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诗派和其代表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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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七月派[/b]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长期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领导工作，与周恩来等党在后方的领导人保持紧密的联系。他先后主编《七月》、《希望》杂志和《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写下大量文艺理论、评论文章，推出和评介了大量国统区进步青年作家和解放区作家的作品，艾青、田间、邹荻帆、阿垅、路翎等一批青年作家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崛起于文坛，在他的带动下形成了著名的文学流派"七月派"，"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历时甚长、富有探索精神、而又具有沉重的悲剧命运的进步文学流派"。
[b]主要成就领域[/b]
七月派的主要成就在诗歌上，1981年出版的诗集《白色花》，收入被称为"七月派"诗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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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诗歌作者[/b]
他们是:阿垅、鲁藜、孙钿、彭燕郊、方然、冀汸、钟瑄、郑思、曾卓、杜谷、绿原、胡征、芦甸、徐放、牛汉、鲁煤、化铁、朱健、朱谷怀、罗洛。《白色花》(注:绿原、牛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绿原作序。)序中说，"即使这个流派得到公认，它也不能由这20位作者来代表;事实上，还有一些成就更大的诗人，虽然出于非艺术的原因，不便也不必邀请到这本诗集里来，他们当年的作品却更能代表这个流派早期的风貌"。这些没有指明的诗人，当指艾青、田间、邹荻帆等，也可能包括"七月派"的领导得胡风。由于胡风等的文艺思想在40年代后期起已受到有组织的批判，相应也形成了对这一诗派的巨大压力。
[b]创作特色[/b]
把诗作为战斗的武器，追求诗歌与时代的密切结合和与人民的融为一体，追求诗歌鲜明的毫不含糊的政治倾向性和革命功利主义的创作目的性，以及诗歌的史诗品格，是其共同的创作态度。发掘和歌颂民族的生命强力，抒发鲜明的主观战斗激情，是"七月派"诗作的主要内容。艺术上追随艾青，倾向于诗歌的散文化，对自由体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七月派"，是20世纪30、40年代主要活动于国统区的文学流派。这是一个风格鲜明的文学流派，却又是一个内容驳杂、风格繁复的流派。七月派小说，是20世纪中国小说由"五四启蒙叙事"向40年代"红色阶级叙事"转变的重要模式。也由于这种转型性，也导致了七月派小说在思想和形式上的"混沌性"。一方面，他们继承了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主的批判国民性的理性精神，强调对中国社会改造的知识分子能动性和主观战斗精神，另外一个方面，他们又以党派文艺为限制，强调文学的真实性和社会功利目的。一方面，他们刻画了时代转型的巨变中许许多多的个性鲜明的"那一个"，显示出强烈的艺术个性和主观性，另一方面，他们又以遵从时代的民族国家叙事为圭臬，文学作品中充满了宏大叙事的概念和符号。他们的理论常常自相矛盾又试图自圆其说，他们的文学作品却又常常超越，或者说溢出他们的理论范畴，显示出强大的文学潜力和艺术阐释空间。同时，"七月派"的特殊性还在于，由于它特殊的品质和内涵，与意识形态错综复杂的关系，它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支评价差异大，命运坎坷的文学流派。他们的"主观战斗精神"突进客观世界说，"精神奴役创伤"说，都成为一种含混且牵强的边缘化存在...
七月派诗人的作品思想性突出，诗歌的主题往往与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充满着政治态度鲜明的艺术激情。
七月诗派: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重要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因胡风主编《七月》得名。代表诗人有艾青、田间和鲁藜、绿原、牛汉等。他们以《七月》、《希望》、《泥土》为阵地，强调诗歌中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历史与个人的融合，多写自由诗，其中又以政治抒情诗为主。他们出版过《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该派在革命现实主义雄浑的总风格中，又显示出各诗人充满个性的特色。
"七月派"是由抗战所催发的一个文学流派，其与现实胶着的关系，决定着它的流派性格。救亡与启蒙的互相促进，也是七月派的精神追求。而随着抗战时局的变迁，七月派总体创作风格也发生明显的变化，后期偏于沉郁悲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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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代表作[/b]
胡风的《为祖国而歌》，牛汉的《鄂而多斯草原》，鲁藜的《泥土》等是七月诗派的代表作。
[b]批判和衰落[/b]
在进入50年代之后，这些诗人的创作已明显减少。有的作品，发表时就受到批评。最主要的例子是胡风在当时的创作:1949年11月到1950年1月写成、有三千多行的"英雄史诗五部曲"。这部总题为《时间开始了》的长诗，分为《欢乐颂》、《光荣赞》、《青春颂》、《安魂曲》和另一部《欢乐颂》。胡风从中国近现代屈辱和斗争的历史上，来阐发新中国诞生的意义，包括对毛泽东的赞颂。不过，他对"历史"的叙述，对英烈、领袖的颂扬，并没有完全采用当时通用的"话语方式"，而个人体验和主观情绪的铺张加入，也使它与当时诗的写作规范产生距离。它出版不久，即在联系胡风"主观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的角度上，受到批评。此时，鲁藜、绿原、牛汉等也写有不少诗作，但原有的风格已有所损失，而发表的机会也日见减少。
[b]小说家[/b]
主要有路翎，邱东平，彭柏山，曹白，贾植芳等。七月派小说家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是路翎。
[b]历史环境[/b]
七月派是活跃在抗日战争的时空下，与抗日战争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一个文学流派。伴随着抗战的始终，七月派走过了从发生、发展到消隐的演变过程。其中，流派人员构成的分化重组，流派风格样貌的前后变化，都与抗战时局的动荡和战争状态的转变息息相关。更值得注意的是，七月派在抗战文化背景中，执守着五四新文学的启蒙姿态，并将启蒙的思路与抗战的现实需求结合起来，发展和深化了新文学的启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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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特点和地位[/b]
"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富探索精神而又具有悲剧命运的文学流派，以路翎、丘东平、彭柏山为代表的小说作家，依托其强烈的主体意识与深厚的生活体验，同时博采表现主义、新感觉派，象征主义等现代派的手法技巧，极大地丰富了现实主义的美学传流，"七月派"小说呈现出深沉、粗犷、凝重、悲怆的审美风格，最突出的审美特征在于对小说真实性的全新把握，而"七月派"小说高度的真实性，集中体现在作品"再现"之真与"表现"之真的深度融合，其人物形象逼近生活的原生态，"七月派"既强调了作家创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又充分尊重了社会生活第一性的原则，总之"七月派"以新的姿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赢得了不可取代的地位。
[b]评价[/b]
胡风一派的诗论，作为其文学理论的组成部分，在50年代初也受到批评。阿垅(陈亦门)的《人与诗》(1948)、《诗与现实》(1951)和《诗是什么》(1954)等论著，对于诗的见解，对于中国现代诗人所作的评论和依据的尺度，许多地方都可以辩驳商讨。但是，50年代初对这些论著的批评，却被作为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组成部分。在此期间，阿垅的《论倾向性》、《略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注:《论倾向性》，《文艺学习》(天津)1950年第1期;《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署名张怀瑞)，《起点》(上海)1950年第2期。批评者认为前者宣扬唯心论的"艺术即政治"，是"抵抗马列主义的关于文艺的党性的思想"(陈涌《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评阿垅的〈论倾向性〉》，1950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对后者的指责则是歪曲马克思推销自己的错误观点(史笃、蒋天佐《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1950年3月19日《人民日报》)。)等文章，也受到严厉批评。在胡风一派的诗观中，最受到持续的责难的，1948年关于诗的一番言论。胡风认为，诗应是对于人民受难的控诉的声音，是对于人民前进的歌颂的声音，诗应在前进的人民里前进;不过，"在前进的人民里面前进，并不一定是走在前进的人民中间了以后才有诗"，"因为，历史是统一的，任谁的生活环境都是历史底一面，这一面连着另一面，那就任谁都有可能走进历史底深处。……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胡风接着又说，"人民在哪里?在你底周围。诗人底前进和人民底前进是彼此相成的。起点在哪里?在你底脚下。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斗争总要从此时此地前进。胡风的理论批评文字涉及多种文体及中外作家作品、"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理论问题等，但中心是围绕着现实主义的原则、实践及其发展而展开的。对胡风的一些理论主张，长时期内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展开过批评，发生过论争，胡风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反批评。1954年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首，被捕入狱，并开展全国范围的批判、斗争。1979年获释。1980年平反。
[b][size=3]代表诗人：[/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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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牛汉 [/b]
牛汉(1923年10月2日-2013年9月29日)，本名原为"史承汉"，后改为"史成汉"，又名"牛汉"，曾用笔名"谷风"，山西省定襄县人，蒙古族。当代著名诗人、文学家和作家，"七月"派代表诗人之一。194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主要写诗，近20年来同时写散文。曾任《新文学史料》主编、《中国》执行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名誉委员、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他创作的《悼念一棵枫树》《华南虎》《半棵树》等诗广为传诵，曾出版《牛汉诗文集》等。
牛汉于2013年9月29日7时30分在北京家中病逝，享年89岁。他的追悼会在10月9日上午在八宝山举行，11月29日上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京为其举行追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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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人物简介[/b]
牛汉，现当代著名诗人，文学家，作家，原名史承汉，现笔名：牛汉，曾用笔名谷风。山西省定襄县人，蒙古族。1923 年10月出生在一个有文化传统的农民家庭。194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主要写诗，近20年来同时写散文。曾任《新文学史料》主编、《中国》执行副主编。曾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名誉委员、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
牛汉于2013年9月29日7时30分在北京家中病逝，享年91岁。他的追悼会在10月9日上午在八宝山举行，11月29日上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京为其举行追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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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牛汉生平[/b]
牛汉，1923年10月生于山西定襄县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原名史承汉，因为上了两年小学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对，总把 “承”字写错，被父亲改为史成汉，曾用笔名谷风，远祖系蒙古族，原名叫“承汉”的原因不明。14岁之前一直在乡村，放牛、拾柴火、唱秧歌、练拳、摔跤、弄泥塑、吹笙、打群架，是村里最顽皮的孩子，浑身带着伤疤，一生未褪尽。父亲是个具有艺术气质和民主自由思想的中学教员，大革命时期在北京大学旁听过，旧诗写得颇有功力。他十岁以后就入迷地翻看父亲所藏的那些似懂非懂的书刊。母亲教他诵读唐诗。母亲生性憨直倔强，他的性格上继承了她的某些感情素质。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父亲流亡到陕西，在西安叫卖过报纸，学过几个月绘画，徒步攀越陇山到达天水，进入一个专收战区流亡学生的中学读书。入迷地画画写诗，几次想去陕北鲁艺学习未成。[1]
“1936年冬在家乡读初中时，13岁的我参加了牺牲救国同盟会，毫不含糊。1937年10月，14岁的牛汉在日本侵略军的炮火声中离开了家乡。1938年冬天，15岁的时候在甘肃天水加入共产党。”牛汉说，“1938年一二月份，当时父亲在醴泉县做事，我一个人留在西安，靠叫卖报纸糊口，舍不得拆下一块银元花。有一天，看到街上贴着一个广告，说民众教育馆内办了一个漫画学习班，正在招收学员，我从裤裆里拆下了两块银元去报了个名。教画的先生里有一位诗人艾青，不过当时我只迷画，还没有迷上诗，尽管跟他学画画。没有想到，艾青后来既是我的老师也成了我的朋友。”
1940年开始发表诗，1941年在成都发表诗剧《智慧的悲哀》1942年发表在桂林《诗创作》上的《鄂尔多斯草原》引起诗歌界的注视。1943年考入设在陕西城固的西北大学俄文专业。1945年初在西安主编文艺期刊《流火》1948年夏出版诗集《彩色的生活》。1948年8月进入华北解放区。建国初期，在大学、部队工作过。
1955年5月因胡风案被拘捕审查，直到1980年秋才得到平反。70年代在湖北咸宁干校劳动期间，诗从悲愤的心灵里突然升起。1979年以来，创作了约二三百首诗。曾写过《滹沱河和我》，描写了小时候与滹沱河的往事经历。和《绵绵土》一样都是寄托了对故乡的热爱与思念之情。
2013年9月29日，90岁高龄的牛汉因肺心病导致心脏功能衰竭去世。2013年11月29日上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京为其举行追思会，文学界、诗歌界学者，牛汉生前好友以及家属等80余人出席。
[b]对诗的看法[/b]
牛汉自述说，他三四十年来，喜欢并追求一种情境与意象相融合而成形的诗。这种诗，对于现实、历史、自然、理想等的感受，经过长期的沉淀、凝聚或瞬间的升华和爆发，具有物象和可触性。诗不是再现生活，而是在人生之中经过拚搏和一步一滴血真诚的探索思考，不断地发现和开创生活中没有的情境，牛汉说他每写一首诗，总觉得是第一次写诗，它与过去任何一首诗都无关系，怀着近乎初学写诗时的虔诚和神秘感。在人生和诗歌领域，不停地抗争、探索、超越、发现，没有发现新的情境，决不写任何一行诗。评论家当然可以从他几十年的诗作之中看出来可寻的轨迹，而事实上他一生的创作，是奔突飞驰的，不是有岸的河流。他宁愿在创作中一生不成熟、不老练、走不到尽头，生命永远带着令人可叹的新的创伤。诗集《温泉》里的诗，可以说都是情境诗，这里的诗多数都写于”文化革命”中的“五七干校”。如果把这些诗从生活情境剥离开来，把它们看作是一般性的自然诗，就难以理解这些诗意象的暗示性与针对性，很难理解产生这些情绪的生活境遇。在“五七干校”，他默默地写的这些诗有着同一的感情动向与构思的脉络，几乎成了条件反射，许多平凡小事当时常常会突然点燃他隐藏在深心的某些情绪。那时，对他来说，只有诗才能使灵魂在窒闷中得到舒畅的呼吸。因此这些他心里一直觉得很沉重的诗，都不可避免地带着悲凄的理想主义的基调。
[b]成就荣誉[/b]
在现当代诗坛，牛汉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在中学生中间，更因为他的不下10篇诗文入选了人教版教材及中国香港和韩国的学生课本，而有着无数的粉丝。在《诗选刊》举办的中国首次诗歌读者普查中，68万读者投了他的票。在评出的十大受喜爱的诗人中，牛汉排第5位。作品被译成俄、日、英、法、韩等多种文字出版。[9]
2003年5月，访问中国的马其顿作家协会主席斯来列夫斯基在中国作家协会向牛汉颁发了“文学节杖奖”。
2004年获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北斗星奖”。
《悼念一棵枫树》获1981年-1982年文学创作奖，《温泉》获全国优秀新诗集奖
[b]主要作品[/b]
长诗：《鄂尔多斯的草原》（1942年）。《我们在苦苦跋涉 》牛汉
诗集：《彩色生活》（1951）、《祖国》、《在祖国面前》、《海上蝴蝶》（1985）、《沉默的悬崖》（1986）、《牛汉诗选》（1998）、《温泉》（1984）获全国优秀新诗集奖、《爱与歌》（1954）、《蚯蚓和羽毛》、《牛汉抒情诗选》、《我的第一本书》（被选为语文人教版八下课文） 、《华南虎》（被选为人教版语文教科书课文）、《中国当代文学百家——牛汉诗歌精选》、《半棵树》、《空旷在远方》、《汗血马》(被选为人教版八上课文）等。
散文：《童年牧歌》、《中华散文珍藏本·牛汉卷》《牛汉散文》，《萤火集》、《滹沱河和我》（2013年语文七年级上册第七课时）、《悼念一棵枫树》（获1981年～1982年文学创作奖）等。
诗话集：《学诗手记》、《梦游人说诗》2本。
[b]人物评价[/b]
牛汉就是时代浪涛中的坚强者，是当代不平静诗坛的硬汉。即使在困难的状况下，他仍能以各种题材展现自己昂奋不羁的坚强人格，抒发自己充满深邃人性的情思。这位写过长诗《鄂尔多斯草原》的诗人，热爱生命，热爱大自然。他的大部分作品多托草木以言志，借鸟兽以抒情。寄托着作者坚强的性格和不屈的意志，为人们塑造了生命蓬勃而壮烈、渴望自由和奋斗的崇高的艺术意象。
牛汉先生曾自我定位：“我不属于任何美学的‘主义’，我不在什么圈子里。我读的书很多很杂，恨不得把人类全部优美诗篇咀嚼完，但是我永远不倚赖文化知识和理论导向写诗，我是以生命的体验和对人生感悟构思诗的。我的人和诗始终显得粗糙，不安生，不成熟，不优雅。我的诗都是梦游中望见的一个个美妙的远景，我和诗总在不歇地向它奔跑，不徘徊也不停顿，直到像汗血宝马那样耗尽了汗血而死。死后升天或入地，变神或变鬼，想都不去想。这也可以说就是我这个人，以及我的诗的性格吧！”
[b]彭燕郊[/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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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燕郊(1920-2008)，原名陈德矩，1920年9月出生于福建省莆田县。七月派诗人，1939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出版诗集《彭燕郊诗选》、散文集《高原行脚》、评论集《和亮亮谈诗》、《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 彭燕郊》等。
[b]人物简介[/b]
彭燕郊，原名陈德矩（1920年9月—2008年3月31日3时51分），男，汉族。1920年9月出生于福建莆田黄石。1938年后历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宣传队员，军战地服务团团员，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常务理事、创作部副部长，<广西日报>编辑，<光明日报>副刊编辑，湖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湘潭大学中文系教授。1939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彭燕郊诗选》、《高原行脚》，评论集《和亮亮谈诗》，主编《诗苑译林》、《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外国诗辞典》等。彭燕郊是“七月派”代表诗人，其代表作有《东山魁夷》、《小泽征尔》、《钢琴演奏》、《混沌初开》等，近年创作的逾千行长诗《生生：五位一体》被誉为“构筑起20世纪汉语的精神史诗”。彭燕郊在诗歌创作和研究、编辑出版、民间文学、教育等诸多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绩，赢得了文学界和文化界的广泛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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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主要著作[/b]
《彭燕郊诗文集》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彭燕郊诗歌首次以相对完备的形式面世，文集展现了这位大师级诗人诗歌艺术的全景，为广大文学爱好者和文学学界阅读研究彭燕郊其人其作提供了条件。文集共分四卷，涵盖自由体诗（两卷）、评论、散文诗，收集了诗人从1938年至今的主要作品，其中收录自由体诗歌诗作230首，散文诗84首，文学评论18篇。彭燕郊先生在诗歌创作，诗学理论、民间文学、编辑出版、教育等领域都卓有成就，尤以诗歌创作突出，是文学界公认的一位卓越诗人，早年即以他所属的“七月诗派”而进入当代中国文学大师之列。1984年，64岁的他再次自我放逐，超越自我，实施“衰年变法”，创作了一系列中国新诗史上前所未有的诗作，他70岁发表2万余言的长篇散文诗《混沌初开》，80岁发表400多行的长诗《生生：五位一体》，今年86岁的他仍然在不倦地探索，仍然拥有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广阔的艺术想象力和旺盛的艺术创造力，他被誉为文学上的“彭燕郊现象”。
彭燕郊性格冲淡谦逊，出版诗集不多，如今知道他，读过他作品的大学生仍旧寥寥，他的作品更多地在人群中被辗转手抄、复印、谈论、诵读，许多人都是久闻其名，不见其作，连许多文学评论和研究者也难以系统觅得其作品，这严重制约了对“彭燕郊现象”的研究。文集的出版，对于认识彭燕郊的创作，探究他能够六十七年如一日保持艺术青春和创造活力的底蕴与启示，深入把握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诸多根本问题，对于21世纪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中国新诗的未来走向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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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人物生平[/b]
彭燕郊先生原名原名陈德矩，1920年9月出生于福建省莆田县。1938年参加新四军，曾在新四军政治部战地服务团和对敌工作部工作。
1939年开始在《七月》、《抗敌》、《现代文艺》、《文化杂志》、《诗创作》、《抗战文艺》等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作品。之后在桂林、重庆等地从事革命文学活动和民主运动。曾任中华全国文协桂林分会常务理事，编辑《力报》副刊《半月新诗》、《半月文艺》以及《诗》、《广西日报》副刊等，同时在各地报刊上发表了大量诗歌、散文作品，许多作品广泛流传，受到读者的热烈称赞。1947年，在民主运动高潮中被国民党逮捕，囚禁近一年。在狱中坚持诗歌写作。
1949年至北平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会后在《光明日报》主持《文学周刊》、《民间文艺》等副刊。1950年6月，来湖南在湖南大学、湖南师院任教。曾参与筹组湖南省文联，筹办新中国以来湖南省第一个文学刊物《湖南文艺》，并任编委。
1955年6月，因“胡风案”被关押。被押期间仍在心中默默写诗，每段用一个词代表，不断默记，出狱后记写下来。曾在街道工厂劳动，做过翻砂工、油漆工等等，同时坚持诗歌创作并潜心研究文学艺术和美学理论等。
1979年3月被聘请到湘潭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同年10月获平反。随后至北京出席全国第四次文代会。1980年起，任第一、二届全省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文科组组长、省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湖南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等，创办并主编<楚风>杂志，主持编撰“湖南民间文学丛书”。1984年从湘潭大学退休，居长沙，从事文学写作、编辑等。
80年代以来，彭燕郊先生的诗歌创作进入又一个高峰期并持续至今，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诗作，出版有诗集《彭燕郊诗选》、《高原行脚》、《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彭燕郊卷》、《夜行》、《野史无文》，诗论集《和亮亮谈诗》。2007年出版4卷本《彭燕郊诗文集》。曾主编《诗苑译林》丛书、《犀牛丛书》、《现代散文诗译丛》、《散文译丛》等丛书和大型诗歌文化杂志《世界诗坛》、《现代世界诗坛》，在全国文学界、文化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彭燕郊先生是我国著名诗人、学者、编辑家，在诗歌创作和研究、编辑出版、民间文学、教育等诸多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绩，赢得了文学界和文化界的广泛敬重。
彭燕郊先生从十多岁开始创作诗歌，曾是著名的七月派诗人，他前期的诗歌既鲜明、深刻地表现了抗日、反蒋的时代精神，又因具有独特的艺术品质和现代感而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他的《冬日》、《岁寒》、《雪天》等诗作成为抗战诗歌的代表性作品收入各种文学选本，他的长诗《春天——大地的诱惑》曾被当时无数进步文学青年传诵，竞相以能多背诵其中的诗句为荣。他的《小牛犊》、《殡仪》《村庄被朔风虐待着》等诗是新诗中表现中国农村和农民生存状态的经典之作。他在国民党牢狱中用生命忘我谱写的狱中诗，更是中国新诗中的异彩。由于胡风冤案，他被迫沉默了20年，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写作，他这一期间的作品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潜在写作”的重要文本，已经引起了文学史研究者们的高度重视和赞誉。新时期以来，彭燕郊先生的创作已完全超越了“七月派”诗歌的范畴，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他的大量诗作像当年那样得到人们的喜爱和传诵，将当代中国诗歌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新时期以来的彭燕郊诗歌，坚持艺术上的特立独行，不断锐意“变法”，不断尝试突破新诗已有的传统模式，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文学成就。他的《钢琴演奏》、《过洞庭》、《家》等诗脍炙人口，流传广泛；他的散文诗《无色透明的下午》、《德彪西〈月光〉语译》、《门里门外》、《混沌初开》等等，都是新诗史上前所未有的作品。《混沌初开》长达2万多字，创作历时数年，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诗，也是彭燕郊诗歌的集大成之作，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获第一届“芙蓉文学奖”诗歌奖，被选入当代中国文学经典读本，有外文译本。
彭燕郊先生有着广博的文化修养，其在诗学论著《和亮亮谈诗》中对世界现代诗歌发生、发展流向的开拓性论述，国内至今无出其右者。他主编出版的大规模、系统性的外国诗歌译著，在我国文学和文化史上尤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和历史文化积累的长久价值，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他关心湖南的民间文学事业，83岁仍抱病撰写长文为湖南省民间文学的发展献计献策。
彭燕郊先生是老一代中国诗人中艺术创造力最旺盛、艺术开拓性最强劲的诗人。他几十年如一日地热爱诗歌和生活，专注于艺术创造，追求“诗意的人生、人生的诗意”。相对于时下许多诗人，他的作品的发表、出版与他的创作成就及声望是很不成正比的，但他甘于寂寞，从不自我炒作，在国内外赢得了崇高的艺术声誉。他79岁时发表史诗性的长诗《混沌初开》，80多岁高龄仍能在一个多月内写出千行长诗《五位一体》，即使因创作过劳、大病住院也在所不惜。在长达6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直到88岁高龄，仍始终保持着思想和艺术上的独创性、先锋性、纯正性，让年轻的先锋派诗人们也折服、赞叹不已，这在中国新诗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诗歌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以至于有研究者提出了“彭燕郊现象”的命题。作为当代中国文学中大师级的人物，彭燕郊的存在，大大提升了湖南诗歌和“湘军”文学的品位与境界，被评论家誉为“中国新诗的南岳”。
彭燕郊数十年来始终热爱党和人民，政治态度明确，他无私奉献，乐于助人，默默地为我国的文化建设事业作出了许多贡献，以高尚的人格力量和卓越的艺术成就赢得了文学、文化、教育等社会各界的普遍敬重。他的去世，是湖南文学和中国文学的重大损失。
[b]阿垅[/b]
阿垅(1907年-1967年3月15日)，中国文艺理论家、诗人。原名陈守梅，又名陈亦门，浙江杭州人。"七月诗派"骨干成员之一。早年就读于上海工业大学专科大学，为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十期毕业生。参加过淞沪抗战，写有《闸北打了起来》等报告文学。1939年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在重庆国民党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任战术教官。1946年在成都主编《呼吸》。次年曾遭国民党当局通缉。建国后任天津市文协编辑部主任。1955年因胡风案被捕，1967年患骨髓炎死于狱中，1980年获平反。著有《南京》(《南京血祭》)《无弦琴》《人和诗》《诗与现实》《作家的性格和人物的创造》等。
[b]人物简介[/b]
阿垅，原名陈亦门，又名陈守梅，1907年出生于浙江杭州，他读中学时酷爱文学，尤其喜欢诗歌，尝试着给杭、沪、宁等地的报纸副刊和文学刊物投稿，发表了一些诗作。他的诗风沉郁，自具一格，曾受到郁达夫、徐志摩等名家的好评。上世纪30年代初，阿垅多以笔名“S·M”发表作品。他当过职员、编辑，思想追求进步，“九一八”以后多次参加抗日救国游行，曾被当局拘禁。1934年，阿垅出于抗日激情，投笔从戎，报考了中央军校，因有远亲党国高官陈仪担保始被录取，入步兵科学习。毕业后分入首都警卫师（88师）为见习排长。“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军兴，国民党最高当局已预感到侵华日军势必将在上海挑起战事，急调87师、88师等拥有德国装备的精锐部队开往淞沪。阿垅那时已是少尉排长，阿垅所在连队驻进西宝兴路一破庙里，连日挖工事备战。他天天坚持写日记，并收集写作素材。阿垅的部下有个来自南京的列兵关士邦，瘦瘦高高的，不怎么壮实。他告诉阿垅：他在南京曾以拉人力车为生，好几年挣不到钱，反倒欠了一屁股债，他干脆报名入伍。他对打仗有些害怕，但又痛恨日本侵略军。阿垅遂开导鼓励他，终让他坚强起来……“八一三”战争打响后，阿垅身先士卒，几次带领士兵们主动出击守住了阵地。他两次负轻伤，自谓多亏了背包与头上戴的德制钢盔，为他挡住了日军炮弹爆炸的碎片……七十天血战打下来，中国军队主力伤亡惨重。但他们粉碎了日军的半个月内攻下上海的骄狂作战计划。以血肉之躯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阿垅的那个连队牺牲过半。于1937年11月被迫西撤，回防首都南京。几年后，他升任重庆国民党陆大教官时，讲授的主课之一便是淞沪作战史。1938年8月，他的系列抗日回忆录《闸北打了起来》、《血，不会白流的》等在大后方的<抗敌>旬刊连载，广受人们的欢迎。
[b]人生经历[/b]
1929年入上海工业专科学校就读。1933年入黄埔军校十期，此时接受中共地下党影响，倾向革命，并在大型刊物<文学>上发表作品。抗战初期，参加淞沪战役，不幸负伤。这期间写有关于此战役的报告文学《第一击》等。1939年去延安进‘抗大。学习，由于在野战演习中眼球受伤，经组织同意去西安治疗。此时写有《南京》(出版时改名为《南京血祭》)。伤愈后，因回延安交通被封锁，只得留在国统区。他利用职务掩护，仍继续为党工作。编地下刊物<呼吸>并写有大量文学作品，刊于<希望>等杂志。1946年底因活动被国民党当局发现被通辑，逃出成都，浪迹于杭州、上海等地。就在此困难时期，他仍千方百计冒生命危险，继续为党提供军事情报。
解放后，上海党组织为他安排了工作。后因天津文艺方面领导诚邀，遂由上海离职，去天津，任天津文联委员、创作组组长、天津作协编辑部主任。1955年5月28日因。胡风冤案。被捕，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于1967年3月15日瘐死狱中。1980年中共中央发文予以彻底平反。1982年6月23日天津文联举行追悼会。阿垅著作，解放前出版有诗集<无弦琴>、报告文学集《第一击》、诗论《人和诗》。解放后到1955年入狱前出版有诗论《诗与现实》(三卷本)、<诗是什么>、《作家底性格与人物的创造》等。平反后已出版的有周良沛编《无题》、罗洛编《人·诗·现实》、路莘编《垂柳巷文辑》等。另有《南京血祭》北京、宁夏两种版本。
[b]创作道路[/b]
阿垅(1907—1967)是四十年代诗歌史上的一颗大星。从其诗歌峻厉、桀骜的气质类型上来说，他更像是同黑暗“天廷”激战的诗歌的刑天。有过短期延安抗大生活经历的阿垅，于1939年初到延安时曾写过一首题名为<哨>的短诗。在记述了“嘉岭山上的塔对着蹀踱在广场上的伙伴”这种初夜的松弛与安详后，他的笔锋又继而从午夜峭立的哨位陡然一转：“天上／ｏｒｉｏｎ(猎户星座)横着灿烂的剑／北极星永恒的光／从太古以前／直到春风的将来／照着人间”——随着这样一重意象的切换，那种以北极星与哨兵的对应定位，猎户星座飒亮的光与哨兵刺刀的暗示性联结，恍然将全诗提升到地质纪年的时空感中，并使人感受到一种太古清风的涤荡。它所呈示的巨大空间张力，正是阿垅心灵深巨时空结构的映现。《哨》几乎是阿垅仅有的一首静谧宁馨之作。
1941年至1947年在四川成都重庆的六年间，阿垅以来自延安的隐蔽身份，一直在国民党的军事部门工作，他因之而把自己的处所称之为“虎穴”。并因此相继使用了诸如Ｓ·Ｍ、师穆、圣门等许多笔名。毫无疑问，他因此而比一般人更深刻地感受到周围黑暗的巨大挤压。这种挤压不但构成了对他自由的束缚、思想的监控，甚至也包括对他爱情生活的摧残。我们不难设想，对于阿垅这样一位有着先天性抗逆精神的诗人，当这种挤压到了连最小的私人生活空间都要被剥夺的地步，将会意味着什么。而挤压留给个人的空间越小，心灵反弹中要求的空间就越大，灵魂对于理想的愤怒求诉就越强烈。这样，总汇在阿垅生命中的激愤便由近及远地直指覆盖着人类漫长历史的大黑暗，并促使他以绝不妥协的姿态与之对峙。而阿垅抚奏爱情的<琴的献祭>，就是以这样旷世的大愤怒，出现在中国新诗史上。
在四川的六年间，阿垅以自己痛楚峻厉的灵魂奔赴为中国新诗史划开了一条雪亮的光带。从此间所书写的<写于悲愤的城>、《孤岛》、《不要恐惧》、<去国>等诗歌的标题中，我们便不难想见他的精神指向。这种“悲愤的城”中和悲愤的时代的处境，在同他.心灵深巨时空大光明地不断抵触中，不但加深着他的悲愤，甚而更反挫出他要在“这屠宰场和垃圾桶的世界上毁灭地放火”，乃至刑天式的执锐斧以相搏的桀骜。1947年，他终因被告密而遭受通缉，在被迫离开重庆开始流亡时，他写下了《去国》一诗——“我无罪；所以我有罪了么?／而花有彩色和芳香的罪／长江有波浪和雷雨的罪么”，“我难道不是在我的祖国?然而这难道是为我所属的国?／这难道不是在我之前所展开的风景，这山，这江，这人烟和鸟影?然而这难道是为我所有的国?”这是中国新诗史上惟阿垅所有的一种诗歌句式。
在他的诗中，一个关键意念或语词(诸如这其中的“罪”和“祖国”，以及“祖国”与“国”之间微妙又是原则性的差异)一经出现，他便绝不轻易放过，而是层层追击、步步跟进，直到穷尽其根。并以句型上回环往复的紧逼，使其超越常规性的表达，直至以新的意味对阅读实现全面包抄和致命性的冲击。我们自然可以用犀利激越、峻厉雄辩来指说阿垅的诗歌，但这些又都不足以说明他在中国新诗中的贡献——他锐利奔赴的大灵魂在迢递时空中所看见的纵深度，他诗歌庞杂丰富的句型结构和元素构成，由这一切综合呈现的写作难度……甚至是胡风和艾青在自己的诗歌视野中所不曾见到的。
在四十年代的阿垅的诗歌中，竟那么丰富地浸渗着来自<圣经>、天文、地质、宇宙天体学乃至植物昆虫学以及人类文化源头的神话中的元素。并且，他的诗歌主体又更渗透着诸如“我的人啊，我记得极清楚／在白鱼烛光里为你读过<雅歌>”这种来自古典文化中高古典雅的底色——也就是在1944年的这首《无题》中，阿垅竟于最后写下了这样两行具有谶言性质的诗句：“要开作一枝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无罪，然后我们凋谢”——两年之后，他年仅24岁的妻子“无罪”地在黑暗中“凋谢”；而1967年，他自己则同样以“无罪”之身而戴罪“凋谢”，留下了“白色花”这样一个清白痛楚的形象，若干年后在一部诗歌合集的封面上，为一代诗人的生命与精神历程作证。具有天才属性的诗篇是不可复制的。但在他这种气质类型的诗人中，于此后独立着自成单元的昌耀、杨炼、海子；而在他遥远的前端，则是去国问天的屈原。
[b]文学成就[/b]
阿垅虽然职业从军，本质上却是一个文化人。他一生写过几百万字的著作，其中有风格凌厉的新诗、情怀壮烈的旧诗、还有诗论、散文、报告文学等。他在1938年就写出了最早的抗战报告文学《从攻击到防御》《闸北打了起来》等名篇；1939年写出报告体小说《南京》，后获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征文奖；1940年又写出报告文学《斜交遭遇战》，这些抗战文学作品当时都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1942年他的抗战诗集《无弦琴》由希望社在桂林出版，收集了他在延安和国统区两地写的诗作，其中不少是抨击国内外法西斯的，如《小兵》《难民》《再生的日子》等，其中有这样的诗句：“起来！/全世界的人/我们底地球已经着火了/不是壮烈地扑灭这火就是刻毒地给这火焚烧而死/我们底地球着火了啊！” 阿垅是一位真正的抗战军人兼抗战作家，政治上爱祖国、爱民族，追求共产主义赤心不改；对朋友，他慷慨大方；对亲人，他忠贞不贰。1944年他与文学青年张瑞相爱结婚，两年后张不幸离世，阿垅悲痛异常，为亡妻写了大量动人的情诗，将这种浓郁的爱情保持终身。
阿垅是七月派的重要诗人，也是中国新诗理论的系统研究者。他的新诗以想像奇特、风格遒劲著称，在新诗界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他的诗论见解深透，体系完整，深得行家和初学者的好评。在创作新诗的同时，阿垅还写过许多旧体诗词，情感真挚，格律严谨，读者从中能够领略到浓郁的艺术气质。
著名诗人绿原在发言中称，阿垅的诗，不论是新体还是旧体，都不是轻易产生的，“而是伴着战斗的生命节奏，透过深刻的生命体验，蘸着或从身上或从心头流出的血发出来的。”其代表作<纤夫>、《无题》、《去国》等为多种新诗选集所收藏。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阿垅诗文集》。孙郁还说，自己特别喜欢阿垅的诗，很多诗人都受到了他的影响。
[b]鲁藜[/b]
鲁藜(lí)，原名许图地。诗人。福建同安人。1933年加入反帝大同盟。1936年参加左联。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入延安抗大学习。曾任晋察冀军区民运干事、战地记者。建国后，历任天津市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天津分会主席，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天津分会副主席。著有诗集《醒来的时候》、《时间的歌》、《天青集》、《山》、《鲁藜诗选》。
[b]简介[/b]
鲁藜（1914－1999）原籍同安县内厝乡许厝村。童年时随父母侨居越南，1932年回国，在厦发表处女作《母亲》，1934年到上海参与左翼文学活动，1936年入党，1938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发表震撼诗坛的《延安组诗》，被誉为“传遍世界的福音”。他的名作<泥土>影响过几代人，革命烈士张志新和公仆楷模孔繁森都将它奉为座右铭。
鲁藜是“七月诗派”的代表，他的诗充满爱国主义激情，为海内外广大读者所喜爱。建国前出版《醒来的时候》、《星的歌》、《锻炼》等诗集，解放初出版诗集《毛泽东颂》、《红旗手》、《英雄的母亲》等。1955年因受“胡风集团”事件株连蒙冤入狱26年。1994年10月，天津市为诗人80寿辰举行祝寿会，称他是“我国当代卓有成效的著名作家”（林默涵语），“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经漫长岁月冶炼，你属于纯金”（艾青语）
[b]经历[/b]
鲁藜3岁随家侨居越南，少年时期做过小工、小贩、流浪者。1932年春回国考入集美乡村师范实验学校，发表处女作《母亲》于<厦门日报>副刊。这以后接触共产党地下组织。1933年5月因纪念“五卅”被捕。1934年春到上海。1937年到安徽从事教育工作。
1938年7月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同年秋创作组诗<延河散歌>用散文化的笔调表达对革命的向往和对献身者的赞颂，清新而且有哲理意味。这些诗1939年在重庆的《七月》上发表后引起反响。1942年参加整风后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抗战胜利后在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北方大学中文系工作。
1949年随军到天津，任天津市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主编<文艺学习>月刊。1955年后因胡风问题一直蒙冤，被迫停笔，参加农业劳动。1979年冤案平反，重返文坛。现在中国作协天津分会从事专业创作并担任领导工作，为《诗刊》编委。
[b]文学特点[/b]
鲁藜最擅长写作长短诗（包括叙事诗）、哲理诗，永远秉持着一颗不停燃烧的心灵。虽然个性温和如水，内心却炽热似火。纵观其诗歌，格调清新明丽，兼有浸润着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相交融的诗情韵味，自成一家。因之，不但得到朱自清、闻一多、胡风、艾青等名家的称赞，文学史家王瑶的推崇，在社会各界读者中也得到了普遍的欢迎，这才是最难得的创作回应，很值得当今诗人共同研读之。
[b]胡风集团事件[/b]
1955年发生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与胡风有过往来的人受到株连，鲁藜没有幸免。人民日报1955年5月13日公布了所谓《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1955年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屠梅志（胡风夫人）也同时被捕。中共天津市委在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第一批信件当天布置逮捕阿垅、卢甸，他们早有思想准备，事先将与胡风来往信件全部销毁。鲁藜和胡风只是作者与编者关系，也有信件往来，他未烧毁而把20多封信整理好，准备上交。天津文联秘书长张学新和天津市公安人员到鲁藜家去，并未逮捕，请他搬进天津文联机关住，进行检查，鲁藜主动把胡风信件交给组织。人民日报5月24日发表第二批材料，公安人员才把鲁藜从文联机关带走，定为“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在公安机关关了一年，没有审查出和胡风问题有什么关系，也无其他政治历史问题，被释放了。天津市委要他写一篇检讨文章发表，就可以不开除党籍。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铁骨铮铮，宁愿暂时不恢复党籍，也不向错案低头，更不落井下石，拒绝撰写检讨文章。于是分配他到南郊区任合作办公室副主任，后又调到天津拖拉机厂和农场劳动。“文革”十年，他在劫难逃。粉碎反革命“四人帮”之后，直到1979年才恢复工作。
1980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审查结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件错案，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决定凡是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复名誉。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1981年中共天津市委对鲁藜一案做出“三恢复”（党籍、工龄、工资）决定，彻底平反。
[b]艺术成就[/b]
在中国现代诗坛上，鲁藜的成功应是一个殊例。他出身于贫苦华工家庭，自幼失学，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仅初中程度），主要凭借刻苦自学成材和艺术天分的赐予。那种坎坷不平的命运，热爱祖国与人民的高尚情操，赋予他灵性。他仅在故乡厦门从事地下工作时发表了一篇小散文习作，从未做过当诗人的美梦，而成名的契机还是在抵达延安之后。这位爱国归侨青年，在这里寻到了一条自主创新的大众化诗路。1939年冬发表组诗《延河散歌》，采用新的思想与表现手法，立即震惊了全国。接着主动请缨奔赴华北抗日根据地，由于主体意识与新生活的巧妙遇合，使之成为解放区的著名诗人和“七月派”的代表人之一。如果不是后来受到那场政治风暴的冲击，可以预见鲁藜将在诗艺术上获取更加辉煌的成就。
[b]相关评价[/b]
鲁藜的诗篇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富有象征主义的歌咏，充满浪漫主义的情调，具有哲理的内含；某些短诗有时超越他所写的某些较长诗篇直抒胸怀的成就，含有丰富的内在的感情，蕴含深刻的哲理，感人至深，受到读者的欣赏和热爱。
鲁藜一生就是一首悲壮的诗，在他痛苦的深渊里“浮出彩霞的光彩”。
[b]胡风[/b]
胡风(1902年-1985年)，男，原名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果等。湖北蕲春人。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1920年起就读于武昌和南京的中学。1929年到日本东京，进庆应大学英文科。1933年被驱逐出境。1934年与青年作家梅志结婚。
1949年起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其间写有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特写集《和新人物在一起》，杂文短记《从源头到洪流》等。1953-1954年，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b]人物简介[/b]
胡风[1]（1902年～1985年），男，原名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果等。湖北蕲春人。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1920年起就读于武昌和南京的中学，其间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作品。1925年进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改入清华大学英文系。不久辍学，回乡参加革命活动，后一度任职于国民党的宣传、文化部门。
1929年到日本东京，进庆应大学英文科，曾参加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艺术研究会，从事普罗文学活动。1933年因在留日学生中组织抗日文化团体被驱逐出境。回到上海，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与鲁迅常有来往。
1934年与梅志结婚。1935年编辑秘密丛刊《木屑文丛》。翌年与人合编《海燕》文学杂志，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由此开始了一场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这一时期发表大量文艺理论批评文章，结集出版了《文艺笔谈》和《密云期风习小记》，还出版了诗集《野花与箭》与一些译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主编《七月》杂志，编辑出版了《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并悉心扶植文学新人，对现代文学史上重要创作流派“七月”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研究股主任，辗转于汉口、重庆、香港、桂林等地从事抗战文艺活动。
1945年初主编文学杂志《希望》，以配合延安的整风运动。胡风期望通过该杂志，展开真正的争论，批评党的官员中的教条主义，但是，他也因此遭到批判，杂志也被取消。这一时期著有诗集《为祖国而歌》，杂文集《棘原草》，文艺批评论文集《剑·文艺·人民》、《论民族形式问题》、《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为了明天》、《论现实主义的路》，散文集《人环二记》，译文集《人与文学》等。
1949年起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其间写有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特写集《和新人物在一起》，杂文短记《从源头到洪流》等。1953－1954年，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b]生平经历[/b]
因家中贫寒，11岁才上学。1922年入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实验中学与附属中学、南京大学附中、南师附中），曾与巴金等人同学，加入共青团。1925年下半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预科，1926年又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未转团组织关系。
在北伐战争与大革命的风潮中，胡风于1926年回到湖北家乡参加打倒军阀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他从鄂东家乡逃到武汉，正逢汪精卫主持武汉国民政府“清党”，胡风对革命前途悲观，于1927年至1928年期间，先后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部任干事、在江西剿共军第三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担任了28天科长，负责编辑湖北省党部机关刊物《武汉评论》、江西省党部机关报《国民日报》副刊，曾撰写《反共宣传大纲》等有反共内容的文章。
1980年，中央组织部、公安部给胡风案平反时，认定胡风的这一段历史，属于政治历史问题，不应以历史反革命论罪。1985年4月，公安部对胡风历史上的问题（关于胡自动退团问题；在国民党省党部任职；在剿共军任反动职务；写“反共宣传大纲”等）又进一步复查，经研究并请示中央书记处同意，认为胡申诉的五个历史问题，有的仍然证据不足，如“撰写反共宣传大纲”仅一人检举，胡一直否认。
胡风于1929年赴日庆应大学英文科留学，加入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艺术研究会，并在日本刊物《艺术学研究》和《普罗文学讲座》上介绍过中国左翼革命文学。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反帝同盟和日本左翼作家组织，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分盟负责人之一。由于胡风在留日中国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参加反战（918事变）活动，1933年3月被日本政治警察机关特高科密捕，6月被驱逐回国。
1933年回上海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曾任左联宣传部长、行政书记。
1935年，编辑秘密丛刊《木屑文丛》发表小说，反映苏区斗争，并且介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
1936年初，合作编辑《海燕》，翻译反映朝鲜、台湾人民反殖民斗争的短篇小说集《山灵》，收录台湾左翼作家用日本语创作的小说，如杨逵《送报夫》、吕赫若《牛车》等，是世界汉译日本语台湾文学的第ㄧ人。
1937年抗战爆发后，胡风在上海编辑《七月》文学周刊，出版了《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丛书。
1938年，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兼任复旦大学教授，著有诗集《为祖国而歌》、杂文集《棘原草》、文艺批评论文集《剑·文艺·人民》、《论民族形式问题》，译文集《人与文学》。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编辑出版了文学杂志《希望》，其间著有文艺批评论文集《为了明天》《论现实主义的路》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1949年起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著有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和特写集《和新人物在一起》，杂文短记《从源头到洪流》，长诗《为了朝鲜·为了人类》
胡风虽然在政治上拥护中共，但在文艺理论的主张上多次与中共在文艺界领导人（如周扬）的观点相冲突，从1945年起，他的文艺理论多次受到批评，性情直率的胡风则也毫不客气的做反批评。
1951年起，一些人写信给《文艺报》编辑部，要求再次批评胡风文艺思想。1952年初，《〈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陆续刊登了这些来信，从此拉开运动序幕。1955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2月，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全面批判。
4月13日，胡风旧友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抨击文章《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同时还交出了在1940年代与胡风的私人通信。5月13日至6月10日毛泽东发起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运动，认为胡风反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此令《人民日报》在5月13日至6月10日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共三批，并亲自写编者按。[4]在此期间，人民日报还在每天第三版用五分之二以上甚至全幅整版，刊登声讨文章、读者来信和漫画鼓动声势。胡风随后被判为反革命，并于同年5月18日被捕。同时还涉及2100多人，逮捕其中92人，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骨干23人。胡风入狱十年后被正式判刑14年，后文革时期重判为无期徒刑。
[b]主要著作[/b]
文艺笔谈（评论集）1936，生活
文学与生活（理论）1936，生活
野花与箭（诗集）1937，文生
密云期风习小纪（评论集）1938，海燕；又名《看云人手记》，1944，自力书店
论民族形式问题（理论）1940，生活
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评论集）1942，南天；又名《剑·文艺·人民》1950，泥土社
为祖国而歌（诗歌）1942，南天，1986，百花
棘原草（杂文集）1944，希望社
在混乱里面（评论集）1945，作家书屋
逆流的日子（评论集）1947，希望社
胡风文集（评论集）1948，春明
论现实主义的路（理论）1948，希望社
欢乐颂（长诗）1950，海燕
安魂曲（长诗）1950，天下
光荣赞（长诗）1950，海燕
欢乐颂（长诗）1950，天下
为了明天（评论集）1950，作家书屋
人环二记（散文集）1950，泥土社
为了朝鲜，为了人类（长诗）1951，天下
从源头到洪流（散文集）1952，新文艺
和新人物在一起（报告文学集）1952，新文艺
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 1955，文艺报附刊
胡风评论集（上中下册）1984—1985，人文
石头记交响曲（诗集）1986，湖南文艺
胡风晚年作品选（散文、评论合集）1987，漓江
胡风的诗（诗集）1987，文联胡风杂文集
胡风杂文集1987，三联
胡风书信集 1989，百花
胡风论诗（理论）1989，花城
民族形式讨论集（论文集）编，1941，华中
我是初来的（诗集）编选，1943，读书
[b]人物平反[/b]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对这桩错案进行了彻底的纠正，为胡风等人恢复了名誉。胡风1979年获释，此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协顾问等。
1985年6月8日病逝于北京。
1980年9月22日，“文革”后复出仍为文艺界领导人的周扬，来看望胡风，并带来中央文件，对“胡风反革命集团”予以平反，而对诸如“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胡风等少数同志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还有胡风在20年代担任所谓“反动职务”，写过“反共文章”，“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等政治历史“问题”则予以保留。对于这些被保留的莫须有的论断，胡风自然不能接受，当时他没有在平反文件上签字。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76号文件，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
胡在北京逝世后，由于胡风家人对文化部拟定的悼词表示异议，追悼会不得不无限期推延，而胡风遗体也不得不冷藏在友谊医院太平间里等待。
次年1月初，胡风治丧委员会终于发出讣告，此时距胡风逝世已七个月。追悼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主持。文化部部长朱穆之致悼词，悼词中对胡风给予充分肯定。——这便是胡案1986年的第二次平反，仍未彻底的平反。
1988年6月18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指责胡风将关于共产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题材等五个问题，说成是“五把刀子”，予以撤消。
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严厉指责胡风和一些人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予以撤消。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指责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予以撤消。
这便是胡案1988年的第三次平反。至此，胡案历时八年，先后三次才从政治上、历史上、文艺思想及文学活动上，获得全面彻底的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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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七月派[/b]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长期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领导工作，与周恩来等党在后方的领导人保持紧密的联系。他先后主编《七月》、《希望》杂志和《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写下大量文艺理论、评论文章，推出和评介了大量国统区进步青年作家和解放区作家的作品，艾青、田间、邹荻帆、阿垅、路翎等一批青年作家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崛起于文坛，在他的带动下形成了著名的文学流派"七月派"，"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历时甚长、富有探索精神、而又具有沉重的悲剧命运的进步文学流派"。
[b]主要成就领域[/b]
七月派的主要成就在诗歌上，1981年出版的诗集《白色花》，收入被称为"七月派"诗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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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诗歌作者[/b]
他们是:阿垅、鲁藜、孙钿、彭燕郊、方然、冀汸、钟瑄、郑思、曾卓、杜谷、绿原、胡征、芦甸、徐放、牛汉、鲁煤、化铁、朱健、朱谷怀、罗洛。《白色花》(注:绿原、牛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绿原作序。)序中说，"即使这个流派得到公认，它也不能由这20位作者来代表;事实上，还有一些成就更大的诗人，虽然出于非艺术的原因，不便也不必邀请到这本诗集里来，他们当年的作品却更能代表这个流派早期的风貌"。这些没有指明的诗人，当指艾青、田间、邹荻帆等，也可能包括"七月派"的领导得胡风。由于胡风等的文艺思想在40年代后期起已受到有组织的批判，相应也形成了对这一诗派的巨大压力。
[b]创作特色[/b]
把诗作为战斗的武器，追求诗歌与时代的密切结合和与人民的融为一体，追求诗歌鲜明的毫不含糊的政治倾向性和革命功利主义的创作目的性，以及诗歌的史诗品格，是其共同的创作态度。发掘和歌颂民族的生命强力，抒发鲜明的主观战斗激情，是"七月派"诗作的主要内容。艺术上追随艾青，倾向于诗歌的散文化，对自由体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七月派"，是20世纪30、40年代主要活动于国统区的文学流派。这是一个风格鲜明的文学流派，却又是一个内容驳杂、风格繁复的流派。七月派小说，是20世纪中国小说由"五四启蒙叙事"向40年代"红色阶级叙事"转变的重要模式。也由于这种转型性，也导致了七月派小说在思想和形式上的"混沌性"。一方面，他们继承了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主的批判国民性的理性精神，强调对中国社会改造的知识分子能动性和主观战斗精神，另外一个方面，他们又以党派文艺为限制，强调文学的真实性和社会功利目的。一方面，他们刻画了时代转型的巨变中许许多多的个性鲜明的"那一个"，显示出强烈的艺术个性和主观性，另一方面，他们又以遵从时代的民族国家叙事为圭臬，文学作品中充满了宏大叙事的概念和符号。他们的理论常常自相矛盾又试图自圆其说，他们的文学作品却又常常超越，或者说溢出他们的理论范畴，显示出强大的文学潜力和艺术阐释空间。同时，"七月派"的特殊性还在于，由于它特殊的品质和内涵，与意识形态错综复杂的关系，它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支评价差异大，命运坎坷的文学流派。他们的"主观战斗精神"突进客观世界说，"精神奴役创伤"说，都成为一种含混且牵强的边缘化存在...
七月派诗人的作品思想性突出，诗歌的主题往往与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充满着政治态度鲜明的艺术激情。
七月诗派: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重要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因胡风主编《七月》得名。代表诗人有艾青、田间和鲁藜、绿原、牛汉等。他们以《七月》、《希望》、《泥土》为阵地，强调诗歌中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历史与个人的融合，多写自由诗，其中又以政治抒情诗为主。他们出版过《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该派在革命现实主义雄浑的总风格中，又显示出各诗人充满个性的特色。
"七月派"是由抗战所催发的一个文学流派，其与现实胶着的关系，决定着它的流派性格。救亡与启蒙的互相促进，也是七月派的精神追求。而随着抗战时局的变迁，七月派总体创作风格也发生明显的变化，后期偏于沉郁悲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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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代表作[/b]
胡风的《为祖国而歌》，牛汉的《鄂而多斯草原》，鲁藜的《泥土》等是七月诗派的代表作。
[b]批判和衰落[/b]
在进入50年代之后，这些诗人的创作已明显减少。有的作品，发表时就受到批评。最主要的例子是胡风在当时的创作:1949年11月到1950年1月写成、有三千多行的"英雄史诗五部曲"。这部总题为《时间开始了》的长诗，分为《欢乐颂》、《光荣赞》、《青春颂》、《安魂曲》和另一部《欢乐颂》。胡风从中国近现代屈辱和斗争的历史上，来阐发新中国诞生的意义，包括对毛泽东的赞颂。不过，他对"历史"的叙述，对英烈、领袖的颂扬，并没有完全采用当时通用的"话语方式"，而个人体验和主观情绪的铺张加入，也使它与当时诗的写作规范产生距离。它出版不久，即在联系胡风"主观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的角度上，受到批评。此时，鲁藜、绿原、牛汉等也写有不少诗作，但原有的风格已有所损失，而发表的机会也日见减少。
[b]小说家[/b]
主要有路翎，邱东平，彭柏山，曹白，贾植芳等。七月派小说家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是路翎。
[b]历史环境[/b]
七月派是活跃在抗日战争的时空下，与抗日战争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一个文学流派。伴随着抗战的始终，七月派走过了从发生、发展到消隐的演变过程。其中，流派人员构成的分化重组，流派风格样貌的前后变化，都与抗战时局的动荡和战争状态的转变息息相关。更值得注意的是，七月派在抗战文化背景中，执守着五四新文学的启蒙姿态，并将启蒙的思路与抗战的现实需求结合起来，发展和深化了新文学的启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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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特点和地位[/b]
"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富探索精神而又具有悲剧命运的文学流派，以路翎、丘东平、彭柏山为代表的小说作家，依托其强烈的主体意识与深厚的生活体验，同时博采表现主义、新感觉派，象征主义等现代派的手法技巧，极大地丰富了现实主义的美学传流，"七月派"小说呈现出深沉、粗犷、凝重、悲怆的审美风格，最突出的审美特征在于对小说真实性的全新把握，而"七月派"小说高度的真实性，集中体现在作品"再现"之真与"表现"之真的深度融合，其人物形象逼近生活的原生态，"七月派"既强调了作家创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又充分尊重了社会生活第一性的原则，总之"七月派"以新的姿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赢得了不可取代的地位。
[b]评价[/b]
胡风一派的诗论，作为其文学理论的组成部分，在50年代初也受到批评。阿垅(陈亦门)的《人与诗》(1948)、《诗与现实》(1951)和《诗是什么》(1954)等论著，对于诗的见解，对于中国现代诗人所作的评论和依据的尺度，许多地方都可以辩驳商讨。但是，50年代初对这些论著的批评，却被作为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组成部分。在此期间，阿垅的《论倾向性》、《略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注:《论倾向性》，《文艺学习》(天津)1950年第1期;《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署名张怀瑞)，《起点》(上海)1950年第2期。批评者认为前者宣扬唯心论的"艺术即政治"，是"抵抗马列主义的关于文艺的党性的思想"(陈涌《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评阿垅的〈论倾向性〉》，1950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对后者的指责则是歪曲马克思推销自己的错误观点(史笃、蒋天佐《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1950年3月19日《人民日报》)。)等文章，也受到严厉批评。在胡风一派的诗观中，最受到持续的责难的，1948年关于诗的一番言论。胡风认为，诗应是对于人民受难的控诉的声音，是对于人民前进的歌颂的声音，诗应在前进的人民里前进;不过，"在前进的人民里面前进，并不一定是走在前进的人民中间了以后才有诗"，"因为，历史是统一的，任谁的生活环境都是历史底一面，这一面连着另一面，那就任谁都有可能走进历史底深处。……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胡风接着又说，"人民在哪里?在你底周围。诗人底前进和人民底前进是彼此相成的。起点在哪里?在你底脚下。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斗争总要从此时此地前进。胡风的理论批评文字涉及多种文体及中外作家作品、"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理论问题等，但中心是围绕着现实主义的原则、实践及其发展而展开的。对胡风的一些理论主张，长时期内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展开过批评，发生过论争，胡风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反批评。1954年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首，被捕入狱，并开展全国范围的批判、斗争。1979年获释。1980年平反。
[b][size=3]代表诗人：[/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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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牛汉 [/b]
牛汉(1923年10月2日-2013年9月29日)，本名原为"史承汉"，后改为"史成汉"，又名"牛汉"，曾用笔名"谷风"，山西省定襄县人，蒙古族。当代著名诗人、文学家和作家，"七月"派代表诗人之一。194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主要写诗，近20年来同时写散文。曾任《新文学史料》主编、《中国》执行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名誉委员、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他创作的《悼念一棵枫树》《华南虎》《半棵树》等诗广为传诵，曾出版《牛汉诗文集》等。
牛汉于2013年9月29日7时30分在北京家中病逝，享年89岁。他的追悼会在10月9日上午在八宝山举行，11月29日上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京为其举行追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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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人物简介[/b]
牛汉，现当代著名诗人，文学家，作家，原名史承汉，现笔名：牛汉，曾用笔名谷风。山西省定襄县人，蒙古族。1923 年10月出生在一个有文化传统的农民家庭。194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主要写诗，近20年来同时写散文。曾任《新文学史料》主编、《中国》执行副主编。曾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名誉委员、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
牛汉于2013年9月29日7时30分在北京家中病逝，享年91岁。他的追悼会在10月9日上午在八宝山举行，11月29日上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京为其举行追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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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牛汉生平[/b]
牛汉，1923年10月生于山西定襄县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原名史承汉，因为上了两年小学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对，总把 “承”字写错，被父亲改为史成汉，曾用笔名谷风，远祖系蒙古族，原名叫“承汉”的原因不明。14岁之前一直在乡村，放牛、拾柴火、唱秧歌、练拳、摔跤、弄泥塑、吹笙、打群架，是村里最顽皮的孩子，浑身带着伤疤，一生未褪尽。父亲是个具有艺术气质和民主自由思想的中学教员，大革命时期在北京大学旁听过，旧诗写得颇有功力。他十岁以后就入迷地翻看父亲所藏的那些似懂非懂的书刊。母亲教他诵读唐诗。母亲生性憨直倔强，他的性格上继承了她的某些感情素质。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父亲流亡到陕西，在西安叫卖过报纸，学过几个月绘画，徒步攀越陇山到达天水，进入一个专收战区流亡学生的中学读书。入迷地画画写诗，几次想去陕北鲁艺学习未成。[1]
“1936年冬在家乡读初中时，13岁的我参加了牺牲救国同盟会，毫不含糊。1937年10月，14岁的牛汉在日本侵略军的炮火声中离开了家乡。1938年冬天，15岁的时候在甘肃天水加入共产党。”牛汉说，“1938年一二月份，当时父亲在醴泉县做事，我一个人留在西安，靠叫卖报纸糊口，舍不得拆下一块银元花。有一天，看到街上贴着一个广告，说民众教育馆内办了一个漫画学习班，正在招收学员，我从裤裆里拆下了两块银元去报了个名。教画的先生里有一位诗人艾青，不过当时我只迷画，还没有迷上诗，尽管跟他学画画。没有想到，艾青后来既是我的老师也成了我的朋友。”
1940年开始发表诗，1941年在成都发表诗剧《智慧的悲哀》1942年发表在桂林《诗创作》上的《鄂尔多斯草原》引起诗歌界的注视。1943年考入设在陕西城固的西北大学俄文专业。1945年初在西安主编文艺期刊《流火》1948年夏出版诗集《彩色的生活》。1948年8月进入华北解放区。建国初期，在大学、部队工作过。
1955年5月因胡风案被拘捕审查，直到1980年秋才得到平反。70年代在湖北咸宁干校劳动期间，诗从悲愤的心灵里突然升起。1979年以来，创作了约二三百首诗。曾写过《滹沱河和我》，描写了小时候与滹沱河的往事经历。和《绵绵土》一样都是寄托了对故乡的热爱与思念之情。
2013年9月29日，90岁高龄的牛汉因肺心病导致心脏功能衰竭去世。2013年11月29日上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京为其举行追思会，文学界、诗歌界学者，牛汉生前好友以及家属等80余人出席。
[b]对诗的看法[/b]
牛汉自述说，他三四十年来，喜欢并追求一种情境与意象相融合而成形的诗。这种诗，对于现实、历史、自然、理想等的感受，经过长期的沉淀、凝聚或瞬间的升华和爆发，具有物象和可触性。诗不是再现生活，而是在人生之中经过拚搏和一步一滴血真诚的探索思考，不断地发现和开创生活中没有的情境，牛汉说他每写一首诗，总觉得是第一次写诗，它与过去任何一首诗都无关系，怀着近乎初学写诗时的虔诚和神秘感。在人生和诗歌领域，不停地抗争、探索、超越、发现，没有发现新的情境，决不写任何一行诗。评论家当然可以从他几十年的诗作之中看出来可寻的轨迹，而事实上他一生的创作，是奔突飞驰的，不是有岸的河流。他宁愿在创作中一生不成熟、不老练、走不到尽头，生命永远带着令人可叹的新的创伤。诗集《温泉》里的诗，可以说都是情境诗，这里的诗多数都写于”文化革命”中的“五七干校”。如果把这些诗从生活情境剥离开来，把它们看作是一般性的自然诗，就难以理解这些诗意象的暗示性与针对性，很难理解产生这些情绪的生活境遇。在“五七干校”，他默默地写的这些诗有着同一的感情动向与构思的脉络，几乎成了条件反射，许多平凡小事当时常常会突然点燃他隐藏在深心的某些情绪。那时，对他来说，只有诗才能使灵魂在窒闷中得到舒畅的呼吸。因此这些他心里一直觉得很沉重的诗，都不可避免地带着悲凄的理想主义的基调。
[b]成就荣誉[/b]
在现当代诗坛，牛汉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在中学生中间，更因为他的不下10篇诗文入选了人教版教材及中国香港和韩国的学生课本，而有着无数的粉丝。在《诗选刊》举办的中国首次诗歌读者普查中，68万读者投了他的票。在评出的十大受喜爱的诗人中，牛汉排第5位。作品被译成俄、日、英、法、韩等多种文字出版。[9]
2003年5月，访问中国的马其顿作家协会主席斯来列夫斯基在中国作家协会向牛汉颁发了“文学节杖奖”。
2004年获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北斗星奖”。
《悼念一棵枫树》获1981年-1982年文学创作奖，《温泉》获全国优秀新诗集奖
[b]主要作品[/b]
长诗：《鄂尔多斯的草原》（1942年）。《我们在苦苦跋涉 》牛汉
诗集：《彩色生活》（1951）、《祖国》、《在祖国面前》、《海上蝴蝶》（1985）、《沉默的悬崖》（1986）、《牛汉诗选》（1998）、《温泉》（1984）获全国优秀新诗集奖、《爱与歌》（1954）、《蚯蚓和羽毛》、《牛汉抒情诗选》、《我的第一本书》（被选为语文人教版八下课文） 、《华南虎》（被选为人教版语文教科书课文）、《中国当代文学百家——牛汉诗歌精选》、《半棵树》、《空旷在远方》、《汗血马》(被选为人教版八上课文）等。
散文：《童年牧歌》、《中华散文珍藏本·牛汉卷》《牛汉散文》，《萤火集》、《滹沱河和我》（2013年语文七年级上册第七课时）、《悼念一棵枫树》（获1981年～1982年文学创作奖）等。
诗话集：《学诗手记》、《梦游人说诗》2本。
[b]人物评价[/b]
牛汉就是时代浪涛中的坚强者，是当代不平静诗坛的硬汉。即使在困难的状况下，他仍能以各种题材展现自己昂奋不羁的坚强人格，抒发自己充满深邃人性的情思。这位写过长诗《鄂尔多斯草原》的诗人，热爱生命，热爱大自然。他的大部分作品多托草木以言志，借鸟兽以抒情。寄托着作者坚强的性格和不屈的意志，为人们塑造了生命蓬勃而壮烈、渴望自由和奋斗的崇高的艺术意象。
牛汉先生曾自我定位：“我不属于任何美学的‘主义’，我不在什么圈子里。我读的书很多很杂，恨不得把人类全部优美诗篇咀嚼完，但是我永远不倚赖文化知识和理论导向写诗，我是以生命的体验和对人生感悟构思诗的。我的人和诗始终显得粗糙，不安生，不成熟，不优雅。我的诗都是梦游中望见的一个个美妙的远景，我和诗总在不歇地向它奔跑，不徘徊也不停顿，直到像汗血宝马那样耗尽了汗血而死。死后升天或入地，变神或变鬼，想都不去想。这也可以说就是我这个人，以及我的诗的性格吧！”
[b]彭燕郊[/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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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燕郊(1920-2008)，原名陈德矩，1920年9月出生于福建省莆田县。七月派诗人，1939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出版诗集《彭燕郊诗选》、散文集《高原行脚》、评论集《和亮亮谈诗》、《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 彭燕郊》等。
[b]人物简介[/b]
彭燕郊，原名陈德矩（1920年9月—2008年3月31日3时51分），男，汉族。1920年9月出生于福建莆田黄石。1938年后历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宣传队员，军战地服务团团员，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常务理事、创作部副部长，<广西日报>编辑，<光明日报>副刊编辑，湖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湘潭大学中文系教授。1939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彭燕郊诗选》、《高原行脚》，评论集《和亮亮谈诗》，主编《诗苑译林》、《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外国诗辞典》等。彭燕郊是“七月派”代表诗人，其代表作有《东山魁夷》、《小泽征尔》、《钢琴演奏》、《混沌初开》等，近年创作的逾千行长诗《生生：五位一体》被誉为“构筑起20世纪汉语的精神史诗”。彭燕郊在诗歌创作和研究、编辑出版、民间文学、教育等诸多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绩，赢得了文学界和文化界的广泛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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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主要著作[/b]
《彭燕郊诗文集》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彭燕郊诗歌首次以相对完备的形式面世，文集展现了这位大师级诗人诗歌艺术的全景，为广大文学爱好者和文学学界阅读研究彭燕郊其人其作提供了条件。文集共分四卷，涵盖自由体诗（两卷）、评论、散文诗，收集了诗人从1938年至今的主要作品，其中收录自由体诗歌诗作230首，散文诗84首，文学评论18篇。彭燕郊先生在诗歌创作，诗学理论、民间文学、编辑出版、教育等领域都卓有成就，尤以诗歌创作突出，是文学界公认的一位卓越诗人，早年即以他所属的“七月诗派”而进入当代中国文学大师之列。1984年，64岁的他再次自我放逐，超越自我，实施“衰年变法”，创作了一系列中国新诗史上前所未有的诗作，他70岁发表2万余言的长篇散文诗《混沌初开》，80岁发表400多行的长诗《生生：五位一体》，今年86岁的他仍然在不倦地探索，仍然拥有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广阔的艺术想象力和旺盛的艺术创造力，他被誉为文学上的“彭燕郊现象”。
彭燕郊性格冲淡谦逊，出版诗集不多，如今知道他，读过他作品的大学生仍旧寥寥，他的作品更多地在人群中被辗转手抄、复印、谈论、诵读，许多人都是久闻其名，不见其作，连许多文学评论和研究者也难以系统觅得其作品，这严重制约了对“彭燕郊现象”的研究。文集的出版，对于认识彭燕郊的创作，探究他能够六十七年如一日保持艺术青春和创造活力的底蕴与启示，深入把握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诸多根本问题，对于21世纪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中国新诗的未来走向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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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人物生平[/b]
彭燕郊先生原名原名陈德矩，1920年9月出生于福建省莆田县。1938年参加新四军，曾在新四军政治部战地服务团和对敌工作部工作。
1939年开始在《七月》、《抗敌》、《现代文艺》、《文化杂志》、《诗创作》、《抗战文艺》等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作品。之后在桂林、重庆等地从事革命文学活动和民主运动。曾任中华全国文协桂林分会常务理事，编辑《力报》副刊《半月新诗》、《半月文艺》以及《诗》、《广西日报》副刊等，同时在各地报刊上发表了大量诗歌、散文作品，许多作品广泛流传，受到读者的热烈称赞。1947年，在民主运动高潮中被国民党逮捕，囚禁近一年。在狱中坚持诗歌写作。
1949年至北平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会后在《光明日报》主持《文学周刊》、《民间文艺》等副刊。1950年6月，来湖南在湖南大学、湖南师院任教。曾参与筹组湖南省文联，筹办新中国以来湖南省第一个文学刊物《湖南文艺》，并任编委。
1955年6月，因“胡风案”被关押。被押期间仍在心中默默写诗，每段用一个词代表，不断默记，出狱后记写下来。曾在街道工厂劳动，做过翻砂工、油漆工等等，同时坚持诗歌创作并潜心研究文学艺术和美学理论等。
1979年3月被聘请到湘潭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同年10月获平反。随后至北京出席全国第四次文代会。1980年起，任第一、二届全省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文科组组长、省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湖南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等，创办并主编<楚风>杂志，主持编撰“湖南民间文学丛书”。1984年从湘潭大学退休，居长沙，从事文学写作、编辑等。
80年代以来，彭燕郊先生的诗歌创作进入又一个高峰期并持续至今，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诗作，出版有诗集《彭燕郊诗选》、《高原行脚》、《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彭燕郊卷》、《夜行》、《野史无文》，诗论集《和亮亮谈诗》。2007年出版4卷本《彭燕郊诗文集》。曾主编《诗苑译林》丛书、《犀牛丛书》、《现代散文诗译丛》、《散文译丛》等丛书和大型诗歌文化杂志《世界诗坛》、《现代世界诗坛》，在全国文学界、文化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彭燕郊先生是我国著名诗人、学者、编辑家，在诗歌创作和研究、编辑出版、民间文学、教育等诸多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绩，赢得了文学界和文化界的广泛敬重。
彭燕郊先生从十多岁开始创作诗歌，曾是著名的七月派诗人，他前期的诗歌既鲜明、深刻地表现了抗日、反蒋的时代精神，又因具有独特的艺术品质和现代感而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他的《冬日》、《岁寒》、《雪天》等诗作成为抗战诗歌的代表性作品收入各种文学选本，他的长诗《春天——大地的诱惑》曾被当时无数进步文学青年传诵，竞相以能多背诵其中的诗句为荣。他的《小牛犊》、《殡仪》《村庄被朔风虐待着》等诗是新诗中表现中国农村和农民生存状态的经典之作。他在国民党牢狱中用生命忘我谱写的狱中诗，更是中国新诗中的异彩。由于胡风冤案，他被迫沉默了20年，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写作，他这一期间的作品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潜在写作”的重要文本，已经引起了文学史研究者们的高度重视和赞誉。新时期以来，彭燕郊先生的创作已完全超越了“七月派”诗歌的范畴，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他的大量诗作像当年那样得到人们的喜爱和传诵，将当代中国诗歌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新时期以来的彭燕郊诗歌，坚持艺术上的特立独行，不断锐意“变法”，不断尝试突破新诗已有的传统模式，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文学成就。他的《钢琴演奏》、《过洞庭》、《家》等诗脍炙人口，流传广泛；他的散文诗《无色透明的下午》、《德彪西〈月光〉语译》、《门里门外》、《混沌初开》等等，都是新诗史上前所未有的作品。《混沌初开》长达2万多字，创作历时数年，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诗，也是彭燕郊诗歌的集大成之作，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获第一届“芙蓉文学奖”诗歌奖，被选入当代中国文学经典读本，有外文译本。
彭燕郊先生有着广博的文化修养，其在诗学论著《和亮亮谈诗》中对世界现代诗歌发生、发展流向的开拓性论述，国内至今无出其右者。他主编出版的大规模、系统性的外国诗歌译著，在我国文学和文化史上尤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和历史文化积累的长久价值，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他关心湖南的民间文学事业，83岁仍抱病撰写长文为湖南省民间文学的发展献计献策。
彭燕郊先生是老一代中国诗人中艺术创造力最旺盛、艺术开拓性最强劲的诗人。他几十年如一日地热爱诗歌和生活，专注于艺术创造，追求“诗意的人生、人生的诗意”。相对于时下许多诗人，他的作品的发表、出版与他的创作成就及声望是很不成正比的，但他甘于寂寞，从不自我炒作，在国内外赢得了崇高的艺术声誉。他79岁时发表史诗性的长诗《混沌初开》，80多岁高龄仍能在一个多月内写出千行长诗《五位一体》，即使因创作过劳、大病住院也在所不惜。在长达6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直到88岁高龄，仍始终保持着思想和艺术上的独创性、先锋性、纯正性，让年轻的先锋派诗人们也折服、赞叹不已，这在中国新诗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诗歌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以至于有研究者提出了“彭燕郊现象”的命题。作为当代中国文学中大师级的人物，彭燕郊的存在，大大提升了湖南诗歌和“湘军”文学的品位与境界，被评论家誉为“中国新诗的南岳”。
彭燕郊数十年来始终热爱党和人民，政治态度明确，他无私奉献，乐于助人，默默地为我国的文化建设事业作出了许多贡献，以高尚的人格力量和卓越的艺术成就赢得了文学、文化、教育等社会各界的普遍敬重。他的去世，是湖南文学和中国文学的重大损失。
[b]阿垅[/b]
阿垅(1907年-1967年3月15日)，中国文艺理论家、诗人。原名陈守梅，又名陈亦门，浙江杭州人。"七月诗派"骨干成员之一。早年就读于上海工业大学专科大学，为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十期毕业生。参加过淞沪抗战，写有《闸北打了起来》等报告文学。1939年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在重庆国民党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任战术教官。1946年在成都主编《呼吸》。次年曾遭国民党当局通缉。建国后任天津市文协编辑部主任。1955年因胡风案被捕，1967年患骨髓炎死于狱中，1980年获平反。著有《南京》(《南京血祭》)《无弦琴》《人和诗》《诗与现实》《作家的性格和人物的创造》等。
[b]人物简介[/b]
阿垅，原名陈亦门，又名陈守梅，1907年出生于浙江杭州，他读中学时酷爱文学，尤其喜欢诗歌，尝试着给杭、沪、宁等地的报纸副刊和文学刊物投稿，发表了一些诗作。他的诗风沉郁，自具一格，曾受到郁达夫、徐志摩等名家的好评。上世纪30年代初，阿垅多以笔名“S·M”发表作品。他当过职员、编辑，思想追求进步，“九一八”以后多次参加抗日救国游行，曾被当局拘禁。1934年，阿垅出于抗日激情，投笔从戎，报考了中央军校，因有远亲党国高官陈仪担保始被录取，入步兵科学习。毕业后分入首都警卫师（88师）为见习排长。“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军兴，国民党最高当局已预感到侵华日军势必将在上海挑起战事，急调87师、88师等拥有德国装备的精锐部队开往淞沪。阿垅那时已是少尉排长，阿垅所在连队驻进西宝兴路一破庙里，连日挖工事备战。他天天坚持写日记，并收集写作素材。阿垅的部下有个来自南京的列兵关士邦，瘦瘦高高的，不怎么壮实。他告诉阿垅：他在南京曾以拉人力车为生，好几年挣不到钱，反倒欠了一屁股债，他干脆报名入伍。他对打仗有些害怕，但又痛恨日本侵略军。阿垅遂开导鼓励他，终让他坚强起来……“八一三”战争打响后，阿垅身先士卒，几次带领士兵们主动出击守住了阵地。他两次负轻伤，自谓多亏了背包与头上戴的德制钢盔，为他挡住了日军炮弹爆炸的碎片……七十天血战打下来，中国军队主力伤亡惨重。但他们粉碎了日军的半个月内攻下上海的骄狂作战计划。以血肉之躯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阿垅的那个连队牺牲过半。于1937年11月被迫西撤，回防首都南京。几年后，他升任重庆国民党陆大教官时，讲授的主课之一便是淞沪作战史。1938年8月，他的系列抗日回忆录《闸北打了起来》、《血，不会白流的》等在大后方的<抗敌>旬刊连载，广受人们的欢迎。
[b]人生经历[/b]
1929年入上海工业专科学校就读。1933年入黄埔军校十期，此时接受中共地下党影响，倾向革命，并在大型刊物<文学>上发表作品。抗战初期，参加淞沪战役，不幸负伤。这期间写有关于此战役的报告文学《第一击》等。1939年去延安进‘抗大。学习，由于在野战演习中眼球受伤，经组织同意去西安治疗。此时写有《南京》(出版时改名为《南京血祭》)。伤愈后，因回延安交通被封锁，只得留在国统区。他利用职务掩护，仍继续为党工作。编地下刊物<呼吸>并写有大量文学作品，刊于<希望>等杂志。1946年底因活动被国民党当局发现被通辑，逃出成都，浪迹于杭州、上海等地。就在此困难时期，他仍千方百计冒生命危险，继续为党提供军事情报。
解放后，上海党组织为他安排了工作。后因天津文艺方面领导诚邀，遂由上海离职，去天津，任天津文联委员、创作组组长、天津作协编辑部主任。1955年5月28日因。胡风冤案。被捕，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于1967年3月15日瘐死狱中。1980年中共中央发文予以彻底平反。1982年6月23日天津文联举行追悼会。阿垅著作，解放前出版有诗集<无弦琴>、报告文学集《第一击》、诗论《人和诗》。解放后到1955年入狱前出版有诗论《诗与现实》(三卷本)、<诗是什么>、《作家底性格与人物的创造》等。平反后已出版的有周良沛编《无题》、罗洛编《人·诗·现实》、路莘编《垂柳巷文辑》等。另有《南京血祭》北京、宁夏两种版本。
[b]创作道路[/b]
阿垅(1907—1967)是四十年代诗歌史上的一颗大星。从其诗歌峻厉、桀骜的气质类型上来说，他更像是同黑暗“天廷”激战的诗歌的刑天。有过短期延安抗大生活经历的阿垅，于1939年初到延安时曾写过一首题名为<哨>的短诗。在记述了“嘉岭山上的塔对着蹀踱在广场上的伙伴”这种初夜的松弛与安详后，他的笔锋又继而从午夜峭立的哨位陡然一转：“天上／ｏｒｉｏｎ(猎户星座)横着灿烂的剑／北极星永恒的光／从太古以前／直到春风的将来／照着人间”——随着这样一重意象的切换，那种以北极星与哨兵的对应定位，猎户星座飒亮的光与哨兵刺刀的暗示性联结，恍然将全诗提升到地质纪年的时空感中，并使人感受到一种太古清风的涤荡。它所呈示的巨大空间张力，正是阿垅心灵深巨时空结构的映现。《哨》几乎是阿垅仅有的一首静谧宁馨之作。
1941年至1947年在四川成都重庆的六年间，阿垅以来自延安的隐蔽身份，一直在国民党的军事部门工作，他因之而把自己的处所称之为“虎穴”。并因此相继使用了诸如Ｓ·Ｍ、师穆、圣门等许多笔名。毫无疑问，他因此而比一般人更深刻地感受到周围黑暗的巨大挤压。这种挤压不但构成了对他自由的束缚、思想的监控，甚至也包括对他爱情生活的摧残。我们不难设想，对于阿垅这样一位有着先天性抗逆精神的诗人，当这种挤压到了连最小的私人生活空间都要被剥夺的地步，将会意味着什么。而挤压留给个人的空间越小，心灵反弹中要求的空间就越大，灵魂对于理想的愤怒求诉就越强烈。这样，总汇在阿垅生命中的激愤便由近及远地直指覆盖着人类漫长历史的大黑暗，并促使他以绝不妥协的姿态与之对峙。而阿垅抚奏爱情的<琴的献祭>，就是以这样旷世的大愤怒，出现在中国新诗史上。
在四川的六年间，阿垅以自己痛楚峻厉的灵魂奔赴为中国新诗史划开了一条雪亮的光带。从此间所书写的<写于悲愤的城>、《孤岛》、《不要恐惧》、<去国>等诗歌的标题中，我们便不难想见他的精神指向。这种“悲愤的城”中和悲愤的时代的处境，在同他.心灵深巨时空大光明地不断抵触中，不但加深着他的悲愤，甚而更反挫出他要在“这屠宰场和垃圾桶的世界上毁灭地放火”，乃至刑天式的执锐斧以相搏的桀骜。1947年，他终因被告密而遭受通缉，在被迫离开重庆开始流亡时，他写下了《去国》一诗——“我无罪；所以我有罪了么?／而花有彩色和芳香的罪／长江有波浪和雷雨的罪么”，“我难道不是在我的祖国?然而这难道是为我所属的国?／这难道不是在我之前所展开的风景，这山，这江，这人烟和鸟影?然而这难道是为我所有的国?”这是中国新诗史上惟阿垅所有的一种诗歌句式。
在他的诗中，一个关键意念或语词(诸如这其中的“罪”和“祖国”，以及“祖国”与“国”之间微妙又是原则性的差异)一经出现，他便绝不轻易放过，而是层层追击、步步跟进，直到穷尽其根。并以句型上回环往复的紧逼，使其超越常规性的表达，直至以新的意味对阅读实现全面包抄和致命性的冲击。我们自然可以用犀利激越、峻厉雄辩来指说阿垅的诗歌，但这些又都不足以说明他在中国新诗中的贡献——他锐利奔赴的大灵魂在迢递时空中所看见的纵深度，他诗歌庞杂丰富的句型结构和元素构成，由这一切综合呈现的写作难度……甚至是胡风和艾青在自己的诗歌视野中所不曾见到的。
在四十年代的阿垅的诗歌中，竟那么丰富地浸渗着来自<圣经>、天文、地质、宇宙天体学乃至植物昆虫学以及人类文化源头的神话中的元素。并且，他的诗歌主体又更渗透着诸如“我的人啊，我记得极清楚／在白鱼烛光里为你读过<雅歌>”这种来自古典文化中高古典雅的底色——也就是在1944年的这首《无题》中，阿垅竟于最后写下了这样两行具有谶言性质的诗句：“要开作一枝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无罪，然后我们凋谢”——两年之后，他年仅24岁的妻子“无罪”地在黑暗中“凋谢”；而1967年，他自己则同样以“无罪”之身而戴罪“凋谢”，留下了“白色花”这样一个清白痛楚的形象，若干年后在一部诗歌合集的封面上，为一代诗人的生命与精神历程作证。具有天才属性的诗篇是不可复制的。但在他这种气质类型的诗人中，于此后独立着自成单元的昌耀、杨炼、海子；而在他遥远的前端，则是去国问天的屈原。
[b]文学成就[/b]
阿垅虽然职业从军，本质上却是一个文化人。他一生写过几百万字的著作，其中有风格凌厉的新诗、情怀壮烈的旧诗、还有诗论、散文、报告文学等。他在1938年就写出了最早的抗战报告文学《从攻击到防御》《闸北打了起来》等名篇；1939年写出报告体小说《南京》，后获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征文奖；1940年又写出报告文学《斜交遭遇战》，这些抗战文学作品当时都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1942年他的抗战诗集《无弦琴》由希望社在桂林出版，收集了他在延安和国统区两地写的诗作，其中不少是抨击国内外法西斯的，如《小兵》《难民》《再生的日子》等，其中有这样的诗句：“起来！/全世界的人/我们底地球已经着火了/不是壮烈地扑灭这火就是刻毒地给这火焚烧而死/我们底地球着火了啊！” 阿垅是一位真正的抗战军人兼抗战作家，政治上爱祖国、爱民族，追求共产主义赤心不改；对朋友，他慷慨大方；对亲人，他忠贞不贰。1944年他与文学青年张瑞相爱结婚，两年后张不幸离世，阿垅悲痛异常，为亡妻写了大量动人的情诗，将这种浓郁的爱情保持终身。
阿垅是七月派的重要诗人，也是中国新诗理论的系统研究者。他的新诗以想像奇特、风格遒劲著称，在新诗界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他的诗论见解深透，体系完整，深得行家和初学者的好评。在创作新诗的同时，阿垅还写过许多旧体诗词，情感真挚，格律严谨，读者从中能够领略到浓郁的艺术气质。
著名诗人绿原在发言中称，阿垅的诗，不论是新体还是旧体，都不是轻易产生的，“而是伴着战斗的生命节奏，透过深刻的生命体验，蘸着或从身上或从心头流出的血发出来的。”其代表作<纤夫>、《无题》、《去国》等为多种新诗选集所收藏。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阿垅诗文集》。孙郁还说，自己特别喜欢阿垅的诗，很多诗人都受到了他的影响。
[b]鲁藜[/b]
鲁藜(lí)，原名许图地。诗人。福建同安人。1933年加入反帝大同盟。1936年参加左联。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入延安抗大学习。曾任晋察冀军区民运干事、战地记者。建国后，历任天津市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天津分会主席，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天津分会副主席。著有诗集《醒来的时候》、《时间的歌》、《天青集》、《山》、《鲁藜诗选》。
[b]简介[/b]
鲁藜（1914－1999）原籍同安县内厝乡许厝村。童年时随父母侨居越南，1932年回国，在厦发表处女作《母亲》，1934年到上海参与左翼文学活动，1936年入党，1938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发表震撼诗坛的《延安组诗》，被誉为“传遍世界的福音”。他的名作<泥土>影响过几代人，革命烈士张志新和公仆楷模孔繁森都将它奉为座右铭。
鲁藜是“七月诗派”的代表，他的诗充满爱国主义激情，为海内外广大读者所喜爱。建国前出版《醒来的时候》、《星的歌》、《锻炼》等诗集，解放初出版诗集《毛泽东颂》、《红旗手》、《英雄的母亲》等。1955年因受“胡风集团”事件株连蒙冤入狱26年。1994年10月，天津市为诗人80寿辰举行祝寿会，称他是“我国当代卓有成效的著名作家”（林默涵语），“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经漫长岁月冶炼，你属于纯金”（艾青语）
[b]经历[/b]
鲁藜3岁随家侨居越南，少年时期做过小工、小贩、流浪者。1932年春回国考入集美乡村师范实验学校，发表处女作《母亲》于<厦门日报>副刊。这以后接触共产党地下组织。1933年5月因纪念“五卅”被捕。1934年春到上海。1937年到安徽从事教育工作。
1938年7月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同年秋创作组诗<延河散歌>用散文化的笔调表达对革命的向往和对献身者的赞颂，清新而且有哲理意味。这些诗1939年在重庆的《七月》上发表后引起反响。1942年参加整风后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抗战胜利后在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北方大学中文系工作。
1949年随军到天津，任天津市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主编<文艺学习>月刊。1955年后因胡风问题一直蒙冤，被迫停笔，参加农业劳动。1979年冤案平反，重返文坛。现在中国作协天津分会从事专业创作并担任领导工作，为《诗刊》编委。
[b]文学特点[/b]
鲁藜最擅长写作长短诗（包括叙事诗）、哲理诗，永远秉持着一颗不停燃烧的心灵。虽然个性温和如水，内心却炽热似火。纵观其诗歌，格调清新明丽，兼有浸润着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相交融的诗情韵味，自成一家。因之，不但得到朱自清、闻一多、胡风、艾青等名家的称赞，文学史家王瑶的推崇，在社会各界读者中也得到了普遍的欢迎，这才是最难得的创作回应，很值得当今诗人共同研读之。
[b]胡风集团事件[/b]
1955年发生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与胡风有过往来的人受到株连，鲁藜没有幸免。人民日报1955年5月13日公布了所谓《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1955年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屠梅志（胡风夫人）也同时被捕。中共天津市委在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第一批信件当天布置逮捕阿垅、卢甸，他们早有思想准备，事先将与胡风来往信件全部销毁。鲁藜和胡风只是作者与编者关系，也有信件往来，他未烧毁而把20多封信整理好，准备上交。天津文联秘书长张学新和天津市公安人员到鲁藜家去，并未逮捕，请他搬进天津文联机关住，进行检查，鲁藜主动把胡风信件交给组织。人民日报5月24日发表第二批材料，公安人员才把鲁藜从文联机关带走，定为“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在公安机关关了一年，没有审查出和胡风问题有什么关系，也无其他政治历史问题，被释放了。天津市委要他写一篇检讨文章发表，就可以不开除党籍。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铁骨铮铮，宁愿暂时不恢复党籍，也不向错案低头，更不落井下石，拒绝撰写检讨文章。于是分配他到南郊区任合作办公室副主任，后又调到天津拖拉机厂和农场劳动。“文革”十年，他在劫难逃。粉碎反革命“四人帮”之后，直到1979年才恢复工作。
1980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审查结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件错案，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决定凡是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复名誉。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1981年中共天津市委对鲁藜一案做出“三恢复”（党籍、工龄、工资）决定，彻底平反。
[b]艺术成就[/b]
在中国现代诗坛上，鲁藜的成功应是一个殊例。他出身于贫苦华工家庭，自幼失学，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仅初中程度），主要凭借刻苦自学成材和艺术天分的赐予。那种坎坷不平的命运，热爱祖国与人民的高尚情操，赋予他灵性。他仅在故乡厦门从事地下工作时发表了一篇小散文习作，从未做过当诗人的美梦，而成名的契机还是在抵达延安之后。这位爱国归侨青年，在这里寻到了一条自主创新的大众化诗路。1939年冬发表组诗《延河散歌》，采用新的思想与表现手法，立即震惊了全国。接着主动请缨奔赴华北抗日根据地，由于主体意识与新生活的巧妙遇合，使之成为解放区的著名诗人和“七月派”的代表人之一。如果不是后来受到那场政治风暴的冲击，可以预见鲁藜将在诗艺术上获取更加辉煌的成就。
[b]相关评价[/b]
鲁藜的诗篇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富有象征主义的歌咏，充满浪漫主义的情调，具有哲理的内含；某些短诗有时超越他所写的某些较长诗篇直抒胸怀的成就，含有丰富的内在的感情，蕴含深刻的哲理，感人至深，受到读者的欣赏和热爱。
鲁藜一生就是一首悲壮的诗，在他痛苦的深渊里“浮出彩霞的光彩”。
[b]胡风[/b]
胡风(1902年-1985年)，男，原名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果等。湖北蕲春人。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1920年起就读于武昌和南京的中学。1929年到日本东京，进庆应大学英文科。1933年被驱逐出境。1934年与青年作家梅志结婚。
1949年起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其间写有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特写集《和新人物在一起》，杂文短记《从源头到洪流》等。1953-1954年，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b]人物简介[/b]
胡风[1]（1902年～1985年），男，原名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果等。湖北蕲春人。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1920年起就读于武昌和南京的中学，其间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作品。1925年进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改入清华大学英文系。不久辍学，回乡参加革命活动，后一度任职于国民党的宣传、文化部门。
1929年到日本东京，进庆应大学英文科，曾参加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艺术研究会，从事普罗文学活动。1933年因在留日学生中组织抗日文化团体被驱逐出境。回到上海，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与鲁迅常有来往。
1934年与梅志结婚。1935年编辑秘密丛刊《木屑文丛》。翌年与人合编《海燕》文学杂志，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由此开始了一场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这一时期发表大量文艺理论批评文章，结集出版了《文艺笔谈》和《密云期风习小记》，还出版了诗集《野花与箭》与一些译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主编《七月》杂志，编辑出版了《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并悉心扶植文学新人，对现代文学史上重要创作流派“七月”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研究股主任，辗转于汉口、重庆、香港、桂林等地从事抗战文艺活动。
1945年初主编文学杂志《希望》，以配合延安的整风运动。胡风期望通过该杂志，展开真正的争论，批评党的官员中的教条主义，但是，他也因此遭到批判，杂志也被取消。这一时期著有诗集《为祖国而歌》，杂文集《棘原草》，文艺批评论文集《剑·文艺·人民》、《论民族形式问题》、《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为了明天》、《论现实主义的路》，散文集《人环二记》，译文集《人与文学》等。
1949年起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其间写有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特写集《和新人物在一起》，杂文短记《从源头到洪流》等。1953－1954年，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b]生平经历[/b]
因家中贫寒，11岁才上学。1922年入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实验中学与附属中学、南京大学附中、南师附中），曾与巴金等人同学，加入共青团。1925年下半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预科，1926年又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未转团组织关系。
在北伐战争与大革命的风潮中，胡风于1926年回到湖北家乡参加打倒军阀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他从鄂东家乡逃到武汉，正逢汪精卫主持武汉国民政府“清党”，胡风对革命前途悲观，于1927年至1928年期间，先后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部任干事、在江西剿共军第三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担任了28天科长，负责编辑湖北省党部机关刊物《武汉评论》、江西省党部机关报《国民日报》副刊，曾撰写《反共宣传大纲》等有反共内容的文章。
1980年，中央组织部、公安部给胡风案平反时，认定胡风的这一段历史，属于政治历史问题，不应以历史反革命论罪。1985年4月，公安部对胡风历史上的问题（关于胡自动退团问题；在国民党省党部任职；在剿共军任反动职务；写“反共宣传大纲”等）又进一步复查，经研究并请示中央书记处同意，认为胡申诉的五个历史问题，有的仍然证据不足，如“撰写反共宣传大纲”仅一人检举，胡一直否认。
胡风于1929年赴日庆应大学英文科留学，加入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艺术研究会，并在日本刊物《艺术学研究》和《普罗文学讲座》上介绍过中国左翼革命文学。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反帝同盟和日本左翼作家组织，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分盟负责人之一。由于胡风在留日中国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参加反战（918事变）活动，1933年3月被日本政治警察机关特高科密捕，6月被驱逐回国。
1933年回上海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曾任左联宣传部长、行政书记。
1935年，编辑秘密丛刊《木屑文丛》发表小说，反映苏区斗争，并且介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
1936年初，合作编辑《海燕》，翻译反映朝鲜、台湾人民反殖民斗争的短篇小说集《山灵》，收录台湾左翼作家用日本语创作的小说，如杨逵《送报夫》、吕赫若《牛车》等，是世界汉译日本语台湾文学的第ㄧ人。
1937年抗战爆发后，胡风在上海编辑《七月》文学周刊，出版了《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丛书。
1938年，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兼任复旦大学教授，著有诗集《为祖国而歌》、杂文集《棘原草》、文艺批评论文集《剑·文艺·人民》、《论民族形式问题》，译文集《人与文学》。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编辑出版了文学杂志《希望》，其间著有文艺批评论文集《为了明天》《论现实主义的路》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1949年起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著有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和特写集《和新人物在一起》，杂文短记《从源头到洪流》，长诗《为了朝鲜·为了人类》
胡风虽然在政治上拥护中共，但在文艺理论的主张上多次与中共在文艺界领导人（如周扬）的观点相冲突，从1945年起，他的文艺理论多次受到批评，性情直率的胡风则也毫不客气的做反批评。
1951年起，一些人写信给《文艺报》编辑部，要求再次批评胡风文艺思想。1952年初，《〈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陆续刊登了这些来信，从此拉开运动序幕。1955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2月，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全面批判。
4月13日，胡风旧友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抨击文章《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同时还交出了在1940年代与胡风的私人通信。5月13日至6月10日毛泽东发起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运动，认为胡风反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此令《人民日报》在5月13日至6月10日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共三批，并亲自写编者按。[4]在此期间，人民日报还在每天第三版用五分之二以上甚至全幅整版，刊登声讨文章、读者来信和漫画鼓动声势。胡风随后被判为反革命，并于同年5月18日被捕。同时还涉及2100多人，逮捕其中92人，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骨干23人。胡风入狱十年后被正式判刑14年，后文革时期重判为无期徒刑。
[b]主要著作[/b]
文艺笔谈（评论集）1936，生活
文学与生活（理论）1936，生活
野花与箭（诗集）1937，文生
密云期风习小纪（评论集）1938，海燕；又名《看云人手记》，1944，自力书店
论民族形式问题（理论）1940，生活
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评论集）1942，南天；又名《剑·文艺·人民》1950，泥土社
为祖国而歌（诗歌）1942，南天，1986，百花
棘原草（杂文集）1944，希望社
在混乱里面（评论集）1945，作家书屋
逆流的日子（评论集）1947，希望社
胡风文集（评论集）1948，春明
论现实主义的路（理论）1948，希望社
欢乐颂（长诗）1950，海燕
安魂曲（长诗）1950，天下
光荣赞（长诗）1950，海燕
欢乐颂（长诗）1950，天下
为了明天（评论集）1950，作家书屋
人环二记（散文集）1950，泥土社
为了朝鲜，为了人类（长诗）1951，天下
从源头到洪流（散文集）1952，新文艺
和新人物在一起（报告文学集）1952，新文艺
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 1955，文艺报附刊
胡风评论集（上中下册）1984—1985，人文
石头记交响曲（诗集）1986，湖南文艺
胡风晚年作品选（散文、评论合集）1987，漓江
胡风的诗（诗集）1987，文联胡风杂文集
胡风杂文集1987，三联
胡风书信集 1989，百花
胡风论诗（理论）1989，花城
民族形式讨论集（论文集）编，1941，华中
我是初来的（诗集）编选，1943，读书
[b]人物平反[/b]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对这桩错案进行了彻底的纠正，为胡风等人恢复了名誉。胡风1979年获释，此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协顾问等。
1985年6月8日病逝于北京。
1980年9月22日，“文革”后复出仍为文艺界领导人的周扬，来看望胡风，并带来中央文件，对“胡风反革命集团”予以平反，而对诸如“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胡风等少数同志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还有胡风在20年代担任所谓“反动职务”，写过“反共文章”，“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等政治历史“问题”则予以保留。对于这些被保留的莫须有的论断，胡风自然不能接受，当时他没有在平反文件上签字。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76号文件，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
胡在北京逝世后，由于胡风家人对文化部拟定的悼词表示异议，追悼会不得不无限期推延，而胡风遗体也不得不冷藏在友谊医院太平间里等待。
次年1月初，胡风治丧委员会终于发出讣告，此时距胡风逝世已七个月。追悼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主持。文化部部长朱穆之致悼词，悼词中对胡风给予充分肯定。——这便是胡案1986年的第二次平反，仍未彻底的平反。
1988年6月18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指责胡风将关于共产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题材等五个问题，说成是“五把刀子”，予以撤消。
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严厉指责胡风和一些人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予以撤消。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指责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予以撤消。
这便是胡案1988年的第三次平反。至此，胡案历时八年，先后三次才从政治上、历史上、文艺思想及文学活动上，获得全面彻底的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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