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路：晚年杜甫写诗有多随意？
人们都说，写诗不能学李白，要学杜甫。李白是天才，天才是学不来的。杜甫靠努力，所以可以学。
呵呵。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写于开元二十四年，杜甫二十五岁。
唐诗中，这篇可以名列前茅。很多人努力一辈子，写不到这水平。
如果三十岁前写不出一流的诗，后半辈子也别想了。写诗不是做学问，不看积累，看天分。
杜甫早年的诗，十分精当。天才的英气咄咄逼人。到了晚年，变得随意了。
猛一看，似乎不如早年好。
仔细看，还是似乎不如早年好。
这时候，诗坛盟主站出来了：老杜晚年，怎么能写到如此境界！不可及，不可及！
大家恍然大悟：呦！原来是我辈学力不到！
这个诗坛盟主，就是黄庭坚。黄庭坚一说，大家都信了。又过了百十年，出一个大学问家，朱熹。朱熹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对劲。他说那些黄庭坚的拥趸：你们啊，都是矮子看戏，个儿高的说好，你们就跟着叫好，其实你们啥都没看见。
朱熹和黄庭坚的分歧，饶宗颐有篇《论杜甫夔州诗》，仔细讨论了这段公案。我的看法和饶公有些出入，此文不细表，单表老杜晚年随意不随意。
朱熹说：杜诗初年甚精，晚年横逆不可当，只意到处便押一个韵。
读到这句前，我想不出如何评价杜诗初年和晚年的差别，读到这句，对了，就是这个味道，太熨帖。
“横逆不可当”，其实就是随便。——横着走，竖着走，斜着走，爱怎么来就怎么来。
一般人这么来，叫草率；但老杜这么来，不能叫草率，要叫横逆不可当。不过，你再横逆不可当，也得押韵，怎么办呢：“只意到处便押一个韵。”
我觉得，朱熹这句话里，丝毫没有对杜甫的贬抑。不过，很多人以为有。我们且不管，拿出诗来看看。
大历五年，老杜临死那年，有个表侄去南海，老杜写了首诗送他。诗很长，简单挑几句：
我之曾祖姑，尔之高祖母。尔祖未显时，归为尚书妇。
明朝竟陵派诗人钟惺说：这是志和传记的格式，居然拿来写诗，真奇怪！还拿来当开头，真奇怪！
老杜中间写：
次问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风云合，龙虎一吟吼。愿展丈夫雄，得辞儿女丑。
清朝的仇兆鳌，读到这里，皱起眉头：“太宗虬髯，恐非十八九岁所有，此亦讹传也。”
老杜后面又写：
凤雏无凡毛，五色非尔曹。往者胡作逆，乾坤沸嗷嗷。
翻译成白话是：凤凰的种，那能是一般的毛吗？长了五色毛的人，除了尔等还有谁呢！当年安禄山那小子作乱，天下跟炸了锅似的嗷嗷叫。
再往后：
自下所骑马，右持腰间刀。左牵紫游缰，飞走使我高。
“飞走使我高”的“高”，要说不是凑韵，没人相信。为什么不用“飞走使我逃”呢，因为“逃”字前面用过了。如果这首诗不是杜甫写的，换个人写，“高”就有毛病了。但它是杜甫写的，那就没毛病。
仇兆鳌说：“高字拈韵，或疑句稚，不知此正写真处，公方徒步蓬蒿，欲行不前，忽飞马高骑可以脱险，故不胜喜幸。”
意思是，别以为“高”是随手捡的韵脚，就觉得稚嫩，殊不知，这正是真实的写照。
仔细想想，也对，骑在马上确实比站在地上高。再想，恍然大悟：原来可以看成倒装——使我高飞走，哎呀，高字用得妙！
老杜晚年，到处是这样的诗。
随便看看吧。
《可叹》，写于大历二年末，离去世还有三年：
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
古往今来共一时，人生万事无不有。
近者抉眼去其夫，河东女儿身姓柳。
丈夫正色动引经，酆城客子王季友。
群书万卷常暗诵，孝经一通看在手。
……
太守得之更不疑，人生反覆看亦丑……
看起来很随意，但越咂摸，越有味道。通篇说的都是人话。老杜不是为了写诗才写诗，是为了说话才写诗。黄庭坚说，老杜写诗，没一个字没来历，后人以为是老杜的发明，只是因为读书少。黄庭坚比较爱讲夸张的话，不过虽然夸张，倒也对。很多地方，即便你不知道来历，也不影响。比如前两句，白衣苍狗，出自《晋书·天文志》。第四句，“人生万事无不有”，化用了嵇康诗“事故无不有”。
老杜不经意的下字处，都在考验诗的极限。后人学诗，如果有些句子想到了，不确定行不行，那就先看看杜甫。如果杜甫这样写过，那就是可以的。如果连杜甫都没有，这样写肯定不可以。
这不是开玩笑。不是黑杜甫。这是对杜甫最大的赞美。杜甫之于中国旧诗，是立法者的地位。诗圣，意思是，诗里的孔子。在诗的国度，杜甫定义了规则。
看杜甫突破的地方，就知道，有些突破也未尝不可。不仅是在选题取材上，甚至包括近体诗天生的规矩——格律。
“怅望千秋一洒泪”，就与“风流儒雅亦吾师”失粘。也许只是杜甫一时不小心。诗人往往有不小心的时候，李白也有，“吴宫花草埋幽径”就是。所以你就知道，如果不小心，失粘了，句子既佳，也不妨由它失粘。
甚至，有时候明明知道格律不对，硬要这么用，也不是不可以。比如，“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既然老杜这么写，你写“叉叉门上太阳升，叉叉门前扫地僧”，人家也不能诟病。
如果后人没有读过老杜，偶然写出一句，碰巧与老杜一样，说明什么问题呢？
什么都说明不了。偶然几个字撞衫，并不难。
要褒奖一个作者，有句俗套话：“这东西，一看就是某某写的。”说明他已经有自己的风格了。但诚实地讲，难道杜甫的每一首诗，乃至每一句，都打着鲜明的“杜甫”烙印吗？
绝对是戏言。
曹雪芹有两句佚诗：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周汝昌补了前六句，骗人说不知道哪里看来的。吴世昌琢磨很久，认定就是曹雪芹原诗，洋洋洒洒写了很长的文章证明，然后乌龙了。出来两种议论，一种认为，吴世昌对曹雪芹还不够了解。一种认为，不是吴世昌不了解曹雪芹，而是周汝昌模仿曹雪芹太像了。
其实都不是。真正的原因是，根本没办法看出来。别说是曹雪芹，就是李太白的《蜀道难》，如果流传下来时没有李太白的名字，谁敢断定它就是李太白写的？
《秋雨吟》，“兼是孤舟夜泊时，风吹折苇来相佐”。杜甫集没有收，《事文类聚》说是杜甫所写，仇兆鳌研究了很久，说：“今玩其句调语气，酷似夔州夜归诗，俟从容详考也。”
“俟从容详考”，意思就是，这事我搞不定，没有足够的证据。仇兆鳌琢磨杜甫一辈子，也只敢这样说。这才是老实本分的态度。判断不了就是判断不了，想在一首诗上伪装一个人，没有那么难。
老杜之所以成为老杜，并不是看他某一两首诗，更不是看一两句。而是看整个杜甫集。
说杜诗有早年和晚年之分，夔州前和夔州后之别，也只是一种方便的说法。杜诗本身并没有那么割裂。不是说到了夔州后，诗风陡然一变。老杜自称，“老去诗篇浑漫与”。其实他年轻时也颇多漫与的诗篇，并不是每一首都“甚精”。朱熹说甚精，是指老杜初年的功夫，不是指篇篇皆精；说横逆不可当，是指老杜晚年的风格，也不是指处处皆横逆。不要把活龙当死蛇看。实际上，“老去诗篇浑漫与”这句，写于上元二年，老杜当时还没到夔州呢。
老杜诗中也有不怎么样的。比如《徐卿二子歌》，也写于上元二年：
君不见徐卿二子生绝奇，感应吉梦相追随。
孔子释氏亲抱送，并是天上麒麟儿。
大儿九龄色清澈，秋水为神玉为骨。
小儿五岁气食牛，满堂宾客皆回头。
吾知徐公百不忧，积善衮衮生公侯。
丈夫生儿有如此二雏者，名位岂肯卑微休。
明末，河朔诗派领袖申涵光说：“此等题，虽老杜亦不能佳。今人刻诗集，生子祝寿，套数满纸，岂不可厌。”
就算是超一流的高手，随便应付一首诗，也照样平庸。不过，老杜晚年的“漫与”，和这种并不一样。这种是应酬之题，而晚年漫与，则是早已达到超一流境界后，反而不太关心诗的好坏。
总是憋着一股子气要让自己不朽的人，往往离不朽早影着呢。如果早就不朽，往后就很随意了，晚年的杜甫就是这样。但正是在这种“漫与”里，杜甫开出了诗的新境界。壮年的杜甫，很认真地写诗，已臻时代之巅峰——但尚未甄历史之巅峰，晚年他一恣意，就给旧诗画上了句号。
老杜的横逆，一方面体现在选材上。无论什么事，都可以拿来入诗。别人写诗，素材有限，老杜取材就宽广得多：送菜、送瓜、卖鸡，都写到诗里。同时代的人，除了少数有识之士外，大多看不懂这种远远超越时代的写法。诗歌的发展演变史终于证明，老杜不可及。
临终前一年，杜甫写《园人送瓜》，开头是：
江间虽炎瘴，瓜熟亦不早。
有点啰嗦。“瓜熟亦不早”，很口语化嘛，两句可以并成一句，“江瘴瓜熟晚”。——要这样看，就是“作诗的人”了。老杜是诗人，不是作诗的人。到晚年，根本不带考虑什么技巧，什么用字。在他貌似的不讲究之中，有深深的讲究。人家年轻时就“甚精”了，对于诗，该懂的东西他都懂了，“诗是吾家事”。再写，就不是为了不朽，只是为了说话。“晚节渐于诗律细”，偏像形容初年的杜诗；“谁家数去酒杯宽”，才像晚年的老杜味道。
晚年老杜，好比早就天下第一的武林高手，在跟人谈论剑法时，随便捡支木棍比划两下，你真以为那种随手的比划中力道很强，很精妙吗？其实没有。那就是散漫的示意，没什么技击的效果。但正因为特别散漫，特别随意，蕴涵了十分精妙的境界。一旦着意，那种境界可能就跑了。
“晚节渐于诗律细，谁家数去酒杯宽。”对仗怎能如此随意呢，如何从诗律细想到酒杯宽呢。这种跳跃里，包含了最上层的武学。后人效仿，但十之八九都是在故作随意。
杜甫让僮仆去菜园子里摘菜，回头就写了《驱竖子摘苍耳》。还有《竖子至》、《槐叶冷淘》、《上后园山脚》，甚至诗题就一个字：《瞑》、《晚》、《夜》、《闷》、《雷》。还有《刈稻了咏怀》、《耳聋》、《楼上》。盗贼退了，写《喜闻盗贼总退口号五首》。
僮仆绑了鸡去集市卖，鸡被绑得咯咯叫，杜甫写《缚鸡行》：
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
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
虫鸡于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缚。
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
家人不喜欢鸡吃虫子，要把鸡卖掉，杜甫想到鸡卖掉会被杀了吃，不禁怜悯起来，让童子放了。但应该爱鸡多一点还是爱虫子多一点呢？不知道，只好遥望着寒江的倚山阁。末句的跳脱，不可想象。洪迈说：“《缚鸡行》自是一段好议论，至结句之妙，尤非思议所及。”
这种随意漫与的地方，其实是杜甫的天分所在，没有办法学。不仅李太白没有办法学，晚年的杜子美也没有办法学。朱熹讲的其实比黄庭坚老实，黄庭坚夸张，朱熹平实，他说杜甫“夔州以后，自出规模，不可学。”
就算后人学晚年的杜甫，偶然写出和杜甫一样的句子，也不高。这就好比你在没有了解牛顿定律时，偶然推导出了，也无从媲美牛顿的光辉。不过，物理学没有终点，爱因斯坦还可以推翻牛顿。但旧诗已经定型，没有人可能推翻杜甫。
而且，杜甫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取材上的开辟。任何有天分的人，只要放在合适的时代，有了合适的机缘，都有可能成为开辟者。杜甫的高度，还在于他在写实上绝无匹俦的勇猛功力。凭想象来写诗，比较容易，但真要把眼前景物心绪栩栩历历地落到纸上来，就难了。黄庭坚离了贵州，诗风变得笃实，也是学杜精进的体现。
杜甫写“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就好。你这样写，就假。因为你家隔壁没有住着黄四娘，门口也没有千朵万朵的花。过了杜甫的时代，离了那个因缘际会的时空，就不可能再有杜甫了。这才是杜甫之所以后无来者的原因。
旧诗的王国里，本来没有路。杜甫走到哪儿，哪儿就有了路。
杜甫给旧诗画了句号，定义了旧诗的界限。所有变化之能事，杜甫都指出了方向。后来的诗人，所有的努力，都只为在杜甫既定的地盘里，讨一碗羹，琢磨些零碎的突破。
晚年的杜甫，只有一个作用，就是让人知道诗还可以写到这个地步。
杜甫的晚年，是用来景仰的，不是用来学习的。
杜甫之前，没有这样的高度，之后也永远不会有。
杜甫千古。
Ps：素材来自互联网。
呵呵。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写于开元二十四年，杜甫二十五岁。
唐诗中，这篇可以名列前茅。很多人努力一辈子，写不到这水平。
如果三十岁前写不出一流的诗，后半辈子也别想了。写诗不是做学问，不看积累，看天分。
杜甫早年的诗，十分精当。天才的英气咄咄逼人。到了晚年，变得随意了。
猛一看，似乎不如早年好。
仔细看，还是似乎不如早年好。
这时候，诗坛盟主站出来了：老杜晚年，怎么能写到如此境界！不可及，不可及！
大家恍然大悟：呦！原来是我辈学力不到！
这个诗坛盟主，就是黄庭坚。黄庭坚一说，大家都信了。又过了百十年，出一个大学问家，朱熹。朱熹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对劲。他说那些黄庭坚的拥趸：你们啊，都是矮子看戏，个儿高的说好，你们就跟着叫好，其实你们啥都没看见。
朱熹和黄庭坚的分歧，饶宗颐有篇《论杜甫夔州诗》，仔细讨论了这段公案。我的看法和饶公有些出入，此文不细表，单表老杜晚年随意不随意。
朱熹说：杜诗初年甚精，晚年横逆不可当，只意到处便押一个韵。
读到这句前，我想不出如何评价杜诗初年和晚年的差别，读到这句，对了，就是这个味道，太熨帖。
“横逆不可当”，其实就是随便。——横着走，竖着走，斜着走，爱怎么来就怎么来。
一般人这么来，叫草率；但老杜这么来，不能叫草率，要叫横逆不可当。不过，你再横逆不可当，也得押韵，怎么办呢：“只意到处便押一个韵。”
我觉得，朱熹这句话里，丝毫没有对杜甫的贬抑。不过，很多人以为有。我们且不管，拿出诗来看看。
大历五年，老杜临死那年，有个表侄去南海，老杜写了首诗送他。诗很长，简单挑几句：
我之曾祖姑，尔之高祖母。尔祖未显时，归为尚书妇。
明朝竟陵派诗人钟惺说：这是志和传记的格式，居然拿来写诗，真奇怪！还拿来当开头，真奇怪！
老杜中间写：
次问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风云合，龙虎一吟吼。愿展丈夫雄，得辞儿女丑。
清朝的仇兆鳌，读到这里，皱起眉头：“太宗虬髯，恐非十八九岁所有，此亦讹传也。”
老杜后面又写：
凤雏无凡毛，五色非尔曹。往者胡作逆，乾坤沸嗷嗷。
翻译成白话是：凤凰的种，那能是一般的毛吗？长了五色毛的人，除了尔等还有谁呢！当年安禄山那小子作乱，天下跟炸了锅似的嗷嗷叫。
再往后：
自下所骑马，右持腰间刀。左牵紫游缰，飞走使我高。
“飞走使我高”的“高”，要说不是凑韵，没人相信。为什么不用“飞走使我逃”呢，因为“逃”字前面用过了。如果这首诗不是杜甫写的，换个人写，“高”就有毛病了。但它是杜甫写的，那就没毛病。
仇兆鳌说：“高字拈韵，或疑句稚，不知此正写真处，公方徒步蓬蒿，欲行不前，忽飞马高骑可以脱险，故不胜喜幸。”
意思是，别以为“高”是随手捡的韵脚，就觉得稚嫩，殊不知，这正是真实的写照。
仔细想想，也对，骑在马上确实比站在地上高。再想，恍然大悟：原来可以看成倒装——使我高飞走，哎呀，高字用得妙！
老杜晚年，到处是这样的诗。
随便看看吧。
《可叹》，写于大历二年末，离去世还有三年：
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
古往今来共一时，人生万事无不有。
近者抉眼去其夫，河东女儿身姓柳。
丈夫正色动引经，酆城客子王季友。
群书万卷常暗诵，孝经一通看在手。
……
太守得之更不疑，人生反覆看亦丑……
看起来很随意，但越咂摸，越有味道。通篇说的都是人话。老杜不是为了写诗才写诗，是为了说话才写诗。黄庭坚说，老杜写诗，没一个字没来历，后人以为是老杜的发明，只是因为读书少。黄庭坚比较爱讲夸张的话，不过虽然夸张，倒也对。很多地方，即便你不知道来历，也不影响。比如前两句，白衣苍狗，出自《晋书·天文志》。第四句，“人生万事无不有”，化用了嵇康诗“事故无不有”。
老杜不经意的下字处，都在考验诗的极限。后人学诗，如果有些句子想到了，不确定行不行，那就先看看杜甫。如果杜甫这样写过，那就是可以的。如果连杜甫都没有，这样写肯定不可以。
这不是开玩笑。不是黑杜甫。这是对杜甫最大的赞美。杜甫之于中国旧诗，是立法者的地位。诗圣，意思是，诗里的孔子。在诗的国度，杜甫定义了规则。
看杜甫突破的地方，就知道，有些突破也未尝不可。不仅是在选题取材上，甚至包括近体诗天生的规矩——格律。
“怅望千秋一洒泪”，就与“风流儒雅亦吾师”失粘。也许只是杜甫一时不小心。诗人往往有不小心的时候，李白也有，“吴宫花草埋幽径”就是。所以你就知道，如果不小心，失粘了，句子既佳，也不妨由它失粘。
甚至，有时候明明知道格律不对，硬要这么用，也不是不可以。比如，“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既然老杜这么写，你写“叉叉门上太阳升，叉叉门前扫地僧”，人家也不能诟病。
如果后人没有读过老杜，偶然写出一句，碰巧与老杜一样，说明什么问题呢？
什么都说明不了。偶然几个字撞衫，并不难。
要褒奖一个作者，有句俗套话：“这东西，一看就是某某写的。”说明他已经有自己的风格了。但诚实地讲，难道杜甫的每一首诗，乃至每一句，都打着鲜明的“杜甫”烙印吗？
绝对是戏言。
曹雪芹有两句佚诗：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周汝昌补了前六句，骗人说不知道哪里看来的。吴世昌琢磨很久，认定就是曹雪芹原诗，洋洋洒洒写了很长的文章证明，然后乌龙了。出来两种议论，一种认为，吴世昌对曹雪芹还不够了解。一种认为，不是吴世昌不了解曹雪芹，而是周汝昌模仿曹雪芹太像了。
其实都不是。真正的原因是，根本没办法看出来。别说是曹雪芹，就是李太白的《蜀道难》，如果流传下来时没有李太白的名字，谁敢断定它就是李太白写的？
《秋雨吟》，“兼是孤舟夜泊时，风吹折苇来相佐”。杜甫集没有收，《事文类聚》说是杜甫所写，仇兆鳌研究了很久，说：“今玩其句调语气，酷似夔州夜归诗，俟从容详考也。”
“俟从容详考”，意思就是，这事我搞不定，没有足够的证据。仇兆鳌琢磨杜甫一辈子，也只敢这样说。这才是老实本分的态度。判断不了就是判断不了，想在一首诗上伪装一个人，没有那么难。
老杜之所以成为老杜，并不是看他某一两首诗，更不是看一两句。而是看整个杜甫集。
说杜诗有早年和晚年之分，夔州前和夔州后之别，也只是一种方便的说法。杜诗本身并没有那么割裂。不是说到了夔州后，诗风陡然一变。老杜自称，“老去诗篇浑漫与”。其实他年轻时也颇多漫与的诗篇，并不是每一首都“甚精”。朱熹说甚精，是指老杜初年的功夫，不是指篇篇皆精；说横逆不可当，是指老杜晚年的风格，也不是指处处皆横逆。不要把活龙当死蛇看。实际上，“老去诗篇浑漫与”这句，写于上元二年，老杜当时还没到夔州呢。
老杜诗中也有不怎么样的。比如《徐卿二子歌》，也写于上元二年：
君不见徐卿二子生绝奇，感应吉梦相追随。
孔子释氏亲抱送，并是天上麒麟儿。
大儿九龄色清澈，秋水为神玉为骨。
小儿五岁气食牛，满堂宾客皆回头。
吾知徐公百不忧，积善衮衮生公侯。
丈夫生儿有如此二雏者，名位岂肯卑微休。
明末，河朔诗派领袖申涵光说：“此等题，虽老杜亦不能佳。今人刻诗集，生子祝寿，套数满纸，岂不可厌。”
就算是超一流的高手，随便应付一首诗，也照样平庸。不过，老杜晚年的“漫与”，和这种并不一样。这种是应酬之题，而晚年漫与，则是早已达到超一流境界后，反而不太关心诗的好坏。
总是憋着一股子气要让自己不朽的人，往往离不朽早影着呢。如果早就不朽，往后就很随意了，晚年的杜甫就是这样。但正是在这种“漫与”里，杜甫开出了诗的新境界。壮年的杜甫，很认真地写诗，已臻时代之巅峰——但尚未甄历史之巅峰，晚年他一恣意，就给旧诗画上了句号。
老杜的横逆，一方面体现在选材上。无论什么事，都可以拿来入诗。别人写诗，素材有限，老杜取材就宽广得多：送菜、送瓜、卖鸡，都写到诗里。同时代的人，除了少数有识之士外，大多看不懂这种远远超越时代的写法。诗歌的发展演变史终于证明，老杜不可及。
临终前一年，杜甫写《园人送瓜》，开头是：
江间虽炎瘴，瓜熟亦不早。
有点啰嗦。“瓜熟亦不早”，很口语化嘛，两句可以并成一句，“江瘴瓜熟晚”。——要这样看，就是“作诗的人”了。老杜是诗人，不是作诗的人。到晚年，根本不带考虑什么技巧，什么用字。在他貌似的不讲究之中，有深深的讲究。人家年轻时就“甚精”了，对于诗，该懂的东西他都懂了，“诗是吾家事”。再写，就不是为了不朽，只是为了说话。“晚节渐于诗律细”，偏像形容初年的杜诗；“谁家数去酒杯宽”，才像晚年的老杜味道。
晚年老杜，好比早就天下第一的武林高手，在跟人谈论剑法时，随便捡支木棍比划两下，你真以为那种随手的比划中力道很强，很精妙吗？其实没有。那就是散漫的示意，没什么技击的效果。但正因为特别散漫，特别随意，蕴涵了十分精妙的境界。一旦着意，那种境界可能就跑了。
“晚节渐于诗律细，谁家数去酒杯宽。”对仗怎能如此随意呢，如何从诗律细想到酒杯宽呢。这种跳跃里，包含了最上层的武学。后人效仿，但十之八九都是在故作随意。
杜甫让僮仆去菜园子里摘菜，回头就写了《驱竖子摘苍耳》。还有《竖子至》、《槐叶冷淘》、《上后园山脚》，甚至诗题就一个字：《瞑》、《晚》、《夜》、《闷》、《雷》。还有《刈稻了咏怀》、《耳聋》、《楼上》。盗贼退了，写《喜闻盗贼总退口号五首》。
僮仆绑了鸡去集市卖，鸡被绑得咯咯叫，杜甫写《缚鸡行》：
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
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
虫鸡于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缚。
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
家人不喜欢鸡吃虫子，要把鸡卖掉，杜甫想到鸡卖掉会被杀了吃，不禁怜悯起来，让童子放了。但应该爱鸡多一点还是爱虫子多一点呢？不知道，只好遥望着寒江的倚山阁。末句的跳脱，不可想象。洪迈说：“《缚鸡行》自是一段好议论，至结句之妙，尤非思议所及。”
这种随意漫与的地方，其实是杜甫的天分所在，没有办法学。不仅李太白没有办法学，晚年的杜子美也没有办法学。朱熹讲的其实比黄庭坚老实，黄庭坚夸张，朱熹平实，他说杜甫“夔州以后，自出规模，不可学。”
就算后人学晚年的杜甫，偶然写出和杜甫一样的句子，也不高。这就好比你在没有了解牛顿定律时，偶然推导出了，也无从媲美牛顿的光辉。不过，物理学没有终点，爱因斯坦还可以推翻牛顿。但旧诗已经定型，没有人可能推翻杜甫。
而且，杜甫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取材上的开辟。任何有天分的人，只要放在合适的时代，有了合适的机缘，都有可能成为开辟者。杜甫的高度，还在于他在写实上绝无匹俦的勇猛功力。凭想象来写诗，比较容易，但真要把眼前景物心绪栩栩历历地落到纸上来，就难了。黄庭坚离了贵州，诗风变得笃实，也是学杜精进的体现。
杜甫写“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就好。你这样写，就假。因为你家隔壁没有住着黄四娘，门口也没有千朵万朵的花。过了杜甫的时代，离了那个因缘际会的时空，就不可能再有杜甫了。这才是杜甫之所以后无来者的原因。
旧诗的王国里，本来没有路。杜甫走到哪儿，哪儿就有了路。
杜甫给旧诗画了句号，定义了旧诗的界限。所有变化之能事，杜甫都指出了方向。后来的诗人，所有的努力，都只为在杜甫既定的地盘里，讨一碗羹，琢磨些零碎的突破。
晚年的杜甫，只有一个作用，就是让人知道诗还可以写到这个地步。
杜甫的晚年，是用来景仰的，不是用来学习的。
杜甫之前，没有这样的高度，之后也永远不会有。
杜甫千古。
Ps：素材来自互联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