月还会给我500元补助。”孔祥艳的声音粗犷，有一股雄纠纠的亚洲冠军的气概。
孔祥艳说，最困难的时候，她曾经摆过地摊，干过小买卖，后来觉得自己还是放不下举重，所以才当了现在的业余体校的教练。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有间自己的屋。退役11年，结婚多年，我和爱人却一直分居。为了节省开支，我一般只在寒暑假才回家，我希望能把我的户口调入学校，这样我就有公积金、医疗保障金了。”但从孔祥艳口中，听到最多的是始终是“幸运”二字。“没有伤病，我已经觉得自己很幸运了，相比人家一个月千把元的医疗费，作为一个‘无伤’退役者，我已经很开心了。至少，我每月可以省下1000多块。”
在全民健身的浪潮中，不断会有一些以前被冷落的项目被开掘出来，成为新的热点。例如举重、健美、自行车、跑步、健身操、攀岩等都需要教练。更多的中小学校也在教改之后，将目光投向体育运动，篮球等球类活动急需比较专业的教练。这也是孔祥艳的选择可以给人的启示。
国家扶植运动员互助
王贵东的忧虑并没有解消：“邹春兰是一个典型，在帮助她的问题上，我们花费了许多精力和心血。可是，这个典型要推广，需要更多的系统共同努力。我们没有那么充足的财力和物力去帮助50个退役运动员。这些来求助的退役女运动员大多有伤病，而且没有医保、没有挂靠单位，妇联能给予这个群体的帮助只是杯水车薪。”
虽然国家出台了保障退役运动员的一系列措施，但是因为所有的政策都是针对现役运动员。这些措施对于较早退役的运动员来说意义甚微。况且，再好的政策，也需要运动员自身的努力，例如在正当龄的时候，一面训练比赛，一面更多学习文化知识，学习一技之长，更多接触社会等，使自己退役之后对生活的适应性更强一些。
王贵东说：“在国家政策的扶助之外，还希望运动员之间的更好地牵手。”其实，最终成功的运动员总是少数，每一个登上金字塔顶的选手，必须有许多人作为塔基。因此，优秀的选手应当有感恩的想法，自己的成功中有着很多他人的努力。“在美国，运动员之间有着良好的互助体制，例如NBA的明星运动员往往会捐出他们的部分薪水，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退役运动员。所以，我们也想发出一个呼吁，让‘运动员帮运动员’蔚然成风。例如通过募捐和义拍等方式筹集资金为部分退役选手救急。也希望一些关心体育事业的企业能够关注这些退役运动员，腾出一些岗位，安置这些选手，因为她们毕竟为祖国争取过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