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二十强兵败真相调查（3、4）
中国足球二十强兵败真相调查（3、4）
第三部份：“国奥帮”和“国足帮”之争
揭开中国足球这场惨败的盖子需要循序渐进，在第一部份里，我们尝试分析出：中卡之战首发名单根本不是兵败的关键因素，杜伊并不是中国足球创造有史以来最大惨败的关键因素，而是——谢亚龙“奥运至上”极端化导致这场完败。第二部份里，从谢亚龙的“来历”和他在足协“双头制”“队委会”和一系列权力斗争里，发现极端化“奥运至上”怎么破坏中国足球根基。
谢亚龙随奥运而来，将随奥运而去，中国足球这次兵败和以往任何一次不同的是，它是在“奥运”大背景下发生的，这是它的特殊性，也是它的必然性，一个罕见甚至是从未有过的现象有力说明了这个原因：进入2008年后，中国足球竟出现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国足帮”和“国奥帮”之争，从两支球队的领队之间，到两支球队的教练和队员之间，甚至搞笑地到了分跑两支球队的记者之间，在“奥运”的先天因素和谢亚龙后天因素夹击下，这届世界杯征程很快夭折，而且作为东道主参加的奥运足球比赛，也被抹上一层浓浓的阴影。
1、国足领队和国奥领队的微妙关系
国足领队蔚少辉是足协曾经的边缘化人物，就在足协内部轮岗时甚至很多部门都不想接收他，属于守看夕阳的边缘人，但谢亚龙的到来救了他并先委以08办主任后国足领队的重任；国奥领队李晓光曾因与阎世铎的恩怨黯然离开足协，再过两年他就要退了时，谢亚龙出手捞了他，并委以国奥领队这一要职。
这两个已经在足协失去话语权和做事权的人，一夜之间成为2008年度中国足协权力体系内的节度使、封疆大吏，外行人很难理解这个事件的重要性，可对于长期处于体制内的中国足协而言无异于小小的变了一回天。这两个人对于有再造之恩的谢亚龙，有着比任何一个足协官员更为忠诚的情结，在那场“封杀”风波里，蔚少辉向记者直言：你们给谢亚龙打不及格，他刚才打电话给我骂娘了，他过不了好日子我就过不了好日子，我当然要让他高兴起来了。而李晓光最被人称奇的是，他几乎可以每天晚上给谢亚龙写工作汇报，从球队吃饭坐大巴到训练到人际关系到杜伊的动向，事无巨细无不火折子密报……当然这是谢亚龙的要求，有人士对此甚至也做过两派对比，“这也证明国奥的李晓光很敬业才会亲写汇报，而国足的蔚少辉的工作汇报却常常找手下代写，这就是工作作风的高下之分”。
我们不用分析为什么谢亚龙要重新启用“前朝”弃臣的政治原因了，仅从实际功能讲，蔚少辉和李晓光绝对符合两支球队“队委会”负责人的职能，像机器一样准确执行命令，像保镳一样忠诚，他们名义上也受其他副主席分管，但实际上对谢亚龙专线负责。
国足领队和国奥领队却出现某种对抗状态，有人举了个有些过分的例子：锦衣卫和东厂的对抗关系。反对这样的说法，但不得不觉得有其生动性。
在杜伊尚未成为国家队主教练时，常常系着一个“耐克”的腰包，按照“中国之队”计划球队所有成员在公众场合应该使用“阿迪”产品，所以“阿迪”代表就向足协提出激烈质疑，一度差点引发赞助计划危机，从程序上这应由国奥领队李晓光向杜伊提出要求改正，但是国足领队蔚少辉常常大声在足协过道里说：“这就是国奥领队惯的，就是李晓光惯的，要是我，怎么可能出这种情况呢”，这些声音传到国奥那里当然会让李晓光相当不爽。与此同时，关于蔚光辉工作作风的不利传闻也时时抵达足协过道、主席办公会，在2008年的中国足球，两支球队因为都要有“政绩”摆到桌面因为争夺球员，发生了亲信之间的明争暗斗。
最著名的就是军训事件了，国奥队有队员问带训军官“你有没有找过鸡”，现在想来虽然国奥队员问话很粗鲁但不失人性，毕竟他们已被长期的封闭训练搞疯了，而且这个消息本来仅存于内部极少数人知情，不知为什么就传到了外界的记者处，国奥队人士当时就认为：“我们不可能将这种负面消息公诸于众，怀疑其实是有着竞争关系的国足方面人士有意无意透露给记者的，因为他们想让我们在舆论中处于被动”。
2007年初国奥前往英伦拉练群殴，国足方面就对国奥队发生这种举国震惊的事件幸灾乐祸，甚至从足协内部传出“国奥队管理不善，领队李晓光难辞其咎，而国家队严格治队，绝不会出现这样有伤国体的事情”的说法，因此，李晓光才以国奥队名义“向全国人民道歉”，断然开除参与打架的几名球员，当时外界很多人只是认为足协这个举动很滑稽，其实这个举动也是足协两大派别之间的争斗使然，李晓光必须尽快获取同情分。
2、为什么会出现“国奥”“国足”之争
在足协内部的会议上，据说国足、国奥两名领队从未坐在一起开会，但为争夺人员的斗争以及关于“世界杯和奥运会哪个更重要”的争论从未停止过，这也算国际足坛一大奇观了。这样的毫不掩饰的竞争关系很快影响到两队队员，更重要的是国家队老大哥感到年轻国奥队队员的位置冲击，在杜伊正式就任两队总教练后，对于杜伊的排斥也升级了，因为杜伊属于“国奥帮”老大。
在两支队里互相的称谓可以看出，“那边的”“这边的”，在重庆四国赛时，一个国家队队员对记者说：“那边那些小孩怎么可能踢世界杯预选赛这种级别的大赛呢，现在是重用国奥队队员，其实他们上场顶个屁用，世青赛打得好又怎么样？世青赛能和世界杯比吗？谁不知道中国青年队员是改过年龄以大打小才取得成绩的，你们骗得了老外，难道还想骗自己吗？”
同样在四国赛，一个著名的国家队队员看着从大堂走过去的几名国奥队员，直接就说了句“傻逼，你看朱挺那样的会踢球吗，上去就是一顿瞎干，连方向都跑反了，打伊拉克那场比赛要不是他我们早拿下了，可杜伊就喜欢这样的，所以这支国家队没戏了，现在队里根本没有气氛，各玩各的，你看我这实力杜伊却不用我，用不用无所谓，到时候杜伊就知道他吃亏就吃亏在这帮国奥小孩身上”。
在重庆四国赛期间，国足队员和国奥队员有位置之争的队员就明显出现对立情绪，有位置被抢的国足队员甚至流露出“能不能干脆放我回俱乐部”，这样的矛盾被摆在了“队委会”上，而杜伊坚持维护着一向观点，他说：“国奥年轻队员更能执行我的战术纪律，他们可以从第一分钟跑到最后一分钟，斗志高昂而且无怨无悔，我认为中国的国家队队员和国奥队队员的水平相差不大，有的位置甚至超过了国家队队员，我知道，有的国家队队员因为被年轻人抢去了位置，所以对我不满，但是我要说能上场首先得有比赛状态，得有一种战斗的精神”，二十强赛兵败后他公开了与国家队一些老队员的矛盾，“有的大牌，当然是要打引号的大牌，训练都要迟到，比赛不投入，我并不认为他就比国奥队的队员实力好，所以他们会反对我”。但当时在重庆的杜伊由于刚刚被扶正，“队委会”被迫服从了杜伊的观点，可是私下里国足管理者却和国足队员说：“这个老头子私心很重，其实特别会用拉帮结派那一套，这就是东欧教练，不比咱们中国人差”。
平心而论，“国奥帮”在这场争斗中显得弱势一些，在国奥队员到国家队训练时，国足领队经常对犯点小错误的他们喊：“你们他妈的怎么会事儿，我可告诉你们，这是国家队，不是你们国奥队，你们别把国奥那一套拿出到我们这儿来使”，这让部份国奥队员非常反感，而按中国人传播负面消息的超音速特色，几乎在蔚少辉骂了国奥队员的几分钟后，李晓光就知道了这些言语。
很多人对“国奥帮”“国足帮”这种状况奇怪，因为在过去，国家队一直以老大哥自居带着小兄弟们行走关系相当融洽，即使国奥小弟有什么不对之处也不会反应这么过激，像当年李金羽、隋东亮等“四小天鹅”跟随着高峰、彭伟国等拎包玩耍，关系反而较之老队员与老队员之间更铁，但正是因为世界杯和奥运会两大比赛的竞争，以及蔚少辉严重的“山头主义”工作作风，让两队处于尴尬的局面中，其实一开始两队队员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随着竞争的升级，随着领队不断在训练和生活中强化这种“国奥”“国足”的派系区别，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部份国家队队员的对峙情绪一煽就燃，在蔚少辉带头喊出一句“杜伊傻逼”后，全体国家队队员都喊出同样的口号。
不能把责任全推在蔚少辉身上，这不公平，他只不过是一个因个性原因玩过火了的执行者而已，更深的原因是：在“奥运至上”任务和“世界杯预选赛提前”这对矛盾中，必然会出现这样的“东宫”“西宫”之争，而谢亚龙此时既为权力抗衡高兴，又为无法控制这股暗流担心。这是典型中国特色型的“自作孽”，所以必定造成天津决战主场时的“不可活”。
结论是：原本并不存在的“国奥帮”和“国足帮”，是在一个行政体制下各自对奥运会和世界杯这样的“政绩”工程的追求产生的，相信在其它国家不会出现“国奥帮”和“国足帮”，“国奥”天生就是为“国足”进行梯队准备的，而且奥运会足球成绩也不会成为某一年的头等大事，不会像中国这样，总局领导明确对下属的足协发出指令——“今年第一任务是备战奥运”。
3、谢亚龙扬汤止沸的故事
在疏理整个“国奥帮”“国足帮”对抗情绪中我尝试了解谢亚龙的心理过程，在事情的一开始，他其实内心很想让两支球队都能齐头并进，只不过他选择了一个相反的方法——权力制衡和掺沙子，这是中国行政单位领导惯用的一招，办公室文化里由于没有硬性竞赛指标，所以并不会立即显示它的负作用，可是在足球竞技特别是像世界杯预选赛这么残酷的战斗中，它大大地消耗掉内部核心竞争力，更由于预选赛突然提前，当谢亚龙很想把两支球队捏合在一起时，或者说他想扬汤止沸，无奈地发现自己已力不从心，杜伊成为“总教练”竟没有设想中的效率，反而成为最大的一根导火索。
和很多中国行政领导一样，他们一开始的动机总是不错的，比如说当发现奥运会和世界杯赛程上可能有所冲突，谢亚龙在征求杜伊意见后，很想调贾秀全就任国家队执行教练，从这一点来看当时谢亚龙确实是积极地去摆正两队的关系，认为贾秀全是他可以控制的人，这也因为那时他和杨一民关系还算融洽，属于在足协内部联手制约南勇的伙伴。
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谢亚龙在南非八国赛后发现国奥队有后防问题，他就责成贾秀全越过杜伊写一份“强化后防报告”。从他的角度，这是承继了中国体育界行政领导细化管理具体技战术的传统，可他忘了像蔡振华等是世界顶尖竞技专家而他是足球外行；从贾秀全的角度，一个助理教练居然按照行政领导要求给主教练“上课”是荒唐的，不职业也不守江湖道义，这得罪了谢亚龙，加之谢杨的关系因为女足换帅突然出现裂隙，贾秀全从红人就到了悬崖边缘。
贾秀全离开国奥可能还有一层隐秘的原因，因为南非八国赛上中国国奥打得一败涂地，队内有中方人士认为队员出了某种不正常的场外迹象，但贾秀全在会上坚决反对这种说法，认为正是因为足协长期集中和不人性的管理导致了队员状态大面积下滑，而不能从职业操守上怀疑队员为领导找借口。这一下就顶撞了正希望通过长期集训达到战斗力提升的谢亚龙，数罪并罚，贾秀全就走人了。
谢亚龙觉得很“冤”，在二十强赛开打特别是战事吃紧时，曾经几次想解决“国奥”“国足”之间的不良关系，他分头做过工作，也暗示过两个领队，可是当初得意地种下的种子，已开出恶之花，最终传出天津更衣室的暴力事件消息，虽然这个消息至今无法从官方得到证实。
贾秀全离去影响到谢亚龙“双线并进”的设计，事实上杜伊并不想走到这一步，他仍然希望贾秀全前往国家队以避免国奥与国足抢人的现象，曾经这个现象在朱广沪时代达到白热化，于是他向谢亚龙第一次妥协了，找来同乡福拉多，好玩的是，殷铁生后来被推举到国奥教练的位置，他认认真真地写了一份关于改造国奥后防的报告由“队委会”交付杜伊，杜伊认真地阅读了，可是，国奥后防仍然毫无起色，连热身赛对越南都会丢掉两球。
谢亚龙曾以为这样的双轨制是万无一失的，但“双轨制”和“双头制”一样最终破产，要说明的是：这不是两支球队的恩怨，这是奥运战略和世界杯战略的强烈冲突下必然导致的人际纷争，虽然谢亚龙聪明地通过让杜伊“一肩双挑”表面上解决了两支队伍人员调配的矛盾，可是这只是解决了人员的简单流向，而不能解决人心的根本流向。
至此，爆发出天津主场时的“首发名单”“更衣室风波”以及国家队一起大喊“傻逼”，成为正常的故事情节，而不是意外。
没有一个国家会出现“国奥帮”与“国足帮”的对立，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会在半年之内痛苦挣扎于到底“保国奥”还是“保国足”，这是中国特色，公平地说连谢亚龙也不能回避。
第四部份：中国足球体制改革短期无成功希望
翻开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幅浩大而不失缱绻的历史画面扑面而来，可万历十五年是如此普通的一年，那些历史转折点仅仅从一次找不到事主的早朝误会开始，黄仁宇先生试图摆脱过去“道德上剖析历史”的老套路，他从“技术上分析历史必然”的方法似乎更接近真相，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可能真的从一块瓦砾始，从一粒沙子终。
我也尝试学习着从一些零碎的事情中发现中国足球的规律性症结，可很不成功，中国足球如此的经脉难循，一份欲盖弥彰的名单，一张扣去复还的A3工资卡，一声分裂式的“杜伊傻逼”，它根本不是中国足球全部，但我只能做到这些了，因为谁也不知道中国足球的全部是什么，也许它只是无数社会怪现象集中出来的某个娱乐妖蛾子，我抓住某一次翅膀抖动下来的粉尘，就够了。
1、中国足球根子在于“体制”是铁的事实
现在的争论比十年前我写《中国足球资本论》时还要复杂，那一年随着王健林退出，我首次提出了“资本力量决定中国足球未来市场的发展，职业足球的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会反过来影响生产力发展，中国足球最大的症结在于体制”，在王俊生首倡所谓“职业足球”和甲A后，旧有的专业队式的生产关系已不能满足于新的足球生产力，如果中国足球想要发展，必须借鉴英超大联盟或日本模式进行体制上的改革。
这是我，我们，的悲哀，十年前提出的“体制”问题到现在还在争论着，甚至十八年前我生平写出的第一篇足球评论《难圆中国足球梦》中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听到很多人在二十五年前呼吁的东西现在还在呼吁，渐已成哀嚎，这不是我们的先见之明，这是中国足球大环境几十年来的反动。
从三部份的调查报告中揭露出一些人有些猥琐的作为，可这不是文章目的，就像黄仁宇先生的历史指引，不要从道德的角度分析历史，而要从技术的角度纵横历史，我只是想通过一些细碎的事情来反映更深的体制，可以看出，这次中国队兵败又一次毁于“体制”，如果体制不会派来一个外行来足协，如果体制不让我们牺牲世界杯力保奥运，如果体制不制造出一个“队委会”，如果体制不让杜伊从一个血性教头变成谢亚龙的“同体”……我想，关于中国足球“体制”的问题已达成共识了，可是仍然有一些人出于某种目的，举出朝鲜、伊拉克这样极端的例子来反对“体制”改革，这实在愚蠢。
中国足球完败于“体制”是铁的事实，不要因为亚洲三流的中国打不过亚洲二流半的朝鲜，就像遗老遗少一样兴奋地举出“体制无过”，朝鲜如果真的很优秀，它应该每四年去世界杯上玩一回，如果我们的专家还把能战胜中国足球队就当成好的榜样，那我真就无话可说了。伊拉克也是同理，作为一个有着久远足球传统和优秀人种的国家，一群技艺超群的球员可以在去年赢得亚洲杯冠军，不到一年连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都出不了线，这种不确定性已说明了一切，何况，伊拉克足球其实是借腹怀胎，借卡塔尔、科威特联赛的腹怀伊拉克足球遗腹子的胎。
朝鲜足球还能某种程度领先中国足球更说明一个问题：中国足球既失去了专业队时的集中式优势，也没有受益于真正职业体制的恩泽——
中国足球是这样一个怪东西，它既没有被纳入国计民生的政府力行改革中去，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但它又是亿万民众关注的社会焦点，每一个动作都会成为目光所在，它一只脚已跳到市场的大海里，另一只脚还在行政的岸上，可不可以这么说：中国足协其实一直在玩劈叉，在这样难看而且难度极高的体操动作中完成不可完成的任务。它就是中国社会行业的一个缩影，是双轨制下的尴尬。
有人曾说，如果一定要用“十七大”来指引中国足球的突破口，那么从浩繁的文件中有一条，“行业自治”，中国足球是中国行业之一，如果能达到中国特色式的“自治”也就是能够很大程度按职业足球本来的规律来运作，其实中国很多行业已在进行尝试并已取得成功，但是中国足球却因为它并不涉及到经济重要领域而被改革潮流忽略，这样的“自治”还需等待很多年。
中国足球败于“体制”，这样一个影响力深远的民间游戏却受制于一个局级单位，而且这个局级单位上面还有一个副部级单位，这就形成了世界足坛一个很搞笑的风景，一个很难让中国足协正面回答的提问是：国际足联一直有“政府不能干预足协事务，否则将禁止该国足球参与国际足球赛事及活动”的条款，这个例子近年来发生在伊朗、澳门、伊拉克等国家和地区的足协，它们都曾遭到了不同时间的处罚，但是中国足协一直以来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实际负责运作的就是“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这一局级行政单位，像停止升降级以及参与国际足球事务很多事情都有干预之嫌，在未来越来越规范的运作中，中国足协会不会因此遭到同样的处罚，就连中国足协也不敢肯定。
说到“体制”不能回避的就是2004年“足球改革风波”，那是一场被夸大了权力之争而忽略了积极意义的风波，由于诸多投资人背景的复杂以及行为不检点，这场运动被主流媒体简单视作“俱乐部要推翻足协自己当家作主人”的二人传式的闹剧，投资人的失败是必然的，可至少让中国足坛意识到“职业足球首先是一个市场行为，其次才是行政管理行为”。一个小插曲是，当俱乐部投资人要求足协通报明细帐目时，却发现在市场上并无大作为的足协福特宝公司每年要收取高达百分之二十的“管理费”，这笔费用的去处一直被视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中国足球顶级隐私，投资人的不满显而易见，为什么中国足协及管理部门并未对中国联赛进行实际投入，却要白白拿走百分之二十的收入？
不止被视为“不劳而获”的福特宝公司，还有实际上只是足协广告部的“中超公司”……我想，我对中国足球甚至中国体育体制上的质疑已经足够猛烈了，我突然想换个角度来解释，现行的足球体制恰恰也是让中国足协和体育总局饱受其害的症结，比如说上面的“百分之二十”，很长时间内它是中国足协的难言之隐，是它在俱乐部投资人面前抬不起头的的重要原因，现在想来这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其实在英超大联盟里，英足总就是作为拥有“一票否决权”的股东存在的，即使套用那个无所不在的“中国特色”，体育总局也可以其无可质疑的管理资格和政策制订者身份获取或变相获取一个股东地位，收取分红谈不上天经地义也可以是顺理成章的，但可惜的是，由于中国足球体制方面的先天缺陷，由于市场游戏规则的缺席，本来应该是阳光下的利润的那百分之多少的分成，成为疑似违规操作的行为。
不要再拿乒乓球、羽毛球这些主要是中国人在进行顶级研究的项目抵挡足球的彻底职业化进程了，其实乒乓球这样的项目在很多体育强国眼中更多是一项娱乐游戏而不是真正意义的竞技，这是世界人民给中国人民留下来的一个奥运金牌念想，千万不要把它看作是什么独领世界风骚的核武级项目。
一年花五千万就能保证一支打遍世界无敌手的乒乓球队，而这个投入只有鲁能、申花力争冠军赛季一半多点的投入，不要用篮球的所谓“职业化”来相比该死的中国足球了，我必须纠正一下过去不太准确的说法，其实篮球是中国目前最火的运动，但它还不是第一运动，李元伟面对公众和市场的态度非常高明，但篮球界的观众和市场考验还没有真正到来，极有可能的是，现在中国足球所经历的，就是明天篮球要经历的，望李元伟先生认真对待。
再用行政单位+半市场的模式来搞中国足球的推广只有死路一条，它的影响力和经营规模实在不是其它运动能够相提并论的，抛开种种繁复的理论不谈，关于“体制”最现实的技术问题是：在目前，除了国务院以外，还没有一个行政单位或一级政府能够独力支撑起高达百亿基础投资游戏，更遑论，即使不按照欧洲先进国家如英国、西班牙的联赛规模，按照日本的K联赛也将达到1000亿人民币的投入规模。
政府没有必要也无力去支撑这样一种纯民间游戏的管理了，阎世铎时代曾经把《足球》一篇“国资委要求国资企业退出足球不良经营”当成假新闻，可这篇新闻现在看来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它是在时代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的瓶颈，只不过要看中国足球界怎么去玩了，但是，更悲哀的不是我们遇到了阎世铎或谢亚龙，而是整个足球圈因其文化、阅历、市场意识的缺失，根本没有意识到曾经摆在中国足球面前的机遇。
在那场“足球改革风波”中，由足协请来的诸多专家发表的“足球更大的功能是‘公众事业’，应更多考虑它的社会影响力和特殊性”最终占据了上风，而“理顺职业足球市场关系，奠定职业足球市场基础和青训基础，用经济手段推动中国足球和世界接轨”的说法望风披靡，那场风波平息了，更大的市场危机却暴露出来了，随之是西门子等大量赞助商的退出，有缺乏常识的专家把这个大量退出的行为简单看成是国家队成绩不佳，其实中国国家队在几个月前才获得亚洲杯亚军，中国足球市场机制的缺席才导致我们过多地把救市的希望寄托在国家队成绩上，一但出局则如丧考妣。
而英国足球不会因为英格兰国家队无缘欧洲杯而失去火爆……这样简单的例子已不用多说，建立新的符合职业足球特征的体制成为中国足球未来唯一的道路。
2、中国足球的体制改革短期内无真正希望
中国足球的复杂性表现为：每个人都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最合理的理论注解，而且在短时间内居然能体现其正面的效果。在保守派一直回避体制缺陷后，最近两年的中国足球出现另一种诡异的现象：凡不出线，就拿“体制”说事。
去年亚洲杯失利，本来是一个主教练能力和个人性格的问题，但是谢亚龙却在赛后第一时间推出“这是一个体系的失败”，潜台词即把一切推到“体制”上去，本次二十强赛的出局，谢亚龙再次抛出“我们得从整个体系去寻找问题”的说词，这很有道理，但对于解决问题又非常危险，虽然中国足球最大的问题在于“体制”，也就是“天灾”，但是“人祸”也是不能回避的事实，关于谢亚龙在任期内所作所为毋庸赘述，我的同事赵震提出一个“体制下的人”和“人下的体制”的关系，究竟是“人决定了中国足球的体制”，还是“体制决定了中国足球目前人的状况”，我个人更倾向于后者，我也不反对“就目前体制也应该做得更好”这种观点，因为在目前体制做得最好的团体球类项目就是中国篮球，它是幸运地碰上了一个姚明，加一个易建联，或许还有王治郅，但我很难相信中国足协能够抓住这些机会让个体来提升整个运动的热度。
把“体制”作为借口，却竭力地利用目前落后的体制达到个人目的，这和晚清时节北洋水师的情况如出一辙，是资深官宦老于世故的做法。中国足协为什么一直没有出现川渊三郎式的人物，不是没有这样的能力，而是根本就没有这个欲望，川渊生长的环境和郎效农生长的环境一如淮南淮北，包括在媒体眼中较有好评的张健强、朱和元、南勇包括隐退的张吉龙等，无一有成为下一个川渊的可能性，从目前态势而言，这些足协的所谓能人最多只是具体足球业务的干才，缺乏大智慧和真正改革的决心。
借助外界或高层力量？中国足球经历过“自下而上”的风波，不成功，盼望过“自上而下”的奇迹，遥遥无期，那种盼望清官大人突然驾到的善良的人们，其实完全没有意识到有多么幼稚。
虽然对长期市场前景看好，但我对中国足球短期内的前景表示绝望，关于具体足球改革的设想将我还将在以后进行更加专业范围内进行探讨，但这不属于大众传媒阅读的范畴，在此，我只想说：中国足球体制的改革不可能独立于中国经济改革之外获得成功，因为中国足球实际上是经济现象的一个缩影，种种迹象表明它甚至远远落后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诸多领域，必须要等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获成功后，才能随之改革成功，而且我的预感是，等待这个时机并非三年五年即可，可一但等到时机成熟，具体改革的过程却相当迅速，至少，因为中国人热情，好动，擅长于一拥而上群起而拿下之，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就是“超女”和“大片”。
具体阐述这个观点需要很长的篇幅而且枯燥难看，这里只能说一些简单逻辑：一、中国足球不是非洲足球，可以依靠人种优势、法国足球殖民、人口快速流动来完成；二、中国不是日本、韩国，在国家鼓励私人资本巨大增涨后，这些资本可以巨额投入到社会事业的建设上，比如郑梦准现代集团其实是整个韩国足球的基础，而中国所谓足球富豪徐明、宋卫平与郑梦准相比其实力实在不值一提，根本无法胜任提升一个国家足球水平的重任，更重要的是，现行环境根本不允许这样的资本存在；三、中国未来五至十年也许更长时间内，还需要快速增长GDP，还有如股市、楼市、能源、环境、医疗等诸多重大社会经济及福利事业嗷嗷待哺，从经济学和中国式经验而言，只有等社会进一步增加财富而且生产力已迫不及待要改变些什么的时候，才能在更广大的社会公众领域里改变某些游戏规则，这一点，包括中国的电影业电视剧制作和艺术行业……这时，才是中国足球改革的机会。我不知还要等多长时间，这是一个技术问题，目前还看不清。
至于08奥运会以后可能出现的某些转变，一定不能过份乐观，我只能说，会有变化，我还必须说，但变化不会太大，中国足球短期内并无希望，它还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的转机。
我想我说得已经太枯燥了，已经偏离本文原本想发挥的大众读物的功能，关于完败之后的中国足球，只说最后一句：它还将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存在，但已不是一个社会行业，更不是市场上的产业，你可以把中国足球当成一切，除了足球。
第三部份：“国奥帮”和“国足帮”之争
揭开中国足球这场惨败的盖子需要循序渐进，在第一部份里，我们尝试分析出：中卡之战首发名单根本不是兵败的关键因素，杜伊并不是中国足球创造有史以来最大惨败的关键因素，而是——谢亚龙“奥运至上”极端化导致这场完败。第二部份里，从谢亚龙的“来历”和他在足协“双头制”“队委会”和一系列权力斗争里，发现极端化“奥运至上”怎么破坏中国足球根基。
谢亚龙随奥运而来，将随奥运而去，中国足球这次兵败和以往任何一次不同的是，它是在“奥运”大背景下发生的，这是它的特殊性，也是它的必然性，一个罕见甚至是从未有过的现象有力说明了这个原因：进入2008年后，中国足球竟出现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国足帮”和“国奥帮”之争，从两支球队的领队之间，到两支球队的教练和队员之间，甚至搞笑地到了分跑两支球队的记者之间，在“奥运”的先天因素和谢亚龙后天因素夹击下，这届世界杯征程很快夭折，而且作为东道主参加的奥运足球比赛，也被抹上一层浓浓的阴影。
1、国足领队和国奥领队的微妙关系
国足领队蔚少辉是足协曾经的边缘化人物，就在足协内部轮岗时甚至很多部门都不想接收他，属于守看夕阳的边缘人，但谢亚龙的到来救了他并先委以08办主任后国足领队的重任；国奥领队李晓光曾因与阎世铎的恩怨黯然离开足协，再过两年他就要退了时，谢亚龙出手捞了他，并委以国奥领队这一要职。
这两个已经在足协失去话语权和做事权的人，一夜之间成为2008年度中国足协权力体系内的节度使、封疆大吏，外行人很难理解这个事件的重要性，可对于长期处于体制内的中国足协而言无异于小小的变了一回天。这两个人对于有再造之恩的谢亚龙，有着比任何一个足协官员更为忠诚的情结，在那场“封杀”风波里，蔚少辉向记者直言：你们给谢亚龙打不及格，他刚才打电话给我骂娘了，他过不了好日子我就过不了好日子，我当然要让他高兴起来了。而李晓光最被人称奇的是，他几乎可以每天晚上给谢亚龙写工作汇报，从球队吃饭坐大巴到训练到人际关系到杜伊的动向，事无巨细无不火折子密报……当然这是谢亚龙的要求，有人士对此甚至也做过两派对比，“这也证明国奥的李晓光很敬业才会亲写汇报，而国足的蔚少辉的工作汇报却常常找手下代写，这就是工作作风的高下之分”。
我们不用分析为什么谢亚龙要重新启用“前朝”弃臣的政治原因了，仅从实际功能讲，蔚少辉和李晓光绝对符合两支球队“队委会”负责人的职能，像机器一样准确执行命令，像保镳一样忠诚，他们名义上也受其他副主席分管，但实际上对谢亚龙专线负责。
国足领队和国奥领队却出现某种对抗状态，有人举了个有些过分的例子：锦衣卫和东厂的对抗关系。反对这样的说法，但不得不觉得有其生动性。
在杜伊尚未成为国家队主教练时，常常系着一个“耐克”的腰包，按照“中国之队”计划球队所有成员在公众场合应该使用“阿迪”产品，所以“阿迪”代表就向足协提出激烈质疑，一度差点引发赞助计划危机，从程序上这应由国奥领队李晓光向杜伊提出要求改正，但是国足领队蔚少辉常常大声在足协过道里说：“这就是国奥领队惯的，就是李晓光惯的，要是我，怎么可能出这种情况呢”，这些声音传到国奥那里当然会让李晓光相当不爽。与此同时，关于蔚光辉工作作风的不利传闻也时时抵达足协过道、主席办公会，在2008年的中国足球，两支球队因为都要有“政绩”摆到桌面因为争夺球员，发生了亲信之间的明争暗斗。
最著名的就是军训事件了，国奥队有队员问带训军官“你有没有找过鸡”，现在想来虽然国奥队员问话很粗鲁但不失人性，毕竟他们已被长期的封闭训练搞疯了，而且这个消息本来仅存于内部极少数人知情，不知为什么就传到了外界的记者处，国奥队人士当时就认为：“我们不可能将这种负面消息公诸于众，怀疑其实是有着竞争关系的国足方面人士有意无意透露给记者的，因为他们想让我们在舆论中处于被动”。
2007年初国奥前往英伦拉练群殴，国足方面就对国奥队发生这种举国震惊的事件幸灾乐祸，甚至从足协内部传出“国奥队管理不善，领队李晓光难辞其咎，而国家队严格治队，绝不会出现这样有伤国体的事情”的说法，因此，李晓光才以国奥队名义“向全国人民道歉”，断然开除参与打架的几名球员，当时外界很多人只是认为足协这个举动很滑稽，其实这个举动也是足协两大派别之间的争斗使然，李晓光必须尽快获取同情分。
2、为什么会出现“国奥”“国足”之争
在足协内部的会议上，据说国足、国奥两名领队从未坐在一起开会，但为争夺人员的斗争以及关于“世界杯和奥运会哪个更重要”的争论从未停止过，这也算国际足坛一大奇观了。这样的毫不掩饰的竞争关系很快影响到两队队员，更重要的是国家队老大哥感到年轻国奥队队员的位置冲击，在杜伊正式就任两队总教练后，对于杜伊的排斥也升级了，因为杜伊属于“国奥帮”老大。
在两支队里互相的称谓可以看出，“那边的”“这边的”，在重庆四国赛时，一个国家队队员对记者说：“那边那些小孩怎么可能踢世界杯预选赛这种级别的大赛呢，现在是重用国奥队队员，其实他们上场顶个屁用，世青赛打得好又怎么样？世青赛能和世界杯比吗？谁不知道中国青年队员是改过年龄以大打小才取得成绩的，你们骗得了老外，难道还想骗自己吗？”
同样在四国赛，一个著名的国家队队员看着从大堂走过去的几名国奥队员，直接就说了句“傻逼，你看朱挺那样的会踢球吗，上去就是一顿瞎干，连方向都跑反了，打伊拉克那场比赛要不是他我们早拿下了，可杜伊就喜欢这样的，所以这支国家队没戏了，现在队里根本没有气氛，各玩各的，你看我这实力杜伊却不用我，用不用无所谓，到时候杜伊就知道他吃亏就吃亏在这帮国奥小孩身上”。
在重庆四国赛期间，国足队员和国奥队员有位置之争的队员就明显出现对立情绪，有位置被抢的国足队员甚至流露出“能不能干脆放我回俱乐部”，这样的矛盾被摆在了“队委会”上，而杜伊坚持维护着一向观点，他说：“国奥年轻队员更能执行我的战术纪律，他们可以从第一分钟跑到最后一分钟，斗志高昂而且无怨无悔，我认为中国的国家队队员和国奥队队员的水平相差不大，有的位置甚至超过了国家队队员，我知道，有的国家队队员因为被年轻人抢去了位置，所以对我不满，但是我要说能上场首先得有比赛状态，得有一种战斗的精神”，二十强赛兵败后他公开了与国家队一些老队员的矛盾，“有的大牌，当然是要打引号的大牌，训练都要迟到，比赛不投入，我并不认为他就比国奥队的队员实力好，所以他们会反对我”。但当时在重庆的杜伊由于刚刚被扶正，“队委会”被迫服从了杜伊的观点，可是私下里国足管理者却和国足队员说：“这个老头子私心很重，其实特别会用拉帮结派那一套，这就是东欧教练，不比咱们中国人差”。
平心而论，“国奥帮”在这场争斗中显得弱势一些，在国奥队员到国家队训练时，国足领队经常对犯点小错误的他们喊：“你们他妈的怎么会事儿，我可告诉你们，这是国家队，不是你们国奥队，你们别把国奥那一套拿出到我们这儿来使”，这让部份国奥队员非常反感，而按中国人传播负面消息的超音速特色，几乎在蔚少辉骂了国奥队员的几分钟后，李晓光就知道了这些言语。
很多人对“国奥帮”“国足帮”这种状况奇怪，因为在过去，国家队一直以老大哥自居带着小兄弟们行走关系相当融洽，即使国奥小弟有什么不对之处也不会反应这么过激，像当年李金羽、隋东亮等“四小天鹅”跟随着高峰、彭伟国等拎包玩耍，关系反而较之老队员与老队员之间更铁，但正是因为世界杯和奥运会两大比赛的竞争，以及蔚少辉严重的“山头主义”工作作风，让两队处于尴尬的局面中，其实一开始两队队员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随着竞争的升级，随着领队不断在训练和生活中强化这种“国奥”“国足”的派系区别，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部份国家队队员的对峙情绪一煽就燃，在蔚少辉带头喊出一句“杜伊傻逼”后，全体国家队队员都喊出同样的口号。
不能把责任全推在蔚少辉身上，这不公平，他只不过是一个因个性原因玩过火了的执行者而已，更深的原因是：在“奥运至上”任务和“世界杯预选赛提前”这对矛盾中，必然会出现这样的“东宫”“西宫”之争，而谢亚龙此时既为权力抗衡高兴，又为无法控制这股暗流担心。这是典型中国特色型的“自作孽”，所以必定造成天津决战主场时的“不可活”。
结论是：原本并不存在的“国奥帮”和“国足帮”，是在一个行政体制下各自对奥运会和世界杯这样的“政绩”工程的追求产生的，相信在其它国家不会出现“国奥帮”和“国足帮”，“国奥”天生就是为“国足”进行梯队准备的，而且奥运会足球成绩也不会成为某一年的头等大事，不会像中国这样，总局领导明确对下属的足协发出指令——“今年第一任务是备战奥运”。
3、谢亚龙扬汤止沸的故事
在疏理整个“国奥帮”“国足帮”对抗情绪中我尝试了解谢亚龙的心理过程，在事情的一开始，他其实内心很想让两支球队都能齐头并进，只不过他选择了一个相反的方法——权力制衡和掺沙子，这是中国行政单位领导惯用的一招，办公室文化里由于没有硬性竞赛指标，所以并不会立即显示它的负作用，可是在足球竞技特别是像世界杯预选赛这么残酷的战斗中，它大大地消耗掉内部核心竞争力，更由于预选赛突然提前，当谢亚龙很想把两支球队捏合在一起时，或者说他想扬汤止沸，无奈地发现自己已力不从心，杜伊成为“总教练”竟没有设想中的效率，反而成为最大的一根导火索。
和很多中国行政领导一样，他们一开始的动机总是不错的，比如说当发现奥运会和世界杯赛程上可能有所冲突，谢亚龙在征求杜伊意见后，很想调贾秀全就任国家队执行教练，从这一点来看当时谢亚龙确实是积极地去摆正两队的关系，认为贾秀全是他可以控制的人，这也因为那时他和杨一民关系还算融洽，属于在足协内部联手制约南勇的伙伴。
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谢亚龙在南非八国赛后发现国奥队有后防问题，他就责成贾秀全越过杜伊写一份“强化后防报告”。从他的角度，这是承继了中国体育界行政领导细化管理具体技战术的传统，可他忘了像蔡振华等是世界顶尖竞技专家而他是足球外行；从贾秀全的角度，一个助理教练居然按照行政领导要求给主教练“上课”是荒唐的，不职业也不守江湖道义，这得罪了谢亚龙，加之谢杨的关系因为女足换帅突然出现裂隙，贾秀全从红人就到了悬崖边缘。
贾秀全离开国奥可能还有一层隐秘的原因，因为南非八国赛上中国国奥打得一败涂地，队内有中方人士认为队员出了某种不正常的场外迹象，但贾秀全在会上坚决反对这种说法，认为正是因为足协长期集中和不人性的管理导致了队员状态大面积下滑，而不能从职业操守上怀疑队员为领导找借口。这一下就顶撞了正希望通过长期集训达到战斗力提升的谢亚龙，数罪并罚，贾秀全就走人了。
谢亚龙觉得很“冤”，在二十强赛开打特别是战事吃紧时，曾经几次想解决“国奥”“国足”之间的不良关系，他分头做过工作，也暗示过两个领队，可是当初得意地种下的种子，已开出恶之花，最终传出天津更衣室的暴力事件消息，虽然这个消息至今无法从官方得到证实。
贾秀全离去影响到谢亚龙“双线并进”的设计，事实上杜伊并不想走到这一步，他仍然希望贾秀全前往国家队以避免国奥与国足抢人的现象，曾经这个现象在朱广沪时代达到白热化，于是他向谢亚龙第一次妥协了，找来同乡福拉多，好玩的是，殷铁生后来被推举到国奥教练的位置，他认认真真地写了一份关于改造国奥后防的报告由“队委会”交付杜伊，杜伊认真地阅读了，可是，国奥后防仍然毫无起色，连热身赛对越南都会丢掉两球。
谢亚龙曾以为这样的双轨制是万无一失的，但“双轨制”和“双头制”一样最终破产，要说明的是：这不是两支球队的恩怨，这是奥运战略和世界杯战略的强烈冲突下必然导致的人际纷争，虽然谢亚龙聪明地通过让杜伊“一肩双挑”表面上解决了两支队伍人员调配的矛盾，可是这只是解决了人员的简单流向，而不能解决人心的根本流向。
至此，爆发出天津主场时的“首发名单”“更衣室风波”以及国家队一起大喊“傻逼”，成为正常的故事情节，而不是意外。
没有一个国家会出现“国奥帮”与“国足帮”的对立，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会在半年之内痛苦挣扎于到底“保国奥”还是“保国足”，这是中国特色，公平地说连谢亚龙也不能回避。
第四部份：中国足球体制改革短期无成功希望
翻开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幅浩大而不失缱绻的历史画面扑面而来，可万历十五年是如此普通的一年，那些历史转折点仅仅从一次找不到事主的早朝误会开始，黄仁宇先生试图摆脱过去“道德上剖析历史”的老套路，他从“技术上分析历史必然”的方法似乎更接近真相，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可能真的从一块瓦砾始，从一粒沙子终。
我也尝试学习着从一些零碎的事情中发现中国足球的规律性症结，可很不成功，中国足球如此的经脉难循，一份欲盖弥彰的名单，一张扣去复还的A3工资卡，一声分裂式的“杜伊傻逼”，它根本不是中国足球全部，但我只能做到这些了，因为谁也不知道中国足球的全部是什么，也许它只是无数社会怪现象集中出来的某个娱乐妖蛾子，我抓住某一次翅膀抖动下来的粉尘，就够了。
1、中国足球根子在于“体制”是铁的事实
现在的争论比十年前我写《中国足球资本论》时还要复杂，那一年随着王健林退出，我首次提出了“资本力量决定中国足球未来市场的发展，职业足球的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会反过来影响生产力发展，中国足球最大的症结在于体制”，在王俊生首倡所谓“职业足球”和甲A后，旧有的专业队式的生产关系已不能满足于新的足球生产力，如果中国足球想要发展，必须借鉴英超大联盟或日本模式进行体制上的改革。
这是我，我们，的悲哀，十年前提出的“体制”问题到现在还在争论着，甚至十八年前我生平写出的第一篇足球评论《难圆中国足球梦》中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听到很多人在二十五年前呼吁的东西现在还在呼吁，渐已成哀嚎，这不是我们的先见之明，这是中国足球大环境几十年来的反动。
从三部份的调查报告中揭露出一些人有些猥琐的作为，可这不是文章目的，就像黄仁宇先生的历史指引，不要从道德的角度分析历史，而要从技术的角度纵横历史，我只是想通过一些细碎的事情来反映更深的体制，可以看出，这次中国队兵败又一次毁于“体制”，如果体制不会派来一个外行来足协，如果体制不让我们牺牲世界杯力保奥运，如果体制不制造出一个“队委会”，如果体制不让杜伊从一个血性教头变成谢亚龙的“同体”……我想，关于中国足球“体制”的问题已达成共识了，可是仍然有一些人出于某种目的，举出朝鲜、伊拉克这样极端的例子来反对“体制”改革，这实在愚蠢。
中国足球完败于“体制”是铁的事实，不要因为亚洲三流的中国打不过亚洲二流半的朝鲜，就像遗老遗少一样兴奋地举出“体制无过”，朝鲜如果真的很优秀，它应该每四年去世界杯上玩一回，如果我们的专家还把能战胜中国足球队就当成好的榜样，那我真就无话可说了。伊拉克也是同理，作为一个有着久远足球传统和优秀人种的国家，一群技艺超群的球员可以在去年赢得亚洲杯冠军，不到一年连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都出不了线，这种不确定性已说明了一切，何况，伊拉克足球其实是借腹怀胎，借卡塔尔、科威特联赛的腹怀伊拉克足球遗腹子的胎。
朝鲜足球还能某种程度领先中国足球更说明一个问题：中国足球既失去了专业队时的集中式优势，也没有受益于真正职业体制的恩泽——
中国足球是这样一个怪东西，它既没有被纳入国计民生的政府力行改革中去，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但它又是亿万民众关注的社会焦点，每一个动作都会成为目光所在，它一只脚已跳到市场的大海里，另一只脚还在行政的岸上，可不可以这么说：中国足协其实一直在玩劈叉，在这样难看而且难度极高的体操动作中完成不可完成的任务。它就是中国社会行业的一个缩影，是双轨制下的尴尬。
有人曾说，如果一定要用“十七大”来指引中国足球的突破口，那么从浩繁的文件中有一条，“行业自治”，中国足球是中国行业之一，如果能达到中国特色式的“自治”也就是能够很大程度按职业足球本来的规律来运作，其实中国很多行业已在进行尝试并已取得成功，但是中国足球却因为它并不涉及到经济重要领域而被改革潮流忽略，这样的“自治”还需等待很多年。
中国足球败于“体制”，这样一个影响力深远的民间游戏却受制于一个局级单位，而且这个局级单位上面还有一个副部级单位，这就形成了世界足坛一个很搞笑的风景，一个很难让中国足协正面回答的提问是：国际足联一直有“政府不能干预足协事务，否则将禁止该国足球参与国际足球赛事及活动”的条款，这个例子近年来发生在伊朗、澳门、伊拉克等国家和地区的足协，它们都曾遭到了不同时间的处罚，但是中国足协一直以来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实际负责运作的就是“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这一局级行政单位，像停止升降级以及参与国际足球事务很多事情都有干预之嫌，在未来越来越规范的运作中，中国足协会不会因此遭到同样的处罚，就连中国足协也不敢肯定。
说到“体制”不能回避的就是2004年“足球改革风波”，那是一场被夸大了权力之争而忽略了积极意义的风波，由于诸多投资人背景的复杂以及行为不检点，这场运动被主流媒体简单视作“俱乐部要推翻足协自己当家作主人”的二人传式的闹剧，投资人的失败是必然的，可至少让中国足坛意识到“职业足球首先是一个市场行为，其次才是行政管理行为”。一个小插曲是，当俱乐部投资人要求足协通报明细帐目时，却发现在市场上并无大作为的足协福特宝公司每年要收取高达百分之二十的“管理费”，这笔费用的去处一直被视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中国足球顶级隐私，投资人的不满显而易见，为什么中国足协及管理部门并未对中国联赛进行实际投入，却要白白拿走百分之二十的收入？
不止被视为“不劳而获”的福特宝公司，还有实际上只是足协广告部的“中超公司”……我想，我对中国足球甚至中国体育体制上的质疑已经足够猛烈了，我突然想换个角度来解释，现行的足球体制恰恰也是让中国足协和体育总局饱受其害的症结，比如说上面的“百分之二十”，很长时间内它是中国足协的难言之隐，是它在俱乐部投资人面前抬不起头的的重要原因，现在想来这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其实在英超大联盟里，英足总就是作为拥有“一票否决权”的股东存在的，即使套用那个无所不在的“中国特色”，体育总局也可以其无可质疑的管理资格和政策制订者身份获取或变相获取一个股东地位，收取分红谈不上天经地义也可以是顺理成章的，但可惜的是，由于中国足球体制方面的先天缺陷，由于市场游戏规则的缺席，本来应该是阳光下的利润的那百分之多少的分成，成为疑似违规操作的行为。
不要再拿乒乓球、羽毛球这些主要是中国人在进行顶级研究的项目抵挡足球的彻底职业化进程了，其实乒乓球这样的项目在很多体育强国眼中更多是一项娱乐游戏而不是真正意义的竞技，这是世界人民给中国人民留下来的一个奥运金牌念想，千万不要把它看作是什么独领世界风骚的核武级项目。
一年花五千万就能保证一支打遍世界无敌手的乒乓球队，而这个投入只有鲁能、申花力争冠军赛季一半多点的投入，不要用篮球的所谓“职业化”来相比该死的中国足球了，我必须纠正一下过去不太准确的说法，其实篮球是中国目前最火的运动，但它还不是第一运动，李元伟面对公众和市场的态度非常高明，但篮球界的观众和市场考验还没有真正到来，极有可能的是，现在中国足球所经历的，就是明天篮球要经历的，望李元伟先生认真对待。
再用行政单位+半市场的模式来搞中国足球的推广只有死路一条，它的影响力和经营规模实在不是其它运动能够相提并论的，抛开种种繁复的理论不谈，关于“体制”最现实的技术问题是：在目前，除了国务院以外，还没有一个行政单位或一级政府能够独力支撑起高达百亿基础投资游戏，更遑论，即使不按照欧洲先进国家如英国、西班牙的联赛规模，按照日本的K联赛也将达到1000亿人民币的投入规模。
政府没有必要也无力去支撑这样一种纯民间游戏的管理了，阎世铎时代曾经把《足球》一篇“国资委要求国资企业退出足球不良经营”当成假新闻，可这篇新闻现在看来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它是在时代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的瓶颈，只不过要看中国足球界怎么去玩了，但是，更悲哀的不是我们遇到了阎世铎或谢亚龙，而是整个足球圈因其文化、阅历、市场意识的缺失，根本没有意识到曾经摆在中国足球面前的机遇。
在那场“足球改革风波”中，由足协请来的诸多专家发表的“足球更大的功能是‘公众事业’，应更多考虑它的社会影响力和特殊性”最终占据了上风，而“理顺职业足球市场关系，奠定职业足球市场基础和青训基础，用经济手段推动中国足球和世界接轨”的说法望风披靡，那场风波平息了，更大的市场危机却暴露出来了，随之是西门子等大量赞助商的退出，有缺乏常识的专家把这个大量退出的行为简单看成是国家队成绩不佳，其实中国国家队在几个月前才获得亚洲杯亚军，中国足球市场机制的缺席才导致我们过多地把救市的希望寄托在国家队成绩上，一但出局则如丧考妣。
而英国足球不会因为英格兰国家队无缘欧洲杯而失去火爆……这样简单的例子已不用多说，建立新的符合职业足球特征的体制成为中国足球未来唯一的道路。
2、中国足球的体制改革短期内无真正希望
中国足球的复杂性表现为：每个人都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最合理的理论注解，而且在短时间内居然能体现其正面的效果。在保守派一直回避体制缺陷后，最近两年的中国足球出现另一种诡异的现象：凡不出线，就拿“体制”说事。
去年亚洲杯失利，本来是一个主教练能力和个人性格的问题，但是谢亚龙却在赛后第一时间推出“这是一个体系的失败”，潜台词即把一切推到“体制”上去，本次二十强赛的出局，谢亚龙再次抛出“我们得从整个体系去寻找问题”的说词，这很有道理，但对于解决问题又非常危险，虽然中国足球最大的问题在于“体制”，也就是“天灾”，但是“人祸”也是不能回避的事实，关于谢亚龙在任期内所作所为毋庸赘述，我的同事赵震提出一个“体制下的人”和“人下的体制”的关系，究竟是“人决定了中国足球的体制”，还是“体制决定了中国足球目前人的状况”，我个人更倾向于后者，我也不反对“就目前体制也应该做得更好”这种观点，因为在目前体制做得最好的团体球类项目就是中国篮球，它是幸运地碰上了一个姚明，加一个易建联，或许还有王治郅，但我很难相信中国足协能够抓住这些机会让个体来提升整个运动的热度。
把“体制”作为借口，却竭力地利用目前落后的体制达到个人目的，这和晚清时节北洋水师的情况如出一辙，是资深官宦老于世故的做法。中国足协为什么一直没有出现川渊三郎式的人物，不是没有这样的能力，而是根本就没有这个欲望，川渊生长的环境和郎效农生长的环境一如淮南淮北，包括在媒体眼中较有好评的张健强、朱和元、南勇包括隐退的张吉龙等，无一有成为下一个川渊的可能性，从目前态势而言，这些足协的所谓能人最多只是具体足球业务的干才，缺乏大智慧和真正改革的决心。
借助外界或高层力量？中国足球经历过“自下而上”的风波，不成功，盼望过“自上而下”的奇迹，遥遥无期，那种盼望清官大人突然驾到的善良的人们，其实完全没有意识到有多么幼稚。
虽然对长期市场前景看好，但我对中国足球短期内的前景表示绝望，关于具体足球改革的设想将我还将在以后进行更加专业范围内进行探讨，但这不属于大众传媒阅读的范畴，在此，我只想说：中国足球体制的改革不可能独立于中国经济改革之外获得成功，因为中国足球实际上是经济现象的一个缩影，种种迹象表明它甚至远远落后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诸多领域，必须要等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获成功后，才能随之改革成功，而且我的预感是，等待这个时机并非三年五年即可，可一但等到时机成熟，具体改革的过程却相当迅速，至少，因为中国人热情，好动，擅长于一拥而上群起而拿下之，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就是“超女”和“大片”。
具体阐述这个观点需要很长的篇幅而且枯燥难看，这里只能说一些简单逻辑：一、中国足球不是非洲足球，可以依靠人种优势、法国足球殖民、人口快速流动来完成；二、中国不是日本、韩国，在国家鼓励私人资本巨大增涨后，这些资本可以巨额投入到社会事业的建设上，比如郑梦准现代集团其实是整个韩国足球的基础，而中国所谓足球富豪徐明、宋卫平与郑梦准相比其实力实在不值一提，根本无法胜任提升一个国家足球水平的重任，更重要的是，现行环境根本不允许这样的资本存在；三、中国未来五至十年也许更长时间内，还需要快速增长GDP，还有如股市、楼市、能源、环境、医疗等诸多重大社会经济及福利事业嗷嗷待哺，从经济学和中国式经验而言，只有等社会进一步增加财富而且生产力已迫不及待要改变些什么的时候，才能在更广大的社会公众领域里改变某些游戏规则，这一点，包括中国的电影业电视剧制作和艺术行业……这时，才是中国足球改革的机会。我不知还要等多长时间，这是一个技术问题，目前还看不清。
至于08奥运会以后可能出现的某些转变，一定不能过份乐观，我只能说，会有变化，我还必须说，但变化不会太大，中国足球短期内并无希望，它还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的转机。
我想我说得已经太枯燥了，已经偏离本文原本想发挥的大众读物的功能，关于完败之后的中国足球，只说最后一句：它还将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存在，但已不是一个社会行业，更不是市场上的产业，你可以把中国足球当成一切，除了足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