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巴尔扎克、司汤达、狄更斯、果戈里、托尔斯
[quote]欧洲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文学艺术中开始占主导地位的文艺思潮。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尖锐化在文学艺术上的反映。它的进步意义在于注重研究社会问题。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扩大了真实反映现实的生活面，塑造了很多有典型意义的贵族、资产阶级人物形象，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现象，描写了贵族阶级没落和资产阶级兴起与没落的过程，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有些作品对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表示了同情；同时还丰富了艺术技巧和手法。但由于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受到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不能指出产生罪恶的根源，揭示其解决问题的出路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代表作家有法国的巴尔扎克、司汤·达、英国的狄更斯、俄国的果戈里、托尔斯泰等。[/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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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奥诺雷·德·巴尔扎克[/b][/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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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诺雷·德·巴尔扎克，法国小说家，被称为“现代法国小说之父”，生于法国中部图尔城一个中产者家庭，1816年入法律学校学习，毕业后不顾父母反对，毅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但是第一部作品五幕诗体悲剧《克伦威尔》却完全失败。而后他与人合作从事滑稽小说和神怪小说的创作，曾一度弃文从商和经营企业，出版名著丛书等，均告失败。商业和企业上的失败使他债台高筑，拖累终身，但也为他日后创作打下了厚实的生活基础。1829年，他发表长篇小说《朱安党人》，迈出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第一步，1831年出版的《驴皮记》使他声名大震。1834年，完成对《高老头》的著作，这也是巴尔扎克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他要使自己成为文学事业上的拿破仑，在30至40年代以惊人的毅力创作了大量作品，一生创作甚丰，写出了91部小说，塑造了两千四百七十二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合称《人间喜剧》。《人间喜剧》被誉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书”。但他由于早期的债务和写作的艰辛，终因劳累过度于1850年8月18日与世长辞。
[b][color=#92d050]人物生平[/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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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扎克出生于一个法国大革命后致富的资产阶级家庭，由于他的父母婚后的生活并不美满，所以在巴尔扎克还没有满月时便送给了乳母寄养，只有在礼拜天才能与家人团聚。巴尔扎克排行老大，其后还有弟妹三人。但因为长期在乳母家寄养，所以他的童年既没有得到父母的爱抚，也没有得到多少欢乐。他曾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到：“这是任何人命运中所不曾遭受到的最可怕的童年。”
1816年11月，巴尔扎克考入大学法律系。法科学校毕业后，他拒绝了家庭为他选择的受人尊敬的法律职业，而立志当文学家。为了获得独立生活和从事创作的物质保障，他曾试笔并插足商业，从事出版印刷业，但都以破产告终。这一切都为他认识社会、描写社会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他不断追求和探索，对哲学、经济学、历史、自然科学、神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积累了极为广博的知识。
巴尔扎克读大学期间，父母为了让他尽早熟悉未来职业，曾先后安排他在一位诉讼代理人和一位公证人的事务所见习。几年的见习生活让他受益匪浅，非但熟悉了民事诉讼程序，还从这个法律窗口窥见了巴黎社会的种种奥秘，看到了繁荣景象下的罪恶，为未来的创作积累大量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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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年1月，巴尔扎克从法学院毕业，但也是同年，他拒绝了家人为他安排的公证人事务所的职位，而坚持要走毫无生活保障的文学道路。为了向父母证明自己的文学天赋，他几乎足不出户的奋战一年，完成了处女作诗剧《克伦威尔》。然而结果却令自己大失所望。法兰西学院的一位院士看过剧后表示：“这位作者随便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搞文学。”为了摆脱经济上对父母的依赖，巴尔扎克曾以各种笔名为书商炮制和撰写流行小说，以维持生计。当然，这些纯粹以赚钱为目的的商业性作品不会给他带来所期待的荣誉，后来他甚至否认这些作品出自他的手笔。随后，为了给自己的严肃创作寻求稳定的经济来源，他决定暂时弃文从商。
1822年正当巴尔扎克倍受冷遇，痛苦绝望的时刻，结识了贝尔尼夫人。贝尔尼夫人的母亲曾是王后的侍女，对宫廷的生活，交际的秘密和妇女的命运十分熟悉。贝尔尼夫人比巴尔扎克大22岁，具有完美的娇柔感，高雅的谈吐，沁人肺腑的同情心，以及慈祥的母爱。这一切深深吸引着巴尔扎克，使巴尔扎克感受到从小没有领略过的母爱般的温情。她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巴尔扎克把她称为他的母亲、朋友、家属、伴侣和顾问。[1]
从1825年开始，他先后尝试过出版业，开办过印刷厂、铸字厂，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四年的商海沉浮，让他尝够了破产、倒闭、清理、负债的苦楚。最后，母亲出面替他还债。走投无路的巴尔扎克只好放弃，重新进入文学创作。生活中的一切挫折都在他的笔下转化为成功的创作素材。这时巴尔扎克决定要在文学上取得轰轰烈烈的成就。他在书房里放置了一座拿破仑塑像，在塑像的剑鞘上刻下字句：“他用剑未完成的事业，我要用笔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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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9年，巴尔扎克完成长篇小说《朱安党人》。历史小说《朱安党人》（1829）是巴尔扎克用真名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描述1800年法国布列塔尼在保皇党煽动下发生的反对共和国政府的暴动。作者赋予英勇的共和国军人以应有的光彩，但也大大美化了朱安党首领孟多兰侯爵，表现出他当时对贵族的同情。为了写这部小说，他曾细心研究有关暴动的历史文献，亲自去布列塔尼调查山川形势和农民生活，访问暴动的目击者和参加者，还从友人柏尔里公爵夫人那里收集许多关于朱安党人的掌故。从写神怪小说过渡到写历史小说，是巴尔扎克走向批判现实主义的第一个重要步骤。他在《朱安党人》中描写的不是古代历史，而是属于当代社会生活范畴的重要事件。着重反映当代社会生活，正是巴尔扎克日后所写的《人间喜剧》的一个特点。
从1829年写《朱安党人》起，巴尔扎克的创作开始进入成熟时期，即《人间喜剧》时期（1829-1848）。在三、四十年代，他除致力于文艺创作以外，还出入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为几种报刊撰稿，他接触的生活面非常广泛。
巴尔扎克从这时期起，就在现实主义理论方面进行深入探索。他认为小说家必须面向现实生活，使自己成为当代社会的风俗史家；又认为小说家的任务不仅在于摹写社会现象，还须阐明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指出人物、欲念和事件背后的意义。在塑造人物的问题上，他强调特性，也强调共性；他说诗人的使命在创造典型，使典型个性化，个性典型化；又说典型人物应该把那些多少和他类似的人的性格特点集于一身。他还强调艺术必须为社会服务；认为艺术家不仅描写罪恶和德行，而且要指出其中的教育意义；艺术家必须同时是道德家和政治家。
1830年4月，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私人生活场景》两卷出版了。然而，他深深地为法国文学创作者的处境担忧。虽然法国于1791年颁布的《表演法令》和1793年颁布的《复制法令》确定了著作权的原则，但剽窃、抄袭、模仿他人作品的行为仍比比皆是，甚至他的作品也被他人抄袭。[2]
1831年，巴尔扎克加入保皇党。但是他的政治态度和极端保皇党人也不完全一致。他是党内的自由派，在党员中间不大受欢迎，他甚至公开批评保皇党，说“这个政党令人厌恶”，“这是一个失败的政党。”
1833年8月1日，巴尔扎克在致韩斯卡夫人的信中写道，《欧洲文学》在描写一位皇家卫队的士兵在农家谷仓里讲述拿破仑生活的片断，是抄袭他在《乡村医生》中的一段重要章节。
于是，几个月之后，巴尔扎克在《巴黎杂志》上发表了一封致19世纪法国作家的公开信，再次谈到上面的问题。他不仅描述了作家是怎样成为受害者的过程，同时也呼吁他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他写道，出路在于他们自身。在于承认他们的权利，在于对他们力量相互之间的认可。为了崇高的利益，他们要组织起来，像剧作家那样成立一个协会（1777年，由法国最重要的戏剧家博马舍倡议建立了保护戏剧作者权利协会）。[2]
1848年1月，巴尔扎克启程回巴黎去准备他们的新家。9月底，他前往乌克兰，只是他对维埃曹尼亚已不再激动，事实上德·韩斯迦夫人和女儿对他也漠不关心，而且更糟的是他这么多年高强度工作所损害的身体健康也来讨债了。在这个漫长的冬季，他患了脑炎、慢性心脏病和支气管炎，他的生命已经步入最后的衰竭期。
经过了漫长的追求与等待，德·韩斯迦夫人终于同意结婚了。1850年3月14日，德·韩斯迦夫人以怜悯之心愿意满足巴尔扎克长达十几年的愿望。在乌克兰的别尔基切夫市的圣·巴巴拉天主教堂，他们举行了婚礼。除了新婚夫妇，只有两位证婚人和一位神甫出席。一个多月后，他们启程回法国。这次旅程对病入膏肓的巴尔扎克是灾难性的。当他们终于回到巴尔扎克精心布置的爱巢时，他已经无法再踏上台阶，死神的脚步已经越来越逼近了。在他最后的日子里，维克多·雨果时常来看望他，巴尔扎克对老朋友抱怨说他无法完成《人间喜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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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8月18日夜11时30分，巴尔扎克带着没有完成《人间喜剧》的遗憾离开了人世。文坛上的一颗巨星就这样陨落了，在他生命的尽头，陪伴他的只有给了他一生痛苦也帮助了他一生的母亲安妮·夏洛特。依照巴尔扎克的遗愿，他的灵柩将被安放在拉雪兹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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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侧重
作品名称（写作时间）
风俗研究
私人生活场景
《妇女研究》（1830年）
《钱袋》（1832年）
《高老头》（1834年）
《家庭的和睦》（1830年） 《猫打球商店》（1830年） 《夏倍上校》（1832年）
《三十岁的女人》（1831年～1834年） 《入世之初》（1842年） 《邦斯舅舅》（1847年）
《贝姨》（1846年） 《被抛弃的女人》 《无神论者的弥撒》（1836年）
《禁治产》（1839年） 《结婚契约》（1835年） 《续妇女研究》（1831年）
《两个新嫁娘》（1842年）
外省生活场景
《欧也妮·葛朗台》（1833年）
《幽谷百合》（1835年）
《幻灭》（1837年～1843年）
《古物陈列室》（1838年） 《于絮尔·弥罗埃》（1841年） 《独身者故事》
《比哀兰特》 《巴黎人在外省》 《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
《老处女》
巴黎生活场景
《费拉居斯》（1833年）
《德·朗热公爵夫人》
《金目少女》（1834年）
《萨拉金》 《纽沁根银行》（1838年） 《塞沙·皮罗多兴衰记》（1837年）
《法基诺·加奈》 《卡迪央王妃的秘密》 《娼妓的奢华与穷困》（1838年）
《这些姑娘是怎样的爱的》 《伏脱冷最后的化身》 《流浪的王子》
《実业家》 《不自知的喜剧演员》 《小有产者》
《现代史内幕》
政治生活场景
《恐怖时代的一挿话》
《兹·马尔卡》（1840年）
《一桩无头公案》（1841年）
《阿尔西的议员》（1847年）
军队生活场景
《舒昂党的人们》（1829年）
《阿尔西的议员》（1847年）
乡村生活场景
《乡村医生》（1833年）
《村里的神棍》（1839年）
《农民》（1844年）
《谷间的百合》
哲理研究
《驴皮记》（1831年）
《红房子旅馆》（1831年）
《长寿药水》（1830年）
《对于绝对的探索》（1834年）
《无人知道的杰作》（1832年）
《改邪归正的梅莫特》（1835年）
《刽子手》
《徴募兵》
《海滨的悲剧》
《戈尔涅里乌斯老板》
《加尔文主义的殉教者》
《路行瑞尔的自白》
《两个理想》
《流亡者》
《路易·朗贝尔》
《塞拉菲达》
分析研究 《婚姻生理学》（1828年） 《夫唱妇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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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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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代风俗史家的角度出发，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写了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交替的历史时期，《人间喜剧》被称为“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这个时期的特征，是金钱逐渐代替了贵族头衔。1830年革命以后，金钱统治的威力尤为强大。资产阶级以捞钱为生活目标，他们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来达到目的，而更多的是用欺诈和暴力进行掠夺。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绘了从拿破仑帝国、复辟王朝到七月王朝这一历史时期法国社会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的活动场所，使作品成为一个由两千多个人物构成的广阔的社会画面，从中可以看出封建主义必然为资本主义所代替的规律，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弊病。
英雄人物
巴尔扎克也是拿破仑的热烈崇拜者。拿破仑的形象在《人间喜剧》中得到多次反映，如在《乡村医生》（1833）、《一桩神秘案件》（1841）、《三十岁的女人》（1831-1842）、《夏倍上校》等作品里。同时，作者也着力描写了和拿破仑相联系的帝国时代军官的形象。
在《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以赞赏的心情描述共和主义的英雄人物。例如在作者笔下，《幻灭》中的米希尔·克雷斯蒂安是一个具有丹东和圣鞠斯特气魄的政治家。他提倡欧洲联邦制，对欧洲贵族阶级威胁很大。1831年巴黎共和党人起义时，他和一个普通士兵一样，在战斗中英勇地死去。他的牺牲引起所有认识他的人们的深切哀悼，人们经常怀念他。又如《农民》（1844）中的尼兹龙，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共和主义老战士，“坚强得像钢铁，纯洁得像黄金。”他放弃他在大革命中应得的财产，甘愿过贫苦的生活，曾把独子送到前方去参加保卫祖国的战争。因为他憎恨有钱的人，他特别受到农民的爱戴。
折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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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得势的资本主义侵入农村后所产生的变化，在《农民》中得到深刻的反映。《农民》描写的是贵族大庄园土地所有制和资产阶级小土地所有制的冲突，而农民处在这两种社会力量中间，就像“虫子夹在锤子和铁砧之间一样”。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高利贷商人高贝丹和里谷战胜了代表贵族大地主利益的蒙戈奈将军，但是被高利贷商人和富农吸引到这场残酷斗争中来的农民却毫无所得，他们只不过陷入一种新的奴役，遇到了更狠毒的主人。巴尔扎克在这里描写了资产阶级革命后农村在地主和资产阶级双重剥削下的贫困状况、农民对剥削者的强烈憎恨，以及农民由当时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对高利贷商人的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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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以同情的态度描写了劳动群众的贫苦生活。在叙述里昂纺织工人起义时，他指出这次起义的正义性和社会原因：“定货停止的时候，工人因饥饿而死亡；即便是在有工可做的时候，他几乎是半死半活地度日。任何一个苦役犯也比他们幸福。”（《纽沁根银行》）
巴尔扎克力图在《人间喜剧》中概括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全貌，把小说写成一部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风俗史，但是其中没有包括“工人生活场景”；三、四十年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人间喜剧》中只是得到零星的、间接的反映。巴尔扎克写了农民的贫困生活和悲惨命运，但他对农民暴动始终采取否定态度，把农民反抗贵族的斗争说成是残忍的、野蛮的报复行为（《农民》）。他赞扬共和主义英雄，歌颂拿破仑的功绩，但他对封建贵族的同情也是显而易见的。他这种复杂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正是他那自由化的贵族保皇党立场的反映，这里既有封建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
巴尔扎克着重描叙了物质环境，如住宅、住宅的周围、城市、街道以及室内装潢和日常生活用具等。对什么样的人就安排什么样的环境。浪漫派作家通过大自然描写来抒发人物的内心感受，巴尔扎克则借助于物质环境的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但有时也不免失之烦琐），这是巴尔扎克一个独创的手法。他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的作品暴露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脓疮溃疡，指出资产阶级如何仇视人类感情和才能的正常发展，使人们陷于良心泯灭、道德堕落的境地。一部《人间喜剧》事实上就是一部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控诉书。
人物模式
莎士比亚悲剧影响
巴尔扎克描写的情欲人物与莎士比亚的激情人物相似。他们都擅长描绘各种激情。在莎士比亚笔下，他的著名典型具有偏执狂式的激情，哈姆雷特的复仇心理，麦克白的野心，奥瑟罗的嫉妒，李尔王的父爱，伊阿古的阴险，苔丝狄蒙娜的温顺，麦克白夫人的凶残，理查三世的残暴，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专情，安东尼的贪色，等等，这些激情在人物身上超过和压倒了其它感情，造成种种损害和痛苦，他们是人性原发感情的爆发，具有强大的原始力量，把人物引向毁灭自己或损害别人的悲剧结局，读来撼人心魄。
莫里哀喜剧人物影响
莫里哀笔下的人物，都是单一性格，作者采取了喜剧的夸张手法来刻画人物身上某种单一的吝啬、虚伪、盲从、虚荣等情欲，以此表现社会的众生相和丑恶面。用莫里哀自己的话说就是，暴露本世纪人的缺点，莫里哀所写的人物没有一个不会在街上遇到。巴尔扎克深受其影响。
但丁《神曲· 地狱篇》影响
但丁《神曲》描写了人类的种种情欲泛滥给人类带来的苦难，人类因经受不了情欲的诱惑而遭受苦难，在痛苦与迷惘中挣扎，在地狱与炼狱里遭受惩罚和经受考验。带给人类灾难的是人类自身性格的弱点和人类的种种欲望。 巴尔扎克说过：“但丁的天堂，这种理想的崇高表现，这种永恒的蔚蓝色彩，在心灵中并不存在，向生活的各种事物去索取它，这种欲望任何时候都是违反自然的。”巴尔扎克否定了人间有但丁的“天堂”，而认为“地狱”的存在才是自然的。
人物再现手法
人物再现手法是巴尔扎克人物塑造的一大特色。
人物再现有多种形式：一是小说人物在不同作品中反复出现，一些重要人物往往出现过二三十次，在多部小说中反映他们的不同经历，最后构成这个人物的完整形象。这是一种主要的再现手法；二是通过小说人物的叙述，说明小说所发生的事在社会上屡见不鲜，而这些事例都散见于其他小说之中，作者把人物和事件都一一排列出来；三是并列出同一阶层人物的代表，或把小说人物的性格作一对比，而这些人物都是在不同的小说中出现的。
个性典型
巴尔扎克强调艺术家要创造伟大的典型，通过典型去反映现实，人物要典型化，典型要个性化。
关于如何塑造典型，巴尔扎克指出：“为了塑造一个人物，往往必须掌握几个类似的人物”；文学采用的也是绘图的方法，它为了塑造一个美丽的形象，就取这个模特儿的手，取另一个模特儿的脚，取这个的胸，取那个的肩”（《“古物陈列室”、“冈巴拉”初版序言》），对这种“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作法，使作家笔下的人物从肖像到性格都具有鲜明、突出的特点，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巴尔扎克象素描家一样，只需寥寥数笔就能把人物的外形特征勾画得惟妙惟肖，而且与其内在性格相得益彰。在《高老头》中，重要人物如伏脱冷，次要人物如伏盖太太，都是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在性格塑造上，他既注意把握人物的本质特征，又赋予人物鲜明的个性，使形象栩栩如生，面目各异。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就是既有共同点，又绝不会被混淆的人物。大女儿由于混入了贵族圈，因而高傲、跋扈，二女儿由于还被排挤在上流社会之外，又遭到情人的遗弃、丈夫的虐待，因而阴郁、伤感。同样敲诈父亲的钱财，前者是毫夺，后者是巧取。作为艺术形象，都是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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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扎克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在他之前，法国小说一直未能完全摆脱故事的格局，题材内容和艺术表现力都有一定局限。巴尔扎克拓展了小说的艺术空间，几乎无限度扩大了文学的题材，让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那些仿佛与文学的诗情画意格格不入的东西都能得以描绘。他借鉴了其他文学题材的特点，把戏剧、史诗、绘画、造型等多种艺术形式融入小说创作中，在西方文学史上第一次如此巨大的丰富了小说的艺术技巧。批评家泰纳称赞他道：“真正使他成为哲学家，而且超乎一切伟大艺术之上的，是把他的所有作品，连合成一部作品，部部作品都是互相连接，同一个人物重复出现，而彼此关联……从来没有艺术家聚积了这么多的光辉于其所要描写的人物，而且从来也没有这样的完美……巴尔札克之所以真正伟大，就在他握住了现实，而且握住了全体，他的伟大的系统，又把他的绘画有力地统一起来，忠实而且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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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扎克对现实主义文学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对典型人物形象和社会风俗的细致刻画，并表达人物性格在社会环境中的变化和发展。他以“编年史的方式”描写逐年描绘上升中的资产阶级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他所创造的人物高老头、葛朗台、高布赛克、拉斯蒂涅、吕西安、贝姨、伏托冷等等几乎已经成为文学史不同类型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样板形象，对以后的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人物虽然都很典型，却并不如狄更斯所塑造的人物一样僵化，而是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
[b][color=#92d050]历史评价[/color][/b]
社会评价
1883年，法国文学家协会为纪念巴尔扎克对法国文学所作出的丰功伟绩，也为感谢他为保护文学创作者的权利和为促成建立文学家协会所作出的积极努力，决定出资为他雕刻一尊纪念像。第一位雕刻家未能完成任务于1891年谢世。后来罗丹被选定继承这一重任。在长达7年的工作中，罗丹多次改变自己的构思，最后决定了一种他认为最能表现巴尔扎克特点的神态：翘首天空，发丝散乱，身体被宽大的睡袍裹住略向后倾。[11]
巴尔扎克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是一位具有浓厚浪漫情调的伟大作家，一边因奢华的生活而负债累累，一边以崇高深刻的思想创作出博大精深的文学巨著。他的生活趣事层出不穷，而作品更被誉为“法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在他逝世时，文学大师雨果曾站在法国巴黎的蒙蒙细雨中，面对成千上万哀悼者慷慨激昂地评价道：“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名列前茅者；在最优秀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佼佼者之一。”
巴尔扎克以自己的创作在世界文学史上树立起不朽的丰碑。
作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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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蒂耶是第一个站出来热情地赞扬巴尔扎克的天才。此后乔治·桑、波德莱尔、福楼拜、左拉对他赞誉有加。
人道主义斗士法朗士对文体非常苛求，他深情地说：“他是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的洞察入微的历史家。他比任何人都善于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过度”，特别强调：“从塑造形象和深度来说，没有人能比得上巴尔扎克。”
后来的作家莫洛业说：“巴尔扎克不仅仅是十九世纪的优秀作家，他堪称最伟大的小说家，这在今天几乎是一致的看法。”
莫里亚克指出：“《人间喜剧》是神书，是巴尔扎克人物之林的条条大道。”
左拉：“几乎常常是青铜的，大理石的，既做的很多，又很坚固。”
泰纳《巴尔扎克论》：“金钱问题是他最得意的题目……他的系统化的能力和对人类处的明目张胆的偏爱创作了金钱和买卖的史诗。”[1]
巴尔扎克的创作为小说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使小说获得了空前的表现力。 他艺术气魄宏伟，生气勃勃，和显示生活一样丰富多彩，却比现实更加集中、凝练和强烈。
勃兰兑说：“巴尔扎克虽是个拙劣的文体家，却是一个最上流的作家。”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给予巴尔扎克以很高的评价。马克思认为巴尔扎克是一位“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的著名作家，恩格斯写道：“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来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恩格斯认为他的辉煌巨著《人间喜剧》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在表现手法上“除了细节真实外，还更真实地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我从这里（《人间喜剧》），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的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上学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巴尔扎克作品的深刻性由此可见。
在葬礼的仪式上，他的朋友维克多·雨果为这位天才献上了悼词：“……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却非常充实，他的作品比数不清的日子还要丰富。悲哉！这位力量惊人、从不疲倦的工作者，这位哲学家，这位思想家，这位作家，这位天才，在我们中间经历了所有伟人都不能避免的那种充满风暴和斗争的生活。今天，他在平和宁静之中安息了。现在，他超脱了一切争吵和仇视。在同一天，他进入了坟墓，但也进入了荣誉境界，他将继续在飘浮于我们头顶的云层上面，在我们祖国的众星中间闪耀光芒……”
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都在注意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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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olor=#92d050]司汤达[/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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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汤达（1783~1842）。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原名马里-亨利·贝尔（Marie-Henri Beyle），“司汤达”（又译斯丹达尔）是他的笔名。1783年1月23日生于法国格勒诺布尔，1842年3月23日逝世于巴黎。他的一生不到六十年，并且在文学上的起步很晚，三十几岁才开始发表作品。然而，他却给人类留下了巨大的文化遗产，包括数部长篇，数十个短篇故事，数百万字的文论、随笔和散文，游记。 他以准确的人物心理分析和凝练的笔法而闻名。被誉为最重要和最早的现实主义的实践者之一。代表著作为《阿尔芒斯》、《红与黑》（1830年）、《巴马修道院》（1839年）。
[b]早期生活[/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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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3年1月23日，司汤达生于法国格勒诺布尔城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他的本名叫亨利·贝尔。他早年丧母，父亲是一个有钱的律师，信仰宗教，思想保守，他是由信奉伏尔泰的外祖父教养成人的。司汤达在家庭中受到束缚和压抑，从小就憎恶他父亲。他少时兴趣广泛，酷爱数学，雅各宾党人数学老师格罗经常向他讲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指导他学习洛克等哲学家的唯物主义学说。这些为他世界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2]
1796年，司汤达进入格勒诺布尔中心学校学习，期间曾获美文奖和数学首奖。
1799年，司汤达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来到巴黎，原来准备投考著名的综合工艺学校，但为革命的形势所鼓舞，加入了拿破仑领导的军队，并通过表兄达吕在军部谋到一个职务。1800年5月司汤达投奔拿破仑军队，参加了著名的马伦哥战役，并先后在米兰兵站、骑兵部队任过军曹、少尉和副官。6月初入米兰，9月23日被任命为第六龙骑兵少尉。之后辞去军并在米兰定居，开始练习写作。
1806年至1814年期间，司汤达回到巴黎随拿破仑的军队转战欧洲大陆，在1812年从莫斯科大撤退时，他担任后勤军官。
1814年拿破仑下台，波旁王朝复辟。资产阶级的革命派遭受镇压，封建的王公贵族则弹冠相庆。在这种形势下，司汤达觉得“除了遭受屈辱，再也不能得到什么”，便离开祖国，侨居意大利的米兰。[1]
1821年回到巴黎，依旧是波旁王朝的激烈反对者。七月革命后，司汤达仍然郁郁不得志，在教皇管辖下意大利的一个海滨小城当领事。1842年3月23日，司汤达在巴黎中风死去。[2]
[b]创作历程[/b]
1817年司汤达使用笔名M。B。A。A在意大利发表了他的处女作《意大利绘画史》。不久，他首次用司汤达这个笔名，发表了游记《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
1821年意大利革命失败，许多爱国者身陷囹圄时，司汤达被警察当局作为烧炭党人的同情者而驱逐出境，之后回到巴黎。
1823年到1825年，他陆续发表了许多文论，并收录在《拉欣和莎士比亚》中。此后，司汤达开始转入小说创作。期间在巴黎出版了《罗西尼传》。
1827年发表了《阿尔芒斯》，1828—1829年写就《罗马漫步》，1829年发表了著名短篇《瓦尼娜·瓦尼尼》。
1829年司汤达开始动笔写他的代表作《红与黑》，并于1830年脱稿。
1832年到1842年，是司汤达最困难的时期，经济拮据，疾病缠身，环境恶劣。但也是他最重要的创作时期。他写作了长篇小说《吕西安·娄万》（又名《红与白》），《巴马修道院》，长篇自传《亨利·勃吕拉传》，还写了十数篇短篇小说。
1833年，司汤达再次来到意大利后，在一个朋友家的藏书室里，发现了一批“古代的手稿”。这些手稿真实地记录了意大利十六、十七世纪的一些重大的“社会新闻”。
司汤达在阅读之后，大感兴趣，认为它们是“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意大利历史的有益补充”；它们描绘了“孕育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一代天才的风土人情”，便花重金购得抄录权，请人仔细抄录了某些篇章，保留在身边，反复阅读，并以部分翻译加部分创作的手法，将这些手稿改写成短篇小说。
司汤达在世时，曾选出《艾蕾》、《维多利娅·阿柯朗波尼》（或译作《帕利亚诺公爵夫人》）、《桑西一家》三篇结集出版。在司汤达去世十二年后，他的表弟整理了根据他改写的短篇小说，并加上描写意大利人爱情故事的《瓦妮娜·瓦尼尼》，结成一集，取名为《意大利轶事》出版。[1]
[b]遗憾辞世[/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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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3月22日傍晚司汤达在巴黎街上行走时突然患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于23日清晨2时去世。而当时他手头上还有好几部未完成的手稿。
在司汤达的墓志铭上写着一段话：活过、爱过、写过。
[b][color=#92d050]创作特点[/color][/b]
[b]现代性[/b]
司汤达小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多层次性，因而具有较强的现代性。例如《红与黑》描写了维里耶、尚贝松、巴黎和监狱四个空间，在同一空间内根据需要处理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
司汤达小说的另一艺术特色是深刻感受与冷峻分析的交融。圣伯夫曾指出司汤达“用两三种思想来塑造他的人物”，这是其作冷峻分析特色的来源。当然，其主人公并非精心制作的机器人，而是有着伟大激情之人。例如小说《红与黑》第十三章到第十六章描写于连收到玛蒂尔德的情书后复杂的内心活动与多变的行动，堪称经典。这种风格背后寄托了司汤达的冲动、抱负、失望、愤怒和怨恨。
[b]心理描写[/b]
司汤达小说特别擅长心理描写。他不是巴尔扎克式的“法国历史的书记员”，而认为“描写中世纪一个农奴的衣服和铜项圈，要比描写人的心理活动来得容易”，梅里美则将司汤达称为“人类心灵的观察者”。司汤达以惊人的洞察力，发掘人物内心情感与理智波澜壮阔的起伏，用心理独自、呓语、梦境等手段揭示人物心灵宇宙的复杂性、多变性、偶然性、矛盾性与不确定性。小说结尾，于连死亡之前的遐想带有意识流意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还具有自我反思性：“既是在行动，又是在观察自己的行动；既是在感觉，又是在观察自己的感觉。”这些艺术风格，开创了文学表现的新领域。[4]
司汤达在《红与黑》中表现了卓越的心理描写的天才。他继承了莎士比亚描绘“人的心灵的激荡和热情的最精细的变化”的事业，以出色的心理小说《红与黑》开创了欧洲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流派之---—批判现实主义的先河。司汤达亦被评论家们称之为“伟大的心理作家”。 司汤达的审美心理机制是内向型的。在哲学上,他接受的主要是孔狄亚克和爱尔维修的理论;在自然科学方面,他研究生理学,研究关于人的气质的理论。尤其是对人的气质的研究,引导他倾注于对人的欲望、情感产生之规律的研究,使他养成了热衷于观察人的心灵世界之奥秘的习惯,他曾立志做一个“人类灵魂的观察者”。
[b]意大利描写[/b]
在司汤达的笔下，16世纪的意大利在社会面貌方面有三个特征：经济富裕、共和体制和反抗精神；16世纪的意大利人展示出追求自由的激情和追求爱情的激情；16世纪意大利在自然景物方面表现出静谧安宁的气质。[5]
意大利为司汤达提供了许多创作素材，但他关注最多的是16世纪的意大利。1833-1839年，他发现和收集了许多意大利16世纪的手抄本，这些手抄本大多记载的是历代口头相传的故事，有16世纪的悲剧性纪事，决斗挑战书，毗邻贵族间的议和协定，各种不同题材的回忆录等等，用的文字是那不勒斯或罗马的方言，故事结构非常简略。《意大利遗事》中的多数中短篇小说是在这些手抄本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巴马修道院》中故事的原型是发生在巧世纪末的《法尔奈斯望族创业史》。法布里斯入狱、公爵夫人设法营救他、越狱成功等场景可以在手抄本中找到原型。《巴马修道院》中公爵夫人的原型是《法尔奈斯望族创业史》中的瓦诺莎夫人，她在当时的罗马社交界居于女皇的地位，她那充满新奇的闪耀着光彩的想法象一座可爱的火山一样，迸发出空前未有的、最丰富最欢快的活力。[5]
[b]爱情观念[/b]
司汤达运用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来探讨爱情，提出了一种新颖的爱情理论。如同给植物分类那样，他把爱情分为四种类型：激情之爱、虚荣之爱、肉体之爱、趣味之爱。他用结晶这个词来比喻爱情。他是这样表述的：“将一根冬日脱叶的树枝插进盐矿荒凉的底层，二三个月之后再把它抽出来，上面就布满了闪闪发光的结晶，还没有山雀爪那么厚的最细小的树枝都被数不清的钻石点缀得光彩夺目，熠熠发光，原来的枝子已认不出来了。”他把爱情的产生分成七个阶段，界线分明。他对美、丑、爱的相互关系解析得那样清楚，对嫉妒、猜疑、羞怯等各种情感区分得那么细致，对各国社会环境对爱情的影响分析得那么精辞，这些在他日后的创作中都得到了反映。他写了多种多样的爱情故事，社会内容不同，表现形式不间，结局也各不相同。
司汤达不只是分解爱情产生的过程，他对爱情本质的思考也非常深刻。他认为，爱情是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爱情是文明的奇迹”。他把爱情视为一种激发人的力量的美好情感，“爱情在伦理学上是一切感情中最强烈的激情”。[6]
[b]人物形象[/b]
司汤达小说中的大多主人公都是他们所处时代典型的“边缘人”。如《阿尔芒斯》中的奥克塔夫、《红与黑》中的于连、《巴马修道院》中的法布里斯，他们三人都是英俊少年、富于才智、对女性都具有独特的吸引力，但他们沉酒于自我，同时又对外界十分敏感，甚至敏感过度，不管他人是否真有窥探他们内心世界的企求，他们都会迅速做出反应，并立刻将自我包裹起来，像蜗牛的触角，一碰到什么东西，它便躲进坚硬的壳中。[7]
司汤达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是激情浪漫美丽善良的，尽管她们性格各异出身不同，但都赢得了读者的喜爱。她们在追求“激情之爱”的过程中，无论是《红与黑》中性情柔弱的德·雷纳尔夫人，还是性格傲慢的玛蒂尔德小姐；无论是《阿尔芒斯》中温顺柔和的阿尔芒斯，还是《法尼娜·法尼尼》中聪明勇敢的法尼娜，都跃动着飞蛾扑火般的悲壮美。在此司汤达为读者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人欲包含了巨大的力量，虽然“它包藏在一个硬实、坚固的躯体中，可它在那里仍然保持着它的威力。只要碰击一下，炸药就会粉碎它的外壳，把死亡和毁灭散布在周围。”因此司汤达笔下的这些女性形象成了爱情隆重的祭品，“为爱而生、为情而活”是她们永远逃不出的宿命。
[b][color=#92d050]人物影响[/color][/b]
司汤达是西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家。司汤达之所以在文学史上拥有很高的地位，不仅在于他创作上的成就，更在于他的创作思想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司汤达在19世纪20年代率先提出了文学的时代性问题，同时以其卓越的反映时代的杰作，在当时反对法国古典主义的文艺斗争中起了突出的作用，对于人们认识了解和研究那个时代也具有重要价值。[9]
司汤达的思想超越了时代，现代派作家将他的作品誉为小说创作艺术的化身。司汤达在其代表作《红与黑》中对依赖于与人物的行为同时出现的心理进行深刻分析，使得作品更具有真实的和戏剧性的效果，司汤达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司达汤拿着他的显微镜揭示着动机与感情最微妙的阴影部分，使得其作品主人公比同时代任何传奇作家的主人公更接近生活、更符合他们自己。[10]
因为《红与黑》、《拉辛与莎士比亚》等作品的深远影响，司汤达在法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拥有了极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但在他生活的时代，他却是创造过作品最差销售记录的作家一一《论爱情》在十一年间只售出了七本。直到20世纪，他才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到了21世纪，法国甚至出现了专门研究他的“司汤达学”，还创办了季刊《司汤达俱乐部》。在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其他国家，关于他的研究机构和群体也在不断涌现。
[b][color=#92d050]人物评价[/color][/b]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法语翻译家柳鸣九在他编选的《法国文学史》中这样评论司汤达：“他是1815年至1830年的复辟时代的杰出的描写者，他在《红与黑》中，通过一个即使跻身于世界文学最著名的典型人物之列也特别突出的艺术形象一一于连·索黑尔，极为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他以对现实政治关系透彻的理解、对阶级斗争规律明智的洞察、对小资产阶级的青年悲剧命运典型化的描写取胜，从而使他在表现复辟时期的政治阶级关系这个领域，处于可以与巴尔扎克相匹敌的地位。就全部创作整体来说，巴尔扎克宏伟的《人间喜剧》无疑超过了司汤达小说创作的总和，但就单个作品来说，《红与黑》表现社会关系的深度，塑造人物形象典型化的高度，却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任何一部小说所未能达到的。”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教授许光华在《司汤达比较研究》中，这样说到：“无论从作家的情绪生活，还是从他刻画人物的手法来看，显然有很多的浪漫气质。”
高尔基称“他的作品是写给未来的书简倒更确切一些”。[4]
勃兰兑斯：司汤达“全神贯注心理学现象，把其他一切置之度外，他是心理学家，而且只是心理学家”。“他把人物心灵的默默无闻的活动揭露无遗，把他们在内在的思想用语言表达出来。他的独白决不是乔治·桑所常有的那种抒情的狂歌似的爆发，而是借以开展沉思默想的一问一答一一短小、精悍，虽然未免有些烦琐。”
左拉：司汤达是留在哲学家的书房里“研究心灵的机械结构，为了满足想了解这种结构的好奇心，只作有关人的纯粹哲学和道德研究，把人从自然中取出，放在一边，只对他的情感方面作简单的观察”因而他笔下任一人物都是“完全装配好的智慧和情感机器”。
[b][color=#92d050]人物思想[/color][/b]
虽然司汤达被认为是浪漫派的中坚人物，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他所持的文学批评、美学观点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浪漫派的文学主张、美学观点大异其趣，甚至，他是“讨厌浪漫主义”的。司汤达认为自己的艺术任务在于“热情地刻画激情”。他讨厌浪漫主义的浮华风格，不喜欢复杂的修饰语、纷乱华丽的辞藻以及语意不清，玩弄比喻等手法。因此，在文学批评领域和美学领域都认为，司汤达文艺批评和美学观点是属于现实主义的。他之所以成为浪漫派的“旗手”概因为他反对因袭古人，主张表现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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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92d050][b]查尔斯·狄更斯[/b][/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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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约翰·赫芬姆·狄更斯，1812年2月7日生于朴次茅斯市郊，1870年6月9日卒于罗切斯特附近的盖茨山庄。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狄更斯特别注意描写生活在英国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生活遭遇，深刻地反映了当时英国复杂的社会现实，为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开拓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作品至今依然盛行，对英国文学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主要作品《匹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 《老古玩店》《艰难时世》《我们共同的朋友》《双城记》等。
狄更斯是高产作家，他凭借勤奋和天赋创作出一大批经典著作。他又是一位幽默大师，常常用妙趣横生的语言在浪漫和现实中讲述人间真相，狄更斯是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艺术上以妙趣横生的幽默、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以及现实主义描写与浪漫主义气氛的有机结合著称。马克思把他和萨克雷等称誉为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
[b][color=#92d050]人物生平[/color][/b]
狄更斯1812年出生于英国朴次茅斯，是海军职员约翰·狄更斯和伊丽莎白·巴洛所生的第二个孩子。狄更斯5岁时全家就迁居占松，10岁时又搬到康登镇（今属伦敦）。
狄更斯早年家境小康，小时候曾经在一所私立学校接受过一段时间的教育，但是父母经常大宴宾客，金钱上没有节制，12岁时，狄更斯的父亲就因债务问题而入狱，一家人随著父亲迁至牢房居住，狄更斯也因此被送到伦敦一家鞋油场当学徒，每天工作10个小时。或许是由于这段经历，备尝艰辛、屈辱，看尽人情冷暖，使得狄更斯的作品更关注底层社会劳动人民的生活状态。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就是描写了自己这一段遭遇。
不过由于父亲继承了一笔遗产而令家庭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狄更斯也才有机会重新回到学校。15岁时他从威灵顿学院毕业，随后进入一家律师行工作，后来又转入报馆，20岁时成为一名新闻记者。狄更斯并没有接受很多的正规教育，基本上是靠自学。
狄更斯后来成为一名《晨报》的国会记者，专门采访英国下议院的政策辩论，也时常环游英伦采访各种选举活动。他开始在各刊物上发表文章，并最终收集成《博兹札记》出版，这是他的第一部散文集。但真正使他成名的是1836年出版的《匹克威克外传》），全书透过匹克威克与三位朋友外出旅行途中的一连串遭遇，描写了当时英国城乡的社会问题，一开始这本书并没有引起太多的焦点，第一年只销售500册，到了1837年春天，《匹克威克外传》成为英国社会争相讨论的话题，社会上出现了“匹克威克热”，英国城市的街头出现各种各样与匹克威克有关的商品，最后此书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名作。
狄更斯一生刻苦勤勉，繁重的劳动和对改革现实的失望，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1870年6月9日狄更斯因脑溢血与世长辞，临终时他的第一部侦探小说《艾德温·德鲁德之谜》也未能完成。他去世后被安葬在西敏寺的诗人角，他的墓碑上写道：“他是贫穷、受苦与被压迫人民的同情者；他的去世令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英国作家。”
[b]签名[/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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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92d050][b]文学特点[/b][/color]
[b]作品主题[/b]
狄更斯生活和创作的时间，正是19世纪中叶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前期。狄更斯毕生的活动和创作，始终与时代潮流同步。他以写实笔法揭露社会上层和资产阶级的虚伪、贪婪、卑琐、凶残，满怀激愤和深切的同情展示下层社会，特别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的悲惨处境，并以严肃、慎重的态度描写开始觉醒的劳苦大众的抗争。与此同时，他还以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豪情讴歌人性中的真、善、美，憧憬更合理的社会和更美好的人生。
[b]作品风格[/b]
狄更斯早期的小说，气势宏伟、通俗流畅、幽默泼辣而又充满感伤情调，其中对社会的揭露批判，一般只限于局部的制度和领域。如《雾都孤儿》《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老古玩店》、《马丁·朱述尔维特》、《圣诞欢歌》等。从《董贝父子》以后，狄更斯的创作更为成熟。《大卫·科波菲尔》进一步深入探索人生的奋斗历程，具有自传性，是反映19世纪中叶英国中下层社会的长幅画卷。《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小杜丽》是3部政治意识很强的重头作品。
狄更斯的后期作品明显地反映出创作主题的不断深化、技艺方面的成熟和多方面的探索。《远大前程》可以视为《大卫·科波菲尔》的负面，但探讨人生道路方面更有现实性和警世性，而作者早年的乐观态度明显减少。主人公匹普也是孤儿，但经不起环境的诱惑丧失了原有的淳朴天性，经历严酷的磨难后才幡然悔悟，重新生活，整个小说在结构上也更精练。《我们共同的朋友》是又一部广泛深入社会的批判小说，其中所包含的人性探索和生活哲理也更见深刻，作品运用的象征主义和侦探小说手法更增添其艺术魅力。狄更斯最后一部小说《埃德温·德鲁德之谜》虽仅完成23章，从中也可见其精雅文笔、严谨构思以及诱人的悬念和神秘色彩。
他描写为数众多的中、下层社会的小人物，这在文学作品中是空前的。他以高度的艺术概括、生动的细节描写、妙趣横生的幽默和细致入微的分析，塑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形象，真实地反映了英国19世纪初叶的社会面貌，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认识价值，并形成了他的独特风格。他反映生活广泛、多样，开掘深而有力。他不采用说教或概念化的方式表现他的倾向性，而往往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激发读者的愤慨、憎恨、同情和热爱。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有鲜明的个性。他善于运用艺术夸张的手法突出人物形象的某些特征，用他们习惯的动作、姿势和用语等揭示他们的内心生活和思想面貌。他还善于从生活中汲取生动的人民的语言，以人物特有的语言表现人物的特点和性格。狄更斯的创作具有浓重的浪漫主义气息，他所描写的事物似乎也都是有某种能与人物的感情、气质相契合的“灵性”，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b]商业态度[/b]
在狄更斯的早期作品中，读者还间或能发现他对商业价值的肯定，但越是到后期，狄更斯对“商业”一词就越是持贬损的态度，他的作品也更倾向于以激烈的方式，表现出在逐渐工业化了的社会里，金钱所具有的颠覆一切的力量——现实社会中，无处不在的是一种漠视人性的哲学，包括宗教生活在内的一切精神生活都无可救药地变成了金钱的附庸和一种可以量化的指标：“他们对所有的东西都会称重量、量尺寸和定价格。对于他们来说，不可以称重量、量尺寸和定价格的东西从来就不存在。”（《董贝父子》）
[b]道德观念[/b]
随着维多利亚时期社会的发展，贵族的伦理道德观念不可避免地受到中产阶级文化的冲击，中产阶级的伦理道德观念逐渐而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这种伦理道德的发展性反映在文化中就是维多利亚时期文化的发展，从而使原有的一元文化价值观被打破。
因而可以说，狄更斯在小说中不仅仅是在批判那个社会阶级不平等，而且是在评述那个社会的文化，特别是道德观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那个社会何去何从的关注与思考，也体现了他对人类生命本体的深层思索。[3]
[b]边缘人物[/b]
“边缘人物”是英国维多利亚社会的一个现实存在，狄更斯是第一个注意到他们存在，
并以同情和怜悯的语调把他们写入小说的现实主义作家，他这一反叛当时文学传统的精神及努力激起了社会对“边缘人物”命运和生存状态的广泛关注，而且丰富了维多利亚小说的创作，为后来的下层中产阶级作家——H·G·威尔斯、阿诺德·班奈特、乔治·吉辛等指明了一条广阔的创作道路。
另外，狄更斯笔下的“边缘人物”作为维多利亚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繁衍出来的“异己”、“独创性”反抗力量，借助文学这张能够产生独创性的温床来施展其威力，这既保持了文学的相对独立性，颠覆了维多利亚社会意识形态主导话语——中产阶级价值观，又反映出一种对主导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依赖，由此来构筑自己的话语权，在反抗的过程中张显着自己的“他者”力量。他通过小说实践表达出来的文学创作的独立性与依附性充分阐释了文学与社会历史的相生关系，从而给我们提供了更多关于文学的社会性、历史性思考，以更深刻理解维多利亚社会文化，乃至现代社会文化的深层意蕴。
[b][color=#92d050]人物影响[/color][/b]
有史学家说，狄更斯体现了英国人的核心精神，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和满足。但狄更斯身上还有英国人的另一种精神，一种自觉的反思和批判精神。他为弱势群体代言，追求社会正义，探寻能使人类和谐相处的核心价值，叩问世界首富之国的良心，用15部长篇小说和大量的散文作品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和梦想。
狄更斯无疑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小说家。1870年他去世后能葬入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诗人角”，也是对其文学成就的肯定。同时代的作家特罗洛普认为，狄更斯“也许是所有时代最受欢迎的英国小说家”。当代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甚至在《西方经典》一书中提出，狄更斯在19世纪小说家中无人能比。他的名声早已超出了英伦三岛和大洋彼岸的新大陆，从他身上汲取营养的作家不可胜数，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纳博科夫、贝克特、拉什迪以及200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维·苏·奈保尔等。[5]
狄更斯经常被说成是伟大的幽默家，但更重要的是文学上伟大的革新家。
狄更斯的文学成就对世界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作品很早就被介绍到中国。1908年林纾与魏易同译了《块肉余生述》（即《大卫·科波菲尔》）、《贼史》（即《奥列佛·特维斯特》）和《孝女耐儿传》（即《老古玩店》）。此后，又陆续翻译出版了狄更斯的多种重要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狄更斯在创作中表现的人道主义与社会批判精神以及艺术技巧，对中国现代小说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b][color=#92d050]人物评价[/color][/b]
弗朗茨·梅林指出狄更斯“对社会生活一切最重大的问题的‘集中注意’”，强调狄更斯“那颗诗人的心……永远和穷苦不幸的人在一起。”
高尔基赞扬狄更斯不仅是一位反映了现实，而且还尽力对现实起作用的作家。
卢那察尔斯基在《论文学》中指出，狄更斯是英国小资产阶级的痛苦、爱好和仇恨的伟大表现者，他是一个温和的诗人，善于缓和、平衡他的创作里的尖锐刺人的因素，他将《董贝父子》作为狄更斯最优秀的长篇小说。
爱尔兰的现实主义剧作家乔治·萧伯纳指出“狄更斯从来不曾把自己看作革命者，然而他肯定是一个革命者。他对众议院的毫无缓和余地的蔑视……从未动摇过”。同时他也对于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反对工人组织的情节提出了批评，“他就公开地背离了民主，而采取了卡莱尔和罗斯金的理想化的保守主义，认为贵族是人民的主人和上级，同时也是人民和上帝的公仆。”
雷蒙·威廉斯指出，狄更斯开城市小说之先河。“只有在城市经验的维度上才能理解狄更斯的天才。”
詹姆斯·M·布朗认为，虽然狄更斯的小说中提出了严峻的社会问题，但是他不赞同革命。狄更斯随着年龄的增大，他的社会观反而越来越悲观。即使他在批判社会罪恶时，狄更斯还是保持了他的资产阶级倾向。虽然狄更斯批判了中产阶级价值观，但他绝没有上升到或者下降到自己所隶属的阶级，也没有在想象中进入更高或更低的社会阶层。
[b][color=#92d050]人物生活[/color][/b]
狄更斯十八岁那一年在家庭间的小剧团认识了玛丽亚.皮特奈尔。玛丽亚是一个小银行家的女儿，比家境较差的狄更斯要好很多。她的父母坚决不同意他们之间的往来，加之玛丽亚并不是一个对待生活严肃的女子，在自以为双方互相钟情的狄更斯鼓足勇气向玛丽亚倾诉了爱慕以后遭遇到了冷淡的拒绝。这次经历在狄更斯的心灵上刻下了深刻的烙印，以致于他轻蔑现实中的女子而爱好幻想理想中的女性。
在《匹克威克外传》陆续发表期间，狄更斯与凯瑟琳.霍德斯相爱，并于一八三六年四月二日结婚。这桩婚姻虽然抚平了他在初恋时所受到的伤害，但却并没有为狄更斯带来幸福。一方面源于他们夫妻在思想、性格、志趣上的迥然不同；另一方面与狄更斯憧憬着理想中的女性认为现实中寻找不到如此可爱、忠实的女子有关。狄更斯深知自己这一缺点，所以在墓志铭中如此自嘲：
[u]在这儿查理.狄更斯终于长眠不醒，
显然，他以为自己是非常聪明的；
对于他朋友的过失，他都十分清醒——
这几乎要使我哭泣；对于自己的，他却酣然入睡……[/u]
狄更斯与凯瑟琳的婚姻一开始就陷入了痛苦的境地，但他与凯瑟琳的妹妹却处得异常得好。在他与凯瑟琳结婚以后，十六岁的玛丽（凯瑟琳有两个妹妹，玛丽排行老三）经常来家中作客，这让他有了足够与玛丽相处的机会。有人说，狄更斯所爱的原却是玛丽，这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玛丽在狄更斯的心目中确实是理想女性的化身。小说《老古玩店》中的耐尔就是以玛丽为原型塑造的。
一八三七年五月，玛丽骤然病故，这使狄更斯十分悲痛。在长达几个星期的时间狄更斯都无法振作起精神来工作。数年以后回忆当时的情景，他写道：“她逝世后，有好几个月——我记得是大半年——我每夜都带着一种恬静的快乐梦见她，那是这样愉快，以致我没有一夜睡觉时不盼望她以这种形象或那种形象回来。”
在狄更斯逝世的那一年，他对玛丽的思念更为浓郁。他说：“她老是这么深刻地留在我的思想里……以至对她的回忆变成我生存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我心脏的跳动跟我的生存不能分离一样。”
一八五八年，狄更斯与凯瑟琳正式分居。
[b][color=#92d050]人物纪念[/color][/b]
为纪念狄更斯英国巨资兴建文学主题公园。
为了纪念19世纪的文学巨匠查尔斯·狄更斯，英国计划斥巨资兴建一座类似“迪斯尼世界”的相关主题公园。建成之后，这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座以文学为主题的大型主题公园。
该主题公园暂命名为“狄更斯世界”（Dickens World）。“狄更斯世界”建在英国东南部查塔姆镇的一块郊地上，该处原是一所海军造船厂。
[b][color=#92d050]相关[/color][/b]
[b]狄更斯：椽笔叩问富国良心[/b]
海边穷小子——为求生路闯伦敦
狄更斯1812年2月7日出生于英格兰南部的朴茨茅斯港，父亲是海军部的小职员。他10岁时，父亲调至伦敦，两年后因欠债入狱。12岁的狄更斯就被送到伦敦一家鞋油厂做童工，挣钱补贴家用，这段经历在其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一片阴影。父亲出狱后依旧挥霍，经常入不敷出。15岁的狄更斯不得不在伦敦自谋生路，直到22岁才在《晨报》得到一份稳定的工作。24岁时，他的第一部著作问世，并开始撰写《匹克威克外传》，渐渐有了名气。
而立之年的狄更斯在当时的“体面社会”站稳了脚跟，搬进了宽敞的宅邸，有了马车和男仆等“奢侈品”，但仍属于“月光”一族，金钱还是萦绕他心头的大问题。他一方面埋头赶写连载小说，一方面寻求其他收入。1845年，他同意出任新创办的《每日新闻》主编，年薪2000英镑，试图跟报界的龙头老大《泰晤士报》分一杯羹。写作和编报成了他的主要收入来源。
凭借一支笔——不尽财源滚滚来
狄更斯35岁时年收入达到了3800英镑，已经跻身于高收入群体，平生也第一次有了可供投资的余钱。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1850年，他创办了发行量高达4万份的周报《家常话》，拥有该报一半的股份。他的作品已成品牌，有了稳定的市场。他使分期连载的小说再度复兴，大多数小说都是先按月连载出版，再成册出书。1855年，《小杜丽》开始连载，共20期，每期稿酬600英镑，狄更斯拿到了有生以来最高的稿酬。1864年开始连载的《我们共同的朋友》也为他带来了1万英镑的天价稿酬。这样的稿酬有多大的购买力？在19世纪中叶，买一套城中大宅约需2000英镑，而一套乡间大别墅也只需要7000至1万英镑。
佳作受追捧——影响波及全世界
狄更斯创作的巅峰时期正是英国由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维多利亚王朝逐渐走向盛世的时期。但就在“日不落帝国”积聚大量财富的同时，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生活中常为金钱而困扰的狄更斯也不断地反思金钱在那个日渐走向民主的商业社会中的性质和作用。《远大前程》揭示了金钱对人的控制，探索了摆脱金钱奴役的途径；《董贝父子》告诉读者金钱救不了性命，买不来健康，也得不到爱情；《我们共同的朋友》则嘲讽了为富不仁者的虚伪和冷漠，指出慈善不只是一种活动，更是一种品质。
有史学家说，狄更斯体现了英国人的核心精神，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和满足。但狄更斯身上还有英国人的另一种精神，一种自觉的反思和批判精神。他为弱势群体代言，追求社会正义，探寻能使人类和谐相处的核心价值，叩问世界首富之国的良心，用15部长篇小说和大量的散文作品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和梦想。
狄更斯无疑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小说家。1870年他去世后能葬入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诗人角”，也是对其文学成就的肯定。同时代的作家特罗洛普认为，狄更斯“也许是所有时代最受欢迎的英国小说家”。当代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甚至在《西方经典》一书中提出，狄更斯在19世纪小说家中无人能比。他的名声早已超出了英伦三岛和大洋彼岸的新大陆，从他身上汲取营养的作家不可胜数，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纳博科夫、贝克特、拉什迪以及200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维·苏·奈保尔等。
作品传东方——中国读者很欢迎
在我国，狄更斯也是最受欢迎的外国作家之一。林纾早在20世纪初叶就翻译了狄更斯的5部小说，称狄更斯“以至清之灵府叙至浊之社会”，而“所恨无迭更斯其人”。此后，狄更斯的小说陆续得到译介，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了一个高潮。
新中国成立后，狄更斯的经典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1962年，王佐良、陈嘉等学者纷纷撰文纪念狄更斯诞辰150周年。“文革”以后，狄更斯再度受到热捧。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陆续再版或新译了狄更斯的主要作品。后者更是于80年代中期策划出版《狄更斯文集》，不仅囊括了狄更斯的所有长篇小说，还包括《圣诞故事集》等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狄更斯不仅吸引了众多的文学爱好者，也影响了老舍、萧乾、沈从文、巴金、钱钟书等作家。
新世纪以来，在外国文学的出版热潮中，狄更斯颇受冷落，但也有少数学者仍在严肃地重译狄更斯的著作，进行着深度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2008年的全国问卷调查显示，狄更斯依旧是我国读者最熟悉的3位英国作家之一。也许，在商业气息日渐浓厚的当下，我们更能享受这位自号“绝世无双”的作家所带来的阅读快乐，体会他在“艰难时世”中表现出的“刚大勇直之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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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olor=#92d050]尼古莱·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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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莱·瓦西里耶维奇·果戈里·亚诺夫斯基（英译：Nikolai Vasilievich Gogol-Anovskii），笔名果戈里（俄文：Гоголь，英译Gogol）是俄国批判主义作家，善于描绘生活，将现实和幻想结合，具有讽刺性的幽默，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死魂灵》（或译：《死灵魂》）和《钦差大臣》。
果戈理成长于乌克兰波尔塔瓦，当时为沙皇俄国的辖地，故读者一般将其称为俄罗斯作家。
果戈理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的创作与普希金的创作相配合，奠定了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是俄国文学中自然派的创始者。以其创作加强了俄国文学的批判和讽刺倾向。他对俄国小说艺术发展的贡献尤其显著，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1856）中称他为“俄国散文之父”。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谢德林、陀斯妥耶夫斯基等杰出作家都受到果戈理创作的重要影响，开创了俄国文学的新时期。
[b][color=#92d050]人物生平[/color][/b]
[b]人物背景[/b]
果戈理出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省密尔格拉德县大索罗庆采村，祖先是来源于乌克兰的小贵族，具有波兰血统。他的父亲瓦西里·阿法纳西耶维奇·果戈理·亚诺夫斯基（Василий Афанасьевич Гоголь·Яновский）是当地有名望的乡绅，曾在邮电部门供职，做过八品文官，后辞去公职，在乡下当地主，同时开始尝试写作，并成为一名诗人和民间喜剧作家。他的父亲经常在朋友家的家庭舞台上上演自己写的喜剧，还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这一切给早年间的果戈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发了他对戏剧乃至文学的爱好。
他的母亲名叫玛丽娅·伊凡诺芙娜·果戈理·亚诺夫斯卡娅（Мария Ивановна Гоголь·Яновская）（娘家姓氏为：科夏洛夫斯卡娅，俄文：Косяровская），是一名虔诚的东正教徒，这对后来果戈理的东正教狂热埋下了一定的基础。
[b]初入文坛[/b]
果戈理从小喜爱乌克兰的民谣、传说和民间戏剧。他于1821～1828年在波尔塔瓦省涅仁高级科学中学就读期间已经博览群书，并积极参加学校的文艺活动，曾扮演过冯维辛的讽刺喜剧《纨绔少年》中的主角以及其他角色，而且演得很成功（他后来写的也是讽刺喜剧）。 他在这所中学受到了十二月党人中的一些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的诗歌的影响（这促使他在创作初期想当一名诗人），他还受到了法国启蒙作家著作的深刻影响。这一切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基础。在农村的生活是他创作的重大素材，农村生活促成他写成了《狄康卡近乡夜话》、《马车》、《死魂灵》等与农村有关的佳作。
1828年，果戈理中学毕业，前往彼得堡，想在司法界谋得一官半职，他身上还带着写成了的田园诗《汉斯·丘赫尔加坚》（长诗）的手稿，这是他的处女作。1829～1831年先后在圣彼得堡国有财产及公共房产局和封地局供职，亲身体验到小职员的贫苦生活。在此期间还到美术学院学习绘画。
在彼得堡，他没有获得赏识，然后几经周折，成了圣彼得堡国有财产及公共房产局和封地局的一名缮写员，靠此维生，亲身体验到了小职员的贫苦生活（所以他在《外套》和《狂人日记》中写的是缮写员的故事，这里有着对他自己生活的回忆）。在此期间，他在美术学院学习了绘画。他后来在《涅瓦大街》、《肖像》等中篇小说中写的都是画家的悲剧故事或传奇故事。1829年，他发表了《汉斯·丘赫尔加坚》这一长诗，用的是真名。这首长诗是他登上了俄国文坛，但并没有获得太多的关注。他很快意识到诗歌创作并非他的强项，于是转向了小说和喜剧。1830年，他以“果戈理”（Гоголь，他的姓氏的一半）为笔名发表了小说《圣约翰节前夜》，这部小说得到了诗人瓦西里·茹科夫斯基的赞赏，并与之成了莫逆之交。
1831年9月，短篇小说《狄康卡近乡夜话》发表，情节迂回曲折，充满幻想，具有乌克兰民间风格，内容大部分根据乌克兰民间传说写成，吸取了民间狂欢文化的营养，充满了欢快和幽默的语言，歌颂劳动人民的智慧、勇敢、情爱和热爱自由的性格，嘲弄邪恶势力的愚昧，被认为受了浪漫主义的影响。9月，他出版了以这篇作品的题目命名的短篇小说集，受到了普希金和别林斯基的好评，他们称俄国文学已进入果戈理时期。这一年，他遇到了普希金，之后普希金成为他的朋友并给他提供了许多创作素材，此人的现实主义作品对他影响极大，比如《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的素材就是普希金提供的。1834年，他进入圣彼得堡大学，当副教授，教授历史，伊万·屠格涅夫就是他的学生之一。
[b]地位巩固[/b]
1835年春季，他出版了喜剧剧本《三等弗拉基米尔勋章》和《婚事》，并开始迷恋喜剧创作。《婚事》是他早期喜剧的代表作，宣扬了婚恋自由。同年，他出版了两部短篇小说集：《彼得堡故事》（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Повести）和《密尔格拉得》。《彼得堡故事》中有《涅瓦大街》、《鼻子》、《肖像》、《外套》、《狂人日记》、《马车》、《罗马》构成。《密尔格拉得》里面有《旧式地主》、《塔拉斯·布尔巴》、《两个伊凡吵架故事》等优秀的中短篇小说。相较以前，这些小说在题材上有了新的开拓，思想上更趋成熟，风格上有重大发展（讽刺的力度增强，不幽默的也更严肃），思想容量上也更为深刻。短篇小说《罗马》是他所有小说中诗意最浓的一部。而他本人也被称为及普希金之后的“文坛盟主”、“诗人的魁首”。这一年，他根据普希金启发出来的素材，开始构思长篇小说《死魂灵》，并从圣彼得堡大学离职，专事创作。
[b]创作高峰[/b]
1836年，根据普希金提供的一则荒诞见闻，果戈理在两个月内创作出了五幕喜剧《钦差大臣》。创作期间，他对戏剧的社会使命有了越来越明确、越来越深刻地认识。他要求在舞台上体现当代社会的生活和民族特点：“请给果戈理们展示俄罗斯性格，展示果戈理们本身，果戈理们的骗子手，果戈理们的怪人！把果戈理们搬上舞台，让大家去笑！”为此，他努力钻研适合舞台表演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使他第一次实现了创作真正的、既真实而又尖刻的社会喜剧的心愿。果戈理把《钦差大臣》看作是自己创作中的一个转折点。他认为：“在《钦差大臣》以前，果戈理作品中的幽默都是无目的的、轻率地，而只有在《钦差大臣》以及以后的创作中，果戈理的嘲笑才有了正确的方向。
同年，他的《钦差大臣》出版了单行本，他揭露出了俄国官僚阶层中的真实的黑暗场景。这部喜剧具有强有力的讽刺倾向，具有非凡的思想深度，而且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他的作品中，细节、环境和人物性格的真实性，辛辣的讽刺手法，逼真的肖像描绘，个性化的语言以及舞台表演的观赏性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使得俄国喜剧艺术发生了重大转折。赫尔岑说道：“（《钦差大臣》写的是）当代俄国骇人听闻的自白，这与17世纪的科托希欣揭露的情况是一样的。”出版的同时，这部喜剧进行了公演，由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谢普金主演。《钦差大臣》引起了纷纷议论。大多数观众在观看期间都笑了，因为这不再是专为逗乐而写的滑稽剧，甚至尼古拉一世在观看期间也笑了，而且“笑得要死”。但《钦差大臣》也引起了许多御用文人的攻讦，称之为“对俄罗斯的诽谤”，指责果戈理是“俄罗斯的敌人”，要求给他“带上镣铐送到西伯利亚”，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果戈理对这些指责表示震惊，但“并不因此而不安”。可是，《钦差大臣》的出版与公演却很快引起了俄国当局的不满。为此，1836年6月，他离开俄国，进行出国游历，开始了长达6年的侨居生活。最开始的一年，他来到了罗马。1837年1月29日，他的好友普希金死于阴谋。此后果戈理在意大利和德国生活了近5年时间，在此期间他写成了《死魂灵》的大部分。
1841年9月，果戈理携带《死魂灵》的手稿回到俄国。当他把改定后的手稿送到莫斯科书刊审查机构审查时，当即被否决。于是他托别林斯基走后门关系，使这本书在彼得堡通过了审查。1842年，他对《钦差大臣》进行了增补，使它的讽刺力量得到了增强。也是这一年，《死魂灵》的第一卷出版，引起了比《钦差大臣》更大的轰动。这部小说被公认为“自然派”的奠基石，“俄国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作品”。赫尔岑曾回忆说：“该小说的出版震动了整个俄国。”
别林斯基说道：“只有了解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处理手法，着重内容而不是‘情节’得人才能充分领略果戈理的史诗一样的作品。”这部小说猛烈抨击了农奴制和当时的官场的黑暗，渴望寻找一条用东正教来解决国内问题的路子。接下来的几年，他都是在争论、疾病和贫困中度过的，他逐渐丧失了创作激情。1845年6月，他将已经出版的第一部《死魂灵》书稿烧毁，继续重写。
《死魂灵》的初版扉页，由果戈里亲自设计是果戈里的成名作。全书充满着欢快的旋律基调和幽默的笑谈谑语。当年，普希金以诗人的敏感听出了年轻果戈里笑声背后寂寞苦愁的哀伤，称他为“愉快的忧郁者”。果戈里自己也承认，早期作品的那种愉快，是要通过欢乐浪漫的情绪来发泄心中的苦闷和忧郁。
[b]创作低谷[/b]
果戈理开始沉迷于东正教狂热，同时深患着忧郁症。1847年，他发表和出版了《与友人书信选》，里面主要是与达官、贵妇的书信来往。这部作品里，他歌颂官方教会，歌颂曾经被他谴责过和谴责过他的势力，受到许多人的批评。他公开占到了保守阵营的一边，对自己以往发表的揭露官场腐败和社会黑暗的作品表示公开的忏悔，承认自己对以前所写的全部作品都不满意，他公开声明说，《死魂灵》“充满漏洞，时代错误，作者对许多事物显然一窍不通，有些地方甚至故意使用了侮辱性的冒犯言辞”。对于之前的作家的批评，他表示全部接受，称赞他们的许多意见是“公正的”，并声称：“果戈理生到世上来，绝不是为了要在文学领域占一席之地，而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别林斯基在给他的信中称他是“拿着皮鞭的牧师”和“蒙昧主义和最黑暗的压迫的辩护者”。1848年，果戈理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回来后，神甫马修斯·康斯坦丁诺夫斯基认为他的作品在上帝的眼中是一种罪恶，要求他烧掉《死魂灵》的第二卷的手稿。
[b]巨星陨落[/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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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2年2月，他预感自己不久于人世，就向朋友Я.托尔斯泰伯爵（当时果戈理寄居在他在莫斯科的家中）交待了后事，并让他把手稿拿走，等他死后交给费拉列特大主教，但Я.托尔斯泰伯爵并没有拿走他的手稿。2月24日，他烧掉了将近完成的《死魂灵》的第二卷的手稿，然后就病倒了，拒绝进食，经过痛苦的好几天，于1852年3月4日在莫斯科辞世。人们看见的第二卷，是他的出版商舍维廖夫根据他的遗稿整理出来的。《死魂灵》的第三卷没有写出来。
果戈理被埋葬在莫斯科的顿斯科依修道院。顿斯科伊修道院于1931年拆迁，当时的苏联政府决定将他移葬到诺沃德维奇公墓，移葬时发现果戈理是面朝下葬在棺中，因此出现了传说，说果戈理是被活埋的。
在2009年4月1日世界文坛巨匠果戈里诞辰200周年之际，俄罗斯人仍在探寻他的死亡和头颅去向之谜。
人们争议最多的是果戈里是否在未死亡状态下被埋葬。1931年苏联政府决定将果戈里的墓地从圣丹尼安修道院迁往新圣母公墓，结果在打开棺椁时发现，果戈里的尸体改变了下葬时的姿势。有人由此推断，果戈里是在未死亡状态下被“活埋”的。这些人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果戈里去世前曾有严重的昏厥症状，时常在沙发上昏睡几天不醒。
但以果戈里研究专家马恩为代表的学者们持否定观点。马恩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活埋的情况不会发生，因为给果戈里治病的医生是那个年代最好的，其中一位叫塔拉先科夫的医生后来在回忆录里还详尽记录了果戈里的病情和治疗过程。
[b][color=#92d050]作品年表[/color][/b]
1829年，自费出版长诗《汉斯·古谢加顿》；
1831至1832年，发表《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一卷和第二卷；
1835年，出版《密尔格拉得》；
1835年至1841年间，出版《彼得堡故事集》，含《狂人日记》《外套》等；
1835年12月，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完成，并于1836年4月首次上演；
1836年果戈理发表了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又译《巡按》）；
1841年完成《死魂灵》第一部，1842年发表；
1848年开始创作《死魂灵》第二部。后来长期侨居国外，脱离了国内先进文学界，思想发生了逆转，转而保护、赞美农奴制，曾受到别林斯基的严厉谴责。他企图续写《死魂灵》第二部，终未成功。
[b][color=#92d050]文学特点[/color][/b]
果戈理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大都是围绕着故事而展开的．但是他故事的编排与发展却是荒诞不经的。在这种荒诞不经的故事中，作者安排一些荒诞不经的结局与过程，让读者这祥不可思议的故事情节中，去感受作者的对俄国社会与俄国专制制度的残酷性。果戈理往往是在人民的社会生活中找寻主人公，他们大都是俄国制度下的小官僚，然后，对这个小官僚进行夸张的人生塑造，从而达到作者讽刺俄国社会制度与社会现实的作用。
在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塑造上。作者运用了夸张与讽刺的表现方式，来揭示没有人性的社会制度对人性的迫害，从而也是对针建官僚人压人观象的反映。果戈理的‘含泪的笑”是他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讽刺艺术的主要特点。他在嘲笑现实中的种种丑恶现象的同时。他是在为俄国社会的苦难而悲伤，那是作者通过文学的方式，在审视社会与制度的黑暗，他想通过对作品中人物与事件的“笑“，来反衬俄国社会的黑暗，来为其进行悲伤，笑中带泪，以笑当哭，这是果戈理讽刺艺术中的最重要的特性。[6]
果戈理的狂欢化传统所改变的是文学内在的和外在的双重世界，是一种文学的双向“重构”。他将其生命关怀和灵魂关怀的独特理念写进了小说中，通过对被得堡以及俄岁斯外省生活的叙写，对形形色色俄罗斯人的报述，使它们成为表现俄罗斯宗法社会民族性庸俗和集体性荒谬，表现俄罗斯文化宗教精神的经典；就文学的外在世界而言，他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学审美形态——以其独有的外在的幽默、讽刺、夸张、变形等为表现的“怪涎现实主义”。两者互为里表，相互映衬，共同营构了一个充满狂欢化的艺术世界。
[b][color=#92d050]人物评价[/color][/b]
果戈理既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又不能逃避，他希望改革，但只能暴露其庸俗与罪恶，他是暴露俄罗斯自身面目的第一批作家，他在《死魂灵》第一部中成功地揭露封建时代的俄国农奴制和官场的丑行，但在第二部中却没有能成功地提出如何改革的方法。
果戈理希望改革俄罗斯的精神状态，反而越来越倾向教会，他的矛盾心理和出版《与友人书简选》招致的批评，以及想超越“纯文学”的徒劳的努力，最后导致了他的健康每况愈下。
果戈理的作品具有华丽生动的散文风格，将社会现实的暴露和讽刺幽默结合，充满了怪异和幻想的因素，因此很能吸引读者。
果戈理将迷信搀杂到现实描写中，用幻想来表白这些事“并不是真实的”，以此来缓解当局的不满，后来有些苏联作家也采用了这种手法。
果戈理对俄罗斯的文学有很大的影响，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说的：“果戈理们（指后来一代的俄罗斯作家）都是从他的《外套》中走出来的。”也是尼古拉一世法定正统信条的支持者。
[b][color=#92d050]人物影响[/color][/b]
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理是19世纪上半页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代表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他为“俄国散文之父“，别林斯基则称赞他“拥有着强大而崇高的非凡的才能。他是文坛的盟主。他站在普希金所遗下的位置上面。”《死魂灵》和《钦差大臣》在当时的俄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那种独特的表现现实的手法，也为19世纪很多作家争相效仿，如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此外，果戈理还影响到20世纪的俄罗斯作家创作如契河夫、左琴科、布尔加科夫以及流亡国外的蒲宁和纳博科夫等。
此外，果戈理对中国作家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他的文学以“嬉笑怒骂”的艺术风格及其深刻的思想性在五四前夕进入中国，受到中国作家的热诚欢迎。鲁迅、张天翼、沙汀、艾芜、老舍、陈白尘、赵树理、孙犁等现代作家，都曾经从果戈理的创作中汲取了营养。鲁迅就有对果戈理的评价和赞赏。在日本留学时，鲁迅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微支。1918年，鲁迅写的《狂人日记》就曾借鉴了果戈理的同名小说。张天翼是著名的讽刺作家，“对十九世纪欧洲的文学家，最钦佩的是果戈理。”他的创作不管在题材上，还是在创作风格方面，都可以找到比较明显的果戈理式的痕迹。
[b][color=#92d050]人物思想[/color][/b]
黑暗丑恶的社会现状让果戈理为祖国的命运而担忧、浦苦，但他没有绝望，他强烈要求改变社会现状，并孜孜不倦地寻找通向“光明未来”的途径。果戈理主张的是改变和完善现实，是某种意义上的改革：从国家体制到人的灵魂，从教会到文学，从农业到戏剧——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需要改变和完善。然而，这终归只是革新、改革，而不是革命。因为革命是深刻的质的变革，它是社会、科学等自然发展的根本转变。比如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等，或者是尖锐的政治激变和社会巨变，是社会基础的动摇和崩溃。果戈理把革命的实质视为毁灭，正因如此而不能接受革命。他寻找的道路不是革命，不是破坏，而是改造，是建设。他反对激烈、骤然地改变国家秩序，而寻找着革命的“恐怖和灾祸”以外的“出路、办法和途径”。他所追求的不是国家机构总体的破除，而是它的修补和完善，不是抛弃多少世纪以来形成的宗法社会制度和习俗，而是让它复兴和焕发新的生命力；不是疯狂毁灭社会制度，而是有理性地进行改造。
尽管果戈理对社会程序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他还是认为国家体系是不能毁坏的。人们经常把呆戈理的作品看作是对社会秩序的完全否定和对国家制度的深刻批判。然而他自己却说，在作品中嘲笑和批判的不是国家的根本体制和政权机关，而是其“畸形的现象、不正常的发展、错误的栓释、愚蠢的应用”。信仰上帝的果戈理认为，现行的社会制度是上帝安排好的，是符合上帝意志的。庸俗和丑恶的产生是由于社会的普遍道德堕落。果戈理把改造现实社会的目标首先放在权力阶级和国家机关官员的良心上，寄希望于理想君主和省长们的贤明和仁爱上，认为他们应当成为下属的榜样。
[b][color=#92d050]感情生活[/color][/b]
亚历山德拉·斯米尔诺娃·罗塞特是果戈理一生唯一可以为之敞开心扉的异性朋友，是果戈理真正心仪的女性。婚后的她并没有得到幸福，她只向果戈理吐露自己的心事。敖德萨，是她度过童年的家乡，他们在一起回忆故乡乌克兰是她最愉快的时刻。只有与果戈理在一起的时候，才是她在喧闹的舞会和令人生厌的上流社会闲聊之后的快乐。无论是彼得堡、莫斯科、卡卢加省，还是在阳光灿烂的意大利和庄严肃穆的法国，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他们之间保持了一种罕见的异性关系———爱情与友谊关系。
[b][color=#92d050]人物轶事[/color][/b]
果戈理每天清晨写作。在动笔之前，他先沉思，默默地来回踱步，要是有人同他说话，他就请他住嘴，别打搅他。在精神特别昂扬的时刻，即平常所说的灵感到来的时刻，果戈理会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连写上好几天。
果戈理不承认灵感可以消极地等到，他认为每天必须不间断地工作。他对一个朋友说道："写东西的人不能放下笔，就像画家不能放下画笔一样，每天必须得写点什么。要把手训练得完全听从思想。"
果戈理非常重视修改作品，总是不厌其烦地改动和充实仿佛已经写好的作品。他在1840年致阿克萨科夫的信中写道："果戈理现在准备把《死魂灵》第一卷彻底修改一遍。果戈理更动、修改，很多地方完全重新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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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olor=#92d050]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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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年9月9日－1910年11月20日）19世纪中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世袭伯爵，曾参加克里米亚战争。返回雅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农庄后致力于农民教育。1862年结婚后，创作了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巨著《战争与和平》（1859～1869）、《安娜·卡列尼娜》（1875～1877）。1879年经历了一次信仰危机后信奉和平主义，主张以勿抗恶的方式对社会进行改革。并否定自己以前的作品。因执着于自己的信念使家庭关系恶化，死于出奔途中。其作品多达45卷。名著还有长篇小说《复活》（1899）、戏剧《黑暗的势力》（1886）和若干短篇小说和评论[1] 。
他的文学传统不仅通过高尔基而为苏联作家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在世界文学中也有其巨大影响。在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中，他提出了“托尔斯泰主义”，对很多政治运动有着深刻影响。
[b][color=#92d050]人物经历[/color][/b]
[b]早年经历[/b]
托尔斯泰出身贵族，1岁半丧母，10岁丧父，他由家里的亲戚抚养成人。1845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语言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期中考试不及格，第二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痴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对道德哲学发生浓厚的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1847年4月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1851年托尔斯泰和他的兄长前往高加索当兵。1852年他参加了一场战斗，表现勇敢，且发表了小说《童年》。
1853年托尔斯泰读到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非常钦佩。1854年托尔斯泰被调往多瑙河战线，并参与了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围城战，写成《少年》、《青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
1855年11月托尔斯泰离开军队回到圣彼得堡，重新投入娱乐圈，酗酒好赌。偏激的个性导致他与屠格涅夫长达17年的决裂。
[b]创作初期[/b]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年11月他来到彼得堡，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结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1856年底以中尉衔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
1856年他就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观情绪。1859至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还到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各国学校。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等教育杂志。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不久他关闭了学校。
[b]婚姻生活[/b]
1862年托尔斯泰与17岁的索菲亚·安德列耶芙娜·托尔斯塔娅（СофьяАндреевна Толстая）结婚，索妮娅是沙皇御医的女儿，他们前后育有13个孩子。他和妻子的关系至今仍有争论，可以确认的是大部分时光他们过得不错，他妻子帮助他管理庄园，这使得托尔斯泰可以将全部时间用于文学作品的精雕细刻，在这里，托尔斯泰给人类留下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传世之作。他每一部作品都要修改很多次，他妻子也进行誊清和保存文稿的工作。
新婚之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他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从1863年起他以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1866年他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打了军官的耳光，虽经托尔斯泰为之奔走，希布宁却终被熗决。这一事件使他开始形成反对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b]思想转变[/b]
1869年9月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对叔本华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到影响。从70年代初起，他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这些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的反映。他访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他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最后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下，弃绝本阶级，完成了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在《忏悔录》（1879～1880） 等论文里，他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当时写的剧本、中短篇小说以及民间故事，同样为了这一目的。他还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1881年因子女求学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贫民窟，参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层生活；1881年他上书亚历山大三世，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91年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信，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写的作品的版权；1891至1893年和1898年，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还努力维护受官方教会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尔教徒，并在1898年决定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这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论饥荒》一文而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至此又因《复活》的发表，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来世，于1901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他的教籍。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托尔斯泰却处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b]晚年时代[/b]
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这种意图在他80至90年代的创作中颇多反映。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为自己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不免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
在托尔斯泰离家之前，他与妻子的决裂程度人人皆知。一天晚上，夫妻二人又闹不和。之后，托尔斯泰的妻子曾跪下恳求托尔斯泰为她再读一遍早年时代丈夫为自己创作的诗歌和散文，以找回当初的甜蜜，但是托尔斯泰当时已死了心。最后，他于1910年10月28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11月7日（阳历11月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中。坟上没有树立墓碑和十字架。
[b][color=#92d050]创作特点[/color][/b]
他创造了史诗体小说[4] 。历史的事实融合着艺术的虚构，奔放的笔触揉和着细腻的描写；在巨幅的群像中显现出个人的面貌，史诗的庄严肃穆中穿插有抒情的独白，变化万千，蔚为奇观。他善于驾驭多线索的结构，千头万绪，衔接得天衣无缝；又能突破小说的“封闭”形式，波澜壮阔，像生活那样无始无终。
托尔斯泰的艺术魅力，不只在于再现宏观世界，而且还在于刻画微观世界。在世界文学中空前地把握心灵的辩证发展，细致地描写心理在外界影响下的嬗变过程；并且深入人的下意识，把它表现在同意识相互和谐的联系之中。托尔斯泰的艺术力量是真实的，它突出表现在性格塑造上。如实地描写人物内心的多面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不只写其突出的一面或占优势的一种精神状态。不隐讳心爱人物的缺点，也不窒息所揭露的人物心中闪现的微光。不粉饰，不夸张，不理想化或漫画化，总是借助真实客观的描写，展示其本来面目，从而于平凡中见伟大，或者相反，于平凡的现象中显示其可怕。
描绘性格的发展和变化，自然浑成而不露斤斧痕迹。托尔斯泰的风格主要特点是朴素。力求最充分最确切地反映生活的真实或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虽然在艺术上要求严格，却不单纯以技巧取胜，不追求形式上的精致，也不回避冗长的复合句，而只寻求最大的表现力。
晚年的时候，在心理分析上力求简洁，不写感受的整个过程，只写心理过程的各个阶段的主要环节；有时采取戏剧的方法，通过行动和对白表现。不写性格的顺序发展过程，而写突然事故引起的决定性转变。在结构上，为了表现人物的醒悟，常常采用倒叙的方法；为了集中，长篇小说也不再用多线索，而用单线索逐渐展开的方式。在语言上，则力求质朴简练和浅显易懂，接近民间故事。
[b][color=#92d050]
人物影响[/color][/b]
从19世纪60年代起，他的作品开始在英、德等国翻译出版。19世纪70至80年代之交以《战争与和平》的法译本出版获得国际上第一流作家的声誉，成为当时欧美的“俄国热”的主要对象。80至90年代法、英等国最早论述他的评论家，都承认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对自己国家文学的振兴作用。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成长的进步作家法朗士、罗曼·罗兰、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德莱塞、伯纳·萧、高尔斯华绥以及其他欧美作家和亚洲作家都受到他的熏陶。在中国，1900年就出现评价他的文字，1907年译价过他的“宗教小说”（《主与仆》及民间故事）。1913年、1917年先后有《复活》（译名《心狱》）和《安娜·卡列尼娜》（译名《婀娜小史》）的不完全的文言译本。“五四”前后，托尔斯泰的作品大量被译成中文。抗战期间分别出版了郭沫若和周扬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其他作品的译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托尔斯泰的重要作品大多已翻译出版，而且根据原文翻译，不少名著都有几种不同的译本。
[b][color=#92d050]人物评价[/color][/b]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是19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他以自己有力的笔触和卓越的艺术技巧辛勤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
托尔斯泰思想中充满着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反映，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新生活中，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托尔斯泰的作品纵然其中有反动的和空想的东西，但仍不失为世界进步人类的骄傲，他已被公认是全世界的文学泰斗。罗曼·罗兰的《名人传》、茨威格的《三作家》中记述了他。
列宁：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是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
高尔基：不认识托尔斯泰者，不可能认识俄罗斯。
[b][color=#92d050]人物思想[/color][/b]
[b]文学使命[/b]
托尔斯泰早期写过文学论文，如《人们为什么写作》（1851）肯定文学的崇高使命；《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上的讲话》（1859）反对暴露文学，但仍主张文学应当适应社会的要求。在19世纪60至70年代的论文中，主要强调应为人民而写作。最值得注意的是晚年的论著。《莫泊桑文集序》（1894）要求忠于现实主义艺术的原则；要求作家对所描写的事物抱道德的态度，明确“善和恶之间的区别”。《什么是艺术》（1897～1898）批判“现实主义”的美学观点，指出当时一些美学理论为统治阶级的口味进行辩解的实质，揭示颓废派艺术反人民的本性及其哲学思想基础；同时提出艺术是人们交流感情的工具的论点。《论莎士比亚及其戏剧》（1906）指责莎士比亚的剧作反民主和不道德，但也能道出他的剧作的某些艺术特点。这些论著都阐明作者后期关于艺术实质和作用、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艺术的道德意义等问题的见解，后两部还同时要求文艺传达宗教意识。
[b]创作背景[/b]
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从创作初期开始，特别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他始终不渝地真诚地寻求接近人民的道路，“追根究底”地要找出群众灾难的真实原因，认真地思考祖国的命运和未来，因此，他的艺术视野达到罕有的广度，在自己作品中能够反映1861年农奴制废除后到1905年革命之间的重要社会现象，提出这个转折时期很多的“重大问题”，尽管他的立场是矛盾的，他的解答是错误的。然而，托尔斯泰的伟大，主要还由于他以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那些“重大问题”大多就是在“图画”中艺术地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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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奥诺雷·德·巴尔扎克[/b][/color]
[color=#92d050][b][attachment=1316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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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诺雷·德·巴尔扎克，法国小说家，被称为“现代法国小说之父”，生于法国中部图尔城一个中产者家庭，1816年入法律学校学习，毕业后不顾父母反对，毅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但是第一部作品五幕诗体悲剧《克伦威尔》却完全失败。而后他与人合作从事滑稽小说和神怪小说的创作，曾一度弃文从商和经营企业，出版名著丛书等，均告失败。商业和企业上的失败使他债台高筑，拖累终身，但也为他日后创作打下了厚实的生活基础。1829年，他发表长篇小说《朱安党人》，迈出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第一步，1831年出版的《驴皮记》使他声名大震。1834年，完成对《高老头》的著作，这也是巴尔扎克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他要使自己成为文学事业上的拿破仑，在30至40年代以惊人的毅力创作了大量作品，一生创作甚丰，写出了91部小说，塑造了两千四百七十二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合称《人间喜剧》。《人间喜剧》被誉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书”。但他由于早期的债务和写作的艰辛，终因劳累过度于1850年8月18日与世长辞。
[b][color=#92d050]人物生平[/color][/b]
[b][color=#92d050][attachment=1316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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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扎克出生于一个法国大革命后致富的资产阶级家庭，由于他的父母婚后的生活并不美满，所以在巴尔扎克还没有满月时便送给了乳母寄养，只有在礼拜天才能与家人团聚。巴尔扎克排行老大，其后还有弟妹三人。但因为长期在乳母家寄养，所以他的童年既没有得到父母的爱抚，也没有得到多少欢乐。他曾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到：“这是任何人命运中所不曾遭受到的最可怕的童年。”
1816年11月，巴尔扎克考入大学法律系。法科学校毕业后，他拒绝了家庭为他选择的受人尊敬的法律职业，而立志当文学家。为了获得独立生活和从事创作的物质保障，他曾试笔并插足商业，从事出版印刷业，但都以破产告终。这一切都为他认识社会、描写社会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他不断追求和探索，对哲学、经济学、历史、自然科学、神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积累了极为广博的知识。
巴尔扎克读大学期间，父母为了让他尽早熟悉未来职业，曾先后安排他在一位诉讼代理人和一位公证人的事务所见习。几年的见习生活让他受益匪浅，非但熟悉了民事诉讼程序，还从这个法律窗口窥见了巴黎社会的种种奥秘，看到了繁荣景象下的罪恶，为未来的创作积累大量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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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年1月，巴尔扎克从法学院毕业，但也是同年，他拒绝了家人为他安排的公证人事务所的职位，而坚持要走毫无生活保障的文学道路。为了向父母证明自己的文学天赋，他几乎足不出户的奋战一年，完成了处女作诗剧《克伦威尔》。然而结果却令自己大失所望。法兰西学院的一位院士看过剧后表示：“这位作者随便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搞文学。”为了摆脱经济上对父母的依赖，巴尔扎克曾以各种笔名为书商炮制和撰写流行小说，以维持生计。当然，这些纯粹以赚钱为目的的商业性作品不会给他带来所期待的荣誉，后来他甚至否认这些作品出自他的手笔。随后，为了给自己的严肃创作寻求稳定的经济来源，他决定暂时弃文从商。
1822年正当巴尔扎克倍受冷遇，痛苦绝望的时刻，结识了贝尔尼夫人。贝尔尼夫人的母亲曾是王后的侍女，对宫廷的生活，交际的秘密和妇女的命运十分熟悉。贝尔尼夫人比巴尔扎克大22岁，具有完美的娇柔感，高雅的谈吐，沁人肺腑的同情心，以及慈祥的母爱。这一切深深吸引着巴尔扎克，使巴尔扎克感受到从小没有领略过的母爱般的温情。她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巴尔扎克把她称为他的母亲、朋友、家属、伴侣和顾问。[1]
从1825年开始，他先后尝试过出版业，开办过印刷厂、铸字厂，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四年的商海沉浮，让他尝够了破产、倒闭、清理、负债的苦楚。最后，母亲出面替他还债。走投无路的巴尔扎克只好放弃，重新进入文学创作。生活中的一切挫折都在他的笔下转化为成功的创作素材。这时巴尔扎克决定要在文学上取得轰轰烈烈的成就。他在书房里放置了一座拿破仑塑像，在塑像的剑鞘上刻下字句：“他用剑未完成的事业，我要用笔完成！”
[attachment=13161838]
1829年，巴尔扎克完成长篇小说《朱安党人》。历史小说《朱安党人》（1829）是巴尔扎克用真名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描述1800年法国布列塔尼在保皇党煽动下发生的反对共和国政府的暴动。作者赋予英勇的共和国军人以应有的光彩，但也大大美化了朱安党首领孟多兰侯爵，表现出他当时对贵族的同情。为了写这部小说，他曾细心研究有关暴动的历史文献，亲自去布列塔尼调查山川形势和农民生活，访问暴动的目击者和参加者，还从友人柏尔里公爵夫人那里收集许多关于朱安党人的掌故。从写神怪小说过渡到写历史小说，是巴尔扎克走向批判现实主义的第一个重要步骤。他在《朱安党人》中描写的不是古代历史，而是属于当代社会生活范畴的重要事件。着重反映当代社会生活，正是巴尔扎克日后所写的《人间喜剧》的一个特点。
从1829年写《朱安党人》起，巴尔扎克的创作开始进入成熟时期，即《人间喜剧》时期（1829-1848）。在三、四十年代，他除致力于文艺创作以外，还出入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为几种报刊撰稿，他接触的生活面非常广泛。
巴尔扎克从这时期起，就在现实主义理论方面进行深入探索。他认为小说家必须面向现实生活，使自己成为当代社会的风俗史家；又认为小说家的任务不仅在于摹写社会现象，还须阐明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指出人物、欲念和事件背后的意义。在塑造人物的问题上，他强调特性，也强调共性；他说诗人的使命在创造典型，使典型个性化，个性典型化；又说典型人物应该把那些多少和他类似的人的性格特点集于一身。他还强调艺术必须为社会服务；认为艺术家不仅描写罪恶和德行，而且要指出其中的教育意义；艺术家必须同时是道德家和政治家。
1830年4月，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私人生活场景》两卷出版了。然而，他深深地为法国文学创作者的处境担忧。虽然法国于1791年颁布的《表演法令》和1793年颁布的《复制法令》确定了著作权的原则，但剽窃、抄袭、模仿他人作品的行为仍比比皆是，甚至他的作品也被他人抄袭。[2]
1831年，巴尔扎克加入保皇党。但是他的政治态度和极端保皇党人也不完全一致。他是党内的自由派，在党员中间不大受欢迎，他甚至公开批评保皇党，说“这个政党令人厌恶”，“这是一个失败的政党。”
1833年8月1日，巴尔扎克在致韩斯卡夫人的信中写道，《欧洲文学》在描写一位皇家卫队的士兵在农家谷仓里讲述拿破仑生活的片断，是抄袭他在《乡村医生》中的一段重要章节。
于是，几个月之后，巴尔扎克在《巴黎杂志》上发表了一封致19世纪法国作家的公开信，再次谈到上面的问题。他不仅描述了作家是怎样成为受害者的过程，同时也呼吁他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他写道，出路在于他们自身。在于承认他们的权利，在于对他们力量相互之间的认可。为了崇高的利益，他们要组织起来，像剧作家那样成立一个协会（1777年，由法国最重要的戏剧家博马舍倡议建立了保护戏剧作者权利协会）。[2]
1848年1月，巴尔扎克启程回巴黎去准备他们的新家。9月底，他前往乌克兰，只是他对维埃曹尼亚已不再激动，事实上德·韩斯迦夫人和女儿对他也漠不关心，而且更糟的是他这么多年高强度工作所损害的身体健康也来讨债了。在这个漫长的冬季，他患了脑炎、慢性心脏病和支气管炎，他的生命已经步入最后的衰竭期。
经过了漫长的追求与等待，德·韩斯迦夫人终于同意结婚了。1850年3月14日，德·韩斯迦夫人以怜悯之心愿意满足巴尔扎克长达十几年的愿望。在乌克兰的别尔基切夫市的圣·巴巴拉天主教堂，他们举行了婚礼。除了新婚夫妇，只有两位证婚人和一位神甫出席。一个多月后，他们启程回法国。这次旅程对病入膏肓的巴尔扎克是灾难性的。当他们终于回到巴尔扎克精心布置的爱巢时，他已经无法再踏上台阶，死神的脚步已经越来越逼近了。在他最后的日子里，维克多·雨果时常来看望他，巴尔扎克对老朋友抱怨说他无法完成《人间喜剧》了。
[attachment=13161839]
1850年8月18日夜11时30分，巴尔扎克带着没有完成《人间喜剧》的遗憾离开了人世。文坛上的一颗巨星就这样陨落了，在他生命的尽头，陪伴他的只有给了他一生痛苦也帮助了他一生的母亲安妮·夏洛特。依照巴尔扎克的遗愿，他的灵柩将被安放在拉雪兹公墓。
[b][color=#92d050]个人作品[/color][/b]
主要侧重
作品名称（写作时间）
风俗研究
私人生活场景
《妇女研究》（1830年）
《钱袋》（1832年）
《高老头》（1834年）
《家庭的和睦》（1830年） 《猫打球商店》（1830年） 《夏倍上校》（1832年）
《三十岁的女人》（1831年～1834年） 《入世之初》（1842年） 《邦斯舅舅》（1847年）
《贝姨》（1846年） 《被抛弃的女人》 《无神论者的弥撒》（1836年）
《禁治产》（1839年） 《结婚契约》（1835年） 《续妇女研究》（1831年）
《两个新嫁娘》（1842年）
外省生活场景
《欧也妮·葛朗台》（1833年）
《幽谷百合》（1835年）
《幻灭》（1837年～1843年）
《古物陈列室》（1838年） 《于絮尔·弥罗埃》（1841年） 《独身者故事》
《比哀兰特》 《巴黎人在外省》 《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
《老处女》
巴黎生活场景
《费拉居斯》（1833年）
《德·朗热公爵夫人》
《金目少女》（1834年）
《萨拉金》 《纽沁根银行》（1838年） 《塞沙·皮罗多兴衰记》（1837年）
《法基诺·加奈》 《卡迪央王妃的秘密》 《娼妓的奢华与穷困》（1838年）
《这些姑娘是怎样的爱的》 《伏脱冷最后的化身》 《流浪的王子》
《実业家》 《不自知的喜剧演员》 《小有产者》
《现代史内幕》
政治生活场景
《恐怖时代的一挿话》
《兹·马尔卡》（1840年）
《一桩无头公案》（1841年）
《阿尔西的议员》（1847年）
军队生活场景
《舒昂党的人们》（1829年）
《阿尔西的议员》（1847年）
乡村生活场景
《乡村医生》（1833年）
《村里的神棍》（1839年）
《农民》（1844年）
《谷间的百合》
哲理研究
《驴皮记》（1831年）
《红房子旅馆》（1831年）
《长寿药水》（1830年）
《对于绝对的探索》（1834年）
《无人知道的杰作》（1832年）
《改邪归正的梅莫特》（1835年）
《刽子手》
《徴募兵》
《海滨的悲剧》
《戈尔涅里乌斯老板》
《加尔文主义的殉教者》
《路行瑞尔的自白》
《两个理想》
《流亡者》
《路易·朗贝尔》
《塞拉菲达》
分析研究 《婚姻生理学》（1828年） 《夫唱妇随》
[b][color=#92d050]作品风格 [/color][/b]
塑造形象
[attachment=13161840]
从当代风俗史家的角度出发，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写了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交替的历史时期，《人间喜剧》被称为“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这个时期的特征，是金钱逐渐代替了贵族头衔。1830年革命以后，金钱统治的威力尤为强大。资产阶级以捞钱为生活目标，他们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来达到目的，而更多的是用欺诈和暴力进行掠夺。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绘了从拿破仑帝国、复辟王朝到七月王朝这一历史时期法国社会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的活动场所，使作品成为一个由两千多个人物构成的广阔的社会画面，从中可以看出封建主义必然为资本主义所代替的规律，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弊病。
英雄人物
巴尔扎克也是拿破仑的热烈崇拜者。拿破仑的形象在《人间喜剧》中得到多次反映，如在《乡村医生》（1833）、《一桩神秘案件》（1841）、《三十岁的女人》（1831-1842）、《夏倍上校》等作品里。同时，作者也着力描写了和拿破仑相联系的帝国时代军官的形象。
在《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以赞赏的心情描述共和主义的英雄人物。例如在作者笔下，《幻灭》中的米希尔·克雷斯蒂安是一个具有丹东和圣鞠斯特气魄的政治家。他提倡欧洲联邦制，对欧洲贵族阶级威胁很大。1831年巴黎共和党人起义时，他和一个普通士兵一样，在战斗中英勇地死去。他的牺牲引起所有认识他的人们的深切哀悼，人们经常怀念他。又如《农民》（1844）中的尼兹龙，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共和主义老战士，“坚强得像钢铁，纯洁得像黄金。”他放弃他在大革命中应得的财产，甘愿过贫苦的生活，曾把独子送到前方去参加保卫祖国的战争。因为他憎恨有钱的人，他特别受到农民的爱戴。
折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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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得势的资本主义侵入农村后所产生的变化，在《农民》中得到深刻的反映。《农民》描写的是贵族大庄园土地所有制和资产阶级小土地所有制的冲突，而农民处在这两种社会力量中间，就像“虫子夹在锤子和铁砧之间一样”。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高利贷商人高贝丹和里谷战胜了代表贵族大地主利益的蒙戈奈将军，但是被高利贷商人和富农吸引到这场残酷斗争中来的农民却毫无所得，他们只不过陷入一种新的奴役，遇到了更狠毒的主人。巴尔扎克在这里描写了资产阶级革命后农村在地主和资产阶级双重剥削下的贫困状况、农民对剥削者的强烈憎恨，以及农民由当时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对高利贷商人的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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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以同情的态度描写了劳动群众的贫苦生活。在叙述里昂纺织工人起义时，他指出这次起义的正义性和社会原因：“定货停止的时候，工人因饥饿而死亡；即便是在有工可做的时候，他几乎是半死半活地度日。任何一个苦役犯也比他们幸福。”（《纽沁根银行》）
巴尔扎克力图在《人间喜剧》中概括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全貌，把小说写成一部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风俗史，但是其中没有包括“工人生活场景”；三、四十年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人间喜剧》中只是得到零星的、间接的反映。巴尔扎克写了农民的贫困生活和悲惨命运，但他对农民暴动始终采取否定态度，把农民反抗贵族的斗争说成是残忍的、野蛮的报复行为（《农民》）。他赞扬共和主义英雄，歌颂拿破仑的功绩，但他对封建贵族的同情也是显而易见的。他这种复杂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正是他那自由化的贵族保皇党立场的反映，这里既有封建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
巴尔扎克着重描叙了物质环境，如住宅、住宅的周围、城市、街道以及室内装潢和日常生活用具等。对什么样的人就安排什么样的环境。浪漫派作家通过大自然描写来抒发人物的内心感受，巴尔扎克则借助于物质环境的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但有时也不免失之烦琐），这是巴尔扎克一个独创的手法。他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的作品暴露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脓疮溃疡，指出资产阶级如何仇视人类感情和才能的正常发展，使人们陷于良心泯灭、道德堕落的境地。一部《人间喜剧》事实上就是一部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控诉书。
人物模式
莎士比亚悲剧影响
巴尔扎克描写的情欲人物与莎士比亚的激情人物相似。他们都擅长描绘各种激情。在莎士比亚笔下，他的著名典型具有偏执狂式的激情，哈姆雷特的复仇心理，麦克白的野心，奥瑟罗的嫉妒，李尔王的父爱，伊阿古的阴险，苔丝狄蒙娜的温顺，麦克白夫人的凶残，理查三世的残暴，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专情，安东尼的贪色，等等，这些激情在人物身上超过和压倒了其它感情，造成种种损害和痛苦，他们是人性原发感情的爆发，具有强大的原始力量，把人物引向毁灭自己或损害别人的悲剧结局，读来撼人心魄。
莫里哀喜剧人物影响
莫里哀笔下的人物，都是单一性格，作者采取了喜剧的夸张手法来刻画人物身上某种单一的吝啬、虚伪、盲从、虚荣等情欲，以此表现社会的众生相和丑恶面。用莫里哀自己的话说就是，暴露本世纪人的缺点，莫里哀所写的人物没有一个不会在街上遇到。巴尔扎克深受其影响。
但丁《神曲· 地狱篇》影响
但丁《神曲》描写了人类的种种情欲泛滥给人类带来的苦难，人类因经受不了情欲的诱惑而遭受苦难，在痛苦与迷惘中挣扎，在地狱与炼狱里遭受惩罚和经受考验。带给人类灾难的是人类自身性格的弱点和人类的种种欲望。 巴尔扎克说过：“但丁的天堂，这种理想的崇高表现，这种永恒的蔚蓝色彩，在心灵中并不存在，向生活的各种事物去索取它，这种欲望任何时候都是违反自然的。”巴尔扎克否定了人间有但丁的“天堂”，而认为“地狱”的存在才是自然的。
人物再现手法
人物再现手法是巴尔扎克人物塑造的一大特色。
人物再现有多种形式：一是小说人物在不同作品中反复出现，一些重要人物往往出现过二三十次，在多部小说中反映他们的不同经历，最后构成这个人物的完整形象。这是一种主要的再现手法；二是通过小说人物的叙述，说明小说所发生的事在社会上屡见不鲜，而这些事例都散见于其他小说之中，作者把人物和事件都一一排列出来；三是并列出同一阶层人物的代表，或把小说人物的性格作一对比，而这些人物都是在不同的小说中出现的。
个性典型
巴尔扎克强调艺术家要创造伟大的典型，通过典型去反映现实，人物要典型化，典型要个性化。
关于如何塑造典型，巴尔扎克指出：“为了塑造一个人物，往往必须掌握几个类似的人物”；文学采用的也是绘图的方法，它为了塑造一个美丽的形象，就取这个模特儿的手，取另一个模特儿的脚，取这个的胸，取那个的肩”（《“古物陈列室”、“冈巴拉”初版序言》），对这种“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作法，使作家笔下的人物从肖像到性格都具有鲜明、突出的特点，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巴尔扎克象素描家一样，只需寥寥数笔就能把人物的外形特征勾画得惟妙惟肖，而且与其内在性格相得益彰。在《高老头》中，重要人物如伏脱冷，次要人物如伏盖太太，都是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在性格塑造上，他既注意把握人物的本质特征，又赋予人物鲜明的个性，使形象栩栩如生，面目各异。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就是既有共同点，又绝不会被混淆的人物。大女儿由于混入了贵族圈，因而高傲、跋扈，二女儿由于还被排挤在上流社会之外，又遭到情人的遗弃、丈夫的虐待，因而阴郁、伤感。同样敲诈父亲的钱财，前者是毫夺，后者是巧取。作为艺术形象，都是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典型。
[b][color=#92d050]人物成就[/color][/b]
巴尔扎克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在他之前，法国小说一直未能完全摆脱故事的格局，题材内容和艺术表现力都有一定局限。巴尔扎克拓展了小说的艺术空间，几乎无限度扩大了文学的题材，让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那些仿佛与文学的诗情画意格格不入的东西都能得以描绘。他借鉴了其他文学题材的特点，把戏剧、史诗、绘画、造型等多种艺术形式融入小说创作中，在西方文学史上第一次如此巨大的丰富了小说的艺术技巧。批评家泰纳称赞他道：“真正使他成为哲学家，而且超乎一切伟大艺术之上的，是把他的所有作品，连合成一部作品，部部作品都是互相连接，同一个人物重复出现，而彼此关联……从来没有艺术家聚积了这么多的光辉于其所要描写的人物，而且从来也没有这样的完美……巴尔札克之所以真正伟大，就在他握住了现实，而且握住了全体，他的伟大的系统，又把他的绘画有力地统一起来，忠实而且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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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扎克对现实主义文学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对典型人物形象和社会风俗的细致刻画，并表达人物性格在社会环境中的变化和发展。他以“编年史的方式”描写逐年描绘上升中的资产阶级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他所创造的人物高老头、葛朗台、高布赛克、拉斯蒂涅、吕西安、贝姨、伏托冷等等几乎已经成为文学史不同类型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样板形象，对以后的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人物虽然都很典型，却并不如狄更斯所塑造的人物一样僵化，而是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
[b][color=#92d050]历史评价[/color][/b]
社会评价
1883年，法国文学家协会为纪念巴尔扎克对法国文学所作出的丰功伟绩，也为感谢他为保护文学创作者的权利和为促成建立文学家协会所作出的积极努力，决定出资为他雕刻一尊纪念像。第一位雕刻家未能完成任务于1891年谢世。后来罗丹被选定继承这一重任。在长达7年的工作中，罗丹多次改变自己的构思，最后决定了一种他认为最能表现巴尔扎克特点的神态：翘首天空，发丝散乱，身体被宽大的睡袍裹住略向后倾。[11]
巴尔扎克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是一位具有浓厚浪漫情调的伟大作家，一边因奢华的生活而负债累累，一边以崇高深刻的思想创作出博大精深的文学巨著。他的生活趣事层出不穷，而作品更被誉为“法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在他逝世时，文学大师雨果曾站在法国巴黎的蒙蒙细雨中，面对成千上万哀悼者慷慨激昂地评价道：“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名列前茅者；在最优秀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佼佼者之一。”
巴尔扎克以自己的创作在世界文学史上树立起不朽的丰碑。
作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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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蒂耶是第一个站出来热情地赞扬巴尔扎克的天才。此后乔治·桑、波德莱尔、福楼拜、左拉对他赞誉有加。
人道主义斗士法朗士对文体非常苛求，他深情地说：“他是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的洞察入微的历史家。他比任何人都善于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过度”，特别强调：“从塑造形象和深度来说，没有人能比得上巴尔扎克。”
后来的作家莫洛业说：“巴尔扎克不仅仅是十九世纪的优秀作家，他堪称最伟大的小说家，这在今天几乎是一致的看法。”
莫里亚克指出：“《人间喜剧》是神书，是巴尔扎克人物之林的条条大道。”
左拉：“几乎常常是青铜的，大理石的，既做的很多，又很坚固。”
泰纳《巴尔扎克论》：“金钱问题是他最得意的题目……他的系统化的能力和对人类处的明目张胆的偏爱创作了金钱和买卖的史诗。”[1]
巴尔扎克的创作为小说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使小说获得了空前的表现力。 他艺术气魄宏伟，生气勃勃，和显示生活一样丰富多彩，却比现实更加集中、凝练和强烈。
勃兰兑说：“巴尔扎克虽是个拙劣的文体家，却是一个最上流的作家。”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给予巴尔扎克以很高的评价。马克思认为巴尔扎克是一位“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的著名作家，恩格斯写道：“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来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恩格斯认为他的辉煌巨著《人间喜剧》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在表现手法上“除了细节真实外，还更真实地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我从这里（《人间喜剧》），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的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上学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巴尔扎克作品的深刻性由此可见。
在葬礼的仪式上，他的朋友维克多·雨果为这位天才献上了悼词：“……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却非常充实，他的作品比数不清的日子还要丰富。悲哉！这位力量惊人、从不疲倦的工作者，这位哲学家，这位思想家，这位作家，这位天才，在我们中间经历了所有伟人都不能避免的那种充满风暴和斗争的生活。今天，他在平和宁静之中安息了。现在，他超脱了一切争吵和仇视。在同一天，他进入了坟墓，但也进入了荣誉境界，他将继续在飘浮于我们头顶的云层上面，在我们祖国的众星中间闪耀光芒……”
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都在注意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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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olor=#92d050]司汤达[/color][/b]
[b][color=#92d050][attachment=1316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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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汤达（1783~1842）。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原名马里-亨利·贝尔（Marie-Henri Beyle），“司汤达”（又译斯丹达尔）是他的笔名。1783年1月23日生于法国格勒诺布尔，1842年3月23日逝世于巴黎。他的一生不到六十年，并且在文学上的起步很晚，三十几岁才开始发表作品。然而，他却给人类留下了巨大的文化遗产，包括数部长篇，数十个短篇故事，数百万字的文论、随笔和散文，游记。 他以准确的人物心理分析和凝练的笔法而闻名。被誉为最重要和最早的现实主义的实践者之一。代表著作为《阿尔芒斯》、《红与黑》（1830年）、《巴马修道院》（1839年）。
[b]早期生活[/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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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3年1月23日，司汤达生于法国格勒诺布尔城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他的本名叫亨利·贝尔。他早年丧母，父亲是一个有钱的律师，信仰宗教，思想保守，他是由信奉伏尔泰的外祖父教养成人的。司汤达在家庭中受到束缚和压抑，从小就憎恶他父亲。他少时兴趣广泛，酷爱数学，雅各宾党人数学老师格罗经常向他讲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指导他学习洛克等哲学家的唯物主义学说。这些为他世界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2]
1796年，司汤达进入格勒诺布尔中心学校学习，期间曾获美文奖和数学首奖。
1799年，司汤达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来到巴黎，原来准备投考著名的综合工艺学校，但为革命的形势所鼓舞，加入了拿破仑领导的军队，并通过表兄达吕在军部谋到一个职务。1800年5月司汤达投奔拿破仑军队，参加了著名的马伦哥战役，并先后在米兰兵站、骑兵部队任过军曹、少尉和副官。6月初入米兰，9月23日被任命为第六龙骑兵少尉。之后辞去军并在米兰定居，开始练习写作。
1806年至1814年期间，司汤达回到巴黎随拿破仑的军队转战欧洲大陆，在1812年从莫斯科大撤退时，他担任后勤军官。
1814年拿破仑下台，波旁王朝复辟。资产阶级的革命派遭受镇压，封建的王公贵族则弹冠相庆。在这种形势下，司汤达觉得“除了遭受屈辱，再也不能得到什么”，便离开祖国，侨居意大利的米兰。[1]
1821年回到巴黎，依旧是波旁王朝的激烈反对者。七月革命后，司汤达仍然郁郁不得志，在教皇管辖下意大利的一个海滨小城当领事。1842年3月23日，司汤达在巴黎中风死去。[2]
[b]创作历程[/b]
1817年司汤达使用笔名M。B。A。A在意大利发表了他的处女作《意大利绘画史》。不久，他首次用司汤达这个笔名，发表了游记《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
1821年意大利革命失败，许多爱国者身陷囹圄时，司汤达被警察当局作为烧炭党人的同情者而驱逐出境，之后回到巴黎。
1823年到1825年，他陆续发表了许多文论，并收录在《拉欣和莎士比亚》中。此后，司汤达开始转入小说创作。期间在巴黎出版了《罗西尼传》。
1827年发表了《阿尔芒斯》，1828—1829年写就《罗马漫步》，1829年发表了著名短篇《瓦尼娜·瓦尼尼》。
1829年司汤达开始动笔写他的代表作《红与黑》，并于1830年脱稿。
1832年到1842年，是司汤达最困难的时期，经济拮据，疾病缠身，环境恶劣。但也是他最重要的创作时期。他写作了长篇小说《吕西安·娄万》（又名《红与白》），《巴马修道院》，长篇自传《亨利·勃吕拉传》，还写了十数篇短篇小说。
1833年，司汤达再次来到意大利后，在一个朋友家的藏书室里，发现了一批“古代的手稿”。这些手稿真实地记录了意大利十六、十七世纪的一些重大的“社会新闻”。
司汤达在阅读之后，大感兴趣，认为它们是“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意大利历史的有益补充”；它们描绘了“孕育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一代天才的风土人情”，便花重金购得抄录权，请人仔细抄录了某些篇章，保留在身边，反复阅读，并以部分翻译加部分创作的手法，将这些手稿改写成短篇小说。
司汤达在世时，曾选出《艾蕾》、《维多利娅·阿柯朗波尼》（或译作《帕利亚诺公爵夫人》）、《桑西一家》三篇结集出版。在司汤达去世十二年后，他的表弟整理了根据他改写的短篇小说，并加上描写意大利人爱情故事的《瓦妮娜·瓦尼尼》，结成一集，取名为《意大利轶事》出版。[1]
[b]遗憾辞世[/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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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3月22日傍晚司汤达在巴黎街上行走时突然患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于23日清晨2时去世。而当时他手头上还有好几部未完成的手稿。
在司汤达的墓志铭上写着一段话：活过、爱过、写过。
[b][color=#92d050]创作特点[/color][/b]
[b]现代性[/b]
司汤达小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多层次性，因而具有较强的现代性。例如《红与黑》描写了维里耶、尚贝松、巴黎和监狱四个空间，在同一空间内根据需要处理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
司汤达小说的另一艺术特色是深刻感受与冷峻分析的交融。圣伯夫曾指出司汤达“用两三种思想来塑造他的人物”，这是其作冷峻分析特色的来源。当然，其主人公并非精心制作的机器人，而是有着伟大激情之人。例如小说《红与黑》第十三章到第十六章描写于连收到玛蒂尔德的情书后复杂的内心活动与多变的行动，堪称经典。这种风格背后寄托了司汤达的冲动、抱负、失望、愤怒和怨恨。
[b]心理描写[/b]
司汤达小说特别擅长心理描写。他不是巴尔扎克式的“法国历史的书记员”，而认为“描写中世纪一个农奴的衣服和铜项圈，要比描写人的心理活动来得容易”，梅里美则将司汤达称为“人类心灵的观察者”。司汤达以惊人的洞察力，发掘人物内心情感与理智波澜壮阔的起伏，用心理独自、呓语、梦境等手段揭示人物心灵宇宙的复杂性、多变性、偶然性、矛盾性与不确定性。小说结尾，于连死亡之前的遐想带有意识流意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还具有自我反思性：“既是在行动，又是在观察自己的行动；既是在感觉，又是在观察自己的感觉。”这些艺术风格，开创了文学表现的新领域。[4]
司汤达在《红与黑》中表现了卓越的心理描写的天才。他继承了莎士比亚描绘“人的心灵的激荡和热情的最精细的变化”的事业，以出色的心理小说《红与黑》开创了欧洲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流派之---—批判现实主义的先河。司汤达亦被评论家们称之为“伟大的心理作家”。 司汤达的审美心理机制是内向型的。在哲学上,他接受的主要是孔狄亚克和爱尔维修的理论;在自然科学方面,他研究生理学,研究关于人的气质的理论。尤其是对人的气质的研究,引导他倾注于对人的欲望、情感产生之规律的研究,使他养成了热衷于观察人的心灵世界之奥秘的习惯,他曾立志做一个“人类灵魂的观察者”。
[b]意大利描写[/b]
在司汤达的笔下，16世纪的意大利在社会面貌方面有三个特征：经济富裕、共和体制和反抗精神；16世纪的意大利人展示出追求自由的激情和追求爱情的激情；16世纪意大利在自然景物方面表现出静谧安宁的气质。[5]
意大利为司汤达提供了许多创作素材，但他关注最多的是16世纪的意大利。1833-1839年，他发现和收集了许多意大利16世纪的手抄本，这些手抄本大多记载的是历代口头相传的故事，有16世纪的悲剧性纪事，决斗挑战书，毗邻贵族间的议和协定，各种不同题材的回忆录等等，用的文字是那不勒斯或罗马的方言，故事结构非常简略。《意大利遗事》中的多数中短篇小说是在这些手抄本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巴马修道院》中故事的原型是发生在巧世纪末的《法尔奈斯望族创业史》。法布里斯入狱、公爵夫人设法营救他、越狱成功等场景可以在手抄本中找到原型。《巴马修道院》中公爵夫人的原型是《法尔奈斯望族创业史》中的瓦诺莎夫人，她在当时的罗马社交界居于女皇的地位，她那充满新奇的闪耀着光彩的想法象一座可爱的火山一样，迸发出空前未有的、最丰富最欢快的活力。[5]
[b]爱情观念[/b]
司汤达运用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来探讨爱情，提出了一种新颖的爱情理论。如同给植物分类那样，他把爱情分为四种类型：激情之爱、虚荣之爱、肉体之爱、趣味之爱。他用结晶这个词来比喻爱情。他是这样表述的：“将一根冬日脱叶的树枝插进盐矿荒凉的底层，二三个月之后再把它抽出来，上面就布满了闪闪发光的结晶，还没有山雀爪那么厚的最细小的树枝都被数不清的钻石点缀得光彩夺目，熠熠发光，原来的枝子已认不出来了。”他把爱情的产生分成七个阶段，界线分明。他对美、丑、爱的相互关系解析得那样清楚，对嫉妒、猜疑、羞怯等各种情感区分得那么细致，对各国社会环境对爱情的影响分析得那么精辞，这些在他日后的创作中都得到了反映。他写了多种多样的爱情故事，社会内容不同，表现形式不间，结局也各不相同。
司汤达不只是分解爱情产生的过程，他对爱情本质的思考也非常深刻。他认为，爱情是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爱情是文明的奇迹”。他把爱情视为一种激发人的力量的美好情感，“爱情在伦理学上是一切感情中最强烈的激情”。[6]
[b]人物形象[/b]
司汤达小说中的大多主人公都是他们所处时代典型的“边缘人”。如《阿尔芒斯》中的奥克塔夫、《红与黑》中的于连、《巴马修道院》中的法布里斯，他们三人都是英俊少年、富于才智、对女性都具有独特的吸引力，但他们沉酒于自我，同时又对外界十分敏感，甚至敏感过度，不管他人是否真有窥探他们内心世界的企求，他们都会迅速做出反应，并立刻将自我包裹起来，像蜗牛的触角，一碰到什么东西，它便躲进坚硬的壳中。[7]
司汤达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是激情浪漫美丽善良的，尽管她们性格各异出身不同，但都赢得了读者的喜爱。她们在追求“激情之爱”的过程中，无论是《红与黑》中性情柔弱的德·雷纳尔夫人，还是性格傲慢的玛蒂尔德小姐；无论是《阿尔芒斯》中温顺柔和的阿尔芒斯，还是《法尼娜·法尼尼》中聪明勇敢的法尼娜，都跃动着飞蛾扑火般的悲壮美。在此司汤达为读者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人欲包含了巨大的力量，虽然“它包藏在一个硬实、坚固的躯体中，可它在那里仍然保持着它的威力。只要碰击一下，炸药就会粉碎它的外壳，把死亡和毁灭散布在周围。”因此司汤达笔下的这些女性形象成了爱情隆重的祭品，“为爱而生、为情而活”是她们永远逃不出的宿命。
[b][color=#92d050]人物影响[/color][/b]
司汤达是西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家。司汤达之所以在文学史上拥有很高的地位，不仅在于他创作上的成就，更在于他的创作思想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司汤达在19世纪20年代率先提出了文学的时代性问题，同时以其卓越的反映时代的杰作，在当时反对法国古典主义的文艺斗争中起了突出的作用，对于人们认识了解和研究那个时代也具有重要价值。[9]
司汤达的思想超越了时代，现代派作家将他的作品誉为小说创作艺术的化身。司汤达在其代表作《红与黑》中对依赖于与人物的行为同时出现的心理进行深刻分析，使得作品更具有真实的和戏剧性的效果，司汤达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司达汤拿着他的显微镜揭示着动机与感情最微妙的阴影部分，使得其作品主人公比同时代任何传奇作家的主人公更接近生活、更符合他们自己。[10]
因为《红与黑》、《拉辛与莎士比亚》等作品的深远影响，司汤达在法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拥有了极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但在他生活的时代，他却是创造过作品最差销售记录的作家一一《论爱情》在十一年间只售出了七本。直到20世纪，他才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到了21世纪，法国甚至出现了专门研究他的“司汤达学”，还创办了季刊《司汤达俱乐部》。在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其他国家，关于他的研究机构和群体也在不断涌现。
[b][color=#92d050]人物评价[/color][/b]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法语翻译家柳鸣九在他编选的《法国文学史》中这样评论司汤达：“他是1815年至1830年的复辟时代的杰出的描写者，他在《红与黑》中，通过一个即使跻身于世界文学最著名的典型人物之列也特别突出的艺术形象一一于连·索黑尔，极为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他以对现实政治关系透彻的理解、对阶级斗争规律明智的洞察、对小资产阶级的青年悲剧命运典型化的描写取胜，从而使他在表现复辟时期的政治阶级关系这个领域，处于可以与巴尔扎克相匹敌的地位。就全部创作整体来说，巴尔扎克宏伟的《人间喜剧》无疑超过了司汤达小说创作的总和，但就单个作品来说，《红与黑》表现社会关系的深度，塑造人物形象典型化的高度，却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任何一部小说所未能达到的。”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教授许光华在《司汤达比较研究》中，这样说到：“无论从作家的情绪生活，还是从他刻画人物的手法来看，显然有很多的浪漫气质。”
高尔基称“他的作品是写给未来的书简倒更确切一些”。[4]
勃兰兑斯：司汤达“全神贯注心理学现象，把其他一切置之度外，他是心理学家，而且只是心理学家”。“他把人物心灵的默默无闻的活动揭露无遗，把他们在内在的思想用语言表达出来。他的独白决不是乔治·桑所常有的那种抒情的狂歌似的爆发，而是借以开展沉思默想的一问一答一一短小、精悍，虽然未免有些烦琐。”
左拉：司汤达是留在哲学家的书房里“研究心灵的机械结构，为了满足想了解这种结构的好奇心，只作有关人的纯粹哲学和道德研究，把人从自然中取出，放在一边，只对他的情感方面作简单的观察”因而他笔下任一人物都是“完全装配好的智慧和情感机器”。
[b][color=#92d050]人物思想[/color][/b]
虽然司汤达被认为是浪漫派的中坚人物，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他所持的文学批评、美学观点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浪漫派的文学主张、美学观点大异其趣，甚至，他是“讨厌浪漫主义”的。司汤达认为自己的艺术任务在于“热情地刻画激情”。他讨厌浪漫主义的浮华风格，不喜欢复杂的修饰语、纷乱华丽的辞藻以及语意不清，玩弄比喻等手法。因此，在文学批评领域和美学领域都认为，司汤达文艺批评和美学观点是属于现实主义的。他之所以成为浪漫派的“旗手”概因为他反对因袭古人，主张表现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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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92d050][b]查尔斯·狄更斯[/b][/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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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约翰·赫芬姆·狄更斯，1812年2月7日生于朴次茅斯市郊，1870年6月9日卒于罗切斯特附近的盖茨山庄。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狄更斯特别注意描写生活在英国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生活遭遇，深刻地反映了当时英国复杂的社会现实，为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开拓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作品至今依然盛行，对英国文学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主要作品《匹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 《老古玩店》《艰难时世》《我们共同的朋友》《双城记》等。
狄更斯是高产作家，他凭借勤奋和天赋创作出一大批经典著作。他又是一位幽默大师，常常用妙趣横生的语言在浪漫和现实中讲述人间真相，狄更斯是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艺术上以妙趣横生的幽默、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以及现实主义描写与浪漫主义气氛的有机结合著称。马克思把他和萨克雷等称誉为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
[b][color=#92d050]人物生平[/color][/b]
狄更斯1812年出生于英国朴次茅斯，是海军职员约翰·狄更斯和伊丽莎白·巴洛所生的第二个孩子。狄更斯5岁时全家就迁居占松，10岁时又搬到康登镇（今属伦敦）。
狄更斯早年家境小康，小时候曾经在一所私立学校接受过一段时间的教育，但是父母经常大宴宾客，金钱上没有节制，12岁时，狄更斯的父亲就因债务问题而入狱，一家人随著父亲迁至牢房居住，狄更斯也因此被送到伦敦一家鞋油场当学徒，每天工作10个小时。或许是由于这段经历，备尝艰辛、屈辱，看尽人情冷暖，使得狄更斯的作品更关注底层社会劳动人民的生活状态。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就是描写了自己这一段遭遇。
不过由于父亲继承了一笔遗产而令家庭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狄更斯也才有机会重新回到学校。15岁时他从威灵顿学院毕业，随后进入一家律师行工作，后来又转入报馆，20岁时成为一名新闻记者。狄更斯并没有接受很多的正规教育，基本上是靠自学。
狄更斯后来成为一名《晨报》的国会记者，专门采访英国下议院的政策辩论，也时常环游英伦采访各种选举活动。他开始在各刊物上发表文章，并最终收集成《博兹札记》出版，这是他的第一部散文集。但真正使他成名的是1836年出版的《匹克威克外传》），全书透过匹克威克与三位朋友外出旅行途中的一连串遭遇，描写了当时英国城乡的社会问题，一开始这本书并没有引起太多的焦点，第一年只销售500册，到了1837年春天，《匹克威克外传》成为英国社会争相讨论的话题，社会上出现了“匹克威克热”，英国城市的街头出现各种各样与匹克威克有关的商品，最后此书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名作。
狄更斯一生刻苦勤勉，繁重的劳动和对改革现实的失望，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1870年6月9日狄更斯因脑溢血与世长辞，临终时他的第一部侦探小说《艾德温·德鲁德之谜》也未能完成。他去世后被安葬在西敏寺的诗人角，他的墓碑上写道：“他是贫穷、受苦与被压迫人民的同情者；他的去世令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英国作家。”
[b]签名[/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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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92d050][b]文学特点[/b][/color]
[b]作品主题[/b]
狄更斯生活和创作的时间，正是19世纪中叶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前期。狄更斯毕生的活动和创作，始终与时代潮流同步。他以写实笔法揭露社会上层和资产阶级的虚伪、贪婪、卑琐、凶残，满怀激愤和深切的同情展示下层社会，特别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的悲惨处境，并以严肃、慎重的态度描写开始觉醒的劳苦大众的抗争。与此同时，他还以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豪情讴歌人性中的真、善、美，憧憬更合理的社会和更美好的人生。
[b]作品风格[/b]
狄更斯早期的小说，气势宏伟、通俗流畅、幽默泼辣而又充满感伤情调，其中对社会的揭露批判，一般只限于局部的制度和领域。如《雾都孤儿》《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老古玩店》、《马丁·朱述尔维特》、《圣诞欢歌》等。从《董贝父子》以后，狄更斯的创作更为成熟。《大卫·科波菲尔》进一步深入探索人生的奋斗历程，具有自传性，是反映19世纪中叶英国中下层社会的长幅画卷。《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小杜丽》是3部政治意识很强的重头作品。
狄更斯的后期作品明显地反映出创作主题的不断深化、技艺方面的成熟和多方面的探索。《远大前程》可以视为《大卫·科波菲尔》的负面，但探讨人生道路方面更有现实性和警世性，而作者早年的乐观态度明显减少。主人公匹普也是孤儿，但经不起环境的诱惑丧失了原有的淳朴天性，经历严酷的磨难后才幡然悔悟，重新生活，整个小说在结构上也更精练。《我们共同的朋友》是又一部广泛深入社会的批判小说，其中所包含的人性探索和生活哲理也更见深刻，作品运用的象征主义和侦探小说手法更增添其艺术魅力。狄更斯最后一部小说《埃德温·德鲁德之谜》虽仅完成23章，从中也可见其精雅文笔、严谨构思以及诱人的悬念和神秘色彩。
他描写为数众多的中、下层社会的小人物，这在文学作品中是空前的。他以高度的艺术概括、生动的细节描写、妙趣横生的幽默和细致入微的分析，塑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形象，真实地反映了英国19世纪初叶的社会面貌，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认识价值，并形成了他的独特风格。他反映生活广泛、多样，开掘深而有力。他不采用说教或概念化的方式表现他的倾向性，而往往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激发读者的愤慨、憎恨、同情和热爱。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有鲜明的个性。他善于运用艺术夸张的手法突出人物形象的某些特征，用他们习惯的动作、姿势和用语等揭示他们的内心生活和思想面貌。他还善于从生活中汲取生动的人民的语言，以人物特有的语言表现人物的特点和性格。狄更斯的创作具有浓重的浪漫主义气息，他所描写的事物似乎也都是有某种能与人物的感情、气质相契合的“灵性”，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b]商业态度[/b]
在狄更斯的早期作品中，读者还间或能发现他对商业价值的肯定，但越是到后期，狄更斯对“商业”一词就越是持贬损的态度，他的作品也更倾向于以激烈的方式，表现出在逐渐工业化了的社会里，金钱所具有的颠覆一切的力量——现实社会中，无处不在的是一种漠视人性的哲学，包括宗教生活在内的一切精神生活都无可救药地变成了金钱的附庸和一种可以量化的指标：“他们对所有的东西都会称重量、量尺寸和定价格。对于他们来说，不可以称重量、量尺寸和定价格的东西从来就不存在。”（《董贝父子》）
[b]道德观念[/b]
随着维多利亚时期社会的发展，贵族的伦理道德观念不可避免地受到中产阶级文化的冲击，中产阶级的伦理道德观念逐渐而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这种伦理道德的发展性反映在文化中就是维多利亚时期文化的发展，从而使原有的一元文化价值观被打破。
因而可以说，狄更斯在小说中不仅仅是在批判那个社会阶级不平等，而且是在评述那个社会的文化，特别是道德观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那个社会何去何从的关注与思考，也体现了他对人类生命本体的深层思索。[3]
[b]边缘人物[/b]
“边缘人物”是英国维多利亚社会的一个现实存在，狄更斯是第一个注意到他们存在，
并以同情和怜悯的语调把他们写入小说的现实主义作家，他这一反叛当时文学传统的精神及努力激起了社会对“边缘人物”命运和生存状态的广泛关注，而且丰富了维多利亚小说的创作，为后来的下层中产阶级作家——H·G·威尔斯、阿诺德·班奈特、乔治·吉辛等指明了一条广阔的创作道路。
另外，狄更斯笔下的“边缘人物”作为维多利亚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繁衍出来的“异己”、“独创性”反抗力量，借助文学这张能够产生独创性的温床来施展其威力，这既保持了文学的相对独立性，颠覆了维多利亚社会意识形态主导话语——中产阶级价值观，又反映出一种对主导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依赖，由此来构筑自己的话语权，在反抗的过程中张显着自己的“他者”力量。他通过小说实践表达出来的文学创作的独立性与依附性充分阐释了文学与社会历史的相生关系，从而给我们提供了更多关于文学的社会性、历史性思考，以更深刻理解维多利亚社会文化，乃至现代社会文化的深层意蕴。
[b][color=#92d050]人物影响[/color][/b]
有史学家说，狄更斯体现了英国人的核心精神，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和满足。但狄更斯身上还有英国人的另一种精神，一种自觉的反思和批判精神。他为弱势群体代言，追求社会正义，探寻能使人类和谐相处的核心价值，叩问世界首富之国的良心，用15部长篇小说和大量的散文作品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和梦想。
狄更斯无疑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小说家。1870年他去世后能葬入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诗人角”，也是对其文学成就的肯定。同时代的作家特罗洛普认为，狄更斯“也许是所有时代最受欢迎的英国小说家”。当代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甚至在《西方经典》一书中提出，狄更斯在19世纪小说家中无人能比。他的名声早已超出了英伦三岛和大洋彼岸的新大陆，从他身上汲取营养的作家不可胜数，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纳博科夫、贝克特、拉什迪以及200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维·苏·奈保尔等。[5]
狄更斯经常被说成是伟大的幽默家，但更重要的是文学上伟大的革新家。
狄更斯的文学成就对世界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作品很早就被介绍到中国。1908年林纾与魏易同译了《块肉余生述》（即《大卫·科波菲尔》）、《贼史》（即《奥列佛·特维斯特》）和《孝女耐儿传》（即《老古玩店》）。此后，又陆续翻译出版了狄更斯的多种重要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狄更斯在创作中表现的人道主义与社会批判精神以及艺术技巧，对中国现代小说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b][color=#92d050]人物评价[/color][/b]
弗朗茨·梅林指出狄更斯“对社会生活一切最重大的问题的‘集中注意’”，强调狄更斯“那颗诗人的心……永远和穷苦不幸的人在一起。”
高尔基赞扬狄更斯不仅是一位反映了现实，而且还尽力对现实起作用的作家。
卢那察尔斯基在《论文学》中指出，狄更斯是英国小资产阶级的痛苦、爱好和仇恨的伟大表现者，他是一个温和的诗人，善于缓和、平衡他的创作里的尖锐刺人的因素，他将《董贝父子》作为狄更斯最优秀的长篇小说。
爱尔兰的现实主义剧作家乔治·萧伯纳指出“狄更斯从来不曾把自己看作革命者，然而他肯定是一个革命者。他对众议院的毫无缓和余地的蔑视……从未动摇过”。同时他也对于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反对工人组织的情节提出了批评，“他就公开地背离了民主，而采取了卡莱尔和罗斯金的理想化的保守主义，认为贵族是人民的主人和上级，同时也是人民和上帝的公仆。”
雷蒙·威廉斯指出，狄更斯开城市小说之先河。“只有在城市经验的维度上才能理解狄更斯的天才。”
詹姆斯·M·布朗认为，虽然狄更斯的小说中提出了严峻的社会问题，但是他不赞同革命。狄更斯随着年龄的增大，他的社会观反而越来越悲观。即使他在批判社会罪恶时，狄更斯还是保持了他的资产阶级倾向。虽然狄更斯批判了中产阶级价值观，但他绝没有上升到或者下降到自己所隶属的阶级，也没有在想象中进入更高或更低的社会阶层。
[b][color=#92d050]人物生活[/color][/b]
狄更斯十八岁那一年在家庭间的小剧团认识了玛丽亚.皮特奈尔。玛丽亚是一个小银行家的女儿，比家境较差的狄更斯要好很多。她的父母坚决不同意他们之间的往来，加之玛丽亚并不是一个对待生活严肃的女子，在自以为双方互相钟情的狄更斯鼓足勇气向玛丽亚倾诉了爱慕以后遭遇到了冷淡的拒绝。这次经历在狄更斯的心灵上刻下了深刻的烙印，以致于他轻蔑现实中的女子而爱好幻想理想中的女性。
在《匹克威克外传》陆续发表期间，狄更斯与凯瑟琳.霍德斯相爱，并于一八三六年四月二日结婚。这桩婚姻虽然抚平了他在初恋时所受到的伤害，但却并没有为狄更斯带来幸福。一方面源于他们夫妻在思想、性格、志趣上的迥然不同；另一方面与狄更斯憧憬着理想中的女性认为现实中寻找不到如此可爱、忠实的女子有关。狄更斯深知自己这一缺点，所以在墓志铭中如此自嘲：
[u]在这儿查理.狄更斯终于长眠不醒，
显然，他以为自己是非常聪明的；
对于他朋友的过失，他都十分清醒——
这几乎要使我哭泣；对于自己的，他却酣然入睡……[/u]
狄更斯与凯瑟琳的婚姻一开始就陷入了痛苦的境地，但他与凯瑟琳的妹妹却处得异常得好。在他与凯瑟琳结婚以后，十六岁的玛丽（凯瑟琳有两个妹妹，玛丽排行老三）经常来家中作客，这让他有了足够与玛丽相处的机会。有人说，狄更斯所爱的原却是玛丽，这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玛丽在狄更斯的心目中确实是理想女性的化身。小说《老古玩店》中的耐尔就是以玛丽为原型塑造的。
一八三七年五月，玛丽骤然病故，这使狄更斯十分悲痛。在长达几个星期的时间狄更斯都无法振作起精神来工作。数年以后回忆当时的情景，他写道：“她逝世后，有好几个月——我记得是大半年——我每夜都带着一种恬静的快乐梦见她，那是这样愉快，以致我没有一夜睡觉时不盼望她以这种形象或那种形象回来。”
在狄更斯逝世的那一年，他对玛丽的思念更为浓郁。他说：“她老是这么深刻地留在我的思想里……以至对她的回忆变成我生存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我心脏的跳动跟我的生存不能分离一样。”
一八五八年，狄更斯与凯瑟琳正式分居。
[b][color=#92d050]人物纪念[/color][/b]
为纪念狄更斯英国巨资兴建文学主题公园。
为了纪念19世纪的文学巨匠查尔斯·狄更斯，英国计划斥巨资兴建一座类似“迪斯尼世界”的相关主题公园。建成之后，这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座以文学为主题的大型主题公园。
该主题公园暂命名为“狄更斯世界”（Dickens World）。“狄更斯世界”建在英国东南部查塔姆镇的一块郊地上，该处原是一所海军造船厂。
[b][color=#92d050]相关[/color][/b]
[b]狄更斯：椽笔叩问富国良心[/b]
海边穷小子——为求生路闯伦敦
狄更斯1812年2月7日出生于英格兰南部的朴茨茅斯港，父亲是海军部的小职员。他10岁时，父亲调至伦敦，两年后因欠债入狱。12岁的狄更斯就被送到伦敦一家鞋油厂做童工，挣钱补贴家用，这段经历在其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一片阴影。父亲出狱后依旧挥霍，经常入不敷出。15岁的狄更斯不得不在伦敦自谋生路，直到22岁才在《晨报》得到一份稳定的工作。24岁时，他的第一部著作问世，并开始撰写《匹克威克外传》，渐渐有了名气。
而立之年的狄更斯在当时的“体面社会”站稳了脚跟，搬进了宽敞的宅邸，有了马车和男仆等“奢侈品”，但仍属于“月光”一族，金钱还是萦绕他心头的大问题。他一方面埋头赶写连载小说，一方面寻求其他收入。1845年，他同意出任新创办的《每日新闻》主编，年薪2000英镑，试图跟报界的龙头老大《泰晤士报》分一杯羹。写作和编报成了他的主要收入来源。
凭借一支笔——不尽财源滚滚来
狄更斯35岁时年收入达到了3800英镑，已经跻身于高收入群体，平生也第一次有了可供投资的余钱。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1850年，他创办了发行量高达4万份的周报《家常话》，拥有该报一半的股份。他的作品已成品牌，有了稳定的市场。他使分期连载的小说再度复兴，大多数小说都是先按月连载出版，再成册出书。1855年，《小杜丽》开始连载，共20期，每期稿酬600英镑，狄更斯拿到了有生以来最高的稿酬。1864年开始连载的《我们共同的朋友》也为他带来了1万英镑的天价稿酬。这样的稿酬有多大的购买力？在19世纪中叶，买一套城中大宅约需2000英镑，而一套乡间大别墅也只需要7000至1万英镑。
佳作受追捧——影响波及全世界
狄更斯创作的巅峰时期正是英国由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维多利亚王朝逐渐走向盛世的时期。但就在“日不落帝国”积聚大量财富的同时，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生活中常为金钱而困扰的狄更斯也不断地反思金钱在那个日渐走向民主的商业社会中的性质和作用。《远大前程》揭示了金钱对人的控制，探索了摆脱金钱奴役的途径；《董贝父子》告诉读者金钱救不了性命，买不来健康，也得不到爱情；《我们共同的朋友》则嘲讽了为富不仁者的虚伪和冷漠，指出慈善不只是一种活动，更是一种品质。
有史学家说，狄更斯体现了英国人的核心精神，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和满足。但狄更斯身上还有英国人的另一种精神，一种自觉的反思和批判精神。他为弱势群体代言，追求社会正义，探寻能使人类和谐相处的核心价值，叩问世界首富之国的良心，用15部长篇小说和大量的散文作品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和梦想。
狄更斯无疑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小说家。1870年他去世后能葬入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诗人角”，也是对其文学成就的肯定。同时代的作家特罗洛普认为，狄更斯“也许是所有时代最受欢迎的英国小说家”。当代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甚至在《西方经典》一书中提出，狄更斯在19世纪小说家中无人能比。他的名声早已超出了英伦三岛和大洋彼岸的新大陆，从他身上汲取营养的作家不可胜数，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纳博科夫、贝克特、拉什迪以及200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维·苏·奈保尔等。
作品传东方——中国读者很欢迎
在我国，狄更斯也是最受欢迎的外国作家之一。林纾早在20世纪初叶就翻译了狄更斯的5部小说，称狄更斯“以至清之灵府叙至浊之社会”，而“所恨无迭更斯其人”。此后，狄更斯的小说陆续得到译介，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了一个高潮。
新中国成立后，狄更斯的经典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1962年，王佐良、陈嘉等学者纷纷撰文纪念狄更斯诞辰150周年。“文革”以后，狄更斯再度受到热捧。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陆续再版或新译了狄更斯的主要作品。后者更是于80年代中期策划出版《狄更斯文集》，不仅囊括了狄更斯的所有长篇小说，还包括《圣诞故事集》等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狄更斯不仅吸引了众多的文学爱好者，也影响了老舍、萧乾、沈从文、巴金、钱钟书等作家。
新世纪以来，在外国文学的出版热潮中，狄更斯颇受冷落，但也有少数学者仍在严肃地重译狄更斯的著作，进行着深度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2008年的全国问卷调查显示，狄更斯依旧是我国读者最熟悉的3位英国作家之一。也许，在商业气息日渐浓厚的当下，我们更能享受这位自号“绝世无双”的作家所带来的阅读快乐，体会他在“艰难时世”中表现出的“刚大勇直之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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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olor=#92d050]尼古莱·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color][/b]
[attachment=13161855]
尼古莱·瓦西里耶维奇·果戈里·亚诺夫斯基（英译：Nikolai Vasilievich Gogol-Anovskii），笔名果戈里（俄文：Гоголь，英译Gogol）是俄国批判主义作家，善于描绘生活，将现实和幻想结合，具有讽刺性的幽默，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死魂灵》（或译：《死灵魂》）和《钦差大臣》。
果戈理成长于乌克兰波尔塔瓦，当时为沙皇俄国的辖地，故读者一般将其称为俄罗斯作家。
果戈理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的创作与普希金的创作相配合，奠定了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是俄国文学中自然派的创始者。以其创作加强了俄国文学的批判和讽刺倾向。他对俄国小说艺术发展的贡献尤其显著，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1856）中称他为“俄国散文之父”。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谢德林、陀斯妥耶夫斯基等杰出作家都受到果戈理创作的重要影响，开创了俄国文学的新时期。
[b][color=#92d050]人物生平[/color][/b]
[b]人物背景[/b]
果戈理出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省密尔格拉德县大索罗庆采村，祖先是来源于乌克兰的小贵族，具有波兰血统。他的父亲瓦西里·阿法纳西耶维奇·果戈理·亚诺夫斯基（Василий Афанасьевич Гоголь·Яновский）是当地有名望的乡绅，曾在邮电部门供职，做过八品文官，后辞去公职，在乡下当地主，同时开始尝试写作，并成为一名诗人和民间喜剧作家。他的父亲经常在朋友家的家庭舞台上上演自己写的喜剧，还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这一切给早年间的果戈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发了他对戏剧乃至文学的爱好。
他的母亲名叫玛丽娅·伊凡诺芙娜·果戈理·亚诺夫斯卡娅（Мария Ивановна Гоголь·Яновская）（娘家姓氏为：科夏洛夫斯卡娅，俄文：Косяровская），是一名虔诚的东正教徒，这对后来果戈理的东正教狂热埋下了一定的基础。
[b]初入文坛[/b]
果戈理从小喜爱乌克兰的民谣、传说和民间戏剧。他于1821～1828年在波尔塔瓦省涅仁高级科学中学就读期间已经博览群书，并积极参加学校的文艺活动，曾扮演过冯维辛的讽刺喜剧《纨绔少年》中的主角以及其他角色，而且演得很成功（他后来写的也是讽刺喜剧）。 他在这所中学受到了十二月党人中的一些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的诗歌的影响（这促使他在创作初期想当一名诗人），他还受到了法国启蒙作家著作的深刻影响。这一切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基础。在农村的生活是他创作的重大素材，农村生活促成他写成了《狄康卡近乡夜话》、《马车》、《死魂灵》等与农村有关的佳作。
1828年，果戈理中学毕业，前往彼得堡，想在司法界谋得一官半职，他身上还带着写成了的田园诗《汉斯·丘赫尔加坚》（长诗）的手稿，这是他的处女作。1829～1831年先后在圣彼得堡国有财产及公共房产局和封地局供职，亲身体验到小职员的贫苦生活。在此期间还到美术学院学习绘画。
在彼得堡，他没有获得赏识，然后几经周折，成了圣彼得堡国有财产及公共房产局和封地局的一名缮写员，靠此维生，亲身体验到了小职员的贫苦生活（所以他在《外套》和《狂人日记》中写的是缮写员的故事，这里有着对他自己生活的回忆）。在此期间，他在美术学院学习了绘画。他后来在《涅瓦大街》、《肖像》等中篇小说中写的都是画家的悲剧故事或传奇故事。1829年，他发表了《汉斯·丘赫尔加坚》这一长诗，用的是真名。这首长诗是他登上了俄国文坛，但并没有获得太多的关注。他很快意识到诗歌创作并非他的强项，于是转向了小说和喜剧。1830年，他以“果戈理”（Гоголь，他的姓氏的一半）为笔名发表了小说《圣约翰节前夜》，这部小说得到了诗人瓦西里·茹科夫斯基的赞赏，并与之成了莫逆之交。
1831年9月，短篇小说《狄康卡近乡夜话》发表，情节迂回曲折，充满幻想，具有乌克兰民间风格，内容大部分根据乌克兰民间传说写成，吸取了民间狂欢文化的营养，充满了欢快和幽默的语言，歌颂劳动人民的智慧、勇敢、情爱和热爱自由的性格，嘲弄邪恶势力的愚昧，被认为受了浪漫主义的影响。9月，他出版了以这篇作品的题目命名的短篇小说集，受到了普希金和别林斯基的好评，他们称俄国文学已进入果戈理时期。这一年，他遇到了普希金，之后普希金成为他的朋友并给他提供了许多创作素材，此人的现实主义作品对他影响极大，比如《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的素材就是普希金提供的。1834年，他进入圣彼得堡大学，当副教授，教授历史，伊万·屠格涅夫就是他的学生之一。
[b]地位巩固[/b]
1835年春季，他出版了喜剧剧本《三等弗拉基米尔勋章》和《婚事》，并开始迷恋喜剧创作。《婚事》是他早期喜剧的代表作，宣扬了婚恋自由。同年，他出版了两部短篇小说集：《彼得堡故事》（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Повести）和《密尔格拉得》。《彼得堡故事》中有《涅瓦大街》、《鼻子》、《肖像》、《外套》、《狂人日记》、《马车》、《罗马》构成。《密尔格拉得》里面有《旧式地主》、《塔拉斯·布尔巴》、《两个伊凡吵架故事》等优秀的中短篇小说。相较以前，这些小说在题材上有了新的开拓，思想上更趋成熟，风格上有重大发展（讽刺的力度增强，不幽默的也更严肃），思想容量上也更为深刻。短篇小说《罗马》是他所有小说中诗意最浓的一部。而他本人也被称为及普希金之后的“文坛盟主”、“诗人的魁首”。这一年，他根据普希金启发出来的素材，开始构思长篇小说《死魂灵》，并从圣彼得堡大学离职，专事创作。
[b]创作高峰[/b]
1836年，根据普希金提供的一则荒诞见闻，果戈理在两个月内创作出了五幕喜剧《钦差大臣》。创作期间，他对戏剧的社会使命有了越来越明确、越来越深刻地认识。他要求在舞台上体现当代社会的生活和民族特点：“请给果戈理们展示俄罗斯性格，展示果戈理们本身，果戈理们的骗子手，果戈理们的怪人！把果戈理们搬上舞台，让大家去笑！”为此，他努力钻研适合舞台表演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使他第一次实现了创作真正的、既真实而又尖刻的社会喜剧的心愿。果戈理把《钦差大臣》看作是自己创作中的一个转折点。他认为：“在《钦差大臣》以前，果戈理作品中的幽默都是无目的的、轻率地，而只有在《钦差大臣》以及以后的创作中，果戈理的嘲笑才有了正确的方向。
同年，他的《钦差大臣》出版了单行本，他揭露出了俄国官僚阶层中的真实的黑暗场景。这部喜剧具有强有力的讽刺倾向，具有非凡的思想深度，而且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他的作品中，细节、环境和人物性格的真实性，辛辣的讽刺手法，逼真的肖像描绘，个性化的语言以及舞台表演的观赏性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使得俄国喜剧艺术发生了重大转折。赫尔岑说道：“（《钦差大臣》写的是）当代俄国骇人听闻的自白，这与17世纪的科托希欣揭露的情况是一样的。”出版的同时，这部喜剧进行了公演，由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谢普金主演。《钦差大臣》引起了纷纷议论。大多数观众在观看期间都笑了，因为这不再是专为逗乐而写的滑稽剧，甚至尼古拉一世在观看期间也笑了，而且“笑得要死”。但《钦差大臣》也引起了许多御用文人的攻讦，称之为“对俄罗斯的诽谤”，指责果戈理是“俄罗斯的敌人”，要求给他“带上镣铐送到西伯利亚”，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果戈理对这些指责表示震惊，但“并不因此而不安”。可是，《钦差大臣》的出版与公演却很快引起了俄国当局的不满。为此，1836年6月，他离开俄国，进行出国游历，开始了长达6年的侨居生活。最开始的一年，他来到了罗马。1837年1月29日，他的好友普希金死于阴谋。此后果戈理在意大利和德国生活了近5年时间，在此期间他写成了《死魂灵》的大部分。
1841年9月，果戈理携带《死魂灵》的手稿回到俄国。当他把改定后的手稿送到莫斯科书刊审查机构审查时，当即被否决。于是他托别林斯基走后门关系，使这本书在彼得堡通过了审查。1842年，他对《钦差大臣》进行了增补，使它的讽刺力量得到了增强。也是这一年，《死魂灵》的第一卷出版，引起了比《钦差大臣》更大的轰动。这部小说被公认为“自然派”的奠基石，“俄国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作品”。赫尔岑曾回忆说：“该小说的出版震动了整个俄国。”
别林斯基说道：“只有了解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处理手法，着重内容而不是‘情节’得人才能充分领略果戈理的史诗一样的作品。”这部小说猛烈抨击了农奴制和当时的官场的黑暗，渴望寻找一条用东正教来解决国内问题的路子。接下来的几年，他都是在争论、疾病和贫困中度过的，他逐渐丧失了创作激情。1845年6月，他将已经出版的第一部《死魂灵》书稿烧毁，继续重写。
《死魂灵》的初版扉页，由果戈里亲自设计是果戈里的成名作。全书充满着欢快的旋律基调和幽默的笑谈谑语。当年，普希金以诗人的敏感听出了年轻果戈里笑声背后寂寞苦愁的哀伤，称他为“愉快的忧郁者”。果戈里自己也承认，早期作品的那种愉快，是要通过欢乐浪漫的情绪来发泄心中的苦闷和忧郁。
[b]创作低谷[/b]
果戈理开始沉迷于东正教狂热，同时深患着忧郁症。1847年，他发表和出版了《与友人书信选》，里面主要是与达官、贵妇的书信来往。这部作品里，他歌颂官方教会，歌颂曾经被他谴责过和谴责过他的势力，受到许多人的批评。他公开占到了保守阵营的一边，对自己以往发表的揭露官场腐败和社会黑暗的作品表示公开的忏悔，承认自己对以前所写的全部作品都不满意，他公开声明说，《死魂灵》“充满漏洞，时代错误，作者对许多事物显然一窍不通，有些地方甚至故意使用了侮辱性的冒犯言辞”。对于之前的作家的批评，他表示全部接受，称赞他们的许多意见是“公正的”，并声称：“果戈理生到世上来，绝不是为了要在文学领域占一席之地，而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别林斯基在给他的信中称他是“拿着皮鞭的牧师”和“蒙昧主义和最黑暗的压迫的辩护者”。1848年，果戈理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回来后，神甫马修斯·康斯坦丁诺夫斯基认为他的作品在上帝的眼中是一种罪恶，要求他烧掉《死魂灵》的第二卷的手稿。
[b]巨星陨落[/b]
[attachment=13161857]
1852年2月，他预感自己不久于人世，就向朋友Я.托尔斯泰伯爵（当时果戈理寄居在他在莫斯科的家中）交待了后事，并让他把手稿拿走，等他死后交给费拉列特大主教，但Я.托尔斯泰伯爵并没有拿走他的手稿。2月24日，他烧掉了将近完成的《死魂灵》的第二卷的手稿，然后就病倒了，拒绝进食，经过痛苦的好几天，于1852年3月4日在莫斯科辞世。人们看见的第二卷，是他的出版商舍维廖夫根据他的遗稿整理出来的。《死魂灵》的第三卷没有写出来。
果戈理被埋葬在莫斯科的顿斯科依修道院。顿斯科伊修道院于1931年拆迁，当时的苏联政府决定将他移葬到诺沃德维奇公墓，移葬时发现果戈理是面朝下葬在棺中，因此出现了传说，说果戈理是被活埋的。
在2009年4月1日世界文坛巨匠果戈里诞辰200周年之际，俄罗斯人仍在探寻他的死亡和头颅去向之谜。
人们争议最多的是果戈里是否在未死亡状态下被埋葬。1931年苏联政府决定将果戈里的墓地从圣丹尼安修道院迁往新圣母公墓，结果在打开棺椁时发现，果戈里的尸体改变了下葬时的姿势。有人由此推断，果戈里是在未死亡状态下被“活埋”的。这些人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果戈里去世前曾有严重的昏厥症状，时常在沙发上昏睡几天不醒。
但以果戈里研究专家马恩为代表的学者们持否定观点。马恩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活埋的情况不会发生，因为给果戈里治病的医生是那个年代最好的，其中一位叫塔拉先科夫的医生后来在回忆录里还详尽记录了果戈里的病情和治疗过程。
[b][color=#92d050]作品年表[/color][/b]
1829年，自费出版长诗《汉斯·古谢加顿》；
1831至1832年，发表《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一卷和第二卷；
1835年，出版《密尔格拉得》；
1835年至1841年间，出版《彼得堡故事集》，含《狂人日记》《外套》等；
1835年12月，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完成，并于1836年4月首次上演；
1836年果戈理发表了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又译《巡按》）；
1841年完成《死魂灵》第一部，1842年发表；
1848年开始创作《死魂灵》第二部。后来长期侨居国外，脱离了国内先进文学界，思想发生了逆转，转而保护、赞美农奴制，曾受到别林斯基的严厉谴责。他企图续写《死魂灵》第二部，终未成功。
[b][color=#92d050]文学特点[/color][/b]
果戈理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大都是围绕着故事而展开的．但是他故事的编排与发展却是荒诞不经的。在这种荒诞不经的故事中，作者安排一些荒诞不经的结局与过程，让读者这祥不可思议的故事情节中，去感受作者的对俄国社会与俄国专制制度的残酷性。果戈理往往是在人民的社会生活中找寻主人公，他们大都是俄国制度下的小官僚，然后，对这个小官僚进行夸张的人生塑造，从而达到作者讽刺俄国社会制度与社会现实的作用。
在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塑造上。作者运用了夸张与讽刺的表现方式，来揭示没有人性的社会制度对人性的迫害，从而也是对针建官僚人压人观象的反映。果戈理的‘含泪的笑”是他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讽刺艺术的主要特点。他在嘲笑现实中的种种丑恶现象的同时。他是在为俄国社会的苦难而悲伤，那是作者通过文学的方式，在审视社会与制度的黑暗，他想通过对作品中人物与事件的“笑“，来反衬俄国社会的黑暗，来为其进行悲伤，笑中带泪，以笑当哭，这是果戈理讽刺艺术中的最重要的特性。[6]
果戈理的狂欢化传统所改变的是文学内在的和外在的双重世界，是一种文学的双向“重构”。他将其生命关怀和灵魂关怀的独特理念写进了小说中，通过对被得堡以及俄岁斯外省生活的叙写，对形形色色俄罗斯人的报述，使它们成为表现俄罗斯宗法社会民族性庸俗和集体性荒谬，表现俄罗斯文化宗教精神的经典；就文学的外在世界而言，他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学审美形态——以其独有的外在的幽默、讽刺、夸张、变形等为表现的“怪涎现实主义”。两者互为里表，相互映衬，共同营构了一个充满狂欢化的艺术世界。
[b][color=#92d050]人物评价[/color][/b]
果戈理既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又不能逃避，他希望改革，但只能暴露其庸俗与罪恶，他是暴露俄罗斯自身面目的第一批作家，他在《死魂灵》第一部中成功地揭露封建时代的俄国农奴制和官场的丑行，但在第二部中却没有能成功地提出如何改革的方法。
果戈理希望改革俄罗斯的精神状态，反而越来越倾向教会，他的矛盾心理和出版《与友人书简选》招致的批评，以及想超越“纯文学”的徒劳的努力，最后导致了他的健康每况愈下。
果戈理的作品具有华丽生动的散文风格，将社会现实的暴露和讽刺幽默结合，充满了怪异和幻想的因素，因此很能吸引读者。
果戈理将迷信搀杂到现实描写中，用幻想来表白这些事“并不是真实的”，以此来缓解当局的不满，后来有些苏联作家也采用了这种手法。
果戈理对俄罗斯的文学有很大的影响，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说的：“果戈理们（指后来一代的俄罗斯作家）都是从他的《外套》中走出来的。”也是尼古拉一世法定正统信条的支持者。
[b][color=#92d050]人物影响[/color][/b]
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理是19世纪上半页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代表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他为“俄国散文之父“，别林斯基则称赞他“拥有着强大而崇高的非凡的才能。他是文坛的盟主。他站在普希金所遗下的位置上面。”《死魂灵》和《钦差大臣》在当时的俄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那种独特的表现现实的手法，也为19世纪很多作家争相效仿，如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此外，果戈理还影响到20世纪的俄罗斯作家创作如契河夫、左琴科、布尔加科夫以及流亡国外的蒲宁和纳博科夫等。
此外，果戈理对中国作家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他的文学以“嬉笑怒骂”的艺术风格及其深刻的思想性在五四前夕进入中国，受到中国作家的热诚欢迎。鲁迅、张天翼、沙汀、艾芜、老舍、陈白尘、赵树理、孙犁等现代作家，都曾经从果戈理的创作中汲取了营养。鲁迅就有对果戈理的评价和赞赏。在日本留学时，鲁迅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微支。1918年，鲁迅写的《狂人日记》就曾借鉴了果戈理的同名小说。张天翼是著名的讽刺作家，“对十九世纪欧洲的文学家，最钦佩的是果戈理。”他的创作不管在题材上，还是在创作风格方面，都可以找到比较明显的果戈理式的痕迹。
[b][color=#92d050]人物思想[/color][/b]
黑暗丑恶的社会现状让果戈理为祖国的命运而担忧、浦苦，但他没有绝望，他强烈要求改变社会现状，并孜孜不倦地寻找通向“光明未来”的途径。果戈理主张的是改变和完善现实，是某种意义上的改革：从国家体制到人的灵魂，从教会到文学，从农业到戏剧——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需要改变和完善。然而，这终归只是革新、改革，而不是革命。因为革命是深刻的质的变革，它是社会、科学等自然发展的根本转变。比如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等，或者是尖锐的政治激变和社会巨变，是社会基础的动摇和崩溃。果戈理把革命的实质视为毁灭，正因如此而不能接受革命。他寻找的道路不是革命，不是破坏，而是改造，是建设。他反对激烈、骤然地改变国家秩序，而寻找着革命的“恐怖和灾祸”以外的“出路、办法和途径”。他所追求的不是国家机构总体的破除，而是它的修补和完善，不是抛弃多少世纪以来形成的宗法社会制度和习俗，而是让它复兴和焕发新的生命力；不是疯狂毁灭社会制度，而是有理性地进行改造。
尽管果戈理对社会程序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他还是认为国家体系是不能毁坏的。人们经常把呆戈理的作品看作是对社会秩序的完全否定和对国家制度的深刻批判。然而他自己却说，在作品中嘲笑和批判的不是国家的根本体制和政权机关，而是其“畸形的现象、不正常的发展、错误的栓释、愚蠢的应用”。信仰上帝的果戈理认为，现行的社会制度是上帝安排好的，是符合上帝意志的。庸俗和丑恶的产生是由于社会的普遍道德堕落。果戈理把改造现实社会的目标首先放在权力阶级和国家机关官员的良心上，寄希望于理想君主和省长们的贤明和仁爱上，认为他们应当成为下属的榜样。
[b][color=#92d050]感情生活[/color][/b]
亚历山德拉·斯米尔诺娃·罗塞特是果戈理一生唯一可以为之敞开心扉的异性朋友，是果戈理真正心仪的女性。婚后的她并没有得到幸福，她只向果戈理吐露自己的心事。敖德萨，是她度过童年的家乡，他们在一起回忆故乡乌克兰是她最愉快的时刻。只有与果戈理在一起的时候，才是她在喧闹的舞会和令人生厌的上流社会闲聊之后的快乐。无论是彼得堡、莫斯科、卡卢加省，还是在阳光灿烂的意大利和庄严肃穆的法国，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他们之间保持了一种罕见的异性关系———爱情与友谊关系。
[b][color=#92d050]人物轶事[/color][/b]
果戈理每天清晨写作。在动笔之前，他先沉思，默默地来回踱步，要是有人同他说话，他就请他住嘴，别打搅他。在精神特别昂扬的时刻，即平常所说的灵感到来的时刻，果戈理会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连写上好几天。
果戈理不承认灵感可以消极地等到，他认为每天必须不间断地工作。他对一个朋友说道："写东西的人不能放下笔，就像画家不能放下画笔一样，每天必须得写点什么。要把手训练得完全听从思想。"
果戈理非常重视修改作品，总是不厌其烦地改动和充实仿佛已经写好的作品。他在1840年致阿克萨科夫的信中写道："果戈理现在准备把《死魂灵》第一卷彻底修改一遍。果戈理更动、修改，很多地方完全重新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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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olor=#92d050]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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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年9月9日－1910年11月20日）19世纪中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世袭伯爵，曾参加克里米亚战争。返回雅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农庄后致力于农民教育。1862年结婚后，创作了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巨著《战争与和平》（1859～1869）、《安娜·卡列尼娜》（1875～1877）。1879年经历了一次信仰危机后信奉和平主义，主张以勿抗恶的方式对社会进行改革。并否定自己以前的作品。因执着于自己的信念使家庭关系恶化，死于出奔途中。其作品多达45卷。名著还有长篇小说《复活》（1899）、戏剧《黑暗的势力》（1886）和若干短篇小说和评论[1] 。
他的文学传统不仅通过高尔基而为苏联作家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在世界文学中也有其巨大影响。在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中，他提出了“托尔斯泰主义”，对很多政治运动有着深刻影响。
[b][color=#92d050]人物经历[/color][/b]
[b]早年经历[/b]
托尔斯泰出身贵族，1岁半丧母，10岁丧父，他由家里的亲戚抚养成人。1845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语言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期中考试不及格，第二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痴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对道德哲学发生浓厚的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1847年4月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1851年托尔斯泰和他的兄长前往高加索当兵。1852年他参加了一场战斗，表现勇敢，且发表了小说《童年》。
1853年托尔斯泰读到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非常钦佩。1854年托尔斯泰被调往多瑙河战线，并参与了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围城战，写成《少年》、《青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
1855年11月托尔斯泰离开军队回到圣彼得堡，重新投入娱乐圈，酗酒好赌。偏激的个性导致他与屠格涅夫长达17年的决裂。
[b]创作初期[/b]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年11月他来到彼得堡，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结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1856年底以中尉衔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
1856年他就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观情绪。1859至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还到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各国学校。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等教育杂志。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不久他关闭了学校。
[b]婚姻生活[/b]
1862年托尔斯泰与17岁的索菲亚·安德列耶芙娜·托尔斯塔娅（СофьяАндреевна Толстая）结婚，索妮娅是沙皇御医的女儿，他们前后育有13个孩子。他和妻子的关系至今仍有争论，可以确认的是大部分时光他们过得不错，他妻子帮助他管理庄园，这使得托尔斯泰可以将全部时间用于文学作品的精雕细刻，在这里，托尔斯泰给人类留下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传世之作。他每一部作品都要修改很多次，他妻子也进行誊清和保存文稿的工作。
新婚之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他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从1863年起他以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1866年他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打了军官的耳光，虽经托尔斯泰为之奔走，希布宁却终被熗决。这一事件使他开始形成反对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b]思想转变[/b]
1869年9月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对叔本华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到影响。从70年代初起，他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这些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的反映。他访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他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最后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下，弃绝本阶级，完成了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在《忏悔录》（1879～1880） 等论文里，他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当时写的剧本、中短篇小说以及民间故事，同样为了这一目的。他还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1881年因子女求学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贫民窟，参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层生活；1881年他上书亚历山大三世，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91年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信，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写的作品的版权；1891至1893年和1898年，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还努力维护受官方教会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尔教徒，并在1898年决定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这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论饥荒》一文而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至此又因《复活》的发表，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来世，于1901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他的教籍。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托尔斯泰却处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b]晚年时代[/b]
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这种意图在他80至90年代的创作中颇多反映。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为自己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不免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
在托尔斯泰离家之前，他与妻子的决裂程度人人皆知。一天晚上，夫妻二人又闹不和。之后，托尔斯泰的妻子曾跪下恳求托尔斯泰为她再读一遍早年时代丈夫为自己创作的诗歌和散文，以找回当初的甜蜜，但是托尔斯泰当时已死了心。最后，他于1910年10月28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11月7日（阳历11月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中。坟上没有树立墓碑和十字架。
[b][color=#92d050]创作特点[/color][/b]
他创造了史诗体小说[4] 。历史的事实融合着艺术的虚构，奔放的笔触揉和着细腻的描写；在巨幅的群像中显现出个人的面貌，史诗的庄严肃穆中穿插有抒情的独白，变化万千，蔚为奇观。他善于驾驭多线索的结构，千头万绪，衔接得天衣无缝；又能突破小说的“封闭”形式，波澜壮阔，像生活那样无始无终。
托尔斯泰的艺术魅力，不只在于再现宏观世界，而且还在于刻画微观世界。在世界文学中空前地把握心灵的辩证发展，细致地描写心理在外界影响下的嬗变过程；并且深入人的下意识，把它表现在同意识相互和谐的联系之中。托尔斯泰的艺术力量是真实的，它突出表现在性格塑造上。如实地描写人物内心的多面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不只写其突出的一面或占优势的一种精神状态。不隐讳心爱人物的缺点，也不窒息所揭露的人物心中闪现的微光。不粉饰，不夸张，不理想化或漫画化，总是借助真实客观的描写，展示其本来面目，从而于平凡中见伟大，或者相反，于平凡的现象中显示其可怕。
描绘性格的发展和变化，自然浑成而不露斤斧痕迹。托尔斯泰的风格主要特点是朴素。力求最充分最确切地反映生活的真实或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虽然在艺术上要求严格，却不单纯以技巧取胜，不追求形式上的精致，也不回避冗长的复合句，而只寻求最大的表现力。
晚年的时候，在心理分析上力求简洁，不写感受的整个过程，只写心理过程的各个阶段的主要环节；有时采取戏剧的方法，通过行动和对白表现。不写性格的顺序发展过程，而写突然事故引起的决定性转变。在结构上，为了表现人物的醒悟，常常采用倒叙的方法；为了集中，长篇小说也不再用多线索，而用单线索逐渐展开的方式。在语言上，则力求质朴简练和浅显易懂，接近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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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影响[/color][/b]
从19世纪60年代起，他的作品开始在英、德等国翻译出版。19世纪70至80年代之交以《战争与和平》的法译本出版获得国际上第一流作家的声誉，成为当时欧美的“俄国热”的主要对象。80至90年代法、英等国最早论述他的评论家，都承认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对自己国家文学的振兴作用。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成长的进步作家法朗士、罗曼·罗兰、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德莱塞、伯纳·萧、高尔斯华绥以及其他欧美作家和亚洲作家都受到他的熏陶。在中国，1900年就出现评价他的文字，1907年译价过他的“宗教小说”（《主与仆》及民间故事）。1913年、1917年先后有《复活》（译名《心狱》）和《安娜·卡列尼娜》（译名《婀娜小史》）的不完全的文言译本。“五四”前后，托尔斯泰的作品大量被译成中文。抗战期间分别出版了郭沫若和周扬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其他作品的译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托尔斯泰的重要作品大多已翻译出版，而且根据原文翻译，不少名著都有几种不同的译本。
[b][color=#92d050]人物评价[/color][/b]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是19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他以自己有力的笔触和卓越的艺术技巧辛勤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
托尔斯泰思想中充满着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反映，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新生活中，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托尔斯泰的作品纵然其中有反动的和空想的东西，但仍不失为世界进步人类的骄傲，他已被公认是全世界的文学泰斗。罗曼·罗兰的《名人传》、茨威格的《三作家》中记述了他。
列宁：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是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
高尔基：不认识托尔斯泰者，不可能认识俄罗斯。
[b][color=#92d050]人物思想[/color][/b]
[b]文学使命[/b]
托尔斯泰早期写过文学论文，如《人们为什么写作》（1851）肯定文学的崇高使命；《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上的讲话》（1859）反对暴露文学，但仍主张文学应当适应社会的要求。在19世纪60至70年代的论文中，主要强调应为人民而写作。最值得注意的是晚年的论著。《莫泊桑文集序》（1894）要求忠于现实主义艺术的原则；要求作家对所描写的事物抱道德的态度，明确“善和恶之间的区别”。《什么是艺术》（1897～1898）批判“现实主义”的美学观点，指出当时一些美学理论为统治阶级的口味进行辩解的实质，揭示颓废派艺术反人民的本性及其哲学思想基础；同时提出艺术是人们交流感情的工具的论点。《论莎士比亚及其戏剧》（1906）指责莎士比亚的剧作反民主和不道德，但也能道出他的剧作的某些艺术特点。这些论著都阐明作者后期关于艺术实质和作用、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艺术的道德意义等问题的见解，后两部还同时要求文艺传达宗教意识。
[b]创作背景[/b]
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从创作初期开始，特别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他始终不渝地真诚地寻求接近人民的道路，“追根究底”地要找出群众灾难的真实原因，认真地思考祖国的命运和未来，因此，他的艺术视野达到罕有的广度，在自己作品中能够反映1861年农奴制废除后到1905年革命之间的重要社会现象，提出这个转折时期很多的“重大问题”，尽管他的立场是矛盾的，他的解答是错误的。然而，托尔斯泰的伟大，主要还由于他以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那些“重大问题”大多就是在“图画”中艺术地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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