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 潜规则
潜规则无所不在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劣质的有毒食品‘打击，泛滥，再打击，再泛滥’的害人怪圈呢？笔者认为，制假售假的商家固然是罪魁祸首，可是我们的某些执法监督部门长期以来奉行的‘民不告，官不理’的打假潜规则，是使伪劣食品泛滥的‘催化剂’。”
——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９日《青年时讯》，谈打击假冒伪劣的“潜规则”
“如果各方人士总是沉迷于股指点数本身，可能使我们对中国股市当今困境更感到迷茫。或许中国历史中的一些潜规则经济学规律，能帮助我们多视角来分析中国股市问题。这个潜规则是：从古至今，在中央政府与市井小民的互动利益输送过程中，不论是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在两个相逆运行方向上，其利益衰减效应几乎都是３比１或是１０比３的关系。这是中国高层与中国低层对话的潜规则经济成本，似乎也是我们必须付出的制度代价。”
——２００５年１月《经济》杂志，谈中国股市“潜规则”，指出“没有搞清楚到底什么是股市”
“王中磊表示，电影《手机》大获全胜赢得了５０００万票房，而自己也屈服“潜规则”向那些威胁他的盗版商们支付了２００万元的“额外费用”，让他们保证在电影上映的至少七天之后才出碟片。而新片《天黑请闭眼》竟然在尚未上映前就有人放出话来要求“费用”，否则会抢先出片……”
——２００４年４月３日《上海青年报》，电影《手机》制片人、华谊兄弟老板王中磊在香港怒斥内地电影发行“潜规则”
“一些地方官员私下讲，随着国家反腐力度的加大，他们越发地感到无所适从。其实不少地方官场上都一定程度存在潜规则。官员要继续在这个环境里做官就要适应这些潜规则，要适应潜规则就有可能参与腐败，触犯法律，除非像李昌平那样远走。他们多半是战战兢兢，在潜规则和党纪国法之间首鼠两端。”
——２００５年２月《了望东方周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谈“反腐立法与官场潜规则”
国字号毒瘤：潜规则横行
[违纪大户]
如果中国足协编辑一本“中国足球运动员违纪纪录大全”的话，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在这本“大全”中，进入过国字号球队的球员名字将占到绝大多数比例。
中国足球运动员违纪的数额之多，涉及面之广，性质之恶劣，恐怕要排在中国体育违纪案例的前例。现在，你随便问一个１０年以上球龄的球迷，他们就会脱口说出一大串有过“犯科”行为的国脚姓名——郝海东“吐痰”，范志毅打架，魏群摔衣，周宁竖中指，李铁参与赛场不文明事件，徐亮泡吧，还有安琦、李健……等等。
国字号球员违纪，有的发生在国家队中，有的发生在国内俱乐部队中，有的发生在赛场内，有的发生在赛场外。毫不夸张地说，自从１９９４年中国足球实施职业化联赛以来，几乎每一年都会发生国字号球员违反职业道德和比赛纪律的恶性事件发生。
进入国家队的人，被普遍认为在地方俱乐部球队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或具备了高人一等的能力。披上了“国家队”这三个字的外衣，应该理所当然成为公众的学习榜样甚至是青少年崇拜的偶像，但中国足球的国字号球员显然还难以承担如此高尚的道德教义。相反，那些隔不了多久就爆出丑闻或劣迹的国字号违纪球员，正在慢慢玷污着中国足球国家队理应纯洁的美好形象。
[擦球鞋]
在欧洲一些国家，特别是在英格兰的一些顶级俱乐部，都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俱乐部的年轻球员要给队内的大牌球星定期擦球鞋。像贝克汉姆、德科、吉格斯、兰帕德、鲁尼等球星都当过比他们更老资格球星的“擦鞋工”。据说，欧洲的这些俱乐部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每一个从事职业足球的运动员从一开始就知道，球星不是随随便便成功的，他们为了事业付出了劳动和心血，理应受到新一代球员的尊重。
在中国，还没听说过哪家俱乐部有“擦鞋工”的规定，但在私下里，为大牌球星“擦球鞋”、当“马仔”式的事情却不罕见。那些在公开或不公开场合拥有“马仔”和“擦鞋工”的球星，也大多是国字号球员。
米卢国家队里，郝海东、孙继海、李铁等人为一派，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当米卢对孙继海的训练表示不满并在国家队比赛中有意“制裁”他时，郝海东便挺身而出，明里暗里为他打抱不平。到了哈恩这届国家队时，郝海东已经老了，孙继海一个人虽然得不到哈恩的重用，但也无可奈何，除了发发牢骚只能干瞪眼。
[拉三轮]
所谓“潜规则”，就是习惯成自然，是见不着白纸黑字的“江湖规矩”，是一种“不约定俗成”但又在某种意义上不按“规则”做不成。
比如，北京地铁门口拉私活儿的电动三轮车，其中就有潜规则。一共八辆车，得一个接一个排。如果有一天有位顾客直接坐了排在第五位的王五的车，按照这里的“潜规则”，王五是万万不能接个这活的，否则，他就算是坏了三轮帮的“江湖规矩”，不但得罪了排在前四个车夫，还得罪了排在他后面的另外三个人。
在国家队里，有没有类似拉三轮的“先来后到”的规矩？这个，谁也不好说。但是，在某一时期内的国家队中，却流行着“帮派”的说法——国家队分为两派，各以一名大牌球员为代表，阵营有别，行动各异。A派首领是一名威风显赫的锋线杀手，B派首领是一名情绪激动的后防大将。球队外出活动时，A派与B派各走一边，几乎互不亲热；球队进餐时，A派与B派也是各坐一桌，不相往来；比赛之后，如果输了球，常见到的一幕就是，A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会含沙射影地表示“输球是因为以B为守的后防线太差劲”，而B在电视镜头前也会十分委屈地声称“输球全怪我们是不公平的，A在场上太懒，根本就不参与进攻”等等。
多少年来，国字号球队中没有哪一个级别的行政领导封过任何一个人为“老大”，但在媒体中“老大”的称谓却经常被挂在个别国脚的名字前面。这绝不是媒体的杜撰，而是有风有影。在国家队中，一旦面临关系到荣誉或个人利益的事情，“老大”当然当仁不让。这就有点像前文提到的地铁门口拉三轮车的“规矩”，“老大”不伸手，如果有其他人敢越雷池一步，那恐怕就会“老大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了。
南方某俱乐部有一名国脚级球员，他的岁数并不太大，但已经在左呼右拥中以“老大”自居。但是队中个别老队员并不买他的账。一次比赛中，球队后防出现失误，守门员情不自禁地对身为后防线中坚的这位“老大”批评了几句，谁知“老大”的怒火一点就着，当即对守门员横眉冷对，“国骂”加“京骂”再加上别的骂一古脑泼向守门员。当时守门员没想到自己的就事论事会引来如此暴风骤雨，一下子呆在那里。据说，当时如果不是队友在一旁说便宜话劝走了守门员，那位“老大”怕是就要动手打人了。
但是有了这一次当众翻脸，那位年纪轻轻的“老大”心中怎能咽下这口气？他在暗地里对本“帮派”的“罗罗”们叫嚣：“这个球队，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于是，没过多久，那名不懂“规矩”的守门员就失宠于主力阵容了。
[泡病号]
无论是把中国队带入２００２年世界杯的米卢蒂诺维奇，还是在中国没过几把主帅瘾就卷铺盖回家的阿里·哈恩，在中国执教过程中都遭遇过这样的奇怪事情——有些队员，一到国家队就生病，病情病因不详；但一回俱乐部球队就病愈，而且生龙活虎。哈恩当政时，曾召集一名球员进入国家队集训阵容，但俱乐部以“伤病”为由拒绝放人。谁料没过几天，在联赛中那名球员却神勇无比，接连摧城拔寨。有些球迷看到这种现象，不解地问：“他前几天不是还有伤有病呢吗，怎么这么快就好了？”最有意思的是，在一段时间内，只要国家队征召这名队员，他就不是有伤就是有病；而一旦联赛开踢，他却照踢不误，而且屡有上佳表现。
哈恩刚刚上任时曾扬言，不仅要把中国队带进世界杯，更要让中国足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哈恩对中国足球有些失望了。当时的一篇文章在提到哈恩失望的原因时，特意提到了“潜规则”这三个字——
“面对中国足坛特有的‘潜规则’，哈恩无能为力了。‘中国足球的内部关系太复杂，很多做法已经背离了足球运动本身。如果早知这样的话，我真不应该选择到中国执教。’哈恩无奈地说。通过一年半的接触，哈恩认为国家队很多队员私心太重。在国足集训中，经常发生某些球员‘小病大养’或消极训练的事。尤其是去年国足第二次集训期间，众多球员抱病休息。当时哈恩甚至连一场对抗赛都无法安排，集训变成了天天恢复调整。解散前，憋了一肚子火的哈恩向众国脚扔下一句硬邦邦的警告：‘以后要是谁伤没好利索就不要来了，国家队不是疗养院！’但即便大敌当前，国足仍连续出现队员以种种借口主动申请离队的事。”
作为管理者的中国足协对国脚“泡病号式的懒散行为”不是没有采取过针对性的措施，但从效果看都不是十分理想。比如，在２００３年１１月，中国足协在对外颁布的《关于国家队及队员参加联赛的若干规定》中，就对国脚“诈伤”不参加国家队集训比赛的行径制定了严厉的处罚规则。《规定》要求：国脚因为伤病不能参加国家队集训和比赛的，在集训结束后两周之内不得参加俱乐部比赛，有医院诊断书和国家队书面同意病假的除外。
远在米卢时期，就流传着被很多媒体热炒的“曲圣卿悬案”。２００１年前后，米卢多次召前辽足著名球员曲圣卿入国家队，但曲圣卿一而再再而三地托伤缺席国家队集训。但让米卢大为恼火的是，曲圣卿前脚在国家队托伤，后脚就在联赛中频频进球。在当届国家队的集训比赛中，像曲圣卿那样因不敢确定自己是否能在国家队打上绝对主力而托伤缺席或在集训中出工不出力的国脚不在少数，一些俱乐部也为了自身利益指使自己的队员诈伤不参加国家队集训。
为国家队不耻，却被俱乐部球队提倡，这就是“泡病号”、“托伤情”在中国足坛的真实写照。这是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的令人痛心的“潜规则”。
我们看到
大牌教练
1997年十强赛期间，中国队乘专机赴沙特利雅德作战。在机上，乘务小姐给国家队成员供应饮料和小吃时，走到并排而座的两位教练组成员的座位旁时，只见靠舷窗的那位名气很大的教练把双腿举到与腰齐的位置，把脚踹在前面座位的靠背上。乘务小姐把饮料递过去时，那位教练居然还若无其事地抬着他那双没有穿鞋的脚……
大款被噎
昆明有位大款，他非常热衷与球员交友，凭借昆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他在五六年间认识了许多大牌球员。国家队每到昆明集训，他总要请队员们到城里最好的酒店吃一顿，2002年，国家队再到昆明集训，自然也不例外，他邀上国脚，来到昆明一家鼎鼎有名的五星级酒店用餐，但未曾想这餐饭却让这位老板很不痛快。
据他说，当时他点了差不多一千块钱左右的菜，酒是路易十四，可其中一球员面对满座饭菜，不屑一顾地说道：“这菜怎么吃啊，你们这儿的海鲜一般啊。”面对这位国脚的挑三拣四，他无言以对，倒是一位朋友站出来说：“哥们，你就将就着吃一点吧，昆明没有什么可口的海鲜，但今天的这一桌菜，在我们这里也算得上是有档次的了。”饭局在一种别扭的气氛中结束。大款事后说：“他们算什么，我是看得起他们，才请他们吃饭，你瞧他们那牛×样，个个都跟国际球星一样……”
足协罚例
2004年2月，新的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成立后，拟将原来的纪律处罚条例做出一些修改。在拟订中的此次纪律条款修订计划中，各级别国脚在国字号球队的表现与将联赛直接挂钩，“国家队球员在集训和代表国家队比赛当中，如果出现违纪的情况，足协将对其在联赛中进行停赛处罚；如果情节严重的，还将进行取消该年度转会资格等附加处罚。”
老总撑腰
前几年，中国足协对一名联赛违纪的国脚作出处罚决定后，那名国脚所在俱乐部老总公开说：“罚吧，多罚点也没事，我们可以代球员交，就是希望停赛少点，够意思就行了。”据知情者透露，尽管该俱乐中对外也宣称对那名违纪球员进行了追加罚款1万元，但在暗地里，该球员的工资又增加了1万。
杨晨出格
2003年，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次节目中，米卢时期的国脚主力、一向被认为是中国好球员楷模的杨晨对着电视镜头为自己在联赛中的冲动行为深表歉意。赛后，一位老足球工作者不禁感叹，“连杨晨这样的球员都变得如此浮躁冲动了，我们的中国足球为什么变成这样了呢？”
2005年3月16日，在深圳健力宝与水原三星的亚冠赛上，杨晨再次因为一个报复性动作被红牌罚出场，并导致深圳队在比赛最后30多分钟陷入被动。赛后，杨晨再次对自己的冲动表示懊悔。
潜规则是黑规则
据记载，在中国最早发明“潜规则”的人，叫吴思。在他的论述中，“潜规则”是隐藏的规则，但这个规则却在各个行业中发挥着巨大的能量。在吴思的描写和论述中，“潜规则”通常被视为反面教材，是江湖险术，或小人之心。
中国足球也有“潜规则”。透过这个行业领域“潜规则”的显微境，人们可以了解更多中国足球难以取得进步的原因。“潜规则”之所以被称为“潜”，是因为它并不表现在光天化日之下，而是作用于阴暗的角落或不光彩的内心。就像社会上的教育乱收费、医生收红包、装修换材料等已经被视为公害的“潜规则”一样，中国足球国字号的“潜规则”，同样面临着人人喊打却又人人无奈的尴尬形势。
“潜规则”的实质是“黑规则”，因为它破坏了一种更大范围内的公众的利益，侵蚀着或者已经侵蚀了健全的机制与肌体，对中国足球有百害而无一利。“潜规则”的生成并非一朝一夕，它可以为圈内相当一部分人带来利益或声誉的增长点，可以满足江湖中人畸形的霸权心理和炫耀心理。相反，它同时也损害了更大多数人的建立在公平公正基础上的应得利益。“潜规则”对于奉公守法执行大众规则、国家法规的人，是一种轻视与污辱。
“潜规则”之所以成为“规则”，是因为参与这个规则的人不是个体，不是少数，而是一个群体，是很多数。这也是“潜规则”令人生畏之处。
本报推出“潜规则横行”专题之前，一家足球专业刊物也曾发表过题为“中国足球潜规则”的文章。这篇文章被某网站转发后，一名叫“飞刀”的网友在跟贴中有这样的一段话——“看了（这篇文章）之后，让我觉得整个足坛没一个好人……”
无论是国家队还是地方队的“潜规则”，都是毒瘤，会毁了中国足球。
国字号毒瘤：潜规则横行
[好处费]
在中国国家级足球队伍中，到底存在不存在“好处费”现象？这个话题一直被视为“敏感”而鲜有人触及。２００４年，就有南方媒体因爆出阿里·哈恩及其助理教练存在“经济问题”而遭到当事人的强烈反驳。
关于国家队中“好处费”的现象，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出版的《足球周刊》有这样的描写——
许多人都希望贴一个体面的标签，在商业社会里，这个标签也会成为牟取利益的资本。球员不需要像方鸿渐那样买一个克莱登大学的学位证书，却同样需要一件金光闪闪的外衣。进入国家队是众多球员镀金的最好选择。
球员Ｇ是东部沿海某俱乐部的一个重量级球员，虽然有过多次入选国家队的经历，但始终无法得到重用。在世界杯即将开始前，外界传言，在重新组建的国家队集训名单中，将不会再有Ｇ的名字。Ｇ自然知道自己实力上有些差距，但对他来说，毕竟世界杯是最后的机会，一方面，对他个人来说，能够到世界杯上走走，不枉此生；从另一方面讲，如果能够代表国家队打上世界杯的比赛，个人的行情必将看涨。
为保证自己在国家队中能够拥有一席之地，Ｇ找到了国家队教练组一中方教练，拿出２００万重金轰炸。很快，那名中方教练拍了胸脯，“世界杯大名单中保证有你，并且能够上场比赛。”当然，这名队员并不是自己花钱搞定教练，而是通过一个和他关系密切的大庄，这个庄家在拿出２００万替Ｇ搞定事情的时候，连眉头都不皱一下，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以后的比赛多帮忙照应一下兄弟就可以了。
在米卢的国家队中，还有一名球员也是应该在被淘汰之列，但由于举荐他的人与米卢关系很铁，加上该球员很会做事，把好处早早送到了该送的地方。因此，在最后时刻，几乎所有人都以为他要落选大名单时，他却奇迹般地存留下来，而呼声很高的李明却不幸落选。难怪落选后的李明十分郁闷，气愤地说，国家队选人的标准根本不是按照实力来的，但在积极向上的主旋律下，李明的愤怒并没有揭开冰山的一角。
阿里·哈恩时代的国家队，西南某俱乐部曾塞多名球员进入国家队集训，有些名字即使在许多足球记者听来都有些陌生，但哈恩还是照单全收。东部沿海某俱乐部中的一名年轻球员也有过被哈恩征调入队的经历，后来有媒体质疑他是通过关系进队的，他还煞有介事地出面辟谣，但运作他进入国家队的公司却不小心泄漏了天机。这个公司在接触哈恩的时候曾经有过这样的协议，让一些年轻队员进入国家队，以后如果中国队表现出色了，这些队员一旦被国外俱乐部看中，哈恩也可以按比例分成。而在送队员进入国家队之时，哈恩已经得到了不菲的好处费，在办理这样的事情时，阿里·汉的助手德容露骨地说，“我们就是商人。”
“好处费”是否真的像某些报刊描述的那样，真的已经严重侵蚀了国家队的肌体？这是一个亟待证实的严肃悬念。
[换“女友”]
老话讲“饱暖思淫欲”，某些国脚大腕难以免俗。在圈内，一些俱乐部中的国脚级球星生活作风轻飘、身边“女友”如麻，早已不是什么秘密。相反，球员之间还会经常彼此交流一下经验，套用葛优在电影《大腕》中的一句台词就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职业化刚刚推行那几年相比，某些大牌球员在“情色道路”上也是越走“档次”越高。从当年在娱乐场所勾搭“小姐”，发展到现在“培养”并非风尘圈中的“玩伴”，某些国脚换“女友”的招术可谓炉火纯青。
球星的形形色色的“女友”一般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收费用”的，一类是“玩感情”的。具体分，又可为以下四类：第一类是文艺圈中的人，如演员、模特；第二类是大专院校学生；第三类是在全国各地下榻宾馆中的女性工作人员；第四类是女记者。球员圈内有这样的说法，如果搞到的“玩伴”连女记者的档次都达不到，就很“可悲”了。
中国女记者中与某些大牌球星有过“亲密接触”的不在少数。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类“风流韵事”很容易在男记者中流传开来。当然，个别因与足球圈内人士日久生情发展为恋人关系甚至喜结连理的案例，不在“潜规则”论述之列。
应该怎么来评价中国足球界球星频繁换“女友”的现象呢？这太难了。但不知为什么，我们突然想到了在电视连续剧《动什么别动感情》中韩影的一句经典台词，“两个人搞对象，如果不结婚，那就是耍流氓！”
[改户口]
对于中国足球在国际赛场的表现，有一个比较著名而古老的疑问是这样的——为什么中国的青少年球员在代表中国队参加国际比赛时，往往能取得不错的成绩，但一到了成年国家队却越踢越差，他们的水平为什么越长大越“抽抽”？
说到中国球员越长大越“抽抽”的现象，中国足球传媒界几年前有一个被举滥的实例：一名叫李华筠的中国球员曾经在八十年代中期与后来成为世界巨星的荷兰人范·巴斯滕等人被国际足联评为“世界五大希望之星”。等到后来范·巴斯滕成为全世界球迷心潮澎湃的荷兰三剑克之一时，李华筠却沦为了在中国足坛都很平庸的一个人。
这能怪李华筠或李华筠们吗？当然不能。在寻找罪魁祸首时，人们可以拿出体制、训练、环境等诸多因素。然而，在这诸多因素之外，有一个话题始终被圈内人讳莫如深。那就是“改户口”——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球员在青少年时代容易“出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习惯超龄作战，以大打小，中国青少年足球运动成绩方面的繁荣其本质是一种虚假繁荣。
２００４年的第１４７期《足球周刊》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中国足球潜规则中的“更改年龄”问题。该文认为更改年龄在中国球员当中“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尽管中国足协已经严令禁止球员虚报年龄，虚报年龄的歪风却仍在蔓延。”
“我非常喜欢ＸＸＸ，想在他生日那天送去祝福，可我查到他有三个生日，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啊？”这是一家足球杂志社收到的一封球迷来信。不仅球迷对队员的年龄很难把握，就连从事足球报道的记者，要想准确说出一个球员的年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仿佛更改年龄成了从事职业足球的一个必要条件，在早两年，一个球队中绝大多数球员的年龄都与实际出生年龄不符，出现这一怪现象的原因很简单，实力上无法与国外其他同龄球队相抗衡，只好把年龄改小，用这种以大打小的招数赢取胜利，满足一下虚荣心。应该说这样的风气始于足协上层的战略，上行下效，以致于整个足球界如今把更改年龄当成一种入门的必须手续，积重难返。
有知情人揭发已经退役的邓乐军年龄上的一笔糊涂账：１９９４到１９９７赛季的秩序册上写着邓乐军生于１９７３年９月１８日；而１９９８年为了突破国内转会的年龄限制，邓乐军的秩序册上的出生时间变成１９７１年３月；很快，有记者透露邓的实际出生年份其实是１９６９年。知道了这层底细，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１９９１年邓乐军可以在与皮耶罗（１９７３年生）同场竞技的世少赛上脱颖而出了。虽然邓乐军身材矮小、长相年轻，但当年在２０００年初退役之时，熟知底细的圈里人都不曾为他的“英年早退”而惋惜，反而钦佩他老当益壮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２０００年的昆明，李铁爆出开房事件，其母亲极力辩驳，但一不小心走了火，“李铁也是二十五、六的人了……”当年的李铁已经二十五、六，现在岂不三十而立了？但在李铁出生的官方年份却是１９７７年，照此计算，李铁今年才不过二十六、七。
另一名辽足队员肖占波，２０００年时，他想转会青岛，由于在官方年龄达不到转会标准，因此辽宁方面拒绝放行。面对把自己逼到墙角的钟晓哲，情急之下，肖占波拿出了“长命锁”这一百天时候的物证，表明自己是１９７５年生人，因此可以合理合法地进行转会。几年之后的２００４年职业联赛报名表上，肖占波的年龄又变成了１９７６年１１乐２７日。出生日期随时变化，完全服务于现实生活的需要，这一法则，已然成为圈内公开的秘密。
[装聋哑]
别看中国球员在场外经常爆出惊天动地的事件，但是在足球场上，无论在训练中还是在比赛，大家都不爱喊叫。即使有个别喜欢喊叫的，也容易被队友视为“异类”，爱出风头。
对队友有意见，对领导有意见，对主帅有意见，对训练有看法，对用人有异议，绝大多数国脚都采取装聋作哑的态度。不是不想说，而是不愿意说，不敢说。
在足球记者马德兴的《球殇——阿里·汉（即哈恩）悲情中国行》一书中，有一段关于阿里·哈恩对国脚装聋作哑表示不解的描述。
我发现中国球员在训练或比赛时，很少有人在场上“说话”，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
踢球是场上１１个人的事情，光一个人闷头踢球肯定踢不好球，当你在做一个动作的时候，你应该让周围的队友知道你想干什么。可能你身边的某位队员因为经常和你在一起踢球，知道你会做什么，即便这样，你也必须叫喊，因为光一个人知道还不够，要让至少两三个人、三四个人都知道。这样，球队才可能有统一的行动，整体效果才会更加明显。但我在训练或比赛时常常看到这样的情景，当中国球员上前争抢时，要么两三个人同时去争抢一个点，要么相互之间谦让、谁也不上去争抢，让对手很轻松地拿球。正确的应该是，其中的一名队员上前争抢时，提醒周围的队友或迅速补他的位置，或争取第二落点。
中国球员没有叫喊或者说不敢叫喊，一方面是习惯的问题，可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有关。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还是他们缺乏自信。
从带中国队的第一堂训练课开始，我就要求队员们必须发出声来，可即便是我离开了中国队，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在哈恩的眼中，中国国家队的队员在训练中不敢说话，源自他们责任感的缺失，是怕“言多必失”。在训练中害怕负责任，到了比赛中自然没有人会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装聋哑”这一“潜规则”的形成，已经不能仅仅从足球本身去寻找答案了。
[防记者]
历届中国国家队与新闻媒体的沟通都是一个难题。足球新闻圈内流传着国家队某新闻发言人接受记者采访时的一个段子——“啊？什么？你说什么？噢，这件事啊？我怎么不知道啊？没听说啊！真的吗？真有这样的事吗……”
除了一问三不知，就是变相否认；除了外产辞令，就是干脆拒绝。多少年来，国家队新闻渠道不畅，已是令媒体深恶痛绝的现象。对新闻界说“不”，是国家队一大潜规则；如有例外，也八成与“钱规则”有关。
国内某媒体一位常驻阿根廷的足球记者上个月写了一篇他在阿根廷采访“０８之星队”遭遇的文章，文章的标题就是“防火、防盗、防记者”。这位记者介绍，今年１月２２日“０８之星队”前往“４００公里之外”的马德普拉塔市比赛，由于路途遥远，记者提出乘球队大巴一同前往，却被一句“中国足协没有这样的先例”冷冷拒绝，记者只好单独前往……在马德普拉塔市，记者在尾随球队的途中突遇“０８之星队”的大巴车遇险，当这位记者拿出照相机拍照队员处理险情的情景时，却被“一向言语不多的领队很不耐烦地回身喊道：‘拍什么拍？！’”
近十年来，有关国家队的“泄密新闻”和“假新闻”层出不穷，有关方面一边喊打假，一边却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办法，与新闻界的主动沟通照例是年年嚷嚷，年年不见动真格的。
我们听到
“我在日本的时候，看见人家小学生的比赛，虽然传球速度慢，跑动也差些，但是阵型分明进退有度，简直就是一个小德国战车！你们在比赛中想过该怎样策应吗?怎么总是‘哐’一 脚开出去？我对以前的国青队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允许输三年球，但是输球是有条件的，要看球队有 没有发展潜力和趋势，否则我们丢不起人。要时刻记住，你们是中国青年队啊，你们代表中国！输球没关系，别输了中国人的面子。”
——２００２年４月阎世铎观看了国青队的一次训练比赛录像后对国青队员们说
“有一些参加过上次集训的队员，可能不会出现在下一次集训中了。”“如果你的意志品质不过硬，关键时候你拼不出来，你的技战术水平再高也发挥不出来，所以在下一次集训中，那些意志品质差的队员我是不会再到国奥队来了。”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２日，沈祥福在国奥队被分在１２强“死亡之组”之后的谈首次集训名单时对记者的表态
“如果国奥队不能在意志品质上有较大改观，想战胜对手肯定是一句空话。沈指导（沈祥福）还是跟以前一样敬业，但这些队员已经变了，他们明显缺乏斗志。这支球队跟两年前的那支队伍已有所不同了，主要是在思想意志上退步了……阿根廷世青赛闯入16强后，他们被冠以‘超白金一代’，其中大部分人都在甲A打上了主力，腰包越来越鼓，架子越来越大，斗志却明显不如前两年，这正是中国球员的通病。”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中国足协国管部主任朱和元在谈论国奥队在亚洲１２强赛出线前景时所说一席话
“他们（指中国足球运动员）的文化推行这样一种哲学，你告诉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但是在足球场上，你应该更具有创造力。你在球场上应该做什么、怎么做，都应该由你自己决定，而不是那些不在场上的人代替你来做决定。”
——阿里·哈恩２００３年年中接受一家外国通讯社采访时称
“我不会踢球，但我的眼睛好使。今天上午，我就发现有些国脚的精神面貌太差，打着哈欠就上场了，训练中一点也不卖力。我敢肯定地说，下一次集训，这样的球员肯定不会再来了。”
——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８日，阎世铎在河北香河观看国家队训练之后给全体国脚“讲话”时说的一句话
“不是弄潮儿，休入红尘里，没有争光志，别入国家队。”
——选自“阎世铎语录”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劣质的有毒食品‘打击，泛滥，再打击，再泛滥’的害人怪圈呢？笔者认为，制假售假的商家固然是罪魁祸首，可是我们的某些执法监督部门长期以来奉行的‘民不告，官不理’的打假潜规则，是使伪劣食品泛滥的‘催化剂’。”
——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９日《青年时讯》，谈打击假冒伪劣的“潜规则”
“如果各方人士总是沉迷于股指点数本身，可能使我们对中国股市当今困境更感到迷茫。或许中国历史中的一些潜规则经济学规律，能帮助我们多视角来分析中国股市问题。这个潜规则是：从古至今，在中央政府与市井小民的互动利益输送过程中，不论是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在两个相逆运行方向上，其利益衰减效应几乎都是３比１或是１０比３的关系。这是中国高层与中国低层对话的潜规则经济成本，似乎也是我们必须付出的制度代价。”
——２００５年１月《经济》杂志，谈中国股市“潜规则”，指出“没有搞清楚到底什么是股市”
“王中磊表示，电影《手机》大获全胜赢得了５０００万票房，而自己也屈服“潜规则”向那些威胁他的盗版商们支付了２００万元的“额外费用”，让他们保证在电影上映的至少七天之后才出碟片。而新片《天黑请闭眼》竟然在尚未上映前就有人放出话来要求“费用”，否则会抢先出片……”
——２００４年４月３日《上海青年报》，电影《手机》制片人、华谊兄弟老板王中磊在香港怒斥内地电影发行“潜规则”
“一些地方官员私下讲，随着国家反腐力度的加大，他们越发地感到无所适从。其实不少地方官场上都一定程度存在潜规则。官员要继续在这个环境里做官就要适应这些潜规则，要适应潜规则就有可能参与腐败，触犯法律，除非像李昌平那样远走。他们多半是战战兢兢，在潜规则和党纪国法之间首鼠两端。”
——２００５年２月《了望东方周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谈“反腐立法与官场潜规则”
国字号毒瘤：潜规则横行
[违纪大户]
如果中国足协编辑一本“中国足球运动员违纪纪录大全”的话，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在这本“大全”中，进入过国字号球队的球员名字将占到绝大多数比例。
中国足球运动员违纪的数额之多，涉及面之广，性质之恶劣，恐怕要排在中国体育违纪案例的前例。现在，你随便问一个１０年以上球龄的球迷，他们就会脱口说出一大串有过“犯科”行为的国脚姓名——郝海东“吐痰”，范志毅打架，魏群摔衣，周宁竖中指，李铁参与赛场不文明事件，徐亮泡吧，还有安琦、李健……等等。
国字号球员违纪，有的发生在国家队中，有的发生在国内俱乐部队中，有的发生在赛场内，有的发生在赛场外。毫不夸张地说，自从１９９４年中国足球实施职业化联赛以来，几乎每一年都会发生国字号球员违反职业道德和比赛纪律的恶性事件发生。
进入国家队的人，被普遍认为在地方俱乐部球队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或具备了高人一等的能力。披上了“国家队”这三个字的外衣，应该理所当然成为公众的学习榜样甚至是青少年崇拜的偶像，但中国足球的国字号球员显然还难以承担如此高尚的道德教义。相反，那些隔不了多久就爆出丑闻或劣迹的国字号违纪球员，正在慢慢玷污着中国足球国家队理应纯洁的美好形象。
[擦球鞋]
在欧洲一些国家，特别是在英格兰的一些顶级俱乐部，都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俱乐部的年轻球员要给队内的大牌球星定期擦球鞋。像贝克汉姆、德科、吉格斯、兰帕德、鲁尼等球星都当过比他们更老资格球星的“擦鞋工”。据说，欧洲的这些俱乐部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每一个从事职业足球的运动员从一开始就知道，球星不是随随便便成功的，他们为了事业付出了劳动和心血，理应受到新一代球员的尊重。
在中国，还没听说过哪家俱乐部有“擦鞋工”的规定，但在私下里，为大牌球星“擦球鞋”、当“马仔”式的事情却不罕见。那些在公开或不公开场合拥有“马仔”和“擦鞋工”的球星，也大多是国字号球员。
米卢国家队里，郝海东、孙继海、李铁等人为一派，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当米卢对孙继海的训练表示不满并在国家队比赛中有意“制裁”他时，郝海东便挺身而出，明里暗里为他打抱不平。到了哈恩这届国家队时，郝海东已经老了，孙继海一个人虽然得不到哈恩的重用，但也无可奈何，除了发发牢骚只能干瞪眼。
[拉三轮]
所谓“潜规则”，就是习惯成自然，是见不着白纸黑字的“江湖规矩”，是一种“不约定俗成”但又在某种意义上不按“规则”做不成。
比如，北京地铁门口拉私活儿的电动三轮车，其中就有潜规则。一共八辆车，得一个接一个排。如果有一天有位顾客直接坐了排在第五位的王五的车，按照这里的“潜规则”，王五是万万不能接个这活的，否则，他就算是坏了三轮帮的“江湖规矩”，不但得罪了排在前四个车夫，还得罪了排在他后面的另外三个人。
在国家队里，有没有类似拉三轮的“先来后到”的规矩？这个，谁也不好说。但是，在某一时期内的国家队中，却流行着“帮派”的说法——国家队分为两派，各以一名大牌球员为代表，阵营有别，行动各异。A派首领是一名威风显赫的锋线杀手，B派首领是一名情绪激动的后防大将。球队外出活动时，A派与B派各走一边，几乎互不亲热；球队进餐时，A派与B派也是各坐一桌，不相往来；比赛之后，如果输了球，常见到的一幕就是，A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会含沙射影地表示“输球是因为以B为守的后防线太差劲”，而B在电视镜头前也会十分委屈地声称“输球全怪我们是不公平的，A在场上太懒，根本就不参与进攻”等等。
多少年来，国字号球队中没有哪一个级别的行政领导封过任何一个人为“老大”，但在媒体中“老大”的称谓却经常被挂在个别国脚的名字前面。这绝不是媒体的杜撰，而是有风有影。在国家队中，一旦面临关系到荣誉或个人利益的事情，“老大”当然当仁不让。这就有点像前文提到的地铁门口拉三轮车的“规矩”，“老大”不伸手，如果有其他人敢越雷池一步，那恐怕就会“老大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了。
南方某俱乐部有一名国脚级球员，他的岁数并不太大，但已经在左呼右拥中以“老大”自居。但是队中个别老队员并不买他的账。一次比赛中，球队后防出现失误，守门员情不自禁地对身为后防线中坚的这位“老大”批评了几句，谁知“老大”的怒火一点就着，当即对守门员横眉冷对，“国骂”加“京骂”再加上别的骂一古脑泼向守门员。当时守门员没想到自己的就事论事会引来如此暴风骤雨，一下子呆在那里。据说，当时如果不是队友在一旁说便宜话劝走了守门员，那位“老大”怕是就要动手打人了。
但是有了这一次当众翻脸，那位年纪轻轻的“老大”心中怎能咽下这口气？他在暗地里对本“帮派”的“罗罗”们叫嚣：“这个球队，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于是，没过多久，那名不懂“规矩”的守门员就失宠于主力阵容了。
[泡病号]
无论是把中国队带入２００２年世界杯的米卢蒂诺维奇，还是在中国没过几把主帅瘾就卷铺盖回家的阿里·哈恩，在中国执教过程中都遭遇过这样的奇怪事情——有些队员，一到国家队就生病，病情病因不详；但一回俱乐部球队就病愈，而且生龙活虎。哈恩当政时，曾召集一名球员进入国家队集训阵容，但俱乐部以“伤病”为由拒绝放人。谁料没过几天，在联赛中那名球员却神勇无比，接连摧城拔寨。有些球迷看到这种现象，不解地问：“他前几天不是还有伤有病呢吗，怎么这么快就好了？”最有意思的是，在一段时间内，只要国家队征召这名队员，他就不是有伤就是有病；而一旦联赛开踢，他却照踢不误，而且屡有上佳表现。
哈恩刚刚上任时曾扬言，不仅要把中国队带进世界杯，更要让中国足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哈恩对中国足球有些失望了。当时的一篇文章在提到哈恩失望的原因时，特意提到了“潜规则”这三个字——
“面对中国足坛特有的‘潜规则’，哈恩无能为力了。‘中国足球的内部关系太复杂，很多做法已经背离了足球运动本身。如果早知这样的话，我真不应该选择到中国执教。’哈恩无奈地说。通过一年半的接触，哈恩认为国家队很多队员私心太重。在国足集训中，经常发生某些球员‘小病大养’或消极训练的事。尤其是去年国足第二次集训期间，众多球员抱病休息。当时哈恩甚至连一场对抗赛都无法安排，集训变成了天天恢复调整。解散前，憋了一肚子火的哈恩向众国脚扔下一句硬邦邦的警告：‘以后要是谁伤没好利索就不要来了，国家队不是疗养院！’但即便大敌当前，国足仍连续出现队员以种种借口主动申请离队的事。”
作为管理者的中国足协对国脚“泡病号式的懒散行为”不是没有采取过针对性的措施，但从效果看都不是十分理想。比如，在２００３年１１月，中国足协在对外颁布的《关于国家队及队员参加联赛的若干规定》中，就对国脚“诈伤”不参加国家队集训比赛的行径制定了严厉的处罚规则。《规定》要求：国脚因为伤病不能参加国家队集训和比赛的，在集训结束后两周之内不得参加俱乐部比赛，有医院诊断书和国家队书面同意病假的除外。
远在米卢时期，就流传着被很多媒体热炒的“曲圣卿悬案”。２００１年前后，米卢多次召前辽足著名球员曲圣卿入国家队，但曲圣卿一而再再而三地托伤缺席国家队集训。但让米卢大为恼火的是，曲圣卿前脚在国家队托伤，后脚就在联赛中频频进球。在当届国家队的集训比赛中，像曲圣卿那样因不敢确定自己是否能在国家队打上绝对主力而托伤缺席或在集训中出工不出力的国脚不在少数，一些俱乐部也为了自身利益指使自己的队员诈伤不参加国家队集训。
为国家队不耻，却被俱乐部球队提倡，这就是“泡病号”、“托伤情”在中国足坛的真实写照。这是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的令人痛心的“潜规则”。
我们看到
大牌教练
1997年十强赛期间，中国队乘专机赴沙特利雅德作战。在机上，乘务小姐给国家队成员供应饮料和小吃时，走到并排而座的两位教练组成员的座位旁时，只见靠舷窗的那位名气很大的教练把双腿举到与腰齐的位置，把脚踹在前面座位的靠背上。乘务小姐把饮料递过去时，那位教练居然还若无其事地抬着他那双没有穿鞋的脚……
大款被噎
昆明有位大款，他非常热衷与球员交友，凭借昆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他在五六年间认识了许多大牌球员。国家队每到昆明集训，他总要请队员们到城里最好的酒店吃一顿，2002年，国家队再到昆明集训，自然也不例外，他邀上国脚，来到昆明一家鼎鼎有名的五星级酒店用餐，但未曾想这餐饭却让这位老板很不痛快。
据他说，当时他点了差不多一千块钱左右的菜，酒是路易十四，可其中一球员面对满座饭菜，不屑一顾地说道：“这菜怎么吃啊，你们这儿的海鲜一般啊。”面对这位国脚的挑三拣四，他无言以对，倒是一位朋友站出来说：“哥们，你就将就着吃一点吧，昆明没有什么可口的海鲜，但今天的这一桌菜，在我们这里也算得上是有档次的了。”饭局在一种别扭的气氛中结束。大款事后说：“他们算什么，我是看得起他们，才请他们吃饭，你瞧他们那牛×样，个个都跟国际球星一样……”
足协罚例
2004年2月，新的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成立后，拟将原来的纪律处罚条例做出一些修改。在拟订中的此次纪律条款修订计划中，各级别国脚在国字号球队的表现与将联赛直接挂钩，“国家队球员在集训和代表国家队比赛当中，如果出现违纪的情况，足协将对其在联赛中进行停赛处罚；如果情节严重的，还将进行取消该年度转会资格等附加处罚。”
老总撑腰
前几年，中国足协对一名联赛违纪的国脚作出处罚决定后，那名国脚所在俱乐部老总公开说：“罚吧，多罚点也没事，我们可以代球员交，就是希望停赛少点，够意思就行了。”据知情者透露，尽管该俱乐中对外也宣称对那名违纪球员进行了追加罚款1万元，但在暗地里，该球员的工资又增加了1万。
杨晨出格
2003年，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次节目中，米卢时期的国脚主力、一向被认为是中国好球员楷模的杨晨对着电视镜头为自己在联赛中的冲动行为深表歉意。赛后，一位老足球工作者不禁感叹，“连杨晨这样的球员都变得如此浮躁冲动了，我们的中国足球为什么变成这样了呢？”
2005年3月16日，在深圳健力宝与水原三星的亚冠赛上，杨晨再次因为一个报复性动作被红牌罚出场，并导致深圳队在比赛最后30多分钟陷入被动。赛后，杨晨再次对自己的冲动表示懊悔。
潜规则是黑规则
据记载，在中国最早发明“潜规则”的人，叫吴思。在他的论述中，“潜规则”是隐藏的规则，但这个规则却在各个行业中发挥着巨大的能量。在吴思的描写和论述中，“潜规则”通常被视为反面教材，是江湖险术，或小人之心。
中国足球也有“潜规则”。透过这个行业领域“潜规则”的显微境，人们可以了解更多中国足球难以取得进步的原因。“潜规则”之所以被称为“潜”，是因为它并不表现在光天化日之下，而是作用于阴暗的角落或不光彩的内心。就像社会上的教育乱收费、医生收红包、装修换材料等已经被视为公害的“潜规则”一样，中国足球国字号的“潜规则”，同样面临着人人喊打却又人人无奈的尴尬形势。
“潜规则”的实质是“黑规则”，因为它破坏了一种更大范围内的公众的利益，侵蚀着或者已经侵蚀了健全的机制与肌体，对中国足球有百害而无一利。“潜规则”的生成并非一朝一夕，它可以为圈内相当一部分人带来利益或声誉的增长点，可以满足江湖中人畸形的霸权心理和炫耀心理。相反，它同时也损害了更大多数人的建立在公平公正基础上的应得利益。“潜规则”对于奉公守法执行大众规则、国家法规的人，是一种轻视与污辱。
“潜规则”之所以成为“规则”，是因为参与这个规则的人不是个体，不是少数，而是一个群体，是很多数。这也是“潜规则”令人生畏之处。
本报推出“潜规则横行”专题之前，一家足球专业刊物也曾发表过题为“中国足球潜规则”的文章。这篇文章被某网站转发后，一名叫“飞刀”的网友在跟贴中有这样的一段话——“看了（这篇文章）之后，让我觉得整个足坛没一个好人……”
无论是国家队还是地方队的“潜规则”，都是毒瘤，会毁了中国足球。
国字号毒瘤：潜规则横行
[好处费]
在中国国家级足球队伍中，到底存在不存在“好处费”现象？这个话题一直被视为“敏感”而鲜有人触及。２００４年，就有南方媒体因爆出阿里·哈恩及其助理教练存在“经济问题”而遭到当事人的强烈反驳。
关于国家队中“好处费”的现象，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出版的《足球周刊》有这样的描写——
许多人都希望贴一个体面的标签，在商业社会里，这个标签也会成为牟取利益的资本。球员不需要像方鸿渐那样买一个克莱登大学的学位证书，却同样需要一件金光闪闪的外衣。进入国家队是众多球员镀金的最好选择。
球员Ｇ是东部沿海某俱乐部的一个重量级球员，虽然有过多次入选国家队的经历，但始终无法得到重用。在世界杯即将开始前，外界传言，在重新组建的国家队集训名单中，将不会再有Ｇ的名字。Ｇ自然知道自己实力上有些差距，但对他来说，毕竟世界杯是最后的机会，一方面，对他个人来说，能够到世界杯上走走，不枉此生；从另一方面讲，如果能够代表国家队打上世界杯的比赛，个人的行情必将看涨。
为保证自己在国家队中能够拥有一席之地，Ｇ找到了国家队教练组一中方教练，拿出２００万重金轰炸。很快，那名中方教练拍了胸脯，“世界杯大名单中保证有你，并且能够上场比赛。”当然，这名队员并不是自己花钱搞定教练，而是通过一个和他关系密切的大庄，这个庄家在拿出２００万替Ｇ搞定事情的时候，连眉头都不皱一下，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以后的比赛多帮忙照应一下兄弟就可以了。
在米卢的国家队中，还有一名球员也是应该在被淘汰之列，但由于举荐他的人与米卢关系很铁，加上该球员很会做事，把好处早早送到了该送的地方。因此，在最后时刻，几乎所有人都以为他要落选大名单时，他却奇迹般地存留下来，而呼声很高的李明却不幸落选。难怪落选后的李明十分郁闷，气愤地说，国家队选人的标准根本不是按照实力来的，但在积极向上的主旋律下，李明的愤怒并没有揭开冰山的一角。
阿里·哈恩时代的国家队，西南某俱乐部曾塞多名球员进入国家队集训，有些名字即使在许多足球记者听来都有些陌生，但哈恩还是照单全收。东部沿海某俱乐部中的一名年轻球员也有过被哈恩征调入队的经历，后来有媒体质疑他是通过关系进队的，他还煞有介事地出面辟谣，但运作他进入国家队的公司却不小心泄漏了天机。这个公司在接触哈恩的时候曾经有过这样的协议，让一些年轻队员进入国家队，以后如果中国队表现出色了，这些队员一旦被国外俱乐部看中，哈恩也可以按比例分成。而在送队员进入国家队之时，哈恩已经得到了不菲的好处费，在办理这样的事情时，阿里·汉的助手德容露骨地说，“我们就是商人。”
“好处费”是否真的像某些报刊描述的那样，真的已经严重侵蚀了国家队的肌体？这是一个亟待证实的严肃悬念。
[换“女友”]
老话讲“饱暖思淫欲”，某些国脚大腕难以免俗。在圈内，一些俱乐部中的国脚级球星生活作风轻飘、身边“女友”如麻，早已不是什么秘密。相反，球员之间还会经常彼此交流一下经验，套用葛优在电影《大腕》中的一句台词就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职业化刚刚推行那几年相比，某些大牌球员在“情色道路”上也是越走“档次”越高。从当年在娱乐场所勾搭“小姐”，发展到现在“培养”并非风尘圈中的“玩伴”，某些国脚换“女友”的招术可谓炉火纯青。
球星的形形色色的“女友”一般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收费用”的，一类是“玩感情”的。具体分，又可为以下四类：第一类是文艺圈中的人，如演员、模特；第二类是大专院校学生；第三类是在全国各地下榻宾馆中的女性工作人员；第四类是女记者。球员圈内有这样的说法，如果搞到的“玩伴”连女记者的档次都达不到，就很“可悲”了。
中国女记者中与某些大牌球星有过“亲密接触”的不在少数。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类“风流韵事”很容易在男记者中流传开来。当然，个别因与足球圈内人士日久生情发展为恋人关系甚至喜结连理的案例，不在“潜规则”论述之列。
应该怎么来评价中国足球界球星频繁换“女友”的现象呢？这太难了。但不知为什么，我们突然想到了在电视连续剧《动什么别动感情》中韩影的一句经典台词，“两个人搞对象，如果不结婚，那就是耍流氓！”
[改户口]
对于中国足球在国际赛场的表现，有一个比较著名而古老的疑问是这样的——为什么中国的青少年球员在代表中国队参加国际比赛时，往往能取得不错的成绩，但一到了成年国家队却越踢越差，他们的水平为什么越长大越“抽抽”？
说到中国球员越长大越“抽抽”的现象，中国足球传媒界几年前有一个被举滥的实例：一名叫李华筠的中国球员曾经在八十年代中期与后来成为世界巨星的荷兰人范·巴斯滕等人被国际足联评为“世界五大希望之星”。等到后来范·巴斯滕成为全世界球迷心潮澎湃的荷兰三剑克之一时，李华筠却沦为了在中国足坛都很平庸的一个人。
这能怪李华筠或李华筠们吗？当然不能。在寻找罪魁祸首时，人们可以拿出体制、训练、环境等诸多因素。然而，在这诸多因素之外，有一个话题始终被圈内人讳莫如深。那就是“改户口”——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球员在青少年时代容易“出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习惯超龄作战，以大打小，中国青少年足球运动成绩方面的繁荣其本质是一种虚假繁荣。
２００４年的第１４７期《足球周刊》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中国足球潜规则中的“更改年龄”问题。该文认为更改年龄在中国球员当中“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尽管中国足协已经严令禁止球员虚报年龄，虚报年龄的歪风却仍在蔓延。”
“我非常喜欢ＸＸＸ，想在他生日那天送去祝福，可我查到他有三个生日，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啊？”这是一家足球杂志社收到的一封球迷来信。不仅球迷对队员的年龄很难把握，就连从事足球报道的记者，要想准确说出一个球员的年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仿佛更改年龄成了从事职业足球的一个必要条件，在早两年，一个球队中绝大多数球员的年龄都与实际出生年龄不符，出现这一怪现象的原因很简单，实力上无法与国外其他同龄球队相抗衡，只好把年龄改小，用这种以大打小的招数赢取胜利，满足一下虚荣心。应该说这样的风气始于足协上层的战略，上行下效，以致于整个足球界如今把更改年龄当成一种入门的必须手续，积重难返。
有知情人揭发已经退役的邓乐军年龄上的一笔糊涂账：１９９４到１９９７赛季的秩序册上写着邓乐军生于１９７３年９月１８日；而１９９８年为了突破国内转会的年龄限制，邓乐军的秩序册上的出生时间变成１９７１年３月；很快，有记者透露邓的实际出生年份其实是１９６９年。知道了这层底细，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１９９１年邓乐军可以在与皮耶罗（１９７３年生）同场竞技的世少赛上脱颖而出了。虽然邓乐军身材矮小、长相年轻，但当年在２０００年初退役之时，熟知底细的圈里人都不曾为他的“英年早退”而惋惜，反而钦佩他老当益壮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２０００年的昆明，李铁爆出开房事件，其母亲极力辩驳，但一不小心走了火，“李铁也是二十五、六的人了……”当年的李铁已经二十五、六，现在岂不三十而立了？但在李铁出生的官方年份却是１９７７年，照此计算，李铁今年才不过二十六、七。
另一名辽足队员肖占波，２０００年时，他想转会青岛，由于在官方年龄达不到转会标准，因此辽宁方面拒绝放行。面对把自己逼到墙角的钟晓哲，情急之下，肖占波拿出了“长命锁”这一百天时候的物证，表明自己是１９７５年生人，因此可以合理合法地进行转会。几年之后的２００４年职业联赛报名表上，肖占波的年龄又变成了１９７６年１１乐２７日。出生日期随时变化，完全服务于现实生活的需要，这一法则，已然成为圈内公开的秘密。
[装聋哑]
别看中国球员在场外经常爆出惊天动地的事件，但是在足球场上，无论在训练中还是在比赛，大家都不爱喊叫。即使有个别喜欢喊叫的，也容易被队友视为“异类”，爱出风头。
对队友有意见，对领导有意见，对主帅有意见，对训练有看法，对用人有异议，绝大多数国脚都采取装聋作哑的态度。不是不想说，而是不愿意说，不敢说。
在足球记者马德兴的《球殇——阿里·汉（即哈恩）悲情中国行》一书中，有一段关于阿里·哈恩对国脚装聋作哑表示不解的描述。
我发现中国球员在训练或比赛时，很少有人在场上“说话”，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
踢球是场上１１个人的事情，光一个人闷头踢球肯定踢不好球，当你在做一个动作的时候，你应该让周围的队友知道你想干什么。可能你身边的某位队员因为经常和你在一起踢球，知道你会做什么，即便这样，你也必须叫喊，因为光一个人知道还不够，要让至少两三个人、三四个人都知道。这样，球队才可能有统一的行动，整体效果才会更加明显。但我在训练或比赛时常常看到这样的情景，当中国球员上前争抢时，要么两三个人同时去争抢一个点，要么相互之间谦让、谁也不上去争抢，让对手很轻松地拿球。正确的应该是，其中的一名队员上前争抢时，提醒周围的队友或迅速补他的位置，或争取第二落点。
中国球员没有叫喊或者说不敢叫喊，一方面是习惯的问题，可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有关。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还是他们缺乏自信。
从带中国队的第一堂训练课开始，我就要求队员们必须发出声来，可即便是我离开了中国队，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在哈恩的眼中，中国国家队的队员在训练中不敢说话，源自他们责任感的缺失，是怕“言多必失”。在训练中害怕负责任，到了比赛中自然没有人会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装聋哑”这一“潜规则”的形成，已经不能仅仅从足球本身去寻找答案了。
[防记者]
历届中国国家队与新闻媒体的沟通都是一个难题。足球新闻圈内流传着国家队某新闻发言人接受记者采访时的一个段子——“啊？什么？你说什么？噢，这件事啊？我怎么不知道啊？没听说啊！真的吗？真有这样的事吗……”
除了一问三不知，就是变相否认；除了外产辞令，就是干脆拒绝。多少年来，国家队新闻渠道不畅，已是令媒体深恶痛绝的现象。对新闻界说“不”，是国家队一大潜规则；如有例外，也八成与“钱规则”有关。
国内某媒体一位常驻阿根廷的足球记者上个月写了一篇他在阿根廷采访“０８之星队”遭遇的文章，文章的标题就是“防火、防盗、防记者”。这位记者介绍，今年１月２２日“０８之星队”前往“４００公里之外”的马德普拉塔市比赛，由于路途遥远，记者提出乘球队大巴一同前往，却被一句“中国足协没有这样的先例”冷冷拒绝，记者只好单独前往……在马德普拉塔市，记者在尾随球队的途中突遇“０８之星队”的大巴车遇险，当这位记者拿出照相机拍照队员处理险情的情景时，却被“一向言语不多的领队很不耐烦地回身喊道：‘拍什么拍？！’”
近十年来，有关国家队的“泄密新闻”和“假新闻”层出不穷，有关方面一边喊打假，一边却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办法，与新闻界的主动沟通照例是年年嚷嚷，年年不见动真格的。
我们听到
“我在日本的时候，看见人家小学生的比赛，虽然传球速度慢，跑动也差些，但是阵型分明进退有度，简直就是一个小德国战车！你们在比赛中想过该怎样策应吗?怎么总是‘哐’一 脚开出去？我对以前的国青队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允许输三年球，但是输球是有条件的，要看球队有 没有发展潜力和趋势，否则我们丢不起人。要时刻记住，你们是中国青年队啊，你们代表中国！输球没关系，别输了中国人的面子。”
——２００２年４月阎世铎观看了国青队的一次训练比赛录像后对国青队员们说
“有一些参加过上次集训的队员，可能不会出现在下一次集训中了。”“如果你的意志品质不过硬，关键时候你拼不出来，你的技战术水平再高也发挥不出来，所以在下一次集训中，那些意志品质差的队员我是不会再到国奥队来了。”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２日，沈祥福在国奥队被分在１２强“死亡之组”之后的谈首次集训名单时对记者的表态
“如果国奥队不能在意志品质上有较大改观，想战胜对手肯定是一句空话。沈指导（沈祥福）还是跟以前一样敬业，但这些队员已经变了，他们明显缺乏斗志。这支球队跟两年前的那支队伍已有所不同了，主要是在思想意志上退步了……阿根廷世青赛闯入16强后，他们被冠以‘超白金一代’，其中大部分人都在甲A打上了主力，腰包越来越鼓，架子越来越大，斗志却明显不如前两年，这正是中国球员的通病。”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中国足协国管部主任朱和元在谈论国奥队在亚洲１２强赛出线前景时所说一席话
“他们（指中国足球运动员）的文化推行这样一种哲学，你告诉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但是在足球场上，你应该更具有创造力。你在球场上应该做什么、怎么做，都应该由你自己决定，而不是那些不在场上的人代替你来做决定。”
——阿里·哈恩２００３年年中接受一家外国通讯社采访时称
“我不会踢球，但我的眼睛好使。今天上午，我就发现有些国脚的精神面貌太差，打着哈欠就上场了，训练中一点也不卖力。我敢肯定地说，下一次集训，这样的球员肯定不会再来了。”
——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８日，阎世铎在河北香河观看国家队训练之后给全体国脚“讲话”时说的一句话
“不是弄潮儿，休入红尘里，没有争光志，别入国家队。”
——选自“阎世铎语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